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誕節食火雞，並非西方傳統，而是近代風俗。家裡布置聖誕樹、交換禮物、壁爐夜話、小孩在賓客面前彈唱演藝，也是近二百年的市民階級和城市核心家庭的風俗，不很古老。
聖誕大餐烤火雞，雞腹內釀栗子、薯仔等，伴以小椰菜、薯蓉和紅莓汁而食，看來豐盛，味道卻是不敢恭維，尤其是火雞肉質之粗糙，肉味之寡淡，可謂禽鳥之中最難食者。故此蘸火雞肉的醬汁，是聖誕大餐的成敗要素。
於歐洲人而言，聖誕無疑是本土與異域風俗的大雜燴，伯利恆、東方三博士、香料、神秘的聖尼古拉斯、鹿車、木製玩具和聖誕音樂，也不在乎另加一道異域飲食——火雞。火雞成為聖誕大餐，是由於出自異域，物以罕為貴，十六世紀由西班牙人從南美洲帶入歐洲，成為貴族盤中之物，當時誤以為此鳥經由土耳其運來，故名之為turkey。火雞未入歐洲之前，聖誕食鵝，山民偶然有鹿肉或野豬肉。即使後來上流社會時興食火雞，鵝仍是平民聖誕之美饌。
直至十九世紀，歐洲人生活艱苦，聖誕食鵝是大件事，甚至要平日每月給商販或鵝農供款，聖誕才儲到錢食肥鵝。「鵝會」(gooseclub)好似香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前的供「月餅會」，都是期貨的初期模樣。英國小說家查爾斯•狄更斯的《小氣財神》(《聖誕頌歌》A Christmas Carol 1843)裡面的卡樂捷(Cratchi)一家，正是鵝會的成員，月供幾便士(pennies)，聖誕可領鵝。第三章記載了他們煮鵝的情景：卡樂捷太太煮稠肉汁、彼德壓薯蓉、白蓮達太太煮甜蘋果醬、瑪莎擦碟。小孩坐定，人人口含鐵匙，準備大啖鵝肉。
旅居德國的時候，我也試過煮聖誕鵝(Weihnachtsgans)。煮的是好大、好便宜的波蘭急凍鵝，要漏夜放在暖氣管上解凍。塞入栗子、香草、蘋果、梨乾、橙肉、胡蘿蔔、洋蔥、蒜苗之類，放入焗爐一個半小時，鵝身抹鹽、肉桂粉、乾蒜粉，不時拿出來傾出肉汁。肉汁之後用小鑊煮稠，用紅椰菜、香草嫩薯仔伴碟。將蔬菜釀入鵝肚，有如放糧入倉，鵝烤得吱吱滴油，鵝肚又如滴水岩洞，蔬菜吸收肉汁，涓滴不失。這種聖誕鵝的煮法，一看便知是貧民之食：鵝雖大，鵝肉仍不夠分，於是將難食的蔬菜蘸滿鵝油調味，餵飽一家大小。
聖誕除了慶祝耶穌基督帶來福音之外，也是分享的時候，分享錢財、食物、歡樂、信仰。平安夜唱聖詩、報佳音，就是分享平安喜樂。即使不是基督徒，旅居海外，可以煮聖誕鵝、聽聖詩、入主教府望彌撒，亦是人生一大樂事。
陳雲
旅居德國的時候，我試過煮聖誕鵝(Weihnachtsgans)。煮的是好大、好便宜的波蘭急凍鵝，要漏夜放在暖氣管上解凍。塞入栗子、香草、蘋果、梨乾、橙肉、胡蘿蔔、洋蔥、蒜苗之類，放入焗爐一個半小時，鵝身抹鹽、肉桂粉、乾蒜粉，不時拿出來傾出肉汁。肉汁之後用小鑊煮稠，用紅椰菜、香草嫩薯仔伴碟。將蔬菜釀入鵝肚，有如放糧入倉，鵝烤得吱吱滴油，鵝肚又如滴水岩洞，蔬菜吸收肉汁，涓滴不失。這種聖誕鵝的煮法，一看便知是貧民之食：鵝雖大，鵝肉仍不夠分，於是將難食的蔬菜蘸滿鵝油調味，餵飽一家大小。
Monday 19 December 2011
官用簡體殘字，毒我香港城邦
作者 陳雲 | 三文治 – 2011年12月13日星期二上午12:10
寄給朋友
列印
屯門良景邨及上水火車站出現純用簡體字的香港警察告示，破壞香港公共語文慣例及香港文化傳統。良景邨的告示出自香港警務處新界北區總交通部，上水的簡體字告示牌由香港警務處、食物環境衛生署及北區民政事務處聯合發出。良景邨的告示牌之側，並無正楷版本。上水火車站欄杆上的告示，正楷漢字的告示與簡體字版本相間出現。然而，香港的官方告示從來不應用簡體字的，這是違反香港官方語言通則的。香港政府必須解釋，立法議會也必須質問。簡體字出現在警察告示牌上，香港人不能坐視不理。
即使港府託辭推諉，說用簡體字是要用來特地警告大陸人不要在行人路上踏單車及不要阻街或拋垃圾之類，也無此必要。
首先，任何入境者或新移民必須遵守當地法律，不得託辭不認識當地語文而不遵守法律，執法當局也絕不會因為犯案者不識得閱讀法令而不檢控之（但法官可以酌情處理）。更何況，文明社會的法律一般與道德原則並不相抵——亂拋垃圾、隨處便溺、亂擺雜物阻礙通道是必然犯法的，殺人放火的更不要說，一定於法不容。只有來自蠻夷地區的人，才會託辭不識得正楷漢字，而覺得香港可以隨處便溺、亂扔垃圾、亂堆雜物而不會被警察檢控。
上水的簡體字告示牌
其次，任何針對入境者或新移民所用的語文警告，除非是在海關、邊境或軍事區的嚴重警告（例如「越過軍事封鎖線者格殺勿論」之類），否則都不可特地用移民或旅客的語文而不附加當地的法定語文，否則就帶有歧視性質，違反民族平等的國際通則。香港出現純用簡體字的告示，擺明是歧視大陸人，大陸人看到，心裡絕對不好受。老實說，大陸人就喜歡香港用正楷漢字，過關看到正楷漢字，心裡特別踏實——終於來到自由法治之區。奶粉、藥物、化妝品上面看到英文和正楷漢字，知道是香港專用貨物，他們才放心購買的，看到簡體字反而一臉狐疑，不敢買了。
其三，筆者經常出入上水火車站，實地觀察，簡體字的警告牌毫無作用，上水火車站側的行人路上，依然亂擺水貨客的紙箱、四處堆了垃圾、鐵欄上也鎖滿了單車及運貨手推鐵車及皮箱——而且就在警告牌的後面。警告牌變了單車、手拖皮箱的遮陽板（見筆者拍攝的照片）。
其四，即使港府出於好心，要教化大陸人，也毋須使用簡體字告示。以屯門及上水出現的警察告示的內容而言，前者是「行人路上踏單車會被檢控」，後者是「貨物阻街 會被檢控，亂泊單車 會被清走，亂拋垃圾 罰款千五」，正楷漢字與簡體字相差不大，大陸人具備基本識字能力的，都應猜到字義，明白內容。若果加以詞句調整，根本毋須特別用簡體字的，例如屯門的告示，由於「檢控」並非大陸公安通行用語，真的要大陸人明白，用「控告」即可，變成「行人路上踏單車會被控告」，「控告」的漢字正楷，不須簡化，這是任何一位香港官署內的語文主任（language officer）都應具備的工作應變能力。
以此四條原則來推理，香港警務處及其他市政管理部門用簡體字告示，根本並無事先考慮其他選項，只是執意要在香港公共語文打破缺口，借助大陸人出沒為理由，樹立簡體字告示，偷偷地改變香港的官方語文慣例。香港市民習慣之後，官方將以簡體字是大陸人和香港人都能看得懂的共同文字為藉口，全面推行公共語文的漢字簡體化。
幾年前，香港鐵路公司在路軌上用簡體字告示，警告乘客不要橫過路軌——「危險，嚴禁進入路軌，違者罰款$5000」，這仍是有必要的，因為闖入路軌危及過路者的性命及鐵路的安全。然而，後來路軌上也同時出現正楷漢字告示牌，以示平等。至於在上水火車站的提示旅客到羅湖還是落馬洲的火車終點顯示，即使信息對大陸旅客非常重要，鐵路公司也堅持沿用正楷漢字，毫無改用簡體顯示之心。
屯門良景邨並非邊界，上水火車站側的行人路也並非大陸旅客的專用區，這是首次香港官方在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間使用中共的簡體字。香港並無明文規定法定語言的書寫及口音，也毋須如此規定，因為我們香港有自己的悠久傳統：開埠一百七十年以來，香港城邦的中文書寫方式是正楷漢字、官方交流語是廣府話，英文的拼寫方式是英式英文，官方交流語是皇室口音。（按：王朝中國、中華民國與香港城邦用的中文是正楷漢字，英文成為orthodox Chinese或traditional Chinese，並非「繁體字」。「繁體字」是中共推出簡體字之後捏造的歧視名詞，認為傳統漢字筆劃繁瑣）
屯門和上水出現簡體字告示，是香港文化的生死存亡之戰，退此一步，即無死所。凡我香港城邦市民，都應該口誅筆伐，不容半點退讓。至於港共的主事者，為了領一時之功，用簡體字侵入香港公共空間，毒害香港城邦，殺伐中華文化，他們是香港城邦的千古罪人，也是中華文化的千古罪人。
寄給朋友
列印
屯門良景邨及上水火車站出現純用簡體字的香港警察告示，破壞香港公共語文慣例及香港文化傳統。良景邨的告示出自香港警務處新界北區總交通部，上水的簡體字告示牌由香港警務處、食物環境衛生署及北區民政事務處聯合發出。良景邨的告示牌之側，並無正楷版本。上水火車站欄杆上的告示，正楷漢字的告示與簡體字版本相間出現。然而，香港的官方告示從來不應用簡體字的，這是違反香港官方語言通則的。香港政府必須解釋，立法議會也必須質問。簡體字出現在警察告示牌上，香港人不能坐視不理。
即使港府託辭推諉，說用簡體字是要用來特地警告大陸人不要在行人路上踏單車及不要阻街或拋垃圾之類，也無此必要。
首先，任何入境者或新移民必須遵守當地法律，不得託辭不認識當地語文而不遵守法律，執法當局也絕不會因為犯案者不識得閱讀法令而不檢控之（但法官可以酌情處理）。更何況，文明社會的法律一般與道德原則並不相抵——亂拋垃圾、隨處便溺、亂擺雜物阻礙通道是必然犯法的，殺人放火的更不要說，一定於法不容。只有來自蠻夷地區的人，才會託辭不識得正楷漢字，而覺得香港可以隨處便溺、亂扔垃圾、亂堆雜物而不會被警察檢控。
上水的簡體字告示牌
其次，任何針對入境者或新移民所用的語文警告，除非是在海關、邊境或軍事區的嚴重警告（例如「越過軍事封鎖線者格殺勿論」之類），否則都不可特地用移民或旅客的語文而不附加當地的法定語文，否則就帶有歧視性質，違反民族平等的國際通則。香港出現純用簡體字的告示，擺明是歧視大陸人，大陸人看到，心裡絕對不好受。老實說，大陸人就喜歡香港用正楷漢字，過關看到正楷漢字，心裡特別踏實——終於來到自由法治之區。奶粉、藥物、化妝品上面看到英文和正楷漢字，知道是香港專用貨物，他們才放心購買的，看到簡體字反而一臉狐疑，不敢買了。
其三，筆者經常出入上水火車站，實地觀察，簡體字的警告牌毫無作用，上水火車站側的行人路上，依然亂擺水貨客的紙箱、四處堆了垃圾、鐵欄上也鎖滿了單車及運貨手推鐵車及皮箱——而且就在警告牌的後面。警告牌變了單車、手拖皮箱的遮陽板（見筆者拍攝的照片）。
其四，即使港府出於好心，要教化大陸人，也毋須使用簡體字告示。以屯門及上水出現的警察告示的內容而言，前者是「行人路上踏單車會被檢控」，後者是「貨物阻街 會被檢控，亂泊單車 會被清走，亂拋垃圾 罰款千五」，正楷漢字與簡體字相差不大，大陸人具備基本識字能力的，都應猜到字義，明白內容。若果加以詞句調整，根本毋須特別用簡體字的，例如屯門的告示，由於「檢控」並非大陸公安通行用語，真的要大陸人明白，用「控告」即可，變成「行人路上踏單車會被控告」，「控告」的漢字正楷，不須簡化，這是任何一位香港官署內的語文主任（language officer）都應具備的工作應變能力。
以此四條原則來推理，香港警務處及其他市政管理部門用簡體字告示，根本並無事先考慮其他選項，只是執意要在香港公共語文打破缺口，借助大陸人出沒為理由，樹立簡體字告示，偷偷地改變香港的官方語文慣例。香港市民習慣之後，官方將以簡體字是大陸人和香港人都能看得懂的共同文字為藉口，全面推行公共語文的漢字簡體化。
幾年前，香港鐵路公司在路軌上用簡體字告示，警告乘客不要橫過路軌——「危險，嚴禁進入路軌，違者罰款$5000」，這仍是有必要的，因為闖入路軌危及過路者的性命及鐵路的安全。然而，後來路軌上也同時出現正楷漢字告示牌，以示平等。至於在上水火車站的提示旅客到羅湖還是落馬洲的火車終點顯示，即使信息對大陸旅客非常重要，鐵路公司也堅持沿用正楷漢字，毫無改用簡體顯示之心。
屯門良景邨並非邊界，上水火車站側的行人路也並非大陸旅客的專用區，這是首次香港官方在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間使用中共的簡體字。香港並無明文規定法定語言的書寫及口音，也毋須如此規定，因為我們香港有自己的悠久傳統：開埠一百七十年以來，香港城邦的中文書寫方式是正楷漢字、官方交流語是廣府話，英文的拼寫方式是英式英文，官方交流語是皇室口音。（按：王朝中國、中華民國與香港城邦用的中文是正楷漢字，英文成為orthodox Chinese或traditional Chinese，並非「繁體字」。「繁體字」是中共推出簡體字之後捏造的歧視名詞，認為傳統漢字筆劃繁瑣）
屯門和上水出現簡體字告示，是香港文化的生死存亡之戰，退此一步，即無死所。凡我香港城邦市民，都應該口誅筆伐，不容半點退讓。至於港共的主事者，為了領一時之功，用簡體字侵入香港公共空間，毒害香港城邦，殺伐中華文化，他們是香港城邦的千古罪人，也是中華文化的千古罪人。
Friday 16 December 2011
葉輝 i-See主義 旺角黑夜的前世今生
2011年12月9日
釀成九死三十傷的花園街四級火彷彿提醒我們，在日間熙來攘往的旺角一角，入夜之後是一片荒涼地帶，「排檔」都收檔了，燈光很是昏暗，躲在暗處的攝錄機偶爾才拍到一兩個路過的行人，我們聽不見他們的腳步聲，也聽不見密集的「劏房」裏的鼾聲，只有在電視新聞的熊熊烈焰中，才驚覺這似曾相識的畫面，竟然是一個「旺角黑夜」的故事重演——這一小段無人地帶，原來擠住滿了那麼密集的人群。
從「排檔」到「劏房」，都僅僅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嗎？似乎是，也似乎不是。或者可以這樣說，那是一直沒有妥善處理的問題，那是一直沒有妥善處理的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旺角也經歷了百年滄桑，才演變成今天的模樣——據說這一小片地方如今已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平均密度每平方公里有十三萬人。
當旺角叫做芒角的時候
那麼，旺角從前是什麼地方？或者從街道的命名就可以略知一二，西洋菜街、通菜街、花園街乃至花墟道……其時旺角不叫旺角，叫芒角，那是種花種菜的地方；豉油街、煙廠街、醫局街、染布房街、洗衣街……那是開設醬油工場（冠珍園、華珍園、成形園、宜珍園……）的地方，也是開設洗衣染布作坊和煙廠的地方，還有一些醫院（廣生和醫院、廣華醫院，附設義莊，此所以也有不少長生店）的地方。
旺角一帶填了海，從前還有渡海碼頭，彌敦道也開通了，於是日漸繁盛了，有很多電影院（新華、麗斯、麗聲、域多利、凱聲、好世界……），有很多食肆（皇上皇、鄺達酒吧、旋轉餐廳、瓊華、龍鳳……），有好一些百貨公司（先施、大大、中僑、美美童裝……），這些舊式消費場所後來都逐漸消失了，都變成了商場，旺角也漸漸變身成今天的MK。
旺角也很有文化氣息，幾十年來都是文史哲書店林立的地方，從前大多開在奶路臣街，比如域多利戲院附近，就有一些賣舊書的攤檔，這一帶還有復與、精神、友聯、實用、南山……後來都開在西洋菜街，據說田園、樂文、學津、文星、紅葉、榆林、東岸等書店，乃好一些兩岸遊客慕名遊覽的景點。
是的，旺角不是一天建成的，這一小片地方經歷了很多滄桑變化，店舗也不知轉換了多少塊招牌，如今彷彿是一個轉車的地方，尤其是地鐵收車後的凌晨時分，小巴站林立之處是燈火通明的不夜天，可是轉入橫街，稍稍遠離轉車之處，卻是五十年不變的另一個「旺角黑夜」，是「排檔」和「劏房」最密集的角落，是慘劇在昏暗的黑夜裏一再上演的地方……
遠水如何救不了眼前烈焰
下任特首候選人梁振英說，香港土地面積有一千一百平方公里，只有7%用來解決住屋問題，這7%的土地上住了七百萬香港人，只要找到1%尚未開發的土地，就可以多住一百萬人……住屋問題其實也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老問題，的確須要注入可持續發展的新思維，方可將死結逐步鬆綁，要是維持一貫的知難而退，一切都是空談。
梁振英說法其實並不是沒有道理，但在現階段而言，無疑很取巧，問題是，開發1%的住屋用地，就等於增加現有的15%建屋量，那會不會是比「八萬五」更恐怖的想像？即使圓滿解決了一連串可預見的種種難題，也牽涉長達數十年的龐大工程，顯然不是五至十年特首任期可竟全功的——那是遠水，如何救近火？可以肯定的是，救不了，尤其救不了花園街一再上演的熊熊烈火。
旺角這塊小小的老區正是港島和老九龍（相對於界限街以北的所謂「新九龍」）的縮影，地小人多，既定利益者與寄生於「旺角黑夜」一角的邊緣人都擠在這個小小的老區，街頭小販和大牌檔被取締了，這裏便出現了大量呎租驚人的街頭小食舗王，僭建的天台屋被取締了，這裏便出現了大量呎租不菲的「劏房」。
旺角是一個嚴拒借用洗手間的無情之地，皆因租金愈來愈昂貴，洗手間狹小得容不下人有三急的人群，這樣的地方哪裏可擠出1%的土地？可以想像，重建一條波鞋街已是一波三折，要是重建女人街、重建「劏房」林立的花園街，談何容易？
釀成九死三十傷的花園街四級火彷彿提醒我們，在日間熙來攘往的旺角一角，入夜之後是一片荒涼地帶，「排檔」都收檔了，燈光很是昏暗，躲在暗處的攝錄機偶爾才拍到一兩個路過的行人，我們聽不見他們的腳步聲，也聽不見密集的「劏房」裏的鼾聲，只有在電視新聞的熊熊烈焰中，才驚覺這似曾相識的畫面，竟然是一個「旺角黑夜」的故事重演——這一小段無人地帶，原來擠住滿了那麼密集的人群。
從「排檔」到「劏房」，都僅僅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嗎？似乎是，也似乎不是。或者可以這樣說，那是一直沒有妥善處理的問題，那是一直沒有妥善處理的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旺角也經歷了百年滄桑，才演變成今天的模樣——據說這一小片地方如今已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平均密度每平方公里有十三萬人。
當旺角叫做芒角的時候
那麼，旺角從前是什麼地方？或者從街道的命名就可以略知一二，西洋菜街、通菜街、花園街乃至花墟道……其時旺角不叫旺角，叫芒角，那是種花種菜的地方；豉油街、煙廠街、醫局街、染布房街、洗衣街……那是開設醬油工場（冠珍園、華珍園、成形園、宜珍園……）的地方，也是開設洗衣染布作坊和煙廠的地方，還有一些醫院（廣生和醫院、廣華醫院，附設義莊，此所以也有不少長生店）的地方。
旺角一帶填了海，從前還有渡海碼頭，彌敦道也開通了，於是日漸繁盛了，有很多電影院（新華、麗斯、麗聲、域多利、凱聲、好世界……），有很多食肆（皇上皇、鄺達酒吧、旋轉餐廳、瓊華、龍鳳……），有好一些百貨公司（先施、大大、中僑、美美童裝……），這些舊式消費場所後來都逐漸消失了，都變成了商場，旺角也漸漸變身成今天的MK。
旺角也很有文化氣息，幾十年來都是文史哲書店林立的地方，從前大多開在奶路臣街，比如域多利戲院附近，就有一些賣舊書的攤檔，這一帶還有復與、精神、友聯、實用、南山……後來都開在西洋菜街，據說田園、樂文、學津、文星、紅葉、榆林、東岸等書店，乃好一些兩岸遊客慕名遊覽的景點。
是的，旺角不是一天建成的，這一小片地方經歷了很多滄桑變化，店舗也不知轉換了多少塊招牌，如今彷彿是一個轉車的地方，尤其是地鐵收車後的凌晨時分，小巴站林立之處是燈火通明的不夜天，可是轉入橫街，稍稍遠離轉車之處，卻是五十年不變的另一個「旺角黑夜」，是「排檔」和「劏房」最密集的角落，是慘劇在昏暗的黑夜裏一再上演的地方……
遠水如何救不了眼前烈焰
下任特首候選人梁振英說，香港土地面積有一千一百平方公里，只有7%用來解決住屋問題，這7%的土地上住了七百萬香港人，只要找到1%尚未開發的土地，就可以多住一百萬人……住屋問題其實也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老問題，的確須要注入可持續發展的新思維，方可將死結逐步鬆綁，要是維持一貫的知難而退，一切都是空談。
梁振英說法其實並不是沒有道理，但在現階段而言，無疑很取巧，問題是，開發1%的住屋用地，就等於增加現有的15%建屋量，那會不會是比「八萬五」更恐怖的想像？即使圓滿解決了一連串可預見的種種難題，也牽涉長達數十年的龐大工程，顯然不是五至十年特首任期可竟全功的——那是遠水，如何救近火？可以肯定的是，救不了，尤其救不了花園街一再上演的熊熊烈火。
旺角這塊小小的老區正是港島和老九龍（相對於界限街以北的所謂「新九龍」）的縮影，地小人多，既定利益者與寄生於「旺角黑夜」一角的邊緣人都擠在這個小小的老區，街頭小販和大牌檔被取締了，這裏便出現了大量呎租驚人的街頭小食舗王，僭建的天台屋被取締了，這裏便出現了大量呎租不菲的「劏房」。
旺角是一個嚴拒借用洗手間的無情之地，皆因租金愈來愈昂貴，洗手間狹小得容不下人有三急的人群，這樣的地方哪裏可擠出1%的土地？可以想像，重建一條波鞋街已是一波三折，要是重建女人街、重建「劏房」林立的花園街，談何容易？
Thursday 15 December 2011
重慶大廈演繹另一種全球化 ．陳立諾
香港重慶大廈有一百二十多個不同國籍的人同住，文化多元、民族平等，商品與資金經此進出南亞、非洲及第三世界，展現另一種全球化現象。港人林惠龍帶領業主改善環境，加強管理，塑造新形象，中國公安也來考察。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早上十一點，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站在彌敦道旁一個臨時搭起的台上，對傳媒有所感觸地說：「我認識一些少數族裔的朋友，他們說剛來到香港時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可是一來到重慶大廈就甚麼都有了。上一個月我來這裏探訪，和大廈業主立案法團委員見面，發現這裏已煥然一新。」
除了曾鈺成，還有中聯辦高層、油尖旺區議會主席等人，出席了重慶大廈五十週年華誕暨外牆工程竣工揭牌剪綵儀式。竣工典禮在重慶大廈出口處進行，人群擠在彌敦道一側觀看，氣氛很熱鬧。
重慶大廈是香港另類知名地標，門牌號碼：彌敦道三十六號至四十四號，座落於香港市中心黃金地段。大廈樓高十七層有九百二十個單位，有廉價賓館一百六十家共一千一百八十六間客房，有香港住宿最便宜的小旅館。最低的四層是商場（包括地庫一層），共有商鋪三百多個。大廈住了四千多人，主要是香港少數族裔，南亞和非洲裔人士最多，華人反而是少數。每日平均有一萬人出入重慶大廈。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教授麥高登(Gordon Mathews)曾斷斷續續在重慶大廈住了四年，研究不同種族聚居和交易現象，並寫成書《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重慶大廈》（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Chungking Mansions）。他翻查大廈各旅館登記名冊，統計出有一百二十九個不同國籍的人住過重慶大廈。
跨進重慶大廈，兩邊廂都是貨幣兌換店。再深入一點，就會聞到咖哩的飄香，目光所及盡是棕色皮膚的面孔，彷彿身處加爾各答；轉一個角落，就進行了一次時空穿越，狹窄的過道裏，黑色的面孔簇擁而至，恍如站在開普敦。這裏的住客以第三世界人士為主，他們大多提著行李帶一筆小錢從金沙薩、阿克拉或卡拉奇等地買一張機票飛到香港國際機場，然後直奔重慶大廈，把自己勾連上全球化的網絡。安頓下來後，他們會通過人際網絡打聽商貿情況，接觸中國貨品的供應商或親自到中國內地找貨源。採購的貨品小至幾百部包紮起來的手機或幾個裝在大袋裏的衣物，大至要用貨櫃船運。
更有能力和財力的，會出口原材料到中國大陸，再買工業產品回來。也有部分是政治難民，為逃避政治迫害而來到香港。另外的住客多來自第一世界地區如歐美或日本，他們以旅遊為目的，很多是背包客，硓帶著一本自助旅行手冊《Lonely Planet》；近年，隨著中國大陸自由行的開放，住在重慶大廈的中國內地旅客越來越多。
中國低端手機中轉站
麥高登認為重慶大廈如一個中央車站，小股商品與資金經此進出第三世界國家，是一種「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現象。他表示一些小商人每趟商貿活動可以賺取四百至一千三百美元不等。來自中國珠江三角洲一帶的中低端手機是重慶大廈這裏最能體現低端全球化意義的商品，也是最大宗的商品。商場裏有近一百家店鋪從事手機批發和零售生意，店主大多是華人，其次是南亞人，最主要的客戶則是非洲人。
在全球化光譜上，位於另一端的是高層全球化：跨國公司的大規模資金、精英階層在全球各地的流動。這種流動很多時候摻入國家權力的支持和博弈。來自全球各地的富人和精英們住在重慶大廈旁邊的五星級酒店喜來登、或是對面的半島酒店，這些酒店一晚的房租由幾百至上萬美元不等。
重慶大廈的舊址是名為「重慶市場」的一個商場，一批菲律賓華僑買下該處土地興建大廈，一九六零年開始賣樓花，一個一千平方呎單位售價約三萬元。大廈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落成，為紀念抗戰時國民政府把四川重慶設為陪都，決定以舊址之名稱為大廈冠名。重慶大廈當時是三面環海的豪宅，外牆有陽台，其商場是當年香港最大規模的。
到八十年代，附近英兵營房的印度士兵開始在大廈低層開餐館和電器店；樓上改被建成廉價賓館，原有的陽台被封住。重慶大廈漸漸變舊，牆身斑駁，外牆冷氣機滴水嚴重，下面的人行道熱天時經常濕漉漉的。
在香港人心目中，重慶大廈外型老土，是第三世界窮人聚居之地，人流複雜。在重慶大廈某個單位裏，戴著金色假髮扮演殺手的林青霞殺了幾個印度毒販，然後在逃跑時遇上失戀的扮演警察的金城武，但最終兩個人擦身而過，這是王家衛一九九四年上映的電影《重慶森林》中的情節。電影以重慶大廈為故事背景，影片裏大廈的通道和走廊陰暗昏沉，空氣裏潛藏著惴慄與危險，不同國籍的人往來穿梭，懷著不同目的趕往不同地點。
九十年代中期前，重慶大廈罪案頻發，盜竊、搶劫屢見不鮮，毒販、妓女常以這裏為大本營。加上年久失修，電線鋪設雜亂，大廈時常發生火災，又被港人稱為「火警大廈」。一般香港人過其門而不入，視為「他者」集中地。
「那時候翻開報紙，關於重慶大廈的新聞都是負面的。」重慶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現任主席林惠龍說。林身材中等，皮膚白篼，臉上帶著笑意，精神矍鑠，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九十年代中期以後，重慶大廈慢慢變得和以前不一樣。伴隨著中國經濟崛起的大環境，同時在林的努力和付出之下，重慶大廈的舊故事逐漸被改寫。
林惠龍的人生故事，和重慶大廈一樣具有傳奇性。
林祖籍福建福州，抗日時期出生。父親是福州航空公司專員，一九四九年隨公司飛到台灣，豈料不能再回來。林惠龍在大陸時是一名中文教師，因為工作出色被評為模範教師。一九七九年，她放棄國內工作來香港和失散多年的父親相見。她父親在重慶大廈開設玉石公司，積累了一筆財富。她和父親會面只有九天，她父親去了台灣在當地中風去世。林惠龍對亞洲週刊說：「父親沒有留下遺囑，所有財產都給後母那邊拿走，我分文不獲。我可以打官司取回屬於自己的部分，但我放棄了，後母那邊說我貪父親的錢，我就是要爭這一口氣！」她憶起這段往事尚未能完全釋懷。
已屆中年的林惠龍開始在香港打工，同時還要照顧才六、七歲的女兒。她同一時間做三份工作：白天在電子毡工作晚上在夜校教普通話中午還在飯堂兼職侍應。「教書時我女兒就一個人靜靜地坐在角落做功課。她很乖，很懂事，很小就懂一個人煮飯。」她欣慰地說。同時打三份工的生活持續九年，她用存起來的錢和兩個朋友合資買下重慶大廈一個有六個房間的單位，約一千平方呎。
明星鍾楚紅曾住這裏
「一九八八年六月買，不到六十萬元每個人湊二十萬元，接著改建成賓館，同年十一月二日開張。」林對於往事的細節部分記得很清楚，「買下單位是因為樓價低，地點好，想做旅客生意，賓館的第一批客人是一家荷蘭人」。自此，她一儲下錢就買重慶大廈的單位，把生活重心轉移到賓館經營方面。「B座五樓B一室是鍾楚紅家，這裏很多老居民是看著她長大的，她去選香港小姐後她家人就把單位賣掉搬走了，後來被人買來做賓館。」林惠龍笑說：「可是做得不怎麼樣，我就租來自己做賓館，留一個小房間和女兒一起住。」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一日，重慶大廈電力變壓房發生爆炸並引發五級大火。大廈停電停水十個晝夜。一向對重慶大廈現狀不聞不問又或感覺無能為力的業主們遭受不少損失，反而激發起他們的家園意識。林惠龍被業主們推選為大廈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帶頭解決問題。後來她更得到業主支持，從二千年起連任五屆法團主席。經過各方努力，半年之後重建了變壓房。
前港督彭定康伉儷前來參觀，惹起轟動。之後，彭定康還給林惠龍寫了封嘉許信。接著，林惠龍開始推動改善大廈衛生環境，以及安裝火災警報滅火系統。二零零零年，推行大維修工程及五年改善計劃。
王家衛偷拍電影
「九三年的時候，王家衛申請來重慶大廈拍電影，當時我做法團主席，擔心拍電影引起混亂，於是拒絕了他。他就進來偷拍，把旁邊的另一幢大廈也拍了進去。這部《重慶森林》反而讓重慶大廈名聲變大，多了不少外國客人。」林惠龍笑說：「我對來拍電影的態度就有了改變，上一年就批准Mr. Bean來重慶大廈拍了個多月，有委員卻認為這是特務電影，害怕外人誤會這裏有特務居住。」
其實重慶大廈並非是一座大廈，而是五幢大廈在一、二、三樓商場部分連接而成，四樓以上是分開的，因此重慶大廈的英文名Chungking Mansions是眾數（複數）。踏入二千年，在林惠龍領導之下大廈管理團隊著手改善治安問題。招攬一批有警務工作背景的人參與管理，設立先進的保安控制中心，陸續安裝了三百多個閉路電視鏡頭，週邊小巷亦被覆蓋。
「我們通過監控熒屏看到可能是販毒或吸毒的，就會立刻通知警方派人來；至於在商場大堂的妓女，會派保安人員去查問她，讓她不勝其煩，之後就不想到這裏來拉客了。」林惠龍談到她的另類管理方法。重慶大廈裏從事販毒、賣淫的給驅趕出去，加上更新了照明系統，整座大廈氛圍為之一新，一掃以往的陰暗昏眩。有時，警方偵查刑事案件時也要借助重慶大廈的閉路電視錄影。
林惠龍在重慶大廈共買了七個單位，一個自住，六個改成賓館有三十六個房間出租。她的賓館在大廈裏是檔次比較高的，房間大小約七、八十平方呎，一晚租金由三百至七百元（約九十美金）不等，隨淡旺季而定。「大廈賓館住客，印巴裔佔四分之一，非洲裔佔四分之一，其他是中國人，歐美的客人少了，可能跟那邊的經濟不好有關係。」至於自己的賓館她表示：「上一年日本客佔七成，今年中國客佔七成。」
「重慶大廈落成以來，外牆從未維修過，今年是第一次進行外牆維修。工程主要是拆除向著彌敦道的外牆冷氣機、鞏固外牆。」林惠龍說。
二成非洲手機來源地
剪綵儀式進行的時候，緊密的商貿活動正在大廈一、二樓商場進行著。二樓商場大部分店舖都從事手機批發生意，不少店舖門口職員正在把廉價電話包裝到一個大箱裏，然後用黃色膠帶封起來。「重慶大廈有五分之一的賓館是專招待非洲客的，因為不同人種有不同的體味。」林惠龍說：「這幾年中國跟非洲的交往多了，很多非洲人住在這裏，到中國買貨，非洲手機有二成是從重慶大廈這裏運過去的。」
「手機都是空運回去，週期比較短，款式更新很快。」Diallo Mohamed Ali說。「其他電子產品就用貨櫃運回非洲，在幾內亞、莫桑比克、安哥拉銷售。平均利潤率百分之五至七，主要是量要大。」三十七歲的Ali是西非幾內亞人，零九年來香港。他是香港非洲人團體主席。這個團體是非牟利組織，為非洲人提供協助和商務諮詢，交港幣二十元會費就可以加入。重慶大廈不少商人都加入了這個組織。
Ali說把公司設在香港不直接到中國大陸去，是因為香港是一個法治地區而且實行自由貿易政策。
二零零七年，重慶大廈被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為亞洲「最佳全球一體化例子」，認為其環境充分體現了文化多元、民族平等、和平共存。從這種意義看，重慶大廈不只是一座大廈，而是一個小社區。「內地公安部門有時會來這裏參觀交流，看看我們怎樣管理多種族的聚居，前年廣州就有黑人族群被歧視而上街示威。」重慶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管理處高級經理梁錦華對於不同族群的治理，有三個心得：「一是掌握溝通方法，有些宗教有族長制度，有事可以先找族長；二是推行措施要考慮週詳，譬如有些洗手間要設有洗屁股的設施，貼出通告時要多國文字具備如巴基斯坦文、印度文等都要有；三是尊重，不要摸人的頭，不要亂拍照。」
在重慶大廈出入的人膚色不同習俗也不同，不時有小摩擦，但在有效的大廈管理之下大都能做到和諧共融，以賺錢致富為目標。Mike就是一個成功致富的例子。他是印度人，一九六七年來香港。九年多後累積了第一桶金，開始在重慶大廈開設自己的店鋪，從中國大陸進口手錶出口到南亞和非洲。
林惠龍說：「Mike起初在重慶大廈幫人做跑腿，現在已有過億財產，住在半山。有十八個單位，是重慶大廈其中一個大業主。」Mike能說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同時有香港和印度身份證，但他說：「我不是香港人也不是印度人，我是重慶人。」
麥高登指出重慶大廈為第三世界人士提供了一個由貧變富的機會，是一道邁向中產階級之梯。他說：「很多香港人都害怕來這裏，我想說明，當我們看到非洲及南亞人在大廈出入時，他們其實是當地的成功人士；而重慶大廈就是他們的天堂。」
第三世界夢想之地
其實，由貧變富並非一件容易的事，來到重慶大廈只是跨出成功的第一步。這是一場競賽，有很多人落敗而回，在供應鏈和銷售鏈的其中一環出了錯就有可能血本無歸。當然並非所有住在重慶大廈的第三世界來客都是為了做生意，不少人是為了找工作。他們有的被迫返回家鄉；有的簽證已過期但冒險留下來打零工；有的則以申請政治難民為由住在重慶大廈。前一陣子其中一些人收取港幣一千元幫人排隊搶購iPone 4s，曾被香港一家傳媒追蹤報道。更有一些做妓女，所得維持生活之後主要匯回家鄉接濟親人。
「做生意賺到錢的，都會在家鄉建大屋。」香港非洲人團體副主席Steve對亞洲週刊說。Steve，三十七歲，西非加納人，現租住重慶大廈一個房間。他二零零五年來香港，主要把中國的成衣和電子產品運回非洲出售。「非洲那邊對手機、電腦、二手車、電單車、成衣等有很大的需求，一部手機來價港幣二百元，在非洲可以賣到一千元。」
重慶大廈為何可以在低層全球化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麥高登認為有三個原因：一是最有購買力的本地香港人不願光顧使大廈租金比香港其他地方低廉；二是第三世界的人入境香港容易；三是中國南部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
第三世界小商人以牟利為目的的行為，讓小宗商品和資金通過重慶大廈這個位於第一世界的節點，在第三世界之間流動起來。「低層全球化」現象彌補了「高層全球化」的不足之處，當很多人都在從事類似的行為時，很多小宗商品和資金繍加起來，長年累月即達到規模效應，逐漸惠及佔全球人口七成的第三世界。重慶大廈亦因此聲名遠播，尤其在非洲和南亞。Steve說：「我們加納那邊都知道Chungking Mansions，他們以為是一座城市，來到一看才啊的一聲說怎麼只是一座大廈。」
麥高登對重慶大廈的管理讚不絕口：「我十分感激大廈法團管理，在這十年間升級大廈和改善管理，延長大廈的壽命及改變它在港人心目中的形象；我預期大廈仍能以其獨有模式延續下去，若香港失去這地方將會十分可惜。」
在低層全球化的進程中，重慶大廈是一個重要的平台，小商人們在這平台上盡情揮灑自己的營商才能，而林惠龍則扮演一個管家般的角色，維持平台的流暢運作。為重慶大廈裏的非洲同胞問題經常與林惠龍接觸的Steve說：「林主席果斷，很有領導能力。」
林惠龍說：「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每當他回首往事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悔恨，也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羞恥。」這是前蘇聯知名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主人翁保爾‧柯察金說的一句話，中國大陸那段狂熱年代風行的事物在她身上打下印記，而她攫取了其中積極的部分織入自己的人生。
她打理自己的賓館生意，並且積極參與社區工作，她的名片上印滿油尖旺區多個委員會的名銜。為社區服務使她獲得香港社會廣泛的認同。二零零九年，香港特首曾蔭權頒發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給林惠龍。她的人生在重慶大廈取得成功，一談起重慶大廈，她就充滿自豪感：「第三世界來的人不知道有半島酒店，但沒有人不曉得重慶大廈。」
一批商人和一個女人的奮鬥，最初只是為一己命運而努力，最終卻改善了更為廣闊的人們的生活。
竣工典禮結束之後，人潮散去，我們在大廈門口遇到Richard Lamb。一說起重慶大廈，Lamb就表現得很雀躍：「重慶大廈非常有個性，又夠多元化，你看週圍都是高樓，越建越高，全都一模一樣。」他帶我們到他住的房間參觀，等電梯等了很久才來到十六樓的一間旅舍。旅舍的牆上貼著幾張紙，用很大的黑體字寫著：「$65 up」。Lamb指著床鋪說：「二十多年前我來香港，一個床位只需二十五元。」
他表示每次來香港都會住在重慶大廈，以這裏為落腳點，出發到週邊地區旅行，然後再回來這裏。目前這個階段，他已陸陸續續在香港住了三年多，他說十二月中會回澳洲，過聖誕節。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早上十一點，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站在彌敦道旁一個臨時搭起的台上，對傳媒有所感觸地說：「我認識一些少數族裔的朋友，他們說剛來到香港時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可是一來到重慶大廈就甚麼都有了。上一個月我來這裏探訪，和大廈業主立案法團委員見面，發現這裏已煥然一新。」
除了曾鈺成，還有中聯辦高層、油尖旺區議會主席等人，出席了重慶大廈五十週年華誕暨外牆工程竣工揭牌剪綵儀式。竣工典禮在重慶大廈出口處進行，人群擠在彌敦道一側觀看，氣氛很熱鬧。
重慶大廈是香港另類知名地標，門牌號碼：彌敦道三十六號至四十四號，座落於香港市中心黃金地段。大廈樓高十七層有九百二十個單位，有廉價賓館一百六十家共一千一百八十六間客房，有香港住宿最便宜的小旅館。最低的四層是商場（包括地庫一層），共有商鋪三百多個。大廈住了四千多人，主要是香港少數族裔，南亞和非洲裔人士最多，華人反而是少數。每日平均有一萬人出入重慶大廈。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教授麥高登(Gordon Mathews)曾斷斷續續在重慶大廈住了四年，研究不同種族聚居和交易現象，並寫成書《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重慶大廈》（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Chungking Mansions）。他翻查大廈各旅館登記名冊，統計出有一百二十九個不同國籍的人住過重慶大廈。
跨進重慶大廈，兩邊廂都是貨幣兌換店。再深入一點，就會聞到咖哩的飄香，目光所及盡是棕色皮膚的面孔，彷彿身處加爾各答；轉一個角落，就進行了一次時空穿越，狹窄的過道裏，黑色的面孔簇擁而至，恍如站在開普敦。這裏的住客以第三世界人士為主，他們大多提著行李帶一筆小錢從金沙薩、阿克拉或卡拉奇等地買一張機票飛到香港國際機場，然後直奔重慶大廈，把自己勾連上全球化的網絡。安頓下來後，他們會通過人際網絡打聽商貿情況，接觸中國貨品的供應商或親自到中國內地找貨源。採購的貨品小至幾百部包紮起來的手機或幾個裝在大袋裏的衣物，大至要用貨櫃船運。
更有能力和財力的，會出口原材料到中國大陸，再買工業產品回來。也有部分是政治難民，為逃避政治迫害而來到香港。另外的住客多來自第一世界地區如歐美或日本，他們以旅遊為目的，很多是背包客，硓帶著一本自助旅行手冊《Lonely Planet》；近年，隨著中國大陸自由行的開放，住在重慶大廈的中國內地旅客越來越多。
中國低端手機中轉站
麥高登認為重慶大廈如一個中央車站，小股商品與資金經此進出第三世界國家，是一種「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現象。他表示一些小商人每趟商貿活動可以賺取四百至一千三百美元不等。來自中國珠江三角洲一帶的中低端手機是重慶大廈這裏最能體現低端全球化意義的商品，也是最大宗的商品。商場裏有近一百家店鋪從事手機批發和零售生意，店主大多是華人，其次是南亞人，最主要的客戶則是非洲人。
在全球化光譜上，位於另一端的是高層全球化：跨國公司的大規模資金、精英階層在全球各地的流動。這種流動很多時候摻入國家權力的支持和博弈。來自全球各地的富人和精英們住在重慶大廈旁邊的五星級酒店喜來登、或是對面的半島酒店，這些酒店一晚的房租由幾百至上萬美元不等。
重慶大廈的舊址是名為「重慶市場」的一個商場，一批菲律賓華僑買下該處土地興建大廈，一九六零年開始賣樓花，一個一千平方呎單位售價約三萬元。大廈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落成，為紀念抗戰時國民政府把四川重慶設為陪都，決定以舊址之名稱為大廈冠名。重慶大廈當時是三面環海的豪宅，外牆有陽台，其商場是當年香港最大規模的。
到八十年代，附近英兵營房的印度士兵開始在大廈低層開餐館和電器店；樓上改被建成廉價賓館，原有的陽台被封住。重慶大廈漸漸變舊，牆身斑駁，外牆冷氣機滴水嚴重，下面的人行道熱天時經常濕漉漉的。
在香港人心目中，重慶大廈外型老土，是第三世界窮人聚居之地，人流複雜。在重慶大廈某個單位裏，戴著金色假髮扮演殺手的林青霞殺了幾個印度毒販，然後在逃跑時遇上失戀的扮演警察的金城武，但最終兩個人擦身而過，這是王家衛一九九四年上映的電影《重慶森林》中的情節。電影以重慶大廈為故事背景，影片裏大廈的通道和走廊陰暗昏沉，空氣裏潛藏著惴慄與危險，不同國籍的人往來穿梭，懷著不同目的趕往不同地點。
九十年代中期前，重慶大廈罪案頻發，盜竊、搶劫屢見不鮮，毒販、妓女常以這裏為大本營。加上年久失修，電線鋪設雜亂，大廈時常發生火災，又被港人稱為「火警大廈」。一般香港人過其門而不入，視為「他者」集中地。
「那時候翻開報紙，關於重慶大廈的新聞都是負面的。」重慶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現任主席林惠龍說。林身材中等，皮膚白篼，臉上帶著笑意，精神矍鑠，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九十年代中期以後，重慶大廈慢慢變得和以前不一樣。伴隨著中國經濟崛起的大環境，同時在林的努力和付出之下，重慶大廈的舊故事逐漸被改寫。
林惠龍的人生故事，和重慶大廈一樣具有傳奇性。
林祖籍福建福州，抗日時期出生。父親是福州航空公司專員，一九四九年隨公司飛到台灣，豈料不能再回來。林惠龍在大陸時是一名中文教師，因為工作出色被評為模範教師。一九七九年，她放棄國內工作來香港和失散多年的父親相見。她父親在重慶大廈開設玉石公司，積累了一筆財富。她和父親會面只有九天，她父親去了台灣在當地中風去世。林惠龍對亞洲週刊說：「父親沒有留下遺囑，所有財產都給後母那邊拿走，我分文不獲。我可以打官司取回屬於自己的部分，但我放棄了，後母那邊說我貪父親的錢，我就是要爭這一口氣！」她憶起這段往事尚未能完全釋懷。
已屆中年的林惠龍開始在香港打工，同時還要照顧才六、七歲的女兒。她同一時間做三份工作：白天在電子毡工作晚上在夜校教普通話中午還在飯堂兼職侍應。「教書時我女兒就一個人靜靜地坐在角落做功課。她很乖，很懂事，很小就懂一個人煮飯。」她欣慰地說。同時打三份工的生活持續九年，她用存起來的錢和兩個朋友合資買下重慶大廈一個有六個房間的單位，約一千平方呎。
明星鍾楚紅曾住這裏
「一九八八年六月買，不到六十萬元每個人湊二十萬元，接著改建成賓館，同年十一月二日開張。」林對於往事的細節部分記得很清楚，「買下單位是因為樓價低，地點好，想做旅客生意，賓館的第一批客人是一家荷蘭人」。自此，她一儲下錢就買重慶大廈的單位，把生活重心轉移到賓館經營方面。「B座五樓B一室是鍾楚紅家，這裏很多老居民是看著她長大的，她去選香港小姐後她家人就把單位賣掉搬走了，後來被人買來做賓館。」林惠龍笑說：「可是做得不怎麼樣，我就租來自己做賓館，留一個小房間和女兒一起住。」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一日，重慶大廈電力變壓房發生爆炸並引發五級大火。大廈停電停水十個晝夜。一向對重慶大廈現狀不聞不問又或感覺無能為力的業主們遭受不少損失，反而激發起他們的家園意識。林惠龍被業主們推選為大廈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帶頭解決問題。後來她更得到業主支持，從二千年起連任五屆法團主席。經過各方努力，半年之後重建了變壓房。
前港督彭定康伉儷前來參觀，惹起轟動。之後，彭定康還給林惠龍寫了封嘉許信。接著，林惠龍開始推動改善大廈衛生環境，以及安裝火災警報滅火系統。二零零零年，推行大維修工程及五年改善計劃。
王家衛偷拍電影
「九三年的時候，王家衛申請來重慶大廈拍電影，當時我做法團主席，擔心拍電影引起混亂，於是拒絕了他。他就進來偷拍，把旁邊的另一幢大廈也拍了進去。這部《重慶森林》反而讓重慶大廈名聲變大，多了不少外國客人。」林惠龍笑說：「我對來拍電影的態度就有了改變，上一年就批准Mr. Bean來重慶大廈拍了個多月，有委員卻認為這是特務電影，害怕外人誤會這裏有特務居住。」
其實重慶大廈並非是一座大廈，而是五幢大廈在一、二、三樓商場部分連接而成，四樓以上是分開的，因此重慶大廈的英文名Chungking Mansions是眾數（複數）。踏入二千年，在林惠龍領導之下大廈管理團隊著手改善治安問題。招攬一批有警務工作背景的人參與管理，設立先進的保安控制中心，陸續安裝了三百多個閉路電視鏡頭，週邊小巷亦被覆蓋。
「我們通過監控熒屏看到可能是販毒或吸毒的，就會立刻通知警方派人來；至於在商場大堂的妓女，會派保安人員去查問她，讓她不勝其煩，之後就不想到這裏來拉客了。」林惠龍談到她的另類管理方法。重慶大廈裏從事販毒、賣淫的給驅趕出去，加上更新了照明系統，整座大廈氛圍為之一新，一掃以往的陰暗昏眩。有時，警方偵查刑事案件時也要借助重慶大廈的閉路電視錄影。
林惠龍在重慶大廈共買了七個單位，一個自住，六個改成賓館有三十六個房間出租。她的賓館在大廈裏是檔次比較高的，房間大小約七、八十平方呎，一晚租金由三百至七百元（約九十美金）不等，隨淡旺季而定。「大廈賓館住客，印巴裔佔四分之一，非洲裔佔四分之一，其他是中國人，歐美的客人少了，可能跟那邊的經濟不好有關係。」至於自己的賓館她表示：「上一年日本客佔七成，今年中國客佔七成。」
「重慶大廈落成以來，外牆從未維修過，今年是第一次進行外牆維修。工程主要是拆除向著彌敦道的外牆冷氣機、鞏固外牆。」林惠龍說。
二成非洲手機來源地
剪綵儀式進行的時候，緊密的商貿活動正在大廈一、二樓商場進行著。二樓商場大部分店舖都從事手機批發生意，不少店舖門口職員正在把廉價電話包裝到一個大箱裏，然後用黃色膠帶封起來。「重慶大廈有五分之一的賓館是專招待非洲客的，因為不同人種有不同的體味。」林惠龍說：「這幾年中國跟非洲的交往多了，很多非洲人住在這裏，到中國買貨，非洲手機有二成是從重慶大廈這裏運過去的。」
「手機都是空運回去，週期比較短，款式更新很快。」Diallo Mohamed Ali說。「其他電子產品就用貨櫃運回非洲，在幾內亞、莫桑比克、安哥拉銷售。平均利潤率百分之五至七，主要是量要大。」三十七歲的Ali是西非幾內亞人，零九年來香港。他是香港非洲人團體主席。這個團體是非牟利組織，為非洲人提供協助和商務諮詢，交港幣二十元會費就可以加入。重慶大廈不少商人都加入了這個組織。
Ali說把公司設在香港不直接到中國大陸去，是因為香港是一個法治地區而且實行自由貿易政策。
二零零七年，重慶大廈被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為亞洲「最佳全球一體化例子」，認為其環境充分體現了文化多元、民族平等、和平共存。從這種意義看，重慶大廈不只是一座大廈，而是一個小社區。「內地公安部門有時會來這裏參觀交流，看看我們怎樣管理多種族的聚居，前年廣州就有黑人族群被歧視而上街示威。」重慶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管理處高級經理梁錦華對於不同族群的治理，有三個心得：「一是掌握溝通方法，有些宗教有族長制度，有事可以先找族長；二是推行措施要考慮週詳，譬如有些洗手間要設有洗屁股的設施，貼出通告時要多國文字具備如巴基斯坦文、印度文等都要有；三是尊重，不要摸人的頭，不要亂拍照。」
在重慶大廈出入的人膚色不同習俗也不同，不時有小摩擦，但在有效的大廈管理之下大都能做到和諧共融，以賺錢致富為目標。Mike就是一個成功致富的例子。他是印度人，一九六七年來香港。九年多後累積了第一桶金，開始在重慶大廈開設自己的店鋪，從中國大陸進口手錶出口到南亞和非洲。
林惠龍說：「Mike起初在重慶大廈幫人做跑腿，現在已有過億財產，住在半山。有十八個單位，是重慶大廈其中一個大業主。」Mike能說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同時有香港和印度身份證，但他說：「我不是香港人也不是印度人，我是重慶人。」
麥高登指出重慶大廈為第三世界人士提供了一個由貧變富的機會，是一道邁向中產階級之梯。他說：「很多香港人都害怕來這裏，我想說明，當我們看到非洲及南亞人在大廈出入時，他們其實是當地的成功人士；而重慶大廈就是他們的天堂。」
第三世界夢想之地
其實，由貧變富並非一件容易的事，來到重慶大廈只是跨出成功的第一步。這是一場競賽，有很多人落敗而回，在供應鏈和銷售鏈的其中一環出了錯就有可能血本無歸。當然並非所有住在重慶大廈的第三世界來客都是為了做生意，不少人是為了找工作。他們有的被迫返回家鄉；有的簽證已過期但冒險留下來打零工；有的則以申請政治難民為由住在重慶大廈。前一陣子其中一些人收取港幣一千元幫人排隊搶購iPone 4s，曾被香港一家傳媒追蹤報道。更有一些做妓女，所得維持生活之後主要匯回家鄉接濟親人。
「做生意賺到錢的，都會在家鄉建大屋。」香港非洲人團體副主席Steve對亞洲週刊說。Steve，三十七歲，西非加納人，現租住重慶大廈一個房間。他二零零五年來香港，主要把中國的成衣和電子產品運回非洲出售。「非洲那邊對手機、電腦、二手車、電單車、成衣等有很大的需求，一部手機來價港幣二百元，在非洲可以賣到一千元。」
重慶大廈為何可以在低層全球化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麥高登認為有三個原因：一是最有購買力的本地香港人不願光顧使大廈租金比香港其他地方低廉；二是第三世界的人入境香港容易；三是中國南部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
第三世界小商人以牟利為目的的行為，讓小宗商品和資金通過重慶大廈這個位於第一世界的節點，在第三世界之間流動起來。「低層全球化」現象彌補了「高層全球化」的不足之處，當很多人都在從事類似的行為時，很多小宗商品和資金繍加起來，長年累月即達到規模效應，逐漸惠及佔全球人口七成的第三世界。重慶大廈亦因此聲名遠播，尤其在非洲和南亞。Steve說：「我們加納那邊都知道Chungking Mansions，他們以為是一座城市，來到一看才啊的一聲說怎麼只是一座大廈。」
麥高登對重慶大廈的管理讚不絕口：「我十分感激大廈法團管理，在這十年間升級大廈和改善管理，延長大廈的壽命及改變它在港人心目中的形象；我預期大廈仍能以其獨有模式延續下去，若香港失去這地方將會十分可惜。」
在低層全球化的進程中，重慶大廈是一個重要的平台，小商人們在這平台上盡情揮灑自己的營商才能，而林惠龍則扮演一個管家般的角色，維持平台的流暢運作。為重慶大廈裏的非洲同胞問題經常與林惠龍接觸的Steve說：「林主席果斷，很有領導能力。」
林惠龍說：「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每當他回首往事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悔恨，也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羞恥。」這是前蘇聯知名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主人翁保爾‧柯察金說的一句話，中國大陸那段狂熱年代風行的事物在她身上打下印記，而她攫取了其中積極的部分織入自己的人生。
她打理自己的賓館生意，並且積極參與社區工作，她的名片上印滿油尖旺區多個委員會的名銜。為社區服務使她獲得香港社會廣泛的認同。二零零九年，香港特首曾蔭權頒發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給林惠龍。她的人生在重慶大廈取得成功，一談起重慶大廈，她就充滿自豪感：「第三世界來的人不知道有半島酒店，但沒有人不曉得重慶大廈。」
一批商人和一個女人的奮鬥，最初只是為一己命運而努力，最終卻改善了更為廣闊的人們的生活。
竣工典禮結束之後，人潮散去，我們在大廈門口遇到Richard Lamb。一說起重慶大廈，Lamb就表現得很雀躍：「重慶大廈非常有個性，又夠多元化，你看週圍都是高樓，越建越高，全都一模一樣。」他帶我們到他住的房間參觀，等電梯等了很久才來到十六樓的一間旅舍。旅舍的牆上貼著幾張紙，用很大的黑體字寫著：「$65 up」。Lamb指著床鋪說：「二十多年前我來香港，一個床位只需二十五元。」
他表示每次來香港都會住在重慶大廈，以這裏為落腳點，出發到週邊地區旅行，然後再回來這裏。目前這個階段，他已陸陸續續在香港住了三年多，他說十二月中會回澳洲，過聖誕節。
Thursday 8 December 2011
周日話題﹕人們如何吃掉自己 ——關於《天與地》的隱喻
BY 韓麗珠
【明報專訊】據說，那齣電視劇有一個人吃人的場面，我一直在想像，那會如何呈現，直至我開啟網站裏的熒光幕，發現那是一個支撐整齣劇集的巨大隱喻，關於人們如何逐漸吃掉曾經美好的他人、社會和自我，這使我忍不住一直看下去。
贖罪者、吃人者和盲目者
他們本來一起夾band，然後起行征服雪山，被大風雪圍困，四野無人，求救無門，飢寒交迫的情下，傷重而還沒有死去的家明，便被其餘三人瓜分果腹。作為樂隊的核心人物，家明對音樂的熱誠和理想的追求最熱切，在各人被現實環境而對前路充滿懷疑時發揮凝聚維繫的作用，被三人分吃了的，其實不止一個人，還有他們投身樂隊時懷單純理想和盼望的，那一部分的自己。
三人從雪山下來後分道揚鑣。提議吃人的鼓佬，在事件發生後悔疚不已，以贖罪者的心態，加入工會為被剝削的工人爭取權益，在一次抗爭中絕食時，被同行伙伴苦勸以身體為重，他卻以堅定的言辭，表示自己寧願活生生餓死，也不會放棄。同時，觀眾卻可以透過鏡頭，看到在他的想像裏，與他爭辯的，再也不是伙伴，而是當年力勸友人吃掉同伴的自己。矛盾一直存在於他心裏，令他鄙視痛恨的。在雪山事件後炒賣黑巿期指成了富戶的黑仔，其實只是他不願面對的自己的投射而已。
本來視金錢為俗物的黑仔，被鼓佬說服吃了同伴之後，似乎完全順從了內心黑暗殘暴的面向，無論是親近如情人，或疏遠如散戶，也盡情欺騙壓榨，以獲得最大的利益。在隱喻裏，他擔當「吃人者」的角色，但每一次當他想起家明（那被他吃掉了的某部分自己），他的鼻血還是會而下。身體在提示他，深藏的不安還沒有過去。
事件後失憶的Ronnie，則代表一種盲目的力量。在雪山上，當黑仔或鼓佬為了吃或不吃而爭持不休，發高熱的他，在無意識情下，已手起刀落，宰了家明。下山後，他卻完全失去那一部分的記憶，在三人之中，他活得最輕鬆自在，在華爾街當精算師後，被高薪挖角回流香港，很快，他便以投資所得賺取足夠金錢提早退休（他既不是名正言順地行惡的股巿大鱷，也不存在良心責備，但投資所獲利益，其實也就是別人在股巿上輸掉了的金錢），而且擁有像夢幻般幸福的家庭。他過的生活是不少人的夢想和渴望，但諷刺的是，這全依仗對自己的殘忍一無所覺，才能得到。
美好只存在於消逝了的時空
鏡頭一直帶領觀眾出入於角色的心象和現實的景像之間，有時候是明顯不過的時空跳接，有時候，現實的景觀，便是他們的心象，例如窗外的風光。
始終無法忘記早逝愛人家明的梓恩，在許多失眠的晚上獨坐寬闊的窗子前，窗外是伸手可及的低矮而殘舊的樓宇；鼓佬在家裏做飯或在工會辦公室深宵加班，窗外都是面目骯髒悲哀，仍未拆卸的唐樓；黑仔較富裕，家中有寬敞的露台，可以看見一角面積較大的天空，但對面近在咫尺的大廈，仍然充滿壓迫感；只有Ronnie的家，舒適潔淨，鏡頭卻從未轉向窗外（直至他先天性的眼疾逐漸嚴重，而閉目練習觸摸點字時，觀眾才看到他身旁的窗子，外面是典型東方之珠式的高樓大廈璀璨燈光）。在看不到窗外的室內所上演的一幕幕和諧溫馨家庭戲碼，跟他的妻子為了給他的目盲作準備而一再到街上練習駕駛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當他染疾的眼睛漸漸被黑暗包圍，而不得不探索內在深處的記憶盲點，駕駛技術欠佳的妻子也不得不離開安全的房子，狼狽地在車窗外兇險的街道找尋出路。
鏡頭在過去和現在的兩個時空之間來回跳接，在劇集裏，美好光明，令人珍惜的東西只存在於已經消逝的過去。年少的時空裏，仍然活的家明，是鋪設電話線的職員（他的職業和以積極正面能量感染四周的本人相對應），梓恩在街上，依靠家明接通電話到Dr. Dylan主持的電台節目，點唱給吵架中的友人鼓佬和女友詠儀，希望二人和好；現在的時空裏，宣揚音樂和人生同樣應該抱時Rock n Roll精神「獨立精神、抗拒建制、自由、愛、勇往直前」的Dr. Dylan卻被電台高層認為不合時宜而辭退。在劇集裏，擁抱「獨立精神、抗拒建制、自由、愛、勇往直前」的Dr. Dylan其實跟早已死去的家明，同樣被刻劃得薄弱而片面，他們的作用是為其餘角色提供一種心理補償，一種緬懷過去的理由，使其餘角色面對滿目瘡痍的當下和自身，仍保有一個原因，不願妥協。
他人只是自我蒼白的投射
劇集的開首，吃人場面還沒有出現之前，是兩位女角梓恩和詠儀在迷失的感情關係裏進行尋索的情節。梓恩戀上了不斷對她說「生活中已經有許多挫折，我們不要輕易妥協」的情人，但跟他做愛之後，卻因為丟了手上婚戒而慌忙翻遍屋子；詠儀坐在情人的車子上，過了愉快的一晚後，看見路旁被吹翻了的印有丈夫照片的橫額，仍忍不住下車整理。
我想知道的是，作為人吃人事件的旁觀者/受害者，劇中的女性被放置在怎樣的位置。
【明報專訊】據說，那齣電視劇有一個人吃人的場面，我一直在想像，那會如何呈現，直至我開啟網站裏的熒光幕，發現那是一個支撐整齣劇集的巨大隱喻，關於人們如何逐漸吃掉曾經美好的他人、社會和自我，這使我忍不住一直看下去。
贖罪者、吃人者和盲目者
他們本來一起夾band，然後起行征服雪山，被大風雪圍困，四野無人，求救無門，飢寒交迫的情下，傷重而還沒有死去的家明，便被其餘三人瓜分果腹。作為樂隊的核心人物，家明對音樂的熱誠和理想的追求最熱切，在各人被現實環境而對前路充滿懷疑時發揮凝聚維繫的作用，被三人分吃了的，其實不止一個人，還有他們投身樂隊時懷單純理想和盼望的，那一部分的自己。
三人從雪山下來後分道揚鑣。提議吃人的鼓佬，在事件發生後悔疚不已，以贖罪者的心態，加入工會為被剝削的工人爭取權益，在一次抗爭中絕食時，被同行伙伴苦勸以身體為重，他卻以堅定的言辭，表示自己寧願活生生餓死，也不會放棄。同時，觀眾卻可以透過鏡頭，看到在他的想像裏，與他爭辯的，再也不是伙伴，而是當年力勸友人吃掉同伴的自己。矛盾一直存在於他心裏，令他鄙視痛恨的。在雪山事件後炒賣黑巿期指成了富戶的黑仔，其實只是他不願面對的自己的投射而已。
本來視金錢為俗物的黑仔，被鼓佬說服吃了同伴之後，似乎完全順從了內心黑暗殘暴的面向，無論是親近如情人，或疏遠如散戶，也盡情欺騙壓榨，以獲得最大的利益。在隱喻裏，他擔當「吃人者」的角色，但每一次當他想起家明（那被他吃掉了的某部分自己），他的鼻血還是會而下。身體在提示他，深藏的不安還沒有過去。
事件後失憶的Ronnie，則代表一種盲目的力量。在雪山上，當黑仔或鼓佬為了吃或不吃而爭持不休，發高熱的他，在無意識情下，已手起刀落，宰了家明。下山後，他卻完全失去那一部分的記憶，在三人之中，他活得最輕鬆自在，在華爾街當精算師後，被高薪挖角回流香港，很快，他便以投資所得賺取足夠金錢提早退休（他既不是名正言順地行惡的股巿大鱷，也不存在良心責備，但投資所獲利益，其實也就是別人在股巿上輸掉了的金錢），而且擁有像夢幻般幸福的家庭。他過的生活是不少人的夢想和渴望，但諷刺的是，這全依仗對自己的殘忍一無所覺，才能得到。
美好只存在於消逝了的時空
鏡頭一直帶領觀眾出入於角色的心象和現實的景像之間，有時候是明顯不過的時空跳接，有時候，現實的景觀，便是他們的心象，例如窗外的風光。
始終無法忘記早逝愛人家明的梓恩，在許多失眠的晚上獨坐寬闊的窗子前，窗外是伸手可及的低矮而殘舊的樓宇；鼓佬在家裏做飯或在工會辦公室深宵加班，窗外都是面目骯髒悲哀，仍未拆卸的唐樓；黑仔較富裕，家中有寬敞的露台，可以看見一角面積較大的天空，但對面近在咫尺的大廈，仍然充滿壓迫感；只有Ronnie的家，舒適潔淨，鏡頭卻從未轉向窗外（直至他先天性的眼疾逐漸嚴重，而閉目練習觸摸點字時，觀眾才看到他身旁的窗子，外面是典型東方之珠式的高樓大廈璀璨燈光）。在看不到窗外的室內所上演的一幕幕和諧溫馨家庭戲碼，跟他的妻子為了給他的目盲作準備而一再到街上練習駕駛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當他染疾的眼睛漸漸被黑暗包圍，而不得不探索內在深處的記憶盲點，駕駛技術欠佳的妻子也不得不離開安全的房子，狼狽地在車窗外兇險的街道找尋出路。
鏡頭在過去和現在的兩個時空之間來回跳接，在劇集裏，美好光明，令人珍惜的東西只存在於已經消逝的過去。年少的時空裏，仍然活的家明，是鋪設電話線的職員（他的職業和以積極正面能量感染四周的本人相對應），梓恩在街上，依靠家明接通電話到Dr. Dylan主持的電台節目，點唱給吵架中的友人鼓佬和女友詠儀，希望二人和好；現在的時空裏，宣揚音樂和人生同樣應該抱時Rock n Roll精神「獨立精神、抗拒建制、自由、愛、勇往直前」的Dr. Dylan卻被電台高層認為不合時宜而辭退。在劇集裏，擁抱「獨立精神、抗拒建制、自由、愛、勇往直前」的Dr. Dylan其實跟早已死去的家明，同樣被刻劃得薄弱而片面，他們的作用是為其餘角色提供一種心理補償，一種緬懷過去的理由，使其餘角色面對滿目瘡痍的當下和自身，仍保有一個原因，不願妥協。
