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2日
我家附近的一條街，有個奇怪的地面舖位，樓市上升的幾年，是地產代理公司，樓市沉寂的幾年，便是便利店。十多年來，交替了三次。隔幾個舖位，停車場入口的地方，以前是麵店，後來變了一家證券交易公司，2008年金融跌市之後，一直丟空至今，門閘都生銹了，大概是位置不好，商場業主也不願意減租。城市的暗湧冒出來，便成街景的滄桑。
大汽水和沙冰
便利店開門的幾年，剛好我在政府工作，意興闌珊，每日傍晚回家，都買一兩罐啤酒，天熱時帶回家，天涼時便坐在石墩小飲，與幾個小休的廚工默默相望。偶爾有落拓之人，用小竹竿撩弄垃圾桶，看內裏可有飲品鋁罐撿拾。
二十多年前，1981年，香港第一家加盟連鎖便利店出現，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上水開了分店。初接觸的便利店倒有些調皮愉快。便利店開在麥當勞的隔鄰，比士多乾淨，有冷氣，價格略貴，沒有矮櫈子、角鐵和帆布簷篷，沒有看店的貓，沒有時而惡死、時而親切的老闆娘，只有身穿制服的時薪店員和劃一的陳設。當年也沒什麼魚蛋豬皮熱狗或微波爐食品出售，新穎的東西是大紙杯裝的可樂汽水，顧客自己取杯倒滿，然後拿到店員處付款，鄉鎮小童倒滿之後，快目觀望，偷啜一兩口，再倒滿，然後才付款。後來出現思樂冰，斟汽水的機器有一個冰格，將汽水速凍及打碎，弄成沙冰狀，夏日飲起來很涼快。這些都是年青時的食物了，現在要避忌生冷之物，以免傷及脾胃，自己辛苦。兩年前，汽水售賣機推出速凍可樂，寄養小兒某日興致勃勃，示範給我看，快手用八達通付款，汽水機吐出速凍的膠樽汽水，小手猛力搖動倒轉幾次，便現出冰粒汽水來。這是思樂冰的行動版，沒甚新意，買的也是小孩。
偏門生意
便利店其實賺的是偏財，是冤枉錢，不是正財。十幾年前，聽一位做便利店的朋友講過，香港的便利店是展銷據點和實物廣告櫥窗，零售的主業只有微利可圖，100元只賺3元，靠供應商提供的折扣和推廣費，取得額外收益。周轉方面，因為使用現金交易或八達通付款，供應商又容許賒貨三個月，累積的一筆現金，在股市暢旺的時候，投入金融市場，可以賺些利錢。聽他說，才知道延遲付款所扣押的現金，在金融城市可以做很多謀利的事，怪不得在香港進入九十年代之後，多了商人拖欠貨款或薪金。金融城市沒了法例監管及社會道德，詐偽便層出不窮。
即使便利店的銷售貨品不能回本，只要與地產財閥維持良好關係，分店數目持續上升，便可以霸佔展示點，有利可圖。這些經營概念便與供銷聯營、地產壟斷和電子付款服務結合，零零碎碎聚集起來，「山大斬埋有柴」，便成了大生意。知道了實況之後，便不大喜歡便利店，即使它膨脹起來，吸收了書報攤、熟食檔和繳費處的功能。2009年牛頭角下邨未清拆之前，我隨友人探訪過賣報紙的阿婆，她說便利店業務膨脹得無人夠膽管制，起初賣報紙有折扣，逼死報攤；沒領取熟食牌照，卻連魚蛋豬皮熱狗腸都敢賣，政府只是驅趕街邊的魚蛋檔，交了租予地產財閥的便利店集團，卻不敢打擾，正如在行人要道樹立推銷攤位和廣告牌的信用卡和電訊商的推銷點，不會被警察檢控阻街。做了一世的小商人，臨近退休，也是怨憤莫名。
年中無休
往昔新年期間，商店都會關門休息三五日，街坊士多也休市三日。在新年期間開業的商店，會被人取笑「發錢寒」，沒格局，或者窮得不顧體面，只有街邊流動小販才會做些新年禮物、拜年水果之類的假日生意。在新年開工的職員，往昔也被視為丟臉，認為這些人花費過度，沒錢過年，又或無家可歸。這都是昔日的禮俗了。
便利店長年通宵營業，新年便順理成章，繼續開門做生意，間接也脅迫其他商店縮短休假。九十年代之後，高昂的店租迫使許多店舖縮短新年的休業時間，供過於求的員工也不再顧全體面，有時即使無獎金也輪值上班。
汽水櫃
記憶之中，便利店與士多的最大分別是，便利店的汽水櫃是直立的無水的白鋼色冷藏玻璃櫃，而士多店的是橫臥的有冰水浸住的淺藍色鐵櫃。熱天取汽水的時候，手浸入冰水，玻璃樽連水滴而出，櫃前面有開汽水的鎖扣，撬開汽水蓋，再在大鐵筒內取一枝飲筒，急急啜飲。飲筒又叫飲管、吸管、汽水管，童年的客家話竟叫「汽水筆」，比喻來自吸墨水的墨水筆。最早期的飲筒是蠟紙做的，後來改為塑膠。飲筒的末端捏個楔形（V形）之後，可以互相接駁，吸啜大樽的汽水。往昔兒童的窮日子，兩兄弟或好朋友便可以在同一樽汽水插下兩枝飲筒，有福同享，直至吸到樽底，發出「嗡嗡」的響聲。
當年香港兒童多，汽水銷量大。樽裝汽水的鐵製汽水蓋，後面有塑膠蓋掩，汽水商號競爭生意，便推出抽獎。屈臣氏汽水的蓋掩後面印有橙色的哈哈笑符號，即使沒有獎，也會儲存一陣子的。
士多也是借電話和集體收信的所在地。鐵線架上的吹波膠，鐵蓋玻璃樽內的涼果、有薄冰霜的橙色冰凍木瓜、黃色酸蘿蔔，還有蓮花杯雪糕和孖條雪條，都是士多的看門貨。孖條雪條是預備兩人分食的，用口吹氣，包裝紙「噗」的一聲彈開。這是享受的序幕，與啜飲汽水到盡的嗡嗡聲不同了。
陳 雲｜我私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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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10 January 2015
Monday, 16 April 2012
Wednesday, 1 February 2012
周保松：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 》
页 》这样走过 》
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
－－作者：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
一
我移民香港﹐22年了。
我是1985年6月30日跨過羅湖橋的。跨過去的時候﹐並沒想過後來種種。現在回過頭來﹐又顯得有點欲說無從。昔日的日記相片書信還在﹐多年來塵封不動。外面正是十年回歸大慶﹐我卻獨坐一室﹐茫然地整理個人的移民史。
20世紀80年代至今﹐有近百萬新移民從中國來港。這百萬人一離開羅湖﹐便好像細流入深海﹐靜默無聲﹐不知那裡去了。再出現的時候﹐往往便是報紙頭條的倫常慘劇主角。這並非事出無因。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新移民”一詞幾乎和社會問題同義﹐常常和家庭暴力﹑騙取社會保障援助﹑貧窮落後等關聯在一起﹐是個不光彩的標記。新移民既是外來者﹐同時又被視為社會問題製造者﹐遂背負雙重的道德原罪。很多人認為﹐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在於將新移民儘快改造成香港人﹐洗去他們舊的次等的不文明的價值﹐接受新的先進的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新移民跨過羅湖橋那一刻﹐便必須承認自己在文化上低人一等。這份深不見底的自卑﹐令新移民不願面對過去﹐更加沒有勇氣在公共空間述說自己的歷史。而手握權力的主流社會﹐不僅沒興趣了解新移民的前世今生﹐甚至有意無意醜化他們的形象﹐漠視他們面對的種種困難和承受的諸多不義。於是﹐新移民這一龐大群體﹐在據說是自由開放的香港﹐形成了某種集體性消聲。
新移民明明無處不在﹐卻又彷彿並不存在﹔明明有話想說﹐卻又無法可說。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文化現象﹐因為香港本身是個移民社會﹐1949年以降﹐歷經幾波的大移民潮﹐目前七百萬人口中﹐真正稱得上“原住民”的﹐少之又少。但在這樣一個移民城市﹐新移民的生存處境和精神狀態﹐卻甚少在公共領域受到關注。兩年前﹐我在報紙發表了一篇短文〈像我這樣的一個新移民〉﹐結果收到很多素不相識的讀者的電話和來信﹐分享他們的移民故事﹐情緒熱切而激動。這教我詫異。那一刻﹐我才知道有多少新移民的鬱結被這個城市壓抑著。他們渴望被聆聽被理解﹐渴望得到別人的肯認和尊重﹐卻往往事與願違。
在過往大部分的新移民討論裡﹐經濟考慮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向度﹐例如新移民對香港人力資源的影響﹐對社會福利造成的壓力等。因此﹐政府最關心的﹐是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令新移民脫胎換骨﹐成為有利於香港經濟發展的勞動力﹐並減少他們對社會福利的依賴。至於新移民作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過去的個體﹐他們在新環境中的實存感受﹐在精神﹑文化﹑家庭各方面遇到的種種困難﹐卻往往被忽略漠視。每當有什麼新移民家庭慘劇出現﹐媒體要麼視其為個別事件﹐要麼循例追究一下政府﹐要求增加多些社工便了事。
1999年12月﹐林婕﹐一個品學兼優的新移民女生﹐不堪在港生活的苦楚﹐在最美好的18歲﹐從高樓一躍而下﹐死後留下這樣的問題﹕“我很費解﹐我到底做錯了什麼﹖難道‘我來自內地’就是我的罪過嗎﹖”林婕的死﹐迫使香港社會作了一點道德懺悔。當時的教育署署長羅范椒芬﹐寫了一封信給全港老師﹐說﹕“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感到十分羞愧﹔對林婕和她的母親﹐我有無限的歉意﹔作為教育署署長﹐我難以想像林婕所遭受的歧視﹐竟然發生在教育界﹑在學校裡。這真是莫大的諷刺。”
林婕用她的生命﹐打破一池死水﹐讓香港社會一瞥新移民的艱難。但池水頃刻回復平靜﹐事件很快便被遺忘﹐社會並沒任何改變。人們其實並不了解﹐又或不願意了解﹐林婕為什麼要死。香港這樣一個“繁榮安定”的社會﹐沒法承受致一個年輕新移民於死地這樣一種集體責任。這和東方之珠的想像﹐有太大的認知和情感上的落差。於是﹐林婕的死﹐遂被視為極少數不能好好適應香港的特例。而萬萬千千的年輕新移民﹐早已安安份份完成改造。
一直以來﹐我也如此相信。以為只是自己改造得不夠快不夠好﹐才做香港人做得如此吃力。20年過去﹐我才開始懂得問﹐為什麼過百萬的新移民﹐會在這個喧嘩的城市失去聲音﹖為什麼林婕要選擇死﹐來表達她對這個據說是東方之珠的城市的憎恨﹖為什麼一次又一次的人倫慘劇﹐總發生在新移民身上﹖我開始意識到﹐不應只是問如何改造﹐而要問為何要這樣改造﹐改造的代價是什麼﹐以及誰去付這些代價。我不知如何回答這些問題。以下我只嘗試從我個人的移民史﹐對這些問題作一些初步的側面的反思。但我必須強調﹐我的經歷﹐不多也不少﹐只是我的個人經歷。每個移民﹐都有自己的移民故事﹐儘管每個人的故事﹐皆無可避免地刻有時代的烙印。
二
1985年6月下旬的某個傍晚﹐我放學回家﹐母親說過幾天便要移民香港。我呆了好一會﹐然後咬著牙﹐說﹐我不去。眼淚跟著便掉下來。
我不願意離開故鄉﹐一個廣東西部偏遠的小縣城﹐因為活得快樂。活得快樂﹐並非因為富有。事實上﹐家裡一直很窮。我出生在農村﹐父母兩家都被劃為地主﹐父親1957年更被打為右派﹐全家備受政治之害。我小時候在農村放牛打魚﹐後來才出到縣城讀書。我那時在讀中學一年級﹐既沒有考試壓力﹐也未懂得為前途擔憂﹐一班同學相處融洽﹐日子過得無憂無慮。我走的時候﹐辦的是停學手續﹐而不是退學﹐因為我相信自己一定會回來。離別那天﹐全班同學到車站相送﹐有人送我一瓶從江中打來的水﹐有人遞我一包學校的泥土。
我能夠移民香港﹐是因為父親早在1981年來港探望幾十年不見的伯父時留了下來。父親1951年加入農業銀行工作﹐為人能幹正直﹐在單位受人敬重。他申請探親時﹐壓根兒沒想過留下來﹐伯父卻苦苦挽留。臨返國內前一刻﹐伯父送了一首詩給父親﹕“扁舟飄忽到桃源﹐車水馬龍別有天。凡心未了留不住﹐他朝徒嘆誤仙緣。”伯父認為香港是桃花源般的仙境﹐希望父親不要回到大陸那樣的人間。幾經掙扎﹐父親終於放下早已收拾好的行李。我後來才體會到﹐對父親來說﹐這是個艱難的抉擇。父親那時正當盛年﹐工資雖然不高﹐但事業發展順利﹐和同事合作愉快﹐工作帶給他很大的滿足感。選擇留下來﹐便等於放棄幾十年的事業﹐由零開始。而他當時在布匹公司做職員﹐一個月工資才1000元﹐減去租金﹐早已所剩無幾。
我出來工作後﹐父親有次和我說﹐考慮職業時﹐一定要選擇有意義﹐能帶給自己滿足感的工作。這番說話﹐說來輕描淡寫﹐卻道盡了他的辛酸遺憾。人到中年而選擇離開故土﹐放棄前半生辛苦累積的工作經驗﹑地位﹑社會關係以至事業追求﹐在不確定的新環境中從新開始﹐代價不可謂不大。不少人認為新移民無論吃多少苦﹐受到怎樣的對待﹐也是值得的﹐甚至應該的﹐因為即使從事最底層的工作﹐甚至領取社會援助﹐收入也較國內高。更重要的﹐這是他們的選擇﹐因此沒有資格抱怨。誠然﹐選擇來的人﹐必有來的理由。而生活在香港的很多好處﹐也是毋庸多言的。但這並不表示﹐香港社會可以用任何方式對待新移民﹐更不表示對於新移民失去什麼和承受什麼可以視而不見﹐因而對他們缺乏基本的理解和尊重。
事實上﹐父親那一輩其實無路可退。他們既不能回到過去﹐卻又無力在新環境中賦予生活新的意義。他們面對的﹐是基本的生存問題。唯一的出路﹐是接受現實﹐胼手胝足努力工作﹐並將所有希望寄託於下一代。他們初到香港﹐普遍存在強烈的自卑感﹐自覺處於社會邊緣﹐而曾經有過的理想和追求﹐只能壓抑於心底深處﹐並隨年月流逝而逐漸淡去。這樣的故事﹐多不勝數。
經過20多年茹苦含辛的工作﹐我們家裡的經濟環境已大有改善﹐父親卻已垂垂老去。即使粗心如我﹐也常常感受到父親的落寞。真正能提起父親興致的﹐是和他談起舊日國內生活種種﹐例如年少的輕狂﹐當年在銀行工作的情況以至農村生活的種種趣事。即使是反右運動和文革時被批鬥的情形﹐父親回憶起來也津津有味。但我從來沒敢問父親﹐香港是否是他的桃花源。2007年6月30日﹐是我來港22周年紀念日。那天我們全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頓飯。我問父親﹐回首過去﹐可曾後悔移民來港。父親沉默良久﹐說﹐看到你們今天活得很好﹐我不後悔。
嚴格來說﹐香港沒有為社會貢獻的概念﹐因為社會只是抽象地指涉單獨的個體在其中追逐利益的場所﹐本身並非一個實體﹐更不是休戚相關的社群。人們得到什麼失去什麼﹐一切歸於個人﹐與社會無關。因此﹐父親只能說為他的子女付出了多少﹐卻不能說為香港貢獻了什麼。家的概念﹐延伸不到那麼遠。或許正因為此﹐對於那些辛苦大半生卻老無所依的老人家﹐我們往往既沒同情之心﹐亦無虧欠之情。
三
未移民之前﹐我對香港的認識﹐來自流行文化。那個年頭﹐香港電視劇剛開始流行﹐〈大地恩情〉﹑〈萬水千山總是情〉一出場﹐便風靡一時。但真正教我們著迷的﹐還數〈大俠霍元甲〉。當時這套劇是晚上九點播放﹐而我們學校的自修課卻要九點才完。因此﹐八時半過後﹐所有課室便會出奇地安靜﹐人人收拾好書包文具﹐蓄勢待發。待鐘聲一響﹐全校幾百人立即蜂湧而出﹐以最快速度跑出校園﹐跳上自行車﹐在街上橫衝直撞﹐直奔家裡。
香港流行曲也開始普及﹐張明敏﹑鄧麗君﹑徐小鳳﹑許冠傑﹑林子祥一一登場。那時候﹐很多同學都有一本歌簿﹐將自己喜歡的流行曲歌詞抄在上面﹐彼此交換﹐下課後一起在走廊引吭高歌﹐又或躲在課室一角獨自吟唱。音樂課上教的那些革命電影歌曲﹐早已乏人問津。我班上有位同學的哥哥看準時機﹐開了一家唱片店﹐專門從香港買回歌星的最新錄音帶﹐然後大量翻錄轉售﹐幾塊錢一盒﹐在小鎮很受歡迎。
但我真正受香港文化“荼毒”的﹐還數武俠小說。我自小沉迷書本﹐尤喜小說神話傳奇﹐小學三﹑四年級時已將《三國演義》﹑《封神榜》﹑《三俠五義》﹑《大明英烈傳》﹑《水滸傳》﹑《鏡花緣》﹑《東周列國志》等一大堆囫圇吞棗地讀完。那時找書不易﹐什麼書都讀。我第一次接觸香港的新派武俠小說﹐是梁羽生的《萍蹤俠影錄》。這本書是當時正在追求我大姐的未來姐夫借我看的﹐我之前對梁羽生一無所知。誰知書一上手﹐便放不下來。我不眠不休﹐兩天便將書讀完。我至今仍記得﹐看完後我走上天臺﹐眼前暈眩﹐心中悵惘失落﹐書中主角張丹楓和雲蕾的影子揮之不去﹐只想盡情大叫。在我的閱讀史中﹐那是一個分水嶺。我的近視﹐也因此加深﹐但當時卻無眼鏡可配﹐上課時總看不清楚老師在黑板上寫些什麼﹐結果影響了昇中學的考試成績。
接著下來﹐我發現一本叫《武林》的月刊﹐正在連載金庸的《射雕英雄傳》﹐那更把我弄得心癢難熬。很可惜﹐不知什麼緣故﹐連載幾個月後便停了﹐而我卻像吸毒者一樣﹐對武俠小說上了癮﹐在鎮上四處打探何處有梁羽生和金庸。上了中學﹐一位同樣是小說迷的高年級同學告訴我﹐鎮上某處有武俠小說出租﹐但一定要熟人介紹。出租室有點神秘﹐屋內黑沉沉的﹐書架上排滿了金庸﹑梁羽生﹑古龍的作品﹐全是繁體字版﹐封面用牛皮紙包著。那個時代不如今天開放﹐出租港臺圖書還相當顧忌。租書除了十元按金﹐租金要兩角一天。這是相當貴了。當時租連環圖才兩分錢一本﹐而我一個月也不過幾元零用錢。但那真是一片新天地。為了省錢﹐我必須每天看完一本。我於是學會繁體字﹐也學會蹺課﹐甚至學會一邊騎車一邊看小說。在別人專心上課時﹐我偷跑到學校後山的橡樹林﹐在午後陽光和聒耳蟬聲中﹐沉醉在俠骨柔情和刀光劍影的世界﹔在夜闌人靜時﹐我抱著書偷偷跑到公共廁所﹐藉著昏黃微弱的燈光﹐與郭靖黃蓉楊過小龍女同悲同喜。
金庸和梁羽生的小說﹐除了功夫愛情﹐同時呈現了一個價值世界。對是非黑白的堅持﹐對弱者的同情﹐對朋友的道義﹐對承諾的重視﹐對民族的熱愛﹐是這些小說不變的主題。當讀者全情投入小說情節時﹐也不自覺地接受了背後的價值。可以說﹐武俠小說除了帶給我無窮的閱讀樂趣﹐也無形中影響了我的思想和情感。說來有點好笑﹐我在蹺課中完成了另類的人格教育﹐而我對此卻毫不知情。
我們是受香港文化影響的第一代。當時雖已開放改革幾年﹐整個社會仍頗為封閉落後。歷年政治運動磨盡了所有人的理想和熱情﹐90年代全面資本主義的時代仍未到來﹐人人處於精神極度饑渴﹐卻不知出路在哪的躁動狀態。香港的電視劇﹑電影﹑流行曲和文學的傳入﹐正好滿足了這種需要。香港文化商品最大的特色﹐是使人歡愉。它沒有什麼政治道德說教﹐卻能深深打動我們的情感。鄧麗君的中國小調﹐〈大地恩情〉的鄉土情懷﹐金庸小說的俠義精神﹐甚至張明敏的〈我是中國人〉﹐著實滋潤了我們的心靈。儘管如此﹐我對香港並沒多大嚮往。父親去了香港以後﹐家裡的生活慢慢有了改善﹐開始有了電風扇﹐黑白電視和卡式錄音機﹐我間或也會向同學炫耀一下父親帶回來的斑馬牌原子筆。但很奇怪﹐我從沒想過要成為香港人。香港彷彿是個遙遠得和我沒有任何關係的世界。
四
抵達香港那天﹐最初迎接我的﹐是深水埗地鐵站的北河街鴨寮街出口。當年的鴨寮街﹐和今天一樣熱鬧擠擁。舊攤檔滿地﹐叫賣聲盈耳。我和媽媽緊緊跟著父親﹐拖著行李﹐一步一步在人群中穿過。抬頭上望﹐只能隱隱見到天空的一抹藍。
我們住的地方﹐是北河街一個單位的板間房。這是一幢非常殘舊的“唐樓”﹐只有四百多平方尺﹐住了三戶人家﹐大家共用一個廚房和廁所。板間房再分為兩層﹐父母住下層﹐我住上層﹐算是個閣樓。閣樓沒有窗﹐晦暗侷促﹐人不能站直﹐得彎著腰才能在茶几上讀書寫字。躺在床上﹐天花板好像隨時會塌下來。
初來的一年﹐日子難過。我當時有寫日記的習慣。最近重讀﹐發覺1985年7月7日寫下這樣的感受﹕“離回家還有358天。 今天簡直快要瘋了﹐真想偷渡回故鄉去。這幾天簡直度日如年。”然後是7月8日﹕“我真後悔自己來香港﹐現在要我死也願意。”這樣的情緒﹐整本日記隨處可見。那時打長途電話很不方便﹐只能和故鄉的朋友通信。生活的最大寄託﹐便是等信和寫信。郵差每天派信兩次﹐分別是早上十時和下午四時。我每天起來﹐臉未洗牙未擦﹐第一件事便是跑到樓下看信箱。有信﹐便滿心歡喜﹐讀完又讀。沒信﹐便心裡失落﹐只好不安地期待下午的到來。那一年﹐我寫了好幾百封信。
新移民最難適應的﹐也許並非居住環境惡劣﹐而是“生活世界”的突然轉變。生活世界是個複雜的意義系統﹐包括我們的語言﹑傳統﹑價值﹑人際關係﹐以至日常的生活方式等。只有在這樣的系統裡﹐我們才能確定自己的身份﹐理解行動的意義﹐並肯定生活的價值。如果我們由小至大活在一個穩定的世界﹐我們根本不會意識到它的存在﹐因為一切皆顯得理所當然。只有當我們由一個世界急速轉換到另一個世界﹐而兩者又有根本斷裂時﹐人才會深刻感受到無家的失落。
來港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活在這種疏離感中。表面上﹐我很快便適應下來﹐語言﹑讀書﹑生活各方面﹐雖有困難﹐卻都能應付。但在內心﹐卻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是香港人﹐更不知日後的路該如何行。走在街上﹐覺得所有人和自己一點關係也沒有﹔回到家裡﹐躺在黑暗的閣樓﹐腦裡只有昔日的回憶﹔看到中國和香港的運動員比賽﹐我會為中國隊打氣。而每次返回國內﹐我便有種著地的感覺。即使去北方旅行﹐碰到素不相識的人﹐我也有著難言的親切。這種割裂﹐使我長期處於一種孤獨狀態。伴隨這種心境﹐我沉迷的不再是武俠小說﹐而是李煜﹑李清照﹑柳永那些憂傷的長短句。
讀到中學四年級﹐我的迷惘更甚﹐變得極度憂鬱孤僻。為求出路﹐我開始找老師討論人生的意義﹐跟同學去基督教會聽福音﹐甚至胡亂找些佛學書來讀。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某天放學後﹐夕陽斜照﹐我站在彌敦道和界限街交界的安全島﹐看著川流不息的汽車和匆匆的人群﹐突然覺得完全無力再行下去。我軟弱地斜靠在欄杆上﹐看著紅燈轉綠燈﹐綠燈轉紅燈﹐人動也不動﹐茫然四顧﹐不知何去何從。
苦悶的時候﹐我喜歡一個人在深水埗遊蕩。深水埗是窮人聚居之所﹐密密麻麻的唐樓又殘又舊﹐街道也亂糟糟的。那時南昌街中間仍是店鋪林立（後來拆了﹐變成現在的休憩公園）﹐石硤尾街的天光墟（在天剛亮時將東西放在地上擺賣﹐故有此名）也在﹐黃金商場周圍還有無數的流動熟食小販﹐再加上福華街﹑福榮街﹑長沙灣道的時裝批發店﹐北河街菜市場和鴨寮街的舊物和電器攤檔﹐令深水埗成了個無所不包的大市集。在這裡﹐你會見到蛇王在街頭當眾用口咬斷蛇頭﹐隨即挑出蛇膽﹐給客人和著酒一口喝下去﹔會見到櫃檯高高﹐令人望而生畏的老當鋪﹔當然還有琳瑯滿目﹐堆積如山的色情雜誌。
我最喜歡的﹐還是到鴨寮街淘書。鴨寮街並沒書店﹐“收買佬”只是將收回來的書和其他雜物﹐隨意堆在一起。要挑書﹐便要不怕髒﹐而且得有耐性。我在那裡淘到最多的﹐是小說散文﹐但也找到一套三冊馬克思的《資本論》﹐ 唐君毅的《哲學概論》和梁啟超的《飲冰室全集》等。後來讀大學時﹐我甚至在那裡用十元買到最近逝世的美國哲學家羅蒂（Richard Rorty）的成名作《哲學與自然之鏡》英文版。
住得久了﹐我便慢慢感受到深水埗的貧窮。我家的居住環境﹐還不算最惡劣。更差的﹐是那些住在“籠屋”的人﹐幾十人擠在一個單位﹐每人只有一個鐵籠般大小的床位。1990年12月南昌街籠屋大火﹐導致6人死亡﹐50多人受傷﹐人們才知道香港仍有那麼多人居住在那樣的非人環境。張之亮當年拍攝的〈籠民〉﹐便是以此為題材。深水埗也有許多老無所養的獨居老人﹐天一亮便坐滿街角的小公園﹐有的在下棋打牌﹐有的在發呆。新移民也不少。只要在街上轉一圈﹐什麼口音都可以聽到。父母後來搬了兩次家﹐卻始終沒離開過這區﹐而我每次回家﹐依然喜歡在深水埗鬧市散步。
五
1985年9月﹐我入讀大角咀福全街的高雷中學。父親為我讀書的事﹐四處奔走﹐卻一直苦無頭緒﹐最後只好選擇這所自己同鄉會辦的學校﹐由中學一年級讀起。嚴格來說﹐這不算一所完整的中學。學校在一幢工廠大廈二樓﹐樓下是售賣五金鋼鐵的店舖﹐噪音不絕於耳。學校除了幾個課室﹐沒有任何設施。課程只辦到中三﹐中四以後學生便要另選他校。
學校離家不遠﹐步行15分鐘便到。第一天上學﹐我發覺全班50多人﹐有七成是像我這樣剛到的新移民﹐以廣東和福建為多﹐但也有更遠的。大家一開口﹐便察覺人人鄉音不同。我們很快便混得很熟。從一開始﹐我便喜歡這班同學。他們純樸善良﹐彼此友愛沒機心﹐而且回憶起國內生活種種﹐大家總會說個不停。平時下課後﹐我們會聯群結隊去踢足球﹐在遊戲中心流連﹐到桌球室找樂﹐周末甚至試過一起去大角咀麗華戲院享受三級片早場的刺激。我們有心讀書﹐卻不知從何學起。學習環境實在太差﹐學生程度又參差不齊﹐老師難以施教。我們渴望融入香港社會﹐卻不知從何做起。我們對香港的歷史文化一無所知﹐父母教育水平又普遍偏低﹐更要日以繼夜工作﹐對我們是愛莫能助。我們好像活在一個隔離的世界﹐自生自滅。
開學不久﹐我們便一起去工廠做兼職。事緣有位同學的父親﹐在製衣廠專門負責穿褲繩（俗稱褲頭帶）的工序﹐方法是用鐵針將尼龍繩由短褲一端貫穿到另一端。由於工作多得做不完﹐同學便叫我們下課後去幫忙。工資按件計﹐一條一毫。如果熟手﹐一小時大約可賺到八元。工作本身極單調﹐但幾位朋友一起﹐加上工廠可聽收音機﹐不算特別苦悶。
我後來在工廠認識了一位負責牛仔褲包裝的判頭阿卓。由於他給的工資較高﹐而且工作較多﹐於是我和一位外號叫“大隻廣”的朋友便過去跟他。阿卓和好幾間製衣廠有協議﹐那裡要人便去那裡﹐因此我們有時在大角咀﹐有時在長沙灣和葵涌。包裝是整個成衣生產流程最後一道工序﹐相當複雜﹐包括貼商標﹐摺疊﹐入膠袋﹐開箱封箱﹐以及用膠帶機將箱紮好。由於出口訂單有時間性﹐廠方往往要我們一兩天內完成大量包裝﹐非常消耗體力﹐而且有時要加班到深夜﹐不是易做的工作。
大隻廣是恩平人﹐比我大兩歲﹐人有點俠氣也有點流氓氣﹐好抱不平﹐喜飲酒抽煙﹐平時三句有兩句是粗口﹐上課常常和老師作對﹐是我們這群同學的核心。我和他性格不同﹐卻很投契。他的數學很好﹐英文卻很差﹐所以讀了半年﹐已經對讀書失去興趣。有次我們在葵興下班﹐已是晚上11點﹐天下著小雨﹐我倆不知為什麼抬起槓來﹐誰也不讓誰﹐結果決定一起步行回深水埗。那一夜﹐我們沒有傘﹐卻不畏雨﹐一邊健行一邊笑談彼此的夢想﹐回到家時已是深夜一點﹐嚇壞了在家久等的父母。當時說過什麼早已忘了﹐但那份對未來的豪情﹐卻長留在心。1986年夏天﹐我領到回鄉證後﹐便和大隻廣聯袂返回故鄉﹐會合我的幾位同學﹐一起坐火車去桂林旅遊。我們在漓江暢泳﹐在桂林街頭放肆高歌追逐﹐在陽朔回味劉三姐的山歌﹐快意非常。
大隻廣讀完中三﹐便輟學回家幫父親做些中藥轉口的小生意﹐中間賺過一些錢﹐並請我們一班同學去鯉魚門嚐過海鮮。後來聽說他生意不景﹐又迷於賭博﹐以致欠下鉅債而要避走大陸。再後來﹐便沒了音訊。我們的老闆阿卓﹐好幾年後聽說原來是個偷渡客﹐遭警方發現﹐坐完牢後也被遣返國內。我們工作過的製衣廠﹐早已一一搬到國內﹐工廠大廈則被推倒重建為幾十層高的豪宅。至於我那群新移民同學﹐絕大部分讀完中三或中五後便出來工作﹐最多是到髮型屋做學徒。就我所知﹐能讀上大學的﹐不足三人。而我讀完二年級後﹐便透過考試轉到何文田官立中學做插班生。
六
1987年轉校後﹐我的生活起了變化。最大的不同﹐是大部分同學都是本地出生﹐而我的鄉音﹐便間或成了同學的笑柄。那談不上是歧視﹐但卻時時提醒我和別人的差異。這還只是表面的差異。我很快便意識到﹐我和我的香港同學﹐其實活在兩個世界﹐因為彼此的成長經歷完全不一樣。例如我從不看卡通片﹐也不喜歡漫畫﹐更不熱衷電子遊戲。但這三樣東西﹐卻是香港大部分男生的至愛。結果一年不到﹐我最熟絡的朋友﹐又變成學校中的新移民同學。
我們那一屆四班同學中﹐大概有一成多是新移民。這些同學和高雷的有些不同。他們早來幾年﹐很多從小學讀起﹐因此較易適應香港的生活﹐而且何官是所不錯的學校﹐學生自信心較強﹐也有較高的自我期望。他們很多喜歡看課外書﹐較為關心政治時事﹐甚至會坐下來認真討論一些人生哲理問題。中四那年﹐我和幾位同學成立了一個讀書小組﹐定期討論時事﹐並自資手寫出版一本叫《求索》的刊物﹐取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之意。校長有點擔心﹐派了一位老師在我們開會時前來旁聽輔導﹐刊物內容亦需老師過目。我當年寫了一篇文章﹐批評很多人棄香港而移民他國是不應該的﹐結果被勸導不要發表。
1988年夏天﹐我和國內一位同學﹐從廣州坐火車去北京旅行。我自小喜歡中國歷史﹐加上受武俠小說影響﹐對中國名山大川早已嚮往。旅費是兼職賺回來的﹐不用父母操心。只是到現在我也不太理解﹐我當時年紀那麼小﹐為什麼父母會放心讓我這樣去闖蕩。我們去天安門看了昇旗禮﹐瞻仰了毛澤東的遺體﹐還登上了長城。玩完北京﹐我們再坐火車下江南。印象最深的﹐是我這個南方人第一次在火車上見到極目無山的華北大平原。我倚在窗口﹐敞開衣裳吹著風﹐“隨身聽”播著齊秦的〈狼〉﹐看著夕陽在天邊被地平線徐徐吞噬﹐天地蒼茫﹐美不可言。
三個星期後﹐當我從杭州坐火車回到廣州﹐對中國有了很不同的感受。除了遊覽名勝古蹟﹐我更近距離觀察了不同地方不同老百姓的生活﹐尤其是在長途的硬座火車旅程中﹐我從其他乘客口中聽到許多聞所未聞的故事﹐了解國內人生活的艱辛。在旅途上﹐當別人問我從那裡來時﹐我總說廣東﹐卻不願說自己是香港人。這有安全的考慮﹐但我心底的確希望像他們一樣﹐都是中國人。不同省份的人走在一起﹐讓我有種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感覺。我喜歡那種感覺﹐但對別人對自己來說﹐香港卻好像在四海之外。
從北京回來不夠一年﹐六四事件便發生了。1989年5月﹐在學校默許下﹐我在課室率先張貼了支持學生運動的標語﹐接著參加了幾次大遊行﹐天天看報紙追新聞﹐沉浸在大時代的亢奮中。六四那一夜﹐我一個人坐在漆黑的家中﹐看著沒有畫面的電視﹐聽著身在北京的記者電話中傳來的密集槍聲﹐一夜未眠。其後18年﹐只要在香港﹐六四夜我都會去維多利亞公園﹐和幾萬人一起點亮燭光﹐悼念那死去的英靈。
六四事件是我的移民史的分水嶺。六四前﹐我沒想過要在香港落地生根﹐總想著終有一天會回去。那幾年﹐我讀了不少文學作品﹐例如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戴厚英的《人啊﹐人﹗》﹑蘇曉康的《自由備忘錄》等﹐對1949年後的歷史多了一些認識﹐但對中國的未來依然充滿信心。我仍記得﹐1988年國內有一套紀錄片叫《河殤》﹐中央電視臺拍攝﹐探討的便是中國應往何處去﹐引起海內外很大爭論。教協辦了一次播映會﹐一次過播完六集。我一個人去看了。當看完最後一集《蔚藍色》﹐步出教協時﹐我心內激動﹐深信中國只要繼續改革開放﹐一定可以告別傳統﹐並與象徵西方的蔚藍色文明融合﹐振興中華。六四後﹐我有種強烈的無家可歸的失落。本來那麼崇拜的國家﹐本來那麼尊敬信賴的領導人﹐一夜之間卻變得如此猙獰如此陌生﹐誰還敢認同那是自己的家﹖﹗悲劇過後﹐政治的殘酷和暴力的可怖﹐在我和我那一代很多人身上﹐留下一道難以磨滅的傷痕。回去已無可能﹐也無能力再度移民﹐留在香港﹐便成了沒有選擇的選擇。要安頓下來﹐第一件事便是要全心接受香港的價值觀﹐好好做個香港人。
七
當時我並不十分清楚這種轉變的後果。但會考過後﹐在對於報讀大學什麼學系一事上﹐我經歷了一次難忘的試煉。我一直的志願是中文系﹐因為這是我最喜歡﹐也讀得最好的科目。我那時已試過投稿報紙的文藝版﹐也參加過一些徵文比賽得過獎。我特別崇拜劉賓雁﹐希望將來也能做個報告文學家。可是家裡及老師卻主張我報讀最熱門的工商管理﹐理由當然是日後的前途考慮。如果我堅持﹐家裡大抵也會尊重我的意願。但我自己也猶豫了。我當時的成績﹐是學校最好的幾個﹐因此並不太擔心錄取的問題。我的困擾﹐在於我當時認為這是兩種價值觀﹐兩種不同人生道路的抉擇。如果我選讀工商管理﹐便意味著我日後會在商界工作﹐以賺錢為人生最高目標﹐並放棄自己喜歡的文學和歷史﹐當然更不會有時間寫作。如果我本身很喜歡商業管理﹐很崇拜那些億萬富豪﹐問題倒不大﹐畢竟人生總要有所取捨。但由小至大的讀書薰陶﹐令我並不怎麼嚮往那種生活。金庸筆下的大俠﹐中國歷史中的英雄﹐五四時期的作家﹐才是我欣賞的人物。
我被這個問題深深折磨﹐以至寢食難安。我請教過不同老師﹐所有老師都說﹐理想是當不得飯吃的﹐人最終要回到現實。然後我又發覺﹐過去幾年校內成績最好的同學﹐都進了工商管理學院。他們告訴我﹐如果我選讀了自己喜歡卻不熱門的學科﹐很可能會後悔﹐因為香港是個商業社會﹐畢業後還是要在市場上和人競爭。他們好像很有道理﹐於是我這樣說服自己﹕既然我以香港為家﹐便應努力做個成功的香港人﹐而成功的香港人﹐當然是像李嘉誠那樣能賺很多錢的人。要賺很多錢﹐自然要熟悉商業社會的運作﹐並在激烈的競爭中擊敗別人﹐一步一步向上爬。而要有這種競爭力﹐理應從大學做起。我被自己說服﹐最後亦如願入讀中文大學的工商管理學院。
這次抉擇﹐對我是一種挫折﹐也是一種解脫。我好像放棄了一些自己很珍惜的東西﹐好像作了某種屈服﹐但我也安慰自己﹐以後再不用為這個問題困擾﹐可以安心做個成功的香港人。事實並非如此。入了中大以後﹐我才知道自己根本不適合工商管理。這和性情及志趣有關﹐也和大學的經歷有關。我一進大學﹐便參加了《中大學生報》﹐積極參與學生運動﹐關心校政也關心香港和中國的未來﹐那種生活和商學院的氛圍﹐自是格格不入。而我在一年級時選修了哲學系陳特先生的課﹐自始步入哲學的門檻﹐開始認真思考一些困惑已久的人生哲學問題。結果在大學頭兩年﹐我又一次面對人生何去何從的掙扎。那種糾纏﹐極其累人﹐不足為外人道。最後﹐在大學三年級﹐我決定轉系﹐讀我喜歡的哲學。轉系那天﹐陳特先生面試我﹐問我會不會後悔﹐我說不會﹐但其實我一點也不知道在香港讀哲學﹐到底有什麼出路。
如果我的掙扎﹐只是我的個人問題﹐那並沒有什麼特別。實情卻非如此。在我認識的朋友中﹐考試成績最好的一批﹐當年幾乎都選擇了商學院﹐理由也差不多。這種情況在今天的香港﹐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容我武斷點說﹐香港的大學生﹐很少是為興趣和夢想而讀書的。大部分像我一樣﹐在未開始尋夢之前﹐已被現實壓彎了腰﹐少年老成﹐放棄實現理想和活出自我的機會﹐很快便順從社會設下的框框﹐走著一條非常相似的路。如果我們同意英國哲學家穆勒（J. S. Mill）的觀察﹐人類並不是機器模塑出來的一式一樣的東西﹐而是各有個性的獨立生命﹐並在快樂的來源﹑對痛苦的感受﹐以及不同能力對人們所起的作用上有著鉅大差異﹐那麼便很難不同意他的結論﹕“除非在生活方式上有相應的多元性存在﹐他們便不能公平地得到屬於他們的幸福﹐也不能在精神﹑道德及審美方面成長到他們的本性所能達到的境界。”（《論自由》）
到底是什麼力量﹐令這個城市一代又一代優秀的年青心靈﹐即使曾經有過掙扎﹐最後也不得不妥協﹐放棄發展自己的個性和追求屬於自己的幸福﹖而這對一個城市來說﹐是健康的嗎﹖
要在香港行一條不那麼主流的路﹐同時又能肯定自己﹐的確很難。香港表面上很多元﹐住得久了﹐便會發覺它的底層有個相當單一強勢的價值觀。過去幾十年﹐香港逐步發展成為一個繁華先進的資本主義城市﹐亦令整個社會接受了一套根深柢固的意識形態﹕崇尚市場競爭﹐擁抱個人消費主義﹐以追求效率﹑發展和無止境的財富增長作為個人事業成功和社會進步的唯一標準。在市場中﹐決定一個人成敗得失和社會地位的﹐是他的經濟競爭力。因此﹐在一個高揚“小政府大市場”的社會﹐每個人由一出生開始﹐便被訓練打造成為市場競爭者。競爭的內在邏輯﹐是優勝劣汰。市場中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關係﹐是對手的關係﹐是工具性的利益關係﹐而不是任何休戚與共﹐同舟共濟的合作關係。每個人都是孤零零的個體。競爭中的失敗者﹐沒有尊嚴可言﹐更沒資格說應得什麼﹐有的最多只是勝利者給予的有限度施捨和同情。
香港是這樣純粹的一個經濟城市﹐人人以此為傲。君不見﹐回歸十年一片歌功頌德中﹐經濟成就不就是它唯一的賣點﹖﹗要令這個神話延續﹐社會便必須更有效地培養出更多更純粹的經濟人﹐並透過各種方式﹐強化這種價值觀的合理正當。但判斷一個城市是否合理公正的其他向度，卻往往被忽略，甚至被壓制了。
嚴格來說﹐香港仍說不上是個現代政治城市﹐因為現代政治的基石﹐是肯定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公民﹐享有一系列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政治權力的正當性，必須得到人民的認可接受。很可惜，政治平等仍然離香港十分遙遠。而在「小政府大市場」的指導原則下，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以致數以十萬計公民活於貧窮線之下的事實，也得不到社會真正的重視。社會公義從來不是香港政府的議題。
香港也算不上一個文化城市﹐因為文化城市的基本理念﹐是肯定文化生活作為相對獨立的領域﹐有其自身的運作邏輯和審美標準﹐文化活動有其自足的內在價值﹐而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的工具。但在過去兩年種種有關歷史保育和文化發展的討論中，我們卻看到，整個社會是如何的缺乏文化想像和文化底蘊。香港非常有效率也非常富裕，但我們卻不知道，一種相應的屬於這個城市，屬於每個公民的豐富而多元的文化生活，該是何種模樣。我們很懂得將所有東西折算為金錢，因此海景有價，歷史建築有價，土地有價，但我們並沒想過，那些無聲無息地流失的難以用金錢衡量的歷史情感記憶，同樣值得這個城市好好珍惜。問題並不在於如何平衡取捨，而在於很多價值根本未曾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之中，連取捨都談不上。我們往往是工具理性的巨人，價值理性的侏儒。
以上所談的三種城市性格﹐是有內在張力的。香港要成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和文化城市﹐便必須尋找其他的價值資源﹐開拓我們的視野，豐富我們對美好人生和公正社會的想像，而不能只從單向度的經濟人的觀點看待世間萬事。但就我觀察﹐這套市場至上的價值觀﹐近年變本加厲﹐不斷被強化神化﹐並以各種方式滲透複製到生活其他領域﹐牢牢支配社會發展和我們的生活。明乎此﹐香港很多看來荒誕之事﹐才變得易於理解。以母語教育為例。我們應知道﹐母語教育對學生的心智成長﹑創造力﹑人格培養﹐以至對所屬傳統文化的認同等﹐有利而無害。但中文在香港的中學和大學﹐卻一直被視為次等語言。為什麼呢﹖因為據說母語教育會使學生英文水平下降。而英文水平下降﹐最大問題不在於學生無法有效學習知識或接觸英語文化﹐而在於影響學生的謀生能力，從而影響香港的經濟競爭力。對學生來說﹐語言是﹑也僅僅是謀生的工具﹔對社會來說﹐學生是﹑也僅僅是經濟發展的工具。至於外語教學會否影響學生的心智成長﹐打擊他們的自信心和求知欲﹐窒礙他們批判性思維能力的發展﹐以至限制他們成為積極關心社會的公民﹐卻很少受到重視。又例如香港的民主發展。香港既得利益集團反對加快民主步伐的主要理由﹐據說是因為這樣做會導致福利社會﹐而福利社會則有礙經濟發展云云。亦因此故﹐面對愈來愈嚴重的貧富懸殊﹐大家也認為只要不影響社會繁榮安定便沒問題。至於那些處於弱勢的公民﹐是否享有公平的平等機會﹐是否得到政府同樣的關懷和尊重，以至香港的財富分配制度是否合理﹐卻從來不曾浮出水面，引起什麼大的爭論。
無疑﹐我們可以從不同角度描述香港的城市性格﹐以及呈現這種性格的香港人。但在我的生活經驗中﹐體會最深感觸最大的﹐便是這種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對人的宰制。它的力量如此強大﹐影響如此深遠﹐以致成為我們日用而不知的各個生活層面的價值規範﹐使得我們難有空間和資源，去想像這個城市和個人生活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可能。要做一個成功的香港人﹐首先便要將自己打造成純粹的經濟人。就此而言﹐界定香港人身份的﹐並不繫於一個人的語言文化﹐又或出生地﹐而在於你是否真心誠意接受這樣的一套價值觀。
但就其本性而言﹐人並不只是純粹的經濟人。除了殘酷競爭和市場價值﹐人還有其他需要。人還需要愛﹐需要家庭和友誼﹐需要共同的社群生活﹐需要別人的尊重和肯認﹐需要活得有意義﹐需要政治參與和文化滋潤﹐還需要自由和公正。這些需要﹐是活得幸福很重要的條件﹐但卻往往和單向度的經濟人的理念不相容。道理很簡單。如果我們在生活中﹐只視所有人為滿足自己利益的工具﹐我們便無法享受到真正的友誼和愛﹐因為友誼和愛包含了承諾和犧牲﹔如果生活只是一場無止境的競爭﹐我們的心靈便永遠無法安頓﹔如果我們視自身只為孤零零的自足的個體﹐我們便難以感受社群生活的好；如果人與人之間處於極度不平等的境況，弱勢者便無從肯定自身的價值和尊嚴。
即使一個在香港出生的人﹐只要你不接受自己是純粹的經濟人﹐在生命的不同時刻 — 尤其面對抉擇時 — 內心一樣會烽煙四起﹐承受難以言狀的痛苦﹐一樣會對這個城市有某種生活在他鄉的疏離。你愛這個城市﹐卻又覺得它並不真正屬於自己﹐因為主宰這個城市的根本價值﹐和你格格不入。個體如此卑微﹐既改變不了城市分毫﹐卻又不得不在此生活下去﹐遂有無力和撕裂。你最後往往別無選擇﹐只有屈服﹐向這個城市屈服。
那麼多年來﹐我目睹父母親一輩﹐在沒有任何選擇下﹐被迫放下生命其他價值﹐將自己變成徹底的經濟動物﹐努力撫養我們成人﹔我目睹很多同輩的新移民朋友﹐由於欠缺這個社會要求的競爭力﹐又不能從政府和社會中得到適當支援﹐被迫過早進入勞動市場﹐成為社會最低層的勞工﹔我目睹更多的﹐是那些有理想有能力對社會有關懷的朋友﹐大學畢業後雖然多番堅持﹐最後還是不得不棄守曾經堅持的信念。在繁榮安定紙醉金迷的背後﹐我無時無刻不感受到﹐一個個獨立生命為這幅圖像付出的代價。當然﹐更加悲哀的﹐是我們看不到這些代價﹐不願意承認這些代價﹐甚至謳歌這些代價。
我不知道出路在哪裡。不要說整個社會﹐即使在個人生活層面﹐也是困難重重。但我並不過度悲觀。在1989年百萬人支援北京的民主運動裡﹐在其後年年數萬人出席的六四燭光晚會裡﹐在2003年50萬人的七一大遊行裡﹐在這兩年一波接一波要求保護文物古蹟﹐反對發展至上的社會運動裡﹐在很多朋友於每天平凡細微的生活中努力不懈活出自我和堅持某些人文價值裡﹐我看到力量。我相信﹐當公民社會愈趨成熟﹐累積的文化資源愈加豐厚﹐並對主流制度和價值有更多反思批判時﹐我們這個城市是有可能變得更加好的。或許，香港在回歸二十年或三十年後，我們會不再只為我們擁有的財富而自豪，同時也為它是一個民主、公正、體面、有文化的偉大城市而自豪。
當我一開始以這種角度﹐這種心態去理解自身和關心香港的時候﹐我的新移民史便告一段落。我是以一個香港公民的身份﹐關心這個屬於我的城市。我身在其中﹐無論站得多麼邊緣。
八
林婕死去的時候﹐才18歲。她在遺書中﹐說﹕“我很累﹐這五年來我憎恨香港﹐討厭香港這個地方﹐我還是緬懷過去13年在鄉間的歲月﹐那鄉土的日子。”林婕選擇離開的時候﹐已來香港五年﹐並由最初的鄉村小學轉讀一所一級中學﹐品學兼優﹐全班考試名列前茅﹐家裡也住進了公共房屋。我曾不只一次想過，如果林婕仍然在生，今天會是如何模樣。
很多人無法理解﹐為什麼林婕會如此憎恨天堂一樣的香港﹐為什麼會覺得做一個香港人那麼累﹐以至如此決絕地一死以求解脫。這種不解的背後，也許正正隱藏了無數新移民說不出的辛酸故事。說不出，並不在於香港沒有說的自由，而在於沒有那樣的平台，沒有那樣的聆聽者，甚至更在於新移民在香港這樣的社會，實在難以有足夠的力量和自信，好好地理解和接受自己，好好地肯定自己，好好地做一個香港公民。
香港每天有150個大陸新移民﹐每年有54750人﹐十年便有547500人。他們是人﹐是香港的公民﹐也是香港的未來。
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
－－作者：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
一
我移民香港﹐22年了。
我是1985年6月30日跨過羅湖橋的。跨過去的時候﹐並沒想過後來種種。現在回過頭來﹐又顯得有點欲說無從。昔日的日記相片書信還在﹐多年來塵封不動。外面正是十年回歸大慶﹐我卻獨坐一室﹐茫然地整理個人的移民史。
20世紀80年代至今﹐有近百萬新移民從中國來港。這百萬人一離開羅湖﹐便好像細流入深海﹐靜默無聲﹐不知那裡去了。再出現的時候﹐往往便是報紙頭條的倫常慘劇主角。這並非事出無因。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新移民”一詞幾乎和社會問題同義﹐常常和家庭暴力﹑騙取社會保障援助﹑貧窮落後等關聯在一起﹐是個不光彩的標記。新移民既是外來者﹐同時又被視為社會問題製造者﹐遂背負雙重的道德原罪。很多人認為﹐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在於將新移民儘快改造成香港人﹐洗去他們舊的次等的不文明的價值﹐接受新的先進的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新移民跨過羅湖橋那一刻﹐便必須承認自己在文化上低人一等。這份深不見底的自卑﹐令新移民不願面對過去﹐更加沒有勇氣在公共空間述說自己的歷史。而手握權力的主流社會﹐不僅沒興趣了解新移民的前世今生﹐甚至有意無意醜化他們的形象﹐漠視他們面對的種種困難和承受的諸多不義。於是﹐新移民這一龐大群體﹐在據說是自由開放的香港﹐形成了某種集體性消聲。
新移民明明無處不在﹐卻又彷彿並不存在﹔明明有話想說﹐卻又無法可說。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文化現象﹐因為香港本身是個移民社會﹐1949年以降﹐歷經幾波的大移民潮﹐目前七百萬人口中﹐真正稱得上“原住民”的﹐少之又少。但在這樣一個移民城市﹐新移民的生存處境和精神狀態﹐卻甚少在公共領域受到關注。兩年前﹐我在報紙發表了一篇短文〈像我這樣的一個新移民〉﹐結果收到很多素不相識的讀者的電話和來信﹐分享他們的移民故事﹐情緒熱切而激動。這教我詫異。那一刻﹐我才知道有多少新移民的鬱結被這個城市壓抑著。他們渴望被聆聽被理解﹐渴望得到別人的肯認和尊重﹐卻往往事與願違。
在過往大部分的新移民討論裡﹐經濟考慮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向度﹐例如新移民對香港人力資源的影響﹐對社會福利造成的壓力等。因此﹐政府最關心的﹐是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令新移民脫胎換骨﹐成為有利於香港經濟發展的勞動力﹐並減少他們對社會福利的依賴。至於新移民作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過去的個體﹐他們在新環境中的實存感受﹐在精神﹑文化﹑家庭各方面遇到的種種困難﹐卻往往被忽略漠視。每當有什麼新移民家庭慘劇出現﹐媒體要麼視其為個別事件﹐要麼循例追究一下政府﹐要求增加多些社工便了事。
1999年12月﹐林婕﹐一個品學兼優的新移民女生﹐不堪在港生活的苦楚﹐在最美好的18歲﹐從高樓一躍而下﹐死後留下這樣的問題﹕“我很費解﹐我到底做錯了什麼﹖難道‘我來自內地’就是我的罪過嗎﹖”林婕的死﹐迫使香港社會作了一點道德懺悔。當時的教育署署長羅范椒芬﹐寫了一封信給全港老師﹐說﹕“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感到十分羞愧﹔對林婕和她的母親﹐我有無限的歉意﹔作為教育署署長﹐我難以想像林婕所遭受的歧視﹐竟然發生在教育界﹑在學校裡。這真是莫大的諷刺。”
林婕用她的生命﹐打破一池死水﹐讓香港社會一瞥新移民的艱難。但池水頃刻回復平靜﹐事件很快便被遺忘﹐社會並沒任何改變。人們其實並不了解﹐又或不願意了解﹐林婕為什麼要死。香港這樣一個“繁榮安定”的社會﹐沒法承受致一個年輕新移民於死地這樣一種集體責任。這和東方之珠的想像﹐有太大的認知和情感上的落差。於是﹐林婕的死﹐遂被視為極少數不能好好適應香港的特例。而萬萬千千的年輕新移民﹐早已安安份份完成改造。
一直以來﹐我也如此相信。以為只是自己改造得不夠快不夠好﹐才做香港人做得如此吃力。20年過去﹐我才開始懂得問﹐為什麼過百萬的新移民﹐會在這個喧嘩的城市失去聲音﹖為什麼林婕要選擇死﹐來表達她對這個據說是東方之珠的城市的憎恨﹖為什麼一次又一次的人倫慘劇﹐總發生在新移民身上﹖我開始意識到﹐不應只是問如何改造﹐而要問為何要這樣改造﹐改造的代價是什麼﹐以及誰去付這些代價。我不知如何回答這些問題。以下我只嘗試從我個人的移民史﹐對這些問題作一些初步的側面的反思。但我必須強調﹐我的經歷﹐不多也不少﹐只是我的個人經歷。每個移民﹐都有自己的移民故事﹐儘管每個人的故事﹐皆無可避免地刻有時代的烙印。
二
1985年6月下旬的某個傍晚﹐我放學回家﹐母親說過幾天便要移民香港。我呆了好一會﹐然後咬著牙﹐說﹐我不去。眼淚跟著便掉下來。
我不願意離開故鄉﹐一個廣東西部偏遠的小縣城﹐因為活得快樂。活得快樂﹐並非因為富有。事實上﹐家裡一直很窮。我出生在農村﹐父母兩家都被劃為地主﹐父親1957年更被打為右派﹐全家備受政治之害。我小時候在農村放牛打魚﹐後來才出到縣城讀書。我那時在讀中學一年級﹐既沒有考試壓力﹐也未懂得為前途擔憂﹐一班同學相處融洽﹐日子過得無憂無慮。我走的時候﹐辦的是停學手續﹐而不是退學﹐因為我相信自己一定會回來。離別那天﹐全班同學到車站相送﹐有人送我一瓶從江中打來的水﹐有人遞我一包學校的泥土。
我能夠移民香港﹐是因為父親早在1981年來港探望幾十年不見的伯父時留了下來。父親1951年加入農業銀行工作﹐為人能幹正直﹐在單位受人敬重。他申請探親時﹐壓根兒沒想過留下來﹐伯父卻苦苦挽留。臨返國內前一刻﹐伯父送了一首詩給父親﹕“扁舟飄忽到桃源﹐車水馬龍別有天。凡心未了留不住﹐他朝徒嘆誤仙緣。”伯父認為香港是桃花源般的仙境﹐希望父親不要回到大陸那樣的人間。幾經掙扎﹐父親終於放下早已收拾好的行李。我後來才體會到﹐對父親來說﹐這是個艱難的抉擇。父親那時正當盛年﹐工資雖然不高﹐但事業發展順利﹐和同事合作愉快﹐工作帶給他很大的滿足感。選擇留下來﹐便等於放棄幾十年的事業﹐由零開始。而他當時在布匹公司做職員﹐一個月工資才1000元﹐減去租金﹐早已所剩無幾。
我出來工作後﹐父親有次和我說﹐考慮職業時﹐一定要選擇有意義﹐能帶給自己滿足感的工作。這番說話﹐說來輕描淡寫﹐卻道盡了他的辛酸遺憾。人到中年而選擇離開故土﹐放棄前半生辛苦累積的工作經驗﹑地位﹑社會關係以至事業追求﹐在不確定的新環境中從新開始﹐代價不可謂不大。不少人認為新移民無論吃多少苦﹐受到怎樣的對待﹐也是值得的﹐甚至應該的﹐因為即使從事最底層的工作﹐甚至領取社會援助﹐收入也較國內高。更重要的﹐這是他們的選擇﹐因此沒有資格抱怨。誠然﹐選擇來的人﹐必有來的理由。而生活在香港的很多好處﹐也是毋庸多言的。但這並不表示﹐香港社會可以用任何方式對待新移民﹐更不表示對於新移民失去什麼和承受什麼可以視而不見﹐因而對他們缺乏基本的理解和尊重。
