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17 December 2012
自家製、home-made與不二家 作者 陳雲 | 三文治
– 2012年12月3日星期一下午11:49
近來在街頭店鋪及超市食品，都見自家製的講法，有點滑稽的。為什麼呢？「自家製」的「自家」，客家話也用，稱自己為自家，自己客家人為自家人（ci ga ngin）。自家製，就是不求人，自己動手，不假外求。商店標榜自家製，其滑稽之處，就是叫人回家自做，勿在本店買之意。
我讀出滑稽意思來，當然由於我講的是「古老言語」，客家話說的舊時言語。時人讀來，只讀出home-made之意，就是本店自做，並非委託外人或用機器大量生產。
稱自己為自家，文獻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或唐朝，如唐人李延壽撰寫的《北史·魏紀一·太宗明元帝》曰：「冬十一月壬年，詔使者巡行諸州，校閲守宰資財，非自家所齎，悉簿為贓。」講的是朝廷派遣使者巡視各地，查閱地方官的財產，如果不是自己帶來的，就當作是貪贓來記錄在冊（「簿」）。
食品標榜自家製，是日本商店用語，傳到台灣，再傳來香港。香港在老實的六、七十年代，食品採用現代機器製造的，標榜是「機器製造，不經人手」，說明乾淨衛生之意，有新時代的明淨。若是沿用舊法的，藥品類的就是虔誠製作、虔誠製煉、恭謹製作之類，食品就是家傳古法、古法釀造、遵古製造、家傳秘方、千年古法之類，讀來古意盎然。這些舊日香港店鋪用語，比起自家製，意義更為豐富。自家製是漫無標準的。
舊日香港店鋪說明是自己大量生產的，就寫自設工場、自設廠房。類似台灣和日本見到的「不二家」的標語。香港以前的講法是「只此一家，別無分號」，有保守家業的虔誠。九十年代，香港傳統食品（如餅家）紛紛集團化和擴充分店之後，「只此一家，別無分號」已成絕響。
瑞安、馬薩諸塞與弗吉尼亞 作者 陳雲
| 三文治 – 2012年11月20日星期二上午12:09
本年九月，美國大選期間，共和黨推出副總統候選人雷恩（Paul Ryan）。香港中文傳媒，竟然跟從大陸，譯為「瑞安」。Ryan是普通的英文名，香港一貫用粵語翻譯為賴恩，粵語讀音逼近英文。用北京話讀，也是通的。賴是倚仗、逗留、不承認，有點不利之意，但放在姓氏，無人會取笑。同理，北方人如果翻譯Ryan為萊恩，乃至雷恩，南方的粵語也是通的。清末民初的翻譯，大多數是照顧南北語音而尋其共通的譯名，如羅斯福、杜魯門等。
共產中國，卻偏偏將天下通譯，改為專門遷就北方普通話的獨門翻譯，明明Ryan可以譯為賴恩、萊恩，讀音也比「瑞安」接近英文，但由於「瑞安」用粵語、閩語讀不到Ryan的聲音，故此中共就選用瑞安，令南方人覺得南方口音不能通達。同理，中共特別喜歡用瓦來譯wa，沃來譯wo。照顧南北語音異同，wa是可以譯為娃、wo可以譯為窩的，但中共偏偏不這樣做，於是科索沃（Kosovo）、艾奧瓦（Iowa），粵語不通。
這是極其狹隘的北方蠻族主義，也是分裂中華天下的惡毒行為。故此，中共乃反華、滅華之蘇維埃境外殘餘殖民政權。
愚蠢而自大者，奪得政權，必會胡作非為。清末嚴復主張翻譯名詞要信、達、雅。然而，中共建政之後，對外譯名採取機械無文的方法，用漢語拼音來機械翻譯外文，不理會當地讀音與慣用漢譯，以Ryan為例，R是翹舌音，於是譯「瑞」，an就是「安」。Ryan變「瑞安」，然而瑞安合讀，根本不是Ryan的音。機器翻譯遺漏了中間的滑音y，故此音譯失敗。其可笑之處，好像四川菜「夫妻肺片」用機械翻譯，變成husband and wife’s lung slices。
粵人得西洋風氣之先，出洋歷史深遠，外國地名很多慣用漢譯都是出自廣東話。中共建政之後，除非已經根深蒂固，如New York用客家話或廣府話翻譯為紐約、San Francisco用廣東話翻譯為三藩市，中共必定除之而後快。Massachusetts本譯麻省，Virginia本譯維珍尼亞，Iowa本譯愛荷華，粵音翻譯，信、達、雅兼備。如今依次被中共竄改為馬薩諸塞、弗吉尼亞、艾奧瓦。馬薩諸塞，字字不吉，幾近蠻夷之地；弗吉尼亞，其意是不吉利呀（弗者不也）。艾奧瓦，除卻奧字，也是字字低賤（草艾與瓦片）。
中共竄改美國地名舊譯，是罔顧廣東人飄洋過海到美國「賣豬仔」之百年血淚史，好似這些美國州是新近到埗的北方中國移民首次翻譯似的。只有不知廉恥的北方蠻族當政，才會抹殺廣東移民翻譯的美國地名。
番話 作者 陳雲 | 三文治
– 2012年11月27日星期二上午12:07
路過香港的行人天橋，都會遇到推銷攤檔或企街，在易拉架傍邊，不停向人講番話。網友去年說，這種番話，是她回港以來在公共場所聽到最刺耳的滋擾聲。
所謂番話，不是「見了唐人講番話，見了番人口啞啞」的番話，即並非唐話以外的番話，而是推銷員口中的番話，即是將「返」字轉讀為「番」的音：呢次介紹返畀你、今次優惠返你、有新貨返咗想講返你知……。
行到下一個街口，入了時裝店，又聽到：「小姐介紹返呀，有新貨返咗，啱嘅可以試返喎。」「呢件衫剩喺得返大碼，講返呢，減價貨冇得退。呢次睇唔啱，下次返嚟睇返呀囉。」
粵語的反、返、翻之類，都是古語的同音通假詞（同音字變調之後改變意義），但淪為惡性推銷，就好恐怖。明明三唔識七，初次見面，就硬說人家是返轉頭幫襯，營造虛偽的熟悉感。香港推銷員用的那個返字，是語言植入的蠱惑技術，要人返來幫襯，或返頭用。明明人家都未用過，他們就說「用返」、「試返」。明明未試過，就說「畀返你用」，好似來客已經用到好熟悉的樣子。這是惡性推銷用的心理洗腦技術。
如此惡性推銷，神憎鬼厭。可惜香港官商勾結，商家佬剝削市民的時間，無法無天，否則應該立法禁止店員做惡性推銷的對答的。我有一次買一盒月餅，不停聽到番話，我要出動粗言穢語呵斥店員，才可以停止她對我長達兩分鐘的惡性推銷：「我來買月餅，不是來給你推銷，浪費我的寶貴時間，浪費我的時間，要我倒貼錢，你做乜嘢生意噶？你當顧客死噶？咁長氣，唔好去開棺材鋪，同啲死人講嘢吖笨？」
前年在九龍塘地鐵站便利店遇到某店員，收錢的時候不斷介紹我買嘢，她也許被店主逼迫要講推銷話，便自己變成機械人，不斷滋擾顧客，互相報復。 地產霸權將香港變成妖魔世界。
也許有朝一日，結婚攝影服務公司會說：「小姐，我地有優惠畀返你，你嫁返一次啦。」殯儀館或骨灰龕公司會說：「先生，我地有優惠介紹番返你，你試返我地啲優惠啦。」
加入與插進
作者 陳雲 | 三文治 – 2012年12月10日星期一下午11:52
大約在二〇一一年四月，網上流傳一幅大陸小學數學書的插圖。圖是兩批小孩在郊外玩耍，在樹林的一批，有男有女，在草地上跟上去的，全是男生。數學問題如下：
我們一隊有12個男生，老師讓兩個男生插進一個女生。 請問一共可以插進多少個女生？
首先，此題的語義不清，不知道是簡單的除數（12÷2＝6），還是植樹問題(間隔數－1，即是11－1＝10)。如果是單純的除數，就是「兩個男生配一個女生」。如果是植樹問題，就要講：「大家列好隊，每兩個男生中間配一個女生」。
流傳的網誌，除了說語義不清令到題目難做之外，也順道嘲笑這道數學題的語言帶色情聯想：讓兩個男生插進一個女生。圖片：Getty Images
北方話有土話也有雅言，然而白話文運動並無樹立雅言的標準，致令土話入文。北方話滲入胡語，例如來自蒙古語系的動詞語綴「讓」字，就語義不清，口講可以，但不宜入文。引進、上進、進士都是中文，但「插進」是土話，不是中文，真的是物理上的動作，是插入，不是插進。將北方土話當做普通話來教學，就會教出此等貨色。
插、進、讓，這些都是北方土話或胡語，不可入文，北方人久而不察其俗。中文不是「插進」，而是「加入」、「摻入」、「配」或「配搭」。不是曖昧的、來自蒙古語的動詞語綴「讓」，而是清晰的中文「容許」、「打算」之類。數學題的中文，視乎想問的是除數問題還是植樹問題，如果是植樹問題，應作：「老師容許/打算要在每兩名男生的行列裡面加入/配一名女生。」
中文有中文的格局。外來的蒙古胡語可以口講、可以寫通俗文章，但入課本，一定要考慮雅俗之分、曖昧與清晰之分。這叫做文化。
Friday 9 November 2012
中國人 閣下承不承認是「中國人」，成為政治表態。 中不中國人，不是嘴巴上宣示的，看過林語堂的「吾土吾民」、胡蘭成的「山河歲月」，或豐子愷的護生畫冊，就會知道，真正的中國人身份，不在於嘴頭的自我喧譟，而是婉約含蓄在生活裏默默地自證。 中國人的定義是什麼？用一句流行話，是一套價值觀。忠孝節義，詩禮恩情，這才是中國人的基本元素。行惡語誑，崇暴言惑，像不久前剃小平頭在街上燒砸日本車、囂姦喊殺的團伙動物，只屬生養在黃河流域的紅衛兵和中東塔利班雜交之變種，不論他們如何自稱是中國人，以人文的血緣定義，他們不是。 這些人近年欲壟斷「中國人」的質檢權、定義權、批發權，已經令「中國人」在世界上漸淪為備受厭惡的品種。因此你如果自認中國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定義之權，不要讓其他人像貨檢一樣硬向你額上蓋印標籤，要由敗劣凶戾的一些批發商來批准你的「中國人」資格。 況且「中國人」的定義，以今日觀鑑，相當令學養不精的中國人困惑。譬如中國人的傳統，儒家以誠信為立人之本，但若舉國都玩假東西，雖然自稱，卻還剩幾分「中國」？ 又或中國人生活處世，這副對聯最貼切：「傳家無別法，非耕即讀；裕後有良圖，唯儉與勤。」意思就是：想家業傳下去，讀書固然好，種田也可以，只要勿投機。想後代過好日子，不要濫消費掃名牌，只須儉樸和勤勞。 那麼靠打土豪分田地、用「馬列主義」殲滅勤儉持業的地主階級，又或模仿美國人華爾街的理財，信用卡借貸，領社會褔利綜援，這又算不算中國人？禁用正體字和方言，又算不算中國人？把毀滅中國士大夫文化的外星撒旦的屍骸供奉天安門外，去參拜瞻仰的又算不算中國人？ 同是北京大學校長和教授，以前的蔡元培和胡適，是真正的中國人。 當變了種的偽中國人，迫問真的中國人你是不是中國人的時候，有兩個標準答案：一，「既然文明世界認定你就是標準的中國人，我沒資格做你的同類。」二，冷笑一聲，反問：「問這個問題，你也配？挑，我不必答你。」 陶傑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olumnist/%E9%99%B6%E5%82%91/art/20121023/18046597 大閘蟹和中國人 怎樣做一個「中國人」？多人嘮嘮叨叨。憑梁班子「團結、無私、進步」的「國民教育」，教出一代的「中國人」，其智商和品味，都不令人看好。 殖民地時代，「中國人」的身份比今日真實而完整。那時的「港英」香港電台，有中國民間故事改編的「武家坡」、「薛剛反唐」、「濟公捉妖」，說書人鍾偉明主講。「港英」發牌的商業電台，有李我、岑少文、程雪門監製敘述的「三言兩拍」，播音界都是才子，把中國舊小說精華，裏面的禮義廉恥，在鄰近地區「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英國人慈悲無限，都為香港人發⋯⋯揚光大起來。 英治時代的電台，幾個說書人，就是「國民教育」的民間導師。廣播劇一開頭，都把故事版本、時代背景、主題風格，夾敘夾議的從頭說起，雖無清初江南的活潑雅致，也有民國嶺南的清脆玲瓏： 「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列位可曉得這幾句詩哪裏來？是秦王符堅墓碑上錄來，無非詠往古之興亡，慨人生之奄忽，淒淒切切，悲楚動人。那秦王符堅，也是一條好漢，因不聽先臣王猛之言，南來伐晉。哪曉得草木皆兵，一敗而還，身死國破，寧不可嘆？說書人踢倒乾坤，掀翻世界，喚醒多少痴聾，打破幾場春夢。今日閒暇無事，不妨也說唱從頭。」 真正的國民教育，是民間這般來的。短短的開場白，就有歷史、文學、對仗修詞、成語典故，小孩子在台下，跟着大人，拿着一串麥芽糖，一聽入神。上學習書法，誦唐詩，讀史記，通通入腦上心。說這套行頭的都是江湖藝人，如此敘事的本領，今日什麼教育學院訓練的中文教師，一個也不識。 當真正的中國早已淪亡，像陽澄湖的野生大閘蟹絕了種─今天的大閘蟹，是人工養殖的、打荷爾蒙的、在污染的工業廢品河上死老鼠之間爬行的，這種蟹人，指指點點教你如何做「中國人」，他們的蟹苗，又早都走私到英國泰晤士河裏嚙挖人家的河牀、養得肥大了。這個品種還叫大閘蟹？如同中國人中國人的亂表態，哈哈，你還「中國人」個屁呀？ 陶傑
陶傑: 中國人
閣下承不承認是「中國人」，成為政治表態。
中不中國人，不是嘴巴上宣示的，看過林語堂的「吾土吾民」、胡蘭成的「山河歲月」，或豐子愷的護生畫冊，就會知道，真正的中國人身份，不在於嘴頭的自我喧譟，而是婉約含蓄在生活裏默默地自證。
中國人的定義是什麼？用一句流行話，是一套價值觀。忠孝節義，詩禮恩情，這才是中國人的基本元素。行惡語誑，崇暴言惑，像不久前剃小平頭在街上燒砸日本車、囂姦喊殺的團伙動物，只屬生養在黃河流域的紅衛兵和中東塔利班雜交之變種，不論他們如何自稱是中國人，以人文的血緣定義，他們不是。
這些人近年欲壟斷「中國人」的質檢權、定義權、批發權，已經令「中國人」在世界上漸淪為備受厭惡的品種。因此你如果自認中國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定義之權，不要讓其他人像貨檢一樣硬向你額上蓋印標籤，要由敗劣凶戾的一些批發商來批准你的「中國人」資格。
況且「中國人」的定義，以今日觀鑑，相當令學養不精的中國人困惑。譬如中國人的傳統，儒家以誠信為立人之本，但若舉國都玩假東西，雖然自稱，卻還剩幾分「中國」？
又或中國人生活處世，這副對聯最貼切：「傳家無別法，非耕即讀；裕後有良圖，唯儉與勤。」意思就是：想家業傳下去，讀書固然好，種田也可以，只要勿投機。想後代過好日子，不要濫消費掃名牌，只須儉樸和勤勞。
那麼靠打土豪分田地、用「馬列主義」殲滅勤儉持業的地主階級，又或模仿美國人華爾街的理財，信用卡借貸，領社會褔利綜援，這又算不算中國人？禁用正體字和方言，又算不算中國人？把毀滅中國士大夫文化的外星撒旦的屍骸供奉天安門外，去參拜瞻仰的又算不算中國人？
同是北京大學校長和教授，以前的蔡元培和胡適，是真正的中國人。
當變了種的偽中國人，迫問真的中國人你是不是中國人的時候，有兩個標準答案：一，「既然文明世界認定你就是標準的中國人，我沒資格做你的同類。」二，冷笑一聲，反問：「問這個問題，你也配？挑，我不必答你。」
陶傑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olumnist/%E9%99%B6%E5%82%91/art/20121023/18046597
大閘蟹和中國人
怎樣做一個「中國人」？多人嘮嘮叨叨。憑梁班子「團結、無私、進步」的「國民教育」，教出一代的「中國人」，其智商和品味，都不令人看好。
殖民地時代，「中國人」的身份比今日真實而完整。那時的「港英」香港電台，有中國民間故事改編的「武家坡」、「薛剛反唐」、「濟公捉妖」，說書人鍾偉明主講。「港英」發牌的商業電台，有李我、岑少文、程雪門監製敘述的「三言兩拍」，播音界都是才子，把中國舊小說精華，裏面的禮義廉恥，在鄰近地區「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英國人慈悲無限，都為香港人發⋯⋯揚光大起來。
英治時代的電台，幾個說書人，就是「國民教育」的民間導師。廣播劇一開頭，都把故事版本、時代背景、主題風格，夾敘夾議的從頭說起，雖無清初江南的活潑雅致，也有民國嶺南的清脆玲瓏：
「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列位可曉得這幾句詩哪裏來？是秦王符堅墓碑上錄來，無非詠往古之興亡，慨人生之奄忽，淒淒切切，悲楚動人。那秦王符堅，也是一條好漢，因不聽先臣王猛之言，南來伐晉。哪曉得草木皆兵，一敗而還，身死國破，寧不可嘆？說書人踢倒乾坤，掀翻世界，喚醒多少痴聾，打破幾場春夢。今日閒暇無事，不妨也說唱從頭。」
真正的國民教育，是民間這般來的。短短的開場白，就有歷史、文學、對仗修詞、成語典故，小孩子在台下，跟着大人，拿着一串麥芽糖，一聽入神。上學習書法，誦唐詩，讀史記，通通入腦上心。說這套行頭的都是江湖藝人，如此敘事的本領，今日什麼教育學院訓練的中文教師，一個也不識。
當真正的中國早已淪亡，像陽澄湖的野生大閘蟹絕了種─今天的大閘蟹，是人工養殖的、打荷爾蒙的、在污染的工業廢品河上死老鼠之間爬行的，這種蟹人，指指點點教你如何做「中國人」，他們的蟹苗，又早都走私到英國泰晤士河裏嚙挖人家的河牀、養得肥大了。這個品種還叫大閘蟹？如同中國人中國人的亂表態，哈哈，你還「中國人」個屁呀？
Wednesday 31 October 2012
儒家大義，扶正香港——香港遺民與箕子精神
陳雲發揚儒家大義，以華夏遺民理論，申述香港族群之來源，證明香港人秉持華夏正宗，光明正大，不必向共產黨稱臣。原文之節本，刊於《明報》副刊，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此文乃保衛香港之作，收入《香港城邦論》續集（書名暫時保密），香港次文化堂出版，即將推出。
香港人是前朝遺民，儒家思想的奠基人孔子也是前朝遺民。孔子是殷商遺民領袖微子（名啟）之後，生在周王朝已經式微的春秋時代的魯國，孔子不是周天子直接管轄的臣民。孔子在道統（政治思想認同），是周朝的，文化感情是商朝的。孔子談禮制，比較了夏、商、周三代，提出「三代損益論」，結論是：「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他認為周朝借鑒於夏商兩朝，以禮治國，他追隨周朝的道統。在鄉土感情上，孔子臨終前七日夢見自己的喪禮，看到靈柩竟是按殷代禮制擺放，置於靈堂兩柱之間。翌日，學生子貢來探病，孔子向他道出他走到人生盡頭的真感情：「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閒（間）。昨暮夢坐奠兩柱之閒。予始殷人也。（《史記．孔子世家》）」一個「始」字，迴光返照，孔子返本歸源。對比兩事，從於周，是孔子的政治理性；歸於商，是他的鄉土感情。[1]
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儒家推崇的，是「萬邦協和」的王政天下，天子以仁義之道德及禮樂之風俗統治諸國，並非一家一姓之集權國家。孔子如此讚揚周朝：「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論語·堯曰》）」其意思是，「權力行使要謹慎[2]，法令執行要適度，恢復廢缺的官職，政令便可四方通行。復興滅亡的國家，接續斷絕的世系，起用隱逸的賢人，天下人便歸順了。」周朝恢復一些滅族的國家，並分封商朝的賢人，例如周朝分封商代微子啟於宋國，授予自治權，以冀代行教化，兼制衡王權。微子啟抗拒商紂暴政，投奔西周，力保商湯宗祀免遭不肖所毀。周文王欽佩微子深明大義，又愛護鄉黨，故感其來歸，賜封侯爵。商末暴政之下，出三大賢臣，曰比干、微子、箕子，均為儒家敬重。比干死諫被害，重義輕死；微子委身存祀，有所不為。更有箕子用智力與暴政搏奕，只待時勢一改，天下歸正，他保存的商朝風俗，可以將仁義王政，重新發揚。
殷商遺民的現代版：微子是台灣，箕子是香港，周朝是中華邦聯
香港偶逢歷史因緣，保留中華遺教，承繼英國制度，中英文化之精華，不意兩者兼得，有若微子之存祀，保存文明禮樂。然而香港亦遭逢不幸，九七後須要親自抗拒暴政，再無寄託憑藉。中共來自蘇維埃境外殖民政權，香港與中共無親，不是比干之於紂王，不必撲上去保皇，不設實際地感化暴君，如此只會落得慘死收場。
孔子是商朝微子之後，香港要學的，不是比干的孤忠，而是微子保存文化的苦心，與箕子明哲保身的智慧。唐代大儒柳宗元《箕子碑》，如此讚揚箕子：「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且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3]
柳宗元《箕子碑》，收入《古文觀止》，乃儒家之雄文，語譯如下：「在殷紂王當政的時候，道德顛倒，政治昏亂，上天震怒不能引起他的警戒，聖人的話也沒有什麼作用。冒死去進諫，不怕捨棄生命，這確實可以稱得上仁人了（按：這裡說的是比干），但對我們的宗族沒有好處，所以箕子不這樣做。託身于新王朝來保存殷商的宗族，這確實可以稱得上仁人了（按：這裡比喻微子），但先要離開國家出走，所以箕子又不忍心那樣做。這兩種辦法，已經有人實行了。因此，箕子保持了自己的明智，跟紂王周旋，隱藏起自己高明的謀略，甘願在囚犯奴隸中受到屈辱。在黑暗的環境中沒有奸邪的行為，跌倒了仍然不停止前進。所以在《易經》中說：『箕子不敢顯露自己的明智。』這就是蒙受苦難而能堅持正道。等到天命已經改變，百姓生活走上了正軌，箕子便拿出《洪範》大法，因此成為了聖君的老師。周朝統治者（周武王）用了此法，制定出人與人之間的道德準則，從而建立國家的典章制度。所以在《尚書》上說：『由於箕子歸來了，才制定了《洪範》[4]大法。』」
箕子在商紂王的暴政之下，不採取比干的苦諫而殉國之法，不採取微子去國而存祀之策，而甘願留在商朝，明哲保身，以期復興。與之比對，中共乃商紂之朝，投身中共而欲以「第二種忠誠」來感化中共的，是比干，如香港的劉山青、司徒華、程翔諸位先生。出走而保存華夏精銳的，是微子，如國府之敗走台灣。留在中國而姿態淡泊、如神龜曳尾於塗而保存文化的，是箕子，正是香港。香港人托庇於英國的殖民統治，忍氣吞聲，埋首建設，保存了華夏文化，也以憲制及典章制度，復興中華。箕子乃殷商貴族，出任商紂王的太師（王朝教師），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文化自立，受周王朝軍事保護，但不向周王朝稱臣。
香港城邦論乃至將來的中華邦聯論，乃是發揚儒家的微言大義，寄望中國在新時代以新方法復興周朝，乃安邦、定國、平天下之洪範大法。
[1] 參閱練乙錚＜從孔子身份認同之複雜看香港人＞，《信報》，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五日。練乙錚之論，乃採自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鄭力雄的〈從遺民到隱逸：道家思想溯源—兼論孔子的身分認同〉，此文網上可尋。
[2] 原意是制定度量衡，引申為行使權力。
[3] 柳宗元此文，收入《古文觀止》。
[4] 當然，《洪範》是漢朝的人擬作的，只是託名於箕子。
Friday 26 October 2012
學習簡體字
香港科大一名教授稱，香港人要「學習簡體字」，因為「本小利大」，懂簡體字後即可閱讀大陸出版物；第二是「掃除文盲」；第三，「簡體字」是全世界最多人使用的文字，不懂是你的老襯，教授越說越亢奮，大罵反對簡體字的人，是「去中國化」。
這位教授頭腦不清，與毛左糞青無異。多學一種「簡體字」，像這個「教授」說的，當做生意，當然沒有問題，正如十來歲的少年，學會越南、波斯、俄國三國的粗口，以備將來當海員，也一樣是收穫。但在鄰近地區，以簡體殲滅了正體，實行「簡體專政」，這就是問題。
簡體字「掃除文盲」，並無證據，掃除文盲的直接原因，是增加教師，多辦學校。沒有教師，你把一本簡體字的中文書本丟進一個猩猩籠子裏，猩猩拿起來，看足十年，猩猩還是文盲。即使少了文盲，但全民也一樣可以反智，塔利班不是文盲，都看得懂阿拉伯文的可蘭經。
第三，「簡體字」是世上最多人使用的文字，所以你也要學。
踢爆這位「教授」的邏輯謬誤很容易，簡體字多基本結構的謬誤。世界上吸煙的人有十三億，全球人口有六十億，你不吸煙，會不會Out了呢？或者說，世上有一億八千萬人服用軟性毒品、可卡因、海洛英，你不也吸一份，你怎樣跟這個龐大的活神仙市場溝通交流呢？
最後該教授說，拒絕簡體字，即是「去中國化」，意即堅持用正體字，不是「中國人」，那麼在一九四九年之前，民國的人人文庫、清宮奏摺、清代的線裝紅樓夢和三國，都以正體字印行，鄭板橋的書法，都寫正體，那麼這些都不是中文，而是日文、英文、火星文？
「去中國化」的血滴子亂拋，這位教授不會問自己，他穿西裝，算不算「去中國化」？香港的大學多幾個這種教授，慘了。難怪梁特首、林鄭，早就把子女送去英國。
Tuesday 23 October 2012
中國人
閣下承不承認是「中國人」，成為政治表態。
中不中國人，不是嘴巴上宣示的，看過林語堂的「吾土吾民」、胡蘭成的「山河歲月」，或豐子愷的護生畫冊，就會知道，真正的中國人身份，不在於嘴頭的自我喧譟，而是婉約含蓄在生活裏默默地自證。
中國人的定義是什麼？用一句流行話，是一套價值觀。忠孝節義，詩禮恩情，這才是中國人的基本元素。行惡語誑，崇暴言惑，像不久前剃小平頭在街上燒砸日本車、囂姦喊殺的團伙動物，只屬生養在黃河流域的紅衛兵和中東塔利班雜交之變種，不論他們如何自稱是中國人，以人文的血緣定義，他們不是。
這些人近年欲壟斷「中國人」的質檢權、定義權、批發權，已經令「中國人」在世界上漸淪為備受厭惡的品種。因此你如果自認中國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定義之權，不要讓其他人像貨檢一樣硬向你額上蓋印標籤，要由敗劣凶戾的一些批發商來批准你的「中國人」資格。
況且「中國人」的定義，以今日觀鑑，相當令學養不精的中國人困惑。譬如中國人的傳統，儒家以誠信為立人之本，但若舉國都玩假東西，雖然自稱，卻還剩幾分「中國」？
又或中國人生活處世，這副對聯最貼切：「傳家無別法，非耕即讀；裕後有良圖，唯儉與勤。」意思就是：想家業傳下去，讀書固然好，種田也可以，只要勿投機。想後代過好日子，不要濫消費掃名牌，只須儉樸和勤勞。
那麼靠打土豪分田地、用「馬列主義」殲滅勤儉持業的地主階級，又或模仿美國人華爾街的理財，信用卡借貸，領社會褔利綜援，這又算不算中國人？禁用正體字和方言，又算不算中國人？把毀滅中國士大夫文化的外星撒旦的屍骸供奉天安門外，去參拜瞻仰的又算不算中國人？
同是北京大學校長和教授，以前的蔡元培和胡適，是真正的中國人。
當變了種的偽中國人，迫問真的中國人你是不是中國人的時候，有兩個標準答案：一，「既然文明世界認定你就是標準的中國人，我沒資格做你的同類。」二，冷笑一聲，反問：「問這個問題，你也配？挑，我不必答你。」
陶傑
Thursday 6 September 2012
洗腦，真正要洗的是什麼？
原載Facebook，歡迎轉發:
http://www.facebook.com/notes/antonio-magliabecchi/%E6%B4%97%E8%85%A6%E7%9C%9F%E6%AD%A3%E8%A6%81%E6%B4%97%E7%9A%84%E6%98%AF%E4%BB%80%E9%BA%BC/10151008423810950
引狼入室之後，「國民教育、一簽多行、東北割地」連珠炮發，很明顯，中共的第一目標就是要趕快在普選前「消滅香港」。如果市民還不明白特區政府已經正式成為了敵人，那未免太可悲了。強推洗腦科只是用來試一試香港人的底線：如果餵你的子女食屎飲尿，你也可以聳聳肩說聲「so what?」的話，香港就會在*這一刻*正式滅亡。我覺得我可以立即搬到大陸，起碼那裡的房子大很多。如果不接受這點，第一步就要全港罷課，再不行就罷工，只要有一半人肯走這步，香港才有生機。
［本文主要是寫給對國民教育無動於衷的家長們看的，重點只有兩個：一，國民教育若一面倒歌頌中國，孩子長大後只會發現一切都是謊言，對人生、社會不再抱有希望；二，若國民教育的老師一邊揭露中國的黑暗，一邊又無可避免地提到中國的經濟發展、國際影響，即使老師如何善意地持平，幼童只會感到「精神分裂」。第二點才是最可怕的毒藥，因為小孩的潛意識，會把「邪惡」與「成功」自動連繫，形成一套「殺人放火金腰帶」的人生觀，而抱有這種價值觀的人，正是極權政府最易操控的人。錯誤的知識很易改正，但扭曲的人生觀沒法改變。本文歡迎廣傳。］
事實上，無論臉書或集會如何「民情洶湧」，非常多的家長，甚至老師，依然覺得沒什麼大不了的。有一位出身名校的父親說：「罷咩課？就算教都無所謂啦，返屋企我教番佢咪得囉。」我相信，在現階段來說，不想罷課的人絕對是大多數。可見大眾從來也不明白何謂洗腦。
真正的洗腦是一種inception，倚重的是暗示，而暗示根本就不是書上那些寫得明明白白的話，暗示內置於課程和評估的設計（不是教材內容），以及教師的言行本身(不是言說內容)。暗示的作用，就是要繞過學生的理性，直接把訊息，或病毒，插入他們的潛意識之內，影響他們畢生的價值觀。簡單來說，洗腦的目的，表面上是要你愛國愛黨，其實不是；國民教育的用意，其實是教育（作為啟蒙的方法）的相反，它要徹底地，從根本地蒙蔽你（不是改歷史那麼小兒科）。它不是要灌輸錯誤的知識給你，而是要在幼童那易受影響的心靈內，暗中滲入扭曲的價值判斷和人生觀。
它其中一個具體做法，就是擺明車馬讓你知道我在說謊(所以老師大可指出中共不承認六四屠殺等等)，而且全世界都在說謊，但最後會不忘「平衡」一下觀點，提醒小朋友中國已是強國（這是事實）——只要一把「強大」跟「謊言」掛鉤（不論老師學生是否自覺，最好是不自覺），條件反射關係便完美建立起來，一生如影隨形。而由於這是針對潛意識的，真正的意圖秘而不宣，所以一經推行，不要妄想能幫小朋友解毒。事實擺在眼前，一般人根本連那是什麼毒也不知道。後果是顯而易見的：學生終其一生都不會有追求真理的熱誠，因為他們可能覺得沒有真理，即使有，也不能令他們更「成功」。極權政府最喜歡的人民，不是愛國的人民，而是對真善美全不在乎的、對理想早已幻滅了的人民。
認為可以批判性地教授國民教育的人，根本不明白兒童的心理發展。教授這一科，你不大可能像法輪功九評共產黨一樣只是揭露它如何醜惡。你不妨想像一下：五十年前的文革、二十三年前的六四，與今時今日中國引以為傲的什麼什麼經濟發展、強國影響，哪一樣對兒童會比較有吸引力？這不是道德問題，這是心理問題。潛意識是聽不到「不」的，它也沒有分析能力。只要你同時輸入了「醜惡」和「強盛」兩種圖像，兩者就會在潛意識中生根，學生會在不自覺下錯誤地建立因果關係，而且永遠不知道原因。國旗一揚，他們便會受到潛意識裡正面的、美好的圖像所影響，不期然為祖國的「成就」而喝采，然後悄悄地相信遙遠如六四這樣的事也沒什麼大不了。請切記：人總是傾向站在勝利的、強大的一方，尤其是孩子。理性認知的影響，永遠低於潛意識的魔力，正如十九世紀研究自我暗示的法國心理學家Emile Coué所說：
Quand la volonté et l'imagination sont en lutte, c'est toujours l'imagination qui l'emporte, sans aucune exception.
[若意志與想像不協，則想像必佔上風，永無例外。]
所謂批判地教，只適合於心智成熟的學生，而國民教育明顯不是針對這年齡的人。越是「批判地」教，越是適得其反，所以根本沒有討論「如何教」這種餘地(這是政府的刻意誤導)，也不必討論「教什麼」，除非可以完全不提中國的什麼「豐功偉績」，不唱國歌也不往內地「考察」，純粹客觀地講歷史吧——但國民教育科不會容許你這樣教，正如你不會吃沒有漢堡的漢堡包。所以有理性的公民，應該盡一切可能推倒它，此外再沒有其他出路。
洗腦要洗的，不是叫你歌頌共產黨，而是洗掉小孩的童真，讓他們盡早接觸、認識和習慣謊言，甚至了解和享受謊言帶來的好處——這才是最高層次的洗腦。現在一般人批評的，只是用來掩飾「洗腦核心」的外衣；由於這外衣隨時可以換掉而無損核心，所以你才見到梁振英不斷強調什麼也可討論，擺出一副開放的態度，其實他心知那層外衣如何換也沒關係，即使你把六四放到教材中也沒關係。理由很簡單：小孩子在一九八九年還未出世，中共的過去如何可怕，他們也沒有第一身感受，而現在他們見到的，強烈感受到的，是一個所謂「盛世」。國家的光輝如日中天，他們即使在理性上知道中共幾十年前是頭妖怪，也會在內心覺得這妖怪已經成為人了，而且還是成功人士，人誰無過，浪子回頭金不換。
國民教育的潛課程，無論怎樣教怎樣考，也是要告訴你(的潛意識)：管你信不信，但事實是妖國已經崛起，「結果」把「手段」合理化了。所以它真正要洗掉的，是人對終極價值的嚮往，要他們一生渾渾噩噩地、不擇手段地追求國家機器規劃下的所謂「成功」，沒意義地活著，然後順暢地死亡。
P.S.
現在不是時候搞體驗營、罵狗官、學究氣地進行大辯論，有時間的話，應該盡力說服身邊那些沒打算罷課的家長，所有市民去集中精力「統戰」。任何集會的亢奮，根本毫無意義。
Monday 3 September 2012
洗腦與荼毒
香港的國民教育爭議，出現洗腦一詞。反對者，認為洗腦乃毒害兒童，支持者之中，如老土共認為，各國都有洗腦教育，腦袋洗一下，不是很好嗎？
反對者視洗腦為貶義詞，支持者視之為平義詞甚至褒義詞。為什麼會這樣的呢？這除了政治信念不同之外，也牽涉中文的選詞用字。洗腦是心理學用於極權統治，是用透過系統性的方法，重覆地、慢慢地對人進行密集性觀念灌輸，以改變其原有的思想和態度，令人不知不覺相信了某事或信任某個組織。政治組織、宗教組織和商業公司都有用洗腦，但以極權國家用得透徹，因為商業組織、宗教組織的資源有限，而且無法全面強逼人家接受。
洗腦一詞來自美國的英文brainwash。原意是指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南北韓戰爭期間，美國士兵被中共俘虜之後，日夜接受中共的思想改造，獲救之後回到美國，竟然幫共產黨講好話，忘記了美國的自由精神，於是美國記者Edward Hunter就用brainwash一詞來描述此事。
在一九五〇至五一年期間，毛澤東提倡幹部要批評和自我批評，動員知名文人學者下鄉，學習土地改革的成效，毛稱之為「先洗澡後洗腦」，身心洗乾淨，去除封建餘毒。毛澤東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七大代表大會做政治報告，題為「論聯合政府」，毛說：「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沾染灰塵的，也應該打掃和洗滌。」
他用的洗臉、洗滌與黨員的思想工作，用的是洗心革面、潔身自愛的意思，有乾淨、純潔、去除污垢的意思，是褒義的。然而，若我們不贊同共黨的思想灌輸和黨員培養，就不要用洗滌、清潔、洗腦之類的字。應該直接用「荼毒」一詞。
荼是苦菜，毒是螫蟲，如蠍子，比喻苦痛、毒害。荼毒是古語，《文選·潘岳·寡婦賦序》云：「斯亦生民之至艱，而荼毒之極哀也。」後來有荼毒生靈、荼毒人心之語。
中共式的國民教育，譴責它是洗腦，固然可以，但也應該交替用荼毒人心來描述，更為清晰。政治鬥爭就是語言鬥爭，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語言都不懂得，豈能得勝？
Friday 13 July 2012
蔡子強：梁營的語言「偽」術
Thursday, July 12, 2012
【明報專訊】當年，小布殊政府為了合理化美軍入侵伊拉克，因而炮製了大量虛假情報，經典當然首推「大殺傷力武器」，而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這位屬於極右派的好戰分子，當中便扮演了關鍵角色。當這些虛假情報被質疑或揭破時，拉姆斯菲爾德便會以其獨特的語言學來擋駕，例如玩弄「知道」這個字的語言把戲：主動式、被動式、主動的被動式、被動的主動式、否定式、雙重否定式……教人眼花撩亂。
經典名句：「不知道我們知道」
問：如今說「知道」，但之前為何卻一直說「不知道」﹖
答：那是因為「不知道我們知道」。
美國記者Hart Seely，便曾把拉姆斯菲爾德那些教人聽了後「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的句子，收錄在〈The Poetry of D.H. Rumsfeld〉（註1）一文中，再改寫成一首又一首的「打油詩」。
其中一首改編自2002年2月12日拉姆斯菲爾德於國防部一個新聞發布會講話內容的打油詩，便是如此的，當中每一個辭彙，都可在拉姆斯菲爾德這篇講話中找到：
As we know,
There are known knowns.
There are things we know we know.
We also know There are known unknowns.
That is to say
We know there are some things
We do not know.
But there are also unknown unknowns,
The ones we don't know
We don't know.