他人只是自我蒼白的投射
劇集的開首，吃人場面還沒有出現之前，是兩位女角梓恩和詠儀在迷失的感情關係裏進行尋索的情節。梓恩戀上了不斷對她說「生活中已經有許多挫折，我們不要輕易妥協」的情人，但跟他做愛之後，卻因為丟了手上婚戒而慌忙翻遍屋子；詠儀坐在情人的車子上，過了愉快的一晚後，看見路旁被吹翻了的印有丈夫照片的橫額，仍忍不住下車整理。
我想知道的是，作為人吃人事件的旁觀者/受害者，劇中的女性被放置在怎樣的位置。
Thursday 20 October 2011
主頁 > 世紀
世紀．文字江湖﹕新規劃，亂雜雜
2011年10月14日 (五)
【 明 報 專 訊 】 住 大 埔 的 網 友 告 知 ， 上 次 寫 的 那 家 在 大 榮 里 的 街 坊 衣 服 店 ， 已 於 十 月 五 日 結 業 ， 即 文 章 刊 登 翌 日 。 他 說 ， 該 店 在 九 月 底 貼 出 「 最 後 數 日 減 價 」 的 告 白 ， 他 不 以 為 然 ， 幫 襯 了 之 後 ， 才 曉 得 結 業 告 示 是 真 的 。 記 憶 所 及 ， 該 店 在 該 處 至 少 十 年 。
自 從 大 埔 綜 合 大 樓 在 二 四 年 啟 用 之 後 ， 附 近 街 道 店 舖 租 金 就 一 直 上 升 ， 逼 走 了 微 中 取 利 的 街 坊 老 店 。 綜 合 大 樓 有 大 埔 墟 街 市 及 熟 食 中 心 ， 圖 書 館 和 康 樂 設 施 如 羽 毛 球 場 等 。 樓 內 亦 有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土 地 註 冊 處 等 辦 事 處 。 這 些 本 來 是 散 落 在 大 埔 墟 幾 個 街 區 的 。
綜 合 大 樓 將 幾 個 街 區 的 人 客 集 中 ， 造 就 龐 大 人 流 。 然 而 ， 將 幾 個 街 區 的 人 流 搬 來 一 所 綜 合 大 樓 ， 也 等 同 於 謀 殺 了 幾 條 街 或 整 個 區 域 的 生 機 。 新 綜 合 大 樓 的 鋼 鐵 玻 璃 建 築 ， 尖 角 展 開 ， 恰 似 一 艘 在 孤 海 中 的 航 空 母 艦 。
舊 的 大 埔 街 市 是 樸 實 簡 單 的 平 房 建 築 ， 位 於 寶 鄉 街 ， 連 接 住 富 善 街 的 太 和 墟 。 新 的 綜 合 大 樓 無 疑 新 穎 ， 但 不 在 舊 街 市 的 原 址 興 建 ， 舊 街 市 拆 卸 之 後 變 成 停 車 場 ， 富 善 街 的 店 舖 變 得 單 薄 ， 顧 客 流 失 到 新 街 市 去 。 往 昔 大 埔 的 新 街 市 與 舊 墟 市 鄰 接 的 良 好 規 劃 就 白 白 糟 蹋 了 。
大 埔 綜 合 大 樓 的 原 址 ( 鄉 事 會 道 八 號 ) 是 水 泥 地 的 足 球 場 和 籃 球 場 。 在 大 埔 教 書 的 歲 月 ， 久 不 久 就 帶 學 校 足 球 隊 的 落 場 踢 球 。 年 宵 花 市 也 在 球 場 舉 行 ， 在 火 車 上 可 以 看 到 球 場 上 喜 氣 洋 洋 的 新 年 氣 氛 。 可 惜 到 了 一 九 九 六 年 底 ， 足 球 場 圍 了 板 要 拆 ， 說 要 興 建 什 麼 市 政 局 式 的 多 層 街 市 大 樓 ， 心 裏 便 知 道 九 七 之 後 ， 香 港 落 入 港 共 手 上 ， 凶 多 吉 少 。 情 有 點 似 現 在 灣 仔 的 修 頓 球 場 一 旦 改 成 所 謂 多 層 的 綜 合 大 樓 ， 也 是 凶 多 吉 少 。
一 片 平 地 的 公 共 空 間 感 覺 ， 並 不 是 乘 以 十 倍 使 用 面 積 的 多 層 公 共 大 廈 可 以 比 擬 的 。 大 埔 球 場 原 本 是 平 地 ， 寶 鄉 街 的 舊 街 市 也 是 平 地 ， 上 水 石 湖 墟 的 舊 街 市 ( 新 康 街 附 近 ) 也 是 平 地 。 如 今 通 往 綜 合 大 樓 的 大 光 里 也 開 了 很 多 蔬 果 店 、 肉 食 店 和 雜 貨 店 ， 攔 截 顧 客 ， 始 終 市 民 是 喜 歡 在 平 地 的 街 舖 觀 望 和 幫 襯 的 。 通 往 上 水 新 綜 合 街 市 ( 智 昌 路 的 石 湖 墟 綜 合 大 樓 ) 的 一 條 小 街 ─ ─ 龍 琛 里 ， 也 佈 滿 攔 截 人 流 的 蔬 果 店 、 肉 食 店 和 小 販 攤 。
八 月 十 五 日 下 午 約 了 雜 誌 社 訪 問 富 善 街 ， 在 一 家 山 貨 瓷 器 店 坐 下 。 山 貨 是 山 裏 來 的 貨 ， 指 竹 器 和 木 器 ， 店 內 除 了 客 家 涼 帽 ， 還 有 杉 片 做 的 嫁 妝 吉 祥 物 「 子 孫 桶 」 和 竹 篾 織 造 的 米 斗 ， 高 身 的 鐵 耳 瓦 茶 壺 也 是 少 見 的 。 老 闆 娘 是 客 家 阿 婆 ， 我 與 她 用 鄉 音 交 談 ， 格 外 親 切 。 她 說 ， 以 前 舊 火 車 站 就 在 富 善 街 對 上 ， 客 人 不 疏 落 也 不 擠 擁 ， 久 不 久 就 來 幾 個 客 買 貨 ， 如 長 流 水 。 一 九 八 三 年 火 車 站 搬 走 ， 生 意 也 不 太 壞 ， 但 九 七 之 後 ， 好 似 亂 雜 雜 的 ， 客 人 疏 落 ， 每 日 只 做 到 幾 百 元 生 意 ， 結 業 又 可 惜 ， 令 她 心 裏 慌 張 。 我 告 訴 她 ， 舊 街 市 拆 了 ， 新 街 市 又 不 在 原 址 ， 客 人 扯 走 了 。 她 聽 後 恍 然 大 悟 ， 好 像 被 人 騙 了 的 樣 子 。 至 於 我 ， 只 是 想 起 她 那 句 客 家 諺 語 「 亂 雜 雜 」 ， 放 眼 外 望 ， 門 庭 寥 落 ， 感 覺 是 兵 荒 馬 亂 。
大 埔 墟 本 來 的 規 劃 很 有 條 理 ， 是 累 加 式 的 ， 外 圍 建 造 屋 ， 內 鎮 並 無 拆 卸 ， 新 舊 並 存 ， 互 相 競 爭 和 補 足 。 可 惜 九 七 來 了 ， 官 僚 歪 風 加 地 產 霸 權 ， 總 是 用 新 的 殺 死 舊 的 ， 將 舊 的 街 市 、 街 舖 、 文 化 場 館 和 政 府 部 門 的 人 流 集 中 在 一 個 大 樓 裏 面 ， 這 當 然 可 以 保 證 使 用 率 ， 證 明 官 僚 和 區 議 會 的 成 效 ， 卻 殺 死 了 原 本 散 落 在 各 街 道 的 繁 華 。 香 港 官 僚 和 地 產 霸 權 的 能 力 ， 就 不 過 如 納 粹 黨 一 樣 ， 將 社 區 和 街 道 的 繁 華 困 在 高 樓 的 集 中 營 來 榨 取 價 值 。 官 商 勾 結 ， 食 老 本 ， 無 以 為 繼 ， 這 就 是 香 港 九 七 之 後 的 困 局 。 法 西 斯 的 美 學 風 格 ， 就 顯 示 在 那 綜 合 大 樓 的 航 空 母 艦 式 建 築 之 上 。
[ 文 ． 陳 雲 ]
世紀．文字江湖﹕新規劃，亂雜雜
2011年10月14日 (五)
【 明 報 專 訊 】 住 大 埔 的 網 友 告 知 ， 上 次 寫 的 那 家 在 大 榮 里 的 街 坊 衣 服 店 ， 已 於 十 月 五 日 結 業 ， 即 文 章 刊 登 翌 日 。 他 說 ， 該 店 在 九 月 底 貼 出 「 最 後 數 日 減 價 」 的 告 白 ， 他 不 以 為 然 ， 幫 襯 了 之 後 ， 才 曉 得 結 業 告 示 是 真 的 。 記 憶 所 及 ， 該 店 在 該 處 至 少 十 年 。
自 從 大 埔 綜 合 大 樓 在 二 四 年 啟 用 之 後 ， 附 近 街 道 店 舖 租 金 就 一 直 上 升 ， 逼 走 了 微 中 取 利 的 街 坊 老 店 。 綜 合 大 樓 有 大 埔 墟 街 市 及 熟 食 中 心 ， 圖 書 館 和 康 樂 設 施 如 羽 毛 球 場 等 。 樓 內 亦 有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土 地 註 冊 處 等 辦 事 處 。 這 些 本 來 是 散 落 在 大 埔 墟 幾 個 街 區 的 。
綜 合 大 樓 將 幾 個 街 區 的 人 客 集 中 ， 造 就 龐 大 人 流 。 然 而 ， 將 幾 個 街 區 的 人 流 搬 來 一 所 綜 合 大 樓 ， 也 等 同 於 謀 殺 了 幾 條 街 或 整 個 區 域 的 生 機 。 新 綜 合 大 樓 的 鋼 鐵 玻 璃 建 築 ， 尖 角 展 開 ， 恰 似 一 艘 在 孤 海 中 的 航 空 母 艦 。
舊 的 大 埔 街 市 是 樸 實 簡 單 的 平 房 建 築 ， 位 於 寶 鄉 街 ， 連 接 住 富 善 街 的 太 和 墟 。 新 的 綜 合 大 樓 無 疑 新 穎 ， 但 不 在 舊 街 市 的 原 址 興 建 ， 舊 街 市 拆 卸 之 後 變 成 停 車 場 ， 富 善 街 的 店 舖 變 得 單 薄 ， 顧 客 流 失 到 新 街 市 去 。 往 昔 大 埔 的 新 街 市 與 舊 墟 市 鄰 接 的 良 好 規 劃 就 白 白 糟 蹋 了 。
大 埔 綜 合 大 樓 的 原 址 ( 鄉 事 會 道 八 號 ) 是 水 泥 地 的 足 球 場 和 籃 球 場 。 在 大 埔 教 書 的 歲 月 ， 久 不 久 就 帶 學 校 足 球 隊 的 落 場 踢 球 。 年 宵 花 市 也 在 球 場 舉 行 ， 在 火 車 上 可 以 看 到 球 場 上 喜 氣 洋 洋 的 新 年 氣 氛 。 可 惜 到 了 一 九 九 六 年 底 ， 足 球 場 圍 了 板 要 拆 ， 說 要 興 建 什 麼 市 政 局 式 的 多 層 街 市 大 樓 ， 心 裏 便 知 道 九 七 之 後 ， 香 港 落 入 港 共 手 上 ， 凶 多 吉 少 。 情 有 點 似 現 在 灣 仔 的 修 頓 球 場 一 旦 改 成 所 謂 多 層 的 綜 合 大 樓 ， 也 是 凶 多 吉 少 。
一 片 平 地 的 公 共 空 間 感 覺 ， 並 不 是 乘 以 十 倍 使 用 面 積 的 多 層 公 共 大 廈 可 以 比 擬 的 。 大 埔 球 場 原 本 是 平 地 ， 寶 鄉 街 的 舊 街 市 也 是 平 地 ， 上 水 石 湖 墟 的 舊 街 市 ( 新 康 街 附 近 ) 也 是 平 地 。 如 今 通 往 綜 合 大 樓 的 大 光 里 也 開 了 很 多 蔬 果 店 、 肉 食 店 和 雜 貨 店 ， 攔 截 顧 客 ， 始 終 市 民 是 喜 歡 在 平 地 的 街 舖 觀 望 和 幫 襯 的 。 通 往 上 水 新 綜 合 街 市 ( 智 昌 路 的 石 湖 墟 綜 合 大 樓 ) 的 一 條 小 街 ─ ─ 龍 琛 里 ， 也 佈 滿 攔 截 人 流 的 蔬 果 店 、 肉 食 店 和 小 販 攤 。
八 月 十 五 日 下 午 約 了 雜 誌 社 訪 問 富 善 街 ， 在 一 家 山 貨 瓷 器 店 坐 下 。 山 貨 是 山 裏 來 的 貨 ， 指 竹 器 和 木 器 ， 店 內 除 了 客 家 涼 帽 ， 還 有 杉 片 做 的 嫁 妝 吉 祥 物 「 子 孫 桶 」 和 竹 篾 織 造 的 米 斗 ， 高 身 的 鐵 耳 瓦 茶 壺 也 是 少 見 的 。 老 闆 娘 是 客 家 阿 婆 ， 我 與 她 用 鄉 音 交 談 ， 格 外 親 切 。 她 說 ， 以 前 舊 火 車 站 就 在 富 善 街 對 上 ， 客 人 不 疏 落 也 不 擠 擁 ， 久 不 久 就 來 幾 個 客 買 貨 ， 如 長 流 水 。 一 九 八 三 年 火 車 站 搬 走 ， 生 意 也 不 太 壞 ， 但 九 七 之 後 ， 好 似 亂 雜 雜 的 ， 客 人 疏 落 ， 每 日 只 做 到 幾 百 元 生 意 ， 結 業 又 可 惜 ， 令 她 心 裏 慌 張 。 我 告 訴 她 ， 舊 街 市 拆 了 ， 新 街 市 又 不 在 原 址 ， 客 人 扯 走 了 。 她 聽 後 恍 然 大 悟 ， 好 像 被 人 騙 了 的 樣 子 。 至 於 我 ， 只 是 想 起 她 那 句 客 家 諺 語 「 亂 雜 雜 」 ， 放 眼 外 望 ， 門 庭 寥 落 ， 感 覺 是 兵 荒 馬 亂 。
大 埔 墟 本 來 的 規 劃 很 有 條 理 ， 是 累 加 式 的 ， 外 圍 建 造 屋 ， 內 鎮 並 無 拆 卸 ， 新 舊 並 存 ， 互 相 競 爭 和 補 足 。 可 惜 九 七 來 了 ， 官 僚 歪 風 加 地 產 霸 權 ， 總 是 用 新 的 殺 死 舊 的 ， 將 舊 的 街 市 、 街 舖 、 文 化 場 館 和 政 府 部 門 的 人 流 集 中 在 一 個 大 樓 裏 面 ， 這 當 然 可 以 保 證 使 用 率 ， 證 明 官 僚 和 區 議 會 的 成 效 ， 卻 殺 死 了 原 本 散 落 在 各 街 道 的 繁 華 。 香 港 官 僚 和 地 產 霸 權 的 能 力 ， 就 不 過 如 納 粹 黨 一 樣 ， 將 社 區 和 街 道 的 繁 華 困 在 高 樓 的 集 中 營 來 榨 取 價 值 。 官 商 勾 結 ， 食 老 本 ， 無 以 為 繼 ， 這 就 是 香 港 九 七 之 後 的 困 局 。 法 西 斯 的 美 學 風 格 ， 就 顯 示 在 那 綜 合 大 樓 的 航 空 母 艦 式 建 築 之 上 。
[ 文 ． 陳 雲 ]
Monday 17 October 2011
打地氣
(2011年10月18日)
馬鈴薯放在牆角會發芽，薑和洋蔥在籃裡放久了，也會發芽。蒜頭燻過硫磺，不會發芽。有生機的東西，擱在地上便發芽。兒時在元朗鄉村，貓狗雞鴨害了重病，無法用草藥或者西藥醫治，便丟在庭院角落，由得他們臥地，有的自己識得找草食找水飲，自己救回自己，有些等死，有的在地上躺了幾日，奄奄一息，忽然還陽，起來走動。鄉下人稱之為打地氣。現在中環就有人臥地，為資本主義打地氣。
中國民間聰明，永遠有Plan B。天有好生之德，上天都離棄了，怎辦？還有地啊，地載萬物，為滋養之母，丟在地上，吸了地氣便有一線生機。
近日著書，早上精神困倦，便想到打地氣的土法，七點起來頭腦混沌，便做些閒雜事，偶然寫一兩段，九點幾，倦了，便在地上鋪席，小睡半小時，之後神清氣爽，龍精虎猛，可以寫到四五點。雖然住在高樓，不觸地，然而心理上也是打地氣。方法是伸展和振動肩膀和腰胯，將人身傳動肌力的兩大關節放鬆，之後靜觀呼吸而入睡。小死一回，告別煩囂。
睡覺與醒覺，都是一個覺字，轉了讀音而已。試驗了幾日，發現清醒時候雜念多，難做事，迷迷懵懵反而可以集中精神做一件事，例如覆信、撰寫講稿等，早上做了這些閒雜小事，清醒的時候便可以集中創作了。
早上操勞之後小睡，乃蘇東坡養生之道，大學士自然有名堂，叫「回籠覺」。東坡養生，首重豁達，凡事不記掛於心，呵呵度日，其次是交遊散心，與老友、妾侍和禪師談話，之後才是重飲食，多沐浴。重飲食非求佳餚美饌，而是就地取材，不時不食，貶官到黃州，就用當地的鮮竹筍、鮮魚和燉豬肉做養生之資。除了早上的回籠覺，也有午睡。在杭州當太守時，便溜到寺廟中解開上衣，舒服地睡個午覺，也在寺廟沐浴，宋代寺廟有浴室，有的還有山泉水可用。
打地氣是死裡求生，亂世做人，也是一樣。蘇東坡曾夢見自己前世是五祖寺的戒禪師。中年之後，恬淡無求，後來參禪開悟，為東林常總禪師的法嗣。他亦念佛求往生極樂，每到一處，隨身攜帶一軸阿彌陀佛聖像，謂：「此軾往生公據也。」
滾滾紅塵，隨遇而安，了生死，出三界，才是人生大事。
陳雲
馬鈴薯放在牆角會發芽，薑和洋蔥在籃裡放久了，也會發芽。蒜頭燻過硫磺，不會發芽。有生機的東西，擱在地上便發芽。兒時在元朗鄉村，貓狗雞鴨害了重病，無法用草藥或者西藥醫治，便丟在庭院角落，由得他們臥地，有的自己識得找草食找水飲，自己救回自己，有些等死，有的在地上躺了幾日，奄奄一息，忽然還陽，起來走動。鄉下人稱之為打地氣。現在中環就有人臥地，為資本主義打地氣。
中國民間聰明，永遠有Plan B。天有好生之德，上天都離棄了，怎辦？還有地啊，地載萬物，為滋養之母，丟在地上，吸了地氣便有一線生機。
近日著書，早上精神困倦，便想到打地氣的土法，七點起來頭腦混沌，便做些閒雜事，偶然寫一兩段，九點幾，倦了，便在地上鋪席，小睡半小時，之後神清氣爽，龍精虎猛，可以寫到四五點。雖然住在高樓，不觸地，然而心理上也是打地氣。方法是伸展和振動肩膀和腰胯，將人身傳動肌力的兩大關節放鬆，之後靜觀呼吸而入睡。小死一回，告別煩囂。
睡覺與醒覺，都是一個覺字，轉了讀音而已。試驗了幾日，發現清醒時候雜念多，難做事，迷迷懵懵反而可以集中精神做一件事，例如覆信、撰寫講稿等，早上做了這些閒雜小事，清醒的時候便可以集中創作了。
早上操勞之後小睡，乃蘇東坡養生之道，大學士自然有名堂，叫「回籠覺」。東坡養生，首重豁達，凡事不記掛於心，呵呵度日，其次是交遊散心，與老友、妾侍和禪師談話，之後才是重飲食，多沐浴。重飲食非求佳餚美饌，而是就地取材，不時不食，貶官到黃州，就用當地的鮮竹筍、鮮魚和燉豬肉做養生之資。除了早上的回籠覺，也有午睡。在杭州當太守時，便溜到寺廟中解開上衣，舒服地睡個午覺，也在寺廟沐浴，宋代寺廟有浴室，有的還有山泉水可用。
打地氣是死裡求生，亂世做人，也是一樣。蘇東坡曾夢見自己前世是五祖寺的戒禪師。中年之後，恬淡無求，後來參禪開悟，為東林常總禪師的法嗣。他亦念佛求往生極樂，每到一處，隨身攜帶一軸阿彌陀佛聖像，謂：「此軾往生公據也。」
滾滾紅塵，隨遇而安，了生死，出三界，才是人生大事。
陳雲
Sunday 9 October 2011
蘭德公司：202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窮的國家
美國的蘭德公司對于絕大多數中國人而言，或聞所未聞的。而正是這個公司，在60年前，由于准確預測“一旦美國參與朝鮮戰爭，中國必將出兵朝鮮”，一炮走紅，從此確立了蘭德公司世界第一智庫的顯赫地位。它可以說是當今美國乃至世界最負盛名的決策咨詢機搆。
聲明：此報告不代表任何政治立場，只具有其參考價值，思考比評價更重要。
----蘭德公司報告
（一） 中國人不了解他們作為社會個體應該對國家和社會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
普通中國人通常只關心他們的家庭和親屬，中國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緣關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個理性的社會基礎之上。中國人只在乎他們直系親屬的福址，對與自己毫不相關的人所遭受的苦難則視而不見。
毫無疑問，這種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道德觀勢必導致自私，冷酷，這種自私和冷酷已經成為阻礙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最關鍵因素。
（二）中國人是世界上少數沒有信仰的可怕國家之一。
中國人沒有自己的信仰，這導致自我泛濫，缺少約束，缺少統一的精神支柱，他們沒有通一規范的道德意識和真理意識，每個人只相信他自己，每個人按自己的意志確立行為，每個人都有他自己行為的道理，這導致中國人在各個行業和生活領域中沒有統一意識。
中國是無神論國度，大多數人接受的是無神論者教育，蔑視宗教信仰，把宗教信仰當做迷信，精神領域沒有共同的凝聚和約束。大部分人，他們堅持認為自己是無神論者，其實質行為上卻是泛神論者，在中國，拜鬼現象非常普遍。
由于缺乏信仰，中國人沒有罪惡感，沒有虧欠和內疚感，只要犯罪不被知道，就是無罪，這導致中國人在內部矛盾分歧時，在人性中的殘忍和冷漠，縱觀中國整個曆史，最殘忍的爭斗和屠殺都來自于他們內部自己。
（三）中國人所說的政治除了欺騙和背叛沒有其它東西。
中國從來就沒有成為一個法制社會，因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守法行為格格不入。中國人老想走捷徑。他們不明白這樣一個事實：即成就來自于與努力工作和犧牲。
在中國，人情高于法律，導致一代又一代人在徇私枉法貪贓受賄的社會不公正和法律不公正中互相效法模仿，徇私枉法成為中國人的傳統。 在中國，政治斗爭是罕見殘酷而無情的，政治斗爭讓中國一代一代人失去人性。
（四）大多數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學到過什么\是體面和尊敬的生活意義。
中國人傾向于索取而不給予。他們需要明白一個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給予社會和你的人類同胞多少。
大多數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學到過什么\是體面和尊敬的生活意義。
中國人普遍不懂得如何為了個人和社會的福址去進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潛意識里，中國人視他們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從而獲得別人的認知。這樣一來，一個人就會對“保有面子”這樣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滿足。“面子”是中國人心理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它已經成為了中國人難以克服的障礙，阻礙中國人接受真理并嘗試富有意義的生活。
這個應受譴責的習性使得中國人生來就具有無情和自私的特點，它已成為中國落后的主要原因。中國人沒有勇氣追求他們認為正確的事情。首先，他們沒有從錯誤中篩選正確事物的能力，因為他們的思想被貪婪所占據。再有，就算他們有能力篩選出正確的事情，他們也缺乏勇氣把真理化為實踐。
中國人習慣接受廉價和免費的事物，他們總是夢想奇跡或者好運，因為他們不願意付出努力，他們總想不勞而獲。很少有中國人明白一個事實，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過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犧牲實現的，不付出就沒有所得。簡單來說，如果是為了謀生，那一個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為了生活，一個人必須要去奉獻。
為了掩飾中國目前的失業，貧窮，驚人的資源浪費等現實，中國政府編造出一串數字來把中國打扮成一個經濟上欣欣向榮的國家。這樣做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吸引更多的外國資本來填補中國的這個無底洞。
所以當人們下次聽到中國政府所宣布的經濟高增長率等數字時應該想想這些臆想出來的數字是否正常。我們不能忘記我們不得不為這個中國政府粉飾的表面上繁榮的偽資本主義國家付出什么\樣的代價。
（五）中國人的價值觀建立在私欲之中。
由于在貧窮的環境下生長并且缺少應有的教育，大多數中國人不懂得優雅的舉止和基本的禮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著裝笨拙粗鄙卻不感到害羞。
他們在青少年時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說謊并從別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與別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中國是一個物產丰富的國家。但無限制生育政策所帶來惡果使得中國成為了無限廉價勞動力的輸出國。這些輸出也包括那些受過教育的勞力輸出，除了他們的教育水平，實則和其他一般苦力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中國大規模生產的便宜產品降低了輸入這些產品的地區的商業信用度。由于技朮落后，管理失敗，中國制造的單位能耗要比發達國家如日本，美國高出很多。
因此，隨著出口額的增加，中國在擴大生產的同時喪失著寶貴的能源。同時，這種行為也嚴重的污染了環境，使中國變為全世界最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國家。
目前中國正在遭受著資本主義社會兩大邪惡的折磨，即環境的破壞與人性的喪失。由于中國人天生的貪婪的本性，它們可以毫無保留的接受資本主義的陰暗面和無止境的利益紛爭。
中國人對西方的技朮與產品狂熱追求卻對西方管理文化所強調的坦率，直接，誠實這些品質漠不關心。
有人曾經做過的一個精彩的比喻可以用來解釋這種奇怪的被稱為中國模式的資本主義的現實，即沒有法律約束的資本主義就像不存在地獄這一概念的基督教，最終每個人都墮落，無一幸免。事實上，現在的中國制造已經成為質量低劣，價格便宜，仿制，侵犯知識產權的代名詞。
由于中國文化不鼓勵敢于冒險這種優良品質，所以中國人極力避免冒險，他們也不想尋求機會來改善自己的生活。
（六）中國人的生活思想還停留在專注于動物本能對性和食物那點貪婪可憐的欲望上。
中國人對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義性并不感興趣，相反他們更執迷于對物質的索取，這點上要遠遠勝于西方人。大多數中國人發現他們不懂得“精神靈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這樣的概念，因為他們的思想尚不能達到一個生命（補：即肉體和靈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層次。
中國人追求腐化墮落的生活，滿足于自我生理感官需求，他們的文化建立在聲色犬馬之中:麻將、賭博、色情、吃欲、貪欲、色欲無不滲透在他們生活和文化中。
（七）失敗的中國式教育成為世界的笑柄。
在中國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為了尋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質量，而只是身份和顯赫地位的象征和標志。中國的知識分子從別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為他們為了別人的幸福做過什么\，而只是因為他們獲得占有了相當的知識。事實上，他們中的大多數只不過是一群僅僅通曉考試卻從不關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中國教育的目的不是為了幫助社會改善總體水平，而是為統制階層和少數富有階層服務的。中國的政府部門總是引以為豪的標榜自己是人民的這個，人民的那個，但沒有一個是為人民的利益服務的。唯一服務的對象就是他們自身集團的利益。
中國的教育體系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一種失敗和恥辱。它已經不能夠服務于教育本應所服務的對象：社會。這個教育體系不能提供給社會許\多有用的個體。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機分子，他們渴望能夠受益于社會所提供的好處卻毫不關心回報。
中國可以培養出大批的高級能人才，但卻很少可以培養出合格的可以獨立主持的管理級專家。服務于一個公司或者社會，光有技朮是不夠的；還需要有勇氣，膽量，正直和誠實的領導才能，這恰恰是大多數中國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亞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傳教士一個世紀前所指出的，中國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氣正直的純正品性。這個評價，雖然曆經百年，如今依舊准確診斷出中國綜合症的病因。
大多數中國畢業生對選擇出國并為外國工作不會感到內疚，事實上他們首先欠下了中國人民在教育上為他們所做出的犧牲。隨著傳統文化價值觀的破壞和逐步衰弱，大多數的中國人，包括受過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內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樣不知何去何從。
全文網址: http://www.moneydj.com/kmdj/forum/forumtopicviewer.aspx?a=d4d6eb32-7ced-4984-a382-000000084032&b=d4d6eb32-7cef-4984-a382-000001706839#ixzz1aIfldCh4
MoneyDJ 財經知識庫
聲明：此報告不代表任何政治立場，只具有其參考價值，思考比評價更重要。
----蘭德公司報告
（一） 中國人不了解他們作為社會個體應該對國家和社會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
普通中國人通常只關心他們的家庭和親屬，中國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緣關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個理性的社會基礎之上。中國人只在乎他們直系親屬的福址，對與自己毫不相關的人所遭受的苦難則視而不見。
毫無疑問，這種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道德觀勢必導致自私，冷酷，這種自私和冷酷已經成為阻礙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最關鍵因素。
（二）中國人是世界上少數沒有信仰的可怕國家之一。
中國人沒有自己的信仰，這導致自我泛濫，缺少約束，缺少統一的精神支柱，他們沒有通一規范的道德意識和真理意識，每個人只相信他自己，每個人按自己的意志確立行為，每個人都有他自己行為的道理，這導致中國人在各個行業和生活領域中沒有統一意識。
中國是無神論國度，大多數人接受的是無神論者教育，蔑視宗教信仰，把宗教信仰當做迷信，精神領域沒有共同的凝聚和約束。大部分人，他們堅持認為自己是無神論者，其實質行為上卻是泛神論者，在中國，拜鬼現象非常普遍。
由于缺乏信仰，中國人沒有罪惡感，沒有虧欠和內疚感，只要犯罪不被知道，就是無罪，這導致中國人在內部矛盾分歧時，在人性中的殘忍和冷漠，縱觀中國整個曆史，最殘忍的爭斗和屠殺都來自于他們內部自己。
（三）中國人所說的政治除了欺騙和背叛沒有其它東西。
中國從來就沒有成為一個法制社會，因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守法行為格格不入。中國人老想走捷徑。他們不明白這樣一個事實：即成就來自于與努力工作和犧牲。
在中國，人情高于法律，導致一代又一代人在徇私枉法貪贓受賄的社會不公正和法律不公正中互相效法模仿，徇私枉法成為中國人的傳統。 在中國，政治斗爭是罕見殘酷而無情的，政治斗爭讓中國一代一代人失去人性。
（四）大多數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學到過什么\是體面和尊敬的生活意義。
中國人傾向于索取而不給予。他們需要明白一個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給予社會和你的人類同胞多少。
大多數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學到過什么\是體面和尊敬的生活意義。
中國人普遍不懂得如何為了個人和社會的福址去進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潛意識里，中國人視他們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從而獲得別人的認知。這樣一來，一個人就會對“保有面子”這樣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滿足。“面子”是中國人心理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它已經成為了中國人難以克服的障礙，阻礙中國人接受真理并嘗試富有意義的生活。
這個應受譴責的習性使得中國人生來就具有無情和自私的特點，它已成為中國落后的主要原因。中國人沒有勇氣追求他們認為正確的事情。首先，他們沒有從錯誤中篩選正確事物的能力，因為他們的思想被貪婪所占據。再有，就算他們有能力篩選出正確的事情，他們也缺乏勇氣把真理化為實踐。
中國人習慣接受廉價和免費的事物，他們總是夢想奇跡或者好運，因為他們不願意付出努力，他們總想不勞而獲。很少有中國人明白一個事實，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過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犧牲實現的，不付出就沒有所得。簡單來說，如果是為了謀生，那一個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為了生活，一個人必須要去奉獻。
為了掩飾中國目前的失業，貧窮，驚人的資源浪費等現實，中國政府編造出一串數字來把中國打扮成一個經濟上欣欣向榮的國家。這樣做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吸引更多的外國資本來填補中國的這個無底洞。
所以當人們下次聽到中國政府所宣布的經濟高增長率等數字時應該想想這些臆想出來的數字是否正常。我們不能忘記我們不得不為這個中國政府粉飾的表面上繁榮的偽資本主義國家付出什么\樣的代價。
（五）中國人的價值觀建立在私欲之中。
由于在貧窮的環境下生長并且缺少應有的教育，大多數中國人不懂得優雅的舉止和基本的禮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著裝笨拙粗鄙卻不感到害羞。
他們在青少年時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說謊并從別人那里索取，而不是去與別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中國是一個物產丰富的國家。但無限制生育政策所帶來惡果使得中國成為了無限廉價勞動力的輸出國。這些輸出也包括那些受過教育的勞力輸出，除了他們的教育水平，實則和其他一般苦力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中國大規模生產的便宜產品降低了輸入這些產品的地區的商業信用度。由于技朮落后，管理失敗，中國制造的單位能耗要比發達國家如日本，美國高出很多。
因此，隨著出口額的增加，中國在擴大生產的同時喪失著寶貴的能源。同時，這種行為也嚴重的污染了環境，使中國變為全世界最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國家。
目前中國正在遭受著資本主義社會兩大邪惡的折磨，即環境的破壞與人性的喪失。由于中國人天生的貪婪的本性，它們可以毫無保留的接受資本主義的陰暗面和無止境的利益紛爭。
中國人對西方的技朮與產品狂熱追求卻對西方管理文化所強調的坦率，直接，誠實這些品質漠不關心。
有人曾經做過的一個精彩的比喻可以用來解釋這種奇怪的被稱為中國模式的資本主義的現實，即沒有法律約束的資本主義就像不存在地獄這一概念的基督教，最終每個人都墮落，無一幸免。事實上，現在的中國制造已經成為質量低劣，價格便宜，仿制，侵犯知識產權的代名詞。
由于中國文化不鼓勵敢于冒險這種優良品質，所以中國人極力避免冒險，他們也不想尋求機會來改善自己的生活。
（六）中國人的生活思想還停留在專注于動物本能對性和食物那點貪婪可憐的欲望上。
中國人對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義性并不感興趣，相反他們更執迷于對物質的索取，這點上要遠遠勝于西方人。大多數中國人發現他們不懂得“精神靈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這樣的概念，因為他們的思想尚不能達到一個生命（補：即肉體和靈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層次。
中國人追求腐化墮落的生活，滿足于自我生理感官需求，他們的文化建立在聲色犬馬之中:麻將、賭博、色情、吃欲、貪欲、色欲無不滲透在他們生活和文化中。
（七）失敗的中國式教育成為世界的笑柄。
在中國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為了尋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質量，而只是身份和顯赫地位的象征和標志。中國的知識分子從別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為他們為了別人的幸福做過什么\，而只是因為他們獲得占有了相當的知識。事實上，他們中的大多數只不過是一群僅僅通曉考試卻從不關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中國教育的目的不是為了幫助社會改善總體水平，而是為統制階層和少數富有階層服務的。中國的政府部門總是引以為豪的標榜自己是人民的這個，人民的那個，但沒有一個是為人民的利益服務的。唯一服務的對象就是他們自身集團的利益。
中國的教育體系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一種失敗和恥辱。它已經不能夠服務于教育本應所服務的對象：社會。這個教育體系不能提供給社會許\多有用的個體。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機分子，他們渴望能夠受益于社會所提供的好處卻毫不關心回報。
中國可以培養出大批的高級能人才，但卻很少可以培養出合格的可以獨立主持的管理級專家。服務于一個公司或者社會，光有技朮是不夠的；還需要有勇氣，膽量，正直和誠實的領導才能，這恰恰是大多數中國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亞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傳教士一個世紀前所指出的，中國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氣正直的純正品性。這個評價，雖然曆經百年，如今依舊准確診斷出中國綜合症的病因。
大多數中國畢業生對選擇出國并為外國工作不會感到內疚，事實上他們首先欠下了中國人民在教育上為他們所做出的犧牲。隨著傳統文化價值觀的破壞和逐步衰弱，大多數的中國人，包括受過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內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樣不知何去何從。
全文網址: http://www.moneydj.com/kmdj/forum/forumtopicviewer.aspx?a=d4d6eb32-7ced-4984-a382-000000084032&b=d4d6eb32-7cef-4984-a382-000001706839#ixzz1aIfldCh4
MoneyDJ 財經知識庫
Tuesday 4 October 2011
甘草欖
轉角 - 陳雲
(2011年10月04日)
有一段時期沉迷食甘草欖，裝滿玻璃樽，久不久拿幾粒。欣賞的是王朝的黃，喜歡的是士人的甘。嚼橄欖，滋味由澀變甜，苦盡甘來，謂之回甘。清人陳田《明詩紀事丙籤•王弼》云：「詩如回甘諫果，正味森森。」諫果，橄欖之別名，食橄欖猶如聽勸諫，事後回味，始得其甘。元人王禎《農書》卷九曰：「橄欖生嶺南及閩廣州郡……其味苦酸而澀，食久味方回甘，故昔人名為諫果。」
童年少零食，除了食中藥包附送的零食之外，草藥裡的甘草，也揀一兩片來嚼食。父親行醫，說甘草生津解毒，滋補脾胃，常嚼有益。以前中國藥材仍未造假，虔誠製煉，可以隨便放入口嚼食。橄欖也是解毒清肺，利咽生津的，與甘草匹配，相得益彰。然而村中老人卻說，欖濕毒，不宜多食，否則會攪肚痛，也許是告誡兒童勿貪零食。欖核兩頭尖而滑，吞下危險，但童年從未聽聞兒童食欖而不慎吞核的。客家話有一歇後語，禾稈綁欖核——兩甩，如北方話說的，竹籃子打水——兩頭空。
甘不是甜，甘是中國人的精神，共產黨就不講甘而講甜，如「憶苦思甜」。同甘共苦、甘苦與共，苦盡甘來，甘貧樂道，倒吃甘蔗，久旱降甘雨，甘是與苦一道的。舊人翻譯印度聖人Gandhi為甘地，也有深意。橄欖和茶葉等國食一樣，其滋味在於「回甘」，嚼食之後，苦澀散去，舌頭生津，滋味悠長，歷久不止，此乃中華之真味。西洋啤酒、紅酒、咖啡也有回甘之效，但失諸清淡(啤酒)或濃重(咖啡)，不如橄欖與茶，甘味適中而綿長。
零食之蜜餞橄欖，有紅、黑和黃三色。紅是辣欖，黑是甜欖，黃欖有一層薄薄的白膜，是甘草泡浸之後形成的，也叫白欖。白欖以鹽、糖、甘草、陳皮、丁香、玉桂等醃製，是流行零食，以前有人背住橄欖形的鐵皮罐，沿街叫賣，五十年代香港小販甚至將橄欖罐造得碩大，將身軀穿入白鐵鍛造的橄欖罐的中空口，沿街叫賣，謂之「飛機欖」，是香港最早的物形流動廣告。
國人食的橄欖是橄欖科的橄欖(Canarium album)，英文是Chinese olive 。另一種是杜英科的錫蘭橄欖(Elaeocarpus serratus)，是觀賞樹，也有人醃漬食，果核兩端鈍圓。近年港人常用的橄欖油和酒店自助餐桌上的青橄欖、黑橄欖，是榨油用的油橄欖(Olea europaea)，英文olive，是木樨科(木樨欖屬)，不是中國的橄欖。洋橄欖軟糯而苦澀，嚼後略甘，中國橄欖是硬而乾，嚼後回甘。
(2011年10月04日)
有一段時期沉迷食甘草欖，裝滿玻璃樽，久不久拿幾粒。欣賞的是王朝的黃，喜歡的是士人的甘。嚼橄欖，滋味由澀變甜，苦盡甘來，謂之回甘。清人陳田《明詩紀事丙籤•王弼》云：「詩如回甘諫果，正味森森。」諫果，橄欖之別名，食橄欖猶如聽勸諫，事後回味，始得其甘。元人王禎《農書》卷九曰：「橄欖生嶺南及閩廣州郡……其味苦酸而澀，食久味方回甘，故昔人名為諫果。」
童年少零食，除了食中藥包附送的零食之外，草藥裡的甘草，也揀一兩片來嚼食。父親行醫，說甘草生津解毒，滋補脾胃，常嚼有益。以前中國藥材仍未造假，虔誠製煉，可以隨便放入口嚼食。橄欖也是解毒清肺，利咽生津的，與甘草匹配，相得益彰。然而村中老人卻說，欖濕毒，不宜多食，否則會攪肚痛，也許是告誡兒童勿貪零食。欖核兩頭尖而滑，吞下危險，但童年從未聽聞兒童食欖而不慎吞核的。客家話有一歇後語，禾稈綁欖核——兩甩，如北方話說的，竹籃子打水——兩頭空。
甘不是甜，甘是中國人的精神，共產黨就不講甘而講甜，如「憶苦思甜」。同甘共苦、甘苦與共，苦盡甘來，甘貧樂道，倒吃甘蔗，久旱降甘雨，甘是與苦一道的。舊人翻譯印度聖人Gandhi為甘地，也有深意。橄欖和茶葉等國食一樣，其滋味在於「回甘」，嚼食之後，苦澀散去，舌頭生津，滋味悠長，歷久不止，此乃中華之真味。西洋啤酒、紅酒、咖啡也有回甘之效，但失諸清淡(啤酒)或濃重(咖啡)，不如橄欖與茶，甘味適中而綿長。
零食之蜜餞橄欖，有紅、黑和黃三色。紅是辣欖，黑是甜欖，黃欖有一層薄薄的白膜，是甘草泡浸之後形成的，也叫白欖。白欖以鹽、糖、甘草、陳皮、丁香、玉桂等醃製，是流行零食，以前有人背住橄欖形的鐵皮罐，沿街叫賣，五十年代香港小販甚至將橄欖罐造得碩大，將身軀穿入白鐵鍛造的橄欖罐的中空口，沿街叫賣，謂之「飛機欖」，是香港最早的物形流動廣告。
國人食的橄欖是橄欖科的橄欖(Canarium album)，英文是Chinese olive 。另一種是杜英科的錫蘭橄欖(Elaeocarpus serratus)，是觀賞樹，也有人醃漬食，果核兩端鈍圓。近年港人常用的橄欖油和酒店自助餐桌上的青橄欖、黑橄欖，是榨油用的油橄欖(Olea europaea)，英文olive，是木樨科(木樨欖屬)，不是中國的橄欖。洋橄欖軟糯而苦澀，嚼後略甘，中國橄欖是硬而乾，嚼後回甘。
Wednesday 28 September 2011
晶報 2011年9月18日
評《旺角街頭種高粱：香港風俗拾零》 作者序連結
陳雲 著 香港花千樹出版社 2011年7月版
自《舊時風光》開始，陳雲開始以古雅文辭書寫充滿懷舊風味的文章，在語言上刻意與五四白話文字保持距離，讀者固然得以窺見其文字根柢，亦可從中看出作者對近代西風東漸之不滿，一如他在「語文保育」系列中力圖匡正香港語言，以對抗香港政府的官腔話語，這種糾正語言之舉即以政治抗爭為目的。另外，以純正的中文抒憶本土風物，更反映出今日堆砌而成的城市景觀，還有歌頌地產霸權的廣告修辭，是怎樣的違反自然。
如果要保護人的自然本性，或許該從風俗著手，陳雲在本書文章《風俗傳承 新春大吉》中，說明「風俗」與道德價值、家庭倫理，甚至文化傳統有關，他把今日香港人的生活方式稱作「俗例」(practice)，並認為後者等而下之。這篇文章說明保育風俗與追求政治倫理，保留政治意識有密切的關係。不過，在時間的洪流中，舊有風俗早已消亡殆盡，間或閃現出短暫的光芒，卻如同作者在旺角街頭發現高粱般，只是一種偶然。
社會學家認為，風俗是一個社會固有的規範和價值，但人們未必察覺到，風俗的殤逝也許更反映出政府或統治階層與社會的衝突。香港是個自由的城市，實則地產霸權早已假借經濟邏輯而扼殺了許多充滿風土特色的民營生意。一旦民俗產業喪失了經營者或無法營生，就像一門手藝失去了繼承人一樣，會漸漸枯死，而人的生活一旦喪失了本土風俗，便像無根水草四處飄零。雖然在街頭遇見高粱的確有點突兀，但陳雲也提醒讀者：旺角街頭原址本來就種「高粱」。我們或許應該讀出個中訊息：不管復古是怎樣「老套」，也要以記述保留原來風物面貌。
為保留成長所耳聞目睹的風物，陳雲將成長時游走於元朗上學、在上水工作及買東西，或在大埔教書時的街頭記憶，寫成老照片般的情景。由於陳雲自幼成長於新界鄉村，這些墟裏店鋪每多售賣傳統風俗食品，即使是舊式麵包鋪的烤麵包也比今日連鎖經營店賣的麵包西餅的味道更簡單純樸。陳雲經常在這些文章裏指出舊式經營者的心思較為單純，也能恪守生產商品的道德，不會為賺盡「利潤」而迎合大眾獵奇心理推出古怪口味。今日香港已成為馬國明所說的「全面都市化的社會」，與鄉土有關的事物就更珍稀、寶貴，此所以陳雲以自己在新界鄉村成長的歲月為傲，並以此對比如今越來越沒有鄉土、只有房地產的香港。
在《旺角街頭種高粱》第三章《購物》裏，陳雲贊揚了一些舊時日用品，如《膠箱》裏的梓木籠和黃竹蘿，《紙皮舊事》則枚舉瓦通紙的廣泛用途，《雞皮紙》寫雞皮紙的用處。作者枚舉的物事未必為香港獨有，亦非珍稀之物，但在中國二十世紀的亂局中，卻能在香港的「寧靜」環境中發揚光大。「鹹魚蒸飯」就是一個例子，作者說在上世紀60年代，很多從內地偷渡來港的鄉里，莫不對香港的自由和鹹魚嘖嘖稱奇。陳雲也在書中贊揚港式飲食傳統，例如大牌攤的「火氣」（即謂「鑊氣」)，那不單令人食指大動，亦在往昔歲月中孕育了街坊鄰里的人情，作者認為，正是這份人情維繫著社會的治安。
仔細梳理陳雲的思想，我們不能忽略陳雲在新界鄉村成長的背景，這解釋了為何作者從《舊時風光》開始，就一直將「舊日鄉土」視為香港自古典中國傳承過來的優良傳統。在陳雲眼中，「鄉土」才是香港的傳統特質，這些「鄉土傳統」過去得到了保存，但自八、九十年代開始，香港政府及壟斷商業力量卻正慢慢扼殺這些「鄉土傳統」。
然而這卻不等於主張「復古」或「民粹」，而是藉「舊日鄉土」的美好景象，挑戰今日香港的政商形態，亦希望建構出一個理想城市的柏拉圖式藍圖。更值得思考的是，無論陳雲談「舊時風物」抑或談「語文保育」，讀者都無法繞過背後的政治觀，陳雲欲表達的訊息其實一點也不「隱晦」，而且也很「激進」。陳雲對地產霸權、資本主義經濟及極權主義社會提出了強烈的批判，此外還針對政府的管治技術。第四章《家園》中的《游樂》一文，藉討論游樂場的目的，指出這是自羅馬帝國以來政府統治手段之一，這種統治術反而將香港人變成被馴養的「動物」，只懂娛樂、觀賞，失去了政治訴求的能力。這種觀點令人想到政治哲學家阿倫特對於「人」的政治定義，他對「政治行動」的肯定亦迹近後者。
這種「鄉土之思」反映在菜園村事件上，成為恢復「家園」的政治訴求，在《家園》第一篇《夢回菜園村》裏，作者在開首便點出了「家園」所蘊含的「家」(人的居所)和「園」(歸老、觀賞之處)的意義；他認為即使「沒有田園的人」，也會種植盆栽聊解渴望家園之心。文中可充分感受到作者對菜園村自給自足的耕作充滿贊嘆，奉勸政府不要破壞人與人及人與自然的和諧。這種「尊重和諧」的心境，也會阻礙物慾所喚發的「發展邏輯」，卻以複返自然為目的，這是因為香港正處於發展的危局。
陳雲或許激進，卻並非危險的煽動者，他所痛陳的現象其實都是香港發展的困境，他的「激進」立場其實在於維護「傳統香港」的急迫之情。在《都爹利街兩神樹》這篇文章裏，他借石牆上生長的樹木比喻香港，告訴讀者，香港曾生長於中英的政治夾縫中，與石牆互為依靠，在艱難的環境中尋找水分，但只要石牆略為寬鬆便可扎根生長。這是一個很貼切的比喻，香港的「自然」特質，恰好像石牆樹一樣，香港應該像石牆樹般持守中庸之道，亦應像後者般覺察到自己的契機，其實也是危境。陳雲以其道教立場，以「自然」和「扎根」切入香港的政治情境，以「風俗之變」思考「管治問題」，可謂發人深省。
彭礪青 圖書館職員，香港
評《旺角街頭種高粱：香港風俗拾零》 作者序連結
陳雲 著 香港花千樹出版社 2011年7月版
自《舊時風光》開始，陳雲開始以古雅文辭書寫充滿懷舊風味的文章，在語言上刻意與五四白話文字保持距離，讀者固然得以窺見其文字根柢，亦可從中看出作者對近代西風東漸之不滿，一如他在「語文保育」系列中力圖匡正香港語言，以對抗香港政府的官腔話語，這種糾正語言之舉即以政治抗爭為目的。另外，以純正的中文抒憶本土風物，更反映出今日堆砌而成的城市景觀，還有歌頌地產霸權的廣告修辭，是怎樣的違反自然。
如果要保護人的自然本性，或許該從風俗著手，陳雲在本書文章《風俗傳承 新春大吉》中，說明「風俗」與道德價值、家庭倫理，甚至文化傳統有關，他把今日香港人的生活方式稱作「俗例」(practice)，並認為後者等而下之。這篇文章說明保育風俗與追求政治倫理，保留政治意識有密切的關係。不過，在時間的洪流中，舊有風俗早已消亡殆盡，間或閃現出短暫的光芒，卻如同作者在旺角街頭發現高粱般，只是一種偶然。
社會學家認為，風俗是一個社會固有的規範和價值，但人們未必察覺到，風俗的殤逝也許更反映出政府或統治階層與社會的衝突。香港是個自由的城市，實則地產霸權早已假借經濟邏輯而扼殺了許多充滿風土特色的民營生意。一旦民俗產業喪失了經營者或無法營生，就像一門手藝失去了繼承人一樣，會漸漸枯死，而人的生活一旦喪失了本土風俗，便像無根水草四處飄零。雖然在街頭遇見高粱的確有點突兀，但陳雲也提醒讀者：旺角街頭原址本來就種「高粱」。我們或許應該讀出個中訊息：不管復古是怎樣「老套」，也要以記述保留原來風物面貌。
為保留成長所耳聞目睹的風物，陳雲將成長時游走於元朗上學、在上水工作及買東西，或在大埔教書時的街頭記憶，寫成老照片般的情景。由於陳雲自幼成長於新界鄉村，這些墟裏店鋪每多售賣傳統風俗食品，即使是舊式麵包鋪的烤麵包也比今日連鎖經營店賣的麵包西餅的味道更簡單純樸。陳雲經常在這些文章裏指出舊式經營者的心思較為單純，也能恪守生產商品的道德，不會為賺盡「利潤」而迎合大眾獵奇心理推出古怪口味。今日香港已成為馬國明所說的「全面都市化的社會」，與鄉土有關的事物就更珍稀、寶貴，此所以陳雲以自己在新界鄉村成長的歲月為傲，並以此對比如今越來越沒有鄉土、只有房地產的香港。
在《旺角街頭種高粱》第三章《購物》裏，陳雲贊揚了一些舊時日用品，如《膠箱》裏的梓木籠和黃竹蘿，《紙皮舊事》則枚舉瓦通紙的廣泛用途，《雞皮紙》寫雞皮紙的用處。作者枚舉的物事未必為香港獨有，亦非珍稀之物，但在中國二十世紀的亂局中，卻能在香港的「寧靜」環境中發揚光大。「鹹魚蒸飯」就是一個例子，作者說在上世紀60年代，很多從內地偷渡來港的鄉里，莫不對香港的自由和鹹魚嘖嘖稱奇。陳雲也在書中贊揚港式飲食傳統，例如大牌攤的「火氣」（即謂「鑊氣」)，那不單令人食指大動，亦在往昔歲月中孕育了街坊鄰里的人情，作者認為，正是這份人情維繫著社會的治安。
仔細梳理陳雲的思想，我們不能忽略陳雲在新界鄉村成長的背景，這解釋了為何作者從《舊時風光》開始，就一直將「舊日鄉土」視為香港自古典中國傳承過來的優良傳統。在陳雲眼中，「鄉土」才是香港的傳統特質，這些「鄉土傳統」過去得到了保存，但自八、九十年代開始，香港政府及壟斷商業力量卻正慢慢扼殺這些「鄉土傳統」。
然而這卻不等於主張「復古」或「民粹」，而是藉「舊日鄉土」的美好景象，挑戰今日香港的政商形態，亦希望建構出一個理想城市的柏拉圖式藍圖。更值得思考的是，無論陳雲談「舊時風物」抑或談「語文保育」，讀者都無法繞過背後的政治觀，陳雲欲表達的訊息其實一點也不「隱晦」，而且也很「激進」。陳雲對地產霸權、資本主義經濟及極權主義社會提出了強烈的批判，此外還針對政府的管治技術。第四章《家園》中的《游樂》一文，藉討論游樂場的目的，指出這是自羅馬帝國以來政府統治手段之一，這種統治術反而將香港人變成被馴養的「動物」，只懂娛樂、觀賞，失去了政治訴求的能力。這種觀點令人想到政治哲學家阿倫特對於「人」的政治定義，他對「政治行動」的肯定亦迹近後者。
這種「鄉土之思」反映在菜園村事件上，成為恢復「家園」的政治訴求，在《家園》第一篇《夢回菜園村》裏，作者在開首便點出了「家園」所蘊含的「家」(人的居所)和「園」(歸老、觀賞之處)的意義；他認為即使「沒有田園的人」，也會種植盆栽聊解渴望家園之心。文中可充分感受到作者對菜園村自給自足的耕作充滿贊嘆，奉勸政府不要破壞人與人及人與自然的和諧。這種「尊重和諧」的心境，也會阻礙物慾所喚發的「發展邏輯」，卻以複返自然為目的，這是因為香港正處於發展的危局。
陳雲或許激進，卻並非危險的煽動者，他所痛陳的現象其實都是香港發展的困境，他的「激進」立場其實在於維護「傳統香港」的急迫之情。在《都爹利街兩神樹》這篇文章裏，他借石牆上生長的樹木比喻香港，告訴讀者，香港曾生長於中英的政治夾縫中，與石牆互為依靠，在艱難的環境中尋找水分，但只要石牆略為寬鬆便可扎根生長。這是一個很貼切的比喻，香港的「自然」特質，恰好像石牆樹一樣，香港應該像石牆樹般持守中庸之道，亦應像後者般覺察到自己的契機，其實也是危境。陳雲以其道教立場，以「自然」和「扎根」切入香港的政治情境，以「風俗之變」思考「管治問題」，可謂發人深省。
彭礪青 圖書館職員，香港
Wednesday 21 September 2011
2011年9月22日
練乙錚
釋智教育：浪漫矣，能搵銀？
什麼樣的大學教育最能讓學術自由得以永續呢？周前筆者論此議題（〈能否斬件？如何保命？─論學術自由的安危〉，刊9月16日），認為「適合自由人的教育」無疑是答案的起點。這種教育，於古代中國儒家傳統裏有淵源；在西方，雛型見於希羅文化裏的「自由人教育」（拉丁文：liberalia studia）。無論中外，這種教育都是理想主義的，以追求真理、發展高階心智活動為主旨，不負責傳授生產知識和技能。
古代西方的自由人教育發展到今天，成為歐美所謂的liberal arts education，釋智教育（有譯「博雅教育」，據筆者做的一點文史「訓詁」顯示，此譯法大不妥，不能用，詳見前文）。今天，準備和大家談談這種教育的內涵、現況及創富效益。鑑於香港也有不少教育界人士和家長提倡，筆者還試論此地若要辦真正的釋智教育而能成功，須有什麼文化特色和實用性。文章較長，分今明兩日刊登。
話說筆者當年到美國念大學，二年級寒假完了，回到校園不久，便聽到高年班同學熱傳一個消息，說哲學系某教授和歷史系另一教授為了一個學術問題爭辯經年而不果，要來一個公開辯論一見高下，全校師生都在邀請之列。嘩，老師之間如此「對簿公堂」，筆者這個香港仔從未見過，不可思議！
辦學算盤 也須打響
其實，兩位教授筆者都認識，前者治近代西方哲學，筆者選的馬列主義自修課，就是在他悉心指導之下完成的；另外那位，是十八世紀歐洲社會思想史權威，之前有一次筆者選了他的課，但他認為筆者的英語閱讀水準遠遠未夠班，提議退修，筆者只得死死氣照辦。學校是小學院，全校學生不過一千三百人，但辯論那天，可容五、六百人的大堂一早坐滿，幾個門口通道也擠爆。論題確切是什麼，筆者已不記得，但辯論之熱烈，台下師生發言之踴躍，至今歷歷在目。到底是什麼驅使兩位老師，為了爭辯一個牛角尖，把自己的聲譽和面子都押上了？
談內涵，首重精神。學術自由不是一門具體科目，而是一種價值理想，建基於學者對真、善、美追求的熱切。如孔子：每事問；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歌德的浮士德：皓首窮經為求至知，最後竟不惜把性命和靈魂都押給魔鬼。學者只有對啟蒙釋智的事業如此執着，遇到黑惡勢力阻礙他的追求，他才會奮力保衞學術自由，社會大眾才會意識到值得去助他一臂之力。如果不把求知當一回事，那麼，有沒有學術自由，根本不值得操心。學者有這種熱切，自會時時處處於學術生活中體現出來，遇到疑惑勤於思辨，發現邪惡勇於批判，面對大多數人的定見中的謬誤敢於指出，故無論是同仁之間的辯駁、師生之間的答問、同學之間的琢磨，都會形成一種正氣，氣氛瀰漫於大學的每一角落，精神貫串到所有學科當中。這種對真理的浪漫，是釋智教育的原動力，同時也是學術自由永續的最大保證。
學科分割 不過人為
當然，浪漫不能當飯吃，有學術自由的地方，辦學的算盤也要打得響，能提供社會要求的經濟效益，最有效幫助學生建基立業乃至搵真銀；如此，家長歡迎，學生趨之若鶩，商界願意支持，學校的財政方可永續。前文談過德國歌丁根大學因學術自由而興旺，先在文學、法律等方面建立聲譽，繼而在數理化多方面造出劃時代的永恆貢獻，影響所及，連今天中國的國防科技最大成就，也可以直接追溯到這所大學（見本月2日文章）。有誰會問這間大學它的學術自由幾錢斤？所以，每一所大學的實用性都非常重要。下面，我們再詳細一點看釋智教育的實用面：學生學什麼，怎樣學，將來賺多少？
先看這種教育的具體內容。釋智教育課程本應無所不包，不是只包括文學藝術（「arts」），甚至也不應限於一些文理學院裏頭的文科與理科。所有人類知識本來就像光譜那樣一體連通，正如蘋果電腦的喬布斯所說，科技與人文在尖端蘋果產品裏已經分不開；學科分割只不過是一種人為限制、束縛，而釋智教育的任務正正是啟蒙釋智，因此理論上是不受學科分割所束縛的。大學完全可以用貫徹真、善、美的觀點和心法去傳授工程、商學等專業知識；大家想想，除了真，工程還美、商學還善，那不是更理想嗎？
如果因為財力物力等原因，對所授學科門類不能不有所取捨，可以理解，但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不應影響釋智教育原則的貫徹。舉例說，美國有一間Babson College很有名，就是以釋智教育精神辦商學的，尤以興業學（entrepreneurship studies）首屈一指。
還有一間 Harvey Mudd College 更可圈點，是一位開礦商人致富之後捐一大筆錢辦的，他並規定學校要嚴格按釋智教育原則辦學施教，學生的知識要廣博，認為在本科階段過分專精，也是對年輕人心智發展的一大束縛，長遠無好處；此校學生，理工課多修，人文課也不能少，起碼得佔總額的四分之一，絕不是修一兩個學期幾個學時的「通識課」就算，而是硬橋硬馬啃大部頭的真傢伙。由此二例可見，釋智教育的要義，並不在於所授學科是什麼，而在於提供一種獨特的教育哲學、理想、環境、氣氛和修業心法。
釋智教育 毫不遜色
有意思的是，培育理想並不影響增加市值，上述兩所學院的學生出路非常好，廣受工商界歡迎，口碑極佳。論剛畢業薪酬，Babson拍得住以沃頓商學院見稱的賓夕凡尼亞大學，Harvey Mudd則僅次於加州理工，而再比較學生畢業二十年之後的收入，後者於全美兩千所大學之中排第三，還跑贏麻省理工一個馬鼻（詳見2010-2011 PayScale College Salary Report 於www.payscale.com）！若以其他實踐釋智教育、只授文理科的優質學院與一些港人熟知、以工商學系稱著的一流大學作同類比較，則前者亦毫不遜色！
筆者做了一點資料分析說明此點。利用上周剛出爐的今年USN&WR美國大學排行榜，列出最佳十間只授文理的釋智學院和十間工科最好的大學，按payscale.com提供的學生畢業二十年後收入作比較，兩組學校的這個收入中位數相差小於百分之五，理工組比釋智組稍勝而已。釋智組的十間學院排名依次是Williams、Amherst、Swarthmore、Pomona、Middlebury、Carleton（敝母校）、Bowdoin、Wellesley、Claremont McKenna、Haverford，都不設工學院；工科組十間名牌大學依次是：麻省理工、史丹福、加大巴克萊、加州理工、喬治亞理工、伊利諾、密西根、卡內基梅隆、康內爾、普渡。如果再拿十間本科商學院辦得最好如U. Penn等的名牌大學來作同樣薪酬比較，則釋智組還小勝百分之二！
這些資料乍看有點反常。的確，本科畢業生拿着一個文理學位去找工，一般而言，機會總比不上念工商或其他專業的。七十年代初，美國經歷第一次石油危機，經濟轉壞，不少文科畢業生找不到工，筆者剛大學畢業，在波士頓過暑假，還遇到過一位Wellesley College英文系女畢業生在街上賣熱狗過活，印象深刻（該校收生極嚴，民國時期女作家冰心便是此校畢業，校園落座波士頓近郊，景色怡人，內有Lake Waban，香港學生名之為「慰冰湖」。六、七十年代，美國上層社會還比較保守，流行大學男女分校，最好的七間女校，人稱Seven Sisters ，都很貴族，Wellesley是大家姐，質素排第一）。
