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大廈演繹另一種全球化 ．陳立諾

香港重慶大廈有一百二十多個不同國籍的人同住，文化多元、民族平等，商品與資金經此進出南亞、非洲及第三世界，展現另一種全球化現象。港人林惠龍帶領業主改善環境，加強管理，塑造新形象，中國公安也來考察。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早上十一點，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站在彌敦道旁一個臨時搭起的台上，對傳媒有所感觸地說：「我認識一些少數族裔的朋友，他們說剛來到香港時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可是一來到重慶大廈就甚麼都有了。上一個月我來這裏探訪，和大廈業主立案法團委員見面，發現這裏已煥然一新。」

除了曾鈺成，還有中聯辦高層、油尖旺區議會主席等人，出席了重慶大廈五十週年華誕暨外牆工程竣工揭牌剪綵儀式。竣工典禮在重慶大廈出口處進行，人群擠在彌敦道一側觀看，氣氛很熱鬧。

重慶大廈是香港另類知名地標，門牌號碼：彌敦道三十六號至四十四號，座落於香港市中心黃金地段。大廈樓高十七層有九百二十個單位，有廉價賓館一百六十家共一千一百八十六間客房，有香港住宿最便宜的小旅館。最低的四層是商場（包括地庫一層），共有商鋪三百多個。大廈住了四千多人，主要是香港少數族裔，南亞和非洲裔人士最多，華人反而是少數。每日平均有一萬人出入重慶大廈。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教授麥高登(Gordon Mathews)曾斷斷續續在重慶大廈住了四年，研究不同種族聚居和交易現象，並寫成書《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重慶大廈》（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Chungking Mansions）。他翻查大廈各旅館登記名冊，統計出有一百二十九個不同國籍的人住過重慶大廈。

跨進重慶大廈，兩邊廂都是貨幣兌換店。再深入一點，就會聞到咖哩的飄香，目光所及盡是棕色皮膚的面孔，彷彿身處加爾各答；轉一個角落，就進行了一次時空穿越，狹窄的過道裏，黑色的面孔簇擁而至，恍如站在開普敦。這裏的住客以第三世界人士為主，他們大多提著行李帶一筆小錢從金沙薩、阿克拉或卡拉奇等地買一張機票飛到香港國際機場，然後直奔重慶大廈，把自己勾連上全球化的網絡。安頓下來後，他們會通過人際網絡打聽商貿情況，接觸中國貨品的供應商或親自到中國內地找貨源。採購的貨品小至幾百部包紮起來的手機或幾個裝在大袋裏的衣物，大至要用貨櫃船運。

更有能力和財力的，會出口原材料到中國大陸，再買工業產品回來。也有部分是政治難民，為逃避政治迫害而來到香港。另外的住客多來自第一世界地區如歐美或日本，他們以旅遊為目的，很多是背包客，硓帶著一本自助旅行手冊《Lonely Planet》；近年，隨著中國大陸自由行的開放，住在重慶大廈的中國內地旅客越來越多。

中國低端手機中轉站

麥高登認為重慶大廈如一個中央車站，小股商品與資金經此進出第三世界國家，是一種「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現象。他表示一些小商人每趟商貿活動可以賺取四百至一千三百美元不等。來自中國珠江三角洲一帶的中低端手機是重慶大廈這裏最能體現低端全球化意義的商品，也是最大宗的商品。商場裏有近一百家店鋪從事手機批發和零售生意，店主大多是華人，其次是南亞人，最主要的客戶則是非洲人。

在全球化光譜上，位於另一端的是高層全球化：跨國公司的大規模資金、精英階層在全球各地的流動。這種流動很多時候摻入國家權力的支持和博弈。來自全球各地的富人和精英們住在重慶大廈旁邊的五星級酒店喜來登、或是對面的半島酒店，這些酒店一晚的房租由幾百至上萬美元不等。

重慶大廈的舊址是名為「重慶市場」的一個商場，一批菲律賓華僑買下該處土地興建大廈，一九六零年開始賣樓花，一個一千平方呎單位售價約三萬元。大廈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落成，為紀念抗戰時國民政府把四川重慶設為陪都，決定以舊址之名稱為大廈冠名。重慶大廈當時是三面環海的豪宅，外牆有陽台，其商場是當年香港最大規模的。

到八十年代，附近英兵營房的印度士兵開始在大廈低層開餐館和電器店；樓上改被建成廉價賓館，原有的陽台被封住。重慶大廈漸漸變舊，牆身斑駁，外牆冷氣機滴水嚴重，下面的人行道熱天時經常濕漉漉的。

在香港人心目中，重慶大廈外型老土，是第三世界窮人聚居之地，人流複雜。在重慶大廈某個單位裏，戴著金色假髮扮演殺手的林青霞殺了幾個印度毒販，然後在逃跑時遇上失戀的扮演警察的金城武，但最終兩個人擦身而過，這是王家衛一九九四年上映的電影《重慶森林》中的情節。電影以重慶大廈為故事背景，影片裏大廈的通道和走廊陰暗昏沉，空氣裏潛藏著惴慄與危險，不同國籍的人往來穿梭，懷著不同目的趕往不同地點。

九十年代中期前，重慶大廈罪案頻發，盜竊、搶劫屢見不鮮，毒販、妓女常以這裏為大本營。加上年久失修，電線鋪設雜亂，大廈時常發生火災，又被港人稱為「火警大廈」。一般香港人過其門而不入，視為「他者」集中地。

「那時候翻開報紙，關於重慶大廈的新聞都是負面的。」重慶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現任主席林惠龍說。林身材中等，皮膚白篼，臉上帶著笑意，精神矍鑠，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九十年代中期以後，重慶大廈慢慢變得和以前不一樣。伴隨著中國經濟崛起的大環境，同時在林的努力和付出之下，重慶大廈的舊故事逐漸被改寫。

林惠龍的人生故事，和重慶大廈一樣具有傳奇性。

林祖籍福建福州，抗日時期出生。父親是福州航空公司專員，一九四九年隨公司飛到台灣，豈料不能再回來。林惠龍在大陸時是一名中文教師，因為工作出色被評為模範教師。一九七九年，她放棄國內工作來香港和失散多年的父親相見。她父親在重慶大廈開設玉石公司，積累了一筆財富。她和父親會面只有九天，她父親去了台灣在當地中風去世。林惠龍對亞洲週刊說：「父親沒有留下遺囑，所有財產都給後母那邊拿走，我分文不獲。我可以打官司取回屬於自己的部分，但我放棄了，後母那邊說我貪父親的錢，我就是要爭這一口氣！」她憶起這段往事尚未能完全釋懷。