據我們所知，
有些是已知的所知。
有些事我們知道自己是知道的。
我們同時也知道
有些是已知的不知道。
這就是說
我們知道有些事情
我們並不知道。
但也有一些不知的不知道，
那些事情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台灣評論家南方朔，對於這種為了政治利益而操弄語言可謂深痛欲絕，他在《語言之鑰》一書中有如此一段：「新興的政客政黨，在這個媒體發達的時代，已愈來愈嫺熟於語言符號的操弄與詐偽……他們也可以非常容易的借着語言修辭的技術，推卸掉責任，以及炮製出替罪的羔羊。這是政治與社會的向下沉淪……於是說謊、欺騙、語言操弄等遂告大盛，價值上的是非對錯當然也就變得愈來愈不重要。」
一個政治道德敗壞的年代
南方朔說箇中的表表者，可數前述的拉姆斯菲爾德。
小布殊掌政的年代，是美國近年政治道德最敗壞和淪落的年代，巧言令色，砌詞狡辯，dirty spins等橫行，媒體和民眾對政治都完全失去了信任。
美國有一個拉姆斯菲爾德，10年後的今天，我們赫然發現，香港也有一個梁振英。香港也同樣是一個說謊、欺騙、語言操弄等大盛的年代。
異曲同工：「不知道我們知道」 vs.「不記得、不知道、無印象」
讀者可能對「不知道我們知道」這句當年拉姆斯菲爾德的經典名句，似曾相識，為的是梁振英近日便曾多次搬弄過類似伎倆，例如在西九漏報利益風波的立法會聆訊中，梁便曾耍出所謂「不記得、不知道、不明白」的「三不」戲法，多次以「不記得」及「無印象」來回應提問。兩者可謂異曲同工。
梁振英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在連串醜聞下，面對四方八面的尖銳提問，他永遠不會直截了當的清楚回答問題，而是搬出一些似是而非、模稜兩可、沒有實質內容的答案，把問題輕輕帶過，蒙混過關。
他不會乾脆否認一些指控，因為這樣會留下尾巴，讓記者發掘證據證明他講大話，而是顧左右而言他，迴避承認，就算日後東窗事發，也一如馬嶽所言，「你咬我唔入」。
你最初問他家裏有沒有僭建，他說找過兩名律師和一名建築師看過，但卻拒絕透露這些專業人士的底蘊。
梁振英的「雙重否定式」
到了當東窗事發後，梁先以自己是產業測量師而非建築測量師來作為藉口擋駕，辯稱自己並不熟悉僭建問題，繼而再拿出Hello Kitty來「過橋」，以辯稱自己非第一手業主，僭建仍屬上手留下的問題。
又到了後來，據《明報》報道，候任特首辦早前書面回覆《明報》查詢，指玻璃棚「前身為一木花棚，梁先生於2000年買入該物業時已存在」，但《明報》翻查政府高空拍攝圖片，揭發梁購入大宅前及收樓後3個月，大宅根本沒有「木花棚」。被多番質疑是否說謊、木花棚是否由他加建，梁振英並無正面回應，只稱「現時有一個不同的說法，我要回去了解一下」。他說﹕「我買樓的時候1999年，收樓的時候是2000年，十二三年前的事，我希望我能夠有少少的時間去了解一下當時的情况然後再回答大家。」 報道又指，梁振英一再避談牽涉誠信問題的木花棚，只不斷談玻璃棚。「玻璃棚我承認是僭建的，我從無否認過玻璃棚由我建，我亦從無否認過當我知道它是僭建物後，有需要拆除，無因為玻璃棚或葡萄架，前身是木花棚，因此說這玻璃棚或葡萄架不是僭建物。」
梁振英雖然口頭上常常說自己會「開誠布公」，但實情卻是永遠不會坦然面對公眾，只會含糊其詞，只求瞞天過海，到了東窗事發後，又會以「我沒有否認過A」，「我沒有否認過B」，這類前面提到的雙重否定式（double negative）來為自己解圍，這也是其典型的語言「偽」術之一。
而不幸的是，這種欺騙，更不斷擴散，慢慢地，梁班子內一個又一個成員，都沾染了這種習氣。
羅范的「唔嫁又嫁」
例如羅范椒芬，打從第一天她現身梁營起，媒體一直都十分關注她會否加入日後梁的管治班子。但因為害怕她極具爭議的往績，會牽連梁振英的選情，所以兩人一直只是避重就輕的應酬記者之提問。
兩人沒有斬釘截鐵的回答她不會，更加不會坦白承認她會，只是一直左閃右避。例如最初羅范說，治港團隊和選舉團隊是兩回事，現時生活得非常高興，過去3年半去了12次旅行，明年6月會去非洲。她更強調自己無求無償，不求一分一銀，亦無任何要求。
這個答案看似她無意復出，但想深一層，這只是一個似是而非的答案，仍然為自己留下大量迴旋的餘地和空間，6月的旅行計劃也大可更改（實情就是如此）。
到了最後宣布羅范為行政會議成員，而被記者圍問是否說過不算數時，我在電視鏡頭前看到她說「我沒有清晰表示過」，但句子仍未說完，便話鋒一轉，改為說她一直「只是清晰表示我不會加入問責班子」。
大家看不看得出這句說話的玄機？羅范原先是說溜了嘴，想說她從來沒有清楚講過自己不會當行政會議成員，又一次的雙重否定式，但旋即想到，這樣說的話，給人的感覺太過賴皮，所以旋即改口，只是重複以往的說法。但她的潛意識也因此露出馬腳，那就是，我當日是捉了字蝨，所以，「你咬我唔入」。
她過去也曾經說過：「任何人今日再說羅太是一個負累，我都不會做。」到了今天被人再翻此舊帳時，她說：「我幫了他好多呀，你唔覺得咩？」從中可見，當天的每一個回答，都為自己預留伏筆。
高永文的part of the whole truth
再舉另一例子。又例如食物及衛生局長高永文，在梁振英宣布新班子任命之後的記者會上，曾被問及住所有否僭建物，他說已委託專業人士審視住所云云。不料，一個禮拜後，被傳媒揭發其住所違規打通兩個相連住宅單位，繼而被記者質疑其誠信時，他辯稱，之前講的都是事實。
言下之意是，當時他沒有說過自己沒有僭建。所以，一言以蔽之，只是記者「唔醒水」，不懂得追問，再一次，「你咬我唔入」。
說了些什麼不重要，沒有說的才重要
所以，兩個例子的共同教訓是：說了些什麼不重要，沒有說的才重要。
上周六，梁營的另一要員張震遠上電台出席烽煙節目，被質疑他較早之前不惜將港人七一上街要求梁振英下台扭曲成「支持」梁振英「求變」時，他辯稱「我完全無講無人要求梁振英下台」。
又一個張震遠，又一次雙重否定式，看來這種複雜、迂迴、挖空心思的說話方式，已成了梁營一種共同的「語偽」。
南方朔說：「也正因為當今的世界已成了政治學被語言學所取代的新時代，語言符號的操弄、欺騙、硬拗、胡扯等則成了新的手段。因而做為一個21世紀的自由人，已必須對這些問題格外敏銳，始能免於為別人操弄下而與之共舞的棋子。」
我想在梁振英執政的年代，我們何嘗不是如此，只有時刻提高警覺，對梁振英及其班子的每句說話，都時刻保持一種懷疑、批判的態度，才可以避免當上一個被愚弄於股掌之上的愚民。
註1. http://www.slate.com/articles/news_and_politics/low_concept/2003/04/the_poetry_of_dh_rumsfeld.single.html
【明報專訊】當年，小布殊政府為了合理化美軍入侵伊拉克，因而炮製了大量虛假情報，經典當然首推「大殺傷力武器」，而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這位屬於極右派的好戰分子，當中便扮演了關鍵角色。當這些虛假情報被質疑或揭破時，拉姆斯菲爾德便會以其獨特的語言學來擋駕，例如玩弄「知道」這個字的語言把戲：主動式、被動式、主動的被動式、被動的主動式、否定式、雙重否定式……教人眼花撩亂。
經典名句：「不知道我們知道」
問：如今說「知道」，但之前為何卻一直說「不知道」﹖
答：那是因為「不知道我們知道」。
美國記者Hart Seely，便曾把拉姆斯菲爾德那些教人聽了後「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的句子，收錄在〈The Poetry of D.H. Rumsfeld〉（註1）一文中，再改寫成一首又一首的「打油詩」。
其中一首改編自2002年2月12日拉姆斯菲爾德於國防部一個新聞發布會講話內容的打油詩，便是如此的，當中每一個辭彙，都可在拉姆斯菲爾德這篇講話中找到：
As we know,
There are known knowns.
There are things we know we know.
We also know There are known unknowns.
That is to say
We know there are some things
We do not know.
But there are also unknown unknowns,
The ones we don't know
We don't know.
據我們所知，
有些是已知的所知。
有些事我們知道自己是知道的。
我們同時也知道
有些是已知的不知道。
這就是說
我們知道有些事情
我們並不知道。
但也有一些不知的不知道，
那些事情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台灣評論家南方朔，對於這種為了政治利益而操弄語言可謂深痛欲絕，他在《語言之鑰》一書中有如此一段：「新興的政客政黨，在這個媒體發達的時代，已愈來愈嫺熟於語言符號的操弄與詐偽……他們也可以非常容易的借着語言修辭的技術，推卸掉責任，以及炮製出替罪的羔羊。這是政治與社會的向下沉淪……於是說謊、欺騙、語言操弄等遂告大盛，價值上的是非對錯當然也就變得愈來愈不重要。」
一個政治道德敗壞的年代
南方朔說箇中的表表者，可數前述的拉姆斯菲爾德。
小布殊掌政的年代，是美國近年政治道德最敗壞和淪落的年代，巧言令色，砌詞狡辯，dirty spins等橫行，媒體和民眾對政治都完全失去了信任。
美國有一個拉姆斯菲爾德，10年後的今天，我們赫然發現，香港也有一個梁振英。香港也同樣是一個說謊、欺騙、語言操弄等大盛的年代。
異曲同工：「不知道我們知道」 vs.「不記得、不知道、無印象」
讀者可能對「不知道我們知道」這句當年拉姆斯菲爾德的經典名句，似曾相識，為的是梁振英近日便曾多次搬弄過類似伎倆，例如在西九漏報利益風波的立法會聆訊中，梁便曾耍出所謂「不記得、不知道、不明白」的「三不」戲法，多次以「不記得」及「無印象」來回應提問。兩者可謂異曲同工。
梁振英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在連串醜聞下，面對四方八面的尖銳提問，他永遠不會直截了當的清楚回答問題，而是搬出一些似是而非、模稜兩可、沒有實質內容的答案，把問題輕輕帶過，蒙混過關。
他不會乾脆否認一些指控，因為這樣會留下尾巴，讓記者發掘證據證明他講大話，而是顧左右而言他，迴避承認，就算日後東窗事發，也一如馬嶽所言，「你咬我唔入」。
你最初問他家裏有沒有僭建，他說找過兩名律師和一名建築師看過，但卻拒絕透露這些專業人士的底蘊。
梁振英的「雙重否定式」
到了當東窗事發後，梁先以自己是產業測量師而非建築測量師來作為藉口擋駕，辯稱自己並不熟悉僭建問題，繼而再拿出Hello Kitty來「過橋」，以辯稱自己非第一手業主，僭建仍屬上手留下的問題。
又到了後來，據《明報》報道，候任特首辦早前書面回覆《明報》查詢，指玻璃棚「前身為一木花棚，梁先生於2000年買入該物業時已存在」，但《明報》翻查政府高空拍攝圖片，揭發梁購入大宅前及收樓後3個月，大宅根本沒有「木花棚」。被多番質疑是否說謊、木花棚是否由他加建，梁振英並無正面回應，只稱「現時有一個不同的說法，我要回去了解一下」。他說﹕「我買樓的時候1999年，收樓的時候是2000年，十二三年前的事，我希望我能夠有少少的時間去了解一下當時的情况然後再回答大家。」 報道又指，梁振英一再避談牽涉誠信問題的木花棚，只不斷談玻璃棚。「玻璃棚我承認是僭建的，我從無否認過玻璃棚由我建，我亦從無否認過當我知道它是僭建物後，有需要拆除，無因為玻璃棚或葡萄架，前身是木花棚，因此說這玻璃棚或葡萄架不是僭建物。」
梁振英雖然口頭上常常說自己會「開誠布公」，但實情卻是永遠不會坦然面對公眾，只會含糊其詞，只求瞞天過海，到了東窗事發後，又會以「我沒有否認過A」，「我沒有否認過B」，這類前面提到的雙重否定式（double negative）來為自己解圍，這也是其典型的語言「偽」術之一。
而不幸的是，這種欺騙，更不斷擴散，慢慢地，梁班子內一個又一個成員，都沾染了這種習氣。
羅范的「唔嫁又嫁」
例如羅范椒芬，打從第一天她現身梁營起，媒體一直都十分關注她會否加入日後梁的管治班子。但因為害怕她極具爭議的往績，會牽連梁振英的選情，所以兩人一直只是避重就輕的應酬記者之提問。
兩人沒有斬釘截鐵的回答她不會，更加不會坦白承認她會，只是一直左閃右避。例如最初羅范說，治港團隊和選舉團隊是兩回事，現時生活得非常高興，過去3年半去了12次旅行，明年6月會去非洲。她更強調自己無求無償，不求一分一銀，亦無任何要求。
這個答案看似她無意復出，但想深一層，這只是一個似是而非的答案，仍然為自己留下大量迴旋的餘地和空間，6月的旅行計劃也大可更改（實情就是如此）。
到了最後宣布羅范為行政會議成員，而被記者圍問是否說過不算數時，我在電視鏡頭前看到她說「我沒有清晰表示過」，但句子仍未說完，便話鋒一轉，改為說她一直「只是清晰表示我不會加入問責班子」。
大家看不看得出這句說話的玄機？羅范原先是說溜了嘴，想說她從來沒有清楚講過自己不會當行政會議成員，又一次的雙重否定式，但旋即想到，這樣說的話，給人的感覺太過賴皮，所以旋即改口，只是重複以往的說法。但她的潛意識也因此露出馬腳，那就是，我當日是捉了字蝨，所以，「你咬我唔入」。
她過去也曾經說過：「任何人今日再說羅太是一個負累，我都不會做。」到了今天被人再翻此舊帳時，她說：「我幫了他好多呀，你唔覺得咩？」從中可見，當天的每一個回答，都為自己預留伏筆。
高永文的part of the whole truth
再舉另一例子。又例如食物及衛生局長高永文，在梁振英宣布新班子任命之後的記者會上，曾被問及住所有否僭建物，他說已委託專業人士審視住所云云。不料，一個禮拜後，被傳媒揭發其住所違規打通兩個相連住宅單位，繼而被記者質疑其誠信時，他辯稱，之前講的都是事實。
言下之意是，當時他沒有說過自己沒有僭建。所以，一言以蔽之，只是記者「唔醒水」，不懂得追問，再一次，「你咬我唔入」。
說了些什麼不重要，沒有說的才重要
所以，兩個例子的共同教訓是：說了些什麼不重要，沒有說的才重要。
上周六，梁營的另一要員張震遠上電台出席烽煙節目，被質疑他較早之前不惜將港人七一上街要求梁振英下台扭曲成「支持」梁振英「求變」時，他辯稱「我完全無講無人要求梁振英下台」。
又一個張震遠，又一次雙重否定式，看來這種複雜、迂迴、挖空心思的說話方式，已成了梁營一種共同的「語偽」。
南方朔說：「也正因為當今的世界已成了政治學被語言學所取代的新時代，語言符號的操弄、欺騙、硬拗、胡扯等則成了新的手段。因而做為一個21世紀的自由人，已必須對這些問題格外敏銳，始能免於為別人操弄下而與之共舞的棋子。」
我想在梁振英執政的年代，我們何嘗不是如此，只有時刻提高警覺，對梁振英及其班子的每句說話，都時刻保持一種懷疑、批判的態度，才可以避免當上一個被愚弄於股掌之上的愚民。
註1. http://www.slate.com/articles/news_and_politics/low_concept/2003/04/the_poetry_of_dh_rumsfeld.single.html
Wednesday 16 May 2012
真的有人在香港流浪
文：黃怡
中大女生黃嘉祺(Kiki)帶着70 元現金、一個背包和輪流充當攝影師的同學在香港街頭流浪了6天後,有以大學生 為目標讀者的雜誌訪問過她。Kiki 的流浪行動確實很能吸引年輕人的眼球:真相是,其實我們都想過要在香港亂跑 ,只是我們都沒有真的走出去。對於香港各區的好奇彷彿是青春期後段的其中一個特徵,不必用課本來宣傳也會自 然覺醒;大約自我18 歲開始,同齡的朋友便不止一次宣布她們要走遍18 區,要翻開地圖單憑「街名很有趣」就把 它當成目的地、隨便跳上一輛巴士到不熟悉的地方去,不為什麼,就只是想要往「香港」裏鑽。只是身邊朋友的亂 跑計劃從來沒聽見下文,中學生專享的長假期來了又去;後來我們踏進大學、不得不為上學或秘撈在香港各區穿梭 ,香港就不再像是神秘的部落而是每天撞口撞面人多車多的街區。因此當同是大學生的Kiki 「真的」跑去流浪了 ,便像是某種傳說或童年夢想成真了。
流浪的目的就是沒有目的
Kiki 是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一年級生,身為港大二年級生的我坐在她旁邊,竟有迅速變得蒼老的感覺。最直接的證 據是,我不斷追問她跑到街上流浪的目的是什麼,Kiki 的答案都只是淡淡的一句:隨意。只帶70 元是因為決定不 了流浪的人該帶多少錢,剛好錢包裏只餘70 元就帶70 元好了;流浪第六天就回家是因為第七天同學都沒空充當攝 影師, 「而且那陣子常下雨嘛」,她笑說。她的確不想自己做的每件事都得有偉大目的、而且流浪本身就不需要什 麼目的,可是那又不是得刻意花6 天去宣揚或實行的理念。不為什麼,就是沒有目的,頂多只是想知道香港是不是 一個可以流浪的地方。Kiki 那淡淡然的隨意讓我覺得自己實際得幾乎不像大學生。
Kiki 決定出發時,完全沒有想過要去哪裏、要做哪些事,踏出中大後很想走走路,就在大埔公路上走,除了要確保 過程有被拍下來、好讓她能拿紀錄片去交功課以外,她幾乎沒計劃或期望。出發前一天她跟父母報備, 「我媽說我 起碼得有計劃好的路線讓她知道我在哪,可是流浪就是無路線的嘛!」Kiki 說。她只是想要把自己丟到街上任由命 運擺佈,被動一點讓意料之外的事自己靠過來;後來她發現自己對香港太熟悉、沒辦法真正的在城市裏漂流,就隨 便在巴士站跳上第一輛到站的車子坐到總站,下了車就一直走,累了就睡,遇見有趣的人就去搭訕或被搭訕。跟着 她流浪的同學一直問她接下來要去哪、她自己也偶爾會因為不知道要走到哪而煩躁,可是沒有目的地這一點並未讓 她太困擾,反正「目的就是沒有目的」,一直走下去就對了。
適合流浪的人
可見Kiki 其實是個很適合流浪的人。她可以不為沒有目的地流浪而感到不安,沒有非帶不可的行李(最重要的是攝 影機)也不怕辛苦,我問及她腳上長的水疱時,她還是笑着說那是因為自己穿了不適合走遠路的布鞋。身上只有70 元也不是大問題, 「其實只要不是美心、聖安娜那種連鎖麵包舖,總有兩三元一個的甜餐包賣」,平時在茶餐廳喝 凍飲加的那兩蚊真的可以讓人填飽肚子。「當然那陣子還是會有肚餓的感覺,但那不會drive you crazy,只是一般 的肚餓吧。」18 區的體育館裏面有免費的浴室、飲水機和插座,只要帶上自己的牙刷和替換衣物就能隨時梳洗。
她在流浪時睡過碼頭的浮台,在下雨的日子就把睡袋鋪在麥當勞的卡位上、跟自由行旅客分享冷氣和店員的目光 ,兩邊需要不同性質的勇氣而Kiki 也睡得相當安穩: 「我想只有感覺不安全的地方才無法睡。什麼光啊噪音啊我 都可以視如無物。平時在大學幾乎都沒得睡,流浪時能睡還講究什麼?流浪其實不是很辛苦,我流浪一星期每晚10 點睡到明早7 點,分分鐘比上了一星期課的人更精神。那時候覺得自己睡得很奢侈,可是人是應該要睡的啊,為什 麼睡覺要覺得奢侈呢?扭曲晒。」訪問地點的咖啡店傍晚時仍擠滿抱着課本筆記和飲品空杯在店內紮營的學生,如 果他們聽見了,應該也會和我一樣羨慕吧。
在香港, 行路難
Kiki 在香港漂流了6 日,到過九龍城、清水灣又去過佔領中環的營地,自大埔花3 小時行出大圍,一半時間在市區 另一半在「路區」,卻沒有哪裏讓她覺得自己比較「像」或「不像」在流浪。「別人常說流浪是心態上的事,聽起 來很難懂,總之只要知道自己在流浪就行了。」她本來也沒有期望要欣賞香港的景觀, 「反正都知係咩嚟啦,啲嘢 都差唔多樣,我不嬲都覺得」。Kiki 在這次流浪「行了一世人分量的路」,結論是「香港的交通太方便了,方便到 大家都麻木了,麻木得不覺得走路是一個option」。有時候馬路旁所謂的行人路只是一條很窄的壆,有些甚至會走 到一半連壆都沒有,彷彿設計者根本沒有預料有人真的會用腳而不是用車輪去走那條路。她很想在公路上走、一直 走到機場,可是青嶼幹線、紅隧都不容許路人行走, 「如果我無錢,我可能這一世都在九龍或香港島。」她皺着眉 說。沒有可走的路也沒有錢坐車,順風車也許就是唯一的出路吧?Kiki 在開始流浪前一直都想在香港試着截順風車 ,只是她不太相信這是可行的事;流浪時認識的朋友阿豪鼓勵她舉起紙牌,結果半小時內就截到第一輛順風車。「 阿豪說那已經算快了,他試過等一個半小時都沒有人理他。」的士倒是不斷主動靠過來。「司機不停下來也許是因 為他們覺得我這樣做很奇怪吧。但又有哪個香港人不知道什麼是順風車呢?有些司機會說外國很流行截順風車,然後我就說,香港遲啲都會興啦。」她笑說。她在上車前會暗自為拍攝和截順風車想好解釋,可是卻有客貨車司機完 全不問,只問她「是不是過海去九龍」答了聲「係啊」就全程不說話、把她送到目的地放下;或許在我們不知道的 圈子裏,已經有了某種截順風車的文化吧。
對陌生人講內心話的陌生人
把自己拋到城市裏流浪,主動靠過來的有趣物事都是人: 「因為他們做了特別的事或是有特別的想法,我所經歷的 流浪才有趣。」在九龍城她遇見了總覺得Kiki 的流浪行動很無謂、但又和她一直講話的小店店主,在浮台上她聽了 一個在釣墨魚的大叔說自己是已經退休的重案組警察,講他以前看見的屍體是什麼模樣、怎樣「放蛇」捉賊,甚至 連到妓院「放蛇」出錯的往事都跟她們講足一晚: 「那可是勁personal 的事啊!我遇到好多人一開始就講好多好 personal 的話,大家都好像很久沒有跟別人談話般。」
奇怪的是我們對香港陌生人的想像有點自相矛盾:覺得無法截到順風車,因為我們不信任陌生人、也不覺得陌生人 會相信我們,卻有人會對一個在流浪的陌生人講很私密的往事。Kiki 的回應是: 「現在大家會把心事丟上網跟一 大堆不認識的人分享,也許那裏10 個只有一個是和你真正親密的人,可是你還是寧願和另外9 個陌生人講也不跟父 母講。我和那些陌生人講話時也有這樣的感覺。或許是因為他們知道我和他們不會再見面,所以才沒有顧忌吧。」
「其實只要你肯去approach 別人、開始講第一句話,別人可能會跟你講很多很多事。不知道在什麼時候開始人們覺 得搭訕的人總不懷好意,但我在佔領中環那裏單是因為我看上去『生面口』就有人來和我談話。」她在那裏認識了 帶她去截順風車的阿豪,還有來自台灣的流浪女生莊莊,莊莊還幫Kiki 當了半天的攝影師。流浪時人和人之關係可 以回歸到「一個人」和「另一個人」的互動,不一定要以金錢或利益作聯繫的媒介:截順風車那天協助攝影的男同 學跟Kiki 說,他覺得在上車的一刻他們和順風車車主脫離了一般司機/乘客的金錢關係,而是以信任建立起新的關 係。「一般的司機會載你是因為你會付錢給他,坐順風車時沒有了用錢來掛鈎的關係讓他有很深的感受。」Kiki 說 。
流浪完了,學期末也來了。把功課交出去以後,Kiki 考慮把短片上傳到互聯網,看看有什麼回響、讓人反思以另一 種方式生活的可能;日後她也想帶多點朋友去流浪、或是試着一蚊都不用地流浪...... 「可是也不是為了宣傳什麼宏 大的理念吧。」Kiki 淡淡的笑說。
問 黃怡, 港大二年級生,著有《據報有人寫小說》。喜歡散步,不必上PE 堂後唯一的運動就是在街上走路。高考 時常把溫習場所外判給咖啡店或康文署,4 月初因為趕功課而一直帶着水壺、外套和USB 在校園遊牧。
答 黃嘉祺(Kiki),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一年級生,4 月初因為做功課而在香港流浪、截順風車。聽說在各種奇怪 的地方都能睡着,因此常被母親責罵,不過這特質在流浪時非常有用。平常外出從來不帶太多現金: 「其實正常人 錢包裏該有多少錢啊?」她認真的問我。
Thursday 10 May 2012
明天的香港星光还会一样灿烂吗
明天的香港星光还会一样灿烂吗？
2012年05月09日 15:02 分类：文化 阅读：191 评论：1明天的香港星光还会一样灿烂吗
达明一派是过去的，是未来的，更是现在的。在八零年代如此，在2012年的此刻依然如此。
当已经解散的达明一派重新在我们面前演唱一首首经典歌曲时，他们是属於人们过去的集体回忆，属於马路天使的迷幻青春，以及八零年代那个不安躁动的香港。
达明一派也是未来的：在八零年代他们是华语乐坛中最先锋的乐队，而这场达明一派二十五週年演唱会，他们证明了自己依然是华语乐坛中最犀利而前卫的乐队。
他们更是属於现在的：不论是当年老歌或是新歌，没有人比达明一派更精准地抓住当下香港人的矛盾情绪。
我相信，从音乐表现（结合先锋性与流行性）、视觉美学，或者音乐与时代的对话，达明一派都是华语乐坛最独一无二的音乐人，在八零年代如此，在今晚演唱会中的他们同样是如此。
今夜，一如永远的达明，他们玩起2012年香港的政治与文化符號，用最精采的视觉效果来呈现，用最具娱乐性的音乐来让观眾狂欢，挑逗著人们的思绪与情绪。这是一场最好看的音乐派对，也是一场最发人深省的政治聚会。
在新歌「Its My Party」中，他们操作party的两面涵意：派对与政党。背后大萤幕上出现「公民党你好/社民连你好…..」，然后是「同志你好」，接著出现一个个人名：「何俊仁是同志？长毛是同志？梁振英是同志?」 ──任何对香港政治有一点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接下来更让大家惊呼的是：「黄耀明是同志」，当然这是「同志」的两面意义。
旧歌「今天应该很高兴」原本是写97前香港的移民潮，但在这晚明哥的抒情歌声中，萤幕上飘过各种数字与图像：香港去外国的移民，香港去中国內地的移民，中国大陆对全世界的富豪移民，中国大陆来港的移民──后面这两者是这几年在中国大陆与香港最火热的话题。
在「大亚湾之恋」演出时，LED萤幕中文字更平实地述说从三浬岛事故、切尔诺贝尔核灾到日本福岛核灾，从全球核电厂的分佈到中国核电厂到大亚湾核电厂，宛如一整篇新闻报导。萤幕上最后一句话是发明原子弹的J. Robert Oppenheimer说：「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这句话之后接上「天问」，现场灯光是以血一般的红色调，配上噪音味十足的音乐演绎，把眾人带到一个血色迷乱之境。
「你还爱我吗？」是典型达明一派以爱情隱喻政治的歌：「你还爱我吗? 我怎么竟有点怕!现况天天在变化/情感不变吗?」，但在此刻，萤幕上是各种爱香港与不爱的理由，不爱的理由如香港已经逐渐变成大陆二线城市，爱的理由包括这里是广东歌的地方，这里可以讲广东粗口，这里有刘德华，以及这里「今天有上网的自由，明天有民主的渴盼」。
接著的「天花乱墬」让人激动起舞，大萤幕上也跳跃著各种「金句」，如唐英年「捍卫核心是最核心的价值」，谢霆锋「香港没有真正的歌手」，司徒华「我押上了我的生命」，林瑞麟「香港回归后比回归前更民主」、温家宝「我想对房地產商说句话，你们的身上也应该留著到道德的血液」，然后是「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个公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样的善待。」在这个政治人物和娱乐明星把话说的天花乱墬的时代，还有哪些是真实的语言呢？
最能代表同一首歌在不同时期捕捉住香港/中国的政治与大眾文化的歌曲当然就是「排名不分先后左右忠奸」。这首有大量人名组合的歌曲，甚至有1990版、2004 版，和2012版，其中有不同人名组合代表不同时代（但开头都是「邓小平」，刘德华也是少数三个版本中都有的），今次现场版又比原来2012 版多了重慶相關人名。
经典歌曲「今夜星光灿烂」则浓缩了整个夜晚的讯息：「请看一眼这个光辉都市/再奔驰/心里猜疑/恐怕这个璀璨都市/光辉到此」──萤幕上璀璨的香港建筑夜景，一个个逐渐崩塌。
达明一派的诞生正好是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之后，彼时他们唱出了九七前香港人对未来巨大的徬徨与焦虑。而此刻，隨著中国大陆资本和移民的涌入、西环在香港角色的日益庞大、香港民主前景的不確定，达明一派在九七年前所歌唱的香港人的不安感似乎逐渐清晰。
在演唱会的最后一天，黄耀明公开说：「我不是（地下党意义的）同志，我是同性恋者。」这是一个明星勇敢的告白，但这个人身分认同的表明又何尝不是扣紧了整个演唱会的主题：当下香港人的集体认同以及他们相信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
黄耀明在演唱会后的访问说：「为什么今天我说这件事，因为我活了这么多年，歌曲都已经唱这么多年，社会都没有变过，社会仍戴有很多有色眼镜…..表演了数天，我们的骚是很香港的，很关於香港的核心价值，但我觉得现在香港的价值观越来越恐怖，很多事情越来越窄，忽然觉得要把这件事拿出来说。」
演唱的最后一首歌《轮流转》道尽了达明一派，或者所有香港人从回归前到现在的焦虑与疑惑：「剩下了/多少掛牵？还留得/多少温暖？/抑或到头来/一切消逝/失去了就难再现……当一切循环/当一切轮流/此中有没有改变」。
明天，香港的星光还將会一样灿烂吗？
（本文为iweekly专栏）
韓寒: 太平洋的風
空客320降落在桃園機場。飛機的降落把我震醒。手機裏正好播放到張艾嘉的《戲雪》，這算是一首生僻的歌，陳升寫下這樣的詞——「1948年，我離開我最愛的人，當火車開動的時候，北方正飄著蒼茫的雪，如果我知道，這一別就是四十餘年，歲月若能從頭，我很想說，我不走。」
對於台灣，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侯孝賢和楊德昌的電影裏，後來魏德勝和九把刀又加工了一下。我喜歡的作家，梁實秋，林語堂，胡適也都去了台灣，而且他們都和魯迅吵過架。當大陸窮的時候，台灣有錢，後來大陸有錢了——確切地說，是政府和小部分人有錢了，台灣又有了……
戰火把同一個民族的人分隔在了海峽的兩岸，那些具體到每個家庭的悲歡離合已經被時間慢慢抹平。台北的街道的確像優客李林唱的那樣，像迷宮一樣展開在我的眼前。但是對於異鄉人，每個陌生的城市都是迷宮。在酒店住下，誠品書店就在旁邊。
朋友的眼鏡架壞了，於是晚上先陪著朋友去配眼鏡。我們坐計程車來到了台大附近，進了一家眼鏡店。沒有聲音酥麻的台妹，老板親自上陣。朋友看中了一副鏡框，但要幾天以後才能取。朋友說，那算了，我在台灣只留三天，我要明天就能取的，只能去別的地方看看。這時候，讓我詫異的一幕出現了，老板居然從櫃台裏摸索出了一副隱形眼鏡，塞在我朋友手裏，說，實在不好意思，沒能幫上你的忙，這個送你，先用這個應急吧。連我這般總是把人往好裏想的人第一反應也是——我靠，哪有這種好事，這裏面是有甚麼貓膩吧？咱還能走出這家店的店門嗎？
我們平安地走出了這家眼鏡店，換去了隔壁一家。那家眼鏡店承諾第二天就可以把眼鏡做好，然後那家店的老板用朋友殘留下的鏡片臨時找了一個鏡框湊合裝了起來，告訴朋友，這個可以晚上用。這兩家只是非常普通的路邊眼鏡店，還是自己隨機找的，要不真得讓人懷疑是不是組織方安排的，目的為了讓大家增加對台灣的好感。
台灣的街道上有不少的小遊行和抗議橫幅，這一切對於大部分大陸遊客來說都太新鮮了，於是很多遊客守著電視機看晚上的政論節目。我媽媽去年從台灣旅遊回來，就說那裏太好玩了，領導人可以在電視裏隨便罵，比《快樂大本營》節目還要歡樂。相比之下，台灣人對這些早就習以為常。但給我留下了比馬英九先生更深印象的是王鴻松先生——他不是明星政客，也不是文人墨客，他是一個計程車司機。
一天早上，我從酒店下樓，打了他的車去陽明山。到了目的地我發現把手機落在出租車上。我沒有記下車牌號，朋友們忙著幫我聯系出租車公司，看看能不能查到一些訊息，我也打給酒店，想讓他們查看一下監控錄像，確認車牌號。一會兒，我接到了酒店的電話，我問他們，是查到車號了嗎？他們說，監控錄像裏訊息太多，還沒有查到，但是剛才有一位出租車司機開回酒店，把一個手機交給了前台，說是一位從你們這裏上車的先生遺落在車裏的……
說實話，我石化了。我問到了出租車司機的電話和名字，說我想酬謝你。王鴻松說，不需要啦，很正常的，小事一樁，我們都是這樣的。他告訴我，前幾天剛和幾個朋友環島開了一圈，打算過一段時間來大陸旅行。他說他開計程車就是為了能夠去更多的地方看看。末了居然還來一句：我有QQ和新浪微博的，你的號是甚麼，我們可以在網上聯繫的。這頓時讓我覺得兩岸關係非常親密。接著，他繼續說，你有臉書（fb）嗎？我說，大陸的互聯網沒有臉……書。他說，哦，對哦，是哦，我不和你說了，有客人了，再聯系哦。
也許是我的命好，遇見的都是好人，也許是我走的膚淺，幾乎所有人都和氣。毫無疑問，如果我在台灣多停留幾天，我當然能看見它不如人意的一面，也許它硬件不夠新，也許它民粹也湧現，也許它民怨從不斷，也許它矛盾也不少。沒有完美的地方，沒有完美的制度，沒有完美的文化，在華人的世界裏，它也許不是最好的，但的確沒有甚麼比它更好了。
這篇文章裏不想談論甚麼政治和體制。作為一個從大陸來的寫作者，我只是非常失落，這些失落並不是來自於這幾天淺顯的旅行，而是一直以來的感受。我失落在我生存的環境裏，前幾十年教人凶殘和鬥爭，後幾十年使人貪婪和自私，於是我們很多人的骨子裏被埋下了這些種子；我失落在我們的前輩們摧毀了文化，也摧毀了那些傳統的美德，摧毀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摧毀了信仰和共識，卻沒有建立起一個美麗新世界，作為晚輩，我們誰也不知道能否彌補這一切，還是繼續地摧毀下去；我失落在不知道我們的後代能不能生存在一個互相理解而不是互相傷害的環境之中；
我失落在作為一個寫作者，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還要不停地考慮措辭，以免哪個地方說過了線；我失落在當他人以善意面對我的時候，我的第一反應居然是會不會有甚麼陰謀；我失落在我們自己的文藝作品很少能夠在台灣真正流傳，而能在台灣流傳的關於我們的大多是那些歷史真相和社會批判，更讓人失落的是那些批判和揭露往往都是被我們自己買了回去，用於更加了解我們自己。除了利益和人與人之間的鬥爭，我們幾乎對一切都冷漠。這些冷漠和荒誕所催生的新聞都被世界各地的報紙不停地放在頭版，雖然可以說這是官方的錯，但無奈卻也成了這個民族的注釋。
是的，我要感謝香港和台灣，他們庇護了中華的文化，把這個民族美好的習性留了下來，讓很多根子裏的東西免於浩劫，縱然他們也有著這樣那樣的詬病。而我們，縱然我們有了麗茲卡爾頓和半島酒店，有了gucci和lv，我們的縣長太太也許比他們最大的官員還要富有，我們隨便一個大片的製作成本就夠他們拍二三十部電影，我們的世博會和奧運會他們永遠辦不起，但走在台灣的街頭，面對著那些計程車司機，快餐店老板，路人們，我卻一點自豪感都沒有。
文化，法制和自由是一個民族的一切，別的國家不會因為你國的富豪瘋狂搶購了超級跑車和頂級遊艇而尊敬你的國民。坐在空客330的機艙裏，飛翔在兩萬英尺的高空，一個半小時就到了上海。既然我們共享著太平洋的風，就讓它吹過所有的一切。
禮義廉恥
「禮義廉恥」，古今立國之常經，然依時間與空間之不同，自各成其新義；吾 人應用於今日 待人、處事、接物、持躬之間，得為簡要之解釋如下：「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 「義」是正正噹噹的行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 「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
禮者，理也：理之在自然界者，謂之定律；理之在社會中者，謂之規律；理之 在國家者，謂 之紀律；人之行為，能以此三律為準繩，謂之守規矩，凡守規矩之行為的表現，謂 之規規矩矩 的態度。
義者，宜也：宜即人之正當行為，依乎禮──即合於自然定律，社會規律，與 國家紀律者， 謂之正當行為；行而不正當，或知其正當而不行，皆不得謂之義。
廉者，明也：能辨別是非之謂也，合乎禮義為是，反乎禮義為非；知其是而取 之，知其非而 舍之，此之謂清清白白的辨別。
恥者，知也：即知有羞惡之心也，己之行為，若不合禮義與廉，而覺其可恥者， 謂之羞；人 之行為，若不合禮義與廉，而覺其可恥者，謂之惡；惟羞惡之念，恒有過與不及之 弊，故覺悟 要在切實，有切實之羞，必力圖上進；有切實之惡，必力行湔雪；此之謂切切實實的覺悟。
禮義廉恥之解釋，既如上述，可知恥是行為之動機，廉是行為之嚮導，義是行 為之履踐，禮 是行為之表現；四者相連貫，發于恥，明于廉，行于義，而形之於禮，相需相成， 缺一不可； 否則，禮無義則姦，禮無廉則侈，禮無恥則諂，此姦、侈、諂，皆似禮而非禮者也。
義無禮則犯，義無廉則濫，義無恥則妄，此犯、濫、妄，皆似義而非義者也。
廉無禮則偽，廉無義則吝，廉無恥則污，此偽、吝、污，皆似廉而非廉者也。
恥無禮則亂，恥無義則忿，恥無廉則醜，皆似有恥而無恥者也。是誠所謂「恥 非所恥」，則 恥蕩然矣。 如果其禮為非禮之禮，義為不義之義，廉為無廉之廉，則「禮義廉恥」 適足以濟其 姦，犯偽亂者之私而已，可不辨乎！
Thursday 26 April 2012
详解普通话（Mandarin）实乃满清官话
2011-06-14 17:52:31
东北话里的满语
东北（满洲）是满人的“龙兴之地”，北京是满人在“关内”的聚居地，因而在现在的东北和北京方言中存在著大量的满语词汇，只是大家伙儿没意识到罢了。我听过的最有影响的满语词汇是“萨其马”，这是一种享誉世界的点心。不过中国南方人说的“萨其马”都跟北京话里的音儿差得太远，而普通话里的“萨其马”和北京话的差距则体现在轻声上（北京话里多轻声也是来自满语）。南方人说这三个字的时候跟新闻联播里说的一样，很规矩的将三个字说出来。而北京话里把“萨”的音加重，“其”和“马”都是轻声。现代汉语里的满语词汇消失的很多，如清史小说里面的满语词汇很多都不用了。“军机章京”，“笔帖式”，“达拉密”，“戈什哈”等都已消失，但有些确留下来不单成为东北话和北京话，而且是现代汉语里的标准词汇，如“耷拉”。
比如北京话的这样一句：“这小蜜挺棒， 牌儿亮啊，哪儿拍来的？人长的帅，喜欢你的女孩儿就是多。” “小蜜”自然是来自英文的miss,但“挺”，“牌儿亮和“拍”“帅”都是满语词汇的音译。
还有普通话里的“马马虎虎”来自满语的“lalahuhu。
东北话的“磨即”、“磨蹭”（北京话里也有“磨蹭”），是来自满语的“moji或moduo”。
满语里的“cahu”本是泼妇的意思，到了东北话和北京话里成了诈唬或咋呼，是瞎喊，不礼貌或不文明的意思。比如“你在这瞎咋呼什么？”。
东北人和北京人管腋下叫做gazhiwo,开玩笑时挠人家腋下叫“gezhi”或“geji”，这也是满语腋下和挠腋下的音译。
北京人或赵本山当指责别人胡说的时候一般说“你别跟我瞎勒勒”，满语里“勒勒”是说的意思。
汉语里的“巴不得”也是来自满语，只不过稍微变化一下。
汉语里的央告，央求里的央也是满语，历史上没这么用的，多用乞求或请求，央来自满语里的“yangge.
汉语里的邋蹋来自满语的“lete”，比如我小的时候喜欢穿军装和大盖帽，出去玩身上弄的很脏，我妈就说我像lete兵。
“这人办事干净，利索，麻利”中的“利索”和“麻利”来自满语中的“lali”.
汉语里“裤裆”一词来自满语，也就是东北话的“kabudang”，中国明朝以前的黄色小说里说那个地方都是用“胯下之物”，裤裆的叫法是后来才流行的。
东北或北京形容人家穷时，说“穷的叮当响”，“叮当”来自满语，也是穷的意思。响则是后加的。
“那个人脾气可真是个色（gesai），不好打交道”，这里的个色也是来自满语，意思是特殊。
东北和北京话的打有一种叫法为kei,比如“再不滚蛋我可要kei你了”，kei就是满语打的意思。
“这人说话怎么这么罗嗦”里的罗嗦也是来自满语，与shaodao或絮叨一样。
“几天不喝酒，我就浑身别扭”，“别扭”来自满语的“ganiu。其在满语中是特殊的意思。台湾管媚日，媚德叫做哈日，哈德，这个用法在台湾BBS或世界日报上很多见。北京话里也有类似的用法，“你可别老让我哈著你”，“你看看，你看看，他见到领导就知道点头哈腰”。这个哈字也来自满语，满语里管拍马屁，献媚叫做“hadaba.
XXX润肤露细心喝护您的健康”，护字沾汉语的边，可这“喝”是从哪来的？古汉语并无此用法，原来是满语“hekur”，那是照顾，看管的意思。
北京人管做生意叫“倒腾”（东北话为“倒登”），做生意的人叫“倒爷”。“倒”这个字在这里不是汉语里的本意，应是满语里表示“挪来挪去”的“taodem”。
东北有一种用羊或猪的骨关节来玩儿的游戏，叫“galeha”，当然也是满语。
以上是挑了几个影响比较大的词儿，东北话和北京话里的满语词汇还有很多。他们也没有进到普通话的范围内，比如说食物变质后的气味在北京叫做”hala味儿”，白衬衫领子上的黑色痕迹叫做“elin,那是满语里波纹的意思
南北方言如此不同，究竟谁代表了传统的汉话?
