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行與赴義

2010年1月11日星期一

信博特邀文章)
參加過一月五日在上水的苦行，站在青年的後面，全程微笑。先後有男女小童隨後，他們都向我討手上的小麥和米，我酌量給了他們一些。吩咐他們，榖糧可以食的，也可以撒在地上餵小麻雀。

除了向圍觀的人群展現平靜和愉快之外，緩行也是靈性的修煉。不論是展示宗教威嚴、宣傳政治意見或慷慨赴義，都是這種心境。我記得其中一位苦行者的自白：此刻只剩下我的身體。我的命，你們隨便取去。

無牽無掛，卻前後都有同志，並不孤單。一月八日，更多的市民跟隨青年苦行者，繞行於立法會大樓。手持榖糧，踏在土地上，停步歇息，而不是高速前進。高速前進，手上的榖便丟失了。

人類的智慧發展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已經停止，往後都是玩弄花樣。二十世紀末，人類的經濟發展已經到了盡頭，今後一切的發展，都是資產掠奪游戲。

以 前，愛國是無賴最後的語言。今日，經濟發展是無賴最後的語言，與粗言穢語無異。經濟發展四字，類同X你老母。今後的任務，是走回去。愈遲向回頭走，付出 的代價愈大。你不相信？請高速前進到其他地方。這篇文章，你不必讀下去。目睹香港的死局和中國的絕境，我其實也不想寫下去。寫鬼怪，寫妖精，都比寫香港和 中國好。

一九三○年，英國在印度的殖民政府制定和頒布了食鹽專營法，壟斷食鹽生產，任意抬高鹽稅和鹽價，印度平民憤怨不息。甘地號召印度 平民用海水煮鹽，自製食 鹽，以此抵制當局的食鹽專營法。此際之甘地，已是六十出頭，他身體力行，帶領人群，從印度北部阿默達巴德城修道院出發，步行向南，到海邊煮鹽。一路風吹雨 打，蚊叮虫咬，甘地卻毫不介意，沿路向群眾宣傳，發表演說，經過二十四天徒步旅行，到達海邊時他的隊伍已有上千人。

一三四七年，英法百年 戰爭之際，位於英吉利海峽之法國城市加里（Calais）遭英軍圍困一年，陷於絕境。英國國王愛德華三世(1312–1377)下 令，假若有六名顯要的加里市民願意出來收死，則可寬恕市民，免卻屠城。受死之六名賢達，須赤足裸身出城，頸有套索，手持城門及堡壘之鑰匙。為首的赴義者， 是最富有的市民尤斯達斯．聖皮埃爾（Eustache de Saint Pierre），隨後，五人。六人魚貫而出，慷慨赴義。

此為市 民精神之極致。什麼叫市民（布爾喬亞Bourgeois），並不是手上持有多少資產，而是能夠為城市犧牲多少、奉獻多少。由於香港的現代化歷史是加 速的、壓縮的進行，沒多少人願意明白何謂市民精神，直至反高鐵事件出現。至於共產中國，則是由集權社會主義飛躍到後期資本主義的表面，大家只須靜觀其在高 速之下，四分五裂，土崩瓦解。到時，準備一杯燒酒祭奠神州。

一九九四年，我在德國搞民運，與當地的中共人士飲酒夜話。他問，你真的要搞革命，奪取我們的政權麼？我回答：「拜託，千萬不要把政權給我。你們把中國搞的潰爛不堪，誰接手誰倒霉。」那時只是一九九四年，還未開始諸侯圈地和樓房炒賣。

馬 國明在1995年為也斯主編的《香港文化專輯》（《今天》第28期）寫了一篇《荃灣的童年》，此文本質上是廣義的散文，但被三聯書店的年度小說選（許子東 主編）收錄，變成了小說。馬國明其後出版《路邊政治經濟學》(1998)，也收錄了此文，與多篇論文同處一冊，又約略有點「論」的意味了。由此看來，這篇 地方志（或荃灣方志）彷彿就是跨界或越界的「臥底書寫」，正是由於它的臥底性質，才得以兼容於不同的文類及選本。

地方：人文地理學的想像
在我看來，《荃灣的童年》是極富想像力的地方記憶，既是美籍華裔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所說的「地方之愛」（Topophilia），也是英國人文地理學家克 瑞斯威爾（Tim Cresswell）在《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一書所探討的核心概念—從地方的系譜學說起，最終回應了全球化時代對「地方」的「根」的種種挑戰。「地方」和「地方之愛」大概 就是現代城市的「臥底方志學」，它總是不忘以「童年」和「家園」為論述對象。

《地 方之愛：環境感知、態度與價值的研究》（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s, Attitudes, and Values）是段義孚早年的著作，Topophilia是複合名詞，由topo（place）和 philia（love）兩個字組成，顧名思義，此書論述的是人對「地方」的認識，乃至立於人和「地方」的情感聯繫，它「強調的是主體性和經驗，而非冷酷 無情的空間科學邏輯」。段義孚區分了「空間」（space）和「地方」這兩個概念，其後被闡釋為「流動的空間」和「地方的空間」這種二分法的延伸：前者指 向無情地急劇發展的資本主義，後者指向在城市高速資本化及全球化語境下彌足珍貴的地方精神。這套「地方論述」正是人文地理學（Humanistic Geography）對社會人口流動性（mobility）的深化思考。

段義孚2005 年前訪華，在北京師範大學演說，講題是《人文地理學之我見》（Humanistic Geography: A Personal View），談到一個地方的「感知性質」，說的倒是「通感」、「比喻」、「奴役心理學」和「文化與想像力」，最後說：「人文精神的主題一般包括甚麼？我認 為，他們都表達了一種根深蒂固的願望：理解人類經驗的複雜性和精妙性。『它意味着甚麼？它究竟意味着甚麼？』這個問題必須永遠藏在人本主義地理學家的意識 裏，從而使他同時能成為一個道德家和哲學家。」他的著作討論「逃避主義」（Escapism）、「恐懼的地景」（Landscapes of Fear），說穿了，他就是一個「文化臥底」，試圖潛入、跨越地理學與人文精神的邊界。

克 瑞斯威爾的《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指出：「地方」是一種觀看、認識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從人與「地方」之間的種種關係，發現意義和經驗的世界。他引述政 治地理學家阿格紐（John Agnew）對「地方」所勾勒的三個基本面向：其一是「區位」（a specific location），其二是「場所」（locale），其三是「地方感」（a sense of place）。他認為「萬物之所，各安其位」（A place for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in its place）這句話的涵義在於：在具有社會／地理基礎的世界上，事物有其特殊秩序，它要對抗的，正是人的記憶在「流動性」中日漸消亡的秩序。

「地方書寫」與「臥底文化」
「地方」無所不在。它不同於「領域」（territory），或「地景」（landscape），「地方」一詞賦予日常生活實踐空間一份寶貴的人文精神， 它拯救了傳統地理學，克瑞斯威爾追溯自1950年代以來「地方」概念的發展，思考人與地方如何產生情感聯繫，如何排斥某些元素進入「我們的」地方，從而思 索「地方感」或「地方特色」會否因全球化時代的來臨而消失殆盡。

《荃 灣的童年》正是克瑞斯威爾所說的「地方再現」，那是日常生活在一個「地方」的實踐，以使這「地方」在消失的記憶中再現。人文地理學之所以可被視為現代城市 的「臥底方志學」，正是由於「地方」可以通過記憶、想像與認同而「再現」的一套結構—克瑞斯威爾指出，「空間」只是一種「生活事實」，跟時間一樣，毋寧是 缺乏人文或文化意義的，而「地方」則是由生活於其中的人賦予意義的；「地方」是身置其中（in place），「地景」則是身在其外（out of place），兩者互為「他者」，「地方」正是一個認識世界的觀點，從而編織一個記憶、想像與認同的意義之網。

《路 邊政治經濟學．新編》的發佈會早前在荃灣鬧市一角舉行，我有幸參與其事，與馬國明細說個人的記憶與童年，談「地方」的意義。我又想起早已停刊的《文學世 紀》（古劍主編）有一個欄目，叫做「香港記憶」，其後由古劍編錄成書，收錄了一批作家的「地方記憶」，此書同樣也是「城市方志」，其意義也許在於：香港有 多少個「地方」，就有多少個「地方臥底」，第一版早已售罄，可惜印刷廠沒存書稿菲林，因而難以再版。

