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31 December 2017

Victor Hui

這晚聽老師講《英華字典》的故事。《英華字典》為來華(港)德國傳教士羅存德(Lobscheid, Wilhelm, 1822-1893)所編,共四卷,首卷1866年出版。此本現有一套存於中文大學,為香港僅有的一套。字典出版時,日人正積極吸收西方學說,需要學習英語的工具書,於是紛紛向羅存德訂購,據學者稱,現日本各地圖書館所藏的《英華字典》超過七十套。日人也把字典翻刻,井上哲次郎更有增訂本,據說對「日本近代英語學習史、日語詞彙史的影響巨大」。網上即有人指出,「銀行」等詞一般以為是借用日文,卻早出現在《英華字典》中,是名副其實的「港貨」。老師說,此字典最珍貴之處,是部分解釋竟用粵語,從中可見早期粵語的原貌。真是聽老師一夕話,要讀十年書。至少花了一天上網翻資料,《英華字典》竟可免費下載,不過只有第一卷,台灣中研院網站則收錄全部影像。原來還有許多其他早期英華、華英字典,十分豐富有趣。其中有一部1907年的《英粵字典》,更直接的反映了早期粵語面貌,我隨意一翻,翻到You一詞,有一例句:Dare not compare myself with you。粵語譯作:唔敢𢺳倍你。這「𢺳倍」二字何解,查了老半天不知所以然。以為是compare的音譯,但字典標的讀音是mann pooi,怎麼讀也不像。再查「𢺳」,原來是𢺳車邊的𢺳,𢺳住,即拉住。倍,古同背,意指背靠,讀作背書的背(我認為應讀凭,粵音bang,挨凭的凭)。𢺳倍就是倚靠、靠近的意思,我不敢靠近你,就是不敢跟你比併。把「你咁有錢,我咁窮,點敢同你比啫」說成「你有錢,我窮,我唔敢𢺳倍你」,是十分《紅樓夢》式的委婉說法,誰說廣東佬沒有文化?可是,「𢺳倍」二字今已失傳了,似無人再用。各方仁人君子,未知可有「𢺳倍」的正解乎?


Thursday 23 November 2017

Greg Girard 九龍城寨

  • 攝影:Greg Girard
  • 撰文:Stanley Leung
  • 2017-11-24
攝影師 Gerg Girard 在中環的展覽與觀眾交流完後,又匆忙地到外國記者會與朋友聚舊。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香港人認識攝影師 Greg Girard 大多是透過他的九龍城寨照片。在寨城被夷為平地之前,這位剛到香港定居的加拿大攝影師記錄下寨城裏面的人、他們的家、他們幹的活,裏面的工廠、商鋪等,為這個神秘國度留下珍貴的歷史圖片,並於1993年出版《City of Darkness》一書。
70年代末首次來港,80年代初期在這裏定居,一直到1989年離開到上海,十多年期間,除了九龍城寨之外,Greg 亦拍下香港都市的容貌、香港人的日常、城市裏的人來人往,紀錄了這個剛剛經歷騰飛的國際大都會的雛形。近月,他將這些從未曝光的照片整錄成書並舉辦展覽,並特意從溫哥華回來香港發布。選擇這個時候疏理這批照片,Greg 說是因為他覺得香港正在經歷一次世代轉變。
「現在這世代的香港人比起八十年代時的香港人更關心自己的城市,也就是說開始有一批懂得欣賞我的作品的觀眾。」今年63歲的他坐在一間懷舊茶餐廳中對端傳媒記者說,此刻審視自己拍攝於三四十年前的香港瞬間,他覺得或許能給人們理解香港帶來一些新觀點。
端:你最初為什麼來香港?一開始有想過留下來嗎?
G:沒有,我剛來的時候沒有打算留下來的。我來香港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在《時代生活》(Time-Life)1972年出版的一本攝影集裏看到一張1962年香港的照片,這張照片令我對香港的樣貌產生好奇。同時我在溫哥華的時候常常到唐人街拍攝,當時我覺得那是一個很獨特的地方,也令我對一些與中國有關的東西產生興趣。當時我剛剛中學畢業,很想離開溫哥華,有多遠走多遠,而香港就在地球另一邊。