这我们不能不回顾到历史事实。远的不说，汉族语言文化中心本在黄河流域，东晋的南渡和南宋的偏安，两度将文化中心迁往南方。头一次东晋继而宋、齐、梁、陈五朝北方完全在鲜卑族北魏，以后是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统治之下。北魏孝文帝曾禁止胡服胡语，可见胡语即鲜卑语在华北必甚普遍。北齐又因鲜卑人反对情绪，反其道而行之，甚至大加提倡。则今山东、河南以北几乎都成了鲜卑语通行的地区。第二次南宋南迁，淮河以北成了金朝女真人的统治区域。据宋人记载当时河南地区，竞到了“庐人尽能女真语”的地步。说白了就是“连饭铺伙计都能说女真话”。
鲜卑语词在《二十四史》中大量地保存著，仔细对比，和今天蒙古语几乎一模一样。女真语是满洲语的古语，对比女真语词与满洲语词竞“十同六七”。
......
鲜卑语既同于蒙古语，女真语又同于满洲语，而满蒙语言不管从语词、语法或语调方面又非常近似。那么，这两种阿尔泰语系的语言在华北前后竟统治有千年之久。尽管隋唐统一于前、元朝统一于后，隋唐和元都是带有极浓重北亚阿尔泰色彩的王朝，不但没能完全恢复汉官威仪，所说的汉话也早成了胡人的腔调，与南方截然不同。南方语言中至今保存著的“来哉!来哉！”等极近似古汉语的语言，在北方就没有。北方自《元曲》以来记录的极近似今天白话的语言，南方也没有。总体来说南方语言近似文言，北方语言近似白话。任何文字记录语言都是记录当时说话的实况。因此文言所记当是中国古时的语言。南方语言既近似文言，可见南方语言代表的是传统的汉话。北方语言则是新加入的北语(叫“胡语”也没关系)，北人说汉语也是“汉语胡音”，这是早有人说过的。因此北京的语音是“胡音”无疑，决非原来的汉音。北京语音调既是“胡音”，语言也是汉胡语言的“大杂烩”、“大融合”。例如下面这一句话：
“我带著哇单客了一趟车站旁边的那条胡同，想买点东西”。
这句话是北京年老的老太太还说的活语言，其中“哇单”(wadnn)乃满语“包袱皮”(兜东西用的)，“客”是满语“去”(gene)的筛称，“站”是蒙古语的“站赤”(jam)，“胡同”即蒙古语的“浩特”或“河屯”(hoton)。短短的—句话，包含了汉、满、蒙三种语词，语法是汉语法。诏·音和语调却是满蒙的胡音。谁曾料想到一句北京话会这样的复杂，它本身既是民族融合的产物，又是象征著民族大团结。当然，现在有些少数民族语词在汉语中表面上看不出来了。例如：我在内蒙去过一个村子参观“水土保持”，这个村子名叫“东擀杖”。甚为不解。后来，蒙古族同志告诉我原来叫“东甘珠尔”(“甘珠尔”系藏语)，竟讹成了“东擀杖”。“擀杖”者“擀而杖”也。“擀面杖”家家有之，易懂。“甘珠尔”难懂，老百姓且不知其含意，所以按具音近，讹成“擀杖”了。这种情形在语词中不知凡儿?多数已难复原，竞被人认为是汉语词了。其实不是。
......
所以，清代以京音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官话，为“胡音”无疑。官话通行的范围，即“汉语胡音”扩展的范围。据语言学家的意见，汉语官话方言可分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宫话。而北京官话即为华北官话的根据和基础，它的范围包括今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河北、河南和安徽北部的一角。我上述自己实践所得，正和专家所分华北官话区域特点一致。若是从宏观来看，上述四种汉话中的官话方言，那就除去东南闽、浙、赣、湘、粤少数省份和青、藏外，都属于官话方言区。其面积之大更可以想像。
说到这里我再举一例：我在内蒙执教20多年，所教蒙古族学生本来不会汉话的，学会汉话之后，一讲即是正确的北京音。此事令我十分奇怪。南方学生就不行，总带乡音。外国学生更不行，四声就弄不好。此决非蒙古学生聪颖过于南方学生和留学生，必有一定的道理。现有的惟一解释就是蒙古语音与北京语音相近。
......
这反过来证明，北京话的语音不是汉族(保留在江南的)传统的语音，而是满蒙语音占主导地位的“胡音”。
摘自金启孮先生著《京旗的满族》
从"入声字"的消亡谈满清对汉语言的摧残(摘录)
古诗词讲究格律,,它对每字每句的要求都非常严格,从律诗的对仗相粘等规定处可见一斑，该用仄声字时必须用仄声,该用平声字时必须用平声,否则就是出格,为诗家大忌,概括的说就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然而,我们在用普通话朗读古诗时出格的现象却俯拾即是.例如:杜牧那首著名的七绝<赠别> 之二
多情却似总无情,
唯觉尊前笑不成.
蜡烛有心还惜别,
替人垂泪到天明.
还有李商隐的七律<无题> 后四句
贾氏窥帘韩掾少，
宓妃留枕魏王才.
春心莫共花争发，
一寸相思一寸灰.
按照绝句和律诗的格律,不管是首句入韵还是首句不入韵,绝句中的第三句和律诗中的第三句七句末字都应该是仄声字,而"别"字和"发字"在普通话里分别读阳平和阴平,都属于平声字,显然是出格了.但在古汉语里"别"和"发"是入声字,即属于仄声字,因此它是完全符合格律的.由此可见,惟有古调读古诗才能感到顺畅和谐,从这点上看,老叟非常羡慕操方言的南方朋友,他们可以很自如的读出古诗这种音调铿锵之美.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入声字消亡的呢？
汉语同世界上其它语言一样,都是从原始语言逐步进化成长起来的,入声字自汉语言诞生之日起,始终发挥著重要的作用,元人周德清编写<中原音韵>一书时,曾将入声字并入其它声调,但随著元朝的土崩瓦解,入声字又重现了勃勃生机,但真正使它走向衰亡的却是满清统治者.
让我们再看看满清的语言,满语在满清时期也称清语和国语,其形成的过程中受蒙语和汉语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粘著语的特点,它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满语支,辅音25个,其中3个只用于拼写汉语借词,元音有六个,无长短之分,有复元音.人类语言按语法结构大致划分为三种类型:孤立语粘著语和屈折语.孤立语如汉语等等,屈折语如英语德语等等,粘著语如满语日语等等,而孤立语和屈折语显然要比粘著语先进,属于粘著语的满语和日语有著共同的特点,比如意思表达上不够精确,且语法杂乱烦琐等.而独立语和屈折语则丰富多彩,可以非常确切的对某种事物进行直观形象表达,这也是汉语民族德语民族英语民族都出现过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的原因之一.反观那些粘著语民族,鲜有里程碑式的大家出现,大多是些拾人牙慧,无足轻重的人物.
众所周知,现在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为基础,实际上现在的北京话却是一种被摧残过的汉语,即满式汉语,其前身是满清官话,其重要特征就是没有入声发音.也就是说现在的北京话并非满清以前的北京话,而满清入关前,北京人使用的是古汉语的一种--吴语,也称明朝官话,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访华时曾对此做过记录,他用罗马拼音记录了当时的北京话,此记录至今仍在,后经专家考证为吴语,这是一种具有入声发音的比较完善的汉语方言.
满清在入主中原的初期,曾将保持"国语骑射"作为维护统治的一项基本国策,要求满人说满语写满文,并在北京城内设立学校,意在推广满语满文,但由于满人游牧民族的本性和其短暂的历史文化局限了满语的发展水平,至入关时满语仍旧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它的发音和语法不成熟,词汇量更是少的可怜.对于常年累月生活在深山老林的满人,初入北京时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般大开眼界,很多普通平常的东西对他们来说也成了新鲜事物,小到一种普通花卉和日常用具,大到宏伟建筑和旖旎风景,用满语都无法表达.而象汉人的某些高级语言比如医学用语科技用语文化用语等满语更是无法表达,此时,面临著如何统治中国奴役汉人的满蒙八旗贵族,又遇到了一个比汉人的抵抗更为头痛的问题--语言危机.征服可以使用屠刀,统治就不能只用屠刀了,为了巩固黑暗统治满足其政治需要乃至生活要,满人迫切的需要一种能够很好的表述自己想法的语言,想在短时间内改良丰富满语显然不现实,至此,学讲汉语成了满人唯一的选择,于是八旗贵族们开始他们邯郸学步的模仿历程.满清这种虚心学习,绝对不是他们所鼓吹的推崇汉文化,实在是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无奈之举,是一种"工作需要",完全属于不得已而为
之.
由于满语较汉语有著先天性的不足,再加上生理上的差异,满人无法很流利的说讲汉语,尤其是对发音短促不能延长的入声字,满人无法真正的掌握它的发音,只能是用满语生搬硬套汉语的发音,这样一来入声字也就消失了,这种情形非常类似日本皇军说汉语:"你滴,良心滴,大大滴坏了",而当时"满清皇军"说的汉语并不比日本皇军强.这种满式汉语首先在八旗贵族中出现,经过数年的使用和发展,使用人口不断壮大,在北京城内逐渐形成了操满式汉语的群体,并且形成了一种新的北京话--满清官话，即普通话的前身.
从语言的本质上看,尽管入声字消失了,但是满清官话还应该属于汉语方言的一种,它毕竟较大部分保留了古汉语的发音,但这无疑是一种最难听的汉语方言.由于满清官话是八旗贵族的官方语言,自然影响著中国的每一地区,从统治阶层逐步渗透到平民百姓,由北京城推广到周边地区,名正言顺的成为了中国的国语.但是中国幅员辽阔,从地域上来讲,满清官话在北方几乎达到普及的程度.而在南方的部分地区,例如江浙两广福建等地由于地处偏远,则受到影响较少,入声字在这几个地区也得到了较好的保留并直至今日,这就是操方言的南方朋友朗读古诗词时顺畅压韵的原因.
满清官话这种蹩脚的新汉语方言产生的同时,汉语的精髓也随之而去,这也是落后文明取代先进文明付出的惨重代价,作为入声字消亡的罪魁祸首,满清的暴殄天物使现代汉语失去了特有的韵律和语音魅力,也使现代汉语失去了正统性,伴随著文字狱和剃发易服的暴行,满清实现了对汉文化从头到脚的抹杀和摧残，使满清成为中国文化的荒漠时代,这也是满清时期中国没有著名诗人和思想家出现的根本原因,故满清时期被XX称之为"无声的中国".
太平天国《讨满清诏》
夫中国有中国之形像，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犬也。
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
中国有中国之人伦，前伪妖康熙，暗令鞑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
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言之恸心，谈之污舌，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
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满洲造为妖魔条律，使我中国之人无能脱其网罗，无所措其手足，是尽中国之男儿而胁制之也。
中国有中国之语言，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
大学者章太炎说：“国语”有十分之几是满洲人的音韵，好多字音都不是汉人所有！
我在上海章太炎老师家中，向来是早晨六时或六时半必定到他家。他早已起身，我为他打理一切杂务之外，常立在他旁边听训。他喜欢问长问短，读些什么书？写些什么稿?接着便问外面有什么新闻，要我讲给他听。因为他只看几种报纸，其他书刊概不过目，因此我常常讲些时事或文艺界消息给他听，他听后觉得津津有味。
我常到四马路一带去买些书籍，此外还靠着书柜把不买的书免费翻阅一过，虽不能说一目十行，但是记忆力甚强，看过总能记得，所以我对文坛轶事，常能认得历历如绘，章师很是爱听。那时候，五四风潮已过，文艺界掀起了一阵「科学与玄学」之战，各种书刊，各方面的学者都参加，章师听到这个消息，只笑而并不发表意见，我原想游说他也参加，可是他不为所动。
北京大学的白话文运动之中，还有一位教授，也是此中健将，名刘复，字半农，他发出一种论调说：「文言文是死的文字，什么人再写文言文，就是死人；白话文是活的文字，凡是写白话文的，就是活人。」这几句话，简单明白，竟然流传全国，认为是刘半农的名言，刘半农的名气也从此举世皆知。
其实我看这种书，也历有年数，而且喜欢搜购旧书，找到早年刘半农旧作，原来他也是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家。那时署名「刘半侬」，这个「侬」字，一望而知是有浓厚的鸳鸯蝴蝶派的气息，不过，此人留学法国回来之后，进了北京大学，竟然举起白话文运动的大旗，算是此一运动中的急先锋了。
我就把刘半农的情况告诉章师。章师听了连说：「你讲下去，讲下去，这个刘半农是什么出身？」我答说：「那倒不知其详，不过在一些鸳鸯蝴蝶派刊物中看到的，他的见解也未见突出。」章师说：「啊，那么他的国学根蒂也有限得很，比了我的门生周树人（即鲁迅）、周作人（即知堂）差得远了，他们两人早年译《域外小说集》，虽是白话，但是一望而知对文言文是有相当根基的，刘半农有什么出版的著作物，你找些来给我看看。」我说：「要知道刘半农，他只是在北方报纸上写些短评，滥骂文言文是有的，正式的著作物，只有一本《赛金花本事》，还没有出版（按：此书在刘半农逝世后，始由其弟子商鸿逵出版），报上有些零星的记载，我曾剪存下来，可以请老师过目。」隔了三天，老师看了这些剪报，对我哈哈大笑说：「赛金花说的话，许多都是胡说，全是编造出来的，不能称为第一手资料，不过刘半农他想利用赛金花的名字，来炫耀自己而已。」
隔了不多时，刘半农到上海，报纸上的新闻说他要访问章太炎。这个消息，我看到了之后，正想到刘半农又想借重访问国学大师来出风头。过去他骂过文言文是死的文字，谁写文言文即是死人；他居然以活人代表自命，到上海来访问若干写文言文的名士。据报纸消息传出，他的最大目的是要访问专写文言文的名人章太炎老师。
我一早就把这个消息告诉老师，师母汤国梨女士也在旁边，她对老师说：「如果刘半农真的来访问你，你千万不要生气，更不要执杖以击之。」章师点头微笑，好像是山人自有妙计一般，只说：「要是刘半农来的话，你（指笔者）要陪着我，即使你在丁甘仁老师家写药方，师母也会打电话给你，你一定要请假马上就来，因为师母毕竟是妇道人家，有些地方是不便出面的。」我说：「好。」到了次晨，我在章师家盘桓了一阵，就到丁老师家写药方，丁老师一边唱药，我一边写方，同学们称我为飞快手，因为我懂得丁老师的常州话，从来没有写错脉案和药名，别的同学只是在傍侧录方，轻易不会坐在丁老师旁边开药方的。
这天早晨十时，章师母的电话果然来了，我就请上一班的钱师兄代我写方，便急急赶去听电话。师母说：「姓刘的来了，你快向丁先生请假，即刻来我家。」我搁下电话，向丁师请假，丁老师面有愠色。我说：「这是章太炎老师家来的电话。」丁师听见「章太炎」三字，也不再出声，叫我快去快来。
我从白克路赶到同孚路，不过十分钟，进门已见到刘半农陪同三个人，带了附有镁光灯的三脚架照相机坐在客厅中，章老师在阁楼书斋，尚未下楼。我一到之后，就接了刘半农等的卡片去请章老师下楼，我一看这天章老师的衣衫，甚为整洁，施施然缓步而下，坐定之后，很客气地与访者寒暄，他说：「我鼻部有病，闻到镁光的气息，鼻病必大发，最好请你们将照相机收好。」刘半农本想和章师同拍一张照，经章师这样说，我立即着他把照相机收拾起来，刘半农不得不从命，这是刘半农
大失所望的第一件事。
接着刘半农就问章师对白话文的见解如何，章师说：「白话文不自今日始，我国的《毛诗》就是白话诗。历代以来，有白话性的小说，都是以当时的言语写出来的，写得最好的是《水浒》、《老残游记》等，甚至有用苏州话写的《海上花列传》。但是你们写的白话文，是根据什么言语做标准？」刘半农侃侃而谈说：「白话文是以国语为标准，国语即是北京话。」章师听了哈哈大笑，问刘半农：「你知不知道北京话是什么话？」刘半农不假思索答说：「是中国明清以来，京城里人所说的话。」
章师就以质问的口吻问刘半农：「明朝的话你有什么考据？」刘半农呆着无词以对。章师就用明朝的音韵，背诵了十几句文天祥的正气歌，其发音与北京话完全不同，接着就说：「现在的国语，严格地说来，含有十分之几是满洲人的音韵，好多字音都不是汉人所有。」这番话说出，刘半农更呆住了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应付。
章师又说：「如果汉人要用汉音，我也可以背诵一段汉代音韵的文字。」说完他就背了两首汉诗，许多字的音韵都与现代不同。他又问：「你知不知道现在还有人用汉代音韵或唐代音韵来讲话的？」
这时，刘半农已听得呆若木鸡，这一问他倒振作起来，便说：「现在哪里有人用汉音来说话？」他说得好像振振有词的模样。
章师说：「现在的高丽话，主要语是汉音，加上了唐朝的唐音、朝鲜的土话和外来话，即是今日的高丽话。」接着他说：「还有日本话，主要的中国字，称为汉字，即是汉音，其余的联缀词，日本各地的土音，又加上了近代各国外来语，就成为现在的日本话。日本人的发音，各处不同，以东京为正宗，汉音也最准。各道各县的发音，连东京人也听不懂，这是你刘半农先生不研究‘小学’，不研究‘音训’，不曾研究过《说文》，所以你听了我的话，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刘半农面有赧色，无词以对。
章师在这时，像老师训导小学生一般问他：「中国历来有种种科学发明，都是用文言文来记述的，我先问你天文知识，中国有些什么？」
刘半农想了半天，他的同来者也都面有难色，不敢插嘴，知道今天的访问有些下不了台了。
他果然答不出一句话，便低声下气地请教章师。章师说：「中国的天文学大家祖冲之，你知不知道他是哪一朝代的人？他是南北朝人，著《周髀算经》，精确地推算出地球的圆周率是3.1415926，与一千年后德国渥托发明地球圆径数字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符合。」刘半农在旁唯唯倾听。
接着章师又说：「天文你不知道，我再和你讲讲地理，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者是谁？」刘半农讷讷其词地说：「当然是哥伦布。」章师击桌大笑说：「最先踏到新大陆的人，是一个中国和尚，叫做‘法显’，想来你是从未听到的。」刘半农又无词以对，只说：「愿闻其详。」
章师说：「你有时间访问赛金花，记述她的胡言乱语，何不多看些文言文线装书，充实自己。」刘半农只得点头称是。章师又按着桌子一拍说：「请你查一查，《章
氏丛书》别录之三，有篇《法显发见西半球说》，就知道一切了。」刘半农听了这几句话，好像大大的受了一顿教训。究竟后来刘半农回去查不查过《章氏丛书》，
我可不知道了。
刘半农倾听章师的话，一句也插不上嘴，同来的人与刘氏面面相觑，想快快脱身，不料这时刘半农却又说了一句：「北方学术界，正在考据敦煌石窟及周口店‘北京人’，以及甲骨文、流沙坠简等。」想借此掩饰自己，夸大北方学术界的工作，来平抑章师的气焰，一面就起身想走。章师这时勃然大怒，说：「中国政府对你们不知道花了多少钱，设立了无数研究所研究院。敦煌石室的发现，第一个是西人斯坦因（在英国得爵士勋位），他从莫高窟以及西北流沙中窃去几百箱文物。后来多少年之后，法国的伯希和又盗去几百箱文物，直到他们在英法两国发表之后，你们才知道，你们究竟在干些什么事情?」这时他又把手杖在桌上拍了一下。刘半农面孔红到项间。章师说：「你知不知道近年来还有一个瑞典人斯文赫廷，又在西北发掘了许多文物，究竟中国科学家做些什么事？刘半农讷讷其词地说：「我们正在考证甲骨文。」章师说：「甲骨文没有多大的考证价值，我愿意同你各人做一部书，专门考据甲骨文，一言相约，二年之后，你在北方出版，我在上海出版，你用白话文，我用我的文言文，看谁写的是活的。」当时刘半农不出一声，就是不敢答应这一件事。
章师又说：「我知道你曾经在北方的报纸上，征求过‘国骂’的字句及各地方骂人的话，第二天早上，就有人到你学校中，在课堂上讲出许多骂你老母的地方话。所以后来你就不敢再做这件工作，现在我来骂几句给你听。」接着就说汉代的骂人话，是×××出于何书，唐朝骂人的话，是×××出于何书，直说到上海人宁波人，以及广东人的三字经，完全骂出来。看起来好像供给他资料，事实上把刘半农祖宗三代都骂到了。这时已超过午餐时间，刘半农同来的人就出来向章师作揖说：「我们麻烦老师很久，现在我们要告辞了。」章太炎老师只说一句话：「如果刘半农要写访问章太炎的话，我就要叫我的学生，写一篇章太炎接见刘半农谈话记。」接着指着我说：「就是要他写。」刘半农就说：「不敢，不敢。」深深地鞠躬而去。章师教我代送，送出了门之后，章师坐在藤椅上纵声大笑，好像其乐无穷，认为这次骂人是很得意的事情。
Tuesday 24 April 2012
新政府總部的兩大凶煞
(2012年01月17日)
政府總部又死人又惡菌，貧道應邀為新政府總部睇風水。一月十日，某報請我去現場評論新政府總部的建築格局。公共建築的風水，是環境生態與政治美學。看風水，要靠靈機，術士必須清心寡欲，利益眾生，才可參透玄機。
新政府總部的格局是孤峰險、空門煞，而且圍牆還用了軍事式的水泥板塊、密鐵柵和飛機鋁來做材料，是假扮行政總部的軍事堡壘。
新政府總部建於填海的客土之上，並非真土，根基虛浮，而且被流水河(快車道)和海港圍繞，乃孤島、沙洲上的堡壘，無靠山，於是要自己拔高，形成孤峰獨立的險阻格局，要形成拔高的威勢，就用鋼鐵、水泥、飛機鋁、玻璃牆之類的冰冷材料。如此格局，只有不惜身命的曠世霸主才可駕馭。行人或政府官員返工，只有一條形如吊橋的高架路進入，迎面是空虛的大門，「門常開」，理應是開向溫暖的客廳，但由於門開的對面是空虛的天空，變了「門常穿」！醫家有云，「避風如避箭」，穿堂之風，遇者必病，兼且漏氣漏財。所謂遁入空門，就是百事皆空，要有不慕名利之高士，始可以在新總部做好官，否則都是敗家精、貪污鬼，因為進入的感覺太空虛了，「要擸啲嘢走」，先至安樂。
空門面對維港，風煞極大，而且由於是填海石地，植物無法吸水而茂盛生長。新總部原先的建築圖，門下面是貼地的草坪和花園，略減殺氣，豈料建築商因價就貨，今日門下的地面全是石水泥地。空門下的兩株細葉榕瘦弱不堪，化解不到「空門煞」。官員返工，要急急走落電動樓梯，入大樓尋求庇護，此所謂「鼠遁」之局，即是令到官員無法面對風煞而躲入地牢逃避。新總部啟用之後，官員孤傲無情，遁入空門，不理世事，就是應了孤峰險和空門煞。
新政府總部毫無歷史感，好似大陸某些縣城的政府大樓或公安廳，只有十幾年發跡史之暴發戶。舊政府總部，依山而建，有靠山，而且有八道樓梯入口，所謂八門大開，八方之氣，聚於大樓，示意官民融洽相處。由於是自然山體，樹木茂盛，帶挈香港繁榮，中環的政府山(Government Hill)屬於香港的「家山」，絕不可拆！舊總部的建築古樸，象徵香港有一百七十年歷史，堅固耐用，尤其中座的紫檀樹，乃古樹吉木，而且生長壯大，乃香港之守護樹。貧道認為，假若舊總部全座保存，與新總部並用，安置公署，改用作副總部之用，則可借助「家山」之福，嘉佑香港。誰要害死香港，就請他動手吧。
Friday 20 April 2012
記者來鴻：港人拉出「米字旗」？
BBC 沃迪恩•英格蘭
香港與大陸的關係仍有不和諧之處，並不時冒出火星
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已經15年了。BBC記者英格蘭發現，一些香港人現在重新拉出英國殖民時代的象徵，表述自己的身份認同，審視歷史，展望未來。
這頓午餐，真是很愜意。簡約雅緻的住宅，碧綠的草坪上，女主人可以數得出在中國沿海生活過的好幾輩歐洲人。
吃完飯回家，正好碰上一起抗議示威。
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已經有15年了，在香港街頭，再次看到「聯合傑克」---米字旗，真是令人吃驚。
更有趣的是，這面米字旗不是一般的英國國旗。深藍色的背景上，最醒目的是大大的香港盾徽，「米字」只佔旗子左上方一個角落。這是殖民時期的香港旗。
舉旗的人，也不是仍然夢想著大英帝國美好昨日、上了年紀的歐洲人。事實遠非如此。許多歐洲人堅定地選擇跟隨「只有中國才重要」的陣營，熱衷於拍北京的馬屁。
現在，拉出這面殖民時期的香港旗，是為了凸顯許多香港年輕人心中的惱怒、不滿。
聽上去有點不可思議。為什麼香港年輕人要讓殖民時代的標記「起死回生」呢？
身份認同
為了尋求答案，我找到了一度曾經引起很大爭議的陳雲根。陳雲根寫過一本書，這本書煽起了一股運動——香港城邦自治運動。
說起殖民香港旗，陳雲根爽朗地笑了起來。他說，現在，這面旗子的出鏡頻率確實有所增加，在民運遊行中看得到；幾個月前在一家高級時裝店外發生的抗議活動中也看得到。
香港D&G店外的抗議
今年1月，傳聞大陸客被獲准在D&G店內拍照，引起港人抗議，凸現對大陸富商「獲特殊待遇」的不滿
當時，港人對大陸的不滿不斷升溫，總算「開了鍋」，到時裝外店外去示威。
陳教授說，殖民香港旗，是為了表述香港的身份認同————不是大英帝國的人，也不是中國人，而是香港人。
香港年輕人--其中一些自稱為80後活動人士，出生時英國和中國已經就香港的未來達成了協議。對於他們來說，香港就是家，香港的歷史就是他們的歷史，無論那是中國還是英國、殖民還是不殖民。
還有，這面旗子也象徵著香港人越來越嚴重的失落感和不滿。中國政治侵入，香港失去自治，失去了身份認同；隨著越來越多大陸人的湧入，多由移民構成的香港社會的平衡也在發生變化。
香港文化
說香港有自己的文化，曾經是玩笑。現在，當地人可認真了。他們堅持說，香港文化是我們與大陸區別的一部分。
香港藝術家榮念曾（Danny Young）告訴我，香港文化意味著批判性思維、獨立、思維和行動的自由。
香港政治家吳靄儀（Margaret Ng）則告訴我，香港代表著機會、包容、寬容、開放。她說，我們是中國人，但我們不僅僅是中國人。
她還說，我們可以不成為西方人、但卻接受西方的文明，我們可以遵守普世價值觀、但卻不失去自己的文化根。
她還提到了廣東人—或者說中國南方人，素來很固執的反抗精神。
這一點，我在示威活動中也親眼看到過。一名婦女故意磨磨蹭蹭、拉在遊行隊伍的後面，汽車排成長龍不能前行，別人怎麼趕她都沒用。香港警察也沒有把她拉走。
一國兩制
陳教授回憶起1997年香港思維的停滯。沒人知道應該如何回應大陸。所以，他反思歷史，發現，「一國兩制」在香港由來已久，自從香港19世紀成為貿易港口繁榮以來一直如此。
陳教授說，北京給我們這樣的制度並不是特別的善意，而是被迫接受原來早就存在的現實。香港一直就是一個城邦。她過去就與中國其他城市不同，未來也將永遠如此。
陳教授認為，一旦港人更加全面地認識到這一點，他們的不安感就會消失，香港的自信就會增強。
他說，我們所說的香港，在中國歷史中沒有根。香港的根在歐洲。沒有過去，也就沒有未來。
Monday 16 April 2012
Saturday 14 April 2012
周有光：中國有三寶
2012年02月19日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陸開放旅遊。外來旅遊者抱着到「外空」去旅遊的好奇心，來到中國大陸看看這地球上的「外空」。有幾位外國科學家結伴而來，邀請我的朋友一位北京的科學家作伴。外國科學家說：中國有「三寶」：長城、兵馬俑和漢字。「長城」是偉大建設能力的象徵。「兵馬俑」是偉大組織能力的象徵。「漢字」是偉大文化傳統的象徵。偉大的中國是「長城、兵馬俑和漢字之國」。
事後，我的朋友對我說：外國人來看中國，不是來看我們的「現代化」，而是來看我們的「古代化」。他們的「歌頌」，從「現代化」來看，要另作頭腦清醒的理解。我的朋友指出：
「長城」（外國人叫它「大牆」）是「封閉」的象徵。「長城之國」就是「封閉之國」。古代中國，不但在北邊有人造的磚石長城，在西邊還有天然的高山長城，在東邊還有天然的海岸長城，在南邊還有天然的叢林長城。不但整個中國圍在「大牆」之中，每一座房屋、每一個衙門、每一所學校，沒有不是四面被高高的圍牆圍住的。有形的圍牆以外，更多無形的圍牆，圍住了思想。
「兵馬俑」是秦始皇專制暴政的形象化展覽。中國的歷史家向來都把「秦始皇」作為「暴君」的代名詞。「兵馬俑」是「窮兵黷武、魚肉人民」的見證。從藝術看，這是珍品。從歷史看，這是暴政的遺蹟。
在「三寶」之中，「漢字」是唯一有積極意義的一寶。但是，漢字是古代文明的結晶，不是現代文明的利器。
我的朋友說：文明古國的「現代化」是一場脫胎換骨的革命。「封閉」要改為「開放」，開放要開放競爭和開放思想。「專制」要改為「民主」，民主要廢除政治特權和經濟壟斷。「教育」要擺脫「教條」，既要擺脫古代教條，又要擺脫現代教條。這等於說，要拆除長城，打破兵馬俑，否定漢字的神秘性。
聽了他這一番話，我「閉目深思」者久之！
事物都有明暗兩面。「三寶」的光明面，大家知道；「三寶」的陰暗面，有待認清。
從地緣政治來看，中國是一個天然的「封閉帝國」。古代沒有輪船和飛機，「天馬」是和平時期的汽車，戰爭時期的坦克。東面的海洋、西面的高山、南面的叢林，都是難於逾越的天塹。可是北面的沙漠不難騎馬越過。「北築長城」，彌補了沙漠的封閉漏洞，使中國「固若金湯」。燦爛的「華夏文化」，在這個封閉的暖房裏安全地培育成長，蔚為大觀。這要感謝以「長城」為象徵的「封閉系統」。
「封閉」產生「安全」，「安全」產生「懈怠」。當塞北民族秣馬厲兵的時候，關內王朝一派歌舞昇平。塞北民族一次又一次越過長城，破關而入。北京在一千年間是「遼、金、元、明、清」五個朝代的首都，其中四個朝代屬於塞北入侵的民族。「長城」不能抵禦關外的入侵，卻能解除關內的戒備，北京是一再的歷史見證。
「封閉」產生「自滿」，「自滿」產生「落後」。我們以「四大發明」而自豪，想不到「四大發明」的真正受惠者是西方帝國主義。「指南針」改進了輪船的航海術，「火藥」提高了大炮的殺傷力，輪船和大炮使中國的「海岸長城」變成敞開的大門。當「乾嘉盛世」陶醉於「萬物皆備於我」的時候，西方積極地進行工業革命，使中國從此由先進變為落後。
這個封閉系統遠離西歐，被稱為「遠東」。英法先侵吞非洲、中東和南亞，然後進一步向東侵吞中國。他們一路上消化大片大片的殖民地，這需要很多時間。到達「遠東」，還沒有來得及吞下整個中國，而帝國主義時代已經到尾聲了。遠東和西方之間的遙遠距離，給中國換來了時間，幸免於像印度那樣成為「全殖民地」，而成了一個「半殖民地」。
西方歷史家說，古代有七個「文化搖籃」，六個（蘇末、埃及、米諾、希梯、米那、印度河）都在從地中海到印度河的「西方」，只有一個（華夏）在黃河流域的遙遠「東方」。西方六個文化搖籃，彼此距離較近，不難相互吞併，一個個被歷史浪潮消滅了。惟有「華夏文化」是獨自孤立發展起來的，雖然也受到印度文化的影響，只發生了補充作用，沒有動搖華夏的根本。地處遙遠而封閉的東方，地廣人眾，難於被人一口鯨吞，居然「巍然獨存」。可是交流不多、競爭很少，兩千年來蹣跚前進，發展遲緩，還沒有趕上工業化，已經到了「科技戰爭」的信息化新時代。在這個新時代中，我們還能繼續依靠「封閉慣性」來生活嗎？
「兵馬俑」的發現，是考古史上的驚人大事，它使華夏文化「揚威」於原子彈的世界。提倡「星球大戰」的美國總統里根，來到雄赳赳、氣昂昂的「兵馬俑」前面，竟顯得十分渺小，好像是被解除了武裝的「冷戰失敗者」！
秦始皇吞併六國，不僅建立了一個大一統的王朝，還樹立了一個「千古師表」的殘暴獨裁制度：「秦始皇模式」。「兵馬俑」形象地、無誤地告訴大家：「秦始皇模式」是「軍國主義」。一個王帝，百萬軍人，千萬奴隸，這就是「秦始皇模式」。兵馬俑「活着」的時候，在併吞六國的不斷戰爭中，殺人之多、殘暴之甚，罄竹難書。僅僅在「攻趙」的一次戰役中就「斬首十萬」。「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廈」，所到之處血流成河！
秦始皇首創最嚴密的「保密制度」，把自己跟臣民眾席徹底隔開。宮中的訊息漏到外面，查不出洩密的人，就把左右全部殺掉。寧可錯殺一千，不使漏網一個。魚肉人民的帝王必然害怕人民，死了也離不開「兵馬俑」的龐大保護隊。
「兵馬俑」告訴我們，秦始皇「馬上得天下，馬上治天下」。知識分子對他無用。「焚書坑儒」，是後世「文字獄、語言獄」的先河。「以吏為師」，廢除了孔孟傳下的教育制度。官吏成為傳達王帝命令和灌輸教條的傳聲筒，任務就是實行「愚民政策」。
從秦陵一角看到宏偉，可以想見「阿房宮」的百倍豪華。這「宏偉」和「豪華」，全是奴隸的血肉堆成。
從七雄混戰到四海統一，中國歷史在動亂的陣痛中前進。廢分封、設郡縣，車同軌、書同文，是帝國統治的政績。老百姓受不了的是：年年徭役、歲歲抓丁，「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人人「不敢言而敢怒」。終於，民不聊生，揭竿而起，胡亥三年而死，子嬰四十六日而亡。「聯為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成為歷史笑話。深睡在地宮裏的秦始皇，可能還在做夢，以為今天的統治者就是「傳之無窮」的他的子孫呢？
唐章碣「焚書坑」詩云：「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知識無用論」證明統治有用。
我的朋友建議，給每一位「兵馬俑」的參觀者贈送一份《秦始皇本紀》和《阿房宮賦》。
這幾位外國科學家走在北京的街道上，看到一路都是天書似的漢字招牌，覺得進入了一個神話世界，其味無窮！他們都不認漢字，從在北京留學的外國學生那裏聽到，漢字數以萬計，是世界上最難但是最美的文字，誰能攻破這一關，誰就是「文化英雄」。我的朋友開玩笑地問他們，「他們想做文化英雄嗎？」他們大笑說，「不敢作此妄想！」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陸開放旅遊。外來旅遊者抱着到「外空」去旅遊的好奇心，來到中國大陸看看這地球上的「外空」。有幾位外國科學家結伴而來，邀請我的朋友一位北京的科學家作伴。外國科學家說：中國有「三寶」：長城、兵馬俑和漢字。「長城」是偉大建設能力的象徵。「兵馬俑」是偉大組織能力的象徵。「漢字」是偉大文化傳統的象徵。偉大的中國是「長城、兵馬俑和漢字之國」。
事後，我的朋友對我說：外國人來看中國，不是來看我們的「現代化」，而是來看我們的「古代化」。他們的「歌頌」，從「現代化」來看，要另作頭腦清醒的理解。我的朋友指出：
「長城」（外國人叫它「大牆」）是「封閉」的象徵。「長城之國」就是「封閉之國」。古代中國，不但在北邊有人造的磚石長城，在西邊還有天然的高山長城，在東邊還有天然的海岸長城，在南邊還有天然的叢林長城。不但整個中國圍在「大牆」之中，每一座房屋、每一個衙門、每一所學校，沒有不是四面被高高的圍牆圍住的。有形的圍牆以外，更多無形的圍牆，圍住了思想。
「兵馬俑」是秦始皇專制暴政的形象化展覽。中國的歷史家向來都把「秦始皇」作為「暴君」的代名詞。「兵馬俑」是「窮兵黷武、魚肉人民」的見證。從藝術看，這是珍品。從歷史看，這是暴政的遺蹟。
在「三寶」之中，「漢字」是唯一有積極意義的一寶。但是，漢字是古代文明的結晶，不是現代文明的利器。
我的朋友說：文明古國的「現代化」是一場脫胎換骨的革命。「封閉」要改為「開放」，開放要開放競爭和開放思想。「專制」要改為「民主」，民主要廢除政治特權和經濟壟斷。「教育」要擺脫「教條」，既要擺脫古代教條，又要擺脫現代教條。這等於說，要拆除長城，打破兵馬俑，否定漢字的神秘性。
聽了他這一番話，我「閉目深思」者久之！
事物都有明暗兩面。「三寶」的光明面，大家知道；「三寶」的陰暗面，有待認清。
從地緣政治來看，中國是一個天然的「封閉帝國」。古代沒有輪船和飛機，「天馬」是和平時期的汽車，戰爭時期的坦克。東面的海洋、西面的高山、南面的叢林，都是難於逾越的天塹。可是北面的沙漠不難騎馬越過。「北築長城」，彌補了沙漠的封閉漏洞，使中國「固若金湯」。燦爛的「華夏文化」，在這個封閉的暖房裏安全地培育成長，蔚為大觀。這要感謝以「長城」為象徵的「封閉系統」。
「封閉」產生「安全」，「安全」產生「懈怠」。當塞北民族秣馬厲兵的時候，關內王朝一派歌舞昇平。塞北民族一次又一次越過長城，破關而入。北京在一千年間是「遼、金、元、明、清」五個朝代的首都，其中四個朝代屬於塞北入侵的民族。「長城」不能抵禦關外的入侵，卻能解除關內的戒備，北京是一再的歷史見證。
「封閉」產生「自滿」，「自滿」產生「落後」。我們以「四大發明」而自豪，想不到「四大發明」的真正受惠者是西方帝國主義。「指南針」改進了輪船的航海術，「火藥」提高了大炮的殺傷力，輪船和大炮使中國的「海岸長城」變成敞開的大門。當「乾嘉盛世」陶醉於「萬物皆備於我」的時候，西方積極地進行工業革命，使中國從此由先進變為落後。
這個封閉系統遠離西歐，被稱為「遠東」。英法先侵吞非洲、中東和南亞，然後進一步向東侵吞中國。他們一路上消化大片大片的殖民地，這需要很多時間。到達「遠東」，還沒有來得及吞下整個中國，而帝國主義時代已經到尾聲了。遠東和西方之間的遙遠距離，給中國換來了時間，幸免於像印度那樣成為「全殖民地」，而成了一個「半殖民地」。
西方歷史家說，古代有七個「文化搖籃」，六個（蘇末、埃及、米諾、希梯、米那、印度河）都在從地中海到印度河的「西方」，只有一個（華夏）在黃河流域的遙遠「東方」。西方六個文化搖籃，彼此距離較近，不難相互吞併，一個個被歷史浪潮消滅了。惟有「華夏文化」是獨自孤立發展起來的，雖然也受到印度文化的影響，只發生了補充作用，沒有動搖華夏的根本。地處遙遠而封閉的東方，地廣人眾，難於被人一口鯨吞，居然「巍然獨存」。可是交流不多、競爭很少，兩千年來蹣跚前進，發展遲緩，還沒有趕上工業化，已經到了「科技戰爭」的信息化新時代。在這個新時代中，我們還能繼續依靠「封閉慣性」來生活嗎？
「兵馬俑」的發現，是考古史上的驚人大事，它使華夏文化「揚威」於原子彈的世界。提倡「星球大戰」的美國總統里根，來到雄赳赳、氣昂昂的「兵馬俑」前面，竟顯得十分渺小，好像是被解除了武裝的「冷戰失敗者」！
秦始皇吞併六國，不僅建立了一個大一統的王朝，還樹立了一個「千古師表」的殘暴獨裁制度：「秦始皇模式」。「兵馬俑」形象地、無誤地告訴大家：「秦始皇模式」是「軍國主義」。一個王帝，百萬軍人，千萬奴隸，這就是「秦始皇模式」。兵馬俑「活着」的時候，在併吞六國的不斷戰爭中，殺人之多、殘暴之甚，罄竹難書。僅僅在「攻趙」的一次戰役中就「斬首十萬」。「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廈」，所到之處血流成河！
秦始皇首創最嚴密的「保密制度」，把自己跟臣民眾席徹底隔開。宮中的訊息漏到外面，查不出洩密的人，就把左右全部殺掉。寧可錯殺一千，不使漏網一個。魚肉人民的帝王必然害怕人民，死了也離不開「兵馬俑」的龐大保護隊。
「兵馬俑」告訴我們，秦始皇「馬上得天下，馬上治天下」。知識分子對他無用。「焚書坑儒」，是後世「文字獄、語言獄」的先河。「以吏為師」，廢除了孔孟傳下的教育制度。官吏成為傳達王帝命令和灌輸教條的傳聲筒，任務就是實行「愚民政策」。
從秦陵一角看到宏偉，可以想見「阿房宮」的百倍豪華。這「宏偉」和「豪華」，全是奴隸的血肉堆成。
從七雄混戰到四海統一，中國歷史在動亂的陣痛中前進。廢分封、設郡縣，車同軌、書同文，是帝國統治的政績。老百姓受不了的是：年年徭役、歲歲抓丁，「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人人「不敢言而敢怒」。終於，民不聊生，揭竿而起，胡亥三年而死，子嬰四十六日而亡。「聯為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成為歷史笑話。深睡在地宮裏的秦始皇，可能還在做夢，以為今天的統治者就是「傳之無窮」的他的子孫呢？
唐章碣「焚書坑」詩云：「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知識無用論」證明統治有用。
我的朋友建議，給每一位「兵馬俑」的參觀者贈送一份《秦始皇本紀》和《阿房宮賦》。
這幾位外國科學家走在北京的街道上，看到一路都是天書似的漢字招牌，覺得進入了一個神話世界，其味無窮！他們都不認漢字，從在北京留學的外國學生那裏聽到，漢字數以萬計，是世界上最難但是最美的文字，誰能攻破這一關，誰就是「文化英雄」。我的朋友開玩笑地問他們，「他們想做文化英雄嗎？」他們大笑說，「不敢作此妄想！」
中文運動第二波
by Wan Chin on Sunday, 15 April 2012 at 10:47 ·
