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悄然興起沙龍熱，北京的三味書屋、單向街、傳知行、UCCA、雨楓書館，上海的讀品，廣州的凸凹酒吧與新媒體女性沙龍、成都的草堂讀書會、香港的Co- China、序言書室等，講題從社會改革到個人生活，常有突破性大膽言論，因此一些沙龍被當局監控，但雙方能達成默契。憲政改革、言論自由成為最關注話題，推動公共領域的公民內部對話，為中國正在成長的公民社會啟蒙。
週日下午，小書店的二樓擠滿了人，有的座位擠了兩三個人，更多人在書店預置的座位後一排一排站著，甚至整個樓梯都坐滿人，遲到的人連樓都上不去，只能在一樓購書區倚牆站著，仰頭聽樓上傳來的麥克風聲音。
大部分人會一直這樣站兩個多小時，而且每週如此。
這裏是北京小有名氣的單向街書店，每週末的「單向街沙龍」都如此這般，吸引了一兩百人來聽並且討論。從二零零六年書店成立至今，已經舉行了五百多場沙龍。沙龍策劃人小武說，之所以「單向街」稱為「沙龍」而不是「講座」，因為「這並不是課堂或說教，我們希望所有人都平等，可以公開討論」。
正在進行的是青年學者、作家熊培雲和日本留學生加藤嘉一展開的一個無比宏大的話題：「個人如何改造社會？」在半小時左右的演講過後，近兩個小時開放給現場，講者與聽眾展開熱烈討論，甚至爭論。熊培雲說，比面對社會更重要的是面對內心。立刻有女觀眾站起來反駁，她用悲傷的語調說這是怯懦，說你怎麼能眼看社會上那些不平事發生而無所作為。熊培雲又說，改造世界，只能從改造自己開始，「心中沒有敵人，只有想救濟的人」。另一名男觀眾站起來支持熊培雲。然後話題繼續，更多人開始講述他們的個人經歷，以及對社會現實的憂心忡忡。有人說上訪，有人說政治改革，還有人說自己從小到大「被改造」的經歷。
單向街的大部分聽者是八零年代生的年輕人，主持人現場統計，一半是在讀的大學生。也有中年人，頭髮已經花白了的婦人，坐在樓梯上埋頭認真地做筆記。
在外資銀行工作的沈雯也在現場，用她的話說，畢業了多年，她想來感受下這個「理想主義的氣場」，「我起初不覺得這個話題有意思，因為我覺得問題太大，沒有答案。但這裏的氣場很感動我，很溫暖，這樣的討論，讓我想起很多已經忘記了的話，或者平時根本不會去想的問題」。
沙龍成公民啟蒙課堂
並不只有一個「單向街」。
它只是京城每週都在進行的百餘場大大小小的沙龍的其中之一。
若把地圖再拉大一點，它是北京、上海、廣州、成都、杭州、香港等地日益興起的沙龍文化的一個小小地標。而這樣的地標，近年增加的速度，彷彿遍地開花。
每到週末，總有七八場以公民話題為主的沙龍同一個時刻在京城的各個角落進行，每場的聽眾都在百人左右；還有至少七八個咖啡館，同時在進行各類紀錄片的放映和討論；除了社會議題之外，讀書會、星座、靈修、科技、辦公室政治……舉辦更多生活化的公開沙龍，也成了咖啡館時下最時髦的選擇。
北京的三味書屋、單向街、傳知行、UCCA、雨楓書館，上海的讀品沙龍，廣州的凸凹酒吧與新媒體女性沙龍、成都的草堂讀書會、香港的Co-China論壇、序言書室，都已經是各地小有名氣的民間沙龍地標。
前幾年中國曾風行「大講堂」，從「嶺南大講堂」到「燕山大講堂」，一般是媒體主辦，邀請知名學者，就公共議題公開向社會講座，一個講堂下來，聽者數百上千人，早已漸成品牌。「大講堂」仍在繼續，而如今，從「大講堂」到「小沙龍」，一種更豐富、更開放的公共話語空間也在社會深處抽枝發芽。
在媒體人郭玉潔看來，這樣百餘人積少成多的民間沙龍，無論是關注社會的宏大議題，還是關注個體的幸福生活，只要是自由、獨立、各自為自己的觀點負責任的討論，都是在為公民社會的形成貢獻薄力。
單向街的小武覺得「沙龍」相比「講堂」，最重要的意義在「平等」，「沒有講者高高在上，大家都是抱著討論的心態來的」。
國人最需要學習對話
而最老牌的書店沙龍、「三味書屋」的主人李世強、劉元生夫婦則認為，辦了近二十年沙龍，從一直以來的孤身上路，到近幾年的氣候生成，這裏最難得的精神氣質就是「對話」：「在我們這個公共交流平台上，不是提倡一種聲音壓倒另外一種聲音，而是要讓所有聲音都發出來。對話，這是中國人最需要學習的。」
創辦於一九八八年五月的三味書屋在中國的民營書店裏輩分極高，兩位主人李世強、劉元生夫婦是老派知識分子，一九九二年在書店二樓開了茶室以後，就領風氣之先地辦起了講座沙龍。與單向街不同，這裏的聽眾多是三十到五十歲，職業分布廣泛。
三味書屋演講時間是一個小時，討論時間是一個半小時，演講不可長，討論不可短，因為話題常常關注底層社會、憲政改革、言論自由，書屋常被看作「自由派」的民間陣地，也常引起激烈爭論，不同意見者面對面就辯論得面紅耳赤。
法律學者蕭瀚上週在書屋講「司法獨立與政治改革」，強調除了上層改革，民間必須要做好準備：「沒有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都沒有意義。」聽眾問：公民社會倒逼改革的力量源泉來自哪裏？蕭瀚說：「言論自由，而現在正是迫使政權改革的最好時機。」緊接著，就有一位激進的聽眾站起來，高喊對政權和知識分子同樣失望，認為知識分子是走狗，如蕭瀚這樣的溫和縱容了政府的腐敗；蕭瀚耐心解釋，為什麼要溫和改良，而不是走上街頭激進革命，話音剛起又被中年人打斷，說他感到絕望，大聲質問大家「怎麼還能忍下去」……
動人的狀況是，蕭瀚還未反駁，現場的李世強也還未及勸說中年人安靜，更多的聽眾已經自覺與激進者爭論起來：「你可以不同意別人的觀點，但你不應該隨便打斷別人的陳述。」「你可以先聽完，再討論。」
在現場看著這一幕，激進者並未因為言論刺耳被趕出會場，其他人也並未因為其激烈態度而指責謾罵，「政治改革」這樣的深度敏感議題，討論的各方都克制而理性，書屋主人所期望的「公民對話」，氛圍果真漸漸形成。
在北京，不少外國人聽完單向街、三味書屋、風入松的沙龍，都會驚訝這種言論大膽的公開沙龍在中國出現。
作家野夫在單向街講「民間寫作」，提問卻幾乎全是關於溫家寶談政改，甚至有年輕觀眾站起來就問：「你怎麼看海外民運？」野夫猶豫了一下，笑著說：「我做過警察，我知道這下面一定坐著我的前同行。為了不給主辦方添麻煩，我想我就不要說太多……」但他仍然給出了他的觀點，一字一句，平穩地。
剛剛過去的十月二十五日，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在三味書屋演講，書屋主人盡了最大的能力保證寬容度， 允許了有關劉曉波獲得和平獎的提問。洪博培最後說，全球領導者必定要承受各種批評，這是中國應該學習的，「今天，我們能在這裏進行談話太好了。能討論這個事情，就很好。我相信這也是中國社會發展到這一個階段的好的象徵」。
在洪博培到訪的一週前，原計劃在三味書屋講政治改革的辛子陵，因為受到國保的壓力，以及劉曉波事件的維穩氣氛影響，沒有成功出行。書屋沒有取消沙龍，而是請了法律學者蕭瀚替班，話題換成「司法獨立與政治改革」。
書屋主人李世強說，這樣因話題敏感，臨時換人的情況偶有發生，但近年已經很少了。「這麼多年的爭取，我們的言論空間已經和負責看守我們的部門，達成一種默契。」三味書屋每期沙龍，都必定有警車在書店門外不遠不近處停著，現場的聽眾裏，會有隱藏身份的國保，但並不會發生現場干預討論的情況。「像辛子陵來講政改，書店這邊，國保部門最後已經對我們默許了，最後是辛老那邊，壓力太大，無法出行。」
李世強說他從不在乎現場有「耳朵」在聽，「我們要的就是公開討論，自由必須從每個人的心裏開始，什麼話都應該放在䒷面上來說」。常在三味聽講座的大學生常豐說：「最好『耳朵』們還能跟我們公開討論，這是最好的！」
常常關注社會議題的民間討論必然會引來維穩力量的關注。但讓各個沙龍主人覺得有希望的是，如今，直接的干預越來越少，默許的寬鬆越來越多。即使是在敏感時期，如劉曉波和平獎期間，沙龍們收到的最多也是「招呼」，而不是「禁令」。
在香港做Co-China論壇，並通過新媒體方式在內地網絡直播的媒體人杜婷覺得，對於公民啟蒙而言，沙龍的方式無疑是「傳播手段中最直接的」，「它不像電視、報紙是單向傳播，不像網絡的虛擬性，沙龍極強調對話，這恰恰是我們的教育裏最缺少的，也是公民社會成長最需要的」。
而她個人的感覺，從二零零九年在沙龍上為營救許志永鼓呼，到現在劉曉波事件大家直言不諱地談論，僅僅一年的時間，「身為中國公民，我們討論敏感議題的恐懼感明顯弱了很多」，「大家都不那麼怕了」。
沙龍(Salon)一詞源於法語，本意是「客廳」，十五世紀開始，是風行歐洲的一種上流社會社交方式，慢慢發展到文化界、藝術界。主人在自家客廳裏招待圈中好友，天南海北地談論文學、藝術、哲學等一切話題。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民國時期，北平一批有留洋經歷的知識分子圈也曾流行過中國式沙龍。「北總布胡同三號」，梁思成與林徽因家的「星六聚會」，後來稱「太太的客廳」，是當時最著名的文化人沙龍。這個沙龍的常客，除了主人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外，還有徐志摩、金岳霖、張奚若、胡適、沈從文、蕭乾、何其芳等一批文化學術精英，美國來華的學者費正清、費慰梅夫婦也常來疃趣，與中國學人們縱論藝事。同樣聞名的還有「地安門慈慧殿三號」朱光潛家的讀詩會。
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
另一個沙龍文化的高峰是在八十年代。從八十年代走過的學者與文化人，對那個年代的理想主義氛圍念念不忘。朱偉在自己的書中說：「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地聊文學的時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電影的時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樣『壓』著馬路，從張承志家裏走到李陀家裏，在李陀家樓下買了西瓜，在路燈下邊吃邊聊，然後又沿著朝陽門外大街走到東四四條鄭萬隆家裏的時代……」
單向街書店的主人之一許知遠在數次主持二零零六年之後的單向街沙龍的時候，曾大段大段地引用這段話。這是他理想中的民間社會，做沙龍，也是出於這樣的理想。他說，這是兩個時代的不同聲音，現在做沙龍，更大眾更開放，但是相信這樣慢慢啟蒙的意義，「很多年後，常來單向街的年輕人當中也會產生很多精英」。
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成立的單向街，是書店沙龍的另一面旗幟。
許多老讀者還記得未搬遷前的單向街，由圓明園邊上一家廢棄畫廊改造而成，一個灰色石子鋪就的院子，高大的核桃樹層層包圍著，幾十張椅子圍成半圓形，文化沙龍就在這裏自然形成了。演講、公益畫展、詩歌朗誦到紀錄片放映，甚至話劇，無所不包；錢理群、賈樟柯、劉小東、阿城、顏峻、周雲蓬、林夕、廖一梅……嘉賓來到這裏，自然地坐下，就與周圍人們閒聊起來。
畫家劉小東曾評價單向街：「這個小書店，是我見過最美的」，他說自己曾在一個小雨濛濛的天裏去沙龍：「它在一片小樹林裏，人很少，非常美，非常有靈性，有點飲料，有點咖啡，有點書，但是沒有講台。聽眾們提的問題質量都非常高，我沒想到遠離東邊藝術區域的年輕人對藝術有那麼深入的看法，整個氣氛都充滿對知識的敬畏。」
在二百二十九場沙龍之後，迫於生存壓力，單向街書店搬至商業區「藍色港灣」。而這片歐式建築風格的購物廣場並沒有消解掉「對知識的敬畏」，週末的沙龍反而因為身處商業區而人氣興旺起來。在藍色港灣，沙龍又開了三百多場，章詒和、賀衛方、張鳴、梁文道、陳丹青、朱天文、羅永浩、張大春、莫言、野夫……許多嘉賓的到來，都會如文章開頭那一幕，讓這個小書店上下兩層擠滿了人，風雨不變。
沙龍的主人們更興奮地策劃接下來的活動。鳳凰讀書網的沙龍策劃曾憲楠找來香港、台灣一系列的博雅、通識課程提綱作參考，她覺得在中國的大學最缺的「公民教育」這一課，也許可以通過細水長流的民間沙龍慢慢補上。
北京大學博士生、在高校圈子裏小有名氣的沙龍策劃人劉道一希望在往後的民間沙龍裏找到古典精神的傳承：「沙龍裏甚至可以請嘉賓講拉丁語！」
在胡同裏的咖啡館，沙龍主人們激動地討論，長長的嘉賓名單在本子上記下，最著名的學者一網打盡，似乎一百場、兩百場沙龍已經近在眼前。
他們說得最多的詞，公民，公民，還是公民。
無所謂地點，因為「三味書屋」和「單向街」已經不孤單，越來越多的書店、咖啡館引入沙龍文化，只要有好的主題，每一個地點都能引起討論熱潮。
在單向街加盟之後，「藍色港灣」購物廣場，特地把書店所在那一條街改名為「左岸」。或者這是一個良好的願望，沙龍的左岸，理想的左岸，自由的左岸——而所謂公民社會，不也正是在這一個一個的「左岸」，厚積薄發？■
Thursday 28 October 2010
Tuesday 26 October 2010
一种解释学的路径 Review on Charles Taylor's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2007-12-13
现代社会科学的头号大问题就是现代性自身，这是查尔斯•泰勒在《现代社会的想象》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来的。泰勒对西方思想史的梳理可谓功力精湛，让人有目不暇接之感，尽管他谨慎地声称他关注的只是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与大多数社会学家不同，泰勒在此书中透露出的眼光是独到的，他并没有站在一种客观的立场描述西方社会的变迁，相反，他采取的是一种解释学的路径，通过人们观念的变化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实践形式的转变来描绘西方现代化的图景。
在这本书中，他追溯了现代西方“社会想象”发展的历程，以此来讨论现代性的问题。他考虑的是现代公民的思考框架中那些模糊而复杂的概念，他认为，正是这些概念在帮助他们理解和想象他们的社会以及他们面临的困境。根据泰勒的说法，现代社会想象的核心是从洛克和格劳秀斯的自然法理论中生发出来的道德秩序观念。泰勒在这本书里主要就是考察这种现代的道德秩序观是如何进入并转化社会的想象，从而直达存在者的核心的。因此他在书中展开了追溯社会想象的漫长之旅。他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三种现代社会的自我理解形式的发展，这些理解形式都反映了新的道德秩序（p.69）。这些形式的出现印证了这个“长征”中的重大步骤，泰勒在其描述中把它们与不同的文本相连。
但他绝不想把现代性当作一个同质的、连贯的现象。他把现代性称之为“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实践与制度形式（科学、技术、工业生产、都市化），新的生活方式（个人主义的、世俗化的、工具理性的），新的隐忧（异化、无意义、社会解体之危机感）的集合。”他还认为，随着社会以不同方式现代化，我们应该把现代性看成是复数的。但是，诸种现代性共享一些与自然法理论有关的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泰勒所说的“现代道德秩序”，它将社会看成是由个人组成的，他们为了互利（而不是为了国家）而存在。因此，日常的目标和人的需求超过了社会任何内在的“更高的”目标。自由和平等的权利与义务是现代道德秩序的核心价值。
在此“长征”过程中，这些激进的新观念逐渐扩展到其它领域。它们被应用于社会中越来越多的领域，而与之相关产生的后果也变得越来越紧迫。泰勒将其称之为一个“双重扩张”。到我们今天，社会想象已经完全被这种道德秩序改变了。甚至你不把它当作自明的和普遍的，都是困难的。当我们理解了泰勒讲的“社会想象”不仅仅是某种“背景理论”后，它的重要性就更明显了。它们已经完全与社会的和政治的实践交织在一起了。通过语境化和意义化，它们使社会实践变为可能。这种实践与想象之间的互动是：现成的实践得到了重新阐释，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而新的观念为新的实践打开了可能性。照泰勒看来，和平的社会变迁总是在现存的社会想象中有一定的基础，即使这个基础本身也在变化。所有这些观念与他更大的一个立场相吻合：即实践与理解的方式常常是不可分割的。
具体来谈他的“长征”故事，泰勒引进了一个诗学概念：“伟大的抽离”（the Great Disembedding）。它包括人们用现代个人主义来理解社会存在这种转变的方式。这个转变的种子早已撒在轴心宗教的崛起中，拉丁基督教的改革运动形成了这个伟大抽离的起点。宗教改革的意图一开始是道德的，后来它却走上了现代个人主义的道路（p.62）。这个抽身的过程就是我们熟知的祛魅。作为整体的社会与上帝的关系后退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体直面上帝。至于人类的繁荣，人类日常欲求的重要性不再被所谓更高的要求所质疑了。
在这三个新的社会形式中，泰勒首先讨论的是经济。经济行为被认为创造了个体之间的互利，尽管它是无意识的（“看不见的手”）。经济成为一个系统，有其自身的非人化法则，它独立于社会的政治领域。它被客体化为一种社会想象，并成为在政治领域外获取认同的首要社会生活形式。从此，非政治社会领域的可能性进入社会想象。接下来出现的是公共领域。它发展为在不同媒体和地点进行的讨论，这些讨论被看作一个大的辩论，其结果就是产生了“公共意见”。公共领域的新颖性部分在于它将公共意见看成是给予政治决策合法性的来源。它增强了权力来自于自由主体的一致同意的观点。同样新颖的还有公共领域的世俗性。对泰勒来说，“世俗化”并不主要指宗教的衰落，而是指安放现代社会的根基上超越性基础的缺乏。公共领域之所以是世俗的，是因为它并不依赖任何外在于行为者的东西来赋予其合法性。
泰勒说的第三种新的社会形式是人民主权。这个理念被带入了实践，并被用来重新阐释旧有的实践。因此，在世俗的年代一个新的集体能动性的形式诞生了。泰勒认为它是从平面而非垂直的方向上重新阐释社会：平等代替了等级制，通过小群体和社会网络进入社会的成员身份被直接进入社会、与国家直接联系的个人所取代。现在，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人民，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更容易被想象和激发起来（因为国家保护了人民的自由，国民身份成为一个重要的认同点）。权利概念被泰勒称为 “长征”中的第四个重要要素。关于权利的讨论应该被看成是保护非政治领域免于政治权力干涉的一种方式。
总的来说，泰勒重新考察了多重现代性的主体。他对西方现代化历程的追溯证明了一种社会想象如何被其特殊的历史语境所塑造。在这本书中，他关注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宗教在现代历史中的地位。他认为世俗性的现象与基督教的叙事紧密相连，正是这一点使得西方现代性有其独特的面貌。这个论断与韦伯不谋而合。
现代社会科学的头号大问题就是现代性自身，这是查尔斯•泰勒在《现代社会的想象》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来的。泰勒对西方思想史的梳理可谓功力精湛，让人有目不暇接之感，尽管他谨慎地声称他关注的只是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与大多数社会学家不同，泰勒在此书中透露出的眼光是独到的，他并没有站在一种客观的立场描述西方社会的变迁，相反，他采取的是一种解释学的路径，通过人们观念的变化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实践形式的转变来描绘西方现代化的图景。
在这本书中，他追溯了现代西方“社会想象”发展的历程，以此来讨论现代性的问题。他考虑的是现代公民的思考框架中那些模糊而复杂的概念，他认为，正是这些概念在帮助他们理解和想象他们的社会以及他们面临的困境。根据泰勒的说法，现代社会想象的核心是从洛克和格劳秀斯的自然法理论中生发出来的道德秩序观念。泰勒在这本书里主要就是考察这种现代的道德秩序观是如何进入并转化社会的想象，从而直达存在者的核心的。因此他在书中展开了追溯社会想象的漫长之旅。他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三种现代社会的自我理解形式的发展，这些理解形式都反映了新的道德秩序（p.69）。这些形式的出现印证了这个“长征”中的重大步骤，泰勒在其描述中把它们与不同的文本相连。
但他绝不想把现代性当作一个同质的、连贯的现象。他把现代性称之为“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实践与制度形式（科学、技术、工业生产、都市化），新的生活方式（个人主义的、世俗化的、工具理性的），新的隐忧（异化、无意义、社会解体之危机感）的集合。”他还认为，随着社会以不同方式现代化，我们应该把现代性看成是复数的。但是，诸种现代性共享一些与自然法理论有关的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泰勒所说的“现代道德秩序”，它将社会看成是由个人组成的，他们为了互利（而不是为了国家）而存在。因此，日常的目标和人的需求超过了社会任何内在的“更高的”目标。自由和平等的权利与义务是现代道德秩序的核心价值。
在此“长征”过程中，这些激进的新观念逐渐扩展到其它领域。它们被应用于社会中越来越多的领域，而与之相关产生的后果也变得越来越紧迫。泰勒将其称之为一个“双重扩张”。到我们今天，社会想象已经完全被这种道德秩序改变了。甚至你不把它当作自明的和普遍的，都是困难的。当我们理解了泰勒讲的“社会想象”不仅仅是某种“背景理论”后，它的重要性就更明显了。它们已经完全与社会的和政治的实践交织在一起了。通过语境化和意义化，它们使社会实践变为可能。这种实践与想象之间的互动是：现成的实践得到了重新阐释，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而新的观念为新的实践打开了可能性。照泰勒看来，和平的社会变迁总是在现存的社会想象中有一定的基础，即使这个基础本身也在变化。所有这些观念与他更大的一个立场相吻合：即实践与理解的方式常常是不可分割的。
具体来谈他的“长征”故事，泰勒引进了一个诗学概念：“伟大的抽离”（the Great Disembedding）。它包括人们用现代个人主义来理解社会存在这种转变的方式。这个转变的种子早已撒在轴心宗教的崛起中，拉丁基督教的改革运动形成了这个伟大抽离的起点。宗教改革的意图一开始是道德的，后来它却走上了现代个人主义的道路（p.62）。这个抽身的过程就是我们熟知的祛魅。作为整体的社会与上帝的关系后退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体直面上帝。至于人类的繁荣，人类日常欲求的重要性不再被所谓更高的要求所质疑了。
在这三个新的社会形式中，泰勒首先讨论的是经济。经济行为被认为创造了个体之间的互利，尽管它是无意识的（“看不见的手”）。经济成为一个系统，有其自身的非人化法则，它独立于社会的政治领域。它被客体化为一种社会想象，并成为在政治领域外获取认同的首要社会生活形式。从此，非政治社会领域的可能性进入社会想象。接下来出现的是公共领域。它发展为在不同媒体和地点进行的讨论，这些讨论被看作一个大的辩论，其结果就是产生了“公共意见”。公共领域的新颖性部分在于它将公共意见看成是给予政治决策合法性的来源。它增强了权力来自于自由主体的一致同意的观点。同样新颖的还有公共领域的世俗性。对泰勒来说，“世俗化”并不主要指宗教的衰落，而是指安放现代社会的根基上超越性基础的缺乏。公共领域之所以是世俗的，是因为它并不依赖任何外在于行为者的东西来赋予其合法性。
泰勒说的第三种新的社会形式是人民主权。这个理念被带入了实践，并被用来重新阐释旧有的实践。因此，在世俗的年代一个新的集体能动性的形式诞生了。泰勒认为它是从平面而非垂直的方向上重新阐释社会：平等代替了等级制，通过小群体和社会网络进入社会的成员身份被直接进入社会、与国家直接联系的个人所取代。现在，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人民，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更容易被想象和激发起来（因为国家保护了人民的自由，国民身份成为一个重要的认同点）。权利概念被泰勒称为 “长征”中的第四个重要要素。关于权利的讨论应该被看成是保护非政治领域免于政治权力干涉的一种方式。
总的来说，泰勒重新考察了多重现代性的主体。他对西方现代化历程的追溯证明了一种社会想象如何被其特殊的历史语境所塑造。在这本书中，他关注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宗教在现代历史中的地位。他认为世俗性的现象与基督教的叙事紧密相连，正是这一点使得西方现代性有其独特的面貌。这个论断与韦伯不谋而合。
Saturday 9 October 2010
開卷看世界﹕回憶就是抗爭——史景遷與張岱《陶庵夢憶》
【明報專訊】旅居德國期間，結識一台灣女子，天資聰穎，學問淵博，她贈我以書，教我師法古人之行誼，要我選一古人，為之考訂年譜，日夕比對古今做人處世之道，好使自己視野開闊，貫通古今，此所謂與古人神交之法。在春秋時代，先聖孔子以周公為師，朝思暮想，《論語．述而第七》曰﹕「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說﹕「我實在衰老太甚了，已經很久無夢見周公。」這是廣東歇後語「見周公——發夢或睡覺」的古老典故。
神交古人 開展視野
聰穎女子讀的是法政科，師法對象是大明萬曆朝的宰輔張居正。我呢，告訴她的是王夫之，頗令她景仰了我一回，實則我暗地選的是張岱，這個不敢告訴她，免遭她笑，就如我隱瞞她的許多事。王夫之與張岱，同是亡國之民，所謂遺民，前者剛烈深邃，後者風流蘊藉。假若她一朝揭發，我會說，王夫之與張岱一同歆慕，猶如同時喜歡子路與曾點，都是孔門之教，一體兩面而已。
張岱留名後世，靠的是《陶庵夢憶》、《西湖尋夢》一類的憶舊散文，《夜航船》是雜學，他生平的史學巨著《石匱書》則不傳於世（內容納入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張岱是散文家也是史學家，美國史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與張岱隔世相惜，為之編修傳記，爬梳學問，撰寫《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漢譯本，二〇〇九），哀悼一代中國文人妙思雅趣，在滿洲極權統治之後淪落。時至今日，張岱的明人雅趣，只能在日本和台灣傳承。
記錄末世 繁華雅趣
史景遷之書，綜合張岱散文記述，重組文人世家的生平。張岱是仕宦世家，家業豐厚，田產及房舍無數，除了讀書作文、吟風弄月之外，可以品茗烹泉，遊藝玩樂。家中有傳承三代之戲班，令張岱可以撫琴操曲，而且在曲文之中經歷世情及鍛煉文字。《陶庵夢憶》記敘張岱冬天狩獵，帶同家僕、車馬、姬妾、弓箭、糧食到郊外，野宿寺廟，五名姬妾穿上王昭君式樣的高貴毛裘，騎馬陪侍。獵後看戲，舒展筋骨，獲獵物則攜之到友人家烹煮，把酒度夜，這是明朝一個不算顯赫的江南世族的閒適生活。世族生活之華麗精緻，中國本來是有的，今日要遙望歐洲了。
張岱在崇禎時代度過青春，快意享樂，明亡之後，感懷前朝舊事，回憶詩酒友儕之殞命與江浙風華之傷逝，憤而著作，以記憶抵抗時代逆流。《陶庵夢憶》序曰，由於要將往事錄存，流傳後世，以著述留名，令張岱的意志有如高僧的舍利子，可以抵擋劫火﹕「則其名根一點，堅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猶燒之不失也。」不住燃燒的創作力竟令他得享八十高壽。
張岱愛煮茶，與三叔張炳芳切磋品鑑各地名茶名泉，尋求茶與泉之匹配。最得意之作，是取斑竹庵之禊泉，放置三日，去其石腥，以沸水注入寬口瓷甌，下茶葉及茉莉，待其冷，再衝以旋滾之沸湯，靜觀茶葉「有如百莖素蘭同雪濤並瀉」，叔侄將此茶稱為「蘭雪」。張岱又自養一牛，夜製奶酪，以蘭雪茶攙和，久煮之，香氣勝蘭，入口如雪腴霜膩，又以鶴觴、花露之酒蒸之。這些名稱，中國本有，今日也要到日本尋找。清初無疑是盛世，但士人委曲求存，失去氣魄，連帶風流也丟了。明朝比起宋朝，仍不算雅，《儒林外史》一開頭便嘆息洪武皇帝以八股取士之後，風雅大不如前。
史筆詩趣 文人相惜
張岱文筆，堪稱妙手。張岱通經史，家有戲班，能唱曲，而曲文又是雅俗共賞，故張岱之文，有史筆有詩趣，通俗易懂，如「湖心亭看雪」一文﹕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霧淞沆碭，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到亭上，有兩人鋪氈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見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飲。余強飲三大白而別，問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文中所記，不止雪景，而是人情。文人相惜，在明朝，連船家都感動。這就是中國丟失之事，是故，史景遷惜張岱，我惜張岱。
文 陳 雲
神交古人 開展視野
聰穎女子讀的是法政科，師法對象是大明萬曆朝的宰輔張居正。我呢，告訴她的是王夫之，頗令她景仰了我一回，實則我暗地選的是張岱，這個不敢告訴她，免遭她笑，就如我隱瞞她的許多事。王夫之與張岱，同是亡國之民，所謂遺民，前者剛烈深邃，後者風流蘊藉。假若她一朝揭發，我會說，王夫之與張岱一同歆慕，猶如同時喜歡子路與曾點，都是孔門之教，一體兩面而已。
張岱留名後世，靠的是《陶庵夢憶》、《西湖尋夢》一類的憶舊散文，《夜航船》是雜學，他生平的史學巨著《石匱書》則不傳於世（內容納入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張岱是散文家也是史學家，美國史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與張岱隔世相惜，為之編修傳記，爬梳學問，撰寫《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漢譯本，二〇〇九），哀悼一代中國文人妙思雅趣，在滿洲極權統治之後淪落。時至今日，張岱的明人雅趣，只能在日本和台灣傳承。
記錄末世 繁華雅趣
史景遷之書，綜合張岱散文記述，重組文人世家的生平。張岱是仕宦世家，家業豐厚，田產及房舍無數，除了讀書作文、吟風弄月之外，可以品茗烹泉，遊藝玩樂。家中有傳承三代之戲班，令張岱可以撫琴操曲，而且在曲文之中經歷世情及鍛煉文字。《陶庵夢憶》記敘張岱冬天狩獵，帶同家僕、車馬、姬妾、弓箭、糧食到郊外，野宿寺廟，五名姬妾穿上王昭君式樣的高貴毛裘，騎馬陪侍。獵後看戲，舒展筋骨，獲獵物則攜之到友人家烹煮，把酒度夜，這是明朝一個不算顯赫的江南世族的閒適生活。世族生活之華麗精緻，中國本來是有的，今日要遙望歐洲了。
張岱在崇禎時代度過青春，快意享樂，明亡之後，感懷前朝舊事，回憶詩酒友儕之殞命與江浙風華之傷逝，憤而著作，以記憶抵抗時代逆流。《陶庵夢憶》序曰，由於要將往事錄存，流傳後世，以著述留名，令張岱的意志有如高僧的舍利子，可以抵擋劫火﹕「則其名根一點，堅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猶燒之不失也。」不住燃燒的創作力竟令他得享八十高壽。
張岱愛煮茶，與三叔張炳芳切磋品鑑各地名茶名泉，尋求茶與泉之匹配。最得意之作，是取斑竹庵之禊泉，放置三日，去其石腥，以沸水注入寬口瓷甌，下茶葉及茉莉，待其冷，再衝以旋滾之沸湯，靜觀茶葉「有如百莖素蘭同雪濤並瀉」，叔侄將此茶稱為「蘭雪」。張岱又自養一牛，夜製奶酪，以蘭雪茶攙和，久煮之，香氣勝蘭，入口如雪腴霜膩，又以鶴觴、花露之酒蒸之。這些名稱，中國本有，今日也要到日本尋找。清初無疑是盛世，但士人委曲求存，失去氣魄，連帶風流也丟了。明朝比起宋朝，仍不算雅，《儒林外史》一開頭便嘆息洪武皇帝以八股取士之後，風雅大不如前。
史筆詩趣 文人相惜
張岱文筆，堪稱妙手。張岱通經史，家有戲班，能唱曲，而曲文又是雅俗共賞，故張岱之文，有史筆有詩趣，通俗易懂，如「湖心亭看雪」一文﹕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霧淞沆碭，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到亭上，有兩人鋪氈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見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飲。余強飲三大白而別，問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文中所記，不止雪景，而是人情。文人相惜，在明朝，連船家都感動。這就是中國丟失之事，是故，史景遷惜張岱，我惜張岱。
文 陳 雲
Wednesday 6 October 2010
八十後文藝青年」突襲藝發局之後的文化戰場
（本文上半部刋於《明報》2010年10月5日、6月「世紀版」）by Ma Kwokming
由於三位「八十後文藝青年」高姿態參加新一屆的藝術發展局委員選舉，早被主流媒體遺忘的藝術發展局選舉總算再次得到有限的關注和報導。三位「八十後文藝青年」的行動不但在本地文化藝術圈裡引起廣泛的討論，而且重新把香港文化藝術發展的弊端放進議程。文化創意產業是曾蔭權班子的六大產業之一，曾蔭權班子又準備動用200億公帑打造西九龍文化中心。既然如此重視文化藝術，藝術發展局的角色原應十分吃重；尤其是藝發局是唯一擁有民選委員的法定機構。藝發局的民選委員來自十個藝術範疇，可以說網羅了香港文化藝術圈的專家。但一個這麼有代表性的文化藝術機構每年的經費卻只有一億，還不及西九那三個設計模型的設計費。三位「八十後文藝青年」宣佈參選後的第一個行動是到藝發局派錢，諷刺藝發局這些年來只能得到康文署手指罅漏出餅碎般的經費之餘，卻只是一味在「分餅碎」的問題上糾纏，完全忽略文化藝術政策的倡議，徒具藝術發展的虛名。三位「八十後文藝青年」又以「突襲」這一字眼形容參選的舉動，實在非常貼切。在香港，文化藝術的討論一向不入流，報章的版面偶然會出現一、兩篇文章；但不過是零零碎碎的觀感，從未形成系統的深入探討，電子媒體的文化藝術節目更是聊備一格而已。這樣說不等如說香港沒有文化，又或者是文化沙漠等陳腔濫調。香港當然有文化，即使是沙漠也有其獨特的文化。香港缺乏的是關於文化，尤其是香港獨特的本土文化的討論。藝發局選舉的藝術範疇代表中有藝術評論的範疇，這一屆卻首次出現沒有候選人的情況。恰好象徵了香港有各種豐富的文化藝術，卻缺乏相關的評論。文化藝術政策的倡議必須建基於扎實的評論，香港一向缺乏文化藝術評論，即使新一屆的藝術發展局發憤圖強，要倡議文化藝術政策也會感到老鼠拉龜，無從入手。三位「八十後文藝青年」的參選宣言強調藝發局政策倡議的角色，正好一針見血，指出藝發局這一具備民意基礎和專業知識的法定機構一直被官僚和對文化藝術外行的民政局箝制。三位「八十後文藝青年」要突襲的是香港的文化藝術資源一直牢牢操控在官僚控制的康文署，而不是有民意基礎和專業知識的藝發局，突襲的是這種資源錯配的局面。
突襲之後卻是漫長的戰事，三位參選的「八十後文藝青年」中，出選藝術教育的蔡芷筠以十票之差撃敗對手。面對漫長的戰事，所有關心文化藝術發展的人都不能置身事外。藝發局要發揮倡議文化藝術政策的角色，必須由評論開始。但評論恰恰是香港文化藝術發展最弱的一環，連藝發局的一些專家也會患上評論閉塞的症候，去年便有一事例足以說明。在香港，辦文學雜誌一向是一門吃力不討好的蝕本生意。十多二十年前盛行一種講法：要害一個人，只要聳踴他創辦文學雜誌就是了。自從藝術發展成立後，香港絕大多數的文學雜誌都是因為獲得藝術發展局撥款才能得以出版，撥款一旦停止或大幅削減，雜誌便要停辦。雖然藝發展局仍然繼續接受創辦雜誌的申請，但卻同時要求雜誌方面努力開拓市場，盡快做到自負盈虧。一本文學雜誌獲得撥款兩、三年後便要面對停辦或削減撥款的危機。《字花》是數年前由一群年青人創辦的文學雜誌，雜誌面世時令人眼前一亮，大獲好評。之後數年《字花》一直得到藝發局的支持，先後創了多個香港文學雜誌的記錄。去年《字花》再次申請支助時，卻被大幅削減支助，《字花》後來發表了公開信，質疑有關決定。信中透露在申請過程中，負責評審的委員要求《字花》的編輯們解釋《字花》的文學性，在公開信中《字花》形容這要求是強人所難。文學性是甚麼一回事？要求《字花》編輯解釋《字花》的文學性的評審員自己能否解釋文學的文學性是甚麼？
文學的文學性(literariness)或文學效果(literary effects)其實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歐洲興起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套見解。文學的文學性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探討焦點，當中形成的見解更成了一整套文學理論。這套理論認為文學其實是一種社會體制，它的作用在於生產一些人們認為是文學的產品。換言之，文學是一種社會生產，文學作品不但由個別作家生產，而且是由文學這種社會體制生產出來。個別作家生產的只是一部部作品，但甲作家的作品是文學作品，乙、丙、丁等作家的作品卻不是的因由不在於作家的個人才華，而在於文學這種社會體制認定只有甲作家的作品才具文學特質或文學性，其他作家的作品則沒有。所謂文學性是由社會體制生產出來的。這套文學理論否定「天才論」背後的唯心主義，文學是社會生產的想法符合唯物主義思想之餘，卻有別於官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學反映論（跟十九世紀歐洲的寫實主義不盡相同）。文學根本毋須反映任何事物，因為文學是特定的社會體制自行生產出來的。當然這套見解只是一家之言，是在亞爾杜塞(Althusser)的科學馬克思主義影響下衍生的。當亞爾杜塞的科學馬克思主義受到質疑後，這套見解也很少被提及。無論如何文學的文學性是十分複雜的問題，恰好是文學評論或文學理論要處理的重大問題，絕對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釋。那位要求《字花》編輯解釋雜誌的文學性的審批員不但強人所難，而且自曝其短，只有完全不明白問題如何複雜的人才會問這種不可能回答的問題。提出這個問題無疑是逼人家接受亞爾杜塞學派的文學理論；諷刺的是負責評審的委員最後以《字花》的文學性是所有申請資助的文學雜誌中最低為理由，大幅削減資助，恰恰印證了文學和文學性不過是特定和不公平的社會體制生產的。
不過那些自曝其短的審批員其實值得同情，在香港這種評論缺席的文化氣氛底下，文化界中相信不少人會犯上同樣的錯誤。評論是一門艱深的學問，不能隨隨便便對待。巴爾扎克的長篇小說Lost Illusion敘述法國鄉間一名青年，有感留在鄉間沒有出路，在家人支持下決定到巴黎闖蕩。這名青年卻不是一心想著到巴黎碰運氣，他的家人早已為他聯絡了一群青年跟他們一起生活，每天刻苦地研習。鄉間青年抵達巴黎後過的是波希米亞式的生活，他跟其他同是過著波希米亞式生活的青年每天努力研習，為的是能寫出一些獲巴黎報刋刋登的評論；藉著發表評論而受到注意，甚至揚名立萬。小說中巴爾扎克特別為鄉間青年撰寫了一篇終能在報章刋登的劇評，但當青年嶄露頭角之際，鄉間家裡卻出了事，青年被逼放棄計劃返回鄉間。放在香港， Lost Illusion的故事情節實屬匪夷所思。原來寫評論足以讓寂寂無名的鄉間青年在巴黎這個大都會受到注意，甚至揚名立萬。香港報章的評論僅限於時事評論，報章裡個別專欄偶然會寫點影評、劇評或樂評。但專欄的小格子是早已成名的文人或專業人士專用的園地，而且只能容納五、六百字的文章。如此短小的評論根本不須要事先從事嚴肅認真的研習，通常只是某某名人的觀後感而已。在香港藝術評論雖不至於完全缺席，但對本地的藝術發展卻似乎可有可無。評論匱乏可以說是香港文化藝術發展的貧血症，藝術創作不是憑空的；藝術家們喜歡聚在一起互相交流、砥礪和汲取經驗。評論恰好發揮這種重要的作用，德國思想家班雅的博士論文”The Concept of Criticism in German Romanticism”指出德國浪漫主義詩人們認為評論其實是無窮無盡的連繫，評論某藝術作品或某演出，必定會把作品或演出放於作品或演出時的社會脈絡中，亦即是把作品和社會連繫一起。評論其實是作品的後世(afterlife)，任何藝術作品都必定有其後世，人們對待藝術品的態度必定包括它的後世。論影響作品的後世往往比作品本身更重要，相信很多人都不曾讀過十九世紀法國詩人波特萊爾的詩，但卻很可能知道他是歷史上最著名的都市閒逛者 (flaneur)。都市閒逛者是波特萊爾詩作的後世，審理街頭藝人蘇春就阻街一案的裁判官引用都市閒逛者說明街道並非只有作為通道的單一功能。評論是無窮無盡的連繫，發揮的作用無從估計。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的成名作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最能說明評論發揮的作用簡直是超乎想像。他在書裡首先指出公眾領域向來是當權者投射權力或宣示主權的場域，即是說長久以來，公眾領域不但由當權者界定（像警察劃定示威區），壓根兒是當權者耀武揚威或刻意歌舞昇平的場域。像國慶閱兵便屬前者，舉辦奧運和世博則屬後者。但歐洲社會在17、18之間卻形成了不是當權者一手策劃的布爾喬亞公眾領域，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握要分析這種布爾喬亞公眾領域的特質和形成的歷史脈絡後，著重探討在20世紀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興起之後，百多年前形成的布爾喬亞公眾領域在結構上起了甚麼變化。哈伯瑪斯是亞當諾(Adorno)和霍克曼(Horkheimer) 的學生，二人恰好是文化工業一詞的創始者，也是文化工業的批判者。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對文化工業的分析自然師承自亞當諾和霍克曼。哈伯瑪斯後來對二人有所批評（在西方，學生批評老師是等閒事，中國傳統文化則認為是「欺師滅祖」，或許香港的世代之爭就是不中不西、唔湯唔水的產品），有關文化工業興起後，布爾喬亞的公眾領域如何轉變的分析亦有所改變。但對於布爾喬亞公眾領域的特質和形成的歷史脈絡，哈伯瑪斯的觀點則不曾改變，明白當中的歷史脈絡便能知道評論的威力，對「八十後文藝青年」突襲藝發局之後如何面對漫長的戰爭甚有啟發。
根據哈伯瑪斯的分析，歐洲在17、18世紀形成的布爾喬亞公眾領域源自一些文學沙龍的活動。沙龍一詞也許出自法文salon的音譯，salon即客廳；客廳和文學、文化和藝術（如攝影沙龍）連上密切的關係源自17、18世紀歐洲的貴族文化。當時正值啟蒙思想發端，貴族之間要突顯自己除了盡力親近皇帝之外，可以在自己家裡的客廳舉辦文化聚會。啟蒙思想家之中，伏爾泰的聲名最高，是貴族們競相邀請的人物。有他出席的聚會便也能吸引各方名人雅士參與，主人家亦因而與有榮焉，文化和權力通常不能分開。17、18世紀也是布爾喬亞作為一個階級登上歷史舞台的時候，雖然布爾喬亞是上升的階級，但社會地位卻無法跟貴族階層匹敵，尤其是布爾喬亞缺乏貴族階層經過多年而建立的社交圈子和社交活動。不過他們很快便懂得照辦煮碗，仿傚貴族舉辦文化沙龍，地點則改為咖啡廳。布爾喬亞在咖啡廳舉辦的文化沙龍不會有伏爾泰這種級數的人物作號召，但比起貴族舉辦的卻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布爾喬亞作為一個階級大都喜愛閱讀小說，小說專門探討自我(self)。布爾喬亞是新興的階級，努力擺脫貴族所代表的門弟和身份觀念，獨立自主的自我恰好是抗衡貴族的身份和門弟。另一方面，獨立自主的自我其實是無依無靠，獨自生存的個體。自我的觀念一方面有助擺脫貴族身份門弟的掣肘，另一方面卻置人於一種無依無靠，獨自生存的狀況。小說除了專門探討自我，更是唯一依靠讀者獨自閱讀的文學體裁，恰好是布爾喬亞境況的寫照，自然成了布爾喬亞最喜愛的讀物。布爾喬亞在咖啡廳舉辦的文學沙龍主要環繞個別當時得令的小說讀本，避免曲高和寡之餘，卻又不至言而無物。既然小說專門探討自我，討論小說作品的文學沙龍便也是探討自我的文化沙龍。既普及，亦深入，布爾喬亞的文學沙龍亦因而蔚而成風，遍及英、法、德等地。哈伯瑪斯更認為這些在咖啡館舉行的文學沙龍不但是後來布爾喬亞公眾領域的雛型，在不少方面更是後者的藍本。在咖啡館舉行文學沙龍必定向公眾開放，原則上任何人都能參與。由於討論的不過是當時得令的小說，小說探討的又是人人關心的自我，討論不涉及個別人士的具體利益，參與者不會有既定立場。由於只不過是討論小說，不是甚麼深奧難明的問題，不須要專家，更不用論資排輩。在參與者無輩份之分，又沒有既定立場，最有說服力的見解便也是最為人接納的見解。這些都是後來形成的布爾喬亞公眾領域的特質和可貴之處，這也是評論的終極作用。
「八十後文藝青年」突襲藝發局之後，絕對要面對評論貧血的問題。既然建制的人物不知評論為何物，「八十後文藝青年」和所有關心香港文化藝術發展的人大可昂首闊步，長驅直入，進佔評論的無人之境。「八十後文藝青年」這一名稱非常有創意，簡直是神來之筆(a stroke of genius)。由「中國學生週報」的年代開始，文藝青年是一群起碼在口頭上得到稱許的群體。事實上，香港的文藝青年曾組成文社或詩社，舉辦寫作坊、文學奬等活動和辦刋物，「中國學生週報」可以說是香港文藝青年有史以來最輝煌的成就。「八十後文藝青年」必須超越前人，但卻不可能仰仗藝發局雞碎咁多的撥款辦一份比「中國學生週報」更出色的刋物。不過有一條天體物理學所說的蟲洞(wormhole)，讓「八十後文藝青年」穿越時空到達一個寬廣的評論新天地。「八十後文藝青年」可以效法17、18世紀布爾喬亞舉辦的文學沙龍，最初只須五、六人相約讀某本小說，然後找一個可以讓人舒舒服服討論一個下午或一個晚上的地方。討論的課題當然是相約讀過的小說，而討論必須公開，歡迎任何感興趣的人參加。值得閱讀和討論的小說當然多不勝數（因此有用不盡的彈藥），但正值「地產霸權」、「仇富」和「富豪（地獄或天堂式）捐獻」等社會議題不斷湧現的時候，最值得「八十後文藝青年」閱讀和討論的是Thomas Mann剛滿二十歲時便開始著手寫的成名作 Buddenbrooks（1901年出版）。
這是寫德國一個商人家族史的小說，Thomas Mann憑此書而奪得1929年的諾貝爾文學奬。小說由白手興家的富豪第一代隆重慶祝生辰開始，帶出家族的顯赫地位和老布登士的過人成就。小說最令人難忘的是寫繼承父業的布登士先生不但不是敗壞家財的二世祖，而是個為人正直、熱心公益、信守承諾的人。他還獲選為市議會的議員，他有兩名兒子和一名女兒；老布登士在世時最痛惜唯一的孫女。布登士先生不僅能守業，還成功增加了家族的財產；但他卻拘泥於門弟之見，犠牲了女兒的幸福。布爾喬亞曾努力打破身份和門弟的觀念，但當他們取代了貴族原有的地位後，同樣墮入身份和門弟的枷鎖中。在故事中Thomas Mann卻沒有刻意帶出布爾喬亞言種以貴族的枷鎖套在自己身上的做法，反而加強了故事情節的震撼。到了家族的第三代，做哥哥的繼承父業之餘亦同樣獲選當市議員。做弟弟的則行為較乖辟。表面上，家族的威望絲毫沒有減少，但小說描寫持家的湯瑪士布登士漸漸感到自己不過虛有其表而已，他又不齒同行裡的暴發戶那種狠毒的經營手法。讀這本小說是賞心樂事，文評家們更推許小說的德文為範文；但對「八十後文藝青年」來說，最大的意義是讓香港的富豪們知道他們的下場已掌握在「八十後文藝青年」的手掌中。如果著名文化人陳雲一篇文章便足以刺痛能呼風喚雨的地產豪強，「八十後文藝青年」持之以恆的閱讀和公開討論更能讓他們知道作為一個階級，香港地產富豪們的咀臉完全掌握在「八十後文藝青年」手裡。歐洲的商人曾經是有份改革社會的布爾喬亞，這一歷史淵源令個別商人（如湯瑪士布登士）能夠自覺自己的不足。香港的富豪們以前是英國殖民者的合作伙伴，現在則是北京的合夥人。雖然Thomas Mann的 Buddenbrooks不是一面照妖鏡，但卻足以讓「八十後文藝青年」明白香港的地產豪強恰好就是湯瑪士布登士不齒的暴發戶。青年人批評地產霸權被建制派人物說成是「仇富」，連獲得諾貝爾奬的文學作品也批評地產霸權，建制派的人還可以說三道四麼？文學是一種社會體制，由於香港社會一向忽略評論，連熱愛文學的人也未必明白文學這種社會體制的妙處，「純文學」的觀念便是個好例子。「八十後文藝青年」正好乘虛而入，效法當年的布爾喬亞建立文化沙龍，佔據文學的陣地。「八十後文藝青年」也是「反高鐵」和「反特權」青年，閱讀文學作品然後公開討論不正是主流社會強調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嗎？建制派的人物還能胡說八道，說青年人激進、譟動和不安嗎？在香港寫評論無法讓青年人闖出名堂，但一群青年定期聚在一起，公開討論文學作品卻足以像17、18世紀的布爾喬亞文化沙龍一般發揮超乎想像的威力！
「八十後文藝青年」的文化戰場
哈伯瑪斯形容17、 18世紀的布爾喬亞公眾領域在性質上是個別人士聚在一起而形成公眾(private persons coming together as a public)，其重要性首先在於它並非統治者一手策劃，彰顯威勢或理順統治（如諮詢會）的公眾領域，而是由個別人士聚攏一起形成的。布爾喬亞的公眾領域打破了統治者對公眾領域的壟斷，統治者一向壟斷了公眾領域，因此政府建築物屬公眾擁有，但卻不一定向公眾開放。開放與否由統治者決定，即使開放也必定會諸多規管限制。中聯辦附近的街道不也是公眾地方嗎？但在警方諸多規管限制，隨時架設鐵馬阻街的情況下，已成了「生人勿近」的地域。青年人與其在這一帶公眾意涵已被榨取得一乾二淨的地方虛耗生命，不如改變策略，另起爐灶，自己建立具備真正意涵的公眾領域。布爾喬亞的公眾領域不過是十多人圍攏一起討論（咖啡館不會很大），卻足以一舉打破當權者對公眾領域的壟斷。當中的玄機在於這些公開聚會一方面有別於政府舉辦的諮詢會，是認真的討論；另一方面亦不像立法會或「城市論壇」的討論。前者只限於議員和官員發言，後者亦必定設有嘉賓講者；但最大的分別是在立法會或在「城市論壇」發言的早已有其既定立場（尤其是代表政府的），發言不過是重複既有立場而已。布爾喬亞的公眾領域完全公開，即使實際參與的必定是達到某教育程度的人士。最重要的是參與者不會有既定立場，又不分專家與否，不會論資排輩，最有說服力的見解便也是最為人接納的見解(The best argument won)。布爾喬亞公眾領域的特質和可貴之處在於展示一種由當權一手策劃的公眾領域裡不可能出現的公眾性(publicity)。在香港這種商業主導的社會裡publicity一詞不過是指宣傳，public relation則是指公關，公眾(public)淪為被操控和被愚弄的對象。布爾喬亞公眾領域展示的公眾性則是一種沒有壓制底下的公共理性，一種既不會依恃權威，也不涉及個人利益的公共理性。這種難得一見的理性達到的結論自會有其令人折服的無比威力，但更重要的是展現這種理性的過程成了公眾性 (publicity)的真正意涵。
「八十後文藝青年」突襲藝發局之後，絕對有條件效法17、18世紀布爾喬亞建立的文學沙龍，組織公開的文學沙龍，討論大家讀過的小說。除了Thomas Mann的Buddenbrooks，值得青年人讀而青年人又會感興趣的小說作品很多、很多，在選擇作品方面，青年人真的像某些人所說被竉壞了(spoiled for choice)。或許可以發揮創意，一次過拿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Notes from Underground)和歌德的《少年懷特的煩惱》(Sorrows of Young Werther)這兩部同是以第一人稱而寫成的作品一起讀。前者當然是一部十分灰暗的作品，故事主人公是個低級公務員，經常被上師「點來點去」，不但感到完全沒有尊嚴，壓根兒感到自己並不存在。他一心要在一個星期日的日子裡走到聖彼得斯堡的大街，趁著某位官階甚高的軍官走近時，乘機向軍官鬆踭，宣示自己的存在（班雅明說波特萊爾這位史上最著名的都市閒逛者在巴黎街頭閒逛時，非常注意和群眾保持鬆踭的距離”to keep his elbow room in the city crowd”）。通篇《地下室手記》就是這位質疑自己是否存在的低級公務員的獨白，但也是對不公平的社會、壓逼人民的社會的控訴。最重要的是這位被壓逼，生存狀況如同處於地下室的人沒有放棄反抗，即使他的反抗近乎阿Q，但也足以表達他宣示自己存在，確立他作為獨立自主的個體。「八十後」無論作為社會上一個新名詞，或作為一群關心社會、積極參與社運的群體恰恰也是香港的年輕人宣示自己的存在，更貼切一點說，是宣示一種有別於主流社會價值觀的存在。不過在論述的層面，在社會的話語權牢牢掌握在建制勢力的情況下，「八十後」的宣示作用便有如《地下室手記》的主人公那麼微弱。從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的運動以來，主流社會便以各種不同名稱來規限年青人的生存。如「後物質」、「等上位」或「無得上位」、「等上車」、「世代戰爭」等。「反高鐵」一役，先有曾蔭權要年輕人反省，緊接著是呂大樂在《信報》發表文章，指責年輕人超出「和平、理性」抗爭的範圍。連一副笑容可掬、和藹可親的張炳良校長也剛發表了偉論，要年輕人顧及後代。全是教訓的口吻，完全不當年輕人也是獨立自主的個體。在這種情況下，「八十後文藝青年」突襲藝發局之後，效法17、18世紀布爾喬亞建立的文學沙龍，組織公開的文學沙龍，討論大家讀過的小說。此舉完全有別於部份年輕人早已默默進行的讀書組，後者不過是巴爾扎克小說裡那些刻苦研習，過著波希米亞式生活的青年。效法17、18世紀布爾喬亞建立的文學沙龍，組織公開的文學沙龍，發揮的效果超乎想像，歌德的《少年懷特的煩惱》有助說明。
