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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
－－作者：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
一
我移民香港﹐22年了。
我是1985年6月30日跨過羅湖橋的。跨過去的時候﹐並沒想過後來種種。現在回過頭來﹐又顯得有點欲說無從。昔日的日記相片書信還在﹐多年來塵封不動。外面正是十年回歸大慶﹐我卻獨坐一室﹐茫然地整理個人的移民史。
20世紀80年代至今﹐有近百萬新移民從中國來港。這百萬人一離開羅湖﹐便好像細流入深海﹐靜默無聲﹐不知那裡去了。再出現的時候﹐往往便是報紙頭條的倫常慘劇主角。這並非事出無因。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新移民”一詞幾乎和社會問題同義﹐常常和家庭暴力﹑騙取社會保障援助﹑貧窮落後等關聯在一起﹐是個不光彩的標記。新移民既是外來者﹐同時又被視為社會問題製造者﹐遂背負雙重的道德原罪。很多人認為﹐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在於將新移民儘快改造成香港人﹐洗去他們舊的次等的不文明的價值﹐接受新的先進的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新移民跨過羅湖橋那一刻﹐便必須承認自己在文化上低人一等。這份深不見底的自卑﹐令新移民不願面對過去﹐更加沒有勇氣在公共空間述說自己的歷史。而手握權力的主流社會﹐不僅沒興趣了解新移民的前世今生﹐甚至有意無意醜化他們的形象﹐漠視他們面對的種種困難和承受的諸多不義。於是﹐新移民這一龐大群體﹐在據說是自由開放的香港﹐形成了某種集體性消聲。
新移民明明無處不在﹐卻又彷彿並不存在﹔明明有話想說﹐卻又無法可說。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文化現象﹐因為香港本身是個移民社會﹐1949年以降﹐歷經幾波的大移民潮﹐目前七百萬人口中﹐真正稱得上“原住民”的﹐少之又少。但在這樣一個移民城市﹐新移民的生存處境和精神狀態﹐卻甚少在公共領域受到關注。兩年前﹐我在報紙發表了一篇短文〈像我這樣的一個新移民〉﹐結果收到很多素不相識的讀者的電話和來信﹐分享他們的移民故事﹐情緒熱切而激動。這教我詫異。那一刻﹐我才知道有多少新移民的鬱結被這個城市壓抑著。他們渴望被聆聽被理解﹐渴望得到別人的肯認和尊重﹐卻往往事與願違。
在過往大部分的新移民討論裡﹐經濟考慮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向度﹐例如新移民對香港人力資源的影響﹐對社會福利造成的壓力等。因此﹐政府最關心的﹐是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令新移民脫胎換骨﹐成為有利於香港經濟發展的勞動力﹐並減少他們對社會福利的依賴。至於新移民作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過去的個體﹐他們在新環境中的實存感受﹐在精神﹑文化﹑家庭各方面遇到的種種困難﹐卻往往被忽略漠視。每當有什麼新移民家庭慘劇出現﹐媒體要麼視其為個別事件﹐要麼循例追究一下政府﹐要求增加多些社工便了事。
1999年12月﹐林婕﹐一個品學兼優的新移民女生﹐不堪在港生活的苦楚﹐在最美好的18歲﹐從高樓一躍而下﹐死後留下這樣的問題﹕“我很費解﹐我到底做錯了什麼﹖難道‘我來自內地’就是我的罪過嗎﹖”林婕的死﹐迫使香港社會作了一點道德懺悔。當時的教育署署長羅范椒芬﹐寫了一封信給全港老師﹐說﹕“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感到十分羞愧﹔對林婕和她的母親﹐我有無限的歉意﹔作為教育署署長﹐我難以想像林婕所遭受的歧視﹐竟然發生在教育界﹑在學校裡。這真是莫大的諷刺。”
林婕用她的生命﹐打破一池死水﹐讓香港社會一瞥新移民的艱難。但池水頃刻回復平靜﹐事件很快便被遺忘﹐社會並沒任何改變。人們其實並不了解﹐又或不願意了解﹐林婕為什麼要死。香港這樣一個“繁榮安定”的社會﹐沒法承受致一個年輕新移民於死地這樣一種集體責任。這和東方之珠的想像﹐有太大的認知和情感上的落差。於是﹐林婕的死﹐遂被視為極少數不能好好適應香港的特例。而萬萬千千的年輕新移民﹐早已安安份份完成改造。
一直以來﹐我也如此相信。以為只是自己改造得不夠快不夠好﹐才做香港人做得如此吃力。20年過去﹐我才開始懂得問﹐為什麼過百萬的新移民﹐會在這個喧嘩的城市失去聲音﹖為什麼林婕要選擇死﹐來表達她對這個據說是東方之珠的城市的憎恨﹖為什麼一次又一次的人倫慘劇﹐總發生在新移民身上﹖我開始意識到﹐不應只是問如何改造﹐而要問為何要這樣改造﹐改造的代價是什麼﹐以及誰去付這些代價。我不知如何回答這些問題。以下我只嘗試從我個人的移民史﹐對這些問題作一些初步的側面的反思。但我必須強調﹐我的經歷﹐不多也不少﹐只是我的個人經歷。每個移民﹐都有自己的移民故事﹐儘管每個人的故事﹐皆無可避免地刻有時代的烙印。
二
1985年6月下旬的某個傍晚﹐我放學回家﹐母親說過幾天便要移民香港。我呆了好一會﹐然後咬著牙﹐說﹐我不去。眼淚跟著便掉下來。
我不願意離開故鄉﹐一個廣東西部偏遠的小縣城﹐因為活得快樂。活得快樂﹐並非因為富有。事實上﹐家裡一直很窮。我出生在農村﹐父母兩家都被劃為地主﹐父親1957年更被打為右派﹐全家備受政治之害。我小時候在農村放牛打魚﹐後來才出到縣城讀書。我那時在讀中學一年級﹐既沒有考試壓力﹐也未懂得為前途擔憂﹐一班同學相處融洽﹐日子過得無憂無慮。我走的時候﹐辦的是停學手續﹐而不是退學﹐因為我相信自己一定會回來。離別那天﹐全班同學到車站相送﹐有人送我一瓶從江中打來的水﹐有人遞我一包學校的泥土。
我能夠移民香港﹐是因為父親早在1981年來港探望幾十年不見的伯父時留了下來。父親1951年加入農業銀行工作﹐為人能幹正直﹐在單位受人敬重。他申請探親時﹐壓根兒沒想過留下來﹐伯父卻苦苦挽留。臨返國內前一刻﹐伯父送了一首詩給父親﹕“扁舟飄忽到桃源﹐車水馬龍別有天。凡心未了留不住﹐他朝徒嘆誤仙緣。”伯父認為香港是桃花源般的仙境﹐希望父親不要回到大陸那樣的人間。幾經掙扎﹐父親終於放下早已收拾好的行李。我後來才體會到﹐對父親來說﹐這是個艱難的抉擇。父親那時正當盛年﹐工資雖然不高﹐但事業發展順利﹐和同事合作愉快﹐工作帶給他很大的滿足感。選擇留下來﹐便等於放棄幾十年的事業﹐由零開始。而他當時在布匹公司做職員﹐一個月工資才1000元﹐減去租金﹐早已所剩無幾。
我出來工作後﹐父親有次和我說﹐考慮職業時﹐一定要選擇有意義﹐能帶給自己滿足感的工作。這番說話﹐說來輕描淡寫﹐卻道盡了他的辛酸遺憾。人到中年而選擇離開故土﹐放棄前半生辛苦累積的工作經驗﹑地位﹑社會關係以至事業追求﹐在不確定的新環境中從新開始﹐代價不可謂不大。不少人認為新移民無論吃多少苦﹐受到怎樣的對待﹐也是值得的﹐甚至應該的﹐因為即使從事最底層的工作﹐甚至領取社會援助﹐收入也較國內高。更重要的﹐這是他們的選擇﹐因此沒有資格抱怨。誠然﹐選擇來的人﹐必有來的理由。而生活在香港的很多好處﹐也是毋庸多言的。但這並不表示﹐香港社會可以用任何方式對待新移民﹐更不表示對於新移民失去什麼和承受什麼可以視而不見﹐因而對他們缺乏基本的理解和尊重。
事實上﹐父親那一輩其實無路可退。他們既不能回到過去﹐卻又無力在新環境中賦予生活新的意義。他們面對的﹐是基本的生存問題。唯一的出路﹐是接受現實﹐胼手胝足努力工作﹐並將所有希望寄託於下一代。他們初到香港﹐普遍存在強烈的自卑感﹐自覺處於社會邊緣﹐而曾經有過的理想和追求﹐只能壓抑於心底深處﹐並隨年月流逝而逐漸淡去。這樣的故事﹐多不勝數。
經過20多年茹苦含辛的工作﹐我們家裡的經濟環境已大有改善﹐父親卻已垂垂老去。即使粗心如我﹐也常常感受到父親的落寞。真正能提起父親興致的﹐是和他談起舊日國內生活種種﹐例如年少的輕狂﹐當年在銀行工作的情況以至農村生活的種種趣事。即使是反右運動和文革時被批鬥的情形﹐父親回憶起來也津津有味。但我從來沒敢問父親﹐香港是否是他的桃花源。2007年6月30日﹐是我來港22周年紀念日。那天我們全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頓飯。我問父親﹐回首過去﹐可曾後悔移民來港。父親沉默良久﹐說﹐看到你們今天活得很好﹐我不後悔。
嚴格來說﹐香港沒有為社會貢獻的概念﹐因為社會只是抽象地指涉單獨的個體在其中追逐利益的場所﹐本身並非一個實體﹐更不是休戚相關的社群。人們得到什麼失去什麼﹐一切歸於個人﹐與社會無關。因此﹐父親只能說為他的子女付出了多少﹐卻不能說為香港貢獻了什麼。家的概念﹐延伸不到那麼遠。或許正因為此﹐對於那些辛苦大半生卻老無所依的老人家﹐我們往往既沒同情之心﹐亦無虧欠之情。
三
未移民之前﹐我對香港的認識﹐來自流行文化。那個年頭﹐香港電視劇剛開始流行﹐〈大地恩情〉﹑〈萬水千山總是情〉一出場﹐便風靡一時。但真正教我們著迷的﹐還數〈大俠霍元甲〉。當時這套劇是晚上九點播放﹐而我們學校的自修課卻要九點才完。因此﹐八時半過後﹐所有課室便會出奇地安靜﹐人人收拾好書包文具﹐蓄勢待發。待鐘聲一響﹐全校幾百人立即蜂湧而出﹐以最快速度跑出校園﹐跳上自行車﹐在街上橫衝直撞﹐直奔家裡。
香港流行曲也開始普及﹐張明敏﹑鄧麗君﹑徐小鳳﹑許冠傑﹑林子祥一一登場。那時候﹐很多同學都有一本歌簿﹐將自己喜歡的流行曲歌詞抄在上面﹐彼此交換﹐下課後一起在走廊引吭高歌﹐又或躲在課室一角獨自吟唱。音樂課上教的那些革命電影歌曲﹐早已乏人問津。我班上有位同學的哥哥看準時機﹐開了一家唱片店﹐專門從香港買回歌星的最新錄音帶﹐然後大量翻錄轉售﹐幾塊錢一盒﹐在小鎮很受歡迎。
但我真正受香港文化“荼毒”的﹐還數武俠小說。我自小沉迷書本﹐尤喜小說神話傳奇﹐小學三﹑四年級時已將《三國演義》﹑《封神榜》﹑《三俠五義》﹑《大明英烈傳》﹑《水滸傳》﹑《鏡花緣》﹑《東周列國志》等一大堆囫圇吞棗地讀完。那時找書不易﹐什麼書都讀。我第一次接觸香港的新派武俠小說﹐是梁羽生的《萍蹤俠影錄》。這本書是當時正在追求我大姐的未來姐夫借我看的﹐我之前對梁羽生一無所知。誰知書一上手﹐便放不下來。我不眠不休﹐兩天便將書讀完。我至今仍記得﹐看完後我走上天臺﹐眼前暈眩﹐心中悵惘失落﹐書中主角張丹楓和雲蕾的影子揮之不去﹐只想盡情大叫。在我的閱讀史中﹐那是一個分水嶺。我的近視﹐也因此加深﹐但當時卻無眼鏡可配﹐上課時總看不清楚老師在黑板上寫些什麼﹐結果影響了昇中學的考試成績。
接著下來﹐我發現一本叫《武林》的月刊﹐正在連載金庸的《射雕英雄傳》﹐那更把我弄得心癢難熬。很可惜﹐不知什麼緣故﹐連載幾個月後便停了﹐而我卻像吸毒者一樣﹐對武俠小說上了癮﹐在鎮上四處打探何處有梁羽生和金庸。上了中學﹐一位同樣是小說迷的高年級同學告訴我﹐鎮上某處有武俠小說出租﹐但一定要熟人介紹。出租室有點神秘﹐屋內黑沉沉的﹐書架上排滿了金庸﹑梁羽生﹑古龍的作品﹐全是繁體字版﹐封面用牛皮紙包著。那個時代不如今天開放﹐出租港臺圖書還相當顧忌。租書除了十元按金﹐租金要兩角一天。這是相當貴了。當時租連環圖才兩分錢一本﹐而我一個月也不過幾元零用錢。但那真是一片新天地。為了省錢﹐我必須每天看完一本。我於是學會繁體字﹐也學會蹺課﹐甚至學會一邊騎車一邊看小說。在別人專心上課時﹐我偷跑到學校後山的橡樹林﹐在午後陽光和聒耳蟬聲中﹐沉醉在俠骨柔情和刀光劍影的世界﹔在夜闌人靜時﹐我抱著書偷偷跑到公共廁所﹐藉著昏黃微弱的燈光﹐與郭靖黃蓉楊過小龍女同悲同喜。
金庸和梁羽生的小說﹐除了功夫愛情﹐同時呈現了一個價值世界。對是非黑白的堅持﹐對弱者的同情﹐對朋友的道義﹐對承諾的重視﹐對民族的熱愛﹐是這些小說不變的主題。當讀者全情投入小說情節時﹐也不自覺地接受了背後的價值。可以說﹐武俠小說除了帶給我無窮的閱讀樂趣﹐也無形中影響了我的思想和情感。說來有點好笑﹐我在蹺課中完成了另類的人格教育﹐而我對此卻毫不知情。
我們是受香港文化影響的第一代。當時雖已開放改革幾年﹐整個社會仍頗為封閉落後。歷年政治運動磨盡了所有人的理想和熱情﹐90年代全面資本主義的時代仍未到來﹐人人處於精神極度饑渴﹐卻不知出路在哪的躁動狀態。香港的電視劇﹑電影﹑流行曲和文學的傳入﹐正好滿足了這種需要。香港文化商品最大的特色﹐是使人歡愉。它沒有什麼政治道德說教﹐卻能深深打動我們的情感。鄧麗君的中國小調﹐〈大地恩情〉的鄉土情懷﹐金庸小說的俠義精神﹐甚至張明敏的〈我是中國人〉﹐著實滋潤了我們的心靈。儘管如此﹐我對香港並沒多大嚮往。父親去了香港以後﹐家裡的生活慢慢有了改善﹐開始有了電風扇﹐黑白電視和卡式錄音機﹐我間或也會向同學炫耀一下父親帶回來的斑馬牌原子筆。但很奇怪﹐我從沒想過要成為香港人。香港彷彿是個遙遠得和我沒有任何關係的世界。
四
抵達香港那天﹐最初迎接我的﹐是深水埗地鐵站的北河街鴨寮街出口。當年的鴨寮街﹐和今天一樣熱鬧擠擁。舊攤檔滿地﹐叫賣聲盈耳。我和媽媽緊緊跟著父親﹐拖著行李﹐一步一步在人群中穿過。抬頭上望﹐只能隱隱見到天空的一抹藍。
我們住的地方﹐是北河街一個單位的板間房。這是一幢非常殘舊的“唐樓”﹐只有四百多平方尺﹐住了三戶人家﹐大家共用一個廚房和廁所。板間房再分為兩層﹐父母住下層﹐我住上層﹐算是個閣樓。閣樓沒有窗﹐晦暗侷促﹐人不能站直﹐得彎著腰才能在茶几上讀書寫字。躺在床上﹐天花板好像隨時會塌下來。
初來的一年﹐日子難過。我當時有寫日記的習慣。最近重讀﹐發覺1985年7月7日寫下這樣的感受﹕“離回家還有358天。 今天簡直快要瘋了﹐真想偷渡回故鄉去。這幾天簡直度日如年。”然後是7月8日﹕“我真後悔自己來香港﹐現在要我死也願意。”這樣的情緒﹐整本日記隨處可見。那時打長途電話很不方便﹐只能和故鄉的朋友通信。生活的最大寄託﹐便是等信和寫信。郵差每天派信兩次﹐分別是早上十時和下午四時。我每天起來﹐臉未洗牙未擦﹐第一件事便是跑到樓下看信箱。有信﹐便滿心歡喜﹐讀完又讀。沒信﹐便心裡失落﹐只好不安地期待下午的到來。那一年﹐我寫了好幾百封信。
新移民最難適應的﹐也許並非居住環境惡劣﹐而是“生活世界”的突然轉變。生活世界是個複雜的意義系統﹐包括我們的語言﹑傳統﹑價值﹑人際關係﹐以至日常的生活方式等。只有在這樣的系統裡﹐我們才能確定自己的身份﹐理解行動的意義﹐並肯定生活的價值。如果我們由小至大活在一個穩定的世界﹐我們根本不會意識到它的存在﹐因為一切皆顯得理所當然。只有當我們由一個世界急速轉換到另一個世界﹐而兩者又有根本斷裂時﹐人才會深刻感受到無家的失落。
來港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活在這種疏離感中。表面上﹐我很快便適應下來﹐語言﹑讀書﹑生活各方面﹐雖有困難﹐卻都能應付。但在內心﹐卻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是香港人﹐更不知日後的路該如何行。走在街上﹐覺得所有人和自己一點關係也沒有﹔回到家裡﹐躺在黑暗的閣樓﹐腦裡只有昔日的回憶﹔看到中國和香港的運動員比賽﹐我會為中國隊打氣。而每次返回國內﹐我便有種著地的感覺。即使去北方旅行﹐碰到素不相識的人﹐我也有著難言的親切。這種割裂﹐使我長期處於一種孤獨狀態。伴隨這種心境﹐我沉迷的不再是武俠小說﹐而是李煜﹑李清照﹑柳永那些憂傷的長短句。
讀到中學四年級﹐我的迷惘更甚﹐變得極度憂鬱孤僻。為求出路﹐我開始找老師討論人生的意義﹐跟同學去基督教會聽福音﹐甚至胡亂找些佛學書來讀。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某天放學後﹐夕陽斜照﹐我站在彌敦道和界限街交界的安全島﹐看著川流不息的汽車和匆匆的人群﹐突然覺得完全無力再行下去。我軟弱地斜靠在欄杆上﹐看著紅燈轉綠燈﹐綠燈轉紅燈﹐人動也不動﹐茫然四顧﹐不知何去何從。
苦悶的時候﹐我喜歡一個人在深水埗遊蕩。深水埗是窮人聚居之所﹐密密麻麻的唐樓又殘又舊﹐街道也亂糟糟的。那時南昌街中間仍是店鋪林立（後來拆了﹐變成現在的休憩公園）﹐石硤尾街的天光墟（在天剛亮時將東西放在地上擺賣﹐故有此名）也在﹐黃金商場周圍還有無數的流動熟食小販﹐再加上福華街﹑福榮街﹑長沙灣道的時裝批發店﹐北河街菜市場和鴨寮街的舊物和電器攤檔﹐令深水埗成了個無所不包的大市集。在這裡﹐你會見到蛇王在街頭當眾用口咬斷蛇頭﹐隨即挑出蛇膽﹐給客人和著酒一口喝下去﹔會見到櫃檯高高﹐令人望而生畏的老當鋪﹔當然還有琳瑯滿目﹐堆積如山的色情雜誌。
我最喜歡的﹐還是到鴨寮街淘書。鴨寮街並沒書店﹐“收買佬”只是將收回來的書和其他雜物﹐隨意堆在一起。要挑書﹐便要不怕髒﹐而且得有耐性。我在那裡淘到最多的﹐是小說散文﹐但也找到一套三冊馬克思的《資本論》﹐ 唐君毅的《哲學概論》和梁啟超的《飲冰室全集》等。後來讀大學時﹐我甚至在那裡用十元買到最近逝世的美國哲學家羅蒂（Richard Rorty）的成名作《哲學與自然之鏡》英文版。
住得久了﹐我便慢慢感受到深水埗的貧窮。我家的居住環境﹐還不算最惡劣。更差的﹐是那些住在“籠屋”的人﹐幾十人擠在一個單位﹐每人只有一個鐵籠般大小的床位。1990年12月南昌街籠屋大火﹐導致6人死亡﹐50多人受傷﹐人們才知道香港仍有那麼多人居住在那樣的非人環境。張之亮當年拍攝的〈籠民〉﹐便是以此為題材。深水埗也有許多老無所養的獨居老人﹐天一亮便坐滿街角的小公園﹐有的在下棋打牌﹐有的在發呆。新移民也不少。只要在街上轉一圈﹐什麼口音都可以聽到。父母後來搬了兩次家﹐卻始終沒離開過這區﹐而我每次回家﹐依然喜歡在深水埗鬧市散步。
五
1985年9月﹐我入讀大角咀福全街的高雷中學。父親為我讀書的事﹐四處奔走﹐卻一直苦無頭緒﹐最後只好選擇這所自己同鄉會辦的學校﹐由中學一年級讀起。嚴格來說﹐這不算一所完整的中學。學校在一幢工廠大廈二樓﹐樓下是售賣五金鋼鐵的店舖﹐噪音不絕於耳。學校除了幾個課室﹐沒有任何設施。課程只辦到中三﹐中四以後學生便要另選他校。
學校離家不遠﹐步行15分鐘便到。第一天上學﹐我發覺全班50多人﹐有七成是像我這樣剛到的新移民﹐以廣東和福建為多﹐但也有更遠的。大家一開口﹐便察覺人人鄉音不同。我們很快便混得很熟。從一開始﹐我便喜歡這班同學。他們純樸善良﹐彼此友愛沒機心﹐而且回憶起國內生活種種﹐大家總會說個不停。平時下課後﹐我們會聯群結隊去踢足球﹐在遊戲中心流連﹐到桌球室找樂﹐周末甚至試過一起去大角咀麗華戲院享受三級片早場的刺激。我們有心讀書﹐卻不知從何學起。學習環境實在太差﹐學生程度又參差不齊﹐老師難以施教。我們渴望融入香港社會﹐卻不知從何做起。我們對香港的歷史文化一無所知﹐父母教育水平又普遍偏低﹐更要日以繼夜工作﹐對我們是愛莫能助。我們好像活在一個隔離的世界﹐自生自滅。
開學不久﹐我們便一起去工廠做兼職。事緣有位同學的父親﹐在製衣廠專門負責穿褲繩（俗稱褲頭帶）的工序﹐方法是用鐵針將尼龍繩由短褲一端貫穿到另一端。由於工作多得做不完﹐同學便叫我們下課後去幫忙。工資按件計﹐一條一毫。如果熟手﹐一小時大約可賺到八元。工作本身極單調﹐但幾位朋友一起﹐加上工廠可聽收音機﹐不算特別苦悶。
我後來在工廠認識了一位負責牛仔褲包裝的判頭阿卓。由於他給的工資較高﹐而且工作較多﹐於是我和一位外號叫“大隻廣”的朋友便過去跟他。阿卓和好幾間製衣廠有協議﹐那裡要人便去那裡﹐因此我們有時在大角咀﹐有時在長沙灣和葵涌。包裝是整個成衣生產流程最後一道工序﹐相當複雜﹐包括貼商標﹐摺疊﹐入膠袋﹐開箱封箱﹐以及用膠帶機將箱紮好。由於出口訂單有時間性﹐廠方往往要我們一兩天內完成大量包裝﹐非常消耗體力﹐而且有時要加班到深夜﹐不是易做的工作。
大隻廣是恩平人﹐比我大兩歲﹐人有點俠氣也有點流氓氣﹐好抱不平﹐喜飲酒抽煙﹐平時三句有兩句是粗口﹐上課常常和老師作對﹐是我們這群同學的核心。我和他性格不同﹐卻很投契。他的數學很好﹐英文卻很差﹐所以讀了半年﹐已經對讀書失去興趣。有次我們在葵興下班﹐已是晚上11點﹐天下著小雨﹐我倆不知為什麼抬起槓來﹐誰也不讓誰﹐結果決定一起步行回深水埗。那一夜﹐我們沒有傘﹐卻不畏雨﹐一邊健行一邊笑談彼此的夢想﹐回到家時已是深夜一點﹐嚇壞了在家久等的父母。當時說過什麼早已忘了﹐但那份對未來的豪情﹐卻長留在心。1986年夏天﹐我領到回鄉證後﹐便和大隻廣聯袂返回故鄉﹐會合我的幾位同學﹐一起坐火車去桂林旅遊。我們在漓江暢泳﹐在桂林街頭放肆高歌追逐﹐在陽朔回味劉三姐的山歌﹐快意非常。
大隻廣讀完中三﹐便輟學回家幫父親做些中藥轉口的小生意﹐中間賺過一些錢﹐並請我們一班同學去鯉魚門嚐過海鮮。後來聽說他生意不景﹐又迷於賭博﹐以致欠下鉅債而要避走大陸。再後來﹐便沒了音訊。我們的老闆阿卓﹐好幾年後聽說原來是個偷渡客﹐遭警方發現﹐坐完牢後也被遣返國內。我們工作過的製衣廠﹐早已一一搬到國內﹐工廠大廈則被推倒重建為幾十層高的豪宅。至於我那群新移民同學﹐絕大部分讀完中三或中五後便出來工作﹐最多是到髮型屋做學徒。就我所知﹐能讀上大學的﹐不足三人。而我讀完二年級後﹐便透過考試轉到何文田官立中學做插班生。
六
1987年轉校後﹐我的生活起了變化。最大的不同﹐是大部分同學都是本地出生﹐而我的鄉音﹐便間或成了同學的笑柄。那談不上是歧視﹐但卻時時提醒我和別人的差異。這還只是表面的差異。我很快便意識到﹐我和我的香港同學﹐其實活在兩個世界﹐因為彼此的成長經歷完全不一樣。例如我從不看卡通片﹐也不喜歡漫畫﹐更不熱衷電子遊戲。但這三樣東西﹐卻是香港大部分男生的至愛。結果一年不到﹐我最熟絡的朋友﹐又變成學校中的新移民同學。
我們那一屆四班同學中﹐大概有一成多是新移民。這些同學和高雷的有些不同。他們早來幾年﹐很多從小學讀起﹐因此較易適應香港的生活﹐而且何官是所不錯的學校﹐學生自信心較強﹐也有較高的自我期望。他們很多喜歡看課外書﹐較為關心政治時事﹐甚至會坐下來認真討論一些人生哲理問題。中四那年﹐我和幾位同學成立了一個讀書小組﹐定期討論時事﹐並自資手寫出版一本叫《求索》的刊物﹐取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之意。校長有點擔心﹐派了一位老師在我們開會時前來旁聽輔導﹐刊物內容亦需老師過目。我當年寫了一篇文章﹐批評很多人棄香港而移民他國是不應該的﹐結果被勸導不要發表。
1988年夏天﹐我和國內一位同學﹐從廣州坐火車去北京旅行。我自小喜歡中國歷史﹐加上受武俠小說影響﹐對中國名山大川早已嚮往。旅費是兼職賺回來的﹐不用父母操心。只是到現在我也不太理解﹐我當時年紀那麼小﹐為什麼父母會放心讓我這樣去闖蕩。我們去天安門看了昇旗禮﹐瞻仰了毛澤東的遺體﹐還登上了長城。玩完北京﹐我們再坐火車下江南。印象最深的﹐是我這個南方人第一次在火車上見到極目無山的華北大平原。我倚在窗口﹐敞開衣裳吹著風﹐“隨身聽”播著齊秦的〈狼〉﹐看著夕陽在天邊被地平線徐徐吞噬﹐天地蒼茫﹐美不可言。
三個星期後﹐當我從杭州坐火車回到廣州﹐對中國有了很不同的感受。除了遊覽名勝古蹟﹐我更近距離觀察了不同地方不同老百姓的生活﹐尤其是在長途的硬座火車旅程中﹐我從其他乘客口中聽到許多聞所未聞的故事﹐了解國內人生活的艱辛。在旅途上﹐當別人問我從那裡來時﹐我總說廣東﹐卻不願說自己是香港人。這有安全的考慮﹐但我心底的確希望像他們一樣﹐都是中國人。不同省份的人走在一起﹐讓我有種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感覺。我喜歡那種感覺﹐但對別人對自己來說﹐香港卻好像在四海之外。
從北京回來不夠一年﹐六四事件便發生了。1989年5月﹐在學校默許下﹐我在課室率先張貼了支持學生運動的標語﹐接著參加了幾次大遊行﹐天天看報紙追新聞﹐沉浸在大時代的亢奮中。六四那一夜﹐我一個人坐在漆黑的家中﹐看著沒有畫面的電視﹐聽著身在北京的記者電話中傳來的密集槍聲﹐一夜未眠。其後18年﹐只要在香港﹐六四夜我都會去維多利亞公園﹐和幾萬人一起點亮燭光﹐悼念那死去的英靈。
六四事件是我的移民史的分水嶺。六四前﹐我沒想過要在香港落地生根﹐總想著終有一天會回去。那幾年﹐我讀了不少文學作品﹐例如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戴厚英的《人啊﹐人﹗》﹑蘇曉康的《自由備忘錄》等﹐對1949年後的歷史多了一些認識﹐但對中國的未來依然充滿信心。我仍記得﹐1988年國內有一套紀錄片叫《河殤》﹐中央電視臺拍攝﹐探討的便是中國應往何處去﹐引起海內外很大爭論。教協辦了一次播映會﹐一次過播完六集。我一個人去看了。當看完最後一集《蔚藍色》﹐步出教協時﹐我心內激動﹐深信中國只要繼續改革開放﹐一定可以告別傳統﹐並與象徵西方的蔚藍色文明融合﹐振興中華。六四後﹐我有種強烈的無家可歸的失落。本來那麼崇拜的國家﹐本來那麼尊敬信賴的領導人﹐一夜之間卻變得如此猙獰如此陌生﹐誰還敢認同那是自己的家﹖﹗悲劇過後﹐政治的殘酷和暴力的可怖﹐在我和我那一代很多人身上﹐留下一道難以磨滅的傷痕。回去已無可能﹐也無能力再度移民﹐留在香港﹐便成了沒有選擇的選擇。要安頓下來﹐第一件事便是要全心接受香港的價值觀﹐好好做個香港人。
七
當時我並不十分清楚這種轉變的後果。但會考過後﹐在對於報讀大學什麼學系一事上﹐我經歷了一次難忘的試煉。我一直的志願是中文系﹐因為這是我最喜歡﹐也讀得最好的科目。我那時已試過投稿報紙的文藝版﹐也參加過一些徵文比賽得過獎。我特別崇拜劉賓雁﹐希望將來也能做個報告文學家。可是家裡及老師卻主張我報讀最熱門的工商管理﹐理由當然是日後的前途考慮。如果我堅持﹐家裡大抵也會尊重我的意願。但我自己也猶豫了。我當時的成績﹐是學校最好的幾個﹐因此並不太擔心錄取的問題。我的困擾﹐在於我當時認為這是兩種價值觀﹐兩種不同人生道路的抉擇。如果我選讀工商管理﹐便意味著我日後會在商界工作﹐以賺錢為人生最高目標﹐並放棄自己喜歡的文學和歷史﹐當然更不會有時間寫作。如果我本身很喜歡商業管理﹐很崇拜那些億萬富豪﹐問題倒不大﹐畢竟人生總要有所取捨。但由小至大的讀書薰陶﹐令我並不怎麼嚮往那種生活。金庸筆下的大俠﹐中國歷史中的英雄﹐五四時期的作家﹐才是我欣賞的人物。
我被這個問題深深折磨﹐以至寢食難安。我請教過不同老師﹐所有老師都說﹐理想是當不得飯吃的﹐人最終要回到現實。然後我又發覺﹐過去幾年校內成績最好的同學﹐都進了工商管理學院。他們告訴我﹐如果我選讀了自己喜歡卻不熱門的學科﹐很可能會後悔﹐因為香港是個商業社會﹐畢業後還是要在市場上和人競爭。他們好像很有道理﹐於是我這樣說服自己﹕既然我以香港為家﹐便應努力做個成功的香港人﹐而成功的香港人﹐當然是像李嘉誠那樣能賺很多錢的人。要賺很多錢﹐自然要熟悉商業社會的運作﹐並在激烈的競爭中擊敗別人﹐一步一步向上爬。而要有這種競爭力﹐理應從大學做起。我被自己說服﹐最後亦如願入讀中文大學的工商管理學院。
這次抉擇﹐對我是一種挫折﹐也是一種解脫。我好像放棄了一些自己很珍惜的東西﹐好像作了某種屈服﹐但我也安慰自己﹐以後再不用為這個問題困擾﹐可以安心做個成功的香港人。事實並非如此。入了中大以後﹐我才知道自己根本不適合工商管理。這和性情及志趣有關﹐也和大學的經歷有關。我一進大學﹐便參加了《中大學生報》﹐積極參與學生運動﹐關心校政也關心香港和中國的未來﹐那種生活和商學院的氛圍﹐自是格格不入。而我在一年級時選修了哲學系陳特先生的課﹐自始步入哲學的門檻﹐開始認真思考一些困惑已久的人生哲學問題。結果在大學頭兩年﹐我又一次面對人生何去何從的掙扎。那種糾纏﹐極其累人﹐不足為外人道。最後﹐在大學三年級﹐我決定轉系﹐讀我喜歡的哲學。轉系那天﹐陳特先生面試我﹐問我會不會後悔﹐我說不會﹐但其實我一點也不知道在香港讀哲學﹐到底有什麼出路。
如果我的掙扎﹐只是我的個人問題﹐那並沒有什麼特別。實情卻非如此。在我認識的朋友中﹐考試成績最好的一批﹐當年幾乎都選擇了商學院﹐理由也差不多。這種情況在今天的香港﹐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容我武斷點說﹐香港的大學生﹐很少是為興趣和夢想而讀書的。大部分像我一樣﹐在未開始尋夢之前﹐已被現實壓彎了腰﹐少年老成﹐放棄實現理想和活出自我的機會﹐很快便順從社會設下的框框﹐走著一條非常相似的路。如果我們同意英國哲學家穆勒（J. S. Mill）的觀察﹐人類並不是機器模塑出來的一式一樣的東西﹐而是各有個性的獨立生命﹐並在快樂的來源﹑對痛苦的感受﹐以及不同能力對人們所起的作用上有著鉅大差異﹐那麼便很難不同意他的結論﹕“除非在生活方式上有相應的多元性存在﹐他們便不能公平地得到屬於他們的幸福﹐也不能在精神﹑道德及審美方面成長到他們的本性所能達到的境界。”（《論自由》）
到底是什麼力量﹐令這個城市一代又一代優秀的年青心靈﹐即使曾經有過掙扎﹐最後也不得不妥協﹐放棄發展自己的個性和追求屬於自己的幸福﹖而這對一個城市來說﹐是健康的嗎﹖
要在香港行一條不那麼主流的路﹐同時又能肯定自己﹐的確很難。香港表面上很多元﹐住得久了﹐便會發覺它的底層有個相當單一強勢的價值觀。過去幾十年﹐香港逐步發展成為一個繁華先進的資本主義城市﹐亦令整個社會接受了一套根深柢固的意識形態﹕崇尚市場競爭﹐擁抱個人消費主義﹐以追求效率﹑發展和無止境的財富增長作為個人事業成功和社會進步的唯一標準。在市場中﹐決定一個人成敗得失和社會地位的﹐是他的經濟競爭力。因此﹐在一個高揚“小政府大市場”的社會﹐每個人由一出生開始﹐便被訓練打造成為市場競爭者。競爭的內在邏輯﹐是優勝劣汰。市場中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關係﹐是對手的關係﹐是工具性的利益關係﹐而不是任何休戚與共﹐同舟共濟的合作關係。每個人都是孤零零的個體。競爭中的失敗者﹐沒有尊嚴可言﹐更沒資格說應得什麼﹐有的最多只是勝利者給予的有限度施捨和同情。
香港是這樣純粹的一個經濟城市﹐人人以此為傲。君不見﹐回歸十年一片歌功頌德中﹐經濟成就不就是它唯一的賣點﹖﹗要令這個神話延續﹐社會便必須更有效地培養出更多更純粹的經濟人﹐並透過各種方式﹐強化這種價值觀的合理正當。但判斷一個城市是否合理公正的其他向度，卻往往被忽略，甚至被壓制了。
嚴格來說﹐香港仍說不上是個現代政治城市﹐因為現代政治的基石﹐是肯定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公民﹐享有一系列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政治權力的正當性，必須得到人民的認可接受。很可惜，政治平等仍然離香港十分遙遠。而在「小政府大市場」的指導原則下，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以致數以十萬計公民活於貧窮線之下的事實，也得不到社會真正的重視。社會公義從來不是香港政府的議題。