已屆中年的林惠龍開始在香港打工，同時還要照顧才六、七歲的女兒。她同一時間做三份工作：白天在電子毡工作晚上在夜校教普通話中午還在飯堂兼職侍應。「教書時我女兒就一個人靜靜地坐在角落做功課。她很乖，很懂事，很小就懂一個人煮飯。」她欣慰地說。同時打三份工的生活持續九年，她用存起來的錢和兩個朋友合資買下重慶大廈一個有六個房間的單位，約一千平方呎。

明星鍾楚紅曾住這裏

「一九八八年六月買，不到六十萬元每個人湊二十萬元，接著改建成賓館，同年十一月二日開張。」林對於往事的細節部分記得很清楚，「買下單位是因為樓價低，地點好，想做旅客生意，賓館的第一批客人是一家荷蘭人」。自此，她一儲下錢就買重慶大廈的單位，把生活重心轉移到賓館經營方面。「B座五樓B一室是鍾楚紅家，這裏很多老居民是看著她長大的，她去選香港小姐後她家人就把單位賣掉搬走了，後來被人買來做賓館。」林惠龍笑說：「可是做得不怎麼樣，我就租來自己做賓館，留一個小房間和女兒一起住。」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一日，重慶大廈電力變壓房發生爆炸並引發五級大火。大廈停電停水十個晝夜。一向對重慶大廈現狀不聞不問又或感覺無能為力的業主們遭受不少損失，反而激發起他們的家園意識。林惠龍被業主們推選為大廈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帶頭解決問題。後來她更得到業主支持，從二千年起連任五屆法團主席。經過各方努力，半年之後重建了變壓房。

前港督彭定康伉儷前來參觀，惹起轟動。之後，彭定康還給林惠龍寫了封嘉許信。接著，林惠龍開始推動改善大廈衛生環境，以及安裝火災警報滅火系統。二零零零年，推行大維修工程及五年改善計劃。

王家衛偷拍電影

「九三年的時候，王家衛申請來重慶大廈拍電影，當時我做法團主席，擔心拍電影引起混亂，於是拒絕了他。他就進來偷拍，把旁邊的另一幢大廈也拍了進去。這部《重慶森林》反而讓重慶大廈名聲變大，多了不少外國客人。」林惠龍笑說：「我對來拍電影的態度就有了改變，上一年就批准Mr. Bean來重慶大廈拍了個多月，有委員卻認為這是特務電影，害怕外人誤會這裏有特務居住。」

其實重慶大廈並非是一座大廈，而是五幢大廈在一、二、三樓商場部分連接而成，四樓以上是分開的，因此重慶大廈的英文名Chungking Mansions是眾數（複數）。踏入二千年，在林惠龍領導之下大廈管理團隊著手改善治安問題。招攬一批有警務工作背景的人參與管理，設立先進的保安控制中心，陸續安裝了三百多個閉路電視鏡頭，週邊小巷亦被覆蓋。

「我們通過監控熒屏看到可能是販毒或吸毒的，就會立刻通知警方派人來；至於在商場大堂的妓女，會派保安人員去查問她，讓她不勝其煩，之後就不想到這裏來拉客了。」林惠龍談到她的另類管理方法。重慶大廈裏從事販毒、賣淫的給驅趕出去，加上更新了照明系統，整座大廈氛圍為之一新，一掃以往的陰暗昏眩。有時，警方偵查刑事案件時也要借助重慶大廈的閉路電視錄影。

林惠龍在重慶大廈共買了七個單位，一個自住，六個改成賓館有三十六個房間出租。她的賓館在大廈裏是檔次比較高的，房間大小約七、八十平方呎，一晚租金由三百至七百元（約九十美金）不等，隨淡旺季而定。「大廈賓館住客，印巴裔佔四分之一，非洲裔佔四分之一，其他是中國人，歐美的客人少了，可能跟那邊的經濟不好有關係。」至於自己的賓館她表示：「上一年日本客佔七成，今年中國客佔七成。」

「重慶大廈落成以來，外牆從未維修過，今年是第一次進行外牆維修。工程主要是拆除向著彌敦道的外牆冷氣機、鞏固外牆。」林惠龍說。

二成非洲手機來源地

剪綵儀式進行的時候，緊密的商貿活動正在大廈一、二樓商場進行著。二樓商場大部分店舖都從事手機批發生意，不少店舖門口職員正在把廉價電話包裝到一個大箱裏，然後用黃色膠帶封起來。「重慶大廈有五分之一的賓館是專招待非洲客的，因為不同人種有不同的體味。」林惠龍說：「這幾年中國跟非洲的交往多了，很多非洲人住在這裏，到中國買貨，非洲手機有二成是從重慶大廈這裏運過去的。」

「手機都是空運回去，週期比較短，款式更新很快。」Diallo Mohamed Ali說。「其他電子產品就用貨櫃運回非洲，在幾內亞、莫桑比克、安哥拉銷售。平均利潤率百分之五至七，主要是量要大。」三十七歲的Ali是西非幾內亞人，零九年來香港。他是香港非洲人團體主席。這個團體是非牟利組織，為非洲人提供協助和商務諮詢，交港幣二十元會費就可以加入。重慶大廈不少商人都加入了這個組織。

Ali說把公司設在香港不直接到中國大陸去，是因為香港是一個法治地區而且實行自由貿易政策。

二零零七年，重慶大廈被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為亞洲「最佳全球一體化例子」，認為其環境充分體現了文化多元、民族平等、和平共存。從這種意義看，重慶大廈不只是一座大廈，而是一個小社區。「內地公安部門有時會來這裏參觀交流，看看我們怎樣管理多種族的聚居，前年廣州就有黑人族群被歧視而上街示威。」重慶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管理處高級經理梁錦華對於不同族群的治理，有三個心得：「一是掌握溝通方法，有些宗教有族長制度，有事可以先找族長；二是推行措施要考慮週詳，譬如有些洗手間要設有洗屁股的設施，貼出通告時要多國文字具備如巴基斯坦文、印度文等都要有；三是尊重，不要摸人的頭，不要亂拍照。」