歌德的《少年懷特的煩惱》寫懷春少年受情困而自殺身亡，跟《地下室手記》相比，如果前者有任何指控，也必定是針對年輕人而發。不過《少年懷特的煩惱》雖然寫少年受情困而自殺，但小說一點也不灰暗，反而有一種不能掩蓋的光芒。換轉是今日香港，遇著少年或少女受情困而自殺，主流社會不是一片惋惜，便是慨嘆年輕人少不經事、意志薄弱、不負責任等等。某某學者、專家則會提供意見，要如何輔導年輕人；政府官員也必定會說一番得體的說話，安定人心。《少年懷特的煩惱》這部寫懷春少年受情困而自殺身亡的小說卻是德國在1760至1780間盛行的文學和藝術思潮Storm and Stress的鼻祖。這股思潮強調凡事率性而為，盡情表達個性。少年是詩人，他對身邊的事物頗多不滿。他鍾情的少女是家中的長女，母親已逝，她要負責照顧多名年幼的弟妹。年輕詩人有一次見到少女帶著弟妹們嬉戲，少女對弟妹們處處小心維護。年輕詩人深受感動，亦深深被吸引，眼前所見的是他有生以來最美麗的。少年認識少女時，她的父親為了解決家庭的經濟問題，已把她許配給一位殷實商人。在形式上，《少年懷特的煩惱》是少年詩人寫了一系列寫給少年一位朋友的信件，信中訴說少年的遭遇和感受。少年早知自己的感情會落空，他最後自殺不是因為他感到有如晴天霹靂，受不了；也不是因為他替少女不值。少女甘願接受父親的安排，少年甚至結識了少女的未婚夫，跟少女保持正常的社交來往。在《少年懷特的煩惱》這個故事裡，少年自殺的行為並不是少不經事、意志薄弱或一事衝動。相反，是深思熟慮、表現個性和負責任的行為。雖然《少年懷特的煩惱》不像《地下室手記》那樣直接控訴社會的不公，但在字裡行間卻經常出現少年詩人對社會現況的不滿，他對社會的不滿更凸出少女的高貴。《地下室手記》的主人公是位憤世疾俗的人，但他確是被欺壓的人，讀《地下室手記》只嫌主人公不能作出更有力的反抗。《少年懷特的煩惱》寫的是多愁善感的少年詩人，為了向自己一段無法滿全的感情負責而自殺。出色的文學作品必定是顛覆的作品，在歐洲18世紀將末的年代，《少年懷特的煩惱》和由之而出現的文學藝術思潮顛覆的是啟蒙思想高舉理性的做法。放在今日香港，《少年懷特的煩惱》顛覆的是主流社會那種粗疏和單一的思維模式。自殺的行為無人願見，當然不應鼓勵；但遇著有人自殺，而當事人又是青少年時，香港主流社會只會有A、B或C的標準反應。《少年懷特的煩惱》顛覆的恰恰是這種「指定動作」般的事態反應模式。
「八十後文藝青年」突襲藝發局之後，組織公開的文學沙龍，討論大家讀過的小說。表面上，絕對符合主流社會要求「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準則，但骨子裡卻是極之顛覆的。在放煙花多過放炮仗，辦完東亞運又要辦亞運的社會裡，歌舞昇平是地產霸權當道，貧富縣殊不斷惡化的情況下的麻醉劑。出色的文學作品令人看到歌舞昇平也無法掩飾的種種問題，十九世紀法國的寫實主義小說便出色地捕捉了十九世紀布爾喬亞階層的面貎。尤其是福樓拜的兩部小說《包法利夫人》和《感情教育》，深刻地刻劃了在法國大革命中坐大的新興階級——布爾喬亞——取代昔日的貴族階層成了社會主流後的嘴臉。這個階級原是改革社會的新興力量，但法國大革命之後，布爾喬亞成了建制的成員。他們口裡當然唸著自由、平等、博愛等理念；但這群人的精神面貎卻是庸俗不堪。像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寫的是法國小鎮裡一名商人的妻子。小說寫她一方面不甘於小鎮的平淡生活，另一方面又不願放棄自己那種總算是安穩的生活，於是想盡辦法在平淡的生活中平添某些刺激的因素，例如是背著丈夫另結新歡。《感情教育》則寫一對好朋友的風流韻事，故事最經典的一幕是這對好朋友多年後重逢，彼此回憶當年。最令二人回味的竟然是當年某日二人同一時間出現在妓院裡，手裡同時拿著一束鮮花，準備獻給妓女。當時二人相顧失笑，多年後二人相遇，異口同聲說在妓院相遇的一刻就是二人生命中最幸福快樂的一刻。班雅明在〈說故事的人〉一文中，特別提及這一幕，他說任何寫小說的人，寫到這裡必須擱筆，不可能再寫下去了。事情荒誕透頂，不可能言說；但這恰恰是成了建制派的布爾喬亞的精神面貎。19世紀的布爾喬亞可以說是現代中產階級的老祖宗，歐洲的布爾喬亞起碼有其光輝歲月，但中產階級則是沒有歷史脈絡可言的建構，難為香港經常有人高舉中產價值。香港的商賈階層從來是阻礙社會改革的頑固力量，至於中產階級由於根本沒有一條清晰的歷史脈絡作為參考，要捕捉他們的精神面貎一點也不容易。但小說卻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價值，如上文所言，作為一個階級，歐洲的布爾喬亞喜歡閱讀小說。在香港，戰後嬰兒潮一代中成功上位的絕大多數是小說盲。年過半百而又大學畢業的人，頂多看過金庸、古龍。教院校長，也是行會成員的張炳良剛發表偉論，要八十後多讀書，教院的同學不妨問張校長讀過多少部小說。香港的教育制度絕不鼓勵學生閱讀小說，學校掛名鼓勵閱讀，但卻要求學生寫讀書報告，所謂鼓勵閱讀不過是另一種功課而已。香港社會閱讀風氣薄弱不是秘密，文學雜誌難以立足已是清楚不過的說明。書店裡最暢銷的書籍不外是金融、旅遊、飲食和命理、風水等。小說卻不一定入流，偶然出現《哈里波特》般風靡全球的流行小說時，才能在香港成為暢銷書。歐洲17、18世紀的布爾喬亞須要打破貴族階層的身份和門弟觀念，專門探索自我的小說成了布爾喬亞凸出獨立自主的個體以之抗衡的重要武器。香港的商賈階層既不是歐洲的貴族，也不是布爾喬亞；至於所中產階級更是血肉模糊，小說不入流是因為香港的商賈階層以至所謂中產階級都沒有建立獨立自主的逼切須要。對「八十後文藝青年」而言，面對主流社會對「八十後」的種種訓斥、輕視、醜化和詆毀，效法17、18世紀的布爾喬亞，推動以小說為主打的文學沙龍，重新確立獨立自主的自我，不但直接進佔文學陣地，而且在文化上凸顯年輕人先天上的優越。
張炳良說20歲的大學生思想不成熟，但四十歲之前未讀過《少年懷特的煩惱》的人不可能欣賞故事表達的情懷。四十歲之前未讀過《地下室手記》的人必定是一些遁規蹈矩，對上師唯命是從的人。這些人接受不公平的遊戲規則之餘，只希望自己屬有著數的一方。即使這些人學歷再高，也讀不了《地下室手記》，揭一、兩頁便會放低書本。年輕人的優越在於還不至完全接受主流社會各種虛偽、犬儒、庸俗和反智的作風，出色的文學作品恰好顛覆主流社會的價值。香港戰後嬰兒潮一代中成功上位的絕大多數是小說盲，他們全是建制的受益者（張炳良便是現成人辦），心態上只會抗拒顛覆主流價值的文學作品，他們是小說盲是正常的。相反，對年輕人而言，小說提供取之不盡的文化資源，顛覆主流社會的價值。總而言之，值得「八十後文藝青年」閱讀和討論的小說多不勝數，單是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便有 90部（有長篇、中篇和短篇）之多，還有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卡夫卡的經典作品。小說提供的彈藥取之不盡，不愁沒有話題之餘，更能讓「八十後文藝青年」佔據了文學的陣地。這個陣地既是高度顛覆，也是十分安全，因為主流社會絕對不可以說三道四。更妙的是文學這個陣地是建制人物無法進入的，當然年青人當中也會有人感到《地下室手記》太沉重，承受不了，更遑論杜斯妥也夫斯那四大部長篇小說 ，又或者是卡夫卡的《審判》和《古堡》！或許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卡夫卡要留到討論展開後，大家感到閱讀小說的樂趣才著手。閱讀是樂趣，不是苦差，八十後的社運抗爭強調快樂抗爭，更何況是「八十後文藝青年」的文學沙龍。毋須擔心，選擇多多，可以讀馬圭斯的短篇小說Chronicle of a Death Foretold，享受作者的魔幻敘事。又或者讀美國19世紀作家L. Frank Baum的The Wizard of Oz（中譯《綠野仙踪》），這是一個清新可喜的近代童話，故事卻對成年人社會頗多批評（連童話也可以十分顛覆的）。故事說被龍捲風吹到巫師世界的小女孩為了要早日返回家中而專誠造訪大名鼎鼎的奧城巫師。誰知這位巫師是個呃神騙鬼的騙子而已，但最要不得的是他為了要除去西方女巫這位心腹大患，竟然欺騙小女孩，要她冒險替他除去西方女巫才教她怎樣回家。
The Wizard of Oz引人入勝的元素不是巫術大比拚之類的情節，也不是巫師世界的不可思議，而是一個被龍捲風吹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域的小女孩如何毫不畏懼，務必要找到方法返回家中。故事寫這位勇敢的女孩在路上遇到稻草人、鍚樵夫和一頭比羊還要馴和的獅子，再加上跟女孩一起被龍捲風吹走的小狗，女孩和她的同伴找到奧城的巫師之餘，更加除去邪惡的西方女巫。故事引人入勝之處恰好在於描寫女孩和同伴之間彼此扶持，真誠相待，絲毫沒有成年人之間經常出現的猜忌，最後克服重重困難。故事的高潮是女孩和她的同伴落入西方女巫的魔掌中，稻草人和鍚樵夫被殘害，獅子和女孩則被奴役。女孩眼見同伴被害，義憤填膺，隨手拿起地上的一桶用來抹地的水，潑到西方女巫身上。原來西方女巫沾水即融，或許有人會認為這個結局未免牽強，但童話最重要的元素在於刻劃赤子之心的孩童們如何跟大自然聯手（水是大自的恩物），戰勝陰險凶惡的成年人世界。像〈糖果屋〉這個故事，被後母遺棄在森林中的兄妹，憑著勇敢和機智，兄妹二人合力制服準備把二人吃掉的女巫後，得到飛鳥們（大自然的力量）的相助，引領二人回家。童話故事的元素是赤子之心的孩童們跟大自然聯手，戰勝邪惡勢力。邪惡勢力卻必然來自成年人的世界，童話故事因而必定包含批判成年人世界的元素。中國文化尊崇大家長，事事論資排輩，像〈孔融讓梨〉這故事便無非是宣傳一套「長長幼有序」的規條；又有所謂「以下犯上」的罪名，童話故事一樣十分顛覆。「八十後文藝青年」又可以讀海明威的For Whom Does the Bell Toll（中譯 《戰地鐘聲》不但未有譯出原本名稱的意思，更因而未能表達小說的深刻寓意），小說寫一名美國志願軍奉命到西班牙協助共和軍炸毁橋樑阻止獨裁者佛朗哥的軍隊推進。西班牙內戰是獨裁和民主共和（稱得上共和國必須實行民主）對決，獨裁一方得到希特勒全力支持，蘇聯則口頭上支持共和一方。英、美、法等國則因為蘇聯的緣故而袖手旁觀，三國的左翼人士唯有自行組織志願軍協助共和一方。For Whom Does the Bell Toll一方面寫共和軍的英勇事蹟，但另一方面則沒有絲毫的英雄主義色彩。西方牙內戰是一場強弱縣殊的對決，無論共和軍和志願軍如何英勇也必定戰死沙場。海明威問的是喪鐘為誰鳴？這問題留待「八十後文藝青年」討論。由1615年歷史上第一部小說《唐吉軻德》面世後，西方傑出的小說多不勝數。這篇十分長氣的文章完全沒有提及英國作家的小說，也沒有提及近年急速冒升的第三世界小說，更沒有提及女性作家的作品，年青人自己絕對有能力自行發掘。「八十後文藝青年」突襲藝發局的舉動客觀上開闢了新的文化戰場，突襲後（即使是小勝而已）便須進駐戰場，效法17、18世紀的布爾喬亞舉辦的文學沙龍不但絕對可行（最初只須五、六人參與），而且會發揮深遠的影響。
由於三位「八十後文藝青年」高姿態參加新一屆的藝術發展局委員選舉，早被主流媒體遺忘的藝術發展局選舉總算再次得到有限的關注和報導。三位「八十後文藝青年」的行動不但在本地文化藝術圈裡引起廣泛的討論，而且重新把香港文化藝術發展的弊端放進議程。文化創意產業是曾蔭權班子的六大產業之一，曾蔭權班子又準備動用200億公帑打造西九龍文化中心。既然如此重視文化藝術，藝術發展局的角色原應十分吃重；尤其是藝發局是唯一擁有民選委員的法定機構。藝發局的民選委員來自十個藝術範疇，可以說網羅了香港文化藝術圈的專家。但一個這麼有代表性的文化藝術機構每年的經費卻只有一億，還不及西九那三個設計模型的設計費。三位「八十後文藝青年」宣佈參選後的第一個行動是到藝發局派錢，諷刺藝發局這些年來只能得到康文署手指罅漏出餅碎般的經費之餘，卻只是一味在「分餅碎」的問題上糾纏，完全忽略文化藝術政策的倡議，徒具藝術發展的虛名。三位「八十後文藝青年」又以「突襲」這一字眼形容參選的舉動，實在非常貼切。在香港，文化藝術的討論一向不入流，報章的版面偶然會出現一、兩篇文章；但不過是零零碎碎的觀感，從未形成系統的深入探討，電子媒體的文化藝術節目更是聊備一格而已。這樣說不等如說香港沒有文化，又或者是文化沙漠等陳腔濫調。香港當然有文化，即使是沙漠也有其獨特的文化。香港缺乏的是關於文化，尤其是香港獨特的本土文化的討論。藝發局選舉的藝術範疇代表中有藝術評論的範疇，這一屆卻首次出現沒有候選人的情況。恰好象徵了香港有各種豐富的文化藝術，卻缺乏相關的評論。文化藝術政策的倡議必須建基於扎實的評論，香港一向缺乏文化藝術評論，即使新一屆的藝術發展局發憤圖強，要倡議文化藝術政策也會感到老鼠拉龜，無從入手。三位「八十後文藝青年」的參選宣言強調藝發局政策倡議的角色，正好一針見血，指出藝發局這一具備民意基礎和專業知識的法定機構一直被官僚和對文化藝術外行的民政局箝制。三位「八十後文藝青年」要突襲的是香港的文化藝術資源一直牢牢操控在官僚控制的康文署，而不是有民意基礎和專業知識的藝發局，突襲的是這種資源錯配的局面。
突襲之後卻是漫長的戰事，三位參選的「八十後文藝青年」中，出選藝術教育的蔡芷筠以十票之差撃敗對手。面對漫長的戰事，所有關心文化藝術發展的人都不能置身事外。藝發局要發揮倡議文化藝術政策的角色，必須由評論開始。但評論恰恰是香港文化藝術發展最弱的一環，連藝發局的一些專家也會患上評論閉塞的症候，去年便有一事例足以說明。在香港，辦文學雜誌一向是一門吃力不討好的蝕本生意。十多二十年前盛行一種講法：要害一個人，只要聳踴他創辦文學雜誌就是了。自從藝術發展成立後，香港絕大多數的文學雜誌都是因為獲得藝術發展局撥款才能得以出版，撥款一旦停止或大幅削減，雜誌便要停辦。雖然藝發展局仍然繼續接受創辦雜誌的申請，但卻同時要求雜誌方面努力開拓市場，盡快做到自負盈虧。一本文學雜誌獲得撥款兩、三年後便要面對停辦或削減撥款的危機。《字花》是數年前由一群年青人創辦的文學雜誌，雜誌面世時令人眼前一亮，大獲好評。之後數年《字花》一直得到藝發局的支持，先後創了多個香港文學雜誌的記錄。去年《字花》再次申請支助時，卻被大幅削減支助，《字花》後來發表了公開信，質疑有關決定。信中透露在申請過程中，負責評審的委員要求《字花》的編輯們解釋《字花》的文學性，在公開信中《字花》形容這要求是強人所難。文學性是甚麼一回事？要求《字花》編輯解釋《字花》的文學性的評審員自己能否解釋文學的文學性是甚麼？
文學的文學性(literariness)或文學效果(literary effects)其實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歐洲興起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套見解。文學的文學性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探討焦點，當中形成的見解更成了一整套文學理論。這套理論認為文學其實是一種社會體制，它的作用在於生產一些人們認為是文學的產品。換言之，文學是一種社會生產，文學作品不但由個別作家生產，而且是由文學這種社會體制生產出來。個別作家生產的只是一部部作品，但甲作家的作品是文學作品，乙、丙、丁等作家的作品卻不是的因由不在於作家的個人才華，而在於文學這種社會體制認定只有甲作家的作品才具文學特質或文學性，其他作家的作品則沒有。所謂文學性是由社會體制生產出來的。這套文學理論否定「天才論」背後的唯心主義，文學是社會生產的想法符合唯物主義思想之餘，卻有別於官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學反映論（跟十九世紀歐洲的寫實主義不盡相同）。文學根本毋須反映任何事物，因為文學是特定的社會體制自行生產出來的。當然這套見解只是一家之言，是在亞爾杜塞(Althusser)的科學馬克思主義影響下衍生的。當亞爾杜塞的科學馬克思主義受到質疑後，這套見解也很少被提及。無論如何文學的文學性是十分複雜的問題，恰好是文學評論或文學理論要處理的重大問題，絕對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釋。那位要求《字花》編輯解釋雜誌的文學性的審批員不但強人所難，而且自曝其短，只有完全不明白問題如何複雜的人才會問這種不可能回答的問題。提出這個問題無疑是逼人家接受亞爾杜塞學派的文學理論；諷刺的是負責評審的委員最後以《字花》的文學性是所有申請資助的文學雜誌中最低為理由，大幅削減資助，恰恰印證了文學和文學性不過是特定和不公平的社會體制生產的。
不過那些自曝其短的審批員其實值得同情，在香港這種評論缺席的文化氣氛底下，文化界中相信不少人會犯上同樣的錯誤。評論是一門艱深的學問，不能隨隨便便對待。巴爾扎克的長篇小說Lost Illusion敘述法國鄉間一名青年，有感留在鄉間沒有出路，在家人支持下決定到巴黎闖蕩。這名青年卻不是一心想著到巴黎碰運氣，他的家人早已為他聯絡了一群青年跟他們一起生活，每天刻苦地研習。鄉間青年抵達巴黎後過的是波希米亞式的生活，他跟其他同是過著波希米亞式生活的青年每天努力研習，為的是能寫出一些獲巴黎報刋刋登的評論；藉著發表評論而受到注意，甚至揚名立萬。小說中巴爾扎克特別為鄉間青年撰寫了一篇終能在報章刋登的劇評，但當青年嶄露頭角之際，鄉間家裡卻出了事，青年被逼放棄計劃返回鄉間。放在香港， Lost Illusion的故事情節實屬匪夷所思。原來寫評論足以讓寂寂無名的鄉間青年在巴黎這個大都會受到注意，甚至揚名立萬。香港報章的評論僅限於時事評論，報章裡個別專欄偶然會寫點影評、劇評或樂評。但專欄的小格子是早已成名的文人或專業人士專用的園地，而且只能容納五、六百字的文章。如此短小的評論根本不須要事先從事嚴肅認真的研習，通常只是某某名人的觀後感而已。在香港藝術評論雖不至於完全缺席，但對本地的藝術發展卻似乎可有可無。評論匱乏可以說是香港文化藝術發展的貧血症，藝術創作不是憑空的；藝術家們喜歡聚在一起互相交流、砥礪和汲取經驗。評論恰好發揮這種重要的作用，德國思想家班雅的博士論文”The Concept of Criticism in German Romanticism”指出德國浪漫主義詩人們認為評論其實是無窮無盡的連繫，評論某藝術作品或某演出，必定會把作品或演出放於作品或演出時的社會脈絡中，亦即是把作品和社會連繫一起。評論其實是作品的後世(afterlife)，任何藝術作品都必定有其後世，人們對待藝術品的態度必定包括它的後世。論影響作品的後世往往比作品本身更重要，相信很多人都不曾讀過十九世紀法國詩人波特萊爾的詩，但卻很可能知道他是歷史上最著名的都市閒逛者 (flaneur)。都市閒逛者是波特萊爾詩作的後世，審理街頭藝人蘇春就阻街一案的裁判官引用都市閒逛者說明街道並非只有作為通道的單一功能。評論是無窮無盡的連繫，發揮的作用無從估計。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的成名作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最能說明評論發揮的作用簡直是超乎想像。他在書裡首先指出公眾領域向來是當權者投射權力或宣示主權的場域，即是說長久以來，公眾領域不但由當權者界定（像警察劃定示威區），壓根兒是當權者耀武揚威或刻意歌舞昇平的場域。像國慶閱兵便屬前者，舉辦奧運和世博則屬後者。但歐洲社會在17、18之間卻形成了不是當權者一手策劃的布爾喬亞公眾領域，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握要分析這種布爾喬亞公眾領域的特質和形成的歷史脈絡後，著重探討在20世紀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興起之後，百多年前形成的布爾喬亞公眾領域在結構上起了甚麼變化。哈伯瑪斯是亞當諾(Adorno)和霍克曼(Horkheimer) 的學生，二人恰好是文化工業一詞的創始者，也是文化工業的批判者。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對文化工業的分析自然師承自亞當諾和霍克曼。哈伯瑪斯後來對二人有所批評（在西方，學生批評老師是等閒事，中國傳統文化則認為是「欺師滅祖」，或許香港的世代之爭就是不中不西、唔湯唔水的產品），有關文化工業興起後，布爾喬亞的公眾領域如何轉變的分析亦有所改變。但對於布爾喬亞公眾領域的特質和形成的歷史脈絡，哈伯瑪斯的觀點則不曾改變，明白當中的歷史脈絡便能知道評論的威力，對「八十後文藝青年」突襲藝發局之後如何面對漫長的戰爭甚有啟發。
根據哈伯瑪斯的分析，歐洲在17、18世紀形成的布爾喬亞公眾領域源自一些文學沙龍的活動。沙龍一詞也許出自法文salon的音譯，salon即客廳；客廳和文學、文化和藝術（如攝影沙龍）連上密切的關係源自17、18世紀歐洲的貴族文化。當時正值啟蒙思想發端，貴族之間要突顯自己除了盡力親近皇帝之外，可以在自己家裡的客廳舉辦文化聚會。啟蒙思想家之中，伏爾泰的聲名最高，是貴族們競相邀請的人物。有他出席的聚會便也能吸引各方名人雅士參與，主人家亦因而與有榮焉，文化和權力通常不能分開。17、18世紀也是布爾喬亞作為一個階級登上歷史舞台的時候，雖然布爾喬亞是上升的階級，但社會地位卻無法跟貴族階層匹敵，尤其是布爾喬亞缺乏貴族階層經過多年而建立的社交圈子和社交活動。不過他們很快便懂得照辦煮碗，仿傚貴族舉辦文化沙龍，地點則改為咖啡廳。布爾喬亞在咖啡廳舉辦的文化沙龍不會有伏爾泰這種級數的人物作號召，但比起貴族舉辦的卻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布爾喬亞作為一個階級大都喜愛閱讀小說，小說專門探討自我(self)。布爾喬亞是新興的階級，努力擺脫貴族所代表的門弟和身份觀念，獨立自主的自我恰好是抗衡貴族的身份和門弟。另一方面，獨立自主的自我其實是無依無靠，獨自生存的個體。自我的觀念一方面有助擺脫貴族身份門弟的掣肘，另一方面卻置人於一種無依無靠，獨自生存的狀況。小說除了專門探討自我，更是唯一依靠讀者獨自閱讀的文學體裁，恰好是布爾喬亞境況的寫照，自然成了布爾喬亞最喜愛的讀物。布爾喬亞在咖啡廳舉辦的文學沙龍主要環繞個別當時得令的小說讀本，避免曲高和寡之餘，卻又不至言而無物。既然小說專門探討自我，討論小說作品的文學沙龍便也是探討自我的文化沙龍。既普及，亦深入，布爾喬亞的文學沙龍亦因而蔚而成風，遍及英、法、德等地。哈伯瑪斯更認為這些在咖啡館舉行的文學沙龍不但是後來布爾喬亞公眾領域的雛型，在不少方面更是後者的藍本。在咖啡館舉行文學沙龍必定向公眾開放，原則上任何人都能參與。由於討論的不過是當時得令的小說，小說探討的又是人人關心的自我，討論不涉及個別人士的具體利益，參與者不會有既定立場。由於只不過是討論小說，不是甚麼深奧難明的問題，不須要專家，更不用論資排輩。在參與者無輩份之分，又沒有既定立場，最有說服力的見解便也是最為人接納的見解。這些都是後來形成的布爾喬亞公眾領域的特質和可貴之處，這也是評論的終極作用。
「八十後文藝青年」突襲藝發局之後，絕對要面對評論貧血的問題。既然建制的人物不知評論為何物，「八十後文藝青年」和所有關心香港文化藝術發展的人大可昂首闊步，長驅直入，進佔評論的無人之境。「八十後文藝青年」這一名稱非常有創意，簡直是神來之筆(a stroke of genius)。由「中國學生週報」的年代開始，文藝青年是一群起碼在口頭上得到稱許的群體。事實上，香港的文藝青年曾組成文社或詩社，舉辦寫作坊、文學奬等活動和辦刋物，「中國學生週報」可以說是香港文藝青年有史以來最輝煌的成就。「八十後文藝青年」必須超越前人，但卻不可能仰仗藝發局雞碎咁多的撥款辦一份比「中國學生週報」更出色的刋物。不過有一條天體物理學所說的蟲洞(wormhole)，讓「八十後文藝青年」穿越時空到達一個寬廣的評論新天地。「八十後文藝青年」可以效法17、18世紀布爾喬亞舉辦的文學沙龍，最初只須五、六人相約讀某本小說，然後找一個可以讓人舒舒服服討論一個下午或一個晚上的地方。討論的課題當然是相約讀過的小說，而討論必須公開，歡迎任何感興趣的人參加。值得閱讀和討論的小說當然多不勝數（因此有用不盡的彈藥），但正值「地產霸權」、「仇富」和「富豪（地獄或天堂式）捐獻」等社會議題不斷湧現的時候，最值得「八十後文藝青年」閱讀和討論的是Thomas Mann剛滿二十歲時便開始著手寫的成名作 Buddenbrooks（1901年出版）。
這是寫德國一個商人家族史的小說，Thomas Mann憑此書而奪得1929年的諾貝爾文學奬。小說由白手興家的富豪第一代隆重慶祝生辰開始，帶出家族的顯赫地位和老布登士的過人成就。小說最令人難忘的是寫繼承父業的布登士先生不但不是敗壞家財的二世祖，而是個為人正直、熱心公益、信守承諾的人。他還獲選為市議會的議員，他有兩名兒子和一名女兒；老布登士在世時最痛惜唯一的孫女。布登士先生不僅能守業，還成功增加了家族的財產；但他卻拘泥於門弟之見，犠牲了女兒的幸福。布爾喬亞曾努力打破身份和門弟的觀念，但當他們取代了貴族原有的地位後，同樣墮入身份和門弟的枷鎖中。在故事中Thomas Mann卻沒有刻意帶出布爾喬亞言種以貴族的枷鎖套在自己身上的做法，反而加強了故事情節的震撼。到了家族的第三代，做哥哥的繼承父業之餘亦同樣獲選當市議員。做弟弟的則行為較乖辟。表面上，家族的威望絲毫沒有減少，但小說描寫持家的湯瑪士布登士漸漸感到自己不過虛有其表而已，他又不齒同行裡的暴發戶那種狠毒的經營手法。讀這本小說是賞心樂事，文評家們更推許小說的德文為範文；但對「八十後文藝青年」來說，最大的意義是讓香港的富豪們知道他們的下場已掌握在「八十後文藝青年」的手掌中。如果著名文化人陳雲一篇文章便足以刺痛能呼風喚雨的地產豪強，「八十後文藝青年」持之以恆的閱讀和公開討論更能讓他們知道作為一個階級，香港地產富豪們的咀臉完全掌握在「八十後文藝青年」手裡。歐洲的商人曾經是有份改革社會的布爾喬亞，這一歷史淵源令個別商人（如湯瑪士布登士）能夠自覺自己的不足。香港的富豪們以前是英國殖民者的合作伙伴，現在則是北京的合夥人。雖然Thomas Mann的 Buddenbrooks不是一面照妖鏡，但卻足以讓「八十後文藝青年」明白香港的地產豪強恰好就是湯瑪士布登士不齒的暴發戶。青年人批評地產霸權被建制派人物說成是「仇富」，連獲得諾貝爾奬的文學作品也批評地產霸權，建制派的人還可以說三道四麼？文學是一種社會體制，由於香港社會一向忽略評論，連熱愛文學的人也未必明白文學這種社會體制的妙處，「純文學」的觀念便是個好例子。「八十後文藝青年」正好乘虛而入，效法當年的布爾喬亞建立文化沙龍，佔據文學的陣地。「八十後文藝青年」也是「反高鐵」和「反特權」青年，閱讀文學作品然後公開討論不正是主流社會強調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嗎？建制派的人物還能胡說八道，說青年人激進、譟動和不安嗎？在香港寫評論無法讓青年人闖出名堂，但一群青年定期聚在一起，公開討論文學作品卻足以像17、18世紀的布爾喬亞文化沙龍一般發揮超乎想像的威力！
「八十後文藝青年」的文化戰場
哈伯瑪斯形容17、 18世紀的布爾喬亞公眾領域在性質上是個別人士聚在一起而形成公眾(private persons coming together as a public)，其重要性首先在於它並非統治者一手策劃，彰顯威勢或理順統治（如諮詢會）的公眾領域，而是由個別人士聚攏一起形成的。布爾喬亞的公眾領域打破了統治者對公眾領域的壟斷，統治者一向壟斷了公眾領域，因此政府建築物屬公眾擁有，但卻不一定向公眾開放。開放與否由統治者決定，即使開放也必定會諸多規管限制。中聯辦附近的街道不也是公眾地方嗎？但在警方諸多規管限制，隨時架設鐵馬阻街的情況下，已成了「生人勿近」的地域。青年人與其在這一帶公眾意涵已被榨取得一乾二淨的地方虛耗生命，不如改變策略，另起爐灶，自己建立具備真正意涵的公眾領域。布爾喬亞的公眾領域不過是十多人圍攏一起討論（咖啡館不會很大），卻足以一舉打破當權者對公眾領域的壟斷。當中的玄機在於這些公開聚會一方面有別於政府舉辦的諮詢會，是認真的討論；另一方面亦不像立法會或「城市論壇」的討論。前者只限於議員和官員發言，後者亦必定設有嘉賓講者；但最大的分別是在立法會或在「城市論壇」發言的早已有其既定立場（尤其是代表政府的），發言不過是重複既有立場而已。布爾喬亞的公眾領域完全公開，即使實際參與的必定是達到某教育程度的人士。最重要的是參與者不會有既定立場，又不分專家與否，不會論資排輩，最有說服力的見解便也是最為人接納的見解(The best argument won)。布爾喬亞公眾領域的特質和可貴之處在於展示一種由當權一手策劃的公眾領域裡不可能出現的公眾性(publicity)。在香港這種商業主導的社會裡publicity一詞不過是指宣傳，public relation則是指公關，公眾(public)淪為被操控和被愚弄的對象。布爾喬亞公眾領域展示的公眾性則是一種沒有壓制底下的公共理性，一種既不會依恃權威，也不涉及個人利益的公共理性。這種難得一見的理性達到的結論自會有其令人折服的無比威力，但更重要的是展現這種理性的過程成了公眾性 (publicity)的真正意涵。
「八十後文藝青年」突襲藝發局之後，絕對有條件效法17、18世紀布爾喬亞建立的文學沙龍，組織公開的文學沙龍，討論大家讀過的小說。除了Thomas Mann的Buddenbrooks，值得青年人讀而青年人又會感興趣的小說作品很多、很多，在選擇作品方面，青年人真的像某些人所說被竉壞了(spoiled for choice)。或許可以發揮創意，一次過拿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Notes from Underground)和歌德的《少年懷特的煩惱》(Sorrows of Young Werther)這兩部同是以第一人稱而寫成的作品一起讀。前者當然是一部十分灰暗的作品，故事主人公是個低級公務員，經常被上師「點來點去」，不但感到完全沒有尊嚴，壓根兒感到自己並不存在。他一心要在一個星期日的日子裡走到聖彼得斯堡的大街，趁著某位官階甚高的軍官走近時，乘機向軍官鬆踭，宣示自己的存在（班雅明說波特萊爾這位史上最著名的都市閒逛者在巴黎街頭閒逛時，非常注意和群眾保持鬆踭的距離”to keep his elbow room in the city crowd”）。通篇《地下室手記》就是這位質疑自己是否存在的低級公務員的獨白，但也是對不公平的社會、壓逼人民的社會的控訴。最重要的是這位被壓逼，生存狀況如同處於地下室的人沒有放棄反抗，即使他的反抗近乎阿Q，但也足以表達他宣示自己存在，確立他作為獨立自主的個體。「八十後」無論作為社會上一個新名詞，或作為一群關心社會、積極參與社運的群體恰恰也是香港的年輕人宣示自己的存在，更貼切一點說，是宣示一種有別於主流社會價值觀的存在。不過在論述的層面，在社會的話語權牢牢掌握在建制勢力的情況下，「八十後」的宣示作用便有如《地下室手記》的主人公那麼微弱。從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的運動以來，主流社會便以各種不同名稱來規限年青人的生存。如「後物質」、「等上位」或「無得上位」、「等上車」、「世代戰爭」等。「反高鐵」一役，先有曾蔭權要年輕人反省，緊接著是呂大樂在《信報》發表文章，指責年輕人超出「和平、理性」抗爭的範圍。連一副笑容可掬、和藹可親的張炳良校長也剛發表了偉論，要年輕人顧及後代。全是教訓的口吻，完全不當年輕人也是獨立自主的個體。在這種情況下，「八十後文藝青年」突襲藝發局之後，效法17、18世紀布爾喬亞建立的文學沙龍，組織公開的文學沙龍，討論大家讀過的小說。此舉完全有別於部份年輕人早已默默進行的讀書組，後者不過是巴爾扎克小說裡那些刻苦研習，過著波希米亞式生活的青年。效法17、18世紀布爾喬亞建立的文學沙龍，組織公開的文學沙龍，發揮的效果超乎想像，歌德的《少年懷特的煩惱》有助說明。
歌德的《少年懷特的煩惱》寫懷春少年受情困而自殺身亡，跟《地下室手記》相比，如果前者有任何指控，也必定是針對年輕人而發。不過《少年懷特的煩惱》雖然寫少年受情困而自殺，但小說一點也不灰暗，反而有一種不能掩蓋的光芒。換轉是今日香港，遇著少年或少女受情困而自殺，主流社會不是一片惋惜，便是慨嘆年輕人少不經事、意志薄弱、不負責任等等。某某學者、專家則會提供意見，要如何輔導年輕人；政府官員也必定會說一番得體的說話，安定人心。《少年懷特的煩惱》這部寫懷春少年受情困而自殺身亡的小說卻是德國在1760至1780間盛行的文學和藝術思潮Storm and Stress的鼻祖。這股思潮強調凡事率性而為，盡情表達個性。少年是詩人，他對身邊的事物頗多不滿。他鍾情的少女是家中的長女，母親已逝，她要負責照顧多名年幼的弟妹。年輕詩人有一次見到少女帶著弟妹們嬉戲，少女對弟妹們處處小心維護。年輕詩人深受感動，亦深深被吸引，眼前所見的是他有生以來最美麗的。少年認識少女時，她的父親為了解決家庭的經濟問題，已把她許配給一位殷實商人。在形式上，《少年懷特的煩惱》是少年詩人寫了一系列寫給少年一位朋友的信件，信中訴說少年的遭遇和感受。少年早知自己的感情會落空，他最後自殺不是因為他感到有如晴天霹靂，受不了；也不是因為他替少女不值。少女甘願接受父親的安排，少年甚至結識了少女的未婚夫，跟少女保持正常的社交來往。在《少年懷特的煩惱》這個故事裡，少年自殺的行為並不是少不經事、意志薄弱或一事衝動。相反，是深思熟慮、表現個性和負責任的行為。雖然《少年懷特的煩惱》不像《地下室手記》那樣直接控訴社會的不公，但在字裡行間卻經常出現少年詩人對社會現況的不滿，他對社會的不滿更凸出少女的高貴。《地下室手記》的主人公是位憤世疾俗的人，但他確是被欺壓的人，讀《地下室手記》只嫌主人公不能作出更有力的反抗。《少年懷特的煩惱》寫的是多愁善感的少年詩人，為了向自己一段無法滿全的感情負責而自殺。出色的文學作品必定是顛覆的作品，在歐洲18世紀將末的年代，《少年懷特的煩惱》和由之而出現的文學藝術思潮顛覆的是啟蒙思想高舉理性的做法。放在今日香港，《少年懷特的煩惱》顛覆的是主流社會那種粗疏和單一的思維模式。自殺的行為無人願見，當然不應鼓勵；但遇著有人自殺，而當事人又是青少年時，香港主流社會只會有A、B或C的標準反應。《少年懷特的煩惱》顛覆的恰恰是這種「指定動作」般的事態反應模式。
「八十後文藝青年」突襲藝發局之後，組織公開的文學沙龍，討論大家讀過的小說。表面上，絕對符合主流社會要求「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準則，但骨子裡卻是極之顛覆的。在放煙花多過放炮仗，辦完東亞運又要辦亞運的社會裡，歌舞昇平是地產霸權當道，貧富縣殊不斷惡化的情況下的麻醉劑。出色的文學作品令人看到歌舞昇平也無法掩飾的種種問題，十九世紀法國的寫實主義小說便出色地捕捉了十九世紀布爾喬亞階層的面貎。尤其是福樓拜的兩部小說《包法利夫人》和《感情教育》，深刻地刻劃了在法國大革命中坐大的新興階級——布爾喬亞——取代昔日的貴族階層成了社會主流後的嘴臉。這個階級原是改革社會的新興力量，但法國大革命之後，布爾喬亞成了建制的成員。他們口裡當然唸著自由、平等、博愛等理念；但這群人的精神面貎卻是庸俗不堪。像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寫的是法國小鎮裡一名商人的妻子。小說寫她一方面不甘於小鎮的平淡生活，另一方面又不願放棄自己那種總算是安穩的生活，於是想盡辦法在平淡的生活中平添某些刺激的因素，例如是背著丈夫另結新歡。《感情教育》則寫一對好朋友的風流韻事，故事最經典的一幕是這對好朋友多年後重逢，彼此回憶當年。最令二人回味的竟然是當年某日二人同一時間出現在妓院裡，手裡同時拿著一束鮮花，準備獻給妓女。當時二人相顧失笑，多年後二人相遇，異口同聲說在妓院相遇的一刻就是二人生命中最幸福快樂的一刻。班雅明在〈說故事的人〉一文中，特別提及這一幕，他說任何寫小說的人，寫到這裡必須擱筆，不可能再寫下去了。事情荒誕透頂，不可能言說；但這恰恰是成了建制派的布爾喬亞的精神面貎。19世紀的布爾喬亞可以說是現代中產階級的老祖宗，歐洲的布爾喬亞起碼有其光輝歲月，但中產階級則是沒有歷史脈絡可言的建構，難為香港經常有人高舉中產價值。香港的商賈階層從來是阻礙社會改革的頑固力量，至於中產階級由於根本沒有一條清晰的歷史脈絡作為參考，要捕捉他們的精神面貎一點也不容易。但小說卻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價值，如上文所言，作為一個階級，歐洲的布爾喬亞喜歡閱讀小說。在香港，戰後嬰兒潮一代中成功上位的絕大多數是小說盲。年過半百而又大學畢業的人，頂多看過金庸、古龍。教院校長，也是行會成員的張炳良剛發表偉論，要八十後多讀書，教院的同學不妨問張校長讀過多少部小說。香港的教育制度絕不鼓勵學生閱讀小說，學校掛名鼓勵閱讀，但卻要求學生寫讀書報告，所謂鼓勵閱讀不過是另一種功課而已。香港社會閱讀風氣薄弱不是秘密，文學雜誌難以立足已是清楚不過的說明。書店裡最暢銷的書籍不外是金融、旅遊、飲食和命理、風水等。小說卻不一定入流，偶然出現《哈里波特》般風靡全球的流行小說時，才能在香港成為暢銷書。歐洲17、18世紀的布爾喬亞須要打破貴族階層的身份和門弟觀念，專門探索自我的小說成了布爾喬亞凸出獨立自主的個體以之抗衡的重要武器。香港的商賈階層既不是歐洲的貴族，也不是布爾喬亞；至於所中產階級更是血肉模糊，小說不入流是因為香港的商賈階層以至所謂中產階級都沒有建立獨立自主的逼切須要。對「八十後文藝青年」而言，面對主流社會對「八十後」的種種訓斥、輕視、醜化和詆毀，效法17、18世紀的布爾喬亞，推動以小說為主打的文學沙龍，重新確立獨立自主的自我，不但直接進佔文學陣地，而且在文化上凸顯年輕人先天上的優越。
張炳良說20歲的大學生思想不成熟，但四十歲之前未讀過《少年懷特的煩惱》的人不可能欣賞故事表達的情懷。四十歲之前未讀過《地下室手記》的人必定是一些遁規蹈矩，對上師唯命是從的人。這些人接受不公平的遊戲規則之餘，只希望自己屬有著數的一方。即使這些人學歷再高，也讀不了《地下室手記》，揭一、兩頁便會放低書本。年輕人的優越在於還不至完全接受主流社會各種虛偽、犬儒、庸俗和反智的作風，出色的文學作品恰好顛覆主流社會的價值。香港戰後嬰兒潮一代中成功上位的絕大多數是小說盲，他們全是建制的受益者（張炳良便是現成人辦），心態上只會抗拒顛覆主流價值的文學作品，他們是小說盲是正常的。相反，對年輕人而言，小說提供取之不盡的文化資源，顛覆主流社會的價值。總而言之，值得「八十後文藝青年」閱讀和討論的小說多不勝數，單是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便有 90部（有長篇、中篇和短篇）之多，還有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卡夫卡的經典作品。小說提供的彈藥取之不盡，不愁沒有話題之餘，更能讓「八十後文藝青年」佔據了文學的陣地。這個陣地既是高度顛覆，也是十分安全，因為主流社會絕對不可以說三道四。更妙的是文學這個陣地是建制人物無法進入的，當然年青人當中也會有人感到《地下室手記》太沉重，承受不了，更遑論杜斯妥也夫斯那四大部長篇小說 ，又或者是卡夫卡的《審判》和《古堡》！或許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卡夫卡要留到討論展開後，大家感到閱讀小說的樂趣才著手。閱讀是樂趣，不是苦差，八十後的社運抗爭強調快樂抗爭，更何況是「八十後文藝青年」的文學沙龍。毋須擔心，選擇多多，可以讀馬圭斯的短篇小說Chronicle of a Death Foretold，享受作者的魔幻敘事。又或者讀美國19世紀作家L. Frank Baum的The Wizard of Oz（中譯《綠野仙踪》），這是一個清新可喜的近代童話，故事卻對成年人社會頗多批評（連童話也可以十分顛覆的）。故事說被龍捲風吹到巫師世界的小女孩為了要早日返回家中而專誠造訪大名鼎鼎的奧城巫師。誰知這位巫師是個呃神騙鬼的騙子而已，但最要不得的是他為了要除去西方女巫這位心腹大患，竟然欺騙小女孩，要她冒險替他除去西方女巫才教她怎樣回家。
The Wizard of Oz引人入勝的元素不是巫術大比拚之類的情節，也不是巫師世界的不可思議，而是一個被龍捲風吹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域的小女孩如何毫不畏懼，務必要找到方法返回家中。故事寫這位勇敢的女孩在路上遇到稻草人、鍚樵夫和一頭比羊還要馴和的獅子，再加上跟女孩一起被龍捲風吹走的小狗，女孩和她的同伴找到奧城的巫師之餘，更加除去邪惡的西方女巫。故事引人入勝之處恰好在於描寫女孩和同伴之間彼此扶持，真誠相待，絲毫沒有成年人之間經常出現的猜忌，最後克服重重困難。故事的高潮是女孩和她的同伴落入西方女巫的魔掌中，稻草人和鍚樵夫被殘害，獅子和女孩則被奴役。女孩眼見同伴被害，義憤填膺，隨手拿起地上的一桶用來抹地的水，潑到西方女巫身上。原來西方女巫沾水即融，或許有人會認為這個結局未免牽強，但童話最重要的元素在於刻劃赤子之心的孩童們如何跟大自然聯手（水是大自的恩物），戰勝陰險凶惡的成年人世界。像〈糖果屋〉這個故事，被後母遺棄在森林中的兄妹，憑著勇敢和機智，兄妹二人合力制服準備把二人吃掉的女巫後，得到飛鳥們（大自然的力量）的相助，引領二人回家。童話故事的元素是赤子之心的孩童們跟大自然聯手，戰勝邪惡勢力。邪惡勢力卻必然來自成年人的世界，童話故事因而必定包含批判成年人世界的元素。中國文化尊崇大家長，事事論資排輩，像〈孔融讓梨〉這故事便無非是宣傳一套「長長幼有序」的規條；又有所謂「以下犯上」的罪名，童話故事一樣十分顛覆。「八十後文藝青年」又可以讀海明威的For Whom Does the Bell Toll（中譯 《戰地鐘聲》不但未有譯出原本名稱的意思，更因而未能表達小說的深刻寓意），小說寫一名美國志願軍奉命到西班牙協助共和軍炸毁橋樑阻止獨裁者佛朗哥的軍隊推進。西班牙內戰是獨裁和民主共和（稱得上共和國必須實行民主）對決，獨裁一方得到希特勒全力支持，蘇聯則口頭上支持共和一方。英、美、法等國則因為蘇聯的緣故而袖手旁觀，三國的左翼人士唯有自行組織志願軍協助共和一方。For Whom Does the Bell Toll一方面寫共和軍的英勇事蹟，但另一方面則沒有絲毫的英雄主義色彩。西方牙內戰是一場強弱縣殊的對決，無論共和軍和志願軍如何英勇也必定戰死沙場。海明威問的是喪鐘為誰鳴？這問題留待「八十後文藝青年」討論。由1615年歷史上第一部小說《唐吉軻德》面世後，西方傑出的小說多不勝數。這篇十分長氣的文章完全沒有提及英國作家的小說，也沒有提及近年急速冒升的第三世界小說，更沒有提及女性作家的作品，年青人自己絕對有能力自行發掘。「八十後文藝青年」突襲藝發局的舉動客觀上開闢了新的文化戰場，突襲後（即使是小勝而已）便須進駐戰場，效法17、18世紀的布爾喬亞舉辦的文學沙龍不但絕對可行（最初只須五、六人參與），而且會發揮深遠的影響。
Sunday 26 September 2010
讀：《讀書好》 陳： 陳雲
讀： 過去你曾寫下兩本指出港式中文弊病的著作，請問時下港式中文最嚴重的問題是甚麼？
陳： 是洋化的官僚中文，例如「不排除」、「不存在」、「有保留」，說時像很有權威，但其實內容空洞，句子有頭無尾，不符合中文章法，聽起上來簡直是廢話一堆，侮辱市民，教壞下一代。
讀： 在日常生活裏，隨處可見一些叫人摸不着頭腦的中文，好像寫着「前往此區者不在此限」的路牌，中英混雜。究竟應怎樣解讀此標示？
陳： 標示裏的英文是能夠讓人理解的，可是要人家先有理解英文的能力，再自行翻譯成中文，這是一種文化殖民主義，有點自我作踐。這些中文告示，完全不站在讀者角度來理解，顯示政府官員智力低下，思想貧乏，缺乏溝通能力，更顯示他們傲慢無禮，掛了告示，便不理會人家如何理解；但若你不跟從，便是犯法，會被抄牌。正確的說法，是「此車道只通往某區」或「往某區專用車道」。中國是世界上公共行政歷史很悠久的國家，中文詞彙非常豐富，表達力非常準確；出了這些荒謬的告示牌，顯示香港政府官員荒廢學問，或者根本無能。
讀： 曾見過一張宣傳單張，着駕駛人士讓路予緊急救援車輛，英文口號是「Give Way to Emergency Vehicles」，而中文就譯作「禮讓緊急車輛」，好像不太正確。請問中文該怎樣寫才正確？
陳： 「請讓路予緊急車輛」。任何頭腦正常，粗通文墨的官員，都懂得這樣寫。「禮讓」是人情，是修養，但不是必需的義務，例如禮讓老人先走；但對於救護車，是必須讓路的。「讓路」是中文的固定說法，任何人都懂得，不須查字典。政府寫出這樣的中文告示，根本不是從日常的中文着手去思考，而是以英文思考，被英文圈死了語言的表達能力。
讀： 港式中文，有否值得推崇、維護及保存之處？
陳： 香港的傳統正體字和粵語的唐音，是中文的正宗，現在全中國只有香港將它保存了下來，是香港最寶貴的文化遺產。另外，有些源自粵語的單詞和古雅用語，也是值得保存的，例如：「求之不得」、「多謝幫襯」之類。即使俗語說的「有請某某嘉賓上台」，或者搭小巴時講的「前面轉彎有落」的那個「有」字，就是先秦時期所用的虛詞，《書經》亦有用到，今天北方普通話中已經不再用了。又例如用粵語說「我去九龍」，就是古文語法，一字一義，簡單直接；反而普通話的「我到九龍去」，用「到……去」的講法，便很麻煩。可是，現在我們偏偏接受普通話的口語做書面語的標準，若寫「我去九龍」，可能反而會被老師說是粵語口語，不合語法；但其實以前梁啟超、孫中山都是這麼寫的。此外，如要將廣東話轉為優雅的古文亦非常方便，就是「吾往九龍」。
讀： 你在著作裏講到，商家為了爭生意、吸引顧客，會用到極端語言，好像某名牌咖啡店，以前賣的細杯裝咖啡叫「short size」，現在則改為叫「tall size」；又例如海景一定要「無敵」，打造一定是「全方位」，落實必然是「盡力」。這種文字上的通脹，聽得多，會不會叫人麻木，甚至有反效果？
陳： 聽得多，用得濫，就會失去效力，但人人都用的時候，不用又不行，於是就出現了「超級無敵」、「極度遺憾」，甚麼都用到極級的形容詞來推銷或宣傳，漸漸令人失去選擇詞彙的能力，最終會廢掉語言溝通的基本能力。例如「遺憾」，本身已經是強力的實詞，加上「極度」，只是削弱遺憾本身的震撼力，令整個詞句變成廢話，看了也不會動容。久而久之，人會變得蠢、變得冷漠。不過，這樣就容易統治和控制了。
讀： 這現象，你覺得純粹是個文字上的問題，還是反映內地政治文化已全面入侵香港？
陳： 內地因為過去有幾次大型的政治流血鬥爭，都用上了這些激烈而空洞的詞彙，因此到了今天，有時兩個本身是互相排斥的詞句，都可以連用，例如「嚴重同意你的看法」。又例如在正式演講的時候，說「我們對閣下的來訪，表示熱烈的歡迎。」這本是冷漠的中文，但內地人卻認為這是很熱情的中文，這顯示內地人的語言感性已經凋謝了，而香港亦可能走上這條歪路。
讀： 除了用字，在譯音方面，香港很多時都會與內地看齊，好像在新聞報道裏，有主播會將以前所說的「維珍尼亞州」譯成「弗吉尼亞州」；不過球星碧咸的譯名，香港則不會跟隨內地叫「貝克漢姆」，為何會如此混亂？
陳： 因為內地以普通話為交流語，北方話的語音自不然成為了霸權，他們不理會其他方言地區的發音，也不太禮貌，甚至不顧廉恥。翻譯語句要講求順暢和文辭優雅，可以用譯名來讚譽他人，但不能詆譭人家。像「維珍尼亞州」的發音，不論是粵語還是國語，都接近英文，反而「弗吉尼亞」就像是「不吉利呀」，是詛咒人家，而且發音也不準。既然中文無論如何也發不了英文的V和G音，反正「維珍尼亞」和「弗吉利亞」都一樣不準，那為何不取一個意思優雅的字呢？至於足球明星的名字「碧咸」，因為是流行文化，商人不敢得罪本地球迷，於是就用粵語來翻譯。雖然粵語的「碧咸」發音不準，但卻只有兩個音節，貼近英文，依然比四個音節的「貝克漢姆」好得多。
讀： 若果不想受這些「壞鬼中文」影響，希望學好中文，有甚麼方法？
陳： 那就要鄙視港府和大陸的官僚中文，要把這些官話視作廢話，是有毒的中文；如要引述，便要改寫。此外，不要貶抑粵語口語的正當性，因為將粵語轉為優雅的中文，比起普通話更加容易。還有要多讀古文、明清小說和舊時的公文，學習簡潔明朗的表達方法。我們要記住，中國的古文，有四千多年歷史，可以描述許多複雜的事態，這些語文經驗，可以用於現代中文。
陳： 是洋化的官僚中文，例如「不排除」、「不存在」、「有保留」，說時像很有權威，但其實內容空洞，句子有頭無尾，不符合中文章法，聽起上來簡直是廢話一堆，侮辱市民，教壞下一代。
讀： 在日常生活裏，隨處可見一些叫人摸不着頭腦的中文，好像寫着「前往此區者不在此限」的路牌，中英混雜。究竟應怎樣解讀此標示？
陳： 標示裏的英文是能夠讓人理解的，可是要人家先有理解英文的能力，再自行翻譯成中文，這是一種文化殖民主義，有點自我作踐。這些中文告示，完全不站在讀者角度來理解，顯示政府官員智力低下，思想貧乏，缺乏溝通能力，更顯示他們傲慢無禮，掛了告示，便不理會人家如何理解；但若你不跟從，便是犯法，會被抄牌。正確的說法，是「此車道只通往某區」或「往某區專用車道」。中國是世界上公共行政歷史很悠久的國家，中文詞彙非常豐富，表達力非常準確；出了這些荒謬的告示牌，顯示香港政府官員荒廢學問，或者根本無能。
讀： 曾見過一張宣傳單張，着駕駛人士讓路予緊急救援車輛，英文口號是「Give Way to Emergency Vehicles」，而中文就譯作「禮讓緊急車輛」，好像不太正確。請問中文該怎樣寫才正確？
陳： 「請讓路予緊急車輛」。任何頭腦正常，粗通文墨的官員，都懂得這樣寫。「禮讓」是人情，是修養，但不是必需的義務，例如禮讓老人先走；但對於救護車，是必須讓路的。「讓路」是中文的固定說法，任何人都懂得，不須查字典。政府寫出這樣的中文告示，根本不是從日常的中文着手去思考，而是以英文思考，被英文圈死了語言的表達能力。
讀： 港式中文，有否值得推崇、維護及保存之處？
陳： 香港的傳統正體字和粵語的唐音，是中文的正宗，現在全中國只有香港將它保存了下來，是香港最寶貴的文化遺產。另外，有些源自粵語的單詞和古雅用語，也是值得保存的，例如：「求之不得」、「多謝幫襯」之類。即使俗語說的「有請某某嘉賓上台」，或者搭小巴時講的「前面轉彎有落」的那個「有」字，就是先秦時期所用的虛詞，《書經》亦有用到，今天北方普通話中已經不再用了。又例如用粵語說「我去九龍」，就是古文語法，一字一義，簡單直接；反而普通話的「我到九龍去」，用「到……去」的講法，便很麻煩。可是，現在我們偏偏接受普通話的口語做書面語的標準，若寫「我去九龍」，可能反而會被老師說是粵語口語，不合語法；但其實以前梁啟超、孫中山都是這麼寫的。此外，如要將廣東話轉為優雅的古文亦非常方便，就是「吾往九龍」。
讀： 你在著作裏講到，商家為了爭生意、吸引顧客，會用到極端語言，好像某名牌咖啡店，以前賣的細杯裝咖啡叫「short size」，現在則改為叫「tall size」；又例如海景一定要「無敵」，打造一定是「全方位」，落實必然是「盡力」。這種文字上的通脹，聽得多，會不會叫人麻木，甚至有反效果？
陳： 聽得多，用得濫，就會失去效力，但人人都用的時候，不用又不行，於是就出現了「超級無敵」、「極度遺憾」，甚麼都用到極級的形容詞來推銷或宣傳，漸漸令人失去選擇詞彙的能力，最終會廢掉語言溝通的基本能力。例如「遺憾」，本身已經是強力的實詞，加上「極度」，只是削弱遺憾本身的震撼力，令整個詞句變成廢話，看了也不會動容。久而久之，人會變得蠢、變得冷漠。不過，這樣就容易統治和控制了。
讀： 這現象，你覺得純粹是個文字上的問題，還是反映內地政治文化已全面入侵香港？
陳： 內地因為過去有幾次大型的政治流血鬥爭，都用上了這些激烈而空洞的詞彙，因此到了今天，有時兩個本身是互相排斥的詞句，都可以連用，例如「嚴重同意你的看法」。又例如在正式演講的時候，說「我們對閣下的來訪，表示熱烈的歡迎。」這本是冷漠的中文，但內地人卻認為這是很熱情的中文，這顯示內地人的語言感性已經凋謝了，而香港亦可能走上這條歪路。
讀： 除了用字，在譯音方面，香港很多時都會與內地看齊，好像在新聞報道裏，有主播會將以前所說的「維珍尼亞州」譯成「弗吉尼亞州」；不過球星碧咸的譯名，香港則不會跟隨內地叫「貝克漢姆」，為何會如此混亂？
陳： 因為內地以普通話為交流語，北方話的語音自不然成為了霸權，他們不理會其他方言地區的發音，也不太禮貌，甚至不顧廉恥。翻譯語句要講求順暢和文辭優雅，可以用譯名來讚譽他人，但不能詆譭人家。像「維珍尼亞州」的發音，不論是粵語還是國語，都接近英文，反而「弗吉尼亞」就像是「不吉利呀」，是詛咒人家，而且發音也不準。既然中文無論如何也發不了英文的V和G音，反正「維珍尼亞」和「弗吉利亞」都一樣不準，那為何不取一個意思優雅的字呢？至於足球明星的名字「碧咸」，因為是流行文化，商人不敢得罪本地球迷，於是就用粵語來翻譯。雖然粵語的「碧咸」發音不準，但卻只有兩個音節，貼近英文，依然比四個音節的「貝克漢姆」好得多。
讀： 若果不想受這些「壞鬼中文」影響，希望學好中文，有甚麼方法？
陳： 那就要鄙視港府和大陸的官僚中文，要把這些官話視作廢話，是有毒的中文；如要引述，便要改寫。此外，不要貶抑粵語口語的正當性，因為將粵語轉為優雅的中文，比起普通話更加容易。還有要多讀古文、明清小說和舊時的公文，學習簡潔明朗的表達方法。我們要記住，中國的古文，有四千多年歷史，可以描述許多複雜的事態，這些語文經驗，可以用於現代中文。
讀： 《讀書好》 呂： 呂大樂
07年夏天，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出版了能夠讓人捧在手心細讀的小書《四代香港人》，不過在內容上，這本著作卻一點都不袖珍，藉它而引發的香港社會討論，在這兩年多以來從沒休止，當中待發掘、待探討之處仍有不少。來到2010年，呂教授亦已移師陣地，從中文大學走進了香港大學，此刻與他坐於港大咖啡店再探四代香港人之間的恩恩怨怨，新增與重拾的論述對本地不同世代的人來說依舊極具啟發性。
讀： 《四代香港人》這本書，已經推出了兩年，你覺得它對社會有哪方面的影響? 它是不是變成了熱門的討論話題？
呂： 其實我自己並不是很用心跟進那個討論，部分原因是它與我原先期望出現的討論有所不同。我寫這本書原本是向第一代致敬，就是我們父母那一代。主要是因為當時我的父親過身了。
讀： 可是，出來的情況卻有點不同，討論變成了是對第一、第二代香港人的指責和控訴。
呂： 結果變成是第三、第四代站一邊，然後第二代人站在另一邊，當中不幸是第一代人沒有出現在討論之中。原本我想寫第一代人如何栽培第二代，以及第二代又可能重新在第一代身上學到些甚麼，然後去幫助第三、第四代。但是這個現象卻沒有出現。部分原因是第二代人沒有參與討論，只有第三、第四代的參與，遺憾是沒有勾起第二代人對自己和對父母那代的反思。
讀： 你認為第一、第二代人不參與討論的原因是甚麼？
呂： 我自己接觸到的第二代，大部分都不以為然，覺得沒有甚麼好討論。曾有位教授跟我說，你那本書好像很多人看的樣子，跟着他說，其實這很易理解，第三、第四代那樣糟，可是你就說成沒有問題，他們當然很喜歡！
讀： 你說第二代人對這個話題缺乏興趣，但第三、第四代人之所以熱烈討論，原因何在？是真的社會流動低了，還是只是一種感覺？
呂： 我經驗覺得是感覺多於social mobility（社會流動性）低了。我自己對社會流動、社會分層的研究，例如2006年那個數據便指出，社會依然是有流動的機會。
讀： 若然在客觀上工作機會沒有減少，流動的渠道仍然是開放，那為甚麼第四代人會借這本書宣洩了他們不滿？那種感覺從何而來？
呂： 我相信有兩個原因，第一，你可以想像一個十多二十歲的年青人，在長大的過程中會聽到很多雜聲。你身邊不斷會有人告訴你，你一定要這樣做，要那樣做，不然就死定了。現在有很多這些聲音，以前相對較少。
讀： 可能是由幼稚園開始的吧。
呂： 由幼稚園、小學，跟着到大學。入到大學，有人會告訴你要怎樣作出選擇，要特意去「上莊」，要去找些地方做點東西，然後去找internship，借意去找個mentor。總之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都要去儲齊它們。現在很多這樣的聲音，是很擾人的，你會感覺到那種frustration。
讀： 這種frustration，也許比起沒有晉升流動的機會更嚴重。
呂： 因為晉升流動機會的煩惱一直存在嘛，你我都試過廿多歲，都應該知道。我也會同情部分第四代或第三代末的人，對於我那代，去到30歲可能就真的起飛，而且起飛的幅度還很大；但是現在部分人會覺得到了30歲仍是差不多，沒有明顯分別。
讀： 我在《明報》看到梁振英寫了幾篇文章，談social mobility和青少年工作等等，他提到一個觀點，他覺得八十年代高流動性和起飛是例外，即是Perfect Storm Theory，幾樣條件巧合同時出現。最主要是84年前途問題，跟着就是人才外流和移民潮，同時經濟擴張，那麼就變成你剛才所說，到了30歲之後就「boom」一聲準備彈起。其實，根本就不是一代壓迫一代的問題，而是客觀上香港發展的一個階段，一些特殊的條件造就了八十年代的booming?