維護正楷漢字，維護廣東話教學，是香港在九七之後，靜悄悄進行的中文運動。說它靜悄悄，是運動支持者少，聲援者更少。在港府強權高壓之下，在香港家長愚昧追捧普通話教學之下，廣東話教中文的香港優良傳統，漸次消逝。公共空間的正楷漢字傳統，也被政府和商業霸權殘害，有人義正詞嚴地捍衛，然而大多數人冷漠麻痺，更有偽左翼及不學無術之狂妄文人，橫加阻撓，認為香港人應該包容公共空間出現簡體字，包容大陸人的文化習慣云云。
中文運動的第一波，是反英抗殖，爭取中文成為香港法定語文。（註一）第二波，是反共保華，捍衛中文正統不受共產中國的蠻語及蠻字侵擾。第一波立竿見影，第二波舉步維艱。香港的中文運動在一九六八年開始，學界成立委員會向政府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一九七四年成功，港府立法通過中文與英文享有同等法律地位。在中文成為法定語言之前，殖民政府也未踐踏中文，反而鼓吹國學及古文，以此抗衡大陸地區的國族革命思潮。第二波中文運動，在一九九七香港主權移交中共之後開始，民間抗爭零星落索，中共既不恢復正體字，也不保護地方語言，港共勾結財閥，撤手不管，不像馬英九總統，在去年六月十五日毅然下令政府文件、官方網站取消簡體字版，也勸戒民間毋須陳列簡體字餐牌，使陸客體驗中華文化正統。香港本土文化尊嚴維護運動更在一眾左膠、民主黨膠、社運騙徒的干擾和攻擊之下，蹣跚而行。
agnès b. 餐廳在住宅區的商場餐牌只列出英文和簡體字，觸犯香港語文慣例，這是毫無辯駁餘地的。揭發當日，我就在面書放言，假若餐廳不馬上道歉及換上正體中文，我會向法國駐港總領事、法國文化部、歐盟文化專員及歐洲報紙投訴，控訴法國公司在語言弱勢的香港推行共產帝國的殘體字，毒害處於弱勢但秉持中華正統的香港文化。這在歐洲，是無可饒恕的罪惡。只有香港那些包藏禍心的歹毒文人，才認為商店採用殘體字，也是言論自由，值得香港人包容，並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認為香港人抗拒公共空間的殘體字告示，是香港人因為勢力衰退的自卑感引致本土意識過度膨脹的後果。（註二）這些鼓吹言論自由的人，竟然認為在香港公然展示蠻夷殘體字也有自由。我的面書，也有左翼留言，說商店連展示自己喜歡的文字也沒自由，香港社會真不寬容，令他失望云云。我回答，在歐美國家，餐牌及商店告示不展示當地法律規定的語音，是犯法的，這不是表達自由或文化寬容的問題，而是當地人的文化權利必須保護，文化尊嚴必須尊重的問題。
事件之中，也有左翼支持商場霸權也享有所謂言論自由（註三），更有評論員認為在公共場所排擠簡體字是文化霸權。（註四）香港很多左翼文化知識貧乏，不分是非，無視簡體字乃共產帝國文化暴政，居然以為簡體字是大陸人自由選擇採用的文字方式。反簡體字的抗議行動剛在組織，agnès b.在翌日下午登出道歉聲明，並馬上改換餐牌，可見一地的文字慣例，乃文化傳承及身份認同所在，即使並無法律規管，也是不容碰觸的禁忌。
殘體字損害漢字造字原理、毀壞漢字的義理傳承，語言學界已有公論，我也撰文論之甚詳，毋須重覆。簡體字乃共產帝國霸權強行用法令推行之無理文字系統。中共推行簡體字，破壞漢字傳承，毀爛文化道德，乃千古之大罪，萬死不能辭其罪。外拒中共，內除港賊。先安內，後攘外。大眾商店在香港展示殘體字標版，是媚共，助長中共帝國主義侵略香港，更是踐踏中華文化正統，侮辱香港本土的文化尊嚴，犯下文化罪行，凡我香港同胞，必須群起而攻之。這種涉及文化尊嚴的事，容不下辯論。誰來強辯，誰就是中華文化正統的公敵。
本年一月十九日，我在《明報》抨擊港府食環署在太子道公園張貼殘體字廣告，政府知機，翌日拆除廣告，可見語言文化尊嚴之事，無人夠膽冒犯。至今仍在香港市面展示殘體字廣告及標示之商戶，大家要密切留意：他們正在為了賺取陸客的臭錢而殘害中華正統文化，踐踏香港語言文化尊嚴。商家無良，莫此為甚！凡我香港正義同胞，必須將此等商號銘記於心，於網頁舉報，存之歷史，是為辱港辱華之記。
（刊於《明報》副刊文字江湖專欄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五日）
註一：一九六八年，第一次中文運動，爭取中文為法定語文。一九七八年，第二次中文運動， 爭取中學用中文教學。然而由於爭取的是中文為香港法定語文及教學語文，故可以合併為中文運動第一波。
註二：參閱曾志豪：＜簡體有罪＞，《am730》，二〇一二年四月五日。「簡體迫害繁體」妄想症（上）、，《爽報》，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一日。
註三：梁啟智：＜繁簡放兩邊 自由放中間＞，《明報》 星期日副刊二〇一二年四月八日。
註四：「就因為這些商舖照顧的顧客，是香港某一批人士痛恨的大陸人嗎？就因為這批人認為簡體字是劣質文化，所以不容許這些符號出現在香港嗎？若是如此，這不是赤裸的文化霸權嗎？誰又有權定義甚麼是劣質文化？香港人絕對有權也應當堅持以繁體字作為香港的官方語言，但我們無權禁止社會人士，使用簡體字。」曾志豪：「簡體迫害繁體」妄想症（下），《爽報》，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完-
維護正楷漢字，維護廣東話教學，是香港在九七之後，靜悄悄進行的中文運動。說它靜悄悄，是運動支持者少，聲援者更少。在港府強權高壓之下，在香港家長愚昧追捧普通話教學之下，廣東話教中文的香港優良傳統，漸次消逝。公共空間的正楷漢字傳統，也被政府和商業霸權殘害，有人義正詞嚴地捍衛，然而大多數人冷漠麻痺，更有偽左翼及不學無術之狂妄文人，橫加阻撓，認為香港人應該包容公共空間出現簡體字，包容大陸人的文化習慣云云。
中文運動的第一波，是反英抗殖，爭取中文成為香港法定語文。（註一）第二波，是反共保華，捍衛中文正統不受共產中國的蠻語及蠻字侵擾。第一波立竿見影，第二波舉步維艱。香港的中文運動在一九六八年開始，學界成立委員會向政府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一九七四年成功，港府立法通過中文與英文享有同等法律地位。在中文成為法定語言之前，殖民政府也未踐踏中文，反而鼓吹國學及古文，以此抗衡大陸地區的國族革命思潮。第二波中文運動，在一九九七香港主權移交中共之後開始，民間抗爭零星落索，中共既不恢復正體字，也不保護地方語言，港共勾結財閥，撤手不管，不像馬英九總統，在去年六月十五日毅然下令政府文件、官方網站取消簡體字版，也勸戒民間毋須陳列簡體字餐牌，使陸客體驗中華文化正統。香港本土文化尊嚴維護運動更在一眾左膠、民主黨膠、社運騙徒的干擾和攻擊之下，蹣跚而行。
agnès b. 餐廳在住宅區的商場餐牌只列出英文和簡體字，觸犯香港語文慣例，這是毫無辯駁餘地的。揭發當日，我就在面書放言，假若餐廳不馬上道歉及換上正體中文，我會向法國駐港總領事、法國文化部、歐盟文化專員及歐洲報紙投訴，控訴法國公司在語言弱勢的香港推行共產帝國的殘體字，毒害處於弱勢但秉持中華正統的香港文化。這在歐洲，是無可饒恕的罪惡。只有香港那些包藏禍心的歹毒文人，才認為商店採用殘體字，也是言論自由，值得香港人包容，並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認為香港人抗拒公共空間的殘體字告示，是香港人因為勢力衰退的自卑感引致本土意識過度膨脹的後果。（註二）這些鼓吹言論自由的人，竟然認為在香港公然展示蠻夷殘體字也有自由。我的面書，也有左翼留言，說商店連展示自己喜歡的文字也沒自由，香港社會真不寬容，令他失望云云。我回答，在歐美國家，餐牌及商店告示不展示當地法律規定的語音，是犯法的，這不是表達自由或文化寬容的問題，而是當地人的文化權利必須保護，文化尊嚴必須尊重的問題。
事件之中，也有左翼支持商場霸權也享有所謂言論自由（註三），更有評論員認為在公共場所排擠簡體字是文化霸權。（註四）香港很多左翼文化知識貧乏，不分是非，無視簡體字乃共產帝國文化暴政，居然以為簡體字是大陸人自由選擇採用的文字方式。反簡體字的抗議行動剛在組織，agnès b.在翌日下午登出道歉聲明，並馬上改換餐牌，可見一地的文字慣例，乃文化傳承及身份認同所在，即使並無法律規管，也是不容碰觸的禁忌。
殘體字損害漢字造字原理、毀壞漢字的義理傳承，語言學界已有公論，我也撰文論之甚詳，毋須重覆。簡體字乃共產帝國霸權強行用法令推行之無理文字系統。中共推行簡體字，破壞漢字傳承，毀爛文化道德，乃千古之大罪，萬死不能辭其罪。外拒中共，內除港賊。先安內，後攘外。大眾商店在香港展示殘體字標版，是媚共，助長中共帝國主義侵略香港，更是踐踏中華文化正統，侮辱香港本土的文化尊嚴，犯下文化罪行，凡我香港同胞，必須群起而攻之。這種涉及文化尊嚴的事，容不下辯論。誰來強辯，誰就是中華文化正統的公敵。
本年一月十九日，我在《明報》抨擊港府食環署在太子道公園張貼殘體字廣告，政府知機，翌日拆除廣告，可見語言文化尊嚴之事，無人夠膽冒犯。至今仍在香港市面展示殘體字廣告及標示之商戶，大家要密切留意：他們正在為了賺取陸客的臭錢而殘害中華正統文化，踐踏香港語言文化尊嚴。商家無良，莫此為甚！凡我香港正義同胞，必須將此等商號銘記於心，於網頁舉報，存之歷史，是為辱港辱華之記。
（刊於《明報》副刊文字江湖專欄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五日）
註一：一九六八年，第一次中文運動，爭取中文為法定語文。一九七八年，第二次中文運動， 爭取中學用中文教學。然而由於爭取的是中文為香港法定語文及教學語文，故可以合併為中文運動第一波。
註二：參閱曾志豪：＜簡體有罪＞，《am730》，二〇一二年四月五日。「簡體迫害繁體」妄想症（上）、，《爽報》，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一日。
註三：梁啟智：＜繁簡放兩邊 自由放中間＞，《明報》 星期日副刊二〇一二年四月八日。
註四：「就因為這些商舖照顧的顧客，是香港某一批人士痛恨的大陸人嗎？就因為這批人認為簡體字是劣質文化，所以不容許這些符號出現在香港嗎？若是如此，這不是赤裸的文化霸權嗎？誰又有權定義甚麼是劣質文化？香港人絕對有權也應當堅持以繁體字作為香港的官方語言，但我們無權禁止社會人士，使用簡體字。」曾志豪：「簡體迫害繁體」妄想症（下），《爽報》，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完-
溫家寶用正體字
2012年04月14日
香港人用正體字、說粵語，是香港人基本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除非你自己活得毛躁，由「知識份子」帶頭，把正體字也當做「英國殖民地罪孽」之一種，自己刪除掉。
正體和簡體，本來不是問題。一九四九年之前，清朝和民國，都有簡體，像「欄桿」與「欄杆」，「讎寇」與「仇寇」，「姦黨」與「奸黨」，都正簡相通，和平共處，民間自然流行，那時的中國有點文化邏輯，即使簡體，簡得顧及美學。
反智的問題，出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簡體字強制推行，滅取正體，變成「國策」。毛×東推行簡體，動機是對中國精緻文化天生的仇恨。中國的正體字不但有美感，也有結構上的道理，但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把象形中文字體的理性和感性蓄意摧殘，因為要遷就不識字的「工農兵」。簡體成為政治霸權，與「無產階級專政」一樣。
當代的簡體字，第一個特徵，就是醜陋。工廠簡成「工厂」，那個「厂」字，裏面的東西掏空，以中國的毛筆書法，「厂」字不可以平正均衡，「廣州」的「 广」字也一樣。
「特區政府」變成「特政府」，特「區」字裏明明有個「品」，現在「品」沒有了，變成一個叉叉。中國古代斬首時死囚木籤上的名字，就打叉叉，難怪「特政府」的高官董建華、曾蔭權、許仕仁，一個個下場都很不愉快。
簡體字，令人數典忘祖的改了姓。譬如明明姓蕭，以後都改姓「肖」，明明姓傅，改了付鈔的那個「付」。中國的工農兵，既然是文盲，就是賤民，摧殺文化，為了遷就賤民，難怪一代比一代反智。
中國總理溫家寶，就知道殘體字會導致腦殘。溫家寶簽署的特首委任狀，毛筆，正體，寫明「溫家寶」──香港的護殘奴才，睜大眼睛看清楚：你們的主人，不希罕你們主動用簡體來靠攏擦鞋，溫總理比你們有品味和見識，比你們有尊嚴。
香港人用正體字、說粵語，是香港人基本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除非你自己活得毛躁，由「知識份子」帶頭，把正體字也當做「英國殖民地罪孽」之一種，自己刪除掉。
正體和簡體，本來不是問題。一九四九年之前，清朝和民國，都有簡體，像「欄桿」與「欄杆」，「讎寇」與「仇寇」，「姦黨」與「奸黨」，都正簡相通，和平共處，民間自然流行，那時的中國有點文化邏輯，即使簡體，簡得顧及美學。
反智的問題，出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簡體字強制推行，滅取正體，變成「國策」。毛×東推行簡體，動機是對中國精緻文化天生的仇恨。中國的正體字不但有美感，也有結構上的道理，但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把象形中文字體的理性和感性蓄意摧殘，因為要遷就不識字的「工農兵」。簡體成為政治霸權，與「無產階級專政」一樣。
當代的簡體字，第一個特徵，就是醜陋。工廠簡成「工厂」，那個「厂」字，裏面的東西掏空，以中國的毛筆書法，「厂」字不可以平正均衡，「廣州」的「 广」字也一樣。
「特區政府」變成「特政府」，特「區」字裏明明有個「品」，現在「品」沒有了，變成一個叉叉。中國古代斬首時死囚木籤上的名字，就打叉叉，難怪「特政府」的高官董建華、曾蔭權、許仕仁，一個個下場都很不愉快。
簡體字，令人數典忘祖的改了姓。譬如明明姓蕭，以後都改姓「肖」，明明姓傅，改了付鈔的那個「付」。中國的工農兵，既然是文盲，就是賤民，摧殺文化，為了遷就賤民，難怪一代比一代反智。
中國總理溫家寶，就知道殘體字會導致腦殘。溫家寶簽署的特首委任狀，毛筆，正體，寫明「溫家寶」──香港的護殘奴才，睜大眼睛看清楚：你們的主人，不希罕你們主動用簡體來靠攏擦鞋，溫總理比你們有品味和見識，比你們有尊嚴。
中港文化衝突的筆戰
明報 陳雲 2012-04-15
中文運動第二波
維護正楷漢字，維護廣東話教學，是香港在九七之後，靜悄悄進行的中文運動。說它靜悄悄，是運動支持者少，聲援者更少。在港府強權高壓之下，在香港家長愚昧追捧普通話教學之下，廣東話教中文的香港優良傳統，漸次消逝。公共空間的正楷漢字傳統，也被政府和商業霸權殘害，有人義正詞嚴地捍衛，然而大多數人冷漠麻痺，更有偽左翼及不學無術之狂妄文人，橫加阻撓，認為香港人應該包容公共空間出現簡體字，包容大陸人的文化習慣云云。
中文運動的第一波，是反英抗殖，爭取中文成為香港法定語文。第二波，是反共保華，捍衛中文正統不受共產中國的蠻語及蠻字侵擾。第一波立竿見影，第二波舉步維艱。香港的中文運動在一九六八年開始，學界成立委員會向政府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一九七四年成功，港府立法通過中文與英文享有同等法律地位。在中文成為法定語言之前，殖民政府也未踐踏中文，反而鼓吹國學及古文，以此抗衡大陸地區的國族革命思潮。第二波中文運動，在一九九七香港主權移交中共之後開始，民間抗爭零星落索，中共既不恢復正體字，也不保護地方語言，港共勾結財閥，撤手不管，不像馬英九總統，在去年六月十五日毅然下令政府文件、官方網站取消簡體字版，也勸戒民間毋須陳列簡體字餐牌，使陸客體驗中華文化正統。香港本土文化尊嚴維護運動更在一眾左膠、民主黨膠、社運騙徒的干擾和攻擊之下，蹣跚而行。
agnès b. 餐廳在住宅區的商場餐牌只列出英文和簡體字，觸犯香港語文慣例，這是毫無辯駁餘地的。揭發當日，我就在面書放言，假若餐廳不馬上道歉及換上正體中文，我會向法國駐港總領事、法國文化部、歐盟文化專員及歐洲報紙投訴，控訴法國公司在語言弱勢的香港推行共產帝國的殘體字，毒害處於弱勢但秉持中華正統的香港文化。這在歐洲，是無可饒恕的罪惡。只有香港那些包藏禍心的歹毒文人，才認為商店採用殘體字，也是言論自由，值得香港人包容，並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認為香港人抗拒公共空間的殘體字告示，是香港人因為勢力衰退的自卑感引致本土意識過度膨脹的後果。這些鼓吹言論自由的人，竟然認為在香港公然展示蠻夷殘體字也有自由。我的面書，也有左翼留言，說商店連展示自己喜歡的文字也沒自由，香港社會真不寬容，令他失望云云。我回答，在歐美國家，餐牌及商店告示不展示當地法律規定的語音，是犯法的，這不是表達自由或文化寬容的問題，而是當地人的文化權利必須保護，文化尊嚴必須尊重的問題。
事件之中，也有左翼支持商場霸權也享有所謂言論自由。香港很多左翼文化知識貧乏，不分是非，無視簡體字乃共產帝國文化暴政，居然以為簡體字是大陸人自由選擇採用的文字方式。反簡體字的抗議行動剛在組織，agnès b.在翌日下午登出道歉聲明，並馬上改換餐牌，可見一地的文字慣例，乃文化傳承及身分認同所在，即使並無法律規管，也是不容碰觸的禁忌。
殘體字損害漢字造字原理、毀壞漢字的義理傳承，語言學界已有公論，我也撰文論之甚詳，毋須重複。簡體字乃共產帝國霸權強行用法令推行之無理文字系統。中共推行簡體字，破壞漢字傳承，毀爛文化道德，乃千古之大罪，萬死不能辭其罪。外拒中共，內除港賊。先安內，後攘外。大眾商店在香港展示殘體字標版，是媚共，助長中共帝國主義侵略香港，更是踐踏中華文化正統，侮辱香港本土的文化尊嚴，犯下文化罪行，凡我香港同胞，必須群起而攻之。這種涉及文化尊嚴的事，容不下辯論。誰來強辯，誰就是中華文化正統的公敵。
本年一月十九日，我在《明報》抨擊港府食環署在太子道公園張貼殘體字廣告，政府知機，翌日拆除廣告，可見語言文化尊嚴之事，無人夠膽冒犯。至今仍在香港市面展示殘體字廣告及標示之商戶，大家要密切留意：他們正在為了賺取陸客的臭錢而殘害中華正統文化，踐踏香港語言文化尊嚴。商家無良，莫此為甚！凡我香港正義同胞，必須將此等商號銘記於心，於網頁舉報，存之歷史，是為辱華辱港之記。
中文運動第二波
維護正楷漢字，維護廣東話教學，是香港在九七之後，靜悄悄進行的中文運動。說它靜悄悄，是運動支持者少，聲援者更少。在港府強權高壓之下，在香港家長愚昧追捧普通話教學之下，廣東話教中文的香港優良傳統，漸次消逝。公共空間的正楷漢字傳統，也被政府和商業霸權殘害，有人義正詞嚴地捍衛，然而大多數人冷漠麻痺，更有偽左翼及不學無術之狂妄文人，橫加阻撓，認為香港人應該包容公共空間出現簡體字，包容大陸人的文化習慣云云。
中文運動的第一波，是反英抗殖，爭取中文成為香港法定語文。第二波，是反共保華，捍衛中文正統不受共產中國的蠻語及蠻字侵擾。第一波立竿見影，第二波舉步維艱。香港的中文運動在一九六八年開始，學界成立委員會向政府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一九七四年成功，港府立法通過中文與英文享有同等法律地位。在中文成為法定語言之前，殖民政府也未踐踏中文，反而鼓吹國學及古文，以此抗衡大陸地區的國族革命思潮。第二波中文運動，在一九九七香港主權移交中共之後開始，民間抗爭零星落索，中共既不恢復正體字，也不保護地方語言，港共勾結財閥，撤手不管，不像馬英九總統，在去年六月十五日毅然下令政府文件、官方網站取消簡體字版，也勸戒民間毋須陳列簡體字餐牌，使陸客體驗中華文化正統。香港本土文化尊嚴維護運動更在一眾左膠、民主黨膠、社運騙徒的干擾和攻擊之下，蹣跚而行。
agnès b. 餐廳在住宅區的商場餐牌只列出英文和簡體字，觸犯香港語文慣例，這是毫無辯駁餘地的。揭發當日，我就在面書放言，假若餐廳不馬上道歉及換上正體中文，我會向法國駐港總領事、法國文化部、歐盟文化專員及歐洲報紙投訴，控訴法國公司在語言弱勢的香港推行共產帝國的殘體字，毒害處於弱勢但秉持中華正統的香港文化。這在歐洲，是無可饒恕的罪惡。只有香港那些包藏禍心的歹毒文人，才認為商店採用殘體字，也是言論自由，值得香港人包容，並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認為香港人抗拒公共空間的殘體字告示，是香港人因為勢力衰退的自卑感引致本土意識過度膨脹的後果。這些鼓吹言論自由的人，竟然認為在香港公然展示蠻夷殘體字也有自由。我的面書，也有左翼留言，說商店連展示自己喜歡的文字也沒自由，香港社會真不寬容，令他失望云云。我回答，在歐美國家，餐牌及商店告示不展示當地法律規定的語音，是犯法的，這不是表達自由或文化寬容的問題，而是當地人的文化權利必須保護，文化尊嚴必須尊重的問題。
事件之中，也有左翼支持商場霸權也享有所謂言論自由。香港很多左翼文化知識貧乏，不分是非，無視簡體字乃共產帝國文化暴政，居然以為簡體字是大陸人自由選擇採用的文字方式。反簡體字的抗議行動剛在組織，agnès b.在翌日下午登出道歉聲明，並馬上改換餐牌，可見一地的文字慣例，乃文化傳承及身分認同所在，即使並無法律規管，也是不容碰觸的禁忌。
殘體字損害漢字造字原理、毀壞漢字的義理傳承，語言學界已有公論，我也撰文論之甚詳，毋須重複。簡體字乃共產帝國霸權強行用法令推行之無理文字系統。中共推行簡體字，破壞漢字傳承，毀爛文化道德，乃千古之大罪，萬死不能辭其罪。外拒中共，內除港賊。先安內，後攘外。大眾商店在香港展示殘體字標版，是媚共，助長中共帝國主義侵略香港，更是踐踏中華文化正統，侮辱香港本土的文化尊嚴，犯下文化罪行，凡我香港同胞，必須群起而攻之。這種涉及文化尊嚴的事，容不下辯論。誰來強辯，誰就是中華文化正統的公敵。
本年一月十九日，我在《明報》抨擊港府食環署在太子道公園張貼殘體字廣告，政府知機，翌日拆除廣告，可見語言文化尊嚴之事，無人夠膽冒犯。至今仍在香港市面展示殘體字廣告及標示之商戶，大家要密切留意：他們正在為了賺取陸客的臭錢而殘害中華正統文化，踐踏香港語言文化尊嚴。商家無良，莫此為甚！凡我香港正義同胞，必須將此等商號銘記於心，於網頁舉報，存之歷史，是為辱華辱港之記。
擁殘棄正
2012年04月15日
文字當然隨時代演變，但「演變」不等同「敗壞」。像香港的旭龢道，這個「龢」字，明清的士大夫書法常用，但筆劃畢竟繁多，後來「和」這個俗體，漸取代了「龢」。
但香港今天的旭龢道，沒有跟着改，不必改，因為這是歷史，中國前政協主席李瑞環說：香港是一隻紫砂茶壺，壺裏的茶漬，存而彌珍，你們香港的笨蛋，不要以為拍共產黨的馬屁，主動把茶漬刮掉。
李瑞環當權的時候，香港一些奴才恭敬聆聽，沙發只敢坐半邊屁股，就像曾蔭權在胡錦濤面前筆錄：是是是，領導人講得真對，奴才一定照辦。
李瑞環退休下了台，新主子沒有再拿紫砂茶壺的典故來說事，於是人亡政息，港奴失憶不再認舊主，把紫砂茶壺的舊漬一層層刮掉。
最近流行把「港英」留下中文正體，當做「地雷」。在電視上，演慣清宮太監的三等戲渾，也李蓮英上了身，叫嚷若堅持正體字之兩制，就是「文化霸權」。
智商越低的人，越喜歡用西方白人的學術理論詞彙掩飾他們的愚蠢。「文化霸權」啦、「文化多元」啦、「弱勢社群」、「平等包容」呀，什麼的。
但這個世界，口號是假象，嚴格的分等級，挪威、瑞典、丹麥及其公民，品味修養、人命價值，跟非洲盧旺達一名部落酋長，絕不平等。
孟子說：「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歧視蠢人，崇優鄙劣，多靠近優資良品，是做人的基本宗旨。
譬如在鄰近地區，看見「刀削面」、「北京拉面」這等 麪店招牌，就可以假設店主的智商是低級的。智障煮的 麪，你敢付鈔光顧？很勇敢。一些歷史論文，或者宮闈電視劇，忽然出現了「干隆皇帝」、「慈禧太後」之類，也可以半途棄置。
殘體字令一個民族跨代低智，偶而自己的頭頭也尷尬。譬如胡耀邦，一度寫成「胡邦」，從「夭」而終，胡耀邦先生發覺了，很不吉利，於是把「」字禁掉。廢簡復正，但只限於自己的名字，胡耀邦有點自私，但來不及了，結果真的難逃飲恨夭亡之命，此亦豈擁殘棄正之報應歟？
當然，中港融合，逐步同體歸宗，也是應該，正體字確實是英國人彭定康留下的陰謀，蓄意分化香港和祖國，梁振英逐步廢正體，由 Agnè s b開始，與立法二十三條一樣， This is what香港 deserves，我全力贊成。
（陶傑）
文字當然隨時代演變，但「演變」不等同「敗壞」。像香港的旭龢道，這個「龢」字，明清的士大夫書法常用，但筆劃畢竟繁多，後來「和」這個俗體，漸取代了「龢」。
但香港今天的旭龢道，沒有跟着改，不必改，因為這是歷史，中國前政協主席李瑞環說：香港是一隻紫砂茶壺，壺裏的茶漬，存而彌珍，你們香港的笨蛋，不要以為拍共產黨的馬屁，主動把茶漬刮掉。
李瑞環當權的時候，香港一些奴才恭敬聆聽，沙發只敢坐半邊屁股，就像曾蔭權在胡錦濤面前筆錄：是是是，領導人講得真對，奴才一定照辦。
李瑞環退休下了台，新主子沒有再拿紫砂茶壺的典故來說事，於是人亡政息，港奴失憶不再認舊主，把紫砂茶壺的舊漬一層層刮掉。
最近流行把「港英」留下中文正體，當做「地雷」。在電視上，演慣清宮太監的三等戲渾，也李蓮英上了身，叫嚷若堅持正體字之兩制，就是「文化霸權」。
智商越低的人，越喜歡用西方白人的學術理論詞彙掩飾他們的愚蠢。「文化霸權」啦、「文化多元」啦、「弱勢社群」、「平等包容」呀，什麼的。
但這個世界，口號是假象，嚴格的分等級，挪威、瑞典、丹麥及其公民，品味修養、人命價值，跟非洲盧旺達一名部落酋長，絕不平等。
孟子說：「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歧視蠢人，崇優鄙劣，多靠近優資良品，是做人的基本宗旨。
譬如在鄰近地區，看見「刀削面」、「北京拉面」這等 麪店招牌，就可以假設店主的智商是低級的。智障煮的 麪，你敢付鈔光顧？很勇敢。一些歷史論文，或者宮闈電視劇，忽然出現了「干隆皇帝」、「慈禧太後」之類，也可以半途棄置。
殘體字令一個民族跨代低智，偶而自己的頭頭也尷尬。譬如胡耀邦，一度寫成「胡邦」，從「夭」而終，胡耀邦先生發覺了，很不吉利，於是把「」字禁掉。廢簡復正，但只限於自己的名字，胡耀邦有點自私，但來不及了，結果真的難逃飲恨夭亡之命，此亦豈擁殘棄正之報應歟？
當然，中港融合，逐步同體歸宗，也是應該，正體字確實是英國人彭定康留下的陰謀，蓄意分化香港和祖國，梁振英逐步廢正體，由 Agnè s b開始，與立法二十三條一樣， This is what香港 deserves，我全力贊成。
（陶傑）
Thursday 12 April 2012
艾格納斯．比喊黃油
2012年04月13日
將軍澳 Agnè s b餐廳，因為餐牌用簡體字，名詞大陸化，不叫牛油，改稱「黃油」；不叫沙律，改叫「色拉」，香港八十後網民維護尊嚴，強烈譴責。
大陸人民雖然被迫通用簡體，但也看得懂正體，不是那麼弱智，來到香港，他不知道「曾蔭權」是個什麼東西，非要「曾荫权」才明白？
一味的把字體主動簡化來逢迎，是把中國大陸人民的智商蓄意看得很低，像三歲小孩，譬如你上餐廳，叫一碟咕嚕肉，女侍應把食物先放進自己嘴巴，嚼爛了，吐出來，才餵你吃──她把你當做三個月大的嬰兒，或九十八歲的老翁，食物不先嚼爛，怕你哽死，她蹲在你面前，把嚼爛了的食物盛在匙上，哄：食啦，乖。
簡體字是鄰近地區的國情，他們用是他們的事，香港一向用正體，不必遷就。正如你去了馬來西亞，人家的餐牌，不會把沙爹羊肉改為「烤羊肉串」，「炒貴刁」改為「乾炒辣河粉」，馬來菜的 Lasak，一百年來，都叫叻沙，魚湯底和香料熬成的湯粉，叻沙就叻沙，看懂就叫來嚐，看不懂，馬來西亞沒有義務遷就你改成「香料魚湯河」，不喜歡？沒得投訴，滾蛋好了。
正如香港人叫的士，香港人到了新加坡，人家叫德士，你只消眼珠轉一轉，也猜到指的是計程車，那邊的中國移民，定居下來，也不叫「打的」，跟着本地人說「叫一輛德士」。
入鄉隨俗，客從主便，是做人起碼的禮儀。香港人做殖民地太久了，連高官和議員都把中國稱為「宗主國」，大陸自由行的大爺，都是「宗主」，自己都是「下奴」。
百般逢迎，也有粗疏的地方。譬如這家 Agnè s b，來自河南四川來的大款哪都懂得這個洋文的複雜發音呀？人家美國的 Haagen-Dazs，大陸不都「漢語音譯」叫「哈根達斯」，像 Kentucky一樣，叫「肯特基」嗎？
那麼將軍澳這家，先把招牌大陸化的改一改，叫「艾格納斯．比」。
但「艾格納斯．比」唸得快，會唸成「愛死那個 B」。自由行豪客，大包小包抱着回到山西太原，向鄉親大叫：「俺在香港吃東西，愛死那個 B，在將軍澳，那個 B裏面的黃油，素質可高了，俺閉上眼睛一舔，鹹鹹的，香香的，一舔就知道不是地溝裏流出來的東西，俺一吃就是三塊，打包了二十塊，香港那個 B的黃油，就是好，鄉親們嚐嚐，看，人家香港不也共產黨領導？聽說叫梁震陰呢，真有水平……」
將軍澳 Agnè s b餐廳，因為餐牌用簡體字，名詞大陸化，不叫牛油，改稱「黃油」；不叫沙律，改叫「色拉」，香港八十後網民維護尊嚴，強烈譴責。
大陸人民雖然被迫通用簡體，但也看得懂正體，不是那麼弱智，來到香港，他不知道「曾蔭權」是個什麼東西，非要「曾荫权」才明白？
一味的把字體主動簡化來逢迎，是把中國大陸人民的智商蓄意看得很低，像三歲小孩，譬如你上餐廳，叫一碟咕嚕肉，女侍應把食物先放進自己嘴巴，嚼爛了，吐出來，才餵你吃──她把你當做三個月大的嬰兒，或九十八歲的老翁，食物不先嚼爛，怕你哽死，她蹲在你面前，把嚼爛了的食物盛在匙上，哄：食啦，乖。
簡體字是鄰近地區的國情，他們用是他們的事，香港一向用正體，不必遷就。正如你去了馬來西亞，人家的餐牌，不會把沙爹羊肉改為「烤羊肉串」，「炒貴刁」改為「乾炒辣河粉」，馬來菜的 Lasak，一百年來，都叫叻沙，魚湯底和香料熬成的湯粉，叻沙就叻沙，看懂就叫來嚐，看不懂，馬來西亞沒有義務遷就你改成「香料魚湯河」，不喜歡？沒得投訴，滾蛋好了。
正如香港人叫的士，香港人到了新加坡，人家叫德士，你只消眼珠轉一轉，也猜到指的是計程車，那邊的中國移民，定居下來，也不叫「打的」，跟着本地人說「叫一輛德士」。
入鄉隨俗，客從主便，是做人起碼的禮儀。香港人做殖民地太久了，連高官和議員都把中國稱為「宗主國」，大陸自由行的大爺，都是「宗主」，自己都是「下奴」。
百般逢迎，也有粗疏的地方。譬如這家 Agnè s b，來自河南四川來的大款哪都懂得這個洋文的複雜發音呀？人家美國的 Haagen-Dazs，大陸不都「漢語音譯」叫「哈根達斯」，像 Kentucky一樣，叫「肯特基」嗎？
那麼將軍澳這家，先把招牌大陸化的改一改，叫「艾格納斯．比」。
但「艾格納斯．比」唸得快，會唸成「愛死那個 B」。自由行豪客，大包小包抱着回到山西太原，向鄉親大叫：「俺在香港吃東西，愛死那個 B，在將軍澳，那個 B裏面的黃油，素質可高了，俺閉上眼睛一舔，鹹鹹的，香香的，一舔就知道不是地溝裏流出來的東西，俺一吃就是三塊，打包了二十塊，香港那個 B的黃油，就是好，鄉親們嚐嚐，看，人家香港不也共產黨領導？聽說叫梁震陰呢，真有水平……」
Tuesday 10 April 2012
齋河粉
(2012年04月10日)
在樓下茶餐廳用飯，悶不思食，見到淨麵、河粉、米粉賣十元一碗，便點了一碗淨河粉來食，掌櫃阿姐見我一臉愁苦，也不搭嘴推銷甚麼生菜、奶茶之類了。想到二十幾年前在旺角街頭麵檔用膳，偶爾有附近佛堂的僧尼同桌。他們叫伙計來一碗淨麵，一箸一箸夾着，雍容安靜。我食的是雲吞麵、魚蛋粉、燒鵝瀨粉之類，見了僧尼端坐而食，又敬畏又慚愧。如今的僧尼，好多都不必混在葷腥之地，孤獨用餐，多由信眾簇擁，在樓上素菜館用膳了。
食淨河粉，是近日腸胃不適，常有滯脹之苦。家庭醫生知我身體無大礙，除了開化胃氣的西藥，便囑咐晚飯食白粥、齋河粉之類充飢，翌日早上食白粥或白麵包(去皮)，飲熱水，午飯食齋河粉，也是飲熱水，戒飲牛奶、咖啡、紅茶。腸胃休息一日，自會不藥而愈。齋河粉質地潤滑，纖維最低，比米粉易消化，當然，在身體健壯的時候，粥、河粉之類性寒，不宜淨食，食的時候要酌加薑蔥調和。在家煮粥，可放薑絲、陳皮，溫補腸胃。中年之後，容不得放肆，這是養生常識了。
聽姨甥女說，原來她們當年的窮學生餐，竟是齋河腩汁。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她們在沙田上學，沙角邨冬菇亭有熟食檔，齋河粉賣兩元半一碗，伙計知道學生省錢，或是要儲錢買玩具，便免費澆上牛腩汁。久之，成為慣例，學生便說買「齋河腩汁」。將「腩汁」放在後面，是香港點菜的慣例，表示額外留神，例如少糖、少油、走青(去蔥)、走油之類，是不必付費的。加色(加豉油)當然也不必付費，但加底(加飯)、炒底(碟頭飯改白飯為蛋炒飯)之類，要加一點錢。加腩汁所費無幾，舊日的伙計不會計較。
聊起來，又說在清拆之前，常在梨木樹的街市買粥回家。當年的街市是單層的，外邊布滿塑膠鐵架帳篷，雖是混凝土建築的骨架，看起來像是拉扯亂搭的露天市集。裡面的雞鴨檔、燒臘檔、香燭檔、鮮魚檔、生果檔，與周邊粥粉麵飯檔的氣味，混成一股市井氣息。
同學一家都在街市謀生，父母家開文具店和生果檔，舅父賣雞，其餘的親戚在粉麵大牌檔打工，典型的本土謀生，靠山食山，靠水食水。我以前也偶爾在那些大牌檔食麵，下午四點左右，附近的學校放學，學生魚貫而回，文具店前便擺賣熟粟米、番薯或雞髀之類。下雨的時候，攤檔便退到塑膠帳篷裡去，擁擠一起，依舊擺賣。露天停車場對開的路口，傍晚的時候來了小貨車，表情木然的司機在賣雜牌的廁紙、米糧、國產罐頭和港產的洗滌劑等。廁紙的牌子，有一個我還記得，叫「東京之貓」。
在樓下茶餐廳用飯，悶不思食，見到淨麵、河粉、米粉賣十元一碗，便點了一碗淨河粉來食，掌櫃阿姐見我一臉愁苦，也不搭嘴推銷甚麼生菜、奶茶之類了。想到二十幾年前在旺角街頭麵檔用膳，偶爾有附近佛堂的僧尼同桌。他們叫伙計來一碗淨麵，一箸一箸夾着，雍容安靜。我食的是雲吞麵、魚蛋粉、燒鵝瀨粉之類，見了僧尼端坐而食，又敬畏又慚愧。如今的僧尼，好多都不必混在葷腥之地，孤獨用餐，多由信眾簇擁，在樓上素菜館用膳了。
食淨河粉，是近日腸胃不適，常有滯脹之苦。家庭醫生知我身體無大礙，除了開化胃氣的西藥，便囑咐晚飯食白粥、齋河粉之類充飢，翌日早上食白粥或白麵包(去皮)，飲熱水，午飯食齋河粉，也是飲熱水，戒飲牛奶、咖啡、紅茶。腸胃休息一日，自會不藥而愈。齋河粉質地潤滑，纖維最低，比米粉易消化，當然，在身體健壯的時候，粥、河粉之類性寒，不宜淨食，食的時候要酌加薑蔥調和。在家煮粥，可放薑絲、陳皮，溫補腸胃。中年之後，容不得放肆，這是養生常識了。
聽姨甥女說，原來她們當年的窮學生餐，竟是齋河腩汁。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她們在沙田上學，沙角邨冬菇亭有熟食檔，齋河粉賣兩元半一碗，伙計知道學生省錢，或是要儲錢買玩具，便免費澆上牛腩汁。久之，成為慣例，學生便說買「齋河腩汁」。將「腩汁」放在後面，是香港點菜的慣例，表示額外留神，例如少糖、少油、走青(去蔥)、走油之類，是不必付費的。加色(加豉油)當然也不必付費，但加底(加飯)、炒底(碟頭飯改白飯為蛋炒飯)之類，要加一點錢。加腩汁所費無幾，舊日的伙計不會計較。
聊起來，又說在清拆之前，常在梨木樹的街市買粥回家。當年的街市是單層的，外邊布滿塑膠鐵架帳篷，雖是混凝土建築的骨架，看起來像是拉扯亂搭的露天市集。裡面的雞鴨檔、燒臘檔、香燭檔、鮮魚檔、生果檔，與周邊粥粉麵飯檔的氣味，混成一股市井氣息。
同學一家都在街市謀生，父母家開文具店和生果檔，舅父賣雞，其餘的親戚在粉麵大牌檔打工，典型的本土謀生，靠山食山，靠水食水。我以前也偶爾在那些大牌檔食麵，下午四點左右，附近的學校放學，學生魚貫而回，文具店前便擺賣熟粟米、番薯或雞髀之類。下雨的時候，攤檔便退到塑膠帳篷裡去，擁擠一起，依舊擺賣。露天停車場對開的路口，傍晚的時候來了小貨車，表情木然的司機在賣雜牌的廁紙、米糧、國產罐頭和港產的洗滌劑等。廁紙的牌子，有一個我還記得，叫「東京之貓」。
Saturday 7 April 2012
開 卷 看 世 界 ﹕ 民 國 啟 蒙 — — 讀 鄧 康 延 《 老 課 本 新 閱 讀 》
【 明 報 專 訊 】 七 八 年 前 ， 與 《 信 報 》 編 輯 周 淑 賢 閒 聊 ， 回 憶 童 年 時 讀 的 小 學 課 本 ， 比 對 課 程 改 革 之 後 的 新 課 本 ， 驚 覺 童 年 課 本 乃 民 國 課 本 之 香 港 版 ， 優 美 的 白 話 、 樸 素 的 插 圖 、 忠 孝 節 義 的 教 誨 、 天 真 爛 漫 的 童 趣 ， 農 圃 之 樂 、 山 川 之 美 ， 都 被 殖 民 地 政 府 巧 妙 融 合 在 本 地 課 本 裏 。 課 本 保 留 故 國 之 思 ， 減 去 的 ， 是 民 國 時 代 的 愛 國 激 情 和 破 舊 立 新 的 狂 妄 。 後 二 者 ， 在 今 日 看 來 是 稚 嫩 的 ， 也 是 危 險 的 。
在 鄧 康 延 編 著 的 《 老 課 本 新 閱 讀 》 裏 面 ， 讀 到 〈 老 鼠 開 會 〉 ， 眾 鼠 決 議 為 貓 掛 鈴 鐺 而 無 人 承 擔 任 務 的 童 話 ， 如 見 故 人 ； 讀 到 〈 愛 國 〉 、 〈 用 國 貨 〉 之 章 ， 見 民 國 人 之 急 功 近 利 而 不 明 學 理 ， 讀 到 〈 去 迷 信 〉 之 章 ， 就 見 急 速 現 代 化 而 缺 乏 耐 性 理 解 風 俗 之 狂 妄 。 香 港 之 幸 ， 是 此 地 保 有 民 國 趨 新 之 利 ， 而 無 有 民 國 革 舊 之 弊 。 民 國 熱 ， 在 內 地 熱 了 好 幾 年 ， 老 課 本 也 用 簡 體 字 橫 排 本 的 方 式 重 版 了 ， 我 一 本 都 沒 買 來 看 ， 免 污 吾 目 。 楷 書 直 排 的 民 國 老 課 本 ， 除 了 圖 版 之 外 ， 被 中 共 出 版 法 律 強 制 之 下 ， 換 成 了 簡 體 字 橫 排 本 ， 頓 有 蠻 夷 當 朝 、 河 山 破 碎 之 感 。 鄧 康 延 醉 心 收 集 和 閱 讀 民 國 課 本 ， 他 在 香 港 版 「 補 序 」 說 ， 編 著 的 民 國 老 課 本 得 以 在 香 港 以 正 體 漢 字 直 排 出 版 ， 「 或 許 更 接 近 原 來 的 文 本 氣 息 。 沒 有 意 識 形 態 和 文 化 政 治 運 動 的 割 裂 ， 民 國 的 童 年 和 港 台 的 今 天 ， 在 語 境 上 更 為 接 近 」 。
清 通 的 語 文
民 國 新 舊 交 替 ， 去 古 不 遠 ， 用 的 語 文 也 有 天 趣 。 我 童 年 的 香 港 中 文 教 科 書 已 是 彩 色 革 新 版 ， 但 父 親 和 隔 壁 黃 婆 婆 教 我 在 《 通 書 》 （ 俗 稱 《 通 勝 》 ） 讀 的 《 增 廣 賢 文 》 、 《 朱 子 治 家 格 言 》 等 啟 蒙 讀 物 ， 用 的 白 描 圖 畫 和 楷 書 體 ， 就 如 民 國 老 課 本 。 楷 書 體 ， 用 的 是 唐 朝 歐 陽 詢 的 法 帖 。 這 種 楷 體 ， 台 灣 公 務 機 關 常 用 ， 在 台 北 街 頭 的 毛 筆 招 牌 題 字 ， 舉 目 都 是 。 香 港 殖 民 政 府 部 門 的 題 字 ， 愛 用 宋 楷 刻 印 體 ， 多 了 機 括 ， 少 了 儒 雅 。
民 國 小 學 課 本 無 標 點 ， 靠 字 體 的 起 伏 斷 句 ， 偶 有 押 韻 ， 如 下 面 一 章 ﹕
天 初 晚
月 光 明
窗 前 遠 望
月 在 東 方
這 是 《 新 國 文 》 第 一 冊 第 二 十 九 課 ， 小 學 初 班 的 課 本 。 文 章 靠 字 句 對 仗 斷 句 ， 由 三 字 句 遞 進 到 四 字 句 ， 自 然 隔 斷 ， 毋 須 標 點 ， 符 合 中 文 口 語 的 習 慣 ， 符 合 《 詩 經 》 三 言 、 四 言 交 替 的 古 風 ， 也 承 繼 了 王 朝 時 代 童 蒙 教 本 的 《 三 字 經 》 （ 三 言 ） 與 《 千 字 文 》 （ 四 言 ） 的 章 句 。 「 窗 前 遠 望 」 與 「 月 在 東 方 」 押 韻 ， 以 「 方 」 字 的 平 聲 收 束 。 寫 這 樣 的 課 文 ， 當 時 的 人 是 不 須 太 多 思 索 的 ， 因 為 他 們 童 年 讀 的 就 是 古 書 ， 去 古 不 遠 。
至 於 在 課 文 圖 版 下 面 做 箋 注 的 鄧 康 延 的 文 字 ， 我 讀 了 幾 則 之 後 ， 就 不 想 讀 下 去 ， 多 是 東 施 效 顰 、 狗 尾 續 貂 之 作 。 他 編 撰 老 課 本 ， 並 在 書 後 與 中 共 的 新 課 本 的 課 本 比 對 ， 用 心 良 苦 ， 也 有 懺 悔 與 自 新 之 志 ， 可 惜 中 共 將 國 人 的 性 靈 與 語 言 摧 殘 太 甚 ， 病 入 膏 肓 ， 無 藥 可 救 。 比 如 上 述 一 章 ， 鄧 的 感 言 就 是 ﹕ 「 望 月 的 人 ， 讀 課 本 的 人 ， 百 年 後 再 讀 這 一 課 的 人 ， 可 能 都 會 覺 得 ， 還 是 中 國 的 月 亮 圓 。 難 以 解 釋 ， 最 著 名 的 漢 學 家 能 翻 譯 出 『 雞 聲 茅 店 月 ， 人 跡 板 橋 霜 』 的 味 道 嗎 ？ 有 些 計 量 ， 不 在 眼 ， 在 心 。 」