在重慶大廈出入的人膚色不同習俗也不同，不時有小摩擦，但在有效的大廈管理之下大都能做到和諧共融，以賺錢致富為目標。Mike就是一個成功致富的例子。他是印度人，一九六七年來香港。九年多後累積了第一桶金，開始在重慶大廈開設自己的店鋪，從中國大陸進口手錶出口到南亞和非洲。

林惠龍說：「Mike起初在重慶大廈幫人做跑腿，現在已有過億財產，住在半山。有十八個單位，是重慶大廈其中一個大業主。」Mike能說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同時有香港和印度身份證，但他說：「我不是香港人也不是印度人，我是重慶人。」

麥高登指出重慶大廈為第三世界人士提供了一個由貧變富的機會，是一道邁向中產階級之梯。他說：「很多香港人都害怕來這裏，我想說明，當我們看到非洲及南亞人在大廈出入時，他們其實是當地的成功人士；而重慶大廈就是他們的天堂。」

第三世界夢想之地

其實，由貧變富並非一件容易的事，來到重慶大廈只是跨出成功的第一步。這是一場競賽，有很多人落敗而回，在供應鏈和銷售鏈的其中一環出了錯就有可能血本無歸。當然並非所有住在重慶大廈的第三世界來客都是為了做生意，不少人是為了找工作。他們有的被迫返回家鄉；有的簽證已過期但冒險留下來打零工；有的則以申請政治難民為由住在重慶大廈。前一陣子其中一些人收取港幣一千元幫人排隊搶購iPone 4s，曾被香港一家傳媒追蹤報道。更有一些做妓女，所得維持生活之後主要匯回家鄉接濟親人。

「做生意賺到錢的，都會在家鄉建大屋。」香港非洲人團體副主席Steve對亞洲週刊說。Steve，三十七歲，西非加納人，現租住重慶大廈一個房間。他二零零五年來香港，主要把中國的成衣和電子產品運回非洲出售。「非洲那邊對手機、電腦、二手車、電單車、成衣等有很大的需求，一部手機來價港幣二百元，在非洲可以賣到一千元。」

重慶大廈為何可以在低層全球化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麥高登認為有三個原因：一是最有購買力的本地香港人不願光顧使大廈租金比香港其他地方低廉；二是第三世界的人入境香港容易；三是中國南部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

第三世界小商人以牟利為目的的行為，讓小宗商品和資金通過重慶大廈這個位於第一世界的節點，在第三世界之間流動起來。「低層全球化」現象彌補了「高層全球化」的不足之處，當很多人都在從事類似的行為時，很多小宗商品和資金繍加起來，長年累月即達到規模效應，逐漸惠及佔全球人口七成的第三世界。重慶大廈亦因此聲名遠播，尤其在非洲和南亞。Steve說：「我們加納那邊都知道Chungking Mansions，他們以為是一座城市，來到一看才啊的一聲說怎麼只是一座大廈。」

麥高登對重慶大廈的管理讚不絕口：「我十分感激大廈法團管理，在這十年間升級大廈和改善管理，延長大廈的壽命及改變它在港人心目中的形象；我預期大廈仍能以其獨有模式延續下去，若香港失去這地方將會十分可惜。」

在低層全球化的進程中，重慶大廈是一個重要的平台，小商人們在這平台上盡情揮灑自己的營商才能，而林惠龍則扮演一個管家般的角色，維持平台的流暢運作。為重慶大廈裏的非洲同胞問題經常與林惠龍接觸的Steve說：「林主席果斷，很有領導能力。」

林惠龍說：「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每當他回首往事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悔恨，也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羞恥。」這是前蘇聯知名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主人翁保爾‧柯察金說的一句話，中國大陸那段狂熱年代風行的事物在她身上打下印記，而她攫取了其中積極的部分織入自己的人生。

她打理自己的賓館生意，並且積極參與社區工作，她的名片上印滿油尖旺區多個委員會的名銜。為社區服務使她獲得香港社會廣泛的認同。二零零九年，香港特首曾蔭權頒發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給林惠龍。她的人生在重慶大廈取得成功，一談起重慶大廈，她就充滿自豪感：「第三世界來的人不知道有半島酒店，但沒有人不曉得重慶大廈。」

一批商人和一個女人的奮鬥，最初只是為一己命運而努力，最終卻改善了更為廣闊的人們的生活。

竣工典禮結束之後，人潮散去，我們在大廈門口遇到Richard Lamb。一說起重慶大廈，Lamb就表現得很雀躍：「重慶大廈非常有個性，又夠多元化，你看週圍都是高樓，越建越高，全都一模一樣。」他帶我們到他住的房間參觀，等電梯等了很久才來到十六樓的一間旅舍。旅舍的牆上貼著幾張紙，用很大的黑體字寫著：「$65 up」。Lamb指著床鋪說：「二十多年前我來香港，一個床位只需二十五元。」

他表示每次來香港都會住在重慶大廈，以這裏為落腳點，出發到週邊地區旅行，然後再回來這裏。目前這個階段，他已陸陸續續在香港住了三年多，他說十二月中會回澳洲，過聖誕節。

蘭德公司：202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窮的國家

美國的蘭德公司對于絕大多數中國人而言，或聞所未聞的。而正是這個公司，在60年前，由于准確預測“一旦美國參與朝鮮戰爭，中國必將出兵朝鮮”，一炮走紅，從此確立了蘭德公司世界第一智庫的顯赫地位。它可以說是當今美國乃至世界最負盛名的決策咨詢機搆。