文 學雜誌《小說風》也一直鼓勵「地方書寫」，去年起推出「書寫我城」欄目，曾收錄了香港文學節「地方風情」徵文的得獎佳作。最近由雨希等九位年輕人合辦的 《Stadt城市誌》說來也是一份文化生活地方志，創刊號的主題是「旺角」，第二期的主題是灣仔，據聞往後的主題是荔枝角、北角……如果能辦下去，那就是 無處不在的「臥底地方志」了。或者可以說，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地方」，書寫就是為了抗拒遺忘、反對失憶，那麼，民間的「地方書寫」何嘗不可能就是試圖 跨越記憶和童年邊界的「臥底文化」？

十年商场两茫茫 ──一城小店，无处话淒凉 汤祯兆

我居于香港新界的沙田第一城，由大学时期开始，至今约有二十年了。沙田第一城是沙田区最大型的私人屋苑，由８１年已完成第一期开始，到８８年推出 第七期为止，整个屋苑在五十二座，规模之大算是私人住宅楼盘中的异数。由第一期至今，沙田第一城的楼龄已不浅，三十而立之年转眼间亦快将降临，然而楼宇的 市场承接力仍气势旺盛，即使仅以最近数月为例，平均每月仍有上百宗的交易买卖个案，楼价保持在三千至三千五百元的呎价之内，在二手楼市场上算是极为「长 青」的信心保证。那当然与四周环境的配合有关，一方面管理公司连年获奖，且早有未雨绸缪之见，及早进行楼宇更新及维修保养的保本增值工程；加上附近的小学 表现出色，成为招徕家长置业为下一代铺路的吸引元素之一；更重要是交通的四通八达，陆路有大老山隧道的地利，加上连铁路系统最近也延伸至在第一城设站，更 加令到屋苑的价值得以巩固下来。

「下流社会」的乐园

对不起！花了一大段宣传式的官腔介绍，其实我旨在为读者先进行立向式的锁定工程。香港的经济起飞，除了部分人士透过财经金融地产上的投资 发迹外，大部分仍属稳打稳紮由低向上攀爬的阶层。我所属的家庭可说乃颇为典型的例子，由一家九口（包括照顾偷渡来港的亲人）于颠峰时期挤在公屋单位内，到 陆续逐一置业迁出成家，可说是香港社会生活水平向上流动的对应写照。老父在购买人生第一楝自置物业时，竟然不用借贷全用现金成交，令我大开眼界，也终于明 白到上一代人的工作理财伦理观念与我们如何大相迳庭。沙田第一城正好属于由低层向上移至中层的最佳跳板。香港人用「上车」作为术语，意指拥有第一楝私人物 业，于是沙田第一城就成为价钱合理而且保值能力不俗的「上车」热点──换句话说，沙田第一城可看成为香港社会阶层流动的一个主要观察据点。

当然若要更仔细去分析，我会借用三浦展的《下流社会》来加以说明。沙田第一城由于拥有大量的小型单位（最小面积为３９５呎），于是成为 胼手胝足争取往上层流动的年青人之热门选择。拥有私人物业，无论如何都应该被归类为中产阶层，然而又因为那是咬紧牙关的上溯过程，而且基础也绝不牢固（只 要出现金融风暴又或是楼市崩溃，上述人士便会身处水深火热的险境），于是正确来说应以中下阶层名之较为准确。日本社会的趋势专家对此阶层有深入的分析，大 前研一以Lower-Middle名之，而三浦展更自创「下流社会」来命名，更因而成为一纸风行洛阳纸贵的日本流行社会学名作。挪用「下流社会」的命名， 主要针对的是经济上的阶层特色。日本与香港当然仍然存在极大的差异──三浦展所指的「下流社会」，不少是从「中流社会」（即中产阶级）下滑至「下流社会」 的；反而香港的「下流社会」，则刚好才从真正的低下阶层攀爬上来，人种特性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明乎此，我以「下流社会」的乐园来形容沙田第一城，自信也属 不亢不卑的持平之见。

商场为谁开？

正因为沙田第一城结聚的恰好为过去数十年，大抵凭实干耕耘而非投资有成，从而汇合而成的群体，我认为作为香港整体低下阶层向上流动的缩影 写照（不要忘记即使时至今日，它仍然是全港最大型的私人住宅屋苑），它的观察价值不言而喻。其中最具象征性的焦点对象，我认为不啻属屋苑内的两个独立的购 物商场，分别为较旧的银城商场及较新的第一城中心。商场固然是为了居民的需要而建立，又或至少要在商业利润及居民利益两端中拉扯平衡。在执笔的期间，银城 商场内一间历史最悠久的文具铺，刚巧逃不过要结业的命运，终于要伤感地光荣撤退。这所拥有廿年以上历史的吴增泰文具店，是典型的家庭式手作业小店，由一双 母子合力经营，内里陈设混乱，货物堆积如山，毫无条理，等閒之辈入内轻则捣乱毁物，重则自伤肢体，所以我要购买什么，大抵都会高声呼叫而由他们执拾了事。 然而正因为母子的自把自为，故此文具店内又往往会为人带来意想不外的惊喜，由过年过节融合中西的不同玩物装饰，到红白二事之用品乃至致送他人的名贵金笔， 同样一应俱全。看著当年的儿子由精力充沛的毛头，变成为今天发线也不得不上移的稳重店主，我不得不怜悯神伤。

在文具店的邻近，另有一所名为和毅的茶餐厅，那更是我以前学生的家长所开设经营的。那名学生是我转职至教育界后第一年遇上的学生，今天 早已大学毕业了。眼前的茶餐厅，在第一城经营了不过数年的岁月，但即使眼见也可感受到它咬紧牙关，不断在求变维持下去的吃力情况。说来惭愧，我甚少光顾学 生的食肆，因为环境十分狭窄，令人进膳时难以舒怀。然而那正是不得不如此的策略之一，店面有限而铺租又腾贵，唯有牺牲环境上的质素，去追求更大的利润回 报。自从文具店结业后，每次经过附近，我都会担心学生家庭经营的餐厅──尤其是近年来，两大连锁快餐集团均进佔了商场的有利位置，「大快活」甚至位处商场 的中心，正好在和毅茶餐厅的对面，委实不得不教人忐忑不安。

大小通杀的经济逻辑

请不要以为我是廉价的伤感怀旧支持者，题目中所指的小店，其实不一定限于小规模经营的店舖。连锁快餐店哈廸斯（Hardee’s）的结 业，大家心里都知道是早晚的事。其实它在数年间，在香港己静悄悄地把不少分店关掉，艰苦经营的情况乃路人皆知的事实。只不过它的全面撤退，仍勾起个人不温 不热的回想。

银城商场内也曾经有过一所哈廸斯分店。有好几年了，忽然就在楼市开始回阳朝春的日子，它就无声无息结业，原址后来就一开为二，租给两间 地产公司──连同屋苑内原有的同行，忽然地产公司的数目立即飙升至上十间左右。我既不甘又好奇，于是走去查探租金为多少，才蓦然发现两个铺位各以数十万的 价钱租出，原址的租金回报登时狂飙了一倍有多。其实也不会诧异，先前有一所面包店结业时，老板告之商场管理公司要加租至五万元。究竟每天要买多少个面包才 可以支付五万元的租金成本？我苦笑心想大抵要推出鲍鱼金箔包，才有生存下去的契机。

回头去说哈廸斯──它一直是较为精致的连锁快餐店。观其早餐的布阵便可知，与其他同类型店舖所走的「抵食夹大件」路线，有清晰的出入， 食物的份量明显不及对手。但就是那一点点差异，令人留下印象：汤底浓稠的通粉、甜味与焦度合宜的蜜汁鸡翼乃至被传媒炒作成焦点的蘑菇饭（黑椒味最出色）等 等。中环店的经理打趣道：平日又不来，今天结业才一起湧进来！是的，哈廸斯的食物又不足以令你牵肠挂肚，甚至要抱朝圣心态去满足嘴馋。然而若有一间在你上 下班的途经路径，很自然又会成为需要同类型食物时的首选。它的消失无疑勾起淡淡然的哀伤，却又不足以提升至一种香港情怀的回溯──只不过在宏观的潜背景 下，我们又再一次被地产商吞噬了一项口味的选择。这个世界没有双赢，有的也不过是政治又或是经济上的修辞策略──市场机器追求的从来都是独赢。