課 文 是 天 真 爛 漫 ， 不 言 而 教 ， 鄧 先 生 的 解 說 卻 是 遁 入 共 黨 愛 國 主 義 和 東 方 神 秘 主 義 去 了 。 讀 了 ， 就 領 會 中 共 教 出 來 的 人 的 愚 昧 無 知 與 矯 揉 造 作 ， 他 們 再 讀 多 少 民 國 老 課 本 ， 恐 怕 也 救 不 回 來 的 了 。
真 誠 的 傳 道
我 童 年 的 科 學 書 ， 用 的 都 是 淺 白 文 言 ， 也 是 承 繼 民 國 遺 風 。 例 如 「 雷 電 」 一 章 ， 說 「 空 中 之 雲 ， 或 高 或 低 ， 各 儲 電 氣 ， 二 電 相 觸 ， 乃 發 聲 光 ， 其 聲 謂 之 雷 ， 其 光 謂 之 電 ， 實 一 物 也 … … 故 雷 雨 之 時 ， 勿 倚 高 牆 ， 勿 著 濕 衣 ， 勿 立 樹 下 ， 皆 避 電 之 法 也 。 」 妙 用 古 文 的 對 仗 與 遞 進 的 句 法 ， 解 釋 物 理 與 雷 電 自 保 的 常 識 。
我 最 喜 歡 的 一 章 ， 是 《 共 和 國 教 科 書 新 課 文 》 第 六 冊 的 第 一 課 ， 題 為 「 人 之 一 生 」 ， 課 文 如 下 ﹕
人 之 一 生 ， 猶 一 歲 之 四 時 乎 。 春 風 和 煦 ， 草 木 萌 動 ， 一 童 子 之 活 潑 也 。 夏 雨 時 行 ， 草 木 暢 茂 ， 一 壯 年 之 發 達 也 。 秋 冬 漸 寒 ， 草 木 零 落 ， 則 由 壯 而 老 ， 由 老 而 衰 矣 。 然 冬 盡 春 來 ， 迴 圈 不 已 ， 人 則 老 者 不 可 復 壯 ， 壯 者 不 可 復 少 也 。 語 曰 「 時 乎 時 乎 不 再 來 。 」 願 我 少 年 共 識 之 。
這 是 小 學 高 年 級 的 課 文 ， 今 日 看 來 艱 深 ， 往 日 的 兒 童 以 小 學 畢 業 為 準 ， 課 文 如 老 者 向 少 年 教 誨 ， 讀 之 有 益 。 課 文 寄 託 了 「 天 人 合 一 」 、 人 之 生 老 病 死 與 四 季 的 榮 枯 更 替 一 體 的 儒 家 精 神 ， 更 有 天 地 永 久 而 人 命 有 期 ， 天 人 不 能 合 一 的 悲 嘆 ， 以 老 人 的 口 ♣ ， 勸 喻 少 年 珍 惜 青 春 ， 如 祖 父 囑 咐 兒 孫 。 這 是 真 誠 的 傳 道 啊 。
文 陳 雲
在 鄧 康 延 編 著 的 《 老 課 本 新 閱 讀 》 裏 面 ， 讀 到 〈 老 鼠 開 會 〉 ， 眾 鼠 決 議 為 貓 掛 鈴 鐺 而 無 人 承 擔 任 務 的 童 話 ， 如 見 故 人 ； 讀 到 〈 愛 國 〉 、 〈 用 國 貨 〉 之 章 ， 見 民 國 人 之 急 功 近 利 而 不 明 學 理 ， 讀 到 〈 去 迷 信 〉 之 章 ， 就 見 急 速 現 代 化 而 缺 乏 耐 性 理 解 風 俗 之 狂 妄 。 香 港 之 幸 ， 是 此 地 保 有 民 國 趨 新 之 利 ， 而 無 有 民 國 革 舊 之 弊 。 民 國 熱 ， 在 內 地 熱 了 好 幾 年 ， 老 課 本 也 用 簡 體 字 橫 排 本 的 方 式 重 版 了 ， 我 一 本 都 沒 買 來 看 ， 免 污 吾 目 。 楷 書 直 排 的 民 國 老 課 本 ， 除 了 圖 版 之 外 ， 被 中 共 出 版 法 律 強 制 之 下 ， 換 成 了 簡 體 字 橫 排 本 ， 頓 有 蠻 夷 當 朝 、 河 山 破 碎 之 感 。 鄧 康 延 醉 心 收 集 和 閱 讀 民 國 課 本 ， 他 在 香 港 版 「 補 序 」 說 ， 編 著 的 民 國 老 課 本 得 以 在 香 港 以 正 體 漢 字 直 排 出 版 ， 「 或 許 更 接 近 原 來 的 文 本 氣 息 。 沒 有 意 識 形 態 和 文 化 政 治 運 動 的 割 裂 ， 民 國 的 童 年 和 港 台 的 今 天 ， 在 語 境 上 更 為 接 近 」 。
清 通 的 語 文
民 國 新 舊 交 替 ， 去 古 不 遠 ， 用 的 語 文 也 有 天 趣 。 我 童 年 的 香 港 中 文 教 科 書 已 是 彩 色 革 新 版 ， 但 父 親 和 隔 壁 黃 婆 婆 教 我 在 《 通 書 》 （ 俗 稱 《 通 勝 》 ） 讀 的 《 增 廣 賢 文 》 、 《 朱 子 治 家 格 言 》 等 啟 蒙 讀 物 ， 用 的 白 描 圖 畫 和 楷 書 體 ， 就 如 民 國 老 課 本 。 楷 書 體 ， 用 的 是 唐 朝 歐 陽 詢 的 法 帖 。 這 種 楷 體 ， 台 灣 公 務 機 關 常 用 ， 在 台 北 街 頭 的 毛 筆 招 牌 題 字 ， 舉 目 都 是 。 香 港 殖 民 政 府 部 門 的 題 字 ， 愛 用 宋 楷 刻 印 體 ， 多 了 機 括 ， 少 了 儒 雅 。
民 國 小 學 課 本 無 標 點 ， 靠 字 體 的 起 伏 斷 句 ， 偶 有 押 韻 ， 如 下 面 一 章 ﹕
天 初 晚
月 光 明
窗 前 遠 望
月 在 東 方
這 是 《 新 國 文 》 第 一 冊 第 二 十 九 課 ， 小 學 初 班 的 課 本 。 文 章 靠 字 句 對 仗 斷 句 ， 由 三 字 句 遞 進 到 四 字 句 ， 自 然 隔 斷 ， 毋 須 標 點 ， 符 合 中 文 口 語 的 習 慣 ， 符 合 《 詩 經 》 三 言 、 四 言 交 替 的 古 風 ， 也 承 繼 了 王 朝 時 代 童 蒙 教 本 的 《 三 字 經 》 （ 三 言 ） 與 《 千 字 文 》 （ 四 言 ） 的 章 句 。 「 窗 前 遠 望 」 與 「 月 在 東 方 」 押 韻 ， 以 「 方 」 字 的 平 聲 收 束 。 寫 這 樣 的 課 文 ， 當 時 的 人 是 不 須 太 多 思 索 的 ， 因 為 他 們 童 年 讀 的 就 是 古 書 ， 去 古 不 遠 。
至 於 在 課 文 圖 版 下 面 做 箋 注 的 鄧 康 延 的 文 字 ， 我 讀 了 幾 則 之 後 ， 就 不 想 讀 下 去 ， 多 是 東 施 效 顰 、 狗 尾 續 貂 之 作 。 他 編 撰 老 課 本 ， 並 在 書 後 與 中 共 的 新 課 本 的 課 本 比 對 ， 用 心 良 苦 ， 也 有 懺 悔 與 自 新 之 志 ， 可 惜 中 共 將 國 人 的 性 靈 與 語 言 摧 殘 太 甚 ， 病 入 膏 肓 ， 無 藥 可 救 。 比 如 上 述 一 章 ， 鄧 的 感 言 就 是 ﹕ 「 望 月 的 人 ， 讀 課 本 的 人 ， 百 年 後 再 讀 這 一 課 的 人 ， 可 能 都 會 覺 得 ， 還 是 中 國 的 月 亮 圓 。 難 以 解 釋 ， 最 著 名 的 漢 學 家 能 翻 譯 出 『 雞 聲 茅 店 月 ， 人 跡 板 橋 霜 』 的 味 道 嗎 ？ 有 些 計 量 ， 不 在 眼 ， 在 心 。 」
課 文 是 天 真 爛 漫 ， 不 言 而 教 ， 鄧 先 生 的 解 說 卻 是 遁 入 共 黨 愛 國 主 義 和 東 方 神 秘 主 義 去 了 。 讀 了 ， 就 領 會 中 共 教 出 來 的 人 的 愚 昧 無 知 與 矯 揉 造 作 ， 他 們 再 讀 多 少 民 國 老 課 本 ， 恐 怕 也 救 不 回 來 的 了 。
真 誠 的 傳 道
我 童 年 的 科 學 書 ， 用 的 都 是 淺 白 文 言 ， 也 是 承 繼 民 國 遺 風 。 例 如 「 雷 電 」 一 章 ， 說 「 空 中 之 雲 ， 或 高 或 低 ， 各 儲 電 氣 ， 二 電 相 觸 ， 乃 發 聲 光 ， 其 聲 謂 之 雷 ， 其 光 謂 之 電 ， 實 一 物 也 … … 故 雷 雨 之 時 ， 勿 倚 高 牆 ， 勿 著 濕 衣 ， 勿 立 樹 下 ， 皆 避 電 之 法 也 。 」 妙 用 古 文 的 對 仗 與 遞 進 的 句 法 ， 解 釋 物 理 與 雷 電 自 保 的 常 識 。
我 最 喜 歡 的 一 章 ， 是 《 共 和 國 教 科 書 新 課 文 》 第 六 冊 的 第 一 課 ， 題 為 「 人 之 一 生 」 ， 課 文 如 下 ﹕
人 之 一 生 ， 猶 一 歲 之 四 時 乎 。 春 風 和 煦 ， 草 木 萌 動 ， 一 童 子 之 活 潑 也 。 夏 雨 時 行 ， 草 木 暢 茂 ， 一 壯 年 之 發 達 也 。 秋 冬 漸 寒 ， 草 木 零 落 ， 則 由 壯 而 老 ， 由 老 而 衰 矣 。 然 冬 盡 春 來 ， 迴 圈 不 已 ， 人 則 老 者 不 可 復 壯 ， 壯 者 不 可 復 少 也 。 語 曰 「 時 乎 時 乎 不 再 來 。 」 願 我 少 年 共 識 之 。
這 是 小 學 高 年 級 的 課 文 ， 今 日 看 來 艱 深 ， 往 日 的 兒 童 以 小 學 畢 業 為 準 ， 課 文 如 老 者 向 少 年 教 誨 ， 讀 之 有 益 。 課 文 寄 託 了 「 天 人 合 一 」 、 人 之 生 老 病 死 與 四 季 的 榮 枯 更 替 一 體 的 儒 家 精 神 ， 更 有 天 地 永 久 而 人 命 有 期 ， 天 人 不 能 合 一 的 悲 嘆 ， 以 老 人 的 口 ♣ ， 勸 喻 少 年 珍 惜 青 春 ， 如 祖 父 囑 咐 兒 孫 。 這 是 真 誠 的 傳 道 啊 。
文 陳 雲
Friday 6 April 2012
捍衛繁體字 就是捍衛港文化
全文：【新報】 新報 2012-04-05
新民主同盟西貢區區議員范國威先生，近日在網上發出他的政治宣言—「阻雙非，反自駕，護正體，我係香港人！」
應該看到，回歸至今十多年，儘管每天新聞時間都有洗腦式電視廣告，但香港人對自身的身份認同危機卻越來越深，懷念前朝港英年代的呼聲更是一年更勝一年，在遊行示威中，經常出現港英龍獅旗，反共意識日益飆升，下屆政府若不妥善處理，而以鐵腕強硬壓下來，只會令情況更一發不可收拾。
自駕成政治炸彈
雙非問題，本是法律漏洞問題，政府不堵塞漏洞，而以釋法方式解決，更卸責予提出問題所在的政黨，又混淆單非雙非，只能說是倒行逆施。
至於自駕遊，雖說是中央所贈，但對香港經濟沒有半點益處，更由交通安全炸彈變成政治炸彈，港府理應拒絕，說聲「多謝夾盛惠」。但以現屆政府的處事風格，不可能對中央說不。儘管在民間強烈反彈下，自駕遊計劃「暫時」只推出首階段，即香港車北上廣東，但正如廣東南方電視台名嘴彭彭的呼籲：「廣東半數司機沒有交通意識，要申請來自駕遊的老友，夠膽你就嚟！」
特首應做齊3項
說到正體字，更是關乎文化生死存亡之大義。希特拉的名言不可不忘：「要消滅一個民族，首先要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先消滅承載它的語言；要消滅這種語言，首先先從他們的學校裏下手。」這一招，日本侵華期間用過，中共亦正對粵語地區、吳語地區、藏語地區施展同一招。但正體字是我們連接上至軒轅黃帝氏的溝通橋樑，粵語是最近似古代漢語的雅言，我們捍衛正體字、捍衛粵語，不只是為了香港人的本土文化，更是為了5,000年中華文化，斷不能為了短期的政治和經濟利益，而自斷文化的根。早前將軍澳agnes b. Cafe使用簡體字餐牌，立即觸怒全城，幾成D&G事件翻版，並非我們霸道，而是重視正體字、堅守文化傳承的一次義舉。
阻雙非，是為利益；反自駕，是為保命；護正體，是為文化。如果范議員這3項政治宣言能受到下屆政府的重視，必能提高民望，比落區做騷更得民心。
新民主同盟西貢區區議員范國威先生，近日在網上發出他的政治宣言—「阻雙非，反自駕，護正體，我係香港人！」
應該看到，回歸至今十多年，儘管每天新聞時間都有洗腦式電視廣告，但香港人對自身的身份認同危機卻越來越深，懷念前朝港英年代的呼聲更是一年更勝一年，在遊行示威中，經常出現港英龍獅旗，反共意識日益飆升，下屆政府若不妥善處理，而以鐵腕強硬壓下來，只會令情況更一發不可收拾。
自駕成政治炸彈
雙非問題，本是法律漏洞問題，政府不堵塞漏洞，而以釋法方式解決，更卸責予提出問題所在的政黨，又混淆單非雙非，只能說是倒行逆施。
至於自駕遊，雖說是中央所贈，但對香港經濟沒有半點益處，更由交通安全炸彈變成政治炸彈，港府理應拒絕，說聲「多謝夾盛惠」。但以現屆政府的處事風格，不可能對中央說不。儘管在民間強烈反彈下，自駕遊計劃「暫時」只推出首階段，即香港車北上廣東，但正如廣東南方電視台名嘴彭彭的呼籲：「廣東半數司機沒有交通意識，要申請來自駕遊的老友，夠膽你就嚟！」
特首應做齊3項
說到正體字，更是關乎文化生死存亡之大義。希特拉的名言不可不忘：「要消滅一個民族，首先要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先消滅承載它的語言；要消滅這種語言，首先先從他們的學校裏下手。」這一招，日本侵華期間用過，中共亦正對粵語地區、吳語地區、藏語地區施展同一招。但正體字是我們連接上至軒轅黃帝氏的溝通橋樑，粵語是最近似古代漢語的雅言，我們捍衛正體字、捍衛粵語，不只是為了香港人的本土文化，更是為了5,000年中華文化，斷不能為了短期的政治和經濟利益，而自斷文化的根。早前將軍澳agnes b. Cafe使用簡體字餐牌，立即觸怒全城，幾成D&G事件翻版，並非我們霸道，而是重視正體字、堅守文化傳承的一次義舉。
阻雙非，是為利益；反自駕，是為保命；護正體，是為文化。如果范議員這3項政治宣言能受到下屆政府的重視，必能提高民望，比落區做騷更得民心。
Wednesday 1 February 2012
周保松：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 》
页 》这样走过 》
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
－－作者：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
一
我移民香港﹐22年了。
我是1985年6月30日跨過羅湖橋的。跨過去的時候﹐並沒想過後來種種。現在回過頭來﹐又顯得有點欲說無從。昔日的日記相片書信還在﹐多年來塵封不動。外面正是十年回歸大慶﹐我卻獨坐一室﹐茫然地整理個人的移民史。
20世紀80年代至今﹐有近百萬新移民從中國來港。這百萬人一離開羅湖﹐便好像細流入深海﹐靜默無聲﹐不知那裡去了。再出現的時候﹐往往便是報紙頭條的倫常慘劇主角。這並非事出無因。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新移民”一詞幾乎和社會問題同義﹐常常和家庭暴力﹑騙取社會保障援助﹑貧窮落後等關聯在一起﹐是個不光彩的標記。新移民既是外來者﹐同時又被視為社會問題製造者﹐遂背負雙重的道德原罪。很多人認為﹐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在於將新移民儘快改造成香港人﹐洗去他們舊的次等的不文明的價值﹐接受新的先進的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新移民跨過羅湖橋那一刻﹐便必須承認自己在文化上低人一等。這份深不見底的自卑﹐令新移民不願面對過去﹐更加沒有勇氣在公共空間述說自己的歷史。而手握權力的主流社會﹐不僅沒興趣了解新移民的前世今生﹐甚至有意無意醜化他們的形象﹐漠視他們面對的種種困難和承受的諸多不義。於是﹐新移民這一龐大群體﹐在據說是自由開放的香港﹐形成了某種集體性消聲。
新移民明明無處不在﹐卻又彷彿並不存在﹔明明有話想說﹐卻又無法可說。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文化現象﹐因為香港本身是個移民社會﹐1949年以降﹐歷經幾波的大移民潮﹐目前七百萬人口中﹐真正稱得上“原住民”的﹐少之又少。但在這樣一個移民城市﹐新移民的生存處境和精神狀態﹐卻甚少在公共領域受到關注。兩年前﹐我在報紙發表了一篇短文〈像我這樣的一個新移民〉﹐結果收到很多素不相識的讀者的電話和來信﹐分享他們的移民故事﹐情緒熱切而激動。這教我詫異。那一刻﹐我才知道有多少新移民的鬱結被這個城市壓抑著。他們渴望被聆聽被理解﹐渴望得到別人的肯認和尊重﹐卻往往事與願違。
在過往大部分的新移民討論裡﹐經濟考慮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向度﹐例如新移民對香港人力資源的影響﹐對社會福利造成的壓力等。因此﹐政府最關心的﹐是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令新移民脫胎換骨﹐成為有利於香港經濟發展的勞動力﹐並減少他們對社會福利的依賴。至於新移民作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過去的個體﹐他們在新環境中的實存感受﹐在精神﹑文化﹑家庭各方面遇到的種種困難﹐卻往往被忽略漠視。每當有什麼新移民家庭慘劇出現﹐媒體要麼視其為個別事件﹐要麼循例追究一下政府﹐要求增加多些社工便了事。
1999年12月﹐林婕﹐一個品學兼優的新移民女生﹐不堪在港生活的苦楚﹐在最美好的18歲﹐從高樓一躍而下﹐死後留下這樣的問題﹕“我很費解﹐我到底做錯了什麼﹖難道‘我來自內地’就是我的罪過嗎﹖”林婕的死﹐迫使香港社會作了一點道德懺悔。當時的教育署署長羅范椒芬﹐寫了一封信給全港老師﹐說﹕“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感到十分羞愧﹔對林婕和她的母親﹐我有無限的歉意﹔作為教育署署長﹐我難以想像林婕所遭受的歧視﹐竟然發生在教育界﹑在學校裡。這真是莫大的諷刺。”
林婕用她的生命﹐打破一池死水﹐讓香港社會一瞥新移民的艱難。但池水頃刻回復平靜﹐事件很快便被遺忘﹐社會並沒任何改變。人們其實並不了解﹐又或不願意了解﹐林婕為什麼要死。香港這樣一個“繁榮安定”的社會﹐沒法承受致一個年輕新移民於死地這樣一種集體責任。這和東方之珠的想像﹐有太大的認知和情感上的落差。於是﹐林婕的死﹐遂被視為極少數不能好好適應香港的特例。而萬萬千千的年輕新移民﹐早已安安份份完成改造。
一直以來﹐我也如此相信。以為只是自己改造得不夠快不夠好﹐才做香港人做得如此吃力。20年過去﹐我才開始懂得問﹐為什麼過百萬的新移民﹐會在這個喧嘩的城市失去聲音﹖為什麼林婕要選擇死﹐來表達她對這個據說是東方之珠的城市的憎恨﹖為什麼一次又一次的人倫慘劇﹐總發生在新移民身上﹖我開始意識到﹐不應只是問如何改造﹐而要問為何要這樣改造﹐改造的代價是什麼﹐以及誰去付這些代價。我不知如何回答這些問題。以下我只嘗試從我個人的移民史﹐對這些問題作一些初步的側面的反思。但我必須強調﹐我的經歷﹐不多也不少﹐只是我的個人經歷。每個移民﹐都有自己的移民故事﹐儘管每個人的故事﹐皆無可避免地刻有時代的烙印。
二
1985年6月下旬的某個傍晚﹐我放學回家﹐母親說過幾天便要移民香港。我呆了好一會﹐然後咬著牙﹐說﹐我不去。眼淚跟著便掉下來。
我不願意離開故鄉﹐一個廣東西部偏遠的小縣城﹐因為活得快樂。活得快樂﹐並非因為富有。事實上﹐家裡一直很窮。我出生在農村﹐父母兩家都被劃為地主﹐父親1957年更被打為右派﹐全家備受政治之害。我小時候在農村放牛打魚﹐後來才出到縣城讀書。我那時在讀中學一年級﹐既沒有考試壓力﹐也未懂得為前途擔憂﹐一班同學相處融洽﹐日子過得無憂無慮。我走的時候﹐辦的是停學手續﹐而不是退學﹐因為我相信自己一定會回來。離別那天﹐全班同學到車站相送﹐有人送我一瓶從江中打來的水﹐有人遞我一包學校的泥土。
我能夠移民香港﹐是因為父親早在1981年來港探望幾十年不見的伯父時留了下來。父親1951年加入農業銀行工作﹐為人能幹正直﹐在單位受人敬重。他申請探親時﹐壓根兒沒想過留下來﹐伯父卻苦苦挽留。臨返國內前一刻﹐伯父送了一首詩給父親﹕“扁舟飄忽到桃源﹐車水馬龍別有天。凡心未了留不住﹐他朝徒嘆誤仙緣。”伯父認為香港是桃花源般的仙境﹐希望父親不要回到大陸那樣的人間。幾經掙扎﹐父親終於放下早已收拾好的行李。我後來才體會到﹐對父親來說﹐這是個艱難的抉擇。父親那時正當盛年﹐工資雖然不高﹐但事業發展順利﹐和同事合作愉快﹐工作帶給他很大的滿足感。選擇留下來﹐便等於放棄幾十年的事業﹐由零開始。而他當時在布匹公司做職員﹐一個月工資才1000元﹐減去租金﹐早已所剩無幾。
我出來工作後﹐父親有次和我說﹐考慮職業時﹐一定要選擇有意義﹐能帶給自己滿足感的工作。這番說話﹐說來輕描淡寫﹐卻道盡了他的辛酸遺憾。人到中年而選擇離開故土﹐放棄前半生辛苦累積的工作經驗﹑地位﹑社會關係以至事業追求﹐在不確定的新環境中從新開始﹐代價不可謂不大。不少人認為新移民無論吃多少苦﹐受到怎樣的對待﹐也是值得的﹐甚至應該的﹐因為即使從事最底層的工作﹐甚至領取社會援助﹐收入也較國內高。更重要的﹐這是他們的選擇﹐因此沒有資格抱怨。誠然﹐選擇來的人﹐必有來的理由。而生活在香港的很多好處﹐也是毋庸多言的。但這並不表示﹐香港社會可以用任何方式對待新移民﹐更不表示對於新移民失去什麼和承受什麼可以視而不見﹐因而對他們缺乏基本的理解和尊重。
事實上﹐父親那一輩其實無路可退。他們既不能回到過去﹐卻又無力在新環境中賦予生活新的意義。他們面對的﹐是基本的生存問題。唯一的出路﹐是接受現實﹐胼手胝足努力工作﹐並將所有希望寄託於下一代。他們初到香港﹐普遍存在強烈的自卑感﹐自覺處於社會邊緣﹐而曾經有過的理想和追求﹐只能壓抑於心底深處﹐並隨年月流逝而逐漸淡去。這樣的故事﹐多不勝數。
經過20多年茹苦含辛的工作﹐我們家裡的經濟環境已大有改善﹐父親卻已垂垂老去。即使粗心如我﹐也常常感受到父親的落寞。真正能提起父親興致的﹐是和他談起舊日國內生活種種﹐例如年少的輕狂﹐當年在銀行工作的情況以至農村生活的種種趣事。即使是反右運動和文革時被批鬥的情形﹐父親回憶起來也津津有味。但我從來沒敢問父親﹐香港是否是他的桃花源。2007年6月30日﹐是我來港22周年紀念日。那天我們全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頓飯。我問父親﹐回首過去﹐可曾後悔移民來港。父親沉默良久﹐說﹐看到你們今天活得很好﹐我不後悔。
嚴格來說﹐香港沒有為社會貢獻的概念﹐因為社會只是抽象地指涉單獨的個體在其中追逐利益的場所﹐本身並非一個實體﹐更不是休戚相關的社群。人們得到什麼失去什麼﹐一切歸於個人﹐與社會無關。因此﹐父親只能說為他的子女付出了多少﹐卻不能說為香港貢獻了什麼。家的概念﹐延伸不到那麼遠。或許正因為此﹐對於那些辛苦大半生卻老無所依的老人家﹐我們往往既沒同情之心﹐亦無虧欠之情。
三
未移民之前﹐我對香港的認識﹐來自流行文化。那個年頭﹐香港電視劇剛開始流行﹐〈大地恩情〉﹑〈萬水千山總是情〉一出場﹐便風靡一時。但真正教我們著迷的﹐還數〈大俠霍元甲〉。當時這套劇是晚上九點播放﹐而我們學校的自修課卻要九點才完。因此﹐八時半過後﹐所有課室便會出奇地安靜﹐人人收拾好書包文具﹐蓄勢待發。待鐘聲一響﹐全校幾百人立即蜂湧而出﹐以最快速度跑出校園﹐跳上自行車﹐在街上橫衝直撞﹐直奔家裡。
香港流行曲也開始普及﹐張明敏﹑鄧麗君﹑徐小鳳﹑許冠傑﹑林子祥一一登場。那時候﹐很多同學都有一本歌簿﹐將自己喜歡的流行曲歌詞抄在上面﹐彼此交換﹐下課後一起在走廊引吭高歌﹐又或躲在課室一角獨自吟唱。音樂課上教的那些革命電影歌曲﹐早已乏人問津。我班上有位同學的哥哥看準時機﹐開了一家唱片店﹐專門從香港買回歌星的最新錄音帶﹐然後大量翻錄轉售﹐幾塊錢一盒﹐在小鎮很受歡迎。
但我真正受香港文化“荼毒”的﹐還數武俠小說。我自小沉迷書本﹐尤喜小說神話傳奇﹐小學三﹑四年級時已將《三國演義》﹑《封神榜》﹑《三俠五義》﹑《大明英烈傳》﹑《水滸傳》﹑《鏡花緣》﹑《東周列國志》等一大堆囫圇吞棗地讀完。那時找書不易﹐什麼書都讀。我第一次接觸香港的新派武俠小說﹐是梁羽生的《萍蹤俠影錄》。這本書是當時正在追求我大姐的未來姐夫借我看的﹐我之前對梁羽生一無所知。誰知書一上手﹐便放不下來。我不眠不休﹐兩天便將書讀完。我至今仍記得﹐看完後我走上天臺﹐眼前暈眩﹐心中悵惘失落﹐書中主角張丹楓和雲蕾的影子揮之不去﹐只想盡情大叫。在我的閱讀史中﹐那是一個分水嶺。我的近視﹐也因此加深﹐但當時卻無眼鏡可配﹐上課時總看不清楚老師在黑板上寫些什麼﹐結果影響了昇中學的考試成績。
接著下來﹐我發現一本叫《武林》的月刊﹐正在連載金庸的《射雕英雄傳》﹐那更把我弄得心癢難熬。很可惜﹐不知什麼緣故﹐連載幾個月後便停了﹐而我卻像吸毒者一樣﹐對武俠小說上了癮﹐在鎮上四處打探何處有梁羽生和金庸。上了中學﹐一位同樣是小說迷的高年級同學告訴我﹐鎮上某處有武俠小說出租﹐但一定要熟人介紹。出租室有點神秘﹐屋內黑沉沉的﹐書架上排滿了金庸﹑梁羽生﹑古龍的作品﹐全是繁體字版﹐封面用牛皮紙包著。那個時代不如今天開放﹐出租港臺圖書還相當顧忌。租書除了十元按金﹐租金要兩角一天。這是相當貴了。當時租連環圖才兩分錢一本﹐而我一個月也不過幾元零用錢。但那真是一片新天地。為了省錢﹐我必須每天看完一本。我於是學會繁體字﹐也學會蹺課﹐甚至學會一邊騎車一邊看小說。在別人專心上課時﹐我偷跑到學校後山的橡樹林﹐在午後陽光和聒耳蟬聲中﹐沉醉在俠骨柔情和刀光劍影的世界﹔在夜闌人靜時﹐我抱著書偷偷跑到公共廁所﹐藉著昏黃微弱的燈光﹐與郭靖黃蓉楊過小龍女同悲同喜。
金庸和梁羽生的小說﹐除了功夫愛情﹐同時呈現了一個價值世界。對是非黑白的堅持﹐對弱者的同情﹐對朋友的道義﹐對承諾的重視﹐對民族的熱愛﹐是這些小說不變的主題。當讀者全情投入小說情節時﹐也不自覺地接受了背後的價值。可以說﹐武俠小說除了帶給我無窮的閱讀樂趣﹐也無形中影響了我的思想和情感。說來有點好笑﹐我在蹺課中完成了另類的人格教育﹐而我對此卻毫不知情。
我們是受香港文化影響的第一代。當時雖已開放改革幾年﹐整個社會仍頗為封閉落後。歷年政治運動磨盡了所有人的理想和熱情﹐90年代全面資本主義的時代仍未到來﹐人人處於精神極度饑渴﹐卻不知出路在哪的躁動狀態。香港的電視劇﹑電影﹑流行曲和文學的傳入﹐正好滿足了這種需要。香港文化商品最大的特色﹐是使人歡愉。它沒有什麼政治道德說教﹐卻能深深打動我們的情感。鄧麗君的中國小調﹐〈大地恩情〉的鄉土情懷﹐金庸小說的俠義精神﹐甚至張明敏的〈我是中國人〉﹐著實滋潤了我們的心靈。儘管如此﹐我對香港並沒多大嚮往。父親去了香港以後﹐家裡的生活慢慢有了改善﹐開始有了電風扇﹐黑白電視和卡式錄音機﹐我間或也會向同學炫耀一下父親帶回來的斑馬牌原子筆。但很奇怪﹐我從沒想過要成為香港人。香港彷彿是個遙遠得和我沒有任何關係的世界。
四
抵達香港那天﹐最初迎接我的﹐是深水埗地鐵站的北河街鴨寮街出口。當年的鴨寮街﹐和今天一樣熱鬧擠擁。舊攤檔滿地﹐叫賣聲盈耳。我和媽媽緊緊跟著父親﹐拖著行李﹐一步一步在人群中穿過。抬頭上望﹐只能隱隱見到天空的一抹藍。
我們住的地方﹐是北河街一個單位的板間房。這是一幢非常殘舊的“唐樓”﹐只有四百多平方尺﹐住了三戶人家﹐大家共用一個廚房和廁所。板間房再分為兩層﹐父母住下層﹐我住上層﹐算是個閣樓。閣樓沒有窗﹐晦暗侷促﹐人不能站直﹐得彎著腰才能在茶几上讀書寫字。躺在床上﹐天花板好像隨時會塌下來。
初來的一年﹐日子難過。我當時有寫日記的習慣。最近重讀﹐發覺1985年7月7日寫下這樣的感受﹕“離回家還有358天。 今天簡直快要瘋了﹐真想偷渡回故鄉去。這幾天簡直度日如年。”然後是7月8日﹕“我真後悔自己來香港﹐現在要我死也願意。”這樣的情緒﹐整本日記隨處可見。那時打長途電話很不方便﹐只能和故鄉的朋友通信。生活的最大寄託﹐便是等信和寫信。郵差每天派信兩次﹐分別是早上十時和下午四時。我每天起來﹐臉未洗牙未擦﹐第一件事便是跑到樓下看信箱。有信﹐便滿心歡喜﹐讀完又讀。沒信﹐便心裡失落﹐只好不安地期待下午的到來。那一年﹐我寫了好幾百封信。
新移民最難適應的﹐也許並非居住環境惡劣﹐而是“生活世界”的突然轉變。生活世界是個複雜的意義系統﹐包括我們的語言﹑傳統﹑價值﹑人際關係﹐以至日常的生活方式等。只有在這樣的系統裡﹐我們才能確定自己的身份﹐理解行動的意義﹐並肯定生活的價值。如果我們由小至大活在一個穩定的世界﹐我們根本不會意識到它的存在﹐因為一切皆顯得理所當然。只有當我們由一個世界急速轉換到另一個世界﹐而兩者又有根本斷裂時﹐人才會深刻感受到無家的失落。
來港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活在這種疏離感中。表面上﹐我很快便適應下來﹐語言﹑讀書﹑生活各方面﹐雖有困難﹐卻都能應付。但在內心﹐卻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是香港人﹐更不知日後的路該如何行。走在街上﹐覺得所有人和自己一點關係也沒有﹔回到家裡﹐躺在黑暗的閣樓﹐腦裡只有昔日的回憶﹔看到中國和香港的運動員比賽﹐我會為中國隊打氣。而每次返回國內﹐我便有種著地的感覺。即使去北方旅行﹐碰到素不相識的人﹐我也有著難言的親切。這種割裂﹐使我長期處於一種孤獨狀態。伴隨這種心境﹐我沉迷的不再是武俠小說﹐而是李煜﹑李清照﹑柳永那些憂傷的長短句。
讀到中學四年級﹐我的迷惘更甚﹐變得極度憂鬱孤僻。為求出路﹐我開始找老師討論人生的意義﹐跟同學去基督教會聽福音﹐甚至胡亂找些佛學書來讀。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某天放學後﹐夕陽斜照﹐我站在彌敦道和界限街交界的安全島﹐看著川流不息的汽車和匆匆的人群﹐突然覺得完全無力再行下去。我軟弱地斜靠在欄杆上﹐看著紅燈轉綠燈﹐綠燈轉紅燈﹐人動也不動﹐茫然四顧﹐不知何去何從。
苦悶的時候﹐我喜歡一個人在深水埗遊蕩。深水埗是窮人聚居之所﹐密密麻麻的唐樓又殘又舊﹐街道也亂糟糟的。那時南昌街中間仍是店鋪林立（後來拆了﹐變成現在的休憩公園）﹐石硤尾街的天光墟（在天剛亮時將東西放在地上擺賣﹐故有此名）也在﹐黃金商場周圍還有無數的流動熟食小販﹐再加上福華街﹑福榮街﹑長沙灣道的時裝批發店﹐北河街菜市場和鴨寮街的舊物和電器攤檔﹐令深水埗成了個無所不包的大市集。在這裡﹐你會見到蛇王在街頭當眾用口咬斷蛇頭﹐隨即挑出蛇膽﹐給客人和著酒一口喝下去﹔會見到櫃檯高高﹐令人望而生畏的老當鋪﹔當然還有琳瑯滿目﹐堆積如山的色情雜誌。
我最喜歡的﹐還是到鴨寮街淘書。鴨寮街並沒書店﹐“收買佬”只是將收回來的書和其他雜物﹐隨意堆在一起。要挑書﹐便要不怕髒﹐而且得有耐性。我在那裡淘到最多的﹐是小說散文﹐但也找到一套三冊馬克思的《資本論》﹐ 唐君毅的《哲學概論》和梁啟超的《飲冰室全集》等。後來讀大學時﹐我甚至在那裡用十元買到最近逝世的美國哲學家羅蒂（Richard Rorty）的成名作《哲學與自然之鏡》英文版。
住得久了﹐我便慢慢感受到深水埗的貧窮。我家的居住環境﹐還不算最惡劣。更差的﹐是那些住在“籠屋”的人﹐幾十人擠在一個單位﹐每人只有一個鐵籠般大小的床位。1990年12月南昌街籠屋大火﹐導致6人死亡﹐50多人受傷﹐人們才知道香港仍有那麼多人居住在那樣的非人環境。張之亮當年拍攝的〈籠民〉﹐便是以此為題材。深水埗也有許多老無所養的獨居老人﹐天一亮便坐滿街角的小公園﹐有的在下棋打牌﹐有的在發呆。新移民也不少。只要在街上轉一圈﹐什麼口音都可以聽到。父母後來搬了兩次家﹐卻始終沒離開過這區﹐而我每次回家﹐依然喜歡在深水埗鬧市散步。
五
1985年9月﹐我入讀大角咀福全街的高雷中學。父親為我讀書的事﹐四處奔走﹐卻一直苦無頭緒﹐最後只好選擇這所自己同鄉會辦的學校﹐由中學一年級讀起。嚴格來說﹐這不算一所完整的中學。學校在一幢工廠大廈二樓﹐樓下是售賣五金鋼鐵的店舖﹐噪音不絕於耳。學校除了幾個課室﹐沒有任何設施。課程只辦到中三﹐中四以後學生便要另選他校。
學校離家不遠﹐步行15分鐘便到。第一天上學﹐我發覺全班50多人﹐有七成是像我這樣剛到的新移民﹐以廣東和福建為多﹐但也有更遠的。大家一開口﹐便察覺人人鄉音不同。我們很快便混得很熟。從一開始﹐我便喜歡這班同學。他們純樸善良﹐彼此友愛沒機心﹐而且回憶起國內生活種種﹐大家總會說個不停。平時下課後﹐我們會聯群結隊去踢足球﹐在遊戲中心流連﹐到桌球室找樂﹐周末甚至試過一起去大角咀麗華戲院享受三級片早場的刺激。我們有心讀書﹐卻不知從何學起。學習環境實在太差﹐學生程度又參差不齊﹐老師難以施教。我們渴望融入香港社會﹐卻不知從何做起。我們對香港的歷史文化一無所知﹐父母教育水平又普遍偏低﹐更要日以繼夜工作﹐對我們是愛莫能助。我們好像活在一個隔離的世界﹐自生自滅。
開學不久﹐我們便一起去工廠做兼職。事緣有位同學的父親﹐在製衣廠專門負責穿褲繩（俗稱褲頭帶）的工序﹐方法是用鐵針將尼龍繩由短褲一端貫穿到另一端。由於工作多得做不完﹐同學便叫我們下課後去幫忙。工資按件計﹐一條一毫。如果熟手﹐一小時大約可賺到八元。工作本身極單調﹐但幾位朋友一起﹐加上工廠可聽收音機﹐不算特別苦悶。
我後來在工廠認識了一位負責牛仔褲包裝的判頭阿卓。由於他給的工資較高﹐而且工作較多﹐於是我和一位外號叫“大隻廣”的朋友便過去跟他。阿卓和好幾間製衣廠有協議﹐那裡要人便去那裡﹐因此我們有時在大角咀﹐有時在長沙灣和葵涌。包裝是整個成衣生產流程最後一道工序﹐相當複雜﹐包括貼商標﹐摺疊﹐入膠袋﹐開箱封箱﹐以及用膠帶機將箱紮好。由於出口訂單有時間性﹐廠方往往要我們一兩天內完成大量包裝﹐非常消耗體力﹐而且有時要加班到深夜﹐不是易做的工作。
大隻廣是恩平人﹐比我大兩歲﹐人有點俠氣也有點流氓氣﹐好抱不平﹐喜飲酒抽煙﹐平時三句有兩句是粗口﹐上課常常和老師作對﹐是我們這群同學的核心。我和他性格不同﹐卻很投契。他的數學很好﹐英文卻很差﹐所以讀了半年﹐已經對讀書失去興趣。有次我們在葵興下班﹐已是晚上11點﹐天下著小雨﹐我倆不知為什麼抬起槓來﹐誰也不讓誰﹐結果決定一起步行回深水埗。那一夜﹐我們沒有傘﹐卻不畏雨﹐一邊健行一邊笑談彼此的夢想﹐回到家時已是深夜一點﹐嚇壞了在家久等的父母。當時說過什麼早已忘了﹐但那份對未來的豪情﹐卻長留在心。1986年夏天﹐我領到回鄉證後﹐便和大隻廣聯袂返回故鄉﹐會合我的幾位同學﹐一起坐火車去桂林旅遊。我們在漓江暢泳﹐在桂林街頭放肆高歌追逐﹐在陽朔回味劉三姐的山歌﹐快意非常。
大隻廣讀完中三﹐便輟學回家幫父親做些中藥轉口的小生意﹐中間賺過一些錢﹐並請我們一班同學去鯉魚門嚐過海鮮。後來聽說他生意不景﹐又迷於賭博﹐以致欠下鉅債而要避走大陸。再後來﹐便沒了音訊。我們的老闆阿卓﹐好幾年後聽說原來是個偷渡客﹐遭警方發現﹐坐完牢後也被遣返國內。我們工作過的製衣廠﹐早已一一搬到國內﹐工廠大廈則被推倒重建為幾十層高的豪宅。至於我那群新移民同學﹐絕大部分讀完中三或中五後便出來工作﹐最多是到髮型屋做學徒。就我所知﹐能讀上大學的﹐不足三人。而我讀完二年級後﹐便透過考試轉到何文田官立中學做插班生。
六
1987年轉校後﹐我的生活起了變化。最大的不同﹐是大部分同學都是本地出生﹐而我的鄉音﹐便間或成了同學的笑柄。那談不上是歧視﹐但卻時時提醒我和別人的差異。這還只是表面的差異。我很快便意識到﹐我和我的香港同學﹐其實活在兩個世界﹐因為彼此的成長經歷完全不一樣。例如我從不看卡通片﹐也不喜歡漫畫﹐更不熱衷電子遊戲。但這三樣東西﹐卻是香港大部分男生的至愛。結果一年不到﹐我最熟絡的朋友﹐又變成學校中的新移民同學。
我們那一屆四班同學中﹐大概有一成多是新移民。這些同學和高雷的有些不同。他們早來幾年﹐很多從小學讀起﹐因此較易適應香港的生活﹐而且何官是所不錯的學校﹐學生自信心較強﹐也有較高的自我期望。他們很多喜歡看課外書﹐較為關心政治時事﹐甚至會坐下來認真討論一些人生哲理問題。中四那年﹐我和幾位同學成立了一個讀書小組﹐定期討論時事﹐並自資手寫出版一本叫《求索》的刊物﹐取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之意。校長有點擔心﹐派了一位老師在我們開會時前來旁聽輔導﹐刊物內容亦需老師過目。我當年寫了一篇文章﹐批評很多人棄香港而移民他國是不應該的﹐結果被勸導不要發表。
1988年夏天﹐我和國內一位同學﹐從廣州坐火車去北京旅行。我自小喜歡中國歷史﹐加上受武俠小說影響﹐對中國名山大川早已嚮往。旅費是兼職賺回來的﹐不用父母操心。只是到現在我也不太理解﹐我當時年紀那麼小﹐為什麼父母會放心讓我這樣去闖蕩。我們去天安門看了昇旗禮﹐瞻仰了毛澤東的遺體﹐還登上了長城。玩完北京﹐我們再坐火車下江南。印象最深的﹐是我這個南方人第一次在火車上見到極目無山的華北大平原。我倚在窗口﹐敞開衣裳吹著風﹐“隨身聽”播著齊秦的〈狼〉﹐看著夕陽在天邊被地平線徐徐吞噬﹐天地蒼茫﹐美不可言。
三個星期後﹐當我從杭州坐火車回到廣州﹐對中國有了很不同的感受。除了遊覽名勝古蹟﹐我更近距離觀察了不同地方不同老百姓的生活﹐尤其是在長途的硬座火車旅程中﹐我從其他乘客口中聽到許多聞所未聞的故事﹐了解國內人生活的艱辛。在旅途上﹐當別人問我從那裡來時﹐我總說廣東﹐卻不願說自己是香港人。這有安全的考慮﹐但我心底的確希望像他們一樣﹐都是中國人。不同省份的人走在一起﹐讓我有種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感覺。我喜歡那種感覺﹐但對別人對自己來說﹐香港卻好像在四海之外。
從北京回來不夠一年﹐六四事件便發生了。1989年5月﹐在學校默許下﹐我在課室率先張貼了支持學生運動的標語﹐接著參加了幾次大遊行﹐天天看報紙追新聞﹐沉浸在大時代的亢奮中。六四那一夜﹐我一個人坐在漆黑的家中﹐看著沒有畫面的電視﹐聽著身在北京的記者電話中傳來的密集槍聲﹐一夜未眠。其後18年﹐只要在香港﹐六四夜我都會去維多利亞公園﹐和幾萬人一起點亮燭光﹐悼念那死去的英靈。
六四事件是我的移民史的分水嶺。六四前﹐我沒想過要在香港落地生根﹐總想著終有一天會回去。那幾年﹐我讀了不少文學作品﹐例如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戴厚英的《人啊﹐人﹗》﹑蘇曉康的《自由備忘錄》等﹐對1949年後的歷史多了一些認識﹐但對中國的未來依然充滿信心。我仍記得﹐1988年國內有一套紀錄片叫《河殤》﹐中央電視臺拍攝﹐探討的便是中國應往何處去﹐引起海內外很大爭論。教協辦了一次播映會﹐一次過播完六集。我一個人去看了。當看完最後一集《蔚藍色》﹐步出教協時﹐我心內激動﹐深信中國只要繼續改革開放﹐一定可以告別傳統﹐並與象徵西方的蔚藍色文明融合﹐振興中華。六四後﹐我有種強烈的無家可歸的失落。本來那麼崇拜的國家﹐本來那麼尊敬信賴的領導人﹐一夜之間卻變得如此猙獰如此陌生﹐誰還敢認同那是自己的家﹖﹗悲劇過後﹐政治的殘酷和暴力的可怖﹐在我和我那一代很多人身上﹐留下一道難以磨滅的傷痕。回去已無可能﹐也無能力再度移民﹐留在香港﹐便成了沒有選擇的選擇。要安頓下來﹐第一件事便是要全心接受香港的價值觀﹐好好做個香港人。
七
當時我並不十分清楚這種轉變的後果。但會考過後﹐在對於報讀大學什麼學系一事上﹐我經歷了一次難忘的試煉。我一直的志願是中文系﹐因為這是我最喜歡﹐也讀得最好的科目。我那時已試過投稿報紙的文藝版﹐也參加過一些徵文比賽得過獎。我特別崇拜劉賓雁﹐希望將來也能做個報告文學家。可是家裡及老師卻主張我報讀最熱門的工商管理﹐理由當然是日後的前途考慮。如果我堅持﹐家裡大抵也會尊重我的意願。但我自己也猶豫了。我當時的成績﹐是學校最好的幾個﹐因此並不太擔心錄取的問題。我的困擾﹐在於我當時認為這是兩種價值觀﹐兩種不同人生道路的抉擇。如果我選讀工商管理﹐便意味著我日後會在商界工作﹐以賺錢為人生最高目標﹐並放棄自己喜歡的文學和歷史﹐當然更不會有時間寫作。如果我本身很喜歡商業管理﹐很崇拜那些億萬富豪﹐問題倒不大﹐畢竟人生總要有所取捨。但由小至大的讀書薰陶﹐令我並不怎麼嚮往那種生活。金庸筆下的大俠﹐中國歷史中的英雄﹐五四時期的作家﹐才是我欣賞的人物。
我被這個問題深深折磨﹐以至寢食難安。我請教過不同老師﹐所有老師都說﹐理想是當不得飯吃的﹐人最終要回到現實。然後我又發覺﹐過去幾年校內成績最好的同學﹐都進了工商管理學院。他們告訴我﹐如果我選讀了自己喜歡卻不熱門的學科﹐很可能會後悔﹐因為香港是個商業社會﹐畢業後還是要在市場上和人競爭。他們好像很有道理﹐於是我這樣說服自己﹕既然我以香港為家﹐便應努力做個成功的香港人﹐而成功的香港人﹐當然是像李嘉誠那樣能賺很多錢的人。要賺很多錢﹐自然要熟悉商業社會的運作﹐並在激烈的競爭中擊敗別人﹐一步一步向上爬。而要有這種競爭力﹐理應從大學做起。我被自己說服﹐最後亦如願入讀中文大學的工商管理學院。
這次抉擇﹐對我是一種挫折﹐也是一種解脫。我好像放棄了一些自己很珍惜的東西﹐好像作了某種屈服﹐但我也安慰自己﹐以後再不用為這個問題困擾﹐可以安心做個成功的香港人。事實並非如此。入了中大以後﹐我才知道自己根本不適合工商管理。這和性情及志趣有關﹐也和大學的經歷有關。我一進大學﹐便參加了《中大學生報》﹐積極參與學生運動﹐關心校政也關心香港和中國的未來﹐那種生活和商學院的氛圍﹐自是格格不入。而我在一年級時選修了哲學系陳特先生的課﹐自始步入哲學的門檻﹐開始認真思考一些困惑已久的人生哲學問題。結果在大學頭兩年﹐我又一次面對人生何去何從的掙扎。那種糾纏﹐極其累人﹐不足為外人道。最後﹐在大學三年級﹐我決定轉系﹐讀我喜歡的哲學。轉系那天﹐陳特先生面試我﹐問我會不會後悔﹐我說不會﹐但其實我一點也不知道在香港讀哲學﹐到底有什麼出路。