端正態度 打好基礎
不過，今天的就業市場和四十年前很不同，要求高了。現在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常覺一個學位不夠用，很大部分都再念一個甚或多個學位，美國如是，在香港尤其如此。 從實用觀點出發，學生念第二個學位，通常選比較專業的。如此，頭一個學位念什麼，對最終就業而言，就不是很關鍵；更重要的是，學生有沒有在前一階段掌握思想方法、表達能力、打好扎實廣博的知識基礎。然而，偏偏就是在培養這些重要能力上面，釋智教育最為有效。
有論者謂，最能訓練思考和表達能力的本科主修科，就是歷史、物理、本國文學和經濟，而不是一些實用學科如會計、精算。事實上，世界上最好的研究院程度的專業學院（商、法、醫……），都更喜歡錄取非專業的本科畢業生，而那些受過一流釋智教育培養的，尤其搶手。「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這個道理，現在很多有眼光的僱主都已經明白。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學位既然至少念兩個，頭一個最好是在釋智教育底下念得扎扎實實的非專業學位。如此，論薪酬收益，上述釋智組的畢業生和理工組、商學組比較，不遑多讓而甚或有後來居上之勢，就不足為奇。
近二十年來，一些名牌學校不惜工本提供諸如「4+2」、「3+3」等精心設計的一條龍課程，頭幾年釋智開竅，端正態度打好真正廣厚基礎，中段包含一些具專業方向性的選修課，最後才進入實用科系求專精。筆者預言，在蘋果喬布斯所謂的後PC時代，這種高等教育裏的一條龍課程，勢將取代本科畢業即找工做的日漸過時觀念，成為主流。
釋智教育．二之一．明天續刊
《信報》特約評論員
練乙錚
釋智教育：浪漫矣，能搵銀？
什麼樣的大學教育最能讓學術自由得以永續呢？周前筆者論此議題（〈能否斬件？如何保命？─論學術自由的安危〉，刊9月16日），認為「適合自由人的教育」無疑是答案的起點。這種教育，於古代中國儒家傳統裏有淵源；在西方，雛型見於希羅文化裏的「自由人教育」（拉丁文：liberalia studia）。無論中外，這種教育都是理想主義的，以追求真理、發展高階心智活動為主旨，不負責傳授生產知識和技能。
古代西方的自由人教育發展到今天，成為歐美所謂的liberal arts education，釋智教育（有譯「博雅教育」，據筆者做的一點文史「訓詁」顯示，此譯法大不妥，不能用，詳見前文）。今天，準備和大家談談這種教育的內涵、現況及創富效益。鑑於香港也有不少教育界人士和家長提倡，筆者還試論此地若要辦真正的釋智教育而能成功，須有什麼文化特色和實用性。文章較長，分今明兩日刊登。
話說筆者當年到美國念大學，二年級寒假完了，回到校園不久，便聽到高年班同學熱傳一個消息，說哲學系某教授和歷史系另一教授為了一個學術問題爭辯經年而不果，要來一個公開辯論一見高下，全校師生都在邀請之列。嘩，老師之間如此「對簿公堂」，筆者這個香港仔從未見過，不可思議！
辦學算盤 也須打響
其實，兩位教授筆者都認識，前者治近代西方哲學，筆者選的馬列主義自修課，就是在他悉心指導之下完成的；另外那位，是十八世紀歐洲社會思想史權威，之前有一次筆者選了他的課，但他認為筆者的英語閱讀水準遠遠未夠班，提議退修，筆者只得死死氣照辦。學校是小學院，全校學生不過一千三百人，但辯論那天，可容五、六百人的大堂一早坐滿，幾個門口通道也擠爆。論題確切是什麼，筆者已不記得，但辯論之熱烈，台下師生發言之踴躍，至今歷歷在目。到底是什麼驅使兩位老師，為了爭辯一個牛角尖，把自己的聲譽和面子都押上了？
談內涵，首重精神。學術自由不是一門具體科目，而是一種價值理想，建基於學者對真、善、美追求的熱切。如孔子：每事問；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歌德的浮士德：皓首窮經為求至知，最後竟不惜把性命和靈魂都押給魔鬼。學者只有對啟蒙釋智的事業如此執着，遇到黑惡勢力阻礙他的追求，他才會奮力保衞學術自由，社會大眾才會意識到值得去助他一臂之力。如果不把求知當一回事，那麼，有沒有學術自由，根本不值得操心。學者有這種熱切，自會時時處處於學術生活中體現出來，遇到疑惑勤於思辨，發現邪惡勇於批判，面對大多數人的定見中的謬誤敢於指出，故無論是同仁之間的辯駁、師生之間的答問、同學之間的琢磨，都會形成一種正氣，氣氛瀰漫於大學的每一角落，精神貫串到所有學科當中。這種對真理的浪漫，是釋智教育的原動力，同時也是學術自由永續的最大保證。
學科分割 不過人為
當然，浪漫不能當飯吃，有學術自由的地方，辦學的算盤也要打得響，能提供社會要求的經濟效益，最有效幫助學生建基立業乃至搵真銀；如此，家長歡迎，學生趨之若鶩，商界願意支持，學校的財政方可永續。前文談過德國歌丁根大學因學術自由而興旺，先在文學、法律等方面建立聲譽，繼而在數理化多方面造出劃時代的永恆貢獻，影響所及，連今天中國的國防科技最大成就，也可以直接追溯到這所大學（見本月2日文章）。有誰會問這間大學它的學術自由幾錢斤？所以，每一所大學的實用性都非常重要。下面，我們再詳細一點看釋智教育的實用面：學生學什麼，怎樣學，將來賺多少？
先看這種教育的具體內容。釋智教育課程本應無所不包，不是只包括文學藝術（「arts」），甚至也不應限於一些文理學院裏頭的文科與理科。所有人類知識本來就像光譜那樣一體連通，正如蘋果電腦的喬布斯所說，科技與人文在尖端蘋果產品裏已經分不開；學科分割只不過是一種人為限制、束縛，而釋智教育的任務正正是啟蒙釋智，因此理論上是不受學科分割所束縛的。大學完全可以用貫徹真、善、美的觀點和心法去傳授工程、商學等專業知識；大家想想，除了真，工程還美、商學還善，那不是更理想嗎？
如果因為財力物力等原因，對所授學科門類不能不有所取捨，可以理解，但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不應影響釋智教育原則的貫徹。舉例說，美國有一間Babson College很有名，就是以釋智教育精神辦商學的，尤以興業學（entrepreneurship studies）首屈一指。
還有一間 Harvey Mudd College 更可圈點，是一位開礦商人致富之後捐一大筆錢辦的，他並規定學校要嚴格按釋智教育原則辦學施教，學生的知識要廣博，認為在本科階段過分專精，也是對年輕人心智發展的一大束縛，長遠無好處；此校學生，理工課多修，人文課也不能少，起碼得佔總額的四分之一，絕不是修一兩個學期幾個學時的「通識課」就算，而是硬橋硬馬啃大部頭的真傢伙。由此二例可見，釋智教育的要義，並不在於所授學科是什麼，而在於提供一種獨特的教育哲學、理想、環境、氣氛和修業心法。
釋智教育 毫不遜色
有意思的是，培育理想並不影響增加市值，上述兩所學院的學生出路非常好，廣受工商界歡迎，口碑極佳。論剛畢業薪酬，Babson拍得住以沃頓商學院見稱的賓夕凡尼亞大學，Harvey Mudd則僅次於加州理工，而再比較學生畢業二十年之後的收入，後者於全美兩千所大學之中排第三，還跑贏麻省理工一個馬鼻（詳見2010-2011 PayScale College Salary Report 於www.payscale.com）！若以其他實踐釋智教育、只授文理科的優質學院與一些港人熟知、以工商學系稱著的一流大學作同類比較，則前者亦毫不遜色！
筆者做了一點資料分析說明此點。利用上周剛出爐的今年USN&WR美國大學排行榜，列出最佳十間只授文理的釋智學院和十間工科最好的大學，按payscale.com提供的學生畢業二十年後收入作比較，兩組學校的這個收入中位數相差小於百分之五，理工組比釋智組稍勝而已。釋智組的十間學院排名依次是Williams、Amherst、Swarthmore、Pomona、Middlebury、Carleton（敝母校）、Bowdoin、Wellesley、Claremont McKenna、Haverford，都不設工學院；工科組十間名牌大學依次是：麻省理工、史丹福、加大巴克萊、加州理工、喬治亞理工、伊利諾、密西根、卡內基梅隆、康內爾、普渡。如果再拿十間本科商學院辦得最好如U. Penn等的名牌大學來作同樣薪酬比較，則釋智組還小勝百分之二！
這些資料乍看有點反常。的確，本科畢業生拿着一個文理學位去找工，一般而言，機會總比不上念工商或其他專業的。七十年代初，美國經歷第一次石油危機，經濟轉壞，不少文科畢業生找不到工，筆者剛大學畢業，在波士頓過暑假，還遇到過一位Wellesley College英文系女畢業生在街上賣熱狗過活，印象深刻（該校收生極嚴，民國時期女作家冰心便是此校畢業，校園落座波士頓近郊，景色怡人，內有Lake Waban，香港學生名之為「慰冰湖」。六、七十年代，美國上層社會還比較保守，流行大學男女分校，最好的七間女校，人稱Seven Sisters ，都很貴族，Wellesley是大家姐，質素排第一）。
端正態度 打好基礎
不過，今天的就業市場和四十年前很不同，要求高了。現在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常覺一個學位不夠用，很大部分都再念一個甚或多個學位，美國如是，在香港尤其如此。 從實用觀點出發，學生念第二個學位，通常選比較專業的。如此，頭一個學位念什麼，對最終就業而言，就不是很關鍵；更重要的是，學生有沒有在前一階段掌握思想方法、表達能力、打好扎實廣博的知識基礎。然而，偏偏就是在培養這些重要能力上面，釋智教育最為有效。
有論者謂，最能訓練思考和表達能力的本科主修科，就是歷史、物理、本國文學和經濟，而不是一些實用學科如會計、精算。事實上，世界上最好的研究院程度的專業學院（商、法、醫……），都更喜歡錄取非專業的本科畢業生，而那些受過一流釋智教育培養的，尤其搶手。「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這個道理，現在很多有眼光的僱主都已經明白。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學位既然至少念兩個，頭一個最好是在釋智教育底下念得扎扎實實的非專業學位。如此，論薪酬收益，上述釋智組的畢業生和理工組、商學組比較，不遑多讓而甚或有後來居上之勢，就不足為奇。
近二十年來，一些名牌學校不惜工本提供諸如「4+2」、「3+3」等精心設計的一條龍課程，頭幾年釋智開竅，端正態度打好真正廣厚基礎，中段包含一些具專業方向性的選修課，最後才進入實用科系求專精。筆者預言，在蘋果喬布斯所謂的後PC時代，這種高等教育裏的一條龍課程，勢將取代本科畢業即找工做的日漸過時觀念，成為主流。
釋智教育．二之一．明天續刊
《信報》特約評論員
Wednesday 14 September 2011
大明衣冠今何在
葛兆光
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
【关键词】明清；薙发易服；朝鲜；《燕行录》；历史记忆；民族主义
【摘 要】在17世纪中叶以后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者的旅行记录中，对“薙发易服”后满清王朝的服装有大量尖刻和严厉的批评，通过这种批评可以看到，明清易代以后，朝鲜人对中国文化认同的巨大变化。朝鲜人对满清服装的鄙夷，其实来自一种文化立场，他们固执地认定汉族才是中华帝国的正统，大明衣冠才是中华文化的正宗，而满清却是蛮夷，穿满清服装则是文化沦落的象征。同时，他们想像在戏台演出、使团朝觐以及妇女衣着等方面保存的旧时衣冠，能够再度唤起汉族的历史记佗，这表现了当时朝鲜人坚定的“中华”观念以及这种观念后面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对汉族服饰的斥责，并没有充分理解一般民众“遵时”和“从俗”的习惯，因此在这种关于中国的批评中，既有正当的朝鲜民族主义感情，也有维护正统的偏见和过于严厉的高调。
Where are the Hats and Clothes of Ming Dynasty Nowadays
GE Zhao-guang
（History Department，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China）
Key Words：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ir-cutting and clothes-changing； Korea；Yan Xing Lu；historical memory； national-ism
Abstract：Numerous severe and sharp criticisms of the clothes of the Qing dynasty after the “hair-cutting and clothes-changing” can be found in the travel notes of the Korean ambassadors who were sent to Beijing after the mid-17th century. Anenormous transformation of the Korean identif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can be felt in these criticisms. It can be said thatthe scorn of the Koreans to the clothes of the Qing dynasty had its origin in a certain kind of cultural position from whichthey took the Hans as the orthodox of Imperial China and the clothes of the Ming dynasty as the orthodox of Chinese culture. While the Manchus were barbarians, wearing the clothes of the Qing dynasty would be taken as an obvious sign of cultural degradation. Moreover, they thought that the Hans’ historical memory could be aroused by wearing the old Hatsand clothes on the occasions of stage performance, the pilgrimage of ambassadors in the Royal Court and the daily life ofwomen. A firm notion of “Chinese”in the minds of the Koreans and the nationalist emotions behind that had their expressions in their actions. Their blame of the Hans’ clothes-changing showed that they had little sympathy and understandingof the ordinary people’s choice of conforming to the custom and necessity. Therefore, we can find both nationalist emotions of the Koreans which were reasonable and the prejudices and some time too severe exaggerations which were aimedto maintain the tradition.
引子：不意犹见前朝衣冠
乾隆三十年（1765），35岁的洪大容（1731-1783）随朝鲜使节团出使清帝国，到达北京以后，照例在正月初一盛装去朝拜皇帝。朝拜之后，走出午门，有很多好奇的人围观，这时“有两官人亦具披肩品帽戴数珠，观良久不去”，洪大容觉得很诧异，便上前询问：“老爷熟看我们何意？”这两人笑容可掬地回答：“看贵国人物与衣冠。”洪大容追问道：“我们衣冠比老爷如何？”两人都笑而不答。[1]（p90）据洪大容事后记载，这两个人是翰林检讨官，一个叫昊湘，一个叫彭冠。在朝鲜使臣穿着朝鲜正式衣冠，其实就是被满清灭掉的明朝衣服。到北京的时候，他们成了满清帝国首都的一道异样风景，朝鲜使者常常被好奇地围观，不止是这两个翰林检讨，另一个李姓太常寺少卿也曾经来问：“贵处衣服，是遵何代之制？”而另一个叫周应文的读书人，更好奇地问：“贵处衣冠可是箕子遗制否？[2]（p95、102）显然，满清帝国的文化人，对于这种本来属于汉族的衣冠已经不太熟悉了，这使他们不仅陌生，而且好奇。
其实稍早的时候，经历过明清之际那一场天崩地裂的老人，是记得这种旧朝衣冠的，清初叶梦珠《阅世编》卷八记载：“前朝职官公服，则乌纱帽，圆领袍，腰带，皂靴。纱帽前低后高，两旁各插一翅，通体皆圆，其内施网巾以束发，则无分贵贱，公私之服皆然。圆领则背有锦绣，方补品级……腰带用革为质，外裹青绒，上缀犀玉、花青、金银不等。[2]（p173）这就是旧朝大明的衣冠。对于曾经沧海桑田的人来说，被迫改易服色，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顺治六年（1649）也就是明朝刚刚灭亡五六年，尽管南明朝廷还在南方挣扎，朝鲜还在东边坚持沿用崇祯年号，可汉人却已经不得不改易发服，郑太和（1602～1673）到清帝国来，就看到“尚书曹姓汉人押宴，见吾冠带，凝泪满框”[3]（郑太和《阳坡朝天日记》，p106）。而麟坪大君李洽（1622～1658）在顺治十三年（1656）九月十三日到达山海关，路上也看到“市肆行人见使行服着，有感于汉朝衣冠，至有垂泪者，此必汉人，诚可惨怜”；十月初三，他在北京正式朝见后，也发觉“华人见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3]（李㴭《燕途纪行》中，《燕途纪行》下，P221、234）
但是时间会磨灭记忆。在康熙八年（1669），当一个普通汉人王秀才被朝鲜人阂鼎重（1628-1692）询问明朝冠服带履之制时，他还能说出秀才、举人、大学士的制度，当阂鼎重拿了实物考问他，儒巾是否“无缨脚”的时候，他还能一一指出“龙眉凤目俱在，其制是无差也，元无缨脚。[4]（闵鼎重《老峰燕行记》，P379-380，389）但是，到了洪大容出使到北京的乾隆中期，清国已经建立120年，算起来也是第四或第五代了，似乎汉人都已经习惯了满清的服饰，倒把本来就是自己汉族的衣冠看成异乡制度，潘庭箔看见洪大容“以方冠，着广袖常衣”，他不知道这是朝鲜的秀才常服，却啧啧称赞它“制度古雅”，还得朝鲜人洪大容反过来告诉他，“我们衣服皆是明朝遗制”。[5]（洪大容《湛轩燕记·千净笔谈》，p375）
一、旧日衣冠：无意中开启的历史记忆之门
这是“明朝遗制”，就有些犯了政治忌讳。那么，在清朝中叶，朝鲜使臣穿着前朝衣冠到清帝国来，是否真的会唤起一些关于战争、王朝、族群的历史记忆？
虽然汉族人并非天生就应当是中国的执政者，但是以“华夏”自居的汉族人一旦被原来鄙为“蛮夷”的满族（洲）所统治，在心底深处却始终有耻辱感。康熙三年（1664），洪命夏（1607-1667）到北京时，就说汉人见到朝鲜使者，“皆有嘻嘘叹息之色，欲语未语……盖见我衣冠，自不觉其感慨而然也”[6]（洪命夏《燕行录》，p314），这种心情在短期很难平抑。大约五年以后，辽东一个姓颜的汉人知县在见到朝鲜使者阂鼎重的时候，尽管言语之中颇有忌讳，但也很坦率地说他自己官居正七品，进士出身，虽然遵照清朝制度穿了清代衣服，“不敢戴纱帽”，但是仍然“羡贵国尚存汉官威仪”。[4]（闵鼎重《老峰燕行记》，p386），一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李押（1737-1795）还记载说，“每与渠辈（指清国人）语，问其衣服之制，则汉人辄赦然有惭色”。
为什么汉人“有惭色”？因为“问我人服色，或云此是中华之制”但是，存有这种历史记忆和族群意识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汉族人对朝鲜使臣穿的明代衣冠，好奇归好奇，但只是看看而已，最多是啼嘘一番，甚至还有人想方设法地为自己穿的满式服装辩护，他们半是自嘲、半是解嘲地说，满清的衣冠也有很多好处，“头发尽剃，无梳栉之劳，上下均服，无名分之别，制度简易，执事服役无所相碍”[3]（李坤《燕行纪事·闻见杂记上》，P644）；还有人觉得一代有一代的衣冠，像前引叶梦珠《阅世编》中就承认，“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其间随时变更，不无小有异同，要不过与世迁流，以新一时耳目”。所以，潘庭笃就对洪大容说，这其实并不是为了钳制汉人，当年达海库尔缠也建议“衣服从汉人之制”，但是皇帝不听从的理由是，满族（洲）服饰使人方便打仗，因为穿了汉族人的“宽衣大袖”，等于任人宰割，“若效汉习，诸事便怠惰，忘骑射，少淳朴，失礼度”。[5]（洪大容《湛轩燕记·干净笔谈》，p416-417）
汉族中国人对“易服色”看得如此轻易，这使得把“易服色、改正朔”看得很重的朝鲜使臣打心眼里看不起满清治下的汉族文人，尽管像崔德中这样的朝鲜人也知道，汉族人如此也是出于无奈，因为满清“或囚或打”，汉人在高压政策之下只能如此，但是他们仍然不能释然于心，对清帝国那种“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的现象，感到既痛心又蔑视。他们反复说，满清帝国其实不是中华，而是蛮夷，更何况如今“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易，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3]（李坤《燕行纪事·闻见杂记上》P644）这话说得很沉痛。
二、仍旧前朝服色：中华唯有遗民？
满清人关前后，依照历史惯例建立新的年号，进人汉族地区，又强迫民众剃头辫发，虽然看上去是用满族（洲）习惯强迫汉族，实际上，恰恰无意中沿袭了“改正朔、易服色”的汉族传统。不过，坚持汉族传统的遗民在“留发不留头”的威胁下，用同样的传统应对，以不奉正朔，不易服色、不剃发编辫作为气节的象征，“朝华而冠，夕夷而隽。与丧乃心，宁死乃身”，“保发严夷夏，扶明一死生”，[①]在这上面，好像新朝和遗民势不两立。
落发易服的过程其实相当残酷和艰难。日本学者桑原鹭藏根据《东华录》记载叙述道，顺治元年（1644）五月三日，清人刚刚进人北京，曾下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摧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但是因反抗甚剧，多尔衰曾于同月二十四日发出谕文，暂时收回成命，让“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但是，不久由于江南平定形势变化，顺治二年（1645）六月十六日便再次下令严厉的命令：
向来薙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自便者，欲俊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落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察验，若有复为此事读进章奏，欲将已定地方之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②]
但是，实际上一道禁令并不能解决问题，叶梦珠的记载说，虽然到了顺治二年，满清“克定江南”，但是旧时传统依然延续，“郡县长吏，犹循前朝之旧，仍服纱帽圆领，升堂视事，士子公服便服，皆如旧式。唯营兵则变服满装”；到了顺治三年，洪承畴发布严厉禁令以后，服装才开始变化，但仍然不那么容易变过来，在顺治六七年间，朝廷颁布官员正式服装规定，“于是命服始有定式，莫敢偕越”，但是民间便服仍然很乱，到康熙九至十年间“复申明服饰之禁”，才“一时翁然敬畏，格守凛遵”，[2]（p175）有了真正全面的改变。
改变是要改变的，毕竟大多是普通民众，普通民众在权势的威逼下，渐渐只好服从权力，改服剃发。因此，在一片辫发胡服中，穿着大明衣冠的朝鲜使者每次出现，好像都会引起一种故国离黍之思。就在洪大容到北京的半个世纪前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崔德中初到清帝国时，曾和一个90岁的老僧有一段对话：
余问：甲申之岁，汝年廿一，能记其时乎？答日：其时出家久矣，岂不明知？问：我等衣冠与明制一样耶？答云：一样尔，第无笠子，只着冠与帽子矣。[3]（崔德中《燕行录》，p406）
这一年，闵镇远（1664-1736）随同朴弼成也出使清国，经过辽东新城的时候，阂镇远就发现，“观光胡人有垂涕者曰：吾之祖先亦曾着如此衣冠矣”，进人山海关以后，他又发现，“居民多汉人，风俗与关外有异，见吾辈行，多有艳慕起敬者”。这天夜里，他看到这样的一幕，“主胡教授之子着诸裨所脱战笠战服，欢喜踊跃，浑家喧闹”，于是有了以下的对话，“问：服此服，乐乎？对曰：此吾祖所曾着者，岂不乐乎。仍语诸裨曰：每念剃头之痛，直欲无生云矣”。几天后，他在路上又遇见一个自称是明皇室后人的读书人，也说：“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着，即与牛马何异？”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笔谈向答的纸投人火中焚化，“流涕呜咽曰：恐有人窃听，慎之慎之”。[3]（闵镇远《燕行录》，p333，343）20年后，李宜显（1669-1745）在雍正十年（1732）出使北京，也有一汉族生员王天寿给他送名帖，并顺便表示对朝鲜衣冠的羡敬，“吾辈吞生中华，虽与太平之草木同沾雨露之深恩，何意得睹先朝之遗风为快也”。在两人笔谈中，李宜显故意对他说：“吾衣冠如何？”他回答说：“衣冠如前代，吾等不幸而生斯世，又幸而见大人也。”李表示“吾衣冠乃是箕子之旧，即古中华礼服也”，而王氏也马上“叩首拱手，以致敬恭之意”。[3]（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下，p518-519）
不过，到了乾隆年间，满清王朝建立已百年，遗民那些象征了汉族正统的衣袍冠发和他们矢志反清的前朝心情，随着时光流逝已烟消云散。那个时候的知识阶层，早已接受了这种异族政权的现实，只是有时候想起历史来，稍稍心里还有些赧然和愧疚。洪大容曾经问汉族文人道：“古称士以布衣，今见兄辈，皆着锦衣，未知中国古俗自来如此耶，抑迩来尚侈而然耶？”严诚便说：“此非古俗，吾辈亦未免从俗，世道相见之人，大率如此。”洪大容又问道：“（遗民）西林先生衣帽亦如此耶？”严诚便说：“不同。西林先生衣布衣，帽极古旧。”但是，他不得不承认，坚持“古服”的西林先生“偶一入城，则人皆笑之矣”。[5]（洪大容《湛轩燕记·干净笔谈》，p381）
毕竟已是乾隆时代，遗民作为历史的象征，刺激的意味已经不再强烈，人们已近渐渐习惯了新朝服装。这时候不是遗民，仍然是异域使者的衣冠，偶尔是唤回历史记忆的资源。在一次闲聊中，洪大容给两个汉族读书人说到这样一件事情：“十年前，关东一知县，遇东使，引人内堂，借着帽带，与其妻相对而泣，东国至今传而悲之。”这故事使得年长的严诚“垂首默然”，而稍稍年轻一些的潘庭绮则跌足叹息，说“好个知县”。[5]（洪大容《湛轩燕记·干净笔谈》，p388）
有叹息说明有痛楚，有痛楚，这种历史的疮疤就会时时被揭开。虽然遗民随着岁月流逝渐渐少去，雍正、乾隆年间已经不再有这种离黍之思，没有了离黍之思的人也没有心思再穿明代衣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汉族的历史记忆却埋藏得很深，并不完全随着时代变迁而流逝。所以尽管穿这种衣冠的遗民不再出现，可是这些衣冠却在娱乐舞台的戏曲人物中、外国使节的礼仪朝觐服饰中和汉族女性的日常穿着中不断出现，在这些看似边缘的象征物出现时，深藏的民族历史记忆仍然时时会被撩起。
三、戏台：“演戏之人皆着古衣冠”
先看戏台上的人物。
乾隆年间，李德惫（1741-1793）出使燕京，一日往东安门渴大成庙，“殿门既开，光头赤身者，及童男女拦入无节，使者乌帽团领，行四拜于大门之稍东边，观者皆指点而笑，曰：场戏一样。场戏者，演戏之人皆着古衣冠故也”[7]（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入燕记下》， p287）。原来，在当时一般人的记忆中，只有“场戏”中的演戏人才会穿“古衣冠”，衣冠二字上加一个“古”字，说明这种衣冠连同它所携带的历史已经遥远。
这也许是高压下的必然。衣冠不仅是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政治承认的象征。在清代官方的正式场合，所有在这一政治舞台上的人都必须穿着原来本属于蛮夷的衣服，否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潘庭绮和严诚，这两个标准的汉族文人在与洪大容谈话时就不得不承认，就连他们最尊敬的孔孟程朱再世，也要服从这一制度。当时，洪大容对于清国官员带数珠之制甚不以为然，说“非先王之法服，不须问也”。但严诚却不以为然，觉得他不了解清国之制，便告诉他说：“必须五品以上带之，而翰林则以七品而亦许带。”可是，洪大容却故意调侃地说：“此必自已崇佛者带之。”严诚便回答说：“非也，虽程朱处今之世，敢不带耶。”[5]（洪大容《湛轩燕记·干净笔谈》，p401）
可是，戏台上却还穿这种古汉族衣冠。
本来，清初官方对戏台上反复出现前朝衣冠，好像也有一些警惕，顺治末康熙初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桩事情，刑部捉住“未经剃发优人王玉、梁七子”，他们“供称系戏子，欲扮女妆，以故未经剃发”，但是皇帝却勃然大怒，下诏说：“前曾颁旨，不剃发者斩，何尝有许优人留发之令。严禁已久，此辈尚违制蓄发，殊为可恶。今刊示严谕内外一切人等，如有托称优人未经剃发者，著遵法速剃，颁示十日后，如有不剃发之人，在内送刑部审明正法，在外认管各地方官奏明正法。若知而不举，无论害民，治以重罪。其传谕刑部速行刊示，”[8]（p619）但是，禁令归禁令，也许是人们习惯了舞台上的汉族衣冠吧，就连满清宫廷、贵宵私第的演出，仍然是“大明衣冠”，这使得戏曲领域“漏网”，获得了“易服色”的豁免权，在戏台上很奇特地保留了历史上汉族的传统服装。洪大容曾经诧异，“尝见皇上南游图，处处宫殿楼观戏台，皆极其侈丽，且道戏台有何好处？”潘庭绮就说，“戏台亦有妙处，以其有汉官威仪也”。[8]（p388）因此，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唤回汉族历史记忆的场所。
1712年，崔德中出使北京，回朝鲜途中经过永平府，正好看见演戏，他就很敏感地注意到，“色色改服，服皆明宋朝服、军服，而像形《水浒传》与奇奇怪怪事，而不知话音，亦不知意味，不足可观，还可笑也。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痛哉”[3]（崔德中《燕行录》，p406）。不过，崔德中只是痛说大汉衣冠成了优伶之服，但是没有参透这一层，注意到这恰恰成了汉族威仪的最后舞台。另一个出使北京的徐长辅（1767-？）看到戏台上的老者，也说“一着阔袖团领头帽腰带，一应我国朝士之服，跪揖进退，皆中节奏，大抵胡儿见我国朝服之人，则必曰倡氏云者，盖以此也’[5]（徐长辅《蓟山纪程》卷四，P774），不过，他倒是发现了这里面的奥妙，“戏台所用衣帽，皆金冠纱帽，团领裳债，历代中华之法服备焉，所谓礼失求诸野者也”[5]（徐长辅《蓟山纪程》卷五，P802）。在这些使者里面，要数洪大容对这一奇特的现象特别敏感，当潘庭绮问他“场戏有何好处”的时候，洪大容心领神会，就说“不经之戏，然窃有取焉”。他们彼此都明白，所谓“有取”，就是因为人们可以在戏台上“复见汉官威仪”。[5]（洪大容《湛轩燕记·干净笔谈》，p375-376）
也许，这并不一定是真的有意识保留“汉官威仪”，只是由于清帝国剃发令的百密一疏，但是就是这一点残存的历史遗迹，给朝鲜使者带来了无限遐想，他们觉得这可能就是汉族人有意保留的东西，康熙五十二年（1713），金昌业在返回朝鲜途中看到处处演戏，便详细记载了清国戏班的情况，说“其所演皆前史及小说，其事或善或恶，使人见之皆足以？惩，而前代冠服之制，中国风俗，可观者多，如今日汉人之后生犹羡慕华制者，未必不由于此，以此言之，戏子亦不可无也心”[9]金昌业《燕行日记》，p167），一百多年后的道光八年（1828）朴思浩到中国来，看到戏台上演戏，还觉得这种戏台上的特别衣冠是汉人有意为之，他在《演戏记》里便猜测说，“演戏，戏也，亦关中国之沿革。盖清初有人（虑）其历代衣冠之无传，设为此戏，涂人耳目云，信斯言也。岂不诚远虑哉？”[5]（朴思浩《心田稿·燕行杂著》，p900）又过了20年，李遇骏到中国来，看到从正月到三月处处演戏，男女老少争相施舍钱财，他就想像说，演戏虽然浪费，但是“中华衣冠，前代风俗，于此乎亦有可征者”[10]（李遇骏《梦游燕行录》，p18），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这些“汉官威仪”之中，真的寄寓着汉族故国离黍之思，这些“中华衣冠”似乎也真的能唤起人们的前朝记忆。
四、外国使节的冠服：化外的豁免
让人联想起历史耻辱的汉族衣冠，除了在戏台上外，还在外国使节身上可以看到，这倒是对化外之人的豁免。
明清之际中国变色，按照朝鲜人的说法，已是满目腥擅、遍地蛮夷，不过“礼失求诸野”这句话却常常被汉族文人想起来，也被暗中自得的朝鲜使节时时放在嘴边。外国使者团到北京来，清廷倒是对他们的服饰听之任之，因此朝鲜、琉球和安南，便照旧穿了前明的衣服招摇过市。
在各种《皇清职贡图》中都有朝鲜、安南与琉球人物的图像，特别是故宫博物院藏佚名《平定安南战图册》中的一幅《阮光显入觐赐宴图》，正可以映证朝鲜使者在《燕行录》中关于安南服饰的一些记载。[③]在当时朝鲜使者的眼里，琉球使者的穿着虽然有小小差异，但大概还是中华遗制。康熙五十二年（1713），韩某在北京看见安南使团，就说安南人“皂帽团领品带大盖如制，而唯是披发垂后加帽于上，为骇见耳”[11]（韩泰东《两世燕行录》，p233）；徐浩修（1736-1799）《燕行纪》卷二记载，安南使者的服饰与朝鲜大体相同，“束发垂后，戴乌纱帽，被阔袖红袍，拖饰金袱帽带，穿黑皮靴”[5]（徐浩修《燕行纪》卷二，p459），这样的服饰正是“大明衣冠”的制度。至于琉球，也大体还是中华遗制，据说琉球遵守朱子家礼的规制，来北京朝觐的官员也基本上是明朝衣冠，“三品以上带黄缎画龙带，六品以上带红缎画龙带，而其他则或黑或蓝，随其所尚而带云”[④]，只是他们的头发不剃，盘在后面用短簪绾住，他们的衣服是短衣外着窄袖长衣，下端为曲尺形边。[l2]（金舜协《燕行录》，p361）不过这毕竟属于旧制，乾隆年间金正中（？-1793）就这样记载和他们一起到北京朝觐的琉球和安南使者：“琉球则朝袍广阔，有古人制度，而以黄帛广半尺者为带，紧紧束腰，头上又以黄色绫裁作一帕，如我东之幞头而小异虑，人物古雅，言语淳淳，稍无俗野之气。……安南高髻网布，朝袍角带，与我国恰似，且所着帽谓之‘文公冠’。”[5]（金正中《燕行录》，p573）
不过，同样都是“事大”与“朝觐”，朝鲜人仍然觉得，只有自己是中华正宗，只要琉球和安南使者的衣冠打扮稍稍偏靠满清，就打心眼里看不起。乾隆年间的朝鲜使者徐浩修对安南国王阮光平君臣在朝觐的时候，换穿了满清服装异常不满，便明知故问：“贵国冠服本与满洲同乎？”安南人老老实实地回答说：“皇上嘉我寡君亲朝，特赐车服，且及于陪臣等然，又奉上谕在京参朝祭用本服，归国返本服，此服不过一时权着而已。”这本是安南人当时小自翼翼的策略，但在徐浩修“政治正确”式的故意追问下，据说，安南人也“语颇分疏，面有愧色”。[5]（除浩修《燕行纪》卷二，p459）到了道光九年（1829）姜时永（1788-？还在批评当年安南国王贪图乾隆皇帝一时恩宠改换衣着，借着评论暹罗衣冠沉痛地说：“清人中国，天下皆袭胡服，为区域之外，自仍旧俗……安南亦海外衣履之国，而又变为胡服，唯此暹罗不效安南，亦可尚也。”[13]（姜时永《輶轩续录》，p141）而对于虽然穿着大明衣冠的琉球人，尽管穿着大体并无舛误，但朝鲜的使者则觉得他们还是不那么正宗，金正中就很鄙夷地批评琉球人，说“其人轻薄狡诈，无谨厚底意。缅甸则孟获之遗种也，衣蟒布头不着以黄帛环以两髻而露出长髻，极可笑也”。
说起来，朝鲜人在穿衣戴帽上面好像显得相当苛刻和自负。他们面对琉球和安南，就有一种居高临下自居正宗的傲慢，面对日本人，更是以自己的服装接近大明衣冠而自负[⑤]，同样面对已经改易服色的清国人，他们更是从心底里透出不屑。他们来到清国，便时时试探地询问大明衣冠如何如何。这个时候，外国使节的服装已经让汉族中国人追忆往事时不免羞惭，而身穿大明衣冠的朝鲜人也因为穿了汉族传统的衣服而相当自豪。雍正年间，李宜万（1650-1736）到沈阳，一个叫做张裕昆的汉族读书人来与他笔谈，他就有意向他展示朝鲜“衣冠之制”，穿上道袍说，这是我们上服，张便羞愧交加地写了“法服”两字，李又穿着衣服作拜揖之礼，这更引起张氏的无地自容，写道：“此是汉礼，如今文庙，则行此礼。”据李宜万说直截了当地追问道：“先生乃是汉人，见仆等衣冠，想有悦慕之心矣。”这个汉族读书人便用笔写了四个字“不言而喻。[14]（李宜万《入沈记》，p234、267）有人问朝鲜使者金正中：“（朝鲜）使臣不加帽而其所戴貂皮者，何制也？”金正中就很骄傲地回答：“此是中华旧制，子或未闻耶？其名曰暖帽，冬则着此，春夏之间，或纱帽金冠。”[5]（金正中《燕行录》，p573）而当中国士大夫称赞他们是衣冠之国时，他们却故意反问，中国衣冠究竟来自何代，像朴思浩就是这样，他说：“中国之帽子、狭袖，通用于朝贺宴享祭祀征战燕居之时，这是华制耶。座中相顾笑视，末乃愀然曰：此非汉唐宋明遗制也，国制也。[5]（朴思浩《心田稿·燕行杂著》，p920）另一个乾隆年间出使清国的俞彦述（1703-1773），便得意地记载说，“彼人（指汉族中国人）有指我衣服而磋叹者，曰：此圆领衣也。好制度，好制度。我人亦戏指其衣云：此亦好制度”，使得汉族中国人大为羞愧，连说“不好不好”。[15]（俞彦述《燕京杂识》，p294）
这时，朝鲜使者心里得到极大的自我满足，汉族中国人的心里却多少有些不是滋味。[⑥]
五、汉族妇女的服饰：边缘的模糊
和外国使者的衣冠一样，满清妇女的服饰，有时也会成为激活汉族历史记忆的资源。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曾用焦秉贞绘、朱圭刻的《耕织图》与清初的《燕寝怡情图》为例，说明清代妇女的服装仍然沿袭晚明，如高髻、花钗、对襟外衣或水田衣、长裙或加云肩，从万历到康熙、雍正，甚至故宫博物院藏的《雍正十二妃子图》里面的满清皇妃，都穿了汉族的衣服。[14]（p484-489、514-515）这倒是实的，就在明朝灭亡的那一年（1644），朝鲜使者成以性（1595—1664）在早已是清人控制下的宁远卫看到，这里虽然“公私家舍，大半夷灭”，但是“汉人男女，不改旧时衣冠”。[17]（成以性《燕行日记》，p148）有时候，审美的习惯并不跟随政治的规训，到1712年，出使北京的崔德中还注意到，“（汉人）女人或着摺裳，穿黑唐衣，头饰花珠，且垂面黑纱，乘驴子而行者，问有之。女子则犹带明衣制矣。可爱”[3]（崔德中《燕行录》，p37）。
明衣冠可爱而清冠服丑陋，这当然是朝鲜人的固执看法，因为对满清习惯的鄙夷，伴随的是对汉族衣冠的坚持。他们自己从很早起就穿汉族的衣冠，并把它看成是“文明”的象征，《三国史记》卷首金富轼（1075—1151）的序文中，把新罗到高丽的服饰变迁分为五期，称“新罗之初，衣服之制，不可考色，至第二十三叶法兴王，始定六部人服色尊卑之制，犹是夷俗。至真德在位二年，金春秋入唐，请袭唐仪，太宗皇帝诏可之，兼赐衣带，遂还来施行，以夷易华。文武王在位四年，又革妇人之服。自此以后，衣冠同于中国。我太祖受命，凡国家法度，多因罗旧，则至今朝廷士女之衣裳，盖亦春秋请来之遗制欤”[⑦]。值得注意的是，本来这种喜爱，只是对另一个文明的向往，但是到了明清易代以后，却具有了确立朝鲜文明主体性的意义，使得他们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小中华”而中国是“夷狄之邦”。汉族女子的服饰，在满清夷狄时代仍旧沿袭晚明，给他们带来一个印象，似乎真是“男降女不降”似的，汉族女子身上还寄托了汉族的历史记忆。乾隆年间，一个叫俞彦述的朝鲜官员来到北京，看到男女衣服异制，就说，“男子则言语衣服，满汉元无分别，女子则尚服中华旧制，故当初彼中有‘男顺女不顺夕之语”，而汉族中国人也常常面对朝鲜人有些气短，觉得自己穿了蛮夷衣裳，“不好不好，此是鞋子打扮”，自嘲说“我辈独女人不顺”，让朝鲜人俞彦述觉得“可见其有思汉之心”。[15]（俞彦述《燕京杂识》，p283、294）
其实，满清王朝还是想一统服饰的，据朝鲜使者洪命夏在康熙三年（1664）的记载，清代初期，当时朝廷曾经有过一个动议，想禁止汉族女子穿汉族衣服，但是并没有最终施行。他很好奇坛追问这是为什么，清国的官员就告诉他说，当时朝野确实有这样一个看法，觉得“清国既得天下，天下服色不可异同”，可是，“此论一出之后，汉人气色，莫不失心，大概去其华冠，解其足裹，有若剃头者然”，大概这是碰到激烈反弹的，连官员也知道这是“招怨之举，深可虑也”，所以建议送上朝廷，隔了好久，也没有真的动静。[6]洪命夏《燕行录》，p321-322）
说起来，满清王朝的汉族妇女仍然穿着明代衣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满清实行的是“男降女不降”的政策，也许是觉得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其旧时衣冠并不成为重要的历史记忆，也不会成为反抗现政权的族群象征。但另一方面，我以为是顺应传统审美观念强大的惯性。尽管满清人主中华，但汉族衣冠或者古衣冠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一种有文化和有历史的高雅象征，那个时代并不像追逐时髦和新潮的现代，在人们心目中，古典即典雅而时尚却只是流俗，因而在小说、戏曲以及书画中，要表现一种想像的和高尚的“美”，仍然需要这种古典的，而不用时尚的衣冠，这种审美观念的惯性延续，看上去无关紧要，却带来一个深远影响的后果，就是古代衣冠始终一方面成为美的象征引起夸耀和自豪，一方面却成为耻辱的标帜时时触动汉民族的族群意识，正像一个朝鲜使者李宜显所说的，尽管在当时，“无论胡汉，一皆胡帽胡服。而见画本，虽画近来人物，冠帽则悉依汉仪，于此可见，虽不得已从时制，而心实歉然也”[3]（李宜显《陶谷集·庚子燕行杂识下》，p505）。
尾声：“遵时”的一般民众
话须说回来，尽管戏台人物、外国使节和汉族妇女的服饰辫发，可能不断地刺激着汉族人的族群记忆，但是来自政治权力的现实力量，毕竟要远远大于来自历史记忆的心理屈辱，一般民众甚至是深谙历史的读书人，在现实世界中生活，仍然不得不接受这种屈辱，剃去汉族传统的头发，穿上满清的衣装，而时间的流逝，更在不断地磨消这种曾经深刻的历史记忆。“人间岁月初周甲，天下衣冠久化夷”[18]（李颐命《燕行诗·次副使见新历有感韵》，p92）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雍正十年（1732），李宜显在出使北京的路上，遇见一个叫马悼的读书人，与他谈论衣冠之事，他“显有愧屈之色。即书示曰：我们未尝不羡，但我们遵时耳”[3]（李宜显《陶谷集·庚子燕行杂识下》，p482）。
“遵时”其实就是向现买妥协，还有一种说法是“从裕”。康熙五十一年（1712），金昌业在出使北京途中，一连三次向不同人提到同样的话题，得到三次几乎相同的回答。在和一个叫做张奇漠的人谈到明朝衣冠时，张就说，穿旧朝衣冠是“知礼”，但剃头易服是“风俗”。当他在山海关遇见祖上曾是明朝指挥同知的郭如柏，谈及衣冠之制的巨变时，郭却说这是“各朝制度”。当他与一个叫做康田的汉族读书人正话反说，故意说“我是东夷，有甚可观文物，穿的衣冠与大国异样，想必见笑”，没有想到的是，康田却说“爱贵邦衣冠，我这遵时王之制”。[19]（金昌业《燕行日记》，p354-356、386、420）意思都是风俗随各朝而变，时王之制不得不从。同样，康熙六十年（1721），俞拓基在通州碰到赴京考试的彭氏兄弟，当他问到你们是汉人，知不知道明朝冠服，为什么不穿前代衣服的时候，这两个二十几岁的汉族文人回答是“迫于势”[12]（俞拓基《知守斋燕行录》，P120-121）。所谓“从俗”，所谓“遵时”，所谓“迫于势”，都是无可奈何的意思，经过血雨腥风，正如彭氏兄弟说的，在满清帝国的治下，断然没有不剃头变服的，“其势不得不然”。不过，因为朝鲜在满清政治权力直接控制范围之外，所以朝鲜人不太能够体会汉族中国人的苦衷，倒是好像怀着一种逆转的自负和鄙夷。康熙三十九年（1700），一个叫姜铣（1645-？）的朝鲜使者在清国写了两首诗，先是说“使者遥寻秦地界，夷人惊怪汉衣冠”，接着说“楚士几轻秦吏卒，蛮儿浑怪汉衣冠”。这很有趣，在汉人眼中本是蛮夷的朝鲜人到了中国，却奇怪这里寻找不到真正的中华，本来是中华的汉人，却在朝鲜人的眼中成了“夷人”、“蛮儿”，他们倒对原本是大明的衣冠感到陌生和诧异。[20]（姜铣《燕行录》，p503、512）
卢以渐与郑季明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一道出使清帝国。到了北京，因为他们穿着大明衣冠，因此引起好奇和围观，据说，“其中少年辈见我等衣冠，大笑讥嘲，侵侮之意颇多”[⑧]，难怪差不多同时到北京的洪大容要嘲笑汉族中国人说：“中国衣冠之变，已百余年矣。今天下惟吾东方略存旧制，而其入中国也，无识之辈莫不笑之。呜呼，其忘本也。见帽带则谓之类场戏，见头发则谓之类妇人，见大袖衣则谓之类和尚。’[5]（洪大容《湛轩燕记·干净笔谈》，p401）
真的是“忘本”了吗？也未必。道光八年（1828），离开明朝覆亡已经一百八十多年了，一个朝鲜人问张亨甫说：“入京来，窃有规规管见，盖上国延祚久远，制度范围薄海宏大，而但不用先王礼乐、中国衣冠，是未忍舍旧而然耶？朝着不欲语到耶？列朝来有金石成规而然耶？”这个汉族读书人回答很微妙：“改制度，易服色，我朝重禁，朝臣有奏请者斩。此亦是天数也，又有戒于前者，魏改汉制而云亡故也。”看起来好像很接受满族（洲）衣冠的正统性，不再愿意恢复大明衣冠，但是他临走时却又补写了一句，说“此语见俗儒，幸无问及”，接着又说，“本日有事，且暂别，另日可至敝寓再谈否，以不便径造使馆也”。[⑨]在这种吞吞吐吐欲语还休的神态中，好像有一些难言之隐。而20年后的道光二十九年（1849），朝鲜使者李遇骏在广宁遇见汉人萧某，两人之间有一次笔谈，萧某就干脆一些了，“（李）问：‘吾辈所着衣冠，于汝心以为何如？’（萧）曰：‘此本中国衣冠，吾虽不得已胡服，岂无歆羡之心耶？’既而颦蹙眉，隐然有伤感底意。嗯！世变风移，今为二百余年，而间巷之间犹有思汉之心，为之一叹”。既有思汉心，为何汉人却胡服？李遇骏说，这是因为清朝“变服者被重律”，所以“防限截严”。[21]（李遇骏《梦游燕行录》，p437）所以，所谓“忘本”，也许指责太苛刻，批评太轻率，嘲笑也未免不够忠厚，汉族读书人已经说得很明白，这是不得已，就连程朱再世，在这个时代也不得不薙发编辫，穿上满清服装。“遵时”和“从俗”的代价是压抑历史记忆，而这种历史记忆的被压抑，是因为汉人经历过很惨烈、很漫长而当时朝鲜人并没有经历过的这样的血腥岁月。
注释：
[①] 《弘光实录钞》卷四引马纯仁遗书、《海东逸史》卷十《苏兆人传》引其师张肯堂《赋绝命词》，转引自何冠彪《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第47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7年版。
[②] 见《东华录》顺治卷二、卷四。参看桑原鹭藏《支那人辫发的历史》，《桑原鹭藏全集》第一卷第441-453页，东京：岩波书店1968年版。
[③] 此图收于《清史图鉴》（乾隆朝），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版。
[④] 佚名《燕行日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九卷第50页）。又，可参见俞彦述《燕京杂识》对琉球使团服装的记载（《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九卷第333页）。
[⑤] 朝鲜人洪景海于丁卯年间随着通信使团船队到日本时，正使、副使和书状三人穿红团领，军官穿着羽笠藁鞯，书记医员穿着儒衣冠，他就因为自己人穿着“唐冠道袍”而相当自豪，而对日本人穿着怪异不合中华之制而相当蔑视，在与日本人越缉笔谈时，也因为他自己带了程子之冠，让越缉觉得很是惭愧，越缉的诗里就有“衣冠艳服中华制”，所以他更自豪地记载：“（越）缉……见我国衣冠文物，心悦诚服，顿无一分倭人气味。”《随槎日录》，《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九卷第459页。
[⑥] 19世纪初的1801年，朝鲜使者吴绍载（1739一1811）出使清国，发现当时关内汉族人还有前朝的历史记忆，而关外的辽人却已经“异类”化了，他说：“汉人见东国衣冠，莫不称羡，自伤其变夏，独辽人相随讥笑，夷狄视之。甚矣哉，俗之沦陷于异类也。”转引自夫马进《日本现存朝鲜燕行录解题》，《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四十二号第170页，日本京都，2003。
[⑦] 转引自武田幸男《新罗·兴德王代の色服、车骑、器用、屋舍制——とくに唐制との关连を中心にしして》，载《榎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集》第313页，东京：山川出版社1975年版。武田氏指出，兴德王九年（834）下令革除奢华风俗，对各种衣服之制作了严格的规定，《三国史记》卷三三有记载，这是受到唐文宗《俭朴令》的影响，见《唐书》卷二五《车服志》、《旧唐书》卷一七太和六年（831），《唐会要》卷三一《舆服上·杂录》等等。
[⑧] 卢以渐《随槎录》（《燕行录全集》第四十一卷第86页）。在另一处他又记载说，“街小儿见我国衣冠，莫不绝倒，帽带者谓之场戏，戎服者谓之高丽，’（同上第126页）。
[⑨] 佚名《往还日记》（《燕行录选集》下册第843-844页），作者乃道光八年（1828）随南球正使、李奎竑副使、赵基谦书状出使北京的朝鲜人。
参考文献：
[1]洪大容．燕记[A]．湛轩书外集：卷七[M]．韩国历代文集丛刊影印本2604册．
[2]叶梦珠．阅世编：卷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燕行录选集：下册[Z]．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62．
[4]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二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5]燕行录选集：上册[Z]．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62．
[6]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二十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7]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七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8]清世祖实录：卷七十八，顺治十年十月戊子[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二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0]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七十七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1]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九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2]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八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3]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七十三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4]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5]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九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6]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M]．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
[17]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十八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8]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四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9]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三十一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20]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二十八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21]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七十六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2003年7月29日匆匆初稿于香港
2004年8月8日修订于北京
2005年4月20日再改于北京
【收稿日期】2005-05-05
【作者简介】葛兆光（1950-），男，福建人，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博导。从事中国思想史、宗教史研究。
【文本整理】独秀书生
资料下载：
葛兆光. 大明衣冠今何在. 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doc (22.4 KiB, 131 点击)
葛兆光. 大明衣冠今何在. 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pdf（点击进入下载页）
葛兆光
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
【关键词】明清；薙发易服；朝鲜；《燕行录》；历史记忆；民族主义
【摘 要】在17世纪中叶以后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者的旅行记录中，对“薙发易服”后满清王朝的服装有大量尖刻和严厉的批评，通过这种批评可以看到，明清易代以后，朝鲜人对中国文化认同的巨大变化。朝鲜人对满清服装的鄙夷，其实来自一种文化立场，他们固执地认定汉族才是中华帝国的正统，大明衣冠才是中华文化的正宗，而满清却是蛮夷，穿满清服装则是文化沦落的象征。同时，他们想像在戏台演出、使团朝觐以及妇女衣着等方面保存的旧时衣冠，能够再度唤起汉族的历史记佗，这表现了当时朝鲜人坚定的“中华”观念以及这种观念后面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对汉族服饰的斥责，并没有充分理解一般民众“遵时”和“从俗”的习惯，因此在这种关于中国的批评中，既有正当的朝鲜民族主义感情，也有维护正统的偏见和过于严厉的高调。
Where are the Hats and Clothes of Ming Dynasty Nowadays
GE Zhao-guang
（History Department，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China）
Key Words：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ir-cutting and clothes-changing； Korea；Yan Xing Lu；historical memory； national-ism
Abstract：Numerous severe and sharp criticisms of the clothes of the Qing dynasty after the “hair-cutting and clothes-changing” can be found in the travel notes of the Korean ambassadors who were sent to Beijing after the mid-17th century. Anenormous transformation of the Korean identif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can be felt in these criticisms. It can be said thatthe scorn of the Koreans to the clothes of the Qing dynasty had its origin in a certain kind of cultural position from whichthey took the Hans as the orthodox of Imperial China and the clothes of the Ming dynasty as the orthodox of Chinese culture. While the Manchus were barbarians, wearing the clothes of the Qing dynasty would be taken as an obvious sign of cultural degradation. Moreover, they thought that the Hans’ historical memory could be aroused by wearing the old Hatsand clothes on the occasions of stage performance, the pilgrimage of ambassadors in the Royal Court and the daily life ofwomen. A firm notion of “Chinese”in the minds of the Koreans and the nationalist emotions behind that had their expressions in their actions. Their blame of the Hans’ clothes-changing showed that they had little sympathy and understandingof the ordinary people’s choice of conforming to the custom and necessity. Therefore, we can find both nationalist emotions of the Koreans which were reasonable and the prejudices and some time too severe exaggerations which were aimedto maintain the tradition.
