| 奢談香港精神以及如何重建香港精神，只是將有關香港深層次矛盾的討論引向歧途。 |
| 林沛理，文化雜誌《瞄》（Muse）主編，《信報》及《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最新的一本書是《破謬．思維》（天窗出版）。 一 套得到建制認可和贊同，以及當權者大力提倡和宣揚的社會價值，自然有其巨大的功用性。比方說，在一個強調對國家、民族、黨、政府和上級絕對服從的威權社 會，為國捐軀往往被塑造成男人可以成就的最偉大的事業。按照這套價值系統，任令生靈塗炭的戰爭也不是荒謬的，而多荒謬的戰爭也自有其神聖的任務 —— 給國家的熱血男兒一個捨身成仁的機會，讓他們證明自己對民族的效忠。在這個意義上，為國捐軀的烈士這個稱號和身份，就是社會給男人的貞節牌坊。 明 乎此理，我們就不會詫異，為什麼時至今日，我們每天在電視上聽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仍然是完成於一九三五年抗日時期的《義勇軍進行曲》。這首家喻戶曉 的名曲的主題正是為國捐軀。它號召人民「起來」，「冒著敵人的砲火前進」；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萬眾一心」地「做血肉長城」。 近 日甚囂塵上，有關「香港精神」的討論也可作如是觀。與其說刻苦奮鬥、拼搏進取和逆境自強是香港精神，倒不如說這些「公認」但現時正「減弱得最厲害」的所謂 「香港人特質」，是為了它的社會功能而被杜撰出來的。這情況，一如一個終生先後聽命於父親、丈夫和兒子的女人，被認為所展現的是「正常的女性特 質」(normal femininity)；而女人若非如此，則可能是陽剛情結(the masculinity complex)長期或暫時作祟所致。 幾十年前和上一代的香港人之中，稱得上「刻苦奮鬥、拼搏進取和逆境自強」的為數當然不少；正如今日 能夠做到這樣的本地人也不在少數。可是，將這些性格和行為特徵稱之為「香港精神」，就不只是簡化，而是「本質化」(essentialize)了香港人； 硬要將「刻苦奮鬥、拼搏進取和逆境自強」說成是香港人「特有的質素」，更是毫無邏輯根據的一廂情願。更重要的是，社會價值往往是社會制度、社會發展和社會 環境的產物。將香港過去幾十年的經濟成就，看成是某種精神的勝利，是太唯心主義了。你用不著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也會同意經濟基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政治上 層建築和思想上層建築。韋伯(Max 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也指出，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生與新教倫理有一種內在的親和關係。教徒辛苦工作，杜絕享樂以至禁慾，在經濟活 動中工於計算，因而積累了財富，在競爭中處於有利的地位。作為一種廣泛風行的社會精神氣質，它就是「資本主義精神」。幾十年前的香港是一個難言富裕、以工 業生產和代客加工為主的社會和經濟體系。那時「刻苦奮鬥、拼搏進取和逆境自強」不僅是理想的香港人格(the ideal Hong Kong character)，也是很多香港人賴以生存的心理素質。 反觀今日的香港，早已轉型為不賣勞力而賣腦力、專業、創意和高增值的服務型經 濟；而整個社會專注發展地產帶來的外部成本(externality)和異化效果(alienation effect)，亦完全扭曲了香港人的價值取向。再加上政治的爭拗和民主進程的緩不濟急，使香港的內耗日益加劇。在這樣的環境下，奢談香港精神以及如何重 建香港精神，只是一個混淆視聽的假議題，將有關香港深層次內部矛盾的討論引向歧途。當然，政府和建制的既得利益者大談香港精神而樂此不疲，因為它的潛台詞 是：現狀一切安好，制度行之有效，有問題的只是今日香港人的價值觀而已。 其實，從組織學習(organizational learning)的角度而言，到今時今日仍然抱著幾十年前的香港精神的腿子不放，反映了香港作為一個學習型社會有嚴重的學習障礙 (learning disability)。早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熊恩 (Donald Schon)已經提出學習型組織 (learning organization)的概念，但真正將這個概念轉化為管理學常識的， 卻是美國學者彼得‧聖吉(Peter Senge)的《第五項修煉》 (The Fifth Discipline)。聖吉認為，在今日的世界，劇變和突變已經成為了新秩序的新常態(the new normal)，個人、企業甚至社會要成功，便必須致力理解、掌握和適應這些變化。社會要懂得學習和善於學習，因為在一個全球化的知識型經濟體系中，社會 的生產力和競爭力，將繫於它汲取知識、生產知識和處理資訊的能力。它是學習的基礎和先決條件，而勇於學習和善於學習比肯拚肯搏，甚至只懂得埋頭苦幹、「做 好這份工」更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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