香港也算不上一個文化城市﹐因為文化城市的基本理念﹐是肯定文化生活作為相對獨立的領域﹐有其自身的運作邏輯和審美標準﹐文化活動有其自足的內在價值﹐而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的工具。但在過去兩年種種有關歷史保育和文化發展的討論中，我們卻看到，整個社會是如何的缺乏文化想像和文化底蘊。香港非常有效率也非常富裕，但我們卻不知道，一種相應的屬於這個城市，屬於每個公民的豐富而多元的文化生活，該是何種模樣。我們很懂得將所有東西折算為金錢，因此海景有價，歷史建築有價，土地有價，但我們並沒想過，那些無聲無息地流失的難以用金錢衡量的歷史情感記憶，同樣值得這個城市好好珍惜。問題並不在於如何平衡取捨，而在於很多價值根本未曾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之中，連取捨都談不上。我們往往是工具理性的巨人，價值理性的侏儒。
以上所談的三種城市性格﹐是有內在張力的。香港要成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和文化城市﹐便必須尋找其他的價值資源﹐開拓我們的視野，豐富我們對美好人生和公正社會的想像，而不能只從單向度的經濟人的觀點看待世間萬事。但就我觀察﹐這套市場至上的價值觀﹐近年變本加厲﹐不斷被強化神化﹐並以各種方式滲透複製到生活其他領域﹐牢牢支配社會發展和我們的生活。明乎此﹐香港很多看來荒誕之事﹐才變得易於理解。以母語教育為例。我們應知道﹐母語教育對學生的心智成長﹑創造力﹑人格培養﹐以至對所屬傳統文化的認同等﹐有利而無害。但中文在香港的中學和大學﹐卻一直被視為次等語言。為什麼呢﹖因為據說母語教育會使學生英文水平下降。而英文水平下降﹐最大問題不在於學生無法有效學習知識或接觸英語文化﹐而在於影響學生的謀生能力，從而影響香港的經濟競爭力。對學生來說﹐語言是﹑也僅僅是謀生的工具﹔對社會來說﹐學生是﹑也僅僅是經濟發展的工具。至於外語教學會否影響學生的心智成長﹐打擊他們的自信心和求知欲﹐窒礙他們批判性思維能力的發展﹐以至限制他們成為積極關心社會的公民﹐卻很少受到重視。又例如香港的民主發展。香港既得利益集團反對加快民主步伐的主要理由﹐據說是因為這樣做會導致福利社會﹐而福利社會則有礙經濟發展云云。亦因此故﹐面對愈來愈嚴重的貧富懸殊﹐大家也認為只要不影響社會繁榮安定便沒問題。至於那些處於弱勢的公民﹐是否享有公平的平等機會﹐是否得到政府同樣的關懷和尊重，以至香港的財富分配制度是否合理﹐卻從來不曾浮出水面，引起什麼大的爭論。
無疑﹐我們可以從不同角度描述香港的城市性格﹐以及呈現這種性格的香港人。但在我的生活經驗中﹐體會最深感觸最大的﹐便是這種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對人的宰制。它的力量如此強大﹐影響如此深遠﹐以致成為我們日用而不知的各個生活層面的價值規範﹐使得我們難有空間和資源，去想像這個城市和個人生活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可能。要做一個成功的香港人﹐首先便要將自己打造成純粹的經濟人。就此而言﹐界定香港人身份的﹐並不繫於一個人的語言文化﹐又或出生地﹐而在於你是否真心誠意接受這樣的一套價值觀。
但就其本性而言﹐人並不只是純粹的經濟人。除了殘酷競爭和市場價值﹐人還有其他需要。人還需要愛﹐需要家庭和友誼﹐需要共同的社群生活﹐需要別人的尊重和肯認﹐需要活得有意義﹐需要政治參與和文化滋潤﹐還需要自由和公正。這些需要﹐是活得幸福很重要的條件﹐但卻往往和單向度的經濟人的理念不相容。道理很簡單。如果我們在生活中﹐只視所有人為滿足自己利益的工具﹐我們便無法享受到真正的友誼和愛﹐因為友誼和愛包含了承諾和犧牲﹔如果生活只是一場無止境的競爭﹐我們的心靈便永遠無法安頓﹔如果我們視自身只為孤零零的自足的個體﹐我們便難以感受社群生活的好；如果人與人之間處於極度不平等的境況，弱勢者便無從肯定自身的價值和尊嚴。
即使一個在香港出生的人﹐只要你不接受自己是純粹的經濟人﹐在生命的不同時刻 — 尤其面對抉擇時 — 內心一樣會烽煙四起﹐承受難以言狀的痛苦﹐一樣會對這個城市有某種生活在他鄉的疏離。你愛這個城市﹐卻又覺得它並不真正屬於自己﹐因為主宰這個城市的根本價值﹐和你格格不入。個體如此卑微﹐既改變不了城市分毫﹐卻又不得不在此生活下去﹐遂有無力和撕裂。你最後往往別無選擇﹐只有屈服﹐向這個城市屈服。
那麼多年來﹐我目睹父母親一輩﹐在沒有任何選擇下﹐被迫放下生命其他價值﹐將自己變成徹底的經濟動物﹐努力撫養我們成人﹔我目睹很多同輩的新移民朋友﹐由於欠缺這個社會要求的競爭力﹐又不能從政府和社會中得到適當支援﹐被迫過早進入勞動市場﹐成為社會最低層的勞工﹔我目睹更多的﹐是那些有理想有能力對社會有關懷的朋友﹐大學畢業後雖然多番堅持﹐最後還是不得不棄守曾經堅持的信念。在繁榮安定紙醉金迷的背後﹐我無時無刻不感受到﹐一個個獨立生命為這幅圖像付出的代價。當然﹐更加悲哀的﹐是我們看不到這些代價﹐不願意承認這些代價﹐甚至謳歌這些代價。
我不知道出路在哪裡。不要說整個社會﹐即使在個人生活層面﹐也是困難重重。但我並不過度悲觀。在1989年百萬人支援北京的民主運動裡﹐在其後年年數萬人出席的六四燭光晚會裡﹐在2003年50萬人的七一大遊行裡﹐在這兩年一波接一波要求保護文物古蹟﹐反對發展至上的社會運動裡﹐在很多朋友於每天平凡細微的生活中努力不懈活出自我和堅持某些人文價值裡﹐我看到力量。我相信﹐當公民社會愈趨成熟﹐累積的文化資源愈加豐厚﹐並對主流制度和價值有更多反思批判時﹐我們這個城市是有可能變得更加好的。或許，香港在回歸二十年或三十年後，我們會不再只為我們擁有的財富而自豪，同時也為它是一個民主、公正、體面、有文化的偉大城市而自豪。
當我一開始以這種角度﹐這種心態去理解自身和關心香港的時候﹐我的新移民史便告一段落。我是以一個香港公民的身份﹐關心這個屬於我的城市。我身在其中﹐無論站得多麼邊緣。
八
林婕死去的時候﹐才18歲。她在遺書中﹐說﹕“我很累﹐這五年來我憎恨香港﹐討厭香港這個地方﹐我還是緬懷過去13年在鄉間的歲月﹐那鄉土的日子。”林婕選擇離開的時候﹐已來香港五年﹐並由最初的鄉村小學轉讀一所一級中學﹐品學兼優﹐全班考試名列前茅﹐家裡也住進了公共房屋。我曾不只一次想過，如果林婕仍然在生，今天會是如何模樣。
很多人無法理解﹐為什麼林婕會如此憎恨天堂一樣的香港﹐為什麼會覺得做一個香港人那麼累﹐以至如此決絕地一死以求解脫。這種不解的背後，也許正正隱藏了無數新移民說不出的辛酸故事。說不出，並不在於香港沒有說的自由，而在於沒有那樣的平台，沒有那樣的聆聽者，甚至更在於新移民在香港這樣的社會，實在難以有足夠的力量和自信，好好地理解和接受自己，好好地肯定自己，好好地做一個香港公民。
香港每天有150個大陸新移民﹐每年有54750人﹐十年便有547500人。他們是人﹐是香港的公民﹐也是香港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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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1 February 2012
Monday, 19 December 2011
官用簡體殘字，毒我香港城邦
作者 陳雲 | 三文治 – 2011年12月13日星期二上午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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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良景邨及上水火車站出現純用簡體字的香港警察告示，破壞香港公共語文慣例及香港文化傳統。良景邨的告示出自香港警務處新界北區總交通部，上水的簡體字告示牌由香港警務處、食物環境衛生署及北區民政事務處聯合發出。良景邨的告示牌之側，並無正楷版本。上水火車站欄杆上的告示，正楷漢字的告示與簡體字版本相間出現。然而，香港的官方告示從來不應用簡體字的，這是違反香港官方語言通則的。香港政府必須解釋，立法議會也必須質問。簡體字出現在警察告示牌上，香港人不能坐視不理。
即使港府託辭推諉，說用簡體字是要用來特地警告大陸人不要在行人路上踏單車及不要阻街或拋垃圾之類，也無此必要。
首先，任何入境者或新移民必須遵守當地法律，不得託辭不認識當地語文而不遵守法律，執法當局也絕不會因為犯案者不識得閱讀法令而不檢控之（但法官可以酌情處理）。更何況，文明社會的法律一般與道德原則並不相抵——亂拋垃圾、隨處便溺、亂擺雜物阻礙通道是必然犯法的，殺人放火的更不要說，一定於法不容。只有來自蠻夷地區的人，才會託辭不識得正楷漢字，而覺得香港可以隨處便溺、亂扔垃圾、亂堆雜物而不會被警察檢控。
上水的簡體字告示牌
其次，任何針對入境者或新移民所用的語文警告，除非是在海關、邊境或軍事區的嚴重警告（例如「越過軍事封鎖線者格殺勿論」之類），否則都不可特地用移民或旅客的語文而不附加當地的法定語文，否則就帶有歧視性質，違反民族平等的國際通則。香港出現純用簡體字的告示，擺明是歧視大陸人，大陸人看到，心裡絕對不好受。老實說，大陸人就喜歡香港用正楷漢字，過關看到正楷漢字，心裡特別踏實——終於來到自由法治之區。奶粉、藥物、化妝品上面看到英文和正楷漢字，知道是香港專用貨物，他們才放心購買的，看到簡體字反而一臉狐疑，不敢買了。
其三，筆者經常出入上水火車站，實地觀察，簡體字的警告牌毫無作用，上水火車站側的行人路上，依然亂擺水貨客的紙箱、四處堆了垃圾、鐵欄上也鎖滿了單車及運貨手推鐵車及皮箱——而且就在警告牌的後面。警告牌變了單車、手拖皮箱的遮陽板（見筆者拍攝的照片）。
其四，即使港府出於好心，要教化大陸人，也毋須使用簡體字告示。以屯門及上水出現的警察告示的內容而言，前者是「行人路上踏單車會被檢控」，後者是「貨物阻街 會被檢控，亂泊單車 會被清走，亂拋垃圾 罰款千五」，正楷漢字與簡體字相差不大，大陸人具備基本識字能力的，都應猜到字義，明白內容。若果加以詞句調整，根本毋須特別用簡體字的，例如屯門的告示，由於「檢控」並非大陸公安通行用語，真的要大陸人明白，用「控告」即可，變成「行人路上踏單車會被控告」，「控告」的漢字正楷，不須簡化，這是任何一位香港官署內的語文主任（language officer）都應具備的工作應變能力。
以此四條原則來推理，香港警務處及其他市政管理部門用簡體字告示，根本並無事先考慮其他選項，只是執意要在香港公共語文打破缺口，借助大陸人出沒為理由，樹立簡體字告示，偷偷地改變香港的官方語文慣例。香港市民習慣之後，官方將以簡體字是大陸人和香港人都能看得懂的共同文字為藉口，全面推行公共語文的漢字簡體化。
幾年前，香港鐵路公司在路軌上用簡體字告示，警告乘客不要橫過路軌——「危險，嚴禁進入路軌，違者罰款$5000」，這仍是有必要的，因為闖入路軌危及過路者的性命及鐵路的安全。然而，後來路軌上也同時出現正楷漢字告示牌，以示平等。至於在上水火車站的提示旅客到羅湖還是落馬洲的火車終點顯示，即使信息對大陸旅客非常重要，鐵路公司也堅持沿用正楷漢字，毫無改用簡體顯示之心。
屯門良景邨並非邊界，上水火車站側的行人路也並非大陸旅客的專用區，這是首次香港官方在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間使用中共的簡體字。香港並無明文規定法定語言的書寫及口音，也毋須如此規定，因為我們香港有自己的悠久傳統：開埠一百七十年以來，香港城邦的中文書寫方式是正楷漢字、官方交流語是廣府話，英文的拼寫方式是英式英文，官方交流語是皇室口音。（按：王朝中國、中華民國與香港城邦用的中文是正楷漢字，英文成為orthodox Chinese或traditional Chinese，並非「繁體字」。「繁體字」是中共推出簡體字之後捏造的歧視名詞，認為傳統漢字筆劃繁瑣）
屯門和上水出現簡體字告示，是香港文化的生死存亡之戰，退此一步，即無死所。凡我香港城邦市民，都應該口誅筆伐，不容半點退讓。至於港共的主事者，為了領一時之功，用簡體字侵入香港公共空間，毒害香港城邦，殺伐中華文化，他們是香港城邦的千古罪人，也是中華文化的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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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良景邨及上水火車站出現純用簡體字的香港警察告示，破壞香港公共語文慣例及香港文化傳統。良景邨的告示出自香港警務處新界北區總交通部，上水的簡體字告示牌由香港警務處、食物環境衛生署及北區民政事務處聯合發出。良景邨的告示牌之側，並無正楷版本。上水火車站欄杆上的告示，正楷漢字的告示與簡體字版本相間出現。然而，香港的官方告示從來不應用簡體字的，這是違反香港官方語言通則的。香港政府必須解釋，立法議會也必須質問。簡體字出現在警察告示牌上，香港人不能坐視不理。
即使港府託辭推諉，說用簡體字是要用來特地警告大陸人不要在行人路上踏單車及不要阻街或拋垃圾之類，也無此必要。
首先，任何入境者或新移民必須遵守當地法律，不得託辭不認識當地語文而不遵守法律，執法當局也絕不會因為犯案者不識得閱讀法令而不檢控之（但法官可以酌情處理）。更何況，文明社會的法律一般與道德原則並不相抵——亂拋垃圾、隨處便溺、亂擺雜物阻礙通道是必然犯法的，殺人放火的更不要說，一定於法不容。只有來自蠻夷地區的人，才會託辭不識得正楷漢字，而覺得香港可以隨處便溺、亂扔垃圾、亂堆雜物而不會被警察檢控。
上水的簡體字告示牌
其次，任何針對入境者或新移民所用的語文警告，除非是在海關、邊境或軍事區的嚴重警告（例如「越過軍事封鎖線者格殺勿論」之類），否則都不可特地用移民或旅客的語文而不附加當地的法定語文，否則就帶有歧視性質，違反民族平等的國際通則。香港出現純用簡體字的告示，擺明是歧視大陸人，大陸人看到，心裡絕對不好受。老實說，大陸人就喜歡香港用正楷漢字，過關看到正楷漢字，心裡特別踏實——終於來到自由法治之區。奶粉、藥物、化妝品上面看到英文和正楷漢字，知道是香港專用貨物，他們才放心購買的，看到簡體字反而一臉狐疑，不敢買了。
其三，筆者經常出入上水火車站，實地觀察，簡體字的警告牌毫無作用，上水火車站側的行人路上，依然亂擺水貨客的紙箱、四處堆了垃圾、鐵欄上也鎖滿了單車及運貨手推鐵車及皮箱——而且就在警告牌的後面。警告牌變了單車、手拖皮箱的遮陽板（見筆者拍攝的照片）。
其四，即使港府出於好心，要教化大陸人，也毋須使用簡體字告示。以屯門及上水出現的警察告示的內容而言，前者是「行人路上踏單車會被檢控」，後者是「貨物阻街 會被檢控，亂泊單車 會被清走，亂拋垃圾 罰款千五」，正楷漢字與簡體字相差不大，大陸人具備基本識字能力的，都應猜到字義，明白內容。若果加以詞句調整，根本毋須特別用簡體字的，例如屯門的告示，由於「檢控」並非大陸公安通行用語，真的要大陸人明白，用「控告」即可，變成「行人路上踏單車會被控告」，「控告」的漢字正楷，不須簡化，這是任何一位香港官署內的語文主任（language officer）都應具備的工作應變能力。
以此四條原則來推理，香港警務處及其他市政管理部門用簡體字告示，根本並無事先考慮其他選項，只是執意要在香港公共語文打破缺口，借助大陸人出沒為理由，樹立簡體字告示，偷偷地改變香港的官方語文慣例。香港市民習慣之後，官方將以簡體字是大陸人和香港人都能看得懂的共同文字為藉口，全面推行公共語文的漢字簡體化。
幾年前，香港鐵路公司在路軌上用簡體字告示，警告乘客不要橫過路軌——「危險，嚴禁進入路軌，違者罰款$5000」，這仍是有必要的，因為闖入路軌危及過路者的性命及鐵路的安全。然而，後來路軌上也同時出現正楷漢字告示牌，以示平等。至於在上水火車站的提示旅客到羅湖還是落馬洲的火車終點顯示，即使信息對大陸旅客非常重要，鐵路公司也堅持沿用正楷漢字，毫無改用簡體顯示之心。
屯門良景邨並非邊界，上水火車站側的行人路也並非大陸旅客的專用區，這是首次香港官方在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間使用中共的簡體字。香港並無明文規定法定語言的書寫及口音，也毋須如此規定，因為我們香港有自己的悠久傳統：開埠一百七十年以來，香港城邦的中文書寫方式是正楷漢字、官方交流語是廣府話，英文的拼寫方式是英式英文，官方交流語是皇室口音。（按：王朝中國、中華民國與香港城邦用的中文是正楷漢字，英文成為orthodox Chinese或traditional Chinese，並非「繁體字」。「繁體字」是中共推出簡體字之後捏造的歧視名詞，認為傳統漢字筆劃繁瑣）
屯門和上水出現簡體字告示，是香港文化的生死存亡之戰，退此一步，即無死所。凡我香港城邦市民，都應該口誅筆伐，不容半點退讓。至於港共的主事者，為了領一時之功，用簡體字侵入香港公共空間，毒害香港城邦，殺伐中華文化，他們是香港城邦的千古罪人，也是中華文化的千古罪人。
Friday, 16 December 2011
葉輝 i-See主義 旺角黑夜的前世今生
2011年12月9日
釀成九死三十傷的花園街四級火彷彿提醒我們，在日間熙來攘往的旺角一角，入夜之後是一片荒涼地帶，「排檔」都收檔了，燈光很是昏暗，躲在暗處的攝錄機偶爾才拍到一兩個路過的行人，我們聽不見他們的腳步聲，也聽不見密集的「劏房」裏的鼾聲，只有在電視新聞的熊熊烈焰中，才驚覺這似曾相識的畫面，竟然是一個「旺角黑夜」的故事重演——這一小段無人地帶，原來擠住滿了那麼密集的人群。
從「排檔」到「劏房」，都僅僅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嗎？似乎是，也似乎不是。或者可以這樣說，那是一直沒有妥善處理的問題，那是一直沒有妥善處理的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旺角也經歷了百年滄桑，才演變成今天的模樣——據說這一小片地方如今已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平均密度每平方公里有十三萬人。
當旺角叫做芒角的時候
那麼，旺角從前是什麼地方？或者從街道的命名就可以略知一二，西洋菜街、通菜街、花園街乃至花墟道……其時旺角不叫旺角，叫芒角，那是種花種菜的地方；豉油街、煙廠街、醫局街、染布房街、洗衣街……那是開設醬油工場（冠珍園、華珍園、成形園、宜珍園……）的地方，也是開設洗衣染布作坊和煙廠的地方，還有一些醫院（廣生和醫院、廣華醫院，附設義莊，此所以也有不少長生店）的地方。
旺角一帶填了海，從前還有渡海碼頭，彌敦道也開通了，於是日漸繁盛了，有很多電影院（新華、麗斯、麗聲、域多利、凱聲、好世界……），有很多食肆（皇上皇、鄺達酒吧、旋轉餐廳、瓊華、龍鳳……），有好一些百貨公司（先施、大大、中僑、美美童裝……），這些舊式消費場所後來都逐漸消失了，都變成了商場，旺角也漸漸變身成今天的MK。
旺角也很有文化氣息，幾十年來都是文史哲書店林立的地方，從前大多開在奶路臣街，比如域多利戲院附近，就有一些賣舊書的攤檔，這一帶還有復與、精神、友聯、實用、南山……後來都開在西洋菜街，據說田園、樂文、學津、文星、紅葉、榆林、東岸等書店，乃好一些兩岸遊客慕名遊覽的景點。
是的，旺角不是一天建成的，這一小片地方經歷了很多滄桑變化，店舗也不知轉換了多少塊招牌，如今彷彿是一個轉車的地方，尤其是地鐵收車後的凌晨時分，小巴站林立之處是燈火通明的不夜天，可是轉入橫街，稍稍遠離轉車之處，卻是五十年不變的另一個「旺角黑夜」，是「排檔」和「劏房」最密集的角落，是慘劇在昏暗的黑夜裏一再上演的地方……
遠水如何救不了眼前烈焰
下任特首候選人梁振英說，香港土地面積有一千一百平方公里，只有7%用來解決住屋問題，這7%的土地上住了七百萬香港人，只要找到1%尚未開發的土地，就可以多住一百萬人……住屋問題其實也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老問題，的確須要注入可持續發展的新思維，方可將死結逐步鬆綁，要是維持一貫的知難而退，一切都是空談。
梁振英說法其實並不是沒有道理，但在現階段而言，無疑很取巧，問題是，開發1%的住屋用地，就等於增加現有的15%建屋量，那會不會是比「八萬五」更恐怖的想像？即使圓滿解決了一連串可預見的種種難題，也牽涉長達數十年的龐大工程，顯然不是五至十年特首任期可竟全功的——那是遠水，如何救近火？可以肯定的是，救不了，尤其救不了花園街一再上演的熊熊烈火。
旺角這塊小小的老區正是港島和老九龍（相對於界限街以北的所謂「新九龍」）的縮影，地小人多，既定利益者與寄生於「旺角黑夜」一角的邊緣人都擠在這個小小的老區，街頭小販和大牌檔被取締了，這裏便出現了大量呎租驚人的街頭小食舗王，僭建的天台屋被取締了，這裏便出現了大量呎租不菲的「劏房」。
旺角是一個嚴拒借用洗手間的無情之地，皆因租金愈來愈昂貴，洗手間狹小得容不下人有三急的人群，這樣的地方哪裏可擠出1%的土地？可以想像，重建一條波鞋街已是一波三折，要是重建女人街、重建「劏房」林立的花園街，談何容易？
釀成九死三十傷的花園街四級火彷彿提醒我們，在日間熙來攘往的旺角一角，入夜之後是一片荒涼地帶，「排檔」都收檔了，燈光很是昏暗，躲在暗處的攝錄機偶爾才拍到一兩個路過的行人，我們聽不見他們的腳步聲，也聽不見密集的「劏房」裏的鼾聲，只有在電視新聞的熊熊烈焰中，才驚覺這似曾相識的畫面，竟然是一個「旺角黑夜」的故事重演——這一小段無人地帶，原來擠住滿了那麼密集的人群。
從「排檔」到「劏房」，都僅僅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嗎？似乎是，也似乎不是。或者可以這樣說，那是一直沒有妥善處理的問題，那是一直沒有妥善處理的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旺角也經歷了百年滄桑，才演變成今天的模樣——據說這一小片地方如今已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平均密度每平方公里有十三萬人。
當旺角叫做芒角的時候
那麼，旺角從前是什麼地方？或者從街道的命名就可以略知一二，西洋菜街、通菜街、花園街乃至花墟道……其時旺角不叫旺角，叫芒角，那是種花種菜的地方；豉油街、煙廠街、醫局街、染布房街、洗衣街……那是開設醬油工場（冠珍園、華珍園、成形園、宜珍園……）的地方，也是開設洗衣染布作坊和煙廠的地方，還有一些醫院（廣生和醫院、廣華醫院，附設義莊，此所以也有不少長生店）的地方。
旺角一帶填了海，從前還有渡海碼頭，彌敦道也開通了，於是日漸繁盛了，有很多電影院（新華、麗斯、麗聲、域多利、凱聲、好世界……），有很多食肆（皇上皇、鄺達酒吧、旋轉餐廳、瓊華、龍鳳……），有好一些百貨公司（先施、大大、中僑、美美童裝……），這些舊式消費場所後來都逐漸消失了，都變成了商場，旺角也漸漸變身成今天的MK。
旺角也很有文化氣息，幾十年來都是文史哲書店林立的地方，從前大多開在奶路臣街，比如域多利戲院附近，就有一些賣舊書的攤檔，這一帶還有復與、精神、友聯、實用、南山……後來都開在西洋菜街，據說田園、樂文、學津、文星、紅葉、榆林、東岸等書店，乃好一些兩岸遊客慕名遊覽的景點。
是的，旺角不是一天建成的，這一小片地方經歷了很多滄桑變化，店舗也不知轉換了多少塊招牌，如今彷彿是一個轉車的地方，尤其是地鐵收車後的凌晨時分，小巴站林立之處是燈火通明的不夜天，可是轉入橫街，稍稍遠離轉車之處，卻是五十年不變的另一個「旺角黑夜」，是「排檔」和「劏房」最密集的角落，是慘劇在昏暗的黑夜裏一再上演的地方……
遠水如何救不了眼前烈焰
下任特首候選人梁振英說，香港土地面積有一千一百平方公里，只有7%用來解決住屋問題，這7%的土地上住了七百萬香港人，只要找到1%尚未開發的土地，就可以多住一百萬人……住屋問題其實也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老問題，的確須要注入可持續發展的新思維，方可將死結逐步鬆綁，要是維持一貫的知難而退，一切都是空談。
梁振英說法其實並不是沒有道理，但在現階段而言，無疑很取巧，問題是，開發1%的住屋用地，就等於增加現有的15%建屋量，那會不會是比「八萬五」更恐怖的想像？即使圓滿解決了一連串可預見的種種難題，也牽涉長達數十年的龐大工程，顯然不是五至十年特首任期可竟全功的——那是遠水，如何救近火？可以肯定的是，救不了，尤其救不了花園街一再上演的熊熊烈火。
旺角這塊小小的老區正是港島和老九龍（相對於界限街以北的所謂「新九龍」）的縮影，地小人多，既定利益者與寄生於「旺角黑夜」一角的邊緣人都擠在這個小小的老區，街頭小販和大牌檔被取締了，這裏便出現了大量呎租驚人的街頭小食舗王，僭建的天台屋被取締了，這裏便出現了大量呎租不菲的「劏房」。
旺角是一個嚴拒借用洗手間的無情之地，皆因租金愈來愈昂貴，洗手間狹小得容不下人有三急的人群，這樣的地方哪裏可擠出1%的土地？可以想像，重建一條波鞋街已是一波三折，要是重建女人街、重建「劏房」林立的花園街，談何容易？
Thursday, 15 December 2011
重慶大廈演繹另一種全球化 ．陳立諾
香港重慶大廈有一百二十多個不同國籍的人同住，文化多元、民族平等，商品與資金經此進出南亞、非洲及第三世界，展現另一種全球化現象。港人林惠龍帶領業主改善環境，加強管理，塑造新形象，中國公安也來考察。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早上十一點，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站在彌敦道旁一個臨時搭起的台上，對傳媒有所感觸地說：「我認識一些少數族裔的朋友，他們說剛來到香港時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可是一來到重慶大廈就甚麼都有了。上一個月我來這裏探訪，和大廈業主立案法團委員見面，發現這裏已煥然一新。」
除了曾鈺成，還有中聯辦高層、油尖旺區議會主席等人，出席了重慶大廈五十週年華誕暨外牆工程竣工揭牌剪綵儀式。竣工典禮在重慶大廈出口處進行，人群擠在彌敦道一側觀看，氣氛很熱鬧。
重慶大廈是香港另類知名地標，門牌號碼：彌敦道三十六號至四十四號，座落於香港市中心黃金地段。大廈樓高十七層有九百二十個單位，有廉價賓館一百六十家共一千一百八十六間客房，有香港住宿最便宜的小旅館。最低的四層是商場（包括地庫一層），共有商鋪三百多個。大廈住了四千多人，主要是香港少數族裔，南亞和非洲裔人士最多，華人反而是少數。每日平均有一萬人出入重慶大廈。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教授麥高登(Gordon Mathews)曾斷斷續續在重慶大廈住了四年，研究不同種族聚居和交易現象，並寫成書《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重慶大廈》（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Chungking Mansions）。他翻查大廈各旅館登記名冊，統計出有一百二十九個不同國籍的人住過重慶大廈。
跨進重慶大廈，兩邊廂都是貨幣兌換店。再深入一點，就會聞到咖哩的飄香，目光所及盡是棕色皮膚的面孔，彷彿身處加爾各答；轉一個角落，就進行了一次時空穿越，狹窄的過道裏，黑色的面孔簇擁而至，恍如站在開普敦。這裏的住客以第三世界人士為主，他們大多提著行李帶一筆小錢從金沙薩、阿克拉或卡拉奇等地買一張機票飛到香港國際機場，然後直奔重慶大廈，把自己勾連上全球化的網絡。安頓下來後，他們會通過人際網絡打聽商貿情況，接觸中國貨品的供應商或親自到中國內地找貨源。採購的貨品小至幾百部包紮起來的手機或幾個裝在大袋裏的衣物，大至要用貨櫃船運。
更有能力和財力的，會出口原材料到中國大陸，再買工業產品回來。也有部分是政治難民，為逃避政治迫害而來到香港。另外的住客多來自第一世界地區如歐美或日本，他們以旅遊為目的，很多是背包客，硓帶著一本自助旅行手冊《Lonely Planet》；近年，隨著中國大陸自由行的開放，住在重慶大廈的中國內地旅客越來越多。
中國低端手機中轉站
麥高登認為重慶大廈如一個中央車站，小股商品與資金經此進出第三世界國家，是一種「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現象。他表示一些小商人每趟商貿活動可以賺取四百至一千三百美元不等。來自中國珠江三角洲一帶的中低端手機是重慶大廈這裏最能體現低端全球化意義的商品，也是最大宗的商品。商場裏有近一百家店鋪從事手機批發和零售生意，店主大多是華人，其次是南亞人，最主要的客戶則是非洲人。
在全球化光譜上，位於另一端的是高層全球化：跨國公司的大規模資金、精英階層在全球各地的流動。這種流動很多時候摻入國家權力的支持和博弈。來自全球各地的富人和精英們住在重慶大廈旁邊的五星級酒店喜來登、或是對面的半島酒店，這些酒店一晚的房租由幾百至上萬美元不等。
重慶大廈的舊址是名為「重慶市場」的一個商場，一批菲律賓華僑買下該處土地興建大廈，一九六零年開始賣樓花，一個一千平方呎單位售價約三萬元。大廈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落成，為紀念抗戰時國民政府把四川重慶設為陪都，決定以舊址之名稱為大廈冠名。重慶大廈當時是三面環海的豪宅，外牆有陽台，其商場是當年香港最大規模的。
到八十年代，附近英兵營房的印度士兵開始在大廈低層開餐館和電器店；樓上改被建成廉價賓館，原有的陽台被封住。重慶大廈漸漸變舊，牆身斑駁，外牆冷氣機滴水嚴重，下面的人行道熱天時經常濕漉漉的。
在香港人心目中，重慶大廈外型老土，是第三世界窮人聚居之地，人流複雜。在重慶大廈某個單位裏，戴著金色假髮扮演殺手的林青霞殺了幾個印度毒販，然後在逃跑時遇上失戀的扮演警察的金城武，但最終兩個人擦身而過，這是王家衛一九九四年上映的電影《重慶森林》中的情節。電影以重慶大廈為故事背景，影片裏大廈的通道和走廊陰暗昏沉，空氣裏潛藏著惴慄與危險，不同國籍的人往來穿梭，懷著不同目的趕往不同地點。
九十年代中期前，重慶大廈罪案頻發，盜竊、搶劫屢見不鮮，毒販、妓女常以這裏為大本營。加上年久失修，電線鋪設雜亂，大廈時常發生火災，又被港人稱為「火警大廈」。一般香港人過其門而不入，視為「他者」集中地。
「那時候翻開報紙，關於重慶大廈的新聞都是負面的。」重慶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現任主席林惠龍說。林身材中等，皮膚白篼，臉上帶著笑意，精神矍鑠，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九十年代中期以後，重慶大廈慢慢變得和以前不一樣。伴隨著中國經濟崛起的大環境，同時在林的努力和付出之下，重慶大廈的舊故事逐漸被改寫。
林惠龍的人生故事，和重慶大廈一樣具有傳奇性。