呂： 但那個booming的出現，又不是只在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其實已開始。你可以說現在很難會有同樣的高速增長，但我覺得七、八十年代讓人舒服的原因，不純粹在於一個量的問題，多元路徑也很重要。現在的年青一代當中，出現了兩極化的情形。如果我發現一個「叻」的新一代，我必須承認他比我讀大學的時候「叻」。他們的認識比我們多，他們的英語口音好和exposure都比我們多。
讀： 說到frustraion，第四代香港人當中最frustrated的一群，是大學和副學士畢業的那一群。
呂： 我看到的就是有一部分人，若你將他們放在七十年代的環境下，他們並不能上大學，中學畢業後可能已經出來工作了，可能在做merchandiser，又或者做teller之類，只不過現在他們變成了學位人士而已，因此與路徑收窄有點關係。
讀： 我的印象是，在七十年代後期，香港有很多偷渡來港的新移民，他們會「盡地一鋪」，在街邊賣水餃也好，或者在酒樓做兩年，之後便自己開餐廳。
呂： 以前和現在有點不同，以前香港人很相信：「我不理你學歷，只要你打得就可以了。」譬如說在以前的娛樂圈和文化界，小學畢業也沒有所謂，以前我出來寫稿的時候，有很多編輯也不是大學畢業的。我最初出來寫作的時候，在報社裏大學生是少數來的。
讀： 其實這是任何社會發展的必經之路，這種屬粗放式成長，好像現在的中國大陸一樣，只要打得就可以，不理你是工人還是耕田出身。直到發展至某個成熟階段，就會開始講學歷講資格，然後大家就會要在拿到那個資格之後，才可以由那個平台起步，那就是到了另一個階段。
呂： 可以說是，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我們自己本身被不必要的制度化。在經濟上由粗放型變成秩序型，是會收窄了某些空間。經濟開始成熟，增長速度會開始下降，這當然是有制度方面的因素。但是，當中亦有部分人為因素，譬如面對轉型，有需要將所有人才市場都納入一個學歷系統裏面嗎？其實，一個頂尖的世界城市，在文化、藝術、時裝設計方面等等，它都不是遵行單一套大學制度；它需要可能是某種學歷，但不是純學歷。
讀： 可能是設計資歷，不是綜合大學學位。
呂： 對，那不是學位來的，大家要知道那個行業，需要哪種東西。但是現在的香港，無論是文化或經濟發展，我們將很多的東西都收集在一起，將全部都變成了一個學歷制度，而且還是同一款大學式的文化和學習方式，像現在我們連工業學院也沒有了。
讀： 會不會是參與競爭那些人本身的問題？從小到大已經被灌輸一種策略性的行為，去選擇升學和就業，去選擇甚麼科目等。將來若果發現自己不能達到預期目標，怨憤就出現。過去那個年代的人不同，他們不跟主流遊戲規則玩，只依自己的遊戲規則玩就好。
呂： 問題與兩代人都有關係。第一方面就是後生的是否有膽量抽身出來，用自己的方法去闖，去衝擊它。但同時你會面對一個處境，坦白的說，第二代還活於現在，依然繼續在無須受到挑戰和威脅情況下，繼續延伸他們的遊戲規則。
讀： 因為他們是主流吧！
呂： 是主流。我有一個比喻，就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問題。我們並沒出現新生產力，不像當年美國。美國最初在克林頓上台前，Generation X是有很多憤怨的，在政治上、經濟上沒有出路。你看Reality Bites那套戲，大學生出來最初就只是賣時裝和做店員，其實都一樣如此。
然後有Internet Boom，跟着其他很多方面都出現了大轉型，於是便出現了新生產力，會有些東西是只有這群新人懂得，以前的人不懂。但是香港現在的煩惱是，我們不斷在重複去做一個商埠。
讀： 問題是Youtube也好、Facebook也好、Twitter也好，最開始的Amazon也好，其實它都不是大型的資本運作。背後都只是一群人，在自己的車房中自己製造出來。但是internet革命中的那些business model，着重的不是的科技，而是idea，如何執行idea。所以到了第二代末的香港人，我會覺得是他們的問題，是沒有那種執行創意的能力，沒有了決心，只希望跟着那個主流遊戲規則去玩，但是又想快點贏，一切變成IPO玩意。第一、第二代的執行能力是很強，又或者是如他們所講的純粹是role play。
呂： 第二代的執行能力是很強。
讀： 如果你要超越他們的話，就要擁有和他們一樣的執行能力，但要比他們更加creative。
呂： Creative之餘更要夠膽去做一件東西出來，不只是在說其他人有甚麼不足。從我的角度來說，如果第二代還在要求自己進步的話，我覺得他們要搭道橋出來。不然的話，我面對的問題就是連我生活中的事也開始重複，就連自己都覺得悶。如果你想看到事情改變，就會有一種力，這是由第二代散發出來的。到了那時，你又會不會搭道橋讓別人來撞一下自己，讓新的力量出來？
讀： 這不會發生，很簡單以CR為例，如果我是俞琤，無論如何都會找回葛文輝和林海峰。第一是那由我自己創造傳奇；第二就是我有權；第三他聽我話，不會「起我飛腳」。
呂： 所以到了現在我們還是在聽同一樣的東西。
讀： 十多年前我們聽軟硬《老人院》，到現在廿年後，依然還在聽。但當你想一想，在商台如果再選下一級，就會是I Love U Boyz，這時你會發現俞琤的選擇未必是錯。他們連「搞gag」也不好笑，執行力比不上林海峰，於是我們連少許的收聽動機也沒有。
呂： 我相信要在第三、第四代裏找，總可以找到執行力比較強的人。
讀： 在流行音樂方面，當Beyond出道的時候，沒有大公司支持，他們第一張唱片就失敗，第二張唱片就變成亞拉伯跳舞女郎，弄得古靈精怪，連原本的fans也對他們不滿，主流樂迷又不接受他們。他們經歷過兩、三年的掙扎，四個人差不多連食都沒有得食，後來才有一、兩首主流的情歌，開始紅了起來。他們都不是因為大公司，也不是因為參加甚麼音樂比賽，如嘉士伯流行音樂節等被發掘。
呂： 他們出現的時間也有一個好處，就是同一時間出現達明、出現樂隊熱潮。
讀： 問題就是，我從來不相信黃貫中的結他技巧是無法被取代的，沒有人可以勝過他。但是為甚麼到今天你還是沒找到一隊樂隊的結他手可以勝過他？這個問題就等於問為何同樣有人「搞gag」，卻未能勝過林海峰？責任在林海峰？在俞琤？還是在I Love U Boyz？
呂： 我依然相信這是兩件事，坦白說句，你肯選多幾個，肯試多幾隊，自然就會有多點機會。但是若果最後結果都是沒有的，那就不關別人的事了。我的重點是，第二代自己都覺得很悶。
讀： 第三、第四代人以為，他們無需要經歷一個去鍛鍊他們執行能力的年代，以為只要讀完演藝或理工的multimedia出來，就可以立刻埋位，他們不會理會許鞍華也好，徐克也好，就算黃貫中也好，都有過一段相當長的日子當nobody苦捱。
呂： 答案可能是，在23至35之間的一個調整。現在很多第三、第四代看到的，是第二代於30歲之後的遭遇，但是卻看不到他們在23至30歲之間的遭遇，那就是人人在埋首苦練的時候。
讀： 他們的執行能力就是從那裏來的吧。
呂： 其實那個時候，我們確是比較有利的。有一次我和冼杞然談起，我在讀大學一年班的時候已經在中學教書了，亦有在大專界或青年中心演講。那個年代又真的很奇怪，沒有甚麼人會理你在幹甚麼。
讀： 討論發展下去，會不會變成一個推卸責任的問題？當然你說第二代沒有反省過，但是第四代和第三代香港人有沒有反省過？是他們太早放棄？他們要在主流之內成功，就必然要面對第一、第二代的主流坐在那裏──即是說陶君行必然要面對華叔。
呂： 從社會學上來說，我們六十年代的時候其實也一樣很多frustration。
讀： 我想五、六十年代的frustration很簡單，任何年青人對主流社會和建制都會有不滿。有獨立思考的人，學校年代就已經會培養出一種反叛的行為、反叛的思想。有一段時間可能你會出來參加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
呂： 有時候當你講frustration，那件事未必一定要發生在自己身上，最重要是看到有這件事情存在。
我覺得社會是有惰性的，這個惰性部分來自第二代，他們鼓勵不到新的事情出來。至於第一代，他們走過難，打過仗，對某些東西的看法很不同，他們寧願自己沒有也要給下一代。
讀： 即使第一代本身有很多成就也好，總會覺得下一代人讀書比他多？
呂： 對。這就是第一代的特點。
讀： 他們會尊重讀書的人。
呂： 但是第二代不是，第二代的人覺得自己讀書比人多，所以就將下一代框起來。這就是我覺得為何會開始出現惰性的原因。
讀： 但其實可以集結勢力去將這些東西改變。例如五區公投，你既然覺得民主黨代表了第一和第二代香港人那種建制精英的看法，他們永遠都在建制當中玩；你是可以另立旗幟的。
呂： 對，但很不幸地，其實五區總辭也只不過是一些激進的第二代的一個遊戲。他們始終都走不出那個框框。他們都是建制派來的，就算總辭，最後都一定要返回建制當中。此外，第三、第四代都走不出這個框框。作為社會學家的，當然會嘗試去想在甚麼環境之下，他們會走不出這個框框。
讀： 相對其他國家，香港在這方面有着一種特殊性，還是都一樣？
呂： 在制度上說，我覺得其他地方和國家始終某些條件很不同。
讀： 是政治問題還是其他問題？
呂： 有時候會有一種機制催促你去迫人上台，英國政壇很明顯的吧。因為之前那群人已弄到一團糟，大家說來說去出不了新東西來的時候，忽然有一個新的議程，無論你說甚麼都好，我們就有了這樣一個決定。你剛才說Youtube也好，internet也好，都是走這樣一條路線，就是應用新的idea。
讀： 你覺得最重要的分別在哪裏？是我們的政治制度停滯，令我們沒有人才更替，帶領不到社會變革？
呂： 我覺得沒有輪替是一個問題。香港社會的輪替並不是一個真正的輪替。當董建華在推行某些政策的時候，他找了一些經濟專家做智囊。之後換了人，卻都是那一幫。自由市場的時候是那幫，不是自由市場的時候也是那幫。這和美國不同，你是民主黨，我是共和黨。
呂： 可能由1976開始到大概83年中英談判附近，那時候是最天馬行空，百花齊放的，無論做甚麼也可以，你做甚麼社會都有反應。但是到《英雄本色》出現之後，就出了問題。好像《英雄本色》就是文化的天堂。資本運作到了84年之後又是另一個天堂、炒樓又是一個天堂、政治又是一個天堂，所有的東西出現了一個整整齊齊的香港模式之後，就再無需移動似的。
讀： 就是因為太成功。
呂： 回想之前，其實那也是有點不可思議，實在是厲害。一個爛鬼地方操作的事情，還有人去模仿學習。
讀： 是不是也改變了整個中國的普及文化及中產階級文化的發展？
呂： 不止這樣，你想想大部分地區的開放改革模式都是一樣，興建的第一座大廈一直要是圓形的，一定要有旋轉餐廳。22層和27層的旋轉餐廳，就是用回香港合和的模式，而且還相當之多，差不多去到任何地方也是這樣。每個城市要證明自己現代化就是要有旋轉餐廳。我們當時改變了很多東西，因為實在太成功了。
讀： 這也跟希望將一切凍結在八十年代的心態有關。
呂： 是有關的。
讀： 那即是說，我們不需要世代交替？如果當時已是最成功模式的話。
呂： 但在97之後，發現那不是最成功。
讀： 是社會變了吧，香港人從來不講美學問題。第二代人是不關心這些事的，大會堂和康樂大廈等，他們會覺得沒有問題，蠻好看。問題是現在那一代人關注的重點不同，他們看的世界多了，他們知道北京有一個鳥巢，有個建築師叫Herzog，或者知道巴黎有一座建築物是可以這樣子興建的。
呂： 部分是這樣，部分是在97之後的不景氣，破壞了原有最成功的模式，沒有人再相信。
讀： 所以新的情況就沒有出現。
呂： 所以我才要寫《我的2047》，因為若果再凍結，在哪兒都不行……
讀： 但是問題其實是新的難產，社會對此沒有共識，也沒有甚麼衝擊。
呂： 衝擊很多時是來自第四代香港人。
讀： 像反高鐵運動，嶺南文化研究學系或義工，已經不是菜園村的人，像何芝君、司徒薇他們。但在入面投票的那群人，不論政黨其實都是第一、第二代心態，是發展功能、效率導向的香港人。若沒有辦法令到這些人進入主流的討論中，是一個很大的障礙，不是說吸納他們進去，但起碼大家都要有討論的機會。
呂： 還有就是在主流位置的反對力量，是否可以建制之下，夠膽和建制派開火？但是現在我是看不到很多。要進入當中，用可以和他們對話的方式去對抗。
讀： 現在他們用上了道德精神勝利法。
呂： 現在大多數人都選擇這方法。我們以前是受「老毛」影響，我們要走到群眾去說群眾說話。會說你們這群人貪慕虛榮，飽食終日，所以我不理你。以前會覺得必須要走入群眾，讓群眾聽得到你的說話，你才算成功。
讀： 但會不會欠一個世代交棒的潮流式？經過大選如奧巴馬，然後好像是一支旗號，有一個號召作用，然後影響到其他層面。
呂： 問題是，香港直到今天，走出來選舉的那班人，全是第二代。難聽一點說，你在自己的組織裏也做不到一個這樣的趨勢。
讀： 或者你要跟隨着做第二代的，即是甘乃威模式。他要等到上一代不做了，他才有機會上去。
讀： 第四代需要有一個自己的身分吧。
呂： 要有一個獨立的身分。
讀： 否則你永遠也是甘乃威、或余若薇與陳淑莊。就算是陳淑莊也不會想過，要當今次民主運動中的主角，或是借這個機會去擺脫余若薇的陰影，憑自己團結、甚至成為一個新的世代，一個新的民主運動，她未必有這個想法。
呂： 問題是，我看不見有一個獨立的身分。
讀： 看不到。所謂的「新民主運動」，也只是一個sound bite。
呂： 現在的討論層次是想像不到的低。
讀： 現在根本就不清楚，又不能說他們完全反對走議會路線。
呂： 因為所有人也留了一手。
讀： 對，就是第二代人sure win，risk free。
呂： 但其實應該是這樣的一個鬥爭。
讀：你應該說如果我選不到，我就2012年也不選。
呂： 應該這輩子從此就不參加，以後都就在外面，不回來。
讀： 也許，第二代香港人的問題就是甚麼也要sure win。
呂： 但這是一個慣性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強的傳統。
讀： 香港的東西就是永遠有潛規則。不單只政治、民主、選舉，其他事情也是。表面上是搞文化產業，實際上是IPO。表面上是代際交替，實際上是「收」。表面上是包容，實際上是想吸納他們，想去改變他們的看法，而不是接受他們的看法。
呂： 我想個別人士是以為自己正在接受的，不過沒有一個獨立的議程。
讀： 本身以為自己很另類的人也是正在找尋主流社會影響及認同。
呂： 這才是令我覺得很不安的地方。我有時會說，你跟他決裂就決裂吧。
讀： 可是他們又要sure win。
呂： 我覺得如果是一個很完整的決裂可以自圓其說，倒是沒所謂，只是另一種生活方式。其實我挺喜歡1978年以前的左派。
讀： 就是完全不參與主流社會。
呂： 自己看自己的電影，自己參加自己的旅行團。好像自己給自己說一次話一樣，也挺好的啊。可是現在不是這個樣子，反而更尷尬。你一方面說你不玩，不過只限今次。
讀： 就是我跟你決裂，不過只是一會兒吧。
也許，香港人很怕失去自己的身分。就算入到議會也好，他覺得精神勝利法也是很重要的。你看得到，他實際上是在參與建制，可是他仍然是用一種建制外的mentality在建制裏玩。現在的問題是，無論你政治上怎樣努力去推動改變也沒有用。例如政府發展優秀產業，你看得到，不論是年青一代的香港人也好，還是企業家也好，他們心中只是想如何把廠廈包裝成酒店。除此之外，我真的不覺得他們有甚麼可以engage社會然後一起去做。這認為這個情況會改變嗎？
呂： 我想要換一批新的人才可以了。若要博一博的話，我也不介意讓年輕的一輩試一試。就算做不了甚麼，也願意博一博。我看不到現有的反對系統班底可以出到甚麼有趣的東西。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困了在這裏。
讀： 我想你是少數，有反省能力，才會覺得悶。第二代香港人不會覺得悶。
呂： 第二代香港人不會像我一樣覺得悶，可是他們用另一種方法表達出來。例如我最近去了深圳一趟，跟同一世代的人，都是一些很成功的人。你會發現很奇怪的，就是他們看了深圳所有東西也說好，我覺得這是一種釋放焦慮的方法。
他們就是覺得香港不行。於是另一方面，他們就說深圳甚麼也好，有很多地方我也忍不住問：這樣也好？事實上，大陸很多建築物也是大而無當。高不等如好啊。這種甚麼也是好的心態也是很可怕的。
讀： 如果用他們的核心價值來看的話，他們一定是覺得內地比我們好。高鐵從廣州去武漢走380公里只需三個半小時，以前大概20小時吧，他們當然覺得很神奇。只有容易收地的國家，才能建一條這麼直的鐵路，但第二代人不會想這一點。
呂： 所以你是很實質的見到，第二代表達焦慮的方法就是大陸甚麼也說好，然後就是說快，「你看人家多快！」他們不會想別的問題，這是他們的表達。他們就只是覺得我們慢，但問題是他們又忘了我們慢的原因是甚麼，為甚麼我們要慢，為甚麼我們要去處理。他們當然不會覺得悶，可是他們的焦慮就是我們甚麼也比人慢。人家的東西又快又大又漂亮，好像很厲害，可是一年後倒塌了，又當成另一回事。
讀： 內地差不多每月都有最大的按摩休閒中心開幕，為甚麼呢？因為他們的東西一個月之後就很殘破了。然後就有一個新的按摩中心來取代舊的。
呂： 有一次我在上海，在那最新、最高的Hyatt喝東西，向下望，我真想不到，怎麼浦東這麼快就破落成這個樣子？
讀： 你看東方明珠塔附近，那裏才開發了沒多久，怎可能這樣殘破？你看看深圳地王大廈那裏，建築物很快就很破落了。你再看深圳的地鐵，才建了三年。你覺得如果主動吸納更多年輕人的話，可以改變這個狀況嗎？除了令他們沒有那麼frustrated之外。
呂： 我覺得應該多給他們機會。如果我是領導公民黨的，面對一個這樣的政制，就無謂戀棧了，就給一些比陳淑莊還年輕的人上去試試，看看有甚麼改變。
讀： 會不會是他們很快就建立了一個思維模式，就是效率至上，覺得用這麼少時間選一定選不到，會失去市民的支持，知名度不夠。於是如果想用最少的時間選贏，結果還是派了舊的人出來選。然後又墜入了功能效率的思維中。
呂： 一定是這樣的。但如果他們願意走這一步，我認為會有新的生命力。
讀： 舉例說，請了一班副局長、局長助理。其實對那班政務官來說，他們更是不願放手給他們。
呂： 我覺得更奇怪，是到了第三、第四代也參與批評陳智遠的時候，他們仍然在運用第二代人的角度。
讀： 說到最後，不是社會上某個人設計了一個制度，令社會停滯不前。你看陳智遠的問題就最清楚了。批評得很狠的人就是來自同代那群人。
呂： 這當然是很不幸的。
讀： 這不是不幸，而只是冰山一角。
呂： 所以我一直說第三、第四代根本沒有一個身分，沒有一套獨立想法。
讀： 根本這是一個集體意識問題。如果這是一場Generation War，你應該把陳智遠捧為你們的教主。
呂： 對，如果我仍是廿多歲。我一定捧他為教主。
讀： 為何不行？由二萬人工一跳而變成十多萬人工，有何不可？
呂： 根本就覺得很應該。還覺得應該多開幾個位給我們。你用另一個角度想，他以前一表人才，在現有的大學制度來說是如何糟蹋了他，哈哈。
讀： 其實這個惰性本身是體現在香港人的性格之中。
呂： 這種性格不是第三、第四代獨有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代也有。
現在整個社會也是risk free問題，政改出現問題的時候，「掟蕉」是最容易做的事。大聲一點說，起碼到現在我們仍然有幾個人在寫一些文章去說政治委任制度是必要的，只是應談論怎麼去「優化」，次次也給人狠批的了。扒逆水永遠是辛苦幾十倍的，「掟蕉」就容易成為話題了。
讀： 可是對社會發展沒有幫助。
呂： 這也是香港其他方面的問題，香港很少想共同富貴繁榮的想法。我常舉的一個例子，Harry Potter這書推出時，英國文化界、媒界的反應是大家一起捧它為教主。之後大家心底裏一起說：唓，其實這本書沒有多厲害。這是很多其他國家的做法，如果一旦成功了，就大家有份有着數。我出來捏死你，其實只是捏死了另一隻螞蟻，大家也沒有得益啊，當然是捧你出來對大家有利。其實奧巴馬也是一樣，社會上覺得如果出現一件新事物，社會上就要說新的事情，要有新的議程。大家自然有新的機會，有些人可以翻身，起碼可以一試。可是香港不是一個這樣的地方，就是要把你擊敗了才算。
讀： 可是香港的精英也不會有這樣一種意識，就算是不同年紀的精英，他們也沒有一種齊齊成功的意識。
呂： 現在就好像去冒險樂園一樣，有空就玩玩射擊遊戲，無限復活。不過人會死啊。我不相信第二代可以永永遠遠下去。但當第二代死了，如果再由第三、第四代去延續，然後我們發現他們說的話、做的事原來也是一樣的，事情就真的會很糟了。
讀： 但這很悲觀嘛，需要等年紀大那一班人死掉……
呂： 那死之前也會慢慢老的。沒辦法的了，唯有看年輕的一代有否這種挑戰的能力。
讀： 那你是否應該寫一個續篇呢？
呂： 名叫《第二代香港人》嗎？就只集中談論第二代！哈哈。其實是值得的，因為《四代香港人》爭議並沒得到第二代人的參與，因為內容不中聽嘛。
讀： 對呀，對於你預期出現但最後在討論裏面沒出現過的東西，包括第二代裏面成功的香港人，他們怎樣看這個問題。
讀： 《四代香港人》這本書，已經推出了兩年，你覺得它對社會有哪方面的影響? 它是不是變成了熱門的討論話題？
呂： 其實我自己並不是很用心跟進那個討論，部分原因是它與我原先期望出現的討論有所不同。我寫這本書原本是向第一代致敬，就是我們父母那一代。主要是因為當時我的父親過身了。
讀： 可是，出來的情況卻有點不同，討論變成了是對第一、第二代香港人的指責和控訴。
呂： 結果變成是第三、第四代站一邊，然後第二代人站在另一邊，當中不幸是第一代人沒有出現在討論之中。原本我想寫第一代人如何栽培第二代，以及第二代又可能重新在第一代身上學到些甚麼，然後去幫助第三、第四代。但是這個現象卻沒有出現。部分原因是第二代人沒有參與討論，只有第三、第四代的參與，遺憾是沒有勾起第二代人對自己和對父母那代的反思。
讀： 你認為第一、第二代人不參與討論的原因是甚麼？
呂： 我自己接觸到的第二代，大部分都不以為然，覺得沒有甚麼好討論。曾有位教授跟我說，你那本書好像很多人看的樣子，跟着他說，其實這很易理解，第三、第四代那樣糟，可是你就說成沒有問題，他們當然很喜歡！
讀： 你說第二代人對這個話題缺乏興趣，但第三、第四代人之所以熱烈討論，原因何在？是真的社會流動低了，還是只是一種感覺？
呂： 我經驗覺得是感覺多於social mobility（社會流動性）低了。我自己對社會流動、社會分層的研究，例如2006年那個數據便指出，社會依然是有流動的機會。
讀： 若然在客觀上工作機會沒有減少，流動的渠道仍然是開放，那為甚麼第四代人會借這本書宣洩了他們不滿？那種感覺從何而來？
呂： 我相信有兩個原因，第一，你可以想像一個十多二十歲的年青人，在長大的過程中會聽到很多雜聲。你身邊不斷會有人告訴你，你一定要這樣做，要那樣做，不然就死定了。現在有很多這些聲音，以前相對較少。
讀： 可能是由幼稚園開始的吧。
呂： 由幼稚園、小學，跟着到大學。入到大學，有人會告訴你要怎樣作出選擇，要特意去「上莊」，要去找些地方做點東西，然後去找internship，借意去找個mentor。總之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都要去儲齊它們。現在很多這樣的聲音，是很擾人的，你會感覺到那種frustration。
讀： 這種frustration，也許比起沒有晉升流動的機會更嚴重。
呂： 因為晉升流動機會的煩惱一直存在嘛，你我都試過廿多歲，都應該知道。我也會同情部分第四代或第三代末的人，對於我那代，去到30歲可能就真的起飛，而且起飛的幅度還很大；但是現在部分人會覺得到了30歲仍是差不多，沒有明顯分別。
讀： 我在《明報》看到梁振英寫了幾篇文章，談social mobility和青少年工作等等，他提到一個觀點，他覺得八十年代高流動性和起飛是例外，即是Perfect Storm Theory，幾樣條件巧合同時出現。最主要是84年前途問題，跟着就是人才外流和移民潮，同時經濟擴張，那麼就變成你剛才所說，到了30歲之後就「boom」一聲準備彈起。其實，根本就不是一代壓迫一代的問題，而是客觀上香港發展的一個階段，一些特殊的條件造就了八十年代的booming?