事實上﹐父親那一輩其實無路可退。他們既不能回到過去﹐卻又無力在新環境中賦予生活新的意義。他們面對的﹐是基本的生存問題。唯一的出路﹐是接受現實﹐胼手胝足努力工作﹐並將所有希望寄託於下一代。他們初到香港﹐普遍存在強烈的自卑感﹐自覺處於社會邊緣﹐而曾經有過的理想和追求﹐只能壓抑於心底深處﹐並隨年月流逝而逐漸淡去。這樣的故事﹐多不勝數。
經過20多年茹苦含辛的工作﹐我們家裡的經濟環境已大有改善﹐父親卻已垂垂老去。即使粗心如我﹐也常常感受到父親的落寞。真正能提起父親興致的﹐是和他談起舊日國內生活種種﹐例如年少的輕狂﹐當年在銀行工作的情況以至農村生活的種種趣事。即使是反右運動和文革時被批鬥的情形﹐父親回憶起來也津津有味。但我從來沒敢問父親﹐香港是否是他的桃花源。2007年6月30日﹐是我來港22周年紀念日。那天我們全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頓飯。我問父親﹐回首過去﹐可曾後悔移民來港。父親沉默良久﹐說﹐看到你們今天活得很好﹐我不後悔。
嚴格來說﹐香港沒有為社會貢獻的概念﹐因為社會只是抽象地指涉單獨的個體在其中追逐利益的場所﹐本身並非一個實體﹐更不是休戚相關的社群。人們得到什麼失去什麼﹐一切歸於個人﹐與社會無關。因此﹐父親只能說為他的子女付出了多少﹐卻不能說為香港貢獻了什麼。家的概念﹐延伸不到那麼遠。或許正因為此﹐對於那些辛苦大半生卻老無所依的老人家﹐我們往往既沒同情之心﹐亦無虧欠之情。
三
未移民之前﹐我對香港的認識﹐來自流行文化。那個年頭﹐香港電視劇剛開始流行﹐〈大地恩情〉﹑〈萬水千山總是情〉一出場﹐便風靡一時。但真正教我們著迷的﹐還數〈大俠霍元甲〉。當時這套劇是晚上九點播放﹐而我們學校的自修課卻要九點才完。因此﹐八時半過後﹐所有課室便會出奇地安靜﹐人人收拾好書包文具﹐蓄勢待發。待鐘聲一響﹐全校幾百人立即蜂湧而出﹐以最快速度跑出校園﹐跳上自行車﹐在街上橫衝直撞﹐直奔家裡。
香港流行曲也開始普及﹐張明敏﹑鄧麗君﹑徐小鳳﹑許冠傑﹑林子祥一一登場。那時候﹐很多同學都有一本歌簿﹐將自己喜歡的流行曲歌詞抄在上面﹐彼此交換﹐下課後一起在走廊引吭高歌﹐又或躲在課室一角獨自吟唱。音樂課上教的那些革命電影歌曲﹐早已乏人問津。我班上有位同學的哥哥看準時機﹐開了一家唱片店﹐專門從香港買回歌星的最新錄音帶﹐然後大量翻錄轉售﹐幾塊錢一盒﹐在小鎮很受歡迎。
但我真正受香港文化“荼毒”的﹐還數武俠小說。我自小沉迷書本﹐尤喜小說神話傳奇﹐小學三﹑四年級時已將《三國演義》﹑《封神榜》﹑《三俠五義》﹑《大明英烈傳》﹑《水滸傳》﹑《鏡花緣》﹑《東周列國志》等一大堆囫圇吞棗地讀完。那時找書不易﹐什麼書都讀。我第一次接觸香港的新派武俠小說﹐是梁羽生的《萍蹤俠影錄》。這本書是當時正在追求我大姐的未來姐夫借我看的﹐我之前對梁羽生一無所知。誰知書一上手﹐便放不下來。我不眠不休﹐兩天便將書讀完。我至今仍記得﹐看完後我走上天臺﹐眼前暈眩﹐心中悵惘失落﹐書中主角張丹楓和雲蕾的影子揮之不去﹐只想盡情大叫。在我的閱讀史中﹐那是一個分水嶺。我的近視﹐也因此加深﹐但當時卻無眼鏡可配﹐上課時總看不清楚老師在黑板上寫些什麼﹐結果影響了昇中學的考試成績。
接著下來﹐我發現一本叫《武林》的月刊﹐正在連載金庸的《射雕英雄傳》﹐那更把我弄得心癢難熬。很可惜﹐不知什麼緣故﹐連載幾個月後便停了﹐而我卻像吸毒者一樣﹐對武俠小說上了癮﹐在鎮上四處打探何處有梁羽生和金庸。上了中學﹐一位同樣是小說迷的高年級同學告訴我﹐鎮上某處有武俠小說出租﹐但一定要熟人介紹。出租室有點神秘﹐屋內黑沉沉的﹐書架上排滿了金庸﹑梁羽生﹑古龍的作品﹐全是繁體字版﹐封面用牛皮紙包著。那個時代不如今天開放﹐出租港臺圖書還相當顧忌。租書除了十元按金﹐租金要兩角一天。這是相當貴了。當時租連環圖才兩分錢一本﹐而我一個月也不過幾元零用錢。但那真是一片新天地。為了省錢﹐我必須每天看完一本。我於是學會繁體字﹐也學會蹺課﹐甚至學會一邊騎車一邊看小說。在別人專心上課時﹐我偷跑到學校後山的橡樹林﹐在午後陽光和聒耳蟬聲中﹐沉醉在俠骨柔情和刀光劍影的世界﹔在夜闌人靜時﹐我抱著書偷偷跑到公共廁所﹐藉著昏黃微弱的燈光﹐與郭靖黃蓉楊過小龍女同悲同喜。
金庸和梁羽生的小說﹐除了功夫愛情﹐同時呈現了一個價值世界。對是非黑白的堅持﹐對弱者的同情﹐對朋友的道義﹐對承諾的重視﹐對民族的熱愛﹐是這些小說不變的主題。當讀者全情投入小說情節時﹐也不自覺地接受了背後的價值。可以說﹐武俠小說除了帶給我無窮的閱讀樂趣﹐也無形中影響了我的思想和情感。說來有點好笑﹐我在蹺課中完成了另類的人格教育﹐而我對此卻毫不知情。
我們是受香港文化影響的第一代。當時雖已開放改革幾年﹐整個社會仍頗為封閉落後。歷年政治運動磨盡了所有人的理想和熱情﹐90年代全面資本主義的時代仍未到來﹐人人處於精神極度饑渴﹐卻不知出路在哪的躁動狀態。香港的電視劇﹑電影﹑流行曲和文學的傳入﹐正好滿足了這種需要。香港文化商品最大的特色﹐是使人歡愉。它沒有什麼政治道德說教﹐卻能深深打動我們的情感。鄧麗君的中國小調﹐〈大地恩情〉的鄉土情懷﹐金庸小說的俠義精神﹐甚至張明敏的〈我是中國人〉﹐著實滋潤了我們的心靈。儘管如此﹐我對香港並沒多大嚮往。父親去了香港以後﹐家裡的生活慢慢有了改善﹐開始有了電風扇﹐黑白電視和卡式錄音機﹐我間或也會向同學炫耀一下父親帶回來的斑馬牌原子筆。但很奇怪﹐我從沒想過要成為香港人。香港彷彿是個遙遠得和我沒有任何關係的世界。
四
抵達香港那天﹐最初迎接我的﹐是深水埗地鐵站的北河街鴨寮街出口。當年的鴨寮街﹐和今天一樣熱鬧擠擁。舊攤檔滿地﹐叫賣聲盈耳。我和媽媽緊緊跟著父親﹐拖著行李﹐一步一步在人群中穿過。抬頭上望﹐只能隱隱見到天空的一抹藍。
我們住的地方﹐是北河街一個單位的板間房。這是一幢非常殘舊的“唐樓”﹐只有四百多平方尺﹐住了三戶人家﹐大家共用一個廚房和廁所。板間房再分為兩層﹐父母住下層﹐我住上層﹐算是個閣樓。閣樓沒有窗﹐晦暗侷促﹐人不能站直﹐得彎著腰才能在茶几上讀書寫字。躺在床上﹐天花板好像隨時會塌下來。
初來的一年﹐日子難過。我當時有寫日記的習慣。最近重讀﹐發覺1985年7月7日寫下這樣的感受﹕“離回家還有358天。 今天簡直快要瘋了﹐真想偷渡回故鄉去。這幾天簡直度日如年。”然後是7月8日﹕“我真後悔自己來香港﹐現在要我死也願意。”這樣的情緒﹐整本日記隨處可見。那時打長途電話很不方便﹐只能和故鄉的朋友通信。生活的最大寄託﹐便是等信和寫信。郵差每天派信兩次﹐分別是早上十時和下午四時。我每天起來﹐臉未洗牙未擦﹐第一件事便是跑到樓下看信箱。有信﹐便滿心歡喜﹐讀完又讀。沒信﹐便心裡失落﹐只好不安地期待下午的到來。那一年﹐我寫了好幾百封信。
新移民最難適應的﹐也許並非居住環境惡劣﹐而是“生活世界”的突然轉變。生活世界是個複雜的意義系統﹐包括我們的語言﹑傳統﹑價值﹑人際關係﹐以至日常的生活方式等。只有在這樣的系統裡﹐我們才能確定自己的身份﹐理解行動的意義﹐並肯定生活的價值。如果我們由小至大活在一個穩定的世界﹐我們根本不會意識到它的存在﹐因為一切皆顯得理所當然。只有當我們由一個世界急速轉換到另一個世界﹐而兩者又有根本斷裂時﹐人才會深刻感受到無家的失落。
來港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活在這種疏離感中。表面上﹐我很快便適應下來﹐語言﹑讀書﹑生活各方面﹐雖有困難﹐卻都能應付。但在內心﹐卻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是香港人﹐更不知日後的路該如何行。走在街上﹐覺得所有人和自己一點關係也沒有﹔回到家裡﹐躺在黑暗的閣樓﹐腦裡只有昔日的回憶﹔看到中國和香港的運動員比賽﹐我會為中國隊打氣。而每次返回國內﹐我便有種著地的感覺。即使去北方旅行﹐碰到素不相識的人﹐我也有著難言的親切。這種割裂﹐使我長期處於一種孤獨狀態。伴隨這種心境﹐我沉迷的不再是武俠小說﹐而是李煜﹑李清照﹑柳永那些憂傷的長短句。
讀到中學四年級﹐我的迷惘更甚﹐變得極度憂鬱孤僻。為求出路﹐我開始找老師討論人生的意義﹐跟同學去基督教會聽福音﹐甚至胡亂找些佛學書來讀。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某天放學後﹐夕陽斜照﹐我站在彌敦道和界限街交界的安全島﹐看著川流不息的汽車和匆匆的人群﹐突然覺得完全無力再行下去。我軟弱地斜靠在欄杆上﹐看著紅燈轉綠燈﹐綠燈轉紅燈﹐人動也不動﹐茫然四顧﹐不知何去何從。
苦悶的時候﹐我喜歡一個人在深水埗遊蕩。深水埗是窮人聚居之所﹐密密麻麻的唐樓又殘又舊﹐街道也亂糟糟的。那時南昌街中間仍是店鋪林立（後來拆了﹐變成現在的休憩公園）﹐石硤尾街的天光墟（在天剛亮時將東西放在地上擺賣﹐故有此名）也在﹐黃金商場周圍還有無數的流動熟食小販﹐再加上福華街﹑福榮街﹑長沙灣道的時裝批發店﹐北河街菜市場和鴨寮街的舊物和電器攤檔﹐令深水埗成了個無所不包的大市集。在這裡﹐你會見到蛇王在街頭當眾用口咬斷蛇頭﹐隨即挑出蛇膽﹐給客人和著酒一口喝下去﹔會見到櫃檯高高﹐令人望而生畏的老當鋪﹔當然還有琳瑯滿目﹐堆積如山的色情雜誌。
我最喜歡的﹐還是到鴨寮街淘書。鴨寮街並沒書店﹐“收買佬”只是將收回來的書和其他雜物﹐隨意堆在一起。要挑書﹐便要不怕髒﹐而且得有耐性。我在那裡淘到最多的﹐是小說散文﹐但也找到一套三冊馬克思的《資本論》﹐ 唐君毅的《哲學概論》和梁啟超的《飲冰室全集》等。後來讀大學時﹐我甚至在那裡用十元買到最近逝世的美國哲學家羅蒂（Richard Rorty）的成名作《哲學與自然之鏡》英文版。
住得久了﹐我便慢慢感受到深水埗的貧窮。我家的居住環境﹐還不算最惡劣。更差的﹐是那些住在“籠屋”的人﹐幾十人擠在一個單位﹐每人只有一個鐵籠般大小的床位。1990年12月南昌街籠屋大火﹐導致6人死亡﹐50多人受傷﹐人們才知道香港仍有那麼多人居住在那樣的非人環境。張之亮當年拍攝的〈籠民〉﹐便是以此為題材。深水埗也有許多老無所養的獨居老人﹐天一亮便坐滿街角的小公園﹐有的在下棋打牌﹐有的在發呆。新移民也不少。只要在街上轉一圈﹐什麼口音都可以聽到。父母後來搬了兩次家﹐卻始終沒離開過這區﹐而我每次回家﹐依然喜歡在深水埗鬧市散步。
五
1985年9月﹐我入讀大角咀福全街的高雷中學。父親為我讀書的事﹐四處奔走﹐卻一直苦無頭緒﹐最後只好選擇這所自己同鄉會辦的學校﹐由中學一年級讀起。嚴格來說﹐這不算一所完整的中學。學校在一幢工廠大廈二樓﹐樓下是售賣五金鋼鐵的店舖﹐噪音不絕於耳。學校除了幾個課室﹐沒有任何設施。課程只辦到中三﹐中四以後學生便要另選他校。
學校離家不遠﹐步行15分鐘便到。第一天上學﹐我發覺全班50多人﹐有七成是像我這樣剛到的新移民﹐以廣東和福建為多﹐但也有更遠的。大家一開口﹐便察覺人人鄉音不同。我們很快便混得很熟。從一開始﹐我便喜歡這班同學。他們純樸善良﹐彼此友愛沒機心﹐而且回憶起國內生活種種﹐大家總會說個不停。平時下課後﹐我們會聯群結隊去踢足球﹐在遊戲中心流連﹐到桌球室找樂﹐周末甚至試過一起去大角咀麗華戲院享受三級片早場的刺激。我們有心讀書﹐卻不知從何學起。學習環境實在太差﹐學生程度又參差不齊﹐老師難以施教。我們渴望融入香港社會﹐卻不知從何做起。我們對香港的歷史文化一無所知﹐父母教育水平又普遍偏低﹐更要日以繼夜工作﹐對我們是愛莫能助。我們好像活在一個隔離的世界﹐自生自滅。
開學不久﹐我們便一起去工廠做兼職。事緣有位同學的父親﹐在製衣廠專門負責穿褲繩（俗稱褲頭帶）的工序﹐方法是用鐵針將尼龍繩由短褲一端貫穿到另一端。由於工作多得做不完﹐同學便叫我們下課後去幫忙。工資按件計﹐一條一毫。如果熟手﹐一小時大約可賺到八元。工作本身極單調﹐但幾位朋友一起﹐加上工廠可聽收音機﹐不算特別苦悶。
我後來在工廠認識了一位負責牛仔褲包裝的判頭阿卓。由於他給的工資較高﹐而且工作較多﹐於是我和一位外號叫“大隻廣”的朋友便過去跟他。阿卓和好幾間製衣廠有協議﹐那裡要人便去那裡﹐因此我們有時在大角咀﹐有時在長沙灣和葵涌。包裝是整個成衣生產流程最後一道工序﹐相當複雜﹐包括貼商標﹐摺疊﹐入膠袋﹐開箱封箱﹐以及用膠帶機將箱紮好。由於出口訂單有時間性﹐廠方往往要我們一兩天內完成大量包裝﹐非常消耗體力﹐而且有時要加班到深夜﹐不是易做的工作。
大隻廣是恩平人﹐比我大兩歲﹐人有點俠氣也有點流氓氣﹐好抱不平﹐喜飲酒抽煙﹐平時三句有兩句是粗口﹐上課常常和老師作對﹐是我們這群同學的核心。我和他性格不同﹐卻很投契。他的數學很好﹐英文卻很差﹐所以讀了半年﹐已經對讀書失去興趣。有次我們在葵興下班﹐已是晚上11點﹐天下著小雨﹐我倆不知為什麼抬起槓來﹐誰也不讓誰﹐結果決定一起步行回深水埗。那一夜﹐我們沒有傘﹐卻不畏雨﹐一邊健行一邊笑談彼此的夢想﹐回到家時已是深夜一點﹐嚇壞了在家久等的父母。當時說過什麼早已忘了﹐但那份對未來的豪情﹐卻長留在心。1986年夏天﹐我領到回鄉證後﹐便和大隻廣聯袂返回故鄉﹐會合我的幾位同學﹐一起坐火車去桂林旅遊。我們在漓江暢泳﹐在桂林街頭放肆高歌追逐﹐在陽朔回味劉三姐的山歌﹐快意非常。
大隻廣讀完中三﹐便輟學回家幫父親做些中藥轉口的小生意﹐中間賺過一些錢﹐並請我們一班同學去鯉魚門嚐過海鮮。後來聽說他生意不景﹐又迷於賭博﹐以致欠下鉅債而要避走大陸。再後來﹐便沒了音訊。我們的老闆阿卓﹐好幾年後聽說原來是個偷渡客﹐遭警方發現﹐坐完牢後也被遣返國內。我們工作過的製衣廠﹐早已一一搬到國內﹐工廠大廈則被推倒重建為幾十層高的豪宅。至於我那群新移民同學﹐絕大部分讀完中三或中五後便出來工作﹐最多是到髮型屋做學徒。就我所知﹐能讀上大學的﹐不足三人。而我讀完二年級後﹐便透過考試轉到何文田官立中學做插班生。
六
1987年轉校後﹐我的生活起了變化。最大的不同﹐是大部分同學都是本地出生﹐而我的鄉音﹐便間或成了同學的笑柄。那談不上是歧視﹐但卻時時提醒我和別人的差異。這還只是表面的差異。我很快便意識到﹐我和我的香港同學﹐其實活在兩個世界﹐因為彼此的成長經歷完全不一樣。例如我從不看卡通片﹐也不喜歡漫畫﹐更不熱衷電子遊戲。但這三樣東西﹐卻是香港大部分男生的至愛。結果一年不到﹐我最熟絡的朋友﹐又變成學校中的新移民同學。
我們那一屆四班同學中﹐大概有一成多是新移民。這些同學和高雷的有些不同。他們早來幾年﹐很多從小學讀起﹐因此較易適應香港的生活﹐而且何官是所不錯的學校﹐學生自信心較強﹐也有較高的自我期望。他們很多喜歡看課外書﹐較為關心政治時事﹐甚至會坐下來認真討論一些人生哲理問題。中四那年﹐我和幾位同學成立了一個讀書小組﹐定期討論時事﹐並自資手寫出版一本叫《求索》的刊物﹐取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之意。校長有點擔心﹐派了一位老師在我們開會時前來旁聽輔導﹐刊物內容亦需老師過目。我當年寫了一篇文章﹐批評很多人棄香港而移民他國是不應該的﹐結果被勸導不要發表。
1988年夏天﹐我和國內一位同學﹐從廣州坐火車去北京旅行。我自小喜歡中國歷史﹐加上受武俠小說影響﹐對中國名山大川早已嚮往。旅費是兼職賺回來的﹐不用父母操心。只是到現在我也不太理解﹐我當時年紀那麼小﹐為什麼父母會放心讓我這樣去闖蕩。我們去天安門看了昇旗禮﹐瞻仰了毛澤東的遺體﹐還登上了長城。玩完北京﹐我們再坐火車下江南。印象最深的﹐是我這個南方人第一次在火車上見到極目無山的華北大平原。我倚在窗口﹐敞開衣裳吹著風﹐“隨身聽”播著齊秦的〈狼〉﹐看著夕陽在天邊被地平線徐徐吞噬﹐天地蒼茫﹐美不可言。
三個星期後﹐當我從杭州坐火車回到廣州﹐對中國有了很不同的感受。除了遊覽名勝古蹟﹐我更近距離觀察了不同地方不同老百姓的生活﹐尤其是在長途的硬座火車旅程中﹐我從其他乘客口中聽到許多聞所未聞的故事﹐了解國內人生活的艱辛。在旅途上﹐當別人問我從那裡來時﹐我總說廣東﹐卻不願說自己是香港人。這有安全的考慮﹐但我心底的確希望像他們一樣﹐都是中國人。不同省份的人走在一起﹐讓我有種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感覺。我喜歡那種感覺﹐但對別人對自己來說﹐香港卻好像在四海之外。
從北京回來不夠一年﹐六四事件便發生了。1989年5月﹐在學校默許下﹐我在課室率先張貼了支持學生運動的標語﹐接著參加了幾次大遊行﹐天天看報紙追新聞﹐沉浸在大時代的亢奮中。六四那一夜﹐我一個人坐在漆黑的家中﹐看著沒有畫面的電視﹐聽著身在北京的記者電話中傳來的密集槍聲﹐一夜未眠。其後18年﹐只要在香港﹐六四夜我都會去維多利亞公園﹐和幾萬人一起點亮燭光﹐悼念那死去的英靈。
六四事件是我的移民史的分水嶺。六四前﹐我沒想過要在香港落地生根﹐總想著終有一天會回去。那幾年﹐我讀了不少文學作品﹐例如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戴厚英的《人啊﹐人﹗》﹑蘇曉康的《自由備忘錄》等﹐對1949年後的歷史多了一些認識﹐但對中國的未來依然充滿信心。我仍記得﹐1988年國內有一套紀錄片叫《河殤》﹐中央電視臺拍攝﹐探討的便是中國應往何處去﹐引起海內外很大爭論。教協辦了一次播映會﹐一次過播完六集。我一個人去看了。當看完最後一集《蔚藍色》﹐步出教協時﹐我心內激動﹐深信中國只要繼續改革開放﹐一定可以告別傳統﹐並與象徵西方的蔚藍色文明融合﹐振興中華。六四後﹐我有種強烈的無家可歸的失落。本來那麼崇拜的國家﹐本來那麼尊敬信賴的領導人﹐一夜之間卻變得如此猙獰如此陌生﹐誰還敢認同那是自己的家﹖﹗悲劇過後﹐政治的殘酷和暴力的可怖﹐在我和我那一代很多人身上﹐留下一道難以磨滅的傷痕。回去已無可能﹐也無能力再度移民﹐留在香港﹐便成了沒有選擇的選擇。要安頓下來﹐第一件事便是要全心接受香港的價值觀﹐好好做個香港人。
七
當時我並不十分清楚這種轉變的後果。但會考過後﹐在對於報讀大學什麼學系一事上﹐我經歷了一次難忘的試煉。我一直的志願是中文系﹐因為這是我最喜歡﹐也讀得最好的科目。我那時已試過投稿報紙的文藝版﹐也參加過一些徵文比賽得過獎。我特別崇拜劉賓雁﹐希望將來也能做個報告文學家。可是家裡及老師卻主張我報讀最熱門的工商管理﹐理由當然是日後的前途考慮。如果我堅持﹐家裡大抵也會尊重我的意願。但我自己也猶豫了。我當時的成績﹐是學校最好的幾個﹐因此並不太擔心錄取的問題。我的困擾﹐在於我當時認為這是兩種價值觀﹐兩種不同人生道路的抉擇。如果我選讀工商管理﹐便意味著我日後會在商界工作﹐以賺錢為人生最高目標﹐並放棄自己喜歡的文學和歷史﹐當然更不會有時間寫作。如果我本身很喜歡商業管理﹐很崇拜那些億萬富豪﹐問題倒不大﹐畢竟人生總要有所取捨。但由小至大的讀書薰陶﹐令我並不怎麼嚮往那種生活。金庸筆下的大俠﹐中國歷史中的英雄﹐五四時期的作家﹐才是我欣賞的人物。
我被這個問題深深折磨﹐以至寢食難安。我請教過不同老師﹐所有老師都說﹐理想是當不得飯吃的﹐人最終要回到現實。然後我又發覺﹐過去幾年校內成績最好的同學﹐都進了工商管理學院。他們告訴我﹐如果我選讀了自己喜歡卻不熱門的學科﹐很可能會後悔﹐因為香港是個商業社會﹐畢業後還是要在市場上和人競爭。他們好像很有道理﹐於是我這樣說服自己﹕既然我以香港為家﹐便應努力做個成功的香港人﹐而成功的香港人﹐當然是像李嘉誠那樣能賺很多錢的人。要賺很多錢﹐自然要熟悉商業社會的運作﹐並在激烈的競爭中擊敗別人﹐一步一步向上爬。而要有這種競爭力﹐理應從大學做起。我被自己說服﹐最後亦如願入讀中文大學的工商管理學院。
這次抉擇﹐對我是一種挫折﹐也是一種解脫。我好像放棄了一些自己很珍惜的東西﹐好像作了某種屈服﹐但我也安慰自己﹐以後再不用為這個問題困擾﹐可以安心做個成功的香港人。事實並非如此。入了中大以後﹐我才知道自己根本不適合工商管理。這和性情及志趣有關﹐也和大學的經歷有關。我一進大學﹐便參加了《中大學生報》﹐積極參與學生運動﹐關心校政也關心香港和中國的未來﹐那種生活和商學院的氛圍﹐自是格格不入。而我在一年級時選修了哲學系陳特先生的課﹐自始步入哲學的門檻﹐開始認真思考一些困惑已久的人生哲學問題。結果在大學頭兩年﹐我又一次面對人生何去何從的掙扎。那種糾纏﹐極其累人﹐不足為外人道。最後﹐在大學三年級﹐我決定轉系﹐讀我喜歡的哲學。轉系那天﹐陳特先生面試我﹐問我會不會後悔﹐我說不會﹐但其實我一點也不知道在香港讀哲學﹐到底有什麼出路。
如果我的掙扎﹐只是我的個人問題﹐那並沒有什麼特別。實情卻非如此。在我認識的朋友中﹐考試成績最好的一批﹐當年幾乎都選擇了商學院﹐理由也差不多。這種情況在今天的香港﹐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容我武斷點說﹐香港的大學生﹐很少是為興趣和夢想而讀書的。大部分像我一樣﹐在未開始尋夢之前﹐已被現實壓彎了腰﹐少年老成﹐放棄實現理想和活出自我的機會﹐很快便順從社會設下的框框﹐走著一條非常相似的路。如果我們同意英國哲學家穆勒（J. S. Mill）的觀察﹐人類並不是機器模塑出來的一式一樣的東西﹐而是各有個性的獨立生命﹐並在快樂的來源﹑對痛苦的感受﹐以及不同能力對人們所起的作用上有著鉅大差異﹐那麼便很難不同意他的結論﹕“除非在生活方式上有相應的多元性存在﹐他們便不能公平地得到屬於他們的幸福﹐也不能在精神﹑道德及審美方面成長到他們的本性所能達到的境界。”（《論自由》）
到底是什麼力量﹐令這個城市一代又一代優秀的年青心靈﹐即使曾經有過掙扎﹐最後也不得不妥協﹐放棄發展自己的個性和追求屬於自己的幸福﹖而這對一個城市來說﹐是健康的嗎﹖
要在香港行一條不那麼主流的路﹐同時又能肯定自己﹐的確很難。香港表面上很多元﹐住得久了﹐便會發覺它的底層有個相當單一強勢的價值觀。過去幾十年﹐香港逐步發展成為一個繁華先進的資本主義城市﹐亦令整個社會接受了一套根深柢固的意識形態﹕崇尚市場競爭﹐擁抱個人消費主義﹐以追求效率﹑發展和無止境的財富增長作為個人事業成功和社會進步的唯一標準。在市場中﹐決定一個人成敗得失和社會地位的﹐是他的經濟競爭力。因此﹐在一個高揚“小政府大市場”的社會﹐每個人由一出生開始﹐便被訓練打造成為市場競爭者。競爭的內在邏輯﹐是優勝劣汰。市場中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關係﹐是對手的關係﹐是工具性的利益關係﹐而不是任何休戚與共﹐同舟共濟的合作關係。每個人都是孤零零的個體。競爭中的失敗者﹐沒有尊嚴可言﹐更沒資格說應得什麼﹐有的最多只是勝利者給予的有限度施捨和同情。
香港是這樣純粹的一個經濟城市﹐人人以此為傲。君不見﹐回歸十年一片歌功頌德中﹐經濟成就不就是它唯一的賣點﹖﹗要令這個神話延續﹐社會便必須更有效地培養出更多更純粹的經濟人﹐並透過各種方式﹐強化這種價值觀的合理正當。但判斷一個城市是否合理公正的其他向度，卻往往被忽略，甚至被壓制了。
嚴格來說﹐香港仍說不上是個現代政治城市﹐因為現代政治的基石﹐是肯定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公民﹐享有一系列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政治權力的正當性，必須得到人民的認可接受。很可惜，政治平等仍然離香港十分遙遠。而在「小政府大市場」的指導原則下，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以致數以十萬計公民活於貧窮線之下的事實，也得不到社會真正的重視。社會公義從來不是香港政府的議題。
香港也算不上一個文化城市﹐因為文化城市的基本理念﹐是肯定文化生活作為相對獨立的領域﹐有其自身的運作邏輯和審美標準﹐文化活動有其自足的內在價值﹐而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的工具。但在過去兩年種種有關歷史保育和文化發展的討論中，我們卻看到，整個社會是如何的缺乏文化想像和文化底蘊。香港非常有效率也非常富裕，但我們卻不知道，一種相應的屬於這個城市，屬於每個公民的豐富而多元的文化生活，該是何種模樣。我們很懂得將所有東西折算為金錢，因此海景有價，歷史建築有價，土地有價，但我們並沒想過，那些無聲無息地流失的難以用金錢衡量的歷史情感記憶，同樣值得這個城市好好珍惜。問題並不在於如何平衡取捨，而在於很多價值根本未曾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之中，連取捨都談不上。我們往往是工具理性的巨人，價值理性的侏儒。
以上所談的三種城市性格﹐是有內在張力的。香港要成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和文化城市﹐便必須尋找其他的價值資源﹐開拓我們的視野，豐富我們對美好人生和公正社會的想像，而不能只從單向度的經濟人的觀點看待世間萬事。但就我觀察﹐這套市場至上的價值觀﹐近年變本加厲﹐不斷被強化神化﹐並以各種方式滲透複製到生活其他領域﹐牢牢支配社會發展和我們的生活。明乎此﹐香港很多看來荒誕之事﹐才變得易於理解。以母語教育為例。我們應知道﹐母語教育對學生的心智成長﹑創造力﹑人格培養﹐以至對所屬傳統文化的認同等﹐有利而無害。但中文在香港的中學和大學﹐卻一直被視為次等語言。為什麼呢﹖因為據說母語教育會使學生英文水平下降。而英文水平下降﹐最大問題不在於學生無法有效學習知識或接觸英語文化﹐而在於影響學生的謀生能力，從而影響香港的經濟競爭力。對學生來說﹐語言是﹑也僅僅是謀生的工具﹔對社會來說﹐學生是﹑也僅僅是經濟發展的工具。至於外語教學會否影響學生的心智成長﹐打擊他們的自信心和求知欲﹐窒礙他們批判性思維能力的發展﹐以至限制他們成為積極關心社會的公民﹐卻很少受到重視。又例如香港的民主發展。香港既得利益集團反對加快民主步伐的主要理由﹐據說是因為這樣做會導致福利社會﹐而福利社會則有礙經濟發展云云。亦因此故﹐面對愈來愈嚴重的貧富懸殊﹐大家也認為只要不影響社會繁榮安定便沒問題。至於那些處於弱勢的公民﹐是否享有公平的平等機會﹐是否得到政府同樣的關懷和尊重，以至香港的財富分配制度是否合理﹐卻從來不曾浮出水面，引起什麼大的爭論。
無疑﹐我們可以從不同角度描述香港的城市性格﹐以及呈現這種性格的香港人。但在我的生活經驗中﹐體會最深感觸最大的﹐便是這種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對人的宰制。它的力量如此強大﹐影響如此深遠﹐以致成為我們日用而不知的各個生活層面的價值規範﹐使得我們難有空間和資源，去想像這個城市和個人生活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可能。要做一個成功的香港人﹐首先便要將自己打造成純粹的經濟人。就此而言﹐界定香港人身份的﹐並不繫於一個人的語言文化﹐又或出生地﹐而在於你是否真心誠意接受這樣的一套價值觀。
但就其本性而言﹐人並不只是純粹的經濟人。除了殘酷競爭和市場價值﹐人還有其他需要。人還需要愛﹐需要家庭和友誼﹐需要共同的社群生活﹐需要別人的尊重和肯認﹐需要活得有意義﹐需要政治參與和文化滋潤﹐還需要自由和公正。這些需要﹐是活得幸福很重要的條件﹐但卻往往和單向度的經濟人的理念不相容。道理很簡單。如果我們在生活中﹐只視所有人為滿足自己利益的工具﹐我們便無法享受到真正的友誼和愛﹐因為友誼和愛包含了承諾和犧牲﹔如果生活只是一場無止境的競爭﹐我們的心靈便永遠無法安頓﹔如果我們視自身只為孤零零的自足的個體﹐我們便難以感受社群生活的好；如果人與人之間處於極度不平等的境況，弱勢者便無從肯定自身的價值和尊嚴。
即使一個在香港出生的人﹐只要你不接受自己是純粹的經濟人﹐在生命的不同時刻 — 尤其面對抉擇時 — 內心一樣會烽煙四起﹐承受難以言狀的痛苦﹐一樣會對這個城市有某種生活在他鄉的疏離。你愛這個城市﹐卻又覺得它並不真正屬於自己﹐因為主宰這個城市的根本價值﹐和你格格不入。個體如此卑微﹐既改變不了城市分毫﹐卻又不得不在此生活下去﹐遂有無力和撕裂。你最後往往別無選擇﹐只有屈服﹐向這個城市屈服。
那麼多年來﹐我目睹父母親一輩﹐在沒有任何選擇下﹐被迫放下生命其他價值﹐將自己變成徹底的經濟動物﹐努力撫養我們成人﹔我目睹很多同輩的新移民朋友﹐由於欠缺這個社會要求的競爭力﹐又不能從政府和社會中得到適當支援﹐被迫過早進入勞動市場﹐成為社會最低層的勞工﹔我目睹更多的﹐是那些有理想有能力對社會有關懷的朋友﹐大學畢業後雖然多番堅持﹐最後還是不得不棄守曾經堅持的信念。在繁榮安定紙醉金迷的背後﹐我無時無刻不感受到﹐一個個獨立生命為這幅圖像付出的代價。當然﹐更加悲哀的﹐是我們看不到這些代價﹐不願意承認這些代價﹐甚至謳歌這些代價。
我不知道出路在哪裡。不要說整個社會﹐即使在個人生活層面﹐也是困難重重。但我並不過度悲觀。在1989年百萬人支援北京的民主運動裡﹐在其後年年數萬人出席的六四燭光晚會裡﹐在2003年50萬人的七一大遊行裡﹐在這兩年一波接一波要求保護文物古蹟﹐反對發展至上的社會運動裡﹐在很多朋友於每天平凡細微的生活中努力不懈活出自我和堅持某些人文價值裡﹐我看到力量。我相信﹐當公民社會愈趨成熟﹐累積的文化資源愈加豐厚﹐並對主流制度和價值有更多反思批判時﹐我們這個城市是有可能變得更加好的。或許，香港在回歸二十年或三十年後，我們會不再只為我們擁有的財富而自豪，同時也為它是一個民主、公正、體面、有文化的偉大城市而自豪。
當我一開始以這種角度﹐這種心態去理解自身和關心香港的時候﹐我的新移民史便告一段落。我是以一個香港公民的身份﹐關心這個屬於我的城市。我身在其中﹐無論站得多麼邊緣。
八
林婕死去的時候﹐才18歲。她在遺書中﹐說﹕“我很累﹐這五年來我憎恨香港﹐討厭香港這個地方﹐我還是緬懷過去13年在鄉間的歲月﹐那鄉土的日子。”林婕選擇離開的時候﹐已來香港五年﹐並由最初的鄉村小學轉讀一所一級中學﹐品學兼優﹐全班考試名列前茅﹐家裡也住進了公共房屋。我曾不只一次想過，如果林婕仍然在生，今天會是如何模樣。
很多人無法理解﹐為什麼林婕會如此憎恨天堂一樣的香港﹐為什麼會覺得做一個香港人那麼累﹐以至如此決絕地一死以求解脫。這種不解的背後，也許正正隱藏了無數新移民說不出的辛酸故事。說不出，並不在於香港沒有說的自由，而在於沒有那樣的平台，沒有那樣的聆聽者，甚至更在於新移民在香港這樣的社會，實在難以有足夠的力量和自信，好好地理解和接受自己，好好地肯定自己，好好地做一個香港公民。
香港每天有150個大陸新移民﹐每年有54750人﹐十年便有547500人。他們是人﹐是香港的公民﹐也是香港的未來。
Monday, 17 October 2011
打地氣
(2011年10月18日)
馬鈴薯放在牆角會發芽，薑和洋蔥在籃裡放久了，也會發芽。蒜頭燻過硫磺，不會發芽。有生機的東西，擱在地上便發芽。兒時在元朗鄉村，貓狗雞鴨害了重病，無法用草藥或者西藥醫治，便丟在庭院角落，由得他們臥地，有的自己識得找草食找水飲，自己救回自己，有些等死，有的在地上躺了幾日，奄奄一息，忽然還陽，起來走動。鄉下人稱之為打地氣。現在中環就有人臥地，為資本主義打地氣。
中國民間聰明，永遠有Plan B。天有好生之德，上天都離棄了，怎辦？還有地啊，地載萬物，為滋養之母，丟在地上，吸了地氣便有一線生機。
近日著書，早上精神困倦，便想到打地氣的土法，七點起來頭腦混沌，便做些閒雜事，偶然寫一兩段，九點幾，倦了，便在地上鋪席，小睡半小時，之後神清氣爽，龍精虎猛，可以寫到四五點。雖然住在高樓，不觸地，然而心理上也是打地氣。方法是伸展和振動肩膀和腰胯，將人身傳動肌力的兩大關節放鬆，之後靜觀呼吸而入睡。小死一回，告別煩囂。
睡覺與醒覺，都是一個覺字，轉了讀音而已。試驗了幾日，發現清醒時候雜念多，難做事，迷迷懵懵反而可以集中精神做一件事，例如覆信、撰寫講稿等，早上做了這些閒雜小事，清醒的時候便可以集中創作了。
早上操勞之後小睡，乃蘇東坡養生之道，大學士自然有名堂，叫「回籠覺」。東坡養生，首重豁達，凡事不記掛於心，呵呵度日，其次是交遊散心，與老友、妾侍和禪師談話，之後才是重飲食，多沐浴。重飲食非求佳餚美饌，而是就地取材，不時不食，貶官到黃州，就用當地的鮮竹筍、鮮魚和燉豬肉做養生之資。除了早上的回籠覺，也有午睡。在杭州當太守時，便溜到寺廟中解開上衣，舒服地睡個午覺，也在寺廟沐浴，宋代寺廟有浴室，有的還有山泉水可用。
打地氣是死裡求生，亂世做人，也是一樣。蘇東坡曾夢見自己前世是五祖寺的戒禪師。中年之後，恬淡無求，後來參禪開悟，為東林常總禪師的法嗣。他亦念佛求往生極樂，每到一處，隨身攜帶一軸阿彌陀佛聖像，謂：「此軾往生公據也。」
滾滾紅塵，隨遇而安，了生死，出三界，才是人生大事。
陳雲
馬鈴薯放在牆角會發芽，薑和洋蔥在籃裡放久了，也會發芽。蒜頭燻過硫磺，不會發芽。有生機的東西，擱在地上便發芽。兒時在元朗鄉村，貓狗雞鴨害了重病，無法用草藥或者西藥醫治，便丟在庭院角落，由得他們臥地，有的自己識得找草食找水飲，自己救回自己，有些等死，有的在地上躺了幾日，奄奄一息，忽然還陽，起來走動。鄉下人稱之為打地氣。現在中環就有人臥地，為資本主義打地氣。
中國民間聰明，永遠有Plan B。天有好生之德，上天都離棄了，怎辦？還有地啊，地載萬物，為滋養之母，丟在地上，吸了地氣便有一線生機。
近日著書，早上精神困倦，便想到打地氣的土法，七點起來頭腦混沌，便做些閒雜事，偶然寫一兩段，九點幾，倦了，便在地上鋪席，小睡半小時，之後神清氣爽，龍精虎猛，可以寫到四五點。雖然住在高樓，不觸地，然而心理上也是打地氣。方法是伸展和振動肩膀和腰胯，將人身傳動肌力的兩大關節放鬆，之後靜觀呼吸而入睡。小死一回，告別煩囂。
睡覺與醒覺，都是一個覺字，轉了讀音而已。試驗了幾日，發現清醒時候雜念多，難做事，迷迷懵懵反而可以集中精神做一件事，例如覆信、撰寫講稿等，早上做了這些閒雜小事，清醒的時候便可以集中創作了。
早上操勞之後小睡，乃蘇東坡養生之道，大學士自然有名堂，叫「回籠覺」。東坡養生，首重豁達，凡事不記掛於心，呵呵度日，其次是交遊散心，與老友、妾侍和禪師談話，之後才是重飲食，多沐浴。重飲食非求佳餚美饌，而是就地取材，不時不食，貶官到黃州，就用當地的鮮竹筍、鮮魚和燉豬肉做養生之資。除了早上的回籠覺，也有午睡。在杭州當太守時，便溜到寺廟中解開上衣，舒服地睡個午覺，也在寺廟沐浴，宋代寺廟有浴室，有的還有山泉水可用。
打地氣是死裡求生，亂世做人，也是一樣。蘇東坡曾夢見自己前世是五祖寺的戒禪師。中年之後，恬淡無求，後來參禪開悟，為東林常總禪師的法嗣。他亦念佛求往生極樂，每到一處，隨身攜帶一軸阿彌陀佛聖像，謂：「此軾往生公據也。」
滾滾紅塵，隨遇而安，了生死，出三界，才是人生大事。
陳雲
Sunday, 9 October 2011
蘭德公司：202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窮的國家
美國的蘭德公司對于絕大多數中國人而言，或聞所未聞的。而正是這個公司，在60年前，由于准確預測“一旦美國參與朝鮮戰爭，中國必將出兵朝鮮”，一炮走紅，從此確立了蘭德公司世界第一智庫的顯赫地位。它可以說是當今美國乃至世界最負盛名的決策咨詢機搆。
聲明：此報告不代表任何政治立場，只具有其參考價值，思考比評價更重要。
----蘭德公司報告
（一） 中國人不了解他們作為社會個體應該對國家和社會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
普通中國人通常只關心他們的家庭和親屬，中國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緣關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個理性的社會基礎之上。中國人只在乎他們直系親屬的福址，對與自己毫不相關的人所遭受的苦難則視而不見。
毫無疑問，這種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道德觀勢必導致自私，冷酷，這種自私和冷酷已經成為阻礙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最關鍵因素。
（二）中國人是世界上少數沒有信仰的可怕國家之一。
中國人沒有自己的信仰，這導致自我泛濫，缺少約束，缺少統一的精神支柱，他們沒有通一規范的道德意識和真理意識，每個人只相信他自己，每個人按自己的意志確立行為，每個人都有他自己行為的道理，這導致中國人在各個行業和生活領域中沒有統一意識。
中國是無神論國度，大多數人接受的是無神論者教育，蔑視宗教信仰，把宗教信仰當做迷信，精神領域沒有共同的凝聚和約束。大部分人，他們堅持認為自己是無神論者，其實質行為上卻是泛神論者，在中國，拜鬼現象非常普遍。
由于缺乏信仰，中國人沒有罪惡感，沒有虧欠和內疚感，只要犯罪不被知道，就是無罪，這導致中國人在內部矛盾分歧時，在人性中的殘忍和冷漠，縱觀中國整個曆史，最殘忍的爭斗和屠殺都來自于他們內部自己。
（三）中國人所說的政治除了欺騙和背叛沒有其它東西。
中國從來就沒有成為一個法制社會，因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守法行為格格不入。中國人老想走捷徑。他們不明白這樣一個事實：即成就來自于與努力工作和犧牲。
在中國，人情高于法律，導致一代又一代人在徇私枉法貪贓受賄的社會不公正和法律不公正中互相效法模仿，徇私枉法成為中國人的傳統。 在中國，政治斗爭是罕見殘酷而無情的，政治斗爭讓中國一代一代人失去人性。
（四）大多數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學到過什么\是體面和尊敬的生活意義。
中國人傾向于索取而不給予。他們需要明白一個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給予社會和你的人類同胞多少。
大多數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學到過什么\是體面和尊敬的生活意義。
中國人普遍不懂得如何為了個人和社會的福址去進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潛意識里，中國人視他們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從而獲得別人的認知。這樣一來，一個人就會對“保有面子”這樣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滿足。“面子”是中國人心理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它已經成為了中國人難以克服的障礙，阻礙中國人接受真理并嘗試富有意義的生活。
這個應受譴責的習性使得中國人生來就具有無情和自私的特點，它已成為中國落后的主要原因。中國人沒有勇氣追求他們認為正確的事情。首先，他們沒有從錯誤中篩選正確事物的能力，因為他們的思想被貪婪所占據。再有，就算他們有能力篩選出正確的事情，他們也缺乏勇氣把真理化為實踐。
中國人習慣接受廉價和免費的事物，他們總是夢想奇跡或者好運，因為他們不願意付出努力，他們總想不勞而獲。很少有中國人明白一個事實，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過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犧牲實現的，不付出就沒有所得。簡單來說，如果是為了謀生，那一個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為了生活，一個人必須要去奉獻。
為了掩飾中國目前的失業，貧窮，驚人的資源浪費等現實，中國政府編造出一串數字來把中國打扮成一個經濟上欣欣向榮的國家。這樣做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吸引更多的外國資本來填補中國的這個無底洞。
所以當人們下次聽到中國政府所宣布的經濟高增長率等數字時應該想想這些臆想出來的數字是否正常。我們不能忘記我們不得不為這個中國政府粉飾的表面上繁榮的偽資本主義國家付出什么\樣的代價。
（五）中國人的價值觀建立在私欲之中。
由于在貧窮的環境下生長并且缺少應有的教育，大多數中國人不懂得優雅的舉止和基本的禮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著裝笨拙粗鄙卻不感到害羞。
他們在青少年時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說謊并從別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與別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中國是一個物產丰富的國家。但無限制生育政策所帶來惡果使得中國成為了無限廉價勞動力的輸出國。這些輸出也包括那些受過教育的勞力輸出，除了他們的教育水平，實則和其他一般苦力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中國大規模生產的便宜產品降低了輸入這些產品的地區的商業信用度。由于技朮落后，管理失敗，中國制造的單位能耗要比發達國家如日本，美國高出很多。
因此，隨著出口額的增加，中國在擴大生產的同時喪失著寶貴的能源。同時，這種行為也嚴重的污染了環境，使中國變為全世界最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國家。
目前中國正在遭受著資本主義社會兩大邪惡的折磨，即環境的破壞與人性的喪失。由于中國人天生的貪婪的本性，它們可以毫無保留的接受資本主義的陰暗面和無止境的利益紛爭。
中國人對西方的技朮與產品狂熱追求卻對西方管理文化所強調的坦率，直接，誠實這些品質漠不關心。
有人曾經做過的一個精彩的比喻可以用來解釋這種奇怪的被稱為中國模式的資本主義的現實，即沒有法律約束的資本主義就像不存在地獄這一概念的基督教，最終每個人都墮落，無一幸免。事實上，現在的中國制造已經成為質量低劣，價格便宜，仿制，侵犯知識產權的代名詞。
由于中國文化不鼓勵敢于冒險這種優良品質，所以中國人極力避免冒險，他們也不想尋求機會來改善自己的生活。
（六）中國人的生活思想還停留在專注于動物本能對性和食物那點貪婪可憐的欲望上。
中國人對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義性并不感興趣，相反他們更執迷于對物質的索取，這點上要遠遠勝于西方人。大多數中國人發現他們不懂得“精神靈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這樣的概念，因為他們的思想尚不能達到一個生命（補：即肉體和靈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層次。
中國人追求腐化墮落的生活，滿足于自我生理感官需求，他們的文化建立在聲色犬馬之中:麻將、賭博、色情、吃欲、貪欲、色欲無不滲透在他們生活和文化中。
（七）失敗的中國式教育成為世界的笑柄。
在中國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為了尋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質量，而只是身份和顯赫地位的象征和標志。中國的知識分子從別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為他們為了別人的幸福做過什么\，而只是因為他們獲得占有了相當的知識。事實上，他們中的大多數只不過是一群僅僅通曉考試卻從不關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中國教育的目的不是為了幫助社會改善總體水平，而是為統制階層和少數富有階層服務的。中國的政府部門總是引以為豪的標榜自己是人民的這個，人民的那個，但沒有一個是為人民的利益服務的。唯一服務的對象就是他們自身集團的利益。
中國的教育體系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一種失敗和恥辱。它已經不能夠服務于教育本應所服務的對象：社會。這個教育體系不能提供給社會許\多有用的個體。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機分子，他們渴望能夠受益于社會所提供的好處卻毫不關心回報。
中國可以培養出大批的高級能人才，但卻很少可以培養出合格的可以獨立主持的管理級專家。服務于一個公司或者社會，光有技朮是不夠的；還需要有勇氣，膽量，正直和誠實的領導才能，這恰恰是大多數中國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亞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傳教士一個世紀前所指出的，中國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氣正直的純正品性。這個評價，雖然曆經百年，如今依舊准確診斷出中國綜合症的病因。
大多數中國畢業生對選擇出國并為外國工作不會感到內疚，事實上他們首先欠下了中國人民在教育上為他們所做出的犧牲。隨著傳統文化價值觀的破壞和逐步衰弱，大多數的中國人，包括受過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內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樣不知何去何從。
全文網址: http://www.moneydj.com/kmdj/forum/forumtopicviewer.aspx?a=d4d6eb32-7ced-4984-a382-000000084032&b=d4d6eb32-7cef-4984-a382-000001706839#ixzz1aIfldC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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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此報告不代表任何政治立場，只具有其參考價值，思考比評價更重要。
----蘭德公司報告
（一） 中國人不了解他們作為社會個體應該對國家和社會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
普通中國人通常只關心他們的家庭和親屬，中國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緣關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個理性的社會基礎之上。中國人只在乎他們直系親屬的福址，對與自己毫不相關的人所遭受的苦難則視而不見。
毫無疑問，這種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道德觀勢必導致自私，冷酷，這種自私和冷酷已經成為阻礙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最關鍵因素。
（二）中國人是世界上少數沒有信仰的可怕國家之一。
中國人沒有自己的信仰，這導致自我泛濫，缺少約束，缺少統一的精神支柱，他們沒有通一規范的道德意識和真理意識，每個人只相信他自己，每個人按自己的意志確立行為，每個人都有他自己行為的道理，這導致中國人在各個行業和生活領域中沒有統一意識。
中國是無神論國度，大多數人接受的是無神論者教育，蔑視宗教信仰，把宗教信仰當做迷信，精神領域沒有共同的凝聚和約束。大部分人，他們堅持認為自己是無神論者，其實質行為上卻是泛神論者，在中國，拜鬼現象非常普遍。
由于缺乏信仰，中國人沒有罪惡感，沒有虧欠和內疚感，只要犯罪不被知道，就是無罪，這導致中國人在內部矛盾分歧時，在人性中的殘忍和冷漠，縱觀中國整個曆史，最殘忍的爭斗和屠殺都來自于他們內部自己。
（三）中國人所說的政治除了欺騙和背叛沒有其它東西。
中國從來就沒有成為一個法制社會，因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守法行為格格不入。中國人老想走捷徑。他們不明白這樣一個事實：即成就來自于與努力工作和犧牲。
在中國，人情高于法律，導致一代又一代人在徇私枉法貪贓受賄的社會不公正和法律不公正中互相效法模仿，徇私枉法成為中國人的傳統。 在中國，政治斗爭是罕見殘酷而無情的，政治斗爭讓中國一代一代人失去人性。
（四）大多數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學到過什么\是體面和尊敬的生活意義。
中國人傾向于索取而不給予。他們需要明白一個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給予社會和你的人類同胞多少。
大多數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學到過什么\是體面和尊敬的生活意義。
中國人普遍不懂得如何為了個人和社會的福址去進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潛意識里，中國人視他們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從而獲得別人的認知。這樣一來，一個人就會對“保有面子”這樣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滿足。“面子”是中國人心理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它已經成為了中國人難以克服的障礙，阻礙中國人接受真理并嘗試富有意義的生活。