林祖籍福建福州，抗日時期出生。父親是福州航空公司專員，一九四九年隨公司飛到台灣，豈料不能再回來。林惠龍在大陸時是一名中文教師，因為工作出色被評為模範教師。一九七九年，她放棄國內工作來香港和失散多年的父親相見。她父親在重慶大廈開設玉石公司，積累了一筆財富。她和父親會面只有九天，她父親去了台灣在當地中風去世。林惠龍對亞洲週刊說：「父親沒有留下遺囑，所有財產都給後母那邊拿走，我分文不獲。我可以打官司取回屬於自己的部分，但我放棄了，後母那邊說我貪父親的錢，我就是要爭這一口氣！」她憶起這段往事尚未能完全釋懷。
已屆中年的林惠龍開始在香港打工，同時還要照顧才六、七歲的女兒。她同一時間做三份工作：白天在電子毡工作晚上在夜校教普通話中午還在飯堂兼職侍應。「教書時我女兒就一個人靜靜地坐在角落做功課。她很乖，很懂事，很小就懂一個人煮飯。」她欣慰地說。同時打三份工的生活持續九年，她用存起來的錢和兩個朋友合資買下重慶大廈一個有六個房間的單位，約一千平方呎。
明星鍾楚紅曾住這裏
「一九八八年六月買，不到六十萬元每個人湊二十萬元，接著改建成賓館，同年十一月二日開張。」林對於往事的細節部分記得很清楚，「買下單位是因為樓價低，地點好，想做旅客生意，賓館的第一批客人是一家荷蘭人」。自此，她一儲下錢就買重慶大廈的單位，把生活重心轉移到賓館經營方面。「B座五樓B一室是鍾楚紅家，這裏很多老居民是看著她長大的，她去選香港小姐後她家人就把單位賣掉搬走了，後來被人買來做賓館。」林惠龍笑說：「可是做得不怎麼樣，我就租來自己做賓館，留一個小房間和女兒一起住。」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一日，重慶大廈電力變壓房發生爆炸並引發五級大火。大廈停電停水十個晝夜。一向對重慶大廈現狀不聞不問又或感覺無能為力的業主們遭受不少損失，反而激發起他們的家園意識。林惠龍被業主們推選為大廈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帶頭解決問題。後來她更得到業主支持，從二千年起連任五屆法團主席。經過各方努力，半年之後重建了變壓房。
前港督彭定康伉儷前來參觀，惹起轟動。之後，彭定康還給林惠龍寫了封嘉許信。接著，林惠龍開始推動改善大廈衛生環境，以及安裝火災警報滅火系統。二零零零年，推行大維修工程及五年改善計劃。
王家衛偷拍電影
「九三年的時候，王家衛申請來重慶大廈拍電影，當時我做法團主席，擔心拍電影引起混亂，於是拒絕了他。他就進來偷拍，把旁邊的另一幢大廈也拍了進去。這部《重慶森林》反而讓重慶大廈名聲變大，多了不少外國客人。」林惠龍笑說：「我對來拍電影的態度就有了改變，上一年就批准Mr. Bean來重慶大廈拍了個多月，有委員卻認為這是特務電影，害怕外人誤會這裏有特務居住。」
其實重慶大廈並非是一座大廈，而是五幢大廈在一、二、三樓商場部分連接而成，四樓以上是分開的，因此重慶大廈的英文名Chungking Mansions是眾數（複數）。踏入二千年，在林惠龍領導之下大廈管理團隊著手改善治安問題。招攬一批有警務工作背景的人參與管理，設立先進的保安控制中心，陸續安裝了三百多個閉路電視鏡頭，週邊小巷亦被覆蓋。
「我們通過監控熒屏看到可能是販毒或吸毒的，就會立刻通知警方派人來；至於在商場大堂的妓女，會派保安人員去查問她，讓她不勝其煩，之後就不想到這裏來拉客了。」林惠龍談到她的另類管理方法。重慶大廈裏從事販毒、賣淫的給驅趕出去，加上更新了照明系統，整座大廈氛圍為之一新，一掃以往的陰暗昏眩。有時，警方偵查刑事案件時也要借助重慶大廈的閉路電視錄影。
林惠龍在重慶大廈共買了七個單位，一個自住，六個改成賓館有三十六個房間出租。她的賓館在大廈裏是檔次比較高的，房間大小約七、八十平方呎，一晚租金由三百至七百元（約九十美金）不等，隨淡旺季而定。「大廈賓館住客，印巴裔佔四分之一，非洲裔佔四分之一，其他是中國人，歐美的客人少了，可能跟那邊的經濟不好有關係。」至於自己的賓館她表示：「上一年日本客佔七成，今年中國客佔七成。」
「重慶大廈落成以來，外牆從未維修過，今年是第一次進行外牆維修。工程主要是拆除向著彌敦道的外牆冷氣機、鞏固外牆。」林惠龍說。
二成非洲手機來源地
剪綵儀式進行的時候，緊密的商貿活動正在大廈一、二樓商場進行著。二樓商場大部分店舖都從事手機批發生意，不少店舖門口職員正在把廉價電話包裝到一個大箱裏，然後用黃色膠帶封起來。「重慶大廈有五分之一的賓館是專招待非洲客的，因為不同人種有不同的體味。」林惠龍說：「這幾年中國跟非洲的交往多了，很多非洲人住在這裏，到中國買貨，非洲手機有二成是從重慶大廈這裏運過去的。」
「手機都是空運回去，週期比較短，款式更新很快。」Diallo Mohamed Ali說。「其他電子產品就用貨櫃運回非洲，在幾內亞、莫桑比克、安哥拉銷售。平均利潤率百分之五至七，主要是量要大。」三十七歲的Ali是西非幾內亞人，零九年來香港。他是香港非洲人團體主席。這個團體是非牟利組織，為非洲人提供協助和商務諮詢，交港幣二十元會費就可以加入。重慶大廈不少商人都加入了這個組織。
Ali說把公司設在香港不直接到中國大陸去，是因為香港是一個法治地區而且實行自由貿易政策。
二零零七年，重慶大廈被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為亞洲「最佳全球一體化例子」，認為其環境充分體現了文化多元、民族平等、和平共存。從這種意義看，重慶大廈不只是一座大廈，而是一個小社區。「內地公安部門有時會來這裏參觀交流，看看我們怎樣管理多種族的聚居，前年廣州就有黑人族群被歧視而上街示威。」重慶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管理處高級經理梁錦華對於不同族群的治理，有三個心得：「一是掌握溝通方法，有些宗教有族長制度，有事可以先找族長；二是推行措施要考慮週詳，譬如有些洗手間要設有洗屁股的設施，貼出通告時要多國文字具備如巴基斯坦文、印度文等都要有；三是尊重，不要摸人的頭，不要亂拍照。」
在重慶大廈出入的人膚色不同習俗也不同，不時有小摩擦，但在有效的大廈管理之下大都能做到和諧共融，以賺錢致富為目標。Mike就是一個成功致富的例子。他是印度人，一九六七年來香港。九年多後累積了第一桶金，開始在重慶大廈開設自己的店鋪，從中國大陸進口手錶出口到南亞和非洲。
林惠龍說：「Mike起初在重慶大廈幫人做跑腿，現在已有過億財產，住在半山。有十八個單位，是重慶大廈其中一個大業主。」Mike能說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同時有香港和印度身份證，但他說：「我不是香港人也不是印度人，我是重慶人。」
麥高登指出重慶大廈為第三世界人士提供了一個由貧變富的機會，是一道邁向中產階級之梯。他說：「很多香港人都害怕來這裏，我想說明，當我們看到非洲及南亞人在大廈出入時，他們其實是當地的成功人士；而重慶大廈就是他們的天堂。」
第三世界夢想之地
其實，由貧變富並非一件容易的事，來到重慶大廈只是跨出成功的第一步。這是一場競賽，有很多人落敗而回，在供應鏈和銷售鏈的其中一環出了錯就有可能血本無歸。當然並非所有住在重慶大廈的第三世界來客都是為了做生意，不少人是為了找工作。他們有的被迫返回家鄉；有的簽證已過期但冒險留下來打零工；有的則以申請政治難民為由住在重慶大廈。前一陣子其中一些人收取港幣一千元幫人排隊搶購iPone 4s，曾被香港一家傳媒追蹤報道。更有一些做妓女，所得維持生活之後主要匯回家鄉接濟親人。
「做生意賺到錢的，都會在家鄉建大屋。」香港非洲人團體副主席Steve對亞洲週刊說。Steve，三十七歲，西非加納人，現租住重慶大廈一個房間。他二零零五年來香港，主要把中國的成衣和電子產品運回非洲出售。「非洲那邊對手機、電腦、二手車、電單車、成衣等有很大的需求，一部手機來價港幣二百元，在非洲可以賣到一千元。」
重慶大廈為何可以在低層全球化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麥高登認為有三個原因：一是最有購買力的本地香港人不願光顧使大廈租金比香港其他地方低廉；二是第三世界的人入境香港容易；三是中國南部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
第三世界小商人以牟利為目的的行為，讓小宗商品和資金通過重慶大廈這個位於第一世界的節點，在第三世界之間流動起來。「低層全球化」現象彌補了「高層全球化」的不足之處，當很多人都在從事類似的行為時，很多小宗商品和資金繍加起來，長年累月即達到規模效應，逐漸惠及佔全球人口七成的第三世界。重慶大廈亦因此聲名遠播，尤其在非洲和南亞。Steve說：「我們加納那邊都知道Chungking Mansions，他們以為是一座城市，來到一看才啊的一聲說怎麼只是一座大廈。」
麥高登對重慶大廈的管理讚不絕口：「我十分感激大廈法團管理，在這十年間升級大廈和改善管理，延長大廈的壽命及改變它在港人心目中的形象；我預期大廈仍能以其獨有模式延續下去，若香港失去這地方將會十分可惜。」
在低層全球化的進程中，重慶大廈是一個重要的平台，小商人們在這平台上盡情揮灑自己的營商才能，而林惠龍則扮演一個管家般的角色，維持平台的流暢運作。為重慶大廈裏的非洲同胞問題經常與林惠龍接觸的Steve說：「林主席果斷，很有領導能力。」
林惠龍說：「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每當他回首往事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悔恨，也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羞恥。」這是前蘇聯知名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主人翁保爾‧柯察金說的一句話，中國大陸那段狂熱年代風行的事物在她身上打下印記，而她攫取了其中積極的部分織入自己的人生。
她打理自己的賓館生意，並且積極參與社區工作，她的名片上印滿油尖旺區多個委員會的名銜。為社區服務使她獲得香港社會廣泛的認同。二零零九年，香港特首曾蔭權頒發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給林惠龍。她的人生在重慶大廈取得成功，一談起重慶大廈，她就充滿自豪感：「第三世界來的人不知道有半島酒店，但沒有人不曉得重慶大廈。」
一批商人和一個女人的奮鬥，最初只是為一己命運而努力，最終卻改善了更為廣闊的人們的生活。
竣工典禮結束之後，人潮散去，我們在大廈門口遇到Richard Lamb。一說起重慶大廈，Lamb就表現得很雀躍：「重慶大廈非常有個性，又夠多元化，你看週圍都是高樓，越建越高，全都一模一樣。」他帶我們到他住的房間參觀，等電梯等了很久才來到十六樓的一間旅舍。旅舍的牆上貼著幾張紙，用很大的黑體字寫著：「$65 up」。Lamb指著床鋪說：「二十多年前我來香港，一個床位只需二十五元。」
他表示每次來香港都會住在重慶大廈，以這裏為落腳點，出發到週邊地區旅行，然後再回來這裏。目前這個階段，他已陸陸續續在香港住了三年多，他說十二月中會回澳洲，過聖誕節。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早上十一點，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站在彌敦道旁一個臨時搭起的台上，對傳媒有所感觸地說：「我認識一些少數族裔的朋友，他們說剛來到香港時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可是一來到重慶大廈就甚麼都有了。上一個月我來這裏探訪，和大廈業主立案法團委員見面，發現這裏已煥然一新。」
除了曾鈺成，還有中聯辦高層、油尖旺區議會主席等人，出席了重慶大廈五十週年華誕暨外牆工程竣工揭牌剪綵儀式。竣工典禮在重慶大廈出口處進行，人群擠在彌敦道一側觀看，氣氛很熱鬧。
重慶大廈是香港另類知名地標，門牌號碼：彌敦道三十六號至四十四號，座落於香港市中心黃金地段。大廈樓高十七層有九百二十個單位，有廉價賓館一百六十家共一千一百八十六間客房，有香港住宿最便宜的小旅館。最低的四層是商場（包括地庫一層），共有商鋪三百多個。大廈住了四千多人，主要是香港少數族裔，南亞和非洲裔人士最多，華人反而是少數。每日平均有一萬人出入重慶大廈。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教授麥高登(Gordon Mathews)曾斷斷續續在重慶大廈住了四年，研究不同種族聚居和交易現象，並寫成書《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重慶大廈》（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Chungking Mansions）。他翻查大廈各旅館登記名冊，統計出有一百二十九個不同國籍的人住過重慶大廈。
跨進重慶大廈，兩邊廂都是貨幣兌換店。再深入一點，就會聞到咖哩的飄香，目光所及盡是棕色皮膚的面孔，彷彿身處加爾各答；轉一個角落，就進行了一次時空穿越，狹窄的過道裏，黑色的面孔簇擁而至，恍如站在開普敦。這裏的住客以第三世界人士為主，他們大多提著行李帶一筆小錢從金沙薩、阿克拉或卡拉奇等地買一張機票飛到香港國際機場，然後直奔重慶大廈，把自己勾連上全球化的網絡。安頓下來後，他們會通過人際網絡打聽商貿情況，接觸中國貨品的供應商或親自到中國內地找貨源。採購的貨品小至幾百部包紮起來的手機或幾個裝在大袋裏的衣物，大至要用貨櫃船運。
更有能力和財力的，會出口原材料到中國大陸，再買工業產品回來。也有部分是政治難民，為逃避政治迫害而來到香港。另外的住客多來自第一世界地區如歐美或日本，他們以旅遊為目的，很多是背包客，硓帶著一本自助旅行手冊《Lonely Planet》；近年，隨著中國大陸自由行的開放，住在重慶大廈的中國內地旅客越來越多。
中國低端手機中轉站
麥高登認為重慶大廈如一個中央車站，小股商品與資金經此進出第三世界國家，是一種「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現象。他表示一些小商人每趟商貿活動可以賺取四百至一千三百美元不等。來自中國珠江三角洲一帶的中低端手機是重慶大廈這裏最能體現低端全球化意義的商品，也是最大宗的商品。商場裏有近一百家店鋪從事手機批發和零售生意，店主大多是華人，其次是南亞人，最主要的客戶則是非洲人。
在全球化光譜上，位於另一端的是高層全球化：跨國公司的大規模資金、精英階層在全球各地的流動。這種流動很多時候摻入國家權力的支持和博弈。來自全球各地的富人和精英們住在重慶大廈旁邊的五星級酒店喜來登、或是對面的半島酒店，這些酒店一晚的房租由幾百至上萬美元不等。
重慶大廈的舊址是名為「重慶市場」的一個商場，一批菲律賓華僑買下該處土地興建大廈，一九六零年開始賣樓花，一個一千平方呎單位售價約三萬元。大廈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落成，為紀念抗戰時國民政府把四川重慶設為陪都，決定以舊址之名稱為大廈冠名。重慶大廈當時是三面環海的豪宅，外牆有陽台，其商場是當年香港最大規模的。
到八十年代，附近英兵營房的印度士兵開始在大廈低層開餐館和電器店；樓上改被建成廉價賓館，原有的陽台被封住。重慶大廈漸漸變舊，牆身斑駁，外牆冷氣機滴水嚴重，下面的人行道熱天時經常濕漉漉的。
在香港人心目中，重慶大廈外型老土，是第三世界窮人聚居之地，人流複雜。在重慶大廈某個單位裏，戴著金色假髮扮演殺手的林青霞殺了幾個印度毒販，然後在逃跑時遇上失戀的扮演警察的金城武，但最終兩個人擦身而過，這是王家衛一九九四年上映的電影《重慶森林》中的情節。電影以重慶大廈為故事背景，影片裏大廈的通道和走廊陰暗昏沉，空氣裏潛藏著惴慄與危險，不同國籍的人往來穿梭，懷著不同目的趕往不同地點。
九十年代中期前，重慶大廈罪案頻發，盜竊、搶劫屢見不鮮，毒販、妓女常以這裏為大本營。加上年久失修，電線鋪設雜亂，大廈時常發生火災，又被港人稱為「火警大廈」。一般香港人過其門而不入，視為「他者」集中地。
「那時候翻開報紙，關於重慶大廈的新聞都是負面的。」重慶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現任主席林惠龍說。林身材中等，皮膚白篼，臉上帶著笑意，精神矍鑠，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九十年代中期以後，重慶大廈慢慢變得和以前不一樣。伴隨著中國經濟崛起的大環境，同時在林的努力和付出之下，重慶大廈的舊故事逐漸被改寫。
林惠龍的人生故事，和重慶大廈一樣具有傳奇性。
林祖籍福建福州，抗日時期出生。父親是福州航空公司專員，一九四九年隨公司飛到台灣，豈料不能再回來。林惠龍在大陸時是一名中文教師，因為工作出色被評為模範教師。一九七九年，她放棄國內工作來香港和失散多年的父親相見。她父親在重慶大廈開設玉石公司，積累了一筆財富。她和父親會面只有九天，她父親去了台灣在當地中風去世。林惠龍對亞洲週刊說：「父親沒有留下遺囑，所有財產都給後母那邊拿走，我分文不獲。我可以打官司取回屬於自己的部分，但我放棄了，後母那邊說我貪父親的錢，我就是要爭這一口氣！」她憶起這段往事尚未能完全釋懷。
已屆中年的林惠龍開始在香港打工，同時還要照顧才六、七歲的女兒。她同一時間做三份工作：白天在電子毡工作晚上在夜校教普通話中午還在飯堂兼職侍應。「教書時我女兒就一個人靜靜地坐在角落做功課。她很乖，很懂事，很小就懂一個人煮飯。」她欣慰地說。同時打三份工的生活持續九年，她用存起來的錢和兩個朋友合資買下重慶大廈一個有六個房間的單位，約一千平方呎。
明星鍾楚紅曾住這裏
「一九八八年六月買，不到六十萬元每個人湊二十萬元，接著改建成賓館，同年十一月二日開張。」林對於往事的細節部分記得很清楚，「買下單位是因為樓價低，地點好，想做旅客生意，賓館的第一批客人是一家荷蘭人」。自此，她一儲下錢就買重慶大廈的單位，把生活重心轉移到賓館經營方面。「B座五樓B一室是鍾楚紅家，這裏很多老居民是看著她長大的，她去選香港小姐後她家人就把單位賣掉搬走了，後來被人買來做賓館。」林惠龍笑說：「可是做得不怎麼樣，我就租來自己做賓館，留一個小房間和女兒一起住。」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一日，重慶大廈電力變壓房發生爆炸並引發五級大火。大廈停電停水十個晝夜。一向對重慶大廈現狀不聞不問又或感覺無能為力的業主們遭受不少損失，反而激發起他們的家園意識。林惠龍被業主們推選為大廈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帶頭解決問題。後來她更得到業主支持，從二千年起連任五屆法團主席。經過各方努力，半年之後重建了變壓房。
前港督彭定康伉儷前來參觀，惹起轟動。之後，彭定康還給林惠龍寫了封嘉許信。接著，林惠龍開始推動改善大廈衛生環境，以及安裝火災警報滅火系統。二零零零年，推行大維修工程及五年改善計劃。
王家衛偷拍電影
「九三年的時候，王家衛申請來重慶大廈拍電影，當時我做法團主席，擔心拍電影引起混亂，於是拒絕了他。他就進來偷拍，把旁邊的另一幢大廈也拍了進去。這部《重慶森林》反而讓重慶大廈名聲變大，多了不少外國客人。」林惠龍笑說：「我對來拍電影的態度就有了改變，上一年就批准Mr. Bean來重慶大廈拍了個多月，有委員卻認為這是特務電影，害怕外人誤會這裏有特務居住。」
其實重慶大廈並非是一座大廈，而是五幢大廈在一、二、三樓商場部分連接而成，四樓以上是分開的，因此重慶大廈的英文名Chungking Mansions是眾數（複數）。踏入二千年，在林惠龍領導之下大廈管理團隊著手改善治安問題。招攬一批有警務工作背景的人參與管理，設立先進的保安控制中心，陸續安裝了三百多個閉路電視鏡頭，週邊小巷亦被覆蓋。
「我們通過監控熒屏看到可能是販毒或吸毒的，就會立刻通知警方派人來；至於在商場大堂的妓女，會派保安人員去查問她，讓她不勝其煩，之後就不想到這裏來拉客了。」林惠龍談到她的另類管理方法。重慶大廈裏從事販毒、賣淫的給驅趕出去，加上更新了照明系統，整座大廈氛圍為之一新，一掃以往的陰暗昏眩。有時，警方偵查刑事案件時也要借助重慶大廈的閉路電視錄影。
林惠龍在重慶大廈共買了七個單位，一個自住，六個改成賓館有三十六個房間出租。她的賓館在大廈裏是檔次比較高的，房間大小約七、八十平方呎，一晚租金由三百至七百元（約九十美金）不等，隨淡旺季而定。「大廈賓館住客，印巴裔佔四分之一，非洲裔佔四分之一，其他是中國人，歐美的客人少了，可能跟那邊的經濟不好有關係。」至於自己的賓館她表示：「上一年日本客佔七成，今年中國客佔七成。」
「重慶大廈落成以來，外牆從未維修過，今年是第一次進行外牆維修。工程主要是拆除向著彌敦道的外牆冷氣機、鞏固外牆。」林惠龍說。
二成非洲手機來源地
剪綵儀式進行的時候，緊密的商貿活動正在大廈一、二樓商場進行著。二樓商場大部分店舖都從事手機批發生意，不少店舖門口職員正在把廉價電話包裝到一個大箱裏，然後用黃色膠帶封起來。「重慶大廈有五分之一的賓館是專招待非洲客的，因為不同人種有不同的體味。」林惠龍說：「這幾年中國跟非洲的交往多了，很多非洲人住在這裏，到中國買貨，非洲手機有二成是從重慶大廈這裏運過去的。」
「手機都是空運回去，週期比較短，款式更新很快。」Diallo Mohamed Ali說。「其他電子產品就用貨櫃運回非洲，在幾內亞、莫桑比克、安哥拉銷售。平均利潤率百分之五至七，主要是量要大。」三十七歲的Ali是西非幾內亞人，零九年來香港。他是香港非洲人團體主席。這個團體是非牟利組織，為非洲人提供協助和商務諮詢，交港幣二十元會費就可以加入。重慶大廈不少商人都加入了這個組織。
Ali說把公司設在香港不直接到中國大陸去，是因為香港是一個法治地區而且實行自由貿易政策。
二零零七年，重慶大廈被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為亞洲「最佳全球一體化例子」，認為其環境充分體現了文化多元、民族平等、和平共存。從這種意義看，重慶大廈不只是一座大廈，而是一個小社區。「內地公安部門有時會來這裏參觀交流，看看我們怎樣管理多種族的聚居，前年廣州就有黑人族群被歧視而上街示威。」重慶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管理處高級經理梁錦華對於不同族群的治理，有三個心得：「一是掌握溝通方法，有些宗教有族長制度，有事可以先找族長；二是推行措施要考慮週詳，譬如有些洗手間要設有洗屁股的設施，貼出通告時要多國文字具備如巴基斯坦文、印度文等都要有；三是尊重，不要摸人的頭，不要亂拍照。」
在重慶大廈出入的人膚色不同習俗也不同，不時有小摩擦，但在有效的大廈管理之下大都能做到和諧共融，以賺錢致富為目標。Mike就是一個成功致富的例子。他是印度人，一九六七年來香港。九年多後累積了第一桶金，開始在重慶大廈開設自己的店鋪，從中國大陸進口手錶出口到南亞和非洲。
林惠龍說：「Mike起初在重慶大廈幫人做跑腿，現在已有過億財產，住在半山。有十八個單位，是重慶大廈其中一個大業主。」Mike能說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同時有香港和印度身份證，但他說：「我不是香港人也不是印度人，我是重慶人。」
麥高登指出重慶大廈為第三世界人士提供了一個由貧變富的機會，是一道邁向中產階級之梯。他說：「很多香港人都害怕來這裏，我想說明，當我們看到非洲及南亞人在大廈出入時，他們其實是當地的成功人士；而重慶大廈就是他們的天堂。」
第三世界夢想之地
其實，由貧變富並非一件容易的事，來到重慶大廈只是跨出成功的第一步。這是一場競賽，有很多人落敗而回，在供應鏈和銷售鏈的其中一環出了錯就有可能血本無歸。當然並非所有住在重慶大廈的第三世界來客都是為了做生意，不少人是為了找工作。他們有的被迫返回家鄉；有的簽證已過期但冒險留下來打零工；有的則以申請政治難民為由住在重慶大廈。前一陣子其中一些人收取港幣一千元幫人排隊搶購iPone 4s，曾被香港一家傳媒追蹤報道。更有一些做妓女，所得維持生活之後主要匯回家鄉接濟親人。
「做生意賺到錢的，都會在家鄉建大屋。」香港非洲人團體副主席Steve對亞洲週刊說。Steve，三十七歲，西非加納人，現租住重慶大廈一個房間。他二零零五年來香港，主要把中國的成衣和電子產品運回非洲出售。「非洲那邊對手機、電腦、二手車、電單車、成衣等有很大的需求，一部手機來價港幣二百元，在非洲可以賣到一千元。」
重慶大廈為何可以在低層全球化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麥高登認為有三個原因：一是最有購買力的本地香港人不願光顧使大廈租金比香港其他地方低廉；二是第三世界的人入境香港容易；三是中國南部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
第三世界小商人以牟利為目的的行為，讓小宗商品和資金通過重慶大廈這個位於第一世界的節點，在第三世界之間流動起來。「低層全球化」現象彌補了「高層全球化」的不足之處，當很多人都在從事類似的行為時，很多小宗商品和資金繍加起來，長年累月即達到規模效應，逐漸惠及佔全球人口七成的第三世界。重慶大廈亦因此聲名遠播，尤其在非洲和南亞。Steve說：「我們加納那邊都知道Chungking Mansions，他們以為是一座城市，來到一看才啊的一聲說怎麼只是一座大廈。」
麥高登對重慶大廈的管理讚不絕口：「我十分感激大廈法團管理，在這十年間升級大廈和改善管理，延長大廈的壽命及改變它在港人心目中的形象；我預期大廈仍能以其獨有模式延續下去，若香港失去這地方將會十分可惜。」
在低層全球化的進程中，重慶大廈是一個重要的平台，小商人們在這平台上盡情揮灑自己的營商才能，而林惠龍則扮演一個管家般的角色，維持平台的流暢運作。為重慶大廈裏的非洲同胞問題經常與林惠龍接觸的Steve說：「林主席果斷，很有領導能力。」
林惠龍說：「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每當他回首往事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悔恨，也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羞恥。」這是前蘇聯知名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主人翁保爾‧柯察金說的一句話，中國大陸那段狂熱年代風行的事物在她身上打下印記，而她攫取了其中積極的部分織入自己的人生。
她打理自己的賓館生意，並且積極參與社區工作，她的名片上印滿油尖旺區多個委員會的名銜。為社區服務使她獲得香港社會廣泛的認同。二零零九年，香港特首曾蔭權頒發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給林惠龍。她的人生在重慶大廈取得成功，一談起重慶大廈，她就充滿自豪感：「第三世界來的人不知道有半島酒店，但沒有人不曉得重慶大廈。」
一批商人和一個女人的奮鬥，最初只是為一己命運而努力，最終卻改善了更為廣闊的人們的生活。
竣工典禮結束之後，人潮散去，我們在大廈門口遇到Richard Lamb。一說起重慶大廈，Lamb就表現得很雀躍：「重慶大廈非常有個性，又夠多元化，你看週圍都是高樓，越建越高，全都一模一樣。」他帶我們到他住的房間參觀，等電梯等了很久才來到十六樓的一間旅舍。旅舍的牆上貼著幾張紙，用很大的黑體字寫著：「$65 up」。Lamb指著床鋪說：「二十多年前我來香港，一個床位只需二十五元。」
他表示每次來香港都會住在重慶大廈，以這裏為落腳點，出發到週邊地區旅行，然後再回來這裏。目前這個階段，他已陸陸續續在香港住了三年多，他說十二月中會回澳洲，過聖誕節。
Wednesday, 28 September 2011
晶報 2011年9月18日
評《旺角街頭種高粱：香港風俗拾零》 作者序連結
陳雲 著 香港花千樹出版社 2011年7月版
自《舊時風光》開始，陳雲開始以古雅文辭書寫充滿懷舊風味的文章，在語言上刻意與五四白話文字保持距離，讀者固然得以窺見其文字根柢，亦可從中看出作者對近代西風東漸之不滿，一如他在「語文保育」系列中力圖匡正香港語言，以對抗香港政府的官腔話語，這種糾正語言之舉即以政治抗爭為目的。另外，以純正的中文抒憶本土風物，更反映出今日堆砌而成的城市景觀，還有歌頌地產霸權的廣告修辭，是怎樣的違反自然。
如果要保護人的自然本性，或許該從風俗著手，陳雲在本書文章《風俗傳承 新春大吉》中，說明「風俗」與道德價值、家庭倫理，甚至文化傳統有關，他把今日香港人的生活方式稱作「俗例」(practice)，並認為後者等而下之。這篇文章說明保育風俗與追求政治倫理，保留政治意識有密切的關係。不過，在時間的洪流中，舊有風俗早已消亡殆盡，間或閃現出短暫的光芒，卻如同作者在旺角街頭發現高粱般，只是一種偶然。
社會學家認為，風俗是一個社會固有的規範和價值，但人們未必察覺到，風俗的殤逝也許更反映出政府或統治階層與社會的衝突。香港是個自由的城市，實則地產霸權早已假借經濟邏輯而扼殺了許多充滿風土特色的民營生意。一旦民俗產業喪失了經營者或無法營生，就像一門手藝失去了繼承人一樣，會漸漸枯死，而人的生活一旦喪失了本土風俗，便像無根水草四處飄零。雖然在街頭遇見高粱的確有點突兀，但陳雲也提醒讀者：旺角街頭原址本來就種「高粱」。我們或許應該讀出個中訊息：不管復古是怎樣「老套」，也要以記述保留原來風物面貌。
為保留成長所耳聞目睹的風物，陳雲將成長時游走於元朗上學、在上水工作及買東西，或在大埔教書時的街頭記憶，寫成老照片般的情景。由於陳雲自幼成長於新界鄉村，這些墟裏店鋪每多售賣傳統風俗食品，即使是舊式麵包鋪的烤麵包也比今日連鎖經營店賣的麵包西餅的味道更簡單純樸。陳雲經常在這些文章裏指出舊式經營者的心思較為單純，也能恪守生產商品的道德，不會為賺盡「利潤」而迎合大眾獵奇心理推出古怪口味。今日香港已成為馬國明所說的「全面都市化的社會」，與鄉土有關的事物就更珍稀、寶貴，此所以陳雲以自己在新界鄉村成長的歲月為傲，並以此對比如今越來越沒有鄉土、只有房地產的香港。
在《旺角街頭種高粱》第三章《購物》裏，陳雲贊揚了一些舊時日用品，如《膠箱》裏的梓木籠和黃竹蘿，《紙皮舊事》則枚舉瓦通紙的廣泛用途，《雞皮紙》寫雞皮紙的用處。作者枚舉的物事未必為香港獨有，亦非珍稀之物，但在中國二十世紀的亂局中，卻能在香港的「寧靜」環境中發揚光大。「鹹魚蒸飯」就是一個例子，作者說在上世紀60年代，很多從內地偷渡來港的鄉里，莫不對香港的自由和鹹魚嘖嘖稱奇。陳雲也在書中贊揚港式飲食傳統，例如大牌攤的「火氣」（即謂「鑊氣」)，那不單令人食指大動，亦在往昔歲月中孕育了街坊鄰里的人情，作者認為，正是這份人情維繫著社會的治安。
