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10 January 2010

少年香港說

【明 報專訊】戊戍變法失敗後,康有為得到英國傳教士協助,由英國領事館職員經上海轉送到香港,同一時間梁啟超則經塘沽逃難到日本。兩年之後,香港最重要的革命 家、興中會首任會長楊衢雲策劃惠州起義失敗,翌年被清政府派人刺殺於結志街,然後,便展開了《十月圍城》裏的故事。其實大家都十分清楚,康有為、梁啟超、 楊衢雲以至孫中山等,都是地地道道的廣東人,在香港有很多同聲同氣的老鄉。孫中山更明言他的民主思想,乃啟蒙自香港的讀書時期,大概也是用廣東話母語授 課。

梁 啟超在流亡日本期間,寫了一篇著名的《少年中國說》(載於《飲冰室文集之五》),將當時的清政府稱為「老大帝國」,他構想中未來的是「少年中國」﹕「少年 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 球……」110年前的短短數句豪情壯語,開啟了中國追尋現代富強的漫長道路。

少年中國老大香港

或許你覺得我扯得太遠了。其實只要再看看最近的二、三十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經濟特區都是港商在投資,流行曲和喇叭褲都是從香港引進,發哥和《上 海灘》都一面倒來自香港……當然還少不了歷次天災香港的捐款,八九民運來自香港的支援——就連異見人士出走的路線,也和百年前大同小異。假如套用梁啟超的 概念,香港總是要較內地年輕得多,少年香港總是在推動覑中國向前,老大中國則在步履蹣跚中進進退退。

到了今天,香港卻反而變成「伸手黨」了,不斷要向中央尋求政策支援;香港的經濟命脈,已完全被融合的邏輯支配;因此高鐵才 是「硬道理」,不上馬就只有死路一條!中港兩地就像梁文道作為「香港最後一代文化人」的告白﹕「10年前,榮念曾、胡恩威、陳雲和我,大概是最早在報刊建 議新成立的特區政府要注重創意產業的人……10年後,從北京到深圳,不只出現了大批專責文化創意產業的單位,甚至還有近百個「1933 老場坊」這類的創意產業園區。」至於香港的所謂六大產業,迄今還只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假如不是已變成另一個地產項目的話。

我不肯定今天的80後,是否都會拿內地來參照,但很肯定,他們都知道現在的內地很年輕,天天不斷在尋求新的突破,大城市的80後同樣蠢蠢欲動,建立 了蓬勃的網絡空間;我們則變成了「老大香港」,只能拚命地跟上步伐,以免過早被人淘汰。不論是80後或是嬰兒潮,其實都知道香港仍剩下不少「老本」,文化 遺產、核心價值、制度優勢等等,分別只是在於,80後覺得這些都是寶貴資產,嬰兒潮則力求盡快拆眦一切,榨取下金蛋的鵝的最後幾隻金蛋。這豈不完全正是梁 啟超說的﹕「彼老朽者何足道,彼與此世界作別之日不遠矣,而我少年乃新來而與世界為緣。如僦(租)屋者然,彼明日將遷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處。將遷居 者,不愛護其窗櫳,不潔治其庭廡,俗人恒情,亦何足怪!」

因此,每次當鄭汝樺在訴說香港的長遠利益,梁展文的 幽靈便彷彿如影隨形地在嘲笑她。一切教科書上關於優質政治體制的神話論述,都在短短數年間被官員一手自我爆破,高官經常掛在口邊的「優化」政策,已盡變成 市民無奈苦笑的「幽(默)化」話題。現在北京已很少看見一個圈覑的「拆」字了,但菜園村卻來了紅色的交叉;深挖機悄悄地轉進了大角嘴的地底,我卻想起年前 重慶孤島般那個「最牛的釘子戶」,似乎當地發展商算是比較守法的,起碼對產權有最基本的尊重。

中環價值朝陽精神

不幸的是,這二、三十年來,內地到底都學了香港些什麼呢?記得我以前曾經寫過﹕「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炒樓學香港。」中環價值已不再是中環價 值,而是更多上海的浦東價值,北京的朝陽價值等等。說穿了,中環價值就是「圈地運動」,然後就是地主的「尋租行為」,從上至經濟結構的地產主導,下至普羅 市民的置業恐懼,香港無不瀰漫覑封建社會的保守心態,「50年不變」說穿了就是地主階級的政治綱領。80後以土地作為抗爭主題,完全就是天真無邪的小孩, 無情地揭破了「國王的新衣」。

少年香港說(續)