這個應受譴責的習性使得中國人生來就具有無情和自私的特點，它已成為中國落后的主要原因。中國人沒有勇氣追求他們認為正確的事情。首先，他們沒有從錯誤中篩選正確事物的能力，因為他們的思想被貪婪所占據。再有，就算他們有能力篩選出正確的事情，他們也缺乏勇氣把真理化為實踐。
中國人習慣接受廉價和免費的事物，他們總是夢想奇跡或者好運，因為他們不願意付出努力，他們總想不勞而獲。很少有中國人明白一個事實，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過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犧牲實現的，不付出就沒有所得。簡單來說，如果是為了謀生，那一個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為了生活，一個人必須要去奉獻。
為了掩飾中國目前的失業，貧窮，驚人的資源浪費等現實，中國政府編造出一串數字來把中國打扮成一個經濟上欣欣向榮的國家。這樣做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吸引更多的外國資本來填補中國的這個無底洞。
所以當人們下次聽到中國政府所宣布的經濟高增長率等數字時應該想想這些臆想出來的數字是否正常。我們不能忘記我們不得不為這個中國政府粉飾的表面上繁榮的偽資本主義國家付出什么\樣的代價。
（五）中國人的價值觀建立在私欲之中。
由于在貧窮的環境下生長并且缺少應有的教育，大多數中國人不懂得優雅的舉止和基本的禮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著裝笨拙粗鄙卻不感到害羞。
他們在青少年時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說謊并從別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與別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中國是一個物產丰富的國家。但無限制生育政策所帶來惡果使得中國成為了無限廉價勞動力的輸出國。這些輸出也包括那些受過教育的勞力輸出，除了他們的教育水平，實則和其他一般苦力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中國大規模生產的便宜產品降低了輸入這些產品的地區的商業信用度。由于技朮落后，管理失敗，中國制造的單位能耗要比發達國家如日本，美國高出很多。
因此，隨著出口額的增加，中國在擴大生產的同時喪失著寶貴的能源。同時，這種行為也嚴重的污染了環境，使中國變為全世界最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國家。
目前中國正在遭受著資本主義社會兩大邪惡的折磨，即環境的破壞與人性的喪失。由于中國人天生的貪婪的本性，它們可以毫無保留的接受資本主義的陰暗面和無止境的利益紛爭。
中國人對西方的技朮與產品狂熱追求卻對西方管理文化所強調的坦率，直接，誠實這些品質漠不關心。
有人曾經做過的一個精彩的比喻可以用來解釋這種奇怪的被稱為中國模式的資本主義的現實，即沒有法律約束的資本主義就像不存在地獄這一概念的基督教，最終每個人都墮落，無一幸免。事實上，現在的中國制造已經成為質量低劣，價格便宜，仿制，侵犯知識產權的代名詞。
由于中國文化不鼓勵敢于冒險這種優良品質，所以中國人極力避免冒險，他們也不想尋求機會來改善自己的生活。
（六）中國人的生活思想還停留在專注于動物本能對性和食物那點貪婪可憐的欲望上。
中國人對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義性并不感興趣，相反他們更執迷于對物質的索取，這點上要遠遠勝于西方人。大多數中國人發現他們不懂得“精神靈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這樣的概念，因為他們的思想尚不能達到一個生命（補：即肉體和靈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層次。
中國人追求腐化墮落的生活，滿足于自我生理感官需求，他們的文化建立在聲色犬馬之中:麻將、賭博、色情、吃欲、貪欲、色欲無不滲透在他們生活和文化中。
（七）失敗的中國式教育成為世界的笑柄。
在中國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為了尋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質量，而只是身份和顯赫地位的象征和標志。中國的知識分子從別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為他們為了別人的幸福做過什么\，而只是因為他們獲得占有了相當的知識。事實上，他們中的大多數只不過是一群僅僅通曉考試卻從不關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中國教育的目的不是為了幫助社會改善總體水平，而是為統制階層和少數富有階層服務的。中國的政府部門總是引以為豪的標榜自己是人民的這個，人民的那個，但沒有一個是為人民的利益服務的。唯一服務的對象就是他們自身集團的利益。
中國的教育體系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一種失敗和恥辱。它已經不能夠服務于教育本應所服務的對象：社會。這個教育體系不能提供給社會許\多有用的個體。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機分子，他們渴望能夠受益于社會所提供的好處卻毫不關心回報。
中國可以培養出大批的高級能人才，但卻很少可以培養出合格的可以獨立主持的管理級專家。服務于一個公司或者社會，光有技朮是不夠的；還需要有勇氣，膽量，正直和誠實的領導才能，這恰恰是大多數中國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亞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傳教士一個世紀前所指出的，中國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氣正直的純正品性。這個評價，雖然曆經百年，如今依舊准確診斷出中國綜合症的病因。
大多數中國畢業生對選擇出國并為外國工作不會感到內疚，事實上他們首先欠下了中國人民在教育上為他們所做出的犧牲。隨著傳統文化價值觀的破壞和逐步衰弱，大多數的中國人，包括受過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內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樣不知何去何從。
全文網址: http://www.moneydj.com/kmdj/forum/forumtopicviewer.aspx?a=d4d6eb32-7ced-4984-a382-000000084032&b=d4d6eb32-7cef-4984-a382-000001706839#ixzz1aIfldC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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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4 October 2011
甘草欖
轉角 - 陳雲
(2011年10月04日)
有一段時期沉迷食甘草欖，裝滿玻璃樽，久不久拿幾粒。欣賞的是王朝的黃，喜歡的是士人的甘。嚼橄欖，滋味由澀變甜，苦盡甘來，謂之回甘。清人陳田《明詩紀事丙籤•王弼》云：「詩如回甘諫果，正味森森。」諫果，橄欖之別名，食橄欖猶如聽勸諫，事後回味，始得其甘。元人王禎《農書》卷九曰：「橄欖生嶺南及閩廣州郡……其味苦酸而澀，食久味方回甘，故昔人名為諫果。」
童年少零食，除了食中藥包附送的零食之外，草藥裡的甘草，也揀一兩片來嚼食。父親行醫，說甘草生津解毒，滋補脾胃，常嚼有益。以前中國藥材仍未造假，虔誠製煉，可以隨便放入口嚼食。橄欖也是解毒清肺，利咽生津的，與甘草匹配，相得益彰。然而村中老人卻說，欖濕毒，不宜多食，否則會攪肚痛，也許是告誡兒童勿貪零食。欖核兩頭尖而滑，吞下危險，但童年從未聽聞兒童食欖而不慎吞核的。客家話有一歇後語，禾稈綁欖核——兩甩，如北方話說的，竹籃子打水——兩頭空。
甘不是甜，甘是中國人的精神，共產黨就不講甘而講甜，如「憶苦思甜」。同甘共苦、甘苦與共，苦盡甘來，甘貧樂道，倒吃甘蔗，久旱降甘雨，甘是與苦一道的。舊人翻譯印度聖人Gandhi為甘地，也有深意。橄欖和茶葉等國食一樣，其滋味在於「回甘」，嚼食之後，苦澀散去，舌頭生津，滋味悠長，歷久不止，此乃中華之真味。西洋啤酒、紅酒、咖啡也有回甘之效，但失諸清淡(啤酒)或濃重(咖啡)，不如橄欖與茶，甘味適中而綿長。
零食之蜜餞橄欖，有紅、黑和黃三色。紅是辣欖，黑是甜欖，黃欖有一層薄薄的白膜，是甘草泡浸之後形成的，也叫白欖。白欖以鹽、糖、甘草、陳皮、丁香、玉桂等醃製，是流行零食，以前有人背住橄欖形的鐵皮罐，沿街叫賣，五十年代香港小販甚至將橄欖罐造得碩大，將身軀穿入白鐵鍛造的橄欖罐的中空口，沿街叫賣，謂之「飛機欖」，是香港最早的物形流動廣告。
國人食的橄欖是橄欖科的橄欖(Canarium album)，英文是Chinese olive 。另一種是杜英科的錫蘭橄欖(Elaeocarpus serratus)，是觀賞樹，也有人醃漬食，果核兩端鈍圓。近年港人常用的橄欖油和酒店自助餐桌上的青橄欖、黑橄欖，是榨油用的油橄欖(Olea europaea)，英文olive，是木樨科(木樨欖屬)，不是中國的橄欖。洋橄欖軟糯而苦澀，嚼後略甘，中國橄欖是硬而乾，嚼後回甘。
(2011年10月04日)
有一段時期沉迷食甘草欖，裝滿玻璃樽，久不久拿幾粒。欣賞的是王朝的黃，喜歡的是士人的甘。嚼橄欖，滋味由澀變甜，苦盡甘來，謂之回甘。清人陳田《明詩紀事丙籤•王弼》云：「詩如回甘諫果，正味森森。」諫果，橄欖之別名，食橄欖猶如聽勸諫，事後回味，始得其甘。元人王禎《農書》卷九曰：「橄欖生嶺南及閩廣州郡……其味苦酸而澀，食久味方回甘，故昔人名為諫果。」
童年少零食，除了食中藥包附送的零食之外，草藥裡的甘草，也揀一兩片來嚼食。父親行醫，說甘草生津解毒，滋補脾胃，常嚼有益。以前中國藥材仍未造假，虔誠製煉，可以隨便放入口嚼食。橄欖也是解毒清肺，利咽生津的，與甘草匹配，相得益彰。然而村中老人卻說，欖濕毒，不宜多食，否則會攪肚痛，也許是告誡兒童勿貪零食。欖核兩頭尖而滑，吞下危險，但童年從未聽聞兒童食欖而不慎吞核的。客家話有一歇後語，禾稈綁欖核——兩甩，如北方話說的，竹籃子打水——兩頭空。
甘不是甜，甘是中國人的精神，共產黨就不講甘而講甜，如「憶苦思甜」。同甘共苦、甘苦與共，苦盡甘來，甘貧樂道，倒吃甘蔗，久旱降甘雨，甘是與苦一道的。舊人翻譯印度聖人Gandhi為甘地，也有深意。橄欖和茶葉等國食一樣，其滋味在於「回甘」，嚼食之後，苦澀散去，舌頭生津，滋味悠長，歷久不止，此乃中華之真味。西洋啤酒、紅酒、咖啡也有回甘之效，但失諸清淡(啤酒)或濃重(咖啡)，不如橄欖與茶，甘味適中而綿長。
零食之蜜餞橄欖，有紅、黑和黃三色。紅是辣欖，黑是甜欖，黃欖有一層薄薄的白膜，是甘草泡浸之後形成的，也叫白欖。白欖以鹽、糖、甘草、陳皮、丁香、玉桂等醃製，是流行零食，以前有人背住橄欖形的鐵皮罐，沿街叫賣，五十年代香港小販甚至將橄欖罐造得碩大，將身軀穿入白鐵鍛造的橄欖罐的中空口，沿街叫賣，謂之「飛機欖」，是香港最早的物形流動廣告。
國人食的橄欖是橄欖科的橄欖(Canarium album)，英文是Chinese olive 。另一種是杜英科的錫蘭橄欖(Elaeocarpus serratus)，是觀賞樹，也有人醃漬食，果核兩端鈍圓。近年港人常用的橄欖油和酒店自助餐桌上的青橄欖、黑橄欖，是榨油用的油橄欖(Olea europaea)，英文olive，是木樨科(木樨欖屬)，不是中國的橄欖。洋橄欖軟糯而苦澀，嚼後略甘，中國橄欖是硬而乾，嚼後回甘。
Wednesday, 21 September 2011
2011年9月22日
練乙錚
釋智教育：浪漫矣，能搵銀？
什麼樣的大學教育最能讓學術自由得以永續呢？周前筆者論此議題（〈能否斬件？如何保命？─論學術自由的安危〉，刊9月16日），認為「適合自由人的教育」無疑是答案的起點。這種教育，於古代中國儒家傳統裏有淵源；在西方，雛型見於希羅文化裏的「自由人教育」（拉丁文：liberalia studia）。無論中外，這種教育都是理想主義的，以追求真理、發展高階心智活動為主旨，不負責傳授生產知識和技能。
古代西方的自由人教育發展到今天，成為歐美所謂的liberal arts education，釋智教育（有譯「博雅教育」，據筆者做的一點文史「訓詁」顯示，此譯法大不妥，不能用，詳見前文）。今天，準備和大家談談這種教育的內涵、現況及創富效益。鑑於香港也有不少教育界人士和家長提倡，筆者還試論此地若要辦真正的釋智教育而能成功，須有什麼文化特色和實用性。文章較長，分今明兩日刊登。
話說筆者當年到美國念大學，二年級寒假完了，回到校園不久，便聽到高年班同學熱傳一個消息，說哲學系某教授和歷史系另一教授為了一個學術問題爭辯經年而不果，要來一個公開辯論一見高下，全校師生都在邀請之列。嘩，老師之間如此「對簿公堂」，筆者這個香港仔從未見過，不可思議！
辦學算盤 也須打響
其實，兩位教授筆者都認識，前者治近代西方哲學，筆者選的馬列主義自修課，就是在他悉心指導之下完成的；另外那位，是十八世紀歐洲社會思想史權威，之前有一次筆者選了他的課，但他認為筆者的英語閱讀水準遠遠未夠班，提議退修，筆者只得死死氣照辦。學校是小學院，全校學生不過一千三百人，但辯論那天，可容五、六百人的大堂一早坐滿，幾個門口通道也擠爆。論題確切是什麼，筆者已不記得，但辯論之熱烈，台下師生發言之踴躍，至今歷歷在目。到底是什麼驅使兩位老師，為了爭辯一個牛角尖，把自己的聲譽和面子都押上了？
談內涵，首重精神。學術自由不是一門具體科目，而是一種價值理想，建基於學者對真、善、美追求的熱切。如孔子：每事問；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歌德的浮士德：皓首窮經為求至知，最後竟不惜把性命和靈魂都押給魔鬼。學者只有對啟蒙釋智的事業如此執着，遇到黑惡勢力阻礙他的追求，他才會奮力保衞學術自由，社會大眾才會意識到值得去助他一臂之力。如果不把求知當一回事，那麼，有沒有學術自由，根本不值得操心。學者有這種熱切，自會時時處處於學術生活中體現出來，遇到疑惑勤於思辨，發現邪惡勇於批判，面對大多數人的定見中的謬誤敢於指出，故無論是同仁之間的辯駁、師生之間的答問、同學之間的琢磨，都會形成一種正氣，氣氛瀰漫於大學的每一角落，精神貫串到所有學科當中。這種對真理的浪漫，是釋智教育的原動力，同時也是學術自由永續的最大保證。
學科分割 不過人為
當然，浪漫不能當飯吃，有學術自由的地方，辦學的算盤也要打得響，能提供社會要求的經濟效益，最有效幫助學生建基立業乃至搵真銀；如此，家長歡迎，學生趨之若鶩，商界願意支持，學校的財政方可永續。前文談過德國歌丁根大學因學術自由而興旺，先在文學、法律等方面建立聲譽，繼而在數理化多方面造出劃時代的永恆貢獻，影響所及，連今天中國的國防科技最大成就，也可以直接追溯到這所大學（見本月2日文章）。有誰會問這間大學它的學術自由幾錢斤？所以，每一所大學的實用性都非常重要。下面，我們再詳細一點看釋智教育的實用面：學生學什麼，怎樣學，將來賺多少？
先看這種教育的具體內容。釋智教育課程本應無所不包，不是只包括文學藝術（「arts」），甚至也不應限於一些文理學院裏頭的文科與理科。所有人類知識本來就像光譜那樣一體連通，正如蘋果電腦的喬布斯所說，科技與人文在尖端蘋果產品裏已經分不開；學科分割只不過是一種人為限制、束縛，而釋智教育的任務正正是啟蒙釋智，因此理論上是不受學科分割所束縛的。大學完全可以用貫徹真、善、美的觀點和心法去傳授工程、商學等專業知識；大家想想，除了真，工程還美、商學還善，那不是更理想嗎？
如果因為財力物力等原因，對所授學科門類不能不有所取捨，可以理解，但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不應影響釋智教育原則的貫徹。舉例說，美國有一間Babson College很有名，就是以釋智教育精神辦商學的，尤以興業學（entrepreneurship studies）首屈一指。
還有一間 Harvey Mudd College 更可圈點，是一位開礦商人致富之後捐一大筆錢辦的，他並規定學校要嚴格按釋智教育原則辦學施教，學生的知識要廣博，認為在本科階段過分專精，也是對年輕人心智發展的一大束縛，長遠無好處；此校學生，理工課多修，人文課也不能少，起碼得佔總額的四分之一，絕不是修一兩個學期幾個學時的「通識課」就算，而是硬橋硬馬啃大部頭的真傢伙。由此二例可見，釋智教育的要義，並不在於所授學科是什麼，而在於提供一種獨特的教育哲學、理想、環境、氣氛和修業心法。
釋智教育 毫不遜色
有意思的是，培育理想並不影響增加市值，上述兩所學院的學生出路非常好，廣受工商界歡迎，口碑極佳。論剛畢業薪酬，Babson拍得住以沃頓商學院見稱的賓夕凡尼亞大學，Harvey Mudd則僅次於加州理工，而再比較學生畢業二十年之後的收入，後者於全美兩千所大學之中排第三，還跑贏麻省理工一個馬鼻（詳見2010-2011 PayScale College Salary Report 於www.payscale.com）！若以其他實踐釋智教育、只授文理科的優質學院與一些港人熟知、以工商學系稱著的一流大學作同類比較，則前者亦毫不遜色！
筆者做了一點資料分析說明此點。利用上周剛出爐的今年USN&WR美國大學排行榜，列出最佳十間只授文理的釋智學院和十間工科最好的大學，按payscale.com提供的學生畢業二十年後收入作比較，兩組學校的這個收入中位數相差小於百分之五，理工組比釋智組稍勝而已。釋智組的十間學院排名依次是Williams、Amherst、Swarthmore、Pomona、Middlebury、Carleton（敝母校）、Bowdoin、Wellesley、Claremont McKenna、Haverford，都不設工學院；工科組十間名牌大學依次是：麻省理工、史丹福、加大巴克萊、加州理工、喬治亞理工、伊利諾、密西根、卡內基梅隆、康內爾、普渡。如果再拿十間本科商學院辦得最好如U. Penn等的名牌大學來作同樣薪酬比較，則釋智組還小勝百分之二！
這些資料乍看有點反常。的確，本科畢業生拿着一個文理學位去找工，一般而言，機會總比不上念工商或其他專業的。七十年代初，美國經歷第一次石油危機，經濟轉壞，不少文科畢業生找不到工，筆者剛大學畢業，在波士頓過暑假，還遇到過一位Wellesley College英文系女畢業生在街上賣熱狗過活，印象深刻（該校收生極嚴，民國時期女作家冰心便是此校畢業，校園落座波士頓近郊，景色怡人，內有Lake Waban，香港學生名之為「慰冰湖」。六、七十年代，美國上層社會還比較保守，流行大學男女分校，最好的七間女校，人稱Seven Sisters ，都很貴族，Wellesley是大家姐，質素排第一）。
端正態度 打好基礎
不過，今天的就業市場和四十年前很不同，要求高了。現在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常覺一個學位不夠用，很大部分都再念一個甚或多個學位，美國如是，在香港尤其如此。 從實用觀點出發，學生念第二個學位，通常選比較專業的。如此，頭一個學位念什麼，對最終就業而言，就不是很關鍵；更重要的是，學生有沒有在前一階段掌握思想方法、表達能力、打好扎實廣博的知識基礎。然而，偏偏就是在培養這些重要能力上面，釋智教育最為有效。
有論者謂，最能訓練思考和表達能力的本科主修科，就是歷史、物理、本國文學和經濟，而不是一些實用學科如會計、精算。事實上，世界上最好的研究院程度的專業學院（商、法、醫……），都更喜歡錄取非專業的本科畢業生，而那些受過一流釋智教育培養的，尤其搶手。「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這個道理，現在很多有眼光的僱主都已經明白。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學位既然至少念兩個，頭一個最好是在釋智教育底下念得扎扎實實的非專業學位。如此，論薪酬收益，上述釋智組的畢業生和理工組、商學組比較，不遑多讓而甚或有後來居上之勢，就不足為奇。
近二十年來，一些名牌學校不惜工本提供諸如「4+2」、「3+3」等精心設計的一條龍課程，頭幾年釋智開竅，端正態度打好真正廣厚基礎，中段包含一些具專業方向性的選修課，最後才進入實用科系求專精。筆者預言，在蘋果喬布斯所謂的後PC時代，這種高等教育裏的一條龍課程，勢將取代本科畢業即找工做的日漸過時觀念，成為主流。
釋智教育．二之一．明天續刊
《信報》特約評論員
練乙錚
釋智教育：浪漫矣，能搵銀？
什麼樣的大學教育最能讓學術自由得以永續呢？周前筆者論此議題（〈能否斬件？如何保命？─論學術自由的安危〉，刊9月16日），認為「適合自由人的教育」無疑是答案的起點。這種教育，於古代中國儒家傳統裏有淵源；在西方，雛型見於希羅文化裏的「自由人教育」（拉丁文：liberalia studia）。無論中外，這種教育都是理想主義的，以追求真理、發展高階心智活動為主旨，不負責傳授生產知識和技能。
古代西方的自由人教育發展到今天，成為歐美所謂的liberal arts education，釋智教育（有譯「博雅教育」，據筆者做的一點文史「訓詁」顯示，此譯法大不妥，不能用，詳見前文）。今天，準備和大家談談這種教育的內涵、現況及創富效益。鑑於香港也有不少教育界人士和家長提倡，筆者還試論此地若要辦真正的釋智教育而能成功，須有什麼文化特色和實用性。文章較長，分今明兩日刊登。
話說筆者當年到美國念大學，二年級寒假完了，回到校園不久，便聽到高年班同學熱傳一個消息，說哲學系某教授和歷史系另一教授為了一個學術問題爭辯經年而不果，要來一個公開辯論一見高下，全校師生都在邀請之列。嘩，老師之間如此「對簿公堂」，筆者這個香港仔從未見過，不可思議！
辦學算盤 也須打響
其實，兩位教授筆者都認識，前者治近代西方哲學，筆者選的馬列主義自修課，就是在他悉心指導之下完成的；另外那位，是十八世紀歐洲社會思想史權威，之前有一次筆者選了他的課，但他認為筆者的英語閱讀水準遠遠未夠班，提議退修，筆者只得死死氣照辦。學校是小學院，全校學生不過一千三百人，但辯論那天，可容五、六百人的大堂一早坐滿，幾個門口通道也擠爆。論題確切是什麼，筆者已不記得，但辯論之熱烈，台下師生發言之踴躍，至今歷歷在目。到底是什麼驅使兩位老師，為了爭辯一個牛角尖，把自己的聲譽和面子都押上了？
談內涵，首重精神。學術自由不是一門具體科目，而是一種價值理想，建基於學者對真、善、美追求的熱切。如孔子：每事問；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歌德的浮士德：皓首窮經為求至知，最後竟不惜把性命和靈魂都押給魔鬼。學者只有對啟蒙釋智的事業如此執着，遇到黑惡勢力阻礙他的追求，他才會奮力保衞學術自由，社會大眾才會意識到值得去助他一臂之力。如果不把求知當一回事，那麼，有沒有學術自由，根本不值得操心。學者有這種熱切，自會時時處處於學術生活中體現出來，遇到疑惑勤於思辨，發現邪惡勇於批判，面對大多數人的定見中的謬誤敢於指出，故無論是同仁之間的辯駁、師生之間的答問、同學之間的琢磨，都會形成一種正氣，氣氛瀰漫於大學的每一角落，精神貫串到所有學科當中。這種對真理的浪漫，是釋智教育的原動力，同時也是學術自由永續的最大保證。
學科分割 不過人為
當然，浪漫不能當飯吃，有學術自由的地方，辦學的算盤也要打得響，能提供社會要求的經濟效益，最有效幫助學生建基立業乃至搵真銀；如此，家長歡迎，學生趨之若鶩，商界願意支持，學校的財政方可永續。前文談過德國歌丁根大學因學術自由而興旺，先在文學、法律等方面建立聲譽，繼而在數理化多方面造出劃時代的永恆貢獻，影響所及，連今天中國的國防科技最大成就，也可以直接追溯到這所大學（見本月2日文章）。有誰會問這間大學它的學術自由幾錢斤？所以，每一所大學的實用性都非常重要。下面，我們再詳細一點看釋智教育的實用面：學生學什麼，怎樣學，將來賺多少？
先看這種教育的具體內容。釋智教育課程本應無所不包，不是只包括文學藝術（「arts」），甚至也不應限於一些文理學院裏頭的文科與理科。所有人類知識本來就像光譜那樣一體連通，正如蘋果電腦的喬布斯所說，科技與人文在尖端蘋果產品裏已經分不開；學科分割只不過是一種人為限制、束縛，而釋智教育的任務正正是啟蒙釋智，因此理論上是不受學科分割所束縛的。大學完全可以用貫徹真、善、美的觀點和心法去傳授工程、商學等專業知識；大家想想，除了真，工程還美、商學還善，那不是更理想嗎？
如果因為財力物力等原因，對所授學科門類不能不有所取捨，可以理解，但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不應影響釋智教育原則的貫徹。舉例說，美國有一間Babson College很有名，就是以釋智教育精神辦商學的，尤以興業學（entrepreneurship studies）首屈一指。
還有一間 Harvey Mudd College 更可圈點，是一位開礦商人致富之後捐一大筆錢辦的，他並規定學校要嚴格按釋智教育原則辦學施教，學生的知識要廣博，認為在本科階段過分專精，也是對年輕人心智發展的一大束縛，長遠無好處；此校學生，理工課多修，人文課也不能少，起碼得佔總額的四分之一，絕不是修一兩個學期幾個學時的「通識課」就算，而是硬橋硬馬啃大部頭的真傢伙。由此二例可見，釋智教育的要義，並不在於所授學科是什麼，而在於提供一種獨特的教育哲學、理想、環境、氣氛和修業心法。
釋智教育 毫不遜色
有意思的是，培育理想並不影響增加市值，上述兩所學院的學生出路非常好，廣受工商界歡迎，口碑極佳。論剛畢業薪酬，Babson拍得住以沃頓商學院見稱的賓夕凡尼亞大學，Harvey Mudd則僅次於加州理工，而再比較學生畢業二十年之後的收入，後者於全美兩千所大學之中排第三，還跑贏麻省理工一個馬鼻（詳見2010-2011 PayScale College Salary Report 於www.payscale.com）！若以其他實踐釋智教育、只授文理科的優質學院與一些港人熟知、以工商學系稱著的一流大學作同類比較，則前者亦毫不遜色！
筆者做了一點資料分析說明此點。利用上周剛出爐的今年USN&WR美國大學排行榜，列出最佳十間只授文理的釋智學院和十間工科最好的大學，按payscale.com提供的學生畢業二十年後收入作比較，兩組學校的這個收入中位數相差小於百分之五，理工組比釋智組稍勝而已。釋智組的十間學院排名依次是Williams、Amherst、Swarthmore、Pomona、Middlebury、Carleton（敝母校）、Bowdoin、Wellesley、Claremont McKenna、Haverford，都不設工學院；工科組十間名牌大學依次是：麻省理工、史丹福、加大巴克萊、加州理工、喬治亞理工、伊利諾、密西根、卡內基梅隆、康內爾、普渡。如果再拿十間本科商學院辦得最好如U. Penn等的名牌大學來作同樣薪酬比較，則釋智組還小勝百分之二！
這些資料乍看有點反常。的確，本科畢業生拿着一個文理學位去找工，一般而言，機會總比不上念工商或其他專業的。七十年代初，美國經歷第一次石油危機，經濟轉壞，不少文科畢業生找不到工，筆者剛大學畢業，在波士頓過暑假，還遇到過一位Wellesley College英文系女畢業生在街上賣熱狗過活，印象深刻（該校收生極嚴，民國時期女作家冰心便是此校畢業，校園落座波士頓近郊，景色怡人，內有Lake Waban，香港學生名之為「慰冰湖」。六、七十年代，美國上層社會還比較保守，流行大學男女分校，最好的七間女校，人稱Seven Sisters ，都很貴族，Wellesley是大家姐，質素排第一）。
端正態度 打好基礎
不過，今天的就業市場和四十年前很不同，要求高了。現在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常覺一個學位不夠用，很大部分都再念一個甚或多個學位，美國如是，在香港尤其如此。 從實用觀點出發，學生念第二個學位，通常選比較專業的。如此，頭一個學位念什麼，對最終就業而言，就不是很關鍵；更重要的是，學生有沒有在前一階段掌握思想方法、表達能力、打好扎實廣博的知識基礎。然而，偏偏就是在培養這些重要能力上面，釋智教育最為有效。
有論者謂，最能訓練思考和表達能力的本科主修科，就是歷史、物理、本國文學和經濟，而不是一些實用學科如會計、精算。事實上，世界上最好的研究院程度的專業學院（商、法、醫……），都更喜歡錄取非專業的本科畢業生，而那些受過一流釋智教育培養的，尤其搶手。「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這個道理，現在很多有眼光的僱主都已經明白。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學位既然至少念兩個，頭一個最好是在釋智教育底下念得扎扎實實的非專業學位。如此，論薪酬收益，上述釋智組的畢業生和理工組、商學組比較，不遑多讓而甚或有後來居上之勢，就不足為奇。
近二十年來，一些名牌學校不惜工本提供諸如「4+2」、「3+3」等精心設計的一條龍課程，頭幾年釋智開竅，端正態度打好真正廣厚基礎，中段包含一些具專業方向性的選修課，最後才進入實用科系求專精。筆者預言，在蘋果喬布斯所謂的後PC時代，這種高等教育裏的一條龍課程，勢將取代本科畢業即找工做的日漸過時觀念，成為主流。
釋智教育．二之一．明天續刊
《信報》特約評論員
Monday, 5 September 2011
李欧梵：“张爱玲热”应该冷一冷
发布时间：2011-08-25 02:15:23 | 时代周报 | 144期 | 评论 (0)
李欧梵先生什么都聊。 / 特约记者 林津鹭 摄
本报记者 李怀宇
李欧梵先生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伟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这位教授开课全凭兴趣，并不专属某个科系，这在香港中文大学可谓史无前例—幸亏当时校长金耀基一力促成。
年近古稀，李欧梵依然不失“狐狸”本色。英国思想家伯林名著《刺猬与狐狸》的灵感源于古希腊诗人阿尔基诺库斯的残句：“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以此论之，李欧梵是“狐狸”，同属史华慈门下的张灏则是“刺猬”。李欧梵回忆，当年在哈佛大学向史华慈学习中国思想史时，老师对他特别开恩，让他做什么都可以，于是他很自然地把思想史和文学史混在一起学习。“史华慈的教法是古今不分的，他写毛泽东，后来又写中国古代，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当年美国汉学界看不起现代文学，我要争这口气，就想办法阐释现代文学，这是我的叛逆性格。后来者比我更好的是王德威，我太高兴了，提早退休，到了香港。”
最近，李欧梵的老朋友张错在接受访问时说，学术江湖传闻李欧梵要回来进入中国的文化主流了，因为他总是没有办法进入美国的文化主流。李欧梵笑道：“其实两个主流我都不要做，我从来不相信主流这回事。我并不限于我的专业，我在香港扮演一个杂学的角色。也可以说不三不四，但其背后的推动力是一种后现代式的人文主义。我们已经生活在后现代的社会，我不排斥商业，不排斥通俗，不排斥科技，可是经过演变之后，我要做人文的反思，重新抓住古典文学的英魂。”
在李欧梵看来，学院以外的人往往羡慕学院以内的人，而学院里面的人包括他都羡慕学院以外的人。所以，他常常逃出来。“像我这种人，没有办法在学院里面得到满足，我是一半留在学院里，一半留在学院外。我的书背后都是学院的理论，可是我用深入浅出的文笔写出来，学院外的人爱看，学院里的人很少看。”他认为今天香港大专学院的一个危机就是过分专业化，以量化计算名次。他举例，哈佛大学能容纳一个专门教藏语和蒙语的学者，即使他只有一两个学生也没有关系，但如果在香港则早就被解雇了。李欧梵常常问：“香港有钱穆的新亚时代，有唐君毅、牟宗三的新儒家时代，现在有哪个大师？有多少香港学者能提出一个以亚洲或者香港为本位的理论，影响全世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应该反省，太过专业化就不敢想大问题，不敢像余英时先生那样（想大问题）。其实研究专题的背后是‘通’的。”
李欧梵感慨，也许自己老了，也许受余英时先生的影响，他正在思考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鬼”：“现在是全球化、商业化的时代，特别在香港，我觉得中国文学都变成‘鬼魂’了。我们要抓住‘鬼魂’，需要一些创造性，一些想象。”当听说余英时先生在研究唐代的禅宗与诗人时，李欧梵顿感兴奋，笑着发布自己研究志怪神鬼传统的心得。
我提起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第四部《文学江湖》，李欧梵有感而发：“上海文坛也是个江湖，可是当年上海的文坛跟现在不太一样了。当年上海文坛是个小圈子，互相斗来斗去的，鲁迅不是骂梁实秋吗？可是我听很多上海人说，他们私下还有某种交情，甚至于鲁迅会先说‘我明天就攻击你了’。他们还会在同一个餐馆吃饭，左派坐一桌，右派坐一桌，打打招呼。所以从前的上海论坛表面论战很凶，但至少一部分人私下还保持某种风度的。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为了人身攻击而学术，为了出名而论战。”联系到自己当年在美国任教的经验，李欧梵说：“美国学界派系的斗争基本是广义的学术斗争，往往是一本书出来，我不同意就拼命批评，作者就回应，两个人就斗来斗去，可私下里还是朋友。像夏志清和普实克，一右一左，普实克有长文批评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可是两人一见面就握握手，不伤和气。”
据说夏志清先生现在在纽约家里常常看老电影。李欧梵说，美国电视有老电影频道，他以前在美国生活时也常看。他还常常跟夏志清比赛老电影知识，每次都输给夏先生。“我写过一篇文章《夏志清和刘别谦》，跟夏先生唱和。刘别谦是一个德国导演，夏先生最喜欢看，我担心他眼睛不好，不然的话，我还要把我的刘别谦的电影送给他看。”
狐狸本色，无所不谈
鲁迅的伟大在于有煎熬
（李欧梵 1942年生于河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伟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著有《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中英文版）、《中国现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中西文学的徊想》、《西潮的彼岸》、《狐狸洞话语》、《上海摩登》、《寻回香港文化》、《都市漫游者》、《世纪末呓语》等。）
时代周报：2009年，我在台北访问了白先勇先生。他讲《现代文学》，提到你当时也很活跃。
李欧梵：他有点夸奖了，我是外围分子。白先勇每次让我做事，我都答应，我很佩服他。他创办《现代文学》的时候，我想当外交官，一天到晚背丘吉尔的演讲词，当时在他那儿就是打杂，他让我翻译几篇文章。白先勇、陈若曦和王文兴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加上我们的老师夏济安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就形成一种风气。
时代周报：后来你写《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跟夏济安先生的《黑暗的闸门》有关系？
李欧梵：绝对有关系，因为我是靠他的那两篇文章启发后写出来的。这种观点、看法，我从来没有想到，我顺着他的路才发展出我的鲁迅研究。
时代周报：这么多年过去了，鲁迅对你还有那么大的影响吗？
李欧梵：我一代人跟大陆的人不太一样，在台湾鲁迅是禁书，越禁我越觉得好奇。当时我也风闻陈映真受鲁迅影响。后来我研究左翼作家，写硕士论文以后，就觉得一定要写鲁迅了，我开始正式研究。我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有研究鲁迅的重要文章都看完了，之后很困惑，我的思想开始有点左倾，越来越崇拜鲁迅。鲁迅的伟大，不在于他们所说的那些。我跟夏济安先生通信，夏先生认为鲁迅的文学技巧很好，可是不喜欢鲁迅的政治观点。我是把文学技巧、文化修养、心理煎熬和政治合在一起看，我认为鲁迅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想走在时代的前面。鲁迅并不是现在大陆所描绘的一个神。我觉得任何一个大师在转变的时候，一定会有悲剧，有文学煎熬、心理煎熬。我当时看左翼文学有点失望，为什么没有对煎熬的描写？鲁迅虽然没有写长篇小说，可是从他的散文、杂文、小说甚至从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对文学充满煎熬、矛盾的看法，跟别人的看法不一样。
我现在重新再来看鲁迅，最关心的反而是鲁迅和中国传统的关系，他为什么那么写《中国小说史略》？为什么说中国的小说开始于神话传说？为什么写那么多志怪神鬼？到了他写晚清的时候，我反而失望了，他的那种归类跟阿英差不多。后来，我发现鲁迅内心里的鬼魂是中国的另外一个传统。最近我又重新探讨中国神怪传统、神鬼传统，从先秦一直到魏晋志怪到唐朝，甚至包括道教。这里面资源非常多，包括道家、佛家、神仙鬼怪、小说、笔记甚至野史。鲁迅有几篇写得特别精彩的文章，都跟鬼怪有关，我认为千古名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没有人可以写得比这更好。
在香港，一般喜欢文学的人只讨论两个人：张爱玲和鲁迅，张爱玲的名气超过鲁迅。我最近开始批评张爱玲了，我觉得她写的两本英文小说不好，特别是第一本，第二本还不错。
张爱玲的英文小说吃力不讨好
时代周报：前些日子，王德威去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有人访问他，他也说张爱玲这两本英文小说写得不是很好。
李欧梵：我跟王德威的意见几乎是一样的，不过他写的比我更仔细，他的两篇长序写得非常好。私下里，他跟我讲，他能为张爱玲说的话就这么多了。“张爱玲热”这个现象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为什么在中国能热得那么厉害？我倒是觉得应该要冷一点，真正研究的话，需要冷静下来。我一直认为张爱玲早期的小说写得的确了不起，她创建了一个完全和五四模式不同的写法，可是我一直觉得她的叙事观点里面隐藏了一种愤世嫉俗。这些愤世嫉俗的观点、看法、视角，既不是鸳鸯蝴蝶派，又不是五四式，是她独有的。这跟她当时受到的西方教育有关系，她老早就写英文文章，应该看过很多英文小说，所以我一直把她看做是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有国际性的作家：既和传统的鸳鸯蝴蝶派拉得很近，又和国际文学拉得很近。我对她的小说有热切的期待，可能是因为我太热切期待了，所以就失望了。她的英文小说的文体，表面上看非常流畅，可就是比不上她的中文有味道，这就牵涉到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我看了太多的英文小说，也许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太大，我觉得如果文字没有驾驭到超人的境界，很难写出独有的文学作品。我觉得张爱玲对英文的驾驭还没有得心应手，有的时候看得出来，她是要迎合当时美国的中产阶级读者，反而吃力不讨好。
时代周报：夏志清先生讲过，张爱玲虽然长期住在美国，她想写的资料，还停留在当年上海那段岁月，所以很吃了些亏。
李欧梵：她越来越自闭，她恋眷自己的那个老上海。我觉得可惜的是，她没有注意到她四周美国的文学土壤。当时美国的文学环境非常好，卡夫卡是上世纪50年代在美国才被发现的，就是张爱玲刚到美国的时候。
时代周报：有些小说家在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写出的作品常常是可遇不可求的。像沈从文在1949年以后不写小说了，那时候他才40多岁。金庸写完《鹿鼎记》也是40多岁。沈从文、金庸在40多岁把重要的小说写完了，后面就是不停地改写。沈从文后来不停地改写，张兆和就说：你不要再改了，改的还没有原来好。金庸也不停改写他的小说，有些金迷就很生气：我们还是喜欢原来的版本。
李欧梵：我很尊敬金庸先生，可是我不是金庸迷，也不是专家，所以我不敢下结论。你这是浪漫主义的天才论，一个天才总是要夭折的。我也可以讲很多例外，我喜欢的作家反而都是老当益壮，像托尔斯泰，晚年也写得很少，但一写就了不起。甚至有些作家早年一直默默无闻，后来突然被人发现了。我自己也步入老年了，我一直有写小说的冲动，可是我写不好。我的《范柳原忏情录》是借了张爱玲来写香港。
空虚“双城记”
时代周报： 《上海摩登》出版了这么多年后，你还认为存在上海与香港的“双城记”关系吗？
李欧梵：不大存在。表面上还存在，变成了一种官方语言：上海有一位官员说，将来香港和上海是中国的两翼。可是据我所知，现在上海高阶层根本瞧不起香港。我猜，他们觉得香港没有什么建设，可整个上海改变了，上海将来可能会变成亚洲的金融中心，人口几千万，香港只有七八百万。
我对香港也开始有批评。现在这两个城市已经很难连在一起了，双方的作家也没有什么来往，你问董启章对上海有没有兴趣？他可能都没去过上海，也没有兴趣。上海作家里写香港的只有王安忆，但那本《香港的情与爱》写得不是很好。我本来都想写一本小说，就是说上海和香港的双城记，后来放弃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
时代周报：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城市交流频繁，香港现在还有优势吗？
李欧梵：有，但也不太多了。香港法制是独立的，而且有凭有据，我有一个研究法律的朋友，我向他借了一些重要的案例来看。他说香港有一个法官为了一个争产的事件，写了一千多页的判决书，非但独立，还让人信服，这是美国、英国的传统。这个传统香港目前还保持，能维持多久我就不知道了。
时代周报：现代化以后，很多现实问题都和法律有关系。张灏先生讲过，只有法制才能控制住权力怪兽。法制在幽暗意识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李欧梵：他讲得很有道理。西方自由主义是有两面的，一面是自由、权力，另外一面是法制或者广义地说是“消极的自由”。一个人有充分的自由，可是不能妨碍别人的自由，没有法律，自由就会被滥用或者是被集权滥用。比如说为了全人类争取自由，那就是 “积极的自由”，问题就大了，很容易变成集权。西方能够控制住这个的就是法制。我最近也是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香港的另一个优势是交通，香港地铁是全世界最方便的，我不开车，交通也畅通无阻。只要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不用担心危险。在上海，我太太不敢过马路，她每次过马路都要朋友拉着她走。
时代周报：现在很多城市都在发展，何莫邪先生讲中国有“水泥化”的趋势，北京、上海、广州都一样，都是水泥化。
李欧梵：我的一个兴趣是建筑。我对香港最大的批评，除了地产之外，就是“水泥化”，香港叫做“石屎森林”。我隔岸观火，中国地大，城市发展快，一些世界级建筑大师把中国大城市作为自己的试验场，于是就有了鸟巢，有了央视的“大裤衩”。可是这些超级建筑物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幸福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水泥化”带来的问题，我叫做“超级现代主义”，超过以前建筑史上的现代主义。西方建筑史上的现代主义是：我们可以用一种新的建筑社区来改变一个都市的风貌，使得原来的传统风貌变成现代。这个梦幻在西方已经幻灭了，没有人相信这个东西，但是中国相信。
时代周报：香港以前也有房地产热，现在大陆的房地产热跟当时香港是不是有些相似？
李欧梵：这就是中国化或者是亚洲式的全球化。我自己都买不起房子，我现在就是租房子，因为花那么多钱太不值得了。可怜的香港人，一辈子就是为了那套房子。像我太太，她也不懂得赚钱，刚退休，也没有法子买房子，她的朋友个个都去买房子，买了再卖，因为钱存在银行里面没有利息。纽约的房子也很贵，可是跟中国贵法不一样。纽约的苏豪区养了那么多艺术家，那里的房租不能随便涨，它有那个传统，在那里盖房子，整个区都反对，盖不了的。中国没有这个传统，说盖就盖，管你什么区，说拆就拆。
香港电影江湖后继无人
时代周报：香港电影近几年不是很景气，你还关注吗？
李欧梵：为了迎合大陆市场，我觉得香港电影失去它的特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现在都是合拍电影，香港男人爱上了北京女人，根本就是胡闹，除了闹就是假，根本没有味道。香港有一些电影制片人也在反省，比如《岁月神偷》，突然讲了一个香港怀旧式的故事，香港政府本来要拆掉那条街，就是因为这部电影，现在不拆了。以前的东西还是值得回忆的，再盖新的，最多也不过是跟上海一样，甚至连广州都赶不上了。广州的歌剧院，香港就盖不出来。
时代周报：现在好莱坞大制作的电影带动3D潮流，你喜欢吗？
李欧梵：很难说喜欢。3D电影代表一个典型转变，将来的电影其实是科技的一部分，不像老电影，是文学文化的一部分，以前的电影是第六种艺术，现在则是第六种科技。3D出现一点都不奇怪，就是用新技术发明来展现大家以前所想象不到的世界。有些电影打破传统电影的时间观念，回忆、倒叙全都混在一起，做梦也可以有两三层，这些电影我也买回来看，可是不那么热衷。
时代周报：我最近跟蔡澜先生探讨过高科技对电影的改变，神仙鬼怪或者武侠电影，比如《神雕侠侣》里的神雕，《书剑恩仇录》里的狼群，以前拍不好，现在可以拍得好。你认为高科技是否可以更好地表现以前人们想象得到但是拍不出来的东西？
李欧梵：这是一个吊诡，实际就是矛盾，当时科技不发达，所以人的想像力非常丰富，才会出现神仙鬼怪的小说故事，科技发达之后，人的想像力反而没有以前丰富了。大家接触到的东西都太一样，一个电影出了名，大家一窝蜂地弄。李安拍了一个《卧虎藏龙》，大家就一窝蜂，这些片子对我们历史传统的想像力有帮助吗？不一定，可能是误导。我觉得《赤壁》完全是误导，但《赤壁》第一集最后一幕很精彩，那个大场面跟我想象的很接近。
时代周报：中国的四大经典都在翻拍，能够结合原著精神吗？
李欧梵：我觉得结合不起来。这就是“热”的问题，中国就是一窝蜂，根本不是在拍古典。我一个老朋友胡金铨，你看他拍的古典片就不一样。
时代周报：胡金铨的影片有文学的诗意在里面。
李欧梵：一点不错。胡金铨有几部片子没有受到重视，我个人认为里面充满了中国的另类传统的气息。有一部电影叫《天下第一》，里面有药师，有道家，有江湖，有剑侠等等，他真的是把我心目中的另类传统表达了出来。我们喜欢看的打来打去的《龙门客栈》，其中他对服装的考究是花了很大功夫的，他创造出明朝的衣服样子，后来影视界不管哪个朝代都是那套衣服。现代人拍的古装片，我可以翻译作“类型片”，意思是不伦不类的片子，不分朝代，不分特色，同一个模式的片，跟我们的历史完全没有一点关系。我们不能说拍电影的人都是不学无术的，他们也花了功夫的，那种卖钱的大片，偶尔有些场面很精彩。我觉得太可惜了，《十面埋伏》开始非常精彩，唐朝的鼓，暗杀的那一段，是很花功夫的，后面一塌糊涂，根本就是胡闹。
时代周报：香港是一个现代化都市，却创造了那么多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来表现江湖。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胡金铨、张彻的电影，都虚构了一个江湖。也许是现代都市生活太平淡，大家厌倦了？