仔細梳理陳雲的思想，我們不能忽略陳雲在新界鄉村成長的背景，這解釋了為何作者從《舊時風光》開始，就一直將「舊日鄉土」視為香港自古典中國傳承過來的優良傳統。在陳雲眼中，「鄉土」才是香港的傳統特質，這些「鄉土傳統」過去得到了保存，但自八、九十年代開始，香港政府及壟斷商業力量卻正慢慢扼殺這些「鄉土傳統」。
然而這卻不等於主張「復古」或「民粹」，而是藉「舊日鄉土」的美好景象，挑戰今日香港的政商形態，亦希望建構出一個理想城市的柏拉圖式藍圖。更值得思考的是，無論陳雲談「舊時風物」抑或談「語文保育」，讀者都無法繞過背後的政治觀，陳雲欲表達的訊息其實一點也不「隱晦」，而且也很「激進」。陳雲對地產霸權、資本主義經濟及極權主義社會提出了強烈的批判，此外還針對政府的管治技術。第四章《家園》中的《游樂》一文，藉討論游樂場的目的，指出這是自羅馬帝國以來政府統治手段之一，這種統治術反而將香港人變成被馴養的「動物」，只懂娛樂、觀賞，失去了政治訴求的能力。這種觀點令人想到政治哲學家阿倫特對於「人」的政治定義，他對「政治行動」的肯定亦迹近後者。
這種「鄉土之思」反映在菜園村事件上，成為恢復「家園」的政治訴求，在《家園》第一篇《夢回菜園村》裏，作者在開首便點出了「家園」所蘊含的「家」(人的居所)和「園」(歸老、觀賞之處)的意義；他認為即使「沒有田園的人」，也會種植盆栽聊解渴望家園之心。文中可充分感受到作者對菜園村自給自足的耕作充滿贊嘆，奉勸政府不要破壞人與人及人與自然的和諧。這種「尊重和諧」的心境，也會阻礙物慾所喚發的「發展邏輯」，卻以複返自然為目的，這是因為香港正處於發展的危局。
陳雲或許激進，卻並非危險的煽動者，他所痛陳的現象其實都是香港發展的困境，他的「激進」立場其實在於維護「傳統香港」的急迫之情。在《都爹利街兩神樹》這篇文章裏，他借石牆上生長的樹木比喻香港，告訴讀者，香港曾生長於中英的政治夾縫中，與石牆互為依靠，在艱難的環境中尋找水分，但只要石牆略為寬鬆便可扎根生長。這是一個很貼切的比喻，香港的「自然」特質，恰好像石牆樹一樣，香港應該像石牆樹般持守中庸之道，亦應像後者般覺察到自己的契機，其實也是危境。陳雲以其道教立場，以「自然」和「扎根」切入香港的政治情境，以「風俗之變」思考「管治問題」，可謂發人深省。
彭礪青 圖書館職員，香港
評《旺角街頭種高粱：香港風俗拾零》 作者序連結
陳雲 著 香港花千樹出版社 2011年7月版
自《舊時風光》開始，陳雲開始以古雅文辭書寫充滿懷舊風味的文章，在語言上刻意與五四白話文字保持距離，讀者固然得以窺見其文字根柢，亦可從中看出作者對近代西風東漸之不滿，一如他在「語文保育」系列中力圖匡正香港語言，以對抗香港政府的官腔話語，這種糾正語言之舉即以政治抗爭為目的。另外，以純正的中文抒憶本土風物，更反映出今日堆砌而成的城市景觀，還有歌頌地產霸權的廣告修辭，是怎樣的違反自然。
如果要保護人的自然本性，或許該從風俗著手，陳雲在本書文章《風俗傳承 新春大吉》中，說明「風俗」與道德價值、家庭倫理，甚至文化傳統有關，他把今日香港人的生活方式稱作「俗例」(practice)，並認為後者等而下之。這篇文章說明保育風俗與追求政治倫理，保留政治意識有密切的關係。不過，在時間的洪流中，舊有風俗早已消亡殆盡，間或閃現出短暫的光芒，卻如同作者在旺角街頭發現高粱般，只是一種偶然。
社會學家認為，風俗是一個社會固有的規範和價值，但人們未必察覺到，風俗的殤逝也許更反映出政府或統治階層與社會的衝突。香港是個自由的城市，實則地產霸權早已假借經濟邏輯而扼殺了許多充滿風土特色的民營生意。一旦民俗產業喪失了經營者或無法營生，就像一門手藝失去了繼承人一樣，會漸漸枯死，而人的生活一旦喪失了本土風俗，便像無根水草四處飄零。雖然在街頭遇見高粱的確有點突兀，但陳雲也提醒讀者：旺角街頭原址本來就種「高粱」。我們或許應該讀出個中訊息：不管復古是怎樣「老套」，也要以記述保留原來風物面貌。
為保留成長所耳聞目睹的風物，陳雲將成長時游走於元朗上學、在上水工作及買東西，或在大埔教書時的街頭記憶，寫成老照片般的情景。由於陳雲自幼成長於新界鄉村，這些墟裏店鋪每多售賣傳統風俗食品，即使是舊式麵包鋪的烤麵包也比今日連鎖經營店賣的麵包西餅的味道更簡單純樸。陳雲經常在這些文章裏指出舊式經營者的心思較為單純，也能恪守生產商品的道德，不會為賺盡「利潤」而迎合大眾獵奇心理推出古怪口味。今日香港已成為馬國明所說的「全面都市化的社會」，與鄉土有關的事物就更珍稀、寶貴，此所以陳雲以自己在新界鄉村成長的歲月為傲，並以此對比如今越來越沒有鄉土、只有房地產的香港。
在《旺角街頭種高粱》第三章《購物》裏，陳雲贊揚了一些舊時日用品，如《膠箱》裏的梓木籠和黃竹蘿，《紙皮舊事》則枚舉瓦通紙的廣泛用途，《雞皮紙》寫雞皮紙的用處。作者枚舉的物事未必為香港獨有，亦非珍稀之物，但在中國二十世紀的亂局中，卻能在香港的「寧靜」環境中發揚光大。「鹹魚蒸飯」就是一個例子，作者說在上世紀60年代，很多從內地偷渡來港的鄉里，莫不對香港的自由和鹹魚嘖嘖稱奇。陳雲也在書中贊揚港式飲食傳統，例如大牌攤的「火氣」（即謂「鑊氣」)，那不單令人食指大動，亦在往昔歲月中孕育了街坊鄰里的人情，作者認為，正是這份人情維繫著社會的治安。
仔細梳理陳雲的思想，我們不能忽略陳雲在新界鄉村成長的背景，這解釋了為何作者從《舊時風光》開始，就一直將「舊日鄉土」視為香港自古典中國傳承過來的優良傳統。在陳雲眼中，「鄉土」才是香港的傳統特質，這些「鄉土傳統」過去得到了保存，但自八、九十年代開始，香港政府及壟斷商業力量卻正慢慢扼殺這些「鄉土傳統」。
然而這卻不等於主張「復古」或「民粹」，而是藉「舊日鄉土」的美好景象，挑戰今日香港的政商形態，亦希望建構出一個理想城市的柏拉圖式藍圖。更值得思考的是，無論陳雲談「舊時風物」抑或談「語文保育」，讀者都無法繞過背後的政治觀，陳雲欲表達的訊息其實一點也不「隱晦」，而且也很「激進」。陳雲對地產霸權、資本主義經濟及極權主義社會提出了強烈的批判，此外還針對政府的管治技術。第四章《家園》中的《游樂》一文，藉討論游樂場的目的，指出這是自羅馬帝國以來政府統治手段之一，這種統治術反而將香港人變成被馴養的「動物」，只懂娛樂、觀賞，失去了政治訴求的能力。這種觀點令人想到政治哲學家阿倫特對於「人」的政治定義，他對「政治行動」的肯定亦迹近後者。
這種「鄉土之思」反映在菜園村事件上，成為恢復「家園」的政治訴求，在《家園》第一篇《夢回菜園村》裏，作者在開首便點出了「家園」所蘊含的「家」(人的居所)和「園」(歸老、觀賞之處)的意義；他認為即使「沒有田園的人」，也會種植盆栽聊解渴望家園之心。文中可充分感受到作者對菜園村自給自足的耕作充滿贊嘆，奉勸政府不要破壞人與人及人與自然的和諧。這種「尊重和諧」的心境，也會阻礙物慾所喚發的「發展邏輯」，卻以複返自然為目的，這是因為香港正處於發展的危局。
陳雲或許激進，卻並非危險的煽動者，他所痛陳的現象其實都是香港發展的困境，他的「激進」立場其實在於維護「傳統香港」的急迫之情。在《都爹利街兩神樹》這篇文章裏，他借石牆上生長的樹木比喻香港，告訴讀者，香港曾生長於中英的政治夾縫中，與石牆互為依靠，在艱難的環境中尋找水分，但只要石牆略為寬鬆便可扎根生長。這是一個很貼切的比喻，香港的「自然」特質，恰好像石牆樹一樣，香港應該像石牆樹般持守中庸之道，亦應像後者般覺察到自己的契機，其實也是危境。陳雲以其道教立場，以「自然」和「扎根」切入香港的政治情境，以「風俗之變」思考「管治問題」，可謂發人深省。
彭礪青 圖書館職員，香港
Monday, 5 September 2011
李欧梵：“张爱玲热”应该冷一冷
发布时间：2011-08-25 02:15:23 | 时代周报 | 144期 | 评论 (0)
李欧梵先生什么都聊。 / 特约记者 林津鹭 摄
本报记者 李怀宇
李欧梵先生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伟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这位教授开课全凭兴趣，并不专属某个科系，这在香港中文大学可谓史无前例—幸亏当时校长金耀基一力促成。
年近古稀，李欧梵依然不失“狐狸”本色。英国思想家伯林名著《刺猬与狐狸》的灵感源于古希腊诗人阿尔基诺库斯的残句：“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以此论之，李欧梵是“狐狸”，同属史华慈门下的张灏则是“刺猬”。李欧梵回忆，当年在哈佛大学向史华慈学习中国思想史时，老师对他特别开恩，让他做什么都可以，于是他很自然地把思想史和文学史混在一起学习。“史华慈的教法是古今不分的，他写毛泽东，后来又写中国古代，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当年美国汉学界看不起现代文学，我要争这口气，就想办法阐释现代文学，这是我的叛逆性格。后来者比我更好的是王德威，我太高兴了，提早退休，到了香港。”
最近，李欧梵的老朋友张错在接受访问时说，学术江湖传闻李欧梵要回来进入中国的文化主流了，因为他总是没有办法进入美国的文化主流。李欧梵笑道：“其实两个主流我都不要做，我从来不相信主流这回事。我并不限于我的专业，我在香港扮演一个杂学的角色。也可以说不三不四，但其背后的推动力是一种后现代式的人文主义。我们已经生活在后现代的社会，我不排斥商业，不排斥通俗，不排斥科技，可是经过演变之后，我要做人文的反思，重新抓住古典文学的英魂。”
在李欧梵看来，学院以外的人往往羡慕学院以内的人，而学院里面的人包括他都羡慕学院以外的人。所以，他常常逃出来。“像我这种人，没有办法在学院里面得到满足，我是一半留在学院里，一半留在学院外。我的书背后都是学院的理论，可是我用深入浅出的文笔写出来，学院外的人爱看，学院里的人很少看。”他认为今天香港大专学院的一个危机就是过分专业化，以量化计算名次。他举例，哈佛大学能容纳一个专门教藏语和蒙语的学者，即使他只有一两个学生也没有关系，但如果在香港则早就被解雇了。李欧梵常常问：“香港有钱穆的新亚时代，有唐君毅、牟宗三的新儒家时代，现在有哪个大师？有多少香港学者能提出一个以亚洲或者香港为本位的理论，影响全世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应该反省，太过专业化就不敢想大问题，不敢像余英时先生那样（想大问题）。其实研究专题的背后是‘通’的。”
李欧梵感慨，也许自己老了，也许受余英时先生的影响，他正在思考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鬼”：“现在是全球化、商业化的时代，特别在香港，我觉得中国文学都变成‘鬼魂’了。我们要抓住‘鬼魂’，需要一些创造性，一些想象。”当听说余英时先生在研究唐代的禅宗与诗人时，李欧梵顿感兴奋，笑着发布自己研究志怪神鬼传统的心得。
我提起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第四部《文学江湖》，李欧梵有感而发：“上海文坛也是个江湖，可是当年上海的文坛跟现在不太一样了。当年上海文坛是个小圈子，互相斗来斗去的，鲁迅不是骂梁实秋吗？可是我听很多上海人说，他们私下还有某种交情，甚至于鲁迅会先说‘我明天就攻击你了’。他们还会在同一个餐馆吃饭，左派坐一桌，右派坐一桌，打打招呼。所以从前的上海论坛表面论战很凶，但至少一部分人私下还保持某种风度的。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为了人身攻击而学术，为了出名而论战。”联系到自己当年在美国任教的经验，李欧梵说：“美国学界派系的斗争基本是广义的学术斗争，往往是一本书出来，我不同意就拼命批评，作者就回应，两个人就斗来斗去，可私下里还是朋友。像夏志清和普实克，一右一左，普实克有长文批评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可是两人一见面就握握手，不伤和气。”
据说夏志清先生现在在纽约家里常常看老电影。李欧梵说，美国电视有老电影频道，他以前在美国生活时也常看。他还常常跟夏志清比赛老电影知识，每次都输给夏先生。“我写过一篇文章《夏志清和刘别谦》，跟夏先生唱和。刘别谦是一个德国导演，夏先生最喜欢看，我担心他眼睛不好，不然的话，我还要把我的刘别谦的电影送给他看。”
狐狸本色，无所不谈
鲁迅的伟大在于有煎熬
（李欧梵 1942年生于河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伟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著有《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中英文版）、《中国现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中西文学的徊想》、《西潮的彼岸》、《狐狸洞话语》、《上海摩登》、《寻回香港文化》、《都市漫游者》、《世纪末呓语》等。）
时代周报：2009年，我在台北访问了白先勇先生。他讲《现代文学》，提到你当时也很活跃。
李欧梵：他有点夸奖了，我是外围分子。白先勇每次让我做事，我都答应，我很佩服他。他创办《现代文学》的时候，我想当外交官，一天到晚背丘吉尔的演讲词，当时在他那儿就是打杂，他让我翻译几篇文章。白先勇、陈若曦和王文兴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加上我们的老师夏济安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就形成一种风气。
时代周报：后来你写《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跟夏济安先生的《黑暗的闸门》有关系？
李欧梵：绝对有关系，因为我是靠他的那两篇文章启发后写出来的。这种观点、看法，我从来没有想到，我顺着他的路才发展出我的鲁迅研究。
时代周报：这么多年过去了，鲁迅对你还有那么大的影响吗？
李欧梵：我一代人跟大陆的人不太一样，在台湾鲁迅是禁书，越禁我越觉得好奇。当时我也风闻陈映真受鲁迅影响。后来我研究左翼作家，写硕士论文以后，就觉得一定要写鲁迅了，我开始正式研究。我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有研究鲁迅的重要文章都看完了，之后很困惑，我的思想开始有点左倾，越来越崇拜鲁迅。鲁迅的伟大，不在于他们所说的那些。我跟夏济安先生通信，夏先生认为鲁迅的文学技巧很好，可是不喜欢鲁迅的政治观点。我是把文学技巧、文化修养、心理煎熬和政治合在一起看，我认为鲁迅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想走在时代的前面。鲁迅并不是现在大陆所描绘的一个神。我觉得任何一个大师在转变的时候，一定会有悲剧，有文学煎熬、心理煎熬。我当时看左翼文学有点失望，为什么没有对煎熬的描写？鲁迅虽然没有写长篇小说，可是从他的散文、杂文、小说甚至从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对文学充满煎熬、矛盾的看法，跟别人的看法不一样。
我现在重新再来看鲁迅，最关心的反而是鲁迅和中国传统的关系，他为什么那么写《中国小说史略》？为什么说中国的小说开始于神话传说？为什么写那么多志怪神鬼？到了他写晚清的时候，我反而失望了，他的那种归类跟阿英差不多。后来，我发现鲁迅内心里的鬼魂是中国的另外一个传统。最近我又重新探讨中国神怪传统、神鬼传统，从先秦一直到魏晋志怪到唐朝，甚至包括道教。这里面资源非常多，包括道家、佛家、神仙鬼怪、小说、笔记甚至野史。鲁迅有几篇写得特别精彩的文章，都跟鬼怪有关，我认为千古名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没有人可以写得比这更好。
在香港，一般喜欢文学的人只讨论两个人：张爱玲和鲁迅，张爱玲的名气超过鲁迅。我最近开始批评张爱玲了，我觉得她写的两本英文小说不好，特别是第一本，第二本还不错。
张爱玲的英文小说吃力不讨好
时代周报：前些日子，王德威去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有人访问他，他也说张爱玲这两本英文小说写得不是很好。
李欧梵：我跟王德威的意见几乎是一样的，不过他写的比我更仔细，他的两篇长序写得非常好。私下里，他跟我讲，他能为张爱玲说的话就这么多了。“张爱玲热”这个现象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为什么在中国能热得那么厉害？我倒是觉得应该要冷一点，真正研究的话，需要冷静下来。我一直认为张爱玲早期的小说写得的确了不起，她创建了一个完全和五四模式不同的写法，可是我一直觉得她的叙事观点里面隐藏了一种愤世嫉俗。这些愤世嫉俗的观点、看法、视角，既不是鸳鸯蝴蝶派，又不是五四式，是她独有的。这跟她当时受到的西方教育有关系，她老早就写英文文章，应该看过很多英文小说，所以我一直把她看做是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有国际性的作家：既和传统的鸳鸯蝴蝶派拉得很近，又和国际文学拉得很近。我对她的小说有热切的期待，可能是因为我太热切期待了，所以就失望了。她的英文小说的文体，表面上看非常流畅，可就是比不上她的中文有味道，这就牵涉到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我看了太多的英文小说，也许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太大，我觉得如果文字没有驾驭到超人的境界，很难写出独有的文学作品。我觉得张爱玲对英文的驾驭还没有得心应手，有的时候看得出来，她是要迎合当时美国的中产阶级读者，反而吃力不讨好。
时代周报：夏志清先生讲过，张爱玲虽然长期住在美国，她想写的资料，还停留在当年上海那段岁月，所以很吃了些亏。
李欧梵：她越来越自闭，她恋眷自己的那个老上海。我觉得可惜的是，她没有注意到她四周美国的文学土壤。当时美国的文学环境非常好，卡夫卡是上世纪50年代在美国才被发现的，就是张爱玲刚到美国的时候。
时代周报：有些小说家在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写出的作品常常是可遇不可求的。像沈从文在1949年以后不写小说了，那时候他才40多岁。金庸写完《鹿鼎记》也是40多岁。沈从文、金庸在40多岁把重要的小说写完了，后面就是不停地改写。沈从文后来不停地改写，张兆和就说：你不要再改了，改的还没有原来好。金庸也不停改写他的小说，有些金迷就很生气：我们还是喜欢原来的版本。
李欧梵：我很尊敬金庸先生，可是我不是金庸迷，也不是专家，所以我不敢下结论。你这是浪漫主义的天才论，一个天才总是要夭折的。我也可以讲很多例外，我喜欢的作家反而都是老当益壮，像托尔斯泰，晚年也写得很少，但一写就了不起。甚至有些作家早年一直默默无闻，后来突然被人发现了。我自己也步入老年了，我一直有写小说的冲动，可是我写不好。我的《范柳原忏情录》是借了张爱玲来写香港。
空虚“双城记”
时代周报： 《上海摩登》出版了这么多年后，你还认为存在上海与香港的“双城记”关系吗？
李欧梵：不大存在。表面上还存在，变成了一种官方语言：上海有一位官员说，将来香港和上海是中国的两翼。可是据我所知，现在上海高阶层根本瞧不起香港。我猜，他们觉得香港没有什么建设，可整个上海改变了，上海将来可能会变成亚洲的金融中心，人口几千万，香港只有七八百万。
我对香港也开始有批评。现在这两个城市已经很难连在一起了，双方的作家也没有什么来往，你问董启章对上海有没有兴趣？他可能都没去过上海，也没有兴趣。上海作家里写香港的只有王安忆，但那本《香港的情与爱》写得不是很好。我本来都想写一本小说，就是说上海和香港的双城记，后来放弃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
时代周报：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城市交流频繁，香港现在还有优势吗？
李欧梵：有，但也不太多了。香港法制是独立的，而且有凭有据，我有一个研究法律的朋友，我向他借了一些重要的案例来看。他说香港有一个法官为了一个争产的事件，写了一千多页的判决书，非但独立，还让人信服，这是美国、英国的传统。这个传统香港目前还保持，能维持多久我就不知道了。
时代周报：现代化以后，很多现实问题都和法律有关系。张灏先生讲过，只有法制才能控制住权力怪兽。法制在幽暗意识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李欧梵：他讲得很有道理。西方自由主义是有两面的，一面是自由、权力，另外一面是法制或者广义地说是“消极的自由”。一个人有充分的自由，可是不能妨碍别人的自由，没有法律，自由就会被滥用或者是被集权滥用。比如说为了全人类争取自由，那就是 “积极的自由”，问题就大了，很容易变成集权。西方能够控制住这个的就是法制。我最近也是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香港的另一个优势是交通，香港地铁是全世界最方便的，我不开车，交通也畅通无阻。只要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不用担心危险。在上海，我太太不敢过马路，她每次过马路都要朋友拉着她走。
时代周报：现在很多城市都在发展，何莫邪先生讲中国有“水泥化”的趋势，北京、上海、广州都一样，都是水泥化。
李欧梵：我的一个兴趣是建筑。我对香港最大的批评，除了地产之外，就是“水泥化”，香港叫做“石屎森林”。我隔岸观火，中国地大，城市发展快，一些世界级建筑大师把中国大城市作为自己的试验场，于是就有了鸟巢，有了央视的“大裤衩”。可是这些超级建筑物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幸福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水泥化”带来的问题，我叫做“超级现代主义”，超过以前建筑史上的现代主义。西方建筑史上的现代主义是：我们可以用一种新的建筑社区来改变一个都市的风貌，使得原来的传统风貌变成现代。这个梦幻在西方已经幻灭了，没有人相信这个东西，但是中国相信。
时代周报：香港以前也有房地产热，现在大陆的房地产热跟当时香港是不是有些相似？
李欧梵：这就是中国化或者是亚洲式的全球化。我自己都买不起房子，我现在就是租房子，因为花那么多钱太不值得了。可怜的香港人，一辈子就是为了那套房子。像我太太，她也不懂得赚钱，刚退休，也没有法子买房子，她的朋友个个都去买房子，买了再卖，因为钱存在银行里面没有利息。纽约的房子也很贵，可是跟中国贵法不一样。纽约的苏豪区养了那么多艺术家，那里的房租不能随便涨，它有那个传统，在那里盖房子，整个区都反对，盖不了的。中国没有这个传统，说盖就盖，管你什么区，说拆就拆。
香港电影江湖后继无人
时代周报：香港电影近几年不是很景气，你还关注吗？
李欧梵：为了迎合大陆市场，我觉得香港电影失去它的特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现在都是合拍电影，香港男人爱上了北京女人，根本就是胡闹，除了闹就是假，根本没有味道。香港有一些电影制片人也在反省，比如《岁月神偷》，突然讲了一个香港怀旧式的故事，香港政府本来要拆掉那条街，就是因为这部电影，现在不拆了。以前的东西还是值得回忆的，再盖新的，最多也不过是跟上海一样，甚至连广州都赶不上了。广州的歌剧院，香港就盖不出来。
时代周报：现在好莱坞大制作的电影带动3D潮流，你喜欢吗？
李欧梵：很难说喜欢。3D电影代表一个典型转变，将来的电影其实是科技的一部分，不像老电影，是文学文化的一部分，以前的电影是第六种艺术，现在则是第六种科技。3D出现一点都不奇怪，就是用新技术发明来展现大家以前所想象不到的世界。有些电影打破传统电影的时间观念，回忆、倒叙全都混在一起，做梦也可以有两三层，这些电影我也买回来看，可是不那么热衷。
时代周报：我最近跟蔡澜先生探讨过高科技对电影的改变，神仙鬼怪或者武侠电影，比如《神雕侠侣》里的神雕，《书剑恩仇录》里的狼群，以前拍不好，现在可以拍得好。你认为高科技是否可以更好地表现以前人们想象得到但是拍不出来的东西？
李欧梵：这是一个吊诡，实际就是矛盾，当时科技不发达，所以人的想像力非常丰富，才会出现神仙鬼怪的小说故事，科技发达之后，人的想像力反而没有以前丰富了。大家接触到的东西都太一样，一个电影出了名，大家一窝蜂地弄。李安拍了一个《卧虎藏龙》，大家就一窝蜂，这些片子对我们历史传统的想像力有帮助吗？不一定，可能是误导。我觉得《赤壁》完全是误导，但《赤壁》第一集最后一幕很精彩，那个大场面跟我想象的很接近。
时代周报：中国的四大经典都在翻拍，能够结合原著精神吗？
李欧梵：我觉得结合不起来。这就是“热”的问题，中国就是一窝蜂，根本不是在拍古典。我一个老朋友胡金铨，你看他拍的古典片就不一样。
时代周报：胡金铨的影片有文学的诗意在里面。
李欧梵：一点不错。胡金铨有几部片子没有受到重视，我个人认为里面充满了中国的另类传统的气息。有一部电影叫《天下第一》，里面有药师，有道家，有江湖，有剑侠等等，他真的是把我心目中的另类传统表达了出来。我们喜欢看的打来打去的《龙门客栈》，其中他对服装的考究是花了很大功夫的，他创造出明朝的衣服样子，后来影视界不管哪个朝代都是那套衣服。现代人拍的古装片，我可以翻译作“类型片”，意思是不伦不类的片子，不分朝代，不分特色，同一个模式的片，跟我们的历史完全没有一点关系。我们不能说拍电影的人都是不学无术的，他们也花了功夫的，那种卖钱的大片，偶尔有些场面很精彩。我觉得太可惜了，《十面埋伏》开始非常精彩，唐朝的鼓，暗杀的那一段，是很花功夫的，后面一塌糊涂，根本就是胡闹。
时代周报：香港是一个现代化都市，却创造了那么多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来表现江湖。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胡金铨、张彻的电影，都虚构了一个江湖。也许是现代都市生活太平淡，大家厌倦了？
李欧梵：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胡金铨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他开创了香港广义的江湖传统，金庸先生的小说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两个人都独一无二。金庸先生开创了江湖的传统，于是就出现各种江湖式的小说。如果把江湖作为“类型电影”来看的话，香港电影有很重要的特色，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警匪片和香港的警匪片不一样—吴宇森的电影里，警匪两边都是江湖，两边都是游侠，都讲忠孝仁义。我的解释是：香港华人的历史都是比较低阶层的历史，没有什么高阶层的人，知识分子、高管、富翁不多，都是苦力、华工、佣人占了大多数。香港属于水浒式社会，香港式江湖和地方的低阶层刚好凑合。香港的殖民社会非常独特：最代表殖民者的除了银行家就是警察。警察很奇怪，当时的英国警察腐败得一塌糊涂，到处要钱，所以才出现廉政公署。华人警察就处在中间，有的也很腐败。这类江湖反而变成香港特色，我叫做“半下流社会”。电影的作用之一就是逃避，所以香港的黑社会片很吃香。香港的警匪片，加上黑社会的因素、大佬，整个的模式就变成了香港重要的传统，一直拍到现在还没有完。这就是我心目中狭义的江湖。广义的江湖就是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任何一种江湖，我都感觉后继无人。
发布时间：2011-08-25 02:15:23 | 时代周报 | 144期 | 评论 (0)
李欧梵先生什么都聊。 / 特约记者 林津鹭 摄
本报记者 李怀宇
李欧梵先生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伟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这位教授开课全凭兴趣，并不专属某个科系，这在香港中文大学可谓史无前例—幸亏当时校长金耀基一力促成。
年近古稀，李欧梵依然不失“狐狸”本色。英国思想家伯林名著《刺猬与狐狸》的灵感源于古希腊诗人阿尔基诺库斯的残句：“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以此论之，李欧梵是“狐狸”，同属史华慈门下的张灏则是“刺猬”。李欧梵回忆，当年在哈佛大学向史华慈学习中国思想史时，老师对他特别开恩，让他做什么都可以，于是他很自然地把思想史和文学史混在一起学习。“史华慈的教法是古今不分的，他写毛泽东，后来又写中国古代，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当年美国汉学界看不起现代文学，我要争这口气，就想办法阐释现代文学，这是我的叛逆性格。后来者比我更好的是王德威，我太高兴了，提早退休，到了香港。”
最近，李欧梵的老朋友张错在接受访问时说，学术江湖传闻李欧梵要回来进入中国的文化主流了，因为他总是没有办法进入美国的文化主流。李欧梵笑道：“其实两个主流我都不要做，我从来不相信主流这回事。我并不限于我的专业，我在香港扮演一个杂学的角色。也可以说不三不四，但其背后的推动力是一种后现代式的人文主义。我们已经生活在后现代的社会，我不排斥商业，不排斥通俗，不排斥科技，可是经过演变之后，我要做人文的反思，重新抓住古典文学的英魂。”
在李欧梵看来，学院以外的人往往羡慕学院以内的人，而学院里面的人包括他都羡慕学院以外的人。所以，他常常逃出来。“像我这种人，没有办法在学院里面得到满足，我是一半留在学院里，一半留在学院外。我的书背后都是学院的理论，可是我用深入浅出的文笔写出来，学院外的人爱看，学院里的人很少看。”他认为今天香港大专学院的一个危机就是过分专业化，以量化计算名次。他举例，哈佛大学能容纳一个专门教藏语和蒙语的学者，即使他只有一两个学生也没有关系，但如果在香港则早就被解雇了。李欧梵常常问：“香港有钱穆的新亚时代，有唐君毅、牟宗三的新儒家时代，现在有哪个大师？有多少香港学者能提出一个以亚洲或者香港为本位的理论，影响全世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应该反省，太过专业化就不敢想大问题，不敢像余英时先生那样（想大问题）。其实研究专题的背后是‘通’的。”