端:到達之後覺得這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香港吸引你的地方是什麼?
G:香港是一個真正的港口城市,由她與鄰居的關係所組成,很擅長地將困境變成機會,與中國的關係如是,與殖民者的關係也如是。在繁忙的城市背後有一種與周邊一切的張力。當時香港還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美國第七艦隊還會到香港上岸休假,數千名水手在灣仔一帶活動,還有駐港的英兵、外國公司的外派員工、有享受著奢華生活的人,也有過著貧賤生活的人、有高端的商業世界、還有背後鮮為人知的黑暗面,統統都能在香港這個大熔爐裏接觸到。這裏很刺激、很有生命力,尤其在晚上,晚上11點多還見到一家大小外出,在西方社會晚上外出常常與不良行為掛鉤,但這裏似乎沒有任何西方社會有的限制,晚上外出似乎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差異。一個到處都被霓虹光淹沒的城市,對一位年輕攝影師來說很吸引、很刺激,很想把畫面都拍下來。雖然這些畫面或手法有些老生常談,但作為一個年輕的攝影師你是不會理會這些東西的,你只會嘗試去令這變成你自己的風格。
端:是黑夜裏的什麼吸引你呢?你大部分的作品都似乎是以黑夜為主。
G:由我拿起我的第一部相機時便開始在黑夜裏拍攝。我七八十年代的作品的確有這樣的一種特色,但後來我開始偏離那種俗套的黑夜迷惑,霓虹、夜店、酒吧等。慢慢不再著重這些光源,而開始留意這些光原所照射的地方,一些不太顯眼的地方,例如街道後巷。我也開始留意一些經常被忽略的東西,其實霓虹燈也是其中一樣,那時香港的霓虹燈多得很,當時對本地人來說根本就不是什麼一回事,像被棄置在街道上的家具一樣。
但我早就沒用「黑夜」這個思維去看我在晚上拍的照片。「夜晚」的定義實在太狹隘了,所謂的「夜晚」其實五光十色、光彩奪目,也佔了你人生的一半時間,不是嗎?別人說的「夜晚」我會理解為另一個境界,而我透過攝影去認識這個境界,了解裏面不同種類的光源、色溫,以及菲林對光的反應、沖曬後的效果等,這個過程非常有趣。
然後到我定居這裏之後,對這裏的看法更是改變了,變得更深入,很想拍攝到「真正的香港」,而不再是遊客眼中的香港。我想拍一些不只是給對香港陌生的觀眾看的照片,我想香港人也會對我的照片感興趣。很快我便嘗試用觀眾的角度去思考,問自己「我會否對拍攝主題感興趣?」的同時,也會問「本地人看到這些照片也會感興趣嗎?」

端:你是怎樣由旅人的身分跳進本地人的身分來做出這些判斷?
G:我喜歡香港晚上的樣貌,所有東西都亮起來,即使看不到光源,但城市內的一切都在發光,是一種很獨特的神髓,而我當時的照片正正是我對這個感覺的反應。那時我還在摸索自己的風格,嘗試做一些與別不同的事,拍一些與別不同的照片,我會以別人留意不到的方式去觀察夜晚的香港。我覺得我的照片跟當時其他的香港照片或夜景照片有很大分別。當時我覺得只有黑社會電影的美學才能反映到我眼中的香港,是在這些電影中才看得出導演和攝影指導有認真去思考這座城市晚上的風貌和考量過拍攝的場景,同時他們取景的地方也是一些我會感興趣的地方。不是每套電影都有一套很強的視覺風格,這種呈現香港的手法和美學是王家衛與杜可風1994年拍攝重慶森林後才開始變得主流。

端:你差不多同一時期也在拍攝溫哥華,這兩輯照片有沒有互相影響對方?
G:我今年年初出版了一本溫哥華的攝影集《Under Vancouver》,裏面的照片跟剛出版的這本香港攝影集《HK:PM》裏的照片是大約來自同一時期的,都是七八十年代的照片。我1982年開始定居香港,但住在溫哥華及日本時也會經常來香港的。八十年代後期開始為《時代》、《新聞週刊》等雜誌當攝影記者,我的拍攝手法亦因此而開始改變,我變成了一個雜誌攝影師,而不再純粹是一位攝影師。這兩本攝影集可說是標誌著我為自己興趣而拍攝的時代的結束。
幸運的是我在溫哥華的時候還沒有當上雜誌社的攝影師,若當上了的話我應該永遠都拍不出我早期的那些個人作品。72年到82年間我經常來回香港、東京、溫哥華三地,期間作為一個攝影師,我的風格還不斷在演化,在概念上也如是。這段時間我學會了如何在晚上拍攝,尤其在還沒離開溫哥華的那段日子,我嘗試了很多不同種類的菲林,嘗試它們在夜晚拍攝的效果。我拍的東西也很隨意,沒有特定的主題,我被城市裏一些不顯眼、被遺棄的地方所吸引。每個攝影師都會經歷這麼一個浪漫的階段,嘗試在別人不關心的事情中尋找一些只有你才看到的價值,然後將它變為你自己獨有的風格,我想這種對攝影的熱情和爛漫也只有在你年輕的時候才能做到。
端:你的作品裏可說是看不出有明顯對社會或政治的回應,這是刻意的嗎?
G:我當時也相當熟悉香港社會以及整個亞太地區的政治氛圍,這是從我在BBC的工作而來的,我剛來香港的時候第一份工作是在BBC當一位錄音師,這令我開始留意社會上的政治動態。
但我的個人作品大多數都沒有一個既定的觀點,我會容許自己去不持任何立場地細心審視主題,所以作品最後的取態會變得更像人類學考查而不像新聞或紀實。新聞性的取態是要有社會良心,而為自己興趣去拍攝時我會有意識地放下這一點,因為我覺得事情往往比我們看到的複雜,我覺得這種思考模式能令一些你拍攝當刻沒有意識到的東西慢慢浮面,而用新聞或紀實的視角是做不到的。