呂： 但那個booming的出現，又不是只在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其實已開始。你可以說現在很難會有同樣的高速增長，但我覺得七、八十年代讓人舒服的原因，不純粹在於一個量的問題，多元路徑也很重要。現在的年青一代當中，出現了兩極化的情形。如果我發現一個「叻」的新一代，我必須承認他比我讀大學的時候「叻」。他們的認識比我們多，他們的英語口音好和exposure都比我們多。
讀： 說到frustraion，第四代香港人當中最frustrated的一群，是大學和副學士畢業的那一群。
呂： 我看到的就是有一部分人，若你將他們放在七十年代的環境下，他們並不能上大學，中學畢業後可能已經出來工作了，可能在做merchandiser，又或者做teller之類，只不過現在他們變成了學位人士而已，因此與路徑收窄有點關係。
讀： 我的印象是，在七十年代後期，香港有很多偷渡來港的新移民，他們會「盡地一鋪」，在街邊賣水餃也好，或者在酒樓做兩年，之後便自己開餐廳。
呂： 以前和現在有點不同，以前香港人很相信：「我不理你學歷，只要你打得就可以了。」譬如說在以前的娛樂圈和文化界，小學畢業也沒有所謂，以前我出來寫稿的時候，有很多編輯也不是大學畢業的。我最初出來寫作的時候，在報社裏大學生是少數來的。
讀： 其實這是任何社會發展的必經之路，這種屬粗放式成長，好像現在的中國大陸一樣，只要打得就可以，不理你是工人還是耕田出身。直到發展至某個成熟階段，就會開始講學歷講資格，然後大家就會要在拿到那個資格之後，才可以由那個平台起步，那就是到了另一個階段。
呂： 可以說是，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我們自己本身被不必要的制度化。在經濟上由粗放型變成秩序型，是會收窄了某些空間。經濟開始成熟，增長速度會開始下降，這當然是有制度方面的因素。但是，當中亦有部分人為因素，譬如面對轉型，有需要將所有人才市場都納入一個學歷系統裏面嗎？其實，一個頂尖的世界城市，在文化、藝術、時裝設計方面等等，它都不是遵行單一套大學制度；它需要可能是某種學歷，但不是純學歷。
讀： 可能是設計資歷，不是綜合大學學位。
呂： 對，那不是學位來的，大家要知道那個行業，需要哪種東西。但是現在的香港，無論是文化或經濟發展，我們將很多的東西都收集在一起，將全部都變成了一個學歷制度，而且還是同一款大學式的文化和學習方式，像現在我們連工業學院也沒有了。
讀： 會不會是參與競爭那些人本身的問題？從小到大已經被灌輸一種策略性的行為，去選擇升學和就業，去選擇甚麼科目等。將來若果發現自己不能達到預期目標，怨憤就出現。過去那個年代的人不同，他們不跟主流遊戲規則玩，只依自己的遊戲規則玩就好。
呂： 問題與兩代人都有關係。第一方面就是後生的是否有膽量抽身出來，用自己的方法去闖，去衝擊它。但同時你會面對一個處境，坦白的說，第二代還活於現在，依然繼續在無須受到挑戰和威脅情況下，繼續延伸他們的遊戲規則。
讀： 因為他們是主流吧！
呂： 是主流。我有一個比喻，就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問題。我們並沒出現新生產力，不像當年美國。美國最初在克林頓上台前，Generation X是有很多憤怨的，在政治上、經濟上沒有出路。你看Reality Bites那套戲，大學生出來最初就只是賣時裝和做店員，其實都一樣如此。
然後有Internet Boom，跟着其他很多方面都出現了大轉型，於是便出現了新生產力，會有些東西是只有這群新人懂得，以前的人不懂。但是香港現在的煩惱是，我們不斷在重複去做一個商埠。
讀： 問題是Youtube也好、Facebook也好、Twitter也好，最開始的Amazon也好，其實它都不是大型的資本運作。背後都只是一群人，在自己的車房中自己製造出來。但是internet革命中的那些business model，着重的不是的科技，而是idea，如何執行idea。所以到了第二代末的香港人，我會覺得是他們的問題，是沒有那種執行創意的能力，沒有了決心，只希望跟着那個主流遊戲規則去玩，但是又想快點贏，一切變成IPO玩意。第一、第二代的執行能力是很強，又或者是如他們所講的純粹是role play。
呂： 第二代的執行能力是很強。
讀： 如果你要超越他們的話，就要擁有和他們一樣的執行能力，但要比他們更加creative。
呂： Creative之餘更要夠膽去做一件東西出來，不只是在說其他人有甚麼不足。從我的角度來說，如果第二代還在要求自己進步的話，我覺得他們要搭道橋出來。不然的話，我面對的問題就是連我生活中的事也開始重複，就連自己都覺得悶。如果你想看到事情改變，就會有一種力，這是由第二代散發出來的。到了那時，你又會不會搭道橋讓別人來撞一下自己，讓新的力量出來？
讀： 這不會發生，很簡單以CR為例，如果我是俞琤，無論如何都會找回葛文輝和林海峰。第一是那由我自己創造傳奇；第二就是我有權；第三他聽我話，不會「起我飛腳」。
呂： 所以到了現在我們還是在聽同一樣的東西。
讀： 十多年前我們聽軟硬《老人院》，到現在廿年後，依然還在聽。但當你想一想，在商台如果再選下一級，就會是I Love U Boyz，這時你會發現俞琤的選擇未必是錯。他們連「搞gag」也不好笑，執行力比不上林海峰，於是我們連少許的收聽動機也沒有。
呂： 我相信要在第三、第四代裏找，總可以找到執行力比較強的人。
讀： 在流行音樂方面，當Beyond出道的時候，沒有大公司支持，他們第一張唱片就失敗，第二張唱片就變成亞拉伯跳舞女郎，弄得古靈精怪，連原本的fans也對他們不滿，主流樂迷又不接受他們。他們經歷過兩、三年的掙扎，四個人差不多連食都沒有得食，後來才有一、兩首主流的情歌，開始紅了起來。他們都不是因為大公司，也不是因為參加甚麼音樂比賽，如嘉士伯流行音樂節等被發掘。
呂： 他們出現的時間也有一個好處，就是同一時間出現達明、出現樂隊熱潮。
讀： 問題就是，我從來不相信黃貫中的結他技巧是無法被取代的，沒有人可以勝過他。但是為甚麼到今天你還是沒找到一隊樂隊的結他手可以勝過他？這個問題就等於問為何同樣有人「搞gag」，卻未能勝過林海峰？責任在林海峰？在俞琤？還是在I Love U Boyz？
呂： 我依然相信這是兩件事，坦白說句，你肯選多幾個，肯試多幾隊，自然就會有多點機會。但是若果最後結果都是沒有的，那就不關別人的事了。我的重點是，第二代自己都覺得很悶。
讀： 第三、第四代人以為，他們無需要經歷一個去鍛鍊他們執行能力的年代，以為只要讀完演藝或理工的multimedia出來，就可以立刻埋位，他們不會理會許鞍華也好，徐克也好，就算黃貫中也好，都有過一段相當長的日子當nobody苦捱。
呂： 答案可能是，在23至35之間的一個調整。現在很多第三、第四代看到的，是第二代於30歲之後的遭遇，但是卻看不到他們在23至30歲之間的遭遇，那就是人人在埋首苦練的時候。
讀： 他們的執行能力就是從那裏來的吧。
呂： 其實那個時候，我們確是比較有利的。有一次我和冼杞然談起，我在讀大學一年班的時候已經在中學教書了，亦有在大專界或青年中心演講。那個年代又真的很奇怪，沒有甚麼人會理你在幹甚麼。
讀： 討論發展下去，會不會變成一個推卸責任的問題？當然你說第二代沒有反省過，但是第四代和第三代香港人有沒有反省過？是他們太早放棄？他們要在主流之內成功，就必然要面對第一、第二代的主流坐在那裏──即是說陶君行必然要面對華叔。
呂： 從社會學上來說，我們六十年代的時候其實也一樣很多frustration。
讀： 我想五、六十年代的frustration很簡單，任何年青人對主流社會和建制都會有不滿。有獨立思考的人，學校年代就已經會培養出一種反叛的行為、反叛的思想。有一段時間可能你會出來參加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
呂： 有時候當你講frustration，那件事未必一定要發生在自己身上，最重要是看到有這件事情存在。
我覺得社會是有惰性的，這個惰性部分來自第二代，他們鼓勵不到新的事情出來。至於第一代，他們走過難，打過仗，對某些東西的看法很不同，他們寧願自己沒有也要給下一代。
讀： 即使第一代本身有很多成就也好，總會覺得下一代人讀書比他多？
呂： 對。這就是第一代的特點。
讀： 他們會尊重讀書的人。
呂： 但是第二代不是，第二代的人覺得自己讀書比人多，所以就將下一代框起來。這就是我覺得為何會開始出現惰性的原因。
讀： 但其實可以集結勢力去將這些東西改變。例如五區公投，你既然覺得民主黨代表了第一和第二代香港人那種建制精英的看法，他們永遠都在建制當中玩；你是可以另立旗幟的。
呂： 對，但很不幸地，其實五區總辭也只不過是一些激進的第二代的一個遊戲。他們始終都走不出那個框框。他們都是建制派來的，就算總辭，最後都一定要返回建制當中。此外，第三、第四代都走不出這個框框。作為社會學家的，當然會嘗試去想在甚麼環境之下，他們會走不出這個框框。
讀： 相對其他國家，香港在這方面有着一種特殊性，還是都一樣？
呂： 在制度上說，我覺得其他地方和國家始終某些條件很不同。
讀： 是政治問題還是其他問題？
呂： 有時候會有一種機制催促你去迫人上台，英國政壇很明顯的吧。因為之前那群人已弄到一團糟，大家說來說去出不了新東西來的時候，忽然有一個新的議程，無論你說甚麼都好，我們就有了這樣一個決定。你剛才說Youtube也好，internet也好，都是走這樣一條路線，就是應用新的idea。
讀： 你覺得最重要的分別在哪裏？是我們的政治制度停滯，令我們沒有人才更替，帶領不到社會變革？
呂： 我覺得沒有輪替是一個問題。香港社會的輪替並不是一個真正的輪替。當董建華在推行某些政策的時候，他找了一些經濟專家做智囊。之後換了人，卻都是那一幫。自由市場的時候是那幫，不是自由市場的時候也是那幫。這和美國不同，你是民主黨，我是共和黨。
呂： 可能由1976開始到大概83年中英談判附近，那時候是最天馬行空，百花齊放的，無論做甚麼也可以，你做甚麼社會都有反應。但是到《英雄本色》出現之後，就出了問題。好像《英雄本色》就是文化的天堂。資本運作到了84年之後又是另一個天堂、炒樓又是一個天堂、政治又是一個天堂，所有的東西出現了一個整整齊齊的香港模式之後，就再無需移動似的。
讀： 就是因為太成功。
呂： 回想之前，其實那也是有點不可思議，實在是厲害。一個爛鬼地方操作的事情，還有人去模仿學習。
讀： 是不是也改變了整個中國的普及文化及中產階級文化的發展？
呂： 不止這樣，你想想大部分地區的開放改革模式都是一樣，興建的第一座大廈一直要是圓形的，一定要有旋轉餐廳。22層和27層的旋轉餐廳，就是用回香港合和的模式，而且還相當之多，差不多去到任何地方也是這樣。每個城市要證明自己現代化就是要有旋轉餐廳。我們當時改變了很多東西，因為實在太成功了。
讀： 這也跟希望將一切凍結在八十年代的心態有關。
呂： 是有關的。
讀： 那即是說，我們不需要世代交替？如果當時已是最成功模式的話。
呂： 但在97之後，發現那不是最成功。
讀： 是社會變了吧，香港人從來不講美學問題。第二代人是不關心這些事的，大會堂和康樂大廈等，他們會覺得沒有問題，蠻好看。問題是現在那一代人關注的重點不同，他們看的世界多了，他們知道北京有一個鳥巢，有個建築師叫Herzog，或者知道巴黎有一座建築物是可以這樣子興建的。
呂： 部分是這樣，部分是在97之後的不景氣，破壞了原有最成功的模式，沒有人再相信。
讀： 所以新的情況就沒有出現。
呂： 所以我才要寫《我的2047》，因為若果再凍結，在哪兒都不行……
讀： 但是問題其實是新的難產，社會對此沒有共識，也沒有甚麼衝擊。
呂： 衝擊很多時是來自第四代香港人。
讀： 像反高鐵運動，嶺南文化研究學系或義工，已經不是菜園村的人，像何芝君、司徒薇他們。但在入面投票的那群人，不論政黨其實都是第一、第二代心態，是發展功能、效率導向的香港人。若沒有辦法令到這些人進入主流的討論中，是一個很大的障礙，不是說吸納他們進去，但起碼大家都要有討論的機會。
呂： 還有就是在主流位置的反對力量，是否可以建制之下，夠膽和建制派開火？但是現在我是看不到很多。要進入當中，用可以和他們對話的方式去對抗。
讀： 現在他們用上了道德精神勝利法。
呂： 現在大多數人都選擇這方法。我們以前是受「老毛」影響，我們要走到群眾去說群眾說話。會說你們這群人貪慕虛榮，飽食終日，所以我不理你。以前會覺得必須要走入群眾，讓群眾聽得到你的說話，你才算成功。
讀： 但會不會欠一個世代交棒的潮流式？經過大選如奧巴馬，然後好像是一支旗號，有一個號召作用，然後影響到其他層面。
呂： 問題是，香港直到今天，走出來選舉的那班人，全是第二代。難聽一點說，你在自己的組織裏也做不到一個這樣的趨勢。
讀： 或者你要跟隨着做第二代的，即是甘乃威模式。他要等到上一代不做了，他才有機會上去。
讀： 第四代需要有一個自己的身分吧。
呂： 要有一個獨立的身分。
讀： 否則你永遠也是甘乃威、或余若薇與陳淑莊。就算是陳淑莊也不會想過，要當今次民主運動中的主角，或是借這個機會去擺脫余若薇的陰影，憑自己團結、甚至成為一個新的世代，一個新的民主運動，她未必有這個想法。
呂： 問題是，我看不見有一個獨立的身分。
讀： 看不到。所謂的「新民主運動」，也只是一個sound bite。
呂： 現在的討論層次是想像不到的低。
讀： 現在根本就不清楚，又不能說他們完全反對走議會路線。
呂： 因為所有人也留了一手。
讀： 對，就是第二代人sure win，risk free。
呂： 但其實應該是這樣的一個鬥爭。
讀：你應該說如果我選不到，我就2012年也不選。
呂： 應該這輩子從此就不參加，以後都就在外面，不回來。
讀： 也許，第二代香港人的問題就是甚麼也要sure win。
呂： 但這是一個慣性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強的傳統。
讀： 香港的東西就是永遠有潛規則。不單只政治、民主、選舉，其他事情也是。表面上是搞文化產業，實際上是IPO。表面上是代際交替，實際上是「收」。表面上是包容，實際上是想吸納他們，想去改變他們的看法，而不是接受他們的看法。
呂： 我想個別人士是以為自己正在接受的，不過沒有一個獨立的議程。
讀： 本身以為自己很另類的人也是正在找尋主流社會影響及認同。
呂： 這才是令我覺得很不安的地方。我有時會說，你跟他決裂就決裂吧。
讀： 可是他們又要sure win。
呂： 我覺得如果是一個很完整的決裂可以自圓其說，倒是沒所謂，只是另一種生活方式。其實我挺喜歡1978年以前的左派。
讀： 就是完全不參與主流社會。
呂： 自己看自己的電影，自己參加自己的旅行團。好像自己給自己說一次話一樣，也挺好的啊。可是現在不是這個樣子，反而更尷尬。你一方面說你不玩，不過只限今次。
讀： 就是我跟你決裂，不過只是一會兒吧。
也許，香港人很怕失去自己的身分。就算入到議會也好，他覺得精神勝利法也是很重要的。你看得到，他實際上是在參與建制，可是他仍然是用一種建制外的mentality在建制裏玩。現在的問題是，無論你政治上怎樣努力去推動改變也沒有用。例如政府發展優秀產業，你看得到，不論是年青一代的香港人也好，還是企業家也好，他們心中只是想如何把廠廈包裝成酒店。除此之外，我真的不覺得他們有甚麼可以engage社會然後一起去做。這認為這個情況會改變嗎？
呂： 我想要換一批新的人才可以了。若要博一博的話，我也不介意讓年輕的一輩試一試。就算做不了甚麼，也願意博一博。我看不到現有的反對系統班底可以出到甚麼有趣的東西。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困了在這裏。
讀： 我想你是少數，有反省能力，才會覺得悶。第二代香港人不會覺得悶。
呂： 第二代香港人不會像我一樣覺得悶，可是他們用另一種方法表達出來。例如我最近去了深圳一趟，跟同一世代的人，都是一些很成功的人。你會發現很奇怪的，就是他們看了深圳所有東西也說好，我覺得這是一種釋放焦慮的方法。
他們就是覺得香港不行。於是另一方面，他們就說深圳甚麼也好，有很多地方我也忍不住問：這樣也好？事實上，大陸很多建築物也是大而無當。高不等如好啊。這種甚麼也是好的心態也是很可怕的。
讀： 如果用他們的核心價值來看的話，他們一定是覺得內地比我們好。高鐵從廣州去武漢走380公里只需三個半小時，以前大概20小時吧，他們當然覺得很神奇。只有容易收地的國家，才能建一條這麼直的鐵路，但第二代人不會想這一點。
呂： 所以你是很實質的見到，第二代表達焦慮的方法就是大陸甚麼也說好，然後就是說快，「你看人家多快！」他們不會想別的問題，這是他們的表達。他們就只是覺得我們慢，但問題是他們又忘了我們慢的原因是甚麼，為甚麼我們要慢，為甚麼我們要去處理。他們當然不會覺得悶，可是他們的焦慮就是我們甚麼也比人慢。人家的東西又快又大又漂亮，好像很厲害，可是一年後倒塌了，又當成另一回事。
讀： 內地差不多每月都有最大的按摩休閒中心開幕，為甚麼呢？因為他們的東西一個月之後就很殘破了。然後就有一個新的按摩中心來取代舊的。
呂： 有一次我在上海，在那最新、最高的Hyatt喝東西，向下望，我真想不到，怎麼浦東這麼快就破落成這個樣子？
讀： 你看東方明珠塔附近，那裏才開發了沒多久，怎可能這樣殘破？你看看深圳地王大廈那裏，建築物很快就很破落了。你再看深圳的地鐵，才建了三年。你覺得如果主動吸納更多年輕人的話，可以改變這個狀況嗎？除了令他們沒有那麼frustrated之外。
呂： 我覺得應該多給他們機會。如果我是領導公民黨的，面對一個這樣的政制，就無謂戀棧了，就給一些比陳淑莊還年輕的人上去試試，看看有甚麼改變。
讀： 會不會是他們很快就建立了一個思維模式，就是效率至上，覺得用這麼少時間選一定選不到，會失去市民的支持，知名度不夠。於是如果想用最少的時間選贏，結果還是派了舊的人出來選。然後又墜入了功能效率的思維中。
呂： 一定是這樣的。但如果他們願意走這一步，我認為會有新的生命力。
讀： 舉例說，請了一班副局長、局長助理。其實對那班政務官來說，他們更是不願放手給他們。
呂： 我覺得更奇怪，是到了第三、第四代也參與批評陳智遠的時候，他們仍然在運用第二代人的角度。
讀： 說到最後，不是社會上某個人設計了一個制度，令社會停滯不前。你看陳智遠的問題就最清楚了。批評得很狠的人就是來自同代那群人。
呂： 這當然是很不幸的。
讀： 這不是不幸，而只是冰山一角。
呂： 所以我一直說第三、第四代根本沒有一個身分，沒有一套獨立想法。
讀： 根本這是一個集體意識問題。如果這是一場Generation War，你應該把陳智遠捧為你們的教主。
呂： 對，如果我仍是廿多歲。我一定捧他為教主。
讀： 為何不行？由二萬人工一跳而變成十多萬人工，有何不可？
呂： 根本就覺得很應該。還覺得應該多開幾個位給我們。你用另一個角度想，他以前一表人才，在現有的大學制度來說是如何糟蹋了他，哈哈。
讀： 其實這個惰性本身是體現在香港人的性格之中。
呂： 這種性格不是第三、第四代獨有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代也有。
現在整個社會也是risk free問題，政改出現問題的時候，「掟蕉」是最容易做的事。大聲一點說，起碼到現在我們仍然有幾個人在寫一些文章去說政治委任制度是必要的，只是應談論怎麼去「優化」，次次也給人狠批的了。扒逆水永遠是辛苦幾十倍的，「掟蕉」就容易成為話題了。
讀： 可是對社會發展沒有幫助。
呂： 這也是香港其他方面的問題，香港很少想共同富貴繁榮的想法。我常舉的一個例子，Harry Potter這書推出時，英國文化界、媒界的反應是大家一起捧它為教主。之後大家心底裏一起說：唓，其實這本書沒有多厲害。這是很多其他國家的做法，如果一旦成功了，就大家有份有着數。我出來捏死你，其實只是捏死了另一隻螞蟻，大家也沒有得益啊，當然是捧你出來對大家有利。其實奧巴馬也是一樣，社會上覺得如果出現一件新事物，社會上就要說新的事情，要有新的議程。大家自然有新的機會，有些人可以翻身，起碼可以一試。可是香港不是一個這樣的地方，就是要把你擊敗了才算。
讀： 可是香港的精英也不會有這樣一種意識，就算是不同年紀的精英，他們也沒有一種齊齊成功的意識。
呂： 現在就好像去冒險樂園一樣，有空就玩玩射擊遊戲，無限復活。不過人會死啊。我不相信第二代可以永永遠遠下去。但當第二代死了，如果再由第三、第四代去延續，然後我們發現他們說的話、做的事原來也是一樣的，事情就真的會很糟了。
讀： 但這很悲觀嘛，需要等年紀大那一班人死掉……
呂： 那死之前也會慢慢老的。沒辦法的了，唯有看年輕的一代有否這種挑戰的能力。
讀： 那你是否應該寫一個續篇呢？
呂： 名叫《第二代香港人》嗎？就只集中談論第二代！哈哈。其實是值得的，因為《四代香港人》爭議並沒得到第二代人的參與，因為內容不中聽嘛。
讀： 對呀，對於你預期出現但最後在討論裏面沒出現過的東西，包括第二代裏面成功的香港人，他們怎樣看這個問題。
Sunday 19 September 2010
開卷看世界﹕傅柯《詞與物》之借題發揮
(明報)2010年9月19日 星期日 05:10
【明報專訊】一九八六年入中文大學研究院，傅柯的書買了一套，讀了十幾年。在德國 修讀民俗學期間，大概是一九九三年，安德里亞斯．哈德曼老師竟然開了一個課程，研習傅柯的《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un arche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一個星期讀一章，用的是德文譯本，遇有疑難，也參照法文原本（一九六六）。德文本的書名用的是傅柯的原本書名，叫Die Ordnung der Dinge（《事物的秩序》）。我在書裏有很多筆記，寫這個書評的時候，本來想找書來看，然而遍尋不獲，也許離開德國的時候，贈送予友人Franz，他也於二〇〇八年初病歿。
傅柯寫的是知識史，知識的元素，所謂認識元（épistémè）如何構造出來，成為一時的規範，然後忽然遭受拋棄，來了另一規範。知識並非演進，而是斷裂的，時代之間有很多斷層和重疊。例如現代的知識關注人的自身，人成為心理學、社會學等研究對象，人成為一個科目。書名的副題，人文科學之考古，便是追溯人文科學（特別是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知識起源。由於知識生產網絡與官僚控制網絡互為表裏，彼此刺激對方衍生，人成了研究對象並非好事。這是傅柯知識權力共生論。現代知識的生產、實踐和報廢，都掌握在專家手上，凡人變得無權無力，傳統的風俗信仰和社群知識拋棄了，凡人失去了詮釋事物的自主權。
名物考 寫鄉村風物
懷緬舊風物，也是追溯舊名詞，古人謂之「名物考」，我從字面意義借用傅柯的《詞與物》，十幾年前開始寫鄉村風物懷舊和語文懷舊，記載鄉土風俗和舊式中文，然後追溯歷史變化，思考何時改換名詞，也改換世界觀。例如種蓮藕和稜角的「水田」，荒廢之後，變成後來純作保育水鳥用的「濕地」，例如官府的「手續」變成政府的「程序」。本來是簡單的語言考據，也寫了十幾年，源源不絕。
傅柯書的第一章引述的歐洲始源醫學，令我察覺中國傳統醫學的特性，印證了我去德之前寫的小書《術數批判》（一九八九）的看法。O. Crollius（1624）整理出十六種聯想模式（近感、遙感、類感、同感……），比起中國的陰陽五行、天人感應，其複雜之處，有過之而無不及。醫藥方面，中世紀的歐洲人一樣用同類相求、以形醫形的思考（similia similibus curantus）。比如說，核桃像人的腦殼，因此推論可以治頭疼，還說桃殼治頭骨的疼，桃仁治腦內的疼；紅色的昆蟲可以治血病；烏頭的種子像人眼，因此可以治眼疾。此等胡亂比附的藥方，無有療效。中世紀的德國醫生用的「放血療法」，將人體十二器官的疾病與黃道十二星宮配合，再以十二個月的節氣來指導施針放血，可謂「天人合一」的極致，不過也不見得有療效。然而，同樣也好像是聯想比附的中國針灸術和中醫藥學，到了今天依然有效，經得起現代醫學的考驗。
與歐洲的始源醫學對照之後，便理解中國醫學是以科學實證知識為基本，事後運用陰陽五行等玄學系統來組織其實證知識，以便執業者記憶和運用。現代人只看了中醫的玄學表述系統，容易誤解中醫是聯想比附，與巫術一樣。這些讀書偶得，只是與做中醫師的朋友講了，也在報紙上用雜文寫了，並無做什麼學術考究。
不是我懶惰，而是我深信，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後，學術停滯不前，毋須做什麼學術研究了。除了懷緬一下舊詞舊物，除了做愛，無事可做。
孔恩（Thomas Kuhn）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用範式轉變（paradigm shift）的理論解釋物理學的演變史，說明自然科學（物理學）理論模式的演化如潮流一樣，並無真理，阿里士多德的力學並非不如牛頓的，只是不合潮流。傅柯在一九六六年以認識元的突變來解釋人文科學的潮流變革。兩書各自獨立，卻一併拆破了科學的真理聲稱（claim to truth），預兆人類學術之終結。天地毁爛，人心腐敗。一九七一年，美元 脫離金本位制度，啟動金融資本主義。
二〇〇七年我離開官場，二〇〇九年，入了嶺南大學 教書，其中一個任務是生產學術論文。我沒有想起傅柯，連他的書也無迹可尋。
文 陳 雲
編輯 曾祥泰
【明報專訊】一九八六年入中文大學研究院，傅柯的書買了一套，讀了十幾年。在德國 修讀民俗學期間，大概是一九九三年，安德里亞斯．哈德曼老師竟然開了一個課程，研習傅柯的《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un arche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一個星期讀一章，用的是德文譯本，遇有疑難，也參照法文原本（一九六六）。德文本的書名用的是傅柯的原本書名，叫Die Ordnung der Dinge（《事物的秩序》）。我在書裏有很多筆記，寫這個書評的時候，本來想找書來看，然而遍尋不獲，也許離開德國的時候，贈送予友人Franz，他也於二〇〇八年初病歿。
傅柯寫的是知識史，知識的元素，所謂認識元（épistémè）如何構造出來，成為一時的規範，然後忽然遭受拋棄，來了另一規範。知識並非演進，而是斷裂的，時代之間有很多斷層和重疊。例如現代的知識關注人的自身，人成為心理學、社會學等研究對象，人成為一個科目。書名的副題，人文科學之考古，便是追溯人文科學（特別是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知識起源。由於知識生產網絡與官僚控制網絡互為表裏，彼此刺激對方衍生，人成了研究對象並非好事。這是傅柯知識權力共生論。現代知識的生產、實踐和報廢，都掌握在專家手上，凡人變得無權無力，傳統的風俗信仰和社群知識拋棄了，凡人失去了詮釋事物的自主權。
名物考 寫鄉村風物
懷緬舊風物，也是追溯舊名詞，古人謂之「名物考」，我從字面意義借用傅柯的《詞與物》，十幾年前開始寫鄉村風物懷舊和語文懷舊，記載鄉土風俗和舊式中文，然後追溯歷史變化，思考何時改換名詞，也改換世界觀。例如種蓮藕和稜角的「水田」，荒廢之後，變成後來純作保育水鳥用的「濕地」，例如官府的「手續」變成政府的「程序」。本來是簡單的語言考據，也寫了十幾年，源源不絕。
傅柯書的第一章引述的歐洲始源醫學，令我察覺中國傳統醫學的特性，印證了我去德之前寫的小書《術數批判》（一九八九）的看法。O. Crollius（1624）整理出十六種聯想模式（近感、遙感、類感、同感……），比起中國的陰陽五行、天人感應，其複雜之處，有過之而無不及。醫藥方面，中世紀的歐洲人一樣用同類相求、以形醫形的思考（similia similibus curantus）。比如說，核桃像人的腦殼，因此推論可以治頭疼，還說桃殼治頭骨的疼，桃仁治腦內的疼；紅色的昆蟲可以治血病；烏頭的種子像人眼，因此可以治眼疾。此等胡亂比附的藥方，無有療效。中世紀的德國醫生用的「放血療法」，將人體十二器官的疾病與黃道十二星宮配合，再以十二個月的節氣來指導施針放血，可謂「天人合一」的極致，不過也不見得有療效。然而，同樣也好像是聯想比附的中國針灸術和中醫藥學，到了今天依然有效，經得起現代醫學的考驗。
與歐洲的始源醫學對照之後，便理解中國醫學是以科學實證知識為基本，事後運用陰陽五行等玄學系統來組織其實證知識，以便執業者記憶和運用。現代人只看了中醫的玄學表述系統，容易誤解中醫是聯想比附，與巫術一樣。這些讀書偶得，只是與做中醫師的朋友講了，也在報紙上用雜文寫了，並無做什麼學術考究。
不是我懶惰，而是我深信，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後，學術停滯不前，毋須做什麼學術研究了。除了懷緬一下舊詞舊物，除了做愛，無事可做。
孔恩（Thomas Kuhn）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用範式轉變（paradigm shift）的理論解釋物理學的演變史，說明自然科學（物理學）理論模式的演化如潮流一樣，並無真理，阿里士多德的力學並非不如牛頓的，只是不合潮流。傅柯在一九六六年以認識元的突變來解釋人文科學的潮流變革。兩書各自獨立，卻一併拆破了科學的真理聲稱（claim to truth），預兆人類學術之終結。天地毁爛，人心腐敗。一九七一年，美元 脫離金本位制度，啟動金融資本主義。
二〇〇七年我離開官場，二〇〇九年，入了嶺南大學 教書，其中一個任務是生產學術論文。我沒有想起傅柯，連他的書也無迹可尋。
文 陳 雲
編輯 曾祥泰
Monday 16 August 2010
We, the Commoners by Yuk Hui on Sunday
明報 8月15日星期日副刊
大浪西灣淪陷，很明顯又是「隻眼開隻眼閉」，然後扮「你睇我唔到」的「港式官商勾結」。自然資源的分配、鄉村土地的賣買，是赤裸裸的階級矛盾，即馬克思所言的原始累積或大衛‧哈維據其發展出來的「奪取式積累」。香港作為新自由主義最佳的實驗區（現在依然是），土地、自然資源的私有化往來是天經地義的事，你情我願，依足法律程序便無不妥。香港政府的職責就是將「公共」轉成「私人」，並以市場控制整個「公共／私人」的流動。所以，如果我們批評政府賣地給魯連城，只能是一個道德上的批判。但在香港這個漠視「人文」的地方，道德批判並不是一個很強的批判。在當前「公共／私人」（public/private）的論述中並不構成一個原則上的瑕疵，然而，歸咎於「行政失誤」只是淡化了矛盾，我想指出更大的問題是出在「公共／私人」的論述，它將一個更重要的概念「共同」（common）排斥在外。當然這是一個全球化的問題，幾百年來的圈地運動（enclosure）的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將自然資源簡化為私人／公共的財產（property），公共的則由政府全權代理，而在幾十年來自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私有化」變成了政府的raison d'état，「共同」也不再是一個有效的詞語。在殖民者的國度，我們見到的是這個概念的消逝，
而在被殖民的香港更甚的是這個論述根本沒有出現過。
當我們仔細思考「共同」及「公共」這些意義很相似的簡單詞語時，我們可以發掘很多宏大論述無法告訴我們的細節。香港作為一個「中西交匯」的地方，其中一個特點就是同時「模糊」以及「清晰」的弔詭式邏輯，一方面政府需要清晰立法，另一方面清晰也變成了簡化，也即模糊了原先的概念。Common這個字在中世紀的歐洲，以及建國初期的美國有很重要的意義，我們可以追溯到一二一五年英格蘭建基在「共同」之上的《大憲章》（MagnaCarta）。《大憲章》也即是英國法律系統的基石，相比於歐洲大陸的《羅馬法》（Roman Law）。歷史學家PeterLinebaugh在Magna CartaManifesto認為《大憲章》的重要性在於它影響了英格蘭在十三世紀以降的法律，它平衡了七個衝突﹕教會／皇權，個人／國家，丈夫／妻子，猶太人／基督徒，國王／男爵，商人／消費者，共同者（commoner）／私有化者。美國十八世紀的革命深受《大憲章》影響，一七七六年的美國獨立聲明更是潘恩所建議的「美國大憲章」（American Magna Carta）。
「共同」和「公共」的分別
「共同」是一個很重要及很大的課題，這篇文章只是拋靱引玉地勾勒出「共同」在當前討論的重要性，以及它所能產生的改變的力量。「共同」一字近年在西方左翼理論興起，特別是針對自然資源的重新分配、全球生態問題及知識產權的糾紛。當前我們需要做的是重新創造「共同」這個概念，以制衡「公共／私人」的權力，如理論家Michael Hardt和AntonioNegri在Commonwealth所指出「私人／公共」的對立，同樣也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投影，而「共同」則是一個另類的選擇。今天的問題並不在於對理論的疏忽，而是我們將自己圍綁在一個固定的論述裏，虛耗了所有能量辯論對與錯，卻甚少發揮想像力創造一個新的可能性，換言之想像已不是解殖（decolonization）的de，而是trans。Linebaugh的Magna CartaManifesto的重要性正在於他回到十三世紀的英格蘭找尋啟發性的想像。
我們首先要解答什麽是「共同」？它和「公共」的分別在哪裏呢？「私人／公共」論述的核心是「產權」（propertyright），這是歐洲殖民的管治核心，也即是所謂的「共和美德」。「產權」概念的重要性在於它提高了管治的效率，無論在計量或者分配都十分方便。「共同」與其不同的是﹕（一）它是一個激進的邏緝﹕「我們不擁有它，但它屬於我們」。這個有趣的概念我們甚至可以在年輕的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手稿》讀到「私人財產使我們變得愚蠢及單向，以為當只有擁有它時它才是我們的」；（二）如Linebaugh指出「共同」是一個活動（activity）更甚於資源﹕「視共同為自然資源，最佳的後果是誤導，最壞的則是危險，共同是一個活動，它所呈現的是社會上的關係並不能和自然的關系脫鈎。或者更好的做法是將其保持為動詞，一個活動，而不是一個名詞，一個實體（substantive）」
共富及商品的對立
Linebaugh 在「共同」以外強調了共同者（commoner）和commoning兩個詞語。Commoner指的是靠森林資源生活的人，而commoning則是指一系列各司其職以創造一個共同的勞動及生活環境。例如我們可以在一二一七年加入的附件《森林憲章》（Charter of theForest），看到這樣的條文：「從今以後，任何自由人，在其所有的、位於森林區之內的林區或土地上，可以建造磨坊、魚塘、池塘、窖房、溝渠，或者在樹叢以外的可耕作土地進行耕種，而不受任何處罰，只要該等行為不損害任何鄰人的利益。」這是共同者在法律上的權利，而森林對於共同者來說是一個生存的方法（means ofsubsistence）。森林由王室或者貴族擁有，但它需要共同者來維持，例如共同者讓他們的羊為農夫施肥以恢復土地硝酸鹽的含量，森林主人則因為沒有鹿隻而補償共同者讓他們在森林裏放豬。
在十三世紀的英格蘭，我們見到「共同」土地在法律裏位置的重要性，一二九○年華威郡的居民上書國王指莊園的開拓使他們失去了牧場及燃料，無法生存。這種保護「共同」而釀成的「反抗」根據WilliamMorris是神話式史詩羅賓漢的源頭，「對權威的反抗及對產權的鄙視是這個粗糙而高貴的詩歌」。十六世紀英格蘭的圈地運動出現大量私有化，導致兩個觀念的對立﹕共富（commonwealth）及商品（commodity）。今天的情况更甚的是後者壓倒前者，在市場和財產的邏輯下，土地及能源被私有化。十三世紀時的燃料，也即是可生火的枯木，換言之是我們今天的石油和煤氣。資源的私有化，所導致的則是將「共同」變成一個名詞，它最多只是「公共」的一個「子集」（subset）。
以「共同」制衡「私人／公共」的對立
當「共同」的論述變成「私人／公共」，政府便變成了一個「公共」的管理者。這個理所當然的想法，是今天私有化的邏輯之一，特別是見於生物學家哈定（Garrett Hardin）一九六八年在科學雜誌《Nature》發表影響深遠的The Tragedy of theCommons。哈定以經濟學理論設想有一個多人經營的牧場，而每個牧者都想增加自己的利益，於是每人都買多了一頭牛，結果引致的問題是牧場的永久性損壞，也即是牧場無法及時恢愎牧草的份量。哈定的推論引申出來的就是要有一個有效的管理來維持「可持續性發展」的資源。從哈定的邏輯裏我們見到的是「共同」並不是如Linebaugh所說的「動詞」或「活動」，他假設了在放牧過程中不會出現協商或自治的可能性，也即是社區的不會出現。所以他必須發展出一套防禦系統。在殖民統治裏，我們見到這個防禦系統進一步將郊野變成一種「財產」及一個只供觀看景觀，「共同」的概念從沒有存在過。
在「私人／公共」的管理思維下，人和自然的關係處於分離過程，也即將社會生產和自然脫離。我們不能否認這也是都市化發展的結果之一，生活方式發生極大的轉變，森林對我們來說只是行山及觀光地點。然而如Linebaugh所說最危險的地方也就是在這裏，這些事實上並不是「景觀」或「資源」，而是「共同」。森林、農地、海洋其實都是我們的生存條件，它們在現今的生產模式和生活方式裏，並不像中世紀的歐洲共同者在森林放豬或撿枯木一樣直接，事實上它們只是以其它的方式作為社會生產的一部分，最明顯的是能量開採、捕魚等，隱晦一點的是周末行山、散心等準備我們投入生產，更遑論回到農業或森林生活是一種權利。「共同」的論述強調的是﹕
第一，我們和自然的關係回到一個共存、分享的關係， 它是我們生活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或者用康德的概念是超越的（transcendental），是可能性的條件（condition of possibility）；
第二，「共同」不能被「私人／公共」的論述所掩蓋，它是一種不由我們擁有而屬於我們的資源，而共同者的權利必須被賦予；
第三，「共同」不僅是環保，而且是通過「共同」我們重新發展出一種歸屬感，以及社區；
第四， 我們其實都在不斷地創造以生產共同，這不僅見於互聯網上的開源運動 ，同時也見於我們的語言、文化遺產，也即是一種我們不曾經歷過但卻屬於我們的過去。同理在保衛廣東話的運動裏，這個「共同」的概念也有其重要性。
在英格蘭「共同」的概念並沒有徹底消失，最近英國首相卡梅倫以其幕僚Oliver Letwin的所謂基於黑格爾式辯證法發展出來bigsociety，建議將公共設施交由社區自我管治在英國政界掀起巨波。雖然這種「黑格爾式辯證法」的閱讀與原義相去甚遠，而且可能只是想在執行上節省成本，但我們仍能見到這個「共同」的影子，更重要的是也顯示作為raisond'état的「私有化」已不再是「共同的悲劇」的解決方法。相反我們見到的是回到社區，回到共同，並以其制衡「私人／公共」所劃分出來的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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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ok Ming Ma, 陳 某 and 6 others lik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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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lie Harpiste just happened to read your article this morning.
Sunday at 23: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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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ian Cheng you should also read this:
http://mitpress.mit.edu/catalog/item/default.asp?ttype=2&tid=11559
Yesterday at 10: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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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ok Ming Ma 擴濶討論和想像，非常有意思。關於公共（public）一詞，英文亦可用作名詞，中文則須寫作公眾。哈伯瑪斯指出「公眾」原是統治者炫耀其威風的場合（想想奧運或國慶），亦即是說「公眾」根本不是「共同」。歐洲在十七、十八世紀期間卻在民間層次演化了一種理性思辯，the best argument won的 public.在香港談及公共一詞卻是新自由主義那種公共和私有的對立。
Yesterday at 11:36 · 1 personLoa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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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k Hui 謝謝馬生，public／private有很有趣的歷史，例如agamben常追溯到希臘的polis/oikos，然後到roman law. 法律哲學歷史我不熟悉，但有趣的，而我沒有時間研究的是，羅馬法裡對「共同」的理解，共同似乎是英格蘭大憲章所獨特的，事實上在英格蘭許多地方都是以common命名的，如clapham common等，但似乎還沒有見過以public命名的。
19 hours ag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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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k Hui I think, 擴濶討論和想像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now, learning from the situationalist movement, and that is what makes philosophy vibrant after its dead end, rather than arguing what is the authentic interpretation of someone/some texts. I am always happy to discuss more for anyone's interest.
13 hours ag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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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 Lee 煜, 我也在星期日明報看過你這篇文章,你對Common的闡釋十分精采, Common 在英國實有特殊意義, 英國法律為想是MagnaCarta的延續, 共同概念的出現是近代英國崛起的主因, Common Sense, Common Law, House of Commons一大堆掛在口邊的共同概念事實也建構了現代英國甚至歐洲文明社會...香港政治高層保送唸的是Public Admin, 殖民思維可有"Common" Sense?
11 hours ago ·
大浪西灣淪陷，很明顯又是「隻眼開隻眼閉」，然後扮「你睇我唔到」的「港式官商勾結」。自然資源的分配、鄉村土地的賣買，是赤裸裸的階級矛盾，即馬克思所言的原始累積或大衛‧哈維據其發展出來的「奪取式積累」。香港作為新自由主義最佳的實驗區（現在依然是），土地、自然資源的私有化往來是天經地義的事，你情我願，依足法律程序便無不妥。香港政府的職責就是將「公共」轉成「私人」，並以市場控制整個「公共／私人」的流動。所以，如果我們批評政府賣地給魯連城，只能是一個道德上的批判。但在香港這個漠視「人文」的地方，道德批判並不是一個很強的批判。在當前「公共／私人」（public/private）的論述中並不構成一個原則上的瑕疵，然而，歸咎於「行政失誤」只是淡化了矛盾，我想指出更大的問題是出在「公共／私人」的論述，它將一個更重要的概念「共同」（common）排斥在外。當然這是一個全球化的問題，幾百年來的圈地運動（enclosure）的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將自然資源簡化為私人／公共的財產（property），公共的則由政府全權代理，而在幾十年來自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私有化」變成了政府的raison d'état，「共同」也不再是一個有效的詞語。在殖民者的國度，我們見到的是這個概念的消逝，
而在被殖民的香港更甚的是這個論述根本沒有出現過。
當我們仔細思考「共同」及「公共」這些意義很相似的簡單詞語時，我們可以發掘很多宏大論述無法告訴我們的細節。香港作為一個「中西交匯」的地方，其中一個特點就是同時「模糊」以及「清晰」的弔詭式邏輯，一方面政府需要清晰立法，另一方面清晰也變成了簡化，也即模糊了原先的概念。Common這個字在中世紀的歐洲，以及建國初期的美國有很重要的意義，我們可以追溯到一二一五年英格蘭建基在「共同」之上的《大憲章》（MagnaCarta）。《大憲章》也即是英國法律系統的基石，相比於歐洲大陸的《羅馬法》（Roman Law）。歷史學家PeterLinebaugh在Magna CartaManifesto認為《大憲章》的重要性在於它影響了英格蘭在十三世紀以降的法律，它平衡了七個衝突﹕教會／皇權，個人／國家，丈夫／妻子，猶太人／基督徒，國王／男爵，商人／消費者，共同者（commoner）／私有化者。美國十八世紀的革命深受《大憲章》影響，一七七六年的美國獨立聲明更是潘恩所建議的「美國大憲章」（American Magna Carta）。
「共同」和「公共」的分別
「共同」是一個很重要及很大的課題，這篇文章只是拋靱引玉地勾勒出「共同」在當前討論的重要性，以及它所能產生的改變的力量。「共同」一字近年在西方左翼理論興起，特別是針對自然資源的重新分配、全球生態問題及知識產權的糾紛。當前我們需要做的是重新創造「共同」這個概念，以制衡「公共／私人」的權力，如理論家Michael Hardt和AntonioNegri在Commonwealth所指出「私人／公共」的對立，同樣也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投影，而「共同」則是一個另類的選擇。今天的問題並不在於對理論的疏忽，而是我們將自己圍綁在一個固定的論述裏，虛耗了所有能量辯論對與錯，卻甚少發揮想像力創造一個新的可能性，換言之想像已不是解殖（decolonization）的de，而是trans。Linebaugh的Magna CartaManifesto的重要性正在於他回到十三世紀的英格蘭找尋啟發性的想像。
我們首先要解答什麽是「共同」？它和「公共」的分別在哪裏呢？「私人／公共」論述的核心是「產權」（propertyright），這是歐洲殖民的管治核心，也即是所謂的「共和美德」。「產權」概念的重要性在於它提高了管治的效率，無論在計量或者分配都十分方便。「共同」與其不同的是﹕（一）它是一個激進的邏緝﹕「我們不擁有它，但它屬於我們」。這個有趣的概念我們甚至可以在年輕的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手稿》讀到「私人財產使我們變得愚蠢及單向，以為當只有擁有它時它才是我們的」；（二）如Linebaugh指出「共同」是一個活動（activity）更甚於資源﹕「視共同為自然資源，最佳的後果是誤導，最壞的則是危險，共同是一個活動，它所呈現的是社會上的關係並不能和自然的關系脫鈎。或者更好的做法是將其保持為動詞，一個活動，而不是一個名詞，一個實體（substantive）」
共富及商品的對立
Linebaugh 在「共同」以外強調了共同者（commoner）和commoning兩個詞語。Commoner指的是靠森林資源生活的人，而commoning則是指一系列各司其職以創造一個共同的勞動及生活環境。例如我們可以在一二一七年加入的附件《森林憲章》（Charter of theForest），看到這樣的條文：「從今以後，任何自由人，在其所有的、位於森林區之內的林區或土地上，可以建造磨坊、魚塘、池塘、窖房、溝渠，或者在樹叢以外的可耕作土地進行耕種，而不受任何處罰，只要該等行為不損害任何鄰人的利益。」這是共同者在法律上的權利，而森林對於共同者來說是一個生存的方法（means ofsubsistence）。森林由王室或者貴族擁有，但它需要共同者來維持，例如共同者讓他們的羊為農夫施肥以恢復土地硝酸鹽的含量，森林主人則因為沒有鹿隻而補償共同者讓他們在森林裏放豬。
在十三世紀的英格蘭，我們見到「共同」土地在法律裏位置的重要性，一二九○年華威郡的居民上書國王指莊園的開拓使他們失去了牧場及燃料，無法生存。這種保護「共同」而釀成的「反抗」根據WilliamMorris是神話式史詩羅賓漢的源頭，「對權威的反抗及對產權的鄙視是這個粗糙而高貴的詩歌」。十六世紀英格蘭的圈地運動出現大量私有化，導致兩個觀念的對立﹕共富（commonwealth）及商品（commodity）。今天的情况更甚的是後者壓倒前者，在市場和財產的邏輯下，土地及能源被私有化。十三世紀時的燃料，也即是可生火的枯木，換言之是我們今天的石油和煤氣。資源的私有化，所導致的則是將「共同」變成一個名詞，它最多只是「公共」的一個「子集」（subset）。
以「共同」制衡「私人／公共」的對立
當「共同」的論述變成「私人／公共」，政府便變成了一個「公共」的管理者。這個理所當然的想法，是今天私有化的邏輯之一，特別是見於生物學家哈定（Garrett Hardin）一九六八年在科學雜誌《Nature》發表影響深遠的The Tragedy of theCommons。哈定以經濟學理論設想有一個多人經營的牧場，而每個牧者都想增加自己的利益，於是每人都買多了一頭牛，結果引致的問題是牧場的永久性損壞，也即是牧場無法及時恢愎牧草的份量。哈定的推論引申出來的就是要有一個有效的管理來維持「可持續性發展」的資源。從哈定的邏輯裏我們見到的是「共同」並不是如Linebaugh所說的「動詞」或「活動」，他假設了在放牧過程中不會出現協商或自治的可能性，也即是社區的不會出現。所以他必須發展出一套防禦系統。在殖民統治裏，我們見到這個防禦系統進一步將郊野變成一種「財產」及一個只供觀看景觀，「共同」的概念從沒有存在過。
在「私人／公共」的管理思維下，人和自然的關係處於分離過程，也即將社會生產和自然脫離。我們不能否認這也是都市化發展的結果之一，生活方式發生極大的轉變，森林對我們來說只是行山及觀光地點。然而如Linebaugh所說最危險的地方也就是在這裏，這些事實上並不是「景觀」或「資源」，而是「共同」。森林、農地、海洋其實都是我們的生存條件，它們在現今的生產模式和生活方式裏，並不像中世紀的歐洲共同者在森林放豬或撿枯木一樣直接，事實上它們只是以其它的方式作為社會生產的一部分，最明顯的是能量開採、捕魚等，隱晦一點的是周末行山、散心等準備我們投入生產，更遑論回到農業或森林生活是一種權利。「共同」的論述強調的是﹕
第一，我們和自然的關係回到一個共存、分享的關係， 它是我們生活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或者用康德的概念是超越的（transcendental），是可能性的條件（condition of possibility）；
第二，「共同」不能被「私人／公共」的論述所掩蓋，它是一種不由我們擁有而屬於我們的資源，而共同者的權利必須被賦予；
第三，「共同」不僅是環保，而且是通過「共同」我們重新發展出一種歸屬感，以及社區；
第四， 我們其實都在不斷地創造以生產共同，這不僅見於互聯網上的開源運動 ，同時也見於我們的語言、文化遺產，也即是一種我們不曾經歷過但卻屬於我們的過去。同理在保衛廣東話的運動裏，這個「共同」的概念也有其重要性。
在英格蘭「共同」的概念並沒有徹底消失，最近英國首相卡梅倫以其幕僚Oliver Letwin的所謂基於黑格爾式辯證法發展出來bigsociety，建議將公共設施交由社區自我管治在英國政界掀起巨波。雖然這種「黑格爾式辯證法」的閱讀與原義相去甚遠，而且可能只是想在執行上節省成本，但我們仍能見到這個「共同」的影子，更重要的是也顯示作為raisond'état的「私有化」已不再是「共同的悲劇」的解決方法。相反我們見到的是回到社區，回到共同，並以其制衡「私人／公共」所劃分出來的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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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ok Ming Ma 擴濶討論和想像，非常有意思。關於公共（public）一詞，英文亦可用作名詞，中文則須寫作公眾。哈伯瑪斯指出「公眾」原是統治者炫耀其威風的場合（想想奧運或國慶），亦即是說「公眾」根本不是「共同」。歐洲在十七、十八世紀期間卻在民間層次演化了一種理性思辯，the best argument won的 public.在香港談及公共一詞卻是新自由主義那種公共和私有的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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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k Hui 謝謝馬生，public／private有很有趣的歷史，例如agamben常追溯到希臘的polis/oikos，然後到roman law. 法律哲學歷史我不熟悉，但有趣的，而我沒有時間研究的是，羅馬法裡對「共同」的理解，共同似乎是英格蘭大憲章所獨特的，事實上在英格蘭許多地方都是以common命名的，如clapham common等，但似乎還沒有見過以public命名的。
19 hours ag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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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k Hui I think, 擴濶討論和想像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now, learning from the situationalist movement, and that is what makes philosophy vibrant after its dead end, rather than arguing what is the authentic interpretation of someone/some texts. I am always happy to discuss more for anyone's interest.
13 hours ag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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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 Lee 煜, 我也在星期日明報看過你這篇文章,你對Common的闡釋十分精采, Common 在英國實有特殊意義, 英國法律為想是MagnaCarta的延續, 共同概念的出現是近代英國崛起的主因, Common Sense, Common Law, House of Commons一大堆掛在口邊的共同概念事實也建構了現代英國甚至歐洲文明社會...香港政治高層保送唸的是Public Admin, 殖民思維可有"Common" Sense?