如果我的掙扎﹐只是我的個人問題﹐那並沒有什麼特別。實情卻非如此。在我認識的朋友中﹐考試成績最好的一批﹐當年幾乎都選擇了商學院﹐理由也差不多。這種情況在今天的香港﹐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容我武斷點說﹐香港的大學生﹐很少是為興趣和夢想而讀書的。大部分像我一樣﹐在未開始尋夢之前﹐已被現實壓彎了腰﹐少年老成﹐放棄實現理想和活出自我的機會﹐很快便順從社會設下的框框﹐走著一條非常相似的路。如果我們同意英國哲學家穆勒（J. S. Mill）的觀察﹐人類並不是機器模塑出來的一式一樣的東西﹐而是各有個性的獨立生命﹐並在快樂的來源﹑對痛苦的感受﹐以及不同能力對人們所起的作用上有著鉅大差異﹐那麼便很難不同意他的結論﹕“除非在生活方式上有相應的多元性存在﹐他們便不能公平地得到屬於他們的幸福﹐也不能在精神﹑道德及審美方面成長到他們的本性所能達到的境界。”（《論自由》）
到底是什麼力量﹐令這個城市一代又一代優秀的年青心靈﹐即使曾經有過掙扎﹐最後也不得不妥協﹐放棄發展自己的個性和追求屬於自己的幸福﹖而這對一個城市來說﹐是健康的嗎﹖
要在香港行一條不那麼主流的路﹐同時又能肯定自己﹐的確很難。香港表面上很多元﹐住得久了﹐便會發覺它的底層有個相當單一強勢的價值觀。過去幾十年﹐香港逐步發展成為一個繁華先進的資本主義城市﹐亦令整個社會接受了一套根深柢固的意識形態﹕崇尚市場競爭﹐擁抱個人消費主義﹐以追求效率﹑發展和無止境的財富增長作為個人事業成功和社會進步的唯一標準。在市場中﹐決定一個人成敗得失和社會地位的﹐是他的經濟競爭力。因此﹐在一個高揚“小政府大市場”的社會﹐每個人由一出生開始﹐便被訓練打造成為市場競爭者。競爭的內在邏輯﹐是優勝劣汰。市場中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關係﹐是對手的關係﹐是工具性的利益關係﹐而不是任何休戚與共﹐同舟共濟的合作關係。每個人都是孤零零的個體。競爭中的失敗者﹐沒有尊嚴可言﹐更沒資格說應得什麼﹐有的最多只是勝利者給予的有限度施捨和同情。
香港是這樣純粹的一個經濟城市﹐人人以此為傲。君不見﹐回歸十年一片歌功頌德中﹐經濟成就不就是它唯一的賣點﹖﹗要令這個神話延續﹐社會便必須更有效地培養出更多更純粹的經濟人﹐並透過各種方式﹐強化這種價值觀的合理正當。但判斷一個城市是否合理公正的其他向度，卻往往被忽略，甚至被壓制了。
嚴格來說﹐香港仍說不上是個現代政治城市﹐因為現代政治的基石﹐是肯定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公民﹐享有一系列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政治權力的正當性，必須得到人民的認可接受。很可惜，政治平等仍然離香港十分遙遠。而在「小政府大市場」的指導原則下，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以致數以十萬計公民活於貧窮線之下的事實，也得不到社會真正的重視。社會公義從來不是香港政府的議題。
香港也算不上一個文化城市﹐因為文化城市的基本理念﹐是肯定文化生活作為相對獨立的領域﹐有其自身的運作邏輯和審美標準﹐文化活動有其自足的內在價值﹐而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的工具。但在過去兩年種種有關歷史保育和文化發展的討論中，我們卻看到，整個社會是如何的缺乏文化想像和文化底蘊。香港非常有效率也非常富裕，但我們卻不知道，一種相應的屬於這個城市，屬於每個公民的豐富而多元的文化生活，該是何種模樣。我們很懂得將所有東西折算為金錢，因此海景有價，歷史建築有價，土地有價，但我們並沒想過，那些無聲無息地流失的難以用金錢衡量的歷史情感記憶，同樣值得這個城市好好珍惜。問題並不在於如何平衡取捨，而在於很多價值根本未曾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之中，連取捨都談不上。我們往往是工具理性的巨人，價值理性的侏儒。
以上所談的三種城市性格﹐是有內在張力的。香港要成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和文化城市﹐便必須尋找其他的價值資源﹐開拓我們的視野，豐富我們對美好人生和公正社會的想像，而不能只從單向度的經濟人的觀點看待世間萬事。但就我觀察﹐這套市場至上的價值觀﹐近年變本加厲﹐不斷被強化神化﹐並以各種方式滲透複製到生活其他領域﹐牢牢支配社會發展和我們的生活。明乎此﹐香港很多看來荒誕之事﹐才變得易於理解。以母語教育為例。我們應知道﹐母語教育對學生的心智成長﹑創造力﹑人格培養﹐以至對所屬傳統文化的認同等﹐有利而無害。但中文在香港的中學和大學﹐卻一直被視為次等語言。為什麼呢﹖因為據說母語教育會使學生英文水平下降。而英文水平下降﹐最大問題不在於學生無法有效學習知識或接觸英語文化﹐而在於影響學生的謀生能力，從而影響香港的經濟競爭力。對學生來說﹐語言是﹑也僅僅是謀生的工具﹔對社會來說﹐學生是﹑也僅僅是經濟發展的工具。至於外語教學會否影響學生的心智成長﹐打擊他們的自信心和求知欲﹐窒礙他們批判性思維能力的發展﹐以至限制他們成為積極關心社會的公民﹐卻很少受到重視。又例如香港的民主發展。香港既得利益集團反對加快民主步伐的主要理由﹐據說是因為這樣做會導致福利社會﹐而福利社會則有礙經濟發展云云。亦因此故﹐面對愈來愈嚴重的貧富懸殊﹐大家也認為只要不影響社會繁榮安定便沒問題。至於那些處於弱勢的公民﹐是否享有公平的平等機會﹐是否得到政府同樣的關懷和尊重，以至香港的財富分配制度是否合理﹐卻從來不曾浮出水面，引起什麼大的爭論。
無疑﹐我們可以從不同角度描述香港的城市性格﹐以及呈現這種性格的香港人。但在我的生活經驗中﹐體會最深感觸最大的﹐便是這種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對人的宰制。它的力量如此強大﹐影響如此深遠﹐以致成為我們日用而不知的各個生活層面的價值規範﹐使得我們難有空間和資源，去想像這個城市和個人生活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可能。要做一個成功的香港人﹐首先便要將自己打造成純粹的經濟人。就此而言﹐界定香港人身份的﹐並不繫於一個人的語言文化﹐又或出生地﹐而在於你是否真心誠意接受這樣的一套價值觀。
但就其本性而言﹐人並不只是純粹的經濟人。除了殘酷競爭和市場價值﹐人還有其他需要。人還需要愛﹐需要家庭和友誼﹐需要共同的社群生活﹐需要別人的尊重和肯認﹐需要活得有意義﹐需要政治參與和文化滋潤﹐還需要自由和公正。這些需要﹐是活得幸福很重要的條件﹐但卻往往和單向度的經濟人的理念不相容。道理很簡單。如果我們在生活中﹐只視所有人為滿足自己利益的工具﹐我們便無法享受到真正的友誼和愛﹐因為友誼和愛包含了承諾和犧牲﹔如果生活只是一場無止境的競爭﹐我們的心靈便永遠無法安頓﹔如果我們視自身只為孤零零的自足的個體﹐我們便難以感受社群生活的好；如果人與人之間處於極度不平等的境況，弱勢者便無從肯定自身的價值和尊嚴。
即使一個在香港出生的人﹐只要你不接受自己是純粹的經濟人﹐在生命的不同時刻 — 尤其面對抉擇時 — 內心一樣會烽煙四起﹐承受難以言狀的痛苦﹐一樣會對這個城市有某種生活在他鄉的疏離。你愛這個城市﹐卻又覺得它並不真正屬於自己﹐因為主宰這個城市的根本價值﹐和你格格不入。個體如此卑微﹐既改變不了城市分毫﹐卻又不得不在此生活下去﹐遂有無力和撕裂。你最後往往別無選擇﹐只有屈服﹐向這個城市屈服。
那麼多年來﹐我目睹父母親一輩﹐在沒有任何選擇下﹐被迫放下生命其他價值﹐將自己變成徹底的經濟動物﹐努力撫養我們成人﹔我目睹很多同輩的新移民朋友﹐由於欠缺這個社會要求的競爭力﹐又不能從政府和社會中得到適當支援﹐被迫過早進入勞動市場﹐成為社會最低層的勞工﹔我目睹更多的﹐是那些有理想有能力對社會有關懷的朋友﹐大學畢業後雖然多番堅持﹐最後還是不得不棄守曾經堅持的信念。在繁榮安定紙醉金迷的背後﹐我無時無刻不感受到﹐一個個獨立生命為這幅圖像付出的代價。當然﹐更加悲哀的﹐是我們看不到這些代價﹐不願意承認這些代價﹐甚至謳歌這些代價。
我不知道出路在哪裡。不要說整個社會﹐即使在個人生活層面﹐也是困難重重。但我並不過度悲觀。在1989年百萬人支援北京的民主運動裡﹐在其後年年數萬人出席的六四燭光晚會裡﹐在2003年50萬人的七一大遊行裡﹐在這兩年一波接一波要求保護文物古蹟﹐反對發展至上的社會運動裡﹐在很多朋友於每天平凡細微的生活中努力不懈活出自我和堅持某些人文價值裡﹐我看到力量。我相信﹐當公民社會愈趨成熟﹐累積的文化資源愈加豐厚﹐並對主流制度和價值有更多反思批判時﹐我們這個城市是有可能變得更加好的。或許，香港在回歸二十年或三十年後，我們會不再只為我們擁有的財富而自豪，同時也為它是一個民主、公正、體面、有文化的偉大城市而自豪。
當我一開始以這種角度﹐這種心態去理解自身和關心香港的時候﹐我的新移民史便告一段落。我是以一個香港公民的身份﹐關心這個屬於我的城市。我身在其中﹐無論站得多麼邊緣。
八
林婕死去的時候﹐才18歲。她在遺書中﹐說﹕“我很累﹐這五年來我憎恨香港﹐討厭香港這個地方﹐我還是緬懷過去13年在鄉間的歲月﹐那鄉土的日子。”林婕選擇離開的時候﹐已來香港五年﹐並由最初的鄉村小學轉讀一所一級中學﹐品學兼優﹐全班考試名列前茅﹐家裡也住進了公共房屋。我曾不只一次想過，如果林婕仍然在生，今天會是如何模樣。
很多人無法理解﹐為什麼林婕會如此憎恨天堂一樣的香港﹐為什麼會覺得做一個香港人那麼累﹐以至如此決絕地一死以求解脫。這種不解的背後，也許正正隱藏了無數新移民說不出的辛酸故事。說不出，並不在於香港沒有說的自由，而在於沒有那樣的平台，沒有那樣的聆聽者，甚至更在於新移民在香港這樣的社會，實在難以有足夠的力量和自信，好好地理解和接受自己，好好地肯定自己，好好地做一個香港公民。
香港每天有150個大陸新移民﹐每年有54750人﹐十年便有547500人。他們是人﹐是香港的公民﹐也是香港的未來。
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
－－作者：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
一
我移民香港﹐22年了。
我是1985年6月30日跨過羅湖橋的。跨過去的時候﹐並沒想過後來種種。現在回過頭來﹐又顯得有點欲說無從。昔日的日記相片書信還在﹐多年來塵封不動。外面正是十年回歸大慶﹐我卻獨坐一室﹐茫然地整理個人的移民史。
20世紀80年代至今﹐有近百萬新移民從中國來港。這百萬人一離開羅湖﹐便好像細流入深海﹐靜默無聲﹐不知那裡去了。再出現的時候﹐往往便是報紙頭條的倫常慘劇主角。這並非事出無因。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新移民”一詞幾乎和社會問題同義﹐常常和家庭暴力﹑騙取社會保障援助﹑貧窮落後等關聯在一起﹐是個不光彩的標記。新移民既是外來者﹐同時又被視為社會問題製造者﹐遂背負雙重的道德原罪。很多人認為﹐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在於將新移民儘快改造成香港人﹐洗去他們舊的次等的不文明的價值﹐接受新的先進的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新移民跨過羅湖橋那一刻﹐便必須承認自己在文化上低人一等。這份深不見底的自卑﹐令新移民不願面對過去﹐更加沒有勇氣在公共空間述說自己的歷史。而手握權力的主流社會﹐不僅沒興趣了解新移民的前世今生﹐甚至有意無意醜化他們的形象﹐漠視他們面對的種種困難和承受的諸多不義。於是﹐新移民這一龐大群體﹐在據說是自由開放的香港﹐形成了某種集體性消聲。
新移民明明無處不在﹐卻又彷彿並不存在﹔明明有話想說﹐卻又無法可說。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文化現象﹐因為香港本身是個移民社會﹐1949年以降﹐歷經幾波的大移民潮﹐目前七百萬人口中﹐真正稱得上“原住民”的﹐少之又少。但在這樣一個移民城市﹐新移民的生存處境和精神狀態﹐卻甚少在公共領域受到關注。兩年前﹐我在報紙發表了一篇短文〈像我這樣的一個新移民〉﹐結果收到很多素不相識的讀者的電話和來信﹐分享他們的移民故事﹐情緒熱切而激動。這教我詫異。那一刻﹐我才知道有多少新移民的鬱結被這個城市壓抑著。他們渴望被聆聽被理解﹐渴望得到別人的肯認和尊重﹐卻往往事與願違。
在過往大部分的新移民討論裡﹐經濟考慮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向度﹐例如新移民對香港人力資源的影響﹐對社會福利造成的壓力等。因此﹐政府最關心的﹐是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令新移民脫胎換骨﹐成為有利於香港經濟發展的勞動力﹐並減少他們對社會福利的依賴。至於新移民作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過去的個體﹐他們在新環境中的實存感受﹐在精神﹑文化﹑家庭各方面遇到的種種困難﹐卻往往被忽略漠視。每當有什麼新移民家庭慘劇出現﹐媒體要麼視其為個別事件﹐要麼循例追究一下政府﹐要求增加多些社工便了事。
1999年12月﹐林婕﹐一個品學兼優的新移民女生﹐不堪在港生活的苦楚﹐在最美好的18歲﹐從高樓一躍而下﹐死後留下這樣的問題﹕“我很費解﹐我到底做錯了什麼﹖難道‘我來自內地’就是我的罪過嗎﹖”林婕的死﹐迫使香港社會作了一點道德懺悔。當時的教育署署長羅范椒芬﹐寫了一封信給全港老師﹐說﹕“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感到十分羞愧﹔對林婕和她的母親﹐我有無限的歉意﹔作為教育署署長﹐我難以想像林婕所遭受的歧視﹐竟然發生在教育界﹑在學校裡。這真是莫大的諷刺。”
林婕用她的生命﹐打破一池死水﹐讓香港社會一瞥新移民的艱難。但池水頃刻回復平靜﹐事件很快便被遺忘﹐社會並沒任何改變。人們其實並不了解﹐又或不願意了解﹐林婕為什麼要死。香港這樣一個“繁榮安定”的社會﹐沒法承受致一個年輕新移民於死地這樣一種集體責任。這和東方之珠的想像﹐有太大的認知和情感上的落差。於是﹐林婕的死﹐遂被視為極少數不能好好適應香港的特例。而萬萬千千的年輕新移民﹐早已安安份份完成改造。
一直以來﹐我也如此相信。以為只是自己改造得不夠快不夠好﹐才做香港人做得如此吃力。20年過去﹐我才開始懂得問﹐為什麼過百萬的新移民﹐會在這個喧嘩的城市失去聲音﹖為什麼林婕要選擇死﹐來表達她對這個據說是東方之珠的城市的憎恨﹖為什麼一次又一次的人倫慘劇﹐總發生在新移民身上﹖我開始意識到﹐不應只是問如何改造﹐而要問為何要這樣改造﹐改造的代價是什麼﹐以及誰去付這些代價。我不知如何回答這些問題。以下我只嘗試從我個人的移民史﹐對這些問題作一些初步的側面的反思。但我必須強調﹐我的經歷﹐不多也不少﹐只是我的個人經歷。每個移民﹐都有自己的移民故事﹐儘管每個人的故事﹐皆無可避免地刻有時代的烙印。
二
1985年6月下旬的某個傍晚﹐我放學回家﹐母親說過幾天便要移民香港。我呆了好一會﹐然後咬著牙﹐說﹐我不去。眼淚跟著便掉下來。
我不願意離開故鄉﹐一個廣東西部偏遠的小縣城﹐因為活得快樂。活得快樂﹐並非因為富有。事實上﹐家裡一直很窮。我出生在農村﹐父母兩家都被劃為地主﹐父親1957年更被打為右派﹐全家備受政治之害。我小時候在農村放牛打魚﹐後來才出到縣城讀書。我那時在讀中學一年級﹐既沒有考試壓力﹐也未懂得為前途擔憂﹐一班同學相處融洽﹐日子過得無憂無慮。我走的時候﹐辦的是停學手續﹐而不是退學﹐因為我相信自己一定會回來。離別那天﹐全班同學到車站相送﹐有人送我一瓶從江中打來的水﹐有人遞我一包學校的泥土。
我能夠移民香港﹐是因為父親早在1981年來港探望幾十年不見的伯父時留了下來。父親1951年加入農業銀行工作﹐為人能幹正直﹐在單位受人敬重。他申請探親時﹐壓根兒沒想過留下來﹐伯父卻苦苦挽留。臨返國內前一刻﹐伯父送了一首詩給父親﹕“扁舟飄忽到桃源﹐車水馬龍別有天。凡心未了留不住﹐他朝徒嘆誤仙緣。”伯父認為香港是桃花源般的仙境﹐希望父親不要回到大陸那樣的人間。幾經掙扎﹐父親終於放下早已收拾好的行李。我後來才體會到﹐對父親來說﹐這是個艱難的抉擇。父親那時正當盛年﹐工資雖然不高﹐但事業發展順利﹐和同事合作愉快﹐工作帶給他很大的滿足感。選擇留下來﹐便等於放棄幾十年的事業﹐由零開始。而他當時在布匹公司做職員﹐一個月工資才1000元﹐減去租金﹐早已所剩無幾。
我出來工作後﹐父親有次和我說﹐考慮職業時﹐一定要選擇有意義﹐能帶給自己滿足感的工作。這番說話﹐說來輕描淡寫﹐卻道盡了他的辛酸遺憾。人到中年而選擇離開故土﹐放棄前半生辛苦累積的工作經驗﹑地位﹑社會關係以至事業追求﹐在不確定的新環境中從新開始﹐代價不可謂不大。不少人認為新移民無論吃多少苦﹐受到怎樣的對待﹐也是值得的﹐甚至應該的﹐因為即使從事最底層的工作﹐甚至領取社會援助﹐收入也較國內高。更重要的﹐這是他們的選擇﹐因此沒有資格抱怨。誠然﹐選擇來的人﹐必有來的理由。而生活在香港的很多好處﹐也是毋庸多言的。但這並不表示﹐香港社會可以用任何方式對待新移民﹐更不表示對於新移民失去什麼和承受什麼可以視而不見﹐因而對他們缺乏基本的理解和尊重。
事實上﹐父親那一輩其實無路可退。他們既不能回到過去﹐卻又無力在新環境中賦予生活新的意義。他們面對的﹐是基本的生存問題。唯一的出路﹐是接受現實﹐胼手胝足努力工作﹐並將所有希望寄託於下一代。他們初到香港﹐普遍存在強烈的自卑感﹐自覺處於社會邊緣﹐而曾經有過的理想和追求﹐只能壓抑於心底深處﹐並隨年月流逝而逐漸淡去。這樣的故事﹐多不勝數。
經過20多年茹苦含辛的工作﹐我們家裡的經濟環境已大有改善﹐父親卻已垂垂老去。即使粗心如我﹐也常常感受到父親的落寞。真正能提起父親興致的﹐是和他談起舊日國內生活種種﹐例如年少的輕狂﹐當年在銀行工作的情況以至農村生活的種種趣事。即使是反右運動和文革時被批鬥的情形﹐父親回憶起來也津津有味。但我從來沒敢問父親﹐香港是否是他的桃花源。2007年6月30日﹐是我來港22周年紀念日。那天我們全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頓飯。我問父親﹐回首過去﹐可曾後悔移民來港。父親沉默良久﹐說﹐看到你們今天活得很好﹐我不後悔。
嚴格來說﹐香港沒有為社會貢獻的概念﹐因為社會只是抽象地指涉單獨的個體在其中追逐利益的場所﹐本身並非一個實體﹐更不是休戚相關的社群。人們得到什麼失去什麼﹐一切歸於個人﹐與社會無關。因此﹐父親只能說為他的子女付出了多少﹐卻不能說為香港貢獻了什麼。家的概念﹐延伸不到那麼遠。或許正因為此﹐對於那些辛苦大半生卻老無所依的老人家﹐我們往往既沒同情之心﹐亦無虧欠之情。
三
未移民之前﹐我對香港的認識﹐來自流行文化。那個年頭﹐香港電視劇剛開始流行﹐〈大地恩情〉﹑〈萬水千山總是情〉一出場﹐便風靡一時。但真正教我們著迷的﹐還數〈大俠霍元甲〉。當時這套劇是晚上九點播放﹐而我們學校的自修課卻要九點才完。因此﹐八時半過後﹐所有課室便會出奇地安靜﹐人人收拾好書包文具﹐蓄勢待發。待鐘聲一響﹐全校幾百人立即蜂湧而出﹐以最快速度跑出校園﹐跳上自行車﹐在街上橫衝直撞﹐直奔家裡。
香港流行曲也開始普及﹐張明敏﹑鄧麗君﹑徐小鳳﹑許冠傑﹑林子祥一一登場。那時候﹐很多同學都有一本歌簿﹐將自己喜歡的流行曲歌詞抄在上面﹐彼此交換﹐下課後一起在走廊引吭高歌﹐又或躲在課室一角獨自吟唱。音樂課上教的那些革命電影歌曲﹐早已乏人問津。我班上有位同學的哥哥看準時機﹐開了一家唱片店﹐專門從香港買回歌星的最新錄音帶﹐然後大量翻錄轉售﹐幾塊錢一盒﹐在小鎮很受歡迎。
但我真正受香港文化“荼毒”的﹐還數武俠小說。我自小沉迷書本﹐尤喜小說神話傳奇﹐小學三﹑四年級時已將《三國演義》﹑《封神榜》﹑《三俠五義》﹑《大明英烈傳》﹑《水滸傳》﹑《鏡花緣》﹑《東周列國志》等一大堆囫圇吞棗地讀完。那時找書不易﹐什麼書都讀。我第一次接觸香港的新派武俠小說﹐是梁羽生的《萍蹤俠影錄》。這本書是當時正在追求我大姐的未來姐夫借我看的﹐我之前對梁羽生一無所知。誰知書一上手﹐便放不下來。我不眠不休﹐兩天便將書讀完。我至今仍記得﹐看完後我走上天臺﹐眼前暈眩﹐心中悵惘失落﹐書中主角張丹楓和雲蕾的影子揮之不去﹐只想盡情大叫。在我的閱讀史中﹐那是一個分水嶺。我的近視﹐也因此加深﹐但當時卻無眼鏡可配﹐上課時總看不清楚老師在黑板上寫些什麼﹐結果影響了昇中學的考試成績。
接著下來﹐我發現一本叫《武林》的月刊﹐正在連載金庸的《射雕英雄傳》﹐那更把我弄得心癢難熬。很可惜﹐不知什麼緣故﹐連載幾個月後便停了﹐而我卻像吸毒者一樣﹐對武俠小說上了癮﹐在鎮上四處打探何處有梁羽生和金庸。上了中學﹐一位同樣是小說迷的高年級同學告訴我﹐鎮上某處有武俠小說出租﹐但一定要熟人介紹。出租室有點神秘﹐屋內黑沉沉的﹐書架上排滿了金庸﹑梁羽生﹑古龍的作品﹐全是繁體字版﹐封面用牛皮紙包著。那個時代不如今天開放﹐出租港臺圖書還相當顧忌。租書除了十元按金﹐租金要兩角一天。這是相當貴了。當時租連環圖才兩分錢一本﹐而我一個月也不過幾元零用錢。但那真是一片新天地。為了省錢﹐我必須每天看完一本。我於是學會繁體字﹐也學會蹺課﹐甚至學會一邊騎車一邊看小說。在別人專心上課時﹐我偷跑到學校後山的橡樹林﹐在午後陽光和聒耳蟬聲中﹐沉醉在俠骨柔情和刀光劍影的世界﹔在夜闌人靜時﹐我抱著書偷偷跑到公共廁所﹐藉著昏黃微弱的燈光﹐與郭靖黃蓉楊過小龍女同悲同喜。
金庸和梁羽生的小說﹐除了功夫愛情﹐同時呈現了一個價值世界。對是非黑白的堅持﹐對弱者的同情﹐對朋友的道義﹐對承諾的重視﹐對民族的熱愛﹐是這些小說不變的主題。當讀者全情投入小說情節時﹐也不自覺地接受了背後的價值。可以說﹐武俠小說除了帶給我無窮的閱讀樂趣﹐也無形中影響了我的思想和情感。說來有點好笑﹐我在蹺課中完成了另類的人格教育﹐而我對此卻毫不知情。
我們是受香港文化影響的第一代。當時雖已開放改革幾年﹐整個社會仍頗為封閉落後。歷年政治運動磨盡了所有人的理想和熱情﹐90年代全面資本主義的時代仍未到來﹐人人處於精神極度饑渴﹐卻不知出路在哪的躁動狀態。香港的電視劇﹑電影﹑流行曲和文學的傳入﹐正好滿足了這種需要。香港文化商品最大的特色﹐是使人歡愉。它沒有什麼政治道德說教﹐卻能深深打動我們的情感。鄧麗君的中國小調﹐〈大地恩情〉的鄉土情懷﹐金庸小說的俠義精神﹐甚至張明敏的〈我是中國人〉﹐著實滋潤了我們的心靈。儘管如此﹐我對香港並沒多大嚮往。父親去了香港以後﹐家裡的生活慢慢有了改善﹐開始有了電風扇﹐黑白電視和卡式錄音機﹐我間或也會向同學炫耀一下父親帶回來的斑馬牌原子筆。但很奇怪﹐我從沒想過要成為香港人。香港彷彿是個遙遠得和我沒有任何關係的世界。
四
抵達香港那天﹐最初迎接我的﹐是深水埗地鐵站的北河街鴨寮街出口。當年的鴨寮街﹐和今天一樣熱鬧擠擁。舊攤檔滿地﹐叫賣聲盈耳。我和媽媽緊緊跟著父親﹐拖著行李﹐一步一步在人群中穿過。抬頭上望﹐只能隱隱見到天空的一抹藍。
我們住的地方﹐是北河街一個單位的板間房。這是一幢非常殘舊的“唐樓”﹐只有四百多平方尺﹐住了三戶人家﹐大家共用一個廚房和廁所。板間房再分為兩層﹐父母住下層﹐我住上層﹐算是個閣樓。閣樓沒有窗﹐晦暗侷促﹐人不能站直﹐得彎著腰才能在茶几上讀書寫字。躺在床上﹐天花板好像隨時會塌下來。
初來的一年﹐日子難過。我當時有寫日記的習慣。最近重讀﹐發覺1985年7月7日寫下這樣的感受﹕“離回家還有358天。 今天簡直快要瘋了﹐真想偷渡回故鄉去。這幾天簡直度日如年。”然後是7月8日﹕“我真後悔自己來香港﹐現在要我死也願意。”這樣的情緒﹐整本日記隨處可見。那時打長途電話很不方便﹐只能和故鄉的朋友通信。生活的最大寄託﹐便是等信和寫信。郵差每天派信兩次﹐分別是早上十時和下午四時。我每天起來﹐臉未洗牙未擦﹐第一件事便是跑到樓下看信箱。有信﹐便滿心歡喜﹐讀完又讀。沒信﹐便心裡失落﹐只好不安地期待下午的到來。那一年﹐我寫了好幾百封信。
新移民最難適應的﹐也許並非居住環境惡劣﹐而是“生活世界”的突然轉變。生活世界是個複雜的意義系統﹐包括我們的語言﹑傳統﹑價值﹑人際關係﹐以至日常的生活方式等。只有在這樣的系統裡﹐我們才能確定自己的身份﹐理解行動的意義﹐並肯定生活的價值。如果我們由小至大活在一個穩定的世界﹐我們根本不會意識到它的存在﹐因為一切皆顯得理所當然。只有當我們由一個世界急速轉換到另一個世界﹐而兩者又有根本斷裂時﹐人才會深刻感受到無家的失落。
來港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活在這種疏離感中。表面上﹐我很快便適應下來﹐語言﹑讀書﹑生活各方面﹐雖有困難﹐卻都能應付。但在內心﹐卻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是香港人﹐更不知日後的路該如何行。走在街上﹐覺得所有人和自己一點關係也沒有﹔回到家裡﹐躺在黑暗的閣樓﹐腦裡只有昔日的回憶﹔看到中國和香港的運動員比賽﹐我會為中國隊打氣。而每次返回國內﹐我便有種著地的感覺。即使去北方旅行﹐碰到素不相識的人﹐我也有著難言的親切。這種割裂﹐使我長期處於一種孤獨狀態。伴隨這種心境﹐我沉迷的不再是武俠小說﹐而是李煜﹑李清照﹑柳永那些憂傷的長短句。
讀到中學四年級﹐我的迷惘更甚﹐變得極度憂鬱孤僻。為求出路﹐我開始找老師討論人生的意義﹐跟同學去基督教會聽福音﹐甚至胡亂找些佛學書來讀。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某天放學後﹐夕陽斜照﹐我站在彌敦道和界限街交界的安全島﹐看著川流不息的汽車和匆匆的人群﹐突然覺得完全無力再行下去。我軟弱地斜靠在欄杆上﹐看著紅燈轉綠燈﹐綠燈轉紅燈﹐人動也不動﹐茫然四顧﹐不知何去何從。
苦悶的時候﹐我喜歡一個人在深水埗遊蕩。深水埗是窮人聚居之所﹐密密麻麻的唐樓又殘又舊﹐街道也亂糟糟的。那時南昌街中間仍是店鋪林立（後來拆了﹐變成現在的休憩公園）﹐石硤尾街的天光墟（在天剛亮時將東西放在地上擺賣﹐故有此名）也在﹐黃金商場周圍還有無數的流動熟食小販﹐再加上福華街﹑福榮街﹑長沙灣道的時裝批發店﹐北河街菜市場和鴨寮街的舊物和電器攤檔﹐令深水埗成了個無所不包的大市集。在這裡﹐你會見到蛇王在街頭當眾用口咬斷蛇頭﹐隨即挑出蛇膽﹐給客人和著酒一口喝下去﹔會見到櫃檯高高﹐令人望而生畏的老當鋪﹔當然還有琳瑯滿目﹐堆積如山的色情雜誌。
我最喜歡的﹐還是到鴨寮街淘書。鴨寮街並沒書店﹐“收買佬”只是將收回來的書和其他雜物﹐隨意堆在一起。要挑書﹐便要不怕髒﹐而且得有耐性。我在那裡淘到最多的﹐是小說散文﹐但也找到一套三冊馬克思的《資本論》﹐ 唐君毅的《哲學概論》和梁啟超的《飲冰室全集》等。後來讀大學時﹐我甚至在那裡用十元買到最近逝世的美國哲學家羅蒂（Richard Rorty）的成名作《哲學與自然之鏡》英文版。
住得久了﹐我便慢慢感受到深水埗的貧窮。我家的居住環境﹐還不算最惡劣。更差的﹐是那些住在“籠屋”的人﹐幾十人擠在一個單位﹐每人只有一個鐵籠般大小的床位。1990年12月南昌街籠屋大火﹐導致6人死亡﹐50多人受傷﹐人們才知道香港仍有那麼多人居住在那樣的非人環境。張之亮當年拍攝的〈籠民〉﹐便是以此為題材。深水埗也有許多老無所養的獨居老人﹐天一亮便坐滿街角的小公園﹐有的在下棋打牌﹐有的在發呆。新移民也不少。只要在街上轉一圈﹐什麼口音都可以聽到。父母後來搬了兩次家﹐卻始終沒離開過這區﹐而我每次回家﹐依然喜歡在深水埗鬧市散步。
五
1985年9月﹐我入讀大角咀福全街的高雷中學。父親為我讀書的事﹐四處奔走﹐卻一直苦無頭緒﹐最後只好選擇這所自己同鄉會辦的學校﹐由中學一年級讀起。嚴格來說﹐這不算一所完整的中學。學校在一幢工廠大廈二樓﹐樓下是售賣五金鋼鐵的店舖﹐噪音不絕於耳。學校除了幾個課室﹐沒有任何設施。課程只辦到中三﹐中四以後學生便要另選他校。
學校離家不遠﹐步行15分鐘便到。第一天上學﹐我發覺全班50多人﹐有七成是像我這樣剛到的新移民﹐以廣東和福建為多﹐但也有更遠的。大家一開口﹐便察覺人人鄉音不同。我們很快便混得很熟。從一開始﹐我便喜歡這班同學。他們純樸善良﹐彼此友愛沒機心﹐而且回憶起國內生活種種﹐大家總會說個不停。平時下課後﹐我們會聯群結隊去踢足球﹐在遊戲中心流連﹐到桌球室找樂﹐周末甚至試過一起去大角咀麗華戲院享受三級片早場的刺激。我們有心讀書﹐卻不知從何學起。學習環境實在太差﹐學生程度又參差不齊﹐老師難以施教。我們渴望融入香港社會﹐卻不知從何做起。我們對香港的歷史文化一無所知﹐父母教育水平又普遍偏低﹐更要日以繼夜工作﹐對我們是愛莫能助。我們好像活在一個隔離的世界﹐自生自滅。
開學不久﹐我們便一起去工廠做兼職。事緣有位同學的父親﹐在製衣廠專門負責穿褲繩（俗稱褲頭帶）的工序﹐方法是用鐵針將尼龍繩由短褲一端貫穿到另一端。由於工作多得做不完﹐同學便叫我們下課後去幫忙。工資按件計﹐一條一毫。如果熟手﹐一小時大約可賺到八元。工作本身極單調﹐但幾位朋友一起﹐加上工廠可聽收音機﹐不算特別苦悶。
我後來在工廠認識了一位負責牛仔褲包裝的判頭阿卓。由於他給的工資較高﹐而且工作較多﹐於是我和一位外號叫“大隻廣”的朋友便過去跟他。阿卓和好幾間製衣廠有協議﹐那裡要人便去那裡﹐因此我們有時在大角咀﹐有時在長沙灣和葵涌。包裝是整個成衣生產流程最後一道工序﹐相當複雜﹐包括貼商標﹐摺疊﹐入膠袋﹐開箱封箱﹐以及用膠帶機將箱紮好。由於出口訂單有時間性﹐廠方往往要我們一兩天內完成大量包裝﹐非常消耗體力﹐而且有時要加班到深夜﹐不是易做的工作。
大隻廣是恩平人﹐比我大兩歲﹐人有點俠氣也有點流氓氣﹐好抱不平﹐喜飲酒抽煙﹐平時三句有兩句是粗口﹐上課常常和老師作對﹐是我們這群同學的核心。我和他性格不同﹐卻很投契。他的數學很好﹐英文卻很差﹐所以讀了半年﹐已經對讀書失去興趣。有次我們在葵興下班﹐已是晚上11點﹐天下著小雨﹐我倆不知為什麼抬起槓來﹐誰也不讓誰﹐結果決定一起步行回深水埗。那一夜﹐我們沒有傘﹐卻不畏雨﹐一邊健行一邊笑談彼此的夢想﹐回到家時已是深夜一點﹐嚇壞了在家久等的父母。當時說過什麼早已忘了﹐但那份對未來的豪情﹐卻長留在心。1986年夏天﹐我領到回鄉證後﹐便和大隻廣聯袂返回故鄉﹐會合我的幾位同學﹐一起坐火車去桂林旅遊。我們在漓江暢泳﹐在桂林街頭放肆高歌追逐﹐在陽朔回味劉三姐的山歌﹐快意非常。
大隻廣讀完中三﹐便輟學回家幫父親做些中藥轉口的小生意﹐中間賺過一些錢﹐並請我們一班同學去鯉魚門嚐過海鮮。後來聽說他生意不景﹐又迷於賭博﹐以致欠下鉅債而要避走大陸。再後來﹐便沒了音訊。我們的老闆阿卓﹐好幾年後聽說原來是個偷渡客﹐遭警方發現﹐坐完牢後也被遣返國內。我們工作過的製衣廠﹐早已一一搬到國內﹐工廠大廈則被推倒重建為幾十層高的豪宅。至於我那群新移民同學﹐絕大部分讀完中三或中五後便出來工作﹐最多是到髮型屋做學徒。就我所知﹐能讀上大學的﹐不足三人。而我讀完二年級後﹐便透過考試轉到何文田官立中學做插班生。
六
1987年轉校後﹐我的生活起了變化。最大的不同﹐是大部分同學都是本地出生﹐而我的鄉音﹐便間或成了同學的笑柄。那談不上是歧視﹐但卻時時提醒我和別人的差異。這還只是表面的差異。我很快便意識到﹐我和我的香港同學﹐其實活在兩個世界﹐因為彼此的成長經歷完全不一樣。例如我從不看卡通片﹐也不喜歡漫畫﹐更不熱衷電子遊戲。但這三樣東西﹐卻是香港大部分男生的至愛。結果一年不到﹐我最熟絡的朋友﹐又變成學校中的新移民同學。
我們那一屆四班同學中﹐大概有一成多是新移民。這些同學和高雷的有些不同。他們早來幾年﹐很多從小學讀起﹐因此較易適應香港的生活﹐而且何官是所不錯的學校﹐學生自信心較強﹐也有較高的自我期望。他們很多喜歡看課外書﹐較為關心政治時事﹐甚至會坐下來認真討論一些人生哲理問題。中四那年﹐我和幾位同學成立了一個讀書小組﹐定期討論時事﹐並自資手寫出版一本叫《求索》的刊物﹐取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之意。校長有點擔心﹐派了一位老師在我們開會時前來旁聽輔導﹐刊物內容亦需老師過目。我當年寫了一篇文章﹐批評很多人棄香港而移民他國是不應該的﹐結果被勸導不要發表。
1988年夏天﹐我和國內一位同學﹐從廣州坐火車去北京旅行。我自小喜歡中國歷史﹐加上受武俠小說影響﹐對中國名山大川早已嚮往。旅費是兼職賺回來的﹐不用父母操心。只是到現在我也不太理解﹐我當時年紀那麼小﹐為什麼父母會放心讓我這樣去闖蕩。我們去天安門看了昇旗禮﹐瞻仰了毛澤東的遺體﹐還登上了長城。玩完北京﹐我們再坐火車下江南。印象最深的﹐是我這個南方人第一次在火車上見到極目無山的華北大平原。我倚在窗口﹐敞開衣裳吹著風﹐“隨身聽”播著齊秦的〈狼〉﹐看著夕陽在天邊被地平線徐徐吞噬﹐天地蒼茫﹐美不可言。
三個星期後﹐當我從杭州坐火車回到廣州﹐對中國有了很不同的感受。除了遊覽名勝古蹟﹐我更近距離觀察了不同地方不同老百姓的生活﹐尤其是在長途的硬座火車旅程中﹐我從其他乘客口中聽到許多聞所未聞的故事﹐了解國內人生活的艱辛。在旅途上﹐當別人問我從那裡來時﹐我總說廣東﹐卻不願說自己是香港人。這有安全的考慮﹐但我心底的確希望像他們一樣﹐都是中國人。不同省份的人走在一起﹐讓我有種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感覺。我喜歡那種感覺﹐但對別人對自己來說﹐香港卻好像在四海之外。
從北京回來不夠一年﹐六四事件便發生了。1989年5月﹐在學校默許下﹐我在課室率先張貼了支持學生運動的標語﹐接著參加了幾次大遊行﹐天天看報紙追新聞﹐沉浸在大時代的亢奮中。六四那一夜﹐我一個人坐在漆黑的家中﹐看著沒有畫面的電視﹐聽著身在北京的記者電話中傳來的密集槍聲﹐一夜未眠。其後18年﹐只要在香港﹐六四夜我都會去維多利亞公園﹐和幾萬人一起點亮燭光﹐悼念那死去的英靈。
六四事件是我的移民史的分水嶺。六四前﹐我沒想過要在香港落地生根﹐總想著終有一天會回去。那幾年﹐我讀了不少文學作品﹐例如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戴厚英的《人啊﹐人﹗》﹑蘇曉康的《自由備忘錄》等﹐對1949年後的歷史多了一些認識﹐但對中國的未來依然充滿信心。我仍記得﹐1988年國內有一套紀錄片叫《河殤》﹐中央電視臺拍攝﹐探討的便是中國應往何處去﹐引起海內外很大爭論。教協辦了一次播映會﹐一次過播完六集。我一個人去看了。當看完最後一集《蔚藍色》﹐步出教協時﹐我心內激動﹐深信中國只要繼續改革開放﹐一定可以告別傳統﹐並與象徵西方的蔚藍色文明融合﹐振興中華。六四後﹐我有種強烈的無家可歸的失落。本來那麼崇拜的國家﹐本來那麼尊敬信賴的領導人﹐一夜之間卻變得如此猙獰如此陌生﹐誰還敢認同那是自己的家﹖﹗悲劇過後﹐政治的殘酷和暴力的可怖﹐在我和我那一代很多人身上﹐留下一道難以磨滅的傷痕。回去已無可能﹐也無能力再度移民﹐留在香港﹐便成了沒有選擇的選擇。要安頓下來﹐第一件事便是要全心接受香港的價值觀﹐好好做個香港人。
七
當時我並不十分清楚這種轉變的後果。但會考過後﹐在對於報讀大學什麼學系一事上﹐我經歷了一次難忘的試煉。我一直的志願是中文系﹐因為這是我最喜歡﹐也讀得最好的科目。我那時已試過投稿報紙的文藝版﹐也參加過一些徵文比賽得過獎。我特別崇拜劉賓雁﹐希望將來也能做個報告文學家。可是家裡及老師卻主張我報讀最熱門的工商管理﹐理由當然是日後的前途考慮。如果我堅持﹐家裡大抵也會尊重我的意願。但我自己也猶豫了。我當時的成績﹐是學校最好的幾個﹐因此並不太擔心錄取的問題。我的困擾﹐在於我當時認為這是兩種價值觀﹐兩種不同人生道路的抉擇。如果我選讀工商管理﹐便意味著我日後會在商界工作﹐以賺錢為人生最高目標﹐並放棄自己喜歡的文學和歷史﹐當然更不會有時間寫作。如果我本身很喜歡商業管理﹐很崇拜那些億萬富豪﹐問題倒不大﹐畢竟人生總要有所取捨。但由小至大的讀書薰陶﹐令我並不怎麼嚮往那種生活。金庸筆下的大俠﹐中國歷史中的英雄﹐五四時期的作家﹐才是我欣賞的人物。
我被這個問題深深折磨﹐以至寢食難安。我請教過不同老師﹐所有老師都說﹐理想是當不得飯吃的﹐人最終要回到現實。然後我又發覺﹐過去幾年校內成績最好的同學﹐都進了工商管理學院。他們告訴我﹐如果我選讀了自己喜歡卻不熱門的學科﹐很可能會後悔﹐因為香港是個商業社會﹐畢業後還是要在市場上和人競爭。他們好像很有道理﹐於是我這樣說服自己﹕既然我以香港為家﹐便應努力做個成功的香港人﹐而成功的香港人﹐當然是像李嘉誠那樣能賺很多錢的人。要賺很多錢﹐自然要熟悉商業社會的運作﹐並在激烈的競爭中擊敗別人﹐一步一步向上爬。而要有這種競爭力﹐理應從大學做起。我被自己說服﹐最後亦如願入讀中文大學的工商管理學院。
這次抉擇﹐對我是一種挫折﹐也是一種解脫。我好像放棄了一些自己很珍惜的東西﹐好像作了某種屈服﹐但我也安慰自己﹐以後再不用為這個問題困擾﹐可以安心做個成功的香港人。事實並非如此。入了中大以後﹐我才知道自己根本不適合工商管理。這和性情及志趣有關﹐也和大學的經歷有關。我一進大學﹐便參加了《中大學生報》﹐積極參與學生運動﹐關心校政也關心香港和中國的未來﹐那種生活和商學院的氛圍﹐自是格格不入。而我在一年級時選修了哲學系陳特先生的課﹐自始步入哲學的門檻﹐開始認真思考一些困惑已久的人生哲學問題。結果在大學頭兩年﹐我又一次面對人生何去何從的掙扎。那種糾纏﹐極其累人﹐不足為外人道。最後﹐在大學三年級﹐我決定轉系﹐讀我喜歡的哲學。轉系那天﹐陳特先生面試我﹐問我會不會後悔﹐我說不會﹐但其實我一點也不知道在香港讀哲學﹐到底有什麼出路。
如果我的掙扎﹐只是我的個人問題﹐那並沒有什麼特別。實情卻非如此。在我認識的朋友中﹐考試成績最好的一批﹐當年幾乎都選擇了商學院﹐理由也差不多。這種情況在今天的香港﹐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容我武斷點說﹐香港的大學生﹐很少是為興趣和夢想而讀書的。大部分像我一樣﹐在未開始尋夢之前﹐已被現實壓彎了腰﹐少年老成﹐放棄實現理想和活出自我的機會﹐很快便順從社會設下的框框﹐走著一條非常相似的路。如果我們同意英國哲學家穆勒（J. S. Mill）的觀察﹐人類並不是機器模塑出來的一式一樣的東西﹐而是各有個性的獨立生命﹐並在快樂的來源﹑對痛苦的感受﹐以及不同能力對人們所起的作用上有著鉅大差異﹐那麼便很難不同意他的結論﹕“除非在生活方式上有相應的多元性存在﹐他們便不能公平地得到屬於他們的幸福﹐也不能在精神﹑道德及審美方面成長到他們的本性所能達到的境界。”（《論自由》）
到底是什麼力量﹐令這個城市一代又一代優秀的年青心靈﹐即使曾經有過掙扎﹐最後也不得不妥協﹐放棄發展自己的個性和追求屬於自己的幸福﹖而這對一個城市來說﹐是健康的嗎﹖
要在香港行一條不那麼主流的路﹐同時又能肯定自己﹐的確很難。香港表面上很多元﹐住得久了﹐便會發覺它的底層有個相當單一強勢的價值觀。過去幾十年﹐香港逐步發展成為一個繁華先進的資本主義城市﹐亦令整個社會接受了一套根深柢固的意識形態﹕崇尚市場競爭﹐擁抱個人消費主義﹐以追求效率﹑發展和無止境的財富增長作為個人事業成功和社會進步的唯一標準。在市場中﹐決定一個人成敗得失和社會地位的﹐是他的經濟競爭力。因此﹐在一個高揚“小政府大市場”的社會﹐每個人由一出生開始﹐便被訓練打造成為市場競爭者。競爭的內在邏輯﹐是優勝劣汰。市場中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關係﹐是對手的關係﹐是工具性的利益關係﹐而不是任何休戚與共﹐同舟共濟的合作關係。每個人都是孤零零的個體。競爭中的失敗者﹐沒有尊嚴可言﹐更沒資格說應得什麼﹐有的最多只是勝利者給予的有限度施捨和同情。
香港是這樣純粹的一個經濟城市﹐人人以此為傲。君不見﹐回歸十年一片歌功頌德中﹐經濟成就不就是它唯一的賣點﹖﹗要令這個神話延續﹐社會便必須更有效地培養出更多更純粹的經濟人﹐並透過各種方式﹐強化這種價值觀的合理正當。但判斷一個城市是否合理公正的其他向度，卻往往被忽略，甚至被壓制了。
嚴格來說﹐香港仍說不上是個現代政治城市﹐因為現代政治的基石﹐是肯定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公民﹐享有一系列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政治權力的正當性，必須得到人民的認可接受。很可惜，政治平等仍然離香港十分遙遠。而在「小政府大市場」的指導原則下，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以致數以十萬計公民活於貧窮線之下的事實，也得不到社會真正的重視。社會公義從來不是香港政府的議題。