端:你當雜誌社攝影師時多數拍攝哪些題材?
G:我採訪很多在亞洲地區裏的衝突、內戰、自然災難等,由阿富汗到澳洲也有。有時是可以將一些比較個人的東西帶進拍攝新聞故事裏,拍攝風格上也隨著時間而轉變。但即使我在為別人工作,某程度上我也想同時滿足自己的興趣,但我想我總是把兩者分得很清楚,我沒有期望過雜誌社會對我想拍的東西感興趣,始終我是受僱於他們,那你就要百分百投入他們給你指派的工作,這我由一開始就很清晰。
端:你怎樣開始對攝影產生興趣的?
G:我小時候借了我爸爸的相機去玩。那時候接觸攝影的途徑就只有在藥房見到的那些愛好者雜誌,如《Popular Photography》之類的,別的都是在廣告裏的攝影,或是一些生活照、家庭照等等。記得雜誌裏看過一張照片,是一位年輕貌美的女士正在下車的照片,黃昏的光照在她的身上,她的皮膚和頭髮恍惚在發光一樣。這是我看過的第一張從攝影角度出發而拍的照片,看得出拍照的人在按快門前是有考量的。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照片裏的世界是雜攝影師思想和觀察而創造出來的,我當時覺得這東西很神奇,之後就開始自己去嘗試創造這個世界。

端:你喜歡什麼樣的器材或菲林?
G:我比較喜歡誇張的顏色,菲林能放大這個效果,數碼則是抵消這個效果。我的作品裏的場景大多數是帶點不自然的顏色,色彩飽和度較高,能把黑暗的地方都照亮,但不是後期加工的效果,純粹是菲林對光的反應。那當然,我也會掃描照片然後在電腦微調加工,所以我不是什麼原教旨主義者,只是用菲林比起數碼檔案更接近我心目中的那張照片。

端:為什麼你喜歡用菲林?
G:我喜歡菲林能給我的效果,因為物料本身有個性,拍的照片都是物料對世界的一個反應。數碼照片沒有個性,需要在後期調整才能把你想要的性質加進照片裏。另一點是,我摸索攝影的過程中,學會了如何透過各種菲林的特質看世界,當然我可以把學到的都轉移到數碼攝影裏,但我用數碼相機拍下的照片往往跟我心目中的畫面有出入,當然也可以把照片透過後期加工來弄成像菲林般的樣子,這裏加一點、那裏減一點、這裏推一下色溫。但用正片的話,照片就在那裏。

端:你的照片在說一個什麼樣的故事?
G:我想我拍攝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不想面對這類的問題,我想說的都在照片裏。但也可以這樣去理解:在《HK:PM》裏的封底我放了一張照片,是剛才提到1962年的那張維港照片,出自一位《生活》雜誌的攝影師。這張照片的前景是兩艘在港口工作的帆船,獨特的帆和獨特的形狀令西方讀者一下子認出是典型的中式帆船,照片的背景應該是上環帶有殖民地色彩的建築物、寫字樓,寫字樓外牆是一些西方和日本品牌的霓虹廣告版。建築物後面是被大霧遮蓋的太平山頂,像下雨天的模樣,為照片多添了一重氣氛。那時雜誌社的編輯基本上假設了所有讀者都是來自西方的,這些帆船照片常常被放在一種獵奇的眼光下觀看,但這張照片沒有這樣的感覺。照片裏的帆船是生活的一部分,照片拍出的是香港人的日常。霓虹廣告版裏那些熟悉的品牌撞在一個我不認識的日常情景上,讓陌生的變得熟悉,熟悉的變得異樣 (the unfamiliar was made familiar, and the familiar was made strange),這是我直到最近為《HK:PM》一書寫結語時才突然想到,繼續表達出來的。
像我剛講過的那張攝影雜誌裏的照片一樣,由照片場景的調度可以看出攝影師背後的思路、考量和他眼中的世界。一個地方肯定曾經發生過什麼,但攝影師發現這些之前,必須先經過思考。只有攝影師這麼做了,才會令那張照片真的「發生」。你可以站在那個畫面前,但完全留意不到它,你可以生活在那裡,但完全留意不到它。這讓我很早就意識到:為了看見世界,你得先創造它 (you create the world to see it)。畫面總是在那兒的,但怎麼思考決定了一切。這種「思考」不一定依靠語言,也可能是一種感覺、一個懷疑,一些和語言無關的東西,當你看到某些東西時,你便會感受到某些感覺。那時還年輕的我,越看得多照片,越能了解照片是怎麼製作出來的。
現在到處都是照片,誰都可以拍攝,但其實背後有一段可能不是每個會拍攝的人都懂的圖片製作及圖片欣賞歷史。我覺得現在的攝影成為了一種實實在在的語言,像讀書寫字一樣,誰都要學、誰都會用到,但不是誰都是作家,攝影也是,誰都可以拍個照片,但不是誰都是攝影師。
端:你覺得自己得家在哪裏?
G:是溫哥華吧,始終是我長大的地方。但回去溫哥華的時候的確是有點困難,畢竟在海外居住了40多年,習慣了比溫哥華活躍的大城市生活,但我也能珍惜一些溫哥華獨有的東西。話雖如此,我仍挺喜歡在亞洲工作及旅遊,有機會便來,而香港就好像我第二個家。在89年離開這裏的時候我非常滿意在這裏的生活,但要走始終是要走,也無法預料離開了之後的生活會是怎麼樣,那只好出去闖闖,看看會否引領我往意想不到的方向行。
攝影Greg Girard
文字、圖片編輯Stanley Leung