11 hours ago ·
Sunday 8 August 2010
龍應台﹕文明的力量 ——從鄉愁到美麗島
【明報專訊】編按﹕以犀利批判筆鋒著稱的台灣著名女作家龍應台，8月1日應邀到北京大學發表公開演講，這是龍應台首度獲准在中國內地公開正式演講。
演講當中龍應台談及她的中國夢、反攻大陸、台美斷交，再談到《美麗島》，她又提及「大國崛起」，並指出：「我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
龍應台生於台灣，是著名文化人及公共知識分子，現為香港大學「傑出人文學者」，其新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目前在內地仍被列為禁書。
本版今日特全文刊出演講內容。
我們的「中國夢」
第一次接到電話，希望我談談「中國夢」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一千枚飛彈對準我家，我哪裏還有中國夢啊？」
可是沉靜下來思索，1952年生在台灣的我，還有我前後幾代人，還真的是在「中國夢」裏長大的，我的第一個中國夢是什麼呢？
我們上幼稚園時，就已經穿覑軍人的制服、帶覑木製的步槍去殺「共匪」了，口裏唱覑歌。當年所有的孩子都會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陸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陸去
大陸是我們的國土 大陸是我們的疆域
我們的國土 我們的疆域
不能讓共匪盡著盤據 不能讓俄寇盡著欺侮
我們要反攻回去 我們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陸收復 把大陸收復
這不是一種「中國夢」嗎？這個夢其實持續了蠻久，它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圖騰，也被人們真誠地相信。
倉皇的50年代進入60年代，「中國夢」持續地深化。余光中那首《鄉愁四韻》傳頌一時：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那酒一樣的長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鄉愁的滋味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那血一樣的海棠紅
那沸血的燒痛是鄉愁的燒痛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1949年，近兩百萬人突然之間被殘酷的內戰連根拔起，丟到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甚至很多人沒有聽說過的海島上。在戰火中離鄉背井，顛沛流離到了島上的人，思鄉之情刻骨銘心，也是無比真誠的。那份對中華故土的魂牽夢繞，不是「中國夢」嗎？
夢的基座是價值觀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種「悲憤」的情結中掙扎覑，我這代人在他們鄉愁的國家想像中成長。但是支撐覑這個巨大的國家想像下面，有一個基座，墊覑你、支撐覑你，那個基座就是價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麼？台灣所有的小學，你一進校門門當頭就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進入教室，簡樸的教室裏面，牆壁上也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萬的「格言」裏找出那個最基本的價值的基座，大概就是這四個字。
小的時候跟大陸一樣，四周都是標語，只是內容跟大陸的標語不一樣。最常見到的就是小學裏對孩子的解釋：
禮，規規矩矩的態度。
義，正正當當的行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別。
恥，切切實實的覺悟。
上了初中，會讀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釋就來了：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
～顧炎武
「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這些價值在我們小小的心靈有極深的烙印。
2006年，上百萬的「紅衫軍」包圍總統府要求陳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飄覑大氣球，一個一個氣球上面分別寫覑大字：「禮」，「義」，「廉」，「恥」。我到廣場上去，抬頭乍看這四個字，感覺好像是全台灣的人到這廣場上來開小學同學會了。看覑那四個字，每個人心領神會，心中清晰知道，這個社會在乎的是什麼。
除了價值基座，還有一個基本的「態度」。我們年紀非常小，可是被教導得志氣非常大，小小年紀就已經被灌輸要把自己看成「士」，十歲的孩子都覺得自己將來就是那個「士」。「士」，是幹什麼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論語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級的國文老師叫林弘毅，數學老師叫陳弘毅。同時期大陸很多孩子可能叫「愛國」、「建國」，我們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們都是要「弘毅」的。
對自己要期許為「士」，對國家，態度就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這是蔣介石的名言，我們要背誦。十一二歲的孩子背誦這樣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為國家去死。
然而在「國家」之上，還有一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張載
對那麼小的孩子也有這樣的期待，氣魄大得有點嚇人。饒有深意的是，雖然說以國家至上，但是事實上張載所說的是，在「國家」之上還有「天地」，還有「生民」，它其實又修正了國家至上的秩序，因為「天地」跟「生民」比國家還大。
14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讀到《國語》，《國語》是兩千多年前的經典了，其中一篇讓我心裏很震動：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最後一句，簡單幾個字，卻雷霆萬鈞，給14歲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這個價值系統，形成一個強固的基座，撐起一個「中華大夢」。
我是誰？
這個中國夢在1970年代出現了質變。
1971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台灣人突然之間覺得自己變成了孤兒。可是，最壞的還沒到，1971年1月1日，中美正式斷交，這個「中」指的是當時的中華民國，也就是台美斷交，中美建交。長期被視為「保護傘」的美國撤了，給台灣人非常大的震撼，覺得風雨飄搖，這個島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種被整個世界拋棄了而強敵當前的恐懼之下，救亡圖存的情感反而更強烈，也就在這個背景下，原來那個中國夢對於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強化了，因為危機感帶來更深更強的、要求團結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陸人很熟悉的《龍的傳人》，是在那樣的悲憤傷感的背景下寫成的。這首歌人人傳唱，但是1983年，創作者「投匪」了，歌，在台灣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陸傳唱起來，情景一變，歌的意涵又有了轉換。
你們是否知道余光中《鄉愁》詩裏所說的「海棠紅」是什麼意思？
我們從小長大，那個「中國夢」的形狀，也就是中華民國的地圖，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葉」的形狀。習慣了這樣的圖騰，開始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的前面好幾年，我都還有種奇怪的錯覺，以為，哎呀，這中國地圖是不是畫錯了？
1970年代整個國際情勢的改變，台灣的「中國夢」開始有分歧。對於一部分人而言，那個「海棠」中國夢還虔誠地持續覑，可是對於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樣了。
夢，跟覑身邊眼前的現實，是會變化的，1949年被連根拔起丟到海島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輩，這時已經在台灣生活了30年，孩子也生在台灣了──這海島曾是自己的「異鄉」卻是孩子的「故鄉」了，隨覑時間推移，無形之中對腳下所踩的土地產生了具體而實在的情感。所以，你們熟悉余光中先生寫的那首《鄉愁》，卻可能不會知道他在1972年的時候創作了另外一首詩，詩歌禮贊的，是台灣南部屏東海邊一個小鎮，叫枋寮：
車過枋寮
雨落在屏東的甘蔗田裡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從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舉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長途車駛過青青的平原
檢閱牧神青青的儀隊
余先生這首詩，有「中國夢」轉換的象徵意義。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還有一首我稱之為「里程碑」的歌，叫《美麗島》。
一位淡江大學的年輕人，李雙澤，跟很多台灣年輕人一樣，70年代發現台灣不能代表中國，而且逐漸被國際推到邊緣，在危機感和孤獨感中，年輕人開始檢視自己：為什麼我們從小被教要愛長江、愛黃河、歌頌長城的偉大─那都是我眼睛沒見過，腳板沒踩過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邊，怎麼就從來不唱淡水河，怎麼我們就不知道自己村子裏頭小山小河的名字？台灣也不是沒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開始推動「唱我們的歌」，開始自己寫歌。那個「中國夢」顯得那麼虛無飄緲，是不是該看看腳下踩的泥土是什麼樣？他寫了《美麗島》，改編於一首詩，一下子就流行起來，大家都喜歡唱。《美麗島》真的是代表了從中國夢慢慢地轉型到「站在這片泥土上看見什麼、想什麼」的「台灣夢」里程碑：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 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正視著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 懷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蘭花
1975年，我23歲，到美國去讀書，每天泡在圖書館裏，從早上八點到半夜踩覑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課之外就有機會去讀一些中國近代史的書，第一次讀到國共內戰的部分，第一次知道1927年國民黨對共產黨員的殺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麼多都是被黨和國家機器所操縱的謊言，這是一個很大的震撼。十年之後寫了《野火集》，去「腐蝕」那個謊言。
1979年，我個人的「中國夢」也起了質變。在中國夢籠罩的台灣，我們是講「祖籍」的。也就是說，任何人問，龍應台你是哪裏人，我理所當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這麼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幾十年，到1979年，中國大陸開放了，我終於在紐約生平第一次見到了一個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這個樸實人剛剛從湖南出來，一口濃重的湖南腔。有人衝覑他問「你是哪裏人」，他就說「我是湖南人」，問話者接覑就回頭問我「你是哪裏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會說湖南話，沒有去過湖南，對湖南一無所知，老鄉站在面前，我登時就說不出話來了。這一輩子的那個「中國夢」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兒了，這是 1979年一個非常大的震撼──原來啊，我是台灣人。
一起做夢，一起上課
從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地過渡到台灣人腳踩覑泥土的小小的台灣夢，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80年代以後，台灣兩千多萬人走向了轉型，自我感覺就是愈來愈小，什麼事情都一步一個腳印，一點一點做。所以，台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開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課。這個民主課程上得有夠辛苦。
《美麗島》這首歌，在1979變成黨外異議人士的雜誌名字，集結反對勢力。當年12月10日，政府對反對者的大逮捕行動開始，接覑是大審判。面臨巨大的挑戰，國民黨決定審判公開，這是審判庭上的一張照片：
你們認得其中任何一個人嗎？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瀟灑的，是施明德，他被判處無期徒刑。施明德右手邊的女子是陳菊，今天的高雄市長，左手邊是呂秀蓮，上一任的副總統。
我想用這張圖片來表達80年代台灣人慢慢地腳踩泥土重建夢想和希望的過程。如果把過去的發展切出一個30年的時間切片來看，剛好看到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圖裏有三種人，第一種是叛亂犯，包括施明德，呂秀蓮，陳菊等等，她們倆分別被判12年徒刑；第二種是英雄，在那個恐怖的時代，敢為這些政治犯辯護的律師，包括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等；第三類是掌權者，當時的總統是蔣經國先生，新聞局長是宋楚瑜先生。從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30年的切片裏，政治犯上台變成了掌權者，掌權者下台變成了反對者，而當時得盡掌聲以及人們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為註冊商標的那些英雄們變成了什麼？其中一部分人變成了道德徹底破產的貪污嫌疑犯。
這個轉變夠不夠大？親眼目睹這樣一個切膚痛苦的過程，你或許對台灣民主的所謂「亂」有新的理解。它所有的「亂」，在我個人眼中看來，都是民主的必修課；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須的實踐，因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麼再站起來，跌倒本身就是一種考試。所以，容許我這樣說：台灣民主的「亂」，不是亂，它是必上的課。
表面上台灣被撕裂得很嚴重，但不要被這個表面騙了。回到基座上的價值觀來看，從前的中國夢慢慢被拋棄了，逐漸發展為台灣的小夢，然後一起上非常艱辛、痛苦的民主課，然而台灣不管是藍是綠，其實有一個非常結實的共識，比如說：
國家是會說謊的，
掌權者是會腐敗的，
反對者是會墮落，政治權力不是唯一的壓迫來源，資本也可能一樣的壓迫。
而正因為權力的侵蝕無所不在，所以個人的權利、比如言論的自由，是每個人都要隨時隨地、寸土必爭、絕不退讓的。
這是大多數台灣人的共識。你所看到的爭議、吵架，立法院撕頭髮丟茶杯打架，其實都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這個基礎，是以共同的價值觀建立起來的。
我有中國夢嗎？
回到今天中國夢的主題，可能有很多台灣人會跳起來說：中國不是我的夢，我的夢裏沒有中國。但是，你如果問龍應台有沒有中國夢，我會先問你那個中國夢的「中國」指的是什麼？如果指的是「國家」或「政府」，「國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過就是個管理組織，對不起，我對「國家」沒有夢，「政府」是會說謊的。但如果你說的「中國」指的是這塊土地上的人，這個社會，我怎麼會沒有夢呢？別說這片美麗的土地是我摯愛的父親、母親永遠的故鄉，這個地方的好跟壞，對於台灣有那麼大的影響，這個地方的福與禍，會牽動整個人類社區的未來，我怎麼會沒有中國夢呢？
我們就從「大國崛起」這個詞說起吧。我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願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難。看一個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這個城市怎樣對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對於殘障者的服務做到什麼地步，它對鰥寡孤獨的照顧到什麼程度，它怎樣對待所謂的盲流民工底層人民。對我而言，這是非常具體的文明的尺度。
一個國家文明到哪裏，我看這個國家怎麼對待外來移民，怎麼對待它的少數族群。我觀察這個國家的多數如何對待它的少數──這當然也包含13億人如何對待2300萬人！
誰在乎「大國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剛才我所說的文明刻度──你這大國怎麼對待你的弱勢與少數，你怎麼包容意見不同的異議分子，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說，所謂的大國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那我寧可它不崛起，因為這種性質的崛起，很可能最終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類社區帶來災難和危險。
誰又在乎「血濃於水」？至少我不那麼在乎。如果我們對於文明的尺度完全沒有共識，如果我們在基座的價值上，根本無法對話，「血濃於水」有意義嗎？
我的父親15歲那年，用一根扁擔、兩個竹簍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車站前買蔬菜，準備挑回山上。剛巧國民黨在招憲兵學生隊，這個少年當下就做了決定：他放下扁擔就跟覑軍隊走了。我的父親1919年出生，2004年，我捧覑父親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龍家院的山溝溝，鄉親點起一路的鞭炮迎接這個離家70年、顛沛流離一生的遊子回鄉。在家祭時，我聽到一個長輩用最古老的楚國鄉音唱出淒切的輓歌。一直忍者眼淚的我，那時再也忍不住了。楚國鄉音使我更深刻地認識到父親一輩子是怎麼被迫脫離了他自己的文化，過覑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覑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覺到這個70年之後以骨灰回來的少年經歷了怎樣的中國的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長大的母親，是如何地一生懷念那條清澈見魚的江水。
一個開闊、包容的中國
所以，請相信我，我對中國的希望是真誠的。但是請不要跟我談「大國崛起」，請不要跟我談「血濃於水」，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敢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因為自信，所以開闊，因為開闊，所以包容，因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韌、更長遠。當它文明的力量柔韌長遠的時候，它對整個人類的和平都會有關鍵的貢獻。
1985年我寫《野火集》，1986年1月，《野火集》在風聲鶴唳中出版。8月，我遷居歐洲。離開台灣前夕，做了一場臨別演講，是「野火」時期唯一的一次。演講在害怕隨時「斷電」的氣氛中進行。今天，2010年8月1日，在北京大學，我想唸那篇演講的最後一段，與大陸的讀者分享：
在臨別的今天晚上，你或許要問我對台灣有什麼樣的夢想？
有。今天晚上站在這裏說話，我心裏懷著深深的恐懼，恐懼今晚的言詞帶來什麼後果，我的夢想是，希望中國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站在任何一個地方說出心裏想說的話，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將來會有免予恐懼的自由。
那是1986年8月11日。
（2010年8月1日於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演講全文）
演講當中龍應台談及她的中國夢、反攻大陸、台美斷交，再談到《美麗島》，她又提及「大國崛起」，並指出：「我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
龍應台生於台灣，是著名文化人及公共知識分子，現為香港大學「傑出人文學者」，其新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目前在內地仍被列為禁書。
本版今日特全文刊出演講內容。
我們的「中國夢」
第一次接到電話，希望我談談「中國夢」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一千枚飛彈對準我家，我哪裏還有中國夢啊？」
可是沉靜下來思索，1952年生在台灣的我，還有我前後幾代人，還真的是在「中國夢」裏長大的，我的第一個中國夢是什麼呢？
我們上幼稚園時，就已經穿覑軍人的制服、帶覑木製的步槍去殺「共匪」了，口裏唱覑歌。當年所有的孩子都會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陸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陸去
大陸是我們的國土 大陸是我們的疆域
我們的國土 我們的疆域
不能讓共匪盡著盤據 不能讓俄寇盡著欺侮
我們要反攻回去 我們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陸收復 把大陸收復
這不是一種「中國夢」嗎？這個夢其實持續了蠻久，它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圖騰，也被人們真誠地相信。
倉皇的50年代進入60年代，「中國夢」持續地深化。余光中那首《鄉愁四韻》傳頌一時：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那酒一樣的長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鄉愁的滋味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那血一樣的海棠紅
那沸血的燒痛是鄉愁的燒痛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1949年，近兩百萬人突然之間被殘酷的內戰連根拔起，丟到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甚至很多人沒有聽說過的海島上。在戰火中離鄉背井，顛沛流離到了島上的人，思鄉之情刻骨銘心，也是無比真誠的。那份對中華故土的魂牽夢繞，不是「中國夢」嗎？
夢的基座是價值觀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種「悲憤」的情結中掙扎覑，我這代人在他們鄉愁的國家想像中成長。但是支撐覑這個巨大的國家想像下面，有一個基座，墊覑你、支撐覑你，那個基座就是價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麼？台灣所有的小學，你一進校門門當頭就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進入教室，簡樸的教室裏面，牆壁上也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萬的「格言」裏找出那個最基本的價值的基座，大概就是這四個字。
小的時候跟大陸一樣，四周都是標語，只是內容跟大陸的標語不一樣。最常見到的就是小學裏對孩子的解釋：
禮，規規矩矩的態度。
義，正正當當的行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別。
恥，切切實實的覺悟。
上了初中，會讀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釋就來了：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
～顧炎武
「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這些價值在我們小小的心靈有極深的烙印。
2006年，上百萬的「紅衫軍」包圍總統府要求陳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飄覑大氣球，一個一個氣球上面分別寫覑大字：「禮」，「義」，「廉」，「恥」。我到廣場上去，抬頭乍看這四個字，感覺好像是全台灣的人到這廣場上來開小學同學會了。看覑那四個字，每個人心領神會，心中清晰知道，這個社會在乎的是什麼。
除了價值基座，還有一個基本的「態度」。我們年紀非常小，可是被教導得志氣非常大，小小年紀就已經被灌輸要把自己看成「士」，十歲的孩子都覺得自己將來就是那個「士」。「士」，是幹什麼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論語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級的國文老師叫林弘毅，數學老師叫陳弘毅。同時期大陸很多孩子可能叫「愛國」、「建國」，我們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們都是要「弘毅」的。
對自己要期許為「士」，對國家，態度就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這是蔣介石的名言，我們要背誦。十一二歲的孩子背誦這樣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為國家去死。
然而在「國家」之上，還有一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張載
對那麼小的孩子也有這樣的期待，氣魄大得有點嚇人。饒有深意的是，雖然說以國家至上，但是事實上張載所說的是，在「國家」之上還有「天地」，還有「生民」，它其實又修正了國家至上的秩序，因為「天地」跟「生民」比國家還大。
14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讀到《國語》，《國語》是兩千多年前的經典了，其中一篇讓我心裏很震動：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最後一句，簡單幾個字，卻雷霆萬鈞，給14歲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這個價值系統，形成一個強固的基座，撐起一個「中華大夢」。
我是誰？
這個中國夢在1970年代出現了質變。
1971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台灣人突然之間覺得自己變成了孤兒。可是，最壞的還沒到，1971年1月1日，中美正式斷交，這個「中」指的是當時的中華民國，也就是台美斷交，中美建交。長期被視為「保護傘」的美國撤了，給台灣人非常大的震撼，覺得風雨飄搖，這個島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種被整個世界拋棄了而強敵當前的恐懼之下，救亡圖存的情感反而更強烈，也就在這個背景下，原來那個中國夢對於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強化了，因為危機感帶來更深更強的、要求團結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陸人很熟悉的《龍的傳人》，是在那樣的悲憤傷感的背景下寫成的。這首歌人人傳唱，但是1983年，創作者「投匪」了，歌，在台灣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陸傳唱起來，情景一變，歌的意涵又有了轉換。
你們是否知道余光中《鄉愁》詩裏所說的「海棠紅」是什麼意思？
我們從小長大，那個「中國夢」的形狀，也就是中華民國的地圖，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葉」的形狀。習慣了這樣的圖騰，開始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的前面好幾年，我都還有種奇怪的錯覺，以為，哎呀，這中國地圖是不是畫錯了？
1970年代整個國際情勢的改變，台灣的「中國夢」開始有分歧。對於一部分人而言，那個「海棠」中國夢還虔誠地持續覑，可是對於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樣了。
夢，跟覑身邊眼前的現實，是會變化的，1949年被連根拔起丟到海島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輩，這時已經在台灣生活了30年，孩子也生在台灣了──這海島曾是自己的「異鄉」卻是孩子的「故鄉」了，隨覑時間推移，無形之中對腳下所踩的土地產生了具體而實在的情感。所以，你們熟悉余光中先生寫的那首《鄉愁》，卻可能不會知道他在1972年的時候創作了另外一首詩，詩歌禮贊的，是台灣南部屏東海邊一個小鎮，叫枋寮：
車過枋寮
雨落在屏東的甘蔗田裡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從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舉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長途車駛過青青的平原
檢閱牧神青青的儀隊
余先生這首詩，有「中國夢」轉換的象徵意義。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還有一首我稱之為「里程碑」的歌，叫《美麗島》。
一位淡江大學的年輕人，李雙澤，跟很多台灣年輕人一樣，70年代發現台灣不能代表中國，而且逐漸被國際推到邊緣，在危機感和孤獨感中，年輕人開始檢視自己：為什麼我們從小被教要愛長江、愛黃河、歌頌長城的偉大─那都是我眼睛沒見過，腳板沒踩過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邊，怎麼就從來不唱淡水河，怎麼我們就不知道自己村子裏頭小山小河的名字？台灣也不是沒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開始推動「唱我們的歌」，開始自己寫歌。那個「中國夢」顯得那麼虛無飄緲，是不是該看看腳下踩的泥土是什麼樣？他寫了《美麗島》，改編於一首詩，一下子就流行起來，大家都喜歡唱。《美麗島》真的是代表了從中國夢慢慢地轉型到「站在這片泥土上看見什麼、想什麼」的「台灣夢」里程碑：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 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正視著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 懷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蘭花
1975年，我23歲，到美國去讀書，每天泡在圖書館裏，從早上八點到半夜踩覑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課之外就有機會去讀一些中國近代史的書，第一次讀到國共內戰的部分，第一次知道1927年國民黨對共產黨員的殺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麼多都是被黨和國家機器所操縱的謊言，這是一個很大的震撼。十年之後寫了《野火集》，去「腐蝕」那個謊言。
1979年，我個人的「中國夢」也起了質變。在中國夢籠罩的台灣，我們是講「祖籍」的。也就是說，任何人問，龍應台你是哪裏人，我理所當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這麼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幾十年，到1979年，中國大陸開放了，我終於在紐約生平第一次見到了一個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這個樸實人剛剛從湖南出來，一口濃重的湖南腔。有人衝覑他問「你是哪裏人」，他就說「我是湖南人」，問話者接覑就回頭問我「你是哪裏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會說湖南話，沒有去過湖南，對湖南一無所知，老鄉站在面前，我登時就說不出話來了。這一輩子的那個「中國夢」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兒了，這是 1979年一個非常大的震撼──原來啊，我是台灣人。
一起做夢，一起上課
從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地過渡到台灣人腳踩覑泥土的小小的台灣夢，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80年代以後，台灣兩千多萬人走向了轉型，自我感覺就是愈來愈小，什麼事情都一步一個腳印，一點一點做。所以，台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開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課。這個民主課程上得有夠辛苦。
《美麗島》這首歌，在1979變成黨外異議人士的雜誌名字，集結反對勢力。當年12月10日，政府對反對者的大逮捕行動開始，接覑是大審判。面臨巨大的挑戰，國民黨決定審判公開，這是審判庭上的一張照片：
你們認得其中任何一個人嗎？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瀟灑的，是施明德，他被判處無期徒刑。施明德右手邊的女子是陳菊，今天的高雄市長，左手邊是呂秀蓮，上一任的副總統。
我想用這張圖片來表達80年代台灣人慢慢地腳踩泥土重建夢想和希望的過程。如果把過去的發展切出一個30年的時間切片來看，剛好看到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圖裏有三種人，第一種是叛亂犯，包括施明德，呂秀蓮，陳菊等等，她們倆分別被判12年徒刑；第二種是英雄，在那個恐怖的時代，敢為這些政治犯辯護的律師，包括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等；第三類是掌權者，當時的總統是蔣經國先生，新聞局長是宋楚瑜先生。從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30年的切片裏，政治犯上台變成了掌權者，掌權者下台變成了反對者，而當時得盡掌聲以及人們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為註冊商標的那些英雄們變成了什麼？其中一部分人變成了道德徹底破產的貪污嫌疑犯。
這個轉變夠不夠大？親眼目睹這樣一個切膚痛苦的過程，你或許對台灣民主的所謂「亂」有新的理解。它所有的「亂」，在我個人眼中看來，都是民主的必修課；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須的實踐，因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麼再站起來，跌倒本身就是一種考試。所以，容許我這樣說：台灣民主的「亂」，不是亂，它是必上的課。
表面上台灣被撕裂得很嚴重，但不要被這個表面騙了。回到基座上的價值觀來看，從前的中國夢慢慢被拋棄了，逐漸發展為台灣的小夢，然後一起上非常艱辛、痛苦的民主課，然而台灣不管是藍是綠，其實有一個非常結實的共識，比如說：
國家是會說謊的，
掌權者是會腐敗的，
反對者是會墮落，政治權力不是唯一的壓迫來源，資本也可能一樣的壓迫。
而正因為權力的侵蝕無所不在，所以個人的權利、比如言論的自由，是每個人都要隨時隨地、寸土必爭、絕不退讓的。
這是大多數台灣人的共識。你所看到的爭議、吵架，立法院撕頭髮丟茶杯打架，其實都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這個基礎，是以共同的價值觀建立起來的。
我有中國夢嗎？
回到今天中國夢的主題，可能有很多台灣人會跳起來說：中國不是我的夢，我的夢裏沒有中國。但是，你如果問龍應台有沒有中國夢，我會先問你那個中國夢的「中國」指的是什麼？如果指的是「國家」或「政府」，「國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過就是個管理組織，對不起，我對「國家」沒有夢，「政府」是會說謊的。但如果你說的「中國」指的是這塊土地上的人，這個社會，我怎麼會沒有夢呢？別說這片美麗的土地是我摯愛的父親、母親永遠的故鄉，這個地方的好跟壞，對於台灣有那麼大的影響，這個地方的福與禍，會牽動整個人類社區的未來，我怎麼會沒有中國夢呢？
我們就從「大國崛起」這個詞說起吧。我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願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難。看一個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這個城市怎樣對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對於殘障者的服務做到什麼地步，它對鰥寡孤獨的照顧到什麼程度，它怎樣對待所謂的盲流民工底層人民。對我而言，這是非常具體的文明的尺度。
一個國家文明到哪裏，我看這個國家怎麼對待外來移民，怎麼對待它的少數族群。我觀察這個國家的多數如何對待它的少數──這當然也包含13億人如何對待2300萬人！
誰在乎「大國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剛才我所說的文明刻度──你這大國怎麼對待你的弱勢與少數，你怎麼包容意見不同的異議分子，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說，所謂的大國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那我寧可它不崛起，因為這種性質的崛起，很可能最終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類社區帶來災難和危險。
誰又在乎「血濃於水」？至少我不那麼在乎。如果我們對於文明的尺度完全沒有共識，如果我們在基座的價值上，根本無法對話，「血濃於水」有意義嗎？
我的父親15歲那年，用一根扁擔、兩個竹簍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車站前買蔬菜，準備挑回山上。剛巧國民黨在招憲兵學生隊，這個少年當下就做了決定：他放下扁擔就跟覑軍隊走了。我的父親1919年出生，2004年，我捧覑父親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龍家院的山溝溝，鄉親點起一路的鞭炮迎接這個離家70年、顛沛流離一生的遊子回鄉。在家祭時，我聽到一個長輩用最古老的楚國鄉音唱出淒切的輓歌。一直忍者眼淚的我，那時再也忍不住了。楚國鄉音使我更深刻地認識到父親一輩子是怎麼被迫脫離了他自己的文化，過覑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覑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覺到這個70年之後以骨灰回來的少年經歷了怎樣的中國的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長大的母親，是如何地一生懷念那條清澈見魚的江水。
一個開闊、包容的中國
所以，請相信我，我對中國的希望是真誠的。但是請不要跟我談「大國崛起」，請不要跟我談「血濃於水」，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敢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因為自信，所以開闊，因為開闊，所以包容，因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韌、更長遠。當它文明的力量柔韌長遠的時候，它對整個人類的和平都會有關鍵的貢獻。
1985年我寫《野火集》，1986年1月，《野火集》在風聲鶴唳中出版。8月，我遷居歐洲。離開台灣前夕，做了一場臨別演講，是「野火」時期唯一的一次。演講在害怕隨時「斷電」的氣氛中進行。今天，2010年8月1日，在北京大學，我想唸那篇演講的最後一段，與大陸的讀者分享：
在臨別的今天晚上，你或許要問我對台灣有什麼樣的夢想？
有。今天晚上站在這裏說話，我心裏懷著深深的恐懼，恐懼今晚的言詞帶來什麼後果，我的夢想是，希望中國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站在任何一個地方說出心裏想說的話，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將來會有免予恐懼的自由。
那是1986年8月11日。
（2010年8月1日於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演講全文）
Tuesday 3 August 2010
繁星哲語 朱耀偉 粵語保衞戰的省思
2010年8月4日
七月二十五日，廣州街頭出現奇景，據報近萬名廣州八十後竟然不懼打壓，在江南西地鐵站外以散步形式集會，「抵制煲冬瓜，我哋撑粵語」口號響徹街頭。導火線是廣州市政協委員紀可光月初建議將廣州電視台的綜合或新聞頻道改以普通話廣播，理由是「為亞運會創造良好的語言環境」，更重要的是為廣州打造「國際都市形象」。建議引發一場粵語保衞戰，最終廣州市委市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表明「推普廢粵」純屬無中生有。其實普通話廣播只是冰山一角，廣州近年與香港一樣發展至上，舊城空間本土文化不斷消失，為免連語言也不保，最終要如袁崇煥高喊那句被網民稱許為「粵語靈魂」的「掉那媽，頂硬上」。要言之粵語保衞戰的重點並非挑戰普通話，而是要堅守本土文化的最後陣地。
我感到欷歔的是，特區政府大力推動普通話教中文，香港卻沒有粵語保衞戰。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近年投放不少資源在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目的是呼應一九九九年課程發展議會發表《香港學校課程的整體檢視》以「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的建議。語言一向是文化支配的最有力工具，與權力架構有着微妙關係。正因為語言與權力的關係密切，一直以來作為香港的官方語言的英文便擁有法定地位，英文文化亦因而變得「高級」。九七之後時移世易，自然是普通話抬頭，近年人人北望神州，更有必要一起煲冬瓜。據報不少廣州人表示粵語在學校有被排擠的情況，有關部門雖沒強行要求學生課外也說普通話，但普通話在學校是否主流，是學校被評級的「重要標準」。香港學校爭相變身英文中學，推動普通話教中文不遺餘力，叫我想起非洲批評家古基（Ngugi wa Thiong'o）的經歷。小時候他在學校若不說英語而講土話，身上會被掛上「我是驢／我愚蠢」之類的紙牌。如今「說普通話，做文明人」及「說普通話，學好中文」道理其實一樣。「文而化之」不過是包裝，國族身份和大陸市場才是底下的運作邏輯。
我想沒人反對以普通話作為溝通媒介，但叫我憂慮的是「我手寫我口」會將講普通話才能學好中文的謬誤合理化，並大量播散粵語「難登大雅之堂」、「不是標準中文」之類的迷思。言文合一的說法在語言學並不能成立，普通話其實並不等於中文。我手與我口之間存在鴻溝，差之毫釐可以謬以千里，不信到駱克道找個說得一口流利英語的白人寫篇英文文章，或會發現文法錯誤比小學生還要多。我當年任助教時，也有美國大學交換生寫文全沒文法可言。普通話對中文的負面影響，讀讀陳雲的中文解毒便可知一二。課堂上用粵語教中文，廣州沒法做到，香港必須堅持。港人愛看巴塞，且以他們為例：巴塞隆拿人會說西班牙語，上課用的則是加泰隆尼亞話，但巴塞人一樣為國家隊披甲上陣奪標舉國歡騰。團結人心靠的不是語言，而是能夠叫國民引以為榮。
七月二十五日，廣州街頭出現奇景，據報近萬名廣州八十後竟然不懼打壓，在江南西地鐵站外以散步形式集會，「抵制煲冬瓜，我哋撑粵語」口號響徹街頭。導火線是廣州市政協委員紀可光月初建議將廣州電視台的綜合或新聞頻道改以普通話廣播，理由是「為亞運會創造良好的語言環境」，更重要的是為廣州打造「國際都市形象」。建議引發一場粵語保衞戰，最終廣州市委市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表明「推普廢粵」純屬無中生有。其實普通話廣播只是冰山一角，廣州近年與香港一樣發展至上，舊城空間本土文化不斷消失，為免連語言也不保，最終要如袁崇煥高喊那句被網民稱許為「粵語靈魂」的「掉那媽，頂硬上」。要言之粵語保衞戰的重點並非挑戰普通話，而是要堅守本土文化的最後陣地。
我感到欷歔的是，特區政府大力推動普通話教中文，香港卻沒有粵語保衞戰。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近年投放不少資源在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目的是呼應一九九九年課程發展議會發表《香港學校課程的整體檢視》以「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的建議。語言一向是文化支配的最有力工具，與權力架構有着微妙關係。正因為語言與權力的關係密切，一直以來作為香港的官方語言的英文便擁有法定地位，英文文化亦因而變得「高級」。九七之後時移世易，自然是普通話抬頭，近年人人北望神州，更有必要一起煲冬瓜。據報不少廣州人表示粵語在學校有被排擠的情況，有關部門雖沒強行要求學生課外也說普通話，但普通話在學校是否主流，是學校被評級的「重要標準」。香港學校爭相變身英文中學，推動普通話教中文不遺餘力，叫我想起非洲批評家古基（Ngugi wa Thiong'o）的經歷。小時候他在學校若不說英語而講土話，身上會被掛上「我是驢／我愚蠢」之類的紙牌。如今「說普通話，做文明人」及「說普通話，學好中文」道理其實一樣。「文而化之」不過是包裝，國族身份和大陸市場才是底下的運作邏輯。
我想沒人反對以普通話作為溝通媒介，但叫我憂慮的是「我手寫我口」會將講普通話才能學好中文的謬誤合理化，並大量播散粵語「難登大雅之堂」、「不是標準中文」之類的迷思。言文合一的說法在語言學並不能成立，普通話其實並不等於中文。我手與我口之間存在鴻溝，差之毫釐可以謬以千里，不信到駱克道找個說得一口流利英語的白人寫篇英文文章，或會發現文法錯誤比小學生還要多。我當年任助教時，也有美國大學交換生寫文全沒文法可言。普通話對中文的負面影響，讀讀陳雲的中文解毒便可知一二。課堂上用粵語教中文，廣州沒法做到，香港必須堅持。港人愛看巴塞，且以他們為例：巴塞隆拿人會說西班牙語，上課用的則是加泰隆尼亞話，但巴塞人一樣為國家隊披甲上陣奪標舉國歡騰。團結人心靠的不是語言，而是能夠叫國民引以為榮。
推普廢粵—工業化與多元生機之爭
2010年8月3日
要全國統一講標準語音，是工業時代的做法，也就是現代化初期的做法。目標是簡化思想，便利工商流通和國民動員，那是大量生產標準貨物，以數量和流量來衡量經濟與國力的舊時代了。
法國人類學家利維史陀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自法國到巴西任教，並且做實地民族考察，寫下《憂鬱的熱帶》一書。他這樣描述當年聖保羅的新建築：那是一建造了就註定過時之物，而且它們不會像巴黎的建築那樣莊嚴地衰老，只能醜陋地朽敗。
由於統治者和權貴階級的智力衰歇，第三世界的現代化舉措，總給人可笑的觀感。他們學的現代（modernity），只能是過時（outdatedness）。假若不嫌悶，有點文化品味的人，過了羅湖邊界，可以一直微笑或苦笑到哈爾濱。是微笑還是苦笑，視乎那人有否家國情懷矣。
中國人將吃盡苦頭
正當廣東省要鼓吹自己做「文化大省」，將文化企業「做強做大」的時候，卻以國語（普通話）統制學校，不准學生講粵語，並且準備擠壓粵語的公共廣播節目。不單止廣東如此吧。中央的文化部、各主要省市的文化廳和文化產業研究中心之類的，時不時就說要發展創意經濟和文化產業什麼的。
然而，各大城市都不斷擴大城區，不斷以高速鐵路和公路網絡聯繫各個新興商業中心（CBD），不惜破壞原生社區聚落，毀滅農林水土，單一的文化隨着簡體字、普通話和中共式的行政行為鋪天蓋地開展。這種開展的動力，除了依靠資本霸權之外，還有法律和政治的霸權：公共空間不許說方言，禁止寫正體字，禁止在公共空間表達異議。這些都是高速工業化的利器，甚至很多學者讚賞這是工業化的高速方程式：獨裁政府、國際資本與地方專權。
當然，由地方的專權官僚來推動經濟，而經濟成效與其仕途掛鈎，這比起散漫的自由競爭，看起來更有效率。
在限定條件之下，專權可以有機會快速達到巴列圖均衡（Pareto Optimal）而加速經濟發展。然而，過了這個均衡點之後，必然是效率低下、官商壟斷和貪污橫行；人民的原創能力、智力和想像力之剝蝕，更不在話下。
所謂成本低廉、產業集中而令生產效率高超，付出的社會代價、文化代價和自然環境代價，終會由人民承受，商人和黨組織都不會理的。商人是遊走的資本家，而黨組織則是無家無國的殖民者。
憲政民主保住多元生機
中國的高速發展的公式，靠的是獨裁政府建立一塊予商人高度壓縮成本的基地。所有節省的成本，最終都是社會、文化和自然成本（All saved costs end up in social, cultural and natural cost），這是中國經濟發達的真相。這個真相呈現的時候，中國人將吃盡苦頭。
許多西方國家，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可以從工業化順利過渡到農林、工商、科研開發和文化創意經濟結合的可持續發展境地，是由於憲政民主和公民社會制衡了國家的強權，工業化的單一標準的生產方式（monoculture），受到地方議會、教會、商團、貴族地主、文人和宗親的抵制，不足以破壞國家在經濟、社會、環境生態和文化的多元性。
因此，單一的國語無法一統方言或地方口音，甚至連國語本身也是多元化的（如瑞士和加拿大）。工廠、住宅和商業區不能過分侵吞農林與自然保護地，官立的教育也不能排擠民辦的教育。工業化時代殺不盡的多元化的生機，在工業化完成之後，成為科研能力、原生創意和道德生活的培育之所。
憲政民主對於國家經濟的永續發展，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愈早有愈好。民主愈來得遲，工業化勢力的破壞愈深，愈難修補。今日在香港看到的單一地產壟斷發展和城市膨脹模式，便是工業化勢力無法被民主阻止的景象。（按：工業化勢力並非開工廠者的勢力，而是單一的資本擴張以奪取利潤的模式。）
現代社會是不能產生優雅文化和高尚道德的，一個現代社會擁有的文化和道德遺產，就視乎其在工業化過程之中，能夠保留多少，或者有多少是殺不盡的、死剩的，仍然存活的。至於那些用資財保存的博物館式的文化、在聯合國「申遺」的文化，是用不上的。
現代化的持續發展，必須保有多元生機，而這些只能在憲政民主和公民社會發達的西方國家發生。第三世界的現代化往往用強權推行，現代化也會中道而止（如馬可斯的菲律賓），除非意外地得到建立憲政民主的機會。
二戰時期，幾個以法西斯式的國家統制和重商主義快速建立起來的工業強國，如德國和日本，戰後都意外地得到美國的佔領或干預而被逼建立憲政民主制度，令兩國的工業化勢力得到民主和民意的制衡，多元化保留下來了，於是，我們看到這些國家今日成了人文薈萃的科研和創意經濟大國。另外的兩個例子是南韓和台灣，都是在工業化後期在美國的介入之下建立民主。
中國的國家命運比起德國和日本糟糕，中共並非法西斯，法西斯是有強烈的國土意識和國家意志的，是會保護水土和國民文化的（即使用的是極端的保護方法，如德國的納粹或日本的大和魂），而中共的資本也很大部分是國際遊走的資本，不是立足於國族的資本。是故，中國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國族文化保育，道路維艱。我其實想說的是前無去路，中國大陸地區得到美國的介入而促成憲政民主的機會在二戰之後丟失了。
荒誕而危險的中國
在這個背景下，大家可以理解何以在中國大陸有大量的文人被滅聲、大片的農田被填平、大片的舊城區被拆毀、大片的方言區和少數民族語言區被壓迫，普通話如推土機一般，從北京出發，碾平一切語言文化的多元性，好使中國成為國際資本家的大工廠。由於中國人民並無投票權，公民社會力量也微弱，因此無力抵擋單一化的工業勢力。中國將成為機器人之國。
回頭說「推普滅粵」的事情。這是有正常見識的人都羞於辯論之事。二十一世紀了，還要呼喚保護文化多元性、保育歷史語言遺留，還要連寫兩篇文章談這普天之理，我感到羞愧。
然而，要辯論得頗深，才可解釋中共之荒誕行為。國家交流語與地區族群方言應是並存的，互相扶持的，地方文化和方言文化甚至是中國文化輸出的助力，這是人之常情、國之常理，然而，中國並非一個正常的國家，它只是黨組織維繫的資本家租界。在中國變成正常的國家之前，常理不適用。
中國類似鋼筋不足的混凝土屋頂，是極其脆弱的，也是極其危險的。
文化評論人
要全國統一講標準語音，是工業時代的做法，也就是現代化初期的做法。目標是簡化思想，便利工商流通和國民動員，那是大量生產標準貨物，以數量和流量來衡量經濟與國力的舊時代了。
法國人類學家利維史陀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自法國到巴西任教，並且做實地民族考察，寫下《憂鬱的熱帶》一書。他這樣描述當年聖保羅的新建築：那是一建造了就註定過時之物，而且它們不會像巴黎的建築那樣莊嚴地衰老，只能醜陋地朽敗。
由於統治者和權貴階級的智力衰歇，第三世界的現代化舉措，總給人可笑的觀感。他們學的現代（modernity），只能是過時（outdatedness）。假若不嫌悶，有點文化品味的人，過了羅湖邊界，可以一直微笑或苦笑到哈爾濱。是微笑還是苦笑，視乎那人有否家國情懷矣。
中國人將吃盡苦頭
正當廣東省要鼓吹自己做「文化大省」，將文化企業「做強做大」的時候，卻以國語（普通話）統制學校，不准學生講粵語，並且準備擠壓粵語的公共廣播節目。不單止廣東如此吧。中央的文化部、各主要省市的文化廳和文化產業研究中心之類的，時不時就說要發展創意經濟和文化產業什麼的。
然而，各大城市都不斷擴大城區，不斷以高速鐵路和公路網絡聯繫各個新興商業中心（CBD），不惜破壞原生社區聚落，毀滅農林水土，單一的文化隨着簡體字、普通話和中共式的行政行為鋪天蓋地開展。這種開展的動力，除了依靠資本霸權之外，還有法律和政治的霸權：公共空間不許說方言，禁止寫正體字，禁止在公共空間表達異議。這些都是高速工業化的利器，甚至很多學者讚賞這是工業化的高速方程式：獨裁政府、國際資本與地方專權。
當然，由地方的專權官僚來推動經濟，而經濟成效與其仕途掛鈎，這比起散漫的自由競爭，看起來更有效率。
在限定條件之下，專權可以有機會快速達到巴列圖均衡（Pareto Optimal）而加速經濟發展。然而，過了這個均衡點之後，必然是效率低下、官商壟斷和貪污橫行；人民的原創能力、智力和想像力之剝蝕，更不在話下。
所謂成本低廉、產業集中而令生產效率高超，付出的社會代價、文化代價和自然環境代價，終會由人民承受，商人和黨組織都不會理的。商人是遊走的資本家，而黨組織則是無家無國的殖民者。
憲政民主保住多元生機
中國的高速發展的公式，靠的是獨裁政府建立一塊予商人高度壓縮成本的基地。所有節省的成本，最終都是社會、文化和自然成本（All saved costs end up in social, cultural and natural cost），這是中國經濟發達的真相。這個真相呈現的時候，中國人將吃盡苦頭。
許多西方國家，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可以從工業化順利過渡到農林、工商、科研開發和文化創意經濟結合的可持續發展境地，是由於憲政民主和公民社會制衡了國家的強權，工業化的單一標準的生產方式（monoculture），受到地方議會、教會、商團、貴族地主、文人和宗親的抵制，不足以破壞國家在經濟、社會、環境生態和文化的多元性。
因此，單一的國語無法一統方言或地方口音，甚至連國語本身也是多元化的（如瑞士和加拿大）。工廠、住宅和商業區不能過分侵吞農林與自然保護地，官立的教育也不能排擠民辦的教育。工業化時代殺不盡的多元化的生機，在工業化完成之後，成為科研能力、原生創意和道德生活的培育之所。
憲政民主對於國家經濟的永續發展，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愈早有愈好。民主愈來得遲，工業化勢力的破壞愈深，愈難修補。今日在香港看到的單一地產壟斷發展和城市膨脹模式，便是工業化勢力無法被民主阻止的景象。（按：工業化勢力並非開工廠者的勢力，而是單一的資本擴張以奪取利潤的模式。）
現代社會是不能產生優雅文化和高尚道德的，一個現代社會擁有的文化和道德遺產，就視乎其在工業化過程之中，能夠保留多少，或者有多少是殺不盡的、死剩的，仍然存活的。至於那些用資財保存的博物館式的文化、在聯合國「申遺」的文化，是用不上的。
現代化的持續發展，必須保有多元生機，而這些只能在憲政民主和公民社會發達的西方國家發生。第三世界的現代化往往用強權推行，現代化也會中道而止（如馬可斯的菲律賓），除非意外地得到建立憲政民主的機會。
二戰時期，幾個以法西斯式的國家統制和重商主義快速建立起來的工業強國，如德國和日本，戰後都意外地得到美國的佔領或干預而被逼建立憲政民主制度，令兩國的工業化勢力得到民主和民意的制衡，多元化保留下來了，於是，我們看到這些國家今日成了人文薈萃的科研和創意經濟大國。另外的兩個例子是南韓和台灣，都是在工業化後期在美國的介入之下建立民主。
中國的國家命運比起德國和日本糟糕，中共並非法西斯，法西斯是有強烈的國土意識和國家意志的，是會保護水土和國民文化的（即使用的是極端的保護方法，如德國的納粹或日本的大和魂），而中共的資本也很大部分是國際遊走的資本，不是立足於國族的資本。是故，中國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國族文化保育，道路維艱。我其實想說的是前無去路，中國大陸地區得到美國的介入而促成憲政民主的機會在二戰之後丟失了。
荒誕而危險的中國
在這個背景下，大家可以理解何以在中國大陸有大量的文人被滅聲、大片的農田被填平、大片的舊城區被拆毀、大片的方言區和少數民族語言區被壓迫，普通話如推土機一般，從北京出發，碾平一切語言文化的多元性，好使中國成為國際資本家的大工廠。由於中國人民並無投票權，公民社會力量也微弱，因此無力抵擋單一化的工業勢力。中國將成為機器人之國。
回頭說「推普滅粵」的事情。這是有正常見識的人都羞於辯論之事。二十一世紀了，還要呼喚保護文化多元性、保育歷史語言遺留，還要連寫兩篇文章談這普天之理，我感到羞愧。
然而，要辯論得頗深，才可解釋中共之荒誕行為。國家交流語與地區族群方言應是並存的，互相扶持的，地方文化和方言文化甚至是中國文化輸出的助力，這是人之常情、國之常理，然而，中國並非一個正常的國家，它只是黨組織維繫的資本家租界。在中國變成正常的國家之前，常理不適用。
中國類似鋼筋不足的混凝土屋頂，是極其脆弱的，也是極其危險的。
文化評論人
Friday 30 July 2010
Thursday 29 July 2010
波波池
2010年7月30日
曬胸博出位，露波鬥屈機。去年，o靚模借助書展的書香背景，凸顯肉香，借殼上位。書展之主辦人乃係收租佬、抽水王，豈容人家「老虎頭上釘蝨乸」，今年貿發局發老脾，擋格o靚模的簽名會，並非維護斯文，只是惱羞成怒，不容小姐抽水，無端端發達，將書展變為波濤洶湧之賣肉場矣。
最緊要對波
今年書展的文學著作和嚴肅書籍，銷路卻勝舊年，說明香港風氣改換，連青年示威都有新論述、新風格，大波小姐賣弄老本，也得再動腦筋了。《增廣賢文》有云，「凡事當留餘地，得意不可再往」。君子可以欺其方，小人則斤斤計較，寧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o靚模去年得罪小人，今年自然無運行。
幾十年前，不論是男人或女人，品評某女子「好身材」，是骨肉勻稱，標致可人。市井阿婆說媳婦好身材，是大臀巨乳，有波有籮，好生養也。今日說某女子身材好，不外是大波而已。幾年前在歡場，有豪客問眾陪酒女郎，「女人最重要的是什麼？」眾歡場女議論紛紛，竟然正經起來，有答是賢淑、有教養、持家有道的。眾女叫該男子也回答，揭盅了，答案是：「對波！」眾女聽後，低頭不語。火山孝子一語中的，刺中要害：賣肉生涯，對人歡笑背人愁，苦楚淒酸，不足為外人道也。
由風雅到市井
禁忌與誇張、露出與遮掩、修整與覆蓋，都是現代資本主義性慾消費的內容。工業社會之前，女人不穿內衣不戴奶罩，夜間單衣或裸身而睡，視為正常，然而香港短短數十年間接受工業文明，矯枉過正，有歐洲維多利亞時代的禁慾主義，也有現代的性慾消費及縱慾消耗，兩者並存，又發姣又怕痛，蔚為城市奇觀。民眾好像艱苦追求民主與平等，樓盤命名卻是皇庭和禦府；婚姻法不許重婚，採取一夫一妻制，女性主義成為大學文科的顯學，新聞卻狂寫某女星嫁入豪門，捕捉四姨太、六姨太的行蹤以及如何爭取夫君寵愛的招數，千億新婦賣子宮及富豪女友鬥生仔博入宮；韓國的女明星整容擴大乳房，走下階梯的時候卻用手掌覆蓋胸脯，就只怕無人注意她們的乳房正在晃盪。淑女「遮波」之新禮儀，蔓延香港。某些香港o靚模，惟恐人家不知自己賣波，露乳之後，更是一邊行一邊用手掌遮蓋乳溝，彰顯暴露與遮掩的商品消費關係。這也是半吊子現代化的東亞社會的悲涼了。