引子：不意犹见前朝衣冠
乾隆三十年（1765），35岁的洪大容（1731-1783）随朝鲜使节团出使清帝国，到达北京以后，照例在正月初一盛装去朝拜皇帝。朝拜之后，走出午门，有很多好奇的人围观，这时“有两官人亦具披肩品帽戴数珠，观良久不去”，洪大容觉得很诧异，便上前询问：“老爷熟看我们何意？”这两人笑容可掬地回答：“看贵国人物与衣冠。”洪大容追问道：“我们衣冠比老爷如何？”两人都笑而不答。[1]（p90）据洪大容事后记载，这两个人是翰林检讨官，一个叫昊湘，一个叫彭冠。在朝鲜使臣穿着朝鲜正式衣冠，其实就是被满清灭掉的明朝衣服。到北京的时候，他们成了满清帝国首都的一道异样风景，朝鲜使者常常被好奇地围观，不止是这两个翰林检讨，另一个李姓太常寺少卿也曾经来问：“贵处衣服，是遵何代之制？”而另一个叫周应文的读书人，更好奇地问：“贵处衣冠可是箕子遗制否？[2]（p95、102）显然，满清帝国的文化人，对于这种本来属于汉族的衣冠已经不太熟悉了，这使他们不仅陌生，而且好奇。
其实稍早的时候，经历过明清之际那一场天崩地裂的老人，是记得这种旧朝衣冠的，清初叶梦珠《阅世编》卷八记载：“前朝职官公服，则乌纱帽，圆领袍，腰带，皂靴。纱帽前低后高，两旁各插一翅，通体皆圆，其内施网巾以束发，则无分贵贱，公私之服皆然。圆领则背有锦绣，方补品级……腰带用革为质，外裹青绒，上缀犀玉、花青、金银不等。[2]（p173）这就是旧朝大明的衣冠。对于曾经沧海桑田的人来说，被迫改易服色，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顺治六年（1649）也就是明朝刚刚灭亡五六年，尽管南明朝廷还在南方挣扎，朝鲜还在东边坚持沿用崇祯年号，可汉人却已经不得不改易发服，郑太和（1602～1673）到清帝国来，就看到“尚书曹姓汉人押宴，见吾冠带，凝泪满框”[3]（郑太和《阳坡朝天日记》，p106）。而麟坪大君李洽（1622～1658）在顺治十三年（1656）九月十三日到达山海关，路上也看到“市肆行人见使行服着，有感于汉朝衣冠，至有垂泪者，此必汉人，诚可惨怜”；十月初三，他在北京正式朝见后，也发觉“华人见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3]（李㴭《燕途纪行》中，《燕途纪行》下，P221、234）
但是时间会磨灭记忆。在康熙八年（1669），当一个普通汉人王秀才被朝鲜人阂鼎重（1628-1692）询问明朝冠服带履之制时，他还能说出秀才、举人、大学士的制度，当阂鼎重拿了实物考问他，儒巾是否“无缨脚”的时候，他还能一一指出“龙眉凤目俱在，其制是无差也，元无缨脚。[4]（闵鼎重《老峰燕行记》，P379-380，389）但是，到了洪大容出使到北京的乾隆中期，清国已经建立120年，算起来也是第四或第五代了，似乎汉人都已经习惯了满清的服饰，倒把本来就是自己汉族的衣冠看成异乡制度，潘庭箔看见洪大容“以方冠，着广袖常衣”，他不知道这是朝鲜的秀才常服，却啧啧称赞它“制度古雅”，还得朝鲜人洪大容反过来告诉他，“我们衣服皆是明朝遗制”。[5]（洪大容《湛轩燕记·千净笔谈》，p375）
一、旧日衣冠：无意中开启的历史记忆之门
这是“明朝遗制”，就有些犯了政治忌讳。那么，在清朝中叶，朝鲜使臣穿着前朝衣冠到清帝国来，是否真的会唤起一些关于战争、王朝、族群的历史记忆？
虽然汉族人并非天生就应当是中国的执政者，但是以“华夏”自居的汉族人一旦被原来鄙为“蛮夷”的满族（洲）所统治，在心底深处却始终有耻辱感。康熙三年（1664），洪命夏（1607-1667）到北京时，就说汉人见到朝鲜使者，“皆有嘻嘘叹息之色，欲语未语……盖见我衣冠，自不觉其感慨而然也”[6]（洪命夏《燕行录》，p314），这种心情在短期很难平抑。大约五年以后，辽东一个姓颜的汉人知县在见到朝鲜使者阂鼎重的时候，尽管言语之中颇有忌讳，但也很坦率地说他自己官居正七品，进士出身，虽然遵照清朝制度穿了清代衣服，“不敢戴纱帽”，但是仍然“羡贵国尚存汉官威仪”。[4]（闵鼎重《老峰燕行记》，p386），一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李押（1737-1795）还记载说，“每与渠辈（指清国人）语，问其衣服之制，则汉人辄赦然有惭色”。
为什么汉人“有惭色”？因为“问我人服色，或云此是中华之制”但是，存有这种历史记忆和族群意识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汉族人对朝鲜使臣穿的明代衣冠，好奇归好奇，但只是看看而已，最多是啼嘘一番，甚至还有人想方设法地为自己穿的满式服装辩护，他们半是自嘲、半是解嘲地说，满清的衣冠也有很多好处，“头发尽剃，无梳栉之劳，上下均服，无名分之别，制度简易，执事服役无所相碍”[3]（李坤《燕行纪事·闻见杂记上》，P644）；还有人觉得一代有一代的衣冠，像前引叶梦珠《阅世编》中就承认，“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其间随时变更，不无小有异同，要不过与世迁流，以新一时耳目”。所以，潘庭笃就对洪大容说，这其实并不是为了钳制汉人，当年达海库尔缠也建议“衣服从汉人之制”，但是皇帝不听从的理由是，满族（洲）服饰使人方便打仗，因为穿了汉族人的“宽衣大袖”，等于任人宰割，“若效汉习，诸事便怠惰，忘骑射，少淳朴，失礼度”。[5]（洪大容《湛轩燕记·干净笔谈》，p416-417）
汉族中国人对“易服色”看得如此轻易，这使得把“易服色、改正朔”看得很重的朝鲜使臣打心眼里看不起满清治下的汉族文人，尽管像崔德中这样的朝鲜人也知道，汉族人如此也是出于无奈，因为满清“或囚或打”，汉人在高压政策之下只能如此，但是他们仍然不能释然于心，对清帝国那种“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的现象，感到既痛心又蔑视。他们反复说，满清帝国其实不是中华，而是蛮夷，更何况如今“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易，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3]（李坤《燕行纪事·闻见杂记上》P644）这话说得很沉痛。
二、仍旧前朝服色：中华唯有遗民？
满清人关前后，依照历史惯例建立新的年号，进人汉族地区，又强迫民众剃头辫发，虽然看上去是用满族（洲）习惯强迫汉族，实际上，恰恰无意中沿袭了“改正朔、易服色”的汉族传统。不过，坚持汉族传统的遗民在“留发不留头”的威胁下，用同样的传统应对，以不奉正朔，不易服色、不剃发编辫作为气节的象征，“朝华而冠，夕夷而隽。与丧乃心，宁死乃身”，“保发严夷夏，扶明一死生”，[①]在这上面，好像新朝和遗民势不两立。
落发易服的过程其实相当残酷和艰难。日本学者桑原鹭藏根据《东华录》记载叙述道，顺治元年（1644）五月三日，清人刚刚进人北京，曾下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摧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但是因反抗甚剧，多尔衰曾于同月二十四日发出谕文，暂时收回成命，让“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但是，不久由于江南平定形势变化，顺治二年（1645）六月十六日便再次下令严厉的命令：
向来薙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自便者，欲俊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落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察验，若有复为此事读进章奏，欲将已定地方之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②]
但是，实际上一道禁令并不能解决问题，叶梦珠的记载说，虽然到了顺治二年，满清“克定江南”，但是旧时传统依然延续，“郡县长吏，犹循前朝之旧，仍服纱帽圆领，升堂视事，士子公服便服，皆如旧式。唯营兵则变服满装”；到了顺治三年，洪承畴发布严厉禁令以后，服装才开始变化，但仍然不那么容易变过来，在顺治六七年间，朝廷颁布官员正式服装规定，“于是命服始有定式，莫敢偕越”，但是民间便服仍然很乱，到康熙九至十年间“复申明服饰之禁”，才“一时翁然敬畏，格守凛遵”，[2]（p175）有了真正全面的改变。
改变是要改变的，毕竟大多是普通民众，普通民众在权势的威逼下，渐渐只好服从权力，改服剃发。因此，在一片辫发胡服中，穿着大明衣冠的朝鲜使者每次出现，好像都会引起一种故国离黍之思。就在洪大容到北京的半个世纪前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崔德中初到清帝国时，曾和一个90岁的老僧有一段对话：
余问：甲申之岁，汝年廿一，能记其时乎？答日：其时出家久矣，岂不明知？问：我等衣冠与明制一样耶？答云：一样尔，第无笠子，只着冠与帽子矣。[3]（崔德中《燕行录》，p406）
这一年，闵镇远（1664-1736）随同朴弼成也出使清国，经过辽东新城的时候，阂镇远就发现，“观光胡人有垂涕者曰：吾之祖先亦曾着如此衣冠矣”，进人山海关以后，他又发现，“居民多汉人，风俗与关外有异，见吾辈行，多有艳慕起敬者”。这天夜里，他看到这样的一幕，“主胡教授之子着诸裨所脱战笠战服，欢喜踊跃，浑家喧闹”，于是有了以下的对话，“问：服此服，乐乎？对曰：此吾祖所曾着者，岂不乐乎。仍语诸裨曰：每念剃头之痛，直欲无生云矣”。几天后，他在路上又遇见一个自称是明皇室后人的读书人，也说：“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着，即与牛马何异？”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笔谈向答的纸投人火中焚化，“流涕呜咽曰：恐有人窃听，慎之慎之”。[3]（闵镇远《燕行录》，p333，343）20年后，李宜显（1669-1745）在雍正十年（1732）出使北京，也有一汉族生员王天寿给他送名帖，并顺便表示对朝鲜衣冠的羡敬，“吾辈吞生中华，虽与太平之草木同沾雨露之深恩，何意得睹先朝之遗风为快也”。在两人笔谈中，李宜显故意对他说：“吾衣冠如何？”他回答说：“衣冠如前代，吾等不幸而生斯世，又幸而见大人也。”李表示“吾衣冠乃是箕子之旧，即古中华礼服也”，而王氏也马上“叩首拱手，以致敬恭之意”。[3]（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下，p518-519）
不过，到了乾隆年间，满清王朝建立已百年，遗民那些象征了汉族正统的衣袍冠发和他们矢志反清的前朝心情，随着时光流逝已烟消云散。那个时候的知识阶层，早已接受了这种异族政权的现实，只是有时候想起历史来，稍稍心里还有些赧然和愧疚。洪大容曾经问汉族文人道：“古称士以布衣，今见兄辈，皆着锦衣，未知中国古俗自来如此耶，抑迩来尚侈而然耶？”严诚便说：“此非古俗，吾辈亦未免从俗，世道相见之人，大率如此。”洪大容又问道：“（遗民）西林先生衣帽亦如此耶？”严诚便说：“不同。西林先生衣布衣，帽极古旧。”但是，他不得不承认，坚持“古服”的西林先生“偶一入城，则人皆笑之矣”。[5]（洪大容《湛轩燕记·干净笔谈》，p381）
毕竟已是乾隆时代，遗民作为历史的象征，刺激的意味已经不再强烈，人们已近渐渐习惯了新朝服装。这时候不是遗民，仍然是异域使者的衣冠，偶尔是唤回历史记忆的资源。在一次闲聊中，洪大容给两个汉族读书人说到这样一件事情：“十年前，关东一知县，遇东使，引人内堂，借着帽带，与其妻相对而泣，东国至今传而悲之。”这故事使得年长的严诚“垂首默然”，而稍稍年轻一些的潘庭绮则跌足叹息，说“好个知县”。[5]（洪大容《湛轩燕记·干净笔谈》，p388）
有叹息说明有痛楚，有痛楚，这种历史的疮疤就会时时被揭开。虽然遗民随着岁月流逝渐渐少去，雍正、乾隆年间已经不再有这种离黍之思，没有了离黍之思的人也没有心思再穿明代衣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汉族的历史记忆却埋藏得很深，并不完全随着时代变迁而流逝。所以尽管穿这种衣冠的遗民不再出现，可是这些衣冠却在娱乐舞台的戏曲人物中、外国使节的礼仪朝觐服饰中和汉族女性的日常穿着中不断出现，在这些看似边缘的象征物出现时，深藏的民族历史记忆仍然时时会被撩起。
三、戏台：“演戏之人皆着古衣冠”
先看戏台上的人物。
乾隆年间，李德惫（1741-1793）出使燕京，一日往东安门渴大成庙，“殿门既开，光头赤身者，及童男女拦入无节，使者乌帽团领，行四拜于大门之稍东边，观者皆指点而笑，曰：场戏一样。场戏者，演戏之人皆着古衣冠故也”[7]（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入燕记下》， p287）。原来，在当时一般人的记忆中，只有“场戏”中的演戏人才会穿“古衣冠”，衣冠二字上加一个“古”字，说明这种衣冠连同它所携带的历史已经遥远。
这也许是高压下的必然。衣冠不仅是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政治承认的象征。在清代官方的正式场合，所有在这一政治舞台上的人都必须穿着原来本属于蛮夷的衣服，否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潘庭绮和严诚，这两个标准的汉族文人在与洪大容谈话时就不得不承认，就连他们最尊敬的孔孟程朱再世，也要服从这一制度。当时，洪大容对于清国官员带数珠之制甚不以为然，说“非先王之法服，不须问也”。但严诚却不以为然，觉得他不了解清国之制，便告诉他说：“必须五品以上带之，而翰林则以七品而亦许带。”可是，洪大容却故意调侃地说：“此必自已崇佛者带之。”严诚便回答说：“非也，虽程朱处今之世，敢不带耶。”[5]（洪大容《湛轩燕记·干净笔谈》，p401）
可是，戏台上却还穿这种古汉族衣冠。
本来，清初官方对戏台上反复出现前朝衣冠，好像也有一些警惕，顺治末康熙初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桩事情，刑部捉住“未经剃发优人王玉、梁七子”，他们“供称系戏子，欲扮女妆，以故未经剃发”，但是皇帝却勃然大怒，下诏说：“前曾颁旨，不剃发者斩，何尝有许优人留发之令。严禁已久，此辈尚违制蓄发，殊为可恶。今刊示严谕内外一切人等，如有托称优人未经剃发者，著遵法速剃，颁示十日后，如有不剃发之人，在内送刑部审明正法，在外认管各地方官奏明正法。若知而不举，无论害民，治以重罪。其传谕刑部速行刊示，”[8]（p619）但是，禁令归禁令，也许是人们习惯了舞台上的汉族衣冠吧，就连满清宫廷、贵宵私第的演出，仍然是“大明衣冠”，这使得戏曲领域“漏网”，获得了“易服色”的豁免权，在戏台上很奇特地保留了历史上汉族的传统服装。洪大容曾经诧异，“尝见皇上南游图，处处宫殿楼观戏台，皆极其侈丽，且道戏台有何好处？”潘庭绮就说，“戏台亦有妙处，以其有汉官威仪也”。[8]（p388）因此，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唤回汉族历史记忆的场所。
1712年，崔德中出使北京，回朝鲜途中经过永平府，正好看见演戏，他就很敏感地注意到，“色色改服，服皆明宋朝服、军服，而像形《水浒传》与奇奇怪怪事，而不知话音，亦不知意味，不足可观，还可笑也。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痛哉”[3]（崔德中《燕行录》，p406）。不过，崔德中只是痛说大汉衣冠成了优伶之服，但是没有参透这一层，注意到这恰恰成了汉族威仪的最后舞台。另一个出使北京的徐长辅（1767-？）看到戏台上的老者，也说“一着阔袖团领头帽腰带，一应我国朝士之服，跪揖进退，皆中节奏，大抵胡儿见我国朝服之人，则必曰倡氏云者，盖以此也’[5]（徐长辅《蓟山纪程》卷四，P774），不过，他倒是发现了这里面的奥妙，“戏台所用衣帽，皆金冠纱帽，团领裳债，历代中华之法服备焉，所谓礼失求诸野者也”[5]（徐长辅《蓟山纪程》卷五，P802）。在这些使者里面，要数洪大容对这一奇特的现象特别敏感，当潘庭绮问他“场戏有何好处”的时候，洪大容心领神会，就说“不经之戏，然窃有取焉”。他们彼此都明白，所谓“有取”，就是因为人们可以在戏台上“复见汉官威仪”。[5]（洪大容《湛轩燕记·干净笔谈》，p375-376）
也许，这并不一定是真的有意识保留“汉官威仪”，只是由于清帝国剃发令的百密一疏，但是就是这一点残存的历史遗迹，给朝鲜使者带来了无限遐想，他们觉得这可能就是汉族人有意保留的东西，康熙五十二年（1713），金昌业在返回朝鲜途中看到处处演戏，便详细记载了清国戏班的情况，说“其所演皆前史及小说，其事或善或恶，使人见之皆足以？惩，而前代冠服之制，中国风俗，可观者多，如今日汉人之后生犹羡慕华制者，未必不由于此，以此言之，戏子亦不可无也心”[9]金昌业《燕行日记》，p167），一百多年后的道光八年（1828）朴思浩到中国来，看到戏台上演戏，还觉得这种戏台上的特别衣冠是汉人有意为之，他在《演戏记》里便猜测说，“演戏，戏也，亦关中国之沿革。盖清初有人（虑）其历代衣冠之无传，设为此戏，涂人耳目云，信斯言也。岂不诚远虑哉？”[5]（朴思浩《心田稿·燕行杂著》，p900）又过了20年，李遇骏到中国来，看到从正月到三月处处演戏，男女老少争相施舍钱财，他就想像说，演戏虽然浪费，但是“中华衣冠，前代风俗，于此乎亦有可征者”[10]（李遇骏《梦游燕行录》，p18），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这些“汉官威仪”之中，真的寄寓着汉族故国离黍之思，这些“中华衣冠”似乎也真的能唤起人们的前朝记忆。
四、外国使节的冠服：化外的豁免
让人联想起历史耻辱的汉族衣冠，除了在戏台上外，还在外国使节身上可以看到，这倒是对化外之人的豁免。
明清之际中国变色，按照朝鲜人的说法，已是满目腥擅、遍地蛮夷，不过“礼失求诸野”这句话却常常被汉族文人想起来，也被暗中自得的朝鲜使节时时放在嘴边。外国使者团到北京来，清廷倒是对他们的服饰听之任之，因此朝鲜、琉球和安南，便照旧穿了前明的衣服招摇过市。
在各种《皇清职贡图》中都有朝鲜、安南与琉球人物的图像，特别是故宫博物院藏佚名《平定安南战图册》中的一幅《阮光显入觐赐宴图》，正可以映证朝鲜使者在《燕行录》中关于安南服饰的一些记载。[③]在当时朝鲜使者的眼里，琉球使者的穿着虽然有小小差异，但大概还是中华遗制。康熙五十二年（1713），韩某在北京看见安南使团，就说安南人“皂帽团领品带大盖如制，而唯是披发垂后加帽于上，为骇见耳”[11]（韩泰东《两世燕行录》，p233）；徐浩修（1736-1799）《燕行纪》卷二记载，安南使者的服饰与朝鲜大体相同，“束发垂后，戴乌纱帽，被阔袖红袍，拖饰金袱帽带，穿黑皮靴”[5]（徐浩修《燕行纪》卷二，p459），这样的服饰正是“大明衣冠”的制度。至于琉球，也大体还是中华遗制，据说琉球遵守朱子家礼的规制，来北京朝觐的官员也基本上是明朝衣冠，“三品以上带黄缎画龙带，六品以上带红缎画龙带，而其他则或黑或蓝，随其所尚而带云”[④]，只是他们的头发不剃，盘在后面用短簪绾住，他们的衣服是短衣外着窄袖长衣，下端为曲尺形边。[l2]（金舜协《燕行录》，p361）不过这毕竟属于旧制，乾隆年间金正中（？-1793）就这样记载和他们一起到北京朝觐的琉球和安南使者：“琉球则朝袍广阔，有古人制度，而以黄帛广半尺者为带，紧紧束腰，头上又以黄色绫裁作一帕，如我东之幞头而小异虑，人物古雅，言语淳淳，稍无俗野之气。……安南高髻网布，朝袍角带，与我国恰似，且所着帽谓之‘文公冠’。”[5]（金正中《燕行录》，p573）
不过，同样都是“事大”与“朝觐”，朝鲜人仍然觉得，只有自己是中华正宗，只要琉球和安南使者的衣冠打扮稍稍偏靠满清，就打心眼里看不起。乾隆年间的朝鲜使者徐浩修对安南国王阮光平君臣在朝觐的时候，换穿了满清服装异常不满，便明知故问：“贵国冠服本与满洲同乎？”安南人老老实实地回答说：“皇上嘉我寡君亲朝，特赐车服，且及于陪臣等然，又奉上谕在京参朝祭用本服，归国返本服，此服不过一时权着而已。”这本是安南人当时小自翼翼的策略，但在徐浩修“政治正确”式的故意追问下，据说，安南人也“语颇分疏，面有愧色”。[5]（除浩修《燕行纪》卷二，p459）到了道光九年（1829）姜时永（1788-？还在批评当年安南国王贪图乾隆皇帝一时恩宠改换衣着，借着评论暹罗衣冠沉痛地说：“清人中国，天下皆袭胡服，为区域之外，自仍旧俗……安南亦海外衣履之国，而又变为胡服，唯此暹罗不效安南，亦可尚也。”[13]（姜时永《輶轩续录》，p141）而对于虽然穿着大明衣冠的琉球人，尽管穿着大体并无舛误，但朝鲜的使者则觉得他们还是不那么正宗，金正中就很鄙夷地批评琉球人，说“其人轻薄狡诈，无谨厚底意。缅甸则孟获之遗种也，衣蟒布头不着以黄帛环以两髻而露出长髻，极可笑也”。
说起来，朝鲜人在穿衣戴帽上面好像显得相当苛刻和自负。他们面对琉球和安南，就有一种居高临下自居正宗的傲慢，面对日本人，更是以自己的服装接近大明衣冠而自负[⑤]，同样面对已经改易服色的清国人，他们更是从心底里透出不屑。他们来到清国，便时时试探地询问大明衣冠如何如何。这个时候，外国使节的服装已经让汉族中国人追忆往事时不免羞惭，而身穿大明衣冠的朝鲜人也因为穿了汉族传统的衣服而相当自豪。雍正年间，李宜万（1650-1736）到沈阳，一个叫做张裕昆的汉族读书人来与他笔谈，他就有意向他展示朝鲜“衣冠之制”，穿上道袍说，这是我们上服，张便羞愧交加地写了“法服”两字，李又穿着衣服作拜揖之礼，这更引起张氏的无地自容，写道：“此是汉礼，如今文庙，则行此礼。”据李宜万说直截了当地追问道：“先生乃是汉人，见仆等衣冠，想有悦慕之心矣。”这个汉族读书人便用笔写了四个字“不言而喻。[14]（李宜万《入沈记》，p234、267）有人问朝鲜使者金正中：“（朝鲜）使臣不加帽而其所戴貂皮者，何制也？”金正中就很骄傲地回答：“此是中华旧制，子或未闻耶？其名曰暖帽，冬则着此，春夏之间，或纱帽金冠。”[5]（金正中《燕行录》，p573）而当中国士大夫称赞他们是衣冠之国时，他们却故意反问，中国衣冠究竟来自何代，像朴思浩就是这样，他说：“中国之帽子、狭袖，通用于朝贺宴享祭祀征战燕居之时，这是华制耶。座中相顾笑视，末乃愀然曰：此非汉唐宋明遗制也，国制也。[5]（朴思浩《心田稿·燕行杂著》，p920）另一个乾隆年间出使清国的俞彦述（1703-1773），便得意地记载说，“彼人（指汉族中国人）有指我衣服而磋叹者，曰：此圆领衣也。好制度，好制度。我人亦戏指其衣云：此亦好制度”，使得汉族中国人大为羞愧，连说“不好不好”。[15]（俞彦述《燕京杂识》，p294）
这时，朝鲜使者心里得到极大的自我满足，汉族中国人的心里却多少有些不是滋味。[⑥]
五、汉族妇女的服饰：边缘的模糊
和外国使者的衣冠一样，满清妇女的服饰，有时也会成为激活汉族历史记忆的资源。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曾用焦秉贞绘、朱圭刻的《耕织图》与清初的《燕寝怡情图》为例，说明清代妇女的服装仍然沿袭晚明，如高髻、花钗、对襟外衣或水田衣、长裙或加云肩，从万历到康熙、雍正，甚至故宫博物院藏的《雍正十二妃子图》里面的满清皇妃，都穿了汉族的衣服。[14]（p484-489、514-515）这倒是实的，就在明朝灭亡的那一年（1644），朝鲜使者成以性（1595—1664）在早已是清人控制下的宁远卫看到，这里虽然“公私家舍，大半夷灭”，但是“汉人男女，不改旧时衣冠”。[17]（成以性《燕行日记》，p148）有时候，审美的习惯并不跟随政治的规训，到1712年，出使北京的崔德中还注意到，“（汉人）女人或着摺裳，穿黑唐衣，头饰花珠，且垂面黑纱，乘驴子而行者，问有之。女子则犹带明衣制矣。可爱”[3]（崔德中《燕行录》，p37）。
明衣冠可爱而清冠服丑陋，这当然是朝鲜人的固执看法，因为对满清习惯的鄙夷，伴随的是对汉族衣冠的坚持。他们自己从很早起就穿汉族的衣冠，并把它看成是“文明”的象征，《三国史记》卷首金富轼（1075—1151）的序文中，把新罗到高丽的服饰变迁分为五期，称“新罗之初，衣服之制，不可考色，至第二十三叶法兴王，始定六部人服色尊卑之制，犹是夷俗。至真德在位二年，金春秋入唐，请袭唐仪，太宗皇帝诏可之，兼赐衣带，遂还来施行，以夷易华。文武王在位四年，又革妇人之服。自此以后，衣冠同于中国。我太祖受命，凡国家法度，多因罗旧，则至今朝廷士女之衣裳，盖亦春秋请来之遗制欤”[⑦]。值得注意的是，本来这种喜爱，只是对另一个文明的向往，但是到了明清易代以后，却具有了确立朝鲜文明主体性的意义，使得他们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小中华”而中国是“夷狄之邦”。汉族女子的服饰，在满清夷狄时代仍旧沿袭晚明，给他们带来一个印象，似乎真是“男降女不降”似的，汉族女子身上还寄托了汉族的历史记忆。乾隆年间，一个叫俞彦述的朝鲜官员来到北京，看到男女衣服异制，就说，“男子则言语衣服，满汉元无分别，女子则尚服中华旧制，故当初彼中有‘男顺女不顺夕之语”，而汉族中国人也常常面对朝鲜人有些气短，觉得自己穿了蛮夷衣裳，“不好不好，此是鞋子打扮”，自嘲说“我辈独女人不顺”，让朝鲜人俞彦述觉得“可见其有思汉之心”。[15]（俞彦述《燕京杂识》，p283、294）
其实，满清王朝还是想一统服饰的，据朝鲜使者洪命夏在康熙三年（1664）的记载，清代初期，当时朝廷曾经有过一个动议，想禁止汉族女子穿汉族衣服，但是并没有最终施行。他很好奇坛追问这是为什么，清国的官员就告诉他说，当时朝野确实有这样一个看法，觉得“清国既得天下，天下服色不可异同”，可是，“此论一出之后，汉人气色，莫不失心，大概去其华冠，解其足裹，有若剃头者然”，大概这是碰到激烈反弹的，连官员也知道这是“招怨之举，深可虑也”，所以建议送上朝廷，隔了好久，也没有真的动静。[6]洪命夏《燕行录》，p321-322）
说起来，满清王朝的汉族妇女仍然穿着明代衣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满清实行的是“男降女不降”的政策，也许是觉得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其旧时衣冠并不成为重要的历史记忆，也不会成为反抗现政权的族群象征。但另一方面，我以为是顺应传统审美观念强大的惯性。尽管满清人主中华，但汉族衣冠或者古衣冠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一种有文化和有历史的高雅象征，那个时代并不像追逐时髦和新潮的现代，在人们心目中，古典即典雅而时尚却只是流俗，因而在小说、戏曲以及书画中，要表现一种想像的和高尚的“美”，仍然需要这种古典的，而不用时尚的衣冠，这种审美观念的惯性延续，看上去无关紧要，却带来一个深远影响的后果，就是古代衣冠始终一方面成为美的象征引起夸耀和自豪，一方面却成为耻辱的标帜时时触动汉民族的族群意识，正像一个朝鲜使者李宜显所说的，尽管在当时，“无论胡汉，一皆胡帽胡服。而见画本，虽画近来人物，冠帽则悉依汉仪，于此可见，虽不得已从时制，而心实歉然也”[3]（李宜显《陶谷集·庚子燕行杂识下》，p505）。
尾声：“遵时”的一般民众
话须说回来，尽管戏台人物、外国使节和汉族妇女的服饰辫发，可能不断地刺激着汉族人的族群记忆，但是来自政治权力的现实力量，毕竟要远远大于来自历史记忆的心理屈辱，一般民众甚至是深谙历史的读书人，在现实世界中生活，仍然不得不接受这种屈辱，剃去汉族传统的头发，穿上满清的衣装，而时间的流逝，更在不断地磨消这种曾经深刻的历史记忆。“人间岁月初周甲，天下衣冠久化夷”[18]（李颐命《燕行诗·次副使见新历有感韵》，p92）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雍正十年（1732），李宜显在出使北京的路上，遇见一个叫马悼的读书人，与他谈论衣冠之事，他“显有愧屈之色。即书示曰：我们未尝不羡，但我们遵时耳”[3]（李宜显《陶谷集·庚子燕行杂识下》，p482）。
“遵时”其实就是向现买妥协，还有一种说法是“从裕”。康熙五十一年（1712），金昌业在出使北京途中，一连三次向不同人提到同样的话题，得到三次几乎相同的回答。在和一个叫做张奇漠的人谈到明朝衣冠时，张就说，穿旧朝衣冠是“知礼”，但剃头易服是“风俗”。当他在山海关遇见祖上曾是明朝指挥同知的郭如柏，谈及衣冠之制的巨变时，郭却说这是“各朝制度”。当他与一个叫做康田的汉族读书人正话反说，故意说“我是东夷，有甚可观文物，穿的衣冠与大国异样，想必见笑”，没有想到的是，康田却说“爱贵邦衣冠，我这遵时王之制”。[19]（金昌业《燕行日记》，p354-356、386、420）意思都是风俗随各朝而变，时王之制不得不从。同样，康熙六十年（1721），俞拓基在通州碰到赴京考试的彭氏兄弟，当他问到你们是汉人，知不知道明朝冠服，为什么不穿前代衣服的时候，这两个二十几岁的汉族文人回答是“迫于势”[12]（俞拓基《知守斋燕行录》，P120-121）。所谓“从俗”，所谓“遵时”，所谓“迫于势”，都是无可奈何的意思，经过血雨腥风，正如彭氏兄弟说的，在满清帝国的治下，断然没有不剃头变服的，“其势不得不然”。不过，因为朝鲜在满清政治权力直接控制范围之外，所以朝鲜人不太能够体会汉族中国人的苦衷，倒是好像怀着一种逆转的自负和鄙夷。康熙三十九年（1700），一个叫姜铣（1645-？）的朝鲜使者在清国写了两首诗，先是说“使者遥寻秦地界，夷人惊怪汉衣冠”，接着说“楚士几轻秦吏卒，蛮儿浑怪汉衣冠”。这很有趣，在汉人眼中本是蛮夷的朝鲜人到了中国，却奇怪这里寻找不到真正的中华，本来是中华的汉人，却在朝鲜人的眼中成了“夷人”、“蛮儿”，他们倒对原本是大明的衣冠感到陌生和诧异。[20]（姜铣《燕行录》，p503、512）
卢以渐与郑季明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一道出使清帝国。到了北京，因为他们穿着大明衣冠，因此引起好奇和围观，据说，“其中少年辈见我等衣冠，大笑讥嘲，侵侮之意颇多”[⑧]，难怪差不多同时到北京的洪大容要嘲笑汉族中国人说：“中国衣冠之变，已百余年矣。今天下惟吾东方略存旧制，而其入中国也，无识之辈莫不笑之。呜呼，其忘本也。见帽带则谓之类场戏，见头发则谓之类妇人，见大袖衣则谓之类和尚。’[5]（洪大容《湛轩燕记·干净笔谈》，p401）
真的是“忘本”了吗？也未必。道光八年（1828），离开明朝覆亡已经一百八十多年了，一个朝鲜人问张亨甫说：“入京来，窃有规规管见，盖上国延祚久远，制度范围薄海宏大，而但不用先王礼乐、中国衣冠，是未忍舍旧而然耶？朝着不欲语到耶？列朝来有金石成规而然耶？”这个汉族读书人回答很微妙：“改制度，易服色，我朝重禁，朝臣有奏请者斩。此亦是天数也，又有戒于前者，魏改汉制而云亡故也。”看起来好像很接受满族（洲）衣冠的正统性，不再愿意恢复大明衣冠，但是他临走时却又补写了一句，说“此语见俗儒，幸无问及”，接着又说，“本日有事，且暂别，另日可至敝寓再谈否，以不便径造使馆也”。[⑨]在这种吞吞吐吐欲语还休的神态中，好像有一些难言之隐。而20年后的道光二十九年（1849），朝鲜使者李遇骏在广宁遇见汉人萧某，两人之间有一次笔谈，萧某就干脆一些了，“（李）问：‘吾辈所着衣冠，于汝心以为何如？’（萧）曰：‘此本中国衣冠，吾虽不得已胡服，岂无歆羡之心耶？’既而颦蹙眉，隐然有伤感底意。嗯！世变风移，今为二百余年，而间巷之间犹有思汉之心，为之一叹”。既有思汉心，为何汉人却胡服？李遇骏说，这是因为清朝“变服者被重律”，所以“防限截严”。[21]（李遇骏《梦游燕行录》，p437）所以，所谓“忘本”，也许指责太苛刻，批评太轻率，嘲笑也未免不够忠厚，汉族读书人已经说得很明白，这是不得已，就连程朱再世，在这个时代也不得不薙发编辫，穿上满清服装。“遵时”和“从俗”的代价是压抑历史记忆，而这种历史记忆的被压抑，是因为汉人经历过很惨烈、很漫长而当时朝鲜人并没有经历过的这样的血腥岁月。
注释：
[①] 《弘光实录钞》卷四引马纯仁遗书、《海东逸史》卷十《苏兆人传》引其师张肯堂《赋绝命词》，转引自何冠彪《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第47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7年版。
[②] 见《东华录》顺治卷二、卷四。参看桑原鹭藏《支那人辫发的历史》，《桑原鹭藏全集》第一卷第441-453页，东京：岩波书店1968年版。
[③] 此图收于《清史图鉴》（乾隆朝），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版。
[④] 佚名《燕行日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九卷第50页）。又，可参见俞彦述《燕京杂识》对琉球使团服装的记载（《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九卷第333页）。
[⑤] 朝鲜人洪景海于丁卯年间随着通信使团船队到日本时，正使、副使和书状三人穿红团领，军官穿着羽笠藁鞯，书记医员穿着儒衣冠，他就因为自己人穿着“唐冠道袍”而相当自豪，而对日本人穿着怪异不合中华之制而相当蔑视，在与日本人越缉笔谈时，也因为他自己带了程子之冠，让越缉觉得很是惭愧，越缉的诗里就有“衣冠艳服中华制”，所以他更自豪地记载：“（越）缉……见我国衣冠文物，心悦诚服，顿无一分倭人气味。”《随槎日录》，《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九卷第459页。
[⑥] 19世纪初的1801年，朝鲜使者吴绍载（1739一1811）出使清国，发现当时关内汉族人还有前朝的历史记忆，而关外的辽人却已经“异类”化了，他说：“汉人见东国衣冠，莫不称羡，自伤其变夏，独辽人相随讥笑，夷狄视之。甚矣哉，俗之沦陷于异类也。”转引自夫马进《日本现存朝鲜燕行录解题》，《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四十二号第170页，日本京都，2003。
[⑦] 转引自武田幸男《新罗·兴德王代の色服、车骑、器用、屋舍制——とくに唐制との关连を中心にしして》，载《榎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集》第313页，东京：山川出版社1975年版。武田氏指出，兴德王九年（834）下令革除奢华风俗，对各种衣服之制作了严格的规定，《三国史记》卷三三有记载，这是受到唐文宗《俭朴令》的影响，见《唐书》卷二五《车服志》、《旧唐书》卷一七太和六年（831），《唐会要》卷三一《舆服上·杂录》等等。
[⑧] 卢以渐《随槎录》（《燕行录全集》第四十一卷第86页）。在另一处他又记载说，“街小儿见我国衣冠，莫不绝倒，帽带者谓之场戏，戎服者谓之高丽，’（同上第126页）。
[⑨] 佚名《往还日记》（《燕行录选集》下册第843-844页），作者乃道光八年（1828）随南球正使、李奎竑副使、赵基谦书状出使北京的朝鲜人。
参考文献：
[1]洪大容．燕记[A]．湛轩书外集：卷七[M]．韩国历代文集丛刊影印本2604册．
[2]叶梦珠．阅世编：卷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燕行录选集：下册[Z]．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62．
[4]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二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5]燕行录选集：上册[Z]．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62．
[6]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二十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7]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七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8]清世祖实录：卷七十八，顺治十年十月戊子[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二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0]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七十七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1]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九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2]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八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3]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七十三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4]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5]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三十九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6]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M]．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
[17]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十八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8]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四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19]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三十一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20]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二十八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21]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七十六卷[Z]．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92．
2003年7月29日匆匆初稿于香港
2004年8月8日修订于北京
2005年4月20日再改于北京
【收稿日期】2005-05-05
【作者简介】葛兆光（1950-），男，福建人，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博导。从事中国思想史、宗教史研究。
【文本整理】独秀书生
资料下载：
葛兆光. 大明衣冠今何在. 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doc (22.4 KiB, 131 点击)
葛兆光. 大明衣冠今何在. 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pdf（点击进入下载页）
Monday 12 September 2011
Language speed I can't speak 55
Here's one of the least-interesting paragraphs you've ever read: "Last night I opened the front door to let the cat out. It was such a beautiful night that I wandered down to the garden to get a breath of fresh air. Then I heard a click as the door closed behind me."
OK, it becomes a little less eye-glazing after that, with the speaker getting arrested while trying to force the door back open. Still, we ain't talking Noel Coward here. All the same, this perfectly ordinary passage and a few others like it are part of an intriguing study just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Language — a study that answers one of the longest-standing questions about human speech.
(Read why speaking more than one language may delay Alzheimer's.)
It's an almost universal truth that any language you don't understand sounds like it's being spoken at 200 miles per hour — a storm of alien syllables almost impossible to tease apart. That, we tell ourselves, is simply because the words make no sense to us. Surely our spoken English sounds just as fast to a native speaker of Urdu. And yet it's equally true that some languages seem to zip by faster than others. Spanish blows the doors off French; Japanese leaves German in the dust — or at least that's how they sound.
But how could that be? The dialogue in movies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to Spanish doesn't whiz by in half the original time, after all, which is what it would have to do if the same lines were being spoken at doubletime. Similarly, Spanish films don't take four hours to unspool when they're translated into French. Somewhere among all the languages must be a great equalizer that keeps us conveying information at the same rate even if the speed limits vary from tongue to tongue.
To investigate this puzzle, researchers from the Universite de Lyon recruited 59 male and female volunteers who were native speakers of one of seven common languages — English, French, German, Italian, Japanese, Mandarin and Spanish — and one not so common one: Vietnamese. They instructed them all to read 20 different texts, including the one about the housecat and the locked door, into a recorder. All of the volunteers read all 20 passages in their native languages. Any silences that lasted longer than 150 milliseconds were edited out, but the recordings were left otherwise untouched.
(Read about the death of a language.)
The investigators next counted all of the syllables in each of the recordings, and further analyzed how much meaning was packed into each of those syllables. A single syllable word like "bliss," for example, is rich with meaning — signifying not ordinary happiness but a particularly serene and rapturous kind. The single syllable word "to" is less information-dense. And a single syllabile like the short i sound, as in the word "jubilee," has no independent meaning at all.
With this raw data in hand, the investigators crunched the numbers together to arrive at two critical values for each language: The average information density for each of its syllables and the average number of syllables spoken per second in ordinary speech. Vietnamese was used as a reference language for the other seven, with its syllables (which are considered by linguists to be very information dense) given an arbitrary value of 1.
For all of the other languages, the researchers discovered, the more data-dense the average syllable is, the fewer of those syllables had to be spoken per second — and the slower the speech thus was. English, with a high information density of .91, is spoken at an average rate of 6.19 syllables per second. Mandarin, which topped the density list at .94, was the spoken slowpoke at 5.18 syllables per second. Spanish, with a low-density .63, rips along at a syllable-per-second velocity of 7.82. The true speed demon of the group, however, was Japanese, which edges past Spanish at 7.84, thanks to its low density of .49. Despite those differences, at the end of, say, a minute of speech, all of the languages would have conveyed more or less identical amounts of information.
"A tradeoff is operating between a syllable-based average information density and the rate of transmission of syllables," the researchers wrote. "A dense language will make use of fewer speech chunks than a sparser language for a given amount of semantic information." In other words, your ears aren't deceiving you: Spaniards really do sprint and Chinese really do stroll, but they will tell you the same story in the same span of time.
None of that, of course, makes the skull-cracking business of trying to learn a new language any easier. It does, however, serve as one more reminder that beneath all of the differences that separate Tagalog from Thai from Norwegian from Wolof from any one of the world's 6,800 other languages, lie some very simple, very common rules. The DNA of speech — like our actual DNA — makes us a lot closer to one another than we think.
Read more: http://www.time.com/time/health/article/0,8599,2091477,00.html#ixzz1Xnv0CXWo
OK, it becomes a little less eye-glazing after that, with the speaker getting arrested while trying to force the door back open. Still, we ain't talking Noel Coward here. All the same, this perfectly ordinary passage and a few others like it are part of an intriguing study just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Language — a study that answers one of the longest-standing questions about human speech.
(Read why speaking more than one language may delay Alzheimer's.)
It's an almost universal truth that any language you don't understand sounds like it's being spoken at 200 miles per hour — a storm of alien syllables almost impossible to tease apart. That, we tell ourselves, is simply because the words make no sense to us. Surely our spoken English sounds just as fast to a native speaker of Urdu. And yet it's equally true that some languages seem to zip by faster than others. Spanish blows the doors off French; Japanese leaves German in the dust — or at least that's how they sound.
But how could that be? The dialogue in movies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to Spanish doesn't whiz by in half the original time, after all, which is what it would have to do if the same lines were being spoken at doubletime. Similarly, Spanish films don't take four hours to unspool when they're translated into French. Somewhere among all the languages must be a great equalizer that keeps us conveying information at the same rate even if the speed limits vary from tongue to tongue.
To investigate this puzzle, researchers from the Universite de Lyon recruited 59 male and female volunteers who were native speakers of one of seven common languages — English, French, German, Italian, Japanese, Mandarin and Spanish — and one not so common one: Vietnamese. They instructed them all to read 20 different texts, including the one about the housecat and the locked door, into a recorder. All of the volunteers read all 20 passages in their native languages. Any silences that lasted longer than 150 milliseconds were edited out, but the recordings were left otherwise untouched.
(Read about the death of a language.)
The investigators next counted all of the syllables in each of the recordings, and further analyzed how much meaning was packed into each of those syllables. A single syllable word like "bliss," for example, is rich with meaning — signifying not ordinary happiness but a particularly serene and rapturous kind. The single syllable word "to" is less information-dense. And a single syllabile like the short i sound, as in the word "jubilee," has no independent meaning at all.
With this raw data in hand, the investigators crunched the numbers together to arrive at two critical values for each language: The average information density for each of its syllables and the average number of syllables spoken per second in ordinary speech. Vietnamese was used as a reference language for the other seven, with its syllables (which are considered by linguists to be very information dense) given an arbitrary value of 1.
For all of the other languages, the researchers discovered, the more data-dense the average syllable is, the fewer of those syllables had to be spoken per second — and the slower the speech thus was. English, with a high information density of .91, is spoken at an average rate of 6.19 syllables per second. Mandarin, which topped the density list at .94, was the spoken slowpoke at 5.18 syllables per second. Spanish, with a low-density .63, rips along at a syllable-per-second velocity of 7.82. The true speed demon of the group, however, was Japanese, which edges past Spanish at 7.84, thanks to its low density of .49. Despite those differences, at the end of, say, a minute of speech, all of the languages would have conveyed more or less identical amounts of information.
"A tradeoff is operating between a syllable-based average information density and the rate of transmission of syllables," the researchers wrote. "A dense language will make use of fewer speech chunks than a sparser language for a given amount of semantic information." In other words, your ears aren't deceiving you: Spaniards really do sprint and Chinese really do stroll, but they will tell you the same story in the same span of time.
None of that, of course, makes the skull-cracking business of trying to learn a new language any easier. It does, however, serve as one more reminder that beneath all of the differences that separate Tagalog from Thai from Norwegian from Wolof from any one of the world's 6,800 other languages, lie some very simple, very common rules. The DNA of speech — like our actual DNA — makes us a lot closer to one another than we think.