李欧梵感慨，也许自己老了，也许受余英时先生的影响，他正在思考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鬼”：“现在是全球化、商业化的时代，特别在香港，我觉得中国文学都变成‘鬼魂’了。我们要抓住‘鬼魂’，需要一些创造性，一些想象。”当听说余英时先生在研究唐代的禅宗与诗人时，李欧梵顿感兴奋，笑着发布自己研究志怪神鬼传统的心得。
我提起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第四部《文学江湖》，李欧梵有感而发：“上海文坛也是个江湖，可是当年上海的文坛跟现在不太一样了。当年上海文坛是个小圈子，互相斗来斗去的，鲁迅不是骂梁实秋吗？可是我听很多上海人说，他们私下还有某种交情，甚至于鲁迅会先说‘我明天就攻击你了’。他们还会在同一个餐馆吃饭，左派坐一桌，右派坐一桌，打打招呼。所以从前的上海论坛表面论战很凶，但至少一部分人私下还保持某种风度的。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为了人身攻击而学术，为了出名而论战。”联系到自己当年在美国任教的经验，李欧梵说：“美国学界派系的斗争基本是广义的学术斗争，往往是一本书出来，我不同意就拼命批评，作者就回应，两个人就斗来斗去，可私下里还是朋友。像夏志清和普实克，一右一左，普实克有长文批评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可是两人一见面就握握手，不伤和气。”
据说夏志清先生现在在纽约家里常常看老电影。李欧梵说，美国电视有老电影频道，他以前在美国生活时也常看。他还常常跟夏志清比赛老电影知识，每次都输给夏先生。“我写过一篇文章《夏志清和刘别谦》，跟夏先生唱和。刘别谦是一个德国导演，夏先生最喜欢看，我担心他眼睛不好，不然的话，我还要把我的刘别谦的电影送给他看。”
狐狸本色，无所不谈
鲁迅的伟大在于有煎熬
（李欧梵 1942年生于河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伟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著有《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中英文版）、《中国现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中西文学的徊想》、《西潮的彼岸》、《狐狸洞话语》、《上海摩登》、《寻回香港文化》、《都市漫游者》、《世纪末呓语》等。）
时代周报：2009年，我在台北访问了白先勇先生。他讲《现代文学》，提到你当时也很活跃。
李欧梵：他有点夸奖了，我是外围分子。白先勇每次让我做事，我都答应，我很佩服他。他创办《现代文学》的时候，我想当外交官，一天到晚背丘吉尔的演讲词，当时在他那儿就是打杂，他让我翻译几篇文章。白先勇、陈若曦和王文兴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加上我们的老师夏济安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就形成一种风气。
时代周报：后来你写《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跟夏济安先生的《黑暗的闸门》有关系？
李欧梵：绝对有关系，因为我是靠他的那两篇文章启发后写出来的。这种观点、看法，我从来没有想到，我顺着他的路才发展出我的鲁迅研究。
时代周报：这么多年过去了，鲁迅对你还有那么大的影响吗？
李欧梵：我一代人跟大陆的人不太一样，在台湾鲁迅是禁书，越禁我越觉得好奇。当时我也风闻陈映真受鲁迅影响。后来我研究左翼作家，写硕士论文以后，就觉得一定要写鲁迅了，我开始正式研究。我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有研究鲁迅的重要文章都看完了，之后很困惑，我的思想开始有点左倾，越来越崇拜鲁迅。鲁迅的伟大，不在于他们所说的那些。我跟夏济安先生通信，夏先生认为鲁迅的文学技巧很好，可是不喜欢鲁迅的政治观点。我是把文学技巧、文化修养、心理煎熬和政治合在一起看，我认为鲁迅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想走在时代的前面。鲁迅并不是现在大陆所描绘的一个神。我觉得任何一个大师在转变的时候，一定会有悲剧，有文学煎熬、心理煎熬。我当时看左翼文学有点失望，为什么没有对煎熬的描写？鲁迅虽然没有写长篇小说，可是从他的散文、杂文、小说甚至从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对文学充满煎熬、矛盾的看法，跟别人的看法不一样。
我现在重新再来看鲁迅，最关心的反而是鲁迅和中国传统的关系，他为什么那么写《中国小说史略》？为什么说中国的小说开始于神话传说？为什么写那么多志怪神鬼？到了他写晚清的时候，我反而失望了，他的那种归类跟阿英差不多。后来，我发现鲁迅内心里的鬼魂是中国的另外一个传统。最近我又重新探讨中国神怪传统、神鬼传统，从先秦一直到魏晋志怪到唐朝，甚至包括道教。这里面资源非常多，包括道家、佛家、神仙鬼怪、小说、笔记甚至野史。鲁迅有几篇写得特别精彩的文章，都跟鬼怪有关，我认为千古名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没有人可以写得比这更好。
在香港，一般喜欢文学的人只讨论两个人：张爱玲和鲁迅，张爱玲的名气超过鲁迅。我最近开始批评张爱玲了，我觉得她写的两本英文小说不好，特别是第一本，第二本还不错。
张爱玲的英文小说吃力不讨好
时代周报：前些日子，王德威去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有人访问他，他也说张爱玲这两本英文小说写得不是很好。
李欧梵：我跟王德威的意见几乎是一样的，不过他写的比我更仔细，他的两篇长序写得非常好。私下里，他跟我讲，他能为张爱玲说的话就这么多了。“张爱玲热”这个现象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为什么在中国能热得那么厉害？我倒是觉得应该要冷一点，真正研究的话，需要冷静下来。我一直认为张爱玲早期的小说写得的确了不起，她创建了一个完全和五四模式不同的写法，可是我一直觉得她的叙事观点里面隐藏了一种愤世嫉俗。这些愤世嫉俗的观点、看法、视角，既不是鸳鸯蝴蝶派，又不是五四式，是她独有的。这跟她当时受到的西方教育有关系，她老早就写英文文章，应该看过很多英文小说，所以我一直把她看做是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有国际性的作家：既和传统的鸳鸯蝴蝶派拉得很近，又和国际文学拉得很近。我对她的小说有热切的期待，可能是因为我太热切期待了，所以就失望了。她的英文小说的文体，表面上看非常流畅，可就是比不上她的中文有味道，这就牵涉到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我看了太多的英文小说，也许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太大，我觉得如果文字没有驾驭到超人的境界，很难写出独有的文学作品。我觉得张爱玲对英文的驾驭还没有得心应手，有的时候看得出来，她是要迎合当时美国的中产阶级读者，反而吃力不讨好。
时代周报：夏志清先生讲过，张爱玲虽然长期住在美国，她想写的资料，还停留在当年上海那段岁月，所以很吃了些亏。
李欧梵：她越来越自闭，她恋眷自己的那个老上海。我觉得可惜的是，她没有注意到她四周美国的文学土壤。当时美国的文学环境非常好，卡夫卡是上世纪50年代在美国才被发现的，就是张爱玲刚到美国的时候。
时代周报：有些小说家在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写出的作品常常是可遇不可求的。像沈从文在1949年以后不写小说了，那时候他才40多岁。金庸写完《鹿鼎记》也是40多岁。沈从文、金庸在40多岁把重要的小说写完了，后面就是不停地改写。沈从文后来不停地改写，张兆和就说：你不要再改了，改的还没有原来好。金庸也不停改写他的小说，有些金迷就很生气：我们还是喜欢原来的版本。
李欧梵：我很尊敬金庸先生，可是我不是金庸迷，也不是专家，所以我不敢下结论。你这是浪漫主义的天才论，一个天才总是要夭折的。我也可以讲很多例外，我喜欢的作家反而都是老当益壮，像托尔斯泰，晚年也写得很少，但一写就了不起。甚至有些作家早年一直默默无闻，后来突然被人发现了。我自己也步入老年了，我一直有写小说的冲动，可是我写不好。我的《范柳原忏情录》是借了张爱玲来写香港。
空虚“双城记”
时代周报： 《上海摩登》出版了这么多年后，你还认为存在上海与香港的“双城记”关系吗？
李欧梵：不大存在。表面上还存在，变成了一种官方语言：上海有一位官员说，将来香港和上海是中国的两翼。可是据我所知，现在上海高阶层根本瞧不起香港。我猜，他们觉得香港没有什么建设，可整个上海改变了，上海将来可能会变成亚洲的金融中心，人口几千万，香港只有七八百万。
我对香港也开始有批评。现在这两个城市已经很难连在一起了，双方的作家也没有什么来往，你问董启章对上海有没有兴趣？他可能都没去过上海，也没有兴趣。上海作家里写香港的只有王安忆，但那本《香港的情与爱》写得不是很好。我本来都想写一本小说，就是说上海和香港的双城记，后来放弃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
时代周报：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城市交流频繁，香港现在还有优势吗？
李欧梵：有，但也不太多了。香港法制是独立的，而且有凭有据，我有一个研究法律的朋友，我向他借了一些重要的案例来看。他说香港有一个法官为了一个争产的事件，写了一千多页的判决书，非但独立，还让人信服，这是美国、英国的传统。这个传统香港目前还保持，能维持多久我就不知道了。
时代周报：现代化以后，很多现实问题都和法律有关系。张灏先生讲过，只有法制才能控制住权力怪兽。法制在幽暗意识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李欧梵：他讲得很有道理。西方自由主义是有两面的，一面是自由、权力，另外一面是法制或者广义地说是“消极的自由”。一个人有充分的自由，可是不能妨碍别人的自由，没有法律，自由就会被滥用或者是被集权滥用。比如说为了全人类争取自由，那就是 “积极的自由”，问题就大了，很容易变成集权。西方能够控制住这个的就是法制。我最近也是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香港的另一个优势是交通，香港地铁是全世界最方便的，我不开车，交通也畅通无阻。只要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不用担心危险。在上海，我太太不敢过马路，她每次过马路都要朋友拉着她走。
时代周报：现在很多城市都在发展，何莫邪先生讲中国有“水泥化”的趋势，北京、上海、广州都一样，都是水泥化。
李欧梵：我的一个兴趣是建筑。我对香港最大的批评，除了地产之外，就是“水泥化”，香港叫做“石屎森林”。我隔岸观火，中国地大，城市发展快，一些世界级建筑大师把中国大城市作为自己的试验场，于是就有了鸟巢，有了央视的“大裤衩”。可是这些超级建筑物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幸福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水泥化”带来的问题，我叫做“超级现代主义”，超过以前建筑史上的现代主义。西方建筑史上的现代主义是：我们可以用一种新的建筑社区来改变一个都市的风貌，使得原来的传统风貌变成现代。这个梦幻在西方已经幻灭了，没有人相信这个东西，但是中国相信。
时代周报：香港以前也有房地产热，现在大陆的房地产热跟当时香港是不是有些相似？
李欧梵：这就是中国化或者是亚洲式的全球化。我自己都买不起房子，我现在就是租房子，因为花那么多钱太不值得了。可怜的香港人，一辈子就是为了那套房子。像我太太，她也不懂得赚钱，刚退休，也没有法子买房子，她的朋友个个都去买房子，买了再卖，因为钱存在银行里面没有利息。纽约的房子也很贵，可是跟中国贵法不一样。纽约的苏豪区养了那么多艺术家，那里的房租不能随便涨，它有那个传统，在那里盖房子，整个区都反对，盖不了的。中国没有这个传统，说盖就盖，管你什么区，说拆就拆。
香港电影江湖后继无人
时代周报：香港电影近几年不是很景气，你还关注吗？
李欧梵：为了迎合大陆市场，我觉得香港电影失去它的特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现在都是合拍电影，香港男人爱上了北京女人，根本就是胡闹，除了闹就是假，根本没有味道。香港有一些电影制片人也在反省，比如《岁月神偷》，突然讲了一个香港怀旧式的故事，香港政府本来要拆掉那条街，就是因为这部电影，现在不拆了。以前的东西还是值得回忆的，再盖新的，最多也不过是跟上海一样，甚至连广州都赶不上了。广州的歌剧院，香港就盖不出来。
时代周报：现在好莱坞大制作的电影带动3D潮流，你喜欢吗？
李欧梵：很难说喜欢。3D电影代表一个典型转变，将来的电影其实是科技的一部分，不像老电影，是文学文化的一部分，以前的电影是第六种艺术，现在则是第六种科技。3D出现一点都不奇怪，就是用新技术发明来展现大家以前所想象不到的世界。有些电影打破传统电影的时间观念，回忆、倒叙全都混在一起，做梦也可以有两三层，这些电影我也买回来看，可是不那么热衷。
时代周报：我最近跟蔡澜先生探讨过高科技对电影的改变，神仙鬼怪或者武侠电影，比如《神雕侠侣》里的神雕，《书剑恩仇录》里的狼群，以前拍不好，现在可以拍得好。你认为高科技是否可以更好地表现以前人们想象得到但是拍不出来的东西？
李欧梵：这是一个吊诡，实际就是矛盾，当时科技不发达，所以人的想像力非常丰富，才会出现神仙鬼怪的小说故事，科技发达之后，人的想像力反而没有以前丰富了。大家接触到的东西都太一样，一个电影出了名，大家一窝蜂地弄。李安拍了一个《卧虎藏龙》，大家就一窝蜂，这些片子对我们历史传统的想像力有帮助吗？不一定，可能是误导。我觉得《赤壁》完全是误导，但《赤壁》第一集最后一幕很精彩，那个大场面跟我想象的很接近。
时代周报：中国的四大经典都在翻拍，能够结合原著精神吗？
李欧梵：我觉得结合不起来。这就是“热”的问题，中国就是一窝蜂，根本不是在拍古典。我一个老朋友胡金铨，你看他拍的古典片就不一样。
时代周报：胡金铨的影片有文学的诗意在里面。
李欧梵：一点不错。胡金铨有几部片子没有受到重视，我个人认为里面充满了中国的另类传统的气息。有一部电影叫《天下第一》，里面有药师，有道家，有江湖，有剑侠等等，他真的是把我心目中的另类传统表达了出来。我们喜欢看的打来打去的《龙门客栈》，其中他对服装的考究是花了很大功夫的，他创造出明朝的衣服样子，后来影视界不管哪个朝代都是那套衣服。现代人拍的古装片，我可以翻译作“类型片”，意思是不伦不类的片子，不分朝代，不分特色，同一个模式的片，跟我们的历史完全没有一点关系。我们不能说拍电影的人都是不学无术的，他们也花了功夫的，那种卖钱的大片，偶尔有些场面很精彩。我觉得太可惜了，《十面埋伏》开始非常精彩，唐朝的鼓，暗杀的那一段，是很花功夫的，后面一塌糊涂，根本就是胡闹。
时代周报：香港是一个现代化都市，却创造了那么多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来表现江湖。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胡金铨、张彻的电影，都虚构了一个江湖。也许是现代都市生活太平淡，大家厌倦了？
李欧梵：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胡金铨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他开创了香港广义的江湖传统，金庸先生的小说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两个人都独一无二。金庸先生开创了江湖的传统，于是就出现各种江湖式的小说。如果把江湖作为“类型电影”来看的话，香港电影有很重要的特色，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警匪片和香港的警匪片不一样—吴宇森的电影里，警匪两边都是江湖，两边都是游侠，都讲忠孝仁义。我的解释是：香港华人的历史都是比较低阶层的历史，没有什么高阶层的人，知识分子、高管、富翁不多，都是苦力、华工、佣人占了大多数。香港属于水浒式社会，香港式江湖和地方的低阶层刚好凑合。香港的殖民社会非常独特：最代表殖民者的除了银行家就是警察。警察很奇怪，当时的英国警察腐败得一塌糊涂，到处要钱，所以才出现廉政公署。华人警察就处在中间，有的也很腐败。这类江湖反而变成香港特色，我叫做“半下流社会”。电影的作用之一就是逃避，所以香港的黑社会片很吃香。香港的警匪片，加上黑社会的因素、大佬，整个的模式就变成了香港重要的传统，一直拍到现在还没有完。这就是我心目中狭义的江湖。广义的江湖就是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任何一种江湖，我都感觉后继无人。
Monday, 23 May 2011
世紀‧文字江湖﹕都爹利街兩神樹
文章日期：2011年5月23日
明報專訊】有人喜歡原地漫遊，有人喜歡舊地重遊。慢行而重至，總有所得。在政府總部工作五年，雪廠街、皇后大道中、置地廣場行遍，有兩盞舊式煤氣燈的都爹利街也上落不知多少次，然而次次都是午飯之後匆匆而過，竟沒留意從雪廠街走入都爹利街的石階路，上面有兩株石牆樹。其中一株下面，更有戰時興建的防空洞。
本年二、三月間，應邀帶團遊覽政府總部，講解這座六十年代的簡樸建築之建築美學：殖民政府為何將五十年代的古雅建築拆卸，改建一座樸素方正的現代公共建築，並以綠林草坡圍繞之。權力內斂，威望隱藏，以一般民政署、水務局的簡樸親民之面目示人，政府總部是六十年代許下的開放政府及民主參與的承諾。至於圍繞的雜樹林，則顯示寬容自然界之多元茂盛，樹林裏有人工種植的棕櫚和洋紫荊，也有飛鳥或松鼠播種的桑樹和木瓜樹，更有水力傳播的山薑花和風力傳播的木棉與蕨。那是一片自然縈繞、商業絕的中環淨土，側邊還有象徵上帝之國的聖約翰座堂。方正與寬容，正是新政府懼怕的政治遺產。
帶團慢慢走，到了終點，都爹利街之口，才發現往日見不到的兩株石牆樹，守護住兩盞煤氣燈。往昔都以為這兩樹是有泥土栽種的，這次停下來看，才知道是攀援石牆的寄生樹。樹種是香港常見的大葉榕 ，對面土坡上也有一株，應該是風力傳播種子到石牆上去的。兩樹猶如守護神，伴住煤氣燈，即使環境惡劣，也抓住石牆，迎向光明，姿態壯麗。我請團員多欣賞這兩株神樹，行一個注目禮。石牆樹靠樹根的酸性，腐蝕牆隙而插入樹根，深入泥土而吸水。樹根抓住石牆，也不令石牆倒塌。我看來看去，也看不到樹根是如何植入岩石牆的。這樣惡劣的環境都可以茂盛生長，真的是香港奇蹟。
香港如石牆樹，生長於政治夾縫之中，只要可以紮根，而石牆略為寬鬆，大樹都長得了，舊區的騎樓，廢屋的屋頂，很多都長出大樹來。假以時日，樹根甚至可以將整堵高牆擠破，反客為主，將城牆變為樹林，如柬埔寨某些荒廢的廟宇。香港市區建築密集，採水不足，樹木好像有自知之明，與石牆互相依傍，不過度膨脹，還可以鞏固牆身，外表看起來也漂亮些，有如歐洲古堡舊橋上的攀藤。
都爹利街的大葉榕，一株長得茂盛，另一株相形見絀，瘦弱的那株靠近樓宇，無法伸根到上面的土坡吸水。如果政府總部被政府賣了，地產商要興建大廈，挖泥打樁，剷去上面的土坡，這兩株樹失去了採水區，必死無疑。財閥並非雅士，不會為兩株樹而保育土坡的，除非政府決定不賣政府山，否則要看那兩株神樹，就要趕快去看了。
[文／陳雲]
明報專訊】有人喜歡原地漫遊，有人喜歡舊地重遊。慢行而重至，總有所得。在政府總部工作五年，雪廠街、皇后大道中、置地廣場行遍，有兩盞舊式煤氣燈的都爹利街也上落不知多少次，然而次次都是午飯之後匆匆而過，竟沒留意從雪廠街走入都爹利街的石階路，上面有兩株石牆樹。其中一株下面，更有戰時興建的防空洞。
本年二、三月間，應邀帶團遊覽政府總部，講解這座六十年代的簡樸建築之建築美學：殖民政府為何將五十年代的古雅建築拆卸，改建一座樸素方正的現代公共建築，並以綠林草坡圍繞之。權力內斂，威望隱藏，以一般民政署、水務局的簡樸親民之面目示人，政府總部是六十年代許下的開放政府及民主參與的承諾。至於圍繞的雜樹林，則顯示寬容自然界之多元茂盛，樹林裏有人工種植的棕櫚和洋紫荊，也有飛鳥或松鼠播種的桑樹和木瓜樹，更有水力傳播的山薑花和風力傳播的木棉與蕨。那是一片自然縈繞、商業絕的中環淨土，側邊還有象徵上帝之國的聖約翰座堂。方正與寬容，正是新政府懼怕的政治遺產。
帶團慢慢走，到了終點，都爹利街之口，才發現往日見不到的兩株石牆樹，守護住兩盞煤氣燈。往昔都以為這兩樹是有泥土栽種的，這次停下來看，才知道是攀援石牆的寄生樹。樹種是香港常見的大葉榕 ，對面土坡上也有一株，應該是風力傳播種子到石牆上去的。兩樹猶如守護神，伴住煤氣燈，即使環境惡劣，也抓住石牆，迎向光明，姿態壯麗。我請團員多欣賞這兩株神樹，行一個注目禮。石牆樹靠樹根的酸性，腐蝕牆隙而插入樹根，深入泥土而吸水。樹根抓住石牆，也不令石牆倒塌。我看來看去，也看不到樹根是如何植入岩石牆的。這樣惡劣的環境都可以茂盛生長，真的是香港奇蹟。
香港如石牆樹，生長於政治夾縫之中，只要可以紮根，而石牆略為寬鬆，大樹都長得了，舊區的騎樓，廢屋的屋頂，很多都長出大樹來。假以時日，樹根甚至可以將整堵高牆擠破，反客為主，將城牆變為樹林，如柬埔寨某些荒廢的廟宇。香港市區建築密集，採水不足，樹木好像有自知之明，與石牆互相依傍，不過度膨脹，還可以鞏固牆身，外表看起來也漂亮些，有如歐洲古堡舊橋上的攀藤。
都爹利街的大葉榕，一株長得茂盛，另一株相形見絀，瘦弱的那株靠近樓宇，無法伸根到上面的土坡吸水。如果政府總部被政府賣了，地產商要興建大廈，挖泥打樁，剷去上面的土坡，這兩株樹失去了採水區，必死無疑。財閥並非雅士，不會為兩株樹而保育土坡的，除非政府決定不賣政府山，否則要看那兩株神樹，就要趕快去看了。
[文／陳雲]
Sunday, 24 April 2011
【明報專訊】興許是壓抑太重的結果，或者是對重力的反彈，可能是禮失而求諸野的潛意識，當宣布《打擂台》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 剎那，竟然有著吁一口氣的如釋重負。在眾多大片之中小品躍然而出並不罕見，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打擂台》成了本土眾望所待賴以力抗金碧輝煌合拍巨製的大衛才是眾人眼球焦點。這是值得紀念的一天，不光是《打擂台》以小勝大（陳觀泰梁小龍的片酬是《狄仁傑》置景費的零頭？），還有周潤發 喚起本土關懷（「希雲叔，有冇人送你返屋企啊？冇呀？咁叫最佳導演送你返去啦」）。這一夜，幾十年的香港情懷全都回來了。
解釋電影和解釋夢境是二而一的事，可是《打擂台》明刀明槍毋須解說，觀眾由頭到尾等著的是陳觀泰和梁小龍大隱隱於巿後的突然出手制敵。人們期許那亢奮一刻，從幕啟梁小龍托著石油氣被少年譏弄，到陳觀泰在殘破酒家與世相遺，甚至泰迪羅賓的遽然醒來，《打擂台》帶出了一種早晚「江山歸我取」的等待。這種忍著不發的「遲早你就知」貫穿全片。然而這亦是無奈，在大國壓頂這些年，香港心靈上需要尋回自我，哪怕是光與影的虛構人物。
《打擂台》還未上畫已有期盼，是想看真正的大師出手，在幻象和現實之間俱如是。周星馳 《功夫》未面世我四出宣揚梁小龍是空手道剛柔流高手，曾開館授徒，火雲邪神必不會是等閒之輩；陳觀泰做過消防員是東南亞國術大賽冠軍級人馬，拜在大聖劈掛門陳秀中門下，二人都是了不起的真功夫。再後是口耳相傳梁小龍中伏力敵十五人全身而回，陳觀泰橋手硬比鐵鋼橫掃星馬。那是七十年代的香港，也是蓄勢待發的日子。《打擂台》賣點便是把昔日的香港在二十一世紀的Xiang Gang重現，劇本旨在要說明一點﹕你以為香港死咗？
你以為香港死咗 ?
歷史巨輪滾滾向前，舊香港的人與事在這城巿想不到有巿場。電影留下這一印記，《打擂台》和許鞍華 的《天水圍 》系列無人不明；現實生活有人企圖保全那一頁屬於自己的歷史，喜帖街皇后碼頭 都如此；有人從更加恢宏視角裏看望這地方，幾個月前，電視節目談到作家葉靈鳳和《新安縣志》，是令人感動的十幾分鐘，當年葉靈鳳手上的《新安縣志》是嘉慶本，新安縣是今天的寶安縣，香港便是在寶安縣。這部地方志有三個孤本，北京 和廣州圖書館各有一，但較諸葉靈鳳手上的一部殘缺不全。葉靈鳳一直沒有把他的《新安縣志》交給港英，只是給圖書館複印了一套存檔。一九七五年去世之後，他家人把這套《新安縣志》送給中山大學圖書館。
香港巿民以各種方式掛念這片土地，從電影的流金歲月到地方志的轉贈，我一直視此為吾土吾民的體現。雖然特區政府 抽離地推介他們的「香港精神」，但這種甩皮甩骨版本不免有偷工減料之嫌，獅子山下固然是香港精神所在，可是偷天換日以至變成要巿民埋頭苦幹而盡量不提其他。我想，張敏儀女士應該很清楚最初版本的港台 電視部《獅子山下》是什麼﹕一家四口，良鳴是老父，曾江和陳嘉儀是夫婦，育有一孩。節目開始，長鏡頭從遠處獅子山頭拉到橫頭磡的徙置區家裏，人物焦點不是良鳴不是陳嘉儀更非幾歲大的兒子，是曾江。從梁錦松 二○○二年提出獅子山下精神以降，曾江在《獅子山下》的角色鮮有人提及，他扮演的角色可以說是一新耳目，是記者。七十年代民智開始抬頭，一個角色道出時代的轉進。
殘餘價值 北風中消失
香港有今天是因為從前歲月，反殖不等於必須全盤接收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所以鄧小平 提出「一國兩制 」。這是老鄧的良好願望，但他看不到大國崛起的席捲南下，更無法預知九七前大陸官員隻字不提香港到今天頤指氣使教你這教你那連大陸沒有的普選 也來教你。香港人說到底是出來搵啖飯食，逆來順受其來有自，英國 人時代固然如此，改弦易幟後無奈相隨，但心裏總有一句話﹕想你也不敢把老鄧的意旨給毁了。這種巧妙的心理平衡一度是我城保守思潮的靠山，依稀記得喜帖街抗爭開始時，流行的一種看法是「呢班友搞搞震」。但當歲月如朝露，當殘餘價值逐一消失在北風之中時，人們才驚覺失去的不單是歲月而是自己。《打擂台》比起《天水圍》系列有著更大的野心，港人在磋跎歲月裏想抓著一些什麼。有人想抓著昔日榮光，有人想抓著往日崢嶸，有人想抓著從前舊事。
香港電影製作人是能夠閱讀出這股對昔日的懷念，前兩天有線 重播《爆裂刑警》滿目西營盤 街景；游乃海的《跟蹤》官涌來來去去。杜琪峰名下電影特別愛好這種舊日香港光景，《大隻佬》的灣仔《文雀》的上環《神探》的新寧道舊樓，存在決定意識，杜琪峰和一眾香港影人的確心有所屬。我不好猜度這些電影實景後的深層意義，然而當靜坐漆黑的電影院內，誰都可以嗅出淡淡的人文思憶。就等於活地阿倫鏡頭下的紐約 ，只有紐約人 才可以在膠片裏鑄刻那種味覺，一九七九年的《曼哈頓》黑白攝製，看過這套電影的無不被開場那一幕幕遠鏡頭傾倒——東河邊的建築群、東五十六街大橋、羅斯福島吊車，黑白片拍出彩色感覺。這種美學香港人今天懂得了，原來黑白才最雋永。
呂大樂教授提出他覺得香港抗爭後面需要有一套論述，馬嶽教授指出我們的左派比彭定康 還要右；兩位的灼見和真知在今天的香港想必會引起深入討論。不過，一介草民不是這層次，而是當曾志偉 馮克安火星等特技專家一身汗水，周潤發站起來豎起兩隻大拇指時草民會心頭激動。今天成龍 成了大款洪金寶比以前更珍寶，當年那些結結實實從三樓直墮而下的鏡頭才是香港。這裏頭沒有理論沒有言必本雅明，香港根本就是這樣的粗糙和義本無言。今天的香港衣冠楚楚了，可是大家都不得不喝同一涮鍋水，卻有人在恥笑你的口臭我的嘴香。這是這個社會的不公平。
《打擂台》背景是新界鄉村，幾個主角身分交叉紛陳，有階級高低，可一俟埋枱食飯個個「咁高咁大」，陳觀泰是梁小龍師兄，但何曾認真令師弟服膺？行出行入的賈曉晨你以為是妹仔卻一腳伸你出街心，反而身光頸靚講究禮數的羅莽得把口。這一連串人脈關係點出了香港有能者居之的社會特質，從而折射出大量人辦﹕其一是王永平 身居廟堂之時言必中央特區如何如何，退下之後「復得返自然」敢講敢寫，說出對特區的種種不滿。
對回歸後香港的社會分析，一直有一道命題是很難令心存懷疑者真心相信﹕香港人會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嗎？數字顯示一直是在增加。是的，周末北上玩兩天，做零售生意的對北方來客倒履相迎。可是我總覺得不少香港巿民心裏有一本私相簿，是從前的清澀歲月但心內猶甜。當讀出《打擂台》獲得最佳電影獎一刻，台下各人的狂喜再也按捺不住——不全因為劉德華 大膽投資或泰迪羅賓和邵音音的兩尊最佳配角獎，而是儘管陳觀泰和梁小龍目下的人生歲月雖然不再如日中天，但這兩顆昔日璀璨明星，在這個城巿年輕的那些日子曾經和我們緊密的在一起。這是對昔日他們的致敬，也是對今天自己的憐憫。《打擂台》最後一場戲，梁小龍輸給陳惠敏的徒弟，躺在地上笑了又哭。徒弟不明所以，陳惠敏問他：「你明唔明呀？過多幾十年你就明啦。」
我們稍好一些，只十四年就明白了。
文 安 裕
編輯 曾祥泰
解釋電影和解釋夢境是二而一的事，可是《打擂台》明刀明槍毋須解說，觀眾由頭到尾等著的是陳觀泰和梁小龍大隱隱於巿後的突然出手制敵。人們期許那亢奮一刻，從幕啟梁小龍托著石油氣被少年譏弄，到陳觀泰在殘破酒家與世相遺，甚至泰迪羅賓的遽然醒來，《打擂台》帶出了一種早晚「江山歸我取」的等待。這種忍著不發的「遲早你就知」貫穿全片。然而這亦是無奈，在大國壓頂這些年，香港心靈上需要尋回自我，哪怕是光與影的虛構人物。
《打擂台》還未上畫已有期盼，是想看真正的大師出手，在幻象和現實之間俱如是。周星馳 《功夫》未面世我四出宣揚梁小龍是空手道剛柔流高手，曾開館授徒，火雲邪神必不會是等閒之輩；陳觀泰做過消防員是東南亞國術大賽冠軍級人馬，拜在大聖劈掛門陳秀中門下，二人都是了不起的真功夫。再後是口耳相傳梁小龍中伏力敵十五人全身而回，陳觀泰橋手硬比鐵鋼橫掃星馬。那是七十年代的香港，也是蓄勢待發的日子。《打擂台》賣點便是把昔日的香港在二十一世紀的Xiang Gang重現，劇本旨在要說明一點﹕你以為香港死咗？
你以為香港死咗 ?
