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十年代社運中堅分子黎則奮欣賞八十後的社運者，指他們成功在反高鐵運動中「綁架」了泛民主派，而不是被他們牽著鼻子走。八十後不搞大理論，而是將社會運動結合到基層群眾。 |
| 社 會運動是不滅的理想。五十後和八十後，不同的年代，同樣的心情。七十年代初社運中堅分子黎則奮，人稱Q仔，除了高聲稱讚今天社運幹將「很叻（聰明）」之 外，他還說，兩代人所追求的都是理想的社會，但內容不完全一樣。而在表現形式和連結社會不同力量上，八十後更能洞察社會矛盾，將大理論高高舉起，輕輕放 下。在反高鐵及其衍生的社會運動熱鬧之際，亞洲週刊採訪了七十年代初積極參與中文合法化運動、保釣運動的黎則奮，探尋這四十年來，香港社運如何走過潮起潮 落，又如何薪火相傳。以下是採訪摘要： 請你先分析六七十年代香港社會運動的時代背景？ 首先，一個客觀的結 構性問題是，那時的年輕人，正是戰後第一代，一般來說，年輕人都較具有理想性，不同於五六十年代的是，當時的運動多數由國民黨和共產黨發動，不是本土自 發。到了一九六六年蘇守忠在天星碼頭絕食抗議開始，才算是現代香港本土運動的初生。蘇守忠及後來的六七暴動，對當時的大學生產生很大影響，但最重要的還是 意識形態的影響，促成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大規模的社運。 是哪些意識形態呢？ 當時的意識形態可以分作三 部分。一是二戰之後，大批文化人像司馬長風、胡菊人，以及新儒家的錢穆、唐君毅等南來，他們帶來了中華文化，並在香港生根。當時殖民政府不鼓勵香港人認識 自己的文化，這些南來文化人就將香港和中華文化接連上。譬如六十年代有文社活動，就是鼓勵大家關心國家民族。第二部分是海外帶回來的影響。像莫昭如，他在 澳洲念書，參加了當地的反戰和捍衛原住民權益運動，將西方思潮帶回香港，像無政府主義等；第三，是香港的親北京力量，文革發生後，七十年代初，中美關係緩 和，中國國際地位提高，在香港的親北京文化統戰機構也紛紛創立，像《七十年代》。當時社會客觀環境，加上三股意識形態出現，促使香港出現連串社會運動，像 中文合法化運動、保衛釣魚島運動和反貪污捉葛柏運動，社運和民族主義和反資反殖密切相關。 中共也有一些「根正苗紅」的人在香港，他們在民族主義的運動中扮演什麼角色？ 六 七暴動後，這些根正苗紅的力量為了避風頭，基本上化整為零，行事低調，像現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離開左派學校，就進入大專。當時他們組成大專服務隊，「潛 伏」大專內，做思想工作，引導學生。但不會站出來參加保釣。在保釣過程中，中共力量的介入，並不是要推翻殖民政府，反而希望吸納保釣人士進入左派陣營，在 意識形態上回歸中國，像陳毓祥、程翔和《經濟日報》總經理麥華章等，很多很多。當時作家葉靈鳳的女兒葉中敏就是在做統戰工作。 保釣及民族主義運動有何影響？ 首 先，一些本來主張中華文化的文化人，由於比較靠近台灣，而台灣在保釣事件中又顯得懦弱，於是，這些文化人遇到學運和保釣，便被打沉了。這時候，海外華人受 民族主義掀動，多支持保釣，又見北京在事件上態度強硬，於是掀起一股回歸潮，投向北京。而部分屬於無政府主義派的就自發創組《七十年代雙週刊》，以直接行 動為主，參與創刊的人除了莫昭如、吳仲賢之外，還有陳婉瑩、馮可強、謝家駒等。當時《七十年代雙週刊》發起多次保釣運動。保釣運動結束後，由於文化人的沉 寂，很多學生便開始從西方新左理論中找尋論述，出現很多派別，像托洛斯基派、毛派、馬克思主義派等等，這對學運中的學生後來投入不同行業，像教育界、新聞 界和社工界，都有很大影響。 在民族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的運動中，身份認同是否其中一個催化劑？ 是的，六十年 代末、七十年代初，我們是有身份認同的問題。殖民政府很多措施都是逼你不做中國人。比如香港出生的有身份證，但到了拿成人身份證時，就要宣誓自己是英國 人，身份證才會寫你是英國籍，才能拿英國護照。如寫中國籍，是拿不到的，這樣對旅行讀書有問題。在一些中學生週刊裏，一些青年為了前途，宣誓了是英國人， 但又內疚，陷入身份危機的矛盾裏，於是便寫散文抒發感情。一九六七年，我拿成人身份證的時候，就堅持做中國人。但那時大部分 還是會選擇英國籍。 由意識形態掀引的社運，到什麼時候沉寂下來？ 七 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香港經濟急升，加上麥理浩上任港督後，推出一系列善政，包括十年建屋計劃、免費教育等等，化解了社會不少矛盾，也成功吸納了社運的力 量。七十年代初積極參與社運的學生，由於經濟好，社會向上流動快。當時七八十年代那群學生受了學運洗禮，除部分人進入政府當了官員外，部分人就從事新聞行 業，像《明報》的張健波、《明週》的龍景昌，在教育界，則有張文光和陳漢森，而投入壓力團體的，並從事爭取居民權益運動的，就有馮檢基和陳偉業等。你可以 看到，這波人，後來也催生了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政團和政黨成立，像匯點、太平山學會等等。 那些在香港的親北京力量，在七十年代後期，又處於什麼狀況？ 四人幫下台後，左派在學校裏也不講意識形態的東西了，他們多做聯誼。但到了開放改革後，他們又有更多機會北上發展和發達，成為既得利益者。有趣的是，他們在八九後又到外國拿護照，之後又回來，今天發表聲明支持政改的，也是這些人。 那社會派後來又如何？ 他 們部分人後來落手落腳（身體力行）推動居民運動，認為香港需要改革。當香港前途問題出現時，社會上主流意識形態是要維持現狀，但只有社會派的人懂得結合理 想和現狀，提出民主回歸，這是中國人在民族大義中要站在民族立場出發。有關港人治港的概念，也是社會派提出的，這應是他們對香港前途問題的最大貢獻。 七十年代初的社運和今天主要由八十後發動的社運，有雷同的地方嗎？ 現 在的學生很叻(聰明)，他們看到政制發展已到死局，就提出對香港、中國大陸，甚至全球仍然沉醉的「發展就是硬道理」思維的批判。從利東街、天星、皇后等等 運動，到今天的反高鐵，都圍繞著一個主軸，就是反資，在這點上和七十年代是相同的。另一個東西很像的，就是透過一個媒體聚合年輕力量，再發動社運。我們的 時候有《七十年代雙週刊》，今天就有inmedia。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媒體沒有明顯的領袖，是開大門，任何人喜歡做就是一分子。 今天的社運，還有什麼值得肯定的？ 在 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時，他們少和議員接觸，但這一次反高鐵，卻成功綁架了泛民議員，尤其是民主黨。民主黨本來投反對票的，他們沒罵民主黨，還叫他們加油， 成功讓民主黨站出來，是很成熟的表現。還有，他們不似七十年代那一代人，將精力放在搞大理論上。大理論是有意思，但只停在那裏，大多數人都不知你在說什 麼，那就只是學社而已。但今天年輕人沒刻意追求意識形態，不是說他們不知道大理論，但沒必要經常掛在口邊，反而是講一些讓普通人都能明白的話，將運動和基 層群眾給合，觸摸到深層次矛盾，這就是他們成功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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