李欧梵：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胡金铨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他开创了香港广义的江湖传统，金庸先生的小说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两个人都独一无二。金庸先生开创了江湖的传统，于是就出现各种江湖式的小说。如果把江湖作为“类型电影”来看的话，香港电影有很重要的特色，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警匪片和香港的警匪片不一样—吴宇森的电影里，警匪两边都是江湖，两边都是游侠，都讲忠孝仁义。我的解释是：香港华人的历史都是比较低阶层的历史，没有什么高阶层的人，知识分子、高管、富翁不多，都是苦力、华工、佣人占了大多数。香港属于水浒式社会，香港式江湖和地方的低阶层刚好凑合。香港的殖民社会非常独特：最代表殖民者的除了银行家就是警察。警察很奇怪，当时的英国警察腐败得一塌糊涂，到处要钱，所以才出现廉政公署。华人警察就处在中间，有的也很腐败。这类江湖反而变成香港特色，我叫做“半下流社会”。电影的作用之一就是逃避，所以香港的黑社会片很吃香。香港的警匪片，加上黑社会的因素、大佬，整个的模式就变成了香港重要的传统，一直拍到现在还没有完。这就是我心目中狭义的江湖。广义的江湖就是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任何一种江湖，我都感觉后继无人。
发布时间：2011-08-25 02:15:23 | 时代周报 | 144期 | 评论 (0)
李欧梵先生什么都聊。 / 特约记者 林津鹭 摄
本报记者 李怀宇
李欧梵先生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伟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这位教授开课全凭兴趣，并不专属某个科系，这在香港中文大学可谓史无前例—幸亏当时校长金耀基一力促成。
年近古稀，李欧梵依然不失“狐狸”本色。英国思想家伯林名著《刺猬与狐狸》的灵感源于古希腊诗人阿尔基诺库斯的残句：“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以此论之，李欧梵是“狐狸”，同属史华慈门下的张灏则是“刺猬”。李欧梵回忆，当年在哈佛大学向史华慈学习中国思想史时，老师对他特别开恩，让他做什么都可以，于是他很自然地把思想史和文学史混在一起学习。“史华慈的教法是古今不分的，他写毛泽东，后来又写中国古代，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当年美国汉学界看不起现代文学，我要争这口气，就想办法阐释现代文学，这是我的叛逆性格。后来者比我更好的是王德威，我太高兴了，提早退休，到了香港。”
最近，李欧梵的老朋友张错在接受访问时说，学术江湖传闻李欧梵要回来进入中国的文化主流了，因为他总是没有办法进入美国的文化主流。李欧梵笑道：“其实两个主流我都不要做，我从来不相信主流这回事。我并不限于我的专业，我在香港扮演一个杂学的角色。也可以说不三不四，但其背后的推动力是一种后现代式的人文主义。我们已经生活在后现代的社会，我不排斥商业，不排斥通俗，不排斥科技，可是经过演变之后，我要做人文的反思，重新抓住古典文学的英魂。”
在李欧梵看来，学院以外的人往往羡慕学院以内的人，而学院里面的人包括他都羡慕学院以外的人。所以，他常常逃出来。“像我这种人，没有办法在学院里面得到满足，我是一半留在学院里，一半留在学院外。我的书背后都是学院的理论，可是我用深入浅出的文笔写出来，学院外的人爱看，学院里的人很少看。”他认为今天香港大专学院的一个危机就是过分专业化，以量化计算名次。他举例，哈佛大学能容纳一个专门教藏语和蒙语的学者，即使他只有一两个学生也没有关系，但如果在香港则早就被解雇了。李欧梵常常问：“香港有钱穆的新亚时代，有唐君毅、牟宗三的新儒家时代，现在有哪个大师？有多少香港学者能提出一个以亚洲或者香港为本位的理论，影响全世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应该反省，太过专业化就不敢想大问题，不敢像余英时先生那样（想大问题）。其实研究专题的背后是‘通’的。”
李欧梵感慨，也许自己老了，也许受余英时先生的影响，他正在思考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鬼”：“现在是全球化、商业化的时代，特别在香港，我觉得中国文学都变成‘鬼魂’了。我们要抓住‘鬼魂’，需要一些创造性，一些想象。”当听说余英时先生在研究唐代的禅宗与诗人时，李欧梵顿感兴奋，笑着发布自己研究志怪神鬼传统的心得。
我提起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第四部《文学江湖》，李欧梵有感而发：“上海文坛也是个江湖，可是当年上海的文坛跟现在不太一样了。当年上海文坛是个小圈子，互相斗来斗去的，鲁迅不是骂梁实秋吗？可是我听很多上海人说，他们私下还有某种交情，甚至于鲁迅会先说‘我明天就攻击你了’。他们还会在同一个餐馆吃饭，左派坐一桌，右派坐一桌，打打招呼。所以从前的上海论坛表面论战很凶，但至少一部分人私下还保持某种风度的。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为了人身攻击而学术，为了出名而论战。”联系到自己当年在美国任教的经验，李欧梵说：“美国学界派系的斗争基本是广义的学术斗争，往往是一本书出来，我不同意就拼命批评，作者就回应，两个人就斗来斗去，可私下里还是朋友。像夏志清和普实克，一右一左，普实克有长文批评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可是两人一见面就握握手，不伤和气。”
据说夏志清先生现在在纽约家里常常看老电影。李欧梵说，美国电视有老电影频道，他以前在美国生活时也常看。他还常常跟夏志清比赛老电影知识，每次都输给夏先生。“我写过一篇文章《夏志清和刘别谦》，跟夏先生唱和。刘别谦是一个德国导演，夏先生最喜欢看，我担心他眼睛不好，不然的话，我还要把我的刘别谦的电影送给他看。”
狐狸本色，无所不谈
鲁迅的伟大在于有煎熬
（李欧梵 1942年生于河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伟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著有《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中英文版）、《中国现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中西文学的徊想》、《西潮的彼岸》、《狐狸洞话语》、《上海摩登》、《寻回香港文化》、《都市漫游者》、《世纪末呓语》等。）
时代周报：2009年，我在台北访问了白先勇先生。他讲《现代文学》，提到你当时也很活跃。
李欧梵：他有点夸奖了，我是外围分子。白先勇每次让我做事，我都答应，我很佩服他。他创办《现代文学》的时候，我想当外交官，一天到晚背丘吉尔的演讲词，当时在他那儿就是打杂，他让我翻译几篇文章。白先勇、陈若曦和王文兴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加上我们的老师夏济安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就形成一种风气。
时代周报：后来你写《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跟夏济安先生的《黑暗的闸门》有关系？
李欧梵：绝对有关系，因为我是靠他的那两篇文章启发后写出来的。这种观点、看法，我从来没有想到，我顺着他的路才发展出我的鲁迅研究。
时代周报：这么多年过去了，鲁迅对你还有那么大的影响吗？
李欧梵：我一代人跟大陆的人不太一样，在台湾鲁迅是禁书，越禁我越觉得好奇。当时我也风闻陈映真受鲁迅影响。后来我研究左翼作家，写硕士论文以后，就觉得一定要写鲁迅了，我开始正式研究。我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有研究鲁迅的重要文章都看完了，之后很困惑，我的思想开始有点左倾，越来越崇拜鲁迅。鲁迅的伟大，不在于他们所说的那些。我跟夏济安先生通信，夏先生认为鲁迅的文学技巧很好，可是不喜欢鲁迅的政治观点。我是把文学技巧、文化修养、心理煎熬和政治合在一起看，我认为鲁迅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想走在时代的前面。鲁迅并不是现在大陆所描绘的一个神。我觉得任何一个大师在转变的时候，一定会有悲剧，有文学煎熬、心理煎熬。我当时看左翼文学有点失望，为什么没有对煎熬的描写？鲁迅虽然没有写长篇小说，可是从他的散文、杂文、小说甚至从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对文学充满煎熬、矛盾的看法，跟别人的看法不一样。
我现在重新再来看鲁迅，最关心的反而是鲁迅和中国传统的关系，他为什么那么写《中国小说史略》？为什么说中国的小说开始于神话传说？为什么写那么多志怪神鬼？到了他写晚清的时候，我反而失望了，他的那种归类跟阿英差不多。后来，我发现鲁迅内心里的鬼魂是中国的另外一个传统。最近我又重新探讨中国神怪传统、神鬼传统，从先秦一直到魏晋志怪到唐朝，甚至包括道教。这里面资源非常多，包括道家、佛家、神仙鬼怪、小说、笔记甚至野史。鲁迅有几篇写得特别精彩的文章，都跟鬼怪有关，我认为千古名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没有人可以写得比这更好。
在香港，一般喜欢文学的人只讨论两个人：张爱玲和鲁迅，张爱玲的名气超过鲁迅。我最近开始批评张爱玲了，我觉得她写的两本英文小说不好，特别是第一本，第二本还不错。
张爱玲的英文小说吃力不讨好
时代周报：前些日子，王德威去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有人访问他，他也说张爱玲这两本英文小说写得不是很好。
李欧梵：我跟王德威的意见几乎是一样的，不过他写的比我更仔细，他的两篇长序写得非常好。私下里，他跟我讲，他能为张爱玲说的话就这么多了。“张爱玲热”这个现象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为什么在中国能热得那么厉害？我倒是觉得应该要冷一点，真正研究的话，需要冷静下来。我一直认为张爱玲早期的小说写得的确了不起，她创建了一个完全和五四模式不同的写法，可是我一直觉得她的叙事观点里面隐藏了一种愤世嫉俗。这些愤世嫉俗的观点、看法、视角，既不是鸳鸯蝴蝶派，又不是五四式，是她独有的。这跟她当时受到的西方教育有关系，她老早就写英文文章，应该看过很多英文小说，所以我一直把她看做是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有国际性的作家：既和传统的鸳鸯蝴蝶派拉得很近，又和国际文学拉得很近。我对她的小说有热切的期待，可能是因为我太热切期待了，所以就失望了。她的英文小说的文体，表面上看非常流畅，可就是比不上她的中文有味道，这就牵涉到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我看了太多的英文小说，也许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太大，我觉得如果文字没有驾驭到超人的境界，很难写出独有的文学作品。我觉得张爱玲对英文的驾驭还没有得心应手，有的时候看得出来，她是要迎合当时美国的中产阶级读者，反而吃力不讨好。
时代周报：夏志清先生讲过，张爱玲虽然长期住在美国，她想写的资料，还停留在当年上海那段岁月，所以很吃了些亏。
李欧梵：她越来越自闭，她恋眷自己的那个老上海。我觉得可惜的是，她没有注意到她四周美国的文学土壤。当时美国的文学环境非常好，卡夫卡是上世纪50年代在美国才被发现的，就是张爱玲刚到美国的时候。
时代周报：有些小说家在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写出的作品常常是可遇不可求的。像沈从文在1949年以后不写小说了，那时候他才40多岁。金庸写完《鹿鼎记》也是40多岁。沈从文、金庸在40多岁把重要的小说写完了，后面就是不停地改写。沈从文后来不停地改写，张兆和就说：你不要再改了，改的还没有原来好。金庸也不停改写他的小说，有些金迷就很生气：我们还是喜欢原来的版本。
李欧梵：我很尊敬金庸先生，可是我不是金庸迷，也不是专家，所以我不敢下结论。你这是浪漫主义的天才论，一个天才总是要夭折的。我也可以讲很多例外，我喜欢的作家反而都是老当益壮，像托尔斯泰，晚年也写得很少，但一写就了不起。甚至有些作家早年一直默默无闻，后来突然被人发现了。我自己也步入老年了，我一直有写小说的冲动，可是我写不好。我的《范柳原忏情录》是借了张爱玲来写香港。
空虚“双城记”
时代周报： 《上海摩登》出版了这么多年后，你还认为存在上海与香港的“双城记”关系吗？
李欧梵：不大存在。表面上还存在，变成了一种官方语言：上海有一位官员说，将来香港和上海是中国的两翼。可是据我所知，现在上海高阶层根本瞧不起香港。我猜，他们觉得香港没有什么建设，可整个上海改变了，上海将来可能会变成亚洲的金融中心，人口几千万，香港只有七八百万。
我对香港也开始有批评。现在这两个城市已经很难连在一起了，双方的作家也没有什么来往，你问董启章对上海有没有兴趣？他可能都没去过上海，也没有兴趣。上海作家里写香港的只有王安忆，但那本《香港的情与爱》写得不是很好。我本来都想写一本小说，就是说上海和香港的双城记，后来放弃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
时代周报：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城市交流频繁，香港现在还有优势吗？
李欧梵：有，但也不太多了。香港法制是独立的，而且有凭有据，我有一个研究法律的朋友，我向他借了一些重要的案例来看。他说香港有一个法官为了一个争产的事件，写了一千多页的判决书，非但独立，还让人信服，这是美国、英国的传统。这个传统香港目前还保持，能维持多久我就不知道了。
时代周报：现代化以后，很多现实问题都和法律有关系。张灏先生讲过，只有法制才能控制住权力怪兽。法制在幽暗意识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李欧梵：他讲得很有道理。西方自由主义是有两面的，一面是自由、权力，另外一面是法制或者广义地说是“消极的自由”。一个人有充分的自由，可是不能妨碍别人的自由，没有法律，自由就会被滥用或者是被集权滥用。比如说为了全人类争取自由，那就是 “积极的自由”，问题就大了，很容易变成集权。西方能够控制住这个的就是法制。我最近也是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香港的另一个优势是交通，香港地铁是全世界最方便的，我不开车，交通也畅通无阻。只要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不用担心危险。在上海，我太太不敢过马路，她每次过马路都要朋友拉着她走。
时代周报：现在很多城市都在发展，何莫邪先生讲中国有“水泥化”的趋势，北京、上海、广州都一样，都是水泥化。
李欧梵：我的一个兴趣是建筑。我对香港最大的批评，除了地产之外，就是“水泥化”，香港叫做“石屎森林”。我隔岸观火，中国地大，城市发展快，一些世界级建筑大师把中国大城市作为自己的试验场，于是就有了鸟巢，有了央视的“大裤衩”。可是这些超级建筑物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幸福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水泥化”带来的问题，我叫做“超级现代主义”，超过以前建筑史上的现代主义。西方建筑史上的现代主义是：我们可以用一种新的建筑社区来改变一个都市的风貌，使得原来的传统风貌变成现代。这个梦幻在西方已经幻灭了，没有人相信这个东西，但是中国相信。
时代周报：香港以前也有房地产热，现在大陆的房地产热跟当时香港是不是有些相似？
李欧梵：这就是中国化或者是亚洲式的全球化。我自己都买不起房子，我现在就是租房子，因为花那么多钱太不值得了。可怜的香港人，一辈子就是为了那套房子。像我太太，她也不懂得赚钱，刚退休，也没有法子买房子，她的朋友个个都去买房子，买了再卖，因为钱存在银行里面没有利息。纽约的房子也很贵，可是跟中国贵法不一样。纽约的苏豪区养了那么多艺术家，那里的房租不能随便涨，它有那个传统，在那里盖房子，整个区都反对，盖不了的。中国没有这个传统，说盖就盖，管你什么区，说拆就拆。
香港电影江湖后继无人
时代周报：香港电影近几年不是很景气，你还关注吗？
李欧梵：为了迎合大陆市场，我觉得香港电影失去它的特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现在都是合拍电影，香港男人爱上了北京女人，根本就是胡闹，除了闹就是假，根本没有味道。香港有一些电影制片人也在反省，比如《岁月神偷》，突然讲了一个香港怀旧式的故事，香港政府本来要拆掉那条街，就是因为这部电影，现在不拆了。以前的东西还是值得回忆的，再盖新的，最多也不过是跟上海一样，甚至连广州都赶不上了。广州的歌剧院，香港就盖不出来。
时代周报：现在好莱坞大制作的电影带动3D潮流，你喜欢吗？
李欧梵：很难说喜欢。3D电影代表一个典型转变，将来的电影其实是科技的一部分，不像老电影，是文学文化的一部分，以前的电影是第六种艺术，现在则是第六种科技。3D出现一点都不奇怪，就是用新技术发明来展现大家以前所想象不到的世界。有些电影打破传统电影的时间观念，回忆、倒叙全都混在一起，做梦也可以有两三层，这些电影我也买回来看，可是不那么热衷。
时代周报：我最近跟蔡澜先生探讨过高科技对电影的改变，神仙鬼怪或者武侠电影，比如《神雕侠侣》里的神雕，《书剑恩仇录》里的狼群，以前拍不好，现在可以拍得好。你认为高科技是否可以更好地表现以前人们想象得到但是拍不出来的东西？
李欧梵：这是一个吊诡，实际就是矛盾，当时科技不发达，所以人的想像力非常丰富，才会出现神仙鬼怪的小说故事，科技发达之后，人的想像力反而没有以前丰富了。大家接触到的东西都太一样，一个电影出了名，大家一窝蜂地弄。李安拍了一个《卧虎藏龙》，大家就一窝蜂，这些片子对我们历史传统的想像力有帮助吗？不一定，可能是误导。我觉得《赤壁》完全是误导，但《赤壁》第一集最后一幕很精彩，那个大场面跟我想象的很接近。
时代周报：中国的四大经典都在翻拍，能够结合原著精神吗？
李欧梵：我觉得结合不起来。这就是“热”的问题，中国就是一窝蜂，根本不是在拍古典。我一个老朋友胡金铨，你看他拍的古典片就不一样。
时代周报：胡金铨的影片有文学的诗意在里面。
李欧梵：一点不错。胡金铨有几部片子没有受到重视，我个人认为里面充满了中国的另类传统的气息。有一部电影叫《天下第一》，里面有药师，有道家，有江湖，有剑侠等等，他真的是把我心目中的另类传统表达了出来。我们喜欢看的打来打去的《龙门客栈》，其中他对服装的考究是花了很大功夫的，他创造出明朝的衣服样子，后来影视界不管哪个朝代都是那套衣服。现代人拍的古装片，我可以翻译作“类型片”，意思是不伦不类的片子，不分朝代，不分特色，同一个模式的片，跟我们的历史完全没有一点关系。我们不能说拍电影的人都是不学无术的，他们也花了功夫的，那种卖钱的大片，偶尔有些场面很精彩。我觉得太可惜了，《十面埋伏》开始非常精彩，唐朝的鼓，暗杀的那一段，是很花功夫的，后面一塌糊涂，根本就是胡闹。
时代周报：香港是一个现代化都市，却创造了那么多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来表现江湖。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胡金铨、张彻的电影，都虚构了一个江湖。也许是现代都市生活太平淡，大家厌倦了？
李欧梵：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胡金铨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他开创了香港广义的江湖传统，金庸先生的小说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两个人都独一无二。金庸先生开创了江湖的传统，于是就出现各种江湖式的小说。如果把江湖作为“类型电影”来看的话，香港电影有很重要的特色，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警匪片和香港的警匪片不一样—吴宇森的电影里，警匪两边都是江湖，两边都是游侠，都讲忠孝仁义。我的解释是：香港华人的历史都是比较低阶层的历史，没有什么高阶层的人，知识分子、高管、富翁不多，都是苦力、华工、佣人占了大多数。香港属于水浒式社会，香港式江湖和地方的低阶层刚好凑合。香港的殖民社会非常独特：最代表殖民者的除了银行家就是警察。警察很奇怪，当时的英国警察腐败得一塌糊涂，到处要钱，所以才出现廉政公署。华人警察就处在中间，有的也很腐败。这类江湖反而变成香港特色，我叫做“半下流社会”。电影的作用之一就是逃避，所以香港的黑社会片很吃香。香港的警匪片，加上黑社会的因素、大佬，整个的模式就变成了香港重要的传统，一直拍到现在还没有完。这就是我心目中狭义的江湖。广义的江湖就是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任何一种江湖，我都感觉后继无人。
嘉應子
(2011年09月06日)
講起送藥之物，現今的山楂餅，包裝與味道沒變，價錢也沒升多少，只是分量縮水，片數少了一半，紙筒的頭尾偷了空位，包裝紙散了出來，如金魚尾。
講到山楂，也有尷尬回憶。一九九八年我在藝術發展局工作，終日枯坐，身子發胖卻胃口不開，在鵝頸橋底的藥材店看到山楂乾，五元一包，招紙寫山楂可以開胃，又降血脂，便買了煲水飲。飲了兩日，胃口開了，第三日，放工在紅磡火車站天橋急行，忽覺天旋地轉，幸好我童年練過醉八仙，腳步浮浮，也不跌倒。
翌日見了中醫師，才知血壓低的人是不可飲山楂水的，山楂也要配合其他藥材同煮。調藥要君臣佐使，單方偏方，總不可靠。
除了山楂餅之外，送藥之物，仍有嘉應子，包裝紙寫的是「雪花應子」，有紅、紫、藍、青四色，以藍色襯得最好。嘉應子之名，是後來才知的，童年食的時候，只知其音，不知其字，包裝紙又只寫雪花應子，於是便以為是「加應子」，村裡的阿婆又講「加楝子」，於是以為是苦楝樹的果子，但此樹之果不可食，令人困惑。後來才知道是嘉應子是用梅或李做的，是廣東梅縣產物，此地古稱嘉應州，潮州、漳州的製作後來居上，為了不顯露原產地，便簡稱應子，且美其名為雪花應子。名雪花，應是食後甘涼之意，類似以前的甘草欖，廣告便說是「涼喉」。
陳皮梅的包裝紙最劃一，都是海軍藍或靛藍，間接證明扭紙式的包裝配深藍，最是合宜。嘉應子的包裝紙是向內摺入的，與陳皮梅的外露扭結不同，我推斷嘉應子是陳皮梅的衍生品，從材料到包裝都是複製的，故此嘉應子要一物四色，陳皮梅只是堅持最合宜的海軍藍色。
陳皮梅是梅肉混合陳皮而成，有的無核，有的有核。當年香港工廠林立，生產眾多，村中一位阿婆，每食陳皮梅，便說她以前在上水雞嶺的糖果廠做過陳皮梅，輕描淡寫，說是幾十年前的事啦。之後，兒童便投以羨慕目光，如觀望始創人。
此物是往日慣見之零食，乃至粵語片有一諧星，藝名陳皮梅(一九〇八至一九九三)，其胞姐也是醜角，藝名陳皮鴨，兒時看電視，見了便笑，如見了諧星矮冬瓜、西瓜刨、朱由高(豬油糕)之類。
粵劇戲棚賣零食，觀眾邊食邊看，故此演員也愛以零食命名也。
Sunday, 28 August 2011
安裕：曾經滄海難為水
2011-08-28
除了影片結尾回憶裏胡楓焦姣吳彥祖一家人的鏡頭帶來一絲陰霾，整部《竊聽風雲二》的感覺是明亮。是的，明亮﹕開始時劉青雲逃避吳彥祖跟蹤是在大白天下；劉青雲撞車躺在醫院和妻子黃奕卿卿我我到古天樂出現查案是陽光入室的明媚；中環半山行人電梯連番爆炸是艷陽高照，電影最主要的場口都是明亮。我沒有細緻猜想導演編劇在設計這些場景時的美學思考是什麼，但作為一個付了五十元在星期一下午走進電影院的人來說，感覺就是明亮。
除了明亮，更多的不是俗艷。香港而非大陸的大款應該是什麼樣的生活？劉青雲的法拉利不是血紅而是天藍，曾江買給地主會同人的不是六頭鮑而是鉅記餅食，葉璇出獄後示以古天樂的指環不是黃金鑽石而是簡單的白金。法拉利不是紅色的原因，應該是他已有一部紅色法拉利；鉅記也許是因為六頭鮑都吃到膩對健康不好；白金應該是因為比起鑽石低調一些不那麼炫耀。都是因為曾經滄海難為水。
有人說《竊聽風雲二》在內地票房很不錯，我猜，除了是幾位演員的號召力，也可是因為「香港」這兩個漢字。畢竟香港早已過了大杯酒大塊血大款子的俗艷年代，那是對剛富起來的中國大陸是可望不可即的另一座高山。
這幾個星期，香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人格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踐踏。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批評香港公務員之言、股巿倒了又起起了再倒、李克強訪港的保安掀起巨大風波。那是形勢使然的不能逃避，我們總不能因為王光亞這句話把十幾萬公務員都炒清光，不可能因為股巿翻覆而悍然停巿幾天，更不可能因着保安安排把巿民都轟走。面對挑戰，香港社會的回答是回以事實，公務員也許有些不長進偷雞摸狗但肯定不是貪污遍地，股巿崩圍是外圍因素但不會埋沒天良不讓它下跌只能上升，保安是重要的但巿民的人權也同樣重要。香港的價值是明亮的日子裏，大家把事情攤開來說清楚講明白。
香港先進 中共幾時明白
看這些新聞都看得煩了，中共什麼時候才會明白，香港其實早就已經進入工業社會，早得大概在八十年代大搞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叫大伙不要隨地吐痰小便時，我們已經討論不許在辦公室吸煙；早得當大陸只一個貪字了得的年代我們已經沒有官員敢公開貪污，哪怕是一杯茶一次簡單的公事出訪。那天美國副總統拜登在北京吃午飯自掏腰包吃了七十九元，內地網民誇他清廉，香港巿民眼中這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事，曾蔭權去吃飯也不會包下三層樓海吃還要公家付鈔。這種社會規範（norm），比起國民教育更早進入香港的萬戶千家，我依稀記得上學時那叫做社會課。
進入工業社會的香港，這十幾年毋庸置疑是倒退了一些，我說的是經濟發展的確開始放慢下來，內地的低廉工資香港的高樓價都是因素，但一個民智已開的文明都會，不可能走回頭路的。日子雖然緊了一些，我們看到的是，香港巿民的識見絕非一般，核心在於我們曾經經過也從中學懂教訓。香港暴發戶的年代，是今天大陸也瞠目結舌的，魚翅撈飯，大陸不一定四處都是，我們七十年代初已過了這種靡爛的生活方式。到今天，有人上飯店叫一碗翅再叫一碗白飯澆上，旁人會暗暗說你「黐線」，原因不是千把塊錢的翅糟蹋掉了，而是「這種生活態度很不健康也不環保」。
分別是微妙的，但深圳河兩岸心細如塵的人都能清楚看到。那是工業社會和準備離開農業社會步向工業社會的分別，這或是「一國兩制」的最核心部分——下層建設三上五下二追上來，樓要蓋多高便有多高，上層建設不是豪言壯語寫幾個大字報便唾手可及。香港有的人會很不客氣說出這分別，但更多的是像英國人那般看在眼裏留在心裏，非到最後一刻不說出口。就像李克強訪問港大之後，有人說校監椅李副總理不應該坐上去，有人說小布殊作為一國總統參加母校畢業禮待遇一如常人。我感到，提出這些是因為眼看核心價值被粗暴地打壓得七零八落，只得把事實說出來，冒着被人秋後算帳說你是外國人走狗唯英美馬首是瞻的風險。
港人之尺 不止錢多就好
香港巿民心裏都有一把尺，這把尺隨着世代變化調整，七十年代的尺是以家庭收入為單位，錢多便是好；我小時候的尺更簡單，家裏有沒有電視機便是那把尺。八十年代是置業買車，大學畢業生的「四仔主義」雖然一度遭批判甚力，但客觀仍是二十幾年前香港社會的其中一種追求。九十年代香港人有車有樓久矣，那把尺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民主人權環保健康四大命題湧現，同一時間，我記得深圳發行股票，人擠得公安掄起一根大棒死命橫掃驅散手裏捏着人民幣的初生投資者。今天香港巿民生活不缺，午夜夢迴只為銀行那些存款日漸貶值暗暗嘆息，但要你在公共交通上抽煙、海洋公園迪士尼遊玩時插隊打尖、不去六四晚會是不可能的。
當香港社會的尺度出現從物質演變到意識形態變化，大陸那把尺也見嬗變，儘管比香港晚了一兩個世代。從是不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到是不是四人幫走狗；從國營職工到下海當個體戶；從國企轉到私人企業或外企；從上北大清華畢業當官到留學美澳加紐日。這些變化是香港社會的曾經，我們當然深明其中之樂之苦，美國人有一句慣用語growing pain，兩個字字義矛盾卻又共生，構成了成長的苦惱。問題是，中港兩把尺比併起來，哪一把才是歷史的終結？
我不懷疑中共裏的一些人早就知道真正答案，但更不懷疑中共也有一些人以為今天手裏的那把尺便是答案﹕一切以經濟成效或者準確點說是GDP為尚。尤其是2008年金融海嘯後這種看法更上一層樓﹕客觀例子證明，連美國也扛不住這大浪唯獨中國挺下來還救了美國經濟。這種片面判斷帶來了無窮的隱患，一切都以為有錢好辦——四萬億人民幣想也不想便砸了下去，今天變了什麼已是黃腫腳不消提；京奧也算了，世博和亞運的豪花，我真心佩服管帳的幾位官員，那些錢到底如何報銷出帳，這是政府管治和審計的新課題；足球不行？好，如今是西班牙足球當道，就花大錢請西班牙教練來；球迷應記得二十年前我們也花過錢學巴西。我只怕哪天英格蘭回歸世界之巔，我們又要派高個子大塊頭去英倫三島學高Q大腳。
港人剩餘家當 中共羞於正視
唯物主義的中共官員眼中，香港說不上永遠領前大陸，幾個數字說明大勢，關鍵是這種優勢可以保持多久，但總的來說一定會被大陸超越。是的，只要中共不再搞文化大革命，超越香港只是時日之間。唯物主義者看不到唯心的一面，香港在形而上的社會和政治意識形態仍然遙遙佔先。中共可以不參加這場唯心主義競賽，但不能否認這是大勢所趨，否則哪用與西方人權對話。明亮的社會氣候之下是講究透明度傳媒監察，這都是中共欲以推行新政念茲在茲的。
對已然全速崛起的中共而言，香港其實已無太多賣點，但往往這些僅餘的selling points卻是中共羞於開口難於啟齒的。人權，民主，自由，香港三者都不能說滿分，但都比大陸走得前。毋須打誑，星期五晚上香港大學集會不滿李克強到訪的保安措施，一位來港僅四天的內地學生說，大陸不可能集會；來港後，可以上google、facebook、twitter，「我有解放的感覺」。《漢語大詞典》第五版，「解放」的解釋是「解除束縛，得到自由或發展」。六十年來，「解放」是中共專用名詞，成為中共一九四九年建政的唯一論述背景﹕就是由於人民要解放，中共成了打走蔣介石的人民救星。
認知的落差構成政策和政治語言的落差。今天中共一些人忘了十幾年前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的茶缸論，茶漬洗刷了反而不美。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八十年代末曾經說過一番很有意思的話﹕他很羡慕中共，因為還有海外華人華僑這些關係，讓中共能夠很快明白什麼是資本主義；蘇聯因為十月革命都七十年了，全國懂得資本主義的不是死光便是清洗光，要振興經濟與世界接軌不知從何說起。中共有些人對戈爾巴喬夫恨之入骨，說他是蘇東波的罪魁禍首，戈爾巴喬夫其實沒有大奸大惡，他只是說出實話，解放蘇聯人民；中共某些人的尺是保住政權，戈爾巴喬夫的尺是人民福祉，分別即在於此。
一個地方的意識形態可以通過各種形式折射出來，電影人的影像語言最簡單，因為要在兩個鐘頭之內帶出整個故事及其潛台詞，稍有負累即變成尾大不掉。《竊聽風雲二》抖出來的明亮，我不知是不是麥兆輝和莊文強二位先生心之所思，但那種明亮，即使是在上面飄過地主會的一抹黑暗，人們都信膺黑暗盡頭是光明這千古不易道理。那是對制度的信心，曾江飾演的同叔槍殺吳彥祖那刻我沒有心頭抑壓，因為在講究法治的地方，哪怕你錢再多，老爸的官再大，都逃不過法律制裁。這便是香港，分別也在於此。
POSTED AT 16:28
LABELS: 安裕
除了影片結尾回憶裏胡楓焦姣吳彥祖一家人的鏡頭帶來一絲陰霾，整部《竊聽風雲二》的感覺是明亮。是的，明亮﹕開始時劉青雲逃避吳彥祖跟蹤是在大白天下；劉青雲撞車躺在醫院和妻子黃奕卿卿我我到古天樂出現查案是陽光入室的明媚；中環半山行人電梯連番爆炸是艷陽高照，電影最主要的場口都是明亮。我沒有細緻猜想導演編劇在設計這些場景時的美學思考是什麼，但作為一個付了五十元在星期一下午走進電影院的人來說，感覺就是明亮。
除了明亮，更多的不是俗艷。香港而非大陸的大款應該是什麼樣的生活？劉青雲的法拉利不是血紅而是天藍，曾江買給地主會同人的不是六頭鮑而是鉅記餅食，葉璇出獄後示以古天樂的指環不是黃金鑽石而是簡單的白金。法拉利不是紅色的原因，應該是他已有一部紅色法拉利；鉅記也許是因為六頭鮑都吃到膩對健康不好；白金應該是因為比起鑽石低調一些不那麼炫耀。都是因為曾經滄海難為水。
有人說《竊聽風雲二》在內地票房很不錯，我猜，除了是幾位演員的號召力，也可是因為「香港」這兩個漢字。畢竟香港早已過了大杯酒大塊血大款子的俗艷年代，那是對剛富起來的中國大陸是可望不可即的另一座高山。
這幾個星期，香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人格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踐踏。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批評香港公務員之言、股巿倒了又起起了再倒、李克強訪港的保安掀起巨大風波。那是形勢使然的不能逃避，我們總不能因為王光亞這句話把十幾萬公務員都炒清光，不可能因為股巿翻覆而悍然停巿幾天，更不可能因着保安安排把巿民都轟走。面對挑戰，香港社會的回答是回以事實，公務員也許有些不長進偷雞摸狗但肯定不是貪污遍地，股巿崩圍是外圍因素但不會埋沒天良不讓它下跌只能上升，保安是重要的但巿民的人權也同樣重要。香港的價值是明亮的日子裏，大家把事情攤開來說清楚講明白。
香港先進 中共幾時明白
看這些新聞都看得煩了，中共什麼時候才會明白，香港其實早就已經進入工業社會，早得大概在八十年代大搞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叫大伙不要隨地吐痰小便時，我們已經討論不許在辦公室吸煙；早得當大陸只一個貪字了得的年代我們已經沒有官員敢公開貪污，哪怕是一杯茶一次簡單的公事出訪。那天美國副總統拜登在北京吃午飯自掏腰包吃了七十九元，內地網民誇他清廉，香港巿民眼中這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事，曾蔭權去吃飯也不會包下三層樓海吃還要公家付鈔。這種社會規範（norm），比起國民教育更早進入香港的萬戶千家，我依稀記得上學時那叫做社會課。
進入工業社會的香港，這十幾年毋庸置疑是倒退了一些，我說的是經濟發展的確開始放慢下來，內地的低廉工資香港的高樓價都是因素，但一個民智已開的文明都會，不可能走回頭路的。日子雖然緊了一些，我們看到的是，香港巿民的識見絕非一般，核心在於我們曾經經過也從中學懂教訓。香港暴發戶的年代，是今天大陸也瞠目結舌的，魚翅撈飯，大陸不一定四處都是，我們七十年代初已過了這種靡爛的生活方式。到今天，有人上飯店叫一碗翅再叫一碗白飯澆上，旁人會暗暗說你「黐線」，原因不是千把塊錢的翅糟蹋掉了，而是「這種生活態度很不健康也不環保」。
分別是微妙的，但深圳河兩岸心細如塵的人都能清楚看到。那是工業社會和準備離開農業社會步向工業社會的分別，這或是「一國兩制」的最核心部分——下層建設三上五下二追上來，樓要蓋多高便有多高，上層建設不是豪言壯語寫幾個大字報便唾手可及。香港有的人會很不客氣說出這分別，但更多的是像英國人那般看在眼裏留在心裏，非到最後一刻不說出口。就像李克強訪問港大之後，有人說校監椅李副總理不應該坐上去，有人說小布殊作為一國總統參加母校畢業禮待遇一如常人。我感到，提出這些是因為眼看核心價值被粗暴地打壓得七零八落，只得把事實說出來，冒着被人秋後算帳說你是外國人走狗唯英美馬首是瞻的風險。
港人之尺 不止錢多就好
香港巿民心裏都有一把尺，這把尺隨着世代變化調整，七十年代的尺是以家庭收入為單位，錢多便是好；我小時候的尺更簡單，家裏有沒有電視機便是那把尺。八十年代是置業買車，大學畢業生的「四仔主義」雖然一度遭批判甚力，但客觀仍是二十幾年前香港社會的其中一種追求。九十年代香港人有車有樓久矣，那把尺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民主人權環保健康四大命題湧現，同一時間，我記得深圳發行股票，人擠得公安掄起一根大棒死命橫掃驅散手裏捏着人民幣的初生投資者。今天香港巿民生活不缺，午夜夢迴只為銀行那些存款日漸貶值暗暗嘆息，但要你在公共交通上抽煙、海洋公園迪士尼遊玩時插隊打尖、不去六四晚會是不可能的。
當香港社會的尺度出現從物質演變到意識形態變化，大陸那把尺也見嬗變，儘管比香港晚了一兩個世代。從是不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到是不是四人幫走狗；從國營職工到下海當個體戶；從國企轉到私人企業或外企；從上北大清華畢業當官到留學美澳加紐日。這些變化是香港社會的曾經，我們當然深明其中之樂之苦，美國人有一句慣用語growing pain，兩個字字義矛盾卻又共生，構成了成長的苦惱。問題是，中港兩把尺比併起來，哪一把才是歷史的終結？
我不懷疑中共裏的一些人早就知道真正答案，但更不懷疑中共也有一些人以為今天手裏的那把尺便是答案﹕一切以經濟成效或者準確點說是GDP為尚。尤其是2008年金融海嘯後這種看法更上一層樓﹕客觀例子證明，連美國也扛不住這大浪唯獨中國挺下來還救了美國經濟。這種片面判斷帶來了無窮的隱患，一切都以為有錢好辦——四萬億人民幣想也不想便砸了下去，今天變了什麼已是黃腫腳不消提；京奧也算了，世博和亞運的豪花，我真心佩服管帳的幾位官員，那些錢到底如何報銷出帳，這是政府管治和審計的新課題；足球不行？好，如今是西班牙足球當道，就花大錢請西班牙教練來；球迷應記得二十年前我們也花過錢學巴西。我只怕哪天英格蘭回歸世界之巔，我們又要派高個子大塊頭去英倫三島學高Q大腳。
港人剩餘家當 中共羞於正視
唯物主義的中共官員眼中，香港說不上永遠領前大陸，幾個數字說明大勢，關鍵是這種優勢可以保持多久，但總的來說一定會被大陸超越。是的，只要中共不再搞文化大革命，超越香港只是時日之間。唯物主義者看不到唯心的一面，香港在形而上的社會和政治意識形態仍然遙遙佔先。中共可以不參加這場唯心主義競賽，但不能否認這是大勢所趨，否則哪用與西方人權對話。明亮的社會氣候之下是講究透明度傳媒監察，這都是中共欲以推行新政念茲在茲的。
對已然全速崛起的中共而言，香港其實已無太多賣點，但往往這些僅餘的selling points卻是中共羞於開口難於啟齒的。人權，民主，自由，香港三者都不能說滿分，但都比大陸走得前。毋須打誑，星期五晚上香港大學集會不滿李克強到訪的保安措施，一位來港僅四天的內地學生說，大陸不可能集會；來港後，可以上google、facebook、twitter，「我有解放的感覺」。《漢語大詞典》第五版，「解放」的解釋是「解除束縛，得到自由或發展」。六十年來，「解放」是中共專用名詞，成為中共一九四九年建政的唯一論述背景﹕就是由於人民要解放，中共成了打走蔣介石的人民救星。
認知的落差構成政策和政治語言的落差。今天中共一些人忘了十幾年前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的茶缸論，茶漬洗刷了反而不美。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八十年代末曾經說過一番很有意思的話﹕他很羡慕中共，因為還有海外華人華僑這些關係，讓中共能夠很快明白什麼是資本主義；蘇聯因為十月革命都七十年了，全國懂得資本主義的不是死光便是清洗光，要振興經濟與世界接軌不知從何說起。中共有些人對戈爾巴喬夫恨之入骨，說他是蘇東波的罪魁禍首，戈爾巴喬夫其實沒有大奸大惡，他只是說出實話，解放蘇聯人民；中共某些人的尺是保住政權，戈爾巴喬夫的尺是人民福祉，分別即在於此。
一個地方的意識形態可以通過各種形式折射出來，電影人的影像語言最簡單，因為要在兩個鐘頭之內帶出整個故事及其潛台詞，稍有負累即變成尾大不掉。《竊聽風雲二》抖出來的明亮，我不知是不是麥兆輝和莊文強二位先生心之所思，但那種明亮，即使是在上面飄過地主會的一抹黑暗，人們都信膺黑暗盡頭是光明這千古不易道理。那是對制度的信心，曾江飾演的同叔槍殺吳彥祖那刻我沒有心頭抑壓，因為在講究法治的地方，哪怕你錢再多，老爸的官再大，都逃不過法律制裁。這便是香港，分別也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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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ELS: 安裕
Monday, 15 August 2011
維護鬼權
(2011年08月16日)
講到所謂「維權」，我維護鬼權比維護人權更為熱切。人權被壓迫了，可以見到，也有自己人或外國人出面抗爭，然而鬼權被壓迫了，總是無聲無息，有時還以環境衛生和文明理性之名來執行，令有些人覺得是理所當然的好事。
王朝時代，中國雖有仁義，但未有人權觀念，但鬼權是有的。革命之後，人權提了出來，卻無實踐多少，鬼權卻被視為封建迷信，日漸湮沒。
鬼權是甚麼呢？死後得到祭祀和超度，有衣食花費，寄望往生得好一點，不必輪迴到餓鬼地獄，也告別渾濁齷齪的人間，來生不做某國人。這本來是做人的基本慾望，實現不到，便寄託來世。怕來世沒有保障，就在今世祭祀先亡之人，也普度那些原本無人祭祀的孤魂野鬼，那麼自己死後，也享有子孫、遠親近鄰或輪迴做人的陌生者的救度。盂蘭節的超度法會，便是附薦先亡親長 ，祭祀客死異鄉的親友，兼且救濟無主孤魂。
自己做好普度眾生的工作，將來即使橫死枉死、客死異鄉或不見屍首，也得到祭祀。自利利他，這是偉大的正義觀念，近乎「超自然的正義」(supernatural justice)。今年我祭你，他年你祭我，這也是死後的福利社會，儘管只能在陰間地府，用象徵式的金銀衣紙和紙紮祭品來實現。
即使不信異教鬼神的人，或者所謂無神論者，領會盂蘭節燒衣祭鬼的慈悲思想，也會感動吧？英國殖民政府統治香港時期，喜見這些普度法事，稱之為華人風俗，大開方便之門。一來是避免宗教衝突，二來是有助風俗淳厚，有助政府施治。拜神的人，舉頭三尺有神明，做事顧念來世的因果報應，總比不拜神的人容易統治。盂蘭節街頭多了幾道燒衣的痕跡，便少了幾道鬥毆的血跡。
印光大師講過，不信三世因果的民眾，做事只顧目前，不會瞻前顧後，民性乖張暴戾，社會難有安樂。 佛教說的三世，是前世、今生、來世。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所謂自作自受，前世所作的孽，今生就要還；今生所作的孽，來世就會報。要消除罪孽的障礙，就要布施，除了布施人間當世，還要布施幽冥鬼界。
我每年都在盂蘭節夜遊，觀風望俗。年來慨嘆一句：九七之後，鬼不聊生！今年盂蘭節，上水、油麻地甚至西環街頭，只見聊聊幾處燒衣。
九七之前，盂蘭節夜遊，街上火光通明，水飯成丘，紙錢滿道，一片慈悲喜捨。
陳雲
講到所謂「維權」，我維護鬼權比維護人權更為熱切。人權被壓迫了，可以見到，也有自己人或外國人出面抗爭，然而鬼權被壓迫了，總是無聲無息，有時還以環境衛生和文明理性之名來執行，令有些人覺得是理所當然的好事。
王朝時代，中國雖有仁義，但未有人權觀念，但鬼權是有的。革命之後，人權提了出來，卻無實踐多少，鬼權卻被視為封建迷信，日漸湮沒。
鬼權是甚麼呢？死後得到祭祀和超度，有衣食花費，寄望往生得好一點，不必輪迴到餓鬼地獄，也告別渾濁齷齪的人間，來生不做某國人。這本來是做人的基本慾望，實現不到，便寄託來世。怕來世沒有保障，就在今世祭祀先亡之人，也普度那些原本無人祭祀的孤魂野鬼，那麼自己死後，也享有子孫、遠親近鄰或輪迴做人的陌生者的救度。盂蘭節的超度法會，便是附薦先亡親長 ，祭祀客死異鄉的親友，兼且救濟無主孤魂。
自己做好普度眾生的工作，將來即使橫死枉死、客死異鄉或不見屍首，也得到祭祀。自利利他，這是偉大的正義觀念，近乎「超自然的正義」(supernatural justice)。今年我祭你，他年你祭我，這也是死後的福利社會，儘管只能在陰間地府，用象徵式的金銀衣紙和紙紮祭品來實現。
即使不信異教鬼神的人，或者所謂無神論者，領會盂蘭節燒衣祭鬼的慈悲思想，也會感動吧？英國殖民政府統治香港時期，喜見這些普度法事，稱之為華人風俗，大開方便之門。一來是避免宗教衝突，二來是有助風俗淳厚，有助政府施治。拜神的人，舉頭三尺有神明，做事顧念來世的因果報應，總比不拜神的人容易統治。盂蘭節街頭多了幾道燒衣的痕跡，便少了幾道鬥毆的血跡。
印光大師講過，不信三世因果的民眾，做事只顧目前，不會瞻前顧後，民性乖張暴戾，社會難有安樂。 佛教說的三世，是前世、今生、來世。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所謂自作自受，前世所作的孽，今生就要還；今生所作的孽，來世就會報。要消除罪孽的障礙，就要布施，除了布施人間當世，還要布施幽冥鬼界。
我每年都在盂蘭節夜遊，觀風望俗。年來慨嘆一句：九七之後，鬼不聊生！今年盂蘭節，上水、油麻地甚至西環街頭，只見聊聊幾處燒衣。
九七之前，盂蘭節夜遊，街上火光通明，水飯成丘，紙錢滿道，一片慈悲喜捨。
陳雲
Tuesday, 12 July 2011
鳳凰網讀書會節錄
駱以軍最喜歡講經驗匱乏，而我比較喜歡講「窮」，但是「窮」了之後「工」不「工」就不知道，反正「窮」是肯定的。我們兩個分別先談半小時，之後我們之間可能有一些答問和對談，然後再邀請大家一起參加我們的答問對談。
我先來講一下什麼叫做「窮」，其實我認為人要窮是很容易的事情，要有錢那是很難的事情。從來「窮」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這是很正常、很常見的事。但是剛剛我跟以軍來的路上聊，講到以前我們在香港所謂「窮」的那個經驗是什麼。
香港浸會大學邀請駱以軍任2011年駐校作家，所以他最近一陣子正好在香港住，有兩三個月的時間，在那兒寫作，做一些演講、授課等等。他剛剛說他住在香港一個叫大角咀的地方。大角咀，大家一定不會知道是什麼地方的，我看到有人點頭，居然知道，太奇怪了。大家最清楚的就是港島，對著它的是九龍半島，九龍半島後面是新界，九龍半島上面有一個沒落掉的老工業區就是大角咀。今天的大角咀看起來是個有點破舊的地方，跟香港給人那種光鮮的典型印象不太一樣，駱以軍就住在那兒。
他剛剛跟我提到一件事，他住的地方樓下是一家茶餐廳，我相信北京的朋友也應該知道什麼叫茶餐廳，北京也很容易見到茶餐廳，不過我可以很負責任地告訴各位，我在北京幾乎沒見過真正的茶餐廳。因為我在北京看到的茶餐廳都太漂亮了，跟今天的北京一樣，香港的茶餐廳應該是更髒、更亂、更吵，更市井的，不會開在那麼好的商場裡面，駱以軍說的那種茶餐廳應該也是這種狀態。他就在那個茶餐廳的門口，在一張供神的桌子上面寫稿，寫他的新小說。那個桌子是香港很常見那種，香港的茶餐廳一定會擺著一個小案，上面放些水果、放些香、放些蠟燭，供一個神位，你們知道是供的是什麼？通常是關公。在香港大家都愛拜關公，做生意的拜關公、幹警察的拜關公，每個警察局都有個關公的靈位。黑社會當然更要拜關公，拜關公是香港的一個全民運動。
前幾天我們倆在北大做一個活動，主要是他演講，我幫他做一個開場的介紹和結尾的總結。提問環節有一個同學問：「你怎麼看香港、台北跟大陸的文化分別？」我記得那時候我非常簡單地答了一句話，那句話聽起來有點像開玩笑，但是起碼從我的感性認識上我覺得是真的。一般台灣給人的印象是台灣人說話會比較溫暖，溫情脈脈，這種溫情是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的。比如我常常開玩笑，台灣那個唱片CD，我看到在場有很多年輕人，大家大概都不知道什麼叫CD了吧？哦，還知道，在博物館見過對不對？台灣CD的盒子裡面有小冊子寫歌詞什麼的，拿出來塞不進去的，為什麼呢？因為它太厚了。為什麼太厚？因為通常你看到的不僅僅是歌詞，歌手很喜歡拿筆寫錄這首歌時的心情，他們很多心情，通常要寫這一句。大陸是怎麼樣呢？我常常在大陸碰到一些年輕人說話氣宇軒昂的，一看就覺得他是充滿大志的，就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那種狀態，這種狀態發展到最激烈的程度會是怎麼樣的？我親身接過一張北京的朋友給我的名片，名片上面印著「京城五大才子之一」。我很想問他另外四大是哪四個，但是這個想法一閃即逝，我不好意思再追問。這是我印象中的北京。北京的藝術家也都很能說，說自己在干藝術，每個人都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在做一個很偉大的事情，是要載入史冊的東西，就算不是，他起碼要說的是。那香港的情況是怎麼樣的，香港就是一個非常冷的、非常低調的，或者是非常自卑的狀態。香港所有的作家都不會稱自己「作家」，因為我們覺得一旦叫自己「作家」，就覺得很丟人。那個丟人不是真的看不起作家，而是覺得一個人怎麼能夠叫自己作家呢？「家」啊，你成「家」了嗎？所以我們藝術家也不叫自己藝術家，我們更不會說我們是「港島五大才子之一」，這種話從來不敢講的。香港寫作的人稱自己作「文字工作者」，藝術家稱「藝術工作者」。總之是要把自己貶到一個非常角落的地步，我們才覺得安然和舒適。這是香港，它很冷，藝術家也不太會說話，不會形容自己的作品，你問他這個作品的意義是什麼，他不會跟你講他在藝術史上將會有什麼樣的地位，他通常會說，我這個沒什麼意思，我做好玩的，儘量希望做一些人家看不到的東西。