　　聲明：此報告不代表任何政治立場，只具有其參考價值，思考比評價更重要。

----蘭德公司報告
　　（一） 中國人不了解他們作為社會個體應該對國家和社會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　
　　普通中國人通常只關心他們的家庭和親屬，中國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緣關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個理性的社會基礎之上。中國人只在乎他們直系親屬的福址，對與自己毫不相關的人所遭受的苦難則視而不見。
　　 毫無疑問，這種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道德觀勢必導致自私，冷酷，這種自私和冷酷已經成為阻礙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最關鍵因素。
　（二）中國人是世界上少數沒有信仰的可怕國家之一。
　　中國人沒有自己的信仰，這導致自我泛濫，缺少約束，缺少統一的精神支柱，他們沒有通一規范的道德意識和真理意識，每個人只相信他自己，每個人按自己的意志確立行為，每個人都有他自己行為的道理，這導致中國人在各個行業和生活領域中沒有統一意識。
　　中國是無神論國度，大多數人接受的是無神論者教育，蔑視宗教信仰，把宗教信仰當做迷信，精神領域沒有共同的凝聚和約束。大部分人，他們堅持認為自己是無神論者，其實質行為上卻是泛神論者，在中國，拜鬼現象非常普遍。
　　由于缺乏信仰，中國人沒有罪惡感，沒有虧欠和內疚感，只要犯罪不被知道，就是無罪，這導致中國人在內部矛盾分歧時，在人性中的殘忍和冷漠，縱觀中國整個曆史，最殘忍的爭斗和屠殺都來自于他們內部自己。　
　　（三）中國人所說的政治除了欺騙和背叛沒有其它東西。
　　 中國從來就沒有成為一個法制社會，因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守法行為格格不入。中國人老想走捷徑。他們不明白這樣一個事實：即成就來自于與努力工作和犧牲。
　　在中國，人情高于法律，導致一代又一代人在徇私枉法貪贓受賄的社會不公正和法律不公正中互相效法模仿，徇私枉法成為中國人的傳統。 在中國，政治斗爭是罕見殘酷而無情的，政治斗爭讓中國一代一代人失去人性。
　　（四）大多數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學到過什么\是體面和尊敬的生活意義。
　　中國人傾向于索取而不給予。他們需要明白一個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給予社會和你的人類同胞多少。
　　大多數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學到過什么\是體面和尊敬的生活意義。
　　中國人普遍不懂得如何為了個人和社會的福址去進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潛意識里，中國人視他們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從而獲得別人的認知。這樣一來，一個人就會對“保有面子”這樣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滿足。“面子”是中國人心理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它已經成為了中國人難以克服的障礙，阻礙中國人接受真理并嘗試富有意義的生活。
　　這個應受譴責的習性使得中國人生來就具有無情和自私的特點，它已成為中國落后的主要原因。中國人沒有勇氣追求他們認為正確的事情。首先，他們沒有從錯誤中篩選正確事物的能力，因為他們的思想被貪婪所占據。再有，就算他們有能力篩選出正確的事情，他們也缺乏勇氣把真理化為實踐。
　　中國人習慣接受廉價和免費的事物，他們總是夢想奇跡或者好運，因為他們不願意付出努力，他們總想不勞而獲。很少有中國人明白一個事實，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過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犧牲實現的，不付出就沒有所得。簡單來說，如果是為了謀生，那一個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為了生活，一個人必須要去奉獻。
　　　為了掩飾中國目前的失業，貧窮，驚人的資源浪費等現實，中國政府編造出一串數字來把中國打扮成一個經濟上欣欣向榮的國家。這樣做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吸引更多的外國資本來填補中國的這個無底洞。
　　所以當人們下次聽到中國政府所宣布的經濟高增長率等數字時應該想想這些臆想出來的數字是否正常。我們不能忘記我們不得不為這個中國政府粉飾的表面上繁榮的偽資本主義國家付出什么\樣的代價。　
　　（五）中國人的價值觀建立在私欲之中。
　　由于在貧窮的環境下生長并且缺少應有的教育，大多數中國人不懂得優雅的舉止和基本的禮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著裝笨拙粗鄙卻不感到害羞。
　　　 他們在青少年時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說謊并從別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與別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中國是一個物產丰富的國家。但無限制生育政策所帶來惡果使得中國成為了無限廉價勞動力的輸出國。這些輸出也包括那些受過教育的勞力輸出，除了他們的教育水平，實則和其他一般苦力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中國大規模生產的便宜產品降低了輸入這些產品的地區的商業信用度。由于技朮落后，管理失敗，中國制造的單位能耗要比發達國家如日本，美國高出很多。

因此，隨著出口額的增加，中國在擴大生產的同時喪失著寶貴的能源。同時，這種行為也嚴重的污染了環境，使中國變為全世界最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國家。　　
　　目前中國正在遭受著資本主義社會兩大邪惡的折磨，即環境的破壞與人性的喪失。由于中國人天生的貪婪的本性，它們可以毫無保留的接受資本主義的陰暗面和無止境的利益紛爭。　　
　　 中國人對西方的技朮與產品狂熱追求卻對西方管理文化所強調的坦率，直接，誠實這些品質漠不關心。　
　　有人曾經做過的一個精彩的比喻可以用來解釋這種奇怪的被稱為中國模式的資本主義的現實，即沒有法律約束的資本主義就像不存在地獄這一概念的基督教，最終每個人都墮落，無一幸免。事實上，現在的中國制造已經成為質量低劣，價格便宜，仿制，侵犯知識產權的代名詞。　　
　　 由于中國文化不鼓勵敢于冒險這種優良品質，所以中國人極力避免冒險，他們也不想尋求機會來改善自己的生活。　
　　（六）中國人的生活思想還停留在專注于動物本能對性和食物那點貪婪可憐的欲望上。　　
　　中國人對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義性并不感興趣，相反他們更執迷于對物質的索取，這點上要遠遠勝于西方人。大多數中國人發現他們不懂得“精神靈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這樣的概念，因為他們的思想尚不能達到一個生命（補：即肉體和靈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層次。　　
　　中國人追求腐化墮落的生活，滿足于自我生理感官需求，他們的文化建立在聲色犬馬之中:麻將、賭博、色情、吃欲、貪欲、色欲無不滲透在他們生活和文化中。　　
　　（七）失敗的中國式教育成為世界的笑柄。　　
　　在中國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為了尋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質量，而只是身份和顯赫地位的象征和標志。中國的知識分子從別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為他們為了別人的幸福做過什么\，而只是因為他們獲得占有了相當的知識。事實上，他們中的大多數只不過是一群僅僅通曉考試卻從不關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中國教育的目的不是為了幫助社會改善總體水平，而是為統制階層和少數富有階層服務的。中國的政府部門總是引以為豪的標榜自己是人民的這個，人民的那個，但沒有一個是為人民的利益服務的。唯一服務的對象就是他們自身集團的利益。　　
　　中國的教育體系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一種失敗和恥辱。它已經不能夠服務于教育本應所服務的對象：社會。這個教育體系不能提供給社會許\多有用的個體。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機分子，他們渴望能夠受益于社會所提供的好處卻毫不關心回報。　