「品味的政治」的追求

那么是不是所有商场内的布局变化，居民都会逆来顺受全盘接收？从第一城的经验来看，那又不至如此。第一城曾经有一间迷你电影院，但因为太 过冷清，不久便结业了，位于第一城中心内的原址一直空置，曾经有不少租户提出改建用途，例如兴趣桌球室又或是建遊戏机中心，可惜总是在业主委员会连同区议 员的大力反对下，最终不了了之。原来居民又不致于对身处的环境麻木坐视，甚至当有部分食肆，尝试把餐桌开设在公众的休憩领域内，也迅即被多番连环投诉，结 果立即要收敛作罢，可见群众聚合的讨价还价能力，其实绝对不可轻视。

然而这更勾起我的疑惑：究竟作为由下层向上流动的「下流社会」，有没有改变了自己的阶级属性？我的意思是一般而言，低下阶层较为关心与 自己利益直接有关的事项，而且那又与经济及民生息息相关，此所以香港在发展期间，较大规模的群众抗争活动均与民生扣连（六七年的天星小轮加价以及七四年的 廉署成立等等），也固然属理所当然的习性延伸反映。然而今天若然真的已出现了阶层流动的变化，尤其是在回归十年后，即使经历了金融风暴的打击仍可以熬过一 劫，那应该确实可看成站稳了脚步的中产分子，可是眼前所见的思维方法，有没有任何改变？

在这方面我较为悲观，我认为回归十年的最大冲击，是说明了香港人仍停留在消极反抗的回应模式之中。大家或许是富裕了，然而仍是摆脱不了 划地为牢的自封心态，总是在不得不作回应的地步，才愿意集合起来进行磋商争取权益。如果晋升成为「下流社会」真的代表了上层流动，那么提倡「品味的政治」 大抵才属于范式转移的第一步。我的意思是当大家可以购下私人物业，那已证明忧柴忧米的日子已经稍为远离己身，那么是否可以为自己信奉的理念多说一句？多走 一步？那不一定是什么政治上的见解立场，所谓「品味的政治」就是对自己的好恶挺身而出去维护，香港人爱去的旅遊胜地小樽，那条为人津津乐道的运河正是当地 居民历时数十年的争逐成果。如果我们有好恶，那其实就应该由身边的环境开始──选择就是政治；除非你连自己喜欢什么也不甚了了，言不出所以然，而我确实担 心有机会不幸言中。

在解殖的街头 周思中

有说，「香港的回归过程历时只有一秒钟」。意思就是，历史上所有殖民地的解殖过程，全都经过长久而动态的发展过程，未到最后尘埃未定。反观香港， 没有的翻箱倒笼的本土历史清算，没有前仆后继浪奔浪流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没有洗心革面的自主意识醒觉；回归过程就如今年年初的全城禁＃烟法例一样，九七年 六月三十日晚上十一时五十九分五十九秒过后，香港在欢呼声和反对声中顺利过渡，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什么都没有发生，包括连「什么都没发生」的错愕都没有。

查早在二零零一年九月，当香港还未可摆脱亚洲金融风暴和九一一的余震时，今天行政长官，当天的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坐著一艘髹著「香港品 牌」的天星小轮，风风光光由尖沙咀启航到中环，宣传「亚洲国际城市」这个所谓「香港品牌」。那时回归才四年，香港却像透一支倒楣的军队，还未誓师便给攻个 七零八落。据说当时市面百废待举，香港人和管治阶层都坐同一条船、《狮子山下》式的假像，几乎骗到了全香港的市民。
随后的一个星期，天星码头的保卫者就如不是在码头里，便是守在码头的外围，继续带著阻止工程的目 标，行使香港人在公众地方的权利。绝食、往特区行政长官的官邸抗议，不停被警察阻挠、不停的地抬走，不停的被驱赶。过程中，保卫者跌撞于街头之际，原本在 城市中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的感觉逐渐变成难以承受的轻，一种对立于只希望把人民封锁在无根状态的殖民式管治的本土意识，亦开始在酝酿觉醒。

虽然天星码头的钟楼，最终在众目睽睽下整座被锯走，直往堆填区被磨成碎片；惟在天星码头保卫运动中被召唤的人，亦像被充了电的电池般， 转战在天星右邻的皇后码头。保卫运动走到皇后码头的阶段，要求参与者更清醒地直面及回应我城的殖民经历。查皇后码头于一九五三年建成后，一直是由英国乘飞 机抵港后，由九龙坐著其「慕莲夫人号」到中环登岸进行其就职仪式的地点。现在流行的讲法，皇后码头的设计与其对面的大会堂以一条轴线遥相呼应；在这意义 下，如果原本天星码头所象征的，还可以说战后像雾又像花的现代管治形象，保护皇后码头岂不是走历史的回头路，甘心将热情都奉献给殖民的始作俑者？

历史不能重置，也不能改写。若皇后码头的确曾有过标志殖民权力——登岸以宣示主权——的过往，除了发掘一直以来在皇后码头发生过的抵抗 运动——中文运动、保钩、外佣争取权益运动——，码头保卫者亦努力在皇后码头的空间刻写与权贵无干的本土历史。自天星码头被拆毁后，皇后码头及其对开的广 场，不断有文化活动在发生，计有：本土社会运动前辈的夜话、剧场遊戏工作坊、文学沙龙、独立短片放映、诗歌朗诵及音乐会、关于历史文化保育的论坛、火锅聚 餐、摄影展、导赏团、人民规划工作坊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早前三月台湾的汉生病疗养院「乐生院」因为捷运工程而面临清拆，一班关注的香港朋友亦于同仇敌忾 的皇后码头进行过两次音乐会。除此之外，码头的保卫运动更开始与其他社区运动的团体连结，尝试以保护香港本土文化和庶民生活为主题，将抵抗同一发展至上逻 辑的运动扩散和连结。

殖民情状的暴力，在于殖民者带者高傲自负的眼光，目空本地人的一切，纵然由萨依德《东方主义》始的后殖民批评发展了快三十年，理论所 及，谁是殖民者谁是被殖者已开始难以界分，惟一种将土地的生活方式、历史、身份、贡献埋没和贬抑的主流意识，历史和地方只是与所有商品一样的消费心态，在 香港仍是南征北讨百战百胜。码头保卫者在街头的一切，便是希望实践出一种别样的时空观念，同时在实践的过程中，解除社教化中成为统治者眼中的「顺民」的训 练，填充香港空间的意义，重述香港地方的历史。在这半年期间，有两次行动可资说明。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一日，皇后码头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仪式：人民登陆皇后。码头的保卫者以一艘被命名为「本土号」的船，载著近一百人 （当中包括不同重建区的街坊、新来港人士、关心历史文化保育的团体、工会成员、非政府组织成员、进步知识份子、运会运动前辈、外佣团体等），浩浩荡荡由尖 沙咀起航至皇后码头登陆。行动的讯息一目了然——香港的土地曾经是以殖民者的登陆而成为不由自主的国度，回归十年情况亦未因主权易手而出现转变，则香港人 需要以集体行动宣告，谁是香港真正的主人，谁才是香港历史、社会、文化发展的无名英雄。保卫者还预备了两条各五十米长的横额，由所有参与者写上了其心声， 绘满了意味深长的画，在码头登岸之处由登岸者领到大会堂前原本由港督主持升旗仪式的检阅台。大会堂、皇后码头和爱丁堡广场整个空间，顿时人声鼎沸旗海飘扬 鼓声震天，几乎让人错觉这片公共空间正式宣布独立。

三月十八日，时值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一场全港七百万人只有八百人有投票权的「选举」）前一星期，码头的保卫者和不同的社区运 动、居民运动的团体，发起了一场遊行，争取香港空间规划的民主化、要求规划的过程和机关尊重社区的历史、文化和有机地形成的网络。香港一般遊行的原则，是 人数至上，大街大巷至上。然而，三一八遊行因为连结了不同社区运动的团体，争取属于旧社区的权利和尊严，故遊走于旧区的横街窄巷，在旧社区的现场宣示团 结，便成为一场保卫旧区免于全面被高楼大清洗的遊行的理所当然的路线。路线更途经汇丰银行于中环的总行，即星期天休假外佣的聚脚点。队伍途经该处，随即与 外佣合唱团结的歌曲，亦有发言互相支援——只因作为香港职业女性的家务劳动替代人员，她们长年累月对香港经济发展的贡献，从来便被忽略；作为本土社群的一 部份，她们也是被拒绝的。队伍中除了年青人外，也有在各个旧区居住和建设了几十年的老街坊，遊行之于他们既是向外宣扬讯息，亦是向内加强团结。最后，遊行 队伍挺著一块几十平方米，由基层妇女和艺术家编织而成的百家布，有尊严地完成遊行路线，抵达终点站皇后码头。