我再舉一個例子，我年輕的時候也學人家搞觀念藝術、行為藝術什麼的，有兩三年我真的是在做這個。我有一些朋友做了很多的計劃，比如有一陣子我們印一些螢光的貼紙，很小的一張，就是在夜晚如果有燈光閃過它會有螢光發出來，黃黃的，不是很亮。有一天晚上我們好像是在彌敦道，我都忘了，太久以前的事了，這個彌敦道是一條街，兩邊還有樹，你知道香港街道沒有樹對不對？這條街有行道樹。我們在樹葉下面貼這些貼紙，大家想像那是什麼情況，到了夜深的時候，從十二點、一點，到天亮這四五個小時中間，如果你經過這條路，你就會發現街的兩旁好像有好多螢火蟲，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就是香港市區裡面居然有螢火蟲了，我們覺得好愉快。第二天這些東西被人發現了，香港的公務人員聘請清潔人員把它們全幹掉了，所以只存在四五個小時，這件事在公開場合我好像只說過幾次。我們幾個朋友自己掏腰包去幹這個，事後沒有跟任何人講，我們也不想說，沒有寫評論，沒有拍照片、也沒有錄像，因為我們只是我們要做一些別人看不到的東西，我們要做一些幾乎沒有人會發現的東西，它只存在一個夜晚，甚至五六個小時，然後它就消失了。其實今天我跟各位講我都會覺得羞恥，我們不應該把它寫出來，告訴別人這個作品有什麼意義，它在藝術上試圖達到什麼樣的突破，不，我們不談這些，我們要做的就是讓自己做一件我喜歡的，最後消失。我為什麼突然講這些，就是因為我覺得消失與冷酷、與卑微、微小，或者黃碧雲小說常喜歡用的字眼「安雅」很貼近，甚至是我們的自我定位、自我鍾情的一種文化感性。人家印象中的香港文化界就是這樣。
接著說駱以軍住的地方--大角咀。在那不遠處有另一個地方叫太子，也是一個很衰落的社區，有一些老工作坊，做鐵、做螺絲釘，修補電器之類的。我們另一個好朋友叫董啟章，是一個非常好的小說家，以前就住在太子，他家就是干這個的。再走遠一點點就是旺角，沒去過香港的人也會聽過這個地方，我以前是常混旺角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旺角有很多的書店，也有很多的色情場所，後者跟我無關。但是你很難不跟它發生關係，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書店，香港也是二樓書店嘛，現在其實已經不是二樓了，現在好多書店都在七樓或者十三樓。那為什麼叫二樓書店呢？因為香港的書店幾乎不可能在地面上租到一個鋪來開書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為節省資金書店都要開到樓上，而且書店的空間很窄很小，因為地租價錢越來越貴。我們文藝青年都要去那些書店找書看，那麼去那些書店必然要經過很多那種，我們廣東話叫架步的地方，架步的意思就是色情場所，什麼按摩、一龍一鳳，這種東西就叫架步。你在樓梯上上下下，手上抱著一堆書，比如說駱以軍的書，然後樓上下來可能就有一個嫖客抽著煙，神清氣爽或者身軀疲乏，我們這麼擦肩而過，就在同一個樓梯。旺角那條街太熱鬧了，滿街的人，聲音很混雜，地上髒髒的，現在最多的當然是大陸的遊客，兩邊都是電器行，很多遊客在這裡搶Ipad2，搶Iphone，最新的情況是大家去搶奶粉。也有些外國人，外國人在這邊很奇怪，他們喜歡站在街道最中央，為什麼？因為他們要拍照，他們這輩子不會見到這麼多的人。我把旺角理解為不是幾條街，它其實是往上空發展的，它每一座樓都是一個垂直的街道。為什麼呢？比如人家要來香港就說，好難找到咖啡廳對不對？其實是有的，旺角，但是你要搭電梯到七樓或者是八樓，中間經過的都是些很古怪的小商店、小公司或者色情場所，理髮廳等。你要把旺角的大樓想像成是個豎起來的街道，你在一個街道散步的話，你是從一個地方走到一個地方，是漫遊的眼光，但在旺角走這種垂直的街道，你的眼光是一開一關，每一次都是一剎那的、瞬間的、直接的。啪，一開，好漂亮這馬子，然後上面一開，哇，這個老婆在賭馬，然後一開，這個怎麼樣。我們那時候常在這些地方買書，還教書，旺角可以教書嗎？旺角有學校，現在有一家學校還在，叫華夏書院，這是香港1949年後民間書院的傳統，最有名的也許就是新亞書院，在座的可能有聽過。華夏書院是那個時期的書院之一，它們是干嘛的呢？白天就是一些老人家穿著那種我們亞熱帶地區很喜歡穿的白色、透到兩個乳暈都看得到的那種汗衫，掛著一籠鳥，在那邊抽煙、看報紙、看書，晚上就會有人來上課，上什麼課呢？各種文史哲的課程。附近有另一家書院叫法住書院，我曾經在那邊教過古希臘哲學，來聽我講的人都是一些怪人，一些老頭子，聽我講亞里士多德，整個狀態很古怪。我們同學或者朋友掙到一些錢就會到附近的書店買書看，因為書店都在那裡。買了書想翻一翻，教書前做最後的準備或者有時候下午寫稿，我們就在茶餐廳。
我最喜歡的一個茶餐廳在女人街，是專賣假名牌的，有點像北京秀水街的一個地方，但是非常破爛，人非常多。我很喜歡那個茶餐廳，我們有一幫人老在那邊聚，不是故意的，是偶爾碰到的，大家常在那邊寫稿或者讀書。當然我們這種人不是這家茶餐廳的主要客人，它的主要客人是附近的一些妓女或者嫖客，你能很清楚看出那些妓女的生活其實是很疲倦的，她們一天可以接到三十個客人。她們每次下來吃飯叫一碟飯，我們叫碟頭飯，就是大陸的蓋飯。她們一桌女的在那邊吃、抽煙，吃著吃著就會來一個金頭髮瘦瘦的男孩，是扯皮條的，說，「喂，到你了」，就是輪到你了。「哦，好」，吃完兩口，然後上去，那些吃的還在，過了不曉得多久之後，有時快有時慢，這個我們沒辦法替她決定，她又回來繼續吃那碟飯。
每個禮拜二和禮拜四是賭馬的日子，黃昏的時候有一家電視台會直播賽馬的過程。茶餐廳有電視機，白天的時候會有人來看股票新聞，下午的時候就是來看賭馬的新聞，晚上就是看賭球的。這時候整個茶餐廳的人會變得非常激動，都是一些社會的基層或者是中年人，尤其現在香港年輕人不賭馬，不賭球，所以賭馬的人變成了中年以上，尤其是老人的娛樂。一群人圍著電視機，會看到全場的那些阿叔很興奮，「上上上」，賭馬總是只有一隻馬勝出，其他輸掉，輸掉之後呢，這是首都，抱歉，但是我還是必須要講，這是很傳神的話，你會聽到整個餐廳裡一起「丟」。報紙啊，彩票啊，丟得滿地都是，這是很經典的場面。再晚一點會有一些附近收保護費的黑社會過來，穿著拖鞋，都是小混混，不是大哥，大哥不會來這種地方。抽煙，滿嘴粗話，就像大家看電影裡面古惑仔那種，不過我看了那麼多年真實的古惑仔，我還沒看過有鄭伊健那麼帥的，所以大家不要以為這是真的。
但是這些人之中也有一些人，比如呂壽琨，呂壽琨是誰呢？呂壽琨是香港現代水墨畫的一代宗師，他影響了台灣和香港的現代水墨畫。他最早受蒙德里安的影響，後來受極簡主義的影響，把那個影響帶到水墨畫，是個觀點很前衛的水墨畫家。作為一代水墨畫宗師，他日常就是穿一條短褲，一個拖鞋，像我剛才形容那樣，「上上上」，他也是那種人，他也賭馬。他在一個公車站工作，最初是開公車，後來是管理一個車站的站長，但是沒有人知道他是所謂的一代水墨畫宗師。有一個我們很喜歡的詩人叫阿嵐（音），他的年紀很大了，詩寫得很好，他寫的那種詩今天大陸很少見，其實他是非常左的，他寫的是社會寫實主義。他的職業也是開公車，做公交司機。我們那時候畫漫畫的叫阿高，我在節目也提過他，他是個漫畫畫得很好的人，他是做地下樂隊的，是個低音吉他手。他日常的生活其實就在大角咀旁邊一個面包店裡烤蛋糕。
那些妓女急急忙忙上下樓，整個茶餐廳裡面人「上上上」、丟報紙，「搣馬飛」，賭馬要有一張票，像彩券一樣。我們在這樣的環境裡讀書，比如讀唐君毅先生的《中國文化之花朵飄零》，讀《佛性與般若》，讀錢賓四先生的書或者一些很前衛的作家。當年朗天的爸爸他們那一輩，寫那種他們覺得很前衛的小說，五十年代的小說也夠怪的，一本小說中間九頁是空白的，大家都以為印錯了，其實不是，他是故意的，他覺得那九頁空白代表的是后羿射下來的九個太陽，那是五十年代的東西。
這就是我的香港，這是我所愛的香港，這是一個做藝術家或者文化人不會像在北京，有個地方、有個圈子大家混，大家都往那兒去，沒有，我們是分散在城市的不同的角落，混跡於各種各樣三教九流的人中間，在那個環境底下我們可以完全不受打攪的繼續讀書、寫作，我們不會覺得吵，因為我們太習慣了。我們寫什麼呢？如果你要寫作的話寫的東西會是什麼樣的東西呢？這些東西絕大部分都是會消失的，因為在香港你要做一個小說家，我指的是專心的，比如寫《西夏旅館》，要很專心要寫一部四十萬字的小說，這種狀況在香港是幾乎不可能的。香港寫長篇最有名的作家大家都讀過，那就是金庸，對不對？哪怕是像金庸這長篇怎麼來的，大家也知道，是當年報紙的連載，每天一段、每天一段，是報紙的連載。那另一個有名的長篇作家也可能都讀過的，是倪匡，還有誰呢？古龍，還有誰呢？亦舒。還有誰呢？張小嫻。這些所謂的長篇都是報紙連載連載連載，香港延續了一個民國年間文人在報紙上面的副刊或專欄寫專那種傳統，大家都靠這個來生活，你只能靠這個生活，但稿費又不是太高，所以你要什麼都能寫，你要什麼都可以寫，而且要能通俗，你要能寫得很通俗。但是在偶爾的情況下你可以冒一些險。比如說我在剛剛出道，開始寫稿是在1988年，在報紙寫專欄。那個年代當然不像現在有E-mail、有電腦，還在用手寫。傳真是有了，但是有時候真的趕起來或者怎麼樣我們還是會直接送稿會報館，或者報紙編輯來收稿，這是我見過的。那個年代我見過一些真正的老報館，遺存下來的還有像《華僑日報》啊。那個報館是當年老報館的風格，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個電影叫《胭脂扣》？或者像《花樣年華》中梁朝偉供職的那種報館，就是那種感覺。我都覺得很奇怪，不曉得為什麼當年的報館門口都像西部片裡面的酒吧一樣，門是要這樣推開的。走進去，就會發現整個空間都是木頭的顏色，煙霧繚繞，昏黃的燈光，油墨的氣味，打字機的聲音、算盤的聲音，很吵鬧。你會看到一個老頭在一個角落在編稿，在編輯，有人會告訴我們這些十幾二十歲年輕人，「這個就是誰誰誰」，「哦，就是誰誰誰」。那個「誰誰誰」是誰呢？他也許是一個我們傳說中的一個很了不起的作家，他寫了些什麼呢？他也許曾經用了三十多個筆名（那這些筆名有很多他自己都不記得了）在某份報紙上面寫過連載的色情小說，那這是我們那一代文化人都幹過的事，朗天他們都幹過，那時候我只寫了很短很短幾篇，我也跟你講過，就是我寫這個《鹹濕黃飛鴻》，就是《鹹濕黃飛鴻》。「鹹濕」大家懂是什麼意思嗎？就是廣東話大家都懂，就是好色的，《好色黃飛鴻》，我記得我寫那幾篇他們後來就不用我了，所以我就沒再寫了。我坦白講，那時候還有一點文人的那種自尊心，覺得過不去。我寫的那幾篇是講什麼《鹹濕黃飛鴻》、《盤腸大戰十三姨》，我們寫這種東西，寫馬經，教人賭錢。但是莫名其妙有些老前輩作家他也許一個月他也不曉得怎麼回事，忽然在整個月在考證，寫的東西是在考證唐朝的玻璃。或者某個作家他忽然寫了一個什麼專家，大家都覺得好佩服，但那個專欄它是注定永遠不會出書的，它就在報紙上出現，那個報紙的前後內容就是什麼地方砍人了、什麼地方暴動了，混雜在這些內容裡面，出現一天，不見了，除非你剪報，要不然他就永遠消失了。
我有一本書在大陸出版，叫做《我執》，這部書原來就是一個報紙的專欄，這個專欄當年在香港超爛的，現在也是，在只剩下幾千個讀者的《成報》裡連載。我們有一個很尊敬的文學界前輩叫葉輝，他在《成報》當社長。葉輝其實就是我剛才形容的這種人，在報紙裡面混跡，他叫我們這幫晚輩來幫忙，董啟章、我、還有一些其他人都來了，我們覺得老人家喊我們的時候我們要來，但所有人都勸這個大哥，「大哥，聽說這份報紙的老闆不發薪水的，你這番前去很危險啊。」「放心吧，我已經做好了充足的心理準備，我不會對不起自己，更不會對不起大家，全部都有稿費」。我們說，「大哥，稿費不是最重要的，這個報紙能搞得起來嗎？不會半途倒掉嗎？」「沒事，跟我上，弟兄們。」我們就去了，我就寫了半年，到現在還是沒有稿費，他自己半年的薪水也沒拿到。有一天他忽然給大家打電話說，「對不起，我還是要走了，雖然是社長，但半年沒拿到薪水，你們也趕快散吧」。所以大家就散了。那半年我寫的那些文章，就是現在這本書《我執》。我寫得蠻文藝腔的，當時香港一些年輕的文藝愛好者覺得寫得好。我在想，如果不是時代的變化，我們有一個身份變化的機會，我就會成為八零年代我曾經看到的那種穿汗衫、踩拖鞋的老頭，在報館一角叼著煙，在一個吊扇下改人家的稿子，然後有一些年輕人就會講「哎喲，那個就是當年寫《我執》那個專欄的梁文道，我看過幾篇，但是我中學的剪報早就丟掉不見了」。不斷地寫，不斷地出現，不斷地消失，我見過太多這種人，在以前、現在、身邊，一個一個的出現，一個一個的消失。我常常講的一個故事，我有幾位很佩服的前輩，是當年在香港搞社會運動的，很激進，我認識一個北京的哥們，他跟我說他對中國的托派很感興趣，我們知道這是很敏感的一個題目，但是他跟我要這方面材料，因為他知道中國最後的托派都在香港。我見過一些老人，八十多歲，臨死前幾年眼睛壞掉了，寫稿是用毛筆，斗大的字寫在宣紙上，一張紙才寫二十個字，寫了一份遺稿，寫得是什麼呢？是他從托派的角度分析中國革命的前途。晚年的時候他寫這些東西，他的所有子孫都覺得他瘋掉了，他死了之後，他的子孫趕快把他一生的藏書跟這個稿子拿出來賣給舊紙行，被我一個開書店的朋友發現了，然後搶救回來，我見過那批稿子。這個八十多、九十歲的老人在寫當年中國托派的想法，中國革命走上了錯誤的道路。只有托洛茨基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才是真正的道路，要救國，我們遲早要回到這條路。
我再補充一個，就是剛剛我說的那些前輩，有一些前輩我見過。當時搞社會運動是這幫老托派的徒孫，也叫「托派」，他們成立了一個政黨，叫「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當時跟他們敵對的勢力是無政府主義者，當時有個說法，無政府主義者的顏色是黑色，馬克思主義是紅色，後來有人試圖溝通兩邊叫做「紅黑兩旗並舉」。我們剛剛說的香港好像變成一個反動革命基地，好像很厲害，但是請注意，剛才我說的這兩個政黨，跑到巴黎開國際會議的這些人，其實人數從來沒超過兩百人，就到鬧市中間搞革命或者怎麼樣，但是搞革命也要吃飯、要生活，靠什麼謀生呢？還是我剛才說的那套老路，到媒體、電影裡寫寫劇本或者怎麼樣，最好的出路就是寫馬經，教人賭馬。香港曾經有一個紅及一時，現在仍然在寫馬經的馬評家，他用的筆名叫「馬恩賜」，這個筆名曾經是三個人的，三個革命同志，迫於生活，在資本主義體制下苟延殘喘，希望賺點錢，籌募革命經費，所以他們寫馬經，共用的筆名叫「馬恩賜」。「馬恩賜」大家知道是什麼意思嗎？聽起來是「賭馬，賜給我好運氣」對不對？不是，他的意思是「我的一生，所有的一切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所賜」，但這是一個教人賭馬的馬評家的筆名。
我最後再講一個故事，就是西西，我們心目中香港最好的作家。她寫《我城》是七十年代，那時候怎麼寫，我們知道西西是教書的，她住的房子特別小，窄的程度不可思議，不會有什麼書房。我記得我九零年代探訪北京的一些藝術家，北京的朋友、文化人告訴我說家很小，怎麼樣爛，我一進去看到每個都是豪宅，相對我們來講，我們住的又窄又小。那時候西西一家人一起住，她根本連一張像樣的書桌都沒有，她桌子上是每天要改的學生作業，家裡人還會看電視、打牌，她怎麼寫作呢？她就做了一個小木板，每次寫小說的時候她就躲進廁所把馬桶蓋放下來坐在上面，把這個板子放到大腿上墊稿紙，開始寫，這就是《我城》。這就是我們，這是我的香港、我喜歡的香港，這是我們創作的環境，真的是窮，到底工不工那是另一個問題，也是等一下我們要討論的。我今天先講到這裡，然後看駱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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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覺得在看香港文學的時候，八十年代曾經有一個討論，大家都說香港是個沒有故事的城市，或者故事輪不到我們講，為什麼？別人都快把我們講跑了，我非常記得回歸的時候，當時中央電視台或者大陸的很多媒體都在講香港的歷史故事，在我看來那些故事全部都不能自圓其說。比如他們每次談到香港被丟在外面那麼多年，現在終於回來了，為什麼現在才回來？因為祖國強大了。其實1949年我們就能回去了，因為1949年的時候兵都到了羅湖，當時英國是完全沒有能力應付這個狀況的，完全可以解放香港，但是停住了。我記得當時的紀錄片有一幕不曉得是哪一位將軍，勒馬河邊，嘆息了一聲，還在英國米字旗下的彼岸怎麼樣，完全是虛構的，當時我不知道所謂的勒馬河邊不收回香港的真正理由。香港是新中國必須要保留住的一個對外的殖民地，因為它是個生金蛋的鵝，整個國家當時對外關係那麼緊張，只有透過香港外匯，其實保留香港是為了一個非常功利的理由，假如我們真的有那麼大的民族情感，我們應該不顧一切對不對？但沒有。當時我們看到的書裡的這些故事，在我看來是假的、是不能自圓其說的、是矛盾的。所有人都在講我們的故事，我們自己卻沒有故事，我們就像本雅明那樣一片一片的片段，甚至像董啟章那樣虛構一個，如果沒有故事就虛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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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我想問一下，香港回歸這麼多年了，香港整個社會風土人情、生活習性，還有其它一些東西有什麼大的變化？謝謝！
梁文道：謝謝，這也是一言難盡的事，我很難現在告訴你香港有什麼變化，變化天天都有對不對？但最大的變化是，一方面來講香港比以前更糟了，更糟的意思是說原來殖民體制下很多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沒有變，當時很有名的說法是香港的體制維持五十年不變，鄧小平那句有名的話叫「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這句話另翻譯一個意思就是香港被封存在一個時間膠囊裡面。這個不變包括它原來的一切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那套制度大家都覺得是使香港成為香港的制度，可是大家忽略的是那套制度是在殖民地下誕生的制度。大家都以為只要讓香港維持原來殖民地時代的樣子就會很好，而忽略了那個東西其實有它黑暗的一面，這個黑暗面我覺得這十多年來變得更嚴重。但是你又覺得不可改變，因為我們認定了五十年不變，所以香港出現了一批「八十後」，跟大陸講的「八零後」是不同概念的年輕人。這個「八十後」是一批有很強大反省能力和動員能力的年輕人，他們在過去幾年對各種社會問題提出很尖銳的批判，而且願意採取行動。比如為了反對高鐵興建，他們動員了，政府都嚇壞了，一萬個「八十後」的年輕人包圍香港立法會。他們整個行動又迅速又有創意，口號很動人，我覺得從這方面香港要比以前更好，就是我覺得香港進入了第二次現代化階段，整個社會開始集體反省我們是不是真的有我們過去說的那麼好，我們是不是真的像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優秀，還是說我們其實是有很多問題，我們應該改造、批判自己。
我們知道今天香港主流掌權者，從政府到一些大商人，他們每天想的問題就是香港快被北京上海超越了，香港要怎麼樣才能始終保持在全國領先地位，他們想的全是這個。但是我覺得香港新一代年輕人想的不是這些問題，他想的是上海要走我們過去的老路要走得比我們還快，那就讓它去走，北京喜歡蓋高樓那就讓它去蓋，我們受夠了，我們不要再拆房子了，我們要鄉村。也就是說各位在北京今天受房價之苦，這個東西是我們過去數十年在忍受的，我看到今天的北京就是在看過去二三十年我們經歷的香港，一模一樣，而且香港的房價現在都還比北京貴。我們前陣子還拍出一個全球最高價的房子，3億多港幣，是一個來自廣東惠州的80後少婦買的。記者後來打電話問到她，說你怎麼買得起這個房子啊？你老公做什麼的呢？那個80後廣東少婦的答案是，這在我們廣東是中等收入。我覺得香港有點受夠了，就是你們要搶競爭力你們去吧，你們要拼速度、效率，你們去吧，香港現在年輕人想的是我們怎麼樣生活會更幸福。也許錢沒那麼多，但是我們要更民主，我們要更平等，我們要更公正。所以很多老人都看不慣，覺得香港年輕一代不再像當年那個香港，現在的香港年輕一代想的就是不要變成當年那個香港。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變化挺大的。現在的矛盾跟衝突其實是非常劇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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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剛才那位同學問的可能是經驗匱乏的，我想問一下「後工」，我覺得梁老師好像一直沒有談到這一塊的東西，我想聽聽兩位老師對於這個「工」的一些解釋，這個工為什麼是工作的工，不是用功的功。尤其是駱老師，我很欣賞您那種敘事性，其實我希望讓更多的人可以知道駱老師是怎樣一個人，您能用簡短、直接的方式讓大家知道你嗎？
梁文道：你應該開一個微博，所寫的東西不准超過140字。我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講故事、寫作的方式，但我們今天的問題是常常希望所有人都是這樣子寫，這樣子說話。我們看書或者聽人說話是一個互相調整的過程，到底是期待人家改變來牽就我，還是我去改變牽就人。我不知道，但我常常覺得在長大的經歷中，我總是被改變的人，這一連串的改變過程，才會有成長，才會有變化，當然我們會覺得駱以軍這麼講話好像很難懂，這就要看你有多想懂了，你在聽的時候，你聽到什麼，你有沒有進去。
我來正面回答你，為什麼是這個「工」呢？因為這個不是成語嘛，人家就是這麼寫的，這個工的理由就在於它是工巧，很漂亮的那種感覺。舉個例子，我是廣東順德人，廣東當然珠三角不錯，是魚米之鄉，也不能說窮，但是我們那個地方的人常常以為自己窮，所以要求後工，我們做飯很少用山珍海味的原材料，有一道傳說中的名菜叫做釀豆芽，是什麼呢？就是豆芽菜。我們把豬肉、鯪魚肉、菇、蘿蔔幾種東西剁成醬，灌進豆芽裡面，然後拿來煮湯，這個菜名就叫豆芽湯，你聽名字完全不起眼，但是老饕一看到豆芽湯就知道大師傅來了。這叫窮而不工，材料不多就能做這種東西。窮而不工是我定的題目，為什麼呢？它包含很多意思，很多人會覺得我們這些海外人好像沒有故事可說，但其實不是沒故事，經驗太多了，就像你見過的生死太多，反而你是不會說話的。我想講的窮是很多層面的意義，因為剛剛受到駱以軍的影響，要不本來我會講一些不是故事的，也許更合您意一些比較理論的東西。
我簡單講一個例子吧，什麼叫窮呢？例如我們香港人在語言上就是很窮的，為什麼呢？像你們寫東西比我們舒服多了，我還好，我起碼在台灣長大，各位你們從小寫作大概從來沒有什麼太大困難，我為什麼可以這麼講？因為比起香港人，都是說粵語寫白話，如果真按廣東話那樣寫，整個寫出來的東西是不對的，所以我們從小寫作的時候，所有的同輩作家包括啟章都要經過一個非常痛苦的調整過程。那不是一個天生的語言，不是自然的語言，我們可以說那是窮的。在那個窮困狀態下，我們更意識到語言這個東西跟我要表達的東西、跟我看到的東西之間永遠不是自然的、永遠不是直接的，正是中間斷鏈才使我們意識到文字的虛構、文字的問題，文字不是那麼自然的東西。這就是我們的「工」，真的是要做一番造作，我們所學的中文的一切現成的表述方式都是脫離實際生活環境的。
當然台灣其實是另一種狀況，四五十年代之後，國民黨帶過去一批外省人，裡面有一些是現代主義的健將，但是台灣恰恰是對社會寫實很抗拒的，因為一社會寫實你就是紅色的、你就是共產黨，這個現代主義還有另一個方面就是本省的過去用日文寫作的作家，那批作家深受日本現代文學影響，所以台灣的現代主義的根埋得很深很深，而且被激情推漲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他對於語言也變得特別敏感。所以我覺得我們三個地方都跟大陸完全不一樣，語言對我們構成了不同的問題。
POSTED AT 20:41
LABELS: (訪談), [八十後], [本土], 梁文道
我先來講一下什麼叫做「窮」，其實我認為人要窮是很容易的事情，要有錢那是很難的事情。從來「窮」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這是很正常、很常見的事。但是剛剛我跟以軍來的路上聊，講到以前我們在香港所謂「窮」的那個經驗是什麼。
香港浸會大學邀請駱以軍任2011年駐校作家，所以他最近一陣子正好在香港住，有兩三個月的時間，在那兒寫作，做一些演講、授課等等。他剛剛說他住在香港一個叫大角咀的地方。大角咀，大家一定不會知道是什麼地方的，我看到有人點頭，居然知道，太奇怪了。大家最清楚的就是港島，對著它的是九龍半島，九龍半島後面是新界，九龍半島上面有一個沒落掉的老工業區就是大角咀。今天的大角咀看起來是個有點破舊的地方，跟香港給人那種光鮮的典型印象不太一樣，駱以軍就住在那兒。
他剛剛跟我提到一件事，他住的地方樓下是一家茶餐廳，我相信北京的朋友也應該知道什麼叫茶餐廳，北京也很容易見到茶餐廳，不過我可以很負責任地告訴各位，我在北京幾乎沒見過真正的茶餐廳。因為我在北京看到的茶餐廳都太漂亮了，跟今天的北京一樣，香港的茶餐廳應該是更髒、更亂、更吵，更市井的，不會開在那麼好的商場裡面，駱以軍說的那種茶餐廳應該也是這種狀態。他就在那個茶餐廳的門口，在一張供神的桌子上面寫稿，寫他的新小說。那個桌子是香港很常見那種，香港的茶餐廳一定會擺著一個小案，上面放些水果、放些香、放些蠟燭，供一個神位，你們知道是供的是什麼？通常是關公。在香港大家都愛拜關公，做生意的拜關公、幹警察的拜關公，每個警察局都有個關公的靈位。黑社會當然更要拜關公，拜關公是香港的一個全民運動。
前幾天我們倆在北大做一個活動，主要是他演講，我幫他做一個開場的介紹和結尾的總結。提問環節有一個同學問：「你怎麼看香港、台北跟大陸的文化分別？」我記得那時候我非常簡單地答了一句話，那句話聽起來有點像開玩笑，但是起碼從我的感性認識上我覺得是真的。一般台灣給人的印象是台灣人說話會比較溫暖，溫情脈脈，這種溫情是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的。比如我常常開玩笑，台灣那個唱片CD，我看到在場有很多年輕人，大家大概都不知道什麼叫CD了吧？哦，還知道，在博物館見過對不對？台灣CD的盒子裡面有小冊子寫歌詞什麼的，拿出來塞不進去的，為什麼呢？因為它太厚了。為什麼太厚？因為通常你看到的不僅僅是歌詞，歌手很喜歡拿筆寫錄這首歌時的心情，他們很多心情，通常要寫這一句。大陸是怎麼樣呢？我常常在大陸碰到一些年輕人說話氣宇軒昂的，一看就覺得他是充滿大志的，就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那種狀態，這種狀態發展到最激烈的程度會是怎麼樣的？我親身接過一張北京的朋友給我的名片，名片上面印著「京城五大才子之一」。我很想問他另外四大是哪四個，但是這個想法一閃即逝，我不好意思再追問。這是我印象中的北京。北京的藝術家也都很能說，說自己在干藝術，每個人都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在做一個很偉大的事情，是要載入史冊的東西，就算不是，他起碼要說的是。那香港的情況是怎麼樣的，香港就是一個非常冷的、非常低調的，或者是非常自卑的狀態。香港所有的作家都不會稱自己「作家」，因為我們覺得一旦叫自己「作家」，就覺得很丟人。那個丟人不是真的看不起作家，而是覺得一個人怎麼能夠叫自己作家呢？「家」啊，你成「家」了嗎？所以我們藝術家也不叫自己藝術家，我們更不會說我們是「港島五大才子之一」，這種話從來不敢講的。香港寫作的人稱自己作「文字工作者」，藝術家稱「藝術工作者」。總之是要把自己貶到一個非常角落的地步，我們才覺得安然和舒適。這是香港，它很冷，藝術家也不太會說話，不會形容自己的作品，你問他這個作品的意義是什麼，他不會跟你講他在藝術史上將會有什麼樣的地位，他通常會說，我這個沒什麼意思，我做好玩的，儘量希望做一些人家看不到的東西。
我再舉一個例子，我年輕的時候也學人家搞觀念藝術、行為藝術什麼的，有兩三年我真的是在做這個。我有一些朋友做了很多的計劃，比如有一陣子我們印一些螢光的貼紙，很小的一張，就是在夜晚如果有燈光閃過它會有螢光發出來，黃黃的，不是很亮。有一天晚上我們好像是在彌敦道，我都忘了，太久以前的事了，這個彌敦道是一條街，兩邊還有樹，你知道香港街道沒有樹對不對？這條街有行道樹。我們在樹葉下面貼這些貼紙，大家想像那是什麼情況，到了夜深的時候，從十二點、一點，到天亮這四五個小時中間，如果你經過這條路，你就會發現街的兩旁好像有好多螢火蟲，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就是香港市區裡面居然有螢火蟲了，我們覺得好愉快。第二天這些東西被人發現了，香港的公務人員聘請清潔人員把它們全幹掉了，所以只存在四五個小時，這件事在公開場合我好像只說過幾次。我們幾個朋友自己掏腰包去幹這個，事後沒有跟任何人講，我們也不想說，沒有寫評論，沒有拍照片、也沒有錄像，因為我們只是我們要做一些別人看不到的東西，我們要做一些幾乎沒有人會發現的東西，它只存在一個夜晚，甚至五六個小時，然後它就消失了。其實今天我跟各位講我都會覺得羞恥，我們不應該把它寫出來，告訴別人這個作品有什麼意義，它在藝術上試圖達到什麼樣的突破，不，我們不談這些，我們要做的就是讓自己做一件我喜歡的，最後消失。我為什麼突然講這些，就是因為我覺得消失與冷酷、與卑微、微小，或者黃碧雲小說常喜歡用的字眼「安雅」很貼近，甚至是我們的自我定位、自我鍾情的一種文化感性。人家印象中的香港文化界就是這樣。
接著說駱以軍住的地方--大角咀。在那不遠處有另一個地方叫太子，也是一個很衰落的社區，有一些老工作坊，做鐵、做螺絲釘，修補電器之類的。我們另一個好朋友叫董啟章，是一個非常好的小說家，以前就住在太子，他家就是干這個的。再走遠一點點就是旺角，沒去過香港的人也會聽過這個地方，我以前是常混旺角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旺角有很多的書店，也有很多的色情場所，後者跟我無關。但是你很難不跟它發生關係，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書店，香港也是二樓書店嘛，現在其實已經不是二樓了，現在好多書店都在七樓或者十三樓。那為什麼叫二樓書店呢？因為香港的書店幾乎不可能在地面上租到一個鋪來開書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為節省資金書店都要開到樓上，而且書店的空間很窄很小，因為地租價錢越來越貴。我們文藝青年都要去那些書店找書看，那麼去那些書店必然要經過很多那種，我們廣東話叫架步的地方，架步的意思就是色情場所，什麼按摩、一龍一鳳，這種東西就叫架步。你在樓梯上上下下，手上抱著一堆書，比如說駱以軍的書，然後樓上下來可能就有一個嫖客抽著煙，神清氣爽或者身軀疲乏，我們這麼擦肩而過，就在同一個樓梯。旺角那條街太熱鬧了，滿街的人，聲音很混雜，地上髒髒的，現在最多的當然是大陸的遊客，兩邊都是電器行，很多遊客在這裡搶Ipad2，搶Iphone，最新的情況是大家去搶奶粉。也有些外國人，外國人在這邊很奇怪，他們喜歡站在街道最中央，為什麼？因為他們要拍照，他們這輩子不會見到這麼多的人。我把旺角理解為不是幾條街，它其實是往上空發展的，它每一座樓都是一個垂直的街道。為什麼呢？比如人家要來香港就說，好難找到咖啡廳對不對？其實是有的，旺角，但是你要搭電梯到七樓或者是八樓，中間經過的都是些很古怪的小商店、小公司或者色情場所，理髮廳等。你要把旺角的大樓想像成是個豎起來的街道，你在一個街道散步的話，你是從一個地方走到一個地方，是漫遊的眼光，但在旺角走這種垂直的街道，你的眼光是一開一關，每一次都是一剎那的、瞬間的、直接的。啪，一開，好漂亮這馬子，然後上面一開，哇，這個老婆在賭馬，然後一開，這個怎麼樣。我們那時候常在這些地方買書，還教書，旺角可以教書嗎？旺角有學校，現在有一家學校還在，叫華夏書院，這是香港1949年後民間書院的傳統，最有名的也許就是新亞書院，在座的可能有聽過。華夏書院是那個時期的書院之一，它們是干嘛的呢？白天就是一些老人家穿著那種我們亞熱帶地區很喜歡穿的白色、透到兩個乳暈都看得到的那種汗衫，掛著一籠鳥，在那邊抽煙、看報紙、看書，晚上就會有人來上課，上什麼課呢？各種文史哲的課程。附近有另一家書院叫法住書院，我曾經在那邊教過古希臘哲學，來聽我講的人都是一些怪人，一些老頭子，聽我講亞里士多德，整個狀態很古怪。我們同學或者朋友掙到一些錢就會到附近的書店買書看，因為書店都在那裡。買了書想翻一翻，教書前做最後的準備或者有時候下午寫稿，我們就在茶餐廳。
我最喜歡的一個茶餐廳在女人街，是專賣假名牌的，有點像北京秀水街的一個地方，但是非常破爛，人非常多。我很喜歡那個茶餐廳，我們有一幫人老在那邊聚，不是故意的，是偶爾碰到的，大家常在那邊寫稿或者讀書。當然我們這種人不是這家茶餐廳的主要客人，它的主要客人是附近的一些妓女或者嫖客，你能很清楚看出那些妓女的生活其實是很疲倦的，她們一天可以接到三十個客人。她們每次下來吃飯叫一碟飯，我們叫碟頭飯，就是大陸的蓋飯。她們一桌女的在那邊吃、抽煙，吃著吃著就會來一個金頭髮瘦瘦的男孩，是扯皮條的，說，「喂，到你了」，就是輪到你了。「哦，好」，吃完兩口，然後上去，那些吃的還在，過了不曉得多久之後，有時快有時慢，這個我們沒辦法替她決定，她又回來繼續吃那碟飯。
每個禮拜二和禮拜四是賭馬的日子，黃昏的時候有一家電視台會直播賽馬的過程。茶餐廳有電視機，白天的時候會有人來看股票新聞，下午的時候就是來看賭馬的新聞，晚上就是看賭球的。這時候整個茶餐廳的人會變得非常激動，都是一些社會的基層或者是中年人，尤其現在香港年輕人不賭馬，不賭球，所以賭馬的人變成了中年以上，尤其是老人的娛樂。一群人圍著電視機，會看到全場的那些阿叔很興奮，「上上上」，賭馬總是只有一隻馬勝出，其他輸掉，輸掉之後呢，這是首都，抱歉，但是我還是必須要講，這是很傳神的話，你會聽到整個餐廳裡一起「丟」。報紙啊，彩票啊，丟得滿地都是，這是很經典的場面。再晚一點會有一些附近收保護費的黑社會過來，穿著拖鞋，都是小混混，不是大哥，大哥不會來這種地方。抽煙，滿嘴粗話，就像大家看電影裡面古惑仔那種，不過我看了那麼多年真實的古惑仔，我還沒看過有鄭伊健那麼帥的，所以大家不要以為這是真的。
但是這些人之中也有一些人，比如呂壽琨，呂壽琨是誰呢？呂壽琨是香港現代水墨畫的一代宗師，他影響了台灣和香港的現代水墨畫。他最早受蒙德里安的影響，後來受極簡主義的影響，把那個影響帶到水墨畫，是個觀點很前衛的水墨畫家。作為一代水墨畫宗師，他日常就是穿一條短褲，一個拖鞋，像我剛才形容那樣，「上上上」，他也是那種人，他也賭馬。他在一個公車站工作，最初是開公車，後來是管理一個車站的站長，但是沒有人知道他是所謂的一代水墨畫宗師。有一個我們很喜歡的詩人叫阿嵐（音），他的年紀很大了，詩寫得很好，他寫的那種詩今天大陸很少見，其實他是非常左的，他寫的是社會寫實主義。他的職業也是開公車，做公交司機。我們那時候畫漫畫的叫阿高，我在節目也提過他，他是個漫畫畫得很好的人，他是做地下樂隊的，是個低音吉他手。他日常的生活其實就在大角咀旁邊一個面包店裡烤蛋糕。
那些妓女急急忙忙上下樓，整個茶餐廳裡面人「上上上」、丟報紙，「搣馬飛」，賭馬要有一張票，像彩券一樣。我們在這樣的環境裡讀書，比如讀唐君毅先生的《中國文化之花朵飄零》，讀《佛性與般若》，讀錢賓四先生的書或者一些很前衛的作家。當年朗天的爸爸他們那一輩，寫那種他們覺得很前衛的小說，五十年代的小說也夠怪的，一本小說中間九頁是空白的，大家都以為印錯了，其實不是，他是故意的，他覺得那九頁空白代表的是后羿射下來的九個太陽，那是五十年代的東西。
這就是我的香港，這是我所愛的香港，這是一個做藝術家或者文化人不會像在北京，有個地方、有個圈子大家混，大家都往那兒去，沒有，我們是分散在城市的不同的角落，混跡於各種各樣三教九流的人中間，在那個環境底下我們可以完全不受打攪的繼續讀書、寫作，我們不會覺得吵，因為我們太習慣了。我們寫什麼呢？如果你要寫作的話寫的東西會是什麼樣的東西呢？這些東西絕大部分都是會消失的，因為在香港你要做一個小說家，我指的是專心的，比如寫《西夏旅館》，要很專心要寫一部四十萬字的小說，這種狀況在香港是幾乎不可能的。香港寫長篇最有名的作家大家都讀過，那就是金庸，對不對？哪怕是像金庸這長篇怎麼來的，大家也知道，是當年報紙的連載，每天一段、每天一段，是報紙的連載。那另一個有名的長篇作家也可能都讀過的，是倪匡，還有誰呢？古龍，還有誰呢？亦舒。還有誰呢？張小嫻。這些所謂的長篇都是報紙連載連載連載，香港延續了一個民國年間文人在報紙上面的副刊或專欄寫專那種傳統，大家都靠這個來生活，你只能靠這個生活，但稿費又不是太高，所以你要什麼都能寫，你要什麼都可以寫，而且要能通俗，你要能寫得很通俗。但是在偶爾的情況下你可以冒一些險。比如說我在剛剛出道，開始寫稿是在1988年，在報紙寫專欄。那個年代當然不像現在有E-mail、有電腦，還在用手寫。傳真是有了，但是有時候真的趕起來或者怎麼樣我們還是會直接送稿會報館，或者報紙編輯來收稿，這是我見過的。那個年代我見過一些真正的老報館，遺存下來的還有像《華僑日報》啊。那個報館是當年老報館的風格，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個電影叫《胭脂扣》？或者像《花樣年華》中梁朝偉供職的那種報館，就是那種感覺。我都覺得很奇怪，不曉得為什麼當年的報館門口都像西部片裡面的酒吧一樣，門是要這樣推開的。走進去，就會發現整個空間都是木頭的顏色，煙霧繚繞，昏黃的燈光，油墨的氣味，打字機的聲音、算盤的聲音，很吵鬧。你會看到一個老頭在一個角落在編稿，在編輯，有人會告訴我們這些十幾二十歲年輕人，「這個就是誰誰誰」，「哦，就是誰誰誰」。那個「誰誰誰」是誰呢？他也許是一個我們傳說中的一個很了不起的作家，他寫了些什麼呢？他也許曾經用了三十多個筆名（那這些筆名有很多他自己都不記得了）在某份報紙上面寫過連載的色情小說，那這是我們那一代文化人都幹過的事，朗天他們都幹過，那時候我只寫了很短很短幾篇，我也跟你講過，就是我寫這個《鹹濕黃飛鴻》，就是《鹹濕黃飛鴻》。「鹹濕」大家懂是什麼意思嗎？就是廣東話大家都懂，就是好色的，《好色黃飛鴻》，我記得我寫那幾篇他們後來就不用我了，所以我就沒再寫了。我坦白講，那時候還有一點文人的那種自尊心，覺得過不去。我寫的那幾篇是講什麼《鹹濕黃飛鴻》、《盤腸大戰十三姨》，我們寫這種東西，寫馬經，教人賭錢。但是莫名其妙有些老前輩作家他也許一個月他也不曉得怎麼回事，忽然在整個月在考證，寫的東西是在考證唐朝的玻璃。或者某個作家他忽然寫了一個什麼專家，大家都覺得好佩服，但那個專欄它是注定永遠不會出書的，它就在報紙上出現，那個報紙的前後內容就是什麼地方砍人了、什麼地方暴動了，混雜在這些內容裡面，出現一天，不見了，除非你剪報，要不然他就永遠消失了。
我有一本書在大陸出版，叫做《我執》，這部書原來就是一個報紙的專欄，這個專欄當年在香港超爛的，現在也是，在只剩下幾千個讀者的《成報》裡連載。我們有一個很尊敬的文學界前輩叫葉輝，他在《成報》當社長。葉輝其實就是我剛才形容的這種人，在報紙裡面混跡，他叫我們這幫晚輩來幫忙，董啟章、我、還有一些其他人都來了，我們覺得老人家喊我們的時候我們要來，但所有人都勸這個大哥，「大哥，聽說這份報紙的老闆不發薪水的，你這番前去很危險啊。」「放心吧，我已經做好了充足的心理準備，我不會對不起自己，更不會對不起大家，全部都有稿費」。我們說，「大哥，稿費不是最重要的，這個報紙能搞得起來嗎？不會半途倒掉嗎？」「沒事，跟我上，弟兄們。」我們就去了，我就寫了半年，到現在還是沒有稿費，他自己半年的薪水也沒拿到。有一天他忽然給大家打電話說，「對不起，我還是要走了，雖然是社長，但半年沒拿到薪水，你們也趕快散吧」。所以大家就散了。那半年我寫的那些文章，就是現在這本書《我執》。我寫得蠻文藝腔的，當時香港一些年輕的文藝愛好者覺得寫得好。我在想，如果不是時代的變化，我們有一個身份變化的機會，我就會成為八零年代我曾經看到的那種穿汗衫、踩拖鞋的老頭，在報館一角叼著煙，在一個吊扇下改人家的稿子，然後有一些年輕人就會講「哎喲，那個就是當年寫《我執》那個專欄的梁文道，我看過幾篇，但是我中學的剪報早就丟掉不見了」。不斷地寫，不斷地出現，不斷地消失，我見過太多這種人，在以前、現在、身邊，一個一個的出現，一個一個的消失。我常常講的一個故事，我有幾位很佩服的前輩，是當年在香港搞社會運動的，很激進，我認識一個北京的哥們，他跟我說他對中國的托派很感興趣，我們知道這是很敏感的一個題目，但是他跟我要這方面材料，因為他知道中國最後的托派都在香港。我見過一些老人，八十多歲，臨死前幾年眼睛壞掉了，寫稿是用毛筆，斗大的字寫在宣紙上，一張紙才寫二十個字，寫了一份遺稿，寫得是什麼呢？是他從托派的角度分析中國革命的前途。晚年的時候他寫這些東西，他的所有子孫都覺得他瘋掉了，他死了之後，他的子孫趕快把他一生的藏書跟這個稿子拿出來賣給舊紙行，被我一個開書店的朋友發現了，然後搶救回來，我見過那批稿子。這個八十多、九十歲的老人在寫當年中國托派的想法，中國革命走上了錯誤的道路。只有托洛茨基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才是真正的道路，要救國，我們遲早要回到這條路。
我再補充一個，就是剛剛我說的那些前輩，有一些前輩我見過。當時搞社會運動是這幫老托派的徒孫，也叫「托派」，他們成立了一個政黨，叫「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當時跟他們敵對的勢力是無政府主義者，當時有個說法，無政府主義者的顏色是黑色，馬克思主義是紅色，後來有人試圖溝通兩邊叫做「紅黑兩旗並舉」。我們剛剛說的香港好像變成一個反動革命基地，好像很厲害，但是請注意，剛才我說的這兩個政黨，跑到巴黎開國際會議的這些人，其實人數從來沒超過兩百人，就到鬧市中間搞革命或者怎麼樣，但是搞革命也要吃飯、要生活，靠什麼謀生呢？還是我剛才說的那套老路，到媒體、電影裡寫寫劇本或者怎麼樣，最好的出路就是寫馬經，教人賭馬。香港曾經有一個紅及一時，現在仍然在寫馬經的馬評家，他用的筆名叫「馬恩賜」，這個筆名曾經是三個人的，三個革命同志，迫於生活，在資本主義體制下苟延殘喘，希望賺點錢，籌募革命經費，所以他們寫馬經，共用的筆名叫「馬恩賜」。「馬恩賜」大家知道是什麼意思嗎？聽起來是「賭馬，賜給我好運氣」對不對？不是，他的意思是「我的一生，所有的一切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所賜」，但這是一個教人賭馬的馬評家的筆名。
我最後再講一個故事，就是西西，我們心目中香港最好的作家。她寫《我城》是七十年代，那時候怎麼寫，我們知道西西是教書的，她住的房子特別小，窄的程度不可思議，不會有什麼書房。我記得我九零年代探訪北京的一些藝術家，北京的朋友、文化人告訴我說家很小，怎麼樣爛，我一進去看到每個都是豪宅，相對我們來講，我們住的又窄又小。那時候西西一家人一起住，她根本連一張像樣的書桌都沒有，她桌子上是每天要改的學生作業，家裡人還會看電視、打牌，她怎麼寫作呢？她就做了一個小木板，每次寫小說的時候她就躲進廁所把馬桶蓋放下來坐在上面，把這個板子放到大腿上墊稿紙，開始寫，這就是《我城》。這就是我們，這是我的香港、我喜歡的香港，這是我們創作的環境，真的是窮，到底工不工那是另一個問題，也是等一下我們要討論的。我今天先講到這裡，然後看駱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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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覺得在看香港文學的時候，八十年代曾經有一個討論，大家都說香港是個沒有故事的城市，或者故事輪不到我們講，為什麼？別人都快把我們講跑了，我非常記得回歸的時候，當時中央電視台或者大陸的很多媒體都在講香港的歷史故事，在我看來那些故事全部都不能自圓其說。比如他們每次談到香港被丟在外面那麼多年，現在終於回來了，為什麼現在才回來？因為祖國強大了。其實1949年我們就能回去了，因為1949年的時候兵都到了羅湖，當時英國是完全沒有能力應付這個狀況的，完全可以解放香港，但是停住了。我記得當時的紀錄片有一幕不曉得是哪一位將軍，勒馬河邊，嘆息了一聲，還在英國米字旗下的彼岸怎麼樣，完全是虛構的，當時我不知道所謂的勒馬河邊不收回香港的真正理由。香港是新中國必須要保留住的一個對外的殖民地，因為它是個生金蛋的鵝，整個國家當時對外關係那麼緊張，只有透過香港外匯，其實保留香港是為了一個非常功利的理由，假如我們真的有那麼大的民族情感，我們應該不顧一切對不對？但沒有。當時我們看到的書裡的這些故事，在我看來是假的、是不能自圓其說的、是矛盾的。所有人都在講我們的故事，我們自己卻沒有故事，我們就像本雅明那樣一片一片的片段，甚至像董啟章那樣虛構一個，如果沒有故事就虛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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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我想問一下，香港回歸這麼多年了，香港整個社會風土人情、生活習性，還有其它一些東西有什麼大的變化？謝謝！
梁文道：謝謝，這也是一言難盡的事，我很難現在告訴你香港有什麼變化，變化天天都有對不對？但最大的變化是，一方面來講香港比以前更糟了，更糟的意思是說原來殖民體制下很多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沒有變，當時很有名的說法是香港的體制維持五十年不變，鄧小平那句有名的話叫「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這句話另翻譯一個意思就是香港被封存在一個時間膠囊裡面。這個不變包括它原來的一切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那套制度大家都覺得是使香港成為香港的制度，可是大家忽略的是那套制度是在殖民地下誕生的制度。大家都以為只要讓香港維持原來殖民地時代的樣子就會很好，而忽略了那個東西其實有它黑暗的一面，這個黑暗面我覺得這十多年來變得更嚴重。但是你又覺得不可改變，因為我們認定了五十年不變，所以香港出現了一批「八十後」，跟大陸講的「八零後」是不同概念的年輕人。這個「八十後」是一批有很強大反省能力和動員能力的年輕人，他們在過去幾年對各種社會問題提出很尖銳的批判，而且願意採取行動。比如為了反對高鐵興建，他們動員了，政府都嚇壞了，一萬個「八十後」的年輕人包圍香港立法會。他們整個行動又迅速又有創意，口號很動人，我覺得從這方面香港要比以前更好，就是我覺得香港進入了第二次現代化階段，整個社會開始集體反省我們是不是真的有我們過去說的那麼好，我們是不是真的像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優秀，還是說我們其實是有很多問題，我們應該改造、批判自己。
我們知道今天香港主流掌權者，從政府到一些大商人，他們每天想的問題就是香港快被北京上海超越了，香港要怎麼樣才能始終保持在全國領先地位，他們想的全是這個。但是我覺得香港新一代年輕人想的不是這些問題，他想的是上海要走我們過去的老路要走得比我們還快，那就讓它去走，北京喜歡蓋高樓那就讓它去蓋，我們受夠了，我們不要再拆房子了，我們要鄉村。也就是說各位在北京今天受房價之苦，這個東西是我們過去數十年在忍受的，我看到今天的北京就是在看過去二三十年我們經歷的香港，一模一樣，而且香港的房價現在都還比北京貴。我們前陣子還拍出一個全球最高價的房子，3億多港幣，是一個來自廣東惠州的80後少婦買的。記者後來打電話問到她，說你怎麼買得起這個房子啊？你老公做什麼的呢？那個80後廣東少婦的答案是，這在我們廣東是中等收入。我覺得香港有點受夠了，就是你們要搶競爭力你們去吧，你們要拼速度、效率，你們去吧，香港現在年輕人想的是我們怎麼樣生活會更幸福。也許錢沒那麼多，但是我們要更民主，我們要更平等，我們要更公正。所以很多老人都看不慣，覺得香港年輕一代不再像當年那個香港，現在的香港年輕一代想的就是不要變成當年那個香港。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變化挺大的。現在的矛盾跟衝突其實是非常劇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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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剛才那位同學問的可能是經驗匱乏的，我想問一下「後工」，我覺得梁老師好像一直沒有談到這一塊的東西，我想聽聽兩位老師對於這個「工」的一些解釋，這個工為什麼是工作的工，不是用功的功。尤其是駱老師，我很欣賞您那種敘事性，其實我希望讓更多的人可以知道駱老師是怎樣一個人，您能用簡短、直接的方式讓大家知道你嗎？
