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 國明在1995年為也斯主編的《香港文化專輯》(《今天》第28期)寫了一篇《荃灣的童年》,此文本質上是廣義的散文,但被三聯書店的年度小說選(許子東 主編)收錄,變成了小說。馬國明其後出版《路邊政治經濟學》(1998),也收錄了此文,與多篇論文同處一冊,又約略有點「論」的意味了。由此看來,這篇 地方志(或荃灣方志)彷彿就是跨界或越界的「臥底書寫」,正是由於它的臥底性質,才得以兼容於不同的文類及選本。
地方:人文地理學的想像
在我看來,《荃灣的童年》是極富想像力的地方記憶,既是美籍華裔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所說的「地方之愛」(Topophilia),也是英國人文地理學家克 瑞斯威爾(Tim Cresswell)在《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一書所探討的核心概念—從地方的系譜學說起,最終回應了全球化時代對「地方」的「根」的種種挑戰。「地方」和「地方之愛」大概 就是現代城市的「臥底方志學」,它總是不忘以「童年」和「家園」為論述對象。
《地 方之愛:環境感知、態度與價值的研究》(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s, Attitudes, and Values)是段義孚早年的著作,Topophilia是複合名詞,由topo(place)和 philia(love)兩個字組成,顧名思義,此書論述的是人對「地方」的認識,乃至立於人和「地方」的情感聯繫,它「強調的是主體性和經驗,而非冷酷 無情的空間科學邏輯」。段義孚區分了「空間」(space)和「地方」這兩個概念,其後被闡釋為「流動的空間」和「地方的空間」這種二分法的延伸:前者指 向無情地急劇發展的資本主義,後者指向在城市高速資本化及全球化語境下彌足珍貴的地方精神。這套「地方論述」正是人文地理學(Humanistic Geography)對社會人口流動性(mobility)的深化思考。
段義孚2005 年前訪華,在北京師範大學演說,講題是《人文地理學之我見》(Humanistic Geography: A Personal View),談到一個地方的「感知性質」,說的倒是「通感」、「比喻」、「奴役心理學」和「文化與想像力」,最後說:「人文精神的主題一般包括甚麼?我認 為,他們都表達了一種根深蒂固的願望:理解人類經驗的複雜性和精妙性。『它意味着甚麼?它究竟意味着甚麼?』這個問題必須永遠藏在人本主義地理學家的意識 裏,從而使他同時能成為一個道德家和哲學家。」他的著作討論「逃避主義」(Escapism)、「恐懼的地景」(Landscapes of Fear),說穿了,他就是一個「文化臥底」,試圖潛入、跨越地理學與人文精神的邊界。
克 瑞斯威爾的《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指出:「地方」是一種觀看、認識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從人與「地方」之間的種種關係,發現意義和經驗的世界。他引述政 治地理學家阿格紐(John Agnew)對「地方」所勾勒的三個基本面向:其一是「區位」(a specific location),其二是「場所」(locale),其三是「地方感」(a sense of place)。他認為「萬物之所,各安其位」(A place for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in its place)這句話的涵義在於:在具有社會/地理基礎的世界上,事物有其特殊秩序,它要對抗的,正是人的記憶在「流動性」中日漸消亡的秩序。
「地方書寫」與「臥底文化」
「地方」無所不在。它不同於「領域」(territory),或「地景」(landscape),「地方」一詞賦予日常生活實踐空間一份寶貴的人文精神, 它拯救了傳統地理學,克瑞斯威爾追溯自1950年代以來「地方」概念的發展,思考人與地方如何產生情感聯繫,如何排斥某些元素進入「我們的」地方,從而思 索「地方感」或「地方特色」會否因全球化時代的來臨而消失殆盡。
《荃 灣的童年》正是克瑞斯威爾所說的「地方再現」,那是日常生活在一個「地方」的實踐,以使這「地方」在消失的記憶中再現。人文地理學之所以可被視為現代城市 的「臥底方志學」,正是由於「地方」可以通過記憶、想像與認同而「再現」的一套結構—克瑞斯威爾指出,「空間」只是一種「生活事實」,跟時間一樣,毋寧是 缺乏人文或文化意義的,而「地方」則是由生活於其中的人賦予意義的;「地方」是身置其中(in place),「地景」則是身在其外(out of place),兩者互為「他者」,「地方」正是一個認識世界的觀點,從而編織一個記憶、想像與認同的意義之網。
《路 邊政治經濟學.新編》的發佈會早前在荃灣鬧市一角舉行,我有幸參與其事,與馬國明細說個人的記憶與童年,談「地方」的意義。我又想起早已停刊的《文學世 紀》(古劍主編)有一個欄目,叫做「香港記憶」,其後由古劍編錄成書,收錄了一批作家的「地方記憶」,此書同樣也是「城市方志」,其意義也許在於:香港有 多少個「地方」,就有多少個「地方臥底」,第一版早已售罄,可惜印刷廠沒存書稿菲林,因而難以再版。
文 學雜誌《小說風》也一直鼓勵「地方書寫」,去年起推出「書寫我城」欄目,曾收錄了香港文學節「地方風情」徵文的得獎佳作。最近由雨希等九位年輕人合辦的 《Stadt城市誌》說來也是一份文化生活地方志,創刊號的主題是「旺角」,第二期的主題是灣仔,據聞往後的主題是荔枝角、北角……如果能辦下去,那就是 無處不在的「臥底地方志」了。或者可以說,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地方」,書寫就是為了抗拒遺忘、反對失憶,那麼,民間的「地方書寫」何嘗不可能就是試圖 跨越記憶和童年邊界的「臥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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