歷史巨輪滾滾向前，舊香港的人與事在這城巿想不到有巿場。電影留下這一印記，《打擂台》和許鞍華 的《天水圍 》系列無人不明；現實生活有人企圖保全那一頁屬於自己的歷史，喜帖街皇后碼頭 都如此；有人從更加恢宏視角裏看望這地方，幾個月前，電視節目談到作家葉靈鳳和《新安縣志》，是令人感動的十幾分鐘，當年葉靈鳳手上的《新安縣志》是嘉慶本，新安縣是今天的寶安縣，香港便是在寶安縣。這部地方志有三個孤本，北京 和廣州圖書館各有一，但較諸葉靈鳳手上的一部殘缺不全。葉靈鳳一直沒有把他的《新安縣志》交給港英，只是給圖書館複印了一套存檔。一九七五年去世之後，他家人把這套《新安縣志》送給中山大學圖書館。
香港巿民以各種方式掛念這片土地，從電影的流金歲月到地方志的轉贈，我一直視此為吾土吾民的體現。雖然特區政府 抽離地推介他們的「香港精神」，但這種甩皮甩骨版本不免有偷工減料之嫌，獅子山下固然是香港精神所在，可是偷天換日以至變成要巿民埋頭苦幹而盡量不提其他。我想，張敏儀女士應該很清楚最初版本的港台 電視部《獅子山下》是什麼﹕一家四口，良鳴是老父，曾江和陳嘉儀是夫婦，育有一孩。節目開始，長鏡頭從遠處獅子山頭拉到橫頭磡的徙置區家裏，人物焦點不是良鳴不是陳嘉儀更非幾歲大的兒子，是曾江。從梁錦松 二○○二年提出獅子山下精神以降，曾江在《獅子山下》的角色鮮有人提及，他扮演的角色可以說是一新耳目，是記者。七十年代民智開始抬頭，一個角色道出時代的轉進。
殘餘價值 北風中消失
香港有今天是因為從前歲月，反殖不等於必須全盤接收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所以鄧小平 提出「一國兩制 」。這是老鄧的良好願望，但他看不到大國崛起的席捲南下，更無法預知九七前大陸官員隻字不提香港到今天頤指氣使教你這教你那連大陸沒有的普選 也來教你。香港人說到底是出來搵啖飯食，逆來順受其來有自，英國 人時代固然如此，改弦易幟後無奈相隨，但心裏總有一句話﹕想你也不敢把老鄧的意旨給毁了。這種巧妙的心理平衡一度是我城保守思潮的靠山，依稀記得喜帖街抗爭開始時，流行的一種看法是「呢班友搞搞震」。但當歲月如朝露，當殘餘價值逐一消失在北風之中時，人們才驚覺失去的不單是歲月而是自己。《打擂台》比起《天水圍》系列有著更大的野心，港人在磋跎歲月裏想抓著一些什麼。有人想抓著昔日榮光，有人想抓著往日崢嶸，有人想抓著從前舊事。
香港電影製作人是能夠閱讀出這股對昔日的懷念，前兩天有線 重播《爆裂刑警》滿目西營盤 街景；游乃海的《跟蹤》官涌來來去去。杜琪峰名下電影特別愛好這種舊日香港光景，《大隻佬》的灣仔《文雀》的上環《神探》的新寧道舊樓，存在決定意識，杜琪峰和一眾香港影人的確心有所屬。我不好猜度這些電影實景後的深層意義，然而當靜坐漆黑的電影院內，誰都可以嗅出淡淡的人文思憶。就等於活地阿倫鏡頭下的紐約 ，只有紐約人 才可以在膠片裏鑄刻那種味覺，一九七九年的《曼哈頓》黑白攝製，看過這套電影的無不被開場那一幕幕遠鏡頭傾倒——東河邊的建築群、東五十六街大橋、羅斯福島吊車，黑白片拍出彩色感覺。這種美學香港人今天懂得了，原來黑白才最雋永。
呂大樂教授提出他覺得香港抗爭後面需要有一套論述，馬嶽教授指出我們的左派比彭定康 還要右；兩位的灼見和真知在今天的香港想必會引起深入討論。不過，一介草民不是這層次，而是當曾志偉 馮克安火星等特技專家一身汗水，周潤發站起來豎起兩隻大拇指時草民會心頭激動。今天成龍 成了大款洪金寶比以前更珍寶，當年那些結結實實從三樓直墮而下的鏡頭才是香港。這裏頭沒有理論沒有言必本雅明，香港根本就是這樣的粗糙和義本無言。今天的香港衣冠楚楚了，可是大家都不得不喝同一涮鍋水，卻有人在恥笑你的口臭我的嘴香。這是這個社會的不公平。
《打擂台》背景是新界鄉村，幾個主角身分交叉紛陳，有階級高低，可一俟埋枱食飯個個「咁高咁大」，陳觀泰是梁小龍師兄，但何曾認真令師弟服膺？行出行入的賈曉晨你以為是妹仔卻一腳伸你出街心，反而身光頸靚講究禮數的羅莽得把口。這一連串人脈關係點出了香港有能者居之的社會特質，從而折射出大量人辦﹕其一是王永平 身居廟堂之時言必中央特區如何如何，退下之後「復得返自然」敢講敢寫，說出對特區的種種不滿。
對回歸後香港的社會分析，一直有一道命題是很難令心存懷疑者真心相信﹕香港人會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嗎？數字顯示一直是在增加。是的，周末北上玩兩天，做零售生意的對北方來客倒履相迎。可是我總覺得不少香港巿民心裏有一本私相簿，是從前的清澀歲月但心內猶甜。當讀出《打擂台》獲得最佳電影獎一刻，台下各人的狂喜再也按捺不住——不全因為劉德華 大膽投資或泰迪羅賓和邵音音的兩尊最佳配角獎，而是儘管陳觀泰和梁小龍目下的人生歲月雖然不再如日中天，但這兩顆昔日璀璨明星，在這個城巿年輕的那些日子曾經和我們緊密的在一起。這是對昔日他們的致敬，也是對今天自己的憐憫。《打擂台》最後一場戲，梁小龍輸給陳惠敏的徒弟，躺在地上笑了又哭。徒弟不明所以，陳惠敏問他：「你明唔明呀？過多幾十年你就明啦。」
我們稍好一些，只十四年就明白了。
文 安 裕
編輯 曾祥泰
Thursday, 14 April 2011
柏林崛起為全球創意文化首都 ．陳美慧
二零零六年被聯合國評為設計之都的柏林，凝聚人才、自由空氣和政策支持。二十年來持續廉價的房地產和生活成本優勢，吸引一百萬最具創意的藝術家，創造一百多億美元的產值，成為現代波希米亞人眼中的新首都。
每年二月份前後將近兩個星期的時間，陰霾濕冷的柏林會突然眾星閃爍，光芒耀眼，搖身一變成為全球電影人的焦點。已經堂堂邁入第六十一個年頭的「柏林影展」，無疑是這個城市最引以為傲的創意舞台。但這個全世界最大的影展不是柏林的唯一招牌，事實上，近年來柏林已經成為全球文化創意的最新重鎮、「數位（數碼、數字）波希米亞人」眼中的麥加。
根據德國聯邦經濟部和工商會(IHK)的最新統計，德國約有一百萬人從事文化創意工作，創造出六百三十億歐元產值(約八百一十億美元)，其中柏林佔最大比重約二十二萬人，產值逼近該市整體GDP的五分之一。
為了鼓勵展現創意設計新思維的新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二零零六年將柏林封為設計之都。自此一日千里，除了柏林愛樂、流行音樂展(PopCom)、青少年歐洲古典音樂節(Young Euro Classics)、八月舞展(Tanz im August)、柏林文學節(internationales literaturfetival berlin)、柏林戲劇節(Berliner Festspiele)、柏林雙年現代藝術節(Berliner Biennale)等較耳熟能詳的旗艦品牌外，現在它也變成建築之都，甚至是時尚之都，建立起Bread & Butter streetwear簡約平實的街頭服飾形象。
柏林市文化局長施密茲(Andre Schmitz)在柏林電視台(TV Berlin)上談起他幾年前的度假經驗﹕「我想說來到紐約，應該算是世界前衛藝文的最前哨了吧，結果，紐約市長竟然說他羨慕死我們了，說最具創意的藝術家都跑到柏林去了！」受寵若驚的喜悅溢於言表。
如此亮麗的成績，柏林是怎麼做到的？
新經濟專家們將創意拱為「後工業化時代的石油」或「二十一世紀的天然資源」，寄望創意擔任未來經濟成長的引擎角色。柏林市政府當然明白這個道理，提供各式各樣的補助、平台、比賽，吸引各方人才，全力推動都市行銷，但論金額絕對不比其他城市多。柏林是德國政治、歷史、文化的首善之都，但從來不是工業大城。這個地方其實是出了名的沒錢，柏林市長沃爾瑞(Klaus Wowereit)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我們雖窮，但性感」(arm aber sexy)。人是它最大的資產。
雖窮但性感的城市
一直到一九九零年德國統一之前，柏林的形容詞都還是「邊緣」、「另類」、「冷戰前線」之類——沒錢混不下去、同性戀或不想當兵的人不得已才跑到柏林落腳的！沒想到鹹魚翻身的契機，恰恰就在於此。因為邊緣，所以自由；唯其另類，所以沒被意識形態綁住；「冷戰前線」正利於東西歐交會。新舊結構交替的混沌空間，給予創作者無限的可能。這些氛圍是吸納自由靈魂的沃土、創意的源頭活水，再加上不同文化的碰撞滋潤，纍纍的果實自然就結出來了。
當然，邊緣也暗示著物質條件的惡劣。柏林是公認全歐洲生活物價指數最低的大城市，因此它同時也是許多跨國企業外包話務服務中心(call center)的大本營。房租便宜，謀生容易，讓沒名沒錢的藝術家趨之若鶩。柏林某些比較窮的區，例如偉丁(Wedding)或新科隆區(Neukoeln)，房租每平方公尺三至四點五歐元，這個水準，歐洲哪個大城市找得到？有人更直接了當地說﹕「過去二十年便宜的物價水準，就是柏林市最大的補助方案。」
譬如柏林影展，雖然論卡司、氣派、製作成本，都比不上更老牌的坎城(戛納、康城)影展，但自從二零零三年推出「校園明日之星」(Talent Campus)的單元後，有系統地吸引年輕影視從業人員參與，安排一流的經驗傳承課程，也讓影展變成交換名片找錢談合作的搶手平台，人氣旺盛，每年報得上名的幸運兒，根據影展主辦單位的統計，不到報名總數的十分之一。現在柏林影展已演變成全球最平民化、電影愛好者參與率最高的世界級影展。今年共賣出三十萬張票，耐著心排隊買預售票的，相當高的比率是操著不同語言的年輕背包客。觀眾的反應是創作者最直接的回饋，這是高高在上的坎城望塵莫及的。
巴德(Ingo Bader)是柏林音樂產業及次文化專家，他在《房客迴響》(MieterEcho)雙月刊上引述《我們管它叫工作》(Wir nennen es Arbeit)這本書兩位作者的話，將抱著小筆電、隨時可以在網咖不分晝夜工作的現代自由業者，叫做「數碼波希米亞人」。言下之意，這些人和一般理解下到處流浪、自外於傳統社會的波希米亞藝術家一樣，那兒有趣，就往那兒跑，全部的家當就是一部數位小筆電，說走就走。
創意榮景背後的英雄
他們美其名是不受正規職場框架拘束的創作靈魂，實際上是「透過自我剝削來實現自我的阿Q」。他們是撐起柏林創意產業榮景的幕後英雄，巴德說﹕「創意產業僱用大批沒有失業保險和健保的臨時工，這種情形在其他地方也有，但柏林特別嚴重，柏林相當程度上已經成為創意的廉價產地。」
柏林土耳其人聚集的十字山區(Kreuzberg)，有一棟舊大樓改造成的個人工作室，叫做Betahaus，總共有一百五十張辦公桌，著眼的對象就是年輕、移動性高、腦子滿滿、口袋空空的「文化企業家」。租的人只需要帶自己的筆記電腦來，其他的辦公設備，像傳真、印表機、會議室，都由大樓供應，外加免費的社交網絡。租金以日計，一天十二歐元，等於兩場電影或三包煙的消費。Betahaus發起人之一莫爾(Madeleine von Mohl)表示﹕「桌子非常炙手可熱，所以我們今年準備開分店，把這套辦法外銷到國外。」因為政府的補助不是特別眷顧創業的年輕人，所以Betahaus自力救濟，提供仲介服務，將藝術家和創投專家拉在一起，想辦法幫他們將文化創作變成商品。
柏林人口三百五十萬，但擁有三家歌劇院、一百七十五座博物館、四百五十家藝廊、數不清的劇場和音樂表演廳。豐富的精神生活彌補了物質的困頓，想必是眾多創意人絡繹不絕前來取經的最大動機。
有了人才、自由的空氣、政策支持及低廉的生活成本，理論上就能把創意搞起來。但要永續發展，承擔經濟火車頭的重任，還得要有市場——也就是足夠的文化消費規模來維繫。這，就要訴諸於市民的人文素養及美學需求了。
每年二月份前後將近兩個星期的時間，陰霾濕冷的柏林會突然眾星閃爍，光芒耀眼，搖身一變成為全球電影人的焦點。已經堂堂邁入第六十一個年頭的「柏林影展」，無疑是這個城市最引以為傲的創意舞台。但這個全世界最大的影展不是柏林的唯一招牌，事實上，近年來柏林已經成為全球文化創意的最新重鎮、「數位（數碼、數字）波希米亞人」眼中的麥加。
根據德國聯邦經濟部和工商會(IHK)的最新統計，德國約有一百萬人從事文化創意工作，創造出六百三十億歐元產值(約八百一十億美元)，其中柏林佔最大比重約二十二萬人，產值逼近該市整體GDP的五分之一。
為了鼓勵展現創意設計新思維的新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二零零六年將柏林封為設計之都。自此一日千里，除了柏林愛樂、流行音樂展(PopCom)、青少年歐洲古典音樂節(Young Euro Classics)、八月舞展(Tanz im August)、柏林文學節(internationales literaturfetival berlin)、柏林戲劇節(Berliner Festspiele)、柏林雙年現代藝術節(Berliner Biennale)等較耳熟能詳的旗艦品牌外，現在它也變成建築之都，甚至是時尚之都，建立起Bread & Butter streetwear簡約平實的街頭服飾形象。
柏林市文化局長施密茲(Andre Schmitz)在柏林電視台(TV Berlin)上談起他幾年前的度假經驗﹕「我想說來到紐約，應該算是世界前衛藝文的最前哨了吧，結果，紐約市長竟然說他羨慕死我們了，說最具創意的藝術家都跑到柏林去了！」受寵若驚的喜悅溢於言表。
如此亮麗的成績，柏林是怎麼做到的？
新經濟專家們將創意拱為「後工業化時代的石油」或「二十一世紀的天然資源」，寄望創意擔任未來經濟成長的引擎角色。柏林市政府當然明白這個道理，提供各式各樣的補助、平台、比賽，吸引各方人才，全力推動都市行銷，但論金額絕對不比其他城市多。柏林是德國政治、歷史、文化的首善之都，但從來不是工業大城。這個地方其實是出了名的沒錢，柏林市長沃爾瑞(Klaus Wowereit)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我們雖窮，但性感」(arm aber sexy)。人是它最大的資產。
雖窮但性感的城市
一直到一九九零年德國統一之前，柏林的形容詞都還是「邊緣」、「另類」、「冷戰前線」之類——沒錢混不下去、同性戀或不想當兵的人不得已才跑到柏林落腳的！沒想到鹹魚翻身的契機，恰恰就在於此。因為邊緣，所以自由；唯其另類，所以沒被意識形態綁住；「冷戰前線」正利於東西歐交會。新舊結構交替的混沌空間，給予創作者無限的可能。這些氛圍是吸納自由靈魂的沃土、創意的源頭活水，再加上不同文化的碰撞滋潤，纍纍的果實自然就結出來了。
當然，邊緣也暗示著物質條件的惡劣。柏林是公認全歐洲生活物價指數最低的大城市，因此它同時也是許多跨國企業外包話務服務中心(call center)的大本營。房租便宜，謀生容易，讓沒名沒錢的藝術家趨之若鶩。柏林某些比較窮的區，例如偉丁(Wedding)或新科隆區(Neukoeln)，房租每平方公尺三至四點五歐元，這個水準，歐洲哪個大城市找得到？有人更直接了當地說﹕「過去二十年便宜的物價水準，就是柏林市最大的補助方案。」
譬如柏林影展，雖然論卡司、氣派、製作成本，都比不上更老牌的坎城(戛納、康城)影展，但自從二零零三年推出「校園明日之星」(Talent Campus)的單元後，有系統地吸引年輕影視從業人員參與，安排一流的經驗傳承課程，也讓影展變成交換名片找錢談合作的搶手平台，人氣旺盛，每年報得上名的幸運兒，根據影展主辦單位的統計，不到報名總數的十分之一。現在柏林影展已演變成全球最平民化、電影愛好者參與率最高的世界級影展。今年共賣出三十萬張票，耐著心排隊買預售票的，相當高的比率是操著不同語言的年輕背包客。觀眾的反應是創作者最直接的回饋，這是高高在上的坎城望塵莫及的。
巴德(Ingo Bader)是柏林音樂產業及次文化專家，他在《房客迴響》(MieterEcho)雙月刊上引述《我們管它叫工作》(Wir nennen es Arbeit)這本書兩位作者的話，將抱著小筆電、隨時可以在網咖不分晝夜工作的現代自由業者，叫做「數碼波希米亞人」。言下之意，這些人和一般理解下到處流浪、自外於傳統社會的波希米亞藝術家一樣，那兒有趣，就往那兒跑，全部的家當就是一部數位小筆電，說走就走。
創意榮景背後的英雄
他們美其名是不受正規職場框架拘束的創作靈魂，實際上是「透過自我剝削來實現自我的阿Q」。他們是撐起柏林創意產業榮景的幕後英雄，巴德說﹕「創意產業僱用大批沒有失業保險和健保的臨時工，這種情形在其他地方也有，但柏林特別嚴重，柏林相當程度上已經成為創意的廉價產地。」
柏林土耳其人聚集的十字山區(Kreuzberg)，有一棟舊大樓改造成的個人工作室，叫做Betahaus，總共有一百五十張辦公桌，著眼的對象就是年輕、移動性高、腦子滿滿、口袋空空的「文化企業家」。租的人只需要帶自己的筆記電腦來，其他的辦公設備，像傳真、印表機、會議室，都由大樓供應，外加免費的社交網絡。租金以日計，一天十二歐元，等於兩場電影或三包煙的消費。Betahaus發起人之一莫爾(Madeleine von Mohl)表示﹕「桌子非常炙手可熱，所以我們今年準備開分店，把這套辦法外銷到國外。」因為政府的補助不是特別眷顧創業的年輕人，所以Betahaus自力救濟，提供仲介服務，將藝術家和創投專家拉在一起，想辦法幫他們將文化創作變成商品。
柏林人口三百五十萬，但擁有三家歌劇院、一百七十五座博物館、四百五十家藝廊、數不清的劇場和音樂表演廳。豐富的精神生活彌補了物質的困頓，想必是眾多創意人絡繹不絕前來取經的最大動機。
有了人才、自由的空氣、政策支持及低廉的生活成本，理論上就能把創意搞起來。但要永續發展，承擔經濟火車頭的重任，還得要有市場——也就是足夠的文化消費規模來維繫。這，就要訴諸於市民的人文素養及美學需求了。
Tuesday, 12 April 2011
王于漸 多元與偶爾的無序：偉大城市的奧秘
2011年4月13日
Jane Jacobs（1916-2006）是美國作家、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我1975年在芝加哥大學上Robert E. Lucas Jr.教授的數理經濟學課時，首次聽到她的大名。教授講述自己一篇相當抽象的論文On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Business Firms（《論商業公司的規模分布》）時，提到她對大城市經濟生活的觀察。
我沒有想到，甚至不敢說Lucas教授當時是否想到，Jacobs的想法啟發了大約十年後面世的新經濟成長論，成為這項經濟學新理論誕生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組成。
Jacobs永久改變了世人對城市的看法。她觀察敏銳、深諳世間的常理，善於用新穎而富有啟發性的方式捕捉社會進程。今天容我介紹她的研究，看看香港和其他東亞大城市能否從中得益；下周再談談經濟學界如何從她的研究裏獲得啟發。
街道是重要公共空間
Jane Jacobs，1916年生於美國東部賓夕凡尼亞州的產煤小鎮Scranton，只有中學文憑（她其後修讀了不同的大專課程，但沒有正式畢業），在美國出兵越南期間，為免兒子當兵，因而北上移民，入籍加拿大。1968年，在一次有關紐約市興建高速公路貫穿曼哈頓島南部、將社區一分為二的公眾集會上，涉嫌騷亂和刑事罪被捕。
那場保育戰令Jacobs投入一宗以小鬥大的劃時代抗爭。她面對的是世界第一大都會專橫的官方規劃師——紐約市城市規劃總監Robert Moses。最終反建方獲勝。
Jacobs 於1961年出版的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簡體中文版：《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2005年南京譯林出版社），可說是1950年代後期和1960年代美國城市（尤其是紐約市）幾乎所有弊病的「起訴書」；她狠批當時的城市設計。
美國當時慣常把市區按功能分割為不同的地段，硬性劃定為各種「分區」（zoning），然後剷平貧民窟以騰出空間，把拆遷戶重新安置在法國大師Le Corboisieur式「公園裏的摩天大廈」，又或者英國Ebenezer Howard爵士理想中綠帶環繞、自給自足的「花園城市」。香港麥理浩時代興建的公共屋邨，可說是這項思維的延續。
Jacobs觀察美國街道的運作和市內不同的小區，以此判斷一個城市是否運作有方。她認為，當時的設計師對於城市如何運作，其實一無所知；而只是炮製一些城市「應該」如何運作的理論，再以重建為名，以破而非立的手段來付諸實踐。
崇尚園中高樓的「radiant city」（輻射城市）派和主張城市散開廣布的分散（decentralists）派看似相反，其實殊途同歸。兩派都不明白城市活力的所在，只是為居民打造個人的城堡，讓他們不相往來。
Jacobs 認為，街道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間。要從早到晚都熙來攘往，人人你看我、我看你，才能確保治安和衞生。要由朝到晚都有不同來源和背景的顧客，臨街的店舖才會興旺。小公園會為小區增添光彩，但要與四周相襯。生氣蓬勃的街道讓居民有健旺的交流，既有社區生活，又能保持私隱。這樣的地區才有魅力，吸引區外人湧來分享。
正因此，Jacobs直斥美國很多二線城市大造文化區，藉此證明我也有文化本錢，結果只在有節目上演時派點用場，其餘時間渺無人煙，儼如死城。
一個城市如何才能行之有效，Jacobs總結出四個彼此扣連的原則：
一、用途要多。不論社區還是街道，要同時具備幾種主要功能。讓住宅、商店、辦公室、小型工業和公共設施毗鄰，相輔相成，增加城市的活力，讓街道一天到晚都有人流。
二、街段要短。街口之間距離短，城市流通得快，才不會有街段變成死角。
三、新舊並存。要有一些舊樓，與新樓摻雜共生，還要有不同狀況和用途、租用或自用的樓房。舊樓可保留地區的歷史，形成地區的性格，樓價一般也較低，令區內的商住物業有廣泛的層面。
四、人口要密。人口密度要達到臨界點，才能維持文化和經濟的活動。人口稠密曾經一度視為過度擠迫，但不同的建築物本來就是設計予不同的居住密度使用的；人數超出設計密度，才構成過度擠迫的問題。由於把密度與擠迫混為一談，有人設計了各種「中庸」密度的建築，但發覺無論市郊區，還是城市都不適合。
按功能劃分可扼殺活力
Jacobs 教曉我們，不同用途的建築物並存，不但不是混亂，反而是高層次的秩序。這是一種有組織的複合體，不是簡單的複合體或無組織的複合體可比。香港的灣仔即為明證，干諾道以北是人為的單一地區，以南是自成的多元地區。社區想要運作良好，主要靠市民的行動，單靠人為設計無法達成。
Jacob的洞見在於，一些城市之所以偉大，正因為多元，甚至看似無序。香港需要鼓勵多元，透過立法分區來「淨化」某個地區之前，還宜三思。
一個社區太成功，有時候也會扼殺了多元化。人口和商業從四面八方蜂擁而至，爭相利用區內的建築物換取最大的收益，以致扼殺多元性。為免出現這種情形，要多發掘有魅力的社區，增加這方面的供應。至於靠分區來達致多元，問題在於任何人為的劃分，最終都難免僵化。
香港製造業北遷後，空置的工業大廈之所以未能改變用途以物盡其用，其中一個障礙就是當年訂下的分區限制。更改地區規劃的過程通常很慢，難以維持區內的經濟活力。
災變性的變革也可能扼殺城市的生命。貧民區是一些人落地生根之前的立足點，不少居民在那裏成長，引以為傲。政府興建住房來取代貧民區，反而造成毀滅性的後果。整個社區連根拔起，居民給扔進用途單一、缺乏生氣的環境。
想要消除貧民區，只能靜待有能力遷出的居民選擇留低，循序漸進來達成；Jacobs很看重循序漸進。大興土木和大型政策表面上是遵循她的原則，但採用災變性的變革，失敗的可能性更大，何況也未能做到新舊樓房並存。
Jacob認為，一個城市想要成功，就要讓不同樓齡的建築物並存。雖然新樓通常較舊樓受歡迎，但推倒舊區代之以新樓，反會令城市死亡。原因顯而易見：新樓租金較高，但租金低，新企業才能生存。以新代舊的重建方式容不下新企業，扼殺成長的動力，令區內的經濟難以發展。
1950至60年代以來，世界各地公營房屋蔚然成風，也慣常以收入來釐定住戶資格。換言之，為低收入人士而建，而由政府提供資助。但是，按收入分等不但間接孤立了社區，更形成標籤效應，分化社會，造成你我有別，抑制階層之間的交流和社區的多元性。
零售業要在多元環境下才能興旺，現在面對公營屋邨的單一環境，覺得發展有限，從而不太熱中經營。再說公營房屋通常規定收入上限，住戶日後若事業有成，也就必須遷出（香港的公屋富戶可選擇繳付雙倍租金）。
Jacobs 的看法很簡單，但相當中肯：住戶有歸屬感，願意留下，幫忙改善環境，社區才會興旺；但現在一富起來就要搬走，令區內少了更新的動力。基於其他論據，本欄過去這兩個星期建議，將住戶買斷居屋和租住公屋的「補地價」差額，定在住戶最初遷入時，而不是在決定買斷時的市價。
現在從Jacobs的論點，這方面又多了一個理據：選擇買斷單位、在公營屋邨生根的業主，有助於社區建設。反過來，選擇遷出屋邨的市民也可以為新居所屬的社區增添色彩。
一個城市要有活力，市區發展必然不停改變，要能跟上城市生活的潮流，以開放的態度來迎接變化，不能以一成不變的規劃和準則作繭自縛。Jacobs相信，按功能劃分地區和按收入分配房屋這類規劃，看似打造「理想的城市」，但實際上是錯誤的，只會扼殺城市的活力。一些規劃師不但未懂得這樣理解自己的城市，也忽略了街頭巷尾的平民智慧。
Jacob說服我們，由政府主導的城市規劃是失敗的。市區發展政策牽涉極高的交易成本，對各方面的影響深遠，實在無法單靠自發性的市場交易來處理。Jacobs認為城市是有組織的複合體，這個有機體內存着眾多彼此相連的因素，着手處理時，必須同時面對所有的因素，而不能夠將各種因素分割斬件，便以為可逐一解決。
這也就須要改變決策方式，着重決策過程，而不是只看決策的後果；要善於歸納，而不僅是演繹，多從小處着眼，留心有啟發性的線索，而不只是概括，急於推而廣之。城市發展涉及不同持份者的利害，必須由整個社區和各路持份者參與，共同勾劃；要找到各方都覺得合適的選擇，這也許是唯一的方法。
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Elinor Ostrom教授研究過一些單靠政府和市場難以解決的政策議題。藉着探討市民之間如何形成各種自願的集體互動交流平台，這位美國女學者逐步就如何管理集體資源的運用，總結出一套效益和公平兼備的規則。這也許是比較好的決策模式。
香港市區重建局最近發揮創意，建議讓遭到拆遷的居民以樓換樓，同時提供臨時調遷的安排，此舉不單保留、甚至加強了本區的多元性，有關的影響甚至可能超出拆遷的範圍。
東亞城市得免前蘇聯「災難」
1990 年9月，也就是蘇聯解體前一年，我到莫斯科參觀，沒想到就城市規劃上了實景的一課。抵達機場後，我與團友轉到蘇聯科學院的賓館。旅遊巴大約走了兩個小時，車子離開市中心進入郊區後，只見沿途都是大約一百米見方的長方形街區，除了正中央一棟高聳的住宅，所有的街區均空無一人。
粗略看，住宅佔用的樓面不夠街區的十分之一。街區不但空空如也，而且與下一個街區相隔很遠，這就是規劃的「傑作」。住客下班回家後，肯定足不出戶，一來無處可逛，二來一年到晚夜間溫度普遍低於零度，居民飯後甚至不想散步。這使我想起諾貝爾文學獎前蘇聯得主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巨著《古拉格群島》；不知道蘇聯人是否每個晚上都以伏特加消磨歲月。
東亞城市雖然得免前蘇聯的「災難」，卻未找到有效而又公平的解決之道；1999年的台北之旅，在這方面予我印象最深。從當時新建的遠東國際大飯店頂樓陽台遠眺，發覺市內的高樓隨意地散落各處，看不出彼此的關連。我此前到過的澳洲、歐洲和南北美洲城市，高樓大都位於市中心。但又並非只有台北如此。記憶中，東亞大城市的高樓大都像台北那樣，零星落索；現在的中國內地，包括北京和上海，也都是這樣。
單從經濟角度看，將第一棟高樓建在該市的地王最合常理，這也決定了市中心的位置；由於第一棟高樓附近的地皮水漲船高，其後新建的高樓也都會坐落在這個黃金地段。這當然是經濟學上的「地租斜率」（rent gradient）；市中心地皮最貴，距離市中心愈遠地價就愈低。但令人費解的是，東亞除了香港和新加坡，其他城市都不是這樣。
喚醒另一半沉睡的人
我相信，東亞由於經濟增長快，一些主要經濟城市的土地資源有巨大的需求。但這些城市通常也是歷史悠久、早已建成的國家首都。地權沿自前朝，經濟起飛前就已定型。發展權、規劃的條文和規管機構無法及時改進以適應新的發展。分配發展權和作出補償時，也未能做到公平有效。
由於政治利益的干預，經濟上最合理的發展方案可能無法獲批，獲准的是那些在政治上顯得「有理」的，而這些方案又剛好有悖於經濟理性、不符合城市高速發展的需要。高樓散落市內各處是政策失敗的表徵。
一些規劃師和利益方制訂的項目，對這些城市的前景造成很大傷害，很多社區遭連根拔起。市區雖然有所發展，但缺少核心商業區，市內各處任意發展，甚至無法合理地安排公共交通；各大城市急速發展的同時，低效和不公的現象比比皆是。聽說要到這些大城市公幹，由一棟高樓到另一棟，往往一塞就是數小時，一天見不了兩個客，不少董事長和總裁索性到高爾夫球場談生意。
香港總算避免了高樓四散的弊端，這是很大的福分。我們得以成為亞洲數一數二的商業和金融中心，這方面功不可沒。但仍嫌固守早期劃定的分區，拖慢了市區重建的步伐。製造業雖然北遷多年，留下的工業區仍然未能發展出新企業。與此同時，公營房屋令一半市民被困在非自置的物業裏，甚或安插於無歸屬感的社區，對社會事務提不起興趣，儼如酣睡。
一個城市若有一半人沉睡不醒，無法與另一半人交流，社會流轉也就不夠順暢；流轉速度太慢，社會必然分化。Jacobs若仍在生，當會呼籲我們重新喚起那一半沉睡的港人，與另一半市民恢復交流。
Jane Jacobs的大名，在美國有時候與反對發展市郊和淡化市中心的左派知識分子扯在一起。其實，她最抗拒意識形態的標籤。她既不是活在過去、反對發展的保育鬥士，也不是她那一代認為「小才是美」的信徒。她最愛大城市，相信大城市是經濟動力的所在。
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
要重溫王于漸教授文章中英文版，可登入信報網站：www.hkej.com或以下網址：http://www.wangyujian.com/