梁文道：你應該開一個微博，所寫的東西不准超過140字。我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講故事、寫作的方式，但我們今天的問題是常常希望所有人都是這樣子寫，這樣子說話。我們看書或者聽人說話是一個互相調整的過程，到底是期待人家改變來牽就我，還是我去改變牽就人。我不知道，但我常常覺得在長大的經歷中，我總是被改變的人，這一連串的改變過程，才會有成長，才會有變化，當然我們會覺得駱以軍這麼講話好像很難懂，這就要看你有多想懂了，你在聽的時候，你聽到什麼，你有沒有進去。
我來正面回答你，為什麼是這個「工」呢？因為這個不是成語嘛，人家就是這麼寫的，這個工的理由就在於它是工巧，很漂亮的那種感覺。舉個例子，我是廣東順德人，廣東當然珠三角不錯，是魚米之鄉，也不能說窮，但是我們那個地方的人常常以為自己窮，所以要求後工，我們做飯很少用山珍海味的原材料，有一道傳說中的名菜叫做釀豆芽，是什麼呢？就是豆芽菜。我們把豬肉、鯪魚肉、菇、蘿蔔幾種東西剁成醬，灌進豆芽裡面，然後拿來煮湯，這個菜名就叫豆芽湯，你聽名字完全不起眼，但是老饕一看到豆芽湯就知道大師傅來了。這叫窮而不工，材料不多就能做這種東西。窮而不工是我定的題目，為什麼呢？它包含很多意思，很多人會覺得我們這些海外人好像沒有故事可說，但其實不是沒故事，經驗太多了，就像你見過的生死太多，反而你是不會說話的。我想講的窮是很多層面的意義，因為剛剛受到駱以軍的影響，要不本來我會講一些不是故事的，也許更合您意一些比較理論的東西。
我簡單講一個例子吧，什麼叫窮呢？例如我們香港人在語言上就是很窮的，為什麼呢？像你們寫東西比我們舒服多了，我還好，我起碼在台灣長大，各位你們從小寫作大概從來沒有什麼太大困難，我為什麼可以這麼講？因為比起香港人，都是說粵語寫白話，如果真按廣東話那樣寫，整個寫出來的東西是不對的，所以我們從小寫作的時候，所有的同輩作家包括啟章都要經過一個非常痛苦的調整過程。那不是一個天生的語言，不是自然的語言，我們可以說那是窮的。在那個窮困狀態下，我們更意識到語言這個東西跟我要表達的東西、跟我看到的東西之間永遠不是自然的、永遠不是直接的，正是中間斷鏈才使我們意識到文字的虛構、文字的問題，文字不是那麼自然的東西。這就是我們的「工」，真的是要做一番造作，我們所學的中文的一切現成的表述方式都是脫離實際生活環境的。
當然台灣其實是另一種狀況，四五十年代之後，國民黨帶過去一批外省人，裡面有一些是現代主義的健將，但是台灣恰恰是對社會寫實很抗拒的，因為一社會寫實你就是紅色的、你就是共產黨，這個現代主義還有另一個方面就是本省的過去用日文寫作的作家，那批作家深受日本現代文學影響，所以台灣的現代主義的根埋得很深很深，而且被激情推漲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他對於語言也變得特別敏感。所以我覺得我們三個地方都跟大陸完全不一樣，語言對我們構成了不同的問題。
POSTED AT 20:41
LABELS: (訪談), [八十後], [本土], 梁文道
鳳凰網讀書會節錄
駱以軍最喜歡講經驗匱乏，而我比較喜歡講「窮」，但是「窮」了之後「工」不「工」就不知道，反正「窮」是肯定的。我們兩個分別先談半小時，之後我們之間可能有一些答問和對談，然後再邀請大家一起參加我們的答問對談。
我先來講一下什麼叫做「窮」，其實我認為人要窮是很容易的事情，要有錢那是很難的事情。從來「窮」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這是很正常、很常見的事。但是剛剛我跟以軍來的路上聊，講到以前我們在香港所謂「窮」的那個經驗是什麼。
香港浸會大學邀請駱以軍任2011年駐校作家，所以他最近一陣子正好在香港住，有兩三個月的時間，在那兒寫作，做一些演講、授課等等。他剛剛說他住在香港一個叫大角咀的地方。大角咀，大家一定不會知道是什麼地方的，我看到有人點頭，居然知道，太奇怪了。大家最清楚的就是港島，對著它的是九龍半島，九龍半島後面是新界，九龍半島上面有一個沒落掉的老工業區就是大角咀。今天的大角咀看起來是個有點破舊的地方，跟香港給人那種光鮮的典型印象不太一樣，駱以軍就住在那兒。
他剛剛跟我提到一件事，他住的地方樓下是一家茶餐廳，我相信北京的朋友也應該知道什麼叫茶餐廳，北京也很容易見到茶餐廳，不過我可以很負責任地告訴各位，我在北京幾乎沒見過真正的茶餐廳。因為我在北京看到的茶餐廳都太漂亮了，跟今天的北京一樣，香港的茶餐廳應該是更髒、更亂、更吵，更市井的，不會開在那麼好的商場裡面，駱以軍說的那種茶餐廳應該也是這種狀態。他就在那個茶餐廳的門口，在一張供神的桌子上面寫稿，寫他的新小說。那個桌子是香港很常見那種，香港的茶餐廳一定會擺著一個小案，上面放些水果、放些香、放些蠟燭，供一個神位，你們知道是供的是什麼？通常是關公。在香港大家都愛拜關公，做生意的拜關公、幹警察的拜關公，每個警察局都有個關公的靈位。黑社會當然更要拜關公，拜關公是香港的一個全民運動。
前幾天我們倆在北大做一個活動，主要是他演講，我幫他做一個開場的介紹和結尾的總結。提問環節有一個同學問：「你怎麼看香港、台北跟大陸的文化分別？」我記得那時候我非常簡單地答了一句話，那句話聽起來有點像開玩笑，但是起碼從我的感性認識上我覺得是真的。一般台灣給人的印象是台灣人說話會比較溫暖，溫情脈脈，這種溫情是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的。比如我常常開玩笑，台灣那個唱片CD，我看到在場有很多年輕人，大家大概都不知道什麼叫CD了吧？哦，還知道，在博物館見過對不對？台灣CD的盒子裡面有小冊子寫歌詞什麼的，拿出來塞不進去的，為什麼呢？因為它太厚了。為什麼太厚？因為通常你看到的不僅僅是歌詞，歌手很喜歡拿筆寫錄這首歌時的心情，他們很多心情，通常要寫這一句。大陸是怎麼樣呢？我常常在大陸碰到一些年輕人說話氣宇軒昂的，一看就覺得他是充滿大志的，就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那種狀態，這種狀態發展到最激烈的程度會是怎麼樣的？我親身接過一張北京的朋友給我的名片，名片上面印著「京城五大才子之一」。我很想問他另外四大是哪四個，但是這個想法一閃即逝，我不好意思再追問。這是我印象中的北京。北京的藝術家也都很能說，說自己在干藝術，每個人都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在做一個很偉大的事情，是要載入史冊的東西，就算不是，他起碼要說的是。那香港的情況是怎麼樣的，香港就是一個非常冷的、非常低調的，或者是非常自卑的狀態。香港所有的作家都不會稱自己「作家」，因為我們覺得一旦叫自己「作家」，就覺得很丟人。那個丟人不是真的看不起作家，而是覺得一個人怎麼能夠叫自己作家呢？「家」啊，你成「家」了嗎？所以我們藝術家也不叫自己藝術家，我們更不會說我們是「港島五大才子之一」，這種話從來不敢講的。香港寫作的人稱自己作「文字工作者」，藝術家稱「藝術工作者」。總之是要把自己貶到一個非常角落的地步，我們才覺得安然和舒適。這是香港，它很冷，藝術家也不太會說話，不會形容自己的作品，你問他這個作品的意義是什麼，他不會跟你講他在藝術史上將會有什麼樣的地位，他通常會說，我這個沒什麼意思，我做好玩的，儘量希望做一些人家看不到的東西。
我再舉一個例子，我年輕的時候也學人家搞觀念藝術、行為藝術什麼的，有兩三年我真的是在做這個。我有一些朋友做了很多的計劃，比如有一陣子我們印一些螢光的貼紙，很小的一張，就是在夜晚如果有燈光閃過它會有螢光發出來，黃黃的，不是很亮。有一天晚上我們好像是在彌敦道，我都忘了，太久以前的事了，這個彌敦道是一條街，兩邊還有樹，你知道香港街道沒有樹對不對？這條街有行道樹。我們在樹葉下面貼這些貼紙，大家想像那是什麼情況，到了夜深的時候，從十二點、一點，到天亮這四五個小時中間，如果你經過這條路，你就會發現街的兩旁好像有好多螢火蟲，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就是香港市區裡面居然有螢火蟲了，我們覺得好愉快。第二天這些東西被人發現了，香港的公務人員聘請清潔人員把它們全幹掉了，所以只存在四五個小時，這件事在公開場合我好像只說過幾次。我們幾個朋友自己掏腰包去幹這個，事後沒有跟任何人講，我們也不想說，沒有寫評論，沒有拍照片、也沒有錄像，因為我們只是我們要做一些別人看不到的東西，我們要做一些幾乎沒有人會發現的東西，它只存在一個夜晚，甚至五六個小時，然後它就消失了。其實今天我跟各位講我都會覺得羞恥，我們不應該把它寫出來，告訴別人這個作品有什麼意義，它在藝術上試圖達到什麼樣的突破，不，我們不談這些，我們要做的就是讓自己做一件我喜歡的，最後消失。我為什麼突然講這些，就是因為我覺得消失與冷酷、與卑微、微小，或者黃碧雲小說常喜歡用的字眼「安雅」很貼近，甚至是我們的自我定位、自我鍾情的一種文化感性。人家印象中的香港文化界就是這樣。
接著說駱以軍住的地方--大角咀。在那不遠處有另一個地方叫太子，也是一個很衰落的社區，有一些老工作坊，做鐵、做螺絲釘，修補電器之類的。我們另一個好朋友叫董啟章，是一個非常好的小說家，以前就住在太子，他家就是干這個的。再走遠一點點就是旺角，沒去過香港的人也會聽過這個地方，我以前是常混旺角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旺角有很多的書店，也有很多的色情場所，後者跟我無關。但是你很難不跟它發生關係，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書店，香港也是二樓書店嘛，現在其實已經不是二樓了，現在好多書店都在七樓或者十三樓。那為什麼叫二樓書店呢？因為香港的書店幾乎不可能在地面上租到一個鋪來開書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為節省資金書店都要開到樓上，而且書店的空間很窄很小，因為地租價錢越來越貴。我們文藝青年都要去那些書店找書看，那麼去那些書店必然要經過很多那種，我們廣東話叫架步的地方，架步的意思就是色情場所，什麼按摩、一龍一鳳，這種東西就叫架步。你在樓梯上上下下，手上抱著一堆書，比如說駱以軍的書，然後樓上下來可能就有一個嫖客抽著煙，神清氣爽或者身軀疲乏，我們這麼擦肩而過，就在同一個樓梯。旺角那條街太熱鬧了，滿街的人，聲音很混雜，地上髒髒的，現在最多的當然是大陸的遊客，兩邊都是電器行，很多遊客在這裡搶Ipad2，搶Iphone，最新的情況是大家去搶奶粉。也有些外國人，外國人在這邊很奇怪，他們喜歡站在街道最中央，為什麼？因為他們要拍照，他們這輩子不會見到這麼多的人。我把旺角理解為不是幾條街，它其實是往上空發展的，它每一座樓都是一個垂直的街道。為什麼呢？比如人家要來香港就說，好難找到咖啡廳對不對？其實是有的，旺角，但是你要搭電梯到七樓或者是八樓，中間經過的都是些很古怪的小商店、小公司或者色情場所，理髮廳等。你要把旺角的大樓想像成是個豎起來的街道，你在一個街道散步的話，你是從一個地方走到一個地方，是漫遊的眼光，但在旺角走這種垂直的街道，你的眼光是一開一關，每一次都是一剎那的、瞬間的、直接的。啪，一開，好漂亮這馬子，然後上面一開，哇，這個老婆在賭馬，然後一開，這個怎麼樣。我們那時候常在這些地方買書，還教書，旺角可以教書嗎？旺角有學校，現在有一家學校還在，叫華夏書院，這是香港1949年後民間書院的傳統，最有名的也許就是新亞書院，在座的可能有聽過。華夏書院是那個時期的書院之一，它們是干嘛的呢？白天就是一些老人家穿著那種我們亞熱帶地區很喜歡穿的白色、透到兩個乳暈都看得到的那種汗衫，掛著一籠鳥，在那邊抽煙、看報紙、看書，晚上就會有人來上課，上什麼課呢？各種文史哲的課程。附近有另一家書院叫法住書院，我曾經在那邊教過古希臘哲學，來聽我講的人都是一些怪人，一些老頭子，聽我講亞里士多德，整個狀態很古怪。我們同學或者朋友掙到一些錢就會到附近的書店買書看，因為書店都在那裡。買了書想翻一翻，教書前做最後的準備或者有時候下午寫稿，我們就在茶餐廳。
我最喜歡的一個茶餐廳在女人街，是專賣假名牌的，有點像北京秀水街的一個地方，但是非常破爛，人非常多。我很喜歡那個茶餐廳，我們有一幫人老在那邊聚，不是故意的，是偶爾碰到的，大家常在那邊寫稿或者讀書。當然我們這種人不是這家茶餐廳的主要客人，它的主要客人是附近的一些妓女或者嫖客，你能很清楚看出那些妓女的生活其實是很疲倦的，她們一天可以接到三十個客人。她們每次下來吃飯叫一碟飯，我們叫碟頭飯，就是大陸的蓋飯。她們一桌女的在那邊吃、抽煙，吃著吃著就會來一個金頭髮瘦瘦的男孩，是扯皮條的，說，「喂，到你了」，就是輪到你了。「哦，好」，吃完兩口，然後上去，那些吃的還在，過了不曉得多久之後，有時快有時慢，這個我們沒辦法替她決定，她又回來繼續吃那碟飯。
每個禮拜二和禮拜四是賭馬的日子，黃昏的時候有一家電視台會直播賽馬的過程。茶餐廳有電視機，白天的時候會有人來看股票新聞，下午的時候就是來看賭馬的新聞，晚上就是看賭球的。這時候整個茶餐廳的人會變得非常激動，都是一些社會的基層或者是中年人，尤其現在香港年輕人不賭馬，不賭球，所以賭馬的人變成了中年以上，尤其是老人的娛樂。一群人圍著電視機，會看到全場的那些阿叔很興奮，「上上上」，賭馬總是只有一隻馬勝出，其他輸掉，輸掉之後呢，這是首都，抱歉，但是我還是必須要講，這是很傳神的話，你會聽到整個餐廳裡一起「丟」。報紙啊，彩票啊，丟得滿地都是，這是很經典的場面。再晚一點會有一些附近收保護費的黑社會過來，穿著拖鞋，都是小混混，不是大哥，大哥不會來這種地方。抽煙，滿嘴粗話，就像大家看電影裡面古惑仔那種，不過我看了那麼多年真實的古惑仔，我還沒看過有鄭伊健那麼帥的，所以大家不要以為這是真的。
但是這些人之中也有一些人，比如呂壽琨，呂壽琨是誰呢？呂壽琨是香港現代水墨畫的一代宗師，他影響了台灣和香港的現代水墨畫。他最早受蒙德里安的影響，後來受極簡主義的影響，把那個影響帶到水墨畫，是個觀點很前衛的水墨畫家。作為一代水墨畫宗師，他日常就是穿一條短褲，一個拖鞋，像我剛才形容那樣，「上上上」，他也是那種人，他也賭馬。他在一個公車站工作，最初是開公車，後來是管理一個車站的站長，但是沒有人知道他是所謂的一代水墨畫宗師。有一個我們很喜歡的詩人叫阿嵐（音），他的年紀很大了，詩寫得很好，他寫的那種詩今天大陸很少見，其實他是非常左的，他寫的是社會寫實主義。他的職業也是開公車，做公交司機。我們那時候畫漫畫的叫阿高，我在節目也提過他，他是個漫畫畫得很好的人，他是做地下樂隊的，是個低音吉他手。他日常的生活其實就在大角咀旁邊一個面包店裡烤蛋糕。
那些妓女急急忙忙上下樓，整個茶餐廳裡面人「上上上」、丟報紙，「搣馬飛」，賭馬要有一張票，像彩券一樣。我們在這樣的環境裡讀書，比如讀唐君毅先生的《中國文化之花朵飄零》，讀《佛性與般若》，讀錢賓四先生的書或者一些很前衛的作家。當年朗天的爸爸他們那一輩，寫那種他們覺得很前衛的小說，五十年代的小說也夠怪的，一本小說中間九頁是空白的，大家都以為印錯了，其實不是，他是故意的，他覺得那九頁空白代表的是后羿射下來的九個太陽，那是五十年代的東西。
這就是我的香港，這是我所愛的香港，這是一個做藝術家或者文化人不會像在北京，有個地方、有個圈子大家混，大家都往那兒去，沒有，我們是分散在城市的不同的角落，混跡於各種各樣三教九流的人中間，在那個環境底下我們可以完全不受打攪的繼續讀書、寫作，我們不會覺得吵，因為我們太習慣了。我們寫什麼呢？如果你要寫作的話寫的東西會是什麼樣的東西呢？這些東西絕大部分都是會消失的，因為在香港你要做一個小說家，我指的是專心的，比如寫《西夏旅館》，要很專心要寫一部四十萬字的小說，這種狀況在香港是幾乎不可能的。香港寫長篇最有名的作家大家都讀過，那就是金庸，對不對？哪怕是像金庸這長篇怎麼來的，大家也知道，是當年報紙的連載，每天一段、每天一段，是報紙的連載。那另一個有名的長篇作家也可能都讀過的，是倪匡，還有誰呢？古龍，還有誰呢？亦舒。還有誰呢？張小嫻。這些所謂的長篇都是報紙連載連載連載，香港延續了一個民國年間文人在報紙上面的副刊或專欄寫專那種傳統，大家都靠這個來生活，你只能靠這個生活，但稿費又不是太高，所以你要什麼都能寫，你要什麼都可以寫，而且要能通俗，你要能寫得很通俗。但是在偶爾的情況下你可以冒一些險。比如說我在剛剛出道，開始寫稿是在1988年，在報紙寫專欄。那個年代當然不像現在有E-mail、有電腦，還在用手寫。傳真是有了，但是有時候真的趕起來或者怎麼樣我們還是會直接送稿會報館，或者報紙編輯來收稿，這是我見過的。那個年代我見過一些真正的老報館，遺存下來的還有像《華僑日報》啊。那個報館是當年老報館的風格，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個電影叫《胭脂扣》？或者像《花樣年華》中梁朝偉供職的那種報館，就是那種感覺。我都覺得很奇怪，不曉得為什麼當年的報館門口都像西部片裡面的酒吧一樣，門是要這樣推開的。走進去，就會發現整個空間都是木頭的顏色，煙霧繚繞，昏黃的燈光，油墨的氣味，打字機的聲音、算盤的聲音，很吵鬧。你會看到一個老頭在一個角落在編稿，在編輯，有人會告訴我們這些十幾二十歲年輕人，「這個就是誰誰誰」，「哦，就是誰誰誰」。那個「誰誰誰」是誰呢？他也許是一個我們傳說中的一個很了不起的作家，他寫了些什麼呢？他也許曾經用了三十多個筆名（那這些筆名有很多他自己都不記得了）在某份報紙上面寫過連載的色情小說，那這是我們那一代文化人都幹過的事，朗天他們都幹過，那時候我只寫了很短很短幾篇，我也跟你講過，就是我寫這個《鹹濕黃飛鴻》，就是《鹹濕黃飛鴻》。「鹹濕」大家懂是什麼意思嗎？就是廣東話大家都懂，就是好色的，《好色黃飛鴻》，我記得我寫那幾篇他們後來就不用我了，所以我就沒再寫了。我坦白講，那時候還有一點文人的那種自尊心，覺得過不去。我寫的那幾篇是講什麼《鹹濕黃飛鴻》、《盤腸大戰十三姨》，我們寫這種東西，寫馬經，教人賭錢。但是莫名其妙有些老前輩作家他也許一個月他也不曉得怎麼回事，忽然在整個月在考證，寫的東西是在考證唐朝的玻璃。或者某個作家他忽然寫了一個什麼專家，大家都覺得好佩服，但那個專欄它是注定永遠不會出書的，它就在報紙上出現，那個報紙的前後內容就是什麼地方砍人了、什麼地方暴動了，混雜在這些內容裡面，出現一天，不見了，除非你剪報，要不然他就永遠消失了。
我有一本書在大陸出版，叫做《我執》，這部書原來就是一個報紙的專欄，這個專欄當年在香港超爛的，現在也是，在只剩下幾千個讀者的《成報》裡連載。我們有一個很尊敬的文學界前輩叫葉輝，他在《成報》當社長。葉輝其實就是我剛才形容的這種人，在報紙裡面混跡，他叫我們這幫晚輩來幫忙，董啟章、我、還有一些其他人都來了，我們覺得老人家喊我們的時候我們要來，但所有人都勸這個大哥，「大哥，聽說這份報紙的老闆不發薪水的，你這番前去很危險啊。」「放心吧，我已經做好了充足的心理準備，我不會對不起自己，更不會對不起大家，全部都有稿費」。我們說，「大哥，稿費不是最重要的，這個報紙能搞得起來嗎？不會半途倒掉嗎？」「沒事，跟我上，弟兄們。」我們就去了，我就寫了半年，到現在還是沒有稿費，他自己半年的薪水也沒拿到。有一天他忽然給大家打電話說，「對不起，我還是要走了，雖然是社長，但半年沒拿到薪水，你們也趕快散吧」。所以大家就散了。那半年我寫的那些文章，就是現在這本書《我執》。我寫得蠻文藝腔的，當時香港一些年輕的文藝愛好者覺得寫得好。我在想，如果不是時代的變化，我們有一個身份變化的機會，我就會成為八零年代我曾經看到的那種穿汗衫、踩拖鞋的老頭，在報館一角叼著煙，在一個吊扇下改人家的稿子，然後有一些年輕人就會講「哎喲，那個就是當年寫《我執》那個專欄的梁文道，我看過幾篇，但是我中學的剪報早就丟掉不見了」。不斷地寫，不斷地出現，不斷地消失，我見過太多這種人，在以前、現在、身邊，一個一個的出現，一個一個的消失。我常常講的一個故事，我有幾位很佩服的前輩，是當年在香港搞社會運動的，很激進，我認識一個北京的哥們，他跟我說他對中國的托派很感興趣，我們知道這是很敏感的一個題目，但是他跟我要這方面材料，因為他知道中國最後的托派都在香港。我見過一些老人，八十多歲，臨死前幾年眼睛壞掉了，寫稿是用毛筆，斗大的字寫在宣紙上，一張紙才寫二十個字，寫了一份遺稿，寫得是什麼呢？是他從托派的角度分析中國革命的前途。晚年的時候他寫這些東西，他的所有子孫都覺得他瘋掉了，他死了之後，他的子孫趕快把他一生的藏書跟這個稿子拿出來賣給舊紙行，被我一個開書店的朋友發現了，然後搶救回來，我見過那批稿子。這個八十多、九十歲的老人在寫當年中國托派的想法，中國革命走上了錯誤的道路。只有托洛茨基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才是真正的道路，要救國，我們遲早要回到這條路。
我再補充一個，就是剛剛我說的那些前輩，有一些前輩我見過。當時搞社會運動是這幫老托派的徒孫，也叫「托派」，他們成立了一個政黨，叫「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當時跟他們敵對的勢力是無政府主義者，當時有個說法，無政府主義者的顏色是黑色，馬克思主義是紅色，後來有人試圖溝通兩邊叫做「紅黑兩旗並舉」。我們剛剛說的香港好像變成一個反動革命基地，好像很厲害，但是請注意，剛才我說的這兩個政黨，跑到巴黎開國際會議的這些人，其實人數從來沒超過兩百人，就到鬧市中間搞革命或者怎麼樣，但是搞革命也要吃飯、要生活，靠什麼謀生呢？還是我剛才說的那套老路，到媒體、電影裡寫寫劇本或者怎麼樣，最好的出路就是寫馬經，教人賭馬。香港曾經有一個紅及一時，現在仍然在寫馬經的馬評家，他用的筆名叫「馬恩賜」，這個筆名曾經是三個人的，三個革命同志，迫於生活，在資本主義體制下苟延殘喘，希望賺點錢，籌募革命經費，所以他們寫馬經，共用的筆名叫「馬恩賜」。「馬恩賜」大家知道是什麼意思嗎？聽起來是「賭馬，賜給我好運氣」對不對？不是，他的意思是「我的一生，所有的一切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所賜」，但這是一個教人賭馬的馬評家的筆名。
我最後再講一個故事，就是西西，我們心目中香港最好的作家。她寫《我城》是七十年代，那時候怎麼寫，我們知道西西是教書的，她住的房子特別小，窄的程度不可思議，不會有什麼書房。我記得我九零年代探訪北京的一些藝術家，北京的朋友、文化人告訴我說家很小，怎麼樣爛，我一進去看到每個都是豪宅，相對我們來講，我們住的又窄又小。那時候西西一家人一起住，她根本連一張像樣的書桌都沒有，她桌子上是每天要改的學生作業，家裡人還會看電視、打牌，她怎麼寫作呢？她就做了一個小木板，每次寫小說的時候她就躲進廁所把馬桶蓋放下來坐在上面，把這個板子放到大腿上墊稿紙，開始寫，這就是《我城》。這就是我們，這是我的香港、我喜歡的香港，這是我們創作的環境，真的是窮，到底工不工那是另一個問題，也是等一下我們要討論的。我今天先講到這裡，然後看駱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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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覺得在看香港文學的時候，八十年代曾經有一個討論，大家都說香港是個沒有故事的城市，或者故事輪不到我們講，為什麼？別人都快把我們講跑了，我非常記得回歸的時候，當時中央電視台或者大陸的很多媒體都在講香港的歷史故事，在我看來那些故事全部都不能自圓其說。比如他們每次談到香港被丟在外面那麼多年，現在終於回來了，為什麼現在才回來？因為祖國強大了。其實1949年我們就能回去了，因為1949年的時候兵都到了羅湖，當時英國是完全沒有能力應付這個狀況的，完全可以解放香港，但是停住了。我記得當時的紀錄片有一幕不曉得是哪一位將軍，勒馬河邊，嘆息了一聲，還在英國米字旗下的彼岸怎麼樣，完全是虛構的，當時我不知道所謂的勒馬河邊不收回香港的真正理由。香港是新中國必須要保留住的一個對外的殖民地，因為它是個生金蛋的鵝，整個國家當時對外關係那麼緊張，只有透過香港外匯，其實保留香港是為了一個非常功利的理由，假如我們真的有那麼大的民族情感，我們應該不顧一切對不對？但沒有。當時我們看到的書裡的這些故事，在我看來是假的、是不能自圓其說的、是矛盾的。所有人都在講我們的故事，我們自己卻沒有故事，我們就像本雅明那樣一片一片的片段，甚至像董啟章那樣虛構一個，如果沒有故事就虛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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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我想問一下，香港回歸這麼多年了，香港整個社會風土人情、生活習性，還有其它一些東西有什麼大的變化？謝謝！
梁文道：謝謝，這也是一言難盡的事，我很難現在告訴你香港有什麼變化，變化天天都有對不對？但最大的變化是，一方面來講香港比以前更糟了，更糟的意思是說原來殖民體制下很多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沒有變，當時很有名的說法是香港的體制維持五十年不變，鄧小平那句有名的話叫「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這句話另翻譯一個意思就是香港被封存在一個時間膠囊裡面。這個不變包括它原來的一切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那套制度大家都覺得是使香港成為香港的制度，可是大家忽略的是那套制度是在殖民地下誕生的制度。大家都以為只要讓香港維持原來殖民地時代的樣子就會很好，而忽略了那個東西其實有它黑暗的一面，這個黑暗面我覺得這十多年來變得更嚴重。但是你又覺得不可改變，因為我們認定了五十年不變，所以香港出現了一批「八十後」，跟大陸講的「八零後」是不同概念的年輕人。這個「八十後」是一批有很強大反省能力和動員能力的年輕人，他們在過去幾年對各種社會問題提出很尖銳的批判，而且願意採取行動。比如為了反對高鐵興建，他們動員了，政府都嚇壞了，一萬個「八十後」的年輕人包圍香港立法會。他們整個行動又迅速又有創意，口號很動人，我覺得從這方面香港要比以前更好，就是我覺得香港進入了第二次現代化階段，整個社會開始集體反省我們是不是真的有我們過去說的那麼好，我們是不是真的像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優秀，還是說我們其實是有很多問題，我們應該改造、批判自己。
我們知道今天香港主流掌權者，從政府到一些大商人，他們每天想的問題就是香港快被北京上海超越了，香港要怎麼樣才能始終保持在全國領先地位，他們想的全是這個。但是我覺得香港新一代年輕人想的不是這些問題，他想的是上海要走我們過去的老路要走得比我們還快，那就讓它去走，北京喜歡蓋高樓那就讓它去蓋，我們受夠了，我們不要再拆房子了，我們要鄉村。也就是說各位在北京今天受房價之苦，這個東西是我們過去數十年在忍受的，我看到今天的北京就是在看過去二三十年我們經歷的香港，一模一樣，而且香港的房價現在都還比北京貴。我們前陣子還拍出一個全球最高價的房子，3億多港幣，是一個來自廣東惠州的80後少婦買的。記者後來打電話問到她，說你怎麼買得起這個房子啊？你老公做什麼的呢？那個80後廣東少婦的答案是，這在我們廣東是中等收入。我覺得香港有點受夠了，就是你們要搶競爭力你們去吧，你們要拼速度、效率，你們去吧，香港現在年輕人想的是我們怎麼樣生活會更幸福。也許錢沒那麼多，但是我們要更民主，我們要更平等，我們要更公正。所以很多老人都看不慣，覺得香港年輕一代不再像當年那個香港，現在的香港年輕一代想的就是不要變成當年那個香港。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變化挺大的。現在的矛盾跟衝突其實是非常劇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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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剛才那位同學問的可能是經驗匱乏的，我想問一下「後工」，我覺得梁老師好像一直沒有談到這一塊的東西，我想聽聽兩位老師對於這個「工」的一些解釋，這個工為什麼是工作的工，不是用功的功。尤其是駱老師，我很欣賞您那種敘事性，其實我希望讓更多的人可以知道駱老師是怎樣一個人，您能用簡短、直接的方式讓大家知道你嗎？
梁文道：你應該開一個微博，所寫的東西不准超過140字。我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講故事、寫作的方式，但我們今天的問題是常常希望所有人都是這樣子寫，這樣子說話。我們看書或者聽人說話是一個互相調整的過程，到底是期待人家改變來牽就我，還是我去改變牽就人。我不知道，但我常常覺得在長大的經歷中，我總是被改變的人，這一連串的改變過程，才會有成長，才會有變化，當然我們會覺得駱以軍這麼講話好像很難懂，這就要看你有多想懂了，你在聽的時候，你聽到什麼，你有沒有進去。
我來正面回答你，為什麼是這個「工」呢？因為這個不是成語嘛，人家就是這麼寫的，這個工的理由就在於它是工巧，很漂亮的那種感覺。舉個例子，我是廣東順德人，廣東當然珠三角不錯，是魚米之鄉，也不能說窮，但是我們那個地方的人常常以為自己窮，所以要求後工，我們做飯很少用山珍海味的原材料，有一道傳說中的名菜叫做釀豆芽，是什麼呢？就是豆芽菜。我們把豬肉、鯪魚肉、菇、蘿蔔幾種東西剁成醬，灌進豆芽裡面，然後拿來煮湯，這個菜名就叫豆芽湯，你聽名字完全不起眼，但是老饕一看到豆芽湯就知道大師傅來了。這叫窮而不工，材料不多就能做這種東西。窮而不工是我定的題目，為什麼呢？它包含很多意思，很多人會覺得我們這些海外人好像沒有故事可說，但其實不是沒故事，經驗太多了，就像你見過的生死太多，反而你是不會說話的。我想講的窮是很多層面的意義，因為剛剛受到駱以軍的影響，要不本來我會講一些不是故事的，也許更合您意一些比較理論的東西。
我簡單講一個例子吧，什麼叫窮呢？例如我們香港人在語言上就是很窮的，為什麼呢？像你們寫東西比我們舒服多了，我還好，我起碼在台灣長大，各位你們從小寫作大概從來沒有什麼太大困難，我為什麼可以這麼講？因為比起香港人，都是說粵語寫白話，如果真按廣東話那樣寫，整個寫出來的東西是不對的，所以我們從小寫作的時候，所有的同輩作家包括啟章都要經過一個非常痛苦的調整過程。那不是一個天生的語言，不是自然的語言，我們可以說那是窮的。在那個窮困狀態下，我們更意識到語言這個東西跟我要表達的東西、跟我看到的東西之間永遠不是自然的、永遠不是直接的，正是中間斷鏈才使我們意識到文字的虛構、文字的問題，文字不是那麼自然的東西。這就是我們的「工」，真的是要做一番造作，我們所學的中文的一切現成的表述方式都是脫離實際生活環境的。
當然台灣其實是另一種狀況，四五十年代之後，國民黨帶過去一批外省人，裡面有一些是現代主義的健將，但是台灣恰恰是對社會寫實很抗拒的，因為一社會寫實你就是紅色的、你就是共產黨，這個現代主義還有另一個方面就是本省的過去用日文寫作的作家，那批作家深受日本現代文學影響，所以台灣的現代主義的根埋得很深很深，而且被激情推漲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他對於語言也變得特別敏感。所以我覺得我們三個地方都跟大陸完全不一樣，語言對我們構成了不同的問題。
POSTED AT 20:41
LABELS: (訪談), [八十後], [本土], 梁文道
我先來講一下什麼叫做「窮」，其實我認為人要窮是很容易的事情，要有錢那是很難的事情。從來「窮」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這是很正常、很常見的事。但是剛剛我跟以軍來的路上聊，講到以前我們在香港所謂「窮」的那個經驗是什麼。
香港浸會大學邀請駱以軍任2011年駐校作家，所以他最近一陣子正好在香港住，有兩三個月的時間，在那兒寫作，做一些演講、授課等等。他剛剛說他住在香港一個叫大角咀的地方。大角咀，大家一定不會知道是什麼地方的，我看到有人點頭，居然知道，太奇怪了。大家最清楚的就是港島，對著它的是九龍半島，九龍半島後面是新界，九龍半島上面有一個沒落掉的老工業區就是大角咀。今天的大角咀看起來是個有點破舊的地方，跟香港給人那種光鮮的典型印象不太一樣，駱以軍就住在那兒。
他剛剛跟我提到一件事，他住的地方樓下是一家茶餐廳，我相信北京的朋友也應該知道什麼叫茶餐廳，北京也很容易見到茶餐廳，不過我可以很負責任地告訴各位，我在北京幾乎沒見過真正的茶餐廳。因為我在北京看到的茶餐廳都太漂亮了，跟今天的北京一樣，香港的茶餐廳應該是更髒、更亂、更吵，更市井的，不會開在那麼好的商場裡面，駱以軍說的那種茶餐廳應該也是這種狀態。他就在那個茶餐廳的門口，在一張供神的桌子上面寫稿，寫他的新小說。那個桌子是香港很常見那種，香港的茶餐廳一定會擺著一個小案，上面放些水果、放些香、放些蠟燭，供一個神位，你們知道是供的是什麼？通常是關公。在香港大家都愛拜關公，做生意的拜關公、幹警察的拜關公，每個警察局都有個關公的靈位。黑社會當然更要拜關公，拜關公是香港的一個全民運動。
前幾天我們倆在北大做一個活動，主要是他演講，我幫他做一個開場的介紹和結尾的總結。提問環節有一個同學問：「你怎麼看香港、台北跟大陸的文化分別？」我記得那時候我非常簡單地答了一句話，那句話聽起來有點像開玩笑，但是起碼從我的感性認識上我覺得是真的。一般台灣給人的印象是台灣人說話會比較溫暖，溫情脈脈，這種溫情是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的。比如我常常開玩笑，台灣那個唱片CD，我看到在場有很多年輕人，大家大概都不知道什麼叫CD了吧？哦，還知道，在博物館見過對不對？台灣CD的盒子裡面有小冊子寫歌詞什麼的，拿出來塞不進去的，為什麼呢？因為它太厚了。為什麼太厚？因為通常你看到的不僅僅是歌詞，歌手很喜歡拿筆寫錄這首歌時的心情，他們很多心情，通常要寫這一句。大陸是怎麼樣呢？我常常在大陸碰到一些年輕人說話氣宇軒昂的，一看就覺得他是充滿大志的，就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那種狀態，這種狀態發展到最激烈的程度會是怎麼樣的？我親身接過一張北京的朋友給我的名片，名片上面印著「京城五大才子之一」。我很想問他另外四大是哪四個，但是這個想法一閃即逝，我不好意思再追問。這是我印象中的北京。北京的藝術家也都很能說，說自己在干藝術，每個人都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在做一個很偉大的事情，是要載入史冊的東西，就算不是，他起碼要說的是。那香港的情況是怎麼樣的，香港就是一個非常冷的、非常低調的，或者是非常自卑的狀態。香港所有的作家都不會稱自己「作家」，因為我們覺得一旦叫自己「作家」，就覺得很丟人。那個丟人不是真的看不起作家，而是覺得一個人怎麼能夠叫自己作家呢？「家」啊，你成「家」了嗎？所以我們藝術家也不叫自己藝術家，我們更不會說我們是「港島五大才子之一」，這種話從來不敢講的。香港寫作的人稱自己作「文字工作者」，藝術家稱「藝術工作者」。總之是要把自己貶到一個非常角落的地步，我們才覺得安然和舒適。這是香港，它很冷，藝術家也不太會說話，不會形容自己的作品，你問他這個作品的意義是什麼，他不會跟你講他在藝術史上將會有什麼樣的地位，他通常會說，我這個沒什麼意思，我做好玩的，儘量希望做一些人家看不到的東西。
我再舉一個例子，我年輕的時候也學人家搞觀念藝術、行為藝術什麼的，有兩三年我真的是在做這個。我有一些朋友做了很多的計劃，比如有一陣子我們印一些螢光的貼紙，很小的一張，就是在夜晚如果有燈光閃過它會有螢光發出來，黃黃的，不是很亮。有一天晚上我們好像是在彌敦道，我都忘了，太久以前的事了，這個彌敦道是一條街，兩邊還有樹，你知道香港街道沒有樹對不對？這條街有行道樹。我們在樹葉下面貼這些貼紙，大家想像那是什麼情況，到了夜深的時候，從十二點、一點，到天亮這四五個小時中間，如果你經過這條路，你就會發現街的兩旁好像有好多螢火蟲，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就是香港市區裡面居然有螢火蟲了，我們覺得好愉快。第二天這些東西被人發現了，香港的公務人員聘請清潔人員把它們全幹掉了，所以只存在四五個小時，這件事在公開場合我好像只說過幾次。我們幾個朋友自己掏腰包去幹這個，事後沒有跟任何人講，我們也不想說，沒有寫評論，沒有拍照片、也沒有錄像，因為我們只是我們要做一些別人看不到的東西，我們要做一些幾乎沒有人會發現的東西，它只存在一個夜晚，甚至五六個小時，然後它就消失了。其實今天我跟各位講我都會覺得羞恥，我們不應該把它寫出來，告訴別人這個作品有什麼意義，它在藝術上試圖達到什麼樣的突破，不，我們不談這些，我們要做的就是讓自己做一件我喜歡的，最後消失。我為什麼突然講這些，就是因為我覺得消失與冷酷、與卑微、微小，或者黃碧雲小說常喜歡用的字眼「安雅」很貼近，甚至是我們的自我定位、自我鍾情的一種文化感性。人家印象中的香港文化界就是這樣。
接著說駱以軍住的地方--大角咀。在那不遠處有另一個地方叫太子，也是一個很衰落的社區，有一些老工作坊，做鐵、做螺絲釘，修補電器之類的。我們另一個好朋友叫董啟章，是一個非常好的小說家，以前就住在太子，他家就是干這個的。再走遠一點點就是旺角，沒去過香港的人也會聽過這個地方，我以前是常混旺角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旺角有很多的書店，也有很多的色情場所，後者跟我無關。但是你很難不跟它發生關係，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書店，香港也是二樓書店嘛，現在其實已經不是二樓了，現在好多書店都在七樓或者十三樓。那為什麼叫二樓書店呢？因為香港的書店幾乎不可能在地面上租到一個鋪來開書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為節省資金書店都要開到樓上，而且書店的空間很窄很小，因為地租價錢越來越貴。我們文藝青年都要去那些書店找書看，那麼去那些書店必然要經過很多那種，我們廣東話叫架步的地方，架步的意思就是色情場所，什麼按摩、一龍一鳳，這種東西就叫架步。你在樓梯上上下下，手上抱著一堆書，比如說駱以軍的書，然後樓上下來可能就有一個嫖客抽著煙，神清氣爽或者身軀疲乏，我們這麼擦肩而過，就在同一個樓梯。旺角那條街太熱鬧了，滿街的人，聲音很混雜，地上髒髒的，現在最多的當然是大陸的遊客，兩邊都是電器行，很多遊客在這裡搶Ipad2，搶Iphone，最新的情況是大家去搶奶粉。也有些外國人，外國人在這邊很奇怪，他們喜歡站在街道最中央，為什麼？因為他們要拍照，他們這輩子不會見到這麼多的人。我把旺角理解為不是幾條街，它其實是往上空發展的，它每一座樓都是一個垂直的街道。為什麼呢？比如人家要來香港就說，好難找到咖啡廳對不對？其實是有的，旺角，但是你要搭電梯到七樓或者是八樓，中間經過的都是些很古怪的小商店、小公司或者色情場所，理髮廳等。你要把旺角的大樓想像成是個豎起來的街道，你在一個街道散步的話，你是從一個地方走到一個地方，是漫遊的眼光，但在旺角走這種垂直的街道，你的眼光是一開一關，每一次都是一剎那的、瞬間的、直接的。啪，一開，好漂亮這馬子，然後上面一開，哇，這個老婆在賭馬，然後一開，這個怎麼樣。我們那時候常在這些地方買書，還教書，旺角可以教書嗎？旺角有學校，現在有一家學校還在，叫華夏書院，這是香港1949年後民間書院的傳統，最有名的也許就是新亞書院，在座的可能有聽過。華夏書院是那個時期的書院之一，它們是干嘛的呢？白天就是一些老人家穿著那種我們亞熱帶地區很喜歡穿的白色、透到兩個乳暈都看得到的那種汗衫，掛著一籠鳥，在那邊抽煙、看報紙、看書，晚上就會有人來上課，上什麼課呢？各種文史哲的課程。附近有另一家書院叫法住書院，我曾經在那邊教過古希臘哲學，來聽我講的人都是一些怪人，一些老頭子，聽我講亞里士多德，整個狀態很古怪。我們同學或者朋友掙到一些錢就會到附近的書店買書看，因為書店都在那裡。買了書想翻一翻，教書前做最後的準備或者有時候下午寫稿，我們就在茶餐廳。
我最喜歡的一個茶餐廳在女人街，是專賣假名牌的，有點像北京秀水街的一個地方，但是非常破爛，人非常多。我很喜歡那個茶餐廳，我們有一幫人老在那邊聚，不是故意的，是偶爾碰到的，大家常在那邊寫稿或者讀書。當然我們這種人不是這家茶餐廳的主要客人，它的主要客人是附近的一些妓女或者嫖客，你能很清楚看出那些妓女的生活其實是很疲倦的，她們一天可以接到三十個客人。她們每次下來吃飯叫一碟飯，我們叫碟頭飯，就是大陸的蓋飯。她們一桌女的在那邊吃、抽煙，吃著吃著就會來一個金頭髮瘦瘦的男孩，是扯皮條的，說，「喂，到你了」，就是輪到你了。「哦，好」，吃完兩口，然後上去，那些吃的還在，過了不曉得多久之後，有時快有時慢，這個我們沒辦法替她決定，她又回來繼續吃那碟飯。
每個禮拜二和禮拜四是賭馬的日子，黃昏的時候有一家電視台會直播賽馬的過程。茶餐廳有電視機，白天的時候會有人來看股票新聞，下午的時候就是來看賭馬的新聞，晚上就是看賭球的。這時候整個茶餐廳的人會變得非常激動，都是一些社會的基層或者是中年人，尤其現在香港年輕人不賭馬，不賭球，所以賭馬的人變成了中年以上，尤其是老人的娛樂。一群人圍著電視機，會看到全場的那些阿叔很興奮，「上上上」，賭馬總是只有一隻馬勝出，其他輸掉，輸掉之後呢，這是首都，抱歉，但是我還是必須要講，這是很傳神的話，你會聽到整個餐廳裡一起「丟」。報紙啊，彩票啊，丟得滿地都是，這是很經典的場面。再晚一點會有一些附近收保護費的黑社會過來，穿著拖鞋，都是小混混，不是大哥，大哥不會來這種地方。抽煙，滿嘴粗話，就像大家看電影裡面古惑仔那種，不過我看了那麼多年真實的古惑仔，我還沒看過有鄭伊健那麼帥的，所以大家不要以為這是真的。
但是這些人之中也有一些人，比如呂壽琨，呂壽琨是誰呢？呂壽琨是香港現代水墨畫的一代宗師，他影響了台灣和香港的現代水墨畫。他最早受蒙德里安的影響，後來受極簡主義的影響，把那個影響帶到水墨畫，是個觀點很前衛的水墨畫家。作為一代水墨畫宗師，他日常就是穿一條短褲，一個拖鞋，像我剛才形容那樣，「上上上」，他也是那種人，他也賭馬。他在一個公車站工作，最初是開公車，後來是管理一個車站的站長，但是沒有人知道他是所謂的一代水墨畫宗師。有一個我們很喜歡的詩人叫阿嵐（音），他的年紀很大了，詩寫得很好，他寫的那種詩今天大陸很少見，其實他是非常左的，他寫的是社會寫實主義。他的職業也是開公車，做公交司機。我們那時候畫漫畫的叫阿高，我在節目也提過他，他是個漫畫畫得很好的人，他是做地下樂隊的，是個低音吉他手。他日常的生活其實就在大角咀旁邊一個面包店裡烤蛋糕。
那些妓女急急忙忙上下樓，整個茶餐廳裡面人「上上上」、丟報紙，「搣馬飛」，賭馬要有一張票，像彩券一樣。我們在這樣的環境裡讀書，比如讀唐君毅先生的《中國文化之花朵飄零》，讀《佛性與般若》，讀錢賓四先生的書或者一些很前衛的作家。當年朗天的爸爸他們那一輩，寫那種他們覺得很前衛的小說，五十年代的小說也夠怪的，一本小說中間九頁是空白的，大家都以為印錯了，其實不是，他是故意的，他覺得那九頁空白代表的是后羿射下來的九個太陽，那是五十年代的東西。
這就是我的香港，這是我所愛的香港，這是一個做藝術家或者文化人不會像在北京，有個地方、有個圈子大家混，大家都往那兒去，沒有，我們是分散在城市的不同的角落，混跡於各種各樣三教九流的人中間，在那個環境底下我們可以完全不受打攪的繼續讀書、寫作，我們不會覺得吵，因為我們太習慣了。我們寫什麼呢？如果你要寫作的話寫的東西會是什麼樣的東西呢？這些東西絕大部分都是會消失的，因為在香港你要做一個小說家，我指的是專心的，比如寫《西夏旅館》，要很專心要寫一部四十萬字的小說，這種狀況在香港是幾乎不可能的。香港寫長篇最有名的作家大家都讀過，那就是金庸，對不對？哪怕是像金庸這長篇怎麼來的，大家也知道，是當年報紙的連載，每天一段、每天一段，是報紙的連載。那另一個有名的長篇作家也可能都讀過的，是倪匡，還有誰呢？古龍，還有誰呢？亦舒。還有誰呢？張小嫻。這些所謂的長篇都是報紙連載連載連載，香港延續了一個民國年間文人在報紙上面的副刊或專欄寫專那種傳統，大家都靠這個來生活，你只能靠這個生活，但稿費又不是太高，所以你要什麼都能寫，你要什麼都可以寫，而且要能通俗，你要能寫得很通俗。但是在偶爾的情況下你可以冒一些險。比如說我在剛剛出道，開始寫稿是在1988年，在報紙寫專欄。那個年代當然不像現在有E-mail、有電腦，還在用手寫。傳真是有了，但是有時候真的趕起來或者怎麼樣我們還是會直接送稿會報館，或者報紙編輯來收稿，這是我見過的。那個年代我見過一些真正的老報館，遺存下來的還有像《華僑日報》啊。那個報館是當年老報館的風格，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個電影叫《胭脂扣》？或者像《花樣年華》中梁朝偉供職的那種報館，就是那種感覺。我都覺得很奇怪，不曉得為什麼當年的報館門口都像西部片裡面的酒吧一樣，門是要這樣推開的。走進去，就會發現整個空間都是木頭的顏色，煙霧繚繞，昏黃的燈光，油墨的氣味，打字機的聲音、算盤的聲音，很吵鬧。你會看到一個老頭在一個角落在編稿，在編輯，有人會告訴我們這些十幾二十歲年輕人，「這個就是誰誰誰」，「哦，就是誰誰誰」。那個「誰誰誰」是誰呢？他也許是一個我們傳說中的一個很了不起的作家，他寫了些什麼呢？他也許曾經用了三十多個筆名（那這些筆名有很多他自己都不記得了）在某份報紙上面寫過連載的色情小說，那這是我們那一代文化人都幹過的事，朗天他們都幹過，那時候我只寫了很短很短幾篇，我也跟你講過，就是我寫這個《鹹濕黃飛鴻》，就是《鹹濕黃飛鴻》。「鹹濕」大家懂是什麼意思嗎？就是廣東話大家都懂，就是好色的，《好色黃飛鴻》，我記得我寫那幾篇他們後來就不用我了，所以我就沒再寫了。我坦白講，那時候還有一點文人的那種自尊心，覺得過不去。我寫的那幾篇是講什麼《鹹濕黃飛鴻》、《盤腸大戰十三姨》，我們寫這種東西，寫馬經，教人賭錢。但是莫名其妙有些老前輩作家他也許一個月他也不曉得怎麼回事，忽然在整個月在考證，寫的東西是在考證唐朝的玻璃。或者某個作家他忽然寫了一個什麼專家，大家都覺得好佩服，但那個專欄它是注定永遠不會出書的，它就在報紙上出現，那個報紙的前後內容就是什麼地方砍人了、什麼地方暴動了，混雜在這些內容裡面，出現一天，不見了，除非你剪報，要不然他就永遠消失了。
我有一本書在大陸出版，叫做《我執》，這部書原來就是一個報紙的專欄，這個專欄當年在香港超爛的，現在也是，在只剩下幾千個讀者的《成報》裡連載。我們有一個很尊敬的文學界前輩叫葉輝，他在《成報》當社長。葉輝其實就是我剛才形容的這種人，在報紙裡面混跡，他叫我們這幫晚輩來幫忙，董啟章、我、還有一些其他人都來了，我們覺得老人家喊我們的時候我們要來，但所有人都勸這個大哥，「大哥，聽說這份報紙的老闆不發薪水的，你這番前去很危險啊。」「放心吧，我已經做好了充足的心理準備，我不會對不起自己，更不會對不起大家，全部都有稿費」。我們說，「大哥，稿費不是最重要的，這個報紙能搞得起來嗎？不會半途倒掉嗎？」「沒事，跟我上，弟兄們。」我們就去了，我就寫了半年，到現在還是沒有稿費，他自己半年的薪水也沒拿到。有一天他忽然給大家打電話說，「對不起，我還是要走了，雖然是社長，但半年沒拿到薪水，你們也趕快散吧」。所以大家就散了。那半年我寫的那些文章，就是現在這本書《我執》。我寫得蠻文藝腔的，當時香港一些年輕的文藝愛好者覺得寫得好。我在想，如果不是時代的變化，我們有一個身份變化的機會，我就會成為八零年代我曾經看到的那種穿汗衫、踩拖鞋的老頭，在報館一角叼著煙，在一個吊扇下改人家的稿子，然後有一些年輕人就會講「哎喲，那個就是當年寫《我執》那個專欄的梁文道，我看過幾篇，但是我中學的剪報早就丟掉不見了」。不斷地寫，不斷地出現，不斷地消失，我見過太多這種人，在以前、現在、身邊，一個一個的出現，一個一個的消失。我常常講的一個故事，我有幾位很佩服的前輩，是當年在香港搞社會運動的，很激進，我認識一個北京的哥們，他跟我說他對中國的托派很感興趣，我們知道這是很敏感的一個題目，但是他跟我要這方面材料，因為他知道中國最後的托派都在香港。我見過一些老人，八十多歲，臨死前幾年眼睛壞掉了，寫稿是用毛筆，斗大的字寫在宣紙上，一張紙才寫二十個字，寫了一份遺稿，寫得是什麼呢？是他從托派的角度分析中國革命的前途。晚年的時候他寫這些東西，他的所有子孫都覺得他瘋掉了，他死了之後，他的子孫趕快把他一生的藏書跟這個稿子拿出來賣給舊紙行，被我一個開書店的朋友發現了，然後搶救回來，我見過那批稿子。這個八十多、九十歲的老人在寫當年中國托派的想法，中國革命走上了錯誤的道路。只有托洛茨基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才是真正的道路，要救國，我們遲早要回到這條路。