Wednesday 15 November 2017

Interview with Yuk Hui: Digital Objects and Metadata Schemes

Yuk Hui has dared to pull philosophy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y asking what a digital object is. Originally from Hong Kong, he has been roaming Europe since 2006. He first did his PhD in London at Goldsmiths College, then relocated to Paris and worked at Bernard Stiegler’s Institute of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before moving, inevitably, to Berlin, where he is a postdoc at Leuphana University (Lüneburg). His first book, 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 arranges a dialogue between the technophobic metaphysics of Martin Heidegger and the French technology thinker Gilbert Simondon (author of the neglected 1958 classic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In his debut, Yuk Hui elegantly plays with the double meaning of the word “ontologies”: on the one hand, the eternal level of the question of Being ; on the other, the technical meaning of the word used by computer science to describe the hierarchies inside representations of knowledge such as metadata.
Ontology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et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the inventor of the World Wide Web, Tim Berners-Lee, and his term “semantic web,” a set of standards for data formats and exchange protocols. One way to describe 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 is to say that it gives the touching yet superior engineering mindset of Berners-Lee a solid continental European foundation. Programmers do not just hang out on Slashdot, 4Chan, and Reddit; they also read Husserl. Indeed, some hyper humans might … My question is why the geek establishment didn’t foresee the rise of platform capitalism, with monopolies such as Google and Facebook. Information science’s approach to ontology has proven naive, if not shortsighted. The internet as a public realm that the engineering class takes for granted has all but disappeared, leaving no space to implement experimentation on the fundamental (indeed ontological) level. This raise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ontological adventures such as this one can be successful without a political angle.
According to Yuk Hui, “The idea of the philosopher as a figure who stands outside as mere critic and defends the purity of thought has been washed away in the flux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 nature of technics needs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talking about being. That’s an ambitious starting point. However, the real existing social media dominance puts on the table the question of what role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such as Hui’s) can play. Should research become more technical (and necessarily more traditional in order to be accepted)? Or should it go against the grain and refuse to build foundations in the service of an insular engineering class that is in dire need of a Žižek-style political provocation? Another approach could be to compare Hui’s surprisingly Deleuze-free style with American programmer-theorists such as Alex Galloway and Wendy Chun, who have never dug as deep into classic philosophy in search of the foundations of our digital existence. Who’s ready to read XML syntax alongside Schelling and turn knowledge of Python and C into action, thereby changing the language of philosophy itself?
At times, 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 falls into the obligatory comparative exercise of explaining how author A is unlike author B—but then it recovers quickly, giving us a sense of things to come. What’s really upsetting about the future of this digital philosophy-in-the-making is the “black box society” (Frank Pasquale), the secretive algorithms that cannot be read, let alone changed. How can philosophy become technical when it, once again, can only speculate about its object?
Let’s praise Yuk Hui for his priceless effort to practice what Friedrich Kittler always proposed, yet towards the end of his life drifted away from, escaping to Ancient Greece. Bernard Stiegler’s preface to Hui’s book is equally appreciative. Next stop for Yuk Hui is a similarly ambitious study on the nature of technology in China, which he has just finished. Let’s now get to the subject: the digital objects that surround us, and steer us, in such virtual, invisible, and intimate ways.
Geert Lovink: Can you sketch the long-term implications of your approach for philosophy at large and how it is taught? Where are we in terms of the debates and experiments to integrate technics into the philosophy curriculum? Networks and philosophy have yet to encounter one another. How do you want to stage this? Some say that the “encounter” is a Christian notion to start with.
Yuk Hui: Like Bernard Stiegler, I am trying to reread philosophy according to the question of technics, not only within European philosophy but also Chinese philosophy—for the latter I am collaborating with some Chinese scholars, for example Professor Gao Shiming from the China Academy of Art. Stiegler is a very good example of this since he bases his reading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on what he calls the “tertiary retention,” which is artificial memory. Tertiary retention is a supplement to what Edmund Husserl calls “primary retention” (impression) and “secondary retention” (recollection). Stiegler develops his reading in a systematic and rigorous way. However, we still need to do an enormous amount of work to take this further, and necessarily with a “collective” if not a school (and indeed Bernard has a philosophy school in Épineuil-le-Fleuriel), which will firstly have to deeply engage with philosophical texts and th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instead of mere intuition, which is always 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 secondly, it will have to closely engage with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work with engineers; and thirdly, it will have to take the concept of technics beyond Western discourse, which seems to me a very urgent task in the Anthropocene.
You said that networks and philosophy have yet to encounter one another. I would say that such encounters are immanent. We can always see the question of networks in different thinkers, implicitly or explicitly. For example, it’s clearly evident in Saint Simon, Marx, Heidegger, Simondon, Deleuze, etc., not to mention in more contemporary philosophers; however, we need to retrieve and thematize these thinkers—“in the Christian sense,” as you said, like the encounters of Christ in the Gospels—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problems of our epoch. This is exactly the point I have made before.
GL: What went wrong with the corporate discourse around Big Data? What’s so boring and suspicious about it? And why haven’t the “digital humanities” risen up against this monstrosity? Would you be in favor of data being discredited altogether? Or would you rather say: another data is possible? Recently, a “data prevention manifesto” was posted on the nettime list. It argued against protection and the “privacy” paradigm. We would be much better off, it said, preventing the production of data in the first place. Would you say that data has already crushed the reputation of Theory as we know it in the arts and humanities? What do you say to people who accuse you of promoting the Big Enemy of critical thinking?
