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10日
i-See主義
葉輝
解放廣場上的深紫色玫瑰

開羅解放廣場上有一團不捨晝夜地燃燒的烈燄，每天都看它好幾回，漸漸就覺得那真的是一束深紫色的玫瑰—原來齊澤克（Slavoj Zizek）也注意到了，廣場上有諸色人等的訴求，民族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理想主義者、機會主義者、愛國者……都來了，唯一缺席的（或出席了而沒有現身的）可能就是原教旨主義者。當然，也可以清晰地看見不在場的西方霸權的身影，他們不在場卻明目張膽地遙控着那團烈燄的溫度，以及那束深紫色玫瑰的光譜。

開羅解放廣場上持續的怒吼，證明了西方自由主義者的犬儒智慧是徹底錯誤的，他們一直堅持一個錯覺，在阿拉伯世界，只有原教旨主義或國族主義才足夠力量動員群眾—但他們錯了，那一束深紫色的玫瑰倒是在原教旨主義者缺席下持續怒放，那倒是革命時期最陰柔的美。

阿歷山大的灰姑娘

在電視新聞畫面來不及覆蓋的解放廣場上，原來還有詩和音樂，有一個名叫Eskenderella的樂隊以詩的名義吶喊着自由和解放的聲音，Eskenderella是一個混合詞，意思就是「阿歷山大（Eskendereyya，埃及口語）的灰姑娘（Cinderella）」，這樂隊以動人的女聲詠唱黎巴嫩詩人哈達德（Fouad Hadad）的《你這青鳥》（You Green Bird）、埃及作曲家達維什（Sayed Darwish）的《甦醒吧，埃及人》（Wake up Egyptians）、埃及詩人奈格姆（Ahmed Fouad Negm）的《全體戀人集合》（All lovers gathered）……也許詩與音樂就像女歌手阿米拉（Emmanuelle Amira）所言：「所有不同的宗教和生活方式實際上表達了相同的和平、謙卑和愛念，在一個被疏離的社會表述的是名副其實的團結。」那詩和音樂，是革命時期最陰柔的美。

也許，已故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埃及小說家馬福茲（Naquib Mahfouz）也錯了，他來不及目睹解放廣場上那一束怒放的深紫色玫瑰，才會有此宿命論：「生命總是太聰明，聰明得騙過了我們；如果它一開始就告訴我們，它的店裏賣些什麼，我們會拒絕出生。」

另一位埃及小說家蘇維芙（Ahdaf Soueif）卻以平常心面對這場偉大的革命，她說她心目中的埃及地圖從沒改變，它永遠是一幅《愛的地圖》（The Map of Love），那是她在2000年出版的小說，講述兩個女子的故事：離了婚的美國女記者到埃及採訪，遇上一個美埃混血的作家；英國寡婦到埃及旅行時，愛上一名埃及民族主義者—小說裏的愛情和政治當然滿有現實的寓意，可她寫道：「那是過去的美，都擱在桌上：雜誌、圖片、一個蠟燭杯、幾本歷史書。你離開它再來看它而它仍在等你—從來沒變。你翻揭了幾頁，從頭再看，你可以揭開前言而知曉結局。而你述說那故事，人活在其中，他們卻只能訴說各自的部分。」

必須承認，我們對埃及其實所知無多，但我們願意耐心傾聽。比如蘇維芙告訴我們，她在前往解放廣場參加集會之前，竟有閒情爬上梯子，掛好一張剛剛洗熨好的門簾，那其實並不荒謬可笑，她寫道：「我只知道我需要為我的睡房掛上洗熨好的門簾，否則它會出現皺紋而要重熨。所以我在出門前花十分鐘將它掛好，再花半分鐘欣賞那柔順而滾滾如浪的雪白……」那門簾的白浪亦如愛的地圖那樣舒伸顧盼，是革命時期的日常生活最陰柔的美。

他們為什麼嘲笑民主

可這陰柔的美不一定包括被尊稱為「普世價值」的民主，或者就像馬福茲所言，埃及人並不是不愛民主，他們會為獨立而不惜犧牲，但他們還沒學懂珍惜民主，他寫道：「我為我們的1919年革命自豪，也為自己身為華夫脫黨員（Wafdist）而自豪，但革命的優先選擇並不是民主，而是擺脫外國的統治……民主還沒有在我們的文化中生根……我們的下一代甚至責備民主，一如責備貪腐和特權……大部分埃及人認定二戰後的民主毫無貢獻—沒有社會公義，沒有自由，甚至沒有完全獨立。他們嘲笑民主。」

必須承認，我們對埃及其實所知無多，我們只知道一點埃及的地理：地處非洲東北角而西奈半島伸入亞洲，位於地中海邊緣而憑尼羅河與中非聯繫，東隔紅海而對岸就是阿拉伯半島；也只知道一點埃及的歷史：歷來屢被外族入侵，西亞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地中海的希臘人和羅馬人、尼羅河流域的努比亞人和北非的柏柏爾人都曾是它的統治者，它也曾像香港那麼淪為英國殖民地，獨立後親過蘇俄又靠攏美國……此所以在纍纍的歷史傷痕中，埃及人對外來文化倒是特別寬容。

但在此時此刻，我們還是重讀馬福茲寫於1956年至1957年的《開羅三部曲》（The Cairo Trilogy），從中或可見出解放廣場上那束怒放的深紫色玫瑰的「前傳」：從二十世紀初葉起，一家人三代從商，前兩代人的目光都集中於反英國殖民的學生運動和民族獨立鬥爭，全力民族主義者組成的華夫脫黨，第三代人卻對民族主義感到失望，或變成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或變成激進的為馬列信徒……固有的道德、理想和價值被摧毀了，馬福茲說：「謊言、誘騙、欺詐、殘忍，像精明的商標和偉大的證書一樣通行無阻……」

是的，馬福茲一生憂患，儘管得享高壽，在這世上活了九十四年，還是來不及目睹解放廣場上的烈燄。我們也未必能看見但我們可以想像，那一束怒放的、散發着最陰柔的美的深紫色玫瑰，必如日常生活裏一幅門簾的白浪，將謊言、誘騙、欺詐和殘忍都淘洗乾淨，就像齊澤克所言：有若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小說的標題—《一個都不留》（And Then There Were N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