Read more: http://www.time.com/time/health/article/0,8599,2091477,00.html#ixzz1Xnv0CXWo
Monday 5 September 2011
李欧梵：“张爱玲热”应该冷一冷
发布时间：2011-08-25 02:15:23 | 时代周报 | 144期 | 评论 (0)
李欧梵先生什么都聊。 / 特约记者 林津鹭 摄
本报记者 李怀宇
李欧梵先生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伟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这位教授开课全凭兴趣，并不专属某个科系，这在香港中文大学可谓史无前例—幸亏当时校长金耀基一力促成。
年近古稀，李欧梵依然不失“狐狸”本色。英国思想家伯林名著《刺猬与狐狸》的灵感源于古希腊诗人阿尔基诺库斯的残句：“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以此论之，李欧梵是“狐狸”，同属史华慈门下的张灏则是“刺猬”。李欧梵回忆，当年在哈佛大学向史华慈学习中国思想史时，老师对他特别开恩，让他做什么都可以，于是他很自然地把思想史和文学史混在一起学习。“史华慈的教法是古今不分的，他写毛泽东，后来又写中国古代，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当年美国汉学界看不起现代文学，我要争这口气，就想办法阐释现代文学，这是我的叛逆性格。后来者比我更好的是王德威，我太高兴了，提早退休，到了香港。”
最近，李欧梵的老朋友张错在接受访问时说，学术江湖传闻李欧梵要回来进入中国的文化主流了，因为他总是没有办法进入美国的文化主流。李欧梵笑道：“其实两个主流我都不要做，我从来不相信主流这回事。我并不限于我的专业，我在香港扮演一个杂学的角色。也可以说不三不四，但其背后的推动力是一种后现代式的人文主义。我们已经生活在后现代的社会，我不排斥商业，不排斥通俗，不排斥科技，可是经过演变之后，我要做人文的反思，重新抓住古典文学的英魂。”
在李欧梵看来，学院以外的人往往羡慕学院以内的人，而学院里面的人包括他都羡慕学院以外的人。所以，他常常逃出来。“像我这种人，没有办法在学院里面得到满足，我是一半留在学院里，一半留在学院外。我的书背后都是学院的理论，可是我用深入浅出的文笔写出来，学院外的人爱看，学院里的人很少看。”他认为今天香港大专学院的一个危机就是过分专业化，以量化计算名次。他举例，哈佛大学能容纳一个专门教藏语和蒙语的学者，即使他只有一两个学生也没有关系，但如果在香港则早就被解雇了。李欧梵常常问：“香港有钱穆的新亚时代，有唐君毅、牟宗三的新儒家时代，现在有哪个大师？有多少香港学者能提出一个以亚洲或者香港为本位的理论，影响全世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应该反省，太过专业化就不敢想大问题，不敢像余英时先生那样（想大问题）。其实研究专题的背后是‘通’的。”
李欧梵感慨，也许自己老了，也许受余英时先生的影响，他正在思考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鬼”：“现在是全球化、商业化的时代，特别在香港，我觉得中国文学都变成‘鬼魂’了。我们要抓住‘鬼魂’，需要一些创造性，一些想象。”当听说余英时先生在研究唐代的禅宗与诗人时，李欧梵顿感兴奋，笑着发布自己研究志怪神鬼传统的心得。
我提起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第四部《文学江湖》，李欧梵有感而发：“上海文坛也是个江湖，可是当年上海的文坛跟现在不太一样了。当年上海文坛是个小圈子，互相斗来斗去的，鲁迅不是骂梁实秋吗？可是我听很多上海人说，他们私下还有某种交情，甚至于鲁迅会先说‘我明天就攻击你了’。他们还会在同一个餐馆吃饭，左派坐一桌，右派坐一桌，打打招呼。所以从前的上海论坛表面论战很凶，但至少一部分人私下还保持某种风度的。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为了人身攻击而学术，为了出名而论战。”联系到自己当年在美国任教的经验，李欧梵说：“美国学界派系的斗争基本是广义的学术斗争，往往是一本书出来，我不同意就拼命批评，作者就回应，两个人就斗来斗去，可私下里还是朋友。像夏志清和普实克，一右一左，普实克有长文批评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可是两人一见面就握握手，不伤和气。”
据说夏志清先生现在在纽约家里常常看老电影。李欧梵说，美国电视有老电影频道，他以前在美国生活时也常看。他还常常跟夏志清比赛老电影知识，每次都输给夏先生。“我写过一篇文章《夏志清和刘别谦》，跟夏先生唱和。刘别谦是一个德国导演，夏先生最喜欢看，我担心他眼睛不好，不然的话，我还要把我的刘别谦的电影送给他看。”
狐狸本色，无所不谈
鲁迅的伟大在于有煎熬
（李欧梵 1942年生于河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伟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著有《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中英文版）、《中国现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中西文学的徊想》、《西潮的彼岸》、《狐狸洞话语》、《上海摩登》、《寻回香港文化》、《都市漫游者》、《世纪末呓语》等。）
时代周报：2009年，我在台北访问了白先勇先生。他讲《现代文学》，提到你当时也很活跃。
李欧梵：他有点夸奖了，我是外围分子。白先勇每次让我做事，我都答应，我很佩服他。他创办《现代文学》的时候，我想当外交官，一天到晚背丘吉尔的演讲词，当时在他那儿就是打杂，他让我翻译几篇文章。白先勇、陈若曦和王文兴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加上我们的老师夏济安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就形成一种风气。
时代周报：后来你写《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跟夏济安先生的《黑暗的闸门》有关系？
李欧梵：绝对有关系，因为我是靠他的那两篇文章启发后写出来的。这种观点、看法，我从来没有想到，我顺着他的路才发展出我的鲁迅研究。
时代周报：这么多年过去了，鲁迅对你还有那么大的影响吗？
李欧梵：我一代人跟大陆的人不太一样，在台湾鲁迅是禁书，越禁我越觉得好奇。当时我也风闻陈映真受鲁迅影响。后来我研究左翼作家，写硕士论文以后，就觉得一定要写鲁迅了，我开始正式研究。我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有研究鲁迅的重要文章都看完了，之后很困惑，我的思想开始有点左倾，越来越崇拜鲁迅。鲁迅的伟大，不在于他们所说的那些。我跟夏济安先生通信，夏先生认为鲁迅的文学技巧很好，可是不喜欢鲁迅的政治观点。我是把文学技巧、文化修养、心理煎熬和政治合在一起看，我认为鲁迅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想走在时代的前面。鲁迅并不是现在大陆所描绘的一个神。我觉得任何一个大师在转变的时候，一定会有悲剧，有文学煎熬、心理煎熬。我当时看左翼文学有点失望，为什么没有对煎熬的描写？鲁迅虽然没有写长篇小说，可是从他的散文、杂文、小说甚至从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对文学充满煎熬、矛盾的看法，跟别人的看法不一样。
我现在重新再来看鲁迅，最关心的反而是鲁迅和中国传统的关系，他为什么那么写《中国小说史略》？为什么说中国的小说开始于神话传说？为什么写那么多志怪神鬼？到了他写晚清的时候，我反而失望了，他的那种归类跟阿英差不多。后来，我发现鲁迅内心里的鬼魂是中国的另外一个传统。最近我又重新探讨中国神怪传统、神鬼传统，从先秦一直到魏晋志怪到唐朝，甚至包括道教。这里面资源非常多，包括道家、佛家、神仙鬼怪、小说、笔记甚至野史。鲁迅有几篇写得特别精彩的文章，都跟鬼怪有关，我认为千古名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没有人可以写得比这更好。
在香港，一般喜欢文学的人只讨论两个人：张爱玲和鲁迅，张爱玲的名气超过鲁迅。我最近开始批评张爱玲了，我觉得她写的两本英文小说不好，特别是第一本，第二本还不错。
张爱玲的英文小说吃力不讨好
时代周报：前些日子，王德威去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有人访问他，他也说张爱玲这两本英文小说写得不是很好。
李欧梵：我跟王德威的意见几乎是一样的，不过他写的比我更仔细，他的两篇长序写得非常好。私下里，他跟我讲，他能为张爱玲说的话就这么多了。“张爱玲热”这个现象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为什么在中国能热得那么厉害？我倒是觉得应该要冷一点，真正研究的话，需要冷静下来。我一直认为张爱玲早期的小说写得的确了不起，她创建了一个完全和五四模式不同的写法，可是我一直觉得她的叙事观点里面隐藏了一种愤世嫉俗。这些愤世嫉俗的观点、看法、视角，既不是鸳鸯蝴蝶派，又不是五四式，是她独有的。这跟她当时受到的西方教育有关系，她老早就写英文文章，应该看过很多英文小说，所以我一直把她看做是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有国际性的作家：既和传统的鸳鸯蝴蝶派拉得很近，又和国际文学拉得很近。我对她的小说有热切的期待，可能是因为我太热切期待了，所以就失望了。她的英文小说的文体，表面上看非常流畅，可就是比不上她的中文有味道，这就牵涉到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我看了太多的英文小说，也许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太大，我觉得如果文字没有驾驭到超人的境界，很难写出独有的文学作品。我觉得张爱玲对英文的驾驭还没有得心应手，有的时候看得出来，她是要迎合当时美国的中产阶级读者，反而吃力不讨好。
时代周报：夏志清先生讲过，张爱玲虽然长期住在美国，她想写的资料，还停留在当年上海那段岁月，所以很吃了些亏。
李欧梵：她越来越自闭，她恋眷自己的那个老上海。我觉得可惜的是，她没有注意到她四周美国的文学土壤。当时美国的文学环境非常好，卡夫卡是上世纪50年代在美国才被发现的，就是张爱玲刚到美国的时候。
时代周报：有些小说家在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写出的作品常常是可遇不可求的。像沈从文在1949年以后不写小说了，那时候他才40多岁。金庸写完《鹿鼎记》也是40多岁。沈从文、金庸在40多岁把重要的小说写完了，后面就是不停地改写。沈从文后来不停地改写，张兆和就说：你不要再改了，改的还没有原来好。金庸也不停改写他的小说，有些金迷就很生气：我们还是喜欢原来的版本。
李欧梵：我很尊敬金庸先生，可是我不是金庸迷，也不是专家，所以我不敢下结论。你这是浪漫主义的天才论，一个天才总是要夭折的。我也可以讲很多例外，我喜欢的作家反而都是老当益壮，像托尔斯泰，晚年也写得很少，但一写就了不起。甚至有些作家早年一直默默无闻，后来突然被人发现了。我自己也步入老年了，我一直有写小说的冲动，可是我写不好。我的《范柳原忏情录》是借了张爱玲来写香港。
空虚“双城记”
时代周报： 《上海摩登》出版了这么多年后，你还认为存在上海与香港的“双城记”关系吗？
李欧梵：不大存在。表面上还存在，变成了一种官方语言：上海有一位官员说，将来香港和上海是中国的两翼。可是据我所知，现在上海高阶层根本瞧不起香港。我猜，他们觉得香港没有什么建设，可整个上海改变了，上海将来可能会变成亚洲的金融中心，人口几千万，香港只有七八百万。
我对香港也开始有批评。现在这两个城市已经很难连在一起了，双方的作家也没有什么来往，你问董启章对上海有没有兴趣？他可能都没去过上海，也没有兴趣。上海作家里写香港的只有王安忆，但那本《香港的情与爱》写得不是很好。我本来都想写一本小说，就是说上海和香港的双城记，后来放弃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
时代周报：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城市交流频繁，香港现在还有优势吗？
李欧梵：有，但也不太多了。香港法制是独立的，而且有凭有据，我有一个研究法律的朋友，我向他借了一些重要的案例来看。他说香港有一个法官为了一个争产的事件，写了一千多页的判决书，非但独立，还让人信服，这是美国、英国的传统。这个传统香港目前还保持，能维持多久我就不知道了。
时代周报：现代化以后，很多现实问题都和法律有关系。张灏先生讲过，只有法制才能控制住权力怪兽。法制在幽暗意识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李欧梵：他讲得很有道理。西方自由主义是有两面的，一面是自由、权力，另外一面是法制或者广义地说是“消极的自由”。一个人有充分的自由，可是不能妨碍别人的自由，没有法律，自由就会被滥用或者是被集权滥用。比如说为了全人类争取自由，那就是 “积极的自由”，问题就大了，很容易变成集权。西方能够控制住这个的就是法制。我最近也是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香港的另一个优势是交通，香港地铁是全世界最方便的，我不开车，交通也畅通无阻。只要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不用担心危险。在上海，我太太不敢过马路，她每次过马路都要朋友拉着她走。
时代周报：现在很多城市都在发展，何莫邪先生讲中国有“水泥化”的趋势，北京、上海、广州都一样，都是水泥化。
李欧梵：我的一个兴趣是建筑。我对香港最大的批评，除了地产之外，就是“水泥化”，香港叫做“石屎森林”。我隔岸观火，中国地大，城市发展快，一些世界级建筑大师把中国大城市作为自己的试验场，于是就有了鸟巢，有了央视的“大裤衩”。可是这些超级建筑物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幸福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水泥化”带来的问题，我叫做“超级现代主义”，超过以前建筑史上的现代主义。西方建筑史上的现代主义是：我们可以用一种新的建筑社区来改变一个都市的风貌，使得原来的传统风貌变成现代。这个梦幻在西方已经幻灭了，没有人相信这个东西，但是中国相信。
时代周报：香港以前也有房地产热，现在大陆的房地产热跟当时香港是不是有些相似？
李欧梵：这就是中国化或者是亚洲式的全球化。我自己都买不起房子，我现在就是租房子，因为花那么多钱太不值得了。可怜的香港人，一辈子就是为了那套房子。像我太太，她也不懂得赚钱，刚退休，也没有法子买房子，她的朋友个个都去买房子，买了再卖，因为钱存在银行里面没有利息。纽约的房子也很贵，可是跟中国贵法不一样。纽约的苏豪区养了那么多艺术家，那里的房租不能随便涨，它有那个传统，在那里盖房子，整个区都反对，盖不了的。中国没有这个传统，说盖就盖，管你什么区，说拆就拆。
香港电影江湖后继无人
时代周报：香港电影近几年不是很景气，你还关注吗？
李欧梵：为了迎合大陆市场，我觉得香港电影失去它的特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现在都是合拍电影，香港男人爱上了北京女人，根本就是胡闹，除了闹就是假，根本没有味道。香港有一些电影制片人也在反省，比如《岁月神偷》，突然讲了一个香港怀旧式的故事，香港政府本来要拆掉那条街，就是因为这部电影，现在不拆了。以前的东西还是值得回忆的，再盖新的，最多也不过是跟上海一样，甚至连广州都赶不上了。广州的歌剧院，香港就盖不出来。
时代周报：现在好莱坞大制作的电影带动3D潮流，你喜欢吗？
李欧梵：很难说喜欢。3D电影代表一个典型转变，将来的电影其实是科技的一部分，不像老电影，是文学文化的一部分，以前的电影是第六种艺术，现在则是第六种科技。3D出现一点都不奇怪，就是用新技术发明来展现大家以前所想象不到的世界。有些电影打破传统电影的时间观念，回忆、倒叙全都混在一起，做梦也可以有两三层，这些电影我也买回来看，可是不那么热衷。
时代周报：我最近跟蔡澜先生探讨过高科技对电影的改变，神仙鬼怪或者武侠电影，比如《神雕侠侣》里的神雕，《书剑恩仇录》里的狼群，以前拍不好，现在可以拍得好。你认为高科技是否可以更好地表现以前人们想象得到但是拍不出来的东西？
李欧梵：这是一个吊诡，实际就是矛盾，当时科技不发达，所以人的想像力非常丰富，才会出现神仙鬼怪的小说故事，科技发达之后，人的想像力反而没有以前丰富了。大家接触到的东西都太一样，一个电影出了名，大家一窝蜂地弄。李安拍了一个《卧虎藏龙》，大家就一窝蜂，这些片子对我们历史传统的想像力有帮助吗？不一定，可能是误导。我觉得《赤壁》完全是误导，但《赤壁》第一集最后一幕很精彩，那个大场面跟我想象的很接近。
时代周报：中国的四大经典都在翻拍，能够结合原著精神吗？
李欧梵：我觉得结合不起来。这就是“热”的问题，中国就是一窝蜂，根本不是在拍古典。我一个老朋友胡金铨，你看他拍的古典片就不一样。
时代周报：胡金铨的影片有文学的诗意在里面。
李欧梵：一点不错。胡金铨有几部片子没有受到重视，我个人认为里面充满了中国的另类传统的气息。有一部电影叫《天下第一》，里面有药师，有道家，有江湖，有剑侠等等，他真的是把我心目中的另类传统表达了出来。我们喜欢看的打来打去的《龙门客栈》，其中他对服装的考究是花了很大功夫的，他创造出明朝的衣服样子，后来影视界不管哪个朝代都是那套衣服。现代人拍的古装片，我可以翻译作“类型片”，意思是不伦不类的片子，不分朝代，不分特色，同一个模式的片，跟我们的历史完全没有一点关系。我们不能说拍电影的人都是不学无术的，他们也花了功夫的，那种卖钱的大片，偶尔有些场面很精彩。我觉得太可惜了，《十面埋伏》开始非常精彩，唐朝的鼓，暗杀的那一段，是很花功夫的，后面一塌糊涂，根本就是胡闹。
时代周报：香港是一个现代化都市，却创造了那么多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来表现江湖。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胡金铨、张彻的电影，都虚构了一个江湖。也许是现代都市生活太平淡，大家厌倦了？
李欧梵：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胡金铨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他开创了香港广义的江湖传统，金庸先生的小说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两个人都独一无二。金庸先生开创了江湖的传统，于是就出现各种江湖式的小说。如果把江湖作为“类型电影”来看的话，香港电影有很重要的特色，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警匪片和香港的警匪片不一样—吴宇森的电影里，警匪两边都是江湖，两边都是游侠，都讲忠孝仁义。我的解释是：香港华人的历史都是比较低阶层的历史，没有什么高阶层的人，知识分子、高管、富翁不多，都是苦力、华工、佣人占了大多数。香港属于水浒式社会，香港式江湖和地方的低阶层刚好凑合。香港的殖民社会非常独特：最代表殖民者的除了银行家就是警察。警察很奇怪，当时的英国警察腐败得一塌糊涂，到处要钱，所以才出现廉政公署。华人警察就处在中间，有的也很腐败。这类江湖反而变成香港特色，我叫做“半下流社会”。电影的作用之一就是逃避，所以香港的黑社会片很吃香。香港的警匪片，加上黑社会的因素、大佬，整个的模式就变成了香港重要的传统，一直拍到现在还没有完。这就是我心目中狭义的江湖。广义的江湖就是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任何一种江湖，我都感觉后继无人。
发布时间：2011-08-25 02:15:23 | 时代周报 | 144期 | 评论 (0)
李欧梵先生什么都聊。 / 特约记者 林津鹭 摄
本报记者 李怀宇
李欧梵先生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伟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这位教授开课全凭兴趣，并不专属某个科系，这在香港中文大学可谓史无前例—幸亏当时校长金耀基一力促成。
年近古稀，李欧梵依然不失“狐狸”本色。英国思想家伯林名著《刺猬与狐狸》的灵感源于古希腊诗人阿尔基诺库斯的残句：“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以此论之，李欧梵是“狐狸”，同属史华慈门下的张灏则是“刺猬”。李欧梵回忆，当年在哈佛大学向史华慈学习中国思想史时，老师对他特别开恩，让他做什么都可以，于是他很自然地把思想史和文学史混在一起学习。“史华慈的教法是古今不分的，他写毛泽东，后来又写中国古代，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当年美国汉学界看不起现代文学，我要争这口气，就想办法阐释现代文学，这是我的叛逆性格。后来者比我更好的是王德威，我太高兴了，提早退休，到了香港。”
最近，李欧梵的老朋友张错在接受访问时说，学术江湖传闻李欧梵要回来进入中国的文化主流了，因为他总是没有办法进入美国的文化主流。李欧梵笑道：“其实两个主流我都不要做，我从来不相信主流这回事。我并不限于我的专业，我在香港扮演一个杂学的角色。也可以说不三不四，但其背后的推动力是一种后现代式的人文主义。我们已经生活在后现代的社会，我不排斥商业，不排斥通俗，不排斥科技，可是经过演变之后，我要做人文的反思，重新抓住古典文学的英魂。”
在李欧梵看来，学院以外的人往往羡慕学院以内的人，而学院里面的人包括他都羡慕学院以外的人。所以，他常常逃出来。“像我这种人，没有办法在学院里面得到满足，我是一半留在学院里，一半留在学院外。我的书背后都是学院的理论，可是我用深入浅出的文笔写出来，学院外的人爱看，学院里的人很少看。”他认为今天香港大专学院的一个危机就是过分专业化，以量化计算名次。他举例，哈佛大学能容纳一个专门教藏语和蒙语的学者，即使他只有一两个学生也没有关系，但如果在香港则早就被解雇了。李欧梵常常问：“香港有钱穆的新亚时代，有唐君毅、牟宗三的新儒家时代，现在有哪个大师？有多少香港学者能提出一个以亚洲或者香港为本位的理论，影响全世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应该反省，太过专业化就不敢想大问题，不敢像余英时先生那样（想大问题）。其实研究专题的背后是‘通’的。”
李欧梵感慨，也许自己老了，也许受余英时先生的影响，他正在思考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鬼”：“现在是全球化、商业化的时代，特别在香港，我觉得中国文学都变成‘鬼魂’了。我们要抓住‘鬼魂’，需要一些创造性，一些想象。”当听说余英时先生在研究唐代的禅宗与诗人时，李欧梵顿感兴奋，笑着发布自己研究志怪神鬼传统的心得。
我提起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第四部《文学江湖》，李欧梵有感而发：“上海文坛也是个江湖，可是当年上海的文坛跟现在不太一样了。当年上海文坛是个小圈子，互相斗来斗去的，鲁迅不是骂梁实秋吗？可是我听很多上海人说，他们私下还有某种交情，甚至于鲁迅会先说‘我明天就攻击你了’。他们还会在同一个餐馆吃饭，左派坐一桌，右派坐一桌，打打招呼。所以从前的上海论坛表面论战很凶，但至少一部分人私下还保持某种风度的。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为了人身攻击而学术，为了出名而论战。”联系到自己当年在美国任教的经验，李欧梵说：“美国学界派系的斗争基本是广义的学术斗争，往往是一本书出来，我不同意就拼命批评，作者就回应，两个人就斗来斗去，可私下里还是朋友。像夏志清和普实克，一右一左，普实克有长文批评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可是两人一见面就握握手，不伤和气。”
据说夏志清先生现在在纽约家里常常看老电影。李欧梵说，美国电视有老电影频道，他以前在美国生活时也常看。他还常常跟夏志清比赛老电影知识，每次都输给夏先生。“我写过一篇文章《夏志清和刘别谦》，跟夏先生唱和。刘别谦是一个德国导演，夏先生最喜欢看，我担心他眼睛不好，不然的话，我还要把我的刘别谦的电影送给他看。”
狐狸本色，无所不谈
鲁迅的伟大在于有煎熬
（李欧梵 1942年生于河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伟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著有《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中英文版）、《中国现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中西文学的徊想》、《西潮的彼岸》、《狐狸洞话语》、《上海摩登》、《寻回香港文化》、《都市漫游者》、《世纪末呓语》等。）
时代周报：2009年，我在台北访问了白先勇先生。他讲《现代文学》，提到你当时也很活跃。
李欧梵：他有点夸奖了，我是外围分子。白先勇每次让我做事，我都答应，我很佩服他。他创办《现代文学》的时候，我想当外交官，一天到晚背丘吉尔的演讲词，当时在他那儿就是打杂，他让我翻译几篇文章。白先勇、陈若曦和王文兴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加上我们的老师夏济安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就形成一种风气。
时代周报：后来你写《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跟夏济安先生的《黑暗的闸门》有关系？
李欧梵：绝对有关系，因为我是靠他的那两篇文章启发后写出来的。这种观点、看法，我从来没有想到，我顺着他的路才发展出我的鲁迅研究。
时代周报：这么多年过去了，鲁迅对你还有那么大的影响吗？
李欧梵：我一代人跟大陆的人不太一样，在台湾鲁迅是禁书，越禁我越觉得好奇。当时我也风闻陈映真受鲁迅影响。后来我研究左翼作家，写硕士论文以后，就觉得一定要写鲁迅了，我开始正式研究。我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有研究鲁迅的重要文章都看完了，之后很困惑，我的思想开始有点左倾，越来越崇拜鲁迅。鲁迅的伟大，不在于他们所说的那些。我跟夏济安先生通信，夏先生认为鲁迅的文学技巧很好，可是不喜欢鲁迅的政治观点。我是把文学技巧、文化修养、心理煎熬和政治合在一起看，我认为鲁迅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想走在时代的前面。鲁迅并不是现在大陆所描绘的一个神。我觉得任何一个大师在转变的时候，一定会有悲剧，有文学煎熬、心理煎熬。我当时看左翼文学有点失望，为什么没有对煎熬的描写？鲁迅虽然没有写长篇小说，可是从他的散文、杂文、小说甚至从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对文学充满煎熬、矛盾的看法，跟别人的看法不一样。
我现在重新再来看鲁迅，最关心的反而是鲁迅和中国传统的关系，他为什么那么写《中国小说史略》？为什么说中国的小说开始于神话传说？为什么写那么多志怪神鬼？到了他写晚清的时候，我反而失望了，他的那种归类跟阿英差不多。后来，我发现鲁迅内心里的鬼魂是中国的另外一个传统。最近我又重新探讨中国神怪传统、神鬼传统，从先秦一直到魏晋志怪到唐朝，甚至包括道教。这里面资源非常多，包括道家、佛家、神仙鬼怪、小说、笔记甚至野史。鲁迅有几篇写得特别精彩的文章，都跟鬼怪有关，我认为千古名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没有人可以写得比这更好。
在香港，一般喜欢文学的人只讨论两个人：张爱玲和鲁迅，张爱玲的名气超过鲁迅。我最近开始批评张爱玲了，我觉得她写的两本英文小说不好，特别是第一本，第二本还不错。
张爱玲的英文小说吃力不讨好
时代周报：前些日子，王德威去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有人访问他，他也说张爱玲这两本英文小说写得不是很好。
李欧梵：我跟王德威的意见几乎是一样的，不过他写的比我更仔细，他的两篇长序写得非常好。私下里，他跟我讲，他能为张爱玲说的话就这么多了。“张爱玲热”这个现象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为什么在中国能热得那么厉害？我倒是觉得应该要冷一点，真正研究的话，需要冷静下来。我一直认为张爱玲早期的小说写得的确了不起，她创建了一个完全和五四模式不同的写法，可是我一直觉得她的叙事观点里面隐藏了一种愤世嫉俗。这些愤世嫉俗的观点、看法、视角，既不是鸳鸯蝴蝶派，又不是五四式，是她独有的。这跟她当时受到的西方教育有关系，她老早就写英文文章，应该看过很多英文小说，所以我一直把她看做是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有国际性的作家：既和传统的鸳鸯蝴蝶派拉得很近，又和国际文学拉得很近。我对她的小说有热切的期待，可能是因为我太热切期待了，所以就失望了。她的英文小说的文体，表面上看非常流畅，可就是比不上她的中文有味道，这就牵涉到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我看了太多的英文小说，也许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太大，我觉得如果文字没有驾驭到超人的境界，很难写出独有的文学作品。我觉得张爱玲对英文的驾驭还没有得心应手，有的时候看得出来，她是要迎合当时美国的中产阶级读者，反而吃力不讨好。
时代周报：夏志清先生讲过，张爱玲虽然长期住在美国，她想写的资料，还停留在当年上海那段岁月，所以很吃了些亏。
李欧梵：她越来越自闭，她恋眷自己的那个老上海。我觉得可惜的是，她没有注意到她四周美国的文学土壤。当时美国的文学环境非常好，卡夫卡是上世纪50年代在美国才被发现的，就是张爱玲刚到美国的时候。
时代周报：有些小说家在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写出的作品常常是可遇不可求的。像沈从文在1949年以后不写小说了，那时候他才40多岁。金庸写完《鹿鼎记》也是40多岁。沈从文、金庸在40多岁把重要的小说写完了，后面就是不停地改写。沈从文后来不停地改写，张兆和就说：你不要再改了，改的还没有原来好。金庸也不停改写他的小说，有些金迷就很生气：我们还是喜欢原来的版本。
李欧梵：我很尊敬金庸先生，可是我不是金庸迷，也不是专家，所以我不敢下结论。你这是浪漫主义的天才论，一个天才总是要夭折的。我也可以讲很多例外，我喜欢的作家反而都是老当益壮，像托尔斯泰，晚年也写得很少，但一写就了不起。甚至有些作家早年一直默默无闻，后来突然被人发现了。我自己也步入老年了，我一直有写小说的冲动，可是我写不好。我的《范柳原忏情录》是借了张爱玲来写香港。
空虚“双城记”
时代周报： 《上海摩登》出版了这么多年后，你还认为存在上海与香港的“双城记”关系吗？
李欧梵：不大存在。表面上还存在，变成了一种官方语言：上海有一位官员说，将来香港和上海是中国的两翼。可是据我所知，现在上海高阶层根本瞧不起香港。我猜，他们觉得香港没有什么建设，可整个上海改变了，上海将来可能会变成亚洲的金融中心，人口几千万，香港只有七八百万。
我对香港也开始有批评。现在这两个城市已经很难连在一起了，双方的作家也没有什么来往，你问董启章对上海有没有兴趣？他可能都没去过上海，也没有兴趣。上海作家里写香港的只有王安忆，但那本《香港的情与爱》写得不是很好。我本来都想写一本小说，就是说上海和香港的双城记，后来放弃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
时代周报：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城市交流频繁，香港现在还有优势吗？
李欧梵：有，但也不太多了。香港法制是独立的，而且有凭有据，我有一个研究法律的朋友，我向他借了一些重要的案例来看。他说香港有一个法官为了一个争产的事件，写了一千多页的判决书，非但独立，还让人信服，这是美国、英国的传统。这个传统香港目前还保持，能维持多久我就不知道了。
时代周报：现代化以后，很多现实问题都和法律有关系。张灏先生讲过，只有法制才能控制住权力怪兽。法制在幽暗意识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李欧梵：他讲得很有道理。西方自由主义是有两面的，一面是自由、权力，另外一面是法制或者广义地说是“消极的自由”。一个人有充分的自由，可是不能妨碍别人的自由，没有法律，自由就会被滥用或者是被集权滥用。比如说为了全人类争取自由，那就是 “积极的自由”，问题就大了，很容易变成集权。西方能够控制住这个的就是法制。我最近也是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香港的另一个优势是交通，香港地铁是全世界最方便的，我不开车，交通也畅通无阻。只要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不用担心危险。在上海，我太太不敢过马路，她每次过马路都要朋友拉着她走。
时代周报：现在很多城市都在发展，何莫邪先生讲中国有“水泥化”的趋势，北京、上海、广州都一样，都是水泥化。
李欧梵：我的一个兴趣是建筑。我对香港最大的批评，除了地产之外，就是“水泥化”，香港叫做“石屎森林”。我隔岸观火，中国地大，城市发展快，一些世界级建筑大师把中国大城市作为自己的试验场，于是就有了鸟巢，有了央视的“大裤衩”。可是这些超级建筑物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幸福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水泥化”带来的问题，我叫做“超级现代主义”，超过以前建筑史上的现代主义。西方建筑史上的现代主义是：我们可以用一种新的建筑社区来改变一个都市的风貌，使得原来的传统风貌变成现代。这个梦幻在西方已经幻灭了，没有人相信这个东西，但是中国相信。
时代周报：香港以前也有房地产热，现在大陆的房地产热跟当时香港是不是有些相似？
李欧梵：这就是中国化或者是亚洲式的全球化。我自己都买不起房子，我现在就是租房子，因为花那么多钱太不值得了。可怜的香港人，一辈子就是为了那套房子。像我太太，她也不懂得赚钱，刚退休，也没有法子买房子，她的朋友个个都去买房子，买了再卖，因为钱存在银行里面没有利息。纽约的房子也很贵，可是跟中国贵法不一样。纽约的苏豪区养了那么多艺术家，那里的房租不能随便涨，它有那个传统，在那里盖房子，整个区都反对，盖不了的。中国没有这个传统，说盖就盖，管你什么区，说拆就拆。
香港电影江湖后继无人
时代周报：香港电影近几年不是很景气，你还关注吗？
李欧梵：为了迎合大陆市场，我觉得香港电影失去它的特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现在都是合拍电影，香港男人爱上了北京女人，根本就是胡闹，除了闹就是假，根本没有味道。香港有一些电影制片人也在反省，比如《岁月神偷》，突然讲了一个香港怀旧式的故事，香港政府本来要拆掉那条街，就是因为这部电影，现在不拆了。以前的东西还是值得回忆的，再盖新的，最多也不过是跟上海一样，甚至连广州都赶不上了。广州的歌剧院，香港就盖不出来。
时代周报：现在好莱坞大制作的电影带动3D潮流，你喜欢吗？
李欧梵：很难说喜欢。3D电影代表一个典型转变，将来的电影其实是科技的一部分，不像老电影，是文学文化的一部分，以前的电影是第六种艺术，现在则是第六种科技。3D出现一点都不奇怪，就是用新技术发明来展现大家以前所想象不到的世界。有些电影打破传统电影的时间观念，回忆、倒叙全都混在一起，做梦也可以有两三层，这些电影我也买回来看，可是不那么热衷。
时代周报：我最近跟蔡澜先生探讨过高科技对电影的改变，神仙鬼怪或者武侠电影，比如《神雕侠侣》里的神雕，《书剑恩仇录》里的狼群，以前拍不好，现在可以拍得好。你认为高科技是否可以更好地表现以前人们想象得到但是拍不出来的东西？
李欧梵：这是一个吊诡，实际就是矛盾，当时科技不发达，所以人的想像力非常丰富，才会出现神仙鬼怪的小说故事，科技发达之后，人的想像力反而没有以前丰富了。大家接触到的东西都太一样，一个电影出了名，大家一窝蜂地弄。李安拍了一个《卧虎藏龙》，大家就一窝蜂，这些片子对我们历史传统的想像力有帮助吗？不一定，可能是误导。我觉得《赤壁》完全是误导，但《赤壁》第一集最后一幕很精彩，那个大场面跟我想象的很接近。
时代周报：中国的四大经典都在翻拍，能够结合原著精神吗？
李欧梵：我觉得结合不起来。这就是“热”的问题，中国就是一窝蜂，根本不是在拍古典。我一个老朋友胡金铨，你看他拍的古典片就不一样。
时代周报：胡金铨的影片有文学的诗意在里面。
李欧梵：一点不错。胡金铨有几部片子没有受到重视，我个人认为里面充满了中国的另类传统的气息。有一部电影叫《天下第一》，里面有药师，有道家，有江湖，有剑侠等等，他真的是把我心目中的另类传统表达了出来。我们喜欢看的打来打去的《龙门客栈》，其中他对服装的考究是花了很大功夫的，他创造出明朝的衣服样子，后来影视界不管哪个朝代都是那套衣服。现代人拍的古装片，我可以翻译作“类型片”，意思是不伦不类的片子，不分朝代，不分特色，同一个模式的片，跟我们的历史完全没有一点关系。我们不能说拍电影的人都是不学无术的，他们也花了功夫的，那种卖钱的大片，偶尔有些场面很精彩。我觉得太可惜了，《十面埋伏》开始非常精彩，唐朝的鼓，暗杀的那一段，是很花功夫的，后面一塌糊涂，根本就是胡闹。
时代周报：香港是一个现代化都市，却创造了那么多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来表现江湖。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胡金铨、张彻的电影，都虚构了一个江湖。也许是现代都市生活太平淡，大家厌倦了？
李欧梵：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胡金铨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他开创了香港广义的江湖传统，金庸先生的小说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两个人都独一无二。金庸先生开创了江湖的传统，于是就出现各种江湖式的小说。如果把江湖作为“类型电影”来看的话，香港电影有很重要的特色，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警匪片和香港的警匪片不一样—吴宇森的电影里，警匪两边都是江湖，两边都是游侠，都讲忠孝仁义。我的解释是：香港华人的历史都是比较低阶层的历史，没有什么高阶层的人，知识分子、高管、富翁不多，都是苦力、华工、佣人占了大多数。香港属于水浒式社会，香港式江湖和地方的低阶层刚好凑合。香港的殖民社会非常独特：最代表殖民者的除了银行家就是警察。警察很奇怪，当时的英国警察腐败得一塌糊涂，到处要钱，所以才出现廉政公署。华人警察就处在中间，有的也很腐败。这类江湖反而变成香港特色，我叫做“半下流社会”。电影的作用之一就是逃避，所以香港的黑社会片很吃香。香港的警匪片，加上黑社会的因素、大佬，整个的模式就变成了香港重要的传统，一直拍到现在还没有完。这就是我心目中狭义的江湖。广义的江湖就是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任何一种江湖，我都感觉后继无人。
保安與安保
作者 陳雲 | 三文治 – 2011年8月30日星期二上午7:43
寄給朋友
列印
警察說保安，是保所有人之安，包括旁觀者、反對者之安全，是一視同仁的；警察說安保，是為了某些人之安全而保之，是區別對待的。香港警察由講治安（law and order），退化為講保安（security），再淪落為講安保（safeguarding），正是香港落入中共統治的結果。
九七之前的香港警務處長，是說「治安」的，九七之後，直至鄧竟成任內，都說「保安」。時任警務處長曾偉雄，卻一反常態，說「安保」。憲政民主的法治社會，公共秩序叫「治安」，英文叫law and order。中文的「治安」成為公共行政用語，源自漢朝，平治安定、長治久安，謂之治安，觀念也類似西方的law and order，有rule of law，才有order可言，否則只有臣服（obedience），無安可言。漢初，賈誼上《治安策》，論的是天下長治久安之道，不是保護皇室的安全。
圖片：明報
治安是政治總長的工作，保安（security）則是軍警執法部隊的工作，故此香港在英國殖民政府時期，有「保安司」之設，九七之後，改稱保安局長。保安也是古語，比起治安，少了些政治顧慮，純屬軍隊或警察執行任務：保護而使其安寧也。《三國志·卷五十五·吳書·董襲傳》云：「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龔等，問江東可保安否？」保護國土安全、人民安全，謂之保安。故此，香港私人屋苑之看更，以前叫護衛員，現在有些改稱保安員，俱是恰當之詞。
至於安保，則是中共近年的新創詞（coinage或neologism），並非中國本有之語。安保是安全保護或安全保障，但這是誰的安全保障呢？當然不是小市民、小住客了，官員、政要，才是保障的對象。故此香港警務處一旦用到安保的字詞，行為便不再是為了香港社會治安或保安，而是全力保護政要的人身安全，不擇手段，不顧法治了。安保之名，衍生自「安檢」，美國經歷「九一一」災難之後，加強機場的安全檢查（security check），中共藉故效法，中文於是有「安檢」之名（香港以前稱為「（存倉）行李檢查」、「隨身行李檢查」而已）。即使美國的機場安檢，也有剝奪人權的案例出現，故此「安檢」並非好詞，衍生之安檢的「安保」，更非善語。
八月十八日，中國副總理李克強訪問香港大學，封山封路，禁止記者採訪，大學生限制進出自由，更不得示威講話，示威的學生被警察公然推入後樓梯禁錮一個多小時，出來之後，淚流滿面。記者協會和港大學生群情洶湧，保安局長李少光久經官場，用詞只有分寸，仍沿用「保安」一詞，他「不認為警方對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的保安安排，與以往訪港貴賓的部署有何不同。警務處處長曾偉雄亦強調，不論訪港政要來自何國，警方的安保原則均是一樣的。」（李少光：＜李克強保安屬一貫安排＞，政府新聞處新聞稿，二〇一一年八月十八日）。
其部下曾偉雄卻一馬當先，口頭說出「安保」、「核心安保區」這些香港人聞所未聞的詞彙，連大律師公會都說核心安保區乃香港法律所無。八月十八日，香港《星島日報》即時新聞報道：「警方在進行安保工作時，造成市民不便，希望市民明白，但為了保護領導人安全，有些措施是必須的，完全沒有政治考慮。他表示，尊重市民集會自由，但不可以凌駕領導人的安全之上。」（新聞標題：「曾偉雄指李克強安保措施是必須」。）
事情鬧大了，三日之後，香港政府的官方用詞改變：「保安局局長李少光表示，警方將在八月二十六日的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交代有關公眾集會和遊行的處理。署理警務處處長李家超表示，行動處處長將檢討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期間的安保安排。」（香港政府新聞處新聞稿，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安保」一詞，白紙黑字，成為香港政府的官方用語。香港正式淪陷。
保安局長講保安，其下屬的警務處卻講安保，不跟隨上司的用語。香港政府已經部分成為境外政權了。安保與保安，是不同的事。八月二十九日，立法會的「保安事務委員會」傳召香港政府的保安局及警務處解釋李克強訪港之保安事宜。可惜，警察執行的是來自北京的「安保」任務，已不是境內政府的事了。
作者 陳雲 | 三文治 – 2011年8月30日星期二上午7:43
寄給朋友
列印
警察說保安，是保所有人之安，包括旁觀者、反對者之安全，是一視同仁的；警察說安保，是為了某些人之安全而保之，是區別對待的。香港警察由講治安（law and order），退化為講保安（security），再淪落為講安保（safeguarding），正是香港落入中共統治的結果。
九七之前的香港警務處長，是說「治安」的，九七之後，直至鄧竟成任內，都說「保安」。時任警務處長曾偉雄，卻一反常態，說「安保」。憲政民主的法治社會，公共秩序叫「治安」，英文叫law and order。中文的「治安」成為公共行政用語，源自漢朝，平治安定、長治久安，謂之治安，觀念也類似西方的law and order，有rule of law，才有order可言，否則只有臣服（obedience），無安可言。漢初，賈誼上《治安策》，論的是天下長治久安之道，不是保護皇室的安全。
圖片：明報
治安是政治總長的工作，保安（security）則是軍警執法部隊的工作，故此香港在英國殖民政府時期，有「保安司」之設，九七之後，改稱保安局長。保安也是古語，比起治安，少了些政治顧慮，純屬軍隊或警察執行任務：保護而使其安寧也。《三國志·卷五十五·吳書·董襲傳》云：「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龔等，問江東可保安否？」保護國土安全、人民安全，謂之保安。故此，香港私人屋苑之看更，以前叫護衛員，現在有些改稱保安員，俱是恰當之詞。
至於安保，則是中共近年的新創詞（coinage或neologism），並非中國本有之語。安保是安全保護或安全保障，但這是誰的安全保障呢？當然不是小市民、小住客了，官員、政要，才是保障的對象。故此香港警務處一旦用到安保的字詞，行為便不再是為了香港社會治安或保安，而是全力保護政要的人身安全，不擇手段，不顧法治了。安保之名，衍生自「安檢」，美國經歷「九一一」災難之後，加強機場的安全檢查（security check），中共藉故效法，中文於是有「安檢」之名（香港以前稱為「（存倉）行李檢查」、「隨身行李檢查」而已）。即使美國的機場安檢，也有剝奪人權的案例出現，故此「安檢」並非好詞，衍生之安檢的「安保」，更非善語。
八月十八日，中國副總理李克強訪問香港大學，封山封路，禁止記者採訪，大學生限制進出自由，更不得示威講話，示威的學生被警察公然推入後樓梯禁錮一個多小時，出來之後，淚流滿面。記者協會和港大學生群情洶湧，保安局長李少光久經官場，用詞只有分寸，仍沿用「保安」一詞，他「不認為警方對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的保安安排，與以往訪港貴賓的部署有何不同。警務處處長曾偉雄亦強調，不論訪港政要來自何國，警方的安保原則均是一樣的。」（李少光：＜李克強保安屬一貫安排＞，政府新聞處新聞稿，二〇一一年八月十八日）。
其部下曾偉雄卻一馬當先，口頭說出「安保」、「核心安保區」這些香港人聞所未聞的詞彙，連大律師公會都說核心安保區乃香港法律所無。八月十八日，香港《星島日報》即時新聞報道：「警方在進行安保工作時，造成市民不便，希望市民明白，但為了保護領導人安全，有些措施是必須的，完全沒有政治考慮。他表示，尊重市民集會自由，但不可以凌駕領導人的安全之上。」（新聞標題：「曾偉雄指李克強安保措施是必須」。）
事情鬧大了，三日之後，香港政府的官方用詞改變：「保安局局長李少光表示，警方將在八月二十六日的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交代有關公眾集會和遊行的處理。署理警務處處長李家超表示，行動處處長將檢討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期間的安保安排。」（香港政府新聞處新聞稿，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安保」一詞，白紙黑字，成為香港政府的官方用語。香港正式淪陷。
保安局長講保安，其下屬的警務處卻講安保，不跟隨上司的用語。香港政府已經部分成為境外政權了。安保與保安，是不同的事。八月二十九日，立法會的「保安事務委員會」傳召香港政府的保安局及警務處解釋李克強訪港之保安事宜。可惜，警察執行的是來自北京的「安保」任務，已不是境內政府的事了。
解放與建政
作者 陳雲 | 三文治 – 3小時前
寄給朋友
列印
於極權政府而言，生產詞彙比生產物品，遠為重要。物品只討好軀體，詞彙卻直入人心。政權不斷推出新造詞，可以令人覺得時代進步，而且忘記舊日的詞彙。例如，中共的體育界愛講「心理素質良好」，就令人忘記了民國和王朝中國的沉靜、剛毅、剛勇、不屈不撓、臨危不亂、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詞彙換了，人心便變了，文化也變了。一句「心理素質」，就將中華文化的心性修養毀了。試問一聲，外國人有講 The athlete has good psychological quality（運動員有良好心理素質）的麽？除了是調笑吧。機械人統治的matrix世界，才會這樣講的。
中共專門生產詞彙的是中央宣傳部，最偉大的新造詞，不是「心理素質」這些雜碎，而是「解放」。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解放中國人民，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義軍瓦解了暴政或敵外政權，古文謂之重光、光復、收復失地、還我河山。二次大戰期間，盟軍攻陷納粹德國統治之地，謂之解放（liberation），盟軍攻破關鎖猶太人之集中營，猶太人重獲自由，謂之解放。盟軍解放了納粹德國的佔領區，人民是紛紛回國定居的，不是往外逃難的。
國共內戰，中共推倒的國民政府，是暴政麽？是敵外政權麼？都不是。反而中共卻兩者都是，是受到蘇聯資助和支配的中華蘇維埃。客觀的講法，一九四九年之事，是「建政」，建立政權，也可以說是「建國」，建立國體，當日是「國慶」，但「解放」就絕對稱不上。自一九四九年至今，中共容許人民之權利與自由，萬萬及不上國民政府。以國民政府及自由世界之立場，一九四九年之事，是竊據、赤化，成立的是共產中國、蘇維埃中國。
然則，香港的報紙也偶有奇蹟。本年四月二十一日，《蘋果日報》有一則新聞，題為「奇蹟：平治墮坡 黑人牙膏家族夫婦輕傷」。生產「黑人牙膏」的嚴氏家族一對夫婦，於四月二十日由司機駕駛平治房車沿香港仔大潭水塘道上斜時，年逾六旬司機突然不適暈倒，房車失控溜後，七旬男主人企圖將車煞停不果，房車溜後 二十米掃毀路旁一列鐵絲網後滑落 六米深山坡，夾在山坡與牆壁間空隙，夫婦只受輕傷，可謂奇蹟。新聞其後介紹嚴氏兄弟於一九三三年創立黑人牙膏品牌，其後由上海南下香港。措詞是「中共建政後兄弟來港定居，在港、台設立廠房，九十年代始重投內地。」
這是敘事之性質令到詞彙必須選擇中立的例子。假如說：「中國解放之後，兄弟來港定居。」該是夠滑稽了吧？既云解放，而上海當年遠比香港繁華，國人南下香港作甚？
頁碼
上一頁 保安與安保
作者 陳雲 | 三文治 – 3小時前
寄給朋友
列印
於極權政府而言，生產詞彙比生產物品，遠為重要。物品只討好軀體，詞彙卻直入人心。政權不斷推出新造詞，可以令人覺得時代進步，而且忘記舊日的詞彙。例如，中共的體育界愛講「心理素質良好」，就令人忘記了民國和王朝中國的沉靜、剛毅、剛勇、不屈不撓、臨危不亂、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詞彙換了，人心便變了，文化也變了。一句「心理素質」，就將中華文化的心性修養毀了。試問一聲，外國人有講 The athlete has good psychological quality（運動員有良好心理素質）的麽？除了是調笑吧。機械人統治的matrix世界，才會這樣講的。
中共專門生產詞彙的是中央宣傳部，最偉大的新造詞，不是「心理素質」這些雜碎，而是「解放」。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解放中國人民，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義軍瓦解了暴政或敵外政權，古文謂之重光、光復、收復失地、還我河山。二次大戰期間，盟軍攻陷納粹德國統治之地，謂之解放（liberation），盟軍攻破關鎖猶太人之集中營，猶太人重獲自由，謂之解放。盟軍解放了納粹德國的佔領區，人民是紛紛回國定居的，不是往外逃難的。
國共內戰，中共推倒的國民政府，是暴政麽？是敵外政權麼？都不是。反而中共卻兩者都是，是受到蘇聯資助和支配的中華蘇維埃。客觀的講法，一九四九年之事，是「建政」，建立政權，也可以說是「建國」，建立國體，當日是「國慶」，但「解放」就絕對稱不上。自一九四九年至今，中共容許人民之權利與自由，萬萬及不上國民政府。以國民政府及自由世界之立場，一九四九年之事，是竊據、赤化，成立的是共產中國、蘇維埃中國。
然則，香港的報紙也偶有奇蹟。本年四月二十一日，《蘋果日報》有一則新聞，題為「奇蹟：平治墮坡 黑人牙膏家族夫婦輕傷」。生產「黑人牙膏」的嚴氏家族一對夫婦，於四月二十日由司機駕駛平治房車沿香港仔大潭水塘道上斜時，年逾六旬司機突然不適暈倒，房車失控溜後，七旬男主人企圖將車煞停不果，房車溜後 二十米掃毀路旁一列鐵絲網後滑落 六米深山坡，夾在山坡與牆壁間空隙，夫婦只受輕傷，可謂奇蹟。新聞其後介紹嚴氏兄弟於一九三三年創立黑人牙膏品牌，其後由上海南下香港。措詞是「中共建政後兄弟來港定居，在港、台設立廠房，九十年代始重投內地。」
這是敘事之性質令到詞彙必須選擇中立的例子。假如說：「中國解放之後，兄弟來港定居。」該是夠滑稽了吧？既云解放，而上海當年遠比香港繁華，國人南下香港作甚？
頁碼
上一頁 保安與安保
嘉應子
(2011年09月06日)
講起送藥之物，現今的山楂餅，包裝與味道沒變，價錢也沒升多少，只是分量縮水，片數少了一半，紙筒的頭尾偷了空位，包裝紙散了出來，如金魚尾。
講到山楂，也有尷尬回憶。一九九八年我在藝術發展局工作，終日枯坐，身子發胖卻胃口不開，在鵝頸橋底的藥材店看到山楂乾，五元一包，招紙寫山楂可以開胃，又降血脂，便買了煲水飲。飲了兩日，胃口開了，第三日，放工在紅磡火車站天橋急行，忽覺天旋地轉，幸好我童年練過醉八仙，腳步浮浮，也不跌倒。
翌日見了中醫師，才知血壓低的人是不可飲山楂水的，山楂也要配合其他藥材同煮。調藥要君臣佐使，單方偏方，總不可靠。
除了山楂餅之外，送藥之物，仍有嘉應子，包裝紙寫的是「雪花應子」，有紅、紫、藍、青四色，以藍色襯得最好。嘉應子之名，是後來才知的，童年食的時候，只知其音，不知其字，包裝紙又只寫雪花應子，於是便以為是「加應子」，村裡的阿婆又講「加楝子」，於是以為是苦楝樹的果子，但此樹之果不可食，令人困惑。後來才知道是嘉應子是用梅或李做的，是廣東梅縣產物，此地古稱嘉應州，潮州、漳州的製作後來居上，為了不顯露原產地，便簡稱應子，且美其名為雪花應子。名雪花，應是食後甘涼之意，類似以前的甘草欖，廣告便說是「涼喉」。
陳皮梅的包裝紙最劃一，都是海軍藍或靛藍，間接證明扭紙式的包裝配深藍，最是合宜。嘉應子的包裝紙是向內摺入的，與陳皮梅的外露扭結不同，我推斷嘉應子是陳皮梅的衍生品，從材料到包裝都是複製的，故此嘉應子要一物四色，陳皮梅只是堅持最合宜的海軍藍色。
陳皮梅是梅肉混合陳皮而成，有的無核，有的有核。當年香港工廠林立，生產眾多，村中一位阿婆，每食陳皮梅，便說她以前在上水雞嶺的糖果廠做過陳皮梅，輕描淡寫，說是幾十年前的事啦。之後，兒童便投以羨慕目光，如觀望始創人。
此物是往日慣見之零食，乃至粵語片有一諧星，藝名陳皮梅(一九〇八至一九九三)，其胞姐也是醜角，藝名陳皮鴨，兒時看電視，見了便笑，如見了諧星矮冬瓜、西瓜刨、朱由高(豬油糕)之類。
粵劇戲棚賣零食，觀眾邊食邊看，故此演員也愛以零食命名也。
Monday 29 August 2011
2011年8月30日星期二
陳雲 - 保安與安保
香港雅虎網上專欄 2011年8月30日
警察說保安，是保所有人之安，包括旁觀者、反對者之安全，是一視同仁的；警察說安保，是為了某些人之安全而保之，是區別對待的。香港警察由講治安（law and order），退化為講保安（security），再淪落為講安保（safeguarding），正是香港落入中共統治的結果。
九七之前的香港警務處長，是說「治安」的，九七之後，直至鄧竟成任內，都說「保安」。時任警務處長曾偉雄，卻一反常態，說「安保」。憲政民主的法治社會，公共秩序叫「治安」，英文叫law and order。中文的「治安」成為公共行政用語，源自漢朝，平治安定、長治久安，謂之治安，觀念也類似西方的law and order，有rule of law，才有order可言，否則只有臣服（obedience），無安可言。漢初，賈誼上《治安策》，論的是天下長治久安之道，不是保護皇室的安全。
治安是政治總長的工作，保安（security）則是軍警執法部隊的工作，故此香港在英國殖民政府時期，有「保安司」之設，九七之後，改稱保安局長。保安也是古語，比起治安，少了些政治顧慮，純屬軍隊或警察執行任務：保護而使其安寧也。《三國志．卷五十五．吳書．董襲傳》云：「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龔等，問江東可保安否？」保護國土安全、人民安全，謂之保安。故此，香港私人屋苑之看更，以前叫護衛員，現在有些改稱保安員，俱是恰當之詞。
至於安保，則是中共近年的新創詞（coinage或neologism），並非中國本有之語。安保是安全保護或安全保障，但這是誰的安全保障呢？當然不是小市民、小住客了，官員、政要，才是保障的對象。故此香港警務處一旦用到安保的字詞，行為便不再是為了香港社會治安或保安，而是全力保護政要的人身安全，不擇手段，不顧法治了。安保之名，衍生自「安檢」，美國經歷「九一一」災難之後，加強機場的安全檢查（security check），中共藉故效法，中文於是有「安檢」之名（香港以前稱為「（存倉）行李檢查」、「隨身行李檢查」而已）。即使美國的機場安檢，也有剝奪人權的案例出現，故此「安檢」並非好詞，衍生之安檢的「安保」，更非善語。
八月十八日，中國副總理李克強訪問香港大學，封山封路，禁止記者採訪，大學生限制進出自由，更不得示威講話，示威的學生被警察公然推入後樓梯禁錮一個多小時，出來之後，淚流滿面。記者協會和港大學生群情洶湧，保安局長李少光久經官場，用詞只有分寸，仍沿用「保安」一詞，他「不認為警方對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的保安安排，與以往訪港貴賓的部署有何不同。警務處處長曾偉雄亦強調，不論訪港政要來自何國，警方的安保原則均是一樣的。」（李少光：＜李克強保安屬一貫安排＞，政府新聞處新聞稿，二〇一一年八月十八日）。
其部下曾偉雄卻一馬當先，口頭說出「安保」、「核心安保區」這些香港人聞所未聞的詞彙，連大律師公會都說核心安保區乃香港法律所無。八月十八日，香港《星島日報》即時新聞報道：「警方在進行安保工作時，造成市民不便，希望市民明白，但為了保護領導人安全，有些措施是必須的，完全沒有政治考慮。他表示，尊重市民集會自由，但不可以凌駕領導人的安全之上。」（新聞標題：「曾偉雄指李克強安保措施是必須」。）
事情鬧大了，三日之後，香港政府的官方用詞改變：「保安局局長李少光表示，警方將在八月二十六日的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交代有關公眾集會和遊行的處理。署理警務處處長李家超表示，行動處處長將檢討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期間的安保安排。」（香港政府新聞處新聞稿，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安保」一詞，白紙黑字，成為香港政府的官方用語。香港正式淪陷。
保安局長講保安，其下屬的警務處卻講安保，不跟隨上司的用語。香港政府已經部分成為境外政權了。安保與保安，是不同的事。八月二十九日，立法會的「保安事務委員會」傳召香港政府的保安局及警務處解釋李克強訪港之保安事宜。可惜，警察執行的是來自北京的「安保」任務，已不是境內政府的事了。
陳雲Facebook留言：
保安與安保，不單是政治語彙的問題，更關乎法治與人權問題。安檢、安保之類的詞，是當市民是恐怖分子看待，不容半點人權存在的！假若以後香港警方都說安保，而大家都不矯正之，香港就會仆街！
中共與其他共產黨一樣，專門有機構（中央宣傳部）負責製造洗腦詞彙。我目前的中共語文批判工作，是一人敵一國。一個香港人，就可以頂得順一個中國的攻擊力。香港人不是好惹的。儒門孟子的教訓：雖千萬人，吾往矣！
共產黨最喜歡玩弄語言植入的統治術。各位請協助廣傳，不要令中共奸計得逞。
陳雲 - 保安與安保
香港雅虎網上專欄 2011年8月30日
警察說保安，是保所有人之安，包括旁觀者、反對者之安全，是一視同仁的；警察說安保，是為了某些人之安全而保之，是區別對待的。香港警察由講治安（law and order），退化為講保安（security），再淪落為講安保（safeguarding），正是香港落入中共統治的結果。
九七之前的香港警務處長，是說「治安」的，九七之後，直至鄧竟成任內，都說「保安」。時任警務處長曾偉雄，卻一反常態，說「安保」。憲政民主的法治社會，公共秩序叫「治安」，英文叫law and order。中文的「治安」成為公共行政用語，源自漢朝，平治安定、長治久安，謂之治安，觀念也類似西方的law and order，有rule of law，才有order可言，否則只有臣服（obedience），無安可言。漢初，賈誼上《治安策》，論的是天下長治久安之道，不是保護皇室的安全。