香港也算不上一個文化城市﹐因為文化城市的基本理念﹐是肯定文化生活作為相對獨立的領域﹐有其自身的運作邏輯和審美標準﹐文化活動有其自足的內在價值﹐而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的工具。但在過去兩年種種有關歷史保育和文化發展的討論中，我們卻看到，整個社會是如何的缺乏文化想像和文化底蘊。香港非常有效率也非常富裕，但我們卻不知道，一種相應的屬於這個城市，屬於每個公民的豐富而多元的文化生活，該是何種模樣。我們很懂得將所有東西折算為金錢，因此海景有價，歷史建築有價，土地有價，但我們並沒想過，那些無聲無息地流失的難以用金錢衡量的歷史情感記憶，同樣值得這個城市好好珍惜。問題並不在於如何平衡取捨，而在於很多價值根本未曾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之中，連取捨都談不上。我們往往是工具理性的巨人，價值理性的侏儒。
以上所談的三種城市性格﹐是有內在張力的。香港要成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和文化城市﹐便必須尋找其他的價值資源﹐開拓我們的視野，豐富我們對美好人生和公正社會的想像，而不能只從單向度的經濟人的觀點看待世間萬事。但就我觀察﹐這套市場至上的價值觀﹐近年變本加厲﹐不斷被強化神化﹐並以各種方式滲透複製到生活其他領域﹐牢牢支配社會發展和我們的生活。明乎此﹐香港很多看來荒誕之事﹐才變得易於理解。以母語教育為例。我們應知道﹐母語教育對學生的心智成長﹑創造力﹑人格培養﹐以至對所屬傳統文化的認同等﹐有利而無害。但中文在香港的中學和大學﹐卻一直被視為次等語言。為什麼呢﹖因為據說母語教育會使學生英文水平下降。而英文水平下降﹐最大問題不在於學生無法有效學習知識或接觸英語文化﹐而在於影響學生的謀生能力，從而影響香港的經濟競爭力。對學生來說﹐語言是﹑也僅僅是謀生的工具﹔對社會來說﹐學生是﹑也僅僅是經濟發展的工具。至於外語教學會否影響學生的心智成長﹐打擊他們的自信心和求知欲﹐窒礙他們批判性思維能力的發展﹐以至限制他們成為積極關心社會的公民﹐卻很少受到重視。又例如香港的民主發展。香港既得利益集團反對加快民主步伐的主要理由﹐據說是因為這樣做會導致福利社會﹐而福利社會則有礙經濟發展云云。亦因此故﹐面對愈來愈嚴重的貧富懸殊﹐大家也認為只要不影響社會繁榮安定便沒問題。至於那些處於弱勢的公民﹐是否享有公平的平等機會﹐是否得到政府同樣的關懷和尊重，以至香港的財富分配制度是否合理﹐卻從來不曾浮出水面，引起什麼大的爭論。
無疑﹐我們可以從不同角度描述香港的城市性格﹐以及呈現這種性格的香港人。但在我的生活經驗中﹐體會最深感觸最大的﹐便是這種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對人的宰制。它的力量如此強大﹐影響如此深遠﹐以致成為我們日用而不知的各個生活層面的價值規範﹐使得我們難有空間和資源，去想像這個城市和個人生活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可能。要做一個成功的香港人﹐首先便要將自己打造成純粹的經濟人。就此而言﹐界定香港人身份的﹐並不繫於一個人的語言文化﹐又或出生地﹐而在於你是否真心誠意接受這樣的一套價值觀。
但就其本性而言﹐人並不只是純粹的經濟人。除了殘酷競爭和市場價值﹐人還有其他需要。人還需要愛﹐需要家庭和友誼﹐需要共同的社群生活﹐需要別人的尊重和肯認﹐需要活得有意義﹐需要政治參與和文化滋潤﹐還需要自由和公正。這些需要﹐是活得幸福很重要的條件﹐但卻往往和單向度的經濟人的理念不相容。道理很簡單。如果我們在生活中﹐只視所有人為滿足自己利益的工具﹐我們便無法享受到真正的友誼和愛﹐因為友誼和愛包含了承諾和犧牲﹔如果生活只是一場無止境的競爭﹐我們的心靈便永遠無法安頓﹔如果我們視自身只為孤零零的自足的個體﹐我們便難以感受社群生活的好；如果人與人之間處於極度不平等的境況，弱勢者便無從肯定自身的價值和尊嚴。
即使一個在香港出生的人﹐只要你不接受自己是純粹的經濟人﹐在生命的不同時刻 — 尤其面對抉擇時 — 內心一樣會烽煙四起﹐承受難以言狀的痛苦﹐一樣會對這個城市有某種生活在他鄉的疏離。你愛這個城市﹐卻又覺得它並不真正屬於自己﹐因為主宰這個城市的根本價值﹐和你格格不入。個體如此卑微﹐既改變不了城市分毫﹐卻又不得不在此生活下去﹐遂有無力和撕裂。你最後往往別無選擇﹐只有屈服﹐向這個城市屈服。
那麼多年來﹐我目睹父母親一輩﹐在沒有任何選擇下﹐被迫放下生命其他價值﹐將自己變成徹底的經濟動物﹐努力撫養我們成人﹔我目睹很多同輩的新移民朋友﹐由於欠缺這個社會要求的競爭力﹐又不能從政府和社會中得到適當支援﹐被迫過早進入勞動市場﹐成為社會最低層的勞工﹔我目睹更多的﹐是那些有理想有能力對社會有關懷的朋友﹐大學畢業後雖然多番堅持﹐最後還是不得不棄守曾經堅持的信念。在繁榮安定紙醉金迷的背後﹐我無時無刻不感受到﹐一個個獨立生命為這幅圖像付出的代價。當然﹐更加悲哀的﹐是我們看不到這些代價﹐不願意承認這些代價﹐甚至謳歌這些代價。
我不知道出路在哪裡。不要說整個社會﹐即使在個人生活層面﹐也是困難重重。但我並不過度悲觀。在1989年百萬人支援北京的民主運動裡﹐在其後年年數萬人出席的六四燭光晚會裡﹐在2003年50萬人的七一大遊行裡﹐在這兩年一波接一波要求保護文物古蹟﹐反對發展至上的社會運動裡﹐在很多朋友於每天平凡細微的生活中努力不懈活出自我和堅持某些人文價值裡﹐我看到力量。我相信﹐當公民社會愈趨成熟﹐累積的文化資源愈加豐厚﹐並對主流制度和價值有更多反思批判時﹐我們這個城市是有可能變得更加好的。或許，香港在回歸二十年或三十年後，我們會不再只為我們擁有的財富而自豪，同時也為它是一個民主、公正、體面、有文化的偉大城市而自豪。
當我一開始以這種角度﹐這種心態去理解自身和關心香港的時候﹐我的新移民史便告一段落。我是以一個香港公民的身份﹐關心這個屬於我的城市。我身在其中﹐無論站得多麼邊緣。
八
林婕死去的時候﹐才18歲。她在遺書中﹐說﹕“我很累﹐這五年來我憎恨香港﹐討厭香港這個地方﹐我還是緬懷過去13年在鄉間的歲月﹐那鄉土的日子。”林婕選擇離開的時候﹐已來香港五年﹐並由最初的鄉村小學轉讀一所一級中學﹐品學兼優﹐全班考試名列前茅﹐家裡也住進了公共房屋。我曾不只一次想過，如果林婕仍然在生，今天會是如何模樣。
很多人無法理解﹐為什麼林婕會如此憎恨天堂一樣的香港﹐為什麼會覺得做一個香港人那麼累﹐以至如此決絕地一死以求解脫。這種不解的背後，也許正正隱藏了無數新移民說不出的辛酸故事。說不出，並不在於香港沒有說的自由，而在於沒有那樣的平台，沒有那樣的聆聽者，甚至更在於新移民在香港這樣的社會，實在難以有足夠的力量和自信，好好地理解和接受自己，好好地肯定自己，好好地做一個香港公民。
香港每天有150個大陸新移民﹐每年有54750人﹐十年便有547500人。他們是人﹐是香港的公民﹐也是香港的未來。
Friday 20 January 2012
轉載：中國滿族學者研究：普通話是漢滿混合的語言
Kay Lam commented on their own note.
轉載：中國滿族學者研究：普通話是漢滿混合的語言
林忌曰：利瑪竇的《西字奇蹟》證實，明末時的漢語都仲有入音，係滿州人的清朝先廢除入音，普通話係滿蒙語言，孔慶東呢個死漢奸賣孔賊憑乜野叫我地漢人講滿洲話？唔講就係狗？ 摘自 金啟孮先生著《京旗的滿族》 金啟孮談北京的滿族：中國普通話，是滿族人學講北京話而出現的語言。 金啟孮《北京的滿族》 [400年前的北京話：吳語] 北京自建城以來經歷過了許多個朝代的變遷，自古以來北京話有過多少變化？如何變化？從歷史上講，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從意大利來的傳教士利馬竇曾 用羅馬拼音記錄了大量的當時的北京話，這些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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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Li and 138 others lik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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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Lam 林忌曰：利瑪竇的《西字奇蹟》證實，明末時的漢語都仲有入音，係滿州人的清朝先廢除入音，普通話係滿蒙語言，孔慶東呢個死漢奸賣孔賊憑乜野叫我地漢人講滿洲話？唔講就係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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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da Kwan 忌兄, 你真的好心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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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Lam 咁鍾意滿洲話，返去剃頭啦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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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y Sun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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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oli Chapman 佢有資格皈依先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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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rman Nga Yan Cheng 感謝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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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Tak Sum 唔係廢除，係渠哋學唔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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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Lam http://www.69fw.com/hy/hywh/94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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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Lam http://tupian.hudong.com/a4_54_02_01000000000000119080227197454_jpg.html?prd=zhengwenye_left_neirong_tupian
《西字奇迹》_《西字奇迹》图片_图片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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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字奇迹》_《西字奇迹》图片_图片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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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 Yam 感謝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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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on Chiu 佢（孔慶東）想反共復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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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Ho 謝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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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布 好到point
12 hours ago · Like
Kenvain Lee 孔慶東 根本連狗都不如, 因為狗係人既忠心朋友, 孔慶東只是一隻沒意想的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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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Lam 「站」 是蒙古語的「站赤」(jam)
12 hours ago · Like · 1
Kai Yin Leung 共產黨極權統治 大於 一國兩制 ;
共產黨極權統治 大於 台灣民主選舉 ;
.................................... ;
簡單嚟講 :
共產黨極權統治 大於 一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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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Lam 由今日起我撐都會駅.....因為驛先係正字，站係錯的
12 hours ago · Like · 8
Zoey Cheung 人地係中文系教授wor 我真係俾佢吹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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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bobo Katze 駅 讀作 驛 ?
12 hours ago · Like
Tammy Tam PKU教授驚世偉論
11 hours ago · Like
Horara Fun 好, 我地撑粵唔, 正宗漢文化, 有根有據, 奴語死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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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cker Sanchez 孔慶東係曲線支持港人。^_^
10 hours ago · Like
Cheng Sze Ting Daniel 謝謝林忌兄，原來中國南部方得中華文化正統，豈能不支持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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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u Kwan Kiu 孔慶東箇兩撇鬚都好似女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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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u Kwan Kiu 「北京的動植物、建築、日常用品等很多東西都是滿人見所未見」
所以北佬啲植物名，乜香菜，黃瓜，白菜呀，全都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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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o Tong 明官話怎麼成了吳語？明官話應該是吳語客家話和粵語的特點都有，但是跟吳語還是不一樣的
3 hours ago · Like
Hao Tong 還有我認為如今粵語的一部份俗字出現其實是傷害粵語正統性的，不過這也是粵語被邊緣化的命運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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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Lam 對於滿族來說，分得清你漢語係來自吳區，已經算好好..
佢都話這是當時的南京話嘛..
3 hours ago · Like · 1
陳韋拿 [你沒有義務說別的地方的話]你沒有義務說非香港的地方的話
3 hours ago · Like · 3
Clement LO (1) 蒙古語的音譯。驛站,古時傳遞軍政文書的人中途換馬、食宿或轉遞之所。元代驛站稱“站赤”,省稱“站”。明改站為“驛”。清代“驛”、“站”並稱。
3 hours ago · Like · 1
Peter Hanswolfgang Chapman 兄好野!
3 hours ago · Like
Sandy Soon @Artioli Chapman 剃頭係指剃髮易服，唔係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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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a Walter 其實中國政府曾經有投過票以咩語言為官方語言, 粤語就只差一票就勝北京話, 有傳孫中山由於係講粵語, 但唔想俾人話佢偏心, 所以就投左北京話一票..就只差gor一票...
3 hours ago · Like · 1
Sandy Soon @Bcbobo Katze 「駅」係「驛」既日語新字體，雖然新字體個人覺得一樣唔係好野，但係點都好睇過中共殘體字
3 hours ago · Like · 2
Tang Ho Chuen 我喜歡日本簡化字多於中國囯簡體字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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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ny Liao 作者金先生既然在文中說了“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從意大利來的傳教士利馬竇曾用羅馬拼音記錄了大量的當時的北京話”，但他怎麼不知道利瑪竇的《中國劄記》中早就用Mandarin一詞來稱呼明朝的官話，卻一再說只有北京“內城話”是Mandarin呢？其實此詞來自明朝時期的葡萄牙人對中國官員的稱呼Mandarin，這是由Mandando或Mando Mandare而來，即指揮或命令，後來也稱呼這種通行於明朝官場的語言——官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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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Lam 唐已有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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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刚 孔慶東是個文革殘餘分子，多次企圖為文革翻案，并公開歌頌金正日。此人應該儘快移民移民到北韓去享受那裡的共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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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刚 像這樣的人已經被中國歷史淘汰了，紅衛兵似的人物早就被中國歷史終結了。北韓是她最好的歸屬的，在那裡她不會他不會感到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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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Ho Chuen 但是他很明顯是嚴重的右傾主義者
2 hours ago · Like
Brian Leung 我地可唔可以話英語受到其他外來語言（甚至征服 ）影響而話而家的英語唔正宗，古英語才是正宗的英語？同 係咪都應該接受普通話及北京內城話係中國其中一種語言 -來影響較深的語言？雖然粵語先係我地母語，普通話對我地 只係第三語言，但我地係咪都應該尊重返普通話？
2 hours ago · Like
Shirley Yan 很具研究性的分享，請孔教授讀後才在電視台講話。其對廣東話，對香港，對新加坡的掌握和了解根本不足以作評論，這點就冇資格作教授了。大學教授品質低劣至此，怪不得教不出好學生來。中國的悲哀矣!
2 hours ago · Like
Clement LO 利馬竇記錄的應該是明朝的南京官話，而不是北京官話。
從利瑪竇尋找「官話化石」
http://tw.myblog.yahoo.com/lon-lon/article?mid=249
然而，為什麼在外國的傳教士寫的書裡，“地道的中國話”卻是“純粹的南京話”呢？
400多年前，利瑪竇來到中國。他很快發現，中國各省老百姓說的話各不相同，口語的差別很大，但是還有一種整個帝國官場裡通用的語言，稱為“官話”。
南京官話與北京官話
http://liangruobing.wordpress.com/2010/03/09/%E5%8D%97%E4%BA%AC%E5%AE%98%E8%A9%B1%E8%88%87%E5%8C%97%E4%BA%AC%E5%AE%98%E8%A9%B1/
南京官話指以南京語音為基礎的中國官方標準語，歷史可以追溯到源自東晉的金陵雅音。
清雍正六年設「正音書館」，以北京官話為標準語，在全國推行，以後北京官話逐漸取代南京官話成為中國官場主流的標準語，有人也稱之為北方官話，和被稱為南方官話的南京官話相對應。清末進行國語編審，民國初年擬定國音，「京國之爭」以後實行以北京官話為基礎的新國音，自此以北方官話為藍本的國語（普通話）成為中國官方標準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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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ment LO 有趣：
"南京話音，明清的南京官話，加之六朝的金陵雅音，在中國歷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時也對周邊國家的語音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比如在日本，六朝時期中國傳入日本的語音主要是金陵雅音（又稱吳音）。從江戶時代到明治初年，日本官立學校和民間私塾所教的中國語都是南京話，直至明治九年（1876年）日本官方才轉而使用北京話1。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時美國最初的漢語教學也是基於南京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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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ment LO @Brian : 英文係一種混雜語, 糅合了日耳瓦語 (26%) , 中古法語 (29%), 拉丁語 (29%), 少許希臘語字根 (6%) 以及若干本地語元素,等等.
按純種文化論來講, 英語作為雜種語言，當然不可能有任何高雅文化例如詩詞歌賦出現。
同樣道理，法西意葡都係古拉丁語的不幸墮落，混雜著各種懶音變音。西班牙語更加有若干程度的阿拉伯化。法文的尾音失缺不發，等於入聲字消失，同樣都係一場文化大災難。按純種文化論來講, 這些弱能化語言，不可能承載高雅藝術形式。只有復古式的拉丁文方能繼承大統。。。
但這樣說，合理嗎？歐洲人自己應該不會這樣接受。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English_words_of_French_ori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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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a L Chan 你演繹錯作者主旨，佢係比較內外廷語言。內廷好似電視劇清朝 "OK"=「喳」，有流入漢族民間混合用。
about an hour ago via Mobile · Like
Christina L Chan 文章本義係講 language fusion. 內廷北京話與蒙語混合, 如清朝電視劇 「喳」 = "OK". 有既會流入沛民間漢族, 形成地道版。識少少蒙語同普通話就知2種完全唔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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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中國滿族學者研究：普通話是漢滿混合的語言
林忌曰：利瑪竇的《西字奇蹟》證實，明末時的漢語都仲有入音，係滿州人的清朝先廢除入音，普通話係滿蒙語言，孔慶東呢個死漢奸賣孔賊憑乜野叫我地漢人講滿洲話？唔講就係狗？ 摘自 金啟孮先生著《京旗的滿族》 金啟孮談北京的滿族：中國普通話，是滿族人學講北京話而出現的語言。 金啟孮《北京的滿族》 [400年前的北京話：吳語] 北京自建城以來經歷過了許多個朝代的變遷，自古以來北京話有過多少變化？如何變化？從歷史上講，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從意大利來的傳教士利馬竇曾 用羅馬拼音記錄了大量的當時的北京話，這些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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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Lam 林忌曰：利瑪竇的《西字奇蹟》證實，明末時的漢語都仲有入音，係滿州人的清朝先廢除入音，普通話係滿蒙語言，孔慶東呢個死漢奸賣孔賊憑乜野叫我地漢人講滿洲話？唔講就係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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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da Kwan 忌兄, 你真的好心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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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Lam 咁鍾意滿洲話，返去剃頭啦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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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y Sun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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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oli Chapman 佢有資格皈依先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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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rman Nga Yan Cheng 感謝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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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Tak Sum 唔係廢除，係渠哋學唔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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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 Yam 感謝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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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on Chiu 佢（孔慶東）想反共復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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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Ho 謝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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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布 好到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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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vain Lee 孔慶東 根本連狗都不如, 因為狗係人既忠心朋友, 孔慶東只是一隻沒意想的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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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Lam 「站」 是蒙古語的「站赤」(j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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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 Yin Leung 共產黨極權統治 大於 一國兩制 ;
共產黨極權統治 大於 台灣民主選舉 ;
.................................... ;
簡單嚟講 :
共產黨極權統治 大於 一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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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Lam 由今日起我撐都會駅.....因為驛先係正字，站係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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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ey Cheung 人地係中文系教授wor 我真係俾佢吹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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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bobo Katze 駅 讀作 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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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my Tam PKU教授驚世偉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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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ara Fun 好, 我地撑粵唔, 正宗漢文化, 有根有據, 奴語死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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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cker Sanchez 孔慶東係曲線支持港人。^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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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 Sze Ting Daniel 謝謝林忌兄，原來中國南部方得中華文化正統，豈能不支持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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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u Kwan Kiu 孔慶東箇兩撇鬚都好似女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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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u Kwan Kiu 「北京的動植物、建築、日常用品等很多東西都是滿人見所未見」
所以北佬啲植物名，乜香菜，黃瓜，白菜呀，全都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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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o Tong 明官話怎麼成了吳語？明官話應該是吳語客家話和粵語的特點都有，但是跟吳語還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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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o Tong 還有我認為如今粵語的一部份俗字出現其實是傷害粵語正統性的，不過這也是粵語被邊緣化的命運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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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Lam 對於滿族來說，分得清你漢語係來自吳區，已經算好好..
