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2-13
现代社会科学的头号大问题就是现代性自身，这是查尔斯•泰勒在《现代社会的想象》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来的。泰勒对西方思想史的梳理可谓功力精湛，让人有目不暇接之感，尽管他谨慎地声称他关注的只是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与大多数社会学家不同，泰勒在此书中透露出的眼光是独到的，他并没有站在一种客观的立场描述西方社会的变迁，相反，他采取的是一种解释学的路径，通过人们观念的变化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实践形式的转变来描绘西方现代化的图景。
在这本书中，他追溯了现代西方“社会想象”发展的历程，以此来讨论现代性的问题。他考虑的是现代公民的思考框架中那些模糊而复杂的概念，他认为，正是这些概念在帮助他们理解和想象他们的社会以及他们面临的困境。根据泰勒的说法，现代社会想象的核心是从洛克和格劳秀斯的自然法理论中生发出来的道德秩序观念。泰勒在这本书里主要就是考察这种现代的道德秩序观是如何进入并转化社会的想象，从而直达存在者的核心的。因此他在书中展开了追溯社会想象的漫长之旅。他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三种现代社会的自我理解形式的发展，这些理解形式都反映了新的道德秩序（p.69）。这些形式的出现印证了这个“长征”中的重大步骤，泰勒在其描述中把它们与不同的文本相连。
但他绝不想把现代性当作一个同质的、连贯的现象。他把现代性称之为“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实践与制度形式（科学、技术、工业生产、都市化），新的生活方式（个人主义的、世俗化的、工具理性的），新的隐忧（异化、无意义、社会解体之危机感）的集合。”他还认为，随着社会以不同方式现代化，我们应该把现代性看成是复数的。但是，诸种现代性共享一些与自然法理论有关的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泰勒所说的“现代道德秩序”，它将社会看成是由个人组成的，他们为了互利（而不是为了国家）而存在。因此，日常的目标和人的需求超过了社会任何内在的“更高的”目标。自由和平等的权利与义务是现代道德秩序的核心价值。
在此“长征”过程中，这些激进的新观念逐渐扩展到其它领域。它们被应用于社会中越来越多的领域，而与之相关产生的后果也变得越来越紧迫。泰勒将其称之为一个“双重扩张”。到我们今天，社会想象已经完全被这种道德秩序改变了。甚至你不把它当作自明的和普遍的，都是困难的。当我们理解了泰勒讲的“社会想象”不仅仅是某种“背景理论”后，它的重要性就更明显了。它们已经完全与社会的和政治的实践交织在一起了。通过语境化和意义化，它们使社会实践变为可能。这种实践与想象之间的互动是：现成的实践得到了重新阐释，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而新的观念为新的实践打开了可能性。照泰勒看来，和平的社会变迁总是在现存的社会想象中有一定的基础，即使这个基础本身也在变化。所有这些观念与他更大的一个立场相吻合：即实践与理解的方式常常是不可分割的。
具体来谈他的“长征”故事，泰勒引进了一个诗学概念：“伟大的抽离”（the Great Disembedding）。它包括人们用现代个人主义来理解社会存在这种转变的方式。这个转变的种子早已撒在轴心宗教的崛起中，拉丁基督教的改革运动形成了这个伟大抽离的起点。宗教改革的意图一开始是道德的，后来它却走上了现代个人主义的道路（p.62）。这个抽身的过程就是我们熟知的祛魅。作为整体的社会与上帝的关系后退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体直面上帝。至于人类的繁荣，人类日常欲求的重要性不再被所谓更高的要求所质疑了。
在这三个新的社会形式中，泰勒首先讨论的是经济。经济行为被认为创造了个体之间的互利，尽管它是无意识的（“看不见的手”）。经济成为一个系统，有其自身的非人化法则，它独立于社会的政治领域。它被客体化为一种社会想象，并成为在政治领域外获取认同的首要社会生活形式。从此，非政治社会领域的可能性进入社会想象。接下来出现的是公共领域。它发展为在不同媒体和地点进行的讨论，这些讨论被看作一个大的辩论，其结果就是产生了“公共意见”。公共领域的新颖性部分在于它将公共意见看成是给予政治决策合法性的来源。它增强了权力来自于自由主体的一致同意的观点。同样新颖的还有公共领域的世俗性。对泰勒来说，“世俗化”并不主要指宗教的衰落，而是指安放现代社会的根基上超越性基础的缺乏。公共领域之所以是世俗的，是因为它并不依赖任何外在于行为者的东西来赋予其合法性。
泰勒说的第三种新的社会形式是人民主权。这个理念被带入了实践，并被用来重新阐释旧有的实践。因此，在世俗的年代一个新的集体能动性的形式诞生了。泰勒认为它是从平面而非垂直的方向上重新阐释社会：平等代替了等级制，通过小群体和社会网络进入社会的成员身份被直接进入社会、与国家直接联系的个人所取代。现在，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人民，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更容易被想象和激发起来（因为国家保护了人民的自由，国民身份成为一个重要的认同点）。权利概念被泰勒称为 “长征”中的第四个重要要素。关于权利的讨论应该被看成是保护非政治领域免于政治权力干涉的一种方式。
总的来说，泰勒重新考察了多重现代性的主体。他对西方现代化历程的追溯证明了一种社会想象如何被其特殊的历史语境所塑造。在这本书中，他关注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宗教在现代历史中的地位。他认为世俗性的现象与基督教的叙事紧密相连，正是这一点使得西方现代性有其独特的面貌。这个论断与韦伯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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