　　中國可以培養出大批的高級能人才，但卻很少可以培養出合格的可以獨立主持的管理級專家。服務于一個公司或者社會，光有技朮是不夠的；還需要有勇氣，膽量，正直和誠實的領導才能，這恰恰是大多數中國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亞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傳教士一個世紀前所指出的，中國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氣正直的純正品性。這個評價，雖然曆經百年，如今依舊准確診斷出中國綜合症的病因。　
　　大多數中國畢業生對選擇出國并為外國工作不會感到內疚，事實上他們首先欠下了中國人民在教育上為他們所做出的犧牲。隨著傳統文化價值觀的破壞和逐步衰弱，大多數的中國人，包括受過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內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樣不知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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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yDJ 財經知識庫

2011年9月22日

練乙錚
釋智教育：浪漫矣，能搵銀？

什麼樣的大學教育最能讓學術自由得以永續呢？周前筆者論此議題（〈能否斬件？如何保命？─論學術自由的安危〉，刊9月16日），認為「適合自由人的教育」無疑是答案的起點。這種教育，於古代中國儒家傳統裏有淵源；在西方，雛型見於希羅文化裏的「自由人教育」（拉丁文：liberalia studia）。無論中外，這種教育都是理想主義的，以追求真理、發展高階心智活動為主旨，不負責傳授生產知識和技能。

古代西方的自由人教育發展到今天，成為歐美所謂的liberal arts education，釋智教育（有譯「博雅教育」，據筆者做的一點文史「訓詁」顯示，此譯法大不妥，不能用，詳見前文）。今天，準備和大家談談這種教育的內涵、現況及創富效益。鑑於香港也有不少教育界人士和家長提倡，筆者還試論此地若要辦真正的釋智教育而能成功，須有什麼文化特色和實用性。文章較長，分今明兩日刊登。

話說筆者當年到美國念大學，二年級寒假完了，回到校園不久，便聽到高年班同學熱傳一個消息，說哲學系某教授和歷史系另一教授為了一個學術問題爭辯經年而不果，要來一個公開辯論一見高下，全校師生都在邀請之列。嘩，老師之間如此「對簿公堂」，筆者這個香港仔從未見過，不可思議！

辦學算盤 也須打響

其實，兩位教授筆者都認識，前者治近代西方哲學，筆者選的馬列主義自修課，就是在他悉心指導之下完成的；另外那位，是十八世紀歐洲社會思想史權威，之前有一次筆者選了他的課，但他認為筆者的英語閱讀水準遠遠未夠班，提議退修，筆者只得死死氣照辦。學校是小學院，全校學生不過一千三百人，但辯論那天，可容五、六百人的大堂一早坐滿，幾個門口通道也擠爆。論題確切是什麼，筆者已不記得，但辯論之熱烈，台下師生發言之踴躍，至今歷歷在目。到底是什麼驅使兩位老師，為了爭辯一個牛角尖，把自己的聲譽和面子都押上了？

談內涵，首重精神。學術自由不是一門具體科目，而是一種價值理想，建基於學者對真、善、美追求的熱切。如孔子：每事問；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歌德的浮士德：皓首窮經為求至知，最後竟不惜把性命和靈魂都押給魔鬼。學者只有對啟蒙釋智的事業如此執着，遇到黑惡勢力阻礙他的追求，他才會奮力保衞學術自由，社會大眾才會意識到值得去助他一臂之力。如果不把求知當一回事，那麼，有沒有學術自由，根本不值得操心。學者有這種熱切，自會時時處處於學術生活中體現出來，遇到疑惑勤於思辨，發現邪惡勇於批判，面對大多數人的定見中的謬誤敢於指出，故無論是同仁之間的辯駁、師生之間的答問、同學之間的琢磨，都會形成一種正氣，氣氛瀰漫於大學的每一角落，精神貫串到所有學科當中。這種對真理的浪漫，是釋智教育的原動力，同時也是學術自由永續的最大保證。

學科分割 不過人為

當然，浪漫不能當飯吃，有學術自由的地方，辦學的算盤也要打得響，能提供社會要求的經濟效益，最有效幫助學生建基立業乃至搵真銀；如此，家長歡迎，學生趨之若鶩，商界願意支持，學校的財政方可永續。前文談過德國歌丁根大學因學術自由而興旺，先在文學、法律等方面建立聲譽，繼而在數理化多方面造出劃時代的永恆貢獻，影響所及，連今天中國的國防科技最大成就，也可以直接追溯到這所大學（見本月2日文章）。有誰會問這間大學它的學術自由幾錢斤？所以，每一所大學的實用性都非常重要。下面，我們再詳細一點看釋智教育的實用面：學生學什麼，怎樣學，將來賺多少？

先看這種教育的具體內容。釋智教育課程本應無所不包，不是只包括文學藝術（「arts」），甚至也不應限於一些文理學院裏頭的文科與理科。所有人類知識本來就像光譜那樣一體連通，正如蘋果電腦的喬布斯所說，科技與人文在尖端蘋果產品裏已經分不開；學科分割只不過是一種人為限制、束縛，而釋智教育的任務正正是啟蒙釋智，因此理論上是不受學科分割所束縛的。大學完全可以用貫徹真、善、美的觀點和心法去傳授工程、商學等專業知識；大家想想，除了真，工程還美、商學還善，那不是更理想嗎？

如果因為財力物力等原因，對所授學科門類不能不有所取捨，可以理解，但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不應影響釋智教育原則的貫徹。舉例說，美國有一間Babson College很有名，就是以釋智教育精神辦商學的，尤以興業學（entrepreneurship studies）首屈一指。

還有一間 Harvey Mudd College 更可圈點，是一位開礦商人致富之後捐一大筆錢辦的，他並規定學校要嚴格按釋智教育原則辦學施教，學生的知識要廣博，認為在本科階段過分專精，也是對年輕人心智發展的一大束縛，長遠無好處；此校學生，理工課多修，人文課也不能少，起碼得佔總額的四分之一，絕不是修一兩個學期幾個學時的「通識課」就算，而是硬橋硬馬啃大部頭的真傢伙。由此二例可見，釋智教育的要義，並不在於所授學科是什麼，而在於提供一種獨特的教育哲學、理想、環境、氣氛和修業心法。