風月失傳，鄙俗當道
傳媒用語方面，舊日的香港傳媒仍由商家出錢，由文人掌舵，塘西風月與艷情小說之餘緒仍在，鹹濕小報及風月電影，寫女子赤身露體，都用酥胸半露、春光乍洩、出水芙蓉、我見猶憐，寫乳房豐滿，便是太真之乳、雙峰插雲、峰巒起伏、軟玉溫香、盈盈在握，寫鹹濕佬摸乳，便是「祿山之爪」，採用安祿山抓傷楊貴妃（楊太真）乳房之典故。描寫男子早熟，是年少老成，女子是童顏巨乳。描寫乳頭之桃紅嬌嫩，用「新剝雞頭肉」一詞。唐朝之中國開放，即使是宮廷內室，也是軟玉溫香，任君觀看。話說某日楊貴妃浴罷，對鏡勻面，裙腰褪露一乳，唐明皇捫弄曰：「軟溫新剝雞頭肉。」安祿山在旁曰：「潤滑猶如塞上酥。」漢人胡人，各以雞肉及酥酪來讚美太真之乳，可見食物與色情之聯繫，中外皆然。
色情典故是將眼前的快感移位和拖延的古代，令韻味悠長，見了大波妹沖涼便想到楊貴妃沐浴華清池，想像自己是唐明皇，有排嘆也。年輕一代失去典故的文化教養，只得即時快感，無法將享樂時鐘撥後到古代，於是只好另尋方法。方法有二：其一是另創委婉語（euphemism），其二是玩弄文字虐待狂（verbal sadism）。委婉語不提本名，不斷衍生怪名詞，是商業媒體的文字消費特色。例如乳是本名，正經八百，沒得變化，用了委婉語，便千變萬化了。
豪雨襲港，碧波蕩漾
八十年代中期，香港興起移民潮，舊派文人退出，新派港仔上任，色情用語本土化了。要鹹濕，首先是創造遮遮掩掩的委婉語，將真相移位和拖延，於是乳房、奶子變成胸脯，再變成「胸」，乃有胸前偉大、胸襟廣闊、胸襲（摸乳）、胸襲警報、胸前絕後、胸懷大志、胸懷大痣、胸群而出、來勢胸胸、真胸上陣、胸降部隊、胸中飛人、胸中樓閣……。又因肉球之故，便用英文的ball來別稱，這就好玩了，球類運動和游泳的成語都可借用：大波妹、新加坡女（波妹）、對波好大、波霸、波後、波濤洶湧、big波蕩漾、波瀾壯闊、波平如鏡、微波爐、食波餅（女子乳房靠貼男子之面）、送波餅。乳罩、奶罩變成胸圍，再變成bra，bra又分 cup，於是食字gag紛至：飛Bra走奶、減磅升Cup、超Cup美人、曠世奇Bra之類。以前的俗語「車頭燈」、「大木瓜」、「大乳牛」、「大騎樓」、「墮lin娜」（諧音Dorina）、「二筒」之類，太露骨，失去委婉的趣味，少人說了。
至於平胸，古代是無甚惡評，甚至視為美德。平胸也能哺乳，不妨礙育兒。明清時代，家姑甚至要媳婦束胸，以免乳房搖曳，招惹浪蕩兒。踏入現代社會，平胸女子受到歧視，被抨擊為無嘢睇，是「微波爐」、「飛機場」、「洗衫板」、「太平公主」等。高妹一般平胸，報章雜誌之娛樂版，便說人家「高瘦平」、「長平公主」。尖酸刻薄，跟紅頂白，正是香港娛樂圈之風格。
曬胸博出位，露波鬥屈機。去年，o靚模借助書展的書香背景，凸顯肉香，借殼上位。書展之主辦人乃係收租佬、抽水王，豈容人家「老虎頭上釘蝨乸」，今年貿發局發老脾，擋格o靚模的簽名會，並非維護斯文，只是惱羞成怒，不容小姐抽水，無端端發達，將書展變為波濤洶湧之賣肉場矣。
最緊要對波
今年書展的文學著作和嚴肅書籍，銷路卻勝舊年，說明香港風氣改換，連青年示威都有新論述、新風格，大波小姐賣弄老本，也得再動腦筋了。《增廣賢文》有云，「凡事當留餘地，得意不可再往」。君子可以欺其方，小人則斤斤計較，寧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o靚模去年得罪小人，今年自然無運行。
幾十年前，不論是男人或女人，品評某女子「好身材」，是骨肉勻稱，標致可人。市井阿婆說媳婦好身材，是大臀巨乳，有波有籮，好生養也。今日說某女子身材好，不外是大波而已。幾年前在歡場，有豪客問眾陪酒女郎，「女人最重要的是什麼？」眾歡場女議論紛紛，竟然正經起來，有答是賢淑、有教養、持家有道的。眾女叫該男子也回答，揭盅了，答案是：「對波！」眾女聽後，低頭不語。火山孝子一語中的，刺中要害：賣肉生涯，對人歡笑背人愁，苦楚淒酸，不足為外人道也。
由風雅到市井
禁忌與誇張、露出與遮掩、修整與覆蓋，都是現代資本主義性慾消費的內容。工業社會之前，女人不穿內衣不戴奶罩，夜間單衣或裸身而睡，視為正常，然而香港短短數十年間接受工業文明，矯枉過正，有歐洲維多利亞時代的禁慾主義，也有現代的性慾消費及縱慾消耗，兩者並存，又發姣又怕痛，蔚為城市奇觀。民眾好像艱苦追求民主與平等，樓盤命名卻是皇庭和禦府；婚姻法不許重婚，採取一夫一妻制，女性主義成為大學文科的顯學，新聞卻狂寫某女星嫁入豪門，捕捉四姨太、六姨太的行蹤以及如何爭取夫君寵愛的招數，千億新婦賣子宮及富豪女友鬥生仔博入宮；韓國的女明星整容擴大乳房，走下階梯的時候卻用手掌覆蓋胸脯，就只怕無人注意她們的乳房正在晃盪。淑女「遮波」之新禮儀，蔓延香港。某些香港o靚模，惟恐人家不知自己賣波，露乳之後，更是一邊行一邊用手掌遮蓋乳溝，彰顯暴露與遮掩的商品消費關係。這也是半吊子現代化的東亞社會的悲涼了。
風月失傳，鄙俗當道
傳媒用語方面，舊日的香港傳媒仍由商家出錢，由文人掌舵，塘西風月與艷情小說之餘緒仍在，鹹濕小報及風月電影，寫女子赤身露體，都用酥胸半露、春光乍洩、出水芙蓉、我見猶憐，寫乳房豐滿，便是太真之乳、雙峰插雲、峰巒起伏、軟玉溫香、盈盈在握，寫鹹濕佬摸乳，便是「祿山之爪」，採用安祿山抓傷楊貴妃（楊太真）乳房之典故。描寫男子早熟，是年少老成，女子是童顏巨乳。描寫乳頭之桃紅嬌嫩，用「新剝雞頭肉」一詞。唐朝之中國開放，即使是宮廷內室，也是軟玉溫香，任君觀看。話說某日楊貴妃浴罷，對鏡勻面，裙腰褪露一乳，唐明皇捫弄曰：「軟溫新剝雞頭肉。」安祿山在旁曰：「潤滑猶如塞上酥。」漢人胡人，各以雞肉及酥酪來讚美太真之乳，可見食物與色情之聯繫，中外皆然。
色情典故是將眼前的快感移位和拖延的古代，令韻味悠長，見了大波妹沖涼便想到楊貴妃沐浴華清池，想像自己是唐明皇，有排嘆也。年輕一代失去典故的文化教養，只得即時快感，無法將享樂時鐘撥後到古代，於是只好另尋方法。方法有二：其一是另創委婉語（euphemism），其二是玩弄文字虐待狂（verbal sadism）。委婉語不提本名，不斷衍生怪名詞，是商業媒體的文字消費特色。例如乳是本名，正經八百，沒得變化，用了委婉語，便千變萬化了。
豪雨襲港，碧波蕩漾
八十年代中期，香港興起移民潮，舊派文人退出，新派港仔上任，色情用語本土化了。要鹹濕，首先是創造遮遮掩掩的委婉語，將真相移位和拖延，於是乳房、奶子變成胸脯，再變成「胸」，乃有胸前偉大、胸襟廣闊、胸襲（摸乳）、胸襲警報、胸前絕後、胸懷大志、胸懷大痣、胸群而出、來勢胸胸、真胸上陣、胸降部隊、胸中飛人、胸中樓閣……。又因肉球之故，便用英文的ball來別稱，這就好玩了，球類運動和游泳的成語都可借用：大波妹、新加坡女（波妹）、對波好大、波霸、波後、波濤洶湧、big波蕩漾、波瀾壯闊、波平如鏡、微波爐、食波餅（女子乳房靠貼男子之面）、送波餅。乳罩、奶罩變成胸圍，再變成bra，bra又分 cup，於是食字gag紛至：飛Bra走奶、減磅升Cup、超Cup美人、曠世奇Bra之類。以前的俗語「車頭燈」、「大木瓜」、「大乳牛」、「大騎樓」、「墮lin娜」（諧音Dorina）、「二筒」之類，太露骨，失去委婉的趣味，少人說了。
至於平胸，古代是無甚惡評，甚至視為美德。平胸也能哺乳，不妨礙育兒。明清時代，家姑甚至要媳婦束胸，以免乳房搖曳，招惹浪蕩兒。踏入現代社會，平胸女子受到歧視，被抨擊為無嘢睇，是「微波爐」、「飛機場」、「洗衫板」、「太平公主」等。高妹一般平胸，報章雜誌之娛樂版，便說人家「高瘦平」、「長平公主」。尖酸刻薄，跟紅頂白，正是香港娛樂圈之風格。
Wednesday 28 July 2010
「文學．政治．修辭－－從起錨及超錯等一系列修辭談起」講座簡報
主持：洪曉嫻（字花編輯助理）
講者：李維怡（影行者總監、文字工作者、社區文化工作者、第五屆工人文學獎評委）
主辦團體：第五屆工人文學獎籌委會、字花
文學與政治之一體雙生，修辭的使用與權力的操作密不可分，因為修辭建構著我們對世界和社會關係的理解。面對主流文化中一個又一個語言陷阱，文學可是刺破和抵抗的政治謊言的利矛堅盾？工人文學獎與字花，邀請了李維怡，在第五屆工人文學獎開幕前夕，為大家闡述和探討相關問題。
講者由一系列最近炙手可熱的政治修辭開始，就如「起錨」、「超錯」、「拋錨」、「原地踏步」、「行差踏錯」等等，不同立場的的政治廣告和政治口號，都分別使用了不同的修辭手法，去企圖將觀眾的視線與某個特定的政治立場連在一起。由此可見，文學修辭的運作，在政治議題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愛情故事：極端個人化敘事中的權力關係
進而，講者嘗試邀請大家重新界定「政治」和「文學」。不少人以為「政治」只是指選舉、政改、政客等事情，而衣食住行和日常生活等等，則不屬「政治」，而是「民生」。現在政府正是這樣說，「解決政改就可以開始關注民生」，但政治又怎會與民生無關？其實政治就是人類群體生活的根本，是關於權力的關係、權力的運作、權力的形態；而文學就在於表達創作者對週遭生活的感受、反省和期望。
在文學的範疇裡，我們往往認為有些主題無關政治而且很個人，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是戀愛故事。不過，戀愛故事其實一點也不個人。歷來蕩氣迴腸的愛情故事，總是會包含一些悲劇，而這些悲劇往往建基於當時社會的權力關係。
例如古詩《孔雀東南飛》，就是說一對夫婦焦仲卿和劉蘭芝，因為焦母不喜劉而逼其子休妻，劉回娘家後又被迫改嫁，最後二人先後自殺。這個故事固然關乎個人，但其實也深刻地說明了古代封建社會對讀書人以孝義為先的嚴格道德要求；以及性別政治在愛情故事裡的操作。
又如魯迅的《傷逝》，涓生與子君打破傳統習俗自由戀愛，嘗試自食其力地同居，但最後涓生卻受不了這種生活。因為子君從一個慷慨激昂為愛情可以反抗權力的風骨女子，忽然變成了一個依附於男伴，滿足於養養小動物和照顧男伴的小女子生活。這說明了二人雖有勇氣從舊世界跳入新世界，但卻對新世界沒有具體想像，是在一個特定歷史時刻中必然的愛情悲劇。
又如不少人覺得很浪漫的《傾城之戀》，講者覺得一點也不浪漫，離婚婦人白流蘇為尋求安穩生活，既要贏取范柳原的注意，又擔心一旦變成情婦，若遭拋棄，身價會跌到谷底，不但失去社會地位，更連經濟支柱也沒有。白的計算和心理戰，與女性在社會上如何被看待和掙扎求存有密切關係。
以上種種，俱包含複雜的社會權力關係。只是這些權力關係烙印在小說角色的個人決定上，所以彷彿與社會很遠而已。由此可見，政治是很貼身的事情，權力關係總是體現在文化和日常生活之中。
談到文化，我們會理解為很多人共有的習慣和生活方式。權力往往體現在文化(culture)之中，因為文化就是在講「大部份人」所構成的「主流」語言、邏輯、美學、人倫關係等等；因而主流對於邊緣存在結構性的壓抑／壓制／不平等的關係，故此，也與政治脫不了關係，也故此，文學作為人類生活的觀察和反省，怎會不會每每觸及「政治」呢？
文學修辭作為政治宣傳
維怡自言，「細細個讀古典文學時總會讀到政治」，古時讀書人寫文章就是為了做官，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古典文學中的先秦散文諸子百家，無一不是與政治相關，這傳統一直延伸到民初。故，「純文學」的概念對她來說簡單就像外星話難以理解。人不是獨自存在於世界，因此創作必然牽涉文化和社會關係。
另一方面，歷來與政治相關的說法、理念、原則，必須透過語言表述說服群眾。要取信於人以至牽動情緒，則總是要借助文學修辭的手法。林彪曾說「筆杆子，槍杆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杆子！」，共產黨從來很懂得利用傳播民謠等方式獲取民心，「筆杆子」的重要性可想而言。
阿里士多德指政治辯論的修辭藝術，在於信譽（ethos）、情感（pathos）、邏輯（logos）。信譽是個人魅力，情感則是情感認同的呼喚。只要講者能成功呼喚情感認同，對方便自然會自己說服自己。維怡說，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無論是哪個陣營的政治力量，很多時都是採用信譽和情感的方法多於邏輯，簡單來說就是口號代替分析。因此，我們必須對這些修辭手法保持清醒。這不是要指向一種「什麼政治都不相信」的犬儒態度，反而是積極理解，參與辯論，創造願景的基礎。健全的公民社會，不只在於人群的聚集，更必須建基於人群願意和懂得對複雜世事進行判斷及行動，而不會一直只能在認知上服從於別人提供的「是／非」框架。
構造世界關係的修辭
修辭不只是詞藻上的修飾，還會建構我們對這個社會的理解，構造整個世界的關係。最常用的修辭方法，就是將不相干的事物放在一起，包括比喻、對比、象徵、類比等，都有此功效。例如毛澤東談到「基礎工業」的重要性時，曾以身體作喻：「農業是一個拳頭，國防是一個拳頭。要使拳頭有勁，屁股就要坐穩。屁股就是基礎工業。」維怡指，何者是拳頭何者是屁股，根本說不出所以然，就這句話而言調亂來說其實也可以。但這些生活化的例子，的確有利於向基層人民宣傳基礎工業的重要性。沒有長期落區與農民生活的人，不可能講到這些比喻。
然而，運用比喻，也有其在文化意識上的斃處，維怡又舉了《史記．刺客列傳》中一句說話「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女為悅己者容」本身只是用來解釋和加強「士為知己者死」。當我們將注意力放在前一句時，很容易不知不覺地「搭單」接受了後一句隱含的性別不平等觀念。同樣，當基層團體的組織者運用比喻向街坊或組織對象解釋的時候，每每會將平常大眾習慣和接受的事物關係放入新概念之中。熟習的主流觀念，往往隱含權力關係。因此，借用舊概念比喻／象徵新概念時，要提防不自覺地為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背書。否則，種下的保守意識，日後說不準會隨時反撲。
不過，像這種構造聯想關係的修辭，也可以有助於豐富我們對事物的理解。維怡引述天星事件開始時，示威者搶走鐵馬之後，陳智德寫了篇文章《蠟淚的問詢》，來說明激進之必要：「激進之必要，有如群眾集會要有燭光，那一點光當然不是用來照明，照明可用電筒，但沒有群眾集會是用電筒的──雖然看來比較『文明』和『先進』，集會還是離不開燭火，顯然不是著眼於它的實用性，而是其象徵性：表示著情志的點燃、理念的流動。明乎此，明乎象徵的重要性，也許那燭光的剩餘物，蠟淚也須一併接受。挪走盛載物，搶走鐵馬，讓蠟淚滴在手上，它不是答話，而是問詢。」蠟淚的溫柔，瓦解了拉鐵馬的負面印象，也更新了我們對激進的想像。
回到文本的社會脈絡
修辭可以豐富我們對事物的理解，令我們對世界的把握更加敏感和準確，但也可以很邪惡。舉例年前政府某個宣傳廣告，以踢波「插水」作喻叫人不要「呃綜援」。在整個隱喻中，社會已被假定為競爭性的球場，而政府就是中立的球証。但為甚麼我們要將社會想像為競爭場所？政府的角色事實上又是否如此呢？功能組別「打茅波」掠奪的民脂民膏，難道不是遠超綜援支出？同樣，近月「媽媽做衫」的政改廣告也是如此，為甚麼廣告不直接說政府政改方案的內容？這些廣告省略了甚麼，強調了甚麼，又在提出甚麼社會關係（政府與人民＝母親與女兒）？ 要指出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回到文本的社會脈絡。
修辭有簡化事物關係的作用，一些牽引情緒和鼓動性的修辭，如排比句、反問句、重覆句等，有時甚至會令人進入不能思考的狀態。現在我們聽到有人叫「二零一二」，心裡就會很自然地浮現「雙普選」。維怡提醒，我們必須在重覆之中思考，否則容易淪為有口號無分析。尤其是政府傳播能力比民間強太多，當民間提出的「民主」、「保育」、「以人為本」、「樓換樓」等等修辭不斷被權貴搶去。若我們不重視仔細的理解，以人文關懷為本的社會將無從談起。
文學教育的重要性
文學的重要性正在於此。文學就是體察微小事物與整體社會脈絡關係的能力，沒有這些能力，就算一人一票，社會也不會民主，大眾依然會歧視領綜援人士，歧視新移民。真正的藝術離不開一個「真、善、美」的結合體，如沒有良好的文學藝術教育，社會只會走向情緒和偏見。一個強大而健全的公民社會，不是由反對集會能號召多少萬人決定，而是由會思考和體察弱勢者苦難的公民建立而成。
張貼者： Denny 於 上午2:43
講者：李維怡（影行者總監、文字工作者、社區文化工作者、第五屆工人文學獎評委）
主辦團體：第五屆工人文學獎籌委會、字花
文學與政治之一體雙生，修辭的使用與權力的操作密不可分，因為修辭建構著我們對世界和社會關係的理解。面對主流文化中一個又一個語言陷阱，文學可是刺破和抵抗的政治謊言的利矛堅盾？工人文學獎與字花，邀請了李維怡，在第五屆工人文學獎開幕前夕，為大家闡述和探討相關問題。
講者由一系列最近炙手可熱的政治修辭開始，就如「起錨」、「超錯」、「拋錨」、「原地踏步」、「行差踏錯」等等，不同立場的的政治廣告和政治口號，都分別使用了不同的修辭手法，去企圖將觀眾的視線與某個特定的政治立場連在一起。由此可見，文學修辭的運作，在政治議題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愛情故事：極端個人化敘事中的權力關係
進而，講者嘗試邀請大家重新界定「政治」和「文學」。不少人以為「政治」只是指選舉、政改、政客等事情，而衣食住行和日常生活等等，則不屬「政治」，而是「民生」。現在政府正是這樣說，「解決政改就可以開始關注民生」，但政治又怎會與民生無關？其實政治就是人類群體生活的根本，是關於權力的關係、權力的運作、權力的形態；而文學就在於表達創作者對週遭生活的感受、反省和期望。
在文學的範疇裡，我們往往認為有些主題無關政治而且很個人，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是戀愛故事。不過，戀愛故事其實一點也不個人。歷來蕩氣迴腸的愛情故事，總是會包含一些悲劇，而這些悲劇往往建基於當時社會的權力關係。
例如古詩《孔雀東南飛》，就是說一對夫婦焦仲卿和劉蘭芝，因為焦母不喜劉而逼其子休妻，劉回娘家後又被迫改嫁，最後二人先後自殺。這個故事固然關乎個人，但其實也深刻地說明了古代封建社會對讀書人以孝義為先的嚴格道德要求；以及性別政治在愛情故事裡的操作。
又如魯迅的《傷逝》，涓生與子君打破傳統習俗自由戀愛，嘗試自食其力地同居，但最後涓生卻受不了這種生活。因為子君從一個慷慨激昂為愛情可以反抗權力的風骨女子，忽然變成了一個依附於男伴，滿足於養養小動物和照顧男伴的小女子生活。這說明了二人雖有勇氣從舊世界跳入新世界，但卻對新世界沒有具體想像，是在一個特定歷史時刻中必然的愛情悲劇。
又如不少人覺得很浪漫的《傾城之戀》，講者覺得一點也不浪漫，離婚婦人白流蘇為尋求安穩生活，既要贏取范柳原的注意，又擔心一旦變成情婦，若遭拋棄，身價會跌到谷底，不但失去社會地位，更連經濟支柱也沒有。白的計算和心理戰，與女性在社會上如何被看待和掙扎求存有密切關係。
以上種種，俱包含複雜的社會權力關係。只是這些權力關係烙印在小說角色的個人決定上，所以彷彿與社會很遠而已。由此可見，政治是很貼身的事情，權力關係總是體現在文化和日常生活之中。
談到文化，我們會理解為很多人共有的習慣和生活方式。權力往往體現在文化(culture)之中，因為文化就是在講「大部份人」所構成的「主流」語言、邏輯、美學、人倫關係等等；因而主流對於邊緣存在結構性的壓抑／壓制／不平等的關係，故此，也與政治脫不了關係，也故此，文學作為人類生活的觀察和反省，怎會不會每每觸及「政治」呢？
文學修辭作為政治宣傳
維怡自言，「細細個讀古典文學時總會讀到政治」，古時讀書人寫文章就是為了做官，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古典文學中的先秦散文諸子百家，無一不是與政治相關，這傳統一直延伸到民初。故，「純文學」的概念對她來說簡單就像外星話難以理解。人不是獨自存在於世界，因此創作必然牽涉文化和社會關係。
另一方面，歷來與政治相關的說法、理念、原則，必須透過語言表述說服群眾。要取信於人以至牽動情緒，則總是要借助文學修辭的手法。林彪曾說「筆杆子，槍杆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杆子！」，共產黨從來很懂得利用傳播民謠等方式獲取民心，「筆杆子」的重要性可想而言。
阿里士多德指政治辯論的修辭藝術，在於信譽（ethos）、情感（pathos）、邏輯（logos）。信譽是個人魅力，情感則是情感認同的呼喚。只要講者能成功呼喚情感認同，對方便自然會自己說服自己。維怡說，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無論是哪個陣營的政治力量，很多時都是採用信譽和情感的方法多於邏輯，簡單來說就是口號代替分析。因此，我們必須對這些修辭手法保持清醒。這不是要指向一種「什麼政治都不相信」的犬儒態度，反而是積極理解，參與辯論，創造願景的基礎。健全的公民社會，不只在於人群的聚集，更必須建基於人群願意和懂得對複雜世事進行判斷及行動，而不會一直只能在認知上服從於別人提供的「是／非」框架。
構造世界關係的修辭
修辭不只是詞藻上的修飾，還會建構我們對這個社會的理解，構造整個世界的關係。最常用的修辭方法，就是將不相干的事物放在一起，包括比喻、對比、象徵、類比等，都有此功效。例如毛澤東談到「基礎工業」的重要性時，曾以身體作喻：「農業是一個拳頭，國防是一個拳頭。要使拳頭有勁，屁股就要坐穩。屁股就是基礎工業。」維怡指，何者是拳頭何者是屁股，根本說不出所以然，就這句話而言調亂來說其實也可以。但這些生活化的例子，的確有利於向基層人民宣傳基礎工業的重要性。沒有長期落區與農民生活的人，不可能講到這些比喻。
然而，運用比喻，也有其在文化意識上的斃處，維怡又舉了《史記．刺客列傳》中一句說話「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女為悅己者容」本身只是用來解釋和加強「士為知己者死」。當我們將注意力放在前一句時，很容易不知不覺地「搭單」接受了後一句隱含的性別不平等觀念。同樣，當基層團體的組織者運用比喻向街坊或組織對象解釋的時候，每每會將平常大眾習慣和接受的事物關係放入新概念之中。熟習的主流觀念，往往隱含權力關係。因此，借用舊概念比喻／象徵新概念時，要提防不自覺地為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背書。否則，種下的保守意識，日後說不準會隨時反撲。
不過，像這種構造聯想關係的修辭，也可以有助於豐富我們對事物的理解。維怡引述天星事件開始時，示威者搶走鐵馬之後，陳智德寫了篇文章《蠟淚的問詢》，來說明激進之必要：「激進之必要，有如群眾集會要有燭光，那一點光當然不是用來照明，照明可用電筒，但沒有群眾集會是用電筒的──雖然看來比較『文明』和『先進』，集會還是離不開燭火，顯然不是著眼於它的實用性，而是其象徵性：表示著情志的點燃、理念的流動。明乎此，明乎象徵的重要性，也許那燭光的剩餘物，蠟淚也須一併接受。挪走盛載物，搶走鐵馬，讓蠟淚滴在手上，它不是答話，而是問詢。」蠟淚的溫柔，瓦解了拉鐵馬的負面印象，也更新了我們對激進的想像。
回到文本的社會脈絡
修辭可以豐富我們對事物的理解，令我們對世界的把握更加敏感和準確，但也可以很邪惡。舉例年前政府某個宣傳廣告，以踢波「插水」作喻叫人不要「呃綜援」。在整個隱喻中，社會已被假定為競爭性的球場，而政府就是中立的球証。但為甚麼我們要將社會想像為競爭場所？政府的角色事實上又是否如此呢？功能組別「打茅波」掠奪的民脂民膏，難道不是遠超綜援支出？同樣，近月「媽媽做衫」的政改廣告也是如此，為甚麼廣告不直接說政府政改方案的內容？這些廣告省略了甚麼，強調了甚麼，又在提出甚麼社會關係（政府與人民＝母親與女兒）？ 要指出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回到文本的社會脈絡。
修辭有簡化事物關係的作用，一些牽引情緒和鼓動性的修辭，如排比句、反問句、重覆句等，有時甚至會令人進入不能思考的狀態。現在我們聽到有人叫「二零一二」，心裡就會很自然地浮現「雙普選」。維怡提醒，我們必須在重覆之中思考，否則容易淪為有口號無分析。尤其是政府傳播能力比民間強太多，當民間提出的「民主」、「保育」、「以人為本」、「樓換樓」等等修辭不斷被權貴搶去。若我們不重視仔細的理解，以人文關懷為本的社會將無從談起。
文學教育的重要性
文學的重要性正在於此。文學就是體察微小事物與整體社會脈絡關係的能力，沒有這些能力，就算一人一票，社會也不會民主，大眾依然會歧視領綜援人士，歧視新移民。真正的藝術離不開一個「真、善、美」的結合體，如沒有良好的文學藝術教育，社會只會走向情緒和偏見。一個強大而健全的公民社會，不是由反對集會能號召多少萬人決定，而是由會思考和體察弱勢者苦難的公民建立而成。
張貼者： Denny 於 上午2:43
Sunday 25 July 2010
現在的國語, 北京話, 普通話是滿化的漢語.
文章來源: http://folkcn.com/bbs/redirect.php?goto=newpost&tid=6947
http://bloguide.ettoday.com/alexandros/textview.php?file=56320
[作者：南無佛]
普通話是民族共同語，在現代社會裡，一個國家必須有一個代表自己國家的語言，我國就是使用普通話。國家的強大，國際的交流，要求共同語言的標準化。現在，全國上下都在推廣普通話，普通話的推廣十分必要，但關鍵是選擇哪種話作為普通話進而進行推廣呢？那當然是要選擇一種科學、先進的語言作為普通話了，作為普通話應該「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語」，普通話要有普遍性。而選擇一種落後又不科學聽起來又不優美的語言作為一個民族的語言是一個民族的悲哀。
我們先瞭解一下現在我們所說的普通話的歷史。
[400年前的北京話：吳語]
北京自建城以來經歷過了許多個朝代的變遷，自古以來北京話有過多少變化？如何變化？這個問題直到現在還沒有人真正考證過。從歷史上講，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從意大利來的傳教士利馬竇曾用羅馬拼音記錄了大量的當時的北京話，這些記錄至今尚保存著。從利的記錄中可以明白無誤地看出：當時的北京話是有大量入聲字並且沒有zh、ch、sh等翹舌音的語言。這說明了當時的北京話不是現在的北京話，也不是現在的普通話，因為無論北京話還是普通話都不具備這些特徵。同時也說明了北京話和普通話的歷史都超不過400年，400年前的北京話是明朝的官話（考證為吳語）。
[北京出現第二語言：滿語]
滿人入關進駐北京後，為了社區的安全等政治因素，滿人把紫禁城周圍10里之內的漢人全部趕走而專屬滿人居住，這個範圍稱為北京的內城，而10里之外稱為外城。於是，北京城出現了兩個社群：滿人社群和漢人社群，這是階級、語言和居住地域等都十分分明的兩個社群，北京城也就出現了兩種語言：明朝官話和滿語。任何語言都是跟人群一體的，當時北京的兩種語言的地域差別是：內城說滿話，外城說明朝官話。
[滿語的分化——滿式漢語]
滿清在入主中原的初期,曾將保持"國語騎射"作為維護統治的一項基本國策,要求滿人說滿語寫滿文,並在北京城內設立學校,意在推廣滿語滿文,但由於滿語是一種北方民族的語言，滿人草原、叢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滿族短暫的歷史文化局限了滿語的成熟水平，至入關時滿語仍舊是一種比較原始的語言,它的發音和語法都十分的原始不成熟,詞彙量更是少。滿人作為中國的統治者卻不得不面對要使用語言的生活政治現實。
對於常年累月生活在山林的滿人，在北京很多普通平常的東西對他們來說也成了新鮮事物。滿語也難以滿足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在滿人和漢人之間是這樣，在滿人跟滿人之間也同樣無法把日常生活所碰到的東西表達清楚，至於象漢人的建築工程用語、藝術語言、醫學及其它科技用語等高級語言使用則更加無法表達，當時的形勢是滿語在北京面臨無法交流的危機。
面對有幾千年歷史的千錘百煉而成的漢語，滿人雖然奪取了中國的政權，然而其語言卻難以勝任統治中國的使命。此時,面臨著如何統治漢人這個大難題的八旗貴族,又遇到了一個比漢人的抵抗更為頭痛的問題--語言危機。徵服可以使用屠刀,統治就不能只用屠刀了,為了鞏固統治滿足政治需要乃至生活需要,滿人迫切的需要一種能夠很好的表述自己想法的語言,想在短時間內改良豐富滿語顯然不現實。
至此,學講漢語成了滿人唯一的選擇,於是八旗貴族們開始他們邯鄲學步的模仿歷程。小至為了自己日常生活的表達，大至為了統治中國的政治需要，滿人都迫切需要一種能很好地表達自己周圍生活的語言。因此，套用北京漢人的語言（包括詞彙和語音）成了唯一的選擇，滿清這種虛心學習,絕對不是他們所鼓吹的推崇漢文化,實在是為了達到其政治目的無奈之舉,是一種"工作需要",完全屬於不得已而為之。
[第三種北京話的形成——內城北京話(mandarin)]
北京城裡的很多東西，小到一種普通動植物、建築、日常用品等,大到宏偉建築和旖旎風景,用滿語都無法表達！因為滿族人的祖先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植物，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日常用品，這就是當時統治中國的滿族人所遇到的嚴酷的語言現實。滿語要繼續說下去，除了直接使用北京外城漢人的語言的詞彙和模仿他們的語音之外再也沒有第二種可能！北京內城的滿人開始了他們艱難的模仿漢語的歷程。
但是滿語對比漢語有它先天的殘疾，首先，入聲字一下子就全丟了，這就是漢語同音字增多最根本的歷史原因，用滿語套學漢語的發音更是不倫不類，可以肯定地說，這是發音最糟糕的漢語。這種情形非常類似外國人說漢語,而當時八旗貴族說的漢語並不比老外。但是，歷史就是這麼殘酷，滿人的這種蹩腳漢語比起老外的蹩腳漢語要幸運得多了！隨著使用人口的增加，這種讓當時的漢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腳漢語成了清朝統治階級的「共同語言」滿人學講的蹩腳漢語（暫且把這種語言叫做滿式漢語）——這就是早期的普通話（暫時使用英語的稱謂把這種語言稱為mandarin）。
[內城北京話的發展——走出北京內城，形成「官話」]
隨著北京內城的「mandarin」這種蹩腳漢語的形成，在北京內城形成一個固定的說「mandarin」的人群。這個人群就是當時中國的最高統治團體 ——八旗貴族。「mandarin」成為地地道道的清朝統治者的官方語言——「滿清官話」。從「滿清官話」的形成史看，「滿清官話」受滿語的影響主要在語音方面，這是一種不成熟的蹩腳的漢語語音系統，而在詞彙和語法方面的影響則十分有限，從語言的本質上將，「滿清官話」還是應該歸屬於漢語的一種方言而不應該歸屬於滿語的一種方言，不過這是最糟糕的一種漢語方言。
[內城北京話的發展——落地生根，形成「國語」]
「滿清官話」形成後，隨著滿清政權在地域上的延伸，操著「滿清官話」的八旗貴族也就從北京的皇家內城走向中國的每一個角落，於是各地的第一行政長官的口音又成了當地的標準口音。並在當地的上流社會向平民社會不斷地滲透壯大，最終使「滿清官話」成為中國的「國語」。
從地域上來講，中國的北方是滿人活動的主要地區，也是滿語化程度最高的地區。而南方的個別地區，像兩廣、福建等地則由於「山高皇帝遠」而受到較少的影響，入聲字在這幾個地區也得到了較好的保留並直至今日,這也是南方諸語言讀唐詩宋詞比普通話更壓韻更親切的根本原因，也是清代中國沒有著名詩人的根本原因。
有一點要說明的是，mandarin是從北京內城繞過北京外城直接向全中國滲透而形成滿清的「國語」的，所以，北京的外城話並不是真正的「國語」——普通話，雖然「外城北京話」一直受「內城北京話」的影響並不斷演變，但是，正如北京的內城貴族和外城平民百姓是兩個互不相容的兩個社群一樣，「外城北京話」和「內城北京話」是跟階級差別一致的互不相同的兩種語言。所謂的「北京話」一直是兩種：「外城話」和「內城話」，而各地方所稱謂的「北京話」實際是指「內城話（即mandarin）而不是外城漢人所說的「北京話」。外城漢人所說的「北京話」實際是對中國其它方言沒有影響的小語種。
[內城北京話的發展——漢語代表語言地位的確立]
mandarin經過滿清王朝200多年在中國的統治，再經過孫中山政權以一票之優勢對「國語」地位的表決，再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憲法上「國家代表語言」條文制訂，普通話——漢語代表語言地位已經是堅不可摧。
「國語」地位的表決是不能用選舉投票的政治辦法（就算投票吧，也要充分瞭解後再投），科學要用科學的方法。
[內城話北京話在北京的消失]
從語言史上講，普通話不是北京話，而只是北京的內城話，隨著滿清王朝的解體，北京內城的貴族群體也就在北京城裡消失了，因而普通話的真正母體在北京城也已經不復存在了。把普通話硬說成是什麼北京話，這在100多年以前可能還有一半正確，但是在今天還這樣說大錯特錯了，因為「北京話」這個概念變了，已經不再是原來的那個「北京話」了。
北京歷經換代殺戮，普通話的語音詞彙與清朝入關前後滿清旗人學的漢語有關。我們知道普通話的前身叫「官話」，現在見到「官話」一詞的最早的書是傳教士利瑪竇的書。利瑪竇、羅明堅16世紀到中國，找到了跟中國人交際最方便的明代官話，記在他們寫的葡漢辭書《賓主問答辭義》裡，現在我們把它的詞語音標翻譯出來，是吳語。吳語頂著「中原雅音」之名，一直在北京的皇宮裡作為官方標準語使用到乾隆十七年，遼東、幽燕官話的後裔直隸音取得了清代宮廷語音的正音地位。（在日本到1876年才確定把中國語從吳語改為北京語。）實踐中也沒有任何個人或任何語言學家群體是真正的普通話之父，在中國的近代語言學者們要努力創造中國的國語——普通話之前，滿清的統治者們如：道光、慈禧等就已經能說一口標準流利的普通話，真正的普通話之父就是他們——滿清北京內城的皇親貴族。
[普通話和北京話]
明白了普通話的歷史，普通話的概念也就清晰了，其它的「滿語」、「官話」、「國語」、「普通話」、「北京話」和「mandarin」、「漢語」、「方言」這些概念也就不會搞混淆了。從歷史上看，普通話從來就不是現在的北京話，普通話有它自己的歷史。而現在的北京話雖然跟普通話比鄰並一直受普通話的影響和向普通話不斷靠攏，但它從來就沒有真正跟普通話成為一體過，說這兩種話的人也從來都是生活在兩個鮮明不同的社會，所以它們是有區別的兩種漢語方言。
普通話的歷史最直接的史料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國語」一詞是清朝末年提出來的。吳汝綸被認為是最早提到國語這個名稱的學者。1909年（宣統元年），資政院議員江謙正式提出把官話定名為「國語」。這些能清清楚楚地說明普通話是滿族人的一種正腔，並且是只有滿族人而不是其它方言區的人所說的一種正腔，中國沒有任何一種方言比滿族人所說的語腔更接近普通話。
普通話在總體語音特徵上更近於幽燕遼寧話，而不是北京話，離河北冀魯方言則更遠。美國語言學教授鄭錦全曾將《漢語方言詞彙》（北京大學出版社）的詞語用電腦統計，結果是普通話的詞彙與瀋陽話距離最近。
現在的普通話是對漢語發音、詞彙、語法等方面的全面破壞。推廣現在的普通話實際是我們中國人自己對文化的再度摧殘。我古漢語是一種高級的語言（是普通話讓他變成古漢語，而實際還是活生生地在我們漢方言中，現在的普通話不改革就真的要令他作古咯），在方言中的很多文言詞彙就是一中證明，語言發展到了高級階段才會有文言這種簡潔的高概括性。而現今的普通話以革新目的，逐步地滿化，變得粗淺。中國人古有「寧賣祖宗田，不賣祖宗言」的說法，在很多方言都中保留了古漢語的一些影子，成為了普通話必須改革的有利佐證。
有網友說：「日本繼承了唐朝文化，韓國繼承了明朝文化，現在的中國人卻是韃靼（滿人）文化的後代。」
http://bloguide.ettoday.com/alexandros/textview.php?file=56320
[作者：南無佛]
普通話是民族共同語，在現代社會裡，一個國家必須有一個代表自己國家的語言，我國就是使用普通話。國家的強大，國際的交流，要求共同語言的標準化。現在，全國上下都在推廣普通話，普通話的推廣十分必要，但關鍵是選擇哪種話作為普通話進而進行推廣呢？那當然是要選擇一種科學、先進的語言作為普通話了，作為普通話應該「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語」，普通話要有普遍性。而選擇一種落後又不科學聽起來又不優美的語言作為一個民族的語言是一個民族的悲哀。
我們先瞭解一下現在我們所說的普通話的歷史。
[400年前的北京話：吳語]
北京自建城以來經歷過了許多個朝代的變遷，自古以來北京話有過多少變化？如何變化？這個問題直到現在還沒有人真正考證過。從歷史上講，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從意大利來的傳教士利馬竇曾用羅馬拼音記錄了大量的當時的北京話，這些記錄至今尚保存著。從利的記錄中可以明白無誤地看出：當時的北京話是有大量入聲字並且沒有zh、ch、sh等翹舌音的語言。這說明了當時的北京話不是現在的北京話，也不是現在的普通話，因為無論北京話還是普通話都不具備這些特徵。同時也說明了北京話和普通話的歷史都超不過400年，400年前的北京話是明朝的官話（考證為吳語）。
[北京出現第二語言：滿語]
滿人入關進駐北京後，為了社區的安全等政治因素，滿人把紫禁城周圍10里之內的漢人全部趕走而專屬滿人居住，這個範圍稱為北京的內城，而10里之外稱為外城。於是，北京城出現了兩個社群：滿人社群和漢人社群，這是階級、語言和居住地域等都十分分明的兩個社群，北京城也就出現了兩種語言：明朝官話和滿語。任何語言都是跟人群一體的，當時北京的兩種語言的地域差別是：內城說滿話，外城說明朝官話。
[滿語的分化——滿式漢語]
滿清在入主中原的初期,曾將保持"國語騎射"作為維護統治的一項基本國策,要求滿人說滿語寫滿文,並在北京城內設立學校,意在推廣滿語滿文,但由於滿語是一種北方民族的語言，滿人草原、叢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滿族短暫的歷史文化局限了滿語的成熟水平，至入關時滿語仍舊是一種比較原始的語言,它的發音和語法都十分的原始不成熟,詞彙量更是少。滿人作為中國的統治者卻不得不面對要使用語言的生活政治現實。
對於常年累月生活在山林的滿人，在北京很多普通平常的東西對他們來說也成了新鮮事物。滿語也難以滿足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在滿人和漢人之間是這樣，在滿人跟滿人之間也同樣無法把日常生活所碰到的東西表達清楚，至於象漢人的建築工程用語、藝術語言、醫學及其它科技用語等高級語言使用則更加無法表達，當時的形勢是滿語在北京面臨無法交流的危機。
面對有幾千年歷史的千錘百煉而成的漢語，滿人雖然奪取了中國的政權，然而其語言卻難以勝任統治中國的使命。此時,面臨著如何統治漢人這個大難題的八旗貴族,又遇到了一個比漢人的抵抗更為頭痛的問題--語言危機。徵服可以使用屠刀,統治就不能只用屠刀了,為了鞏固統治滿足政治需要乃至生活需要,滿人迫切的需要一種能夠很好的表述自己想法的語言,想在短時間內改良豐富滿語顯然不現實。
至此,學講漢語成了滿人唯一的選擇,於是八旗貴族們開始他們邯鄲學步的模仿歷程。小至為了自己日常生活的表達，大至為了統治中國的政治需要，滿人都迫切需要一種能很好地表達自己周圍生活的語言。因此，套用北京漢人的語言（包括詞彙和語音）成了唯一的選擇，滿清這種虛心學習,絕對不是他們所鼓吹的推崇漢文化,實在是為了達到其政治目的無奈之舉,是一種"工作需要",完全屬於不得已而為之。
[第三種北京話的形成——內城北京話(mandarin)]
北京城裡的很多東西，小到一種普通動植物、建築、日常用品等,大到宏偉建築和旖旎風景,用滿語都無法表達！因為滿族人的祖先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植物，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日常用品，這就是當時統治中國的滿族人所遇到的嚴酷的語言現實。滿語要繼續說下去，除了直接使用北京外城漢人的語言的詞彙和模仿他們的語音之外再也沒有第二種可能！北京內城的滿人開始了他們艱難的模仿漢語的歷程。
但是滿語對比漢語有它先天的殘疾，首先，入聲字一下子就全丟了，這就是漢語同音字增多最根本的歷史原因，用滿語套學漢語的發音更是不倫不類，可以肯定地說，這是發音最糟糕的漢語。這種情形非常類似外國人說漢語,而當時八旗貴族說的漢語並不比老外。但是，歷史就是這麼殘酷，滿人的這種蹩腳漢語比起老外的蹩腳漢語要幸運得多了！隨著使用人口的增加，這種讓當時的漢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腳漢語成了清朝統治階級的「共同語言」滿人學講的蹩腳漢語（暫且把這種語言叫做滿式漢語）——這就是早期的普通話（暫時使用英語的稱謂把這種語言稱為mandarin）。
[內城北京話的發展——走出北京內城，形成「官話」]
隨著北京內城的「mandarin」這種蹩腳漢語的形成，在北京內城形成一個固定的說「mandarin」的人群。這個人群就是當時中國的最高統治團體 ——八旗貴族。「mandarin」成為地地道道的清朝統治者的官方語言——「滿清官話」。從「滿清官話」的形成史看，「滿清官話」受滿語的影響主要在語音方面，這是一種不成熟的蹩腳的漢語語音系統，而在詞彙和語法方面的影響則十分有限，從語言的本質上將，「滿清官話」還是應該歸屬於漢語的一種方言而不應該歸屬於滿語的一種方言，不過這是最糟糕的一種漢語方言。
[內城北京話的發展——落地生根，形成「國語」]
「滿清官話」形成後，隨著滿清政權在地域上的延伸，操著「滿清官話」的八旗貴族也就從北京的皇家內城走向中國的每一個角落，於是各地的第一行政長官的口音又成了當地的標準口音。並在當地的上流社會向平民社會不斷地滲透壯大，最終使「滿清官話」成為中國的「國語」。
從地域上來講，中國的北方是滿人活動的主要地區，也是滿語化程度最高的地區。而南方的個別地區，像兩廣、福建等地則由於「山高皇帝遠」而受到較少的影響，入聲字在這幾個地區也得到了較好的保留並直至今日,這也是南方諸語言讀唐詩宋詞比普通話更壓韻更親切的根本原因，也是清代中國沒有著名詩人的根本原因。
有一點要說明的是，mandarin是從北京內城繞過北京外城直接向全中國滲透而形成滿清的「國語」的，所以，北京的外城話並不是真正的「國語」——普通話，雖然「外城北京話」一直受「內城北京話」的影響並不斷演變，但是，正如北京的內城貴族和外城平民百姓是兩個互不相容的兩個社群一樣，「外城北京話」和「內城北京話」是跟階級差別一致的互不相同的兩種語言。所謂的「北京話」一直是兩種：「外城話」和「內城話」，而各地方所稱謂的「北京話」實際是指「內城話（即mandarin）而不是外城漢人所說的「北京話」。外城漢人所說的「北京話」實際是對中國其它方言沒有影響的小語種。
[內城北京話的發展——漢語代表語言地位的確立]
mandarin經過滿清王朝200多年在中國的統治，再經過孫中山政權以一票之優勢對「國語」地位的表決，再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憲法上「國家代表語言」條文制訂，普通話——漢語代表語言地位已經是堅不可摧。
「國語」地位的表決是不能用選舉投票的政治辦法（就算投票吧，也要充分瞭解後再投），科學要用科學的方法。
[內城話北京話在北京的消失]
從語言史上講，普通話不是北京話，而只是北京的內城話，隨著滿清王朝的解體，北京內城的貴族群體也就在北京城裡消失了，因而普通話的真正母體在北京城也已經不復存在了。把普通話硬說成是什麼北京話，這在100多年以前可能還有一半正確，但是在今天還這樣說大錯特錯了，因為「北京話」這個概念變了，已經不再是原來的那個「北京話」了。
北京歷經換代殺戮，普通話的語音詞彙與清朝入關前後滿清旗人學的漢語有關。我們知道普通話的前身叫「官話」，現在見到「官話」一詞的最早的書是傳教士利瑪竇的書。利瑪竇、羅明堅16世紀到中國，找到了跟中國人交際最方便的明代官話，記在他們寫的葡漢辭書《賓主問答辭義》裡，現在我們把它的詞語音標翻譯出來，是吳語。吳語頂著「中原雅音」之名，一直在北京的皇宮裡作為官方標準語使用到乾隆十七年，遼東、幽燕官話的後裔直隸音取得了清代宮廷語音的正音地位。（在日本到1876年才確定把中國語從吳語改為北京語。）實踐中也沒有任何個人或任何語言學家群體是真正的普通話之父，在中國的近代語言學者們要努力創造中國的國語——普通話之前，滿清的統治者們如：道光、慈禧等就已經能說一口標準流利的普通話，真正的普通話之父就是他們——滿清北京內城的皇親貴族。
[普通話和北京話]
明白了普通話的歷史，普通話的概念也就清晰了，其它的「滿語」、「官話」、「國語」、「普通話」、「北京話」和「mandarin」、「漢語」、「方言」這些概念也就不會搞混淆了。從歷史上看，普通話從來就不是現在的北京話，普通話有它自己的歷史。而現在的北京話雖然跟普通話比鄰並一直受普通話的影響和向普通話不斷靠攏，但它從來就沒有真正跟普通話成為一體過，說這兩種話的人也從來都是生活在兩個鮮明不同的社會，所以它們是有區別的兩種漢語方言。
普通話的歷史最直接的史料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國語」一詞是清朝末年提出來的。吳汝綸被認為是最早提到國語這個名稱的學者。1909年（宣統元年），資政院議員江謙正式提出把官話定名為「國語」。這些能清清楚楚地說明普通話是滿族人的一種正腔，並且是只有滿族人而不是其它方言區的人所說的一種正腔，中國沒有任何一種方言比滿族人所說的語腔更接近普通話。
普通話在總體語音特徵上更近於幽燕遼寧話，而不是北京話，離河北冀魯方言則更遠。美國語言學教授鄭錦全曾將《漢語方言詞彙》（北京大學出版社）的詞語用電腦統計，結果是普通話的詞彙與瀋陽話距離最近。
現在的普通話是對漢語發音、詞彙、語法等方面的全面破壞。推廣現在的普通話實際是我們中國人自己對文化的再度摧殘。我古漢語是一種高級的語言（是普通話讓他變成古漢語，而實際還是活生生地在我們漢方言中，現在的普通話不改革就真的要令他作古咯），在方言中的很多文言詞彙就是一中證明，語言發展到了高級階段才會有文言這種簡潔的高概括性。而現今的普通話以革新目的，逐步地滿化，變得粗淺。中國人古有「寧賣祖宗田，不賣祖宗言」的說法，在很多方言都中保留了古漢語的一些影子，成為了普通話必須改革的有利佐證。
有網友說：「日本繼承了唐朝文化，韓國繼承了明朝文化，現在的中國人卻是韃靼（滿人）文化的後代。」
Wednesday 21 July 2010
当我们看世界杯时，我们在看什么
2010-07-22 10:13:58大旗虎皮的日记
当然看的是足球，是比赛。但是，还有别的吗？
我们在看“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两种观念的博弈。足球联赛是全球化的隐喻，一个球队的精英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同时占有双重价值：足球技能和明星观赏性，不论你来自哪一个国家，使用什么语言，你必须根据足球产业的规律被安置在相应的位置上，代表俱乐部——全球化背景下的利益共同体的象征，进行竞技和表演。在经济和媒介的角度看，俱乐部联赛是全球化的缩影。
但在世界杯是民族国家间的较量和对话，无论球员还是观众都代表他所在的民族国家，尽管民族国家的特征正在被全球化趋势所改变，比如有的球员加入了其他国籍（想想有多少中国兵乓球运动员代表外国参加比赛吧），但世界杯的核心意义还是每个球星以国家的名义参加比赛，观众更是以民族国家的理念来观看比赛，喜欢皇马的球迷必须把自己的价值诉求放置在某一个国家上，而可怜的我们，那些没有人代表我们参加游戏的国家，则把期待放在了地缘政治和文化传统比较接近的球队上，南非人最后站在了加纳队一边，而我们的解说员明显对韩国、日本和朝鲜倾注了更多力量，这是一种民族国家的假想，一种替代物。正因如此，世界杯受到了政治的重视，受到了皇室和总统们的重视，因为它不是比赛，民族主义的足球就是政治。
世界杯就在这样两种矛盾的力量中展开。
世界杯的另一个隐喻是文化对话。无论你来自什么政。治。体制（今年的朝鲜与数年前的伊拉克就来自代表性国家），来自哪里，来自哪种文化，使用什么语言，不论有多大的交流障碍，我们尝试按照一个规则，进行一场游戏。世界杯是一则异质文化的对话叙事。
当然，世界杯这个叙事不仅仅是文化间的对话，世界杯是一个叙事母体，它是《易经》与章鱼的叙事，是财富与冒险的叙事，是英雄与悲剧的叙事，是激情与爱的叙事，是虚拟的战争叙事，是现代化的叙事，是经济危机的叙事……
世界杯之所以激发大量的伪球迷的热情，更在于，它可以缓解现代个体的存在恐慌。在媒介饱和的社会，个体被媒介分割在自己的空间中（比如soho和宅男），孤独个体通过重大新闻事件验证自己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而世界杯可以让每个观众同步经历一起世界性的事件。我看世界杯，所以我存在。我侃世界杯，所以我与正在发生的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所以，伪球迷真球迷无所谓，重要的是我正在经历，我正在关注，我正在煞有介事地谈论。。。。现代人是很可怜的。
当然看的是足球，是比赛。但是，还有别的吗？
我们在看“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两种观念的博弈。足球联赛是全球化的隐喻，一个球队的精英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同时占有双重价值：足球技能和明星观赏性，不论你来自哪一个国家，使用什么语言，你必须根据足球产业的规律被安置在相应的位置上，代表俱乐部——全球化背景下的利益共同体的象征，进行竞技和表演。在经济和媒介的角度看，俱乐部联赛是全球化的缩影。
但在世界杯是民族国家间的较量和对话，无论球员还是观众都代表他所在的民族国家，尽管民族国家的特征正在被全球化趋势所改变，比如有的球员加入了其他国籍（想想有多少中国兵乓球运动员代表外国参加比赛吧），但世界杯的核心意义还是每个球星以国家的名义参加比赛，观众更是以民族国家的理念来观看比赛，喜欢皇马的球迷必须把自己的价值诉求放置在某一个国家上，而可怜的我们，那些没有人代表我们参加游戏的国家，则把期待放在了地缘政治和文化传统比较接近的球队上，南非人最后站在了加纳队一边，而我们的解说员明显对韩国、日本和朝鲜倾注了更多力量，这是一种民族国家的假想，一种替代物。正因如此，世界杯受到了政治的重视，受到了皇室和总统们的重视，因为它不是比赛，民族主义的足球就是政治。
世界杯就在这样两种矛盾的力量中展开。
世界杯的另一个隐喻是文化对话。无论你来自什么政。治。体制（今年的朝鲜与数年前的伊拉克就来自代表性国家），来自哪里，来自哪种文化，使用什么语言，不论有多大的交流障碍，我们尝试按照一个规则，进行一场游戏。世界杯是一则异质文化的对话叙事。
当然，世界杯这个叙事不仅仅是文化间的对话，世界杯是一个叙事母体，它是《易经》与章鱼的叙事，是财富与冒险的叙事，是英雄与悲剧的叙事，是激情与爱的叙事，是虚拟的战争叙事，是现代化的叙事，是经济危机的叙事……
世界杯之所以激发大量的伪球迷的热情，更在于，它可以缓解现代个体的存在恐慌。在媒介饱和的社会，个体被媒介分割在自己的空间中（比如soho和宅男），孤独个体通过重大新闻事件验证自己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而世界杯可以让每个观众同步经历一起世界性的事件。我看世界杯，所以我存在。我侃世界杯，所以我与正在发生的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所以，伪球迷真球迷无所谓，重要的是我正在经历，我正在关注，我正在煞有介事地谈论。。。。现代人是很可怜的。
保衞大粵語
信報財經新聞（201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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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客家人，憂心客家話失傳，但我熱愛粵語。保衞粵語，固可從政治平權、從文化權利去講，但保衞粵語、保育粵語，更應從中文保育來講。
粵語保存中華雅言，珍如拱璧，即使粵語不是有一億人講（實際數字），只有幾百人講，也要保育，也要在學校傳習，特別是香港的情況，正體字、粵語教中文的優良傳統，出於政治意外，由英國殖民政府保存下來，更是文化奇迹，香港人固然要珍惜，大陸人也要理解。北方人立場不同，珍惜不珍惜，由得他們，但不要橫加干預，不准吾人在公共領域和文教機構用粵語。
漢音唐話 文化集成
陳存仁醫師《閱世品人錄—章太炎家書及其他》記載，劉半農（劉復）倡導白話文，求教於章太炎。章說，白話文不自今日始，《毛詩》就是白話詩，《水滸》、《老殘遊記》，用蘇白寫的《海上花列傳》，也是白話文。但是你們寫的白話文，是根據什麼言語做標準的。劉半農侃侃而談：「白話文是以國語為標準，國語即是北京話。」章師聽了大笑，問劉：「你知不知道北京話是什麼話？」劉半農不假思索答說：「是中國明清以來，京城裏人說的話。」章質問：「明朝的話你有什麼考據？」劉半農無言以對。
章以明朝音韻誦讀文天祥《正氣歌》，發音與北京話迥異，說道：「現在的國語，嚴格地說來，含有十分之幾是滿洲人的音韻，好多字音都不是漢人所有。」此話一出，劉半農啞口無言。
廣東人源自古代越族，在漢唐期間接受中原文化，此後關山障隔，免受胡人沾染，邊陲之地，反留有漢音唐風，德國民俗學稱此為文化孤島（德文Kulturinsel），猶如今日要親見唐代之淳厚，宋代之雅緻，要參訪日本京都。又因文人雅士來嶺南施教者，多因貶謫，如韓昌黎、蘇東坡、屈大均，故粵人之文風，最重氣節，常懷整頓中原、匡正天下之心，此洪秀全、康南海、孫中山之義事也。
清末民初，又與西洋接觸，因此廣東話的語音和詞源最為豐富：古代南方民族土語、漢唐中原雅言及西洋翻譯借詞。中文與土語混同千年，修成正果，復加西洋新語，更見活潑。
北方白話，乃至共產中國推行的普通話，語源是明清江浙官話、蒙古滿洲胡音及蘇俄翻譯文體，只混了幾百年，而且混得蕪雜。「我的車讓他給砸了」（我的車被他毀了）。這是北京土話，不是通用中文，今日也成了普通話、白話文了。以北方普通話做中國語文典範，乃是近世中國語文之大災難；中共簡體字那一筆混賬，且不說了。
文書方面，由於粵語語音豐富，聲母二十個，韻母有八十八個（介音三十五個），聲調有九聲（或十聲）。比諸粵語，普通話聲母之數相若，但韻母及聲調少了一半，是故粵語辨義能力大，口語可用單音節詞，不必複音化，文書也隨之簡潔。
北方話講的眼睛、杯子、馬兒、石頭，粵語口語只說眼、杯、馬、石，文書也寫杯、眼、馬、石，一如古文。語法方面，粵語是保存漢唐語法最多的中國方言，口語「我去九龍」，粵曲「富過石崇，窮過蒙正」，都是古文語法，如果是寫文雅中文，廣東人勝於北方人，「我去九龍」變成「吾往九龍」，很是方便，北方人要從「我到九龍去」轉換過來，反而礙事。
粵語雅過普通話
「我返沙田」，變成「吾返沙田」或「吾回沙田」，渾然天成；北方話「我回到沙田去」，要變回古文，迂迴曲折了。北方人堅持用北方話做中文的白話標準，是自知吃虧，自慚形穢，進而改換中文正統，要南方人來遷就，有其私心在也。
共產中國以北方白話為語體文的典範，於是顯得南方粵語「不雅」。廣東人寫「我一生人」，古意盎然，在香港卻被北方來的普通話老師逼迫，要改寫為「我這一輩子」。粵語文言「請勿」不能寫，北方白話「請不要」卻可以；北方土話「甭」，今日也可以入文。
香港火車的口語公告，也有文化體諒，或文化歧視。粵語是「列車即將開出，請勿靠近車門」，好好的六字文言，普通話卻變成「列車即將離開，請不要靠近車門」。粵語是「由於前面的列車尚未開出，本班車將稍為延遲，不便之處，敬請原諒」；普通語是「還未開出」，「尚未」本來是漢唐文言，但對住今日中共調教出來的北方人，講不得「尚未」也。
粵語是「請小心月台空隙」，普通話是「請小心月台的空隙」。北方口語脫離文言久矣，沒了那個「的」字便聽不懂，真的掉下去，會投訴香港的中文不合規範的。廣東人到了北方，普通話再好，也別說「求之不得」、「歡迎之至」、「有何貴幹」、「唯你是問」與「豈有此理」，這些唐話，他們聽不懂。
粵語的「今日」、「明日」來自漢文，普通話教中文的北方老師偏要香港學生改寫「今天」、「明天」，好與土語看齊。廣東人掛在口邊之「唔同」，寫出來是「不同」，北方老師明明懂得的，文書卻要香港學生改寫為「不一樣」。現在街頭聽的、電視廣告講的粵語，竟有「唔一樣」這個語言怪胎，此乃北方之文化霸權。
為了遷就北方口語，香港政黨社民連的綱領口號，不敢寫貼近粵語口語的「沒有抗爭，何來改變？」，要寫討好北方蠻語的「沒有抗爭，哪有改變？」。我六十年代在鄉村讀小學的時候，文書要寫「即使」、「即管」、「就算」、「儘管」的，不能寫「哪怕」的；現在普通話學校的廣東學生，講廣東話，口語也講「哪怕」，不曉得講、也不敢講「即使」了。
「即使」是望文生義的漢字文言，漢末三國已經入文，唐朝的韓愈、杜甫再世，也看得明白；「哪怕」卻是狗屁不通的胡語土談，莫說是宋朝的蘇東坡，就是明朝的王陽明也不懂的。粵語不能在正統學校的中文堂授課，雅言也淪為鄙俚。野蠻取代文雅，你說荒唐不荒唐？滿洲以來，就是如此；中共取代滿洲，也是如此。我之所以反共，嚮往自由之外，就是為了保存中華道統。
霸權不要緊，粵語也霸道，在廣東也排擠了客家話、潮州話和苗、瑤、壯、潼、黎等少數民族語，但粵語語音精密，語法簡明，貫通古文，粵語成為廣東、廣西、海南、南洋諸國及美加華埠的通言，此中既無政府權力威逼，也無文教機構倡導，一切自然生成，豈無合理之處？
黃鐘委棄，瓦釜雷鳴中國之書面語來自文獻傳承而非來自口語交流，是故中國毋須強求言文統一，全國通用之交流口語仍可沿用普通話，學校則應鼓勵方言教中文，書面語須恢復古雅簡明之通用中文，使各方言群體公平使用，而非遷就北方口語，否則中文書面語成為胡漢混雜語之載體，不能以文書帶領口語，反而以口語帶壞文書，中國文化必會江河俱下，中國成為言文鄙俚、舉止無禮之國。
政府取締廣東話於公共空間及中文教學之正當使用，只使粵語淪為私密的部落語，而短話長說、粗鄙不文之北方普通話，反而成為現代中文正統，此黃鐘委棄，瓦釜雷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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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客家人，憂心客家話失傳，但我熱愛粵語。保衞粵語，固可從政治平權、從文化權利去講，但保衞粵語、保育粵語，更應從中文保育來講。
粵語保存中華雅言，珍如拱璧，即使粵語不是有一億人講（實際數字），只有幾百人講，也要保育，也要在學校傳習，特別是香港的情況，正體字、粵語教中文的優良傳統，出於政治意外，由英國殖民政府保存下來，更是文化奇迹，香港人固然要珍惜，大陸人也要理解。北方人立場不同，珍惜不珍惜，由得他們，但不要橫加干預，不准吾人在公共領域和文教機構用粵語。
漢音唐話 文化集成
陳存仁醫師《閱世品人錄—章太炎家書及其他》記載，劉半農（劉復）倡導白話文，求教於章太炎。章說，白話文不自今日始，《毛詩》就是白話詩，《水滸》、《老殘遊記》，用蘇白寫的《海上花列傳》，也是白話文。但是你們寫的白話文，是根據什麼言語做標準的。劉半農侃侃而談：「白話文是以國語為標準，國語即是北京話。」章師聽了大笑，問劉：「你知不知道北京話是什麼話？」劉半農不假思索答說：「是中國明清以來，京城裏人說的話。」章質問：「明朝的話你有什麼考據？」劉半農無言以對。
章以明朝音韻誦讀文天祥《正氣歌》，發音與北京話迥異，說道：「現在的國語，嚴格地說來，含有十分之幾是滿洲人的音韻，好多字音都不是漢人所有。」此話一出，劉半農啞口無言。
廣東人源自古代越族，在漢唐期間接受中原文化，此後關山障隔，免受胡人沾染，邊陲之地，反留有漢音唐風，德國民俗學稱此為文化孤島（德文Kulturinsel），猶如今日要親見唐代之淳厚，宋代之雅緻，要參訪日本京都。又因文人雅士來嶺南施教者，多因貶謫，如韓昌黎、蘇東坡、屈大均，故粵人之文風，最重氣節，常懷整頓中原、匡正天下之心，此洪秀全、康南海、孫中山之義事也。
清末民初，又與西洋接觸，因此廣東話的語音和詞源最為豐富：古代南方民族土語、漢唐中原雅言及西洋翻譯借詞。中文與土語混同千年，修成正果，復加西洋新語，更見活潑。
北方白話，乃至共產中國推行的普通話，語源是明清江浙官話、蒙古滿洲胡音及蘇俄翻譯文體，只混了幾百年，而且混得蕪雜。「我的車讓他給砸了」（我的車被他毀了）。這是北京土話，不是通用中文，今日也成了普通話、白話文了。以北方普通話做中國語文典範，乃是近世中國語文之大災難；中共簡體字那一筆混賬，且不說了。
文書方面，由於粵語語音豐富，聲母二十個，韻母有八十八個（介音三十五個），聲調有九聲（或十聲）。比諸粵語，普通話聲母之數相若，但韻母及聲調少了一半，是故粵語辨義能力大，口語可用單音節詞，不必複音化，文書也隨之簡潔。
北方話講的眼睛、杯子、馬兒、石頭，粵語口語只說眼、杯、馬、石，文書也寫杯、眼、馬、石，一如古文。語法方面，粵語是保存漢唐語法最多的中國方言，口語「我去九龍」，粵曲「富過石崇，窮過蒙正」，都是古文語法，如果是寫文雅中文，廣東人勝於北方人，「我去九龍」變成「吾往九龍」，很是方便，北方人要從「我到九龍去」轉換過來，反而礙事。
粵語雅過普通話
「我返沙田」，變成「吾返沙田」或「吾回沙田」，渾然天成；北方話「我回到沙田去」，要變回古文，迂迴曲折了。北方人堅持用北方話做中文的白話標準，是自知吃虧，自慚形穢，進而改換中文正統，要南方人來遷就，有其私心在也。
共產中國以北方白話為語體文的典範，於是顯得南方粵語「不雅」。廣東人寫「我一生人」，古意盎然，在香港卻被北方來的普通話老師逼迫，要改寫為「我這一輩子」。粵語文言「請勿」不能寫，北方白話「請不要」卻可以；北方土話「甭」，今日也可以入文。
香港火車的口語公告，也有文化體諒，或文化歧視。粵語是「列車即將開出，請勿靠近車門」，好好的六字文言，普通話卻變成「列車即將離開，請不要靠近車門」。粵語是「由於前面的列車尚未開出，本班車將稍為延遲，不便之處，敬請原諒」；普通語是「還未開出」，「尚未」本來是漢唐文言，但對住今日中共調教出來的北方人，講不得「尚未」也。
粵語是「請小心月台空隙」，普通話是「請小心月台的空隙」。北方口語脫離文言久矣，沒了那個「的」字便聽不懂，真的掉下去，會投訴香港的中文不合規範的。廣東人到了北方，普通話再好，也別說「求之不得」、「歡迎之至」、「有何貴幹」、「唯你是問」與「豈有此理」，這些唐話，他們聽不懂。
粵語的「今日」、「明日」來自漢文，普通話教中文的北方老師偏要香港學生改寫「今天」、「明天」，好與土語看齊。廣東人掛在口邊之「唔同」，寫出來是「不同」，北方老師明明懂得的，文書卻要香港學生改寫為「不一樣」。現在街頭聽的、電視廣告講的粵語，竟有「唔一樣」這個語言怪胎，此乃北方之文化霸權。
為了遷就北方口語，香港政黨社民連的綱領口號，不敢寫貼近粵語口語的「沒有抗爭，何來改變？」，要寫討好北方蠻語的「沒有抗爭，哪有改變？」。我六十年代在鄉村讀小學的時候，文書要寫「即使」、「即管」、「就算」、「儘管」的，不能寫「哪怕」的；現在普通話學校的廣東學生，講廣東話，口語也講「哪怕」，不曉得講、也不敢講「即使」了。
「即使」是望文生義的漢字文言，漢末三國已經入文，唐朝的韓愈、杜甫再世，也看得明白；「哪怕」卻是狗屁不通的胡語土談，莫說是宋朝的蘇東坡，就是明朝的王陽明也不懂的。粵語不能在正統學校的中文堂授課，雅言也淪為鄙俚。野蠻取代文雅，你說荒唐不荒唐？滿洲以來，就是如此；中共取代滿洲，也是如此。我之所以反共，嚮往自由之外，就是為了保存中華道統。
霸權不要緊，粵語也霸道，在廣東也排擠了客家話、潮州話和苗、瑤、壯、潼、黎等少數民族語，但粵語語音精密，語法簡明，貫通古文，粵語成為廣東、廣西、海南、南洋諸國及美加華埠的通言，此中既無政府權力威逼，也無文教機構倡導，一切自然生成，豈無合理之處？
黃鐘委棄，瓦釜雷鳴中國之書面語來自文獻傳承而非來自口語交流，是故中國毋須強求言文統一，全國通用之交流口語仍可沿用普通話，學校則應鼓勵方言教中文，書面語須恢復古雅簡明之通用中文，使各方言群體公平使用，而非遷就北方口語，否則中文書面語成為胡漢混雜語之載體，不能以文書帶領口語，反而以口語帶壞文書，中國文化必會江河俱下，中國成為言文鄙俚、舉止無禮之國。
政府取締廣東話於公共空間及中文教學之正當使用，只使粵語淪為私密的部落語，而短話長說、粗鄙不文之北方普通話，反而成為現代中文正統，此黃鐘委棄，瓦釜雷鳴也。
Monday 19 July 2010
The resurrection of Guy Debord
The situationist arch-rebel has finally been recognised as a 'national treasure' in France – but would he have appreciated it?