「我是醫生,我男朋友是律師,但都買不起樓。」除了八十後苦行的經典圖像外,這亦是二○○九年的經典金句。我一直都不太肯定,到底普遍的八十後是買 不起樓,抑或不屑買樓?但可以肯定,「圈地運動」也有高下之分,低劣的就像《阿凡達》中的地球人,赤裸裸地動用武力將潘櫢拉清場;高明的大概會如葛蘭西所 言,先建立一個意識形態霸權,也就是讓土地開發披上更多文明包裝,方不致出現如數碼港赤裸裸地變成貝沙灣,然後又想在西九翻版一遍──未知日後菜園村的上 蓋物業,或許會叫作「萊茵豪庭」的,又會被納入李家還是郭家?香港號稱經濟最自由的都市,但一切都不是開放競爭決定的,世事荒唐之極,其實很難超出於此。

我倒想起嬰兒潮精英最常掛在口邊的一句話﹕「我是在公屋長大的。」潛台詞是他們已經脫離公屋行列,達成了向上的社會流動。嬰兒潮在七層徙置區的集體 成長回憶,以及例如從何文田村「升呢」到黃埔,又或從北角鸷「升呢」到太古城的集團遷徙經驗,已成為一代人權貴式「計劃經濟」的文化基礎(我總是很想知 道,當年供書教學的父母或在工廠車衣的姊妹,卻還有多少仍然住在公屋呢?)。「圈地運動」的一個致命邏輯是,沒有地的人永遠都不會有一寸地,只有先圈地的 人才會有地,後來的世代便只能當「農奴」了,這並非階級而是種姓(caste)的分野,命中注定的一個零和遊戲,一切都早已規劃得井井有條。

無論在香港和大陸都一樣,八十後有別於上一代的地方,是他們只能繼續寄居在嬰兒潮父母的家裏,發揚臥薪嘗膽的精神,再無後顧之憂地起義。八十後皆在 父母的專制溺愛中,戰戰兢兢、規行矩步地長大(大陸的八十後就更主要是獨生子女),因此過往一直顯得比較被動冷漠,被認定是過分自我和難於溝通。直至在天 星碼頭、皇后碼頭、喜帖街、菜園村,在那些老街坊和純樸村民的身上,他們才終於找到了屬於自己的物質空間、屬於自己的家的感覺。

而且八十後還找到了新的潘櫢拉星球,就是相對平等開放的網絡空間,在那裏毋須再擔心失地的問題,可以迅速建立動員力強大的社區,這是擁有土地的嬰兒 潮世代所無法理解的。其實早在嬰兒潮火紅的年代,歐美已經有(也是葛蘭西意義上的)「新社會運動」,只因香港人太保守或太工具理性而不自知而已。無論如 何,物質/地產空間與非物質/網絡空間的距離,彷彿就是地球和火星之間的距離,而這正是嬰兒潮和八十後之間的鴻溝所在。

本土意識 北進想像

高鐵打造「一小時生活圈」的眩目藍圖,已難免引發香港人對身分危機的焦慮,無論你承認或不願承認也好,二○一六已經足以取代二○四六了,根本連二○ 二○雙普選也等不覑,這和鄭耀棠日前心直口快、不慎披露的國家機密一樣,皆是香港最大的公開的秘密。因此在追問本土意識的同時,我亦再次陷入「北進想像」 的沉思,李照興已在「星期日明報」寫了不少天,儘管他所講的主要是市場大計;葉蔭聰在回顧十多年前提出這概念時,則多少流露出自我批判的情緒(見諸《今天 ——香港十年》),彷彿以往太早走得太北,結果還是要撤退南下。

八十年代羅永生他們「民主回歸」的口號,正是想像「香港的民主,明日的中國」;上一代人經歷所謂的學運火紅年代,以至八九民運全城激情的年代,皆抱 覑粗糙朦朧的北進想像。可惜亦正因如此,學運的啟蒙反而無法在本土生根,火紅年代搖身變成紅色資本年代,北進想像只剩下北上掘金的份兒。現在八十後要回歸 本土,卻正是本土即將瀕臨消失的時候,不知這算不算是一種歷史的嘲弄?在「老大香港」期待「少年本土」的重現,感覺就好像到一個堆填區去找水源一樣荒誕。 朱凱迪在一月八日那天寫道,八十後不會期望立即便能帶來轉變,會耕耘好幾年等城市運動花開結果,感覺更像是這個悲情城市的垂死哀鳴。

康、梁於一百一十年前身處的香港,並非政治和經濟上的平等空間,而是公民社會和思想的自由空間。現在大陸已不太需要香港資金,甚至不太需要香港的技 術了,但那裏仍缺乏接近香港的公民社會、成熟發達的公共空間、不亢不卑的社會運動,套用嬰兒潮物質主義的話語,那才是升值潛力最高的新興市場、最值得投資 的「優質新股」。未來六年,相信中聯辦門 前還會有不少示威,除了問中央可以給我們什麼,也可以問我們還能帶給中國什麼?每次當我看見苦行的八十後,都很想苦口婆心地跟他們說﹕撤出這個沒有希望的 戰場吧!走到一個更大的戰場去,繼承康、梁那怕只是「保皇黨」的遺志──一小時生活圈無可避免地出現後,會較一百一十年年前坐船更加方便。

文 鄒崇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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