釋智教育 毫不遜色

有意思的是，培育理想並不影響增加市值，上述兩所學院的學生出路非常好，廣受工商界歡迎，口碑極佳。論剛畢業薪酬，Babson拍得住以沃頓商學院見稱的賓夕凡尼亞大學，Harvey Mudd則僅次於加州理工，而再比較學生畢業二十年之後的收入，後者於全美兩千所大學之中排第三，還跑贏麻省理工一個馬鼻（詳見2010-2011 PayScale College Salary Report 於www.payscale.com）！若以其他實踐釋智教育、只授文理科的優質學院與一些港人熟知、以工商學系稱著的一流大學作同類比較，則前者亦毫不遜色！

筆者做了一點資料分析說明此點。利用上周剛出爐的今年USN&WR美國大學排行榜，列出最佳十間只授文理的釋智學院和十間工科最好的大學，按payscale.com提供的學生畢業二十年後收入作比較，兩組學校的這個收入中位數相差小於百分之五，理工組比釋智組稍勝而已。釋智組的十間學院排名依次是Williams、Amherst、Swarthmore、Pomona、Middlebury、Carleton（敝母校）、Bowdoin、Wellesley、Claremont McKenna、Haverford，都不設工學院；工科組十間名牌大學依次是：麻省理工、史丹福、加大巴克萊、加州理工、喬治亞理工、伊利諾、密西根、卡內基梅隆、康內爾、普渡。如果再拿十間本科商學院辦得最好如U. Penn等的名牌大學來作同樣薪酬比較，則釋智組還小勝百分之二！

這些資料乍看有點反常。的確，本科畢業生拿着一個文理學位去找工，一般而言，機會總比不上念工商或其他專業的。七十年代初，美國經歷第一次石油危機，經濟轉壞，不少文科畢業生找不到工，筆者剛大學畢業，在波士頓過暑假，還遇到過一位Wellesley College英文系女畢業生在街上賣熱狗過活，印象深刻（該校收生極嚴，民國時期女作家冰心便是此校畢業，校園落座波士頓近郊，景色怡人，內有Lake Waban，香港學生名之為「慰冰湖」。六、七十年代，美國上層社會還比較保守，流行大學男女分校，最好的七間女校，人稱Seven Sisters ，都很貴族，Wellesley是大家姐，質素排第一）。

端正態度 打好基礎

不過，今天的就業市場和四十年前很不同，要求高了。現在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常覺一個學位不夠用，很大部分都再念一個甚或多個學位，美國如是，在香港尤其如此。 從實用觀點出發，學生念第二個學位，通常選比較專業的。如此，頭一個學位念什麼，對最終就業而言，就不是很關鍵；更重要的是，學生有沒有在前一階段掌握思想方法、表達能力、打好扎實廣博的知識基礎。然而，偏偏就是在培養這些重要能力上面，釋智教育最為有效。

有論者謂，最能訓練思考和表達能力的本科主修科，就是歷史、物理、本國文學和經濟，而不是一些實用學科如會計、精算。事實上，世界上最好的研究院程度的專業學院（商、法、醫……），都更喜歡錄取非專業的本科畢業生，而那些受過一流釋智教育培養的，尤其搶手。「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這個道理，現在很多有眼光的僱主都已經明白。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學位既然至少念兩個，頭一個最好是在釋智教育底下念得扎扎實實的非專業學位。如此，論薪酬收益，上述釋智組的畢業生和理工組、商學組比較，不遑多讓而甚或有後來居上之勢，就不足為奇。

近二十年來，一些名牌學校不惜工本提供諸如「4+2」、「3+3」等精心設計的一條龍課程，頭幾年釋智開竅，端正態度打好真正廣厚基礎，中段包含一些具專業方向性的選修課，最後才進入實用科系求專精。筆者預言，在蘋果喬布斯所謂的後PC時代，這種高等教育裏的一條龍課程，勢將取代本科畢業即找工做的日漸過時觀念，成為主流。

釋智教育．二之一．明天續刊

《信報》特約評論員

柏林崛起為全球創意文化首都 ．陳美慧

二零零六年被聯合國評為設計之都的柏林，凝聚人才、自由空氣和政策支持。二十年來持續廉價的房地產和生活成本優勢，吸引一百萬最具創意的藝術家，創造一百多億美元的產值，成為現代波希米亞人眼中的新首都。


每年二月份前後將近兩個星期的時間，陰霾濕冷的柏林會突然眾星閃爍，光芒耀眼，搖身一變成為全球電影人的焦點。已經堂堂邁入第六十一個年頭的「柏林影展」，無疑是這個城市最引以為傲的創意舞台。但這個全世界最大的影展不是柏林的唯一招牌，事實上，近年來柏林已經成為全球文化創意的最新重鎮、「數位（數碼、數字）波希米亞人」眼中的麥加。

根據德國聯邦經濟部和工商會(IHK)的最新統計，德國約有一百萬人從事文化創意工作，創造出六百三十億歐元產值(約八百一十億美元)，其中柏林佔最大比重約二十二萬人，產值逼近該市整體GDP的五分之一。

為了鼓勵展現創意設計新思維的新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二零零六年將柏林封為設計之都。自此一日千里，除了柏林愛樂、流行音樂展(PopCom)、青少年歐洲古典音樂節(Young Euro Classics)、八月舞展(Tanz im August)、柏林文學節(internationales literaturfetival berlin)、柏林戲劇節(Berliner Festspiele)、柏林雙年現代藝術節(Berliner Biennale)等較耳熟能詳的旗艦品牌外，現在它也變成建築之都，甚至是時尚之都，建立起Bread & Butter streetwear簡約平實的街頭服飾形象。

柏林市文化局長施密茲(Andre Schmitz)在柏林電視台(TV Berlin)上談起他幾年前的度假經驗﹕「我想說來到紐約，應該算是世界前衛藝文的最前哨了吧，結果，紐約市長竟然說他羨慕死我們了，說最具創意的藝術家都跑到柏林去了！」受寵若驚的喜悅溢於言表。

如此亮麗的成績，柏林是怎麼做到的？

新經濟專家們將創意拱為「後工業化時代的石油」或「二十一世紀的天然資源」，寄望創意擔任未來經濟成長的引擎角色。柏林市政府當然明白這個道理，提供各式各樣的補助、平台、比賽，吸引各方人才，全力推動都市行銷，但論金額絕對不比其他城市多。柏林是德國政治、歷史、文化的首善之都，但從來不是工業大城。這個地方其實是出了名的沒錢，柏林市長沃爾瑞(Klaus Wowereit)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我們雖窮，但性感」(arm aber sexy)。人是它最大的資產。