Demonstration in Paris, 30 May 1968 Debord co-founded the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which shaped the Paris student protests of 1968. Photograph: AFP
Guy-Ernest Debord would be spinning in his grave – had he not been cremated following his suicide in 1994. The arch-rebel who prided himself on fully deserving society's "universal hatred" has now officially been recognised as a "national treasure" in his homeland.
The French government has duly stepped in to prevent Yale University from acquiring his personal archives, which contain almost everything he ever produced from the 1950s onwards: films, notes, drafts, unpublished works and corrected proofs, as well as his entire library, typewriter and spectacles. The crowning jewel is, of course, the manuscript of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Debord's devastating pre-emptive strike on virtual reality. The small wooden table on which his magnum opus was composed is also thrown in.
It's difficult to convey how bizarre it is to hear Christine Albanel – Sarkozy's minister of culture – describing the revolutionary Debord as "one of the last great French intellectuals"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 love-in between a resurrected Andreas Baader and Angela Merkel would be only marginally more surprising. Then again, intellectuals have been something of a Gallic speciality ever since the Dreyfus Affair. They're accorded the privileged status usually reserved for the likes of Bono on these shores. Jean-Paul Sartre's funeral, in 1980, attracted some 50,000 punters. I doubt whether Noam Chomsky or Tom Paulin will top that.
But however incongruous her position, Madame Albanel is spot-on: no one – not even his sworn ideological enemies – can deny Debord's importance. Even though the young prankster soon turned into a curmudgeonly old soak, his influence is all-pervasive. In fact, it was precisely because he hated the modern world with a passion that he was able to analyse it so presciently. "All that was once directly lived has become mere representation," he observes in the opening pages of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 a statement that's only grown in truth since he made it, back in 1967.
Howls for Sade, his first movie, certainly was not "mere representation". It was the cinematographic equivalent of a meeting between Yves Klein's monochromes and John Cage's 4' 33": the screen remains blank throughout – all-white when there is some dialogue and all-black the rest of the time. During the last 20 minutes, the film plays itself out in total silence and obscurity.
Guy Debord co-founded not one, but two, radical movements: the Lettrist International (1952) and the more famous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1957), which popularised concepts such as "dérive" and "détournement". The situationists' hour of glory was undoubtedly the student uprising of May 1968, which they partly shaped, but their influence has kept on growing ever since, from Malcolm McLaren and Jamie Reid's work with the Sex Pistols to the current crop of British psychogeographers (Iain Sinclair, Will Self, Stewart Home et al) via Factory Records and The Idler's anti-work ethic.
In 1959, Debord and the artist Asger Jorn published Mémoires, which was bound in sandpaper so that it would attack any book placed next to it. For years, this lethal dust jacket served as a perfect symbol of Debord's abrasiveness: he was the ultimate outsider whose ideas could never be assimilated by the mainstream. So what went wrong?
The official recognition of Debord's work tends to dissociate the revolutionary from the writer whose classical prose style has been compared with that of great memorialists such as Saint-Simon. This negates the situationist belief that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art must go hand in hand: "The point is not to put poetry at the service of revolution, but to put revolution at the service of poetry". Revolution was supposed to lead to the "supercession of art" by enabling human beings to live poetry and become works of art.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Debord belongs to the tradition of dadaists and surrealists such as Jacques Vaché, Arthur Cravan or Boris Poplavsky.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moral or an immoral book," Oscar Wilde famously wrote. "Books are well written, or badly written. That is all." The French have long made this aphorism their own, as exemplified by the reception given to the likes of Rimbaud, Céline, Jean Genet or Dennis Cooper. It seems that the only crime an author can commi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Channel is poor writing – although you can always count on a murderer for a fancy prose style.
Posted by Andrew Gallix Wednesday 18 March 2009 10.44 GMT guardian.co.uk
Demonstration in Paris, 30 May 1968 Debord co-founded the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which shaped the Paris student protests of 1968. Photograph: AFP
Guy-Ernest Debord would be spinning in his grave – had he not been cremated following his suicide in 1994. The arch-rebel who prided himself on fully deserving society's "universal hatred" has now officially been recognised as a "national treasure" in his homeland.
The French government has duly stepped in to prevent Yale University from acquiring his personal archives, which contain almost everything he ever produced from the 1950s onwards: films, notes, drafts, unpublished works and corrected proofs, as well as his entire library, typewriter and spectacles. The crowning jewel is, of course, the manuscript of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Debord's devastating pre-emptive strike on virtual reality. The small wooden table on which his magnum opus was composed is also thrown in.
It's difficult to convey how bizarre it is to hear Christine Albanel – Sarkozy's minister of culture – describing the revolutionary Debord as "one of the last great French intellectuals"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 love-in between a resurrected Andreas Baader and Angela Merkel would be only marginally more surprising. Then again, intellectuals have been something of a Gallic speciality ever since the Dreyfus Affair. They're accorded the privileged status usually reserved for the likes of Bono on these shores. Jean-Paul Sartre's funeral, in 1980, attracted some 50,000 punters. I doubt whether Noam Chomsky or Tom Paulin will top that.
But however incongruous her position, Madame Albanel is spot-on: no one – not even his sworn ideological enemies – can deny Debord's importance. Even though the young prankster soon turned into a curmudgeonly old soak, his influence is all-pervasive. In fact, it was precisely because he hated the modern world with a passion that he was able to analyse it so presciently. "All that was once directly lived has become mere representation," he observes in the opening pages of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 a statement that's only grown in truth since he made it, back in 1967.
Howls for Sade, his first movie, certainly was not "mere representation". It was the cinematographic equivalent of a meeting between Yves Klein's monochromes and John Cage's 4' 33": the screen remains blank throughout – all-white when there is some dialogue and all-black the rest of the time. During the last 20 minutes, the film plays itself out in total silence and obscurity.
Guy Debord co-founded not one, but two, radical movements: the Lettrist International (1952) and the more famous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1957), which popularised concepts such as "dérive" and "détournement". The situationists' hour of glory was undoubtedly the student uprising of May 1968, which they partly shaped, but their influence has kept on growing ever since, from Malcolm McLaren and Jamie Reid's work with the Sex Pistols to the current crop of British psychogeographers (Iain Sinclair, Will Self, Stewart Home et al) via Factory Records and The Idler's anti-work ethic.
In 1959, Debord and the artist Asger Jorn published Mémoires, which was bound in sandpaper so that it would attack any book placed next to it. For years, this lethal dust jacket served as a perfect symbol of Debord's abrasiveness: he was the ultimate outsider whose ideas could never be assimilated by the mainstream. So what went wrong?
The official recognition of Debord's work tends to dissociate the revolutionary from the writer whose classical prose style has been compared with that of great memorialists such as Saint-Simon. This negates the situationist belief that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art must go hand in hand: "The point is not to put poetry at the service of revolution, but to put revolution at the service of poetry". Revolution was supposed to lead to the "supercession of art" by enabling human beings to live poetry and become works of art.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Debord belongs to the tradition of dadaists and surrealists such as Jacques Vaché, Arthur Cravan or Boris Poplavsky.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moral or an immoral book," Oscar Wilde famously wrote. "Books are well written, or badly written. That is all." The French have long made this aphorism their own, as exemplified by the reception given to the likes of Rimbaud, Céline, Jean Genet or Dennis Cooper. It seems that the only crime an author can commi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Channel is poor writing – although you can always count on a murderer for a fancy prose style.
Posted by Andrew Gallix Wednesday 18 March 2009 10.44 GMT guardian.co.uk
Sunday 18 July 2010
呂大樂﹕只有群眾運動才能帶來「真」的轉變？
【明報專訊】大部分有關政治策略與手段的討論，其核心問題不在於什麼道德勇氣，而是對形勢的判斷，以及對轉變的理解。
關於前者，存在不同意見，乃一般政治運動中常見的現象。究竟某一個決定是「盲動」（高估形勢和支持，而採取了無法爭取廣大群眾支持的手段）？還是「投降」（低估了改變形勢的可能性而作出不必要的退讓）？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虛擬條件式（即「假如不是這樣，事情或會另有發展」）的討論，而很少會認真作出有證據為基礎的辯論。
因一撮人「投降」誤了大事？
要處理這類爭論，最好的方法是不同主張的人士、團體各自堅持己見，繼續按其理想、策略實踐下去。通常有較多意見的一方，是那些認為本來形勢大好的人士和團體：若然不是某些人不願合作或沒有堅持，則這個世界早已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既然形勢本來大好，一切條件早已成熟，情又怎會因為一撮人「投降」而誤了大事？這些人士、團體的當前急務，不應以擺出一個追究責任的姿勢，並且激烈辯論，而放下了更為重要的群眾工作；他們應做的是堅持到底，重燃社會的爆炸點，讓那個應該曾經存在的大好形勢重現於市民大眾面前，為即將來臨的翻天覆地的轉變吹響號角。
試問大好的形勢又怎會因為三五個早已脫離群眾的人物、團體一時軟弱而立即消失？歷史巨輪（如果有的話）又怎可能給一些「投降分子」或「機會主義者」所擋住？批判、辯論只會分散精神和力量（包圍不同意見的政黨就更是費時失事），因為更有意義的論述鬥爭應該要直接面向更廣大的群眾；需要說服的，不是那些早已參與的活躍人士和社會團體，而是一般市民大眾。既然已經具備社會條件，那麼行動最為實際；主張行動的人士、團體應該不斷通過行動來動員群眾，加速那翻天覆地的一刻的來臨，並且說明當初的形勢判斷其實正確。
判斷誰更準確 只能以實踐檢驗
當然，提出虛擬條件式的提問會較發動行動舒容。進行動員，要面對市民的反應：熱烈還是冷淡，都很實在。提虛擬條件式的問題就容易得多，因為現實已不是那個「若果」，而那在想像中有可能發生的事情並未有發生，於是都是假設性的討論。這用於議論、批評還可以，但要真正努力去扭轉形勢，則沒有什麼實際的作用。作為進取的行動者，沒有道理只甘心於坐在安樂椅作虛擬條件式提問。
我想說的是，對於形勢的掌握，是一種判斷。在現實政治當中，難免會有不同的判斷。誰更準確的問題，不是提出虛擬條件式的提問便可以輕易找到一致認同的答案。判斷以誰的更為準確，恐怕只能以實踐來作檢驗。
一個相關而且更重要的問題，是關於如何理解以不同策略、手段所取得的政治、經濟、社會轉變。在參與政治活動的圈子當中，普遍認為轉變以兩種形式表現出來：一是外來的衝擊導致轉變的出現，二是群眾運動帶來轉變。這兩種理解有一共通點，這就是現存制度本身不會發生「真」的轉變。
關於第一種理解，基本上視轉變為受壓之後的反應。至於第二種意見，則認為只有群眾動員才有可能帶來「真」的轉變，背後的想法是政府的角色乃維持現狀和保護既得利益者，它絕無道理在無緣無故的情下推動轉變。從這個角度來看，現存制度若有任何轉變，基本上也只是預防出現由下而上更大的壓力，早一步淡化矛盾而已。基於這些考慮，群眾動員的程度往往會被包括為衡量是否出現「真」的轉變的重要指標。
很多轉變源於制度內部變化
可是，在現實生活之中，有很多轉變都不是因為受到外來衝擊而出現的震盪，也不一定要通過廣泛的群眾動員而發生轟轟烈烈的社會巨變；很多轉變源於制度內部並不顯眼及逐漸浮現出來的變化。事實上，很多啟動轉變的因素來自制度內早已經開始的細微變化、因為存在模糊性而給改革提供的空間等；很多轉變都不是突變，而是漸變。更多轉變並不轟烈，也不徹底，而是拖泥帶水，含糊不清。假如我們只接受某種形式的轉變為「真」的轉變（例如一定要是政治動員的勝利），那恐怕日常生活中很多轉變都未能符合這樣的要求。這樣說並不表示貶低政治動員的意義與作用，而是必須牐認社會轉變可以通過各種不同形式表現出來。
而更重要的是，很多不一定建基於廣泛政治動員的社會轉變，一樣可以影響深遠，而它們的社會效果也不一定因為沒有政治或動員的元素而變得不重要或未能惠及市民大眾。認為只有群眾運動才能帶來「真」的轉變的想法，或可滿足參與者的個人期望，但卻不符合現實中的社會發展。在模糊和不確定的環境裏求變，而且所謂的轉變只是漸變而不是突變，聽起來一點兒也不感人，同時也很難令人聯想到重大的轉變或深遠的影響，但在現實生活裏，這才是常規。
■延伸閱讀
作者：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ds.)
書名：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關於前者，存在不同意見，乃一般政治運動中常見的現象。究竟某一個決定是「盲動」（高估形勢和支持，而採取了無法爭取廣大群眾支持的手段）？還是「投降」（低估了改變形勢的可能性而作出不必要的退讓）？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虛擬條件式（即「假如不是這樣，事情或會另有發展」）的討論，而很少會認真作出有證據為基礎的辯論。
因一撮人「投降」誤了大事？
要處理這類爭論，最好的方法是不同主張的人士、團體各自堅持己見，繼續按其理想、策略實踐下去。通常有較多意見的一方，是那些認為本來形勢大好的人士和團體：若然不是某些人不願合作或沒有堅持，則這個世界早已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既然形勢本來大好，一切條件早已成熟，情又怎會因為一撮人「投降」而誤了大事？這些人士、團體的當前急務，不應以擺出一個追究責任的姿勢，並且激烈辯論，而放下了更為重要的群眾工作；他們應做的是堅持到底，重燃社會的爆炸點，讓那個應該曾經存在的大好形勢重現於市民大眾面前，為即將來臨的翻天覆地的轉變吹響號角。
試問大好的形勢又怎會因為三五個早已脫離群眾的人物、團體一時軟弱而立即消失？歷史巨輪（如果有的話）又怎可能給一些「投降分子」或「機會主義者」所擋住？批判、辯論只會分散精神和力量（包圍不同意見的政黨就更是費時失事），因為更有意義的論述鬥爭應該要直接面向更廣大的群眾；需要說服的，不是那些早已參與的活躍人士和社會團體，而是一般市民大眾。既然已經具備社會條件，那麼行動最為實際；主張行動的人士、團體應該不斷通過行動來動員群眾，加速那翻天覆地的一刻的來臨，並且說明當初的形勢判斷其實正確。
判斷誰更準確 只能以實踐檢驗
當然，提出虛擬條件式的提問會較發動行動舒容。進行動員，要面對市民的反應：熱烈還是冷淡，都很實在。提虛擬條件式的問題就容易得多，因為現實已不是那個「若果」，而那在想像中有可能發生的事情並未有發生，於是都是假設性的討論。這用於議論、批評還可以，但要真正努力去扭轉形勢，則沒有什麼實際的作用。作為進取的行動者，沒有道理只甘心於坐在安樂椅作虛擬條件式提問。
我想說的是，對於形勢的掌握，是一種判斷。在現實政治當中，難免會有不同的判斷。誰更準確的問題，不是提出虛擬條件式的提問便可以輕易找到一致認同的答案。判斷以誰的更為準確，恐怕只能以實踐來作檢驗。
一個相關而且更重要的問題，是關於如何理解以不同策略、手段所取得的政治、經濟、社會轉變。在參與政治活動的圈子當中，普遍認為轉變以兩種形式表現出來：一是外來的衝擊導致轉變的出現，二是群眾運動帶來轉變。這兩種理解有一共通點，這就是現存制度本身不會發生「真」的轉變。
關於第一種理解，基本上視轉變為受壓之後的反應。至於第二種意見，則認為只有群眾動員才有可能帶來「真」的轉變，背後的想法是政府的角色乃維持現狀和保護既得利益者，它絕無道理在無緣無故的情下推動轉變。從這個角度來看，現存制度若有任何轉變，基本上也只是預防出現由下而上更大的壓力，早一步淡化矛盾而已。基於這些考慮，群眾動員的程度往往會被包括為衡量是否出現「真」的轉變的重要指標。
很多轉變源於制度內部變化
可是，在現實生活之中，有很多轉變都不是因為受到外來衝擊而出現的震盪，也不一定要通過廣泛的群眾動員而發生轟轟烈烈的社會巨變；很多轉變源於制度內部並不顯眼及逐漸浮現出來的變化。事實上，很多啟動轉變的因素來自制度內早已經開始的細微變化、因為存在模糊性而給改革提供的空間等；很多轉變都不是突變，而是漸變。更多轉變並不轟烈，也不徹底，而是拖泥帶水，含糊不清。假如我們只接受某種形式的轉變為「真」的轉變（例如一定要是政治動員的勝利），那恐怕日常生活中很多轉變都未能符合這樣的要求。這樣說並不表示貶低政治動員的意義與作用，而是必須牐認社會轉變可以通過各種不同形式表現出來。
而更重要的是，很多不一定建基於廣泛政治動員的社會轉變，一樣可以影響深遠，而它們的社會效果也不一定因為沒有政治或動員的元素而變得不重要或未能惠及市民大眾。認為只有群眾運動才能帶來「真」的轉變的想法，或可滿足參與者的個人期望，但卻不符合現實中的社會發展。在模糊和不確定的環境裏求變，而且所謂的轉變只是漸變而不是突變，聽起來一點兒也不感人，同時也很難令人聯想到重大的轉變或深遠的影響，但在現實生活裏，這才是常規。
■延伸閱讀
作者：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ds.)
書名：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Saturday 17 July 2010
周日話題﹕廣東俚語手冊
【明報專訊】廣東人源自古代的越族，在漢唐期間接受中原文化，此後關山阻隔，反而不受胡人沾染，保存古中國的風俗及語文。清末民初，又與西洋接觸，因此廣東話的語音和詞源最豐富﹕古代南方民族土語、漢唐中原雅言及西洋翻譯借詞。三語合一，混同幾千年，修成正果，是為廣東話，也是中國南方通語（「南方普通話」）。
北方的白話，乃至共產中國推行的普通話，語源是明清江浙官話、蒙古及滿洲胡音及蘇俄的翻譯文體，只混了幾百年，且混得一塌糊塗。北方普通話做中國語文典範，是近世中國語文之大災難，簡體字且不說了。
文書方面，由於廣東語音豐富，有九聲（或十聲），辨義能力強大，故此頗多單音節詞，如北方白話的杯子、眼睛、木頭，廣東話只需說杯、眼、木，文書也寫杯、眼、木。語法方面，粵語是保存漢唐語法最多的中國方言，「我去九龍」、「富過石崇，窮過蒙正」都是古代語法，若是寫文雅中文，廣東人勝於北方人，「我去九龍」變成「吾往九龍」，很是方便，北方人要從「我到九龍去」轉換過來，反而麻煩。
粵語留漢唐語法最多
共產中國以北方白話為語體文的典範，於是顯得南方粵語「不雅」。廣東人寫「我一生人」，古意盎然，卻被普通話教學老師逼迫，要改寫為「我這一輩子」。廣東人掛在口邊之「不同」，要改寫為「不一樣」。此乃北方之文化霸權。要中國言文統一，必須恢復古雅之通用中文，使各方言群體公平使用，而非遷就北方口語。
應恢復古雅通用中文
政府取締廣東話於公共空間及中文教學之正當使用，只使粵語淪為私密之部落語，而短話長說、粗鄙不文的北方普通話，反而成為現代中文正統，此無異於扼殺中華文化。
至於廣東俚語，更是傳神，有古文意蘊，更有風土情、城市味，以下隨意羅列，比對通用中文及北方話，便知翻譯之難。大家賞玩。
文 陳 雲
北方的白話，乃至共產中國推行的普通話，語源是明清江浙官話、蒙古及滿洲胡音及蘇俄的翻譯文體，只混了幾百年，且混得一塌糊塗。北方普通話做中國語文典範，是近世中國語文之大災難，簡體字且不說了。
文書方面，由於廣東語音豐富，有九聲（或十聲），辨義能力強大，故此頗多單音節詞，如北方白話的杯子、眼睛、木頭，廣東話只需說杯、眼、木，文書也寫杯、眼、木。語法方面，粵語是保存漢唐語法最多的中國方言，「我去九龍」、「富過石崇，窮過蒙正」都是古代語法，若是寫文雅中文，廣東人勝於北方人，「我去九龍」變成「吾往九龍」，很是方便，北方人要從「我到九龍去」轉換過來，反而麻煩。
粵語留漢唐語法最多
共產中國以北方白話為語體文的典範，於是顯得南方粵語「不雅」。廣東人寫「我一生人」，古意盎然，卻被普通話教學老師逼迫，要改寫為「我這一輩子」。廣東人掛在口邊之「不同」，要改寫為「不一樣」。此乃北方之文化霸權。要中國言文統一，必須恢復古雅之通用中文，使各方言群體公平使用，而非遷就北方口語。
應恢復古雅通用中文
政府取締廣東話於公共空間及中文教學之正當使用，只使粵語淪為私密之部落語，而短話長說、粗鄙不文的北方普通話，反而成為現代中文正統，此無異於扼殺中華文化。
至於廣東俚語，更是傳神，有古文意蘊，更有風土情、城市味，以下隨意羅列，比對通用中文及北方話，便知翻譯之難。大家賞玩。
文 陳 雲
Friday 16 July 2010
英文玩家 林沛理 雄辯勝於事實
2010年7月17日
幾日前在報紙上看到香港民主促進會與公共專業聯盟刊登的全版廣告，題為Statutory minimum wage : Data and Judgment（法定最低工資——數據與判斷）。很明顯，作者採取的是一種尊重科學、訴諸理性，讓事實來說話（let the facts speak for themselves）的遊說策略。
在香港，重大議題的爭論往往如莎士比亞在《馬克白》所言，充滿喧嘩與騷動卻全無意義（full of sound and fury, signifying nothing）；嘗試以理服人當然值得鼓勵。可惜，此文落筆打三更，第一句就犯了明顯的文法錯誤：「Based on publicly available statistical data, it is our judgment that Hong Kong's initial statutory minimum wage should be no less than $30 per hour」。
熟讀《文體要義》（The Elements of Style）的人一看就知道，以上句子所犯的，正是書中列出的英語慣用法八大規條的第七條，即開啟句子的一組形容詞片語，必須用來形容語法上的主詞（An adjective phrase at the beginning of a sentence must refer to the grammatical subject）。明乎此理，我們就自然會將以上句子更正為「Based on publicly available statistical data, our judgment is that Hong Kong's initial statutory minimum wage should be no less than $30 per hour.」
這一篇本應理直氣壯的說詞，因一個顯而易見的文法錯誤而削弱了說服力，殊為可惜。從這個順手拈來的例子可見，所謂事實勝於雄辯，其實只是平凡人的一廂情願。掌握事實、搜集資料當然重要，但想要征服人的心智（to win the hears and minds of people），更重要的是做到話無虛發、對症發藥、鞭辟入裏。
1954年，全英上下熱烈慶祝首相邱吉爾的八十歲生日，「滔滔」在答謝詞中提到他在二次大戰期間的演說，謙稱「擁有獅子雄心的，是這個國家和這個遍布全球的民族。我有幸奉召為它發出幾聲獅吼而已。」（It was a nation and a race dwelling all round the globe that had the lion heart. I had the luck to be called upon to give the roar）。
這句猶如燦爛煙火、爆出閃爍銀花的慧言妙語並非建基於事實，也毋須建基於事實。由此可見，精采的雄辯往往勝於枯燥的事實。
邱吉爾的能言善辯，堪稱他存在的本質（the fiber of his being）。一生之中，他作過二千三百六十次公開演說，逾四百萬字的演詞被收集成八大冊文集，其中很多膾炙人口的說法和用語，已成常用英語的一部分，如「the beginning of the end」（結局的開始）、「business as usual」 （一切如常）、「iron curtain」 （鐵幕）、「summit meeting」 （高峰會）和「peaceful co-existence」（和平共存）。
他說過，文字乃唯一不朽之物 （Words are the only things which last for ever），這亦正好用作總結其一生成就的墓誌銘。
究竟邱吉爾的演講術（oratory）有何精妙獨到之處，普通人又如何從中偷師？關於這一點，老邱寫過一篇少有人提及但非常有用的文章，題為《修辭的支架》（The Scaffolding of Rhetoric）。他認為，在英語世界中，最精采的演說都能夠做到以下幾點：貫徹地使用精煉的字句去表達講者完整的意思；遣詞造句特別重視協調和節奏，旨在製造一種接近無韻詩（blank verse）的抑揚頓挫效果；以繪影繪聲的方式說理和論證；用有趣、生動的比喻，使大道理變得老嫗能解、新觀點變得平易近人；以慷慨激昂的講話振奮人心。他強調，雄辯滔滔的人可以改變社會，善此道者較權傾朝野的一國之君更有資格主宰世界 （He who enjoys the gift of oratory wields a power more durable than that of a great king）。從希特拉到奧巴馬，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老邱所言非虛。
作者為Muse Magazine主編
林沛理｜英文玩家
幾日前在報紙上看到香港民主促進會與公共專業聯盟刊登的全版廣告，題為Statutory minimum wage : Data and Judgment（法定最低工資——數據與判斷）。很明顯，作者採取的是一種尊重科學、訴諸理性，讓事實來說話（let the facts speak for themselves）的遊說策略。
在香港，重大議題的爭論往往如莎士比亞在《馬克白》所言，充滿喧嘩與騷動卻全無意義（full of sound and fury, signifying nothing）；嘗試以理服人當然值得鼓勵。可惜，此文落筆打三更，第一句就犯了明顯的文法錯誤：「Based on publicly available statistical data, it is our judgment that Hong Kong's initial statutory minimum wage should be no less than $30 per hour」。
熟讀《文體要義》（The Elements of Style）的人一看就知道，以上句子所犯的，正是書中列出的英語慣用法八大規條的第七條，即開啟句子的一組形容詞片語，必須用來形容語法上的主詞（An adjective phrase at the beginning of a sentence must refer to the grammatical subject）。明乎此理，我們就自然會將以上句子更正為「Based on publicly available statistical data, our judgment is that Hong Kong's initial statutory minimum wage should be no less than $30 per hour.」
這一篇本應理直氣壯的說詞，因一個顯而易見的文法錯誤而削弱了說服力，殊為可惜。從這個順手拈來的例子可見，所謂事實勝於雄辯，其實只是平凡人的一廂情願。掌握事實、搜集資料當然重要，但想要征服人的心智（to win the hears and minds of people），更重要的是做到話無虛發、對症發藥、鞭辟入裏。
1954年，全英上下熱烈慶祝首相邱吉爾的八十歲生日，「滔滔」在答謝詞中提到他在二次大戰期間的演說，謙稱「擁有獅子雄心的，是這個國家和這個遍布全球的民族。我有幸奉召為它發出幾聲獅吼而已。」（It was a nation and a race dwelling all round the globe that had the lion heart. I had the luck to be called upon to give the roar）。
這句猶如燦爛煙火、爆出閃爍銀花的慧言妙語並非建基於事實，也毋須建基於事實。由此可見，精采的雄辯往往勝於枯燥的事實。
邱吉爾的能言善辯，堪稱他存在的本質（the fiber of his being）。一生之中，他作過二千三百六十次公開演說，逾四百萬字的演詞被收集成八大冊文集，其中很多膾炙人口的說法和用語，已成常用英語的一部分，如「the beginning of the end」（結局的開始）、「business as usual」 （一切如常）、「iron curtain」 （鐵幕）、「summit meeting」 （高峰會）和「peaceful co-existence」（和平共存）。
他說過，文字乃唯一不朽之物 （Words are the only things which last for ever），這亦正好用作總結其一生成就的墓誌銘。
究竟邱吉爾的演講術（oratory）有何精妙獨到之處，普通人又如何從中偷師？關於這一點，老邱寫過一篇少有人提及但非常有用的文章，題為《修辭的支架》（The Scaffolding of Rhetoric）。他認為，在英語世界中，最精采的演說都能夠做到以下幾點：貫徹地使用精煉的字句去表達講者完整的意思；遣詞造句特別重視協調和節奏，旨在製造一種接近無韻詩（blank verse）的抑揚頓挫效果；以繪影繪聲的方式說理和論證；用有趣、生動的比喻，使大道理變得老嫗能解、新觀點變得平易近人；以慷慨激昂的講話振奮人心。他強調，雄辯滔滔的人可以改變社會，善此道者較權傾朝野的一國之君更有資格主宰世界 （He who enjoys the gift of oratory wields a power more durable than that of a great king）。從希特拉到奧巴馬，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老邱所言非虛。
作者為Muse Magazine主編
林沛理｜英文玩家
Thursday 1 July 2010
便利店
2010年7月2日
我家附近的一條街，有個奇怪的地面舖位，樓市上升的幾年，是地產代理公司，樓市沉寂的幾年，便是便利店。十多年來，交替了三次。隔幾個舖位，停車場入口的地方，以前是麵店，後來變了一家證券交易公司，2008年金融跌市之後，一直丟空至今，門閘都生銹了，大概是位置不好，商場業主也不願意減租。城市的暗湧冒出來，便成街景的滄桑。
大汽水和沙冰
便利店開門的幾年，剛好我在政府工作，意興闌珊，每日傍晚回家，都買一兩罐啤酒，天熱時帶回家，天涼時便坐在石墩小飲，與幾個小休的廚工默默相望。偶爾有落拓之人，用小竹竿撩弄垃圾桶，看內裏可有飲品鋁罐撿拾。
二十多年前，1981年，香港第一家加盟連鎖便利店出現，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上水開了分店。初接觸的便利店倒有些調皮愉快。便利店開在麥當勞的隔鄰，比士多乾淨，有冷氣，價格略貴，沒有矮櫈子、角鐵和帆布簷篷，沒有看店的貓，沒有時而惡死、時而親切的老闆娘，只有身穿制服的時薪店員和劃一的陳設。當年也沒什麼魚蛋豬皮熱狗或微波爐食品出售，新穎的東西是大紙杯裝的可樂汽水，顧客自己取杯倒滿，然後拿到店員處付款，鄉鎮小童倒滿之後，快目觀望，偷啜一兩口，再倒滿，然後才付款。後來出現思樂冰，斟汽水的機器有一個冰格，將汽水速凍及打碎，弄成沙冰狀，夏日飲起來很涼快。這些都是年青時的食物了，現在要避忌生冷之物，以免傷及脾胃，自己辛苦。兩年前，汽水售賣機推出速凍可樂，寄養小兒某日興致勃勃，示範給我看，快手用八達通付款，汽水機吐出速凍的膠樽汽水，小手猛力搖動倒轉幾次，便現出冰粒汽水來。這是思樂冰的行動版，沒甚新意，買的也是小孩。
偏門生意
便利店其實賺的是偏財，是冤枉錢，不是正財。十幾年前，聽一位做便利店的朋友講過，香港的便利店是展銷據點和實物廣告櫥窗，零售的主業只有微利可圖，100元只賺3元，靠供應商提供的折扣和推廣費，取得額外收益。周轉方面，因為使用現金交易或八達通付款，供應商又容許賒貨三個月，累積的一筆現金，在股市暢旺的時候，投入金融市場，可以賺些利錢。聽他說，才知道延遲付款所扣押的現金，在金融城市可以做很多謀利的事，怪不得在香港進入九十年代之後，多了商人拖欠貨款或薪金。金融城市沒了法例監管及社會道德，詐偽便層出不窮。
即使便利店的銷售貨品不能回本，只要與地產財閥維持良好關係，分店數目持續上升，便可以霸佔展示點，有利可圖。這些經營概念便與供銷聯營、地產壟斷和電子付款服務結合，零零碎碎聚集起來，「山大斬埋有柴」，便成了大生意。知道了實況之後，便不大喜歡便利店，即使它膨脹起來，吸收了書報攤、熟食檔和繳費處的功能。2009年牛頭角下邨未清拆之前，我隨友人探訪過賣報紙的阿婆，她說便利店業務膨脹得無人夠膽管制，起初賣報紙有折扣，逼死報攤；沒領取熟食牌照，卻連魚蛋豬皮熱狗腸都敢賣，政府只是驅趕街邊的魚蛋檔，交了租予地產財閥的便利店集團，卻不敢打擾，正如在行人要道樹立推銷攤位和廣告牌的信用卡和電訊商的推銷點，不會被警察檢控阻街。做了一世的小商人，臨近退休，也是怨憤莫名。
年中無休
往昔新年期間，商店都會關門休息三五日，街坊士多也休市三日。在新年期間開業的商店，會被人取笑「發錢寒」，沒格局，或者窮得不顧體面，只有街邊流動小販才會做些新年禮物、拜年水果之類的假日生意。在新年開工的職員，往昔也被視為丟臉，認為這些人花費過度，沒錢過年，又或無家可歸。這都是昔日的禮俗了。
便利店長年通宵營業，新年便順理成章，繼續開門做生意，間接也脅迫其他商店縮短休假。九十年代之後，高昂的店租迫使許多店舖縮短新年的休業時間，供過於求的員工也不再顧全體面，有時即使無獎金也輪值上班。
汽水櫃
記憶之中，便利店與士多的最大分別是，便利店的汽水櫃是直立的無水的白鋼色冷藏玻璃櫃，而士多店的是橫臥的有冰水浸住的淺藍色鐵櫃。熱天取汽水的時候，手浸入冰水，玻璃樽連水滴而出，櫃前面有開汽水的鎖扣，撬開汽水蓋，再在大鐵筒內取一枝飲筒，急急啜飲。飲筒又叫飲管、吸管、汽水管，童年的客家話竟叫「汽水筆」，比喻來自吸墨水的墨水筆。最早期的飲筒是蠟紙做的，後來改為塑膠。飲筒的末端捏個楔形（V形）之後，可以互相接駁，吸啜大樽的汽水。往昔兒童的窮日子，兩兄弟或好朋友便可以在同一樽汽水插下兩枝飲筒，有福同享，直至吸到樽底，發出「嗡嗡」的響聲。
當年香港兒童多，汽水銷量大。樽裝汽水的鐵製汽水蓋，後面有塑膠蓋掩，汽水商號競爭生意，便推出抽獎。屈臣氏汽水的蓋掩後面印有橙色的哈哈笑符號，即使沒有獎，也會儲存一陣子的。
士多也是借電話和集體收信的所在地。鐵線架上的吹波膠，鐵蓋玻璃樽內的涼果、有薄冰霜的橙色冰凍木瓜、黃色酸蘿蔔，還有蓮花杯雪糕和孖條雪條，都是士多的看門貨。孖條雪條是預備兩人分食的，用口吹氣，包裝紙「噗」的一聲彈開。這是享受的序幕，與啜飲汽水到盡的嗡嗡聲不同了。
陳 雲｜我私故我在
我家附近的一條街，有個奇怪的地面舖位，樓市上升的幾年，是地產代理公司，樓市沉寂的幾年，便是便利店。十多年來，交替了三次。隔幾個舖位，停車場入口的地方，以前是麵店，後來變了一家證券交易公司，2008年金融跌市之後，一直丟空至今，門閘都生銹了，大概是位置不好，商場業主也不願意減租。城市的暗湧冒出來，便成街景的滄桑。
大汽水和沙冰
便利店開門的幾年，剛好我在政府工作，意興闌珊，每日傍晚回家，都買一兩罐啤酒，天熱時帶回家，天涼時便坐在石墩小飲，與幾個小休的廚工默默相望。偶爾有落拓之人，用小竹竿撩弄垃圾桶，看內裏可有飲品鋁罐撿拾。
二十多年前，1981年，香港第一家加盟連鎖便利店出現，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上水開了分店。初接觸的便利店倒有些調皮愉快。便利店開在麥當勞的隔鄰，比士多乾淨，有冷氣，價格略貴，沒有矮櫈子、角鐵和帆布簷篷，沒有看店的貓，沒有時而惡死、時而親切的老闆娘，只有身穿制服的時薪店員和劃一的陳設。當年也沒什麼魚蛋豬皮熱狗或微波爐食品出售，新穎的東西是大紙杯裝的可樂汽水，顧客自己取杯倒滿，然後拿到店員處付款，鄉鎮小童倒滿之後，快目觀望，偷啜一兩口，再倒滿，然後才付款。後來出現思樂冰，斟汽水的機器有一個冰格，將汽水速凍及打碎，弄成沙冰狀，夏日飲起來很涼快。這些都是年青時的食物了，現在要避忌生冷之物，以免傷及脾胃，自己辛苦。兩年前，汽水售賣機推出速凍可樂，寄養小兒某日興致勃勃，示範給我看，快手用八達通付款，汽水機吐出速凍的膠樽汽水，小手猛力搖動倒轉幾次，便現出冰粒汽水來。這是思樂冰的行動版，沒甚新意，買的也是小孩。
偏門生意
便利店其實賺的是偏財，是冤枉錢，不是正財。十幾年前，聽一位做便利店的朋友講過，香港的便利店是展銷據點和實物廣告櫥窗，零售的主業只有微利可圖，100元只賺3元，靠供應商提供的折扣和推廣費，取得額外收益。周轉方面，因為使用現金交易或八達通付款，供應商又容許賒貨三個月，累積的一筆現金，在股市暢旺的時候，投入金融市場，可以賺些利錢。聽他說，才知道延遲付款所扣押的現金，在金融城市可以做很多謀利的事，怪不得在香港進入九十年代之後，多了商人拖欠貨款或薪金。金融城市沒了法例監管及社會道德，詐偽便層出不窮。
即使便利店的銷售貨品不能回本，只要與地產財閥維持良好關係，分店數目持續上升，便可以霸佔展示點，有利可圖。這些經營概念便與供銷聯營、地產壟斷和電子付款服務結合，零零碎碎聚集起來，「山大斬埋有柴」，便成了大生意。知道了實況之後，便不大喜歡便利店，即使它膨脹起來，吸收了書報攤、熟食檔和繳費處的功能。2009年牛頭角下邨未清拆之前，我隨友人探訪過賣報紙的阿婆，她說便利店業務膨脹得無人夠膽管制，起初賣報紙有折扣，逼死報攤；沒領取熟食牌照，卻連魚蛋豬皮熱狗腸都敢賣，政府只是驅趕街邊的魚蛋檔，交了租予地產財閥的便利店集團，卻不敢打擾，正如在行人要道樹立推銷攤位和廣告牌的信用卡和電訊商的推銷點，不會被警察檢控阻街。做了一世的小商人，臨近退休，也是怨憤莫名。
年中無休
往昔新年期間，商店都會關門休息三五日，街坊士多也休市三日。在新年期間開業的商店，會被人取笑「發錢寒」，沒格局，或者窮得不顧體面，只有街邊流動小販才會做些新年禮物、拜年水果之類的假日生意。在新年開工的職員，往昔也被視為丟臉，認為這些人花費過度，沒錢過年，又或無家可歸。這都是昔日的禮俗了。