YH: For me the main stake of Big Data, together with algorithms, is prediction. It is another form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time, which is probably not the same form of temporizing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that we can find in Bergson, Heidegger, Lyotard, Deleuze, etc. This means that we must discover in Big Data a new and powerful synthesis of time, and figure out how to deal with it. This new synthesis of time is what I call “tertiary protention,” which is intended to supplement Stiegler’s concept of tertiary retention. As we have discussed before, for Husserl there is primary and secondary retention, as well as primary and secondary protention (anticipation). In Stiegler’s theory, tertiary retention is the support for other forms of retention and protention; however, we must add that protention cannot be reduced to retention. This is very explicit in Husserl’s later writings on time-consciousness, e.g., the so-called Bernau manuscript (1917–18). Of course, there is ambiguity—for example, debt is an example of tertiary protention as well as tertiary retention, since it anticipates that which we will have to return, and it is recorded as traces. Tertiary protention is amplified due to the increasing ability of machines to predict and to anticipate. We might say that as long as we become part of Big Data, we are actually constantly in debt to certain unknowns.
We know the story of Edward Bernays and we know about the psychology of marketing, which since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s been based on a mechanism geared toward the manipulation of psychopower. Now, however, the mechanism is not just concerned with psychopower; rather, personalization and prediction have become even more effective and direct. The predictions of Big Data give us an “average” experience, since Big Data is based on the mean. However, it is not average in the sense that everyone is the same; rather, Big Data shows variations around the mean, which give the impression that everyone is different. These variations are what Deleuze would call “the particular,” meaning that they can be reduced to a mean, to an average. They might also be described as the “differences” that sociologists Scott Lash and Celia Lury pointed out in their book Global Culture Industry. However, these differences are reducible.
Therefore, I would not say that Big Data is boring, but rather that it is truly suspicious, and we will have to transform this practice of Big Data. This is also related to your question of why the digital humanities haven’t risen up against this monstrosity. Many digital humanities projects are part of this paradigm. When you visualize the co-relations between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images, you are employing the same logic as the Big Data industry (albeit harmlessly) and you are exhibiting its aesthetics. This kind of digital humanities still has a place for now, but I don’t believe it can continue much longer, since we are reaching the end of a transitional stage. Data is by no means our “Big Enemy.” We should be aware of the history of data, which has been a subject in the humanities for a long time without being thematized. It is now time to enter a new stage by taking the question of data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data further. It seems to me that this has to be the task of the future “digital humanities.”
GL: You have said that “the digital is the capacity to process data.” Can we dig into that? This “dynamic” approach presumes that there is also a static view, of zeros and ones, in which the digital merely is. Is it an intolerable thought that data can just exist, without any context—data as such?
YH: There are not only two views, static and dynamic. There are different orders of magnitude, and each of these orders of magnitude can be seen as a reality in itself. The methodology of 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incorporates such an understanding of orders of magnitude, which it is often used in epistemology. Therefore 0 and 1 is one order of magnitude, and data another. If we regard 0 and 1 as the only order of magnitude, we will be easily trapped in a metaphysical impasse. The philosopher Edward Fredkin has proposed what he calls a “digital ontology,” or “digital physics,” since he takes 0 and 1 as the foundation of being, like Thales’s water, Heraclitus’s fire, or Anaximander’s apeiron.
However, when we look at things from a phenomenological point of view, this digital metaphysics doesn’t do much except confirm Heidegger’s critique of technology: its essence is no longer technological but enframing (Gestell), and being is treated as a calculable standing reserve (Bestand). This is why I have proposed that we focus on the question of data as the main question of the digital. I take this insight also partly from Jacques Ellul. In fact, already in the 1970s, in his book Le système technicien
—a work that extended Simondon’s analysis of technical objects—Ellul observed that the totalization of systems was possible only because of the computer’s ability to process data.
You have asked, “Can data just exist, without any context”? I think the answer is yes, even without having to follow Quentin Meillassoux’s critique of correlationism. Firstly,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data. Data is what is given, as the etymology of the Latin word datumsuggest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sense data, which is also given—Husserl calls it das Gegebene. The French word for data, donnée, which is also the past participle of the verb “to give” (donner), retains this sense. We can say that in empiricist and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there are different ways of organizing data. For Hume, it is based on the rules of association (contiguity, resemblance, causality), and for Kant it is based on certain a prioristructures, including intuit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The use of the word “data” to designate computational information is only employed towards the end of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Essentially, this not only gives a new meaning to the term “data,” it also implies a necessity to rethink its organization. Hence the reason for this book. However, whether what is given is conceivable or not is another debate. When Heidegger talks about Being as es gibt, the word geben is emphasized as sending (schicken), as Geschenk, and what is given presents itself and hides at the same time, as Heraclitus says in his fragments. We might say that there is Datum an sich, like Kant’s Ding an sich, but it doesn’t necessarily mean that data is a black box or that it withdraws, as some speculative realists have said. For Heidegger, only through hiding is revealing possible. And even if we say that data belongs to the noumenal world, most Chinese philosophers would disagree with Kant that humans don’t have intellectual intuition and cannot access the noumenal. This is why I wanted to turn this dead-end question of “withdrawal” and Ding an sich into a question of relations.
GL: In the past, I learned to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passive and active digital objects. There were executive files and static files such as documents or database entries. Does it make sense to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programs and data? There is also a sociological dimension here: programs are written by geeks, whereas data is produced by clueless, ordinary users. These days, people talk about algorithms and bots. Both of them manipulate data in their own way.