事实上，遊行队伍不断被便衣警察渗透，被军装警察以各种秩序理由拦截。或许如此的参与者的组合、如此的遊行主题、如此的遊行路线，对有 著某种不可理喻的官威传统的警方而言，完全摸不著头脑。结果一位受人尊重的重建区街坊在遊行后发言时竟遭警方不礼貌地中止，而一位艺术家朋友亦在遊行完结 后，遭掩饰自己重案组身份的便衣警员无故截查。这场保卫香港本土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如不是已经越过了一直以来在当权者理想的「顺民」的界线外，遊行参与者 所受到的对待实在难以理解。

从登上推土机的一刻开始，保卫码头的运动者便从一种不一样的介入点靠近解殖的彼岸。回归的一刻，政权由原来的宗主国英国移交到中国的北 京政府，各界预计由政权移交所引发的转变，回归差不多十年后的天星码头皇后码头保卫运动的雷达差不多扫描不到，亦没有以这大历史上的一刻间的差异，作为其 观照自身状况的理所当然的参照点。相反，似乎是名义上有变而实质管治关系的不变，两者之间的距离，就触发了一场真理事件，为忠于真理事件的主体提供判断和 行动的座标。

管治者透过土地限制香港人的生活空间及归属意识，而码头的保卫者，则在街头正面迎击，在街头巷尾，捡回属于本土的片段，重组本土的世 界。而事实上，政治和社会的抗争和异议在香港的历史上绝对不是缺席的，由码头保卫运动所开展出的解殖语境，要求保卫者承先启后，从过往的异议历史中，了解 今天能行使的自由和权力的沿革及限度，并由此思考和实践摆脱回归后还残留或强化了的枷锁，真正感受作为香港这地方的历史主体。将「本土」、「庶民」等受支 配、被动的客体，正式宣布为具自主性、能左右城市走向的主体。这尝试并不在中立真空里进行，更并非无关痛痒——视之为回归十年忍无可忍的历史任务，该不算 是意图不轨的自高身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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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话

回归前突然出现大量由国内学者出版的香港史著作，抗衡一直以来英国人对香港的历史论述，曾令不少论者慨叹没有从香港本位出发的历史：不单 止主权是伦敦和北京政府的争拗对像，即连对主权的论述，香港也从来不由自主。针对这情况，回归前后曾有一批年青的学者和知识份子对过渡期的香港文化作批判 性的研究。

当时的文化评论，不少是在一个更广阔的文化脉络中，不无自贬地把香港理解为「边缘」、「夹缝」、「混杂」，描述八十年代以还香港被伦敦 和北京政府排斥的现实。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意识，而得力于后殖民批评的引入，另一批论者便指出「两种政治策略都不能妥善处理复杂多重的后殖民香港身份，反 而往往成为文化北进反攻大陆的不在场证据」。辩论的因为笼统的定性而起，而止于特定的反证。另一方面，以菠萝包、茶餐厅等作为香港文化的特征的论述，无疑 贴近生活且能在前途谈判的一片无力感中找到香港人肯定自身的立足点。

这些对香港文化作描述和分析的例子都立足于特定的论辩和历史情境，本就不是要处理香港人的解殖状况，亦无法对之延伸有视野的讨论。面对 当前香港庶民社区被逐渐消灭，殖民遗产在香港有全盘的历史清算前已被埋葬，或与资本结合成全新的消费空间等问题，不难暴露出学界评论界对香港解殖任务的忽 视。这不止是在一个超级市场内少了一个牌子的货品，而是我们是否付得起埋没一段段对香港走到今天举足轻重的历史的责任，是否真的提不起意志找根据想策略解 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殖民枷锁？

已几近成为经典的印度庶民研究小组，早于八十年代初（约于其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而独立建国三十年后）已开始专注研究一众在南亚社会在殖民 时代的社会变迁。庶民研究系列的首位主编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在〈论殖民地印度史编纂的若干问题〉中给他们自己开出的研究对象：人民政治。「在整个殖民时期，印度政治存在著另一种与精英政治领域并行的领 域，其中的主角不是本土社会的统治集团殖民政府，而是由广大劳动者构成的庶民阶级和群体以及城镇和乡村中的中间阶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这是一个「自 主」的领域，因为它既不是产生于精英政治也不依赖于精英政治而存在。」

由前途谈判起到回归十年后的今天，香港已走了近三十年光景，即使无需将回归一刻视为浓缩了一切历史问题的金钻一刹，对于香港解殖情状的 分析之空白或难产仍是令人相当尴尬和沮丧。香港社会如何走到今天、小市民（有别于正史主力记载的华洋精英）的自强抗争、对人民如何（无法）构成社会的进步 力量等问题，香港要是希望走出殖民情状，对上述问题认真而批判的认识和清算实在是逼在眉睫。


几年过来，在网上搜寻star ferry，即是天星小轮的英文名称，即便在如英国的卫报和美国的时代周刊，不难找到关于香港特区政府如何因为填海修路，冒著大批香港市民的反对声音而坚 持清拆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的消息。当年还未当特首的曾荫权未知是否预视得到，区区一个拆码头的决定，竟然会牵动到香港人与自己土地的关系那一条似乎从未敏 感过的神经，还有一大堆恐怕从未如此明晰而有说服力的解殖躁动。一个矩阵在运动中形成，公共空间、历史身分、管治关系等维度纵横交错；意识和身体，正大刺 刺地逼近著由港英时代开始塑造的殖民性的禁区和底线。

换言之，姑勿论同样一片空间，更流行的讲法是英国皇室和港督等登岸的地标，但其自五十年代开始，已经与香港的平民百姓的生活绵密交织， 绝对是不争的事实，也不容略过。一直被视为殖民管治象征的这片空间，竟阴差阳错始料不及地提供了一条线索，构成了回归十年始开始发生的解殖反思的大舞台。

***

推土机代表的是一种不惜一切的发展观，不顾历史不顾文化不顾社区关系地为了多建一两幢比天高的商场。这是我城之所以能够由上世纪一直经济 冲天飞到今天的法宝，这件法宝的双生儿，就是自殖民地时代开始的一种殖民性。什么是殖民性呢？它把我们悬置在半空，拦截我们与历史、与地方的关联——地方 只是通道而不是生活，历史只是包袱而不是诤言。悬在半空予人像雾像花的自由幻觉，这悬置启自一八四二年，至今纹风不动。初时它告诉我们，香港人是无（或者 不需要）根的，后来索性以城市发展之名禁止一切令我们与地方和历史产生关系的条件。结果当然就是，香港人视自己为极端的单子，浮游在令人目炫的任君选择的 「自由市场」；家庭已是最高层次的组织单位，集体行动和身份只是笑话。这，在回归之后未曾转变过。

去年的天星运动如果有任何意义的话，意义就发生于抗争者登上推土机的一刻。齐泽克引述过法国哲学家巴迪乌（Alain Badiou）的真理事件（Truth-Event）概念，真理事件指的是在正史的知识中难以名状和辨认的事件，它无法拼入已有的传统并成为其一部份，无 以在现成的政治经济、社会、哲学中找到资源以论述。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即为真理事件的典型例子。真理事件是绝对 的异类，回避、抗拒、否证事件发生时所可资引用的各种分析或解框架，它甚至进一步搞乱常熊和个别事件的二份。真理事件不只是常态下出现的个别事件，不只是 又一次的不著边际的骚动；相反，与现况与传统极端不协调的真理事件，披露了社会看似稳定的结构里的根本弱点。这弱点是社会结构的构成部份，社会所有制度和 机器需要一直主动而低调处理的质性问题，大众也一直被告知和训练成对这根本问题感觉麻木，甚至不知不觉。

真理事件，虽然像个谜样的大爆发人人手足无措，唯它制造了属于真理事件的主体。按齐泽克的说法，真理事件的「真理」，是钩附在某个偶然 而具体历史情状的真理。事件的主体各种原有观感和意识维度在真理事件中被暴烈地打乱，并重新收归在真理事件横空出生的新语境、感观和参照的维度上。主体与 事件的关系，一语记之：忠诚。根据巴迪乌的定义，主体的出现是有限而偶然的：真理不仅不是「主观」（即并非由主体之游思妄想所决定），主体相反地需要服务 穿透了他／她的真理；主体是命定地无法满足真理所提出的无止无终的要求，因此他／她只能在其身处的多重情状中，寻找真理的各种蛛丝马迹。