便利店長年通宵營業，新年便順理成章，繼續開門做生意，間接也脅迫其他商店縮短休假。九十年代之後，高昂的店租迫使許多店舖縮短新年的休業時間，供過於求的員工也不再顧全體面，有時即使無獎金也輪值上班。
汽水櫃
記憶之中，便利店與士多的最大分別是，便利店的汽水櫃是直立的無水的白鋼色冷藏玻璃櫃，而士多店的是橫臥的有冰水浸住的淺藍色鐵櫃。熱天取汽水的時候，手浸入冰水，玻璃樽連水滴而出，櫃前面有開汽水的鎖扣，撬開汽水蓋，再在大鐵筒內取一枝飲筒，急急啜飲。飲筒又叫飲管、吸管、汽水管，童年的客家話竟叫「汽水筆」，比喻來自吸墨水的墨水筆。最早期的飲筒是蠟紙做的，後來改為塑膠。飲筒的末端捏個楔形（V形）之後，可以互相接駁，吸啜大樽的汽水。往昔兒童的窮日子，兩兄弟或好朋友便可以在同一樽汽水插下兩枝飲筒，有福同享，直至吸到樽底，發出「嗡嗡」的響聲。
當年香港兒童多，汽水銷量大。樽裝汽水的鐵製汽水蓋，後面有塑膠蓋掩，汽水商號競爭生意，便推出抽獎。屈臣氏汽水的蓋掩後面印有橙色的哈哈笑符號，即使沒有獎，也會儲存一陣子的。
士多也是借電話和集體收信的所在地。鐵線架上的吹波膠，鐵蓋玻璃樽內的涼果、有薄冰霜的橙色冰凍木瓜、黃色酸蘿蔔，還有蓮花杯雪糕和孖條雪條，都是士多的看門貨。孖條雪條是預備兩人分食的，用口吹氣，包裝紙「噗」的一聲彈開。這是享受的序幕，與啜飲汽水到盡的嗡嗡聲不同了。
陳 雲｜我私故我在
Saturday 19 June 2010
開卷看世界﹕回憶李維史陀《憂鬱的熱帶》
【明報專訊】有一些學問和見地，必須虛心向西方尋求，特別是對現代的反省。沈括的《夢溪筆談》，徐霞客的遊記，都無文化反省。宋朝明朝的人，還未感受到時代的斷裂感，即使見到殊方異物，有珍惜之心，卻不會有孤絕、痛心或負疚的感覺。
文明人的負疚感
李維史陀（Claude L赌vi-Strauss）去年以百歲高壽，靜別人世，他留下的結構人類學方法，如二元對立、異時性與並時性、深層結構之類，已是人文學科的常識。這種萬法歸宗式的治學方法，在自己身上完成某個學科的總體學問的方法，是在今日講求多元喧鬧以增加職位的學界所不能容忍的了。
學問之外，更值得懷念和繼承的，是他以平等不二之心，看待各地文化，以及歐洲文明人的深思和負疚。
我的進步，是你的退步為代價；我的富裕，以你的貧窮為代價。這是無可辯駁的真相。然而，假若進步的人，富裕的人，不具備這負疚感，承認自己的原罪，窮人只有付諸犧牲性命的暴力。十幾年前，我旅居德國時期，戲院上演一套講述非洲人千里徒步到歐洲抗議剝削的電影，廣告版上的宣傳標語，是「I am poor because you are rich」（我貧窮，因你富裕）。城鎮的人，默默在標語下走過，誰也不敢露出抗辯或不屑的眼神。認罪與寬仁，是文明教養。「仇富啊！」，「民粹啊！」這些話，只在香港有人敢講，竟也有很多人肯聽。當窮人走投無路，向你訴說﹕我貧窮，因你富裕。你低頭都來不及。
以為是新穎，其實是過時
李維史陀在一九三五年在馬賽上船，到巴西的聖保羅出任大學的社會學教席，從此展開人類學研究和民族誌寫作的生涯。《憂鬱的熱帶》（Tristes Tropiques）是他的隨筆。第二章說，「我們偉大的西方文明，創造了我們今日享受的一切珍寶，然而同時也以相應的弊病為代價。」「我們環繞世界旅行的時候，第一件看到的是，我們的污穢，投擲到人類的面上。」為了生產群眾文明，歐洲將單一作物（monoculture）的方法廣傳世界。於是，巴黎可以優雅地衰老，聖保羅卻是恆久新穎，而且一開始現代化，便是過時（out-fashioned）。過時，是所謂發展中國家模仿西方的結果。在香港，在改革後的中國大陸，無一現代之物，即使用錢買來的科技和材料比歐美還先進，都是過時。這些後進社會的高傲愚蠢的統治階層，缺乏現代人的反省和克制。這是我十幾年前撰寫保育文章的心法，來自李維史陀。在香港聽見八達通卡過機的高聲調的嘟的一聲那種管理人不屑掩飾的科技控制慾望，便知道此地的愚昧。系統再精密，也不是現代，而是過時。
文化之命，懸於一線。三十年代的阿瑪遜森林，當地一些語言只有三十多人使用，族人一死去，維繫幾千年的文化就沒有了。這些族人生活困苦，一日只吃些野果、山溪石底的蟲、幾隻鳥，西方人的一頓飯，是他們一日的食糧。儘管如此，他們日子快樂，晚上烤火煮食，夜涼了，就在篝火之旁，赤身擁抱而睡，享受野地的餘溫。森林密集，方向莫辨，族人能夠用肉眼在白天看見天上的星辰，用以定位。族人的首領即使有些是世襲，但必須是慷慨之士，「權力來自民眾認同，首領是以慷慨之心來衡量的」。一五六〇年，蒙田在筆記寫過，航海家帶來三名巴西族人來到法國的Rouen市。蒙田問，做首領的，有何特權。當中一名族人正是首領，他回答﹕「作戰之時，走在最前。」四百年後，李維史陀到了巴西，證實了所言非虛。
尊貴野人與水泥地面
回歐洲的路上，路過印度考察，當年的等級社會依然嚴密。種姓制度，人分五級，外人以為不公義，他卻看出職業保障來。這社會的窮人都很快樂。他住在貴族家中，發現出門之前，他是無法拒絕僕人的服侍的。他們的手和毛巾並不乾淨。貴族必須特定請某家族去掃地、剃頭和掏糞之類。貴族沒有僱用其他人的自由，也不能拒絕服務。不只窮人無自由，連有錢人都無自由。賤民出生便是奴僕，但世襲的貴族也無法解僱奴僕。這是奴僕制度可以維繫下去的原因。李維史陀參觀印度的監獄，地板、脇、飯桌、廁坑，一切盡可能都是水泥造的，用大水喉沖洗。他的評語是﹕人簡化為一條消化管道，這是現代管理。看了香港各處空地和公園不斷增生的水泥地面，這評語正合時。
新石器時代最有創造力
末二的一章，他說人類最有創意的時代是新石器時代，所有生存需要的技術都發明了。後來的文字，卻是不必要的發明。當然，新石器時代沒什麼醫學知識，但疫病淘洗了人口，維持生態平衡。有了醫藥和衛生知識，人類可以大量繁衍，但死亡卻以更為殘忍的方法轉移了，例如飢荒和滅族戰爭。或者如今日的現象，只有少數人活得像個人，其餘活得像機器。「人」口沒有增長。掃平窮人的差異，令窮人變成物件，以品質交換數量（exchanging quality for quantity），就是現代文明。現代的官方教育，就是要令窮人變成識字文盲，維持社會的識字率低於百分之五，猶如中世紀。這些體會，我都要感激李維史陀這本書，在二十五年前讀的。
我讀的是英文版。在大學副修法文，但幾年之後，技窮了。我的法文腔調如巴黎人，但法文句法之精妙，筆走龍蛇，是我無法掌握的。領教過了，這也是我寫文章不敢多用虛詞造長句的原因。
文 陳 雲
文明人的負疚感
李維史陀（Claude L赌vi-Strauss）去年以百歲高壽，靜別人世，他留下的結構人類學方法，如二元對立、異時性與並時性、深層結構之類，已是人文學科的常識。這種萬法歸宗式的治學方法，在自己身上完成某個學科的總體學問的方法，是在今日講求多元喧鬧以增加職位的學界所不能容忍的了。
學問之外，更值得懷念和繼承的，是他以平等不二之心，看待各地文化，以及歐洲文明人的深思和負疚。
我的進步，是你的退步為代價；我的富裕，以你的貧窮為代價。這是無可辯駁的真相。然而，假若進步的人，富裕的人，不具備這負疚感，承認自己的原罪，窮人只有付諸犧牲性命的暴力。十幾年前，我旅居德國時期，戲院上演一套講述非洲人千里徒步到歐洲抗議剝削的電影，廣告版上的宣傳標語，是「I am poor because you are rich」（我貧窮，因你富裕）。城鎮的人，默默在標語下走過，誰也不敢露出抗辯或不屑的眼神。認罪與寬仁，是文明教養。「仇富啊！」，「民粹啊！」這些話，只在香港有人敢講，竟也有很多人肯聽。當窮人走投無路，向你訴說﹕我貧窮，因你富裕。你低頭都來不及。
以為是新穎，其實是過時
李維史陀在一九三五年在馬賽上船，到巴西的聖保羅出任大學的社會學教席，從此展開人類學研究和民族誌寫作的生涯。《憂鬱的熱帶》（Tristes Tropiques）是他的隨筆。第二章說，「我們偉大的西方文明，創造了我們今日享受的一切珍寶，然而同時也以相應的弊病為代價。」「我們環繞世界旅行的時候，第一件看到的是，我們的污穢，投擲到人類的面上。」為了生產群眾文明，歐洲將單一作物（monoculture）的方法廣傳世界。於是，巴黎可以優雅地衰老，聖保羅卻是恆久新穎，而且一開始現代化，便是過時（out-fashioned）。過時，是所謂發展中國家模仿西方的結果。在香港，在改革後的中國大陸，無一現代之物，即使用錢買來的科技和材料比歐美還先進，都是過時。這些後進社會的高傲愚蠢的統治階層，缺乏現代人的反省和克制。這是我十幾年前撰寫保育文章的心法，來自李維史陀。在香港聽見八達通卡過機的高聲調的嘟的一聲那種管理人不屑掩飾的科技控制慾望，便知道此地的愚昧。系統再精密，也不是現代，而是過時。
文化之命，懸於一線。三十年代的阿瑪遜森林，當地一些語言只有三十多人使用，族人一死去，維繫幾千年的文化就沒有了。這些族人生活困苦，一日只吃些野果、山溪石底的蟲、幾隻鳥，西方人的一頓飯，是他們一日的食糧。儘管如此，他們日子快樂，晚上烤火煮食，夜涼了，就在篝火之旁，赤身擁抱而睡，享受野地的餘溫。森林密集，方向莫辨，族人能夠用肉眼在白天看見天上的星辰，用以定位。族人的首領即使有些是世襲，但必須是慷慨之士，「權力來自民眾認同，首領是以慷慨之心來衡量的」。一五六〇年，蒙田在筆記寫過，航海家帶來三名巴西族人來到法國的Rouen市。蒙田問，做首領的，有何特權。當中一名族人正是首領，他回答﹕「作戰之時，走在最前。」四百年後，李維史陀到了巴西，證實了所言非虛。
尊貴野人與水泥地面
回歐洲的路上，路過印度考察，當年的等級社會依然嚴密。種姓制度，人分五級，外人以為不公義，他卻看出職業保障來。這社會的窮人都很快樂。他住在貴族家中，發現出門之前，他是無法拒絕僕人的服侍的。他們的手和毛巾並不乾淨。貴族必須特定請某家族去掃地、剃頭和掏糞之類。貴族沒有僱用其他人的自由，也不能拒絕服務。不只窮人無自由，連有錢人都無自由。賤民出生便是奴僕，但世襲的貴族也無法解僱奴僕。這是奴僕制度可以維繫下去的原因。李維史陀參觀印度的監獄，地板、脇、飯桌、廁坑，一切盡可能都是水泥造的，用大水喉沖洗。他的評語是﹕人簡化為一條消化管道，這是現代管理。看了香港各處空地和公園不斷增生的水泥地面，這評語正合時。
新石器時代最有創造力
末二的一章，他說人類最有創意的時代是新石器時代，所有生存需要的技術都發明了。後來的文字，卻是不必要的發明。當然，新石器時代沒什麼醫學知識，但疫病淘洗了人口，維持生態平衡。有了醫藥和衛生知識，人類可以大量繁衍，但死亡卻以更為殘忍的方法轉移了，例如飢荒和滅族戰爭。或者如今日的現象，只有少數人活得像個人，其餘活得像機器。「人」口沒有增長。掃平窮人的差異，令窮人變成物件，以品質交換數量（exchanging quality for quantity），就是現代文明。現代的官方教育，就是要令窮人變成識字文盲，維持社會的識字率低於百分之五，猶如中世紀。這些體會，我都要感激李維史陀這本書，在二十五年前讀的。
我讀的是英文版。在大學副修法文，但幾年之後，技窮了。我的法文腔調如巴黎人，但法文句法之精妙，筆走龍蛇，是我無法掌握的。領教過了，這也是我寫文章不敢多用虛詞造長句的原因。
文 陳 雲
Monday 14 June 2010
內地文化產業振興規劃出台 民營媒企崛起爭飲頭啖湯
2010年6月14日
隨着國務院《文化產業振興規劃》、九部委《關於金融支持文化產業振興和發展繁榮的指導意見》等一系列文件出台，內地文化產業發展已被提升至國家戰略地位，不少在內地經營、本港上市的公司，近月來都頻有動作，頓成為市場焦點。
本報近日特別走訪了文化中國傳播（1060）主席董平【圖】，及華億新媒體（419）首席執行官王虹，談到作為內地文化產業中的民營代表，是如何看待這次機會，不過，兩者都沒有只着眼於發展內容業務，而是計劃藉此進一步全面拓展文化產業。
中國社會科學院早前發布《2010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報告指出，二○○九年中國文化產業國內外市場規模約為八千億元人民幣，教育消費、新媒體消費、旅遊消費和演出市場、電影市場消費成為去年中國居民文化消費四大熱點。
北京銀行率先借貸
文化中國上周初與北京銀行簽訂協議，集團旗下五家內地附屬公司可獲提供文化創意產業專項授信十億元人民幣，以支持精品影視製作、傳統媒體運營、手機電視等新媒體運營、手機網路遊戲及無線增值服務、影院建設等五大重點業務發展。
電影融資向來最為關鍵，董平在北京接受本報訪問時說，銀行與電影公司實現銀企合作是很重要的一步，對文化產業而言亦十分難得。據了解，北京銀行是最早涉足文化創意產業的金融機構，而今次更是其對文化創意產業貸出的最大一宗。
他指出，隨着今次的信貸安排，公司未來會加大影視投資力度，同時反映了在政策下金融機構的實際支持，有助文化產業公司控制風險。值得注意的是，以版權及收入作為抵押，亦說明內地對知識產權制度及電影行業的盈利模式開始重視。
儘管中國文化產業發展還在初步階段，但董平強調，政策目前已對文化中國一類媒體公司開放，而且只會變得更加市場化，政府也有很大的期望，文化產業要配合政策發展，也要符合社會人民的要求。
他解釋，過往可能以古裝片較受歡迎，但近年已改以現代背景較易受落，特別是與生活息息相關，因社會發展的水平已提高不少，而有別於過往崇尚大片，轉走精品路線，現代化口味較重的電影，與八十後、九十後有密切關係的料會成為主流。
「每部片都要有完整的商業計劃，用什麼人來做、有什麼人來看，廣告收益等等。」董平承認，作為上市公司對利潤始終要有所要求，包括票房反應都要計算，片種也由前幾年的藝術片到近兩年以商業片為主，亦會為完整生產鏈而建設電影院。
冀發展出「荷里活模式」
華億是另一家涉足內地文化產業的公司，王虹向本報表示，國內電影市場增長得十分快，這從戲院的銀幕數目急增可見一斑，發展潛力非常大，而目前還未真正起動；加上三網融合政策出台，對公司亦有利，因這將會增加對有質素內容的需求。
他又說，當然也希望假以時日中國可發展出一個「荷里活模式」，拍戲肯定能帶來盈利，但畢竟每部電影的回報率也不一樣，很難說準，有時盈利也不會像其他行業般穩定，但有一至兩成已很不錯；考投資者眼光之餘，也要加強風險控制。
「投資上一部即使成功，但下一部卻可失敗。」王虹深明拍電影充滿變數，故會盡量避免不採納大項目，同時與大型機構合作以降低風險，而投資內容業務時會較為保守，免得因高風險而影響盈利，將來亦會以電視頻道廣告作為核心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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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文章】
隨着國務院《文化產業振興規劃》、九部委《關於金融支持文化產業振興和發展繁榮的指導意見》等一系列文件出台，內地文化產業發展已被提升至國家戰略地位，不少在內地經營、本港上市的公司，近月來都頻有動作，頓成為市場焦點。
本報近日特別走訪了文化中國傳播（1060）主席董平【圖】，及華億新媒體（419）首席執行官王虹，談到作為內地文化產業中的民營代表，是如何看待這次機會，不過，兩者都沒有只着眼於發展內容業務，而是計劃藉此進一步全面拓展文化產業。
中國社會科學院早前發布《2010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報告指出，二○○九年中國文化產業國內外市場規模約為八千億元人民幣，教育消費、新媒體消費、旅遊消費和演出市場、電影市場消費成為去年中國居民文化消費四大熱點。
北京銀行率先借貸
文化中國上周初與北京銀行簽訂協議，集團旗下五家內地附屬公司可獲提供文化創意產業專項授信十億元人民幣，以支持精品影視製作、傳統媒體運營、手機電視等新媒體運營、手機網路遊戲及無線增值服務、影院建設等五大重點業務發展。
電影融資向來最為關鍵，董平在北京接受本報訪問時說，銀行與電影公司實現銀企合作是很重要的一步，對文化產業而言亦十分難得。據了解，北京銀行是最早涉足文化創意產業的金融機構，而今次更是其對文化創意產業貸出的最大一宗。
他指出，隨着今次的信貸安排，公司未來會加大影視投資力度，同時反映了在政策下金融機構的實際支持，有助文化產業公司控制風險。值得注意的是，以版權及收入作為抵押，亦說明內地對知識產權制度及電影行業的盈利模式開始重視。
儘管中國文化產業發展還在初步階段，但董平強調，政策目前已對文化中國一類媒體公司開放，而且只會變得更加市場化，政府也有很大的期望，文化產業要配合政策發展，也要符合社會人民的要求。
他解釋，過往可能以古裝片較受歡迎，但近年已改以現代背景較易受落，特別是與生活息息相關，因社會發展的水平已提高不少，而有別於過往崇尚大片，轉走精品路線，現代化口味較重的電影，與八十後、九十後有密切關係的料會成為主流。
「每部片都要有完整的商業計劃，用什麼人來做、有什麼人來看，廣告收益等等。」董平承認，作為上市公司對利潤始終要有所要求，包括票房反應都要計算，片種也由前幾年的藝術片到近兩年以商業片為主，亦會為完整生產鏈而建設電影院。
冀發展出「荷里活模式」
華億是另一家涉足內地文化產業的公司，王虹向本報表示，國內電影市場增長得十分快，這從戲院的銀幕數目急增可見一斑，發展潛力非常大，而目前還未真正起動；加上三網融合政策出台，對公司亦有利，因這將會增加對有質素內容的需求。
他又說，當然也希望假以時日中國可發展出一個「荷里活模式」，拍戲肯定能帶來盈利，但畢竟每部電影的回報率也不一樣，很難說準，有時盈利也不會像其他行業般穩定，但有一至兩成已很不錯；考投資者眼光之餘，也要加強風險控制。
「投資上一部即使成功，但下一部卻可失敗。」王虹深明拍電影充滿變數，故會盡量避免不採納大項目，同時與大型機構合作以降低風險，而投資內容業務時會較為保守，免得因高風險而影響盈利，將來亦會以電視頻道廣告作為核心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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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10 June 2010
張信剛 古典希臘文化與西學東漸
2010年6月4日
我在台灣讀大學的時代，一些醉心西方文學的「前衞」青年喜歡討論古希臘的悲劇；也有些自稱不食人間煙火的朋友會講些普羅米修士盜火到人間的故事；當然還有一位著名詩人寫下了「今夜的星空很希臘」這名句。對他們來說，這比討論後羿射日嫦娥奔月，考究燧人氏故事的由來和詠頌「昨夜星辰昨夜風」要「現代化」得多。且不論這些人的文化取向如何，他們的言行確實是「西風東漸」的證明。
「西風東漸」這個語詞在許多護衞國本者的口中總有一絲無可奈何的意味。但是，對於只有一字之別的「西風東漸」又應該如何看待呢？
明清之際，西學之東漸可說是從意大利人利瑪竇一五八三年來華傳播天主教開始。我認為利瑪竇在東西文化交流史上最大的貢獻是，他首次把希臘古典時代的數學介紹到中國來。他用以理性主義為基礎的學問作為傳教工具，打開了某些中國士人通往神靈世界的心扉；他也使更多中國士大夫認識了一種以往從未接觸過的知識和思維方式。
對於完成於西元前三百年的「歐氏幾何」，大臣徐光啟除了心中霍然閃出一片亮光，也許還雜有幾分疑惑：為什麼希臘人在我國戰國時代已經具有如此精密深邃的推理方式？假如與孔夫子同時代的畢達格拉斯（Pythagoras）能把數學視為一種理性而客觀的科學，推導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定理，那麼孔子所提倡的「禮、樂、射、御、書、數」中的「數」是以什麼為根據呢？
此後接着被介紹到中國來的古典希臘哲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建築學、美學（包括繪畫與雕塑）無一不令肯花功夫去認識這些成就的中國知識分子深為折服，因而頗懷敬意地把從古希臘文明派生出來的近代歐洲文明稱為「西學」，隱然感到「西哲」在許多方面可能勝過中土的先哲。
東西方的文化大國
希臘不只在西方，而且在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被毫無疑義地認為是一個文化大國。
其實，希臘是歐洲東南部的一個小國。人口大約一千萬，面積約十三萬一千方公里，全境約百分分之八十是山地，有一千四百個島嶼，海岸線彎曲，長達一萬一千六百公里。希臘的地理環境不適宜大規模耕種，不容易建立亞洲和埃及的農業社會所產生的帝王制度。
但是，希臘的地理適合航海貿易。所以希臘的文化從來都以出海貿易和移民為基本形式。它位居地中海東部，與小亞細亞的赫梯帝國和埃及都接近，吸收了它們的文化，大約在西元前三千年就能鑄造頗為精美的青銅器，也能製作細緻的彩繪陶器。
這個時期的希臘文化中心在克里特（Crete）島上，後來傳入希臘半島和小亞細亞的西部。
雖然希臘人並不屬於同一個政治組織，但是他們有共同血緣與語言，有同樣的神靈崇拜與神話。各種全希臘的競技（如奧林匹克運動會）、詩歌比賽和戲劇演出使他們有共同的文化認同。四千年來，希臘人的語言一直沒有很大的改變。儘管他們的統治者和政治歸屬屢經變更，希臘人的自我認同一直保持了下來。
劃分八個年代
大體說來，希臘的全部歷史可以用八個年代來劃分。
第一個是西元前約八百年。希臘人此時已借用並改進了腓尼基人所創造的字母，產生了荷馬的不朽史詩《伊利亞德》與《奧迪塞》。希臘在這個時期展現了經濟、政治與文化的巨大進步。
第二個是西元前四百七十九年。希臘擊敗了波斯的第三次進攻，成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這是希臘的雅典和斯巴達最為強盛和古典文明最為興旺的時期。雅典自由市民的民主政治和斯巴達奴隸主的全民軍事化制度，可以說是古典希臘城邦政治的兩種典型；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人，是古典希臘哲學和科學的代表人物。
第三個是西元前三百二十三年。這一年亞歷山大大帝逝世；此前，他的馬其頓王國已經征服了希臘的各個城邦，以及埃及、敘利亞、波斯、中亞各地以及印度河流域的一部分。他的去世標誌着古典希臘的終結，也是希臘文化向四周擴散的「希臘化時代」的開始。因為尼羅河每年都會氾濫，改變耕地的面積與形狀，所以丈量土地成為非常重要的工作，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幾何學（geometry；意為土地之度量）達到了高峰。
第四個是西元前三十年。羅馬的奧古斯都（Augustus）征服埃及與小亞細亞；羅馬帝國的力量達到頂峰。但是，羅馬人的宗教信仰、生活習慣、建築、修辭學、美學都轉向希臘學習；政治上的征服者變成了文化上的被征服者。
第五個是西元三百三十年。羅馬的君士坦丁皇帝決定把首都遷到位於黑海口的拜占庭，改名為君士坦丁堡；定基督教為國教。不久，在羅馬和君士坦丁堡各有一個皇帝。西元四百七十六年，西羅馬帝國被屬於日爾曼民族的西哥德人滅亡。東羅馬，即拜占庭帝國在兩個世紀後則完全希臘化，正式用語也是希臘文。
第六個是西元一○七一年。這是拜占庭帝國衰亡的起點，也是小亞細亞突厥化的開始。
第七個是西元一四五三年。奧斯曼突厥人攻佔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正式滅亡。今日的希臘成為奧斯曼帝國的一部分。
第八個是西元一八三○年。雖然經過近四個世紀的奧斯曼統治，希臘人由於教會的自治，始終保持了民族認同。十九世紀，西歐的民族主義開始在希臘人中傳播。這時歐洲的著名知識份子，如英國詩人拜倫、雪萊，法國作家雨果等人為希臘獨立鼓吹並籌款。一八三○年歐洲列強承認希臘為獨立國。
在下星期的「遊走於文明之間」的專欄中，我會簡單地描繪一些中拜占庭時代和奧斯曼治下的希臘文化風情畫。
近幾年我時常在內地作有關中國文化、西方文化以及伊斯蘭文化的演講。聽眾最常提的問題是「你如何回答李約瑟難題？」也就是，「既然中國在十六世紀之前的科學技術一直領先西方，為什麼現代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中國出現」？
我常說：「讓我嘗試回答一個相關的問題，那就是，為什麼現代科學和出現在西方。」
現代科學 西歐出現
現代科學之所以出現在西方有三個要素：古典希臘文明，中古伊斯蘭文明，和近代歐洲的文藝復興和啟蒙主義。
假如說古典中國文明的主要關注點在人的今世和社會倫理，古印度文明的主要關注點在人的心靈活動和自然界（包括一切生命）的創生，持續和毀滅的過程，古埃及文明的主要關注點在神靈與統治者的結合和身後世界，古典希臘文明更多的關切是在尋找自然界的奧秘和發現真理的途徑。因此在所有古代文明中，希臘文明更加注重客觀真理和理性思維。
許多古代希臘著作被翻譯為阿拉伯文，並成為早期伊斯蘭文明的學術根源。無論在實際的學科如天文、地理和醫學，還是在抽象的哲學、法律和教義中，伊斯蘭學者都大量借鑑了古典希臘的著作。即使在宗教法律的解釋中，伊斯蘭學者承認並且注重類比推理和眾人公決的原則。
十二世紀之後，正統伊斯蘭趨向保守，失去了思維創新的動力。但是，同時期的歐洲卻逐漸從幾百年的夢魘中蘇醒。通過西班牙、西西里和北非各地的接觸，許多歐洲學者把大量阿拉伯文的著作，包括很多早期翻譯自希臘文的著作，轉譯成拉丁文。這些著作隨着紙和印刷術的應用使歐洲的教育普及起來，學術氛圍濃厚起來。
十五世紀，奧斯曼佔領希臘以後，許多希臘學者流亡到西歐，成為歐洲上層子弟的教師，從而使原先被保存下來的希臘文著作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本主義，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都以希臘古典著作為濫觴。這就是為什麼現代科學出現在西歐。這也是為什麼不論今天的希臘無論陷於何等嚴重的金融或是政治危機，它將是世界上永遠的文化大國。
我在台灣讀大學的時代，一些醉心西方文學的「前衞」青年喜歡討論古希臘的悲劇；也有些自稱不食人間煙火的朋友會講些普羅米修士盜火到人間的故事；當然還有一位著名詩人寫下了「今夜的星空很希臘」這名句。對他們來說，這比討論後羿射日嫦娥奔月，考究燧人氏故事的由來和詠頌「昨夜星辰昨夜風」要「現代化」得多。且不論這些人的文化取向如何，他們的言行確實是「西風東漸」的證明。
「西風東漸」這個語詞在許多護衞國本者的口中總有一絲無可奈何的意味。但是，對於只有一字之別的「西風東漸」又應該如何看待呢？
明清之際，西學之東漸可說是從意大利人利瑪竇一五八三年來華傳播天主教開始。我認為利瑪竇在東西文化交流史上最大的貢獻是，他首次把希臘古典時代的數學介紹到中國來。他用以理性主義為基礎的學問作為傳教工具，打開了某些中國士人通往神靈世界的心扉；他也使更多中國士大夫認識了一種以往從未接觸過的知識和思維方式。
對於完成於西元前三百年的「歐氏幾何」，大臣徐光啟除了心中霍然閃出一片亮光，也許還雜有幾分疑惑：為什麼希臘人在我國戰國時代已經具有如此精密深邃的推理方式？假如與孔夫子同時代的畢達格拉斯（Pythagoras）能把數學視為一種理性而客觀的科學，推導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定理，那麼孔子所提倡的「禮、樂、射、御、書、數」中的「數」是以什麼為根據呢？
此後接着被介紹到中國來的古典希臘哲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建築學、美學（包括繪畫與雕塑）無一不令肯花功夫去認識這些成就的中國知識分子深為折服，因而頗懷敬意地把從古希臘文明派生出來的近代歐洲文明稱為「西學」，隱然感到「西哲」在許多方面可能勝過中土的先哲。
東西方的文化大國
希臘不只在西方，而且在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被毫無疑義地認為是一個文化大國。
其實，希臘是歐洲東南部的一個小國。人口大約一千萬，面積約十三萬一千方公里，全境約百分分之八十是山地，有一千四百個島嶼，海岸線彎曲，長達一萬一千六百公里。希臘的地理環境不適宜大規模耕種，不容易建立亞洲和埃及的農業社會所產生的帝王制度。
但是，希臘的地理適合航海貿易。所以希臘的文化從來都以出海貿易和移民為基本形式。它位居地中海東部，與小亞細亞的赫梯帝國和埃及都接近，吸收了它們的文化，大約在西元前三千年就能鑄造頗為精美的青銅器，也能製作細緻的彩繪陶器。
這個時期的希臘文化中心在克里特（Crete）島上，後來傳入希臘半島和小亞細亞的西部。
雖然希臘人並不屬於同一個政治組織，但是他們有共同血緣與語言，有同樣的神靈崇拜與神話。各種全希臘的競技（如奧林匹克運動會）、詩歌比賽和戲劇演出使他們有共同的文化認同。四千年來，希臘人的語言一直沒有很大的改變。儘管他們的統治者和政治歸屬屢經變更，希臘人的自我認同一直保持了下來。
劃分八個年代
大體說來，希臘的全部歷史可以用八個年代來劃分。
第一個是西元前約八百年。希臘人此時已借用並改進了腓尼基人所創造的字母，產生了荷馬的不朽史詩《伊利亞德》與《奧迪塞》。希臘在這個時期展現了經濟、政治與文化的巨大進步。
第二個是西元前四百七十九年。希臘擊敗了波斯的第三次進攻，成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這是希臘的雅典和斯巴達最為強盛和古典文明最為興旺的時期。雅典自由市民的民主政治和斯巴達奴隸主的全民軍事化制度，可以說是古典希臘城邦政治的兩種典型；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人，是古典希臘哲學和科學的代表人物。
第三個是西元前三百二十三年。這一年亞歷山大大帝逝世；此前，他的馬其頓王國已經征服了希臘的各個城邦，以及埃及、敘利亞、波斯、中亞各地以及印度河流域的一部分。他的去世標誌着古典希臘的終結，也是希臘文化向四周擴散的「希臘化時代」的開始。因為尼羅河每年都會氾濫，改變耕地的面積與形狀，所以丈量土地成為非常重要的工作，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幾何學（geometry；意為土地之度量）達到了高峰。
第四個是西元前三十年。羅馬的奧古斯都（Augustus）征服埃及與小亞細亞；羅馬帝國的力量達到頂峰。但是，羅馬人的宗教信仰、生活習慣、建築、修辭學、美學都轉向希臘學習；政治上的征服者變成了文化上的被征服者。
第五個是西元三百三十年。羅馬的君士坦丁皇帝決定把首都遷到位於黑海口的拜占庭，改名為君士坦丁堡；定基督教為國教。不久，在羅馬和君士坦丁堡各有一個皇帝。西元四百七十六年，西羅馬帝國被屬於日爾曼民族的西哥德人滅亡。東羅馬，即拜占庭帝國在兩個世紀後則完全希臘化，正式用語也是希臘文。
第六個是西元一○七一年。這是拜占庭帝國衰亡的起點，也是小亞細亞突厥化的開始。
第七個是西元一四五三年。奧斯曼突厥人攻佔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正式滅亡。今日的希臘成為奧斯曼帝國的一部分。
第八個是西元一八三○年。雖然經過近四個世紀的奧斯曼統治，希臘人由於教會的自治，始終保持了民族認同。十九世紀，西歐的民族主義開始在希臘人中傳播。這時歐洲的著名知識份子，如英國詩人拜倫、雪萊，法國作家雨果等人為希臘獨立鼓吹並籌款。一八三○年歐洲列強承認希臘為獨立國。
在下星期的「遊走於文明之間」的專欄中，我會簡單地描繪一些中拜占庭時代和奧斯曼治下的希臘文化風情畫。
近幾年我時常在內地作有關中國文化、西方文化以及伊斯蘭文化的演講。聽眾最常提的問題是「你如何回答李約瑟難題？」也就是，「既然中國在十六世紀之前的科學技術一直領先西方，為什麼現代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中國出現」？
我常說：「讓我嘗試回答一個相關的問題，那就是，為什麼現代科學和出現在西方。」
現代科學 西歐出現
現代科學之所以出現在西方有三個要素：古典希臘文明，中古伊斯蘭文明，和近代歐洲的文藝復興和啟蒙主義。
假如說古典中國文明的主要關注點在人的今世和社會倫理，古印度文明的主要關注點在人的心靈活動和自然界（包括一切生命）的創生，持續和毀滅的過程，古埃及文明的主要關注點在神靈與統治者的結合和身後世界，古典希臘文明更多的關切是在尋找自然界的奧秘和發現真理的途徑。因此在所有古代文明中，希臘文明更加注重客觀真理和理性思維。
許多古代希臘著作被翻譯為阿拉伯文，並成為早期伊斯蘭文明的學術根源。無論在實際的學科如天文、地理和醫學，還是在抽象的哲學、法律和教義中，伊斯蘭學者都大量借鑑了古典希臘的著作。即使在宗教法律的解釋中，伊斯蘭學者承認並且注重類比推理和眾人公決的原則。
十二世紀之後，正統伊斯蘭趨向保守，失去了思維創新的動力。但是，同時期的歐洲卻逐漸從幾百年的夢魘中蘇醒。通過西班牙、西西里和北非各地的接觸，許多歐洲學者把大量阿拉伯文的著作，包括很多早期翻譯自希臘文的著作，轉譯成拉丁文。這些著作隨着紙和印刷術的應用使歐洲的教育普及起來，學術氛圍濃厚起來。
十五世紀，奧斯曼佔領希臘以後，許多希臘學者流亡到西歐，成為歐洲上層子弟的教師，從而使原先被保存下來的希臘文著作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本主義，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都以希臘古典著作為濫觴。這就是為什麼現代科學出現在西歐。這也是為什麼不論今天的希臘無論陷於何等嚴重的金融或是政治危機，它將是世界上永遠的文化大國。
張信剛 拜占庭帝國速寫
2010年6月11日
拜占庭是古希臘時代位於博斯普魯斯海峽與黑海交匯處的一個村落的名字，西元三三○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把首都從羅馬遷移到這個戰略要地之後，將它改名為君士坦丁堡。
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拜占庭帝國」；西元一四五三年，為抵抗奧斯曼突厥人而戰死在君士坦丁堡城牆上的最後一位羅馬皇帝並不知道他是「拜占庭」帝國的皇帝。
東羅馬帝國滅亡二百年之後，一位德國歷史學家首先用「拜占庭」這個詞來指東羅馬的政治、文化、歷史等。後來的歷史學家一而再，再而三地援引這個用法。
從本質上看，「拜占庭帝國」是由羅馬政體、希臘語言（與文化）和基督教這三大元素所組成。也就是說，羅馬貴族在古希臘文化的領土上與本地人融合，大家逐漸皈依了基督教，但仍用羅馬的政治結構和基本法律治理國家。
君權、軍權、教權
羅馬帝國自從奧古斯都之後，皇帝由軍事領袖們相互推選，是國家至高無上的領袖，有軍隊指揮權、徵稅權、施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同時，早期羅馬皇帝還有和中國「天子」類似的超越於法律而近乎「神」的地位。縱觀世界歷史，「槍桿子裏出政權」是一個普遍現象，這個說法在早期歐洲的表現就是羅馬帝國由軍人當皇帝。
羅馬帝國遷都君士坦丁堡後不久，基督教成為國教，皇帝也是基督教徒，所以很難再繼續以人扮「神」。（拜占庭皇帝對宗教領袖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宗教領袖又有權為皇帝加冕和祈禱，兩者之間有若干制衡。總體而言，大權操在掌握軍權的皇帝手中。
基督教基本教義的形成
今天世界上通用的「西元」紀元以耶穌出生的那一年為起始。但在當時，一個猶太男童誕生在羅馬帝國轄下的巴勒斯坦，是一件根本不會被人注意的小事。
耶穌誕生三百多年後，據說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因為在夢中受到啟示，把基督名字畫在軍旗和盾牌上，果然大勝。從此他傾心基督教，並決心把耶穌從猶太教裏的一個宗派領袖升格為地中海世界的救世主。君士坦丁以皇帝的身份於三二五年在尼西亞（Nicaea；即今日土耳其的Iznik）召開了基督教的第一次大公會議，試圖協調當時基督教不同領導人對教義見解的歧異，包括對於上帝「三位一體」的理解。會議中各方爭執不下，君士坦丁皇帝一錘定音，決定獨一無二的上帝又分為本質上屬於一體但位格不同的聖父、聖子、聖靈三位。
這時他還沒領洗成為基督教徒，但因為他是皇帝，所以就有發言權。
拜占庭帝國最傑出的皇帝是查士丁尼（Justinian，527至565年在位）。他在君士坦丁堡修建了許多重大工程，最著名的就是經典的拜占庭建築聖智（Hagia Sophia）大教堂。他也制定了許多法律，有關政治、財務方面的以拉丁文撰寫，有關民生、社會的則以希臘文撰寫。他去世後，拜占庭帝國就正式轉為希臘化了的羅馬帝國，拉丁文逐漸遠離了人們的生活。
查士丁尼和他的皇后蒂奧朵拉（Theodora）都不是貴族出身。他出生在馬其頓的農民家庭；她則是馬戲團馴獸師的女兒，遇到未來的皇帝之前，一直是一個脫衣舞演員。在某些時刻，蒂奧朵拉比查士丁尼意志更堅強也更果斷。
由於查士丁尼大興土木，徵稅很重，所以不少平民對他不滿。在某次傳統的星期日馬車比賽後，平時支持綠色車隊的平民和支持藍色車隊的上層市民起了衝突，結果「綠營」和「藍營」雙方掀起街頭暴動，人群不久就開始放火，並衝擊皇宮。局勢緊迫，查士丁尼考慮出城暫避。蒂奧朵拉此時義正詞嚴地說，外面鬧事的是綠黨和藍黨，你是紫色的（皇帝穿紫色袍），所以你哪里也不能去，只能留在城裏平息騷亂。
拜占庭的「硬實力」
西元五世紀末，西羅馬帝國滅亡。東羅馬拜占庭帝國雄視巴爾幹半島、義大利南部、小亞細亞和地中海東部島嶼長達五百年。第十世紀起，又在領土縮小，強敵環伺的情形下繼續生存了五百年。前後一千年的王統傳承和對外統禦，超過中國歷史上任何朝代。
拜占庭的立國之道就在它能把經濟力量與軍事力量配合使用，讓它們相互促進。它長期是地中海貿易的中心，亞歐交通的樞紐。眾多的海港、大批的船艦、多民族的人口使它的經濟充滿活力。
拜占庭政府經濟力量很強，有許多固定收入。第一，所有通過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的船隻都要交通航費。第二，政府壟斷境內的糧食和絲綢貿易。
拜占庭帝國西元四世紀初發行的金幣一直到十一世紀中葉在亞歐各地都是通用的貨幣。它的成色維持八百多年不減，發行量保持穩定，深受各國商人的信任，簡直就是「中世紀的美元」！
軍事上，拜占庭多世紀來一直有一個秘密武器：「希臘火」。那就是可以像近代的火焰噴射器似地，從船上噴射出來的一種硫磺和硝石的混合物，能夠在海面上長時間燃燒而不滅。
軟實力宗教及語文
拜占庭的「軟實力」就是它的文化。一個是宗教，另一個是語文，而兩者是聯在一起的。
拜占庭「軟實力」最為明顯的例子是對斯拉夫民族的教化。第九世紀時，有一個多瑙河之北的斯拉夫民族的小國的國王請求拜占庭派人去他的國家傳播基督教。拜占庭派了長期在北方居住，通斯拉夫語的Cyril 和 Methodius 兩兄弟。他們除了宣揚基督教義之外，還以希臘文的大寫字母為基準，創造出一套今天斯拉夫民族通用的西裏兒字母（Cyrillic Alphabet），並用這套字母翻譯了《聖經》。
大部分斯拉夫民族，如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是因此才有了文字和民族宗教。斯拉夫教會把這兩位希臘兄弟祝升為聖人，拜占庭的「軟實力」不可謂不強矣！
歷史真是充滿諷刺！羅馬人本是希臘人的親戚加鄰居，他們征服了希臘人之後被一批北方的民族滅亡，羅馬的國號要靠希臘人繼承。後來北方民族成了基督教的捍衞者。
一○九五年，羅馬教宗倡議歐洲人組成十字軍，對佔領聖地的異教徒進行聖戰。十字軍前後一共發動了七次東征。他們的敵人和目標都應該很清楚，那就是盤踞在今天黎巴嫩和敘利亞一帶的阿拉伯穆斯林。
怎知十字軍第四次東征（一二○四年）時，竟然佔領了君士坦丁堡，洗劫三日，並且把拜占庭瓜分為若干小公國，其中有拉丁公國，也有希臘公國。拜占庭在希臘的許多海港和其他島嶼都成為威尼斯所有。此後雖然拜占庭又奪回君士坦丁堡並且恢復了運作，但是元氣已傷，難以振作了。
「落日照大旗」。此後，就只等從蒙古高原經過八百年漫長西遊而來的奧斯曼突厥人登上拜占庭帝國為他們花了一千餘年搭建的舞台，展現那結合突厥、阿拉伯、波斯和希臘文化的奧斯曼風采了。
拜占庭是古希臘時代位於博斯普魯斯海峽與黑海交匯處的一個村落的名字，西元三三○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把首都從羅馬遷移到這個戰略要地之後，將它改名為君士坦丁堡。
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拜占庭帝國」；西元一四五三年，為抵抗奧斯曼突厥人而戰死在君士坦丁堡城牆上的最後一位羅馬皇帝並不知道他是「拜占庭」帝國的皇帝。
東羅馬帝國滅亡二百年之後，一位德國歷史學家首先用「拜占庭」這個詞來指東羅馬的政治、文化、歷史等。後來的歷史學家一而再，再而三地援引這個用法。
從本質上看，「拜占庭帝國」是由羅馬政體、希臘語言（與文化）和基督教這三大元素所組成。也就是說，羅馬貴族在古希臘文化的領土上與本地人融合，大家逐漸皈依了基督教，但仍用羅馬的政治結構和基本法律治理國家。
君權、軍權、教權
羅馬帝國自從奧古斯都之後，皇帝由軍事領袖們相互推選，是國家至高無上的領袖，有軍隊指揮權、徵稅權、施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同時，早期羅馬皇帝還有和中國「天子」類似的超越於法律而近乎「神」的地位。縱觀世界歷史，「槍桿子裏出政權」是一個普遍現象，這個說法在早期歐洲的表現就是羅馬帝國由軍人當皇帝。
羅馬帝國遷都君士坦丁堡後不久，基督教成為國教，皇帝也是基督教徒，所以很難再繼續以人扮「神」。（拜占庭皇帝對宗教領袖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宗教領袖又有權為皇帝加冕和祈禱，兩者之間有若干制衡。總體而言，大權操在掌握軍權的皇帝手中。
基督教基本教義的形成
今天世界上通用的「西元」紀元以耶穌出生的那一年為起始。但在當時，一個猶太男童誕生在羅馬帝國轄下的巴勒斯坦，是一件根本不會被人注意的小事。
耶穌誕生三百多年後，據說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因為在夢中受到啟示，把基督名字畫在軍旗和盾牌上，果然大勝。從此他傾心基督教，並決心把耶穌從猶太教裏的一個宗派領袖升格為地中海世界的救世主。君士坦丁以皇帝的身份於三二五年在尼西亞（Nicaea；即今日土耳其的Iznik）召開了基督教的第一次大公會議，試圖協調當時基督教不同領導人對教義見解的歧異，包括對於上帝「三位一體」的理解。會議中各方爭執不下，君士坦丁皇帝一錘定音，決定獨一無二的上帝又分為本質上屬於一體但位格不同的聖父、聖子、聖靈三位。
這時他還沒領洗成為基督教徒，但因為他是皇帝，所以就有發言權。
拜占庭帝國最傑出的皇帝是查士丁尼（Justinian，527至565年在位）。他在君士坦丁堡修建了許多重大工程，最著名的就是經典的拜占庭建築聖智（Hagia Sophia）大教堂。他也制定了許多法律，有關政治、財務方面的以拉丁文撰寫，有關民生、社會的則以希臘文撰寫。他去世後，拜占庭帝國就正式轉為希臘化了的羅馬帝國，拉丁文逐漸遠離了人們的生活。
查士丁尼和他的皇后蒂奧朵拉（Theodora）都不是貴族出身。他出生在馬其頓的農民家庭；她則是馬戲團馴獸師的女兒，遇到未來的皇帝之前，一直是一個脫衣舞演員。在某些時刻，蒂奧朵拉比查士丁尼意志更堅強也更果斷。
由於查士丁尼大興土木，徵稅很重，所以不少平民對他不滿。在某次傳統的星期日馬車比賽後，平時支持綠色車隊的平民和支持藍色車隊的上層市民起了衝突，結果「綠營」和「藍營」雙方掀起街頭暴動，人群不久就開始放火，並衝擊皇宮。局勢緊迫，查士丁尼考慮出城暫避。蒂奧朵拉此時義正詞嚴地說，外面鬧事的是綠黨和藍黨，你是紫色的（皇帝穿紫色袍），所以你哪里也不能去，只能留在城裏平息騷亂。
拜占庭的「硬實力」
西元五世紀末，西羅馬帝國滅亡。東羅馬拜占庭帝國雄視巴爾幹半島、義大利南部、小亞細亞和地中海東部島嶼長達五百年。第十世紀起，又在領土縮小，強敵環伺的情形下繼續生存了五百年。前後一千年的王統傳承和對外統禦，超過中國歷史上任何朝代。
拜占庭的立國之道就在它能把經濟力量與軍事力量配合使用，讓它們相互促進。它長期是地中海貿易的中心，亞歐交通的樞紐。眾多的海港、大批的船艦、多民族的人口使它的經濟充滿活力。
拜占庭政府經濟力量很強，有許多固定收入。第一，所有通過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的船隻都要交通航費。第二，政府壟斷境內的糧食和絲綢貿易。
拜占庭帝國西元四世紀初發行的金幣一直到十一世紀中葉在亞歐各地都是通用的貨幣。它的成色維持八百多年不減，發行量保持穩定，深受各國商人的信任，簡直就是「中世紀的美元」！
軍事上，拜占庭多世紀來一直有一個秘密武器：「希臘火」。那就是可以像近代的火焰噴射器似地，從船上噴射出來的一種硫磺和硝石的混合物，能夠在海面上長時間燃燒而不滅。
軟實力宗教及語文
拜占庭的「軟實力」就是它的文化。一個是宗教，另一個是語文，而兩者是聯在一起的。
拜占庭「軟實力」最為明顯的例子是對斯拉夫民族的教化。第九世紀時，有一個多瑙河之北的斯拉夫民族的小國的國王請求拜占庭派人去他的國家傳播基督教。拜占庭派了長期在北方居住，通斯拉夫語的Cyril 和 Methodius 兩兄弟。他們除了宣揚基督教義之外，還以希臘文的大寫字母為基準，創造出一套今天斯拉夫民族通用的西裏兒字母（Cyrillic Alphabet），並用這套字母翻譯了《聖經》。
大部分斯拉夫民族，如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是因此才有了文字和民族宗教。斯拉夫教會把這兩位希臘兄弟祝升為聖人，拜占庭的「軟實力」不可謂不強矣！
歷史真是充滿諷刺！羅馬人本是希臘人的親戚加鄰居，他們征服了希臘人之後被一批北方的民族滅亡，羅馬的國號要靠希臘人繼承。後來北方民族成了基督教的捍衞者。
一○九五年，羅馬教宗倡議歐洲人組成十字軍，對佔領聖地的異教徒進行聖戰。十字軍前後一共發動了七次東征。他們的敵人和目標都應該很清楚，那就是盤踞在今天黎巴嫩和敘利亞一帶的阿拉伯穆斯林。
怎知十字軍第四次東征（一二○四年）時，竟然佔領了君士坦丁堡，洗劫三日，並且把拜占庭瓜分為若干小公國，其中有拉丁公國，也有希臘公國。拜占庭在希臘的許多海港和其他島嶼都成為威尼斯所有。此後雖然拜占庭又奪回君士坦丁堡並且恢復了運作，但是元氣已傷，難以振作了。
「落日照大旗」。此後，就只等從蒙古高原經過八百年漫長西遊而來的奧斯曼突厥人登上拜占庭帝國為他們花了一千餘年搭建的舞台，展現那結合突厥、阿拉伯、波斯和希臘文化的奧斯曼風采了。
Saturday 5 June 2010
中途出家：園地慘變平台
某校文藝刊物編輯來函，請求寫序。襄助文事，樂意為之，然則信中語言，令人輾轉反側，未可釋懷。
信中，客套一回之後，轉入正題，說「某某中文學會為推動同學寫作，及提供文學創作的平台，特替學會刊物《藝林》徵文。《藝林》是一本結集同學和老師不同類型文學作品，並於每年的開放日派發校內師生及公眾人士的文學年刊」。（《藝林》是筆者自擬之假名）
文 學刊物的編輯放棄「園地」一詞，改用「平台」，頓有山河色變之嘆。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縱有千般不是，仍視文學為心靈修養之園，還文學一個純真天地。刊 物的發刊詞，多見「園地」一詞，編輯謙稱園丁，作家創作為生，則自謙筆耕。影響之下，香港早年的刊物也沿用投稿園地、文學園地之類的講法。一九八六年投稿 的時候，文友編的香港《公教報》文學版就叫「青原篇」，青青原野也。文藝創作喻為園藝，有悠久的歷史，也符合創作所需的天賦、培植、運氣與收穫儲存的元 素。新時代的耕種意義，更加豐富了，是生計所依，是興趣所託，是群體所寄，也是心靈所安。園地有的是榖麥蔬菜，花草樹木，平台有什麼呢？
古字「平 臺」，是露天的臺榭，供眺望、宴遊之用。杜甫《重過何氏》詩之三：「落日平臺上，春風啜茗時。」歐陽修《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其平臺清池，上下荒 墟。」平臺寫為平台之後，不再是吟風弄月之臺榭，而是工作平台、大廈平台。施工地盤或貨倉內的工作台，可以搬移升降的，叫平台。香港大廈外牆的清潔工或油 漆工站立的工作吊船，或搭在竹棚上的幾塊木板，都叫平台。私人屋苑商場樓上的石地堂，供住客散步打太極拳的，亦叫平台。方便工作和遊樂之地而已，事情過 了，大水喉一冲，了無痕跡。
大陸官場用的「搭建平台」，是工程師治國的詞彙，是便利工程而搭的場所。完事了，一哄而散，平台就留下一地瓜殼果皮煙 頭酒瓶，甚至屎尿。去過地盤的人，都知道的。很多大陸的新建築，即使是高級會所，開幕之後，平台用完了，就留下一地垃圾，往後失修，入內便聞到一陣臭味。 二○○八年過後，奧運會的鳥巢體育場，工作室就留下垃圾和屎尿。這是平台的真義。搭台做一齣臨時戲而已，誰會認真看待？
北方共產中文的語彙，南下 香港，香港連某些中文系的學生也察覺不出，不聞其臭，甚至臭味相投，用之唯恐不及。至於「不同類型文學作品」，中文是「各類文學作品」，英文的 various，中文是各類、種種、形形式式， different才是不同。西而不化，比起共而產之，倒是無傷大雅了。
陳雲
信中，客套一回之後，轉入正題，說「某某中文學會為推動同學寫作，及提供文學創作的平台，特替學會刊物《藝林》徵文。《藝林》是一本結集同學和老師不同類型文學作品，並於每年的開放日派發校內師生及公眾人士的文學年刊」。（《藝林》是筆者自擬之假名）
文 學刊物的編輯放棄「園地」一詞，改用「平台」，頓有山河色變之嘆。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縱有千般不是，仍視文學為心靈修養之園，還文學一個純真天地。刊 物的發刊詞，多見「園地」一詞，編輯謙稱園丁，作家創作為生，則自謙筆耕。影響之下，香港早年的刊物也沿用投稿園地、文學園地之類的講法。一九八六年投稿 的時候，文友編的香港《公教報》文學版就叫「青原篇」，青青原野也。文藝創作喻為園藝，有悠久的歷史，也符合創作所需的天賦、培植、運氣與收穫儲存的元 素。新時代的耕種意義，更加豐富了，是生計所依，是興趣所託，是群體所寄，也是心靈所安。園地有的是榖麥蔬菜，花草樹木，平台有什麼呢？
古字「平 臺」，是露天的臺榭，供眺望、宴遊之用。杜甫《重過何氏》詩之三：「落日平臺上，春風啜茗時。」歐陽修《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其平臺清池，上下荒 墟。」平臺寫為平台之後，不再是吟風弄月之臺榭，而是工作平台、大廈平台。施工地盤或貨倉內的工作台，可以搬移升降的，叫平台。香港大廈外牆的清潔工或油 漆工站立的工作吊船，或搭在竹棚上的幾塊木板，都叫平台。私人屋苑商場樓上的石地堂，供住客散步打太極拳的，亦叫平台。方便工作和遊樂之地而已，事情過 了，大水喉一冲，了無痕跡。
大陸官場用的「搭建平台」，是工程師治國的詞彙，是便利工程而搭的場所。完事了，一哄而散，平台就留下一地瓜殼果皮煙 頭酒瓶，甚至屎尿。去過地盤的人，都知道的。很多大陸的新建築，即使是高級會所，開幕之後，平台用完了，就留下一地垃圾，往後失修，入內便聞到一陣臭味。 二○○八年過後，奧運會的鳥巢體育場，工作室就留下垃圾和屎尿。這是平台的真義。搭台做一齣臨時戲而已，誰會認真看待？
北方共產中文的語彙，南下 香港，香港連某些中文系的學生也察覺不出，不聞其臭，甚至臭味相投，用之唯恐不及。至於「不同類型文學作品」，中文是「各類文學作品」，英文的 various，中文是各類、種種、形形式式， different才是不同。西而不化，比起共而產之，倒是無傷大雅了。
陳雲
Friday 4 June 2010
40个上海
May 31
上 周去了位于许昌路1220号的上海字模一厂。成立于50年代后期的上海字模一厂，一度承担了国内大部分的字模生产任务（同时代的竞争对手仅有北京新华字模 厂）。据说最火的时候，预定字模要排队到2、3年后才有。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电脑时代的来临，金属活字印刷的需求已经非常稀少。上海字模一厂的厂房变成 了格林豪泰廉价旅馆，仅留一10几平米的小小门市部。和退休的阿姨交流中得知了当年的种种辉煌，翻看字体样册，时时赞叹于前人的杰作。
现成的字只有几个，是别人剩下来的。挑了40对“上海”，想想以后可以作为礼物送人。不知40个“上海”，能不能换回一点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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