YH: A long time ago, when we played games that came on floppy disks, it was necessary to use an .exe file to execute a .dat file. I guess this is what you mean by active and passive. This is still the case in some computational environments. The web, however, is a different environment, since it is supposed to be running all the time and is programmed in most cases with scripting languages. In general, in the past fifty years the mark-up languages have further developed and evolved—for example, from GML to SGML, from HTML1 to HTML5, from XHTML 1.0 to XHTML 2.0, and now web ontologies as well as formal ontologies. The use of mark-up languages like GML to format data started with IBM in the 1960s, and then in the 1980s there was a lot of work on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KR).
When we examine these histories, we see that the line between a data object and a program started to blur: not only do these objects carry constraints and functions, they also effectively allow communication between different platforms and applications. Programs and platforms can only communicate when the “ontologies” or “categorizations” are shared. They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ctive” in the sense that you just spoke of.
GL: You write that the phenomenological tradition failed to comprehend technical and digital object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undisputed that Martin Heidegger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technology philosophe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w do these two things go together?
YH: Let me be precise about this critique of phenomenology. I hold that the new definition of data seems to have problematized phenomenological investigations, which give an ambiguous role to technical objec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xperiences. It is true that phenomenology has its own history dealing with technical objects in the larger sense of the term. For example, the early Husserl prioritizes expression (Ausdruck) over indication or sign (Anzeichen), since the latter doesn’t express anything—it is passive, like Hume’s association of ideas, while the former always demands an active sense explication. The late Husserl developed a different insight, where he addresses cultural objects, and the lifeworld (Lebenswelt) was primary in his investigation. Heidegger’s analysis of the ready-to-hand—which for me is actually a reversal of Husserl’s distinction between expression and indication—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echnical objects, and that is why I offer it as a supplement to what Simondon calls the “concretization” of technical objects. I think that Simondon was aware of that, since he made Heidegger his ally in Part III of 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When I say that the phenomenological tradition is not sufficient to deal with digital objects, I mean first that the role of the technical object is ambiguous in these investigations, and therefore we must retrieve it through a rereading of Husserl and Heidegger—and here we must thank Jacques Derrida and Bernard Stiegler for their pioneering work (and we must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readings). Second, there is a reluctance to investigate the constitution of these objects. Husserl left what constitutes so called “pre-predicative experience” largely unexamined, surprisingly enough, considering that Husserl’s slogan was “back to things themselves.”​​
Phenomenology concerns the question of experience, which is how the subject constitutes itself through intentionality (whether via genesis or embodiment) and how objects are constituted as phenomena in the immanence of consciousness through intentional acts. To be more precise, there is a polar relation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but what constitutes the object pole is rather limited, or maybe even only phenomenal. For example, phenomenology does not look into the schemes inside a technical object, and for this reason Simondon says that a phenomen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technical objects is dangerous. The investigation of digital objects is an attempt to rework the object pole and redefine its relation to the subject—that is to say, to experience. We must say that compared to Husserl, Heidegger paid much more attention to objects as well as to the constitution of objects. However, he did so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Heidegger wanted to show that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object is ontotheological, a tradition that started with Plato and Aristotle—though it is more complicated with the latter, since the early Heidegger’s lectures on Aristotle praised him for being closer to the Pre-Socratics than to Plato on the question of Being. A fiercer critique from Heidegger arrived later, for example in his four volumes on Nietzsche, in which Aristotle is described almost as a reactionary against Plato.
GL: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data has had its own metadata. Files have names or a unique string of numbers. They go together. This is also what you say about digital objects: the “ontologies” are not separate from the actual data.
YH: Indeed, ontologies can be simply described as metadata schemes, which define and hence give meaning to data. Beware: the term “ontology” here is different from how it is randomly used in the humanities today. I describe this evolution of metadata schemes as a genesis of digital objects, and we can see that with the ontologies of the semantic web, descriptions of data are more refined, and the objectness of these entities becomes very clear. I remember already in 2010, during a conference on the semantic web, an engineer said that we were no longer dealing with mere data, but things, in the sense that data had become things. And if we pay attention to what this means, we see that it is not simply about how to do categorization—though categorization remains a crucial question and practice. It is also that categorization becomes productive. It produces objects in their own right, like Kant’s concepts, and these objects are both real and material. In this sense we can talk about the onto-genesis of digital objects.
GL: With Simondon, we could say that our efforts in media theory, electronic arts, tactical media, digital design, and net criticism can be described as a movement to reinscribe technics in culture. In most cases, however, they drift apart—not the least in philosophy itself. In today’s philosophy as (media) spectacle, we witness the authentic writer in the live act of deep thinking. Technology might spoil the party. Your genesis of digital objects might not be in high demand. Are you aware of that tension?