佢都話這是當時的南京話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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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韋拿 [你沒有義務說別的地方的話]你沒有義務說非香港的地方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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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ment LO (1) 蒙古語的音譯。驛站,古時傳遞軍政文書的人中途換馬、食宿或轉遞之所。元代驛站稱“站赤”,省稱“站”。明改站為“驛”。清代“驛”、“站”並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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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Hanswolfgang Chapman 兄好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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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y Soon @Artioli Chapman 剃頭係指剃髮易服，唔係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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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a Walter 其實中國政府曾經有投過票以咩語言為官方語言, 粤語就只差一票就勝北京話, 有傳孫中山由於係講粵語, 但唔想俾人話佢偏心, 所以就投左北京話一票..就只差gor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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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y Soon @Bcbobo Katze 「駅」係「驛」既日語新字體，雖然新字體個人覺得一樣唔係好野，但係點都好睇過中共殘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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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Ho Chuen 我喜歡日本簡化字多於中國囯簡體字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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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ny Liao 作者金先生既然在文中說了“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從意大利來的傳教士利馬竇曾用羅馬拼音記錄了大量的當時的北京話”，但他怎麼不知道利瑪竇的《中國劄記》中早就用Mandarin一詞來稱呼明朝的官話，卻一再說只有北京“內城話”是Mandarin呢？其實此詞來自明朝時期的葡萄牙人對中國官員的稱呼Mandarin，這是由Mandando或Mando Mandare而來，即指揮或命令，後來也稱呼這種通行於明朝官場的語言——官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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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Lam 唐已有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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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刚 孔慶東是個文革殘餘分子，多次企圖為文革翻案，并公開歌頌金正日。此人應該儘快移民移民到北韓去享受那裡的共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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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刚 像這樣的人已經被中國歷史淘汰了，紅衛兵似的人物早就被中國歷史終結了。北韓是她最好的歸屬的，在那裡她不會他不會感到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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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Ho Chuen 但是他很明顯是嚴重的右傾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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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 Leung 我地可唔可以話英語受到其他外來語言（甚至征服 ）影響而話而家的英語唔正宗，古英語才是正宗的英語？同 係咪都應該接受普通話及北京內城話係中國其中一種語言 -來影響較深的語言？雖然粵語先係我地母語，普通話對我地 只係第三語言，但我地係咪都應該尊重返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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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rley Yan 很具研究性的分享，請孔教授讀後才在電視台講話。其對廣東話，對香港，對新加坡的掌握和了解根本不足以作評論，這點就冇資格作教授了。大學教授品質低劣至此，怪不得教不出好學生來。中國的悲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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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ment LO 利馬竇記錄的應該是明朝的南京官話，而不是北京官話。
從利瑪竇尋找「官話化石」
http://tw.myblog.yahoo.com/lon-lon/article?mid=249
然而，為什麼在外國的傳教士寫的書裡，“地道的中國話”卻是“純粹的南京話”呢？
400多年前，利瑪竇來到中國。他很快發現，中國各省老百姓說的話各不相同，口語的差別很大，但是還有一種整個帝國官場裡通用的語言，稱為“官話”。
南京官話與北京官話
http://liangruobing.wordpress.com/2010/03/09/%E5%8D%97%E4%BA%AC%E5%AE%98%E8%A9%B1%E8%88%87%E5%8C%97%E4%BA%AC%E5%AE%98%E8%A9%B1/
南京官話指以南京語音為基礎的中國官方標準語，歷史可以追溯到源自東晉的金陵雅音。
清雍正六年設「正音書館」，以北京官話為標準語，在全國推行，以後北京官話逐漸取代南京官話成為中國官場主流的標準語，有人也稱之為北方官話，和被稱為南方官話的南京官話相對應。清末進行國語編審，民國初年擬定國音，「京國之爭」以後實行以北京官話為基礎的新國音，自此以北方官話為藍本的國語（普通話）成為中國官方標準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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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ment LO 有趣：
"南京話音，明清的南京官話，加之六朝的金陵雅音，在中國歷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時也對周邊國家的語音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比如在日本，六朝時期中國傳入日本的語音主要是金陵雅音（又稱吳音）。從江戶時代到明治初年，日本官立學校和民間私塾所教的中國語都是南京話，直至明治九年（1876年）日本官方才轉而使用北京話1。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時美國最初的漢語教學也是基於南京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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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ment LO @Brian : 英文係一種混雜語, 糅合了日耳瓦語 (26%) , 中古法語 (29%), 拉丁語 (29%), 少許希臘語字根 (6%) 以及若干本地語元素,等等.
按純種文化論來講, 英語作為雜種語言，當然不可能有任何高雅文化例如詩詞歌賦出現。
同樣道理，法西意葡都係古拉丁語的不幸墮落，混雜著各種懶音變音。西班牙語更加有若干程度的阿拉伯化。法文的尾音失缺不發，等於入聲字消失，同樣都係一場文化大災難。按純種文化論來講, 這些弱能化語言，不可能承載高雅藝術形式。只有復古式的拉丁文方能繼承大統。。。
但這樣說，合理嗎？歐洲人自己應該不會這樣接受。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English_words_of_French_ori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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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a L Chan 你演繹錯作者主旨，佢係比較內外廷語言。內廷好似電視劇清朝 "OK"=「喳」，有流入漢族民間混合用。
about an hour ago via Mobile · Like
Christina L Chan 文章本義係講 language fusion. 內廷北京話與蒙語混合, 如清朝電視劇 「喳」 = "OK". 有既會流入沛民間漢族, 形成地道版。識少少蒙語同普通話就知2種完全唔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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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8 January 2012
龍應台：誰的添馬艦 ——我看香港文化主體性
首頁
週三, 2006-06-07 03:11 — 林輝 f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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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2006-06-05
我知道「作客人要有禮貌」。我知道我「不是香港人，所以不懂香港」。我完全承認「你們台灣更糟糕」。所以，講這個題目還真的「我有壓力」，套一句「巴士阿叔」的真情告白。但是，我也相信香港人的開闊，容得了善意的直率。
■添馬艦有故事
「添馬艦」這個名詞的來源是什麼？我問了10個香港人，發現10個香港人都不知道。
於是做了些研究。添馬艦，HMSTamar，是英國海軍一艘軍艦，建造在1863年──太平天國鬧得正兇、美國正在打南北戰爭的時候。是一艘3650公噸的三桅運兵船，1897年以後，留駐維多利亞港內，成為駐港海軍的主力艦。在1941年的香港保衛戰中，日軍入侵，英軍退守港島，港府下令炸毁港內所有船隻以免為日軍所用，添馬艦也被炸沉。在一個海軍戰俘的網頁上，我找到那個奉命炸沉添馬艦的士兵的日記：
十二月十一日，海軍忙碌不堪。所有船隻都開往九龍，接駁撤退的部隊……十九點正，上尉下指令要我駛往昂船洲接運傷者。昂船洲已經被連續轟炸了二十四個小時。我運了三個擔架傷者，還有一些勉強能走的傷兵。二十一點，奉命炸沈添馬艦……夜特別黑，一點光都沒有，發射魚雷風險很大……我發射的第一顆魚雷，沒擊中。
在同一頁上，還有一個短訊，作者的祖父當年是添馬艦的水兵。她問的是：「我的祖父一直在添馬艦上，可是最後卻死在里斯本丸的災難中。六十年了，有誰可以告訴我他在添馬艦的生活？」
戰爭結束後，港府打撈添馬艦，一部分撈上來的木板，據說就做了聖約翰座堂的大門。
沉沒水底的戰爭殘骸，竟然轉化為仰望天空的的宗教情操。
一旦知道了「添馬艦」有這樣滲透着血和淚的歷史以後，就很難對添馬艦保持漠然。
但是，為什麼大部分的香港人不知道這些歷史，彷彿不在乎自己的歷史呢？恐怕也不是天生的冷漠，而是因為在殖民教育中成長；殖民帶來物質成就和現代化，同時也剝奪被殖民者對於歷史的細微敏感和自尊自重。
■強勢政府， 弱勢社會
今天的添馬艦，原來當然是海水，當年的軍艦添馬艦就停泊在這裏。填海之後，就是中環到金鐘海岸線核心區的一塊多出來的空地，以「添馬艦」為名，紀念香港悲壯的烽火歲月。在它「暫時無用」的幾年裏，添馬艦「意外地」成為香港的市民廣場：14,000個人在晴空下圍坐着吃盆菜；5000個人聚在一起泡茶；4000個人在星空下肩靠着肩一起看露天電影。這樣一塊「自由放任」的地，在講究精算的香港絕不可能長久。政府決定在這裏建總部。4.2公頃的地面上，2公頃要闢做「文娛廣場」，另一半要建4棟政府大樓，每一棟大約30到40層高。那到底是多大呢？總建築面積，相當交易廣場第一期和第二期總和。建築費用？52億。
在剛剛興起的添馬艦的辯論裏，讓一個旁觀者最覺不可思議的就是，這麼重大的、影響城市景觀和生態結構的工程案件，竟然可以如此輕易地「過關」。如果是在紐約，在倫敦，在柏林，在東京，甚至在香港人挺「瞧不起」的台北，曾蔭權所提出的「添馬計劃」有太多問題會讓人大喊「未解決」，要窮追猛打了：
譬如問題一，為什麼政府總部要搬遷？人均辦公空間是否真的「嚴重不足」？它的人均辦公空間「不足」是以什麼標準在衡量？跟其他城市的政府空間做過評比嗎？結果如何？跟民間的人均工作空間相比又如何？這些信息若是空白，它如何證明它的空間「不足」？
譬如問題二，假定數據證明空間確實「不足」，那麼高科技電訊溝通系統是否不能補足？當視訊、網絡如此發達而且一天比一天發達的時候，傳統的所謂「辦公空間」的需求是否應該有全新的定義？是否做過調查研究？是否充分舉證了科技亦無法補足空間需求？
譬如問題三，假定人均辦公空間的「不足」有了科學的證明，那麼究竟應該繼續租用私人商業空間，還是擴大原有政府設施，還是乾脆遷址新建，針對各種選項是否做過徹底的分析比較？3種選項的經濟效應、環境影響、永續發展的評估等等，是否可以攤開在陽光下供學界挑戰，請媒體監督，讓社會檢驗？
譬如問題四，假定前述分析比較的結果確實是遷址新建為優，那麼，哪一個地址最為適合？為什麼不是亟需建設的九龍東南？為什麼不是資源分配偏低需要關懷挹注的新界？為什麼不是使用率低得離奇的數碼港？為什麼不是廢棄已久的西環屠房？為什麼一定得是添馬艦？科學的理據和說服在哪裏？
譬如問題五，如果政府總部決定落在添馬艦，那麼九龍東南的規劃是什麼？那麼政府山古蹟群的未來是什麼？那麼新填海中環濱海長廊的具體規劃跟添馬艦之間的呼應關係是什麼？那麼西九龍又將如何？西環屠房要作何處理？
從政府已經披露的資訊來看，這些根本問題都沒有「一個蘿蔔一個坑」的答案，但是52億的款項，立法會幾乎沒有異議。各黨派，除了公民黨，很快就不說話了。少數民間團體，只能要求政府在廠商提出標書之後，把模型拿出來展覽。政府既不需要回答對根本問題的追究──因為反正也沒什麼人在追究；也不必做任何白紙黑字的承諾。答應展出招標事後的模型，還強調這是「破例」，而且人民不能給意見，政府已經給人民很大「面子」，做了「讓步」了。
香港政府真的強勢有為。民間，也真溫順得可以。
■挖土機你為 什麼這 麼急？
我無意說，政府強勢一定不好。很多政府可能對香港政府充滿羨慕：預算超高(香港政府預算是台北的8倍)，主導性超強，社會力超弱。強勢政府尤其喜歡在工程上展現魄力，因為工程是最容易看得見的政績。
香港政府的「勵精圖治」企圖是很明顯的：政府剛剛公布了中環新海濱規劃方案，宣稱要「締造令人嚮往的消閒休憩用地及海港和商業中心」，要「發展成為象徵香港的世界級海濱」。天星碼頭旁將興建3組商廈建築群，包括28層高的商廈、18層高的「無敵海景酒店」，以及9層高但是長400多米的「摩地大廈」。除了這「世界級海濱」之外，西九龍40公頃的工程在規劃推動中；添馬艦將有政府大樓群等等，還不必談及大嶼山的開發以及各種跨界大橋的規劃。
政府強勢不一定不好，但是，當我們面對一個「勵精圖治」的政府時，當強勢政府像一個巨大的挖土機在橫衝直撞時，社會不能沒有一個深思的心靈和長遠宏觀的眼睛。我們可能必須在轟隆作響、天翻地覆的挖土機前，放上一朵脆弱、柔軟、美麗的小花。
脆弱、柔軟、美麗的小花提醒的是：
城市規劃是牽一髮動全身的。
以維多利亞港來說，中環濱海長廊的建築，勢必整個改變「香港的臉」──舉世聞名的浪漫維港景觀。想像你站到水中央，往維港四周緩緩做360度的觀覽，從西九、尖沙嘴、尖東、銅鑼灣、金鐘、中環、上環，一路流轉回到西九，維港的整體景觀，色彩、光影、山脊線與天際線的交錯，海港與建築風格之間的相輔相成諧調之美，是否有整體的預想呢？或者還是讓每一個海濱工程孤立的、局部的、偶然性依一時一刻之需而發展？
政府山的古蹟群，是香港唯一的一片完整殖民建築風格了，曾蔭權無論如何不願承諾保護，這些古蹟若是有一天剷除了，又變成以金錢計算平方呎的地產價值，香港人能夠忍受這樣對待自己的歷史嗎？如果保留了，添馬艦52億的大洞，你又如何填補？
如果這一切都還沒想好──那麼，挖土機啊，你究竟為什麼這麼急？
■香港跟誰比？
當主事者總是用「世界級」、「地標」、「香港精神」來描繪自己的「勵精圖治」的企圖時，我們能不能聽見一個小小的、安靜的聲音說，為什麼香港需要「地標」？「世界級」是跟誰比？比什麼？「香港精神」又是什麼？
西班牙的畢爾包怎麼能拿來跟香港比呢？畢爾包需要FrankGehry的古根漢美術館作為地標，因為畢爾包是個極其普通的不起眼的小城，它可以用一個標新立異的特殊建築作為地標來突出自己。香港卻是一片璀璨，地標如雲，當地標被地標淹沒的時候，你還看得見地標嗎？地標還有意義嗎？
如果說，像畢爾包這種只有常民生活而缺特色建築的城市需要現代建築來作為地標，那麼地標簇擁的香港所需要的，反而是常民生活的沉澱，小街小巷老市場的珍愛呵護，讓「市井人文感」更醇厚更馥郁，而根本不是高大奇偉的所謂「地標」。
至於「世界級」，又是跟誰比呢？又是紐約倫敦巴黎柏林之流吧？問題一，為什麼要跟她們比？香港的基礎建設，比她們都好。香港的國際感，超過柏林。香港的治安，紐約不能比。香港的傳奇歷史，比倫敦還精彩。香港自己就是「世界級」，哪來的自卑感，老是要用「世界級」來給自己壯膽增威？
問題二，就是要比，香港要跟這些城市比「世界級」的，仍舊是硬體工程嗎？什麼時候，你終於要開始跟人家比「內涵」呢？為什麼不去和巴黎倫敦的古蹟、老街、舊磨坊、人文薈萃的河左岸、車庫廠房裏的藝術村去比「世界級」呢？
然後，代表「香港精神」的，仍舊是「無敵海景」的酒店？仍舊是已經滿城皆是的購物商廈？這種意涵的「香港精神」，又是「誰」下的定義呢？地產商？還是灣仔、西環、屯門、大埔、深水埗的人民？
■一個 謙抑樸 素的政府
添馬艦所在，是香港的核心，香港面向世界的舞台。燈光一亮起，香港的嫵媚姿態光彩動人。請問，任何東西都可以被擺到舞台上去嗎？
封建時代，貴族以金錢和絕對的權力打造宮殿，宮殿成為城市的中心。在一個現代社會裏，政府是服務市民的「公僕」──它是人民的庫房、機房、廚房、帳房、屠房，也就是一個servicequarter，服務區。誰會把服務區放到舞台上面去？誰會把庫房機房帳房廚房屠房，放到一棟房子最重要的前廳去呢？
城市走多了的人，有一個指標：一個城市政府大樓如果富麗堂皇，而且建在城市的核心，那通常表示，這個城市是個政權獨大的體制。如果主權在民，公民力量強大，政府大樓通常建得謙抑樸素，緊守「公僕」服務的本分而不敢做權力的張揚。紐約的市政府、柏林的市政府、倫敦的市政府，我們知道在哪裏嗎？他們佔據城市的核心舞台嗎？
所以，嘿，把政府總部遷到西環屠房如何？屠房適合政府的「公僕」地位，而老舊的西環也非常需要社區振興，不是嗎？
中環最突兀的，是解放軍大樓。把軍隊擺在香港面向世界最燦亮的舞台中心，等於是把兵器倉庫放到客廳裏去了，你能想像巴黎把軍隊駐在羅浮宮旁嗎？從前英國人這樣做，是為了炫耀它的殖民權力──企圖之囂張，不言而喻；今天， 還有這必要嗎？景觀上不倫不類暫且不說，它所透露的粗暴意涵，更是招引負面解讀。曾蔭權政府最該做的，是設法把解放軍從中環遷走，把海濱還給人民。這
不去努力，卻反而更將政府大樓擺到添馬艦去，說是創造一個「市民精神地標」(iconicciviccore)。
在很多其他城市，公民恐怕早已「磨刀霍霍」上街抗議了。在一個公民社會裏，代表一個城市的「精神」的，絕不可能是一個城市的政府大樓。它可能是歌劇院，譬如悉尼；可能是博物館，譬如巴黎；可能是藝術家出沒的村子，譬如紐約；可能是老街老巷老廟老樹，譬如京都；可能是一條滄桑斑駁的老橋，譬如布拉格。但是，什麼樣的城市，會把市政府──一種權力機構，或服務區，當作精神標誌？
中環的維港是全世界看見的香港面貌，那面貌，真的是風情萬種。香港希望讓世界看見的，難道是市政府大樓？
把政府大樓放在添馬艦，怎麼看，都讓人覺得有一種權力的不知謙抑，不知收斂。
■真正的「 香港精神」
更符合「香港精神」的，恐怕反倒是一萬多個市民在晴空下圍坐吃盆菜，反倒是5000個人開心泡茶、聽音樂；反倒是4000個人在星空下肩靠着肩看露天電影，一起哭，一起笑。當世界看見的香港，不只是千篇一律的酒店和商廈，不只是冰冷淡漠的建築，如果世界還看得見香港的「人」──快樂的、悲傷的、泡茶的吃飯的、散步的追風箏的，憤怒示威的、激動落淚的，彼此打氣相互鼓勵的香港的常民生活，也就是一個有生活內涵、有人的性格的城市，那才真的是「世界級」的「香港精神」吧？
衡量社會的進步，錢，不是唯一的指標。一個4公頃的廣場，或許失去了以平方呎計算地產的金錢，可是一個面對全世界的正面的香港形象，能用港幣或美金來計算嗎？市民，因為在廣場「歌於斯，哭於斯」而凝聚出來的深遠文化認同和社群意識，能用一平方呎多少來計算嗎？
2004年11月9日，在同一個地點，我提出對西九龍的質疑。當時有這樣一段話：
在香港，經濟效益是所有決策的核心考量，開發是唯一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意思就是，它已經成為一種固執的信仰，人們不再去懷疑或追問它的存在邏輯。所造成的結果就是，你覺得香港很多元嗎？不，它極為單調，因為整個城市被一種單一的商業邏輯所壟斷。商廈和街道面貌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不管是又一城還是太古廣場還是置地廣場，一樣的建築，一樣的商店，一樣的貨物，一樣的品味，一樣「歡迎光臨」的音調。走在光亮滑溜的廊道上，你看見物品看不見人，物品固然是一個品牌的重複再重複，售貨員也像生產線上的標準模。連咖啡館都只有標準面貌的連鎖店。
如果僅只在這些大商廈裏行走，你會得到一個印象：香港什麼都有，唯一沒有的是個性。
兩年過去了，西九龍前途未卜，中環海濱正準備大肆建築，添馬艦箭在弦上，政府山古蹟群處境堪危，香港的城市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可是，社會裏關心的人卻非常、非常少。兩個月前，我曾問一班大約50個大學生，他們是否知道添馬艦的事情，答覆知道的只有一兩個。
文化主體性，我想並非僅只是政治層面的六四靜坐和七一遊行，香港和北京的精神拔河。關心香港本地的永續發展，關心香港留給下一代什麼樣的香港，是更關鍵的文化主體性的意識呈現。但是，政黨的立場搖擺不定，非政府組織的力量零散薄弱，大學生，對社會議題彷彿完全視若無睹，漠不關心。而他畢業後一旦進入政府，成為官僚體系成員，卻開始強勢行政主導。
陳冠中有一篇文章，我覺得是香港人了解自己必讀、外地人了解香港人必讀的，叫做「我這一代香港人」。他是這麼描述現在四五十歲這一代，也就是社會主流的：
我們整個長期教育最終讓我們記住的就是那麼一種教育：沒什麼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偉很長遠的東西。這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一種思想心態：我們自以為擅隨機應變，什麼都能學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時間內過關交貨，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報……不在公共領域集體爭權益，只做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的特色……是的，我們愛錢。(註)
「在最短的時間內過關交貨」的思維，或許可以造就眼前的效率成果，但是窒礙了宏觀的、長期的、永續的思考。「不在公共領域集體爭權益」的順民習慣，或許可以贏得個人的事業領先，但是犧牲了社會整體的進步。
我不懷疑曾蔭權的愛港之心，但是他的決策可能是錯的，龍應台的意見更可能是錯的，但那不是重點。重點是公民參與，是公民辯論，重點是香港人何時敢挑戰短視和功利主義，是香港人何時敢把香港的未來抓在自己手裏，而不是放任精英官僚和地產財團決定自己和下一代人的命運。
公民以香港為家，對香港負責，這，才是「文化主體性」，才是「香港精神」吧。
(2006年6月2日於香港大學的演講)作者電郵：ytlung@hku.hk
註：《我這一代香港人》，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05，第8、10、12頁
香港的基礎建設，比她們都好。香港的國際感，超過柏林。香港的治安，紐約不能比。香港的傳奇歷史，比倫敦還精彩。香港自己就是「世界級」，哪來的自卑感，老是要用「世界級」來給自己壯膽增威？
重點是公民參與，是公民辯論，重點是香港人何時敢挑戰短視和功利主義，是香港人何時敢把香港的未來抓在自己手裏，而不是放任精英官僚和地產財團決定自己和下一代人的命運。
專欄文章
週三, 2006-06-07 03:11 — 林輝 f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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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2006-06-05
我知道「作客人要有禮貌」。我知道我「不是香港人，所以不懂香港」。我完全承認「你們台灣更糟糕」。所以，講這個題目還真的「我有壓力」，套一句「巴士阿叔」的真情告白。但是，我也相信香港人的開闊，容得了善意的直率。
■添馬艦有故事
「添馬艦」這個名詞的來源是什麼？我問了10個香港人，發現10個香港人都不知道。
於是做了些研究。添馬艦，HMSTamar，是英國海軍一艘軍艦，建造在1863年──太平天國鬧得正兇、美國正在打南北戰爭的時候。是一艘3650公噸的三桅運兵船，1897年以後，留駐維多利亞港內，成為駐港海軍的主力艦。在1941年的香港保衛戰中，日軍入侵，英軍退守港島，港府下令炸毁港內所有船隻以免為日軍所用，添馬艦也被炸沉。在一個海軍戰俘的網頁上，我找到那個奉命炸沉添馬艦的士兵的日記：
十二月十一日，海軍忙碌不堪。所有船隻都開往九龍，接駁撤退的部隊……十九點正，上尉下指令要我駛往昂船洲接運傷者。昂船洲已經被連續轟炸了二十四個小時。我運了三個擔架傷者，還有一些勉強能走的傷兵。二十一點，奉命炸沈添馬艦……夜特別黑，一點光都沒有，發射魚雷風險很大……我發射的第一顆魚雷，沒擊中。
在同一頁上，還有一個短訊，作者的祖父當年是添馬艦的水兵。她問的是：「我的祖父一直在添馬艦上，可是最後卻死在里斯本丸的災難中。六十年了，有誰可以告訴我他在添馬艦的生活？」
戰爭結束後，港府打撈添馬艦，一部分撈上來的木板，據說就做了聖約翰座堂的大門。
沉沒水底的戰爭殘骸，竟然轉化為仰望天空的的宗教情操。
一旦知道了「添馬艦」有這樣滲透着血和淚的歷史以後，就很難對添馬艦保持漠然。
但是，為什麼大部分的香港人不知道這些歷史，彷彿不在乎自己的歷史呢？恐怕也不是天生的冷漠，而是因為在殖民教育中成長；殖民帶來物質成就和現代化，同時也剝奪被殖民者對於歷史的細微敏感和自尊自重。
■強勢政府， 弱勢社會
今天的添馬艦，原來當然是海水，當年的軍艦添馬艦就停泊在這裏。填海之後，就是中環到金鐘海岸線核心區的一塊多出來的空地，以「添馬艦」為名，紀念香港悲壯的烽火歲月。在它「暫時無用」的幾年裏，添馬艦「意外地」成為香港的市民廣場：14,000個人在晴空下圍坐着吃盆菜；5000個人聚在一起泡茶；4000個人在星空下肩靠着肩一起看露天電影。這樣一塊「自由放任」的地，在講究精算的香港絕不可能長久。政府決定在這裏建總部。4.2公頃的地面上，2公頃要闢做「文娛廣場」，另一半要建4棟政府大樓，每一棟大約30到40層高。那到底是多大呢？總建築面積，相當交易廣場第一期和第二期總和。建築費用？52億。
在剛剛興起的添馬艦的辯論裏，讓一個旁觀者最覺不可思議的就是，這麼重大的、影響城市景觀和生態結構的工程案件，竟然可以如此輕易地「過關」。如果是在紐約，在倫敦，在柏林，在東京，甚至在香港人挺「瞧不起」的台北，曾蔭權所提出的「添馬計劃」有太多問題會讓人大喊「未解決」，要窮追猛打了：
譬如問題一，為什麼政府總部要搬遷？人均辦公空間是否真的「嚴重不足」？它的人均辦公空間「不足」是以什麼標準在衡量？跟其他城市的政府空間做過評比嗎？結果如何？跟民間的人均工作空間相比又如何？這些信息若是空白，它如何證明它的空間「不足」？
譬如問題二，假定數據證明空間確實「不足」，那麼高科技電訊溝通系統是否不能補足？當視訊、網絡如此發達而且一天比一天發達的時候，傳統的所謂「辦公空間」的需求是否應該有全新的定義？是否做過調查研究？是否充分舉證了科技亦無法補足空間需求？
譬如問題三，假定人均辦公空間的「不足」有了科學的證明，那麼究竟應該繼續租用私人商業空間，還是擴大原有政府設施，還是乾脆遷址新建，針對各種選項是否做過徹底的分析比較？3種選項的經濟效應、環境影響、永續發展的評估等等，是否可以攤開在陽光下供學界挑戰，請媒體監督，讓社會檢驗？
譬如問題四，假定前述分析比較的結果確實是遷址新建為優，那麼，哪一個地址最為適合？為什麼不是亟需建設的九龍東南？為什麼不是資源分配偏低需要關懷挹注的新界？為什麼不是使用率低得離奇的數碼港？為什麼不是廢棄已久的西環屠房？為什麼一定得是添馬艦？科學的理據和說服在哪裏？
譬如問題五，如果政府總部決定落在添馬艦，那麼九龍東南的規劃是什麼？那麼政府山古蹟群的未來是什麼？那麼新填海中環濱海長廊的具體規劃跟添馬艦之間的呼應關係是什麼？那麼西九龍又將如何？西環屠房要作何處理？
從政府已經披露的資訊來看，這些根本問題都沒有「一個蘿蔔一個坑」的答案，但是52億的款項，立法會幾乎沒有異議。各黨派，除了公民黨，很快就不說話了。少數民間團體，只能要求政府在廠商提出標書之後，把模型拿出來展覽。政府既不需要回答對根本問題的追究──因為反正也沒什麼人在追究；也不必做任何白紙黑字的承諾。答應展出招標事後的模型，還強調這是「破例」，而且人民不能給意見，政府已經給人民很大「面子」，做了「讓步」了。
香港政府真的強勢有為。民間，也真溫順得可以。
■挖土機你為 什麼這 麼急？
我無意說，政府強勢一定不好。很多政府可能對香港政府充滿羨慕：預算超高(香港政府預算是台北的8倍)，主導性超強，社會力超弱。強勢政府尤其喜歡在工程上展現魄力，因為工程是最容易看得見的政績。
香港政府的「勵精圖治」企圖是很明顯的：政府剛剛公布了中環新海濱規劃方案，宣稱要「締造令人嚮往的消閒休憩用地及海港和商業中心」，要「發展成為象徵香港的世界級海濱」。天星碼頭旁將興建3組商廈建築群，包括28層高的商廈、18層高的「無敵海景酒店」，以及9層高但是長400多米的「摩地大廈」。除了這「世界級海濱」之外，西九龍40公頃的工程在規劃推動中；添馬艦將有政府大樓群等等，還不必談及大嶼山的開發以及各種跨界大橋的規劃。
政府強勢不一定不好，但是，當我們面對一個「勵精圖治」的政府時，當強勢政府像一個巨大的挖土機在橫衝直撞時，社會不能沒有一個深思的心靈和長遠宏觀的眼睛。我們可能必須在轟隆作響、天翻地覆的挖土機前，放上一朵脆弱、柔軟、美麗的小花。
脆弱、柔軟、美麗的小花提醒的是：
城市規劃是牽一髮動全身的。
以維多利亞港來說，中環濱海長廊的建築，勢必整個改變「香港的臉」──舉世聞名的浪漫維港景觀。想像你站到水中央，往維港四周緩緩做360度的觀覽，從西九、尖沙嘴、尖東、銅鑼灣、金鐘、中環、上環，一路流轉回到西九，維港的整體景觀，色彩、光影、山脊線與天際線的交錯，海港與建築風格之間的相輔相成諧調之美，是否有整體的預想呢？或者還是讓每一個海濱工程孤立的、局部的、偶然性依一時一刻之需而發展？
政府山的古蹟群，是香港唯一的一片完整殖民建築風格了，曾蔭權無論如何不願承諾保護，這些古蹟若是有一天剷除了，又變成以金錢計算平方呎的地產價值，香港人能夠忍受這樣對待自己的歷史嗎？如果保留了，添馬艦52億的大洞，你又如何填補？
如果這一切都還沒想好──那麼，挖土機啊，你究竟為什麼這麼急？
■香港跟誰比？
當主事者總是用「世界級」、「地標」、「香港精神」來描繪自己的「勵精圖治」的企圖時，我們能不能聽見一個小小的、安靜的聲音說，為什麼香港需要「地標」？「世界級」是跟誰比？比什麼？「香港精神」又是什麼？
西班牙的畢爾包怎麼能拿來跟香港比呢？畢爾包需要FrankGehry的古根漢美術館作為地標，因為畢爾包是個極其普通的不起眼的小城，它可以用一個標新立異的特殊建築作為地標來突出自己。香港卻是一片璀璨，地標如雲，當地標被地標淹沒的時候，你還看得見地標嗎？地標還有意義嗎？
如果說，像畢爾包這種只有常民生活而缺特色建築的城市需要現代建築來作為地標，那麼地標簇擁的香港所需要的，反而是常民生活的沉澱，小街小巷老市場的珍愛呵護，讓「市井人文感」更醇厚更馥郁，而根本不是高大奇偉的所謂「地標」。
至於「世界級」，又是跟誰比呢？又是紐約倫敦巴黎柏林之流吧？問題一，為什麼要跟她們比？香港的基礎建設，比她們都好。香港的國際感，超過柏林。香港的治安，紐約不能比。香港的傳奇歷史，比倫敦還精彩。香港自己就是「世界級」，哪來的自卑感，老是要用「世界級」來給自己壯膽增威？
問題二，就是要比，香港要跟這些城市比「世界級」的，仍舊是硬體工程嗎？什麼時候，你終於要開始跟人家比「內涵」呢？為什麼不去和巴黎倫敦的古蹟、老街、舊磨坊、人文薈萃的河左岸、車庫廠房裏的藝術村去比「世界級」呢？
然後，代表「香港精神」的，仍舊是「無敵海景」的酒店？仍舊是已經滿城皆是的購物商廈？這種意涵的「香港精神」，又是「誰」下的定義呢？地產商？還是灣仔、西環、屯門、大埔、深水埗的人民？
■一個 謙抑樸 素的政府
添馬艦所在，是香港的核心，香港面向世界的舞台。燈光一亮起，香港的嫵媚姿態光彩動人。請問，任何東西都可以被擺到舞台上去嗎？
封建時代，貴族以金錢和絕對的權力打造宮殿，宮殿成為城市的中心。在一個現代社會裏，政府是服務市民的「公僕」──它是人民的庫房、機房、廚房、帳房、屠房，也就是一個servicequarter，服務區。誰會把服務區放到舞台上面去？誰會把庫房機房帳房廚房屠房，放到一棟房子最重要的前廳去呢？
城市走多了的人，有一個指標：一個城市政府大樓如果富麗堂皇，而且建在城市的核心，那通常表示，這個城市是個政權獨大的體制。如果主權在民，公民力量強大，政府大樓通常建得謙抑樸素，緊守「公僕」服務的本分而不敢做權力的張揚。紐約的市政府、柏林的市政府、倫敦的市政府，我們知道在哪裏嗎？他們佔據城市的核心舞台嗎？
所以，嘿，把政府總部遷到西環屠房如何？屠房適合政府的「公僕」地位，而老舊的西環也非常需要社區振興，不是嗎？
中環最突兀的，是解放軍大樓。把軍隊擺在香港面向世界最燦亮的舞台中心，等於是把兵器倉庫放到客廳裏去了，你能想像巴黎把軍隊駐在羅浮宮旁嗎？從前英國人這樣做，是為了炫耀它的殖民權力──企圖之囂張，不言而喻；今天， 還有這必要嗎？景觀上不倫不類暫且不說，它所透露的粗暴意涵，更是招引負面解讀。曾蔭權政府最該做的，是設法把解放軍從中環遷走，把海濱還給人民。這
不去努力，卻反而更將政府大樓擺到添馬艦去，說是創造一個「市民精神地標」(iconicciviccore)。
在很多其他城市，公民恐怕早已「磨刀霍霍」上街抗議了。在一個公民社會裏，代表一個城市的「精神」的，絕不可能是一個城市的政府大樓。它可能是歌劇院，譬如悉尼；可能是博物館，譬如巴黎；可能是藝術家出沒的村子，譬如紐約；可能是老街老巷老廟老樹，譬如京都；可能是一條滄桑斑駁的老橋，譬如布拉格。但是，什麼樣的城市，會把市政府──一種權力機構，或服務區，當作精神標誌？
中環的維港是全世界看見的香港面貌，那面貌，真的是風情萬種。香港希望讓世界看見的，難道是市政府大樓？
把政府大樓放在添馬艦，怎麼看，都讓人覺得有一種權力的不知謙抑，不知收斂。
■真正的「 香港精神」
更符合「香港精神」的，恐怕反倒是一萬多個市民在晴空下圍坐吃盆菜，反倒是5000個人開心泡茶、聽音樂；反倒是4000個人在星空下肩靠着肩看露天電影，一起哭，一起笑。當世界看見的香港，不只是千篇一律的酒店和商廈，不只是冰冷淡漠的建築，如果世界還看得見香港的「人」──快樂的、悲傷的、泡茶的吃飯的、散步的追風箏的，憤怒示威的、激動落淚的，彼此打氣相互鼓勵的香港的常民生活，也就是一個有生活內涵、有人的性格的城市，那才真的是「世界級」的「香港精神」吧？
衡量社會的進步，錢，不是唯一的指標。一個4公頃的廣場，或許失去了以平方呎計算地產的金錢，可是一個面對全世界的正面的香港形象，能用港幣或美金來計算嗎？市民，因為在廣場「歌於斯，哭於斯」而凝聚出來的深遠文化認同和社群意識，能用一平方呎多少來計算嗎？
2004年11月9日，在同一個地點，我提出對西九龍的質疑。當時有這樣一段話：
在香港，經濟效益是所有決策的核心考量，開發是唯一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意思就是，它已經成為一種固執的信仰，人們不再去懷疑或追問它的存在邏輯。所造成的結果就是，你覺得香港很多元嗎？不，它極為單調，因為整個城市被一種單一的商業邏輯所壟斷。商廈和街道面貌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不管是又一城還是太古廣場還是置地廣場，一樣的建築，一樣的商店，一樣的貨物，一樣的品味，一樣「歡迎光臨」的音調。走在光亮滑溜的廊道上，你看見物品看不見人，物品固然是一個品牌的重複再重複，售貨員也像生產線上的標準模。連咖啡館都只有標準面貌的連鎖店。
如果僅只在這些大商廈裏行走，你會得到一個印象：香港什麼都有，唯一沒有的是個性。
兩年過去了，西九龍前途未卜，中環海濱正準備大肆建築，添馬艦箭在弦上，政府山古蹟群處境堪危，香港的城市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可是，社會裏關心的人卻非常、非常少。兩個月前，我曾問一班大約50個大學生，他們是否知道添馬艦的事情，答覆知道的只有一兩個。
文化主體性，我想並非僅只是政治層面的六四靜坐和七一遊行，香港和北京的精神拔河。關心香港本地的永續發展，關心香港留給下一代什麼樣的香港，是更關鍵的文化主體性的意識呈現。但是，政黨的立場搖擺不定，非政府組織的力量零散薄弱，大學生，對社會議題彷彿完全視若無睹，漠不關心。而他畢業後一旦進入政府，成為官僚體系成員，卻開始強勢行政主導。
陳冠中有一篇文章，我覺得是香港人了解自己必讀、外地人了解香港人必讀的，叫做「我這一代香港人」。他是這麼描述現在四五十歲這一代，也就是社會主流的：
我們整個長期教育最終讓我們記住的就是那麼一種教育：沒什麼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偉很長遠的東西。這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一種思想心態：我們自以為擅隨機應變，什麼都能學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時間內過關交貨，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報……不在公共領域集體爭權益，只做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的特色……是的，我們愛錢。(註)
「在最短的時間內過關交貨」的思維，或許可以造就眼前的效率成果，但是窒礙了宏觀的、長期的、永續的思考。「不在公共領域集體爭權益」的順民習慣，或許可以贏得個人的事業領先，但是犧牲了社會整體的進步。
我不懷疑曾蔭權的愛港之心，但是他的決策可能是錯的，龍應台的意見更可能是錯的，但那不是重點。重點是公民參與，是公民辯論，重點是香港人何時敢挑戰短視和功利主義，是香港人何時敢把香港的未來抓在自己手裏，而不是放任精英官僚和地產財團決定自己和下一代人的命運。
公民以香港為家，對香港負責，這，才是「文化主體性」，才是「香港精神」吧。
(2006年6月2日於香港大學的演講)作者電郵：ytlung@hku.hk
註：《我這一代香港人》，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05，第8、10、12頁
香港的基礎建設，比她們都好。香港的國際感，超過柏林。香港的治安，紐約不能比。香港的傳奇歷史，比倫敦還精彩。香港自己就是「世界級」，哪來的自卑感，老是要用「世界級」來給自己壯膽增威？
重點是公民參與，是公民辯論，重點是香港人何時敢挑戰短視和功利主義，是香港人何時敢把香港的未來抓在自己手裏，而不是放任精英官僚和地產財團決定自己和下一代人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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