去年的天星运动如果有任何意义的话，意义就始于于抗争者登上推土机的一刻。

先简单交代一下天星皇后运动的背境。风眼中的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座落在港英政府于战后五十年代的那一期填海工程的新填地上。一向吃大海 饭的香港，由殖民者登陆始已不停填海。为了增加可使用的面积而逃避向政府缴交差饷，开埠时位于岸边的仓库和贸易公司已不停进行小型填海工程。五十年代的填 海工程，不仅填出了日后的维多利亚公园，还填了中环现在大会堂，皇后码头、爱丁堡广场、天星码头等那大片土地。我城一如各地其他大城市，寸金尺土，五十年 代填海工程特别之处，便是填海所得的新填地，竟然没有地产商的份，不作建摩天大厦之用，而是成为文娱康乐消閒场所。而实际上，这片香港现在买少见少的沿海 公共空间，閒日是上班族午膳和饭后散步、钓鱼下棋的地方，周末是飘洋过海到我城打工的外佣的欢聚天地喘息空间，遇事则是社运份子纠集群众昂首阔步遊行到中 环政商权贵总部的起点（六七年的反天星小轮加价、七十年代风风火火的中文运动、保钓、反战等遊行示威，不少就是发生于这片海旁的公共空间）。

香港无止境的发展欲望，今天终于波及这片在城市心脏的公共空间。政府终于启动了中环第三期填海工程，因为无关痛痒的地下排水渠和硕大无 朋的公路，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都面临清拆的命运。去年十二月中的一个中午，约二、三十人聚集于天星码头的工程围板外，希望阻止工程的发生。然而，工程并未 如计划般受到影响，门外的人边聊胜于无地阻挡希望进入地盘的工程车，边听著地盘内推土机地把那近五十年的建筑逐寸逐寸地毁灭，一筹莫展。突然。午饭后的时 间，有工程车要离开地盘，乘著地盘的大闸开启，一帮人伺机跑进地盘入口，有的与保安追逐，有的被包围。还有一个：他站上了隆隆作响的推土机之上——推土机 被迫闩掣停止，而这也是佔据，和真理事件的开始。

***

据本地报纸所载，闯入地盘后，关键点在于翌日，佔据者被不合理地大规模的警力抬离地盘——当时我城的议会正在就天星码头清拆事宜，进行动 议辩论。然而，不能不提的就是在随著登上推土机而揭幕的二十多小时佔领时间。入黑前，保卫码头者几度被地盘的保安人员不熟练地抬走，惟被闯进的地盘已是不 再一样的境界：它吸引你前仆后继再度闯进。因为它并非空谈的价值观争论，并非政府的决策闭门黑房，也不是要千方百计吸引媒体注意的photo opportunity（见报机会）。地盘就是工程，阻止地盘运作就是阻止工程，也更无意中挑动了我城的人与土地、与历史、与管治关系等的无意识设定。这 道理在那几闯几抬之际，最是鲜明最是深刻。地盘保安把保卫者抬走，就是一个「地盘（即再不作为公共空间的码头）属承建商的私人地方」的一个宣示，而政府的 强硬态度，更是一则警告：官民之别，不得越过。

电光火石，保卫者眨眼间回到一种殖民情状：任何与土地和历史建立关系的意向，都被冷漠地拦截，人就像禁锢在半空任由管治者所设定的场域 所支配，不得置喙。面临清拆的码头，重复的清场，强硬的政府立场，披露了这个被称为后殖民地的殖民性秘密，亦将保卫码头的人士重置在一系列所有人都以为已 不再的殖民座标下。如此情况，在回归近十年的一个下午，既是全新的体验，亦为历史的重覆。

几经波折，地盘保安和政府放弃了立即清场的念头。那一夜，保卫者都是光秃秃的暴露于一种管治之前，席地而睡，在地盘内、在推土机底，过 了下著微雨的一夜。对于如笔者这种介于七十年代末八十人代初出生的香港人，八九民运还未懂事，九七回归只会以政治不正确的冷战思维看待；所谓社会或政治运 动，要么就是纯论点上的唇枪舌剑，要么就是一色一样的大遊行，要么就是议会内政治精英之间的勾心倾轧。这当然与主流媒体的理解能力和书写格式有关。但似是 而非的印象，就是「人」若不是人头的总和，就是缺席：缺席于面临能够促成社会转变的关口，更严重的是缺席于能促成社会转变的对奕。而这难道又能与从报章所 读到的社会、政治运动的报导和论述脱得了钩吗？作为传播工具的报章和其他媒体，彷彿很「现实地」替你分析权在谁手，谁的计谋是如何，为什么得逞或成功。每 天读这类报导或评论的读者，能想像自己终有一天能成为促成社会转变的一个角色吗？能够真切的体会，无中介地面对管治权力，同时所要承担的压力吗？这大概是 社会人人轻轻省省无甚所谓浪奔浪流的特质的本体论基础。

天真也好浪漫也好疯了也好，当时保卫者的脑里想的很简单，佔领尤如在大水坝中刺一个小洞，小洞支撑得越久，整幅水坝彻底瓦解的机会就越高。而相反，地盘失守就意味昙花一现照常营业——一度在伸手可及的范围内可以争取的东西，是否紧握下去，成为了唯一的问题。

换个说法，面对政府蔑视历史、蔑视人民的公共空间，保卫者死守的，不仅是一座有五十年历史的钟楼，也是我城或者从来只是若隐若现的主体性的。放开了手，没有实质的损失，只是继续什么都没有发生。

葉蔭聰﹕共同反省「80後」至今的香港社會

【明報專訊】一群被視為「激進」的青年，經常出現在電視畫面與報章頭條，在立法會、中聯辦，還有「五區苦行」，他們難被歸入政治光譜，擾亂覑「和諧」社會。難怪這幾天，傳媒很急於為「80後」起底。

很 多人喜歡把「80後」視為一個新世代，說是社會流動出了問題，二三十歲年輕人無法上位，多少是借用呂大樂的「第四代人」說法；又有人說，是年輕人生於開始 變得豐裕的香港，因此，他們追求物質以外的精神價值、社會理想，這大概跟從西方討論「後物質」文化與價值（例如，見Ronald Inglehart的著作）。

不過，在香港，其實沒有人認真地調查過這個年齡層的政治傾向，然而，「80後」已迅速成為一個恍似具有社會學意義的概念，有足夠的社會共性，引起人們尋求各種社會因素，解析這個世代的出現。但是，我總是對這種「類社會學」的想法有懷疑。我認識一些參與反高鐵的「80後」青年，但是，很難令我信服他們就是這個世代的代表，至少我在學校接觸的學生大部分不是這個模樣，否則，香港可能早就出現巴黎六八年學生起義了。

有趣的是，「80後」的厲害之處，正在於缺乏代表性，卻具有代表「世代」的能力。他們雖是特立獨行、與眾不同，以非常規的言行表達了對本土社會的情感，灌注成一個特別的世代面目示人。用一個較學術的說法，「80後」其實是一種運動認同（movement identity），是在社會運動中打造的身分認同，一種身分的論述。

「80後」這三個字，不僅以少成多，更是以小見大，觸動香港的集體社會想像，關鍵在「80後」這三個字。試想一下1980年代的香港是一個怎樣的社 會？那是官方版本的「香港」的開始。《中英聯合聲明》欽定了香港的制度與生活方式維持不變，各黨各派對所謂「不變」有不同詮釋，但也約略各取所需，漸成共 識。八九十年代，是金融與地產資本界定香港命脈的時代，晚期殖民管治更成為理想範式。即使中途殺出1989年的六四事件，人心惶惶，香港人也表面亢奮，內 裏戰戰兢兢，經歷了最後看似繁榮穩定的「黃金年代」。