我再補充一個，就是剛剛我說的那些前輩，有一些前輩我見過。當時搞社會運動是這幫老托派的徒孫，也叫「托派」，他們成立了一個政黨，叫「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當時跟他們敵對的勢力是無政府主義者，當時有個說法，無政府主義者的顏色是黑色，馬克思主義是紅色，後來有人試圖溝通兩邊叫做「紅黑兩旗並舉」。我們剛剛說的香港好像變成一個反動革命基地，好像很厲害，但是請注意，剛才我說的這兩個政黨，跑到巴黎開國際會議的這些人，其實人數從來沒超過兩百人，就到鬧市中間搞革命或者怎麼樣，但是搞革命也要吃飯、要生活，靠什麼謀生呢？還是我剛才說的那套老路，到媒體、電影裡寫寫劇本或者怎麼樣，最好的出路就是寫馬經，教人賭馬。香港曾經有一個紅及一時，現在仍然在寫馬經的馬評家，他用的筆名叫「馬恩賜」，這個筆名曾經是三個人的，三個革命同志，迫於生活，在資本主義體制下苟延殘喘，希望賺點錢，籌募革命經費，所以他們寫馬經，共用的筆名叫「馬恩賜」。「馬恩賜」大家知道是什麼意思嗎？聽起來是「賭馬，賜給我好運氣」對不對？不是，他的意思是「我的一生，所有的一切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所賜」，但這是一個教人賭馬的馬評家的筆名。
我最後再講一個故事，就是西西，我們心目中香港最好的作家。她寫《我城》是七十年代，那時候怎麼寫，我們知道西西是教書的，她住的房子特別小，窄的程度不可思議，不會有什麼書房。我記得我九零年代探訪北京的一些藝術家，北京的朋友、文化人告訴我說家很小，怎麼樣爛，我一進去看到每個都是豪宅，相對我們來講，我們住的又窄又小。那時候西西一家人一起住，她根本連一張像樣的書桌都沒有，她桌子上是每天要改的學生作業，家裡人還會看電視、打牌，她怎麼寫作呢？她就做了一個小木板，每次寫小說的時候她就躲進廁所把馬桶蓋放下來坐在上面，把這個板子放到大腿上墊稿紙，開始寫，這就是《我城》。這就是我們，這是我的香港、我喜歡的香港，這是我們創作的環境，真的是窮，到底工不工那是另一個問題，也是等一下我們要討論的。我今天先講到這裡，然後看駱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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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覺得在看香港文學的時候，八十年代曾經有一個討論，大家都說香港是個沒有故事的城市，或者故事輪不到我們講，為什麼？別人都快把我們講跑了，我非常記得回歸的時候，當時中央電視台或者大陸的很多媒體都在講香港的歷史故事，在我看來那些故事全部都不能自圓其說。比如他們每次談到香港被丟在外面那麼多年，現在終於回來了，為什麼現在才回來？因為祖國強大了。其實1949年我們就能回去了，因為1949年的時候兵都到了羅湖，當時英國是完全沒有能力應付這個狀況的，完全可以解放香港，但是停住了。我記得當時的紀錄片有一幕不曉得是哪一位將軍，勒馬河邊，嘆息了一聲，還在英國米字旗下的彼岸怎麼樣，完全是虛構的，當時我不知道所謂的勒馬河邊不收回香港的真正理由。香港是新中國必須要保留住的一個對外的殖民地，因為它是個生金蛋的鵝，整個國家當時對外關係那麼緊張，只有透過香港外匯，其實保留香港是為了一個非常功利的理由，假如我們真的有那麼大的民族情感，我們應該不顧一切對不對？但沒有。當時我們看到的書裡的這些故事，在我看來是假的、是不能自圓其說的、是矛盾的。所有人都在講我們的故事，我們自己卻沒有故事，我們就像本雅明那樣一片一片的片段，甚至像董啟章那樣虛構一個，如果沒有故事就虛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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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我想問一下，香港回歸這麼多年了，香港整個社會風土人情、生活習性，還有其它一些東西有什麼大的變化？謝謝！
梁文道：謝謝，這也是一言難盡的事，我很難現在告訴你香港有什麼變化，變化天天都有對不對？但最大的變化是，一方面來講香港比以前更糟了，更糟的意思是說原來殖民體制下很多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沒有變，當時很有名的說法是香港的體制維持五十年不變，鄧小平那句有名的話叫「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這句話另翻譯一個意思就是香港被封存在一個時間膠囊裡面。這個不變包括它原來的一切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那套制度大家都覺得是使香港成為香港的制度，可是大家忽略的是那套制度是在殖民地下誕生的制度。大家都以為只要讓香港維持原來殖民地時代的樣子就會很好，而忽略了那個東西其實有它黑暗的一面，這個黑暗面我覺得這十多年來變得更嚴重。但是你又覺得不可改變，因為我們認定了五十年不變，所以香港出現了一批「八十後」，跟大陸講的「八零後」是不同概念的年輕人。這個「八十後」是一批有很強大反省能力和動員能力的年輕人，他們在過去幾年對各種社會問題提出很尖銳的批判，而且願意採取行動。比如為了反對高鐵興建，他們動員了，政府都嚇壞了，一萬個「八十後」的年輕人包圍香港立法會。他們整個行動又迅速又有創意，口號很動人，我覺得從這方面香港要比以前更好，就是我覺得香港進入了第二次現代化階段，整個社會開始集體反省我們是不是真的有我們過去說的那麼好，我們是不是真的像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優秀，還是說我們其實是有很多問題，我們應該改造、批判自己。
我們知道今天香港主流掌權者，從政府到一些大商人，他們每天想的問題就是香港快被北京上海超越了，香港要怎麼樣才能始終保持在全國領先地位，他們想的全是這個。但是我覺得香港新一代年輕人想的不是這些問題，他想的是上海要走我們過去的老路要走得比我們還快，那就讓它去走，北京喜歡蓋高樓那就讓它去蓋，我們受夠了，我們不要再拆房子了，我們要鄉村。也就是說各位在北京今天受房價之苦，這個東西是我們過去數十年在忍受的，我看到今天的北京就是在看過去二三十年我們經歷的香港，一模一樣，而且香港的房價現在都還比北京貴。我們前陣子還拍出一個全球最高價的房子，3億多港幣，是一個來自廣東惠州的80後少婦買的。記者後來打電話問到她，說你怎麼買得起這個房子啊？你老公做什麼的呢？那個80後廣東少婦的答案是，這在我們廣東是中等收入。我覺得香港有點受夠了，就是你們要搶競爭力你們去吧，你們要拼速度、效率，你們去吧，香港現在年輕人想的是我們怎麼樣生活會更幸福。也許錢沒那麼多，但是我們要更民主，我們要更平等，我們要更公正。所以很多老人都看不慣，覺得香港年輕一代不再像當年那個香港，現在的香港年輕一代想的就是不要變成當年那個香港。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變化挺大的。現在的矛盾跟衝突其實是非常劇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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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剛才那位同學問的可能是經驗匱乏的，我想問一下「後工」，我覺得梁老師好像一直沒有談到這一塊的東西，我想聽聽兩位老師對於這個「工」的一些解釋，這個工為什麼是工作的工，不是用功的功。尤其是駱老師，我很欣賞您那種敘事性，其實我希望讓更多的人可以知道駱老師是怎樣一個人，您能用簡短、直接的方式讓大家知道你嗎？
梁文道：你應該開一個微博，所寫的東西不准超過140字。我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講故事、寫作的方式，但我們今天的問題是常常希望所有人都是這樣子寫，這樣子說話。我們看書或者聽人說話是一個互相調整的過程，到底是期待人家改變來牽就我，還是我去改變牽就人。我不知道，但我常常覺得在長大的經歷中，我總是被改變的人，這一連串的改變過程，才會有成長，才會有變化，當然我們會覺得駱以軍這麼講話好像很難懂，這就要看你有多想懂了，你在聽的時候，你聽到什麼，你有沒有進去。
我來正面回答你，為什麼是這個「工」呢？因為這個不是成語嘛，人家就是這麼寫的，這個工的理由就在於它是工巧，很漂亮的那種感覺。舉個例子，我是廣東順德人，廣東當然珠三角不錯，是魚米之鄉，也不能說窮，但是我們那個地方的人常常以為自己窮，所以要求後工，我們做飯很少用山珍海味的原材料，有一道傳說中的名菜叫做釀豆芽，是什麼呢？就是豆芽菜。我們把豬肉、鯪魚肉、菇、蘿蔔幾種東西剁成醬，灌進豆芽裡面，然後拿來煮湯，這個菜名就叫豆芽湯，你聽名字完全不起眼，但是老饕一看到豆芽湯就知道大師傅來了。這叫窮而不工，材料不多就能做這種東西。窮而不工是我定的題目，為什麼呢？它包含很多意思，很多人會覺得我們這些海外人好像沒有故事可說，但其實不是沒故事，經驗太多了，就像你見過的生死太多，反而你是不會說話的。我想講的窮是很多層面的意義，因為剛剛受到駱以軍的影響，要不本來我會講一些不是故事的，也許更合您意一些比較理論的東西。
我簡單講一個例子吧，什麼叫窮呢？例如我們香港人在語言上就是很窮的，為什麼呢？像你們寫東西比我們舒服多了，我還好，我起碼在台灣長大，各位你們從小寫作大概從來沒有什麼太大困難，我為什麼可以這麼講？因為比起香港人，都是說粵語寫白話，如果真按廣東話那樣寫，整個寫出來的東西是不對的，所以我們從小寫作的時候，所有的同輩作家包括啟章都要經過一個非常痛苦的調整過程。那不是一個天生的語言，不是自然的語言，我們可以說那是窮的。在那個窮困狀態下，我們更意識到語言這個東西跟我要表達的東西、跟我看到的東西之間永遠不是自然的、永遠不是直接的，正是中間斷鏈才使我們意識到文字的虛構、文字的問題，文字不是那麼自然的東西。這就是我們的「工」，真的是要做一番造作，我們所學的中文的一切現成的表述方式都是脫離實際生活環境的。
當然台灣其實是另一種狀況，四五十年代之後，國民黨帶過去一批外省人，裡面有一些是現代主義的健將，但是台灣恰恰是對社會寫實很抗拒的，因為一社會寫實你就是紅色的、你就是共產黨，這個現代主義還有另一個方面就是本省的過去用日文寫作的作家，那批作家深受日本現代文學影響，所以台灣的現代主義的根埋得很深很深，而且被激情推漲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他對於語言也變得特別敏感。所以我覺得我們三個地方都跟大陸完全不一樣，語言對我們構成了不同的問題。
POSTED AT 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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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6 July 2011
占飛 忽然文化 兩位天后 兩種集體回憶
2011年7月6日
這個世界沒有什麼是可以保證的，什麼或然定律、山盟海誓亦然。占飛兜咁大個圈其實只想講一樣嘢：「舞台上沒有永恒的票房保證，也沒有永不過期的票房毒藥。」這金科玉律影響我近年觀賞藝術的態度，有時寧棄名牌，找些名氣較小甚至不見經傳的劇目來看，反而如在夾縫中尋寶，不時有意外收穫。
這是我最近看過兩位天后之後，再一次有感而發。
早陣子占飛去牛池灣文娛中心欣賞舞台劇《天后》，這是劇團「捌秋壹」十歲牛一的慶生之作，找來香港舞台界唯美老祖麥秋當藝術顧問。單看劇目，八九十後可能猜測它是對王菲或是Lady Gaga的tribute？非也，劇中的天后確是如假包換被中國人奉為神明的天后娘娘，故事以家喻戶曉的神明為經，一段愛情故事為緯，穿插香港由四十年代的小漁港發展到八十年代大城市之間的變化。
劇本寫得好，一查原來是杜國威二十年前的作品。美中不足是，占飛對於硬銷「香港精神」的金雞變鳳凰式洗腦劇，向來頗反感，每次見到總令我浮現煲呔扮陽光男孩叫「起錨」般超錯。《天后》以歌曲貫穿全劇說香港的奮鬥故事，最後「齊歡唱」《明天會更好》的場面觸按了占飛的雞皮疙瘩掣。撇除這點水土不服，劇團成員的「有心演出」還是很能打動占飛，甚至值得揮筆推介作為莘莘學子的通識教材。留意對白，總好過睇公式化的教育電視吧。
「鹹水歌」通識教育
事實上，此劇全無對白。占飛並非老點閣下去睇默劇，而是《天后》確是顛覆了一般話劇的傳統，演員全部清唱鹹水歌、南音、廣東小調以及流行曲代替對白，更有不少是群戲，互相對唱，難度比一般話劇為高，而且演員必須對戲曲有一定認識，因為不少字詞乃巧用了粵曲的戲碼和調子。演員雖不乏八九十後，但他們都拿揑得可以。占飛打聽所得，原來劇團不少中堅分子都有粵劇或者戲曲根底，怪不得，看場刊才知道《天后》的樂隊領班、笛子、洞簫甚至二胡都是八十後，認真後生可畏。
「鹹水調」是什麼？即是廣東沿海地區的白話漁歌，即係高叫「呢吖……」然後阿哥阿妹乜乜物物的調情民歌，相信依家已經無人識唱。占飛見到不少小朋友進場後，聽到鹹水歌都表現得好興奮，反正詞是廣東話好淺白，佢哋當rap歌聽，也別有一番風味和教育作用，讓他們了解舊世界面貌。
二十年前的舞台變化當然比今時今日單調，「捌秋壹」特意加插多媒體舞台效果，除了投射香港昔日實影作為舞台背景，「沙畫」效果可謂神來之筆，（當然在場小朋友不知道在眼前變化多端的圖畫是用沙來堆砌，還以為是劉謙來了，即席表演魔術。）
值得一讚是女主角廖愛玲，當然她算不上國色天香，但占飛看她短短兩個小時由十多歲的少女演到龍鍾老婦，演技自然老到，可跟視后鄧萃雯比拼，也賺了在場人士不少熱淚。「捌秋壹」是成立於2000年的業餘劇團，正如創團主席廖愛玲話齋，劇團既是業餘性質，注定艱苦經營，慣咗「睇餸食飯」甚至「巧婦難為」，但卻拋下豪情壯語：「業餘不代表不專業！」氣勢猶如當年周潤發那句經典台詞：「我大聲唔代表無禮貌」，兩者同樣帶有申訴式的說服力。
另一位天后，是慈禧太后。說的當然是阿姐汪明荃飾演慈禧的新派粵劇《德齡與慈禧》，它將於8月載譽歸來，三度重演。好老實，占飛5月過濠江看過，好欣賞羅家英把香港話劇團的名劇改編成新潮粵劇以至引發了粵劇新潮，但確實在受不了羅太的出力演出。
汪阿姐等同皇后碼頭
汪阿姐做秋瑾、演洛琳，甚至野蠻奶奶占飛都拍爛手掌，演《京華春夢》唱小調還可以，但阿姐唱粵曲真的不敢恭維，不是說你不落力唱，占飛看到阿姐愈落力愈吃力，功架、造手和身段都有點over造作了，或許占飛不應批評一位六十三歲的多面藝人，但總須要以戲論戲。
當然，我相信，無論《德齡與慈禧》重演多少次，它還是會掀起搶購潮，無他的，阿姐的死硬粉絲太多了！難怪林夕說，汪明荃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重要性等同皇后碼頭。
這個世界沒有什麼是可以保證的，什麼或然定律、山盟海誓亦然。占飛兜咁大個圈其實只想講一樣嘢：「舞台上沒有永恒的票房保證，也沒有永不過期的票房毒藥。」這金科玉律影響我近年觀賞藝術的態度，有時寧棄名牌，找些名氣較小甚至不見經傳的劇目來看，反而如在夾縫中尋寶，不時有意外收穫。
這是我最近看過兩位天后之後，再一次有感而發。
早陣子占飛去牛池灣文娛中心欣賞舞台劇《天后》，這是劇團「捌秋壹」十歲牛一的慶生之作，找來香港舞台界唯美老祖麥秋當藝術顧問。單看劇目，八九十後可能猜測它是對王菲或是Lady Gaga的tribute？非也，劇中的天后確是如假包換被中國人奉為神明的天后娘娘，故事以家喻戶曉的神明為經，一段愛情故事為緯，穿插香港由四十年代的小漁港發展到八十年代大城市之間的變化。
劇本寫得好，一查原來是杜國威二十年前的作品。美中不足是，占飛對於硬銷「香港精神」的金雞變鳳凰式洗腦劇，向來頗反感，每次見到總令我浮現煲呔扮陽光男孩叫「起錨」般超錯。《天后》以歌曲貫穿全劇說香港的奮鬥故事，最後「齊歡唱」《明天會更好》的場面觸按了占飛的雞皮疙瘩掣。撇除這點水土不服，劇團成員的「有心演出」還是很能打動占飛，甚至值得揮筆推介作為莘莘學子的通識教材。留意對白，總好過睇公式化的教育電視吧。
「鹹水歌」通識教育
事實上，此劇全無對白。占飛並非老點閣下去睇默劇，而是《天后》確是顛覆了一般話劇的傳統，演員全部清唱鹹水歌、南音、廣東小調以及流行曲代替對白，更有不少是群戲，互相對唱，難度比一般話劇為高，而且演員必須對戲曲有一定認識，因為不少字詞乃巧用了粵曲的戲碼和調子。演員雖不乏八九十後，但他們都拿揑得可以。占飛打聽所得，原來劇團不少中堅分子都有粵劇或者戲曲根底，怪不得，看場刊才知道《天后》的樂隊領班、笛子、洞簫甚至二胡都是八十後，認真後生可畏。
「鹹水調」是什麼？即是廣東沿海地區的白話漁歌，即係高叫「呢吖……」然後阿哥阿妹乜乜物物的調情民歌，相信依家已經無人識唱。占飛見到不少小朋友進場後，聽到鹹水歌都表現得好興奮，反正詞是廣東話好淺白，佢哋當rap歌聽，也別有一番風味和教育作用，讓他們了解舊世界面貌。
二十年前的舞台變化當然比今時今日單調，「捌秋壹」特意加插多媒體舞台效果，除了投射香港昔日實影作為舞台背景，「沙畫」效果可謂神來之筆，（當然在場小朋友不知道在眼前變化多端的圖畫是用沙來堆砌，還以為是劉謙來了，即席表演魔術。）
值得一讚是女主角廖愛玲，當然她算不上國色天香，但占飛看她短短兩個小時由十多歲的少女演到龍鍾老婦，演技自然老到，可跟視后鄧萃雯比拼，也賺了在場人士不少熱淚。「捌秋壹」是成立於2000年的業餘劇團，正如創團主席廖愛玲話齋，劇團既是業餘性質，注定艱苦經營，慣咗「睇餸食飯」甚至「巧婦難為」，但卻拋下豪情壯語：「業餘不代表不專業！」氣勢猶如當年周潤發那句經典台詞：「我大聲唔代表無禮貌」，兩者同樣帶有申訴式的說服力。
另一位天后，是慈禧太后。說的當然是阿姐汪明荃飾演慈禧的新派粵劇《德齡與慈禧》，它將於8月載譽歸來，三度重演。好老實，占飛5月過濠江看過，好欣賞羅家英把香港話劇團的名劇改編成新潮粵劇以至引發了粵劇新潮，但確實在受不了羅太的出力演出。
汪阿姐等同皇后碼頭
汪阿姐做秋瑾、演洛琳，甚至野蠻奶奶占飛都拍爛手掌，演《京華春夢》唱小調還可以，但阿姐唱粵曲真的不敢恭維，不是說你不落力唱，占飛看到阿姐愈落力愈吃力，功架、造手和身段都有點over造作了，或許占飛不應批評一位六十三歲的多面藝人，但總須要以戲論戲。
當然，我相信，無論《德齡與慈禧》重演多少次，它還是會掀起搶購潮，無他的，阿姐的死硬粉絲太多了！難怪林夕說，汪明荃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重要性等同皇后碼頭。
Monday, 6 June 2011
自治粤文之正字錄（一）
by Chapman Chen on Thursday, 02 June 2011 at 03:14
正如陳雲仁兄話齋，「自治、憲政、國族論述」真乃本港當務之急。小弟認為 Language is politics，香港要發展身份論述，就必須將香港粤文發展為成熟語文。
查廣東話屬絕大部分香港人母語，惟書面形式重未有鐵定標準，不少人以為廣東話係俗語，難登大雅之堂。殊不知廣東話歷史長過北京話好多，秦始皇箇陣經已有人用，而今保留徂[ 咗]大量古音古字，雅過北京話不知凡幾，全球共有七千萬人用亘[ 緊]。 重有，廣東話係同西方接觸最多之中華語言，蜚聲國際，故應多所促進。
香港粤語不少詞語其實係古文，而且外省人不用注釋也可以望文生義，例如，「舊時」（見劉禹錫〈烏衣巷〉﹕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隔籬」（見杜甫〈客至〉﹕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而絕大部份講得出其粤語字都可以在古籍中捃到，只不過時因一音之轉而不為今人所識，譯文儘量用返，等人知道粤文有幾優雅。下表對照譯文所用香港粤語字、其正字與共古書用例：
正字 俗寫 古書用例
怗 掂 《集韻》《韻會》託協切，音帖。《玉篇》服也，靜也。《公羊傳·僖四年》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以此 爲王者之事也。
徂 咗 《廣韻》昨胡切《集韻》叢租切，祚平聲。《爾雅·釋詁》往也。《詩·小雅·小明》：我征徂西。
爾 呢 陶潜飲酒詩：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無 冇 《康熙字典》：按禮器：詔侑武方。註：武當爲無，聲之誤也
屌 門+小 《字彙》丁了切，貂上聲。男子隂。金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卷三：「怎背誦《華嚴經》呵？禿屌！」老舍《茶館》第二幕：「屌，揍他個小舅子！」
尸+求 門+九 《字彙》渠尤切，音裘，男子陰異名。姚雪垠《李自成》第二卷第二四章：「馬元利用鼻冷笑一聲說：他算個！」
尐 啲 《說文》少也。從小乀聲。讀若輟。
來 嚟 《康熙字典》：又叶落蓋切，音賴。《屈原·離騷》因氣變而遂會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
逳 郁 《廣韻》《集韻》𠀤餘六切，音育。《玉篇》轉也，行也。《廣韻》步也。
ム 乜/咩 宋謝庭芳辨惑論：如以疾，苟能断其安危，决其吉凶，可也，必曰ム神禍之，ム神祟之。
膼 胍 《廣韻》陟瓜切《集韻》張瓜切，𠀤音檛。《廣韻》膇也。《集韻》腿也。
土+耷 撻 《集韻》德盍切，地之區處。
出處
曾焯文。《中港猴王》序。曾焯文譯《中港猴王》電子書（可于http://www.24reader.com/234957#detail_tab3以港幣三元借閱）。Caleb Kavon 原著。The Monkey in Me: Confusion, Love and Hope under a Chinese Sky。香港：由香港文韻出版社出版，二零一零年。頁八至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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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to Cheng, Chapman Chen, Wan Chin and 22 others like this.
Wan Chin 好耶！
02 June at 03:30 · Like · 3 people
Chapman Chen 好多人話香港廣東話係俗語，甚至部份研究粤語粵文者都恁（咁）講，但九成以上香港粵文之本字都可以向四書五經等古籍中捃（搵）到，又何俗之有呢？
02 June at 04:03 · Like
Yau Kwan Kiu 睇埋:
http://zh-yue.wikipedia.org/wiki/粵語本字
02 June at 04:34 · Like · 1 person
Yau Kwan Kiu great.
02 June at 04:38 · Like
Yau Kwan Kiu "殊不知廣東話歷史長過北京話好多，秦始皇箇陣經已有人用"
well- almost
02 June at 04:38 · Like · 1 person
Lok-Ying Cheung Chapman 好波！
粵語千百年來飽受北方大中原沙文主義壓迫，長期受邊緣化，（當然中共奪權後更加大肆蹂躪），大量粵音寫法佚失，需要做字或借音，造成粵語被誤以為「有音無字」， 最慘連好多廣東人都被洗腦，認為粵語「難登大雅之堂」！
02 June at 07:35 · Like · 4 people
Lok-Ying Cheung 我地真正要'我手寫我口', 唔係我手寫北佬口！
02 June at 07:38 · Like · 1 person
Bee Wan 今時今日要用粵語做書面語, 真係有難度, 皆因日常口語已演變到好瑣碎, 見尐後生講野講極唔到重點就知. 寫粵語, 必先有寫文言既基本功呀.
02 June at 08:56 · Like · 1 person
Yau Kwan Kiu 最重要係真誠直白
02 June at 22:02 · Like · 1 person
Stanley Ng 挑那星，粵語緊係威水啦，駛乜講？如果唔係邊有上億人日日用？其實中華大地每種言語都係源遠流長，係文化的愧寶，不過係某政權要大一統，要方便統治，唔珍惜文化資源，先搵單一語言黎取代/消滅各種語言。
我承認，國語/普通話係需要識o既，正如要學英文一樣，語言是工具、用來溝通。但母語與方言絕對絕對唔可以取代。
02 June at 23:35 · Like · 2 people
Yau Kwan Kiu 國語之嘛, 唐話講乜少少咪係囉. 使學0既咩?
02 June at 23:49 · Like
Cheung Fei Fan 佩服!
03 June at 12:56 · Like
by Chapman Chen on Thursday, 02 June 2011 at 03:14
正如陳雲仁兄話齋，「自治、憲政、國族論述」真乃本港當務之急。小弟認為 Language is politics，香港要發展身份論述，就必須將香港粤文發展為成熟語文。
查廣東話屬絕大部分香港人母語，惟書面形式重未有鐵定標準，不少人以為廣東話係俗語，難登大雅之堂。殊不知廣東話歷史長過北京話好多，秦始皇箇陣經已有人用，而今保留徂[ 咗]大量古音古字，雅過北京話不知凡幾，全球共有七千萬人用亘[ 緊]。 重有，廣東話係同西方接觸最多之中華語言，蜚聲國際，故應多所促進。
香港粤語不少詞語其實係古文，而且外省人不用注釋也可以望文生義，例如，「舊時」（見劉禹錫〈烏衣巷〉﹕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隔籬」（見杜甫〈客至〉﹕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而絕大部份講得出其粤語字都可以在古籍中捃到，只不過時因一音之轉而不為今人所識，譯文儘量用返，等人知道粤文有幾優雅。下表對照譯文所用香港粤語字、其正字與共古書用例：
正字 俗寫 古書用例
怗 掂 《集韻》《韻會》託協切，音帖。《玉篇》服也，靜也。《公羊傳·僖四年》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以此 爲王者之事也。
徂 咗 《廣韻》昨胡切《集韻》叢租切，祚平聲。《爾雅·釋詁》往也。《詩·小雅·小明》：我征徂西。
爾 呢 陶潜飲酒詩：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無 冇 《康熙字典》：按禮器：詔侑武方。註：武當爲無，聲之誤也
屌 門+小 《字彙》丁了切，貂上聲。男子隂。金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卷三：「怎背誦《華嚴經》呵？禿屌！」老舍《茶館》第二幕：「屌，揍他個小舅子！」
尸+求 門+九 《字彙》渠尤切，音裘，男子陰異名。姚雪垠《李自成》第二卷第二四章：「馬元利用鼻冷笑一聲說：他算個！」
尐 啲 《說文》少也。從小乀聲。讀若輟。
來 嚟 《康熙字典》：又叶落蓋切，音賴。《屈原·離騷》因氣變而遂會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
逳 郁 《廣韻》《集韻》𠀤餘六切，音育。《玉篇》轉也，行也。《廣韻》步也。
ム 乜/咩 宋謝庭芳辨惑論：如以疾，苟能断其安危，决其吉凶，可也，必曰ム神禍之，ム神祟之。
膼 胍 《廣韻》陟瓜切《集韻》張瓜切，𠀤音檛。《廣韻》膇也。《集韻》腿也。
土+耷 撻 《集韻》德盍切，地之區處。
出處
曾焯文。《中港猴王》序。曾焯文譯《中港猴王》電子書（可于http://www.24reader.com/234957#detail_tab3以港幣三元借閱）。Caleb Kavon 原著。The Monkey in Me: Confusion, Love and Hope under a Chinese Sky。香港：由香港文韻出版社出版，二零一零年。頁八至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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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 Chin 好耶！
02 June at 03:30 · Like · 3 people
Chapman Chen 好多人話香港廣東話係俗語，甚至部份研究粤語粵文者都恁（咁）講，但九成以上香港粵文之本字都可以向四書五經等古籍中捃（搵）到，又何俗之有呢？
02 June at 04:03 · Like
Yau Kwan Kiu 睇埋:
http://zh-yue.wikipedia.org/wiki/粵語本字
02 June at 04:34 · Like · 1 person
Yau Kwan Kiu great.
02 June at 04:38 · Like
Yau Kwan Kiu "殊不知廣東話歷史長過北京話好多，秦始皇箇陣經已有人用"
well- almost
02 June at 04:38 · Like · 1 person
Lok-Ying Cheung Chapman 好波！
粵語千百年來飽受北方大中原沙文主義壓迫，長期受邊緣化，（當然中共奪權後更加大肆蹂躪），大量粵音寫法佚失，需要做字或借音，造成粵語被誤以為「有音無字」， 最慘連好多廣東人都被洗腦，認為粵語「難登大雅之堂」！
02 June at 07:35 · Like · 4 people
Lok-Ying Cheung 我地真正要'我手寫我口', 唔係我手寫北佬口！
02 June at 07:38 · Like · 1 person
Bee Wan 今時今日要用粵語做書面語, 真係有難度, 皆因日常口語已演變到好瑣碎, 見尐後生講野講極唔到重點就知. 寫粵語, 必先有寫文言既基本功呀.
02 June at 08:56 · Like · 1 person
Yau Kwan Kiu 最重要係真誠直白
02 June at 22:02 · Like · 1 person
Stanley Ng 挑那星，粵語緊係威水啦，駛乜講？如果唔係邊有上億人日日用？其實中華大地每種言語都係源遠流長，係文化的愧寶，不過係某政權要大一統，要方便統治，唔珍惜文化資源，先搵單一語言黎取代/消滅各種語言。
我承認，國語/普通話係需要識o既，正如要學英文一樣，語言是工具、用來溝通。但母語與方言絕對絕對唔可以取代。
02 June at 23:35 · Like · 2 people
Yau Kwan Kiu 國語之嘛, 唐話講乜少少咪係囉. 使學0既咩?
02 June at 23:49 · Like
Cheung Fei Fan 佩服!
03 June at 12:56 · Like
自治粵文之正字錄（ニ）
by Chapman Chen on Friday, 03 June 2011 at 20:56
好多人話香港廣東話係俗語，甚至部份研究粤語粵文者都恁（咁）講，但九成以上香港粵文之本字都可以向四書五經等古籍中捃（搵）到，又何俗之有呢？更多例子如下:
正字 俗寫 古書用例
踣 仆 《莊子·外物》: 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管子·七臣七主》: 遇周武王，遂為周氏之禽，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愉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踣，舉事不時，必受其菑。
「氏失」 唧 哱哱「氏失」
不 唔 淮南子·主術篇：不偏一曲，不黨一事。
返 番 《新序·義勇》:「既懼，何不返？」
等 哋 《法華經》:汝等行道，皆當作佛
其 嘅 尚書 周書 康誥第十一：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崽 仔 《方言·第十》: 崽者，子也。湘沅之會，凡言是子者謂之崽，若東齊言子矣。
伆 甩 《揚子·方言》伆邈，離也。吳越曰伆。《博雅》斷也。又《集韻》文拂切，文入聲。義同。
焉個 邊個 裏仁: 子曰：“裏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墨子》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
煞 哂 北宋柳永 迎春樂 近來憔悴人驚怪。為別後，相思煞。我前生、負你愁煩債、便苦恁難開解
恁 咁 辛棄疾《沁園春》君非我，任功名意氣莫恁徘徊；柳永《定風波》早知恁般麼，恨當初不把雕鞍鎖。
亙 緊 《聊齋志異·狐嫁女》廣數十畝,樓宇連亙。
扚 的 《揚子·方言》揜取曰扚。又《廣韻》都歷切《集韻》丁歷切，𠀤音的。引也。
咼 喎 《說文》徐注音：苦媧切，如和上聲，「咼口戾不正也」，引申為不正。竇昉嘲許子儒詩：「今日綸言降，方知愚計喎」
怎解 點解
箇 嗰 《舊唐書李密傳》帝曰：「箇小兒視膽非帝，勿令宿衛」
老頭 老豆 見容若（ニ零零零）
衒者 演嘢 明· 劉基《賣柑者言》：衒外以惑愚瞽。唐· 柳宗元《柳河東集》：衒怪於群目。
匚 喺 《說文解字》大徐本：匚， 胡禮切，讀與傒同。受物之器。象形。凡匚之屬皆從匚。
摣 揸 《集韻》《類篇》莊加切，𠀤音渣。《說文》挹也。從手且聲，讀若樝梨之樝。
勿/靡 咪 論語：非禮勿言。《詩·邶風》靡日不思。
向 响 唐朝崔曙詩〈登水門樓見亡友題黃河詩因以感興〉：人隨川上逝，書向壁中留
而今 宜家 《前漢記·孝宣皇帝紀二》而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朕甚憐之。
焮 興/㷫 《廣韻》《集韻》《韻會》香靳切，音憖。《玉篇》炙也。《廣韻》火氣。《左傳·昭十八年》司馬司𡨥列居火道，行火所焮。
渠 佢 宋朱熹：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儃 嘆 《正韻》徒亶切，壇上聲。儃儃，舒閒貌。《莊子·田子方》儃儃然不趨。
跂 企 詩 衛風 芄蘭： 誰為宋遠 跂予望之
捃 揾 [隋]陸法言《切韻序》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選精切，除削疏緩
瞧 超 元· 高明《琵琶記》：撇呆打墜,早被那人瞧破。
搨 dap 《唐韻》都盍切《集韻》德盍切，𠀤讀與荅近。手打也。或作㩉。《唐書·百官志》弘文館，挍書郞二人，有搨書手筆匠三人。
文 蚊 三言兩拍-警世通言第五卷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取了幾文錢，從側門走出市心，到山藥鋪裏贖些砒霜。
睼 睇 《說文》迎視也。《班固·東都賦》弦不睼禽。
訛 呃 宋龍龕手鑑：訛，詭也
攎 攞 【卷十二】【手部】 攎 洛乎切 挐持也。从手盧聲。
出處
曾焯文。《中港猴王》序。曾焯文譯《中港猴王》電子書（可于http://www.24reader.com/234957#detail_tab3以港幣三元借閱）。Caleb Kavon 原著。The Monkey in Me: Confusion, Love and Hope under a Chinese Sky。香港：香港文韻出版社，二零一零年。頁八至九。
by Chapman Chen on Friday, 03 June 2011 at 20:56
好多人話香港廣東話係俗語，甚至部份研究粤語粵文者都恁（咁）講，但九成以上香港粵文之本字都可以向四書五經等古籍中捃（搵）到，又何俗之有呢？更多例子如下:
正字 俗寫 古書用例
踣 仆 《莊子·外物》: 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管子·七臣七主》: 遇周武王，遂為周氏之禽，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愉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踣，舉事不時，必受其菑。
「氏失」 唧 哱哱「氏失」
不 唔 淮南子·主術篇：不偏一曲，不黨一事。
返 番 《新序·義勇》:「既懼，何不返？」
等 哋 《法華經》:汝等行道，皆當作佛
其 嘅 尚書 周書 康誥第十一：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崽 仔 《方言·第十》: 崽者，子也。湘沅之會，凡言是子者謂之崽，若東齊言子矣。
伆 甩 《揚子·方言》伆邈，離也。吳越曰伆。《博雅》斷也。又《集韻》文拂切，文入聲。義同。
焉個 邊個 裏仁: 子曰：“裏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墨子》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
煞 哂 北宋柳永 迎春樂 近來憔悴人驚怪。為別後，相思煞。我前生、負你愁煩債、便苦恁難開解
恁 咁 辛棄疾《沁園春》君非我，任功名意氣莫恁徘徊；柳永《定風波》早知恁般麼，恨當初不把雕鞍鎖。
亙 緊 《聊齋志異·狐嫁女》廣數十畝,樓宇連亙。
扚 的 《揚子·方言》揜取曰扚。又《廣韻》都歷切《集韻》丁歷切，𠀤音的。引也。
咼 喎 《說文》徐注音：苦媧切，如和上聲，「咼口戾不正也」，引申為不正。竇昉嘲許子儒詩：「今日綸言降，方知愚計喎」
怎解 點解
箇 嗰 《舊唐書李密傳》帝曰：「箇小兒視膽非帝，勿令宿衛」
老頭 老豆 見容若（ニ零零零）
衒者 演嘢 明· 劉基《賣柑者言》：衒外以惑愚瞽。唐· 柳宗元《柳河東集》：衒怪於群目。
匚 喺 《說文解字》大徐本：匚， 胡禮切，讀與傒同。受物之器。象形。凡匚之屬皆從匚。
摣 揸 《集韻》《類篇》莊加切，𠀤音渣。《說文》挹也。從手且聲，讀若樝梨之樝。
勿/靡 咪 論語：非禮勿言。《詩·邶風》靡日不思。
向 响 唐朝崔曙詩〈登水門樓見亡友題黃河詩因以感興〉：人隨川上逝，書向壁中留
而今 宜家 《前漢記·孝宣皇帝紀二》而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朕甚憐之。
焮 興/㷫 《廣韻》《集韻》《韻會》香靳切，音憖。《玉篇》炙也。《廣韻》火氣。《左傳·昭十八年》司馬司𡨥列居火道，行火所焮。
渠 佢 宋朱熹：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儃 嘆 《正韻》徒亶切，壇上聲。儃儃，舒閒貌。《莊子·田子方》儃儃然不趨。
跂 企 詩 衛風 芄蘭： 誰為宋遠 跂予望之
捃 揾 [隋]陸法言《切韻序》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選精切，除削疏緩
瞧 超 元· 高明《琵琶記》：撇呆打墜,早被那人瞧破。
搨 dap 《唐韻》都盍切《集韻》德盍切，𠀤讀與荅近。手打也。或作㩉。《唐書·百官志》弘文館，挍書郞二人，有搨書手筆匠三人。
文 蚊 三言兩拍-警世通言第五卷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取了幾文錢，從側門走出市心，到山藥鋪裏贖些砒霜。
睼 睇 《說文》迎視也。《班固·東都賦》弦不睼禽。
訛 呃 宋龍龕手鑑：訛，詭也
攎 攞 【卷十二】【手部】 攎 洛乎切 挐持也。从手盧聲。
出處
曾焯文。《中港猴王》序。曾焯文譯《中港猴王》電子書（可于http://www.24reader.com/234957#detail_tab3以港幣三元借閱）。Caleb Kavon 原著。The Monkey in Me: Confusion, Love and Hope under a Chinese Sky。香港：香港文韻出版社，二零一零年。頁八至九。
自治粵文正字錄之三
by Chapman Chen on Tuesday, 07 June 2011 at 02:47
香港自治粵文，正如陳雲仁兄今日于報上所言，須「將俗寫的粵字回復本字，逐漸恢復望文生義的漢、唐、宋本字」，否則，好似而今恁多以諧音字、俗字同英文拼音，（如尐寫成d; 畀寫成比）, 則同古代中文形音義三合一之傳統割裂，難登大雅之堂，亦難傳後世，其他地方之唐人更無法望文生義而理解。
更多粵文正俗寫法對照例子如下：
正字 俗寫 古書用例
「 女赞」 盞 《說文解字》色白而美好
渠等 佢哋 等：《廣韻》《正韻》多肯切《集韻》《韻會》得肯切《海篇》登上聲。類也，比也，輩也。《易•繫辭》爻有等，故曰物。《禮•曲禮》見同等不起。
扌暴 扑 廣雅釋詁：，擊也。唐陸龜蒙等開元寺樓看雨聯句：垂檐珂佩喧, 瓦珠璣濺。
隊 《康熙字典》：《集韻》覩猥切，排也。又除耕切，音橙。橦也。與朾同。或作揨。
髁 哥 《廣韻》膝骨。
撢 唵 《說文》探也。又他含切，音貪。與探同。《周禮•夏官》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疏》誦王志者，若撢取王之志。
抌 揼 《說文》深擊也。從手冘聲。一說楚謂搏曰抌。
惜 錫 《增韻》憐也，愛也。一曰貪也。《董西廂》「抱來懷裏惜多時，貪歡處鳴噷臉窩」
傾蓋 傾偈 《史記•鄒陽魯仲連列傳》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不使 唔駛 使：《康熙字典》音史。令也，役也。《禮•曲禮》六十曰耆指使。《註》指事使人也。音駛。遣人聘問曰使。《六書統》從人從事。令人治事也。
詒話 大話 《中論•考偽》:骨肉相詒，朋友相詐。
笮 窄 《集韻》《韻會》《正韻》側格切，𠀤音窄。《篇海》狹也，迫也。出去疾也。又屋上板。《說文》在瓦之下，棼之上。又《增韻》壓也。通作措。《史記•梁世家》李太后與爭門措指。《註》晉灼曰：措字藉以爲笮，師古曰：爲門扇所笮。
嗄 沙 《正韻》𠀤所嫁切，沙去聲。《玉篇》聲破。《集韻》聲變也。《老子•道德經》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臊孲 蘇蝦 「孲」：《集韻》「赤子」
疇日 噚日 文選˙左思˙詠史詩八首之一：「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宋˙王邁˙簡同年刁時中俊卿詩：「願君在莒心，端不渝疇昔。」亦作「疇日」。
苴 渣 《詩•大雅》如彼棲苴。《疏》苴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未落及已落爲水漂皆稱苴也。
戇怴 戇居 怴：《集韻》許月切。《字林》戇貌。
者 嘢 《世說新語》：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細氓崽 細蚊仔 《說文》：氓，民眾也。〈爐邊野話〉：牛耕田，馬吃穀，爺做工，崽享福。
缹 煲 宋．陸游〈寺居睡覺〉：「披衣起坐清羸甚，想像雲堂缹粥香。」
悒 噏/up 《說文》悒，不安也。《蒼頡篇》悒悒,不舒之貌也。《大戴禮記•曾子立事》君子終身守此悒悒。
細孥 細路 孥：《正韻》農都切，𠀤音奴。《玉篇》子也。宋• 秦觀《贈張潛道》獨攜三尺琴，笑別妻與孥。
抖氣 抖氣 水滸傳˙第二十六回：「看何九叔面色青黃，不敢抖氣。」
撳 拑 《漢典》：按也。老殘遊記˙第十回：「勝姑將小鈴取 出，左手撳了四個，右手撳了三個。」
針黹 針子 《說文》箴縷所紩衣。《爾雅•釋言》黹，紩也。《郭註》今人呼縫紩衣爲黹。《疏》鄭註司服雲：黼黻絺繡。爲黹謂刺繡也。
躓 窒 《唐韻》《集韻》《韻會》陟利切，音致。《說文》跲也。詩曰：載躓其尾。
銋 淋 《廣韻》《集韻》𠀤如林切，音壬。《字林》濡也。《博雅》韏也
醃臢 奄尖 水滸傳˙第七回：「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這般醃臢的氣。」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五：「況我當不得這擦刮，受不得這醃臢，不如死了，與他結個來生緣罷。」 .
諴 啱 《說文》諴，和也。從言，鹹聲。《書•大禹謨》至諴感神，矧茲有苗! 《書•召誥》其丕能諴於小民。
[尸粦] 門+能 《字彙》良慎切，音吝，震去聲，陰部。
惱 嬲 唐•盧仝《寄男抱孫》任汝惱弟示，任汝惱姨舅。
瀡 sir 《正韻》息委切，𠀤音髓。《玉篇》滑也。《禮•內則》滫瀡以滑之。《註》齊人滑曰瀡。又《集韻》髓隨切。義同。
出處
曾焯文。《中港猴王》序。曾焯文譯《中港猴王》電子書（可于http://www.24reader.com/234957#detail_tab3以港幣三元借閱）。Caleb Kavon 原著。The Monkey in Me: Confusion, Love and Hope under a Chinese Sky。香港：香港文韻出版社，二零一零年。頁八至九。
by Chapman Chen on Tuesday, 07 June 2011 at 02:47
香港自治粵文，正如陳雲仁兄今日于報上所言，須「將俗寫的粵字回復本字，逐漸恢復望文生義的漢、唐、宋本字」，否則，好似而今恁多以諧音字、俗字同英文拼音，（如尐寫成d; 畀寫成比）, 則同古代中文形音義三合一之傳統割裂，難登大雅之堂，亦難傳後世，其他地方之唐人更無法望文生義而理解。
更多粵文正俗寫法對照例子如下：
正字 俗寫 古書用例
「 女赞」 盞 《說文解字》色白而美好
渠等 佢哋 等：《廣韻》《正韻》多肯切《集韻》《韻會》得肯切《海篇》登上聲。類也，比也，輩也。《易•繫辭》爻有等，故曰物。《禮•曲禮》見同等不起。
扌暴 扑 廣雅釋詁：，擊也。唐陸龜蒙等開元寺樓看雨聯句：垂檐珂佩喧, 瓦珠璣濺。
隊 《康熙字典》：《集韻》覩猥切，排也。又除耕切，音橙。橦也。與朾同。或作揨。
髁 哥 《廣韻》膝骨。
撢 唵 《說文》探也。又他含切，音貪。與探同。《周禮•夏官》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疏》誦王志者，若撢取王之志。
抌 揼 《說文》深擊也。從手冘聲。一說楚謂搏曰抌。
惜 錫 《增韻》憐也，愛也。一曰貪也。《董西廂》「抱來懷裏惜多時，貪歡處鳴噷臉窩」
傾蓋 傾偈 《史記•鄒陽魯仲連列傳》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不使 唔駛 使：《康熙字典》音史。令也，役也。《禮•曲禮》六十曰耆指使。《註》指事使人也。音駛。遣人聘問曰使。《六書統》從人從事。令人治事也。
詒話 大話 《中論•考偽》:骨肉相詒，朋友相詐。
笮 窄 《集韻》《韻會》《正韻》側格切，𠀤音窄。《篇海》狹也，迫也。出去疾也。又屋上板。《說文》在瓦之下，棼之上。又《增韻》壓也。通作措。《史記•梁世家》李太后與爭門措指。《註》晉灼曰：措字藉以爲笮，師古曰：爲門扇所笮。
嗄 沙 《正韻》𠀤所嫁切，沙去聲。《玉篇》聲破。《集韻》聲變也。《老子•道德經》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臊孲 蘇蝦 「孲」：《集韻》「赤子」
疇日 噚日 文選˙左思˙詠史詩八首之一：「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宋˙王邁˙簡同年刁時中俊卿詩：「願君在莒心，端不渝疇昔。」亦作「疇日」。
苴 渣 《詩•大雅》如彼棲苴。《疏》苴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未落及已落爲水漂皆稱苴也。
戇怴 戇居 怴：《集韻》許月切。《字林》戇貌。
者 嘢 《世說新語》：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細氓崽 細蚊仔 《說文》：氓，民眾也。〈爐邊野話〉：牛耕田，馬吃穀，爺做工，崽享福。
缹 煲 宋．陸游〈寺居睡覺〉：「披衣起坐清羸甚，想像雲堂缹粥香。」
悒 噏/up 《說文》悒，不安也。《蒼頡篇》悒悒,不舒之貌也。《大戴禮記•曾子立事》君子終身守此悒悒。
細孥 細路 孥：《正韻》農都切，𠀤音奴。《玉篇》子也。宋• 秦觀《贈張潛道》獨攜三尺琴，笑別妻與孥。
抖氣 抖氣 水滸傳˙第二十六回：「看何九叔面色青黃，不敢抖氣。」
撳 拑 《漢典》：按也。老殘遊記˙第十回：「勝姑將小鈴取 出，左手撳了四個，右手撳了三個。」
針黹 針子 《說文》箴縷所紩衣。《爾雅•釋言》黹，紩也。《郭註》今人呼縫紩衣爲黹。《疏》鄭註司服雲：黼黻絺繡。爲黹謂刺繡也。
躓 窒 《唐韻》《集韻》《韻會》陟利切，音致。《說文》跲也。詩曰：載躓其尾。
銋 淋 《廣韻》《集韻》𠀤如林切，音壬。《字林》濡也。《博雅》韏也
醃臢 奄尖 水滸傳˙第七回：「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這般醃臢的氣。」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五：「況我當不得這擦刮，受不得這醃臢，不如死了，與他結個來生緣罷。」 .