治安是政治總長的工作，保安（security）則是軍警執法部隊的工作，故此香港在英國殖民政府時期，有「保安司」之設，九七之後，改稱保安局長。保安也是古語，比起治安，少了些政治顧慮，純屬軍隊或警察執行任務：保護而使其安寧也。《三國志．卷五十五．吳書．董襲傳》云：「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龔等，問江東可保安否？」保護國土安全、人民安全，謂之保安。故此，香港私人屋苑之看更，以前叫護衛員，現在有些改稱保安員，俱是恰當之詞。
至於安保，則是中共近年的新創詞（coinage或neologism），並非中國本有之語。安保是安全保護或安全保障，但這是誰的安全保障呢？當然不是小市民、小住客了，官員、政要，才是保障的對象。故此香港警務處一旦用到安保的字詞，行為便不再是為了香港社會治安或保安，而是全力保護政要的人身安全，不擇手段，不顧法治了。安保之名，衍生自「安檢」，美國經歷「九一一」災難之後，加強機場的安全檢查（security check），中共藉故效法，中文於是有「安檢」之名（香港以前稱為「（存倉）行李檢查」、「隨身行李檢查」而已）。即使美國的機場安檢，也有剝奪人權的案例出現，故此「安檢」並非好詞，衍生之安檢的「安保」，更非善語。
八月十八日，中國副總理李克強訪問香港大學，封山封路，禁止記者採訪，大學生限制進出自由，更不得示威講話，示威的學生被警察公然推入後樓梯禁錮一個多小時，出來之後，淚流滿面。記者協會和港大學生群情洶湧，保安局長李少光久經官場，用詞只有分寸，仍沿用「保安」一詞，他「不認為警方對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的保安安排，與以往訪港貴賓的部署有何不同。警務處處長曾偉雄亦強調，不論訪港政要來自何國，警方的安保原則均是一樣的。」（李少光：＜李克強保安屬一貫安排＞，政府新聞處新聞稿，二〇一一年八月十八日）。
其部下曾偉雄卻一馬當先，口頭說出「安保」、「核心安保區」這些香港人聞所未聞的詞彙，連大律師公會都說核心安保區乃香港法律所無。八月十八日，香港《星島日報》即時新聞報道：「警方在進行安保工作時，造成市民不便，希望市民明白，但為了保護領導人安全，有些措施是必須的，完全沒有政治考慮。他表示，尊重市民集會自由，但不可以凌駕領導人的安全之上。」（新聞標題：「曾偉雄指李克強安保措施是必須」。）
事情鬧大了，三日之後，香港政府的官方用詞改變：「保安局局長李少光表示，警方將在八月二十六日的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交代有關公眾集會和遊行的處理。署理警務處處長李家超表示，行動處處長將檢討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期間的安保安排。」（香港政府新聞處新聞稿，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安保」一詞，白紙黑字，成為香港政府的官方用語。香港正式淪陷。
保安局長講保安，其下屬的警務處卻講安保，不跟隨上司的用語。香港政府已經部分成為境外政權了。安保與保安，是不同的事。八月二十九日，立法會的「保安事務委員會」傳召香港政府的保安局及警務處解釋李克強訪港之保安事宜。可惜，警察執行的是來自北京的「安保」任務，已不是境內政府的事了。
陳雲Facebook留言：
保安與安保，不單是政治語彙的問題，更關乎法治與人權問題。安檢、安保之類的詞，是當市民是恐怖分子看待，不容半點人權存在的！假若以後香港警方都說安保，而大家都不矯正之，香港就會仆街！
中共與其他共產黨一樣，專門有機構（中央宣傳部）負責製造洗腦詞彙。我目前的中共語文批判工作，是一人敵一國。一個香港人，就可以頂得順一個中國的攻擊力。香港人不是好惹的。儒門孟子的教訓：雖千萬人，吾往矣！
共產黨最喜歡玩弄語言植入的統治術。各位請協助廣傳，不要令中共奸計得逞。
Sunday 28 August 2011
安裕：曾經滄海難為水
2011-08-28
除了影片結尾回憶裏胡楓焦姣吳彥祖一家人的鏡頭帶來一絲陰霾，整部《竊聽風雲二》的感覺是明亮。是的，明亮﹕開始時劉青雲逃避吳彥祖跟蹤是在大白天下；劉青雲撞車躺在醫院和妻子黃奕卿卿我我到古天樂出現查案是陽光入室的明媚；中環半山行人電梯連番爆炸是艷陽高照，電影最主要的場口都是明亮。我沒有細緻猜想導演編劇在設計這些場景時的美學思考是什麼，但作為一個付了五十元在星期一下午走進電影院的人來說，感覺就是明亮。
除了明亮，更多的不是俗艷。香港而非大陸的大款應該是什麼樣的生活？劉青雲的法拉利不是血紅而是天藍，曾江買給地主會同人的不是六頭鮑而是鉅記餅食，葉璇出獄後示以古天樂的指環不是黃金鑽石而是簡單的白金。法拉利不是紅色的原因，應該是他已有一部紅色法拉利；鉅記也許是因為六頭鮑都吃到膩對健康不好；白金應該是因為比起鑽石低調一些不那麼炫耀。都是因為曾經滄海難為水。
有人說《竊聽風雲二》在內地票房很不錯，我猜，除了是幾位演員的號召力，也可是因為「香港」這兩個漢字。畢竟香港早已過了大杯酒大塊血大款子的俗艷年代，那是對剛富起來的中國大陸是可望不可即的另一座高山。
這幾個星期，香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人格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踐踏。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批評香港公務員之言、股巿倒了又起起了再倒、李克強訪港的保安掀起巨大風波。那是形勢使然的不能逃避，我們總不能因為王光亞這句話把十幾萬公務員都炒清光，不可能因為股巿翻覆而悍然停巿幾天，更不可能因着保安安排把巿民都轟走。面對挑戰，香港社會的回答是回以事實，公務員也許有些不長進偷雞摸狗但肯定不是貪污遍地，股巿崩圍是外圍因素但不會埋沒天良不讓它下跌只能上升，保安是重要的但巿民的人權也同樣重要。香港的價值是明亮的日子裏，大家把事情攤開來說清楚講明白。
香港先進 中共幾時明白
看這些新聞都看得煩了，中共什麼時候才會明白，香港其實早就已經進入工業社會，早得大概在八十年代大搞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叫大伙不要隨地吐痰小便時，我們已經討論不許在辦公室吸煙；早得當大陸只一個貪字了得的年代我們已經沒有官員敢公開貪污，哪怕是一杯茶一次簡單的公事出訪。那天美國副總統拜登在北京吃午飯自掏腰包吃了七十九元，內地網民誇他清廉，香港巿民眼中這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事，曾蔭權去吃飯也不會包下三層樓海吃還要公家付鈔。這種社會規範（norm），比起國民教育更早進入香港的萬戶千家，我依稀記得上學時那叫做社會課。
進入工業社會的香港，這十幾年毋庸置疑是倒退了一些，我說的是經濟發展的確開始放慢下來，內地的低廉工資香港的高樓價都是因素，但一個民智已開的文明都會，不可能走回頭路的。日子雖然緊了一些，我們看到的是，香港巿民的識見絕非一般，核心在於我們曾經經過也從中學懂教訓。香港暴發戶的年代，是今天大陸也瞠目結舌的，魚翅撈飯，大陸不一定四處都是，我們七十年代初已過了這種靡爛的生活方式。到今天，有人上飯店叫一碗翅再叫一碗白飯澆上，旁人會暗暗說你「黐線」，原因不是千把塊錢的翅糟蹋掉了，而是「這種生活態度很不健康也不環保」。
分別是微妙的，但深圳河兩岸心細如塵的人都能清楚看到。那是工業社會和準備離開農業社會步向工業社會的分別，這或是「一國兩制」的最核心部分——下層建設三上五下二追上來，樓要蓋多高便有多高，上層建設不是豪言壯語寫幾個大字報便唾手可及。香港有的人會很不客氣說出這分別，但更多的是像英國人那般看在眼裏留在心裏，非到最後一刻不說出口。就像李克強訪問港大之後，有人說校監椅李副總理不應該坐上去，有人說小布殊作為一國總統參加母校畢業禮待遇一如常人。我感到，提出這些是因為眼看核心價值被粗暴地打壓得七零八落，只得把事實說出來，冒着被人秋後算帳說你是外國人走狗唯英美馬首是瞻的風險。
港人之尺 不止錢多就好
香港巿民心裏都有一把尺，這把尺隨着世代變化調整，七十年代的尺是以家庭收入為單位，錢多便是好；我小時候的尺更簡單，家裏有沒有電視機便是那把尺。八十年代是置業買車，大學畢業生的「四仔主義」雖然一度遭批判甚力，但客觀仍是二十幾年前香港社會的其中一種追求。九十年代香港人有車有樓久矣，那把尺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民主人權環保健康四大命題湧現，同一時間，我記得深圳發行股票，人擠得公安掄起一根大棒死命橫掃驅散手裏捏着人民幣的初生投資者。今天香港巿民生活不缺，午夜夢迴只為銀行那些存款日漸貶值暗暗嘆息，但要你在公共交通上抽煙、海洋公園迪士尼遊玩時插隊打尖、不去六四晚會是不可能的。
當香港社會的尺度出現從物質演變到意識形態變化，大陸那把尺也見嬗變，儘管比香港晚了一兩個世代。從是不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到是不是四人幫走狗；從國營職工到下海當個體戶；從國企轉到私人企業或外企；從上北大清華畢業當官到留學美澳加紐日。這些變化是香港社會的曾經，我們當然深明其中之樂之苦，美國人有一句慣用語growing pain，兩個字字義矛盾卻又共生，構成了成長的苦惱。問題是，中港兩把尺比併起來，哪一把才是歷史的終結？
我不懷疑中共裏的一些人早就知道真正答案，但更不懷疑中共也有一些人以為今天手裏的那把尺便是答案﹕一切以經濟成效或者準確點說是GDP為尚。尤其是2008年金融海嘯後這種看法更上一層樓﹕客觀例子證明，連美國也扛不住這大浪唯獨中國挺下來還救了美國經濟。這種片面判斷帶來了無窮的隱患，一切都以為有錢好辦——四萬億人民幣想也不想便砸了下去，今天變了什麼已是黃腫腳不消提；京奧也算了，世博和亞運的豪花，我真心佩服管帳的幾位官員，那些錢到底如何報銷出帳，這是政府管治和審計的新課題；足球不行？好，如今是西班牙足球當道，就花大錢請西班牙教練來；球迷應記得二十年前我們也花過錢學巴西。我只怕哪天英格蘭回歸世界之巔，我們又要派高個子大塊頭去英倫三島學高Q大腳。
港人剩餘家當 中共羞於正視
唯物主義的中共官員眼中，香港說不上永遠領前大陸，幾個數字說明大勢，關鍵是這種優勢可以保持多久，但總的來說一定會被大陸超越。是的，只要中共不再搞文化大革命，超越香港只是時日之間。唯物主義者看不到唯心的一面，香港在形而上的社會和政治意識形態仍然遙遙佔先。中共可以不參加這場唯心主義競賽，但不能否認這是大勢所趨，否則哪用與西方人權對話。明亮的社會氣候之下是講究透明度傳媒監察，這都是中共欲以推行新政念茲在茲的。
對已然全速崛起的中共而言，香港其實已無太多賣點，但往往這些僅餘的selling points卻是中共羞於開口難於啟齒的。人權，民主，自由，香港三者都不能說滿分，但都比大陸走得前。毋須打誑，星期五晚上香港大學集會不滿李克強到訪的保安措施，一位來港僅四天的內地學生說，大陸不可能集會；來港後，可以上google、facebook、twitter，「我有解放的感覺」。《漢語大詞典》第五版，「解放」的解釋是「解除束縛，得到自由或發展」。六十年來，「解放」是中共專用名詞，成為中共一九四九年建政的唯一論述背景﹕就是由於人民要解放，中共成了打走蔣介石的人民救星。
認知的落差構成政策和政治語言的落差。今天中共一些人忘了十幾年前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的茶缸論，茶漬洗刷了反而不美。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八十年代末曾經說過一番很有意思的話﹕他很羡慕中共，因為還有海外華人華僑這些關係，讓中共能夠很快明白什麼是資本主義；蘇聯因為十月革命都七十年了，全國懂得資本主義的不是死光便是清洗光，要振興經濟與世界接軌不知從何說起。中共有些人對戈爾巴喬夫恨之入骨，說他是蘇東波的罪魁禍首，戈爾巴喬夫其實沒有大奸大惡，他只是說出實話，解放蘇聯人民；中共某些人的尺是保住政權，戈爾巴喬夫的尺是人民福祉，分別即在於此。
一個地方的意識形態可以通過各種形式折射出來，電影人的影像語言最簡單，因為要在兩個鐘頭之內帶出整個故事及其潛台詞，稍有負累即變成尾大不掉。《竊聽風雲二》抖出來的明亮，我不知是不是麥兆輝和莊文強二位先生心之所思，但那種明亮，即使是在上面飄過地主會的一抹黑暗，人們都信膺黑暗盡頭是光明這千古不易道理。那是對制度的信心，曾江飾演的同叔槍殺吳彥祖那刻我沒有心頭抑壓，因為在講究法治的地方，哪怕你錢再多，老爸的官再大，都逃不過法律制裁。這便是香港，分別也在於此。
POSTED AT 16:28
LABELS: 安裕
除了影片結尾回憶裏胡楓焦姣吳彥祖一家人的鏡頭帶來一絲陰霾，整部《竊聽風雲二》的感覺是明亮。是的，明亮﹕開始時劉青雲逃避吳彥祖跟蹤是在大白天下；劉青雲撞車躺在醫院和妻子黃奕卿卿我我到古天樂出現查案是陽光入室的明媚；中環半山行人電梯連番爆炸是艷陽高照，電影最主要的場口都是明亮。我沒有細緻猜想導演編劇在設計這些場景時的美學思考是什麼，但作為一個付了五十元在星期一下午走進電影院的人來說，感覺就是明亮。
除了明亮，更多的不是俗艷。香港而非大陸的大款應該是什麼樣的生活？劉青雲的法拉利不是血紅而是天藍，曾江買給地主會同人的不是六頭鮑而是鉅記餅食，葉璇出獄後示以古天樂的指環不是黃金鑽石而是簡單的白金。法拉利不是紅色的原因，應該是他已有一部紅色法拉利；鉅記也許是因為六頭鮑都吃到膩對健康不好；白金應該是因為比起鑽石低調一些不那麼炫耀。都是因為曾經滄海難為水。
有人說《竊聽風雲二》在內地票房很不錯，我猜，除了是幾位演員的號召力，也可是因為「香港」這兩個漢字。畢竟香港早已過了大杯酒大塊血大款子的俗艷年代，那是對剛富起來的中國大陸是可望不可即的另一座高山。
這幾個星期，香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人格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踐踏。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批評香港公務員之言、股巿倒了又起起了再倒、李克強訪港的保安掀起巨大風波。那是形勢使然的不能逃避，我們總不能因為王光亞這句話把十幾萬公務員都炒清光，不可能因為股巿翻覆而悍然停巿幾天，更不可能因着保安安排把巿民都轟走。面對挑戰，香港社會的回答是回以事實，公務員也許有些不長進偷雞摸狗但肯定不是貪污遍地，股巿崩圍是外圍因素但不會埋沒天良不讓它下跌只能上升，保安是重要的但巿民的人權也同樣重要。香港的價值是明亮的日子裏，大家把事情攤開來說清楚講明白。
香港先進 中共幾時明白
看這些新聞都看得煩了，中共什麼時候才會明白，香港其實早就已經進入工業社會，早得大概在八十年代大搞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叫大伙不要隨地吐痰小便時，我們已經討論不許在辦公室吸煙；早得當大陸只一個貪字了得的年代我們已經沒有官員敢公開貪污，哪怕是一杯茶一次簡單的公事出訪。那天美國副總統拜登在北京吃午飯自掏腰包吃了七十九元，內地網民誇他清廉，香港巿民眼中這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事，曾蔭權去吃飯也不會包下三層樓海吃還要公家付鈔。這種社會規範（norm），比起國民教育更早進入香港的萬戶千家，我依稀記得上學時那叫做社會課。
進入工業社會的香港，這十幾年毋庸置疑是倒退了一些，我說的是經濟發展的確開始放慢下來，內地的低廉工資香港的高樓價都是因素，但一個民智已開的文明都會，不可能走回頭路的。日子雖然緊了一些，我們看到的是，香港巿民的識見絕非一般，核心在於我們曾經經過也從中學懂教訓。香港暴發戶的年代，是今天大陸也瞠目結舌的，魚翅撈飯，大陸不一定四處都是，我們七十年代初已過了這種靡爛的生活方式。到今天，有人上飯店叫一碗翅再叫一碗白飯澆上，旁人會暗暗說你「黐線」，原因不是千把塊錢的翅糟蹋掉了，而是「這種生活態度很不健康也不環保」。
分別是微妙的，但深圳河兩岸心細如塵的人都能清楚看到。那是工業社會和準備離開農業社會步向工業社會的分別，這或是「一國兩制」的最核心部分——下層建設三上五下二追上來，樓要蓋多高便有多高，上層建設不是豪言壯語寫幾個大字報便唾手可及。香港有的人會很不客氣說出這分別，但更多的是像英國人那般看在眼裏留在心裏，非到最後一刻不說出口。就像李克強訪問港大之後，有人說校監椅李副總理不應該坐上去，有人說小布殊作為一國總統參加母校畢業禮待遇一如常人。我感到，提出這些是因為眼看核心價值被粗暴地打壓得七零八落，只得把事實說出來，冒着被人秋後算帳說你是外國人走狗唯英美馬首是瞻的風險。
港人之尺 不止錢多就好
香港巿民心裏都有一把尺，這把尺隨着世代變化調整，七十年代的尺是以家庭收入為單位，錢多便是好；我小時候的尺更簡單，家裏有沒有電視機便是那把尺。八十年代是置業買車，大學畢業生的「四仔主義」雖然一度遭批判甚力，但客觀仍是二十幾年前香港社會的其中一種追求。九十年代香港人有車有樓久矣，那把尺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民主人權環保健康四大命題湧現，同一時間，我記得深圳發行股票，人擠得公安掄起一根大棒死命橫掃驅散手裏捏着人民幣的初生投資者。今天香港巿民生活不缺，午夜夢迴只為銀行那些存款日漸貶值暗暗嘆息，但要你在公共交通上抽煙、海洋公園迪士尼遊玩時插隊打尖、不去六四晚會是不可能的。
當香港社會的尺度出現從物質演變到意識形態變化，大陸那把尺也見嬗變，儘管比香港晚了一兩個世代。從是不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到是不是四人幫走狗；從國營職工到下海當個體戶；從國企轉到私人企業或外企；從上北大清華畢業當官到留學美澳加紐日。這些變化是香港社會的曾經，我們當然深明其中之樂之苦，美國人有一句慣用語growing pain，兩個字字義矛盾卻又共生，構成了成長的苦惱。問題是，中港兩把尺比併起來，哪一把才是歷史的終結？
我不懷疑中共裏的一些人早就知道真正答案，但更不懷疑中共也有一些人以為今天手裏的那把尺便是答案﹕一切以經濟成效或者準確點說是GDP為尚。尤其是2008年金融海嘯後這種看法更上一層樓﹕客觀例子證明，連美國也扛不住這大浪唯獨中國挺下來還救了美國經濟。這種片面判斷帶來了無窮的隱患，一切都以為有錢好辦——四萬億人民幣想也不想便砸了下去，今天變了什麼已是黃腫腳不消提；京奧也算了，世博和亞運的豪花，我真心佩服管帳的幾位官員，那些錢到底如何報銷出帳，這是政府管治和審計的新課題；足球不行？好，如今是西班牙足球當道，就花大錢請西班牙教練來；球迷應記得二十年前我們也花過錢學巴西。我只怕哪天英格蘭回歸世界之巔，我們又要派高個子大塊頭去英倫三島學高Q大腳。
港人剩餘家當 中共羞於正視
唯物主義的中共官員眼中，香港說不上永遠領前大陸，幾個數字說明大勢，關鍵是這種優勢可以保持多久，但總的來說一定會被大陸超越。是的，只要中共不再搞文化大革命，超越香港只是時日之間。唯物主義者看不到唯心的一面，香港在形而上的社會和政治意識形態仍然遙遙佔先。中共可以不參加這場唯心主義競賽，但不能否認這是大勢所趨，否則哪用與西方人權對話。明亮的社會氣候之下是講究透明度傳媒監察，這都是中共欲以推行新政念茲在茲的。
對已然全速崛起的中共而言，香港其實已無太多賣點，但往往這些僅餘的selling points卻是中共羞於開口難於啟齒的。人權，民主，自由，香港三者都不能說滿分，但都比大陸走得前。毋須打誑，星期五晚上香港大學集會不滿李克強到訪的保安措施，一位來港僅四天的內地學生說，大陸不可能集會；來港後，可以上google、facebook、twitter，「我有解放的感覺」。《漢語大詞典》第五版，「解放」的解釋是「解除束縛，得到自由或發展」。六十年來，「解放」是中共專用名詞，成為中共一九四九年建政的唯一論述背景﹕就是由於人民要解放，中共成了打走蔣介石的人民救星。
認知的落差構成政策和政治語言的落差。今天中共一些人忘了十幾年前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的茶缸論，茶漬洗刷了反而不美。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八十年代末曾經說過一番很有意思的話﹕他很羡慕中共，因為還有海外華人華僑這些關係，讓中共能夠很快明白什麼是資本主義；蘇聯因為十月革命都七十年了，全國懂得資本主義的不是死光便是清洗光，要振興經濟與世界接軌不知從何說起。中共有些人對戈爾巴喬夫恨之入骨，說他是蘇東波的罪魁禍首，戈爾巴喬夫其實沒有大奸大惡，他只是說出實話，解放蘇聯人民；中共某些人的尺是保住政權，戈爾巴喬夫的尺是人民福祉，分別即在於此。
一個地方的意識形態可以通過各種形式折射出來，電影人的影像語言最簡單，因為要在兩個鐘頭之內帶出整個故事及其潛台詞，稍有負累即變成尾大不掉。《竊聽風雲二》抖出來的明亮，我不知是不是麥兆輝和莊文強二位先生心之所思，但那種明亮，即使是在上面飄過地主會的一抹黑暗，人們都信膺黑暗盡頭是光明這千古不易道理。那是對制度的信心，曾江飾演的同叔槍殺吳彥祖那刻我沒有心頭抑壓，因為在講究法治的地方，哪怕你錢再多，老爸的官再大，都逃不過法律制裁。這便是香港，分別也在於此。
POSTED AT 16:28
LABELS: 安裕
Tuesday 16 August 2011
Wan Chin
在香港用普通話教中文，是中華文化自滅行動。普通話是語素貧乏的劣質語言，北方人的有識之士都同意，只是礙於共黨專政，無法恢復普通方言（區域普通話）或老國音而已。舉個顯淺的例，醫師說：「此藥可抑制糖尿病（發作）」，與「此藥可醫治糖尿病」，聽來幾乎是同音的！「可以醫治（yì zhì）」與「可以抑制（yī zhì）」只有耳朵最靈敏的人可以分得出來。故此北方人寧可說「此藥可治療糖尿病」，「醫治」是不能說的。這夠荒唐了吧？很多白話語彙，都是被普通話的同音字而抑制了，萎縮了！懂得寫詩的北方人，都會承認這個無奈的事實。中國近代文學與哲學之衰退，與普通話之霸道推行，不無關係。由於普通話的同音字太多，故此只能用程式語言來表意，如講「我為你造成負擔了」。「負擔」（fu dan）是個普通話發音清晰的固定詞組，它比負累/連累容易辨義，「我負累了你」，口語不好講了，於是負累/連累便被抑制了！
普通話不單學不了古代的韻文，學不好唐詩宋詞，也學不好古代的散文（散文也是講究聲韻的！），甚至連白話文都學不好的。我在雅虎專欄論證過了——普通話是語素殘缺的劣質漢語！
Monday 15 August 2011
維護鬼權
(2011年08月16日)
講到所謂「維權」，我維護鬼權比維護人權更為熱切。人權被壓迫了，可以見到，也有自己人或外國人出面抗爭，然而鬼權被壓迫了，總是無聲無息，有時還以環境衛生和文明理性之名來執行，令有些人覺得是理所當然的好事。
王朝時代，中國雖有仁義，但未有人權觀念，但鬼權是有的。革命之後，人權提了出來，卻無實踐多少，鬼權卻被視為封建迷信，日漸湮沒。
鬼權是甚麼呢？死後得到祭祀和超度，有衣食花費，寄望往生得好一點，不必輪迴到餓鬼地獄，也告別渾濁齷齪的人間，來生不做某國人。這本來是做人的基本慾望，實現不到，便寄託來世。怕來世沒有保障，就在今世祭祀先亡之人，也普度那些原本無人祭祀的孤魂野鬼，那麼自己死後，也享有子孫、遠親近鄰或輪迴做人的陌生者的救度。盂蘭節的超度法會，便是附薦先亡親長 ，祭祀客死異鄉的親友，兼且救濟無主孤魂。
自己做好普度眾生的工作，將來即使橫死枉死、客死異鄉或不見屍首，也得到祭祀。自利利他，這是偉大的正義觀念，近乎「超自然的正義」(supernatural justice)。今年我祭你，他年你祭我，這也是死後的福利社會，儘管只能在陰間地府，用象徵式的金銀衣紙和紙紮祭品來實現。
即使不信異教鬼神的人，或者所謂無神論者，領會盂蘭節燒衣祭鬼的慈悲思想，也會感動吧？英國殖民政府統治香港時期，喜見這些普度法事，稱之為華人風俗，大開方便之門。一來是避免宗教衝突，二來是有助風俗淳厚，有助政府施治。拜神的人，舉頭三尺有神明，做事顧念來世的因果報應，總比不拜神的人容易統治。盂蘭節街頭多了幾道燒衣的痕跡，便少了幾道鬥毆的血跡。
印光大師講過，不信三世因果的民眾，做事只顧目前，不會瞻前顧後，民性乖張暴戾，社會難有安樂。 佛教說的三世，是前世、今生、來世。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所謂自作自受，前世所作的孽，今生就要還；今生所作的孽，來世就會報。要消除罪孽的障礙，就要布施，除了布施人間當世，還要布施幽冥鬼界。
我每年都在盂蘭節夜遊，觀風望俗。年來慨嘆一句：九七之後，鬼不聊生！今年盂蘭節，上水、油麻地甚至西環街頭，只見聊聊幾處燒衣。
九七之前，盂蘭節夜遊，街上火光通明，水飯成丘，紙錢滿道，一片慈悲喜捨。
陳雲
講到所謂「維權」，我維護鬼權比維護人權更為熱切。人權被壓迫了，可以見到，也有自己人或外國人出面抗爭，然而鬼權被壓迫了，總是無聲無息，有時還以環境衛生和文明理性之名來執行，令有些人覺得是理所當然的好事。
王朝時代，中國雖有仁義，但未有人權觀念，但鬼權是有的。革命之後，人權提了出來，卻無實踐多少，鬼權卻被視為封建迷信，日漸湮沒。
鬼權是甚麼呢？死後得到祭祀和超度，有衣食花費，寄望往生得好一點，不必輪迴到餓鬼地獄，也告別渾濁齷齪的人間，來生不做某國人。這本來是做人的基本慾望，實現不到，便寄託來世。怕來世沒有保障，就在今世祭祀先亡之人，也普度那些原本無人祭祀的孤魂野鬼，那麼自己死後，也享有子孫、遠親近鄰或輪迴做人的陌生者的救度。盂蘭節的超度法會，便是附薦先亡親長 ，祭祀客死異鄉的親友，兼且救濟無主孤魂。
自己做好普度眾生的工作，將來即使橫死枉死、客死異鄉或不見屍首，也得到祭祀。自利利他，這是偉大的正義觀念，近乎「超自然的正義」(supernatural justice)。今年我祭你，他年你祭我，這也是死後的福利社會，儘管只能在陰間地府，用象徵式的金銀衣紙和紙紮祭品來實現。
即使不信異教鬼神的人，或者所謂無神論者，領會盂蘭節燒衣祭鬼的慈悲思想，也會感動吧？英國殖民政府統治香港時期，喜見這些普度法事，稱之為華人風俗，大開方便之門。一來是避免宗教衝突，二來是有助風俗淳厚，有助政府施治。拜神的人，舉頭三尺有神明，做事顧念來世的因果報應，總比不拜神的人容易統治。盂蘭節街頭多了幾道燒衣的痕跡，便少了幾道鬥毆的血跡。
印光大師講過，不信三世因果的民眾，做事只顧目前，不會瞻前顧後，民性乖張暴戾，社會難有安樂。 佛教說的三世，是前世、今生、來世。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所謂自作自受，前世所作的孽，今生就要還；今生所作的孽，來世就會報。要消除罪孽的障礙，就要布施，除了布施人間當世，還要布施幽冥鬼界。
我每年都在盂蘭節夜遊，觀風望俗。年來慨嘆一句：九七之後，鬼不聊生！今年盂蘭節，上水、油麻地甚至西環街頭，只見聊聊幾處燒衣。
九七之前，盂蘭節夜遊，街上火光通明，水飯成丘，紙錢滿道，一片慈悲喜捨。
陳雲
Tuesday 9 August 2011
世紀．Art Politics﹕胡恩威寫給藝發局新任主席王英偉先生的公開信
【明報專訊】王英偉先生：
祝賀閣下出任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您是第一位來自商界的藝發局主席；閣下可能在商界有很大的成就；但是我們文化藝術界對您在文化藝術上的修為和見地並不十分理解；所以我們十分期待閣下能夠具體和實質地提出您對藝術的看法以及推動香港藝術發展的方案。您對藝術的看法將會影響您在藝術發展局的工作；可惜我們從來也不知道您是一個支援藝術發展的商界人士；那麼您喜歡藝術嗎？您喜歡哪一類的藝術？您喜歡哪一種音樂？你喜歡看什麼類型的電影？誰是您最喜愛的作曲家？您對香港藝術有多少認識？您讀過西西和董啟章的小說嗎？您知不知道余光中甘陽和也斯崑南的新詩作品嗎？您知不知道七十年代香港水墨對中國新水墨運動有什麼影響？小思老師的五十年代香港左翼文學研究和後九七有什麼關係？香港的現代戲劇和舞蹈有怎樣的特色？香港的實驗藝術對中國的藝術有怎樣的影響 ?您對近十年中國藝術發展有多少理解？電影和文學的關係是什麼？您認為以上這些基本的文化藝術知識和您在藝術發展局的工作有怎樣的關係？您知道高雅藝術和通俗藝術的分別嗎？您看過多少香港藝術家的舞台作品？你知道吳大江林樂培老師的音樂作品嗎？沒有足夠的文化藝術知識和經驗可以有能力和資格「發展」藝術嗎？
除了文化藝術基本知識；您對文化藝術政策和香港文化藝術政策有多少理解？您讀過張信剛教授的文化委員會建議書嗎？你是否支援建議書的內容？您對目前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有何看法？您認為香港目前的藝術發展情和其他國際城市有怎樣的分別？您知不知道經濟學家John Maynard Keynes是英國Arts Council的第一任主席？他本人也是一個古典音樂專家與及長期支援藝術的贊助人Patron？你知道藝術支持者Patron和藝術投資者Investor 的分別嗎？你知不知道英國的藝術政策都是專家主導的？您對英國Arts Council 的具體運作理解嗎？那麼香港藝術發展局的工作重點是「發展」什麼？你有沒有詳細閱讀香港藝術發展局條例？你知不知道香港藝術發展局應該以發展「香港藝術家」為本位？你知不知道英國的Arts Council是一個非常重視藝術數據和資料蒐集的機構？您在傳媒訪問中提到香港藝術需「捧紅」更多藝術明星？您會以什麼標準和方法去捧紅「藝術明星」？為什麼你認為香港藝術發展局的工作是捧紅藝術明星，而不是改善香港藝術的社會生態？在娛樂圈的artist和藝術家有什麼分別？沒有全面和具深度的藝術教育藝術和研究可以全面和多元發展嗎？您對香港目前低俗主導的主流文化有什麼看法？您作為一位人大代表，您對中國的文化政藝術政策有多少認識？您對中國目前的藝術發展有什麼看法？
我們都明白您是以義工身分出任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您是會怎樣分配您的工作時間呢？您會否走進香港藝術工作的空間，了解香港藝術工作者的工作生態？
老實說，你們這些商界達人工作繁忙，對藝術也是當作一種娛樂，可能藝術在你們的眼中只是一玩具，而不是提升人文質素學科？過去二十年，香港藝術政策出現了好像你們那樣的過客，指指點點，教訓一下藝術家沒有效率呀山頭主義呀之類的不負責任言論。你們的捧紅藝術明星論也許反映了你們的藝術修為就是香港主流娛樂圈的水平。
祝好
胡恩威
[文﹕胡恩威 編輯：袁兆昌
祝賀閣下出任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您是第一位來自商界的藝發局主席；閣下可能在商界有很大的成就；但是我們文化藝術界對您在文化藝術上的修為和見地並不十分理解；所以我們十分期待閣下能夠具體和實質地提出您對藝術的看法以及推動香港藝術發展的方案。您對藝術的看法將會影響您在藝術發展局的工作；可惜我們從來也不知道您是一個支援藝術發展的商界人士；那麼您喜歡藝術嗎？您喜歡哪一類的藝術？您喜歡哪一種音樂？你喜歡看什麼類型的電影？誰是您最喜愛的作曲家？您對香港藝術有多少認識？您讀過西西和董啟章的小說嗎？您知不知道余光中甘陽和也斯崑南的新詩作品嗎？您知不知道七十年代香港水墨對中國新水墨運動有什麼影響？小思老師的五十年代香港左翼文學研究和後九七有什麼關係？香港的現代戲劇和舞蹈有怎樣的特色？香港的實驗藝術對中國的藝術有怎樣的影響 ?您對近十年中國藝術發展有多少理解？電影和文學的關係是什麼？您認為以上這些基本的文化藝術知識和您在藝術發展局的工作有怎樣的關係？您知道高雅藝術和通俗藝術的分別嗎？您看過多少香港藝術家的舞台作品？你知道吳大江林樂培老師的音樂作品嗎？沒有足夠的文化藝術知識和經驗可以有能力和資格「發展」藝術嗎？
除了文化藝術基本知識；您對文化藝術政策和香港文化藝術政策有多少理解？您讀過張信剛教授的文化委員會建議書嗎？你是否支援建議書的內容？您對目前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有何看法？您認為香港目前的藝術發展情和其他國際城市有怎樣的分別？您知不知道經濟學家John Maynard Keynes是英國Arts Council的第一任主席？他本人也是一個古典音樂專家與及長期支援藝術的贊助人Patron？你知道藝術支持者Patron和藝術投資者Investor 的分別嗎？你知不知道英國的藝術政策都是專家主導的？您對英國Arts Council 的具體運作理解嗎？那麼香港藝術發展局的工作重點是「發展」什麼？你有沒有詳細閱讀香港藝術發展局條例？你知不知道香港藝術發展局應該以發展「香港藝術家」為本位？你知不知道英國的Arts Council是一個非常重視藝術數據和資料蒐集的機構？您在傳媒訪問中提到香港藝術需「捧紅」更多藝術明星？您會以什麼標準和方法去捧紅「藝術明星」？為什麼你認為香港藝術發展局的工作是捧紅藝術明星，而不是改善香港藝術的社會生態？在娛樂圈的artist和藝術家有什麼分別？沒有全面和具深度的藝術教育藝術和研究可以全面和多元發展嗎？您對香港目前低俗主導的主流文化有什麼看法？您作為一位人大代表，您對中國的文化政藝術政策有多少認識？您對中國目前的藝術發展有什麼看法？
我們都明白您是以義工身分出任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您是會怎樣分配您的工作時間呢？您會否走進香港藝術工作的空間，了解香港藝術工作者的工作生態？
老實說，你們這些商界達人工作繁忙，對藝術也是當作一種娛樂，可能藝術在你們的眼中只是一玩具，而不是提升人文質素學科？過去二十年，香港藝術政策出現了好像你們那樣的過客，指指點點，教訓一下藝術家沒有效率呀山頭主義呀之類的不負責任言論。你們的捧紅藝術明星論也許反映了你們的藝術修為就是香港主流娛樂圈的水平。
祝好
胡恩威
[文﹕胡恩威 編輯：袁兆昌
Wednesday 20 July 2011
新香港電影 新的主體性
作者：朗天 - 三, 2011-07-20 13:47
2011年4月17日，我剛在北京參加過兩場座談會，晚上和朋友吃飯聊天，不知是誰冒出一句：「快點吃，得回去看香港金像獎頒獎禮！」說話的是香港人，北京的朋友不明白為甚麼我們忽然有這麼大的興頭；大家不是不約而同，均對近年港片的表現表示過失望嗎？後來弄清楚，內地電視頻度是無法看到即時轉播的，然而，我們仍熱切上網，並且不斷跟留港待在電視機旁的朋友頻密短訊往來，接收情報。香港一群活躍的80後文化青年，之前已在臉書（facebook）、微博發起了支持《打擂台》得獎的小型運動，當日更相約一起看電視，每有《打擂台》獲提名的項目，便集體起哄，直追世界盃決賽時的球迷激動。
年輕人支持香港電影？很久沒有這種熱鬧了。結果，由兩名年輕導演鄭思傑、郭子健聯合執導的《打擂台》也不負眾望，獲頒第3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殊榮，並同時摘下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及最佳電影配樂等獎項。饒是如此，中港傳媒的即時報道大多對它非常冷遇，反而集中褒揚《狄仁傑之通天帝國》（榮獲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及若干技術獎）是「最大贏家」，部份甚至形容《打擂台》今回是「爆冷」成功。
僅屬中小型製作的《打擂台》算否爆冷呢？其實它自2010年第34屆香港國際電影節試映，便贏得不俗口碑。年輕導演配搭甘草演員，以打功夫激勵鬥志，初看無大新意，然而，其角色設計和結局卻出奇清新可喜，黃又南飾演那一身孱弱、事事不能出頭的青年「主角」（敘事推進上他該是主角，但隨著故事發展，觀眾很快發現不是那麼一回事），固然掙得年輕觀眾的共鳴，陳觀泰、梁小龍、泰迪羅賓（尤以後者）精采的「搶鏡」演出，非但沒有破壞影片的平衡，反而產生老幼打成一片，眾志成城，掄起拳頭打出一片天下的化學作用。結局並沒有依照 underdog 一戰功成吐氣揚眉的一般公式去拍，先不由功夫小子出手，改由「老小子」（梁小龍全盛期以飾演「小子」角色稱著）出手，再讓其飾演的阿淳在被譏「拳怕少壯」之後，受感召踢出李小龍式凌空飛踢，卻力盡而倒。功夫沒有被神化，編導強調的不止是鬥志，更重要的是練武的過程與發揮。那「強身健體可以游泳、踏自行車」（打功夫不是請客吃飯）；「唔打就唔會輸，要打就一定要贏」（不打不會輸，要打便要贏）的訊息，完全針對奢談武德，把功夫（技擊）化為武術（表演、運動）的主流影視觀念而發。粵人南蠻子的尚武文化（相對於洪熙官的方世玉精神），出人意表地在一齣年輕人回溯傳統，動用舊人拍攝舊事的「懷舊電影」中再現。
香港人，尤其是香港年輕人看《打擂台》看得投入，各有認同，紛紛支持它，而它也獲得代表電影業界的金像獎肯定。這種認同和肯定並非個別製作的成功那麼簡單，而是與香港文化（特別是電影文化）的主體性有關。
重認主體性
「我是誰？我要往何處去？」──近十數年，香港電影似乎有不少仍在問這兩個問題。2010年《打擂台》和其他中小型製作的湧現，正可視為對這問題最新一波的回應，並為香港電影前路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參考。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素有香港影人代表形象的成龍拍了一部乾脆叫《我是誰》（1998，成龍與陳木勝聯合導演）的電影，片中失憶的他（當年不乏這種失憶題材的電影，另一個經典例子便是1997年公映，由李連杰主演，徐克監製，洪金寶導演的《黃飛鴻之西域雄師》）站到高處，張開雙臂高喊：「Who am I ?」。表裡內外都在講「九七」問題的《去年煙花特別多》（1998，陳果導演），主角則對著鏡子問了三次「我是誰」，然後一拳打碎玻璃，鏡像反照的主角臉容裂成數個。
觀眾太容易看出這是香港電影人經百年殖民面對變化表現出的身份迷惑。以前是英國管治下的中國人，固然跟英國人很不同，跟大陸、台灣和海外的華人，在生活模式、價值觀念和文化上都有很大的相異。出外旅行，不少香港人會自稱「香港人」而不叫自己做「中國人」。大抵不是在人種學上否定自己是黃皮膚黑眼睛的「龍的傳人」，而是在文化上清晰意識到自己的獨特性。
令香港成其為香港的特質，無論這叫做「香港精神」或「香港性」（Hongkong-ness），正是主權移交前後，港人亟欲尋找、肯定和認同的東西。香港電影作為香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既成為肯定的對象（「香港性」的一部份），也是尋找的媒介和平台──人們想從香港電影中尋找及整理出某種令香港獨然有別於其他華人地區文化的成素，無論這種成素是有意抑或無意經營的結果。
著名香港影評人、現旅居北京的李照興（龐奴）如此提到：
「香港是問得最多自己身份的中國城市。這個異類究竟會導向哪方向？是感染其他中國城市都開始多問這種身份問題？還是再過一段日子，香港就會不再問這問題？的確，沒問題的話，藝術就不在存在。」[1]
原文是講香港藝術，特指當代視覺藝術。然而，這種自設的身份問題還是在電影領域問得最多、最久。
即使不把被英殖民年代的反思計算在內，單以九七前後到 SARS 肆虐前後，走到2010年，我們可將整個身份設問／尋找／建立過程粗略分為三個階段。笔者曾分別以「後九七」（1996-2002）、「圍城」（2002-2009）和「新懷舊主義」（2009-）稱謂。《打擂台》、《東風破》、《歲月神偷》、《為你鍾情》、《72家租客》等片在2010年的出現，似為第三階段提供了範例。
由後九七到圍城電影
九七前後香港出現一大批關於失憶和絕症的電影並非偶然，除了前述的《我是誰》、《黃飛鴻之西域雄師》和《去年煙花特別多》，比較突出的還有《幻影特攻》（1998，馬楚成導演，失憶的是鄭伊健飾演的 Tango 一角）、《戰狼傳說》（1997，甄子丹導演，失憶的是甄子丹飾演的戰狼）等，而「九七絕症」經典之作，當首推李志毅的《天涯海角》（1996）。死亡和忘記這些主題所指涉的「失去」，並不止於對「大限臨頭」的恐懼，而是一種對自身身份危機的曲折回應。
因為「後九七」的「後」（Post-），並不單指「時間上後於」。Post 也有標桿和貼上一個位置（包括論述位置）的意思。在《後九七與香港電影》一書，筆者便以越界延擱（相對於主權移交帶來的過渡，那便是主觀上不斷拖後對過渡的適應）、不確定／模糊／浮蕩、心靈長假，以及「後失憶」去為所謂「後九七」定性：
「『後九七』顯示一種結束『九七』的希望，希望一切從零開始；它說出它想做的，但做的卻與說的相反。它說要終結一個時代，但卻是令這個時代拖延了結束。……『後九七』文化因而是一種後失憶文化。不要問我們本來有一些甚麼，而要問我們今天失去了甚麼。是否失去了曾經擁有的東西不重要，重要的是確認我失去了，反過來便會覺得我們曾經擁有。記憶如是，記憶中的人和事如是，身份更如是。」[2]
面對不斷的失去，歡迎不斷的失去，香港因而生產了一系列「後九七」製作，包括放假經典《戀戰沖繩》（2000，陳嘉上導演）、延擱經典《我左眼見到鬼》（2002，杜琪峯、韋家輝導演，鄭秀文的角色在夫死後數年過著的便是延擱式生活）、末路經典「銀河三部曲」《暗花》（1998，同樣掛名游達志導演，實質該是杜琪峯執導）、《非常突然》（同上）、《真心英雄》（1998，杜琪峯導演），甚至王家衛也在這期間拍出了不斷強調「重新開始」的《春光乍洩》（1997）及以假扮遊戲拖延面對真相的《花樣年華》（2000）。直至三集《無間道》（2002-2003）出現，「後九七」的不確定性才被一種走不出去、坐困圍城的意識逐漸取代。
圍城意識的來龍去脈
大約2003年之後，影評人討論香港電影時出現了所謂「圍城」論述。被「圍」的城不是里斯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薩拉瑪戈 Jose Saramago 名作《里斯本圍城史》所述），也不是20世紀90年代巴爾幹半島危機中的薩拉熱窩。自覺被圍的是香港自身，一個香港人既熟悉又陌生，又愛又恨，想出走又總擺脫不了的城市。
以「圍城」隱喻來理解香港，現實歷史對應大抵在2003年 SARS 爆發，城內城外均出現「疫區」和「疫埠」的隔離現象／想像。但更早的電影想像其實已在1997年前後發生，如關錦鵬的《有時跳舞》（2000）便早已疫症與隔離隱喻「後九七」的處境（島上的眾女言行有很大的延擱意象，彷彿突發的隔離讓生與死之間的時空擴大了，供其浪擲生命）。
相對於1997前的大香港意識和「北進想像」（以香港文化影響內地，促進其改變）[3]，踏入千禧的香港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不少中產家庭受累於樓價下跌，淪為「負資產」苦主。整個社會瀰漫一種害怕被中國其他城市超越、被邊緣化、被圍堵的想像氛圍。如何加快「融入」內地，好「背靠祖國，面對世界」的焦慮，首先在《無間道》（2002，劉偉強、麥兆輝導演）中併現。
片中劉德華飾演的劉建明，其「改邪歸正」的種種意向言行，完全可解讀為「改過自新」，由港英年代栽培成材的「古惑仔」（黑幫小混混）企圖搖身一變，成為正式的「差人」（警察）。警察代表建制，儼然是中方的象徵。梁朝偉飾演的臥底探員陳永仁，有著「（中英）兩邊不是人」的夾心身份，最後死於不能「回歸」（做回正式警察），喻意明晰。
接續的兩集《無間道》，一是前傳，索性以1997年為故事發生背景，假借倪家的黑幫興亡史，書寫劉偉強、麥兆輝（身兼編劇）和莊文強（編劇）眼中的香港傳奇。另一則接著劉建明企圖「歸化」的故事講，把他的下場拍得異常悲慘（眾叛親離，陷入瘋狂）。如果說劉建明的角色在《無間道》尚未完全定性，則前傳和續集明顯把觀眾的認同推向他的反面（尤其是《無間道II》中陳冠希飾演的少年劉建明，只因無法擁有，連心愛的女人狠心出賣，彷彿亟欲勾起觀眾對他的反感）。
劉建明最終走不出去（困於精神病院）的處境，在以後的香港電影中，更以「無能男」角色數量大增為表現。這些角色不是情節上真的性無能，便是毫無承擔，極度欠缺積極性，無法解決問題，遇上難關甚至抱頭大哭！無巧不成書，這些角色大多由古天樂「承包」去了（另一「無能男」熱門人選則是吳彥祖），而他的對手，不是楊千嬅便是張栢芝（都是「港女」形象代表），在男方低姿態的對照下，不得不自強起來，卻是帶著煩躁，不無勉強。隨便枚舉，這時期的製作，可以歸入典型「無能男」電影的，也有：《乾柴烈火》（2002，葉偉信導演，片末古天樂飾演的角色雙手全廢，要用氣球吊起向女方示愛）、《我家有隻河東獅》（2002，馬偉豪導演）、《百年好合》（2003，杜琪峯、韋家輝導演）、《新紮師妹2美麗任務》（2003，馬偉豪導演）、《失憶界女王》（2003，馬楚成導演）、《小白龍情海翻波》（2004，葉偉信導演）、《戀情告急》（2004，陳慶嘉導演，片末古天樂飾演的角色失戀之後蹲在行人專用區大哭起來，要女方回頭安慰他復合）等，連「天王級」的劉德華，在《老鼠愛上貓》（2003，陳嘉上導演）中，飾演展昭時寶劍也無法出鞘（暗示性無能），要變成女人的「錦老鼠」（張栢芝飾演！）救贖。
走不出去的男人，以「武功被廢」，雄風不振為象徵；走不出去的女人，被逼婦奪夫權，不是變得封閉，便亂發脾氣（沒人要的「女強人」）。雖曾出現像《師奶唔易做》（2006，李公樂導演）這般為女性發聲，清新自信的罕有之作，香港電影大體上仍是愈來愈保守，無法在意識上有所突破。
這一時期合拍片也愈來愈走俏。《英雄》（2002）、《十面埋伏》（2004）、《無極》（2005）、《滿城盡帶黃金甲》（2006）、《夜宴》（2006）……一部接一部，以製作規模和票房衝擊香港電影的固有思維，甚至衝擊「香港電影」本身的定義。大部份的觀眾都不會覺得這些合拍片是香港電影，但它們的確合資格參加香港電影金像獎評選。主權移交後一度置中國內地市場於不顧，努力經營東南亞的陳可辛也先後以《如果‧愛》（2005）和《投名狀》（2007）攻堅內地。「形勢比人強」，爭相學習適應國內審查制度，開始成為香港電影人的共識。
「圍城」意識到了吳宇森攝製《赤壁》（2008, 2009）去到高峰，陳可辛2009年的作品更索性叫《十月圍城》。
作為一個從好萊塢「回歸」炮製合拍片的著名港片導演，吳宇森在兩集《赤壁》充份展示他的「香港仔」視野。赤壁江面狹窄得像維多利亞港，劉備屬下士兵犧牲自己保護難民，戰場和逃難隊伍相距之短，也頗有邵氏年代港片取景西貢（香港東部郊野）時的空間感。最重要的還是片末竟安排曹操行將被擒，梁朝偉飾演的周瑜居然輕易放走他，台詞大有「河水不犯井水」之意。「河水不犯井水」和倒過來說的「井水不犯河水」，正是香港長年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討論時常用到的術語。片中的孫吳一方偏安抗曹，十足圍城下的觀點：我走不出去（甚至有點阿Q式的：我其實也不願走出去），你也不要走進來！
張之亮在《墨攻》（2006）充份表示了他對守城者悲劇（壞在自家人，尤其是領導手上）的看法。陳可辛在《十月圍城》則借保護孫中山故事展現的，卻是他詮釋下的「香港人革命觀」。梁家輝飾演的陳少白代表正宗主流的大義看法，但保鑣之所以成團，王學圻飾演李玉堂憑之成功號召的，其實都是小眉小眼，升斗市民、販夫走卒關懷的家人情事。仗義每多屠狗輩，不錯，但他們的義是小義，而且甘於如此，雖死而猶未悔。
《十月圍城》的孫中山視角，是中原視角，也可能是陳可辛認同了中港融合所回顧圍城的淚眼。（君不見「革命是痛苦」幾成了陳可辛自況之語？）來到這一步，香港電影已由不得不走出去了。《十月圍城》是出城者向曾努力守城者送出的致敬紀念。
懷舊還是創新？
確然，隨著2009及2010年的來臨，那個「甚麼地方也去不了」的「圍城」階段似有結束之勢。「無能男」開始展現跳出圍城後的可能。早著先鞭的，是由甄子丹代表的幾個角色（兩集《葉問》、《十月圍城》、《錦衣衛》），一改過去以古天樂及吳彥祖代表的弱男面容，透過一個懂功夫的「住家男人」形象，宣示了特區「新男人」的誕生。
走出圍城的契機，有人歸因於經過六七年的磨合和摸索，香港電影人終於認清現實，摸到一定的適應內地制度門路；也有認為是內地發行改善，令不少偏遠地區都納入電影發行網絡，令市場多元化，公映電影不必再是合拍大片才得到票房保障，間接鼓勵投資，刺激中小型製作，增加了供應厚度。當然，更重要的大抵還是，條件上不屬合拍片的香港電影，年來可以「引進片」的身份，增加了內地曝光機會，配合本地電影發展基金運作日趨成熟，沒有條件融巨資和不願意拍合拍片的香港電影人，鬆開了手腳，不再想坐困圍城了。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打擂台》出現了。除了上面的簡論，這部片值得評談的東西還有很多。片中很多對過去影人影事的文化指涉，令電影散發出濃烈的本土味。從取名與出道，梁小龍均以李小龍為模仿對象，所以片末他的凌空飛踢包含了對「李三腳」的敬禮。另外，80年代他主演的港產麗的電視劇集《大俠霍元甲》及《陳真》，在中港兩地均膾炙人口。主創人安排以《大俠霍元甲》主題曲副歌一段混入 Mc Jin「饒舌」（rap）的電影主題曲，情節中也讓泰迪羅賓飾演的羅新帶著兩名徒弟，到卡拉OK房中跟年華逝去的舞女們大唱該段副歌至手舞足蹈時，立即令擁有相關文化記憶的觀眾心頭一凜；沒有記憶的亦能當趣事笑料，付諸共樂。至於影片另一要角陳觀泰，他憑主演邵氏電影《成記茶樓》及《大哥成》一度紅透半邊天。兩片的主角「大哥成」王成，黑白兩道均不賣賬，獨然與罪惡抗爭，來到《打擂台》，卻成了要把武館改裝成「羅記茶樓」的落拓大師兄。滄涼之餘，也不能驅走那段輝煌過去的聯想，令觀眾先入為主，有等待他「雄獅睡醒」的心理準備。
誠然，泰迪羅賓始終是《打擂台》的靈魂。他真人在香港流行樂壇是「教父」級人馬，而其在片中生鬼到位的演出，似虛還實，似實還虛，把羅新、失憶後的羅新和他真人的能量，扭結成密不可份，集中度非常強勁的一團精氣。角色沉睡30年，人們固可直接視為尚武和抗爭傳統，也可視作比喻沉潛了的香港精神／特質、「後九七」階段失落了的文化記憶。
羅新迴光反照，認不出徒弟和舊情人，反而刺激眾人重新上路，即使到他恢復記憶，旋即死掉，一切並未打回原型，因為他已用自己的身體展示了超越時空（台詞：「擂台只是一個地方，要打，處處都是擂台！」）的價值。而這價值足以在他身後依然發揮力量，感召電影內外的角色和觀眾。片末陳惠敏飾演的龐青及畫外音（來自譚炳文，又一個非常重要的懷舊元素）相繼詰問：「你是否明白？」此時觀眾心心相印而得的，已是超越勝負的東西。
英雄會老會死，但他們的英姿會留下來，就像片中人賴之以激發鬥志的蠟鴨，實體早已遺掛樹杈，用冰鮮雞「假扮」的只是一個符號，但符號便足以扭轉一切，因為重要的不是實物，要扭轉的也不是實際的勝負。
這種懷舊不單純是懷舊，價值的體現也不單純是重認。過去數年一直背負著「香港電影已死」沉重包袱的資深電影人拍不出《打擂台》，單單是70後、80後的年輕人也拍不出來。現在投資拍片的是劉德華（作為港片天王），監製是林家棟（作為杜琪峯的演員，作為《葉問》中的「香港仔」象徵），他們的「本土標記」毋庸多說，加上一群帶著過去文化符號的演員們（連飾演警察的顧冠忠也索性叫飛揚，直指《天蠶變》中他接著徐少強演練功變身後的雲飛揚），夥拍全無包袱的年輕製作人，才產生出這種化學作用，帶來一齣堪稱「新懷舊主義」的傑作。
2010年的「新懷舊」之作不限於《打擂台》。《歲月神偷》是資深影人（岑建勳、羅啟銳、張婉婷）籌備多年之作，用特技重現了香港舊貌，在柏林電影節獲水晶熊獎後，直接導致電影斬獲2000萬港元票房，間接促成了當局保育中環舊街永利街；《東風破》是東華三院紀念140周年投資開拍的劇情片，由年輕導演麥婉欣和鄭思傑聯合執導，同樣有泰迪羅賓的神奇演出。至於懷80年代舊的《為你鍾情》，導演郭子健把昏睡多年蘇醒的橋段再玩一次，不過這次飾演昏睡者換了是年輕可愛的文詠珊。
此外，還有重現李小龍故居風貌及演繹其少年往事的《李小龍》（文雋、葉偉民導演）；以70年代的旺角西洋菜街為故事背景，重拍經典粵語片《七十二家房客》的《72家租客》。它們都是借懷舊寄意，通過指向舊人舊情舊事，回應重認主體的無形召喚。
怎麼樣的主體性？
誠如一眾論者指出，進入合拍片年代的「香港電影」跟20世紀70-90年代的香港電影有很大的不同。正是對這種改變的保留以至抗拒導致港片處於上述「圍城」意識的瀰漫之中。那麼走出圍城是否意味全面融合，意味拋棄過往的港片特質，迎接所謂「新香港電影」的誕生呢？[4]
2010年同屬中小型製作，同樣受到不少影評人青睞的《人間喜劇》（陳慶嘉、秦小珍導演）裡，來自電影的角色司徒春運（杜汶澤飾）向編劇主角曉示怎樣才算做一個男人。要承擔，敢於去愛……乍聽好像很老調，但正好是對圍城階段充斥一時的無能弱男角色做出強力的回應（春運更在片中一度扮演葉問！）。很難想像這部片換成由內地演員演出會變成怎樣。同樣，以吸煙男女在禁煙時代的愛恨錯摸為賣點的另一小本之作《志明與春嬌》（彭浩翔導演），很難想像男女主角余文樂和楊千嬅走到三里屯街頭掃貨買煙的模樣。2010年湧現的大批香港電影，不是合拍片，沒有合拍片的味道，似乎也不見得就要歸入所謂合拍片年代的「新香港電影」類別。
真正的新香港電影，需要走出圍城後重建新的主體性。《打擂台》等片的啟示正好是，這種主體性並不是死抱過往的「好東西」，繼承下來的。相反，是要確認舊人舊事舊物會老會死，拋下包袱，捨棄固有的內容。承繼的只能是精神，而且與其說是繼承，不如說是受感召以重生。舊的死了，新的才可生。留下來的不是固定的甚麼特質（這與倡言合拍片年代「新香港電影」的論述便不衝突了），而是一種力度。在《打擂台》中是尚武彰顯的武力、鬥力；在《人間喜劇》裡則提示為態度的重拾。真正新香港電影不能沒有主體性，但其主體性是形式的，因而是開放的，唯其如此，才會重現活力。它未必包容，更未必渴求包容。勇敢與承擔，並不乞求安全與施捨。
註
[1]《「打開本子‧你看我看你」展覽文字》第10頁。
[2]《後九七與香港電影》，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03年版，第30、34頁。
[3] 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等《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台北麥田文化1997年。
[4] 劉輝《「香港電影」概念新探》，《當代電影》2010年第176期，第65頁。
【原刊於《當代電影》雜誌】
2011年4月17日，我剛在北京參加過兩場座談會，晚上和朋友吃飯聊天，不知是誰冒出一句：「快點吃，得回去看香港金像獎頒獎禮！」說話的是香港人，北京的朋友不明白為甚麼我們忽然有這麼大的興頭；大家不是不約而同，均對近年港片的表現表示過失望嗎？後來弄清楚，內地電視頻度是無法看到即時轉播的，然而，我們仍熱切上網，並且不斷跟留港待在電視機旁的朋友頻密短訊往來，接收情報。香港一群活躍的80後文化青年，之前已在臉書（facebook）、微博發起了支持《打擂台》得獎的小型運動，當日更相約一起看電視，每有《打擂台》獲提名的項目，便集體起哄，直追世界盃決賽時的球迷激動。
年輕人支持香港電影？很久沒有這種熱鬧了。結果，由兩名年輕導演鄭思傑、郭子健聯合執導的《打擂台》也不負眾望，獲頒第3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殊榮，並同時摘下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及最佳電影配樂等獎項。饒是如此，中港傳媒的即時報道大多對它非常冷遇，反而集中褒揚《狄仁傑之通天帝國》（榮獲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及若干技術獎）是「最大贏家」，部份甚至形容《打擂台》今回是「爆冷」成功。
僅屬中小型製作的《打擂台》算否爆冷呢？其實它自2010年第34屆香港國際電影節試映，便贏得不俗口碑。年輕導演配搭甘草演員，以打功夫激勵鬥志，初看無大新意，然而，其角色設計和結局卻出奇清新可喜，黃又南飾演那一身孱弱、事事不能出頭的青年「主角」（敘事推進上他該是主角，但隨著故事發展，觀眾很快發現不是那麼一回事），固然掙得年輕觀眾的共鳴，陳觀泰、梁小龍、泰迪羅賓（尤以後者）精采的「搶鏡」演出，非但沒有破壞影片的平衡，反而產生老幼打成一片，眾志成城，掄起拳頭打出一片天下的化學作用。結局並沒有依照 underdog 一戰功成吐氣揚眉的一般公式去拍，先不由功夫小子出手，改由「老小子」（梁小龍全盛期以飾演「小子」角色稱著）出手，再讓其飾演的阿淳在被譏「拳怕少壯」之後，受感召踢出李小龍式凌空飛踢，卻力盡而倒。功夫沒有被神化，編導強調的不止是鬥志，更重要的是練武的過程與發揮。那「強身健體可以游泳、踏自行車」（打功夫不是請客吃飯）；「唔打就唔會輸，要打就一定要贏」（不打不會輸，要打便要贏）的訊息，完全針對奢談武德，把功夫（技擊）化為武術（表演、運動）的主流影視觀念而發。粵人南蠻子的尚武文化（相對於洪熙官的方世玉精神），出人意表地在一齣年輕人回溯傳統，動用舊人拍攝舊事的「懷舊電影」中再現。
香港人，尤其是香港年輕人看《打擂台》看得投入，各有認同，紛紛支持它，而它也獲得代表電影業界的金像獎肯定。這種認同和肯定並非個別製作的成功那麼簡單，而是與香港文化（特別是電影文化）的主體性有關。
重認主體性
「我是誰？我要往何處去？」──近十數年，香港電影似乎有不少仍在問這兩個問題。2010年《打擂台》和其他中小型製作的湧現，正可視為對這問題最新一波的回應，並為香港電影前路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參考。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素有香港影人代表形象的成龍拍了一部乾脆叫《我是誰》（1998，成龍與陳木勝聯合導演）的電影，片中失憶的他（當年不乏這種失憶題材的電影，另一個經典例子便是1997年公映，由李連杰主演，徐克監製，洪金寶導演的《黃飛鴻之西域雄師》）站到高處，張開雙臂高喊：「Who am I ?」。表裡內外都在講「九七」問題的《去年煙花特別多》（1998，陳果導演），主角則對著鏡子問了三次「我是誰」，然後一拳打碎玻璃，鏡像反照的主角臉容裂成數個。
觀眾太容易看出這是香港電影人經百年殖民面對變化表現出的身份迷惑。以前是英國管治下的中國人，固然跟英國人很不同，跟大陸、台灣和海外的華人，在生活模式、價值觀念和文化上都有很大的相異。出外旅行，不少香港人會自稱「香港人」而不叫自己做「中國人」。大抵不是在人種學上否定自己是黃皮膚黑眼睛的「龍的傳人」，而是在文化上清晰意識到自己的獨特性。
令香港成其為香港的特質，無論這叫做「香港精神」或「香港性」（Hongkong-ness），正是主權移交前後，港人亟欲尋找、肯定和認同的東西。香港電影作為香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既成為肯定的對象（「香港性」的一部份），也是尋找的媒介和平台──人們想從香港電影中尋找及整理出某種令香港獨然有別於其他華人地區文化的成素，無論這種成素是有意抑或無意經營的結果。
著名香港影評人、現旅居北京的李照興（龐奴）如此提到：
「香港是問得最多自己身份的中國城市。這個異類究竟會導向哪方向？是感染其他中國城市都開始多問這種身份問題？還是再過一段日子，香港就會不再問這問題？的確，沒問題的話，藝術就不在存在。」[1]
原文是講香港藝術，特指當代視覺藝術。然而，這種自設的身份問題還是在電影領域問得最多、最久。
即使不把被英殖民年代的反思計算在內，單以九七前後到 SARS 肆虐前後，走到2010年，我們可將整個身份設問／尋找／建立過程粗略分為三個階段。笔者曾分別以「後九七」（1996-2002）、「圍城」（2002-2009）和「新懷舊主義」（2009-）稱謂。《打擂台》、《東風破》、《歲月神偷》、《為你鍾情》、《72家租客》等片在2010年的出現，似為第三階段提供了範例。
由後九七到圍城電影
九七前後香港出現一大批關於失憶和絕症的電影並非偶然，除了前述的《我是誰》、《黃飛鴻之西域雄師》和《去年煙花特別多》，比較突出的還有《幻影特攻》（1998，馬楚成導演，失憶的是鄭伊健飾演的 Tango 一角）、《戰狼傳說》（1997，甄子丹導演，失憶的是甄子丹飾演的戰狼）等，而「九七絕症」經典之作，當首推李志毅的《天涯海角》（1996）。死亡和忘記這些主題所指涉的「失去」，並不止於對「大限臨頭」的恐懼，而是一種對自身身份危機的曲折回應。
因為「後九七」的「後」（Post-），並不單指「時間上後於」。Post 也有標桿和貼上一個位置（包括論述位置）的意思。在《後九七與香港電影》一書，筆者便以越界延擱（相對於主權移交帶來的過渡，那便是主觀上不斷拖後對過渡的適應）、不確定／模糊／浮蕩、心靈長假，以及「後失憶」去為所謂「後九七」定性：
「『後九七』顯示一種結束『九七』的希望，希望一切從零開始；它說出它想做的，但做的卻與說的相反。它說要終結一個時代，但卻是令這個時代拖延了結束。……『後九七』文化因而是一種後失憶文化。不要問我們本來有一些甚麼，而要問我們今天失去了甚麼。是否失去了曾經擁有的東西不重要，重要的是確認我失去了，反過來便會覺得我們曾經擁有。記憶如是，記憶中的人和事如是，身份更如是。」[2]
面對不斷的失去，歡迎不斷的失去，香港因而生產了一系列「後九七」製作，包括放假經典《戀戰沖繩》（2000，陳嘉上導演）、延擱經典《我左眼見到鬼》（2002，杜琪峯、韋家輝導演，鄭秀文的角色在夫死後數年過著的便是延擱式生活）、末路經典「銀河三部曲」《暗花》（1998，同樣掛名游達志導演，實質該是杜琪峯執導）、《非常突然》（同上）、《真心英雄》（1998，杜琪峯導演），甚至王家衛也在這期間拍出了不斷強調「重新開始」的《春光乍洩》（1997）及以假扮遊戲拖延面對真相的《花樣年華》（2000）。直至三集《無間道》（2002-2003）出現，「後九七」的不確定性才被一種走不出去、坐困圍城的意識逐漸取代。
圍城意識的來龍去脈
大約2003年之後，影評人討論香港電影時出現了所謂「圍城」論述。被「圍」的城不是里斯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薩拉瑪戈 Jose Saramago 名作《里斯本圍城史》所述），也不是20世紀90年代巴爾幹半島危機中的薩拉熱窩。自覺被圍的是香港自身，一個香港人既熟悉又陌生，又愛又恨，想出走又總擺脫不了的城市。
以「圍城」隱喻來理解香港，現實歷史對應大抵在2003年 SARS 爆發，城內城外均出現「疫區」和「疫埠」的隔離現象／想像。但更早的電影想像其實已在1997年前後發生，如關錦鵬的《有時跳舞》（2000）便早已疫症與隔離隱喻「後九七」的處境（島上的眾女言行有很大的延擱意象，彷彿突發的隔離讓生與死之間的時空擴大了，供其浪擲生命）。