看不到改變制度的希望

80後出生的年輕人到底感受到多少？80年代初，他們尚無法為香港前途擔心，九七前，大概也未學懂炒樓炒股票，然而，當他們懂性之時，卻看到由80 年代所打造的「香港」是個不怎麼漂亮的神話。回歸之初，已嘗過金融地產所支撐的港式資本主義是如何脆弱，揭開「繁榮穩定」的面紗，不是令人自豪的制度，而 是延續貧富懸殊、行政官僚獨斷、大資本家把持的香港制度。北京政府與本港特權階級拖覑香港政制發展的後腿，50萬人上街換到的，是23條撤回、官員辭任、 老董腳痛，說明我們只能防守，卻看不到改變制度的希望；因此，「官商勾結」四字，持續濃罩覑每一位特首的龐大陰影。在政經以外，回歸後第一件具文化意義的 重大工程，竟然是從美國「借來」的迪士尼（耗資二三百億），以挽救當時香港的危機。當年有份參與拍板興建樂園的曾蔭權，步步高升，注定了不管政府推出任何文化計劃（包括「西九」與一眾文化保育計劃），也難以挽回失落的香港身分。

中產家庭教育 充滿黃金年代印記

回歸以來，如何保住褪色與崩潰中的「黃金年代」，是統治階層終日忙碌的籌劃（project），可是，在過程偏偏又錯漏百出，暴露出「黃金年代」的 虛妄與腐敗，這正是回歸以來種種變化的主調。除了積極參與政治的「80後」青年外，大部分同齡人也許對以上的宏觀變動感受還不怎麼深刻，不過，在他們微觀 的成長與學習經驗裏，肯定深刻體會到這種主調。近日在網上找到友人蔡穎儀的博士論文，是一個關於迪士尼的香港研究，當中深入探討了香港中產家長如何教導子 女。她發現，保護孩子免受外來不良影響，成為中產家長的首要任務，因此，要對孩子作全面監控與規訓，由飲食、身形體重、嗜好、看電視到結交朋友等等皆無一 遺漏（難怪香港近年會興起「基督教右翼」）。這樣密集式的親子教育，背後是中產家庭力圖維持階級地位，以至地位晉升的欲望，這一切都充滿覑八九十年代「黃 金時代」的印記。

港式中產家長的親子教育，與曾俊華最 近在網誌所想像的「第四代人」（大概跟「80後」年齡差不多）互相呼應。曾俊華想像中的「第四代人」渴望「物業會所有什麼設施、泳池有多大、私隱度是否足 夠等等」，他勉勵年輕人，「社會也提供了很好的環境，只要他們能夠好好把握，好好裝備自己，再加上國家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機遇，他們是不用擔心日後沒有 『上流』的機會。 」大概在曾司長與一眾高官的眼中，像高鐵這類大型建設，就是要為年輕人提供「上流」機會。問題是，「80後」的年輕人需要什麼？一個漂亮的會所？

近日反高鐵的「80後」青年很明顯已回答了曾司長，他們身體力行，提出了不一樣的發展理想與政治願景，只是曾司長不太願意聆聽。至於其他「80後」 的青年是否會按覑中產家長與曾司長的訓示，努力「上流」？恐怕這不是一個實證的問題，而是一個價值與意識形態爭奪的問題，換言之，我們要保住「黃金時 代」？還是香港有更多未來的可能？

「80後」這三個字，不該只屬80年代出生的年輕人，該屬於所有香港人，引領我們共同反省「80後」至今的香港社會。

■延伸閱讀﹕

1. Choi, Wing Yee Kimburley. 2007. Remad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People Use Hong Kong Disneyland. PhD Dissertation, Lingnan University.http://dl02.library.ln.edu.hk

2. Inglehart, Ronald. 1990. Cultural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西洋菜慢火滚八楼与我 黄守仁

又薄，又欠场景的故事

我生于一九八五年，小时候通山跑、在街上玩波子跳大绳帮全家买?做饭拉大人的衣衫偷进戏院等等各种有趣事都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我这一代 的小孩玩意都比较闷，电视游戏机漫画闪卡，都好像讲完了大半个童年，而这些玩意，一间房就够玩了，何况我其实连遊戏机和漫画都没啥兴趣，可能因为沉闷，那 些十二岁前的记忆都越来越稀疏了，像一本又薄又欠场景的故事集。

十二岁那年，我等著上中学，香港等著回归中国。小时候都总爱看表面，望电视里行政长官候选人之一吴光正貌似叮当里的「牙擦仔」，就怕他会当选。除了世界末日，这应该是孩提时代少有地为社会的未来担心。

上了中学的我成绩普通、不玩任何运动、不喜欢连群结队、也不喜欢连群结队的人。老师说我的素描好，便以为这算是有一技傍身。在那些巨型艺 术书内我知道了超现实和达达主义，中二、三开始听音乐（这些现代艺术和摇滚音乐后来都成为我理解社运的重要资源），而其他同学都在努力读书或在担心不努力 读书的后果。我家不富、父母不严、学校规管不紧、我看上去像「乖」学生、没有压力、也没有东西需要反抗，因为外界只令我感到不痛不痒，但这种不痛不痒绝不 是自由。之后我在公开试的成绩如我预料的普通，早就没想过上大学了。

以我这种性格、兴趣和遭遇，如果成长于七、八十年代，如果没有认识「八楼」（学联社运资源中心），很可能我就不会去接触社运。而我于中四那年遇上并留下参与「八楼」，也不能说全是巧合。我的中学同学林森的姐姐是当时核心的参与者，林森上来学结他，我就跟著他上来了。

现在的我会说八楼内是一班在生活里在行动中都坚持激进的人多于一个香港传÷意义的社运团体（后者令我想到层级、会员制、单一议题、投票式民主……)。

之后有太多事了，我快要忘记最初认识他们时的感觉。

八楼
在遊行中的小队
在纪录片的画内音
在挑拨但诚实的对话里
在「大声公」内传来的小话
在集会后的热闹
在街上零散的歌中

如果童年代表的是诚实、反叛、对成人世界的虚伪特别反感、在街上乱玩而不担心等等的话，我的童年是在八楼里真正开始的。而我这童年的主景就是旺角西洋菜街。

旺角行人专用区计划永久实施

＊＊＊＊＊＊＊＊＊＊＊＊＊

旺角行人专用区计划将于本星期五（十二月十五日）起永久实施，标志行人的优先使用权进一步得到肯定。

由该日起，车辆逢星期一至六（公众假期除外）的下午四时至午夜十二时期间不准进入西洋菜南街介乎奶路臣街与豉油街之间的路段。

运输署发言人说：「市民越来越认识行人专用区计划；旺角行人专用区试验实施数个月期间深受欢迎，正好反映了这点。」

「路上没车，走起来才觉安心、舒适。行人专用区这概念自然也就可以鼓励市民尽量步行，养成环保生活习惯。」

「由于市民对该专用区计划反映良好，加上油尖旺区议会的全力支持，我们略作调整，把试验期间只于星期日实施的行人专用区安排也应用到公众假期上。」

在星期日及公众假期期间中午十二时至午夜十二时，车辆一律禁止进入下列部分时间行人专用街道：

＊　通菜街介乎亚皆老街与登打士街之间的路段（不包括通菜街与山东街交界）﹔
＊　西洋菜南街介乎亚皆老街与登打士街之间的路段（不包括西洋菜南街与山东街交界）﹔
＊　奶路臣街介乎花园街与西洋菜南街之间的路段﹔及
＊　豉油街介乎花园街与西洋菜南街之间的路段。

发言人说：「这样，行人就有更多时间享用更多专用街道。」

旺角行人专用区计划今年八月首次以试验计划形式引入，是运输署一系列改善行人环境及加强道路安全的计划之一。行人专用区计划一般透过封路、交通管理、行人道扩阔和美化等措施来达致效果。

发言人说：「将来，行人道扩阔完成并配上不同颜色的路砖后，走在旺角繁忙的街上就不单是种安全舒适的经验，还应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三）

那时叫作「恋战西洋菜」

特区政府于二千年开始在多处购物旺区首次设立了行人专用区，上面就是当时的一个报导，当局不断强调设施带来的方便、舒适，当然，那是指向更多的行人、更多的消费。

西洋菜街是香港其中一个最有名，又最挤逼的购物区，从前我未想过可以在这街上停留超过十五分钟。它不像现在的尖沙咀，四处都是大店名牌chanel Prada，也不是女人街的所谓低品味平价货，它是「真系乜都有」，由食到书，由影音到化妆，挑起并满足著各式欲望。

除却沟通的欲望。

对应著这个「旺角行人购物专区」，八楼于二零零一年尾开始了一场维持了数年的公共空间争夺与表达的实验，初段我未参与，真想知他们最初是如何构想出来的。到中后段我才认为自已正式投入。

