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六年被聯合國評為設計之都的柏林，凝聚人才、自由空氣和政策支持。二十年來持續廉價的房地產和生活成本優勢，吸引一百萬最具創意的藝術家，創造一百多億美元的產值，成為現代波希米亞人眼中的新首都。
每年二月份前後將近兩個星期的時間，陰霾濕冷的柏林會突然眾星閃爍，光芒耀眼，搖身一變成為全球電影人的焦點。已經堂堂邁入第六十一個年頭的「柏林影展」，無疑是這個城市最引以為傲的創意舞台。但這個全世界最大的影展不是柏林的唯一招牌，事實上，近年來柏林已經成為全球文化創意的最新重鎮、「數位（數碼、數字）波希米亞人」眼中的麥加。
根據德國聯邦經濟部和工商會(IHK)的最新統計，德國約有一百萬人從事文化創意工作，創造出六百三十億歐元產值(約八百一十億美元)，其中柏林佔最大比重約二十二萬人，產值逼近該市整體GDP的五分之一。
為了鼓勵展現創意設計新思維的新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二零零六年將柏林封為設計之都。自此一日千里，除了柏林愛樂、流行音樂展(PopCom)、青少年歐洲古典音樂節(Young Euro Classics)、八月舞展(Tanz im August)、柏林文學節(internationales literaturfetival berlin)、柏林戲劇節(Berliner Festspiele)、柏林雙年現代藝術節(Berliner Biennale)等較耳熟能詳的旗艦品牌外，現在它也變成建築之都，甚至是時尚之都，建立起Bread & Butter streetwear簡約平實的街頭服飾形象。
柏林市文化局長施密茲(Andre Schmitz)在柏林電視台(TV Berlin)上談起他幾年前的度假經驗﹕「我想說來到紐約，應該算是世界前衛藝文的最前哨了吧，結果，紐約市長竟然說他羨慕死我們了，說最具創意的藝術家都跑到柏林去了！」受寵若驚的喜悅溢於言表。
如此亮麗的成績，柏林是怎麼做到的？
新經濟專家們將創意拱為「後工業化時代的石油」或「二十一世紀的天然資源」，寄望創意擔任未來經濟成長的引擎角色。柏林市政府當然明白這個道理，提供各式各樣的補助、平台、比賽，吸引各方人才，全力推動都市行銷，但論金額絕對不比其他城市多。柏林是德國政治、歷史、文化的首善之都，但從來不是工業大城。這個地方其實是出了名的沒錢，柏林市長沃爾瑞(Klaus Wowereit)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我們雖窮，但性感」(arm aber sexy)。人是它最大的資產。
雖窮但性感的城市
一直到一九九零年德國統一之前，柏林的形容詞都還是「邊緣」、「另類」、「冷戰前線」之類——沒錢混不下去、同性戀或不想當兵的人不得已才跑到柏林落腳的！沒想到鹹魚翻身的契機，恰恰就在於此。因為邊緣，所以自由；唯其另類，所以沒被意識形態綁住；「冷戰前線」正利於東西歐交會。新舊結構交替的混沌空間，給予創作者無限的可能。這些氛圍是吸納自由靈魂的沃土、創意的源頭活水，再加上不同文化的碰撞滋潤，纍纍的果實自然就結出來了。
當然，邊緣也暗示著物質條件的惡劣。柏林是公認全歐洲生活物價指數最低的大城市，因此它同時也是許多跨國企業外包話務服務中心(call center)的大本營。房租便宜，謀生容易，讓沒名沒錢的藝術家趨之若鶩。柏林某些比較窮的區，例如偉丁(Wedding)或新科隆區(Neukoeln)，房租每平方公尺三至四點五歐元，這個水準，歐洲哪個大城市找得到？有人更直接了當地說﹕「過去二十年便宜的物價水準，就是柏林市最大的補助方案。」
譬如柏林影展，雖然論卡司、氣派、製作成本，都比不上更老牌的坎城(戛納、康城)影展，但自從二零零三年推出「校園明日之星」(Talent Campus)的單元後，有系統地吸引年輕影視從業人員參與，安排一流的經驗傳承課程，也讓影展變成交換名片找錢談合作的搶手平台，人氣旺盛，每年報得上名的幸運兒，根據影展主辦單位的統計，不到報名總數的十分之一。現在柏林影展已演變成全球最平民化、電影愛好者參與率最高的世界級影展。今年共賣出三十萬張票，耐著心排隊買預售票的，相當高的比率是操著不同語言的年輕背包客。觀眾的反應是創作者最直接的回饋，這是高高在上的坎城望塵莫及的。
巴德(Ingo Bader)是柏林音樂產業及次文化專家，他在《房客迴響》(MieterEcho)雙月刊上引述《我們管它叫工作》(Wir nennen es Arbeit)這本書兩位作者的話，將抱著小筆電、隨時可以在網咖不分晝夜工作的現代自由業者，叫做「數碼波希米亞人」。言下之意，這些人和一般理解下到處流浪、自外於傳統社會的波希米亞藝術家一樣，那兒有趣，就往那兒跑，全部的家當就是一部數位小筆電，說走就走。
創意榮景背後的英雄
他們美其名是不受正規職場框架拘束的創作靈魂，實際上是「透過自我剝削來實現自我的阿Q」。他們是撐起柏林創意產業榮景的幕後英雄，巴德說﹕「創意產業僱用大批沒有失業保險和健保的臨時工，這種情形在其他地方也有，但柏林特別嚴重，柏林相當程度上已經成為創意的廉價產地。」
柏林土耳其人聚集的十字山區(Kreuzberg)，有一棟舊大樓改造成的個人工作室，叫做Betahaus，總共有一百五十張辦公桌，著眼的對象就是年輕、移動性高、腦子滿滿、口袋空空的「文化企業家」。租的人只需要帶自己的筆記電腦來，其他的辦公設備，像傳真、印表機、會議室，都由大樓供應，外加免費的社交網絡。租金以日計，一天十二歐元，等於兩場電影或三包煙的消費。Betahaus發起人之一莫爾(Madeleine von Mohl)表示﹕「桌子非常炙手可熱，所以我們今年準備開分店，把這套辦法外銷到國外。」因為政府的補助不是特別眷顧創業的年輕人，所以Betahaus自力救濟，提供仲介服務，將藝術家和創投專家拉在一起，想辦法幫他們將文化創作變成商品。
柏林人口三百五十萬，但擁有三家歌劇院、一百七十五座博物館、四百五十家藝廊、數不清的劇場和音樂表演廳。豐富的精神生活彌補了物質的困頓，想必是眾多創意人絡繹不絕前來取經的最大動機。
有了人才、自由的空氣、政策支持及低廉的生活成本，理論上就能把創意搞起來。但要永續發展，承擔經濟火車頭的重任，還得要有市場——也就是足夠的文化消費規模來維繫。這，就要訴諸於市民的人文素養及美學需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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