YH: I am not sure that what you have described can be called a movement to reinscribe technics in culture in Simondon’s sense, though I must admit that there is much excellent work that I appreciate a lot. According to Simondon, we need to overcome the opposition between culture and technics. This is because on the one hand, technology has been seen as a source of alienation, as wha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decline of culture; on the other hand, culture denigrates technics as something inferior in the social hierarchy. For example, robots are often seen as slaves—technical objects are only objects of consumption. For this reason Simondon, at the beginning of 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says that his task is to show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robot … a robot is no more a machine than a statue is a living being”; a robot “is merely a product of the imagination, of man’s fictive powers, a product of the art of illusion.” That is to say, we need a turn: it is not simply about studying technology, but rather turning technology into a support for culture. I’ve seen many researchers working on topics such as the sociality of Facebook or Twitter, but I’ve rarely seen any critical stance on this. As a result, the research becomes an added value to the industry—which also claims that it reinscribes technics in culture, but this is really just the culture industry. In philosophy, decades ago, we saw the tension between ontology and epistemology expressed in the legendary Davos philosophical debate between Heidegger and Ernst Cassirer in 1929. The former read Kant according to his fundamental ontology, while the latter rejected this reading and instead proposed an epistemological one. It is clear today that there is a fundamental tension between ontology and technics. In fact, this was already very clear in Heidegger’s fundamental ontology and in his analysis of modern technology, which for him was a consequence of Western ontotheology. Stiegler’s three-volume Technics and Time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demonstrates this tension and suggests another framework for thinking this tension as not an opposition. However, there is still much work to be done to make this question more visible and to reflect on it in different domains.
GL: Relational techn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your book. We could consider it the basis of all social media. Would it make sense to further develop a philosophy of the relational model?
YH: Yes, indeed, that is the principle question of my book. And for myself, the question of being is the question of relation. Over the years I have tried to work this out in a rereading of Heidegger, which I left out of the book so as not to obscure its object or message. We have seen that in recent years, some theorists have proposed certain relational models, but many of them do not specify what a relation is. I am not sure if one has to stroll through Whitehead’s Process and Reality in order to show that an app is relational. In my book, I try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at is a relation? And what does it mean when we think of being in terms of relations, especially in the digital condition? The term “relation” has been used in semiosis and perception, but semiosis and perception don’t exhaust the question of relation.
In medieval philosophy, we have relationes secundum esse and relationes secundum dici, one according to being and the other according to speech. In my book I didn’t follow this vocabulary of medieval philosophy, since I wanted to move away from substance and theology, so I redescribed these relations as “existential relations” and “discursive relations.” I wanted to describe a dynamic model in which, firstly, both relations are in reciprocal relation, and secondly, technology can be seen as the process of the discovery (which is mostly the task of science) and materialization of discursive relations (this is the question of logos). As you can see in chapter three of the book, entitled “The Space of Networks,” I wanted to retrieve the concept of relation from Ancient philosophy, and then elaborate on the materialization of discursive relations; and in chapter four, “The Time of Technical Systems,” I reinscribe it in what I call a technical system, in which the discursive relations become inter-objective relations, and existential relations manifest themselves as temporalities. This is the general model that I propose for the analysis of technical systems, and I have used it in multiple practical projects. However, I must admit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exhaust the question of relation, and I will continue elaborating on it in future works.
GL: As an outsider to the mai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 for the World Wide Web, the W3C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I have witnessed a move away from the semantic web towards a much more political aim of “re-decentralizing” the web, particularly in the post-Snowden period. Tim Berners-Lee was the original inventor of the web, back in 1991. His proposal for a new way to organize knowledge on the web, outlined in his 2001 article “The Semantic Web,” failed because of its inability to understand language (as Bernard Stiegler and others claimed). My interpretation would be that the naive multi-stakeholder approach got stuck in the monopolistic power politics of the stacks—Google, Facebook, Apple, and Microsoft—which demonstrated that they were uninterested in the formalistic, scientific rearrangement of protocols. In the end, the scientists were pushed aside.
YH: I was very interested in the semantic web, both its logical questions and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In 2010, along with Harry Halpin and Alexandre Monnin, we launched the program “Philosophy of the Web” in Paris, which consisted of various events. I still think the semantic web is a very important project in the history of the web. The semantic web was intended to be a “world-building” project, and this is the reason Tim Berners-Lee called for “philosophical engineers,” who would not only reflect on the world but build the world—an echo of Marx’s thesis on Feuerbach. The semantic web aims for a world of automation. However, a world is more than automation; it also has politics, which the semantic web doesn’t take into account. I don’t think this is because the semantic web doesn’t understand language—and we have to admit that machines don’t deal with language in the way we do. This is why I suggest that we surrender the opposition between syntax and semantics and instead take up the concept of relation.
Brian Cantwell Smith, in his early and very important work On the Origin of Objects, has a very nice argument against the claim that machines only have syntax and no semantics, since such a distinction is far too anthropocentric. Contrary to what you have said, I am rather sure that Google, Facebook, Apple, and Microsoft are all interested in “the formalistic, scientific rearrangement of protocols”; however, they all want their own protocols, and so they are reluctant to all use the same standards. We have to recognize that there is an institutional politics between the W3C and its business members. I think someone who looked more deeply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W3C would have better insight on this. It is true that since the Snowdon affair, the W3C has launched the Magna Carta project and the campaign “Web We Want.” However, since its launch it doesn’t appear to me that there has been much progress.
The other reason for the “failure” that we have described—and Stiegler has been claiming this for years—is that the semantic web did not allow for a “social web,” since its ultimate aim was the autom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data schemes. This is a different issue than the “cyber-libertarian” project of Julian Assange. Rather, it is a ques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social. To address this question of automation, in my book I attempted to compare Husserl’s intentional logic with extensional logic in order to show that we should reintroduce the question of experience into formal logic. This stands out as a rather strange chapter in the book, since it proposes a reading of Husserl that is closer to Deleuze and Simondon. This requires a long detour through Frege, Hilbert, Kripke, and Putnam. In 2012, I worked with Stiegler and Harry Halpin to reconceptualize the concept of the social by departing from Simondon’s notion of collective individuation in order to develop an alternative to Facebook. Just as Uber is the biggest taxi company without taxis, social networks are the biggest communities without the social. The semantic web only wants to provide an industrial standard so that these industrial players will use it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b, to avoid “walled gardens,” as some have said. But advocates of the semantic web have nothing to say about the industry itself. This is the stake of the semantic web, and not its failure to understand language.