諴 啱 《說文》諴，和也。從言，鹹聲。《書•大禹謨》至諴感神，矧茲有苗! 《書•召誥》其丕能諴於小民。
[尸粦] 門+能 《字彙》良慎切，音吝，震去聲，陰部。
惱 嬲 唐•盧仝《寄男抱孫》任汝惱弟示，任汝惱姨舅。
瀡 sir 《正韻》息委切，𠀤音髓。《玉篇》滑也。《禮•內則》滫瀡以滑之。《註》齊人滑曰瀡。又《集韻》髓隨切。義同。
出處
曾焯文。《中港猴王》序。曾焯文譯《中港猴王》電子書（可于http://www.24reader.com/234957#detail_tab3以港幣三元借閱）。Caleb Kavon 原著。The Monkey in Me: Confusion, Love and Hope under a Chinese Sky。香港：香港文韻出版社，二零一零年。頁八至九。
粵語書寫的兩途（上）
6月7日 星期二 00:01
粵語書寫有雅俗兩途，兩者都有時代錯置的誤解，要辨別清楚。所謂雅，是粵語的音韻、語彙、語法和套語都有雅言痕跡。粵語音韻來自秦漢，語彙上溯先秦，大者來自唐宋，例如唐朝語彙，今日在北方話變成倒裝詞，語言仍是日用詞，如人客（客人）、擠擁（擁擠）、緊要（要緊）、心甘（甘心）、配搭（搭配）、韆鞦（鞦韆）、蹺蹊（蹊蹺）、油漆（漆油）、士兵（兵士）、弟兄（兄弟）、銜頭（頭銜）、取錄（錄取）等。
所謂俗，就是將口語用俗字、諧音字、英文拼音來記錄，也就是現今的寫法。
粵語語法有先秦特色，如雙賓語語序（我卑錢渠）、我錢多過你、食多一啖飯之類。套語之有何貴幹、歡迎之至、何罪之有、莫奈之何等，來自宋元白話之套語。往日，這些是通行口語，俗人聽粵曲和讀傳奇故事多了，也識得講有請、有失遠迎、有怪莫怪之類，今日由於學子與傳統戲曲和傳奇脫節，才覺得是老古雅言。
傳承香港的粵語書寫，首先是將口語的雅言繼承下來，堅持寫今日、食飯、飲水、人客、銜頭、取錄、多過你、我去英國 、等我來、一生之類，毋須寫今天、吃飯、喝水、客人、頭銜、錄取、比你多、我到英國去、讓我來和一輩子。這關一失守，粵語書寫便失陷。來自古語的粵語口語、北方人可以望文生義的粵語口語，香港人也不堅持，保衛粵語的防線便崩潰了，其他便不消提。這些粵語雅言，務必寫入日常的通信和公文，使粵語雅言可以扶持香港人寫樸實的中文，對抗來自北方的洋化中文和共黨八股。
例如，香港人寫官式的邀請函，要盡量寫「敬啟者：素仰閣下書畫兼善，享譽文林，敝人不避冒昧，懇請閣下撥冗光臨，使敝人之書畫展覽開幕禮，頓生清輝」之類，而不是寫「尊敬的某某：我十分敬佩您的書法修養，特別邀請您抽出時間來參加我的書畫展開幕式，讓我也沾點光芒」之類。
其次，是將俗寫的粵字回復本字，逐漸恢復望文生義的漢、唐、宋本字，例如將「我哋」寫回「我等」（等讀「地」的音），將「佢」寫回「渠」，將「冇」寫回「無」，將「嚟」寫回「來」之類。將粵語口語接回唐宋的白話，取得活水源頭，之後再推廣其他今人覺得生僻的本字，例如徂（咗）、尐 （啲）、恁（咁）、睼（睇）之類。
語言的書寫系統是當代交流的，也是承上啟下的，要有當代交流的活力，更要有文獻傳承的基礎。要締造穩固而有豐富表達能力的粵語書寫，並非如普通話教中文一般，主張「我手寫我口」，而是尋回歷史文獻的參照，白話文學的參照。如此，方可寫出流麗的粵語白話文。香港人要寫香港文，粵語要成文，自成一國，必須如《水滸傳》、《紅樓夢》、《海上花列傳》一般，經歷幾代文人的創作和評論。
至於在過渡期間，必須掌握通用白話文，而掌握通用白話文的方法，也不是日日練習普通話，而是一樣要閱讀唐、宋、明、清和民初的白話文學。
6月7日 星期二 00:01
粵語書寫有雅俗兩途，兩者都有時代錯置的誤解，要辨別清楚。所謂雅，是粵語的音韻、語彙、語法和套語都有雅言痕跡。粵語音韻來自秦漢，語彙上溯先秦，大者來自唐宋，例如唐朝語彙，今日在北方話變成倒裝詞，語言仍是日用詞，如人客（客人）、擠擁（擁擠）、緊要（要緊）、心甘（甘心）、配搭（搭配）、韆鞦（鞦韆）、蹺蹊（蹊蹺）、油漆（漆油）、士兵（兵士）、弟兄（兄弟）、銜頭（頭銜）、取錄（錄取）等。
所謂俗，就是將口語用俗字、諧音字、英文拼音來記錄，也就是現今的寫法。
粵語語法有先秦特色，如雙賓語語序（我卑錢渠）、我錢多過你、食多一啖飯之類。套語之有何貴幹、歡迎之至、何罪之有、莫奈之何等，來自宋元白話之套語。往日，這些是通行口語，俗人聽粵曲和讀傳奇故事多了，也識得講有請、有失遠迎、有怪莫怪之類，今日由於學子與傳統戲曲和傳奇脫節，才覺得是老古雅言。
傳承香港的粵語書寫，首先是將口語的雅言繼承下來，堅持寫今日、食飯、飲水、人客、銜頭、取錄、多過你、我去英國 、等我來、一生之類，毋須寫今天、吃飯、喝水、客人、頭銜、錄取、比你多、我到英國去、讓我來和一輩子。這關一失守，粵語書寫便失陷。來自古語的粵語口語、北方人可以望文生義的粵語口語，香港人也不堅持，保衛粵語的防線便崩潰了，其他便不消提。這些粵語雅言，務必寫入日常的通信和公文，使粵語雅言可以扶持香港人寫樸實的中文，對抗來自北方的洋化中文和共黨八股。
例如，香港人寫官式的邀請函，要盡量寫「敬啟者：素仰閣下書畫兼善，享譽文林，敝人不避冒昧，懇請閣下撥冗光臨，使敝人之書畫展覽開幕禮，頓生清輝」之類，而不是寫「尊敬的某某：我十分敬佩您的書法修養，特別邀請您抽出時間來參加我的書畫展開幕式，讓我也沾點光芒」之類。
其次，是將俗寫的粵字回復本字，逐漸恢復望文生義的漢、唐、宋本字，例如將「我哋」寫回「我等」（等讀「地」的音），將「佢」寫回「渠」，將「冇」寫回「無」，將「嚟」寫回「來」之類。將粵語口語接回唐宋的白話，取得活水源頭，之後再推廣其他今人覺得生僻的本字，例如徂（咗）、尐 （啲）、恁（咁）、睼（睇）之類。
語言的書寫系統是當代交流的，也是承上啟下的，要有當代交流的活力，更要有文獻傳承的基礎。要締造穩固而有豐富表達能力的粵語書寫，並非如普通話教中文一般，主張「我手寫我口」，而是尋回歷史文獻的參照，白話文學的參照。如此，方可寫出流麗的粵語白話文。香港人要寫香港文，粵語要成文，自成一國，必須如《水滸傳》、《紅樓夢》、《海上花列傳》一般，經歷幾代文人的創作和評論。
至於在過渡期間，必須掌握通用白話文，而掌握通用白話文的方法，也不是日日練習普通話，而是一樣要閱讀唐、宋、明、清和民初的白話文學。
Monday, 23 May 2011
世紀‧文字江湖﹕都爹利街兩神樹
文章日期：2011年5月23日
明報專訊】有人喜歡原地漫遊，有人喜歡舊地重遊。慢行而重至，總有所得。在政府總部工作五年，雪廠街、皇后大道中、置地廣場行遍，有兩盞舊式煤氣燈的都爹利街也上落不知多少次，然而次次都是午飯之後匆匆而過，竟沒留意從雪廠街走入都爹利街的石階路，上面有兩株石牆樹。其中一株下面，更有戰時興建的防空洞。
本年二、三月間，應邀帶團遊覽政府總部，講解這座六十年代的簡樸建築之建築美學：殖民政府為何將五十年代的古雅建築拆卸，改建一座樸素方正的現代公共建築，並以綠林草坡圍繞之。權力內斂，威望隱藏，以一般民政署、水務局的簡樸親民之面目示人，政府總部是六十年代許下的開放政府及民主參與的承諾。至於圍繞的雜樹林，則顯示寬容自然界之多元茂盛，樹林裏有人工種植的棕櫚和洋紫荊，也有飛鳥或松鼠播種的桑樹和木瓜樹，更有水力傳播的山薑花和風力傳播的木棉與蕨。那是一片自然縈繞、商業絕的中環淨土，側邊還有象徵上帝之國的聖約翰座堂。方正與寬容，正是新政府懼怕的政治遺產。
帶團慢慢走，到了終點，都爹利街之口，才發現往日見不到的兩株石牆樹，守護住兩盞煤氣燈。往昔都以為這兩樹是有泥土栽種的，這次停下來看，才知道是攀援石牆的寄生樹。樹種是香港常見的大葉榕 ，對面土坡上也有一株，應該是風力傳播種子到石牆上去的。兩樹猶如守護神，伴住煤氣燈，即使環境惡劣，也抓住石牆，迎向光明，姿態壯麗。我請團員多欣賞這兩株神樹，行一個注目禮。石牆樹靠樹根的酸性，腐蝕牆隙而插入樹根，深入泥土而吸水。樹根抓住石牆，也不令石牆倒塌。我看來看去，也看不到樹根是如何植入岩石牆的。這樣惡劣的環境都可以茂盛生長，真的是香港奇蹟。
香港如石牆樹，生長於政治夾縫之中，只要可以紮根，而石牆略為寬鬆，大樹都長得了，舊區的騎樓，廢屋的屋頂，很多都長出大樹來。假以時日，樹根甚至可以將整堵高牆擠破，反客為主，將城牆變為樹林，如柬埔寨某些荒廢的廟宇。香港市區建築密集，採水不足，樹木好像有自知之明，與石牆互相依傍，不過度膨脹，還可以鞏固牆身，外表看起來也漂亮些，有如歐洲古堡舊橋上的攀藤。
都爹利街的大葉榕，一株長得茂盛，另一株相形見絀，瘦弱的那株靠近樓宇，無法伸根到上面的土坡吸水。如果政府總部被政府賣了，地產商要興建大廈，挖泥打樁，剷去上面的土坡，這兩株樹失去了採水區，必死無疑。財閥並非雅士，不會為兩株樹而保育土坡的，除非政府決定不賣政府山，否則要看那兩株神樹，就要趕快去看了。
[文／陳雲]
明報專訊】有人喜歡原地漫遊，有人喜歡舊地重遊。慢行而重至，總有所得。在政府總部工作五年，雪廠街、皇后大道中、置地廣場行遍，有兩盞舊式煤氣燈的都爹利街也上落不知多少次，然而次次都是午飯之後匆匆而過，竟沒留意從雪廠街走入都爹利街的石階路，上面有兩株石牆樹。其中一株下面，更有戰時興建的防空洞。
本年二、三月間，應邀帶團遊覽政府總部，講解這座六十年代的簡樸建築之建築美學：殖民政府為何將五十年代的古雅建築拆卸，改建一座樸素方正的現代公共建築，並以綠林草坡圍繞之。權力內斂，威望隱藏，以一般民政署、水務局的簡樸親民之面目示人，政府總部是六十年代許下的開放政府及民主參與的承諾。至於圍繞的雜樹林，則顯示寬容自然界之多元茂盛，樹林裏有人工種植的棕櫚和洋紫荊，也有飛鳥或松鼠播種的桑樹和木瓜樹，更有水力傳播的山薑花和風力傳播的木棉與蕨。那是一片自然縈繞、商業絕的中環淨土，側邊還有象徵上帝之國的聖約翰座堂。方正與寬容，正是新政府懼怕的政治遺產。
帶團慢慢走，到了終點，都爹利街之口，才發現往日見不到的兩株石牆樹，守護住兩盞煤氣燈。往昔都以為這兩樹是有泥土栽種的，這次停下來看，才知道是攀援石牆的寄生樹。樹種是香港常見的大葉榕 ，對面土坡上也有一株，應該是風力傳播種子到石牆上去的。兩樹猶如守護神，伴住煤氣燈，即使環境惡劣，也抓住石牆，迎向光明，姿態壯麗。我請團員多欣賞這兩株神樹，行一個注目禮。石牆樹靠樹根的酸性，腐蝕牆隙而插入樹根，深入泥土而吸水。樹根抓住石牆，也不令石牆倒塌。我看來看去，也看不到樹根是如何植入岩石牆的。這樣惡劣的環境都可以茂盛生長，真的是香港奇蹟。
香港如石牆樹，生長於政治夾縫之中，只要可以紮根，而石牆略為寬鬆，大樹都長得了，舊區的騎樓，廢屋的屋頂，很多都長出大樹來。假以時日，樹根甚至可以將整堵高牆擠破，反客為主，將城牆變為樹林，如柬埔寨某些荒廢的廟宇。香港市區建築密集，採水不足，樹木好像有自知之明，與石牆互相依傍，不過度膨脹，還可以鞏固牆身，外表看起來也漂亮些，有如歐洲古堡舊橋上的攀藤。
都爹利街的大葉榕，一株長得茂盛，另一株相形見絀，瘦弱的那株靠近樓宇，無法伸根到上面的土坡吸水。如果政府總部被政府賣了，地產商要興建大廈，挖泥打樁，剷去上面的土坡，這兩株樹失去了採水區，必死無疑。財閥並非雅士，不會為兩株樹而保育土坡的，除非政府決定不賣政府山，否則要看那兩株神樹，就要趕快去看了。
[文／陳雲]
Friday, 6 May 2011
粵謳：19世紀廣州市民的“饒舌藝術”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6-09-15 10:13:05
清代招子庸編著的《粵謳》(又稱《越謳》)，現存中山文獻館。
清末的《廣東白話報》刊載大量文人創作的粵謳。
好食你唔食，食到鴉片煙。瘦到好似條柴，唔敢企埋著風便。怕一陣風來，吹倒你個位煙仙。 —廖恩燾粵謳《新解心》。
粵謳，又稱“越謳”、“解心”，始創于清嘉慶末年、流行於粵語地區的一種廣東民間說唱藝術，由名士招子庸編著《粵謳》一書後開始廣泛流傳。文字長短句結合，有一定韻律，但不拘泥形式，還有故事性強的特點。1904年，英國駐港總督金文泰將招子庸的《粵謳》譯成英文，以《廣州情歌》為名在牛津大學出版杜出版。
今天，粵謳作為一種單純的曲藝表演已經罕見，但其藝術表演已經融入粵劇之中。
●心靈地圖：民間是民歌的搖籃與墳墓
粵謳在人們的記憶中已經越來越淡化了。隨著一代人的漸漸離去，不知還有多少人能記起年少時聽粵謳的心情。作為民間音樂，粵謳成長於民間，也衰落於民間。
粵謳是一種將民間音樂引入文學殿堂的曲藝表演形式。按民俗學大師鄭振鐸的說法，第一個“染指”粵謳的文人招子庸“大膽地將民歌輸入文壇”。經過這一過程，粵謳以動人的詞藻受到文人的關注，也以通俗易懂的語言受到民眾的歡迎，它將古典詩詞民俗化，也將民俗音樂文藝化。
此後一百多年間，大量文人墨客加入創作粵謳的隊伍，其題材內容上也從早期的男女情愛，發展到後來的針貶時事，愛國救國。而普通百姓覺得通俗易懂，好聽好唱，更是熱情捧場，曾經有一段時間，唱粵謳和聽粵謳都成為風行一時的社會風俗。但是到了今天，我們已經很難再聽到粵謳的歌聲。不僅外地人沒有聽說過粵謳，就連土生土長的本地人，也不一定聽說過粵謳這種民間曲藝，更不用說憶起幾首曾流傳一時的粵謳。雖然粵劇中還保留了部分粵謳的唱腔，不過若非粵劇行家，從一部粵劇中分辨出哪種是粵謳唱腔，哪種是其他唱腔，也確實不容易。
為了感受粵謳的韻味，在採訪中，我還懇請《羊城今古》的副主編陳錦鴻先生來一小段粵謳。陳先生自幼學唱粵劇，曾是粵劇專業演員，修行不可謂不深。他輕鬆來一小段粵劇中的粵謳唱腔，讓我一飽耳福。陳先生以小生和武旦出生的功底，唱起粵謳來也如行雲流水，平滑流暢。
但陳錦鴻先生也承認，粵謳畢竟是一種比較原始的曲藝，也比較簡單平直，音律變動不大，因此現在保留在現代粵劇中也多是用來敍述。並且單從音韻上感受，粵謳的直白簡單，不一定受到民眾的歡迎；對於藝人來說，粵謳沒有大大的唱功要求，體現不出個人的歌唱特色；對於老百姓來說，在現代越來越多音樂曲藝可以娛樂身心的時候，粵謳已經不是惟一可以選擇的音樂。
我想，作為民間曲藝表演形式，粵謳的衰落自是必然的。但是無論如何，粵謳在中國民間文藝中仍有其作用和地位，其音韻作為一種獨特的唱腔保存在粵劇中；其優美動人的詞藻也作為廣東文學的一種代表，作為一種獨特的民俗文學寫進文學史，受到了文學家們的讚美。喜歡粵謳的人，還可以到那些發黃的歌本中，感受廣東文學的獨特的味。
民間音樂自有其發展的脈絡，成長與消亡都由一定時代發展而決定。我們無意改變這種發展趨勢，只是借此板塊希望重新喚起深埋的記憶，重溫當年溫暖的記憶。
●尋找之旅：一種民歌的百年“變聲”歷程
什麼是粵謳?記者採訪了為數不少的土生土長的廣州人，結果發現，四十歲以下的基本上沒有一個聽說過粵謳這種民間音樂，粵謳在人們的記憶中已越來越遠了。
事實上，粵謳曾是廣泛流傳于廣州地區的一種民間音樂，從19世紀初開始，粵語區域的人們幾乎沒有不知道粵謳的。粵謳在長達100多年的歷史中，如同現在的流行音樂一般，傳唱于市井百姓之中。如今，這種表現方式與歌唱技巧都相當樸素的民間曲藝已在逐步消逝中。也許只有在一些老人的記憶中，還會遙遠地傳來幾曲粵謳的音調。
●民歌：“粵俗好歌”
廣東一向是熱愛音樂的地方，南越王墓中出土的文物就少不了編鐘等樂器，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一書也提到：“粵俗好歌。凡有吉慶，必唱歌以為樂”。
今天，粵語歌曲，傳遍大江南北，就連聽不懂廣州話的北方人也都能哼上幾句粵語歌曲。粵語“流行歌”淵遠流長，粵謳風行之前，廣州民間已有木魚歌、龍舟歌等多種民間音樂。
關於粵謳的起源，有多種說法。中山大學梁守中教授在《嶺南文學史》一書中提到，最早是清嘉慶年間的馮詢和招子庸，在民間音樂基礎上發展而來。《羊城今古》副主編陳錦鴻先生則考證，在《百越先賢傳》中有記載，西漢時期有南海人張買“鼓掉為越謳”的記載，是粵謳最早的起源。但真正令粵謳流傳開來的人，則是今白雲區石井鎮橫沙村人士招于庸。
粵謳最早的曲本是《越謳》，一般也被認為是嶺南名士招子庸所著。但記者在孫中山文獻館查閱資料時，找到出版於民國時期的《粵劇粵曲粵謳木魚書考》一書，其中有袁洪銘先生的考證：當時官方有關招手庸的簡歷稱，他曾“輯《越謳》一卷，雖巴人下裏之曲，而饒有情韻，擬之樂府、子夜，讀曲之遺，佃以詩途。殘月、曉風之裔”，因此他認為招子庸是對歷史上一些粵謳曲目進行了編輯，再加上自己的部分創作，編著了《越謳》一書，後來被人稱為“粵謳”，並開創了一種民間的曲藝形式。而陳錦鴻也認為，粵謳應是招子庸在古代越人歌、疍民的咸水歌等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雅歌：文人染指民歌
招子庸將民間歌曲與文學藝術結合起來，不僅受到民間的歡迎，也深受學術界推崇。鄭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中盛讚招子庸是“最早的大膽的從事把民歌輸入文壇的工作者”。
招子庸創作的粵謳，比起原來的民間音樂，增加了一些文學創作和優美詞藻，而比起古典詩詞戲曲，又增加了許多粵語口語、俗語，更利於民間傳唱。《粵謳》一書中，除了有部分曲目可能是他從民間音樂編輯而來，但也有相當一部分是他創作的，如風靡一時的《吊秋喜》等曲目。
招子庸時代的粵謳，多以纏綿哀婉之詞，或是訴說男女的愛情，或是講述一些受害者的可憐身世，又或者是勸世文字。《粵謳》第一篇《解心事》，勸說人們苦中尋樂，這種勸世歌曲，卻能打動許多普通老百姓的心。還有，粵謳中的名作《吊秋喜》，是招子庸的代表作，以淒美的語句講述了作者與秋喜的愛情悲劇，連黃遵憲也感慨地說，“唱到招郎吊秋喜，桃花間竹最魂消!”
●戰歌：革命徵用民歌
晚清時期，許多文人加入到粵謳的創作之中，推動了粵謳的流傳。清末民初，作為民主革命策源地的廣東出現了一批進步報刊，粵謳成為知識分子面向民眾的啟蒙武器。
19世紀初，帝國主義加快入侵中國的步伐，各種思潮也在影響整個中國社會。廣東的一批進步人士為了傳播救國思想，利用民間喜聞樂見的粵謳等曲藝體裁進行宣傳。由於這批人都具有較高的文學修養和社會地位，令粵謳得到—定程度的改造和利用。
梁啟超創辦《新小說》期間，黃遵憲向他建議，刊物發表的詩歌應“斟酌於彈詞、粵謳之間”，粱啟超接受了這一建議，刊發了—系列時政題材的新粵謳，廖恩燾是這個時期新粵謳的著名作者。而後，鄭貫公創辦《有所謂報》後，還創作並刊發了不少反帝題材的粵謳。據學者冼玉清在《粵謳與晚清政治》中考證：在1905年《中美華工條約》簽訂之後，《有所謂報》發表了156篇反對美國的民間歌曲，其中粵謳就有54篇，這些粵謳在民間迅速傳唱開來，成為宣傳革命的工具。
●專家訪談
今日蹤跡：粵謳被粵劇“收容”
受訪專家：陳錦鴻(廣州地方誌編委會，《羊城今古》副主編。粵劇表演藝術家。)
記者(以下簡稱“記”)：記憶中你聽過唱粵謳嗎?
陳錦鴻(以下簡稱“陳”)：聽過。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時，我還曾在西華路、增步等地方的茶樓聽過盲妹唱粵謳，“文革”後才真正消失。以前這些盲妹歌手經常被稱為“琵琶仔”，她們在師傅的帶領下，學唱粵謳，然後在茶樓茶館裏租上一個地方，打個招牌，唱給客人聽，收點小費以此度日。
唱粵謳與後來的粵曲表演不同，粵謳的形式很簡單，不需要粵曲那麼多伴奏樂器，只要有琵琶，或者秦琴就可以，沒有的話，清唱的也可以。上個世紀，在茶樓喝茶聽粵謳已經很普遍，也有的被請到家裏去唱。
記：曾看過作家許地山寫的一篇小說《換巢鸞鳳》，講一個富家小姐偶然聽到有人唱粵謳，從此改變了自己一生的故事。裏面講到小姐聽了粵謳後問Y頭這是什麼歌，Y頭答：“這就叫做粵謳，大多是男人唱的”。如果這樣，當時粵謳是不是只有男人唱?
陳：應該不是。當時普通家庭婦女沒有什麼社交活動，平常也只有唱唱粵謳作為娛樂，她們如果聚在—起，拿著歌本唱就可以起來，像現在的卡拉OK一樣。粵謳傳唱很廣，也有這部分原因。我還曾在—個廣州老太太家裏，看到一本粵謳的歌本。
記：廣州民間有很多曲藝表演形式，除了粵謳之外，還有南音、龍舟、木魚以及後來的粵曲等，你認為粵謳與其他曲藝表演相比，其特點是什麼？
陳：相對來說，粵謳的情節性、故事性比較強，粵謳就像一種敍事詩，所以題材上也以時事要聞、故事傳說等為主。並且，創作粵謳的人，很多是社會名流，層次比較高，他們經常有感時事而進行創作，令其流傳於市井之中，這也令粵謳不同於其他民間音樂，顯得有較強的文學價值。事實上，在粵謳風行的時候，其他曲藝也很多。當時粵曲也已經出現了，但早期的粵曲，所唱的多是用官話，很接近普通話，遇到敍事的時候，簡直是用長篇普通話在講述，普通老百姓聽不懂，所以更喜歡聽粵謳。這也令聽粵謳成為一種風氣。
記：但是現在很多人都不懂得粵謳了，我問過一些年紀較輕的廣州人，他們簡直從沒聽過粵謳這樣的名詞。
陳：粵謳是一種比較原始的民間音樂，它較早衰落，有一定的社會經濟原因，也因為現代社會已經不需要粵謳作為單純的曲藝表演了。但事實上現在我們聽粵劇時，也可以聽到粵謳，其中有些內容用其他形式來表現不理想，需要用粵謳的唱法來表現。總的來說粵謳的平民性較強，粵味也較濃，粵謳作為一種唱法，還是保存下來了。
●民間精神 何以“解心”，惟有粵謳
現代人已經很少聽到粵謳了，粵謳到底是一種怎樣的曲藝?對粵謳有過深入研究的嶺南著名學者冼玉清教授認為，粵謳的特點主要有：音樂性較強，能念能唱；有一定程式，不那麼板滯；用典不受拘泥；文詞易懂易唱；在表現手法上多用象徵的比喻，抒情味重等。
在形式上，粵謳以長短句為主，字數或三七，或五五，唱腔也比較平直，單調，對藝人唱功要求不算高，即使是普通百姓，拿起歌本也能唱上一段。這種特點，令粵謳可以在民間迅速傳唱開來。
招子庸創作粵謳之時，主要是在青樓中教歌女彈唱，所作的詞多半是訴說男女愛情，委婉而悽楚。而後，當社會上越來越多人加入粵謳創作的隊伍後，粵謳的題材也越來越廣泛，可以褒貶時世，也可以勸人為善，粵謳的歌唱特點令其適合傳唱情節性強的題材，因此一些故事傳說，時事要聞等也是粵謳常見的題材。
19世紀末開始，粵謳傳唱的途徑不僅僅是青樓歌女，而更廣泛地流傳于盲人歌女、茶樓裏的“琵琶仔”中，並且，粵謳簡明易唱的特點，更是普通家庭婦女喜聞樂見，當時的女子們都會唱上幾句粵謳。一直到“文革”前，還能從一些老人的家中找到粵謳的歌本。
現在，粵謳作為一種單純的曲藝表演已經罕見，但其藝術表演已經融入粵劇之中。在一些粵劇的劇本中，有時還出現以“粵謳”或“解心”等出現的唱腔指引，那就是我們能聽到的粵謳了。
●靈魂人物：才子招子庸與他的《粵謳》
招子庸(1786-1847)，字銘山，別號明珊居土，廣東南海人。
招子庸出身富家，能文章，工詩畫，通音律，善騎射。他年紀輕輕就中了舉人，成為知名人士，曾出任山東濰縣縣令。但是招子庸的性格放蕩不羈，是青樓的常客，不為主流社會所接受。
招子庸是一個通曉韻律的音樂家。他運用廣州方言編著《粵謳》一書，令粵謳作為一種民間音樂而廣泛流傳。被公認為“粵謳鼻祖”。他的代表作《吊秋喜》字字血淚，而《粵謳》扉頁所寫“請以此—卷書，普度世間一切沉迷欲海者”，看出他是一個性情中人。
令招子庸名揚一時的，除了有他編著的《粵謳》，還有他的畫。現在廣州藝博院藏有招子庸畫竹十二聯展，畫史上稱他是畫竹高手，善於運用墨分五色這種水墨畫特有的技法上的變化，將陰陽、遠近的景物充分表現出來。招子庸還善於畫蟹，廣州藝博院藏有他畫的《蒹葭郭索圖》。2002年7月，國家文物局公佈書畫作品限制出境標準，招子庸的書畫名列其中。
據說他晚年靠賣畫為生，但每每有人求畫，卻不輕易動筆，是當時社會一大另類。這樣—個才情橫溢、音樂美術詩歌無所不精的才子，晚年卻景況淒涼。
●民間語文
“唔使問阿桂”：粵謳與俗語
粵謳中有一些語言，因為傳唱開了，被當成一句俗語而流傳。例如廣州話中有一句俗語叫“唔使問阿桂”，意思是指一些壞事，不用問肯定是做慣壞事的人做的。“阿桂”究竟是誰？
原來“唔使問阿桂”中的阿桂，叫李世桂，是清末一名貪官，他無惡不作，將貪污得來的銀兩孝敬上司，不斷升官。後來兩廣總督岑春萱整頓廣州市政，整肅貪官，把李世桂拘拿審訊，大快人心。當時廣州的盲公盲妹，把李世桂的事情，用粵謳的形式傳唱，曲名《問阿桂》。歌詞第一句就是“唔使問阿桂”，由於傳唱極廣，因此“唔使問阿桂”，就成為流行的俗語，意思是不必問了，當然是這樣子。後來的粵謳中也經常用上“唔使問阿桂”這樣的俗語。
●經典話本 文學存盤
▲招子庸《吊秋喜》選段
你名叫做秋喜，只望等到秋來還有喜意。做乜才過冬至後，就被雪霜欺。今日無力春風，唔共你爭得啖氣。落花無主，敢就葬在春泥。此後情思有夢，你便頻須寄。或者盡我呢點窮心，慰嚇故知。泉路茫茫，你雙腳又咁細。黃泉無客店，問你向乜誰棲。青山白骨，唔知憑誰祭。衰楊殘月，空聽只杜鵑啼……
《吊秋喜》是一篇悽楚的抒情的東西。據說秋喜確有其人，是一個妓女，子庸曾眷戀之。像《吊秋喜》這樣溫厚多情的情詩，在以前很少看到。—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
▲小說中的粵謳：許地山《換巢鸞鳳》
剛過了月門，就聽見一縷清逸的歌聲從南窗裏送出來。她愛音樂的心本是受了父親的影響，一聽那抑楊頓挫的腔調，早把她所要做的事擱在腦後了。她悄悄地走到窗下，只聽得：
你在江湖流落尚有雌雄侶；虧我形單影隻異地棲。
風急衣單無路寄，寒衣做起誤落空閨。
日日望到夕陽，我就愁倍起只見一圍衰柳鎖住長堤。
又見人影一鞭殘照裏，幾回錯認是郎歸。
正聽得津津有味，一種嬌嬈的聲音從月門出來：“大小姐你在那裏幹什麼？……”她說：“剛才所聽的實在是好，可惜你來遲一點，領教不著。……是用本地話唱的。我到的時候，只聽得什麼……尚有雌雄侶……形單影隻異地棲。……”驊而不由她說完，就插嘴說：“噢，噢，小姐，我知道了。我也會唱這種歌兒。你所聽的叫做《多情雁》，我也會唱。……這就叫做粵謳，大多是男人唱的。我恐怕老爺罵，所以不敢唱。”她說：“你想唱也無妨。你改天教給我幾支罷。我很喜歡這個。
●評說
好語如珠，即不懂粵語者讀之，也為之神移。——鄭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中評招子庸的《粵謳》
粵謳的社會價值，即在於它能反映當時現實的生活和鬥爭，成為時代的史詩。——冼玉清《粵謳與晚清政治》
到了少年時期，學唱戲曲粵謳段子。……粵謳也很深奧，是夾著一些廣東話的古典詩詞。 ———阮章競《漫憶咿呀學語時》
臺灣之人，來自閩、粵，風俗既珠，歌謠亦異。閩曰南詞，泉人尚之；粵曰粵謳，以其近山，亦曰山歌。南詞之曲，文情相生，和以絲竹，其聲悠揚，如泣如訴，聽之使人意消。而粵謳則較悲越，坊市之中，競為北管，與亂彈同。—《臺灣通史•風俗志》之“歌謠”篇（來源：南都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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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招子庸編著的《粵謳》(又稱《越謳》)，現存中山文獻館。
清末的《廣東白話報》刊載大量文人創作的粵謳。
好食你唔食，食到鴉片煙。瘦到好似條柴，唔敢企埋著風便。怕一陣風來，吹倒你個位煙仙。 —廖恩燾粵謳《新解心》。
粵謳，又稱“越謳”、“解心”，始創于清嘉慶末年、流行於粵語地區的一種廣東民間說唱藝術，由名士招子庸編著《粵謳》一書後開始廣泛流傳。文字長短句結合，有一定韻律，但不拘泥形式，還有故事性強的特點。1904年，英國駐港總督金文泰將招子庸的《粵謳》譯成英文，以《廣州情歌》為名在牛津大學出版杜出版。
今天，粵謳作為一種單純的曲藝表演已經罕見，但其藝術表演已經融入粵劇之中。
●心靈地圖：民間是民歌的搖籃與墳墓
粵謳在人們的記憶中已經越來越淡化了。隨著一代人的漸漸離去，不知還有多少人能記起年少時聽粵謳的心情。作為民間音樂，粵謳成長於民間，也衰落於民間。
粵謳是一種將民間音樂引入文學殿堂的曲藝表演形式。按民俗學大師鄭振鐸的說法，第一個“染指”粵謳的文人招子庸“大膽地將民歌輸入文壇”。經過這一過程，粵謳以動人的詞藻受到文人的關注，也以通俗易懂的語言受到民眾的歡迎，它將古典詩詞民俗化，也將民俗音樂文藝化。
此後一百多年間，大量文人墨客加入創作粵謳的隊伍，其題材內容上也從早期的男女情愛，發展到後來的針貶時事，愛國救國。而普通百姓覺得通俗易懂，好聽好唱，更是熱情捧場，曾經有一段時間，唱粵謳和聽粵謳都成為風行一時的社會風俗。但是到了今天，我們已經很難再聽到粵謳的歌聲。不僅外地人沒有聽說過粵謳，就連土生土長的本地人，也不一定聽說過粵謳這種民間曲藝，更不用說憶起幾首曾流傳一時的粵謳。雖然粵劇中還保留了部分粵謳的唱腔，不過若非粵劇行家，從一部粵劇中分辨出哪種是粵謳唱腔，哪種是其他唱腔，也確實不容易。
為了感受粵謳的韻味，在採訪中，我還懇請《羊城今古》的副主編陳錦鴻先生來一小段粵謳。陳先生自幼學唱粵劇，曾是粵劇專業演員，修行不可謂不深。他輕鬆來一小段粵劇中的粵謳唱腔，讓我一飽耳福。陳先生以小生和武旦出生的功底，唱起粵謳來也如行雲流水，平滑流暢。
但陳錦鴻先生也承認，粵謳畢竟是一種比較原始的曲藝，也比較簡單平直，音律變動不大，因此現在保留在現代粵劇中也多是用來敍述。並且單從音韻上感受，粵謳的直白簡單，不一定受到民眾的歡迎；對於藝人來說，粵謳沒有大大的唱功要求，體現不出個人的歌唱特色；對於老百姓來說，在現代越來越多音樂曲藝可以娛樂身心的時候，粵謳已經不是惟一可以選擇的音樂。
我想，作為民間曲藝表演形式，粵謳的衰落自是必然的。但是無論如何，粵謳在中國民間文藝中仍有其作用和地位，其音韻作為一種獨特的唱腔保存在粵劇中；其優美動人的詞藻也作為廣東文學的一種代表，作為一種獨特的民俗文學寫進文學史，受到了文學家們的讚美。喜歡粵謳的人，還可以到那些發黃的歌本中，感受廣東文學的獨特的味。
民間音樂自有其發展的脈絡，成長與消亡都由一定時代發展而決定。我們無意改變這種發展趨勢，只是借此板塊希望重新喚起深埋的記憶，重溫當年溫暖的記憶。
●尋找之旅：一種民歌的百年“變聲”歷程
什麼是粵謳?記者採訪了為數不少的土生土長的廣州人，結果發現，四十歲以下的基本上沒有一個聽說過粵謳這種民間音樂，粵謳在人們的記憶中已越來越遠了。
事實上，粵謳曾是廣泛流傳于廣州地區的一種民間音樂，從19世紀初開始，粵語區域的人們幾乎沒有不知道粵謳的。粵謳在長達100多年的歷史中，如同現在的流行音樂一般，傳唱于市井百姓之中。如今，這種表現方式與歌唱技巧都相當樸素的民間曲藝已在逐步消逝中。也許只有在一些老人的記憶中，還會遙遠地傳來幾曲粵謳的音調。
●民歌：“粵俗好歌”
廣東一向是熱愛音樂的地方，南越王墓中出土的文物就少不了編鐘等樂器，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一書也提到：“粵俗好歌。凡有吉慶，必唱歌以為樂”。
今天，粵語歌曲，傳遍大江南北，就連聽不懂廣州話的北方人也都能哼上幾句粵語歌曲。粵語“流行歌”淵遠流長，粵謳風行之前，廣州民間已有木魚歌、龍舟歌等多種民間音樂。
關於粵謳的起源，有多種說法。中山大學梁守中教授在《嶺南文學史》一書中提到，最早是清嘉慶年間的馮詢和招子庸，在民間音樂基礎上發展而來。《羊城今古》副主編陳錦鴻先生則考證，在《百越先賢傳》中有記載，西漢時期有南海人張買“鼓掉為越謳”的記載，是粵謳最早的起源。但真正令粵謳流傳開來的人，則是今白雲區石井鎮橫沙村人士招于庸。
粵謳最早的曲本是《越謳》，一般也被認為是嶺南名士招子庸所著。但記者在孫中山文獻館查閱資料時，找到出版於民國時期的《粵劇粵曲粵謳木魚書考》一書，其中有袁洪銘先生的考證：當時官方有關招手庸的簡歷稱，他曾“輯《越謳》一卷，雖巴人下裏之曲，而饒有情韻，擬之樂府、子夜，讀曲之遺，佃以詩途。殘月、曉風之裔”，因此他認為招子庸是對歷史上一些粵謳曲目進行了編輯，再加上自己的部分創作，編著了《越謳》一書，後來被人稱為“粵謳”，並開創了一種民間的曲藝形式。而陳錦鴻也認為，粵謳應是招子庸在古代越人歌、疍民的咸水歌等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雅歌：文人染指民歌
招子庸將民間歌曲與文學藝術結合起來，不僅受到民間的歡迎，也深受學術界推崇。鄭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中盛讚招子庸是“最早的大膽的從事把民歌輸入文壇的工作者”。
招子庸創作的粵謳，比起原來的民間音樂，增加了一些文學創作和優美詞藻，而比起古典詩詞戲曲，又增加了許多粵語口語、俗語，更利於民間傳唱。《粵謳》一書中，除了有部分曲目可能是他從民間音樂編輯而來，但也有相當一部分是他創作的，如風靡一時的《吊秋喜》等曲目。
招子庸時代的粵謳，多以纏綿哀婉之詞，或是訴說男女的愛情，或是講述一些受害者的可憐身世，又或者是勸世文字。《粵謳》第一篇《解心事》，勸說人們苦中尋樂，這種勸世歌曲，卻能打動許多普通老百姓的心。還有，粵謳中的名作《吊秋喜》，是招子庸的代表作，以淒美的語句講述了作者與秋喜的愛情悲劇，連黃遵憲也感慨地說，“唱到招郎吊秋喜，桃花間竹最魂消!”
●戰歌：革命徵用民歌
晚清時期，許多文人加入到粵謳的創作之中，推動了粵謳的流傳。清末民初，作為民主革命策源地的廣東出現了一批進步報刊，粵謳成為知識分子面向民眾的啟蒙武器。
19世紀初，帝國主義加快入侵中國的步伐，各種思潮也在影響整個中國社會。廣東的一批進步人士為了傳播救國思想，利用民間喜聞樂見的粵謳等曲藝體裁進行宣傳。由於這批人都具有較高的文學修養和社會地位，令粵謳得到—定程度的改造和利用。
梁啟超創辦《新小說》期間，黃遵憲向他建議，刊物發表的詩歌應“斟酌於彈詞、粵謳之間”，粱啟超接受了這一建議，刊發了—系列時政題材的新粵謳，廖恩燾是這個時期新粵謳的著名作者。而後，鄭貫公創辦《有所謂報》後，還創作並刊發了不少反帝題材的粵謳。據學者冼玉清在《粵謳與晚清政治》中考證：在1905年《中美華工條約》簽訂之後，《有所謂報》發表了156篇反對美國的民間歌曲，其中粵謳就有54篇，這些粵謳在民間迅速傳唱開來，成為宣傳革命的工具。
●專家訪談
今日蹤跡：粵謳被粵劇“收容”
受訪專家：陳錦鴻(廣州地方誌編委會，《羊城今古》副主編。粵劇表演藝術家。)
記者(以下簡稱“記”)：記憶中你聽過唱粵謳嗎?
陳錦鴻(以下簡稱“陳”)：聽過。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時，我還曾在西華路、增步等地方的茶樓聽過盲妹唱粵謳，“文革”後才真正消失。以前這些盲妹歌手經常被稱為“琵琶仔”，她們在師傅的帶領下，學唱粵謳，然後在茶樓茶館裏租上一個地方，打個招牌，唱給客人聽，收點小費以此度日。
唱粵謳與後來的粵曲表演不同，粵謳的形式很簡單，不需要粵曲那麼多伴奏樂器，只要有琵琶，或者秦琴就可以，沒有的話，清唱的也可以。上個世紀，在茶樓喝茶聽粵謳已經很普遍，也有的被請到家裏去唱。
記：曾看過作家許地山寫的一篇小說《換巢鸞鳳》，講一個富家小姐偶然聽到有人唱粵謳，從此改變了自己一生的故事。裏面講到小姐聽了粵謳後問Y頭這是什麼歌，Y頭答：“這就叫做粵謳，大多是男人唱的”。如果這樣，當時粵謳是不是只有男人唱?
陳：應該不是。當時普通家庭婦女沒有什麼社交活動，平常也只有唱唱粵謳作為娛樂，她們如果聚在—起，拿著歌本唱就可以起來，像現在的卡拉OK一樣。粵謳傳唱很廣，也有這部分原因。我還曾在—個廣州老太太家裏，看到一本粵謳的歌本。
記：廣州民間有很多曲藝表演形式，除了粵謳之外，還有南音、龍舟、木魚以及後來的粵曲等，你認為粵謳與其他曲藝表演相比，其特點是什麼？
陳：相對來說，粵謳的情節性、故事性比較強，粵謳就像一種敍事詩，所以題材上也以時事要聞、故事傳說等為主。並且，創作粵謳的人，很多是社會名流，層次比較高，他們經常有感時事而進行創作，令其流傳於市井之中，這也令粵謳不同於其他民間音樂，顯得有較強的文學價值。事實上，在粵謳風行的時候，其他曲藝也很多。當時粵曲也已經出現了，但早期的粵曲，所唱的多是用官話，很接近普通話，遇到敍事的時候，簡直是用長篇普通話在講述，普通老百姓聽不懂，所以更喜歡聽粵謳。這也令聽粵謳成為一種風氣。
記：但是現在很多人都不懂得粵謳了，我問過一些年紀較輕的廣州人，他們簡直從沒聽過粵謳這樣的名詞。
陳：粵謳是一種比較原始的民間音樂，它較早衰落，有一定的社會經濟原因，也因為現代社會已經不需要粵謳作為單純的曲藝表演了。但事實上現在我們聽粵劇時，也可以聽到粵謳，其中有些內容用其他形式來表現不理想，需要用粵謳的唱法來表現。總的來說粵謳的平民性較強，粵味也較濃，粵謳作為一種唱法，還是保存下來了。
●民間精神 何以“解心”，惟有粵謳
現代人已經很少聽到粵謳了，粵謳到底是一種怎樣的曲藝?對粵謳有過深入研究的嶺南著名學者冼玉清教授認為，粵謳的特點主要有：音樂性較強，能念能唱；有一定程式，不那麼板滯；用典不受拘泥；文詞易懂易唱；在表現手法上多用象徵的比喻，抒情味重等。
在形式上，粵謳以長短句為主，字數或三七，或五五，唱腔也比較平直，單調，對藝人唱功要求不算高，即使是普通百姓，拿起歌本也能唱上一段。這種特點，令粵謳可以在民間迅速傳唱開來。
招子庸創作粵謳之時，主要是在青樓中教歌女彈唱，所作的詞多半是訴說男女愛情，委婉而悽楚。而後，當社會上越來越多人加入粵謳創作的隊伍後，粵謳的題材也越來越廣泛，可以褒貶時世，也可以勸人為善，粵謳的歌唱特點令其適合傳唱情節性強的題材，因此一些故事傳說，時事要聞等也是粵謳常見的題材。
19世紀末開始，粵謳傳唱的途徑不僅僅是青樓歌女，而更廣泛地流傳于盲人歌女、茶樓裏的“琵琶仔”中，並且，粵謳簡明易唱的特點，更是普通家庭婦女喜聞樂見，當時的女子們都會唱上幾句粵謳。一直到“文革”前，還能從一些老人的家中找到粵謳的歌本。
現在，粵謳作為一種單純的曲藝表演已經罕見，但其藝術表演已經融入粵劇之中。在一些粵劇的劇本中，有時還出現以“粵謳”或“解心”等出現的唱腔指引，那就是我們能聽到的粵謳了。
●靈魂人物：才子招子庸與他的《粵謳》
招子庸(1786-1847)，字銘山，別號明珊居土，廣東南海人。
招子庸出身富家，能文章，工詩畫，通音律，善騎射。他年紀輕輕就中了舉人，成為知名人士，曾出任山東濰縣縣令。但是招子庸的性格放蕩不羈，是青樓的常客，不為主流社會所接受。
招子庸是一個通曉韻律的音樂家。他運用廣州方言編著《粵謳》一書，令粵謳作為一種民間音樂而廣泛流傳。被公認為“粵謳鼻祖”。他的代表作《吊秋喜》字字血淚，而《粵謳》扉頁所寫“請以此—卷書，普度世間一切沉迷欲海者”，看出他是一個性情中人。
令招子庸名揚一時的，除了有他編著的《粵謳》，還有他的畫。現在廣州藝博院藏有招子庸畫竹十二聯展，畫史上稱他是畫竹高手，善於運用墨分五色這種水墨畫特有的技法上的變化，將陰陽、遠近的景物充分表現出來。招子庸還善於畫蟹，廣州藝博院藏有他畫的《蒹葭郭索圖》。2002年7月，國家文物局公佈書畫作品限制出境標準，招子庸的書畫名列其中。
據說他晚年靠賣畫為生，但每每有人求畫，卻不輕易動筆，是當時社會一大另類。這樣—個才情橫溢、音樂美術詩歌無所不精的才子，晚年卻景況淒涼。
●民間語文
“唔使問阿桂”：粵謳與俗語
粵謳中有一些語言，因為傳唱開了，被當成一句俗語而流傳。例如廣州話中有一句俗語叫“唔使問阿桂”，意思是指一些壞事，不用問肯定是做慣壞事的人做的。“阿桂”究竟是誰？
原來“唔使問阿桂”中的阿桂，叫李世桂，是清末一名貪官，他無惡不作，將貪污得來的銀兩孝敬上司，不斷升官。後來兩廣總督岑春萱整頓廣州市政，整肅貪官，把李世桂拘拿審訊，大快人心。當時廣州的盲公盲妹，把李世桂的事情，用粵謳的形式傳唱，曲名《問阿桂》。歌詞第一句就是“唔使問阿桂”，由於傳唱極廣，因此“唔使問阿桂”，就成為流行的俗語，意思是不必問了，當然是這樣子。後來的粵謳中也經常用上“唔使問阿桂”這樣的俗語。
●經典話本 文學存盤
▲招子庸《吊秋喜》選段
你名叫做秋喜，只望等到秋來還有喜意。做乜才過冬至後，就被雪霜欺。今日無力春風，唔共你爭得啖氣。落花無主，敢就葬在春泥。此後情思有夢，你便頻須寄。或者盡我呢點窮心，慰嚇故知。泉路茫茫，你雙腳又咁細。黃泉無客店，問你向乜誰棲。青山白骨，唔知憑誰祭。衰楊殘月，空聽只杜鵑啼……
《吊秋喜》是一篇悽楚的抒情的東西。據說秋喜確有其人，是一個妓女，子庸曾眷戀之。像《吊秋喜》這樣溫厚多情的情詩，在以前很少看到。—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
▲小說中的粵謳：許地山《換巢鸞鳳》
剛過了月門，就聽見一縷清逸的歌聲從南窗裏送出來。她愛音樂的心本是受了父親的影響，一聽那抑楊頓挫的腔調，早把她所要做的事擱在腦後了。她悄悄地走到窗下，只聽得：
你在江湖流落尚有雌雄侶；虧我形單影隻異地棲。
風急衣單無路寄，寒衣做起誤落空閨。
日日望到夕陽，我就愁倍起只見一圍衰柳鎖住長堤。
又見人影一鞭殘照裏，幾回錯認是郎歸。
正聽得津津有味，一種嬌嬈的聲音從月門出來：“大小姐你在那裏幹什麼？……”她說：“剛才所聽的實在是好，可惜你來遲一點，領教不著。……是用本地話唱的。我到的時候，只聽得什麼……尚有雌雄侶……形單影隻異地棲。……”驊而不由她說完，就插嘴說：“噢，噢，小姐，我知道了。我也會唱這種歌兒。你所聽的叫做《多情雁》，我也會唱。……這就叫做粵謳，大多是男人唱的。我恐怕老爺罵，所以不敢唱。”她說：“你想唱也無妨。你改天教給我幾支罷。我很喜歡這個。
●評說
好語如珠，即不懂粵語者讀之，也為之神移。——鄭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中評招子庸的《粵謳》
粵謳的社會價值，即在於它能反映當時現實的生活和鬥爭，成為時代的史詩。——冼玉清《粵謳與晚清政治》
到了少年時期，學唱戲曲粵謳段子。……粵謳也很深奧，是夾著一些廣東話的古典詩詞。 ———阮章競《漫憶咿呀學語時》
臺灣之人，來自閩、粵，風俗既珠，歌謠亦異。閩曰南詞，泉人尚之；粵曰粵謳，以其近山，亦曰山歌。南詞之曲，文情相生，和以絲竹，其聲悠揚，如泣如訴，聽之使人意消。而粵謳則較悲越，坊市之中，競為北管，與亂彈同。—《臺灣通史•風俗志》之“歌謠”篇（來源：南都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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