雖窮但性感的城市

一直到一九九零年德國統一之前，柏林的形容詞都還是「邊緣」、「另類」、「冷戰前線」之類——沒錢混不下去、同性戀或不想當兵的人不得已才跑到柏林落腳的！沒想到鹹魚翻身的契機，恰恰就在於此。因為邊緣，所以自由；唯其另類，所以沒被意識形態綁住；「冷戰前線」正利於東西歐交會。新舊結構交替的混沌空間，給予創作者無限的可能。這些氛圍是吸納自由靈魂的沃土、創意的源頭活水，再加上不同文化的碰撞滋潤，纍纍的果實自然就結出來了。

當然，邊緣也暗示著物質條件的惡劣。柏林是公認全歐洲生活物價指數最低的大城市，因此它同時也是許多跨國企業外包話務服務中心(call center)的大本營。房租便宜，謀生容易，讓沒名沒錢的藝術家趨之若鶩。柏林某些比較窮的區，例如偉丁(Wedding)或新科隆區(Neukoeln)，房租每平方公尺三至四點五歐元，這個水準，歐洲哪個大城市找得到？有人更直接了當地說﹕「過去二十年便宜的物價水準，就是柏林市最大的補助方案。」

譬如柏林影展，雖然論卡司、氣派、製作成本，都比不上更老牌的坎城(戛納、康城)影展，但自從二零零三年推出「校園明日之星」(Talent Campus)的單元後，有系統地吸引年輕影視從業人員參與，安排一流的經驗傳承課程，也讓影展變成交換名片找錢談合作的搶手平台，人氣旺盛，每年報得上名的幸運兒，根據影展主辦單位的統計，不到報名總數的十分之一。現在柏林影展已演變成全球最平民化、電影愛好者參與率最高的世界級影展。今年共賣出三十萬張票，耐著心排隊買預售票的，相當高的比率是操著不同語言的年輕背包客。觀眾的反應是創作者最直接的回饋，這是高高在上的坎城望塵莫及的。

巴德(Ingo Bader)是柏林音樂產業及次文化專家，他在《房客迴響》(MieterEcho)雙月刊上引述《我們管它叫工作》(Wir nennen es Arbeit)這本書兩位作者的話，將抱著小筆電、隨時可以在網咖不分晝夜工作的現代自由業者，叫做「數碼波希米亞人」。言下之意，這些人和一般理解下到處流浪、自外於傳統社會的波希米亞藝術家一樣，那兒有趣，就往那兒跑，全部的家當就是一部數位小筆電，說走就走。

創意榮景背後的英雄

他們美其名是不受正規職場框架拘束的創作靈魂，實際上是「透過自我剝削來實現自我的阿Q」。他們是撐起柏林創意產業榮景的幕後英雄，巴德說﹕「創意產業僱用大批沒有失業保險和健保的臨時工，這種情形在其他地方也有，但柏林特別嚴重，柏林相當程度上已經成為創意的廉價產地。」

柏林土耳其人聚集的十字山區(Kreuzberg)，有一棟舊大樓改造成的個人工作室，叫做Betahaus，總共有一百五十張辦公桌，著眼的對象就是年輕、移動性高、腦子滿滿、口袋空空的「文化企業家」。租的人只需要帶自己的筆記電腦來，其他的辦公設備，像傳真、印表機、會議室，都由大樓供應，外加免費的社交網絡。租金以日計，一天十二歐元，等於兩場電影或三包煙的消費。Betahaus發起人之一莫爾(Madeleine von Mohl)表示﹕「桌子非常炙手可熱，所以我們今年準備開分店，把這套辦法外銷到國外。」因為政府的補助不是特別眷顧創業的年輕人，所以Betahaus自力救濟，提供仲介服務，將藝術家和創投專家拉在一起，想辦法幫他們將文化創作變成商品。

柏林人口三百五十萬，但擁有三家歌劇院、一百七十五座博物館、四百五十家藝廊、數不清的劇場和音樂表演廳。豐富的精神生活彌補了物質的困頓，想必是眾多創意人絡繹不絕前來取經的最大動機。

有了人才、自由的空氣、政策支持及低廉的生活成本，理論上就能把創意搞起來。但要永續發展，承擔經濟火車頭的重任，還得要有市場——也就是足夠的文化消費規模來維繫。這，就要訴諸於市民的人文素養及美學需求了。

蔡子強﹕茉莉花革命與顏色革命

【明報專訊】過去兩個月，因為南部城鎮Sidi Bouzid有大學生抗議警員執法自焚而死，因而點燃起突尼斯人長期以來積累覑對政權腐敗、失業率及物價高漲不滿的怒火，觸發群眾上街起義，最終推翻了總統本阿里政權。

突尼斯的國花是茉莉花，因此這場變革亦被稱為「茉莉花革命」。它甚至被媒體拿來與前幾年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與中亞爆發的「顏色革命」／「花朵革命」，相提並論。

究竟前述地區的起義，和顏色以及花朵有何關係﹖而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雖然以鮮花為名，又是否真的與前述的花朵革命同一個模式呢﹖

顏色革命與花朵革命

先談談顏色、花朵是怎樣與運動和起義拉上關係的。

2003年11月，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格魯吉亞，反對派因為不滿總統謝瓦爾德納澤（Eduard Shevardnadze）（對，就是當年那位幫助戈爾巴喬夫結束冷戰的外交部長）的管治，要求他下台。反對派領袖Mikheil Saakashvili每次公開露面都拿覑一支紅玫瑰，而示威者亦戴上紅白條紋圍巾，並向士兵送上紅玫瑰。結果，Mikheil Saakashvili帶領民眾手持紅玫瑰，和平佔領國會，令這位總統被迫下台。這場運動因此也被稱為「玫瑰革命」，玫瑰是格魯吉亞盛產的鮮花。

2004年11月到12月，也是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烏克蘭，本來民眾對政權貪污腐敗已經甚為不滿，後再遭選舉中發現舞弊進一步火上加油。反對派候選人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本來被認為大選中勝利在望，但結果卻是現任總統亞努科維奇（Victor Yanukovch）反勝，於是觸發群眾湧上街頭抗議。原先尤先科以橙色作為自己的選舉顏色，於是這場反對運動也順理成章以橙色作為標誌，包括橙絲帶和一面書有「對！尤先科！」的旗。結果，上百萬的抗議者聚集，以及他們的靜坐、抗議、罷工，讓當地最高法院宣布這次大選無效，在繼之而來的重選中，尤先科以 52%對44%勝出。這場運動被稱為「橙色革命」，又稱為「栗子花革命」，因為烏克蘭首都基輔的市花，正是橙色的栗子花。