逢星期六，八楼的朋友都会用数小时聚集讨论，准备当日的「街站」。这种「街站」是毫无预设形式的，我们在路中央、或走到一旁，无论是只玩 音乐，跳绳，跳舞，不动，坐，或摆明车马在说话、在派单张、问、在旺角地上点蜡烛、在维园悼念六四（每年六四香港人都会到维园悼念六四，十多年来成为每 年支联会例行活动，维园外的香港始终一片寂静）、反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等等，不论内容，其实都有著同一种姿态：这条视线被招牌拦阻的街，可不断改变，可不 只买卖，亦可以和所有人发生交流 。

还记得那时政府有一个硬销基本法的广告，其中一幕是街上一对父子，父一手二胡，子一把电结他，中西合璧、并驾齐驱、亲情洋溢，同时气氛虚幻，因为我想没几个香港人见过近似情境，其实，香港人也不太懂分辨乞丐和街头卖艺者。

而八楼搞的街站，对当时的香港人来说，就一定更难理解了。我们貌不似乞丐，表演毫无娱乐性，说它是示威人数又少得可怜。身处其中，当时我 自已的感觉已经记不清楚了，不过一定是刺激多于尴尬，警察身负重任，少见多怪，份外紧张：「你们哪位负责人？知否街头表演要申请？你们这样子我随时可告你 们阻街，麻烦拿出你们的身份证……」

我们共识了不会向政府申请，亦普遍不认同一般情况下要向警察出示身份证，我们都相信街道使用者之间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每次我们都对警察 如是说，而这些想法，一度陌生得令他们停止收听，有一次我们就拿那基本法广告来反问那警察，为何那对父子可以在街上玩音乐，我们就要被诸多制肘。这几年 来，无论我们用那种形式去活动，都仍然会被警察找麻烦，五年后的今天你走上西洋菜街会看到好像多了许多自发的活动，这不是因为管理者直线地走向宽松，而只 是部份团体用大量时间持续活动和倾向对警察妥?的态度换来的效果。

不过，这些不合作当然也是相当好玩的，这让你知道有一大部份警察都是又笨又不讲理的，你一跟他们认真讨论，他们就怕了。

扰乱频道

有一把声音会告诉我﹕「在适当的场合干适当的事。」

示威牌于遊行时举起，到艺术中心里做实验剧场，

在bandshow里玩摇?音乐，在诗会里谂诗，

在既定的场合被预设的人消化自已或你，这是一个摇控器陷阱，因为我们都认为自已会有习惯的频道，必要时就转台。

八楼的西洋菜街实验就肯定是以身试法，扰乱视听，并要将事情混为一谈，在买卖吃喝玩乐的身旁直言那不在背后的危机。

这个定时的实验，中期也经历数次转变，也一度缺人，试过变成「人民论坛」，放数支咪于路中央邀途人讨论并以音响器材将声音广播，也试过就 著一些社会议题现场访问行人，然后转播，这可以算是较被动的一段时间，直至零三年中后，有朋友开始构思街头电视台，后来就成了「众融频道 not my channel」，这也是我投入度最高的一段时间。

开台的时间是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那年头未有 youtube、西洋菜街的强迫性巨型电视还未兴起（现已有三大个！），我们找朋友订造了一个可以放四个十四吋电视的有轮衣柜，一开两面，像怪物一样站立 于路中央。每次我们都以最少三个的人力从八楼﹝位于太子），经历五六百米充满人的两三条街，推到西洋菜街。这衣柜怪物的形态比之前的街站引来更多注视，有 人看两眼就将我们判为「搞艺术」的，然后大步离去、有人看到示威遊行警民对峙的画面，便过来，像看热闹、有人站著看了超过一小时，不发一言、但从来只有极 少人坐在我们放于地上的毯、有时片还未播，警察就会过来，衣柜不过两人的阔度已经被说成阻街，我们也和警察展开了一些搞街站以来最激烈的争论，我在这些场 面里看到了大家最激动和机智的一面。我们慢慢发现，处事手法飘忽的警方其实都有一定习惯，他们通常一来就是最狠的语调，但求最快把你吓走，如果反驳，他们 会脸色一沉，将声带重覆几次，再争论的话，他们有时就会尴尴尬尬走到一旁，报告上头，有时上头来到，就会大展笑容，望息事宁人，早点收工。

不过，表达空间的宽阔带来的自由和难度，才最令我觉得刺激。在街上播片对比我今天upload 一条片上youtube 的感觉实在相差太远！出来的效果甚至是正正相反，因为街道、影片和行人都是互相裸露于对方的，当你看到喧哗躁动时停留，或听到被压迫者低诉时就转身，当你 被影片吸引到视线时你也不能逃被地给所有人看到你的视线甚至态度，这就是继续停留陌生或发生交流的分界线，而当影片在街上发生，这条线就变得清楚，当影片 回到网上，一切都太容易变成无关痛痒了。

我记得开台首日播了我造的纪录片「旺角街头」，影像总结了一次之前的街站，访问了一些途人，讲了一个故事，关于一个在西洋菜街成功避过广告问卷，却发现整条街变成慢动作的人，停步看了一眼在路旁玩音乐的少年，然后决定上路，赶快去买女子十二乐坊的唱片。

历时两年的众融的确试过不少各类型影片，当然大部份都是和广义的社运有关的，而少部份超低成本的独立剧情片也可谓令西洋菜街生息不少，有 时我们就让节目表半小时胡闹、半小时沉重，有时我们又会为配合时世尝试把片子当句子，重组出一个故事来。七一六四人大释法居留权，压缩的几小时改变了几多 人生？

电视台的形式令我们更注重事前准备，而每一个决定都需要全部人达成共识才会实行，这制度令我们曾经为一条片讨论了数月，就是因为我们其 中一人不赞成播出有裸体的画面，当中涉及复杂的感情因素以至法律责任的种种，可以想像如果我们选择投票决定行动的话，问题会有多快被取消掉。

这众融维持了两年，大量的讨论和每星期的坚持将大家都带到某种状态，我不能把这都简化为疲惫，这也不只是沉寂，我想，这可能比较像爱情吧。之后，大家很静，很慢地离开了。

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觉得跟这班朋友的深厚关系是从这段时间开始的，最后众融的没落某程度也令我感觉跟各人的距离远了。

没有了众融频过和定期的街站之后的八楼，直至现在，仍会因各种事件不定期出现于西洋菜街。

我们应知道

现在西洋菜街不同了，你看到多了人在那边搞展搞表演，你看到更多人以不同方法使用这空间，我难已评断他们，我只能说，重复和习惯继续大胜危险与实验。你看到头顶的巨型电视也愈来愈压迫了，而此空间，也将必然成为某种既定的场地，人会继绩做愈来愈安全的事。

不过——

这一个香港已很老了，而我的童年才刚开始。

今天是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保留天星皇后运动发展了半年，天星已拆，皇后还在，到今天仍有争取原址保留皇后的朋友在码头露宿，佔领并保护著一页必然要让所有人佔领和孕育的历史／空间。

少年香港說

【明 報專訊】戊戍變法失敗後，康有為得到英國傳教士協助，由英國領事館職員經上海轉送到香港，同一時間梁啟超則經塘沽逃難到日本。兩年之後，香港最重要的革命 家、興中會首任會長楊衢雲策劃惠州起義失敗，翌年被清政府派人刺殺於結志街，然後，便展開了《十月圍城》裏的故事。其實大家都十分清楚，康有為、梁啟超、 楊衢雲以至孫中山等，都是地地道道的廣東人，在香港有很多同聲同氣的老鄉。孫中山更明言他的民主思想，乃啟蒙自香港的讀書時期，大概也是用廣東話母語授 課。

梁 啟超在流亡日本期間，寫了一篇著名的《少年中國說》（載於《飲冰室文集之五》），將當時的清政府稱為「老大帝國」，他構想中未來的是「少年中國」﹕「少年 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 球……」110年前的短短數句豪情壯語，開啟了中國追尋現代富強的漫長道路。

少年中國老大香港

或許你覺得我扯得太遠了。其實只要再看看最近的二、三十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經濟特區都是港商在投資，流行曲和喇叭褲都是從香港引進，發哥和《上 海灘》都一面倒來自香港……當然還少不了歷次天災香港的捐款，八九民運來自香港的支援——就連異見人士出走的路線，也和百年前大同小異。假如套用梁啟超的 概念，香港總是要較內地年輕得多，少年香港總是在推動覑中國向前，老大中國則在步履蹣跚中進進退退。