相對於1997前的大香港意識和「北進想像」（以香港文化影響內地，促進其改變）[3]，踏入千禧的香港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不少中產家庭受累於樓價下跌，淪為「負資產」苦主。整個社會瀰漫一種害怕被中國其他城市超越、被邊緣化、被圍堵的想像氛圍。如何加快「融入」內地，好「背靠祖國，面對世界」的焦慮，首先在《無間道》（2002，劉偉強、麥兆輝導演）中併現。
片中劉德華飾演的劉建明，其「改邪歸正」的種種意向言行，完全可解讀為「改過自新」，由港英年代栽培成材的「古惑仔」（黑幫小混混）企圖搖身一變，成為正式的「差人」（警察）。警察代表建制，儼然是中方的象徵。梁朝偉飾演的臥底探員陳永仁，有著「（中英）兩邊不是人」的夾心身份，最後死於不能「回歸」（做回正式警察），喻意明晰。
接續的兩集《無間道》，一是前傳，索性以1997年為故事發生背景，假借倪家的黑幫興亡史，書寫劉偉強、麥兆輝（身兼編劇）和莊文強（編劇）眼中的香港傳奇。另一則接著劉建明企圖「歸化」的故事講，把他的下場拍得異常悲慘（眾叛親離，陷入瘋狂）。如果說劉建明的角色在《無間道》尚未完全定性，則前傳和續集明顯把觀眾的認同推向他的反面（尤其是《無間道II》中陳冠希飾演的少年劉建明，只因無法擁有，連心愛的女人狠心出賣，彷彿亟欲勾起觀眾對他的反感）。
劉建明最終走不出去（困於精神病院）的處境，在以後的香港電影中，更以「無能男」角色數量大增為表現。這些角色不是情節上真的性無能，便是毫無承擔，極度欠缺積極性，無法解決問題，遇上難關甚至抱頭大哭！無巧不成書，這些角色大多由古天樂「承包」去了（另一「無能男」熱門人選則是吳彥祖），而他的對手，不是楊千嬅便是張栢芝（都是「港女」形象代表），在男方低姿態的對照下，不得不自強起來，卻是帶著煩躁，不無勉強。隨便枚舉，這時期的製作，可以歸入典型「無能男」電影的，也有：《乾柴烈火》（2002，葉偉信導演，片末古天樂飾演的角色雙手全廢，要用氣球吊起向女方示愛）、《我家有隻河東獅》（2002，馬偉豪導演）、《百年好合》（2003，杜琪峯、韋家輝導演）、《新紮師妹2美麗任務》（2003，馬偉豪導演）、《失憶界女王》（2003，馬楚成導演）、《小白龍情海翻波》（2004，葉偉信導演）、《戀情告急》（2004，陳慶嘉導演，片末古天樂飾演的角色失戀之後蹲在行人專用區大哭起來，要女方回頭安慰他復合）等，連「天王級」的劉德華，在《老鼠愛上貓》（2003，陳嘉上導演）中，飾演展昭時寶劍也無法出鞘（暗示性無能），要變成女人的「錦老鼠」（張栢芝飾演！）救贖。
走不出去的男人，以「武功被廢」，雄風不振為象徵；走不出去的女人，被逼婦奪夫權，不是變得封閉，便亂發脾氣（沒人要的「女強人」）。雖曾出現像《師奶唔易做》（2006，李公樂導演）這般為女性發聲，清新自信的罕有之作，香港電影大體上仍是愈來愈保守，無法在意識上有所突破。
這一時期合拍片也愈來愈走俏。《英雄》（2002）、《十面埋伏》（2004）、《無極》（2005）、《滿城盡帶黃金甲》（2006）、《夜宴》（2006）……一部接一部，以製作規模和票房衝擊香港電影的固有思維，甚至衝擊「香港電影」本身的定義。大部份的觀眾都不會覺得這些合拍片是香港電影，但它們的確合資格參加香港電影金像獎評選。主權移交後一度置中國內地市場於不顧，努力經營東南亞的陳可辛也先後以《如果‧愛》（2005）和《投名狀》（2007）攻堅內地。「形勢比人強」，爭相學習適應國內審查制度，開始成為香港電影人的共識。
「圍城」意識到了吳宇森攝製《赤壁》（2008, 2009）去到高峰，陳可辛2009年的作品更索性叫《十月圍城》。
作為一個從好萊塢「回歸」炮製合拍片的著名港片導演，吳宇森在兩集《赤壁》充份展示他的「香港仔」視野。赤壁江面狹窄得像維多利亞港，劉備屬下士兵犧牲自己保護難民，戰場和逃難隊伍相距之短，也頗有邵氏年代港片取景西貢（香港東部郊野）時的空間感。最重要的還是片末竟安排曹操行將被擒，梁朝偉飾演的周瑜居然輕易放走他，台詞大有「河水不犯井水」之意。「河水不犯井水」和倒過來說的「井水不犯河水」，正是香港長年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討論時常用到的術語。片中的孫吳一方偏安抗曹，十足圍城下的觀點：我走不出去（甚至有點阿Q式的：我其實也不願走出去），你也不要走進來！
張之亮在《墨攻》（2006）充份表示了他對守城者悲劇（壞在自家人，尤其是領導手上）的看法。陳可辛在《十月圍城》則借保護孫中山故事展現的，卻是他詮釋下的「香港人革命觀」。梁家輝飾演的陳少白代表正宗主流的大義看法，但保鑣之所以成團，王學圻飾演李玉堂憑之成功號召的，其實都是小眉小眼，升斗市民、販夫走卒關懷的家人情事。仗義每多屠狗輩，不錯，但他們的義是小義，而且甘於如此，雖死而猶未悔。
《十月圍城》的孫中山視角，是中原視角，也可能是陳可辛認同了中港融合所回顧圍城的淚眼。（君不見「革命是痛苦」幾成了陳可辛自況之語？）來到這一步，香港電影已由不得不走出去了。《十月圍城》是出城者向曾努力守城者送出的致敬紀念。
懷舊還是創新？
確然，隨著2009及2010年的來臨，那個「甚麼地方也去不了」的「圍城」階段似有結束之勢。「無能男」開始展現跳出圍城後的可能。早著先鞭的，是由甄子丹代表的幾個角色（兩集《葉問》、《十月圍城》、《錦衣衛》），一改過去以古天樂及吳彥祖代表的弱男面容，透過一個懂功夫的「住家男人」形象，宣示了特區「新男人」的誕生。
走出圍城的契機，有人歸因於經過六七年的磨合和摸索，香港電影人終於認清現實，摸到一定的適應內地制度門路；也有認為是內地發行改善，令不少偏遠地區都納入電影發行網絡，令市場多元化，公映電影不必再是合拍大片才得到票房保障，間接鼓勵投資，刺激中小型製作，增加了供應厚度。當然，更重要的大抵還是，條件上不屬合拍片的香港電影，年來可以「引進片」的身份，增加了內地曝光機會，配合本地電影發展基金運作日趨成熟，沒有條件融巨資和不願意拍合拍片的香港電影人，鬆開了手腳，不再想坐困圍城了。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打擂台》出現了。除了上面的簡論，這部片值得評談的東西還有很多。片中很多對過去影人影事的文化指涉，令電影散發出濃烈的本土味。從取名與出道，梁小龍均以李小龍為模仿對象，所以片末他的凌空飛踢包含了對「李三腳」的敬禮。另外，80年代他主演的港產麗的電視劇集《大俠霍元甲》及《陳真》，在中港兩地均膾炙人口。主創人安排以《大俠霍元甲》主題曲副歌一段混入 Mc Jin「饒舌」（rap）的電影主題曲，情節中也讓泰迪羅賓飾演的羅新帶著兩名徒弟，到卡拉OK房中跟年華逝去的舞女們大唱該段副歌至手舞足蹈時，立即令擁有相關文化記憶的觀眾心頭一凜；沒有記憶的亦能當趣事笑料，付諸共樂。至於影片另一要角陳觀泰，他憑主演邵氏電影《成記茶樓》及《大哥成》一度紅透半邊天。兩片的主角「大哥成」王成，黑白兩道均不賣賬，獨然與罪惡抗爭，來到《打擂台》，卻成了要把武館改裝成「羅記茶樓」的落拓大師兄。滄涼之餘，也不能驅走那段輝煌過去的聯想，令觀眾先入為主，有等待他「雄獅睡醒」的心理準備。
誠然，泰迪羅賓始終是《打擂台》的靈魂。他真人在香港流行樂壇是「教父」級人馬，而其在片中生鬼到位的演出，似虛還實，似實還虛，把羅新、失憶後的羅新和他真人的能量，扭結成密不可份，集中度非常強勁的一團精氣。角色沉睡30年，人們固可直接視為尚武和抗爭傳統，也可視作比喻沉潛了的香港精神／特質、「後九七」階段失落了的文化記憶。
羅新迴光反照，認不出徒弟和舊情人，反而刺激眾人重新上路，即使到他恢復記憶，旋即死掉，一切並未打回原型，因為他已用自己的身體展示了超越時空（台詞：「擂台只是一個地方，要打，處處都是擂台！」）的價值。而這價值足以在他身後依然發揮力量，感召電影內外的角色和觀眾。片末陳惠敏飾演的龐青及畫外音（來自譚炳文，又一個非常重要的懷舊元素）相繼詰問：「你是否明白？」此時觀眾心心相印而得的，已是超越勝負的東西。
英雄會老會死，但他們的英姿會留下來，就像片中人賴之以激發鬥志的蠟鴨，實體早已遺掛樹杈，用冰鮮雞「假扮」的只是一個符號，但符號便足以扭轉一切，因為重要的不是實物，要扭轉的也不是實際的勝負。
這種懷舊不單純是懷舊，價值的體現也不單純是重認。過去數年一直背負著「香港電影已死」沉重包袱的資深電影人拍不出《打擂台》，單單是70後、80後的年輕人也拍不出來。現在投資拍片的是劉德華（作為港片天王），監製是林家棟（作為杜琪峯的演員，作為《葉問》中的「香港仔」象徵），他們的「本土標記」毋庸多說，加上一群帶著過去文化符號的演員們（連飾演警察的顧冠忠也索性叫飛揚，直指《天蠶變》中他接著徐少強演練功變身後的雲飛揚），夥拍全無包袱的年輕製作人，才產生出這種化學作用，帶來一齣堪稱「新懷舊主義」的傑作。
2010年的「新懷舊」之作不限於《打擂台》。《歲月神偷》是資深影人（岑建勳、羅啟銳、張婉婷）籌備多年之作，用特技重現了香港舊貌，在柏林電影節獲水晶熊獎後，直接導致電影斬獲2000萬港元票房，間接促成了當局保育中環舊街永利街；《東風破》是東華三院紀念140周年投資開拍的劇情片，由年輕導演麥婉欣和鄭思傑聯合執導，同樣有泰迪羅賓的神奇演出。至於懷80年代舊的《為你鍾情》，導演郭子健把昏睡多年蘇醒的橋段再玩一次，不過這次飾演昏睡者換了是年輕可愛的文詠珊。
此外，還有重現李小龍故居風貌及演繹其少年往事的《李小龍》（文雋、葉偉民導演）；以70年代的旺角西洋菜街為故事背景，重拍經典粵語片《七十二家房客》的《72家租客》。它們都是借懷舊寄意，通過指向舊人舊情舊事，回應重認主體的無形召喚。
怎麼樣的主體性？
誠如一眾論者指出，進入合拍片年代的「香港電影」跟20世紀70-90年代的香港電影有很大的不同。正是對這種改變的保留以至抗拒導致港片處於上述「圍城」意識的瀰漫之中。那麼走出圍城是否意味全面融合，意味拋棄過往的港片特質，迎接所謂「新香港電影」的誕生呢？[4]
2010年同屬中小型製作，同樣受到不少影評人青睞的《人間喜劇》（陳慶嘉、秦小珍導演）裡，來自電影的角色司徒春運（杜汶澤飾）向編劇主角曉示怎樣才算做一個男人。要承擔，敢於去愛……乍聽好像很老調，但正好是對圍城階段充斥一時的無能弱男角色做出強力的回應（春運更在片中一度扮演葉問！）。很難想像這部片換成由內地演員演出會變成怎樣。同樣，以吸煙男女在禁煙時代的愛恨錯摸為賣點的另一小本之作《志明與春嬌》（彭浩翔導演），很難想像男女主角余文樂和楊千嬅走到三里屯街頭掃貨買煙的模樣。2010年湧現的大批香港電影，不是合拍片，沒有合拍片的味道，似乎也不見得就要歸入所謂合拍片年代的「新香港電影」類別。
真正的新香港電影，需要走出圍城後重建新的主體性。《打擂台》等片的啟示正好是，這種主體性並不是死抱過往的「好東西」，繼承下來的。相反，是要確認舊人舊事舊物會老會死，拋下包袱，捨棄固有的內容。承繼的只能是精神，而且與其說是繼承，不如說是受感召以重生。舊的死了，新的才可生。留下來的不是固定的甚麼特質（這與倡言合拍片年代「新香港電影」的論述便不衝突了），而是一種力度。在《打擂台》中是尚武彰顯的武力、鬥力；在《人間喜劇》裡則提示為態度的重拾。真正新香港電影不能沒有主體性，但其主體性是形式的，因而是開放的，唯其如此，才會重現活力。它未必包容，更未必渴求包容。勇敢與承擔，並不乞求安全與施捨。
註
[1]《「打開本子‧你看我看你」展覽文字》第10頁。
[2]《後九七與香港電影》，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03年版，第30、34頁。
[3] 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等《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台北麥田文化1997年。
[4] 劉輝《「香港電影」概念新探》，《當代電影》2010年第176期，第65頁。
【原刊於《當代電影》雜誌】
Monday 18 July 2011
某些大學畢業生的中文（上）
作者 陳雲 | 三文治
前幾年不時為公營機構做中文閱卷員，也為一些相識的公司老闆評改考生文章和列席面試，物色人才，見識了當今香港的大學畢業生的中文，連帶以前自己在政府和公共機構做事的所見所聞，忍不住手，便陸續寫了些文章，講解中文章法，是為《中文解毒》系列。近日翻查資料，見有些個別例句，未有收入文章的，仍可拿來一談。這些例句都經我幾番錯綜改編，原作人應該無法辨認出來。
一般來說，考生經過中學大學之後，假若教與學俱不得其法，考生的學院式語文 ( school language ) 應是調教入骨，病入膏肓了。例如考試問題是：行政見習人員應該具備哪些才能？
考生的答案：「行政見習人員是公司將來的管理人才，所以作為行政見習人員應擁有領導才能，為未來管理工作作出出色的貢獻。」
「工作作出」，又是混淆了講話與寫作之別。講話可以在疊字之間停頓，寫作卻要無可避免會因為連讀而費解。這句話用通順中文來寫，是：「行政見習人員須具備（若干）領導才能，可資訓練，將來出任公司骨幹，方可有所貢獻。」
這句話的問題，除了語氣不順之外，還假定人才可以訓練，並假定大機構會招聘庸才然後將之訓練成人才的。寫這種答案的，又竟然以商學院的畢業生居多。商學院能否培養出熟悉商場慣例和人情世故的畢業生，令人懷疑。
另一例句，也是學院式的中文：「只有勇於創新的人才能洞悉前人的過錯，在轉變時刻出現的時候，能夠以最短的時間把它察覺並以適當的策略作回應，是公司成功的重要因素。」
這句話，也忘記了講話與寫作的分別。講話可以在「人」與「才」之間停頓，文句卻不能。「策略作」也是容易誤讀的，不知是「策略作」還是「略作」，「作」字不如刪去。作文要避免「作為」、「作出」這些容易黏附其他語詞而生歧義的弱動詞。虛詞加輔助動詞「才能」是北方白話，用粵語是「先始能夠」（轉音為「先至能夠」），文言是「始可以」 / 「方可以」、「始可」 / 「方可」（「始」、「方」在古文是相通的），由此轉出「才能夠」 / 「才能」的北方白話。我童年聽見老一輩的元朗人講粵語，仍有「始可以」、「先可以」的古老白話，現在一般講「先得」。（按：「先得」是「先始得」的簡短本）
上面考生的文句，轉為通順或文雅的中文，是：「一般人思想怠惰，即使遇到過錯，也是察而不見。只有勇於創新的人，始可以察人之不察，於危機之際，當機立斷，為公司解除困厄，履險如夷。」
寫得上述文句，不論是何科系出身，我都會建議老闆聘用。這種文句，除了文辭優雅、心性平靜之外，也顯示思想清晰和勇於承擔，一看便教老闆喜歡。原例句寫「洞悉前人的過錯」，一副自以為是、不可一世的模樣；修改之後的「察人之不察」，則是精明幹練之外，懷抱恕道。往昔朝廷以文章取士，自有理在焉。
前幾年不時為公營機構做中文閱卷員，也為一些相識的公司老闆評改考生文章和列席面試，物色人才，見識了當今香港的大學畢業生的中文，連帶以前自己在政府和公共機構做事的所見所聞，忍不住手，便陸續寫了些文章，講解中文章法，是為《中文解毒》系列。近日翻查資料，見有些個別例句，未有收入文章的，仍可拿來一談。這些例句都經我幾番錯綜改編，原作人應該無法辨認出來。
一般來說，考生經過中學大學之後，假若教與學俱不得其法，考生的學院式語文 ( school language ) 應是調教入骨，病入膏肓了。例如考試問題是：行政見習人員應該具備哪些才能？
考生的答案：「行政見習人員是公司將來的管理人才，所以作為行政見習人員應擁有領導才能，為未來管理工作作出出色的貢獻。」
「工作作出」，又是混淆了講話與寫作之別。講話可以在疊字之間停頓，寫作卻要無可避免會因為連讀而費解。這句話用通順中文來寫，是：「行政見習人員須具備（若干）領導才能，可資訓練，將來出任公司骨幹，方可有所貢獻。」
這句話的問題，除了語氣不順之外，還假定人才可以訓練，並假定大機構會招聘庸才然後將之訓練成人才的。寫這種答案的，又竟然以商學院的畢業生居多。商學院能否培養出熟悉商場慣例和人情世故的畢業生，令人懷疑。
另一例句，也是學院式的中文：「只有勇於創新的人才能洞悉前人的過錯，在轉變時刻出現的時候，能夠以最短的時間把它察覺並以適當的策略作回應，是公司成功的重要因素。」
這句話，也忘記了講話與寫作的分別。講話可以在「人」與「才」之間停頓，文句卻不能。「策略作」也是容易誤讀的，不知是「策略作」還是「略作」，「作」字不如刪去。作文要避免「作為」、「作出」這些容易黏附其他語詞而生歧義的弱動詞。虛詞加輔助動詞「才能」是北方白話，用粵語是「先始能夠」（轉音為「先至能夠」），文言是「始可以」 / 「方可以」、「始可」 / 「方可」（「始」、「方」在古文是相通的），由此轉出「才能夠」 / 「才能」的北方白話。我童年聽見老一輩的元朗人講粵語，仍有「始可以」、「先可以」的古老白話，現在一般講「先得」。（按：「先得」是「先始得」的簡短本）
上面考生的文句，轉為通順或文雅的中文，是：「一般人思想怠惰，即使遇到過錯，也是察而不見。只有勇於創新的人，始可以察人之不察，於危機之際，當機立斷，為公司解除困厄，履險如夷。」
寫得上述文句，不論是何科系出身，我都會建議老闆聘用。這種文句，除了文辭優雅、心性平靜之外，也顯示思想清晰和勇於承擔，一看便教老闆喜歡。原例句寫「洞悉前人的過錯」，一副自以為是、不可一世的模樣；修改之後的「察人之不察」，則是精明幹練之外，懷抱恕道。往昔朝廷以文章取士，自有理在焉。
Tuesday 12 July 2011
鳳凰網讀書會節錄
駱以軍最喜歡講經驗匱乏，而我比較喜歡講「窮」，但是「窮」了之後「工」不「工」就不知道，反正「窮」是肯定的。我們兩個分別先談半小時，之後我們之間可能有一些答問和對談，然後再邀請大家一起參加我們的答問對談。
我先來講一下什麼叫做「窮」，其實我認為人要窮是很容易的事情，要有錢那是很難的事情。從來「窮」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這是很正常、很常見的事。但是剛剛我跟以軍來的路上聊，講到以前我們在香港所謂「窮」的那個經驗是什麼。
香港浸會大學邀請駱以軍任2011年駐校作家，所以他最近一陣子正好在香港住，有兩三個月的時間，在那兒寫作，做一些演講、授課等等。他剛剛說他住在香港一個叫大角咀的地方。大角咀，大家一定不會知道是什麼地方的，我看到有人點頭，居然知道，太奇怪了。大家最清楚的就是港島，對著它的是九龍半島，九龍半島後面是新界，九龍半島上面有一個沒落掉的老工業區就是大角咀。今天的大角咀看起來是個有點破舊的地方，跟香港給人那種光鮮的典型印象不太一樣，駱以軍就住在那兒。
他剛剛跟我提到一件事，他住的地方樓下是一家茶餐廳，我相信北京的朋友也應該知道什麼叫茶餐廳，北京也很容易見到茶餐廳，不過我可以很負責任地告訴各位，我在北京幾乎沒見過真正的茶餐廳。因為我在北京看到的茶餐廳都太漂亮了，跟今天的北京一樣，香港的茶餐廳應該是更髒、更亂、更吵，更市井的，不會開在那麼好的商場裡面，駱以軍說的那種茶餐廳應該也是這種狀態。他就在那個茶餐廳的門口，在一張供神的桌子上面寫稿，寫他的新小說。那個桌子是香港很常見那種，香港的茶餐廳一定會擺著一個小案，上面放些水果、放些香、放些蠟燭，供一個神位，你們知道是供的是什麼？通常是關公。在香港大家都愛拜關公，做生意的拜關公、幹警察的拜關公，每個警察局都有個關公的靈位。黑社會當然更要拜關公，拜關公是香港的一個全民運動。
前幾天我們倆在北大做一個活動，主要是他演講，我幫他做一個開場的介紹和結尾的總結。提問環節有一個同學問：「你怎麼看香港、台北跟大陸的文化分別？」我記得那時候我非常簡單地答了一句話，那句話聽起來有點像開玩笑，但是起碼從我的感性認識上我覺得是真的。一般台灣給人的印象是台灣人說話會比較溫暖，溫情脈脈，這種溫情是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的。比如我常常開玩笑，台灣那個唱片CD，我看到在場有很多年輕人，大家大概都不知道什麼叫CD了吧？哦，還知道，在博物館見過對不對？台灣CD的盒子裡面有小冊子寫歌詞什麼的，拿出來塞不進去的，為什麼呢？因為它太厚了。為什麼太厚？因為通常你看到的不僅僅是歌詞，歌手很喜歡拿筆寫錄這首歌時的心情，他們很多心情，通常要寫這一句。大陸是怎麼樣呢？我常常在大陸碰到一些年輕人說話氣宇軒昂的，一看就覺得他是充滿大志的，就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那種狀態，這種狀態發展到最激烈的程度會是怎麼樣的？我親身接過一張北京的朋友給我的名片，名片上面印著「京城五大才子之一」。我很想問他另外四大是哪四個，但是這個想法一閃即逝，我不好意思再追問。這是我印象中的北京。北京的藝術家也都很能說，說自己在干藝術，每個人都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在做一個很偉大的事情，是要載入史冊的東西，就算不是，他起碼要說的是。那香港的情況是怎麼樣的，香港就是一個非常冷的、非常低調的，或者是非常自卑的狀態。香港所有的作家都不會稱自己「作家」，因為我們覺得一旦叫自己「作家」，就覺得很丟人。那個丟人不是真的看不起作家，而是覺得一個人怎麼能夠叫自己作家呢？「家」啊，你成「家」了嗎？所以我們藝術家也不叫自己藝術家，我們更不會說我們是「港島五大才子之一」，這種話從來不敢講的。香港寫作的人稱自己作「文字工作者」，藝術家稱「藝術工作者」。總之是要把自己貶到一個非常角落的地步，我們才覺得安然和舒適。這是香港，它很冷，藝術家也不太會說話，不會形容自己的作品，你問他這個作品的意義是什麼，他不會跟你講他在藝術史上將會有什麼樣的地位，他通常會說，我這個沒什麼意思，我做好玩的，儘量希望做一些人家看不到的東西。
我再舉一個例子，我年輕的時候也學人家搞觀念藝術、行為藝術什麼的，有兩三年我真的是在做這個。我有一些朋友做了很多的計劃，比如有一陣子我們印一些螢光的貼紙，很小的一張，就是在夜晚如果有燈光閃過它會有螢光發出來，黃黃的，不是很亮。有一天晚上我們好像是在彌敦道，我都忘了，太久以前的事了，這個彌敦道是一條街，兩邊還有樹，你知道香港街道沒有樹對不對？這條街有行道樹。我們在樹葉下面貼這些貼紙，大家想像那是什麼情況，到了夜深的時候，從十二點、一點，到天亮這四五個小時中間，如果你經過這條路，你就會發現街的兩旁好像有好多螢火蟲，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就是香港市區裡面居然有螢火蟲了，我們覺得好愉快。第二天這些東西被人發現了，香港的公務人員聘請清潔人員把它們全幹掉了，所以只存在四五個小時，這件事在公開場合我好像只說過幾次。我們幾個朋友自己掏腰包去幹這個，事後沒有跟任何人講，我們也不想說，沒有寫評論，沒有拍照片、也沒有錄像，因為我們只是我們要做一些別人看不到的東西，我們要做一些幾乎沒有人會發現的東西，它只存在一個夜晚，甚至五六個小時，然後它就消失了。其實今天我跟各位講我都會覺得羞恥，我們不應該把它寫出來，告訴別人這個作品有什麼意義，它在藝術上試圖達到什麼樣的突破，不，我們不談這些，我們要做的就是讓自己做一件我喜歡的，最後消失。我為什麼突然講這些，就是因為我覺得消失與冷酷、與卑微、微小，或者黃碧雲小說常喜歡用的字眼「安雅」很貼近，甚至是我們的自我定位、自我鍾情的一種文化感性。人家印象中的香港文化界就是這樣。
接著說駱以軍住的地方--大角咀。在那不遠處有另一個地方叫太子，也是一個很衰落的社區，有一些老工作坊，做鐵、做螺絲釘，修補電器之類的。我們另一個好朋友叫董啟章，是一個非常好的小說家，以前就住在太子，他家就是干這個的。再走遠一點點就是旺角，沒去過香港的人也會聽過這個地方，我以前是常混旺角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旺角有很多的書店，也有很多的色情場所，後者跟我無關。但是你很難不跟它發生關係，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書店，香港也是二樓書店嘛，現在其實已經不是二樓了，現在好多書店都在七樓或者十三樓。那為什麼叫二樓書店呢？因為香港的書店幾乎不可能在地面上租到一個鋪來開書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為節省資金書店都要開到樓上，而且書店的空間很窄很小，因為地租價錢越來越貴。我們文藝青年都要去那些書店找書看，那麼去那些書店必然要經過很多那種，我們廣東話叫架步的地方，架步的意思就是色情場所，什麼按摩、一龍一鳳，這種東西就叫架步。你在樓梯上上下下，手上抱著一堆書，比如說駱以軍的書，然後樓上下來可能就有一個嫖客抽著煙，神清氣爽或者身軀疲乏，我們這麼擦肩而過，就在同一個樓梯。旺角那條街太熱鬧了，滿街的人，聲音很混雜，地上髒髒的，現在最多的當然是大陸的遊客，兩邊都是電器行，很多遊客在這裡搶Ipad2，搶Iphone，最新的情況是大家去搶奶粉。也有些外國人，外國人在這邊很奇怪，他們喜歡站在街道最中央，為什麼？因為他們要拍照，他們這輩子不會見到這麼多的人。我把旺角理解為不是幾條街，它其實是往上空發展的，它每一座樓都是一個垂直的街道。為什麼呢？比如人家要來香港就說，好難找到咖啡廳對不對？其實是有的，旺角，但是你要搭電梯到七樓或者是八樓，中間經過的都是些很古怪的小商店、小公司或者色情場所，理髮廳等。你要把旺角的大樓想像成是個豎起來的街道，你在一個街道散步的話，你是從一個地方走到一個地方，是漫遊的眼光，但在旺角走這種垂直的街道，你的眼光是一開一關，每一次都是一剎那的、瞬間的、直接的。啪，一開，好漂亮這馬子，然後上面一開，哇，這個老婆在賭馬，然後一開，這個怎麼樣。我們那時候常在這些地方買書，還教書，旺角可以教書嗎？旺角有學校，現在有一家學校還在，叫華夏書院，這是香港1949年後民間書院的傳統，最有名的也許就是新亞書院，在座的可能有聽過。華夏書院是那個時期的書院之一，它們是干嘛的呢？白天就是一些老人家穿著那種我們亞熱帶地區很喜歡穿的白色、透到兩個乳暈都看得到的那種汗衫，掛著一籠鳥，在那邊抽煙、看報紙、看書，晚上就會有人來上課，上什麼課呢？各種文史哲的課程。附近有另一家書院叫法住書院，我曾經在那邊教過古希臘哲學，來聽我講的人都是一些怪人，一些老頭子，聽我講亞里士多德，整個狀態很古怪。我們同學或者朋友掙到一些錢就會到附近的書店買書看，因為書店都在那裡。買了書想翻一翻，教書前做最後的準備或者有時候下午寫稿，我們就在茶餐廳。
我最喜歡的一個茶餐廳在女人街，是專賣假名牌的，有點像北京秀水街的一個地方，但是非常破爛，人非常多。我很喜歡那個茶餐廳，我們有一幫人老在那邊聚，不是故意的，是偶爾碰到的，大家常在那邊寫稿或者讀書。當然我們這種人不是這家茶餐廳的主要客人，它的主要客人是附近的一些妓女或者嫖客，你能很清楚看出那些妓女的生活其實是很疲倦的，她們一天可以接到三十個客人。她們每次下來吃飯叫一碟飯，我們叫碟頭飯，就是大陸的蓋飯。她們一桌女的在那邊吃、抽煙，吃著吃著就會來一個金頭髮瘦瘦的男孩，是扯皮條的，說，「喂，到你了」，就是輪到你了。「哦，好」，吃完兩口，然後上去，那些吃的還在，過了不曉得多久之後，有時快有時慢，這個我們沒辦法替她決定，她又回來繼續吃那碟飯。
每個禮拜二和禮拜四是賭馬的日子，黃昏的時候有一家電視台會直播賽馬的過程。茶餐廳有電視機，白天的時候會有人來看股票新聞，下午的時候就是來看賭馬的新聞，晚上就是看賭球的。這時候整個茶餐廳的人會變得非常激動，都是一些社會的基層或者是中年人，尤其現在香港年輕人不賭馬，不賭球，所以賭馬的人變成了中年以上，尤其是老人的娛樂。一群人圍著電視機，會看到全場的那些阿叔很興奮，「上上上」，賭馬總是只有一隻馬勝出，其他輸掉，輸掉之後呢，這是首都，抱歉，但是我還是必須要講，這是很傳神的話，你會聽到整個餐廳裡一起「丟」。報紙啊，彩票啊，丟得滿地都是，這是很經典的場面。再晚一點會有一些附近收保護費的黑社會過來，穿著拖鞋，都是小混混，不是大哥，大哥不會來這種地方。抽煙，滿嘴粗話，就像大家看電影裡面古惑仔那種，不過我看了那麼多年真實的古惑仔，我還沒看過有鄭伊健那麼帥的，所以大家不要以為這是真的。
但是這些人之中也有一些人，比如呂壽琨，呂壽琨是誰呢？呂壽琨是香港現代水墨畫的一代宗師，他影響了台灣和香港的現代水墨畫。他最早受蒙德里安的影響，後來受極簡主義的影響，把那個影響帶到水墨畫，是個觀點很前衛的水墨畫家。作為一代水墨畫宗師，他日常就是穿一條短褲，一個拖鞋，像我剛才形容那樣，「上上上」，他也是那種人，他也賭馬。他在一個公車站工作，最初是開公車，後來是管理一個車站的站長，但是沒有人知道他是所謂的一代水墨畫宗師。有一個我們很喜歡的詩人叫阿嵐（音），他的年紀很大了，詩寫得很好，他寫的那種詩今天大陸很少見，其實他是非常左的，他寫的是社會寫實主義。他的職業也是開公車，做公交司機。我們那時候畫漫畫的叫阿高，我在節目也提過他，他是個漫畫畫得很好的人，他是做地下樂隊的，是個低音吉他手。他日常的生活其實就在大角咀旁邊一個面包店裡烤蛋糕。
那些妓女急急忙忙上下樓，整個茶餐廳裡面人「上上上」、丟報紙，「搣馬飛」，賭馬要有一張票，像彩券一樣。我們在這樣的環境裡讀書，比如讀唐君毅先生的《中國文化之花朵飄零》，讀《佛性與般若》，讀錢賓四先生的書或者一些很前衛的作家。當年朗天的爸爸他們那一輩，寫那種他們覺得很前衛的小說，五十年代的小說也夠怪的，一本小說中間九頁是空白的，大家都以為印錯了，其實不是，他是故意的，他覺得那九頁空白代表的是后羿射下來的九個太陽，那是五十年代的東西。
這就是我的香港，這是我所愛的香港，這是一個做藝術家或者文化人不會像在北京，有個地方、有個圈子大家混，大家都往那兒去，沒有，我們是分散在城市的不同的角落，混跡於各種各樣三教九流的人中間，在那個環境底下我們可以完全不受打攪的繼續讀書、寫作，我們不會覺得吵，因為我們太習慣了。我們寫什麼呢？如果你要寫作的話寫的東西會是什麼樣的東西呢？這些東西絕大部分都是會消失的，因為在香港你要做一個小說家，我指的是專心的，比如寫《西夏旅館》，要很專心要寫一部四十萬字的小說，這種狀況在香港是幾乎不可能的。香港寫長篇最有名的作家大家都讀過，那就是金庸，對不對？哪怕是像金庸這長篇怎麼來的，大家也知道，是當年報紙的連載，每天一段、每天一段，是報紙的連載。那另一個有名的長篇作家也可能都讀過的，是倪匡，還有誰呢？古龍，還有誰呢？亦舒。還有誰呢？張小嫻。這些所謂的長篇都是報紙連載連載連載，香港延續了一個民國年間文人在報紙上面的副刊或專欄寫專那種傳統，大家都靠這個來生活，你只能靠這個生活，但稿費又不是太高，所以你要什麼都能寫，你要什麼都可以寫，而且要能通俗，你要能寫得很通俗。但是在偶爾的情況下你可以冒一些險。比如說我在剛剛出道，開始寫稿是在1988年，在報紙寫專欄。那個年代當然不像現在有E-mail、有電腦，還在用手寫。傳真是有了，但是有時候真的趕起來或者怎麼樣我們還是會直接送稿會報館，或者報紙編輯來收稿，這是我見過的。那個年代我見過一些真正的老報館，遺存下來的還有像《華僑日報》啊。那個報館是當年老報館的風格，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個電影叫《胭脂扣》？或者像《花樣年華》中梁朝偉供職的那種報館，就是那種感覺。我都覺得很奇怪，不曉得為什麼當年的報館門口都像西部片裡面的酒吧一樣，門是要這樣推開的。走進去，就會發現整個空間都是木頭的顏色，煙霧繚繞，昏黃的燈光，油墨的氣味，打字機的聲音、算盤的聲音，很吵鬧。你會看到一個老頭在一個角落在編稿，在編輯，有人會告訴我們這些十幾二十歲年輕人，「這個就是誰誰誰」，「哦，就是誰誰誰」。那個「誰誰誰」是誰呢？他也許是一個我們傳說中的一個很了不起的作家，他寫了些什麼呢？他也許曾經用了三十多個筆名（那這些筆名有很多他自己都不記得了）在某份報紙上面寫過連載的色情小說，那這是我們那一代文化人都幹過的事，朗天他們都幹過，那時候我只寫了很短很短幾篇，我也跟你講過，就是我寫這個《鹹濕黃飛鴻》，就是《鹹濕黃飛鴻》。「鹹濕」大家懂是什麼意思嗎？就是廣東話大家都懂，就是好色的，《好色黃飛鴻》，我記得我寫那幾篇他們後來就不用我了，所以我就沒再寫了。我坦白講，那時候還有一點文人的那種自尊心，覺得過不去。我寫的那幾篇是講什麼《鹹濕黃飛鴻》、《盤腸大戰十三姨》，我們寫這種東西，寫馬經，教人賭錢。但是莫名其妙有些老前輩作家他也許一個月他也不曉得怎麼回事，忽然在整個月在考證，寫的東西是在考證唐朝的玻璃。或者某個作家他忽然寫了一個什麼專家，大家都覺得好佩服，但那個專欄它是注定永遠不會出書的，它就在報紙上出現，那個報紙的前後內容就是什麼地方砍人了、什麼地方暴動了，混雜在這些內容裡面，出現一天，不見了，除非你剪報，要不然他就永遠消失了。
我有一本書在大陸出版，叫做《我執》，這部書原來就是一個報紙的專欄，這個專欄當年在香港超爛的，現在也是，在只剩下幾千個讀者的《成報》裡連載。我們有一個很尊敬的文學界前輩叫葉輝，他在《成報》當社長。葉輝其實就是我剛才形容的這種人，在報紙裡面混跡，他叫我們這幫晚輩來幫忙，董啟章、我、還有一些其他人都來了，我們覺得老人家喊我們的時候我們要來，但所有人都勸這個大哥，「大哥，聽說這份報紙的老闆不發薪水的，你這番前去很危險啊。」「放心吧，我已經做好了充足的心理準備，我不會對不起自己，更不會對不起大家，全部都有稿費」。我們說，「大哥，稿費不是最重要的，這個報紙能搞得起來嗎？不會半途倒掉嗎？」「沒事，跟我上，弟兄們。」我們就去了，我就寫了半年，到現在還是沒有稿費，他自己半年的薪水也沒拿到。有一天他忽然給大家打電話說，「對不起，我還是要走了，雖然是社長，但半年沒拿到薪水，你們也趕快散吧」。所以大家就散了。那半年我寫的那些文章，就是現在這本書《我執》。我寫得蠻文藝腔的，當時香港一些年輕的文藝愛好者覺得寫得好。我在想，如果不是時代的變化，我們有一個身份變化的機會，我就會成為八零年代我曾經看到的那種穿汗衫、踩拖鞋的老頭，在報館一角叼著煙，在一個吊扇下改人家的稿子，然後有一些年輕人就會講「哎喲，那個就是當年寫《我執》那個專欄的梁文道，我看過幾篇，但是我中學的剪報早就丟掉不見了」。不斷地寫，不斷地出現，不斷地消失，我見過太多這種人，在以前、現在、身邊，一個一個的出現，一個一個的消失。我常常講的一個故事，我有幾位很佩服的前輩，是當年在香港搞社會運動的，很激進，我認識一個北京的哥們，他跟我說他對中國的托派很感興趣，我們知道這是很敏感的一個題目，但是他跟我要這方面材料，因為他知道中國最後的托派都在香港。我見過一些老人，八十多歲，臨死前幾年眼睛壞掉了，寫稿是用毛筆，斗大的字寫在宣紙上，一張紙才寫二十個字，寫了一份遺稿，寫得是什麼呢？是他從托派的角度分析中國革命的前途。晚年的時候他寫這些東西，他的所有子孫都覺得他瘋掉了，他死了之後，他的子孫趕快把他一生的藏書跟這個稿子拿出來賣給舊紙行，被我一個開書店的朋友發現了，然後搶救回來，我見過那批稿子。這個八十多、九十歲的老人在寫當年中國托派的想法，中國革命走上了錯誤的道路。只有托洛茨基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才是真正的道路，要救國，我們遲早要回到這條路。
我再補充一個，就是剛剛我說的那些前輩，有一些前輩我見過。當時搞社會運動是這幫老托派的徒孫，也叫「托派」，他們成立了一個政黨，叫「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當時跟他們敵對的勢力是無政府主義者，當時有個說法，無政府主義者的顏色是黑色，馬克思主義是紅色，後來有人試圖溝通兩邊叫做「紅黑兩旗並舉」。我們剛剛說的香港好像變成一個反動革命基地，好像很厲害，但是請注意，剛才我說的這兩個政黨，跑到巴黎開國際會議的這些人，其實人數從來沒超過兩百人，就到鬧市中間搞革命或者怎麼樣，但是搞革命也要吃飯、要生活，靠什麼謀生呢？還是我剛才說的那套老路，到媒體、電影裡寫寫劇本或者怎麼樣，最好的出路就是寫馬經，教人賭馬。香港曾經有一個紅及一時，現在仍然在寫馬經的馬評家，他用的筆名叫「馬恩賜」，這個筆名曾經是三個人的，三個革命同志，迫於生活，在資本主義體制下苟延殘喘，希望賺點錢，籌募革命經費，所以他們寫馬經，共用的筆名叫「馬恩賜」。「馬恩賜」大家知道是什麼意思嗎？聽起來是「賭馬，賜給我好運氣」對不對？不是，他的意思是「我的一生，所有的一切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所賜」，但這是一個教人賭馬的馬評家的筆名。
我最後再講一個故事，就是西西，我們心目中香港最好的作家。她寫《我城》是七十年代，那時候怎麼寫，我們知道西西是教書的，她住的房子特別小，窄的程度不可思議，不會有什麼書房。我記得我九零年代探訪北京的一些藝術家，北京的朋友、文化人告訴我說家很小，怎麼樣爛，我一進去看到每個都是豪宅，相對我們來講，我們住的又窄又小。那時候西西一家人一起住，她根本連一張像樣的書桌都沒有，她桌子上是每天要改的學生作業，家裡人還會看電視、打牌，她怎麼寫作呢？她就做了一個小木板，每次寫小說的時候她就躲進廁所把馬桶蓋放下來坐在上面，把這個板子放到大腿上墊稿紙，開始寫，這就是《我城》。這就是我們，這是我的香港、我喜歡的香港，這是我們創作的環境，真的是窮，到底工不工那是另一個問題，也是等一下我們要討論的。我今天先講到這裡，然後看駱以軍。
---
我常常覺得在看香港文學的時候，八十年代曾經有一個討論，大家都說香港是個沒有故事的城市，或者故事輪不到我們講，為什麼？別人都快把我們講跑了，我非常記得回歸的時候，當時中央電視台或者大陸的很多媒體都在講香港的歷史故事，在我看來那些故事全部都不能自圓其說。比如他們每次談到香港被丟在外面那麼多年，現在終於回來了，為什麼現在才回來？因為祖國強大了。其實1949年我們就能回去了，因為1949年的時候兵都到了羅湖，當時英國是完全沒有能力應付這個狀況的，完全可以解放香港，但是停住了。我記得當時的紀錄片有一幕不曉得是哪一位將軍，勒馬河邊，嘆息了一聲，還在英國米字旗下的彼岸怎麼樣，完全是虛構的，當時我不知道所謂的勒馬河邊不收回香港的真正理由。香港是新中國必須要保留住的一個對外的殖民地，因為它是個生金蛋的鵝，整個國家當時對外關係那麼緊張，只有透過香港外匯，其實保留香港是為了一個非常功利的理由，假如我們真的有那麼大的民族情感，我們應該不顧一切對不對？但沒有。當時我們看到的書裡的這些故事，在我看來是假的、是不能自圓其說的、是矛盾的。所有人都在講我們的故事，我們自己卻沒有故事，我們就像本雅明那樣一片一片的片段，甚至像董啟章那樣虛構一個，如果沒有故事就虛構嘛。
---
讀者：我想問一下，香港回歸這麼多年了，香港整個社會風土人情、生活習性，還有其它一些東西有什麼大的變化？謝謝！
梁文道：謝謝，這也是一言難盡的事，我很難現在告訴你香港有什麼變化，變化天天都有對不對？但最大的變化是，一方面來講香港比以前更糟了，更糟的意思是說原來殖民體制下很多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沒有變，當時很有名的說法是香港的體制維持五十年不變，鄧小平那句有名的話叫「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這句話另翻譯一個意思就是香港被封存在一個時間膠囊裡面。這個不變包括它原來的一切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那套制度大家都覺得是使香港成為香港的制度，可是大家忽略的是那套制度是在殖民地下誕生的制度。大家都以為只要讓香港維持原來殖民地時代的樣子就會很好，而忽略了那個東西其實有它黑暗的一面，這個黑暗面我覺得這十多年來變得更嚴重。但是你又覺得不可改變，因為我們認定了五十年不變，所以香港出現了一批「八十後」，跟大陸講的「八零後」是不同概念的年輕人。這個「八十後」是一批有很強大反省能力和動員能力的年輕人，他們在過去幾年對各種社會問題提出很尖銳的批判，而且願意採取行動。比如為了反對高鐵興建，他們動員了，政府都嚇壞了，一萬個「八十後」的年輕人包圍香港立法會。他們整個行動又迅速又有創意，口號很動人，我覺得從這方面香港要比以前更好，就是我覺得香港進入了第二次現代化階段，整個社會開始集體反省我們是不是真的有我們過去說的那麼好，我們是不是真的像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優秀，還是說我們其實是有很多問題，我們應該改造、批判自己。
我們知道今天香港主流掌權者，從政府到一些大商人，他們每天想的問題就是香港快被北京上海超越了，香港要怎麼樣才能始終保持在全國領先地位，他們想的全是這個。但是我覺得香港新一代年輕人想的不是這些問題，他想的是上海要走我們過去的老路要走得比我們還快，那就讓它去走，北京喜歡蓋高樓那就讓它去蓋，我們受夠了，我們不要再拆房子了，我們要鄉村。也就是說各位在北京今天受房價之苦，這個東西是我們過去數十年在忍受的，我看到今天的北京就是在看過去二三十年我們經歷的香港，一模一樣，而且香港的房價現在都還比北京貴。我們前陣子還拍出一個全球最高價的房子，3億多港幣，是一個來自廣東惠州的80後少婦買的。記者後來打電話問到她，說你怎麼買得起這個房子啊？你老公做什麼的呢？那個80後廣東少婦的答案是，這在我們廣東是中等收入。我覺得香港有點受夠了，就是你們要搶競爭力你們去吧，你們要拼速度、效率，你們去吧，香港現在年輕人想的是我們怎麼樣生活會更幸福。也許錢沒那麼多，但是我們要更民主，我們要更平等，我們要更公正。所以很多老人都看不慣，覺得香港年輕一代不再像當年那個香港，現在的香港年輕一代想的就是不要變成當年那個香港。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變化挺大的。現在的矛盾跟衝突其實是非常劇烈的。
---
讀者：剛才那位同學問的可能是經驗匱乏的，我想問一下「後工」，我覺得梁老師好像一直沒有談到這一塊的東西，我想聽聽兩位老師對於這個「工」的一些解釋，這個工為什麼是工作的工，不是用功的功。尤其是駱老師，我很欣賞您那種敘事性，其實我希望讓更多的人可以知道駱老師是怎樣一個人，您能用簡短、直接的方式讓大家知道你嗎？
梁文道：你應該開一個微博，所寫的東西不准超過140字。我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講故事、寫作的方式，但我們今天的問題是常常希望所有人都是這樣子寫，這樣子說話。我們看書或者聽人說話是一個互相調整的過程，到底是期待人家改變來牽就我，還是我去改變牽就人。我不知道，但我常常覺得在長大的經歷中，我總是被改變的人，這一連串的改變過程，才會有成長，才會有變化，當然我們會覺得駱以軍這麼講話好像很難懂，這就要看你有多想懂了，你在聽的時候，你聽到什麼，你有沒有進去。
我來正面回答你，為什麼是這個「工」呢？因為這個不是成語嘛，人家就是這麼寫的，這個工的理由就在於它是工巧，很漂亮的那種感覺。舉個例子，我是廣東順德人，廣東當然珠三角不錯，是魚米之鄉，也不能說窮，但是我們那個地方的人常常以為自己窮，所以要求後工，我們做飯很少用山珍海味的原材料，有一道傳說中的名菜叫做釀豆芽，是什麼呢？就是豆芽菜。我們把豬肉、鯪魚肉、菇、蘿蔔幾種東西剁成醬，灌進豆芽裡面，然後拿來煮湯，這個菜名就叫豆芽湯，你聽名字完全不起眼，但是老饕一看到豆芽湯就知道大師傅來了。這叫窮而不工，材料不多就能做這種東西。窮而不工是我定的題目，為什麼呢？它包含很多意思，很多人會覺得我們這些海外人好像沒有故事可說，但其實不是沒故事，經驗太多了，就像你見過的生死太多，反而你是不會說話的。我想講的窮是很多層面的意義，因為剛剛受到駱以軍的影響，要不本來我會講一些不是故事的，也許更合您意一些比較理論的東西。
我簡單講一個例子吧，什麼叫窮呢？例如我們香港人在語言上就是很窮的，為什麼呢？像你們寫東西比我們舒服多了，我還好，我起碼在台灣長大，各位你們從小寫作大概從來沒有什麼太大困難，我為什麼可以這麼講？因為比起香港人，都是說粵語寫白話，如果真按廣東話那樣寫，整個寫出來的東西是不對的，所以我們從小寫作的時候，所有的同輩作家包括啟章都要經過一個非常痛苦的調整過程。那不是一個天生的語言，不是自然的語言，我們可以說那是窮的。在那個窮困狀態下，我們更意識到語言這個東西跟我要表達的東西、跟我看到的東西之間永遠不是自然的、永遠不是直接的，正是中間斷鏈才使我們意識到文字的虛構、文字的問題，文字不是那麼自然的東西。這就是我們的「工」，真的是要做一番造作，我們所學的中文的一切現成的表述方式都是脫離實際生活環境的。
當然台灣其實是另一種狀況，四五十年代之後，國民黨帶過去一批外省人，裡面有一些是現代主義的健將，但是台灣恰恰是對社會寫實很抗拒的，因為一社會寫實你就是紅色的、你就是共產黨，這個現代主義還有另一個方面就是本省的過去用日文寫作的作家，那批作家深受日本現代文學影響，所以台灣的現代主義的根埋得很深很深，而且被激情推漲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他對於語言也變得特別敏感。所以我覺得我們三個地方都跟大陸完全不一樣，語言對我們構成了不同的問題。
POSTED AT 20:41
LABELS: (訪談), [八十後], [本土], 梁文道
我先來講一下什麼叫做「窮」，其實我認為人要窮是很容易的事情，要有錢那是很難的事情。從來「窮」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這是很正常、很常見的事。但是剛剛我跟以軍來的路上聊，講到以前我們在香港所謂「窮」的那個經驗是什麼。
香港浸會大學邀請駱以軍任2011年駐校作家，所以他最近一陣子正好在香港住，有兩三個月的時間，在那兒寫作，做一些演講、授課等等。他剛剛說他住在香港一個叫大角咀的地方。大角咀，大家一定不會知道是什麼地方的，我看到有人點頭，居然知道，太奇怪了。大家最清楚的就是港島，對著它的是九龍半島，九龍半島後面是新界，九龍半島上面有一個沒落掉的老工業區就是大角咀。今天的大角咀看起來是個有點破舊的地方，跟香港給人那種光鮮的典型印象不太一樣，駱以軍就住在那兒。
他剛剛跟我提到一件事，他住的地方樓下是一家茶餐廳，我相信北京的朋友也應該知道什麼叫茶餐廳，北京也很容易見到茶餐廳，不過我可以很負責任地告訴各位，我在北京幾乎沒見過真正的茶餐廳。因為我在北京看到的茶餐廳都太漂亮了，跟今天的北京一樣，香港的茶餐廳應該是更髒、更亂、更吵，更市井的，不會開在那麼好的商場裡面，駱以軍說的那種茶餐廳應該也是這種狀態。他就在那個茶餐廳的門口，在一張供神的桌子上面寫稿，寫他的新小說。那個桌子是香港很常見那種，香港的茶餐廳一定會擺著一個小案，上面放些水果、放些香、放些蠟燭，供一個神位，你們知道是供的是什麼？通常是關公。在香港大家都愛拜關公，做生意的拜關公、幹警察的拜關公，每個警察局都有個關公的靈位。黑社會當然更要拜關公，拜關公是香港的一個全民運動。
前幾天我們倆在北大做一個活動，主要是他演講，我幫他做一個開場的介紹和結尾的總結。提問環節有一個同學問：「你怎麼看香港、台北跟大陸的文化分別？」我記得那時候我非常簡單地答了一句話，那句話聽起來有點像開玩笑，但是起碼從我的感性認識上我覺得是真的。一般台灣給人的印象是台灣人說話會比較溫暖，溫情脈脈，這種溫情是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的。比如我常常開玩笑，台灣那個唱片CD，我看到在場有很多年輕人，大家大概都不知道什麼叫CD了吧？哦，還知道，在博物館見過對不對？台灣CD的盒子裡面有小冊子寫歌詞什麼的，拿出來塞不進去的，為什麼呢？因為它太厚了。為什麼太厚？因為通常你看到的不僅僅是歌詞，歌手很喜歡拿筆寫錄這首歌時的心情，他們很多心情，通常要寫這一句。大陸是怎麼樣呢？我常常在大陸碰到一些年輕人說話氣宇軒昂的，一看就覺得他是充滿大志的，就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那種狀態，這種狀態發展到最激烈的程度會是怎麼樣的？我親身接過一張北京的朋友給我的名片，名片上面印著「京城五大才子之一」。我很想問他另外四大是哪四個，但是這個想法一閃即逝，我不好意思再追問。這是我印象中的北京。北京的藝術家也都很能說，說自己在干藝術，每個人都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在做一個很偉大的事情，是要載入史冊的東西，就算不是，他起碼要說的是。那香港的情況是怎麼樣的，香港就是一個非常冷的、非常低調的，或者是非常自卑的狀態。香港所有的作家都不會稱自己「作家」，因為我們覺得一旦叫自己「作家」，就覺得很丟人。那個丟人不是真的看不起作家，而是覺得一個人怎麼能夠叫自己作家呢？「家」啊，你成「家」了嗎？所以我們藝術家也不叫自己藝術家，我們更不會說我們是「港島五大才子之一」，這種話從來不敢講的。香港寫作的人稱自己作「文字工作者」，藝術家稱「藝術工作者」。總之是要把自己貶到一個非常角落的地步，我們才覺得安然和舒適。這是香港，它很冷，藝術家也不太會說話，不會形容自己的作品，你問他這個作品的意義是什麼，他不會跟你講他在藝術史上將會有什麼樣的地位，他通常會說，我這個沒什麼意思，我做好玩的，儘量希望做一些人家看不到的東西。
我再舉一個例子，我年輕的時候也學人家搞觀念藝術、行為藝術什麼的，有兩三年我真的是在做這個。我有一些朋友做了很多的計劃，比如有一陣子我們印一些螢光的貼紙，很小的一張，就是在夜晚如果有燈光閃過它會有螢光發出來，黃黃的，不是很亮。有一天晚上我們好像是在彌敦道，我都忘了，太久以前的事了，這個彌敦道是一條街，兩邊還有樹，你知道香港街道沒有樹對不對？這條街有行道樹。我們在樹葉下面貼這些貼紙，大家想像那是什麼情況，到了夜深的時候，從十二點、一點，到天亮這四五個小時中間，如果你經過這條路，你就會發現街的兩旁好像有好多螢火蟲，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就是香港市區裡面居然有螢火蟲了，我們覺得好愉快。第二天這些東西被人發現了，香港的公務人員聘請清潔人員把它們全幹掉了，所以只存在四五個小時，這件事在公開場合我好像只說過幾次。我們幾個朋友自己掏腰包去幹這個，事後沒有跟任何人講，我們也不想說，沒有寫評論，沒有拍照片、也沒有錄像，因為我們只是我們要做一些別人看不到的東西，我們要做一些幾乎沒有人會發現的東西，它只存在一個夜晚，甚至五六個小時，然後它就消失了。其實今天我跟各位講我都會覺得羞恥，我們不應該把它寫出來，告訴別人這個作品有什麼意義，它在藝術上試圖達到什麼樣的突破，不，我們不談這些，我們要做的就是讓自己做一件我喜歡的，最後消失。我為什麼突然講這些，就是因為我覺得消失與冷酷、與卑微、微小，或者黃碧雲小說常喜歡用的字眼「安雅」很貼近，甚至是我們的自我定位、自我鍾情的一種文化感性。人家印象中的香港文化界就是這樣。
接著說駱以軍住的地方--大角咀。在那不遠處有另一個地方叫太子，也是一個很衰落的社區，有一些老工作坊，做鐵、做螺絲釘，修補電器之類的。我們另一個好朋友叫董啟章，是一個非常好的小說家，以前就住在太子，他家就是干這個的。再走遠一點點就是旺角，沒去過香港的人也會聽過這個地方，我以前是常混旺角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旺角有很多的書店，也有很多的色情場所，後者跟我無關。但是你很難不跟它發生關係，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書店，香港也是二樓書店嘛，現在其實已經不是二樓了，現在好多書店都在七樓或者十三樓。那為什麼叫二樓書店呢？因為香港的書店幾乎不可能在地面上租到一個鋪來開書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為節省資金書店都要開到樓上，而且書店的空間很窄很小，因為地租價錢越來越貴。我們文藝青年都要去那些書店找書看，那麼去那些書店必然要經過很多那種，我們廣東話叫架步的地方，架步的意思就是色情場所，什麼按摩、一龍一鳳，這種東西就叫架步。你在樓梯上上下下，手上抱著一堆書，比如說駱以軍的書，然後樓上下來可能就有一個嫖客抽著煙，神清氣爽或者身軀疲乏，我們這麼擦肩而過，就在同一個樓梯。旺角那條街太熱鬧了，滿街的人，聲音很混雜，地上髒髒的，現在最多的當然是大陸的遊客，兩邊都是電器行，很多遊客在這裡搶Ipad2，搶Iphone，最新的情況是大家去搶奶粉。也有些外國人，外國人在這邊很奇怪，他們喜歡站在街道最中央，為什麼？因為他們要拍照，他們這輩子不會見到這麼多的人。我把旺角理解為不是幾條街，它其實是往上空發展的，它每一座樓都是一個垂直的街道。為什麼呢？比如人家要來香港就說，好難找到咖啡廳對不對？其實是有的，旺角，但是你要搭電梯到七樓或者是八樓，中間經過的都是些很古怪的小商店、小公司或者色情場所，理髮廳等。你要把旺角的大樓想像成是個豎起來的街道，你在一個街道散步的話，你是從一個地方走到一個地方，是漫遊的眼光，但在旺角走這種垂直的街道，你的眼光是一開一關，每一次都是一剎那的、瞬間的、直接的。啪，一開，好漂亮這馬子，然後上面一開，哇，這個老婆在賭馬，然後一開，這個怎麼樣。我們那時候常在這些地方買書，還教書，旺角可以教書嗎？旺角有學校，現在有一家學校還在，叫華夏書院，這是香港1949年後民間書院的傳統，最有名的也許就是新亞書院，在座的可能有聽過。華夏書院是那個時期的書院之一，它們是干嘛的呢？白天就是一些老人家穿著那種我們亞熱帶地區很喜歡穿的白色、透到兩個乳暈都看得到的那種汗衫，掛著一籠鳥，在那邊抽煙、看報紙、看書，晚上就會有人來上課，上什麼課呢？各種文史哲的課程。附近有另一家書院叫法住書院，我曾經在那邊教過古希臘哲學，來聽我講的人都是一些怪人，一些老頭子，聽我講亞里士多德，整個狀態很古怪。我們同學或者朋友掙到一些錢就會到附近的書店買書看，因為書店都在那裡。買了書想翻一翻，教書前做最後的準備或者有時候下午寫稿，我們就在茶餐廳。
我最喜歡的一個茶餐廳在女人街，是專賣假名牌的，有點像北京秀水街的一個地方，但是非常破爛，人非常多。我很喜歡那個茶餐廳，我們有一幫人老在那邊聚，不是故意的，是偶爾碰到的，大家常在那邊寫稿或者讀書。當然我們這種人不是這家茶餐廳的主要客人，它的主要客人是附近的一些妓女或者嫖客，你能很清楚看出那些妓女的生活其實是很疲倦的，她們一天可以接到三十個客人。她們每次下來吃飯叫一碟飯，我們叫碟頭飯，就是大陸的蓋飯。她們一桌女的在那邊吃、抽煙，吃著吃著就會來一個金頭髮瘦瘦的男孩，是扯皮條的，說，「喂，到你了」，就是輪到你了。「哦，好」，吃完兩口，然後上去，那些吃的還在，過了不曉得多久之後，有時快有時慢，這個我們沒辦法替她決定，她又回來繼續吃那碟飯。
每個禮拜二和禮拜四是賭馬的日子，黃昏的時候有一家電視台會直播賽馬的過程。茶餐廳有電視機，白天的時候會有人來看股票新聞，下午的時候就是來看賭馬的新聞，晚上就是看賭球的。這時候整個茶餐廳的人會變得非常激動，都是一些社會的基層或者是中年人，尤其現在香港年輕人不賭馬，不賭球，所以賭馬的人變成了中年以上，尤其是老人的娛樂。一群人圍著電視機，會看到全場的那些阿叔很興奮，「上上上」，賭馬總是只有一隻馬勝出，其他輸掉，輸掉之後呢，這是首都，抱歉，但是我還是必須要講，這是很傳神的話，你會聽到整個餐廳裡一起「丟」。報紙啊，彩票啊，丟得滿地都是，這是很經典的場面。再晚一點會有一些附近收保護費的黑社會過來，穿著拖鞋，都是小混混，不是大哥，大哥不會來這種地方。抽煙，滿嘴粗話，就像大家看電影裡面古惑仔那種，不過我看了那麼多年真實的古惑仔，我還沒看過有鄭伊健那麼帥的，所以大家不要以為這是真的。
但是這些人之中也有一些人，比如呂壽琨，呂壽琨是誰呢？呂壽琨是香港現代水墨畫的一代宗師，他影響了台灣和香港的現代水墨畫。他最早受蒙德里安的影響，後來受極簡主義的影響，把那個影響帶到水墨畫，是個觀點很前衛的水墨畫家。作為一代水墨畫宗師，他日常就是穿一條短褲，一個拖鞋，像我剛才形容那樣，「上上上」，他也是那種人，他也賭馬。他在一個公車站工作，最初是開公車，後來是管理一個車站的站長，但是沒有人知道他是所謂的一代水墨畫宗師。有一個我們很喜歡的詩人叫阿嵐（音），他的年紀很大了，詩寫得很好，他寫的那種詩今天大陸很少見，其實他是非常左的，他寫的是社會寫實主義。他的職業也是開公車，做公交司機。我們那時候畫漫畫的叫阿高，我在節目也提過他，他是個漫畫畫得很好的人，他是做地下樂隊的，是個低音吉他手。他日常的生活其實就在大角咀旁邊一個面包店裡烤蛋糕。
那些妓女急急忙忙上下樓，整個茶餐廳裡面人「上上上」、丟報紙，「搣馬飛」，賭馬要有一張票，像彩券一樣。我們在這樣的環境裡讀書，比如讀唐君毅先生的《中國文化之花朵飄零》，讀《佛性與般若》，讀錢賓四先生的書或者一些很前衛的作家。當年朗天的爸爸他們那一輩，寫那種他們覺得很前衛的小說，五十年代的小說也夠怪的，一本小說中間九頁是空白的，大家都以為印錯了，其實不是，他是故意的，他覺得那九頁空白代表的是后羿射下來的九個太陽，那是五十年代的東西。
這就是我的香港，這是我所愛的香港，這是一個做藝術家或者文化人不會像在北京，有個地方、有個圈子大家混，大家都往那兒去，沒有，我們是分散在城市的不同的角落，混跡於各種各樣三教九流的人中間，在那個環境底下我們可以完全不受打攪的繼續讀書、寫作，我們不會覺得吵，因為我們太習慣了。我們寫什麼呢？如果你要寫作的話寫的東西會是什麼樣的東西呢？這些東西絕大部分都是會消失的，因為在香港你要做一個小說家，我指的是專心的，比如寫《西夏旅館》，要很專心要寫一部四十萬字的小說，這種狀況在香港是幾乎不可能的。香港寫長篇最有名的作家大家都讀過，那就是金庸，對不對？哪怕是像金庸這長篇怎麼來的，大家也知道，是當年報紙的連載，每天一段、每天一段，是報紙的連載。那另一個有名的長篇作家也可能都讀過的，是倪匡，還有誰呢？古龍，還有誰呢？亦舒。還有誰呢？張小嫻。這些所謂的長篇都是報紙連載連載連載，香港延續了一個民國年間文人在報紙上面的副刊或專欄寫專那種傳統，大家都靠這個來生活，你只能靠這個生活，但稿費又不是太高，所以你要什麼都能寫，你要什麼都可以寫，而且要能通俗，你要能寫得很通俗。但是在偶爾的情況下你可以冒一些險。比如說我在剛剛出道，開始寫稿是在1988年，在報紙寫專欄。那個年代當然不像現在有E-mail、有電腦，還在用手寫。傳真是有了，但是有時候真的趕起來或者怎麼樣我們還是會直接送稿會報館，或者報紙編輯來收稿，這是我見過的。那個年代我見過一些真正的老報館，遺存下來的還有像《華僑日報》啊。那個報館是當年老報館的風格，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個電影叫《胭脂扣》？或者像《花樣年華》中梁朝偉供職的那種報館，就是那種感覺。我都覺得很奇怪，不曉得為什麼當年的報館門口都像西部片裡面的酒吧一樣，門是要這樣推開的。走進去，就會發現整個空間都是木頭的顏色，煙霧繚繞，昏黃的燈光，油墨的氣味，打字機的聲音、算盤的聲音，很吵鬧。你會看到一個老頭在一個角落在編稿，在編輯，有人會告訴我們這些十幾二十歲年輕人，「這個就是誰誰誰」，「哦，就是誰誰誰」。那個「誰誰誰」是誰呢？他也許是一個我們傳說中的一個很了不起的作家，他寫了些什麼呢？他也許曾經用了三十多個筆名（那這些筆名有很多他自己都不記得了）在某份報紙上面寫過連載的色情小說，那這是我們那一代文化人都幹過的事，朗天他們都幹過，那時候我只寫了很短很短幾篇，我也跟你講過，就是我寫這個《鹹濕黃飛鴻》，就是《鹹濕黃飛鴻》。「鹹濕」大家懂是什麼意思嗎？就是廣東話大家都懂，就是好色的，《好色黃飛鴻》，我記得我寫那幾篇他們後來就不用我了，所以我就沒再寫了。我坦白講，那時候還有一點文人的那種自尊心，覺得過不去。我寫的那幾篇是講什麼《鹹濕黃飛鴻》、《盤腸大戰十三姨》，我們寫這種東西，寫馬經，教人賭錢。但是莫名其妙有些老前輩作家他也許一個月他也不曉得怎麼回事，忽然在整個月在考證，寫的東西是在考證唐朝的玻璃。或者某個作家他忽然寫了一個什麼專家，大家都覺得好佩服，但那個專欄它是注定永遠不會出書的，它就在報紙上出現，那個報紙的前後內容就是什麼地方砍人了、什麼地方暴動了，混雜在這些內容裡面，出現一天，不見了，除非你剪報，要不然他就永遠消失了。
我有一本書在大陸出版，叫做《我執》，這部書原來就是一個報紙的專欄，這個專欄當年在香港超爛的，現在也是，在只剩下幾千個讀者的《成報》裡連載。我們有一個很尊敬的文學界前輩叫葉輝，他在《成報》當社長。葉輝其實就是我剛才形容的這種人，在報紙裡面混跡，他叫我們這幫晚輩來幫忙，董啟章、我、還有一些其他人都來了，我們覺得老人家喊我們的時候我們要來，但所有人都勸這個大哥，「大哥，聽說這份報紙的老闆不發薪水的，你這番前去很危險啊。」「放心吧，我已經做好了充足的心理準備，我不會對不起自己，更不會對不起大家，全部都有稿費」。我們說，「大哥，稿費不是最重要的，這個報紙能搞得起來嗎？不會半途倒掉嗎？」「沒事，跟我上，弟兄們。」我們就去了，我就寫了半年，到現在還是沒有稿費，他自己半年的薪水也沒拿到。有一天他忽然給大家打電話說，「對不起，我還是要走了，雖然是社長，但半年沒拿到薪水，你們也趕快散吧」。所以大家就散了。那半年我寫的那些文章，就是現在這本書《我執》。我寫得蠻文藝腔的，當時香港一些年輕的文藝愛好者覺得寫得好。我在想，如果不是時代的變化，我們有一個身份變化的機會，我就會成為八零年代我曾經看到的那種穿汗衫、踩拖鞋的老頭，在報館一角叼著煙，在一個吊扇下改人家的稿子，然後有一些年輕人就會講「哎喲，那個就是當年寫《我執》那個專欄的梁文道，我看過幾篇，但是我中學的剪報早就丟掉不見了」。不斷地寫，不斷地出現，不斷地消失，我見過太多這種人，在以前、現在、身邊，一個一個的出現，一個一個的消失。我常常講的一個故事，我有幾位很佩服的前輩，是當年在香港搞社會運動的，很激進，我認識一個北京的哥們，他跟我說他對中國的托派很感興趣，我們知道這是很敏感的一個題目，但是他跟我要這方面材料，因為他知道中國最後的托派都在香港。我見過一些老人，八十多歲，臨死前幾年眼睛壞掉了，寫稿是用毛筆，斗大的字寫在宣紙上，一張紙才寫二十個字，寫了一份遺稿，寫得是什麼呢？是他從托派的角度分析中國革命的前途。晚年的時候他寫這些東西，他的所有子孫都覺得他瘋掉了，他死了之後，他的子孫趕快把他一生的藏書跟這個稿子拿出來賣給舊紙行，被我一個開書店的朋友發現了，然後搶救回來，我見過那批稿子。這個八十多、九十歲的老人在寫當年中國托派的想法，中國革命走上了錯誤的道路。只有托洛茨基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才是真正的道路，要救國，我們遲早要回到這條路。
我再補充一個，就是剛剛我說的那些前輩，有一些前輩我見過。當時搞社會運動是這幫老托派的徒孫，也叫「托派」，他們成立了一個政黨，叫「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當時跟他們敵對的勢力是無政府主義者，當時有個說法，無政府主義者的顏色是黑色，馬克思主義是紅色，後來有人試圖溝通兩邊叫做「紅黑兩旗並舉」。我們剛剛說的香港好像變成一個反動革命基地，好像很厲害，但是請注意，剛才我說的這兩個政黨，跑到巴黎開國際會議的這些人，其實人數從來沒超過兩百人，就到鬧市中間搞革命或者怎麼樣，但是搞革命也要吃飯、要生活，靠什麼謀生呢？還是我剛才說的那套老路，到媒體、電影裡寫寫劇本或者怎麼樣，最好的出路就是寫馬經，教人賭馬。香港曾經有一個紅及一時，現在仍然在寫馬經的馬評家，他用的筆名叫「馬恩賜」，這個筆名曾經是三個人的，三個革命同志，迫於生活，在資本主義體制下苟延殘喘，希望賺點錢，籌募革命經費，所以他們寫馬經，共用的筆名叫「馬恩賜」。「馬恩賜」大家知道是什麼意思嗎？聽起來是「賭馬，賜給我好運氣」對不對？不是，他的意思是「我的一生，所有的一切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所賜」，但這是一個教人賭馬的馬評家的筆名。