參考文獻：
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61
“如果你了無大志，沒有人生大計，不介意這輩子與其他同樣沒有大計的人共哀榮，那的確是很好的小鎮。但正如所有的烏托邦，訂定大計的權力只能由規劃師本人來掌握。”
Jane Jacobs（1916-2006）是美國作家、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我1975年在芝加哥大學上Robert E. Lucas Jr.教授的數理經濟學課時，首次聽到她的大名。教授講述自己一篇相當抽象的論文On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Business Firms（《論商業公司的規模分布》）時，提到她對大城市經濟生活的觀察。
我沒有想到，甚至不敢說Lucas教授當時是否想到，Jacobs的想法啟發了大約十年後面世的新經濟成長論，成為這項經濟學新理論誕生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組成。
Jacobs永久改變了世人對城市的看法。她觀察敏銳、深諳世間的常理，善於用新穎而富有啟發性的方式捕捉社會進程。今天容我介紹她的研究，看看香港和其他東亞大城市能否從中得益；下周再談談經濟學界如何從她的研究裏獲得啟發。
街道是重要公共空間
Jane Jacobs，1916年生於美國東部賓夕凡尼亞州的產煤小鎮Scranton，只有中學文憑（她其後修讀了不同的大專課程，但沒有正式畢業），在美國出兵越南期間，為免兒子當兵，因而北上移民，入籍加拿大。1968年，在一次有關紐約市興建高速公路貫穿曼哈頓島南部、將社區一分為二的公眾集會上，涉嫌騷亂和刑事罪被捕。
那場保育戰令Jacobs投入一宗以小鬥大的劃時代抗爭。她面對的是世界第一大都會專橫的官方規劃師——紐約市城市規劃總監Robert Moses。最終反建方獲勝。
Jacobs 於1961年出版的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簡體中文版：《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2005年南京譯林出版社），可說是1950年代後期和1960年代美國城市（尤其是紐約市）幾乎所有弊病的「起訴書」；她狠批當時的城市設計。
美國當時慣常把市區按功能分割為不同的地段，硬性劃定為各種「分區」（zoning），然後剷平貧民窟以騰出空間，把拆遷戶重新安置在法國大師Le Corboisieur式「公園裏的摩天大廈」，又或者英國Ebenezer Howard爵士理想中綠帶環繞、自給自足的「花園城市」。香港麥理浩時代興建的公共屋邨，可說是這項思維的延續。
Jacobs觀察美國街道的運作和市內不同的小區，以此判斷一個城市是否運作有方。她認為，當時的設計師對於城市如何運作，其實一無所知；而只是炮製一些城市「應該」如何運作的理論，再以重建為名，以破而非立的手段來付諸實踐。
崇尚園中高樓的「radiant city」（輻射城市）派和主張城市散開廣布的分散（decentralists）派看似相反，其實殊途同歸。兩派都不明白城市活力的所在，只是為居民打造個人的城堡，讓他們不相往來。
Jacobs 認為，街道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間。要從早到晚都熙來攘往，人人你看我、我看你，才能確保治安和衞生。要由朝到晚都有不同來源和背景的顧客，臨街的店舖才會興旺。小公園會為小區增添光彩，但要與四周相襯。生氣蓬勃的街道讓居民有健旺的交流，既有社區生活，又能保持私隱。這樣的地區才有魅力，吸引區外人湧來分享。
正因此，Jacobs直斥美國很多二線城市大造文化區，藉此證明我也有文化本錢，結果只在有節目上演時派點用場，其餘時間渺無人煙，儼如死城。
一個城市如何才能行之有效，Jacobs總結出四個彼此扣連的原則：
一、用途要多。不論社區還是街道，要同時具備幾種主要功能。讓住宅、商店、辦公室、小型工業和公共設施毗鄰，相輔相成，增加城市的活力，讓街道一天到晚都有人流。
二、街段要短。街口之間距離短，城市流通得快，才不會有街段變成死角。
三、新舊並存。要有一些舊樓，與新樓摻雜共生，還要有不同狀況和用途、租用或自用的樓房。舊樓可保留地區的歷史，形成地區的性格，樓價一般也較低，令區內的商住物業有廣泛的層面。
四、人口要密。人口密度要達到臨界點，才能維持文化和經濟的活動。人口稠密曾經一度視為過度擠迫，但不同的建築物本來就是設計予不同的居住密度使用的；人數超出設計密度，才構成過度擠迫的問題。由於把密度與擠迫混為一談，有人設計了各種「中庸」密度的建築，但發覺無論市郊區，還是城市都不適合。
按功能劃分可扼殺活力
Jacobs 教曉我們，不同用途的建築物並存，不但不是混亂，反而是高層次的秩序。這是一種有組織的複合體，不是簡單的複合體或無組織的複合體可比。香港的灣仔即為明證，干諾道以北是人為的單一地區，以南是自成的多元地區。社區想要運作良好，主要靠市民的行動，單靠人為設計無法達成。
Jacob的洞見在於，一些城市之所以偉大，正因為多元，甚至看似無序。香港需要鼓勵多元，透過立法分區來「淨化」某個地區之前，還宜三思。
一個社區太成功，有時候也會扼殺了多元化。人口和商業從四面八方蜂擁而至，爭相利用區內的建築物換取最大的收益，以致扼殺多元性。為免出現這種情形，要多發掘有魅力的社區，增加這方面的供應。至於靠分區來達致多元，問題在於任何人為的劃分，最終都難免僵化。
香港製造業北遷後，空置的工業大廈之所以未能改變用途以物盡其用，其中一個障礙就是當年訂下的分區限制。更改地區規劃的過程通常很慢，難以維持區內的經濟活力。
災變性的變革也可能扼殺城市的生命。貧民區是一些人落地生根之前的立足點，不少居民在那裏成長，引以為傲。政府興建住房來取代貧民區，反而造成毀滅性的後果。整個社區連根拔起，居民給扔進用途單一、缺乏生氣的環境。
想要消除貧民區，只能靜待有能力遷出的居民選擇留低，循序漸進來達成；Jacobs很看重循序漸進。大興土木和大型政策表面上是遵循她的原則，但採用災變性的變革，失敗的可能性更大，何況也未能做到新舊樓房並存。
Jacob認為，一個城市想要成功，就要讓不同樓齡的建築物並存。雖然新樓通常較舊樓受歡迎，但推倒舊區代之以新樓，反會令城市死亡。原因顯而易見：新樓租金較高，但租金低，新企業才能生存。以新代舊的重建方式容不下新企業，扼殺成長的動力，令區內的經濟難以發展。
1950至60年代以來，世界各地公營房屋蔚然成風，也慣常以收入來釐定住戶資格。換言之，為低收入人士而建，而由政府提供資助。但是，按收入分等不但間接孤立了社區，更形成標籤效應，分化社會，造成你我有別，抑制階層之間的交流和社區的多元性。
零售業要在多元環境下才能興旺，現在面對公營屋邨的單一環境，覺得發展有限，從而不太熱中經營。再說公營房屋通常規定收入上限，住戶日後若事業有成，也就必須遷出（香港的公屋富戶可選擇繳付雙倍租金）。
Jacobs 的看法很簡單，但相當中肯：住戶有歸屬感，願意留下，幫忙改善環境，社區才會興旺；但現在一富起來就要搬走，令區內少了更新的動力。基於其他論據，本欄過去這兩個星期建議，將住戶買斷居屋和租住公屋的「補地價」差額，定在住戶最初遷入時，而不是在決定買斷時的市價。
現在從Jacobs的論點，這方面又多了一個理據：選擇買斷單位、在公營屋邨生根的業主，有助於社區建設。反過來，選擇遷出屋邨的市民也可以為新居所屬的社區增添色彩。
一個城市要有活力，市區發展必然不停改變，要能跟上城市生活的潮流，以開放的態度來迎接變化，不能以一成不變的規劃和準則作繭自縛。Jacobs相信，按功能劃分地區和按收入分配房屋這類規劃，看似打造「理想的城市」，但實際上是錯誤的，只會扼殺城市的活力。一些規劃師不但未懂得這樣理解自己的城市，也忽略了街頭巷尾的平民智慧。
Jacob說服我們，由政府主導的城市規劃是失敗的。市區發展政策牽涉極高的交易成本，對各方面的影響深遠，實在無法單靠自發性的市場交易來處理。Jacobs認為城市是有組織的複合體，這個有機體內存着眾多彼此相連的因素，着手處理時，必須同時面對所有的因素，而不能夠將各種因素分割斬件，便以為可逐一解決。
這也就須要改變決策方式，着重決策過程，而不是只看決策的後果；要善於歸納，而不僅是演繹，多從小處着眼，留心有啟發性的線索，而不只是概括，急於推而廣之。城市發展涉及不同持份者的利害，必須由整個社區和各路持份者參與，共同勾劃；要找到各方都覺得合適的選擇，這也許是唯一的方法。
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Elinor Ostrom教授研究過一些單靠政府和市場難以解決的政策議題。藉着探討市民之間如何形成各種自願的集體互動交流平台，這位美國女學者逐步就如何管理集體資源的運用，總結出一套效益和公平兼備的規則。這也許是比較好的決策模式。
香港市區重建局最近發揮創意，建議讓遭到拆遷的居民以樓換樓，同時提供臨時調遷的安排，此舉不單保留、甚至加強了本區的多元性，有關的影響甚至可能超出拆遷的範圍。
東亞城市得免前蘇聯「災難」
1990 年9月，也就是蘇聯解體前一年，我到莫斯科參觀，沒想到就城市規劃上了實景的一課。抵達機場後，我與團友轉到蘇聯科學院的賓館。旅遊巴大約走了兩個小時，車子離開市中心進入郊區後，只見沿途都是大約一百米見方的長方形街區，除了正中央一棟高聳的住宅，所有的街區均空無一人。
粗略看，住宅佔用的樓面不夠街區的十分之一。街區不但空空如也，而且與下一個街區相隔很遠，這就是規劃的「傑作」。住客下班回家後，肯定足不出戶，一來無處可逛，二來一年到晚夜間溫度普遍低於零度，居民飯後甚至不想散步。這使我想起諾貝爾文學獎前蘇聯得主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巨著《古拉格群島》；不知道蘇聯人是否每個晚上都以伏特加消磨歲月。
東亞城市雖然得免前蘇聯的「災難」，卻未找到有效而又公平的解決之道；1999年的台北之旅，在這方面予我印象最深。從當時新建的遠東國際大飯店頂樓陽台遠眺，發覺市內的高樓隨意地散落各處，看不出彼此的關連。我此前到過的澳洲、歐洲和南北美洲城市，高樓大都位於市中心。但又並非只有台北如此。記憶中，東亞大城市的高樓大都像台北那樣，零星落索；現在的中國內地，包括北京和上海，也都是這樣。
單從經濟角度看，將第一棟高樓建在該市的地王最合常理，這也決定了市中心的位置；由於第一棟高樓附近的地皮水漲船高，其後新建的高樓也都會坐落在這個黃金地段。這當然是經濟學上的「地租斜率」（rent gradient）；市中心地皮最貴，距離市中心愈遠地價就愈低。但令人費解的是，東亞除了香港和新加坡，其他城市都不是這樣。
喚醒另一半沉睡的人
我相信，東亞由於經濟增長快，一些主要經濟城市的土地資源有巨大的需求。但這些城市通常也是歷史悠久、早已建成的國家首都。地權沿自前朝，經濟起飛前就已定型。發展權、規劃的條文和規管機構無法及時改進以適應新的發展。分配發展權和作出補償時，也未能做到公平有效。
由於政治利益的干預，經濟上最合理的發展方案可能無法獲批，獲准的是那些在政治上顯得「有理」的，而這些方案又剛好有悖於經濟理性、不符合城市高速發展的需要。高樓散落市內各處是政策失敗的表徵。
一些規劃師和利益方制訂的項目，對這些城市的前景造成很大傷害，很多社區遭連根拔起。市區雖然有所發展，但缺少核心商業區，市內各處任意發展，甚至無法合理地安排公共交通；各大城市急速發展的同時，低效和不公的現象比比皆是。聽說要到這些大城市公幹，由一棟高樓到另一棟，往往一塞就是數小時，一天見不了兩個客，不少董事長和總裁索性到高爾夫球場談生意。
香港總算避免了高樓四散的弊端，這是很大的福分。我們得以成為亞洲數一數二的商業和金融中心，這方面功不可沒。但仍嫌固守早期劃定的分區，拖慢了市區重建的步伐。製造業雖然北遷多年，留下的工業區仍然未能發展出新企業。與此同時，公營房屋令一半市民被困在非自置的物業裏，甚或安插於無歸屬感的社區，對社會事務提不起興趣，儼如酣睡。
一個城市若有一半人沉睡不醒，無法與另一半人交流，社會流轉也就不夠順暢；流轉速度太慢，社會必然分化。Jacobs若仍在生，當會呼籲我們重新喚起那一半沉睡的港人，與另一半市民恢復交流。
Jane Jacobs的大名，在美國有時候與反對發展市郊和淡化市中心的左派知識分子扯在一起。其實，她最抗拒意識形態的標籤。她既不是活在過去、反對發展的保育鬥士，也不是她那一代認為「小才是美」的信徒。她最愛大城市，相信大城市是經濟動力的所在。
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
要重溫王于漸教授文章中英文版，可登入信報網站：www.hkej.com或以下網址：http://www.wangyujian.com/
參考文獻：
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61
“如果你了無大志，沒有人生大計，不介意這輩子與其他同樣沒有大計的人共哀榮，那的確是很好的小鎮。但正如所有的烏托邦，訂定大計的權力只能由規劃師本人來掌握。”
Monday, 14 February 2011
過 年
2011年02月02日
過中國年，一年比一年沒有氣氛。首先是民間早已廢除「農曆新年」這個名稱，改叫「春節」，一聲「春節好」，就把過年的氣氛閹割掉一大半。
農曆新年，像紅樓夢最後，賈寶玉在白皚皚的雪地上穿一件猩紅大袍，感覺是一個「濃」字。雪是白的，春聯、鞭炮、桃花是紅的，小女孩過年穿的新棉襖也是紅的。紅這個顏色，在民國三十八年之前，並無政治的恐怖，只有舊中國的洋融喜氣，今日即使再裝飾，也無法還原，此氣氛大異之其一。
然後是舊房子之全拆，中國人搬進三十層的大廈。農曆新年，貴在一個舊字，像年廿四，謝灶君，灶頭必須是柴火土砌的黑灶頭，不是今天煤氣爐子。麥芽糖塗在上面。灶君是一位古神，寬袍大袖，上靈霄殿謁玉皇大帝，希望他嘴巴甜些，不要講這家人壞話。玉皇大帝不是穿西裝結領帶的吧？所以這一頭不可以是微波爐電冰箱的美式廚房。
文化是什麼？這樣說就明白了。中國人反正忙，索性取消了「謝灶」這個節目。但是謝灶是過年很重要的儀式，中國兒童從小就知道什麼叫打小報告，對於有辦法說自己壞話的人，要給點甜頭行賄。很重要的國民教育，自己廢掉，又要花幾十億在學校硬灌輸如何做一個中國人，嘖嘖，多愚蠢的行為呢。
臘八粥沒有了，小孩玩電腦遊戲，也沒有了陞官圖，至於揮春，改用印刷，連中文都打字，不知哪個傻瓜還握着一枝毛筆。過年食品如油角煎堆年糕，則過於油膩，有違纖體健康。
這一切，中文教科書含糊混過去：「隨着時代進步了，生活現代化，舊風俗逐漸淘汰。」進步了？當真？那麼中國大地，賄賂之風何止一個灶神，成本何止麥芽糖呢？不止習俗，凡趣味的淘汰掉，壞劣的一樣沒淘汰，反發揚光大，「文化大革命」為何只在一個國家爆發呢？農曆新年矮化為「春節」，凡此種種，是中國人把自己淘汰掉了。
外國的唐人街，唐人還「保留」了舞獅。倫敦、三藩市、雪梨，白人市長為表親民，拿着硃砂筆，主持點睛，幾個「僑領」很諂媚地恭立兩端，近年站中央的還多了中國駐當地參贊乙名。當地洋人在天真地圍觀，他們真把這幫人當做了中國文化的承傳人，也超搞笑的。
喜劇是什麼？是一群愚人彼此連串的誤會。在中國人社會過「春節」，喜劇感越來越濃。譬如香港人逛「花市」，警察重圍深鎖，說是「維持秩序」，人群則自得悠然。這是蟻民逛花市還是囚犯放風？怪不得有辦法的人早就相問：過年去哪裏玩？北海道還是曼谷？
Well，今年過年我在歐洲，不錯，過年「氣氛」全無，但不要緊，當紅色淪落，在別的地方，只要找到一片天藍就好。
（陶傑）
過中國年，一年比一年沒有氣氛。首先是民間早已廢除「農曆新年」這個名稱，改叫「春節」，一聲「春節好」，就把過年的氣氛閹割掉一大半。
農曆新年，像紅樓夢最後，賈寶玉在白皚皚的雪地上穿一件猩紅大袍，感覺是一個「濃」字。雪是白的，春聯、鞭炮、桃花是紅的，小女孩過年穿的新棉襖也是紅的。紅這個顏色，在民國三十八年之前，並無政治的恐怖，只有舊中國的洋融喜氣，今日即使再裝飾，也無法還原，此氣氛大異之其一。
然後是舊房子之全拆，中國人搬進三十層的大廈。農曆新年，貴在一個舊字，像年廿四，謝灶君，灶頭必須是柴火土砌的黑灶頭，不是今天煤氣爐子。麥芽糖塗在上面。灶君是一位古神，寬袍大袖，上靈霄殿謁玉皇大帝，希望他嘴巴甜些，不要講這家人壞話。玉皇大帝不是穿西裝結領帶的吧？所以這一頭不可以是微波爐電冰箱的美式廚房。
文化是什麼？這樣說就明白了。中國人反正忙，索性取消了「謝灶」這個節目。但是謝灶是過年很重要的儀式，中國兒童從小就知道什麼叫打小報告，對於有辦法說自己壞話的人，要給點甜頭行賄。很重要的國民教育，自己廢掉，又要花幾十億在學校硬灌輸如何做一個中國人，嘖嘖，多愚蠢的行為呢。
臘八粥沒有了，小孩玩電腦遊戲，也沒有了陞官圖，至於揮春，改用印刷，連中文都打字，不知哪個傻瓜還握着一枝毛筆。過年食品如油角煎堆年糕，則過於油膩，有違纖體健康。
這一切，中文教科書含糊混過去：「隨着時代進步了，生活現代化，舊風俗逐漸淘汰。」進步了？當真？那麼中國大地，賄賂之風何止一個灶神，成本何止麥芽糖呢？不止習俗，凡趣味的淘汰掉，壞劣的一樣沒淘汰，反發揚光大，「文化大革命」為何只在一個國家爆發呢？農曆新年矮化為「春節」，凡此種種，是中國人把自己淘汰掉了。
外國的唐人街，唐人還「保留」了舞獅。倫敦、三藩市、雪梨，白人市長為表親民，拿着硃砂筆，主持點睛，幾個「僑領」很諂媚地恭立兩端，近年站中央的還多了中國駐當地參贊乙名。當地洋人在天真地圍觀，他們真把這幫人當做了中國文化的承傳人，也超搞笑的。
喜劇是什麼？是一群愚人彼此連串的誤會。在中國人社會過「春節」，喜劇感越來越濃。譬如香港人逛「花市」，警察重圍深鎖，說是「維持秩序」，人群則自得悠然。這是蟻民逛花市還是囚犯放風？怪不得有辦法的人早就相問：過年去哪裏玩？北海道還是曼谷？
Well，今年過年我在歐洲，不錯，過年「氣氛」全無，但不要緊，當紅色淪落，在別的地方，只要找到一片天藍就好。
（陶傑）
「宜居灣」毀滅香港城邦格局
轉角 - 陳雲
(2011年02月15日)
粵港澳三地政府倡議研究的「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將香港、澳門、廣州、深圳、東莞及中山六個地區融合，諮詢過程不動聲息，後果卻是非同小可。該規劃建議香港的郊野公園、邊境濕地和荒野與內地用鐵路和道路打通，郊區成為住宅區，市內的金融和航運物流服務部分內移，舊區和古蹟成為內地人的文化旅遊消費區。
規劃得具體而微。然而，香港是漸進發展的先進地區，大陸是畸形趕急發展的落後地區。這個規劃，猶如英國或美國政府要將倫敦和紐約的城區布局重新洗牌，可謂匪夷所思。
香港是高度發展的國際城市，更有地理和生態上自給自足的城邦布局。宜居灣規劃有兩個目的：稀釋香港的國際城市地位，並且殺滅香港的城邦布局。在經濟上扼殺香港，在政治上殺滅香港。一箭雙雕，此乃毀滅香港城邦生態的外科手術式的大動脈放血行動。香港邊境的綠帶和郊野，保護香港的生態完整和農業生產，是香港自主城邦的綠色長城。此計劃是用外科手術，將保護帶刺穿、放血，毀滅香港的城邦性格，然後植入外來的癌細胞或細菌病毒，侵佔宿主，使得香港成為廣東省境內的一個普通商業區，而且人口以內地富人為主，香港本地窮人將內遷大陸。該計劃之下，香港將徹底的城市化和士紳化，打散原住人口的身份認同和共同價值。此後，香港民主鬥爭所依賴的本土意識便沒了根基，民主勢力自然瓦解。
英國人悉心建設的香港城邦生態格局，是香港人的福氣，也是中國人的福氣，卻是中共的心腹大患。宜居灣的操作模式，是運用內地政府的強力行政權力，「輔助」港府規劃土地及興建高速交通網絡，再用地產財閥的市場權力，界定各地的地產價格，然後用地產的力量將香港窮人(九成的香港人)流放內地。這是跨境運作的中港官商勾結之下的超級地產霸權勢力。
中共是冷靜而殘酷的現實主義者，用時間換取空間，是中共慣用的謀略。中共在二〇〇三年「二十三條國家安全立法」失敗之後，在二〇一〇年將直選時間一再推延，換取得來的時間，改用「空間政治」的方法瓦解香港，破壞香港的城邦性格，將香港民主運動的社區基礎拆解。
這是比二十三條立法更為毒辣而又容易得逞的「香港斬首計劃」。
(2011年02月15日)
粵港澳三地政府倡議研究的「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將香港、澳門、廣州、深圳、東莞及中山六個地區融合，諮詢過程不動聲息，後果卻是非同小可。該規劃建議香港的郊野公園、邊境濕地和荒野與內地用鐵路和道路打通，郊區成為住宅區，市內的金融和航運物流服務部分內移，舊區和古蹟成為內地人的文化旅遊消費區。
規劃得具體而微。然而，香港是漸進發展的先進地區，大陸是畸形趕急發展的落後地區。這個規劃，猶如英國或美國政府要將倫敦和紐約的城區布局重新洗牌，可謂匪夷所思。
香港是高度發展的國際城市，更有地理和生態上自給自足的城邦布局。宜居灣規劃有兩個目的：稀釋香港的國際城市地位，並且殺滅香港的城邦布局。在經濟上扼殺香港，在政治上殺滅香港。一箭雙雕，此乃毀滅香港城邦生態的外科手術式的大動脈放血行動。香港邊境的綠帶和郊野，保護香港的生態完整和農業生產，是香港自主城邦的綠色長城。此計劃是用外科手術，將保護帶刺穿、放血，毀滅香港的城邦性格，然後植入外來的癌細胞或細菌病毒，侵佔宿主，使得香港成為廣東省境內的一個普通商業區，而且人口以內地富人為主，香港本地窮人將內遷大陸。該計劃之下，香港將徹底的城市化和士紳化，打散原住人口的身份認同和共同價值。此後，香港民主鬥爭所依賴的本土意識便沒了根基，民主勢力自然瓦解。
英國人悉心建設的香港城邦生態格局，是香港人的福氣，也是中國人的福氣，卻是中共的心腹大患。宜居灣的操作模式，是運用內地政府的強力行政權力，「輔助」港府規劃土地及興建高速交通網絡，再用地產財閥的市場權力，界定各地的地產價格，然後用地產的力量將香港窮人(九成的香港人)流放內地。這是跨境運作的中港官商勾結之下的超級地產霸權勢力。
中共是冷靜而殘酷的現實主義者，用時間換取空間，是中共慣用的謀略。中共在二〇〇三年「二十三條國家安全立法」失敗之後，在二〇一〇年將直選時間一再推延，換取得來的時間，改用「空間政治」的方法瓦解香港，破壞香港的城邦性格，將香港民主運動的社區基礎拆解。
這是比二十三條立法更為毒辣而又容易得逞的「香港斬首計劃」。
Wednesday, 9 February 2011
2011年1月20日
i-See主義
葉輝
為當下懷舊：家園和棲居
當我們談論「家園」（homestead）的時候，我們到底在說什麼？是要討論一個住宅單位的呎價？還是要尋找一個安身之所的非物質價值？是北京一個竹造的「蛋蝸居」、「蟻族」的「蟻居」？是倫敦北部李河谷（Lee Valley）的帳篷、一萬五千間船屋漂浮在倫敦運河上的「船屋」，還是香港式的「居屋」、「置安心」？也許，在急促發展而瀰漫着「無家感」（homelessness）的城市裏，「家園」和「棲居」（dwelling）早已淪為不合時宜的詞，於是我們的城市漸漸只有一個關鍵詞：房產（property）。
《每日郵報》說華人富豪幾乎「買起倫敦」，李河谷的帳篷與倫敦運河上的「船屋」，顯然都是高房價所造成的變形（及變質）的「棲居想像」一或者可以說，不同的城市及其發展策略會製造出不同的「棲居想像」；可是香港人彷彿早已被洗腦了，早已忘了「家園」和「棲居」，只有匪夷所思的房產，比如說以903萬元購入西半山豪宅樓花盤，呎價一萬三千元，收樓才發現單位有如一個「爛貨倉」，而實用面積只有四百三十六方呎，實用率僅63％一如此這般的房產故事，真是教人齒冷。
成長之地乃精神家園
我們的城市發展欣欣向榮，「舖王」的故事總是成為小市民茶餘飯後的話題，比如說波斯富街與羅素街交界的一個地舖，建築面積僅六百方呎，以3.8億元易手，呎價達到63.3萬元—那是說，一個面積與普通報攤相若的空間（四呎許乘七呎許，約三十多方呎），價值已逾2000萬元。那麼，以903萬元購入一個形同「爛貨倉」的縮水「豪宅」，似乎也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了。
此所以我一再推介美國意念藝術家麥克凱尼（Mike Kelley）的《流動家園》（Mobile Homestead），那是一個既是居所也是雕塑的物體，它只想告訴所有過路人及駐足賞識者：「你成長的地方，就是你的精神家園。」是的，一直都覺得像《流動的家園》那樣藝術品很值得只知發展而不懂文化的城市參照一當下的底特律一如很多飽受「金融海嘯」衝擊、消費疲乏而陷於半停頓狀態的歐美城市，須要重建的不僅僅是過時的經濟模式與社區設施，更重要的無疑是重建人心，亦即重建市民對「自己的家園」的價值觀。
麥克凱尼的《流動家園》其實是一所裝上輪子的房子，形狀跟美國中西部勞工階層的房屋很相似，但它寓意深遠一既是一件公共雕塑，也是私人的棲居之所，它穿梭於底特律的郊區和市中心，在它移動的時候，載負着的倒是「家園」的精神一那是城市和藝術家的童年乃至成長的記憶，以及城市作為「市民的家園」的發展史，讓市民從過去重新認識當下，並透過「懷當下的舊」（nostalgia for the present），得以想像自己和下一代的將來。
荒村人瑞的滄桑寫照
我們的城市當然像北京容不下一個「蛋蝸居」那樣，不可能出現一些建於河谷的帳篷，更不可能出現數以萬計漂浮於城門河上的「船屋」，只有一些被遺忘於城市邊緣的荒涼村落，隱居了一位駕農夫機車代步的百歲人瑞，苦苦追憶自己的前世今生一每一回在電視新聞看到這位獨居退役老兵，聽他說到大半生的劫後餘生，就隱約覺得他的一生就有若香港百年滄桑的寫照，並且在他有若斷簡殘章的故事碎片裏，重新認識「家園」和「棲居」的另一種意義。
在城市邊緣的荒涼村落，還有一些人回歸童年的成長之地，重建與尋找「家園」和「棲居」早已日益消淡的記憶，他們在思考與實踐「農業」的意義，透過耕種與建造與昔年聚客成梓里的祖先對話，尋尋覓覓自己早已像祖居那樣荒廢了的人生一這大概就像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所論說的「真正的棲居困境」：「終有一死之人總是重新去尋求棲居的本質，他們首先必須學會棲居。要是人的無家感就在於還根本沒有將真正的棲居困境當作這種困境來思考，那又會怎樣呢？而一旦人去思考無家感，它就已然不再是什麼不幸了。正確地思之並且好好地牢記，這種無家可歸狀態乃是把終有一死之人召喚入棲居之中的唯一呼聲。」
容不下對「地方感」種種呼聲
我們的城市當然容不下對「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種種反思與呼聲，只有複製自北方權力中心的「和諧」思維與訓導，此時此刻，我建議只知房產而不知「家園」與「棲居」的官員都不妨花一點時間，讀一讀葉蔭聰的《為當下懷舊：文化保育的前世今生》這本書，從而虛心地了解一下「文化保育」如何從西方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勃興，乃至內地近年非常熱衷申報的「世界文化遺產」，進而釐清當中所涉及的精神涵義一那不僅僅是個人「懷舊」情緒，也不僅僅是泛泛而談的「集體記憶」，而是一種比當下的「和諧」更深更遠的潛力，一種比當下的「維穩」局面更深層次的歸屬感，只有懂得「家園」與「棲居」的意義，方可在五十年之後，那才明白為什麼要「為當下懷舊」。
在此時此刻的語境下，「為當下懷舊」或「懷當下的舊」大概不像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論說的「後現代處境」那麼消極，也不僅僅是一種缺乏歷史深度的文化裝飾，它的主要意涵大抵在於每一個城市和每一個城市人的「童年記憶」，對香港和香港人來說，才不過經歷了幾十年的變遷，「家園」和「棲居」的觀念已經被推土機和飆升的樓價連根拔起了，繼而輾平了，消失無蹤了，「你成長的地方，就是你的精神家園」這句平淡中別有深意的話，無疑很值得我們細細咀嚼。
i-See主義
葉輝
為當下懷舊：家園和棲居
當我們談論「家園」（homestead）的時候，我們到底在說什麼？是要討論一個住宅單位的呎價？還是要尋找一個安身之所的非物質價值？是北京一個竹造的「蛋蝸居」、「蟻族」的「蟻居」？是倫敦北部李河谷（Lee Valley）的帳篷、一萬五千間船屋漂浮在倫敦運河上的「船屋」，還是香港式的「居屋」、「置安心」？也許，在急促發展而瀰漫着「無家感」（homelessness）的城市裏，「家園」和「棲居」（dwelling）早已淪為不合時宜的詞，於是我們的城市漸漸只有一個關鍵詞：房產（property）。
《每日郵報》說華人富豪幾乎「買起倫敦」，李河谷的帳篷與倫敦運河上的「船屋」，顯然都是高房價所造成的變形（及變質）的「棲居想像」一或者可以說，不同的城市及其發展策略會製造出不同的「棲居想像」；可是香港人彷彿早已被洗腦了，早已忘了「家園」和「棲居」，只有匪夷所思的房產，比如說以903萬元購入西半山豪宅樓花盤，呎價一萬三千元，收樓才發現單位有如一個「爛貨倉」，而實用面積只有四百三十六方呎，實用率僅63％一如此這般的房產故事，真是教人齒冷。
成長之地乃精神家園
我們的城市發展欣欣向榮，「舖王」的故事總是成為小市民茶餘飯後的話題，比如說波斯富街與羅素街交界的一個地舖，建築面積僅六百方呎，以3.8億元易手，呎價達到63.3萬元—那是說，一個面積與普通報攤相若的空間（四呎許乘七呎許，約三十多方呎），價值已逾2000萬元。那麼，以903萬元購入一個形同「爛貨倉」的縮水「豪宅」，似乎也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了。
此所以我一再推介美國意念藝術家麥克凱尼（Mike Kelley）的《流動家園》（Mobile Homestead），那是一個既是居所也是雕塑的物體，它只想告訴所有過路人及駐足賞識者：「你成長的地方，就是你的精神家園。」是的，一直都覺得像《流動的家園》那樣藝術品很值得只知發展而不懂文化的城市參照一當下的底特律一如很多飽受「金融海嘯」衝擊、消費疲乏而陷於半停頓狀態的歐美城市，須要重建的不僅僅是過時的經濟模式與社區設施，更重要的無疑是重建人心，亦即重建市民對「自己的家園」的價值觀。