到了今天，香港卻反而變成「伸手黨」了，不斷要向中央尋求政策支援；香港的經濟命脈，已完全被融合的邏輯支配；因此高鐵才 是「硬道理」，不上馬就只有死路一條！中港兩地就像梁文道作為「香港最後一代文化人」的告白﹕「10年前，榮念曾、胡恩威、陳雲和我，大概是最早在報刊建 議新成立的特區政府要注重創意產業的人……10年後，從北京到深圳，不只出現了大批專責文化創意產業的單位，甚至還有近百個「1933 老場坊」這類的創意產業園區。」至於香港的所謂六大產業，迄今還只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假如不是已變成另一個地產項目的話。

我不肯定今天的80後，是否都會拿內地來參照，但很肯定，他們都知道現在的內地很年輕，天天不斷在尋求新的突破，大城市的80後同樣蠢蠢欲動，建立 了蓬勃的網絡空間；我們則變成了「老大香港」，只能拚命地跟上步伐，以免過早被人淘汰。不論是80後或是嬰兒潮，其實都知道香港仍剩下不少「老本」，文化 遺產、核心價值、制度優勢等等，分別只是在於，80後覺得這些都是寶貴資產，嬰兒潮則力求盡快拆眦一切，榨取下金蛋的鵝的最後幾隻金蛋。這豈不完全正是梁 啟超說的﹕「彼老朽者何足道，彼與此世界作別之日不遠矣，而我少年乃新來而與世界為緣。如僦（租）屋者然，彼明日將遷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處。將遷居 者，不愛護其窗櫳，不潔治其庭廡，俗人恒情，亦何足怪！」

因此，每次當鄭汝樺在訴說香港的長遠利益，梁展文的 幽靈便彷彿如影隨形地在嘲笑她。一切教科書上關於優質政治體制的神話論述，都在短短數年間被官員一手自我爆破，高官經常掛在口邊的「優化」政策，已盡變成 市民無奈苦笑的「幽（默）化」話題。現在北京已很少看見一個圈覑的「拆」字了，但菜園村卻來了紅色的交叉；深挖機悄悄地轉進了大角嘴的地底，我卻想起年前 重慶孤島般那個「最牛的釘子戶」，似乎當地發展商算是比較守法的，起碼對產權有最基本的尊重。

中環價值朝陽精神

不幸的是，這二、三十年來，內地到底都學了香港些什麼呢？記得我以前曾經寫過﹕「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炒樓學香港。」中環價值已不再是中環價 值，而是更多上海的浦東價值，北京的朝陽價值等等。說穿了，中環價值就是「圈地運動」，然後就是地主的「尋租行為」，從上至經濟結構的地產主導，下至普羅 市民的置業恐懼，香港無不瀰漫覑封建社會的保守心態，「50年不變」說穿了就是地主階級的政治綱領。80後以土地作為抗爭主題，完全就是天真無邪的小孩， 無情地揭破了「國王的新衣」。

少年香港說（續）

「我是醫生，我男朋友是律師，但都買不起樓。」除了八十後苦行的經典圖像外，這亦是二○○九年的經典金句。我一直都不太肯定，到底普遍的八十後是買 不起樓，抑或不屑買樓？但可以肯定，「圈地運動」也有高下之分，低劣的就像《阿凡達》中的地球人，赤裸裸地動用武力將潘櫢拉清場；高明的大概會如葛蘭西所 言，先建立一個意識形態霸權，也就是讓土地開發披上更多文明包裝，方不致出現如數碼港赤裸裸地變成貝沙灣，然後又想在西九翻版一遍──未知日後菜園村的上 蓋物業，或許會叫作「萊茵豪庭」的，又會被納入李家還是郭家？香港號稱經濟最自由的都市，但一切都不是開放競爭決定的，世事荒唐之極，其實很難超出於此。

我倒想起嬰兒潮精英最常掛在口邊的一句話﹕「我是在公屋長大的。」潛台詞是他們已經脫離公屋行列，達成了向上的社會流動。嬰兒潮在七層徙置區的集體 成長回憶，以及例如從何文田村「升呢」到黃埔，又或從北角鸷「升呢」到太古城的集團遷徙經驗，已成為一代人權貴式「計劃經濟」的文化基礎（我總是很想知 道，當年供書教學的父母或在工廠車衣的姊妹，卻還有多少仍然住在公屋呢？）。「圈地運動」的一個致命邏輯是，沒有地的人永遠都不會有一寸地，只有先圈地的 人才會有地，後來的世代便只能當「農奴」了，這並非階級而是種姓（caste）的分野，命中注定的一個零和遊戲，一切都早已規劃得井井有條。

無論在香港和大陸都一樣，八十後有別於上一代的地方，是他們只能繼續寄居在嬰兒潮父母的家裏，發揚臥薪嘗膽的精神，再無後顧之憂地起義。八十後皆在 父母的專制溺愛中，戰戰兢兢、規行矩步地長大（大陸的八十後就更主要是獨生子女），因此過往一直顯得比較被動冷漠，被認定是過分自我和難於溝通。直至在天 星碼頭、皇后碼頭、喜帖街、菜園村，在那些老街坊和純樸村民的身上，他們才終於找到了屬於自己的物質空間、屬於自己的家的感覺。

而且八十後還找到了新的潘櫢拉星球，就是相對平等開放的網絡空間，在那裏毋須再擔心失地的問題，可以迅速建立動員力強大的社區，這是擁有土地的嬰兒 潮世代所無法理解的。其實早在嬰兒潮火紅的年代，歐美已經有（也是葛蘭西意義上的）「新社會運動」，只因香港人太保守或太工具理性而不自知而已。無論如 何，物質／地產空間與非物質／網絡空間的距離，彷彿就是地球和火星之間的距離，而這正是嬰兒潮和八十後之間的鴻溝所在。

本土意識 北進想像

高鐵打造「一小時生活圈」的眩目藍圖，已難免引發香港人對身分危機的焦慮，無論你承認或不願承認也好，二○一六已經足以取代二○四六了，根本連二○ 二○雙普選也等不覑，這和鄭耀棠日前心直口快、不慎披露的國家機密一樣，皆是香港最大的公開的秘密。因此在追問本土意識的同時，我亦再次陷入「北進想像」 的沉思，李照興已在「星期日明報」寫了不少天，儘管他所講的主要是市場大計；葉蔭聰在回顧十多年前提出這概念時，則多少流露出自我批判的情緒（見諸《今天 ——香港十年》），彷彿以往太早走得太北，結果還是要撤退南下。

八十年代羅永生他們「民主回歸」的口號，正是想像「香港的民主，明日的中國」；上一代人經歷所謂的學運火紅年代，以至八九民運全城激情的年代，皆抱 覑粗糙朦朧的北進想像。可惜亦正因如此，學運的啟蒙反而無法在本土生根，火紅年代搖身變成紅色資本年代，北進想像只剩下北上掘金的份兒。現在八十後要回歸 本土，卻正是本土即將瀕臨消失的時候，不知這算不算是一種歷史的嘲弄？在「老大香港」期待「少年本土」的重現，感覺就好像到一個堆填區去找水源一樣荒誕。 朱凱迪在一月八日那天寫道，八十後不會期望立即便能帶來轉變，會耕耘好幾年等城市運動花開結果，感覺更像是這個悲情城市的垂死哀鳴。

康、梁於一百一十年前身處的香港，並非政治和經濟上的平等空間，而是公民社會和思想的自由空間。現在大陸已不太需要香港資金，甚至不太需要香港的技 術了，但那裏仍缺乏接近香港的公民社會、成熟發達的公共空間、不亢不卑的社會運動，套用嬰兒潮物質主義的話語，那才是升值潛力最高的新興市場、最值得投資 的「優質新股」。未來六年，相信中聯辦門 前還會有不少示威，除了問中央可以給我們什麼，也可以問我們還能帶給中國什麼？每次當我看見苦行的八十後，都很想苦口婆心地跟他們說﹕撤出這個沒有希望的 戰場吧！走到一個更大的戰場去，繼承康、梁那怕只是「保皇黨」的遺志──一小時生活圈無可避免地出現後，會較一百一十年年前坐船更加方便。

文 鄒崇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