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蔭權日前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表示，留意到「 八十後」對社會的不滿，並聲稱會從「高鐵」事件中汲取教訓。如果這確實是他的由衷之言，他首先要反省的是其管治心態的邏輯起點。
與 其說曾蔭權把施政重點放在經濟和民生上，倒不如說他把管治思維的邏輯起點放在「香港人是經濟人」這個假設上。眾所周知，「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的假設來自西方傳統經濟學中對人的經濟行為的一種普遍性假設。這個假設將「人」在經濟活動中的一切行為都假設為「自 利」（self-interested）行為，其目的在於「力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
自出任行政長官以來，財政司出身的曾蔭權就是用「經濟人」這種邏輯思維去指點江山和實踐改革，以及為香港今後的發展尋找方向和選擇道路。他提出的是一套徹頭徹尾的「經濟人」的價值觀，這一點從他的保育和文化政策中可以看得最為清楚。
曾 蔭權多次重申會大力推行文物保育，又認為歷史建築物不應單單保存，而且應該活化，發揮它們的經濟及社會效益，這樣才符合可持續保育概念。值得注意的是，他 常常掛在口邊的字眼是「活化」（revitalize）而不是「修復」（restore），反映了在他的心目中，舊建築物本身並無內在的歷史或文化價值； 所以必須「注入商業管理元素」，才可以成為「文化地標」。 他的整套保育政策，說穿了，就是要發掘舊建築的經濟效益和商業價值，將保育看成一盤生意，將對保育的承擔和投資看成一種「可操勝算的賭注」（smart money）。
這種經濟人的邏輯思維也可見於曾蔭權政府看待香港文化的態度。曾蔭權及其班子喜歡將港產片稱為香港最成功的「創意產品」，又稱香港為「創意之都」，要為「香港品牌」注入新動力，加強宣傳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形象。
香 港長期被視為一個對政治冷漠、對歷史無知和對文化缺乏熱情的所謂「經濟城市」。這個標籤從來就沒有多大的現實基礎，尤其是香港在九七回歸之後就更不適用。 曾蔭權本人不是曾經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新香港人」這個概念嗎？然而倘若所謂「新香港人」骨子裏仍然是只懂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那不過是新瓶舊酒而 已。這樣說，不表示今日的香港人不食人間煙火，完全沒有經濟人假設中經濟人具有的自利本性，但這種本性僅僅是香港人屬性中的一個方面而已。
再 說，任何經濟學家都無法否認，「經濟人」假設僅是一個假設而已，並不完全符合社會現實。正如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low）在他的「需要層次論」 （hierarchy of human needs）中所說，人的動機和需要是一種由低而高、逐級實現的層次結構。人在解決生活和安全的基本需要後，自然會嘗試滿足愛、尊重和自我實現這些較高層 次的需要。
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在現實生活中，人並不只是自利的。香港人絕對不是「純經濟人」，而是活生生也複雜得多的「社會人」。他 們除了有物質的需求之外，還有精神的追求和價值觀，以及經過主體判斷和思考後所作的選擇。他們的行為絕對不能簡單地以「自利」兩字概括，他們追求的「利益 的最大化」也絕非僅僅是經濟利益的最大化。這也許就是「反高鐵」運動要向政府發出的關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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