我最後再講一個故事，就是西西，我們心目中香港最好的作家。她寫《我城》是七十年代，那時候怎麼寫，我們知道西西是教書的，她住的房子特別小，窄的程度不可思議，不會有什麼書房。我記得我九零年代探訪北京的一些藝術家，北京的朋友、文化人告訴我說家很小，怎麼樣爛，我一進去看到每個都是豪宅，相對我們來講，我們住的又窄又小。那時候西西一家人一起住，她根本連一張像樣的書桌都沒有，她桌子上是每天要改的學生作業，家裡人還會看電視、打牌，她怎麼寫作呢？她就做了一個小木板，每次寫小說的時候她就躲進廁所把馬桶蓋放下來坐在上面，把這個板子放到大腿上墊稿紙，開始寫，這就是《我城》。這就是我們，這是我的香港、我喜歡的香港，這是我們創作的環境，真的是窮，到底工不工那是另一個問題，也是等一下我們要討論的。我今天先講到這裡，然後看駱以軍。
---
我常常覺得在看香港文學的時候，八十年代曾經有一個討論，大家都說香港是個沒有故事的城市，或者故事輪不到我們講，為什麼？別人都快把我們講跑了，我非常記得回歸的時候，當時中央電視台或者大陸的很多媒體都在講香港的歷史故事，在我看來那些故事全部都不能自圓其說。比如他們每次談到香港被丟在外面那麼多年，現在終於回來了，為什麼現在才回來？因為祖國強大了。其實1949年我們就能回去了，因為1949年的時候兵都到了羅湖，當時英國是完全沒有能力應付這個狀況的，完全可以解放香港，但是停住了。我記得當時的紀錄片有一幕不曉得是哪一位將軍，勒馬河邊，嘆息了一聲，還在英國米字旗下的彼岸怎麼樣，完全是虛構的，當時我不知道所謂的勒馬河邊不收回香港的真正理由。香港是新中國必須要保留住的一個對外的殖民地，因為它是個生金蛋的鵝，整個國家當時對外關係那麼緊張，只有透過香港外匯，其實保留香港是為了一個非常功利的理由，假如我們真的有那麼大的民族情感，我們應該不顧一切對不對？但沒有。當時我們看到的書裡的這些故事，在我看來是假的、是不能自圓其說的、是矛盾的。所有人都在講我們的故事，我們自己卻沒有故事，我們就像本雅明那樣一片一片的片段，甚至像董啟章那樣虛構一個，如果沒有故事就虛構嘛。
---
讀者：我想問一下，香港回歸這麼多年了，香港整個社會風土人情、生活習性，還有其它一些東西有什麼大的變化？謝謝！
梁文道：謝謝，這也是一言難盡的事，我很難現在告訴你香港有什麼變化，變化天天都有對不對？但最大的變化是，一方面來講香港比以前更糟了，更糟的意思是說原來殖民體制下很多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沒有變，當時很有名的說法是香港的體制維持五十年不變，鄧小平那句有名的話叫「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這句話另翻譯一個意思就是香港被封存在一個時間膠囊裡面。這個不變包括它原來的一切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那套制度大家都覺得是使香港成為香港的制度，可是大家忽略的是那套制度是在殖民地下誕生的制度。大家都以為只要讓香港維持原來殖民地時代的樣子就會很好，而忽略了那個東西其實有它黑暗的一面，這個黑暗面我覺得這十多年來變得更嚴重。但是你又覺得不可改變，因為我們認定了五十年不變，所以香港出現了一批「八十後」，跟大陸講的「八零後」是不同概念的年輕人。這個「八十後」是一批有很強大反省能力和動員能力的年輕人，他們在過去幾年對各種社會問題提出很尖銳的批判，而且願意採取行動。比如為了反對高鐵興建，他們動員了，政府都嚇壞了，一萬個「八十後」的年輕人包圍香港立法會。他們整個行動又迅速又有創意，口號很動人，我覺得從這方面香港要比以前更好，就是我覺得香港進入了第二次現代化階段，整個社會開始集體反省我們是不是真的有我們過去說的那麼好，我們是不是真的像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優秀，還是說我們其實是有很多問題，我們應該改造、批判自己。
我們知道今天香港主流掌權者，從政府到一些大商人，他們每天想的問題就是香港快被北京上海超越了，香港要怎麼樣才能始終保持在全國領先地位，他們想的全是這個。但是我覺得香港新一代年輕人想的不是這些問題，他想的是上海要走我們過去的老路要走得比我們還快，那就讓它去走，北京喜歡蓋高樓那就讓它去蓋，我們受夠了，我們不要再拆房子了，我們要鄉村。也就是說各位在北京今天受房價之苦，這個東西是我們過去數十年在忍受的，我看到今天的北京就是在看過去二三十年我們經歷的香港，一模一樣，而且香港的房價現在都還比北京貴。我們前陣子還拍出一個全球最高價的房子，3億多港幣，是一個來自廣東惠州的80後少婦買的。記者後來打電話問到她，說你怎麼買得起這個房子啊？你老公做什麼的呢？那個80後廣東少婦的答案是，這在我們廣東是中等收入。我覺得香港有點受夠了，就是你們要搶競爭力你們去吧，你們要拼速度、效率，你們去吧，香港現在年輕人想的是我們怎麼樣生活會更幸福。也許錢沒那麼多，但是我們要更民主，我們要更平等，我們要更公正。所以很多老人都看不慣，覺得香港年輕一代不再像當年那個香港，現在的香港年輕一代想的就是不要變成當年那個香港。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變化挺大的。現在的矛盾跟衝突其實是非常劇烈的。
---
讀者：剛才那位同學問的可能是經驗匱乏的，我想問一下「後工」，我覺得梁老師好像一直沒有談到這一塊的東西，我想聽聽兩位老師對於這個「工」的一些解釋，這個工為什麼是工作的工，不是用功的功。尤其是駱老師，我很欣賞您那種敘事性，其實我希望讓更多的人可以知道駱老師是怎樣一個人，您能用簡短、直接的方式讓大家知道你嗎？
梁文道：你應該開一個微博，所寫的東西不准超過140字。我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講故事、寫作的方式，但我們今天的問題是常常希望所有人都是這樣子寫，這樣子說話。我們看書或者聽人說話是一個互相調整的過程，到底是期待人家改變來牽就我，還是我去改變牽就人。我不知道，但我常常覺得在長大的經歷中，我總是被改變的人，這一連串的改變過程，才會有成長，才會有變化，當然我們會覺得駱以軍這麼講話好像很難懂，這就要看你有多想懂了，你在聽的時候，你聽到什麼，你有沒有進去。
我來正面回答你，為什麼是這個「工」呢？因為這個不是成語嘛，人家就是這麼寫的，這個工的理由就在於它是工巧，很漂亮的那種感覺。舉個例子，我是廣東順德人，廣東當然珠三角不錯，是魚米之鄉，也不能說窮，但是我們那個地方的人常常以為自己窮，所以要求後工，我們做飯很少用山珍海味的原材料，有一道傳說中的名菜叫做釀豆芽，是什麼呢？就是豆芽菜。我們把豬肉、鯪魚肉、菇、蘿蔔幾種東西剁成醬，灌進豆芽裡面，然後拿來煮湯，這個菜名就叫豆芽湯，你聽名字完全不起眼，但是老饕一看到豆芽湯就知道大師傅來了。這叫窮而不工，材料不多就能做這種東西。窮而不工是我定的題目，為什麼呢？它包含很多意思，很多人會覺得我們這些海外人好像沒有故事可說，但其實不是沒故事，經驗太多了，就像你見過的生死太多，反而你是不會說話的。我想講的窮是很多層面的意義，因為剛剛受到駱以軍的影響，要不本來我會講一些不是故事的，也許更合您意一些比較理論的東西。
我簡單講一個例子吧，什麼叫窮呢？例如我們香港人在語言上就是很窮的，為什麼呢？像你們寫東西比我們舒服多了，我還好，我起碼在台灣長大，各位你們從小寫作大概從來沒有什麼太大困難，我為什麼可以這麼講？因為比起香港人，都是說粵語寫白話，如果真按廣東話那樣寫，整個寫出來的東西是不對的，所以我們從小寫作的時候，所有的同輩作家包括啟章都要經過一個非常痛苦的調整過程。那不是一個天生的語言，不是自然的語言，我們可以說那是窮的。在那個窮困狀態下，我們更意識到語言這個東西跟我要表達的東西、跟我看到的東西之間永遠不是自然的、永遠不是直接的，正是中間斷鏈才使我們意識到文字的虛構、文字的問題，文字不是那麼自然的東西。這就是我們的「工」，真的是要做一番造作，我們所學的中文的一切現成的表述方式都是脫離實際生活環境的。
當然台灣其實是另一種狀況，四五十年代之後，國民黨帶過去一批外省人，裡面有一些是現代主義的健將，但是台灣恰恰是對社會寫實很抗拒的，因為一社會寫實你就是紅色的、你就是共產黨，這個現代主義還有另一個方面就是本省的過去用日文寫作的作家，那批作家深受日本現代文學影響，所以台灣的現代主義的根埋得很深很深，而且被激情推漲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他對於語言也變得特別敏感。所以我覺得我們三個地方都跟大陸完全不一樣，語言對我們構成了不同的問題。
POSTED AT 20:41
LABELS: (訪談), [八十後], [本土], 梁文道
鳳凰網讀書會節錄
駱以軍最喜歡講經驗匱乏，而我比較喜歡講「窮」，但是「窮」了之後「工」不「工」就不知道，反正「窮」是肯定的。我們兩個分別先談半小時，之後我們之間可能有一些答問和對談，然後再邀請大家一起參加我們的答問對談。
我先來講一下什麼叫做「窮」，其實我認為人要窮是很容易的事情，要有錢那是很難的事情。從來「窮」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這是很正常、很常見的事。但是剛剛我跟以軍來的路上聊，講到以前我們在香港所謂「窮」的那個經驗是什麼。
香港浸會大學邀請駱以軍任2011年駐校作家，所以他最近一陣子正好在香港住，有兩三個月的時間，在那兒寫作，做一些演講、授課等等。他剛剛說他住在香港一個叫大角咀的地方。大角咀，大家一定不會知道是什麼地方的，我看到有人點頭，居然知道，太奇怪了。大家最清楚的就是港島，對著它的是九龍半島，九龍半島後面是新界，九龍半島上面有一個沒落掉的老工業區就是大角咀。今天的大角咀看起來是個有點破舊的地方，跟香港給人那種光鮮的典型印象不太一樣，駱以軍就住在那兒。
他剛剛跟我提到一件事，他住的地方樓下是一家茶餐廳，我相信北京的朋友也應該知道什麼叫茶餐廳，北京也很容易見到茶餐廳，不過我可以很負責任地告訴各位，我在北京幾乎沒見過真正的茶餐廳。因為我在北京看到的茶餐廳都太漂亮了，跟今天的北京一樣，香港的茶餐廳應該是更髒、更亂、更吵，更市井的，不會開在那麼好的商場裡面，駱以軍說的那種茶餐廳應該也是這種狀態。他就在那個茶餐廳的門口，在一張供神的桌子上面寫稿，寫他的新小說。那個桌子是香港很常見那種，香港的茶餐廳一定會擺著一個小案，上面放些水果、放些香、放些蠟燭，供一個神位，你們知道是供的是什麼？通常是關公。在香港大家都愛拜關公，做生意的拜關公、幹警察的拜關公，每個警察局都有個關公的靈位。黑社會當然更要拜關公，拜關公是香港的一個全民運動。
前幾天我們倆在北大做一個活動，主要是他演講，我幫他做一個開場的介紹和結尾的總結。提問環節有一個同學問：「你怎麼看香港、台北跟大陸的文化分別？」我記得那時候我非常簡單地答了一句話，那句話聽起來有點像開玩笑，但是起碼從我的感性認識上我覺得是真的。一般台灣給人的印象是台灣人說話會比較溫暖，溫情脈脈，這種溫情是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的。比如我常常開玩笑，台灣那個唱片CD，我看到在場有很多年輕人，大家大概都不知道什麼叫CD了吧？哦，還知道，在博物館見過對不對？台灣CD的盒子裡面有小冊子寫歌詞什麼的，拿出來塞不進去的，為什麼呢？因為它太厚了。為什麼太厚？因為通常你看到的不僅僅是歌詞，歌手很喜歡拿筆寫錄這首歌時的心情，他們很多心情，通常要寫這一句。大陸是怎麼樣呢？我常常在大陸碰到一些年輕人說話氣宇軒昂的，一看就覺得他是充滿大志的，就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那種狀態，這種狀態發展到最激烈的程度會是怎麼樣的？我親身接過一張北京的朋友給我的名片，名片上面印著「京城五大才子之一」。我很想問他另外四大是哪四個，但是這個想法一閃即逝，我不好意思再追問。這是我印象中的北京。北京的藝術家也都很能說，說自己在干藝術，每個人都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在做一個很偉大的事情，是要載入史冊的東西，就算不是，他起碼要說的是。那香港的情況是怎麼樣的，香港就是一個非常冷的、非常低調的，或者是非常自卑的狀態。香港所有的作家都不會稱自己「作家」，因為我們覺得一旦叫自己「作家」，就覺得很丟人。那個丟人不是真的看不起作家，而是覺得一個人怎麼能夠叫自己作家呢？「家」啊，你成「家」了嗎？所以我們藝術家也不叫自己藝術家，我們更不會說我們是「港島五大才子之一」，這種話從來不敢講的。香港寫作的人稱自己作「文字工作者」，藝術家稱「藝術工作者」。總之是要把自己貶到一個非常角落的地步，我們才覺得安然和舒適。這是香港，它很冷，藝術家也不太會說話，不會形容自己的作品，你問他這個作品的意義是什麼，他不會跟你講他在藝術史上將會有什麼樣的地位，他通常會說，我這個沒什麼意思，我做好玩的，儘量希望做一些人家看不到的東西。
我再舉一個例子，我年輕的時候也學人家搞觀念藝術、行為藝術什麼的，有兩三年我真的是在做這個。我有一些朋友做了很多的計劃，比如有一陣子我們印一些螢光的貼紙，很小的一張，就是在夜晚如果有燈光閃過它會有螢光發出來，黃黃的，不是很亮。有一天晚上我們好像是在彌敦道，我都忘了，太久以前的事了，這個彌敦道是一條街，兩邊還有樹，你知道香港街道沒有樹對不對？這條街有行道樹。我們在樹葉下面貼這些貼紙，大家想像那是什麼情況，到了夜深的時候，從十二點、一點，到天亮這四五個小時中間，如果你經過這條路，你就會發現街的兩旁好像有好多螢火蟲，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就是香港市區裡面居然有螢火蟲了，我們覺得好愉快。第二天這些東西被人發現了，香港的公務人員聘請清潔人員把它們全幹掉了，所以只存在四五個小時，這件事在公開場合我好像只說過幾次。我們幾個朋友自己掏腰包去幹這個，事後沒有跟任何人講，我們也不想說，沒有寫評論，沒有拍照片、也沒有錄像，因為我們只是我們要做一些別人看不到的東西，我們要做一些幾乎沒有人會發現的東西，它只存在一個夜晚，甚至五六個小時，然後它就消失了。其實今天我跟各位講我都會覺得羞恥，我們不應該把它寫出來，告訴別人這個作品有什麼意義，它在藝術上試圖達到什麼樣的突破，不，我們不談這些，我們要做的就是讓自己做一件我喜歡的，最後消失。我為什麼突然講這些，就是因為我覺得消失與冷酷、與卑微、微小，或者黃碧雲小說常喜歡用的字眼「安雅」很貼近，甚至是我們的自我定位、自我鍾情的一種文化感性。人家印象中的香港文化界就是這樣。
接著說駱以軍住的地方--大角咀。在那不遠處有另一個地方叫太子，也是一個很衰落的社區，有一些老工作坊，做鐵、做螺絲釘，修補電器之類的。我們另一個好朋友叫董啟章，是一個非常好的小說家，以前就住在太子，他家就是干這個的。再走遠一點點就是旺角，沒去過香港的人也會聽過這個地方，我以前是常混旺角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旺角有很多的書店，也有很多的色情場所，後者跟我無關。但是你很難不跟它發生關係，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書店，香港也是二樓書店嘛，現在其實已經不是二樓了，現在好多書店都在七樓或者十三樓。那為什麼叫二樓書店呢？因為香港的書店幾乎不可能在地面上租到一個鋪來開書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為節省資金書店都要開到樓上，而且書店的空間很窄很小，因為地租價錢越來越貴。我們文藝青年都要去那些書店找書看，那麼去那些書店必然要經過很多那種，我們廣東話叫架步的地方，架步的意思就是色情場所，什麼按摩、一龍一鳳，這種東西就叫架步。你在樓梯上上下下，手上抱著一堆書，比如說駱以軍的書，然後樓上下來可能就有一個嫖客抽著煙，神清氣爽或者身軀疲乏，我們這麼擦肩而過，就在同一個樓梯。旺角那條街太熱鬧了，滿街的人，聲音很混雜，地上髒髒的，現在最多的當然是大陸的遊客，兩邊都是電器行，很多遊客在這裡搶Ipad2，搶Iphone，最新的情況是大家去搶奶粉。也有些外國人，外國人在這邊很奇怪，他們喜歡站在街道最中央，為什麼？因為他們要拍照，他們這輩子不會見到這麼多的人。我把旺角理解為不是幾條街，它其實是往上空發展的，它每一座樓都是一個垂直的街道。為什麼呢？比如人家要來香港就說，好難找到咖啡廳對不對？其實是有的，旺角，但是你要搭電梯到七樓或者是八樓，中間經過的都是些很古怪的小商店、小公司或者色情場所，理髮廳等。你要把旺角的大樓想像成是個豎起來的街道，你在一個街道散步的話，你是從一個地方走到一個地方，是漫遊的眼光，但在旺角走這種垂直的街道，你的眼光是一開一關，每一次都是一剎那的、瞬間的、直接的。啪，一開，好漂亮這馬子，然後上面一開，哇，這個老婆在賭馬，然後一開，這個怎麼樣。我們那時候常在這些地方買書，還教書，旺角可以教書嗎？旺角有學校，現在有一家學校還在，叫華夏書院，這是香港1949年後民間書院的傳統，最有名的也許就是新亞書院，在座的可能有聽過。華夏書院是那個時期的書院之一，它們是干嘛的呢？白天就是一些老人家穿著那種我們亞熱帶地區很喜歡穿的白色、透到兩個乳暈都看得到的那種汗衫，掛著一籠鳥，在那邊抽煙、看報紙、看書，晚上就會有人來上課，上什麼課呢？各種文史哲的課程。附近有另一家書院叫法住書院，我曾經在那邊教過古希臘哲學，來聽我講的人都是一些怪人，一些老頭子，聽我講亞里士多德，整個狀態很古怪。我們同學或者朋友掙到一些錢就會到附近的書店買書看，因為書店都在那裡。買了書想翻一翻，教書前做最後的準備或者有時候下午寫稿，我們就在茶餐廳。
我最喜歡的一個茶餐廳在女人街，是專賣假名牌的，有點像北京秀水街的一個地方，但是非常破爛，人非常多。我很喜歡那個茶餐廳，我們有一幫人老在那邊聚，不是故意的，是偶爾碰到的，大家常在那邊寫稿或者讀書。當然我們這種人不是這家茶餐廳的主要客人，它的主要客人是附近的一些妓女或者嫖客，你能很清楚看出那些妓女的生活其實是很疲倦的，她們一天可以接到三十個客人。她們每次下來吃飯叫一碟飯，我們叫碟頭飯，就是大陸的蓋飯。她們一桌女的在那邊吃、抽煙，吃著吃著就會來一個金頭髮瘦瘦的男孩，是扯皮條的，說，「喂，到你了」，就是輪到你了。「哦，好」，吃完兩口，然後上去，那些吃的還在，過了不曉得多久之後，有時快有時慢，這個我們沒辦法替她決定，她又回來繼續吃那碟飯。
每個禮拜二和禮拜四是賭馬的日子，黃昏的時候有一家電視台會直播賽馬的過程。茶餐廳有電視機，白天的時候會有人來看股票新聞，下午的時候就是來看賭馬的新聞，晚上就是看賭球的。這時候整個茶餐廳的人會變得非常激動，都是一些社會的基層或者是中年人，尤其現在香港年輕人不賭馬，不賭球，所以賭馬的人變成了中年以上，尤其是老人的娛樂。一群人圍著電視機，會看到全場的那些阿叔很興奮，「上上上」，賭馬總是只有一隻馬勝出，其他輸掉，輸掉之後呢，這是首都，抱歉，但是我還是必須要講，這是很傳神的話，你會聽到整個餐廳裡一起「丟」。報紙啊，彩票啊，丟得滿地都是，這是很經典的場面。再晚一點會有一些附近收保護費的黑社會過來，穿著拖鞋，都是小混混，不是大哥，大哥不會來這種地方。抽煙，滿嘴粗話，就像大家看電影裡面古惑仔那種，不過我看了那麼多年真實的古惑仔，我還沒看過有鄭伊健那麼帥的，所以大家不要以為這是真的。
但是這些人之中也有一些人，比如呂壽琨，呂壽琨是誰呢？呂壽琨是香港現代水墨畫的一代宗師，他影響了台灣和香港的現代水墨畫。他最早受蒙德里安的影響，後來受極簡主義的影響，把那個影響帶到水墨畫，是個觀點很前衛的水墨畫家。作為一代水墨畫宗師，他日常就是穿一條短褲，一個拖鞋，像我剛才形容那樣，「上上上」，他也是那種人，他也賭馬。他在一個公車站工作，最初是開公車，後來是管理一個車站的站長，但是沒有人知道他是所謂的一代水墨畫宗師。有一個我們很喜歡的詩人叫阿嵐（音），他的年紀很大了，詩寫得很好，他寫的那種詩今天大陸很少見，其實他是非常左的，他寫的是社會寫實主義。他的職業也是開公車，做公交司機。我們那時候畫漫畫的叫阿高，我在節目也提過他，他是個漫畫畫得很好的人，他是做地下樂隊的，是個低音吉他手。他日常的生活其實就在大角咀旁邊一個面包店裡烤蛋糕。
那些妓女急急忙忙上下樓，整個茶餐廳裡面人「上上上」、丟報紙，「搣馬飛」，賭馬要有一張票，像彩券一樣。我們在這樣的環境裡讀書，比如讀唐君毅先生的《中國文化之花朵飄零》，讀《佛性與般若》，讀錢賓四先生的書或者一些很前衛的作家。當年朗天的爸爸他們那一輩，寫那種他們覺得很前衛的小說，五十年代的小說也夠怪的，一本小說中間九頁是空白的，大家都以為印錯了，其實不是，他是故意的，他覺得那九頁空白代表的是后羿射下來的九個太陽，那是五十年代的東西。
這就是我的香港，這是我所愛的香港，這是一個做藝術家或者文化人不會像在北京，有個地方、有個圈子大家混，大家都往那兒去，沒有，我們是分散在城市的不同的角落，混跡於各種各樣三教九流的人中間，在那個環境底下我們可以完全不受打攪的繼續讀書、寫作，我們不會覺得吵，因為我們太習慣了。我們寫什麼呢？如果你要寫作的話寫的東西會是什麼樣的東西呢？這些東西絕大部分都是會消失的，因為在香港你要做一個小說家，我指的是專心的，比如寫《西夏旅館》，要很專心要寫一部四十萬字的小說，這種狀況在香港是幾乎不可能的。香港寫長篇最有名的作家大家都讀過，那就是金庸，對不對？哪怕是像金庸這長篇怎麼來的，大家也知道，是當年報紙的連載，每天一段、每天一段，是報紙的連載。那另一個有名的長篇作家也可能都讀過的，是倪匡，還有誰呢？古龍，還有誰呢？亦舒。還有誰呢？張小嫻。這些所謂的長篇都是報紙連載連載連載，香港延續了一個民國年間文人在報紙上面的副刊或專欄寫專那種傳統，大家都靠這個來生活，你只能靠這個生活，但稿費又不是太高，所以你要什麼都能寫，你要什麼都可以寫，而且要能通俗，你要能寫得很通俗。但是在偶爾的情況下你可以冒一些險。比如說我在剛剛出道，開始寫稿是在1988年，在報紙寫專欄。那個年代當然不像現在有E-mail、有電腦，還在用手寫。傳真是有了，但是有時候真的趕起來或者怎麼樣我們還是會直接送稿會報館，或者報紙編輯來收稿，這是我見過的。那個年代我見過一些真正的老報館，遺存下來的還有像《華僑日報》啊。那個報館是當年老報館的風格，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個電影叫《胭脂扣》？或者像《花樣年華》中梁朝偉供職的那種報館，就是那種感覺。我都覺得很奇怪，不曉得為什麼當年的報館門口都像西部片裡面的酒吧一樣，門是要這樣推開的。走進去，就會發現整個空間都是木頭的顏色，煙霧繚繞，昏黃的燈光，油墨的氣味，打字機的聲音、算盤的聲音，很吵鬧。你會看到一個老頭在一個角落在編稿，在編輯，有人會告訴我們這些十幾二十歲年輕人，「這個就是誰誰誰」，「哦，就是誰誰誰」。那個「誰誰誰」是誰呢？他也許是一個我們傳說中的一個很了不起的作家，他寫了些什麼呢？他也許曾經用了三十多個筆名（那這些筆名有很多他自己都不記得了）在某份報紙上面寫過連載的色情小說，那這是我們那一代文化人都幹過的事，朗天他們都幹過，那時候我只寫了很短很短幾篇，我也跟你講過，就是我寫這個《鹹濕黃飛鴻》，就是《鹹濕黃飛鴻》。「鹹濕」大家懂是什麼意思嗎？就是廣東話大家都懂，就是好色的，《好色黃飛鴻》，我記得我寫那幾篇他們後來就不用我了，所以我就沒再寫了。我坦白講，那時候還有一點文人的那種自尊心，覺得過不去。我寫的那幾篇是講什麼《鹹濕黃飛鴻》、《盤腸大戰十三姨》，我們寫這種東西，寫馬經，教人賭錢。但是莫名其妙有些老前輩作家他也許一個月他也不曉得怎麼回事，忽然在整個月在考證，寫的東西是在考證唐朝的玻璃。或者某個作家他忽然寫了一個什麼專家，大家都覺得好佩服，但那個專欄它是注定永遠不會出書的，它就在報紙上出現，那個報紙的前後內容就是什麼地方砍人了、什麼地方暴動了，混雜在這些內容裡面，出現一天，不見了，除非你剪報，要不然他就永遠消失了。
我有一本書在大陸出版，叫做《我執》，這部書原來就是一個報紙的專欄，這個專欄當年在香港超爛的，現在也是，在只剩下幾千個讀者的《成報》裡連載。我們有一個很尊敬的文學界前輩叫葉輝，他在《成報》當社長。葉輝其實就是我剛才形容的這種人，在報紙裡面混跡，他叫我們這幫晚輩來幫忙，董啟章、我、還有一些其他人都來了，我們覺得老人家喊我們的時候我們要來，但所有人都勸這個大哥，「大哥，聽說這份報紙的老闆不發薪水的，你這番前去很危險啊。」「放心吧，我已經做好了充足的心理準備，我不會對不起自己，更不會對不起大家，全部都有稿費」。我們說，「大哥，稿費不是最重要的，這個報紙能搞得起來嗎？不會半途倒掉嗎？」「沒事，跟我上，弟兄們。」我們就去了，我就寫了半年，到現在還是沒有稿費，他自己半年的薪水也沒拿到。有一天他忽然給大家打電話說，「對不起，我還是要走了，雖然是社長，但半年沒拿到薪水，你們也趕快散吧」。所以大家就散了。那半年我寫的那些文章，就是現在這本書《我執》。我寫得蠻文藝腔的，當時香港一些年輕的文藝愛好者覺得寫得好。我在想，如果不是時代的變化，我們有一個身份變化的機會，我就會成為八零年代我曾經看到的那種穿汗衫、踩拖鞋的老頭，在報館一角叼著煙，在一個吊扇下改人家的稿子，然後有一些年輕人就會講「哎喲，那個就是當年寫《我執》那個專欄的梁文道，我看過幾篇，但是我中學的剪報早就丟掉不見了」。不斷地寫，不斷地出現，不斷地消失，我見過太多這種人，在以前、現在、身邊，一個一個的出現，一個一個的消失。我常常講的一個故事，我有幾位很佩服的前輩，是當年在香港搞社會運動的，很激進，我認識一個北京的哥們，他跟我說他對中國的托派很感興趣，我們知道這是很敏感的一個題目，但是他跟我要這方面材料，因為他知道中國最後的托派都在香港。我見過一些老人，八十多歲，臨死前幾年眼睛壞掉了，寫稿是用毛筆，斗大的字寫在宣紙上，一張紙才寫二十個字，寫了一份遺稿，寫得是什麼呢？是他從托派的角度分析中國革命的前途。晚年的時候他寫這些東西，他的所有子孫都覺得他瘋掉了，他死了之後，他的子孫趕快把他一生的藏書跟這個稿子拿出來賣給舊紙行，被我一個開書店的朋友發現了，然後搶救回來，我見過那批稿子。這個八十多、九十歲的老人在寫當年中國托派的想法，中國革命走上了錯誤的道路。只有托洛茨基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才是真正的道路，要救國，我們遲早要回到這條路。
我再補充一個，就是剛剛我說的那些前輩，有一些前輩我見過。當時搞社會運動是這幫老托派的徒孫，也叫「托派」，他們成立了一個政黨，叫「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當時跟他們敵對的勢力是無政府主義者，當時有個說法，無政府主義者的顏色是黑色，馬克思主義是紅色，後來有人試圖溝通兩邊叫做「紅黑兩旗並舉」。我們剛剛說的香港好像變成一個反動革命基地，好像很厲害，但是請注意，剛才我說的這兩個政黨，跑到巴黎開國際會議的這些人，其實人數從來沒超過兩百人，就到鬧市中間搞革命或者怎麼樣，但是搞革命也要吃飯、要生活，靠什麼謀生呢？還是我剛才說的那套老路，到媒體、電影裡寫寫劇本或者怎麼樣，最好的出路就是寫馬經，教人賭馬。香港曾經有一個紅及一時，現在仍然在寫馬經的馬評家，他用的筆名叫「馬恩賜」，這個筆名曾經是三個人的，三個革命同志，迫於生活，在資本主義體制下苟延殘喘，希望賺點錢，籌募革命經費，所以他們寫馬經，共用的筆名叫「馬恩賜」。「馬恩賜」大家知道是什麼意思嗎？聽起來是「賭馬，賜給我好運氣」對不對？不是，他的意思是「我的一生，所有的一切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所賜」，但這是一個教人賭馬的馬評家的筆名。
我最後再講一個故事，就是西西，我們心目中香港最好的作家。她寫《我城》是七十年代，那時候怎麼寫，我們知道西西是教書的，她住的房子特別小，窄的程度不可思議，不會有什麼書房。我記得我九零年代探訪北京的一些藝術家，北京的朋友、文化人告訴我說家很小，怎麼樣爛，我一進去看到每個都是豪宅，相對我們來講，我們住的又窄又小。那時候西西一家人一起住，她根本連一張像樣的書桌都沒有，她桌子上是每天要改的學生作業，家裡人還會看電視、打牌，她怎麼寫作呢？她就做了一個小木板，每次寫小說的時候她就躲進廁所把馬桶蓋放下來坐在上面，把這個板子放到大腿上墊稿紙，開始寫，這就是《我城》。這就是我們，這是我的香港、我喜歡的香港，這是我們創作的環境，真的是窮，到底工不工那是另一個問題，也是等一下我們要討論的。我今天先講到這裡，然後看駱以軍。
---
我常常覺得在看香港文學的時候，八十年代曾經有一個討論，大家都說香港是個沒有故事的城市，或者故事輪不到我們講，為什麼？別人都快把我們講跑了，我非常記得回歸的時候，當時中央電視台或者大陸的很多媒體都在講香港的歷史故事，在我看來那些故事全部都不能自圓其說。比如他們每次談到香港被丟在外面那麼多年，現在終於回來了，為什麼現在才回來？因為祖國強大了。其實1949年我們就能回去了，因為1949年的時候兵都到了羅湖，當時英國是完全沒有能力應付這個狀況的，完全可以解放香港，但是停住了。我記得當時的紀錄片有一幕不曉得是哪一位將軍，勒馬河邊，嘆息了一聲，還在英國米字旗下的彼岸怎麼樣，完全是虛構的，當時我不知道所謂的勒馬河邊不收回香港的真正理由。香港是新中國必須要保留住的一個對外的殖民地，因為它是個生金蛋的鵝，整個國家當時對外關係那麼緊張，只有透過香港外匯，其實保留香港是為了一個非常功利的理由，假如我們真的有那麼大的民族情感，我們應該不顧一切對不對？但沒有。當時我們看到的書裡的這些故事，在我看來是假的、是不能自圓其說的、是矛盾的。所有人都在講我們的故事，我們自己卻沒有故事，我們就像本雅明那樣一片一片的片段，甚至像董啟章那樣虛構一個，如果沒有故事就虛構嘛。
---
讀者：我想問一下，香港回歸這麼多年了，香港整個社會風土人情、生活習性，還有其它一些東西有什麼大的變化？謝謝！
梁文道：謝謝，這也是一言難盡的事，我很難現在告訴你香港有什麼變化，變化天天都有對不對？但最大的變化是，一方面來講香港比以前更糟了，更糟的意思是說原來殖民體制下很多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沒有變，當時很有名的說法是香港的體制維持五十年不變，鄧小平那句有名的話叫「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這句話另翻譯一個意思就是香港被封存在一個時間膠囊裡面。這個不變包括它原來的一切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那套制度大家都覺得是使香港成為香港的制度，可是大家忽略的是那套制度是在殖民地下誕生的制度。大家都以為只要讓香港維持原來殖民地時代的樣子就會很好，而忽略了那個東西其實有它黑暗的一面，這個黑暗面我覺得這十多年來變得更嚴重。但是你又覺得不可改變，因為我們認定了五十年不變，所以香港出現了一批「八十後」，跟大陸講的「八零後」是不同概念的年輕人。這個「八十後」是一批有很強大反省能力和動員能力的年輕人，他們在過去幾年對各種社會問題提出很尖銳的批判，而且願意採取行動。比如為了反對高鐵興建，他們動員了，政府都嚇壞了，一萬個「八十後」的年輕人包圍香港立法會。他們整個行動又迅速又有創意，口號很動人，我覺得從這方面香港要比以前更好，就是我覺得香港進入了第二次現代化階段，整個社會開始集體反省我們是不是真的有我們過去說的那麼好，我們是不是真的像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優秀，還是說我們其實是有很多問題，我們應該改造、批判自己。
我們知道今天香港主流掌權者，從政府到一些大商人，他們每天想的問題就是香港快被北京上海超越了，香港要怎麼樣才能始終保持在全國領先地位，他們想的全是這個。但是我覺得香港新一代年輕人想的不是這些問題，他想的是上海要走我們過去的老路要走得比我們還快，那就讓它去走，北京喜歡蓋高樓那就讓它去蓋，我們受夠了，我們不要再拆房子了，我們要鄉村。也就是說各位在北京今天受房價之苦，這個東西是我們過去數十年在忍受的，我看到今天的北京就是在看過去二三十年我們經歷的香港，一模一樣，而且香港的房價現在都還比北京貴。我們前陣子還拍出一個全球最高價的房子，3億多港幣，是一個來自廣東惠州的80後少婦買的。記者後來打電話問到她，說你怎麼買得起這個房子啊？你老公做什麼的呢？那個80後廣東少婦的答案是，這在我們廣東是中等收入。我覺得香港有點受夠了，就是你們要搶競爭力你們去吧，你們要拼速度、效率，你們去吧，香港現在年輕人想的是我們怎麼樣生活會更幸福。也許錢沒那麼多，但是我們要更民主，我們要更平等，我們要更公正。所以很多老人都看不慣，覺得香港年輕一代不再像當年那個香港，現在的香港年輕一代想的就是不要變成當年那個香港。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變化挺大的。現在的矛盾跟衝突其實是非常劇烈的。
---
讀者：剛才那位同學問的可能是經驗匱乏的，我想問一下「後工」，我覺得梁老師好像一直沒有談到這一塊的東西，我想聽聽兩位老師對於這個「工」的一些解釋，這個工為什麼是工作的工，不是用功的功。尤其是駱老師，我很欣賞您那種敘事性，其實我希望讓更多的人可以知道駱老師是怎樣一個人，您能用簡短、直接的方式讓大家知道你嗎？
梁文道：你應該開一個微博，所寫的東西不准超過140字。我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講故事、寫作的方式，但我們今天的問題是常常希望所有人都是這樣子寫，這樣子說話。我們看書或者聽人說話是一個互相調整的過程，到底是期待人家改變來牽就我，還是我去改變牽就人。我不知道，但我常常覺得在長大的經歷中，我總是被改變的人，這一連串的改變過程，才會有成長，才會有變化，當然我們會覺得駱以軍這麼講話好像很難懂，這就要看你有多想懂了，你在聽的時候，你聽到什麼，你有沒有進去。
我來正面回答你，為什麼是這個「工」呢？因為這個不是成語嘛，人家就是這麼寫的，這個工的理由就在於它是工巧，很漂亮的那種感覺。舉個例子，我是廣東順德人，廣東當然珠三角不錯，是魚米之鄉，也不能說窮，但是我們那個地方的人常常以為自己窮，所以要求後工，我們做飯很少用山珍海味的原材料，有一道傳說中的名菜叫做釀豆芽，是什麼呢？就是豆芽菜。我們把豬肉、鯪魚肉、菇、蘿蔔幾種東西剁成醬，灌進豆芽裡面，然後拿來煮湯，這個菜名就叫豆芽湯，你聽名字完全不起眼，但是老饕一看到豆芽湯就知道大師傅來了。這叫窮而不工，材料不多就能做這種東西。窮而不工是我定的題目，為什麼呢？它包含很多意思，很多人會覺得我們這些海外人好像沒有故事可說，但其實不是沒故事，經驗太多了，就像你見過的生死太多，反而你是不會說話的。我想講的窮是很多層面的意義，因為剛剛受到駱以軍的影響，要不本來我會講一些不是故事的，也許更合您意一些比較理論的東西。
我簡單講一個例子吧，什麼叫窮呢？例如我們香港人在語言上就是很窮的，為什麼呢？像你們寫東西比我們舒服多了，我還好，我起碼在台灣長大，各位你們從小寫作大概從來沒有什麼太大困難，我為什麼可以這麼講？因為比起香港人，都是說粵語寫白話，如果真按廣東話那樣寫，整個寫出來的東西是不對的，所以我們從小寫作的時候，所有的同輩作家包括啟章都要經過一個非常痛苦的調整過程。那不是一個天生的語言，不是自然的語言，我們可以說那是窮的。在那個窮困狀態下，我們更意識到語言這個東西跟我要表達的東西、跟我看到的東西之間永遠不是自然的、永遠不是直接的，正是中間斷鏈才使我們意識到文字的虛構、文字的問題，文字不是那麼自然的東西。這就是我們的「工」，真的是要做一番造作，我們所學的中文的一切現成的表述方式都是脫離實際生活環境的。
當然台灣其實是另一種狀況，四五十年代之後，國民黨帶過去一批外省人，裡面有一些是現代主義的健將，但是台灣恰恰是對社會寫實很抗拒的，因為一社會寫實你就是紅色的、你就是共產黨，這個現代主義還有另一個方面就是本省的過去用日文寫作的作家，那批作家深受日本現代文學影響，所以台灣的現代主義的根埋得很深很深，而且被激情推漲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他對於語言也變得特別敏感。所以我覺得我們三個地方都跟大陸完全不一樣，語言對我們構成了不同的問題。
POSTED AT 20:41
LABELS: (訪談), [八十後], [本土], 梁文道
我先來講一下什麼叫做「窮」，其實我認為人要窮是很容易的事情，要有錢那是很難的事情。從來「窮」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這是很正常、很常見的事。但是剛剛我跟以軍來的路上聊，講到以前我們在香港所謂「窮」的那個經驗是什麼。
香港浸會大學邀請駱以軍任2011年駐校作家，所以他最近一陣子正好在香港住，有兩三個月的時間，在那兒寫作，做一些演講、授課等等。他剛剛說他住在香港一個叫大角咀的地方。大角咀，大家一定不會知道是什麼地方的，我看到有人點頭，居然知道，太奇怪了。大家最清楚的就是港島，對著它的是九龍半島，九龍半島後面是新界，九龍半島上面有一個沒落掉的老工業區就是大角咀。今天的大角咀看起來是個有點破舊的地方，跟香港給人那種光鮮的典型印象不太一樣，駱以軍就住在那兒。
他剛剛跟我提到一件事，他住的地方樓下是一家茶餐廳，我相信北京的朋友也應該知道什麼叫茶餐廳，北京也很容易見到茶餐廳，不過我可以很負責任地告訴各位，我在北京幾乎沒見過真正的茶餐廳。因為我在北京看到的茶餐廳都太漂亮了，跟今天的北京一樣，香港的茶餐廳應該是更髒、更亂、更吵，更市井的，不會開在那麼好的商場裡面，駱以軍說的那種茶餐廳應該也是這種狀態。他就在那個茶餐廳的門口，在一張供神的桌子上面寫稿，寫他的新小說。那個桌子是香港很常見那種，香港的茶餐廳一定會擺著一個小案，上面放些水果、放些香、放些蠟燭，供一個神位，你們知道是供的是什麼？通常是關公。在香港大家都愛拜關公，做生意的拜關公、幹警察的拜關公，每個警察局都有個關公的靈位。黑社會當然更要拜關公，拜關公是香港的一個全民運動。
前幾天我們倆在北大做一個活動，主要是他演講，我幫他做一個開場的介紹和結尾的總結。提問環節有一個同學問：「你怎麼看香港、台北跟大陸的文化分別？」我記得那時候我非常簡單地答了一句話，那句話聽起來有點像開玩笑，但是起碼從我的感性認識上我覺得是真的。一般台灣給人的印象是台灣人說話會比較溫暖，溫情脈脈，這種溫情是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的。比如我常常開玩笑，台灣那個唱片CD，我看到在場有很多年輕人，大家大概都不知道什麼叫CD了吧？哦，還知道，在博物館見過對不對？台灣CD的盒子裡面有小冊子寫歌詞什麼的，拿出來塞不進去的，為什麼呢？因為它太厚了。為什麼太厚？因為通常你看到的不僅僅是歌詞，歌手很喜歡拿筆寫錄這首歌時的心情，他們很多心情，通常要寫這一句。大陸是怎麼樣呢？我常常在大陸碰到一些年輕人說話氣宇軒昂的，一看就覺得他是充滿大志的，就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那種狀態，這種狀態發展到最激烈的程度會是怎麼樣的？我親身接過一張北京的朋友給我的名片，名片上面印著「京城五大才子之一」。我很想問他另外四大是哪四個，但是這個想法一閃即逝，我不好意思再追問。這是我印象中的北京。北京的藝術家也都很能說，說自己在干藝術，每個人都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在做一個很偉大的事情，是要載入史冊的東西，就算不是，他起碼要說的是。那香港的情況是怎麼樣的，香港就是一個非常冷的、非常低調的，或者是非常自卑的狀態。香港所有的作家都不會稱自己「作家」，因為我們覺得一旦叫自己「作家」，就覺得很丟人。那個丟人不是真的看不起作家，而是覺得一個人怎麼能夠叫自己作家呢？「家」啊，你成「家」了嗎？所以我們藝術家也不叫自己藝術家，我們更不會說我們是「港島五大才子之一」，這種話從來不敢講的。香港寫作的人稱自己作「文字工作者」，藝術家稱「藝術工作者」。總之是要把自己貶到一個非常角落的地步，我們才覺得安然和舒適。這是香港，它很冷，藝術家也不太會說話，不會形容自己的作品，你問他這個作品的意義是什麼，他不會跟你講他在藝術史上將會有什麼樣的地位，他通常會說，我這個沒什麼意思，我做好玩的，儘量希望做一些人家看不到的東西。
我再舉一個例子，我年輕的時候也學人家搞觀念藝術、行為藝術什麼的，有兩三年我真的是在做這個。我有一些朋友做了很多的計劃，比如有一陣子我們印一些螢光的貼紙，很小的一張，就是在夜晚如果有燈光閃過它會有螢光發出來，黃黃的，不是很亮。有一天晚上我們好像是在彌敦道，我都忘了，太久以前的事了，這個彌敦道是一條街，兩邊還有樹，你知道香港街道沒有樹對不對？這條街有行道樹。我們在樹葉下面貼這些貼紙，大家想像那是什麼情況，到了夜深的時候，從十二點、一點，到天亮這四五個小時中間，如果你經過這條路，你就會發現街的兩旁好像有好多螢火蟲，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就是香港市區裡面居然有螢火蟲了，我們覺得好愉快。第二天這些東西被人發現了，香港的公務人員聘請清潔人員把它們全幹掉了，所以只存在四五個小時，這件事在公開場合我好像只說過幾次。我們幾個朋友自己掏腰包去幹這個，事後沒有跟任何人講，我們也不想說，沒有寫評論，沒有拍照片、也沒有錄像，因為我們只是我們要做一些別人看不到的東西，我們要做一些幾乎沒有人會發現的東西，它只存在一個夜晚，甚至五六個小時，然後它就消失了。其實今天我跟各位講我都會覺得羞恥，我們不應該把它寫出來，告訴別人這個作品有什麼意義，它在藝術上試圖達到什麼樣的突破，不，我們不談這些，我們要做的就是讓自己做一件我喜歡的，最後消失。我為什麼突然講這些，就是因為我覺得消失與冷酷、與卑微、微小，或者黃碧雲小說常喜歡用的字眼「安雅」很貼近，甚至是我們的自我定位、自我鍾情的一種文化感性。人家印象中的香港文化界就是這樣。
接著說駱以軍住的地方--大角咀。在那不遠處有另一個地方叫太子，也是一個很衰落的社區，有一些老工作坊，做鐵、做螺絲釘，修補電器之類的。我們另一個好朋友叫董啟章，是一個非常好的小說家，以前就住在太子，他家就是干這個的。再走遠一點點就是旺角，沒去過香港的人也會聽過這個地方，我以前是常混旺角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旺角有很多的書店，也有很多的色情場所，後者跟我無關。但是你很難不跟它發生關係，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書店，香港也是二樓書店嘛，現在其實已經不是二樓了，現在好多書店都在七樓或者十三樓。那為什麼叫二樓書店呢？因為香港的書店幾乎不可能在地面上租到一個鋪來開書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為節省資金書店都要開到樓上，而且書店的空間很窄很小，因為地租價錢越來越貴。我們文藝青年都要去那些書店找書看，那麼去那些書店必然要經過很多那種，我們廣東話叫架步的地方，架步的意思就是色情場所，什麼按摩、一龍一鳳，這種東西就叫架步。你在樓梯上上下下，手上抱著一堆書，比如說駱以軍的書，然後樓上下來可能就有一個嫖客抽著煙，神清氣爽或者身軀疲乏，我們這麼擦肩而過，就在同一個樓梯。旺角那條街太熱鬧了，滿街的人，聲音很混雜，地上髒髒的，現在最多的當然是大陸的遊客，兩邊都是電器行，很多遊客在這裡搶Ipad2，搶Iphone，最新的情況是大家去搶奶粉。也有些外國人，外國人在這邊很奇怪，他們喜歡站在街道最中央，為什麼？因為他們要拍照，他們這輩子不會見到這麼多的人。我把旺角理解為不是幾條街，它其實是往上空發展的，它每一座樓都是一個垂直的街道。為什麼呢？比如人家要來香港就說，好難找到咖啡廳對不對？其實是有的，旺角，但是你要搭電梯到七樓或者是八樓，中間經過的都是些很古怪的小商店、小公司或者色情場所，理髮廳等。你要把旺角的大樓想像成是個豎起來的街道，你在一個街道散步的話，你是從一個地方走到一個地方，是漫遊的眼光，但在旺角走這種垂直的街道，你的眼光是一開一關，每一次都是一剎那的、瞬間的、直接的。啪，一開，好漂亮這馬子，然後上面一開，哇，這個老婆在賭馬，然後一開，這個怎麼樣。我們那時候常在這些地方買書，還教書，旺角可以教書嗎？旺角有學校，現在有一家學校還在，叫華夏書院，這是香港1949年後民間書院的傳統，最有名的也許就是新亞書院，在座的可能有聽過。華夏書院是那個時期的書院之一，它們是干嘛的呢？白天就是一些老人家穿著那種我們亞熱帶地區很喜歡穿的白色、透到兩個乳暈都看得到的那種汗衫，掛著一籠鳥，在那邊抽煙、看報紙、看書，晚上就會有人來上課，上什麼課呢？各種文史哲的課程。附近有另一家書院叫法住書院，我曾經在那邊教過古希臘哲學，來聽我講的人都是一些怪人，一些老頭子，聽我講亞里士多德，整個狀態很古怪。我們同學或者朋友掙到一些錢就會到附近的書店買書看，因為書店都在那裡。買了書想翻一翻，教書前做最後的準備或者有時候下午寫稿，我們就在茶餐廳。
我最喜歡的一個茶餐廳在女人街，是專賣假名牌的，有點像北京秀水街的一個地方，但是非常破爛，人非常多。我很喜歡那個茶餐廳，我們有一幫人老在那邊聚，不是故意的，是偶爾碰到的，大家常在那邊寫稿或者讀書。當然我們這種人不是這家茶餐廳的主要客人，它的主要客人是附近的一些妓女或者嫖客，你能很清楚看出那些妓女的生活其實是很疲倦的，她們一天可以接到三十個客人。她們每次下來吃飯叫一碟飯，我們叫碟頭飯，就是大陸的蓋飯。她們一桌女的在那邊吃、抽煙，吃著吃著就會來一個金頭髮瘦瘦的男孩，是扯皮條的，說，「喂，到你了」，就是輪到你了。「哦，好」，吃完兩口，然後上去，那些吃的還在，過了不曉得多久之後，有時快有時慢，這個我們沒辦法替她決定，她又回來繼續吃那碟飯。
每個禮拜二和禮拜四是賭馬的日子，黃昏的時候有一家電視台會直播賽馬的過程。茶餐廳有電視機，白天的時候會有人來看股票新聞，下午的時候就是來看賭馬的新聞，晚上就是看賭球的。這時候整個茶餐廳的人會變得非常激動，都是一些社會的基層或者是中年人，尤其現在香港年輕人不賭馬，不賭球，所以賭馬的人變成了中年以上，尤其是老人的娛樂。一群人圍著電視機，會看到全場的那些阿叔很興奮，「上上上」，賭馬總是只有一隻馬勝出，其他輸掉，輸掉之後呢，這是首都，抱歉，但是我還是必須要講，這是很傳神的話，你會聽到整個餐廳裡一起「丟」。報紙啊，彩票啊，丟得滿地都是，這是很經典的場面。再晚一點會有一些附近收保護費的黑社會過來，穿著拖鞋，都是小混混，不是大哥，大哥不會來這種地方。抽煙，滿嘴粗話，就像大家看電影裡面古惑仔那種，不過我看了那麼多年真實的古惑仔，我還沒看過有鄭伊健那麼帥的，所以大家不要以為這是真的。
但是這些人之中也有一些人，比如呂壽琨，呂壽琨是誰呢？呂壽琨是香港現代水墨畫的一代宗師，他影響了台灣和香港的現代水墨畫。他最早受蒙德里安的影響，後來受極簡主義的影響，把那個影響帶到水墨畫，是個觀點很前衛的水墨畫家。作為一代水墨畫宗師，他日常就是穿一條短褲，一個拖鞋，像我剛才形容那樣，「上上上」，他也是那種人，他也賭馬。他在一個公車站工作，最初是開公車，後來是管理一個車站的站長，但是沒有人知道他是所謂的一代水墨畫宗師。有一個我們很喜歡的詩人叫阿嵐（音），他的年紀很大了，詩寫得很好，他寫的那種詩今天大陸很少見，其實他是非常左的，他寫的是社會寫實主義。他的職業也是開公車，做公交司機。我們那時候畫漫畫的叫阿高，我在節目也提過他，他是個漫畫畫得很好的人，他是做地下樂隊的，是個低音吉他手。他日常的生活其實就在大角咀旁邊一個面包店裡烤蛋糕。
那些妓女急急忙忙上下樓，整個茶餐廳裡面人「上上上」、丟報紙，「搣馬飛」，賭馬要有一張票，像彩券一樣。我們在這樣的環境裡讀書，比如讀唐君毅先生的《中國文化之花朵飄零》，讀《佛性與般若》，讀錢賓四先生的書或者一些很前衛的作家。當年朗天的爸爸他們那一輩，寫那種他們覺得很前衛的小說，五十年代的小說也夠怪的，一本小說中間九頁是空白的，大家都以為印錯了，其實不是，他是故意的，他覺得那九頁空白代表的是后羿射下來的九個太陽，那是五十年代的東西。
這就是我的香港，這是我所愛的香港，這是一個做藝術家或者文化人不會像在北京，有個地方、有個圈子大家混，大家都往那兒去，沒有，我們是分散在城市的不同的角落，混跡於各種各樣三教九流的人中間，在那個環境底下我們可以完全不受打攪的繼續讀書、寫作，我們不會覺得吵，因為我們太習慣了。我們寫什麼呢？如果你要寫作的話寫的東西會是什麼樣的東西呢？這些東西絕大部分都是會消失的，因為在香港你要做一個小說家，我指的是專心的，比如寫《西夏旅館》，要很專心要寫一部四十萬字的小說，這種狀況在香港是幾乎不可能的。香港寫長篇最有名的作家大家都讀過，那就是金庸，對不對？哪怕是像金庸這長篇怎麼來的，大家也知道，是當年報紙的連載，每天一段、每天一段，是報紙的連載。那另一個有名的長篇作家也可能都讀過的，是倪匡，還有誰呢？古龍，還有誰呢？亦舒。還有誰呢？張小嫻。這些所謂的長篇都是報紙連載連載連載，香港延續了一個民國年間文人在報紙上面的副刊或專欄寫專那種傳統，大家都靠這個來生活，你只能靠這個生活，但稿費又不是太高，所以你要什麼都能寫，你要什麼都可以寫，而且要能通俗，你要能寫得很通俗。但是在偶爾的情況下你可以冒一些險。比如說我在剛剛出道，開始寫稿是在1988年，在報紙寫專欄。那個年代當然不像現在有E-mail、有電腦，還在用手寫。傳真是有了，但是有時候真的趕起來或者怎麼樣我們還是會直接送稿會報館，或者報紙編輯來收稿，這是我見過的。那個年代我見過一些真正的老報館，遺存下來的還有像《華僑日報》啊。那個報館是當年老報館的風格，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個電影叫《胭脂扣》？或者像《花樣年華》中梁朝偉供職的那種報館，就是那種感覺。我都覺得很奇怪，不曉得為什麼當年的報館門口都像西部片裡面的酒吧一樣，門是要這樣推開的。走進去，就會發現整個空間都是木頭的顏色，煙霧繚繞，昏黃的燈光，油墨的氣味，打字機的聲音、算盤的聲音，很吵鬧。你會看到一個老頭在一個角落在編稿，在編輯，有人會告訴我們這些十幾二十歲年輕人，「這個就是誰誰誰」，「哦，就是誰誰誰」。那個「誰誰誰」是誰呢？他也許是一個我們傳說中的一個很了不起的作家，他寫了些什麼呢？他也許曾經用了三十多個筆名（那這些筆名有很多他自己都不記得了）在某份報紙上面寫過連載的色情小說，那這是我們那一代文化人都幹過的事，朗天他們都幹過，那時候我只寫了很短很短幾篇，我也跟你講過，就是我寫這個《鹹濕黃飛鴻》，就是《鹹濕黃飛鴻》。「鹹濕」大家懂是什麼意思嗎？就是廣東話大家都懂，就是好色的，《好色黃飛鴻》，我記得我寫那幾篇他們後來就不用我了，所以我就沒再寫了。我坦白講，那時候還有一點文人的那種自尊心，覺得過不去。我寫的那幾篇是講什麼《鹹濕黃飛鴻》、《盤腸大戰十三姨》，我們寫這種東西，寫馬經，教人賭錢。但是莫名其妙有些老前輩作家他也許一個月他也不曉得怎麼回事，忽然在整個月在考證，寫的東西是在考證唐朝的玻璃。或者某個作家他忽然寫了一個什麼專家，大家都覺得好佩服，但那個專欄它是注定永遠不會出書的，它就在報紙上出現，那個報紙的前後內容就是什麼地方砍人了、什麼地方暴動了，混雜在這些內容裡面，出現一天，不見了，除非你剪報，要不然他就永遠消失了。
我有一本書在大陸出版，叫做《我執》，這部書原來就是一個報紙的專欄，這個專欄當年在香港超爛的，現在也是，在只剩下幾千個讀者的《成報》裡連載。我們有一個很尊敬的文學界前輩叫葉輝，他在《成報》當社長。葉輝其實就是我剛才形容的這種人，在報紙裡面混跡，他叫我們這幫晚輩來幫忙，董啟章、我、還有一些其他人都來了，我們覺得老人家喊我們的時候我們要來，但所有人都勸這個大哥，「大哥，聽說這份報紙的老闆不發薪水的，你這番前去很危險啊。」「放心吧，我已經做好了充足的心理準備，我不會對不起自己，更不會對不起大家，全部都有稿費」。我們說，「大哥，稿費不是最重要的，這個報紙能搞得起來嗎？不會半途倒掉嗎？」「沒事，跟我上，弟兄們。」我們就去了，我就寫了半年，到現在還是沒有稿費，他自己半年的薪水也沒拿到。有一天他忽然給大家打電話說，「對不起，我還是要走了，雖然是社長，但半年沒拿到薪水，你們也趕快散吧」。所以大家就散了。那半年我寫的那些文章，就是現在這本書《我執》。我寫得蠻文藝腔的，當時香港一些年輕的文藝愛好者覺得寫得好。我在想，如果不是時代的變化，我們有一個身份變化的機會，我就會成為八零年代我曾經看到的那種穿汗衫、踩拖鞋的老頭，在報館一角叼著煙，在一個吊扇下改人家的稿子，然後有一些年輕人就會講「哎喲，那個就是當年寫《我執》那個專欄的梁文道，我看過幾篇，但是我中學的剪報早就丟掉不見了」。不斷地寫，不斷地出現，不斷地消失，我見過太多這種人，在以前、現在、身邊，一個一個的出現，一個一個的消失。我常常講的一個故事，我有幾位很佩服的前輩，是當年在香港搞社會運動的，很激進，我認識一個北京的哥們，他跟我說他對中國的托派很感興趣，我們知道這是很敏感的一個題目，但是他跟我要這方面材料，因為他知道中國最後的托派都在香港。我見過一些老人，八十多歲，臨死前幾年眼睛壞掉了，寫稿是用毛筆，斗大的字寫在宣紙上，一張紙才寫二十個字，寫了一份遺稿，寫得是什麼呢？是他從托派的角度分析中國革命的前途。晚年的時候他寫這些東西，他的所有子孫都覺得他瘋掉了，他死了之後，他的子孫趕快把他一生的藏書跟這個稿子拿出來賣給舊紙行，被我一個開書店的朋友發現了，然後搶救回來，我見過那批稿子。這個八十多、九十歲的老人在寫當年中國托派的想法，中國革命走上了錯誤的道路。只有托洛茨基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才是真正的道路，要救國，我們遲早要回到這條路。
我再補充一個，就是剛剛我說的那些前輩，有一些前輩我見過。當時搞社會運動是這幫老托派的徒孫，也叫「托派」，他們成立了一個政黨，叫「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當時跟他們敵對的勢力是無政府主義者，當時有個說法，無政府主義者的顏色是黑色，馬克思主義是紅色，後來有人試圖溝通兩邊叫做「紅黑兩旗並舉」。我們剛剛說的香港好像變成一個反動革命基地，好像很厲害，但是請注意，剛才我說的這兩個政黨，跑到巴黎開國際會議的這些人，其實人數從來沒超過兩百人，就到鬧市中間搞革命或者怎麼樣，但是搞革命也要吃飯、要生活，靠什麼謀生呢？還是我剛才說的那套老路，到媒體、電影裡寫寫劇本或者怎麼樣，最好的出路就是寫馬經，教人賭馬。香港曾經有一個紅及一時，現在仍然在寫馬經的馬評家，他用的筆名叫「馬恩賜」，這個筆名曾經是三個人的，三個革命同志，迫於生活，在資本主義體制下苟延殘喘，希望賺點錢，籌募革命經費，所以他們寫馬經，共用的筆名叫「馬恩賜」。「馬恩賜」大家知道是什麼意思嗎？聽起來是「賭馬，賜給我好運氣」對不對？不是，他的意思是「我的一生，所有的一切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所賜」，但這是一個教人賭馬的馬評家的筆名。
我最後再講一個故事，就是西西，我們心目中香港最好的作家。她寫《我城》是七十年代，那時候怎麼寫，我們知道西西是教書的，她住的房子特別小，窄的程度不可思議，不會有什麼書房。我記得我九零年代探訪北京的一些藝術家，北京的朋友、文化人告訴我說家很小，怎麼樣爛，我一進去看到每個都是豪宅，相對我們來講，我們住的又窄又小。那時候西西一家人一起住，她根本連一張像樣的書桌都沒有，她桌子上是每天要改的學生作業，家裡人還會看電視、打牌，她怎麼寫作呢？她就做了一個小木板，每次寫小說的時候她就躲進廁所把馬桶蓋放下來坐在上面，把這個板子放到大腿上墊稿紙，開始寫，這就是《我城》。這就是我們，這是我的香港、我喜歡的香港，這是我們創作的環境，真的是窮，到底工不工那是另一個問題，也是等一下我們要討論的。我今天先講到這裡，然後看駱以軍。
---
我常常覺得在看香港文學的時候，八十年代曾經有一個討論，大家都說香港是個沒有故事的城市，或者故事輪不到我們講，為什麼？別人都快把我們講跑了，我非常記得回歸的時候，當時中央電視台或者大陸的很多媒體都在講香港的歷史故事，在我看來那些故事全部都不能自圓其說。比如他們每次談到香港被丟在外面那麼多年，現在終於回來了，為什麼現在才回來？因為祖國強大了。其實1949年我們就能回去了，因為1949年的時候兵都到了羅湖，當時英國是完全沒有能力應付這個狀況的，完全可以解放香港，但是停住了。我記得當時的紀錄片有一幕不曉得是哪一位將軍，勒馬河邊，嘆息了一聲，還在英國米字旗下的彼岸怎麼樣，完全是虛構的，當時我不知道所謂的勒馬河邊不收回香港的真正理由。香港是新中國必須要保留住的一個對外的殖民地，因為它是個生金蛋的鵝，整個國家當時對外關係那麼緊張，只有透過香港外匯，其實保留香港是為了一個非常功利的理由，假如我們真的有那麼大的民族情感，我們應該不顧一切對不對？但沒有。當時我們看到的書裡的這些故事，在我看來是假的、是不能自圓其說的、是矛盾的。所有人都在講我們的故事，我們自己卻沒有故事，我們就像本雅明那樣一片一片的片段，甚至像董啟章那樣虛構一個，如果沒有故事就虛構嘛。
---
讀者：我想問一下，香港回歸這麼多年了，香港整個社會風土人情、生活習性，還有其它一些東西有什麼大的變化？謝謝！
梁文道：謝謝，這也是一言難盡的事，我很難現在告訴你香港有什麼變化，變化天天都有對不對？但最大的變化是，一方面來講香港比以前更糟了，更糟的意思是說原來殖民體制下很多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沒有變，當時很有名的說法是香港的體制維持五十年不變，鄧小平那句有名的話叫「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這句話另翻譯一個意思就是香港被封存在一個時間膠囊裡面。這個不變包括它原來的一切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那套制度大家都覺得是使香港成為香港的制度，可是大家忽略的是那套制度是在殖民地下誕生的制度。大家都以為只要讓香港維持原來殖民地時代的樣子就會很好，而忽略了那個東西其實有它黑暗的一面，這個黑暗面我覺得這十多年來變得更嚴重。但是你又覺得不可改變，因為我們認定了五十年不變，所以香港出現了一批「八十後」，跟大陸講的「八零後」是不同概念的年輕人。這個「八十後」是一批有很強大反省能力和動員能力的年輕人，他們在過去幾年對各種社會問題提出很尖銳的批判，而且願意採取行動。比如為了反對高鐵興建，他們動員了，政府都嚇壞了，一萬個「八十後」的年輕人包圍香港立法會。他們整個行動又迅速又有創意，口號很動人，我覺得從這方面香港要比以前更好，就是我覺得香港進入了第二次現代化階段，整個社會開始集體反省我們是不是真的有我們過去說的那麼好，我們是不是真的像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優秀，還是說我們其實是有很多問題，我們應該改造、批判自己。
我們知道今天香港主流掌權者，從政府到一些大商人，他們每天想的問題就是香港快被北京上海超越了，香港要怎麼樣才能始終保持在全國領先地位，他們想的全是這個。但是我覺得香港新一代年輕人想的不是這些問題，他想的是上海要走我們過去的老路要走得比我們還快，那就讓它去走，北京喜歡蓋高樓那就讓它去蓋，我們受夠了，我們不要再拆房子了，我們要鄉村。也就是說各位在北京今天受房價之苦，這個東西是我們過去數十年在忍受的，我看到今天的北京就是在看過去二三十年我們經歷的香港，一模一樣，而且香港的房價現在都還比北京貴。我們前陣子還拍出一個全球最高價的房子，3億多港幣，是一個來自廣東惠州的80後少婦買的。記者後來打電話問到她，說你怎麼買得起這個房子啊？你老公做什麼的呢？那個80後廣東少婦的答案是，這在我們廣東是中等收入。我覺得香港有點受夠了，就是你們要搶競爭力你們去吧，你們要拼速度、效率，你們去吧，香港現在年輕人想的是我們怎麼樣生活會更幸福。也許錢沒那麼多，但是我們要更民主，我們要更平等，我們要更公正。所以很多老人都看不慣，覺得香港年輕一代不再像當年那個香港，現在的香港年輕一代想的就是不要變成當年那個香港。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變化挺大的。現在的矛盾跟衝突其實是非常劇烈的。
---
讀者：剛才那位同學問的可能是經驗匱乏的，我想問一下「後工」，我覺得梁老師好像一直沒有談到這一塊的東西，我想聽聽兩位老師對於這個「工」的一些解釋，這個工為什麼是工作的工，不是用功的功。尤其是駱老師，我很欣賞您那種敘事性，其實我希望讓更多的人可以知道駱老師是怎樣一個人，您能用簡短、直接的方式讓大家知道你嗎？
梁文道：你應該開一個微博，所寫的東西不准超過140字。我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講故事、寫作的方式，但我們今天的問題是常常希望所有人都是這樣子寫，這樣子說話。我們看書或者聽人說話是一個互相調整的過程，到底是期待人家改變來牽就我，還是我去改變牽就人。我不知道，但我常常覺得在長大的經歷中，我總是被改變的人，這一連串的改變過程，才會有成長，才會有變化，當然我們會覺得駱以軍這麼講話好像很難懂，這就要看你有多想懂了，你在聽的時候，你聽到什麼，你有沒有進去。
我來正面回答你，為什麼是這個「工」呢？因為這個不是成語嘛，人家就是這麼寫的，這個工的理由就在於它是工巧，很漂亮的那種感覺。舉個例子，我是廣東順德人，廣東當然珠三角不錯，是魚米之鄉，也不能說窮，但是我們那個地方的人常常以為自己窮，所以要求後工，我們做飯很少用山珍海味的原材料，有一道傳說中的名菜叫做釀豆芽，是什麼呢？就是豆芽菜。我們把豬肉、鯪魚肉、菇、蘿蔔幾種東西剁成醬，灌進豆芽裡面，然後拿來煮湯，這個菜名就叫豆芽湯，你聽名字完全不起眼，但是老饕一看到豆芽湯就知道大師傅來了。這叫窮而不工，材料不多就能做這種東西。窮而不工是我定的題目，為什麼呢？它包含很多意思，很多人會覺得我們這些海外人好像沒有故事可說，但其實不是沒故事，經驗太多了，就像你見過的生死太多，反而你是不會說話的。我想講的窮是很多層面的意義，因為剛剛受到駱以軍的影響，要不本來我會講一些不是故事的，也許更合您意一些比較理論的東西。
我簡單講一個例子吧，什麼叫窮呢？例如我們香港人在語言上就是很窮的，為什麼呢？像你們寫東西比我們舒服多了，我還好，我起碼在台灣長大，各位你們從小寫作大概從來沒有什麼太大困難，我為什麼可以這麼講？因為比起香港人，都是說粵語寫白話，如果真按廣東話那樣寫，整個寫出來的東西是不對的，所以我們從小寫作的時候，所有的同輩作家包括啟章都要經過一個非常痛苦的調整過程。那不是一個天生的語言，不是自然的語言，我們可以說那是窮的。在那個窮困狀態下，我們更意識到語言這個東西跟我要表達的東西、跟我看到的東西之間永遠不是自然的、永遠不是直接的，正是中間斷鏈才使我們意識到文字的虛構、文字的問題，文字不是那麼自然的東西。這就是我們的「工」，真的是要做一番造作，我們所學的中文的一切現成的表述方式都是脫離實際生活環境的。
當然台灣其實是另一種狀況，四五十年代之後，國民黨帶過去一批外省人，裡面有一些是現代主義的健將，但是台灣恰恰是對社會寫實很抗拒的，因為一社會寫實你就是紅色的、你就是共產黨，這個現代主義還有另一個方面就是本省的過去用日文寫作的作家，那批作家深受日本現代文學影響，所以台灣的現代主義的根埋得很深很深，而且被激情推漲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他對於語言也變得特別敏感。所以我覺得我們三個地方都跟大陸完全不一樣，語言對我們構成了不同的問題。
POSTED AT 20:41
LABELS: (訪談), [八十後], [本土], 梁文道
Subscribe to:
Pos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