GL: Let’s end with your upcoming book on the status of technology in China. Can we see this as a follow-up or logical extension of 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 Has your decade in Europe made it easier to reflect on China? What do you make of people who travel to Shenzhen to do ethnography there? Can philosophy be the king or queen of the sciences and in this way beat the social sciences?
YH: Indeed, the new book is intended to be a second work on the concept of relation that we discussed earlier. In 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 I deal with formal relations and objects.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 (Urbanomic 2016), I deal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osmos and the moral. This book on China is an attempt to elucidat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way the concept of technics is understood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he way it is understood in Ancient European philosophy. And as the title suggests, the book is an attempt to recontextualize and problematize Heidegger’s famous essay “Die Frage nach der Technik,” in order to revive the concept of a technics of world history, which I call “cosmotechnics.” Picking up what François Jullien says, we can know ourselves by knowing others. His work on Chinese thought allows him to better understand European thought. I profited from years of living and studying in Britain, France, and Germany, reflecting on different systems of thought. A few years ago you joked that I was actually doing ethnography in Europe. With this book, I want to show that there has been a different concept of technics in China. It is neither the Greek technē, nor “technology” in the sense that emerged in European modernity. This difference is not obvious among researchers in China, and it has never been clearly articulated; indeed, this was very embarrassing! I once read an article from a well-known Chinese philosopher of technology who, when addressing the Chinese public, claimed that Prometheus was the origin of all technics (including Chinese technics). That is a complete disorientation, in the double sense of the word. Maybe the Greeks and the Chinese all come from Prometheus, but this is not easy to prove …
I am probably not the best person to comment on the debate between 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 wouldn’t say that there is a king or queen of disciplines. However, we have to acknowledge that in philosophy there is a particular form of questioning and a strong attention to histories of thought and to the precision of concepts. This way of questioning allows us to problematize a lot of dubious definitions that are often taken for granted. I am also interested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my first degree was in computer engineering with a focus on AI, and I continue to work on practical projects. Any insistence on the superiority of a discipline is in most cases only self-indulgence. Early this year in Berlin I spent thirty minutes listening to Alain Badiou and Jean-Luc Nancy debate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Marx was a philosopher. I wish I could get those thirty minutes back. I don’t see what more we could get out of Marx if we renounced him as a philosopher. The rigor of a work is not solely determined by institutions or tradition. It depends on historical insights, consistent interrogations, and creativity. There is bad social science just as there is bad philosophy, not to mention bad scientific research.
Apropos of Badiou, recently he criticized Pokémon GO as “the corruption of corruption” and claimed that “the battle against images is a Platonic battle.” It is astonishing that this came out of the mouth of a Maoist, since every French Maoist knows by heart the saying “No investigation, no right to speak.” However, we must also turn the question around: How deeply must one engage with Pokémon GO in order to speak about Pokémon GO? Or more generally, how deeply must one understand technology in order to talk about technology? We easily fall into two extreme orders or two problematic philosophical attitudes: one simply renounces modern technology, since it is intrinsically bad; and the other dogmatically endorses it in order to endow it with a certain “ontological dignity.” We should get out of this Unmündigkeit, as Kant would call it, and overcome these obstinate oppositions. What is denounced may always appear in other forms in those who denounce it.
I hope that my book on China and technics can at least remind researchers who are, in your words, “doing ethnography in Shenzhen,” that in China there is a history of technics and a history of modernization. Some researchers take globalization as a given fact so they can simply stud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echnical facts”—in André Leroi-Gourhan’s sense, meaning the specificities of the tools and the different gestures of their users—without looking into the history of technics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into their “form of life,” as if China is no different from an African country, or as if the differences that do exist are only superficial. Ethnographers know very well that one must problematize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We may want to remind ourselves that after having witnessed the disintegration of nonmodern cultures, Claude Lévi-Strauss addressed his fellow anthropologists in Tristes Tropiques by saying that anthropology should be renamed “entropology.” However, some quasi-critical ethnographic works only nurture such modernization. While we don’t expect everyone to be Joseph Needham and we don’t want to operate on a simpl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but do have to recognize “ontological diversities,” as has been proposed by Philippe Descola, 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 Bruno Latour, and others who are part of the so-called “ontological turn” in anthropology. This is why I believe that, besides the proposal by these anthropologists to recognize multiple natures, we must first of all recognize the diversity of cosmotechnics, without which there is no discourse of nature—diversity not only in the sense of different “technical facts” or “technical systems” (as Leroi-Gourhan and Bertrand Gille have put it) but also in the sense of different ontologies and cosmologies. And once this multiplicity is affirmed, how are we going to imagine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es and theories in the Anthropocene? This will be the next battle for all of us.
×
Yuk Hui studied Computer Engineering, Cultural Theory, and Philosoph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Goldsmiths College in London, with a focus o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He is currently research associate at the ICAM of Leuphana University Lüneburg. Yuk Hui is co-editor of 30 Years after Les Immatériaux: Art, Science and Theory (2015), and author of 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 (prefaced by Bernard Stiegle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arch 2016),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 (Urbanomic, December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