麥克凱尼的《流動家園》其實是一所裝上輪子的房子，形狀跟美國中西部勞工階層的房屋很相似，但它寓意深遠一既是一件公共雕塑，也是私人的棲居之所，它穿梭於底特律的郊區和市中心，在它移動的時候，載負着的倒是「家園」的精神一那是城市和藝術家的童年乃至成長的記憶，以及城市作為「市民的家園」的發展史，讓市民從過去重新認識當下，並透過「懷當下的舊」（nostalgia for the present），得以想像自己和下一代的將來。
荒村人瑞的滄桑寫照
我們的城市當然像北京容不下一個「蛋蝸居」那樣，不可能出現一些建於河谷的帳篷，更不可能出現數以萬計漂浮於城門河上的「船屋」，只有一些被遺忘於城市邊緣的荒涼村落，隱居了一位駕農夫機車代步的百歲人瑞，苦苦追憶自己的前世今生一每一回在電視新聞看到這位獨居退役老兵，聽他說到大半生的劫後餘生，就隱約覺得他的一生就有若香港百年滄桑的寫照，並且在他有若斷簡殘章的故事碎片裏，重新認識「家園」和「棲居」的另一種意義。
在城市邊緣的荒涼村落，還有一些人回歸童年的成長之地，重建與尋找「家園」和「棲居」早已日益消淡的記憶，他們在思考與實踐「農業」的意義，透過耕種與建造與昔年聚客成梓里的祖先對話，尋尋覓覓自己早已像祖居那樣荒廢了的人生一這大概就像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所論說的「真正的棲居困境」：「終有一死之人總是重新去尋求棲居的本質，他們首先必須學會棲居。要是人的無家感就在於還根本沒有將真正的棲居困境當作這種困境來思考，那又會怎樣呢？而一旦人去思考無家感，它就已然不再是什麼不幸了。正確地思之並且好好地牢記，這種無家可歸狀態乃是把終有一死之人召喚入棲居之中的唯一呼聲。」
容不下對「地方感」種種呼聲
我們的城市當然容不下對「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種種反思與呼聲，只有複製自北方權力中心的「和諧」思維與訓導，此時此刻，我建議只知房產而不知「家園」與「棲居」的官員都不妨花一點時間，讀一讀葉蔭聰的《為當下懷舊：文化保育的前世今生》這本書，從而虛心地了解一下「文化保育」如何從西方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勃興，乃至內地近年非常熱衷申報的「世界文化遺產」，進而釐清當中所涉及的精神涵義一那不僅僅是個人「懷舊」情緒，也不僅僅是泛泛而談的「集體記憶」，而是一種比當下的「和諧」更深更遠的潛力，一種比當下的「維穩」局面更深層次的歸屬感，只有懂得「家園」與「棲居」的意義，方可在五十年之後，那才明白為什麼要「為當下懷舊」。
在此時此刻的語境下，「為當下懷舊」或「懷當下的舊」大概不像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論說的「後現代處境」那麼消極，也不僅僅是一種缺乏歷史深度的文化裝飾，它的主要意涵大抵在於每一個城市和每一個城市人的「童年記憶」，對香港和香港人來說，才不過經歷了幾十年的變遷，「家園」和「棲居」的觀念已經被推土機和飆升的樓價連根拔起了，繼而輾平了，消失無蹤了，「你成長的地方，就是你的精神家園」這句平淡中別有深意的話，無疑很值得我們細細咀嚼。
Thursday, 3 June 2010
回收
2010年6月4日
路 過回收箱，難免回頭望。回收箱很困惑人，籠滿了，是善心多，環保意識強，也是經濟興旺，購物重複，貪念充塞，亂購物而家居位置不夠，要安心丟棄，回收箱便 成了購物狂的告解室和贖罪所。地價昂貴，居住空間狹窄，社會鼓吹潮流消費而以外表衡量他人，環保又成為廉價的心靈治療而不是嚴肅的生活方式，回收箱便應運 而生，成為消費城市的必要裝置。
收買佬
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中共仍未經濟開放之前，工業品仍未到達產能過剩而價廉物劣之前，香港工業興旺，當時的工業以勞力密集的中小企業為主力，可以靈 活處理各類原料和包裝物料，當時街頭巷尾無回收箱，很多攤檔收買五金、玻璃和舊衣服，士多店賣的本地汽水啤酒，也有回樽（押瓶）之設，飲品玻璃樽不須丟 棄。
即使遠至郊野村莊，也有收買佬在村口收買玻璃樽和爛銅爛鐵。當年收買佬要的物料眾多，連草灰和雞鴨鵝的毛也要。草灰用來醃製鹹蛋，雞毛用來做雞毛撣 （雞毛掃），鴨毛鵝毛用來做鵝絨被，這些都是當年香港的本土工藝。收買佬有挑擔的，也有騎鳳凰牌國產單車的。當年江湖有行規，每類物料的收買佬都不同，隔 三兩月或半年來一次。收買佬來了，村童便奔走相告，以免物料堆積過久而變壞，尤其是雞毛鴨毛，即使用筲箕掛在樹上防潮，夏日放久了也會腐爛的。收買佬一般 以物易物，對換雙喜牌火柴、麥芽糖梳打餅之類。收鳥毛的老伯，口號就是「鵝毛鴨毛換火柴」。
只有玻璃樽是換錢的，收買的是貨車司機。視乎大小和新淨程度，三兩毛錢一個。透明的米酒樽和藍妹啤酒樽，三毛錢一個。當年的醬醋廠和街坊糧油店，如顧客不帶盛器來，便供給玻璃樽盛載。如今，只在五金舖仍見散裝的天拿水（有機稀釋劑），用藍妹啤酒樽裝的。
收於天地
收買廢紙和舊衣的很少。往昔報紙雜誌紙張不多，舊報紙可以用來包書、墊枱、貼牆、摺紙鳶或放入爐竃透火。往日的家庭人口眾多而生活節儉，窮人舊衣服 不會丟棄，也不會出賣。舊衣在兄弟姐妹之間相傳，破爛之後用針線縫補，真的補無可補，便成為爛布，剪裁出來做洗碗布、抹桌布，也用之包裹瓜種（如冬瓜、苦 瓜），浸入暖水，加快發芽。輾轉使用，布屑丟棄田頭，腐蝕之後，沒入泥土之中。爛紙和爛籮可以放入爐竃焚燒，燒衣服則屬禁忌，只有先人衣服無後人承繼穿 着，才會焚燒的。 這是自古以來的鄉村物質循環，用於斯，滅於斯，收歸大地，這是真正的回收。
正行與偏門
往日的「爛」字，也不是真的無用。爛了就補，兒童都懂得針線縫補，打架之後，若果丟了衫鈕，便要慢慢在泥地上找回。爛銅爛鐵是有人要的，即使是爛佬 爛仔，也可以幫人做粗重工，甚至做爛鬼、爛頭卒，替人打架收賬的。總之，放下身段，爛身爛世便可謀生活。年底，有一穿唐裝的收買佬上村，唱誦「收買爛銅爛 鐵，爛金牙爛墨水筆」，一連四個爛字。這些行業，當年叫「偏門」，由收買佬、走江湖到黃賭毒，都是偏門。漁、農、礦、工、商，叫正行。
八十年代，中共經濟開放，港英政府又預備交還香港，無心發展本地工業，以致工業北移，很多正行消失了，偏門也剩不了多少。廢紙和鋁罐仍有人收購，送 回大陸。玻璃樽則因本土食品工業式微或進入科學生產而無人要。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鄰村開了玻璃廠，收購玻璃樽，熔解之後製造粗玻璃器皿（如煙灰盅），也在 九十年代結業了。
環保興起，卻無環境
有循環再用之實，便不需循環、回收之類的名。西洋的Recycling概念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隨環保意識流行香港，先是用「循環再造」來翻譯，後 來簡化為「回收」。可惜回收概念流行之後，本土工業和作坊工藝式微，地價飆升，社會雖然興起環保和「樂活」思想，卻無產業環境和居住條件配合。環保署推出 的廢紙、鋁罐和膠瓶回收，只有廢紙和鋁罐是名副其實的，膠瓶回收後很多時沒人接收，政府又不補貼本地環保工業，無法抵消高昂的運費和儲存費。
嚴格的環保，先要減少物質消耗（reduce），其次是物品再用（re-use），最後才是循環再造（recycle）。循環再造消耗不少能量、水 源和土地空間，也要額外加強措施以避免污染，只有在本地或鄰近進行，才可用本土經濟和環境保護的社會效益，抵消環保工業的賬面經濟效益損失。
邪惡大循環
在街邊的衣物回收箱捐贈了衣服之後，更要審慎購買，以免回收箱的善心掩蓋了物慾的貪心。特別是來自中國的貨物，價廉物劣，而且廠主靠壓榨勞工以維持 微利出產，是一盤全球化的爛賬。千里迢迢在中國生產一條牛仔褲，便宜幾十塊錢，質料卻不如以前本地生產的，途中虛耗的石油，污染的水土，侵蝕的工人健康、 家庭生活和農村生計，將來要補救和整治，卻又不是那省回的幾十塊錢之數。最後支付代價或承受惡果的，只是窮國的老百姓自己。跨國的產業鏈，也要以富國的道 德良心腐敗來做代價的，也難怪這個年頭出現不顧廉恥的金融詐騙和國家信貸崩潰。
以前收買佬上村收購玻璃瓶、雞毛和草灰的本地經濟，一去不回了。香港的回收事業變成消費社會的心靈治療，靠政府補貼，運送到遙遠的內地，再造成血汗工業品，運回香港出售，完成邪惡的循環。
陳雲｜我私故我在
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中共仍未經濟開放之前，工業品仍未到達產能過剩而價廉物劣之前，香港工業興旺，當時的工業以勞力密集的中小企業為主力，可以靈 活處理各類原料和包裝物料，當時街頭巷尾無回收箱，很多攤檔收買五金、玻璃和舊衣服，士多店賣的本地汽水啤酒，也有回樽（押瓶）之設，飲品玻璃樽不須丟 棄。
即使遠至郊野村莊，也有收買佬在村口收買玻璃樽和爛銅爛鐵。當年收買佬要的物料眾多，連草灰和雞鴨鵝的毛也要。草灰用來醃製鹹蛋，雞毛用來做雞毛撣 （雞毛掃），鴨毛鵝毛用來做鵝絨被，這些都是當年香港的本土工藝。收買佬有挑擔的，也有騎鳳凰牌國產單車的。當年江湖有行規，每類物料的收買佬都不同，隔 三兩月或半年來一次。收買佬來了，村童便奔走相告，以免物料堆積過久而變壞，尤其是雞毛鴨毛，即使用筲箕掛在樹上防潮，夏日放久了也會腐爛的。收買佬一般 以物易物，對換雙喜牌火柴、麥芽糖梳打餅之類。收鳥毛的老伯，口號就是「鵝毛鴨毛換火柴」。
只有玻璃樽是換錢的，收買的是貨車司機。視乎大小和新淨程度，三兩毛錢一個。透明的米酒樽和藍妹啤酒樽，三毛錢一個。當年的醬醋廠和街坊糧油店，如顧客不帶盛器來，便供給玻璃樽盛載。如今，只在五金舖仍見散裝的天拿水（有機稀釋劑），用藍妹啤酒樽裝的。
收於天地
收買廢紙和舊衣的很少。往昔報紙雜誌紙張不多，舊報紙可以用來包書、墊枱、貼牆、摺紙鳶或放入爐竃透火。往日的家庭人口眾多而生活節儉，窮人舊衣服 不會丟棄，也不會出賣。舊衣在兄弟姐妹之間相傳，破爛之後用針線縫補，真的補無可補，便成為爛布，剪裁出來做洗碗布、抹桌布，也用之包裹瓜種（如冬瓜、苦 瓜），浸入暖水，加快發芽。輾轉使用，布屑丟棄田頭，腐蝕之後，沒入泥土之中。爛紙和爛籮可以放入爐竃焚燒，燒衣服則屬禁忌，只有先人衣服無後人承繼穿 着，才會焚燒的。 這是自古以來的鄉村物質循環，用於斯，滅於斯，收歸大地，這是真正的回收。
正行與偏門
往日的「爛」字，也不是真的無用。爛了就補，兒童都懂得針線縫補，打架之後，若果丟了衫鈕，便要慢慢在泥地上找回。爛銅爛鐵是有人要的，即使是爛佬 爛仔，也可以幫人做粗重工，甚至做爛鬼、爛頭卒，替人打架收賬的。總之，放下身段，爛身爛世便可謀生活。年底，有一穿唐裝的收買佬上村，唱誦「收買爛銅爛 鐵，爛金牙爛墨水筆」，一連四個爛字。這些行業，當年叫「偏門」，由收買佬、走江湖到黃賭毒，都是偏門。漁、農、礦、工、商，叫正行。
八十年代，中共經濟開放，港英政府又預備交還香港，無心發展本地工業，以致工業北移，很多正行消失了，偏門也剩不了多少。廢紙和鋁罐仍有人收購，送 回大陸。玻璃樽則因本土食品工業式微或進入科學生產而無人要。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鄰村開了玻璃廠，收購玻璃樽，熔解之後製造粗玻璃器皿（如煙灰盅），也在 九十年代結業了。
環保興起，卻無環境
有循環再用之實，便不需循環、回收之類的名。西洋的Recycling概念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隨環保意識流行香港，先是用「循環再造」來翻譯，後 來簡化為「回收」。可惜回收概念流行之後，本土工業和作坊工藝式微，地價飆升，社會雖然興起環保和「樂活」思想，卻無產業環境和居住條件配合。環保署推出 的廢紙、鋁罐和膠瓶回收，只有廢紙和鋁罐是名副其實的，膠瓶回收後很多時沒人接收，政府又不補貼本地環保工業，無法抵消高昂的運費和儲存費。
嚴格的環保，先要減少物質消耗（reduce），其次是物品再用（re-use），最後才是循環再造（recycle）。循環再造消耗不少能量、水 源和土地空間，也要額外加強措施以避免污染，只有在本地或鄰近進行，才可用本土經濟和環境保護的社會效益，抵消環保工業的賬面經濟效益損失。
邪惡大循環
在街邊的衣物回收箱捐贈了衣服之後，更要審慎購買，以免回收箱的善心掩蓋了物慾的貪心。特別是來自中國的貨物，價廉物劣，而且廠主靠壓榨勞工以維持 微利出產，是一盤全球化的爛賬。千里迢迢在中國生產一條牛仔褲，便宜幾十塊錢，質料卻不如以前本地生產的，途中虛耗的石油，污染的水土，侵蝕的工人健康、 家庭生活和農村生計，將來要補救和整治，卻又不是那省回的幾十塊錢之數。最後支付代價或承受惡果的，只是窮國的老百姓自己。跨國的產業鏈，也要以富國的道 德良心腐敗來做代價的，也難怪這個年頭出現不顧廉恥的金融詐騙和國家信貸崩潰。
以前收買佬上村收購玻璃瓶、雞毛和草灰的本地經濟，一去不回了。香港的回收事業變成消費社會的心靈治療，靠政府補貼，運送到遙遠的內地，再造成血汗工業品，運回香港出售，完成邪惡的循環。
陳雲｜我私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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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3 May 2010
良品杂志『建筑』菲斯河的新生：古城复兴计划
来自:阅读 · 良品杂志作者:admin <> (liangpin@metroer.com)
它是摩洛哥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亦是传说《一千零一夜》诞生的地方。相传公元8世纪，伊德里斯一世（Idriss I）在汪达尔人毁坏的城址上重新修建一座城市。当他在主持该城破土奠基的时候，发现面向麦加圣城的方向有一把金色巨斧。其子，也就是之后的伊德里斯二世认 为此乃大吉之兆，当即将城市命名为“法斯”，即阿拉伯语中“金色斧头”的意思。此后“法斯”演变为“菲斯”并一直沿用至今。
纵然“文化古都”的外衣光鲜亮丽，却掩盖不住菲斯浓厚敏感的政治气息：当年的反对法国殖民地运动在菲斯爆发；20世纪80年代的学潮与工潮也是菲斯人牵 头；摩洛哥在野的独立党也诞生于此。当地政治局势的相对不稳定，使得国外的财团不敢在此地做过多投资，而正因如此，也使得菲斯的古城文化没有因为过度开发 而遭到破坏。9400条错综复杂的巷子构成了独特的阿拉伯居民区的城市肌理，驴子依然是菲斯当地的重要交通工具，传统民间工艺仍在盛行。
1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菲斯古城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摩洛哥自豪地称其为中东地区城市结构最完整最多样化的地区之一。在20世纪之前，菲斯因其独特 的城市文化和其在北非地区的地位吸引了无数城市研究学者专家，摩洛哥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菲斯躲过了如巴格达、大马士革以及开罗等其他中东城市由于入侵和 冲突所引起的剧变与破坏。同时，在受到44年的法国殖民统治期间，法国政府禁止在老城区附近兴建和拆除建筑，因此菲斯的城市辨析度与空间结构至尽并未有太 大变化。菲斯城有一条以城市命名的菲斯河，它曾将城市从中间分成两半，河沿岸是繁荣的市中心。200多个喷泉散布在城市中不仅使得菲斯拥有“千泉之城”的 美誉，也从精神和空间上缓解了城市的密度问题。然而几个世纪之后，对河流的过度依赖、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当地皮革制造业的崛起，菲斯河受到严重破坏。很多 喷泉不是关闭就是被连接至另外的水源。
1956年，当摩洛哥摆脱法国的殖民统治宣布独立之后，菲斯城中较富裕的上层阶级纷纷离开旧城搬入法国人开发的新城区。旧城中生活的大部分是社会底层的体 力劳动者，他们大多从事低效率的工作。尽管当地的旅游业十分兴旺，但事实上它亦正威胁着当地现存的文化环境，只有需要收费才能观看的当地传统活动和销路较 好的民俗产品才能得以延续生存，而其他的当地文化却在逐渐流失与被遗忘。西方意识形态的流入也在侵蚀当地的文化生态。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地区以及前殖民时期 的城市规划发展模式开始在菲斯扩张。原先的单个家庭住房被再细分为多户家庭用房。城市中的开放空间迅速被住房填满。从事皮革染色以及金属工艺品制造的小型 手工作坊向菲斯河倾倒了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在上世纪50年代末，菲斯河已经面目全非，它变成城市天然的“排污管”，并被一些人戏称为“垃圾之河”。至今 为止，约50%的河道已经枯竭，暴露的河床成为宽阔的汽车行道，对于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庞大复杂、历史最悠久的步行道网络的城市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 刺。病入膏肓的菲斯河一直是近年来当地水力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
以建筑师Aziza Chaouni和城市规划师Takako Tajima为首的建筑团队开始探索一套温和且具有可持续性发展的改造方案以此来拯救菲斯古城的心脏区域。这其中包括了一系列的地区干预，如恢复湿地、创 造社区公共空间与人行道以及翻新和改革当地的皮革制造业等等。该项目不仅仅只关注建筑与城市规划本身，还将城市的经济生活与河流的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来思 考，创造出一条更加健康合理的经济产业链。其核心部分修复了史上著名的麦地加建筑，使得整个生态环境更具多功能性与可存活性。2009年，该项目获得 Holcim全球可持续建设大赛金奖。如今，一期项目也在菲斯河沿岸的R’cif地区启动，一场古城新复兴运动已开始。
公共空间的回归
作为菲斯的交通枢纽地区，R’cif聚集了各种交通工具。所幸的是政府目前正开始限制当地的车辆通行并试图增加人行道的铺设面积。无效的房屋将被拆除以留 出空地，现有的建筑将被重新定义功能，咖啡厅、户外集市、自行车以及毛驴停靠站等一系列民用设施被引入。而Andalous地区在未来将彻底禁止车辆通 行。它会被打造成菲斯城内第一个儿童专署的游乐广场和教育中心。为了遮蔽阳光，建筑团队为在空地上方设计了一个防晒层，材料全部由回收的可循环使用的木材 和皮革制成。
河道整治
作为项目的开始，如何恢复清理河道是首要关键。针对菲斯当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环境以及对当前改善水土的方式的研究。建筑团队首先因地制宜地针对R’cif 和Andalous两处的河道进行清理。R’cif是菲斯最繁华、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因此该处的河道富营养化污染极其严重，水中的氮磷含量超标。因为流动 的水具有自我净化的能力，建筑团队就在河床按一定的距离放置了小水泵以促进流水循环。同时在河岸边种上水生植物以及向水中投放益生菌，一方面能通过其根部 释放氧气增加水中的溶解氧含量，另一方面能通过益生菌将水中的氮合成污染物转变为氮气排出水。这套装置价格低廉却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同时也美化了河岸边的 景观。
《新视线》× Aziza Chaouni
能谈你们对菲斯河的看法吗？
我 出生于菲斯，并在那里生活了十几年。从小我眼中的菲斯河就是一条“垃圾之河”，这么说一点也不过分。只有当地的长者才知道曾经它是一条多么美丽的河。当地 的年轻人对其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似乎对可口可乐以及欧美流行乐更感兴趣。这个项目对我来说也是实现自己心中复原美丽家园的梦想。
你们在设计项目的时候有否遇到什么困难？你们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是 的，我们确实遇到非常多的问题。我们会遇到很多干扰，如政治、宗教、文化还有当地的社团等方面。R’cif地区是菲斯城的象征，要改变当地的建筑形态非常 困难，我们要开很多的会议包括邀请当地的居民参与一起讨论。我们提出的一些概念对当地人来说是非常新的。摩洛哥是个发展中国家，但是项目面临的困境并不仅 在于经费的紧张还在于当地的居民害怕去改变去接受新鲜事物。
与过去项目相比，您认为当今建筑师的角色和以前项目有哪些不同？
我 认为建筑师的地位似乎被削弱了，这可能是因为更多的技术工程师参与到这个领域中，这种现象不能用好或者坏判断。因为建筑领域本来就是非常多元化的，建筑师 需要与越来越多不同领域的人合作，如科学家、考古学者、艺术家等等。现在建筑学生在学校学的东西也不仅只限于建筑本身。
撰文 大鸟 供图 Bureau 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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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摩洛哥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亦是传说《一千零一夜》诞生的地方。相传公元8世纪，伊德里斯一世（Idriss I）在汪达尔人毁坏的城址上重新修建一座城市。当他在主持该城破土奠基的时候，发现面向麦加圣城的方向有一把金色巨斧。其子，也就是之后的伊德里斯二世认 为此乃大吉之兆，当即将城市命名为“法斯”，即阿拉伯语中“金色斧头”的意思。此后“法斯”演变为“菲斯”并一直沿用至今。纵然“文化古都”的外衣光鲜亮丽，却掩盖不住菲斯浓厚敏感的政治气息：当年的反对法国殖民地运动在菲斯爆发；20世纪80年代的学潮与工潮也是菲斯人牵 头；摩洛哥在野的独立党也诞生于此。当地政治局势的相对不稳定，使得国外的财团不敢在此地做过多投资，而正因如此，也使得菲斯的古城文化没有因为过度开发 而遭到破坏。9400条错综复杂的巷子构成了独特的阿拉伯居民区的城市肌理，驴子依然是菲斯当地的重要交通工具，传统民间工艺仍在盛行。
1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菲斯古城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摩洛哥自豪地称其为中东地区城市结构最完整最多样化的地区之一。在20世纪之前，菲斯因其独特 的城市文化和其在北非地区的地位吸引了无数城市研究学者专家，摩洛哥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菲斯躲过了如巴格达、大马士革以及开罗等其他中东城市由于入侵和 冲突所引起的剧变与破坏。同时，在受到44年的法国殖民统治期间，法国政府禁止在老城区附近兴建和拆除建筑，因此菲斯的城市辨析度与空间结构至尽并未有太 大变化。菲斯城有一条以城市命名的菲斯河，它曾将城市从中间分成两半，河沿岸是繁荣的市中心。200多个喷泉散布在城市中不仅使得菲斯拥有“千泉之城”的 美誉，也从精神和空间上缓解了城市的密度问题。然而几个世纪之后，对河流的过度依赖、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当地皮革制造业的崛起，菲斯河受到严重破坏。很多 喷泉不是关闭就是被连接至另外的水源。
1956年，当摩洛哥摆脱法国的殖民统治宣布独立之后，菲斯城中较富裕的上层阶级纷纷离开旧城搬入法国人开发的新城区。旧城中生活的大部分是社会底层的体 力劳动者，他们大多从事低效率的工作。尽管当地的旅游业十分兴旺，但事实上它亦正威胁着当地现存的文化环境，只有需要收费才能观看的当地传统活动和销路较 好的民俗产品才能得以延续生存，而其他的当地文化却在逐渐流失与被遗忘。西方意识形态的流入也在侵蚀当地的文化生态。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地区以及前殖民时期 的城市规划发展模式开始在菲斯扩张。原先的单个家庭住房被再细分为多户家庭用房。城市中的开放空间迅速被住房填满。从事皮革染色以及金属工艺品制造的小型 手工作坊向菲斯河倾倒了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在上世纪50年代末，菲斯河已经面目全非，它变成城市天然的“排污管”，并被一些人戏称为“垃圾之河”。至今 为止，约50%的河道已经枯竭，暴露的河床成为宽阔的汽车行道，对于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庞大复杂、历史最悠久的步行道网络的城市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 刺。病入膏肓的菲斯河一直是近年来当地水力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建筑师Aziza Chaouni和城市规划师Takako Tajima为首的建筑团队开始探索一套温和且具有可持续性发展的改造方案以此来拯救菲斯古城的心脏区域。这其中包括了一系列的地区干预，如恢复湿地、创 造社区公共空间与人行道以及翻新和改革当地的皮革制造业等等。该项目不仅仅只关注建筑与城市规划本身，还将城市的经济生活与河流的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来思 考，创造出一条更加健康合理的经济产业链。其核心部分修复了史上著名的麦地加建筑，使得整个生态环境更具多功能性与可存活性。2009年，该项目获得 Holcim全球可持续建设大赛金奖。如今，一期项目也在菲斯河沿岸的R’cif地区启动，一场古城新复兴运动已开始。
公共空间的回归
作为菲斯的交通枢纽地区，R’cif聚集了各种交通工具。所幸的是政府目前正开始限制当地的车辆通行并试图增加人行道的铺设面积。无效的房屋将被拆除以留 出空地，现有的建筑将被重新定义功能，咖啡厅、户外集市、自行车以及毛驴停靠站等一系列民用设施被引入。而Andalous地区在未来将彻底禁止车辆通 行。它会被打造成菲斯城内第一个儿童专署的游乐广场和教育中心。为了遮蔽阳光，建筑团队为在空地上方设计了一个防晒层，材料全部由回收的可循环使用的木材 和皮革制成。
河道整治
作为项目的开始，如何恢复清理河道是首要关键。针对菲斯当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环境以及对当前改善水土的方式的研究。建筑团队首先因地制宜地针对R’cif 和Andalous两处的河道进行清理。R’cif是菲斯最繁华、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因此该处的河道富营养化污染极其严重，水中的氮磷含量超标。因为流动 的水具有自我净化的能力，建筑团队就在河床按一定的距离放置了小水泵以促进流水循环。同时在河岸边种上水生植物以及向水中投放益生菌，一方面能通过其根部 释放氧气增加水中的溶解氧含量，另一方面能通过益生菌将水中的氮合成污染物转变为氮气排出水。这套装置价格低廉却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同时也美化了河岸边的 景观。《新视线》× Aziza Chaouni
能谈你们对菲斯河的看法吗？
我 出生于菲斯，并在那里生活了十几年。从小我眼中的菲斯河就是一条“垃圾之河”，这么说一点也不过分。只有当地的长者才知道曾经它是一条多么美丽的河。当地 的年轻人对其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似乎对可口可乐以及欧美流行乐更感兴趣。这个项目对我来说也是实现自己心中复原美丽家园的梦想。
你们在设计项目的时候有否遇到什么困难？你们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是 的，我们确实遇到非常多的问题。我们会遇到很多干扰，如政治、宗教、文化还有当地的社团等方面。R’cif地区是菲斯城的象征，要改变当地的建筑形态非常 困难，我们要开很多的会议包括邀请当地的居民参与一起讨论。我们提出的一些概念对当地人来说是非常新的。摩洛哥是个发展中国家，但是项目面临的困境并不仅 在于经费的紧张还在于当地的居民害怕去改变去接受新鲜事物。
与过去项目相比，您认为当今建筑师的角色和以前项目有哪些不同？
我 认为建筑师的地位似乎被削弱了，这可能是因为更多的技术工程师参与到这个领域中，这种现象不能用好或者坏判断。因为建筑领域本来就是非常多元化的，建筑师 需要与越来越多不同领域的人合作，如科学家、考古学者、艺术家等等。现在建筑学生在学校学的东西也不仅只限于建筑本身。
撰文 大鸟 供图 Bureau 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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