2005年3月，另一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吉爾吉斯，反對陣營有意效法鄰國烏克蘭的橙色革命，找出足以代表自己的顏色，起初一度無法達成共識，北部示威者穿戴黃色衣物，而南部示威者則穿戴粉紅色。最後還是決定揀了黃色，因此被稱為「黃色革命」，也叫「檸檬色革命」、「鬱金香革命」。而該國首都的市花，正好是黃色的迎春花，而革命爆發的時間，正是迎春花開、放眼一片黃色的季節。結果總統名卡耶夫（Askar Akayev）被推翻，反對派領袖Kurmanbek Bakiyev接掌了政權。

優雅柔性的顏色革命

從這幾個例子中可見，這些運動中人，都主要是以非暴力方法，來推翻一個貪污、威權的政權，然後建立民主。他們選擇以一種顏色，以至一種花朵，來作為抗爭的符號。或許大家會問，此舉又有何作用或深意呢﹖

在台灣學者倪炎元所著的《公關政治學》一書中，對於組織者為何選擇以一種顏色來代表他們的運動，有覑很精闢的分析。他說好處包括以下幾項：

一）鮮花與美麗的色彩，都象徵組識者嘗試盡量以優雅、柔性、非暴力的方式來推動整場運動，以至奪取政權，讓那些不希望付出太大代價的民眾，也可以安心參與其中；

二）這會讓政權更加束手無策，畢竟，再威權的統治也難以命令人民脫掉或不准穿某種顏色的衣服；

三）當每個參與者都發現自己身處顏色人潮當中時，將會感受到巨大的團結力量，大大得到鼓舞，知道自己並不孤單，並且連標語都不必拿，便能清楚識別運動中的同志；

四）在手機照相、互聯網等傳播方法高度發達的年代今天，這種群眾運動中展現的耀目顏色，將超越語言障礙，讓有關信息清楚傳遍世界其他角落。

補充一點，有論者指出，這些顏色革命，與上世紀1989-90年的東歐共產陣營巨變，當中捷克的「天鵝絨革命」，有其一脈相承的地方，都是沒有經過嚴重的暴力衝突，而以柔性政變，就實現了由專制到民主政體的更替和過渡，就如天鵝絨般輕柔，因而得名。事實上，鮮花、美麗的色彩，都與天鵝絨一樣，象徵覑「革命」、抗爭、以及運動，都是以優雅、柔性的方式來進行。

茉莉花革命與facebook/twitter

再回看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

雖然這次起義是以茉莉花為名，但卻不如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那樣，運動中人人手持一朵鮮花，甚至連烏克蘭和吉爾吉斯那樣，穿戴與鮮花顏色有密切關係的衣飾，也都沒有。所以，其實這次茉莉花革命，與原初的顏色革命／花朵革命，已經相去甚遠。當然在以非暴力方法（只能說大體上），推翻一個貪污、威權的政權，然後建立民主，這些共通點色上，卻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3年前還是名不見經傳的facebook及twitter，今天卻在茉莉花革命中，為抗爭群眾消息互通和策劃行動，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法國電視援引突尼斯民間網絡機構的統計稱，在1100萬突尼斯人中，有200萬人是facebook用戶。雖然後來埃及封鎖全國的互聯網服務，務求國民無法透過facebook及twitter來互通消息，但Google卻推出新服務，該國民眾只需撥一個國際電話號碼，再於語音信箱留言，Google便會將有關留言轉化為文字信息，然後刊登於twitter之上。

以上即時視訊傳播科技的重大突破，又比起顏色革命的那個年代，登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当我们看世界杯时，我们在看什么

2010-07-22 10:13:58大旗虎皮的日记

当然看的是足球，是比赛。但是，还有别的吗？

我们在看“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两种观念的博弈。足球联赛是全球化的隐喻，一个球队的精英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同时占有双重价值：足球技能和明星观赏性，不论你来自哪一个国家，使用什么语言，你必须根据足球产业的规律被安置在相应的位置上，代表俱乐部——全球化背景下的利益共同体的象征，进行竞技和表演。在经济和媒介的角度看，俱乐部联赛是全球化的缩影。

但在世界杯是民族国家间的较量和对话，无论球员还是观众都代表他所在的民族国家，尽管民族国家的特征正在被全球化趋势所改变，比如有的球员加入了其他国籍（想想有多少中国兵乓球运动员代表外国参加比赛吧），但世界杯的核心意义还是每个球星以国家的名义参加比赛，观众更是以民族国家的理念来观看比赛，喜欢皇马的球迷必须把自己的价值诉求放置在某一个国家上，而可怜的我们，那些没有人代表我们参加游戏的国家，则把期待放在了地缘政治和文化传统比较接近的球队上，南非人最后站在了加纳队一边，而我们的解说员明显对韩国、日本和朝鲜倾注了更多力量，这是一种民族国家的假想，一种替代物。正因如此，世界杯受到了政治的重视，受到了皇室和总统们的重视，因为它不是比赛，民族主义的足球就是政治。

世界杯就在这样两种矛盾的力量中展开。


世界杯的另一个隐喻是文化对话。无论你来自什么政。治。体制（今年的朝鲜与数年前的伊拉克就来自代表性国家），来自哪里，来自哪种文化，使用什么语言，不论有多大的交流障碍，我们尝试按照一个规则，进行一场游戏。世界杯是一则异质文化的对话叙事。

当然，世界杯这个叙事不仅仅是文化间的对话，世界杯是一个叙事母体，它是《易经》与章鱼的叙事，是财富与冒险的叙事，是英雄与悲剧的叙事，是激情与爱的叙事，是虚拟的战争叙事，是现代化的叙事，是经济危机的叙事……

世界杯之所以激发大量的伪球迷的热情，更在于，它可以缓解现代个体的存在恐慌。在媒介饱和的社会，个体被媒介分割在自己的空间中（比如soho和宅男），孤独个体通过重大新闻事件验证自己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而世界杯可以让每个观众同步经历一起世界性的事件。我看世界杯，所以我存在。我侃世界杯，所以我与正在发生的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所以，伪球迷真球迷无所谓，重要的是我正在经历，我正在关注，我正在煞有介事地谈论。。。。现代人是很可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