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31 January 2010

社運新青年:我沒有大佬

http://news.sina.com 2010年01月23日 12:52 明報

  由幾個「新青年」創辦的「FM101」電台屬非法廣播,節目內容圍繞政治、文化、音樂、電影等。這 也成為「同道人」的聚腳點,隨意敲門進來就坐,或討論時事,或玩樂器、抽捲煙。(覃純健攝)

  開咪論政談天,各抒己見,這班聚在「FM101」的青年沒有共同意識形態,但似乎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不相信權威,不相信建制。(何家達攝)

  靈詩(左)和阿豪(右)被稱為「革命情侶」,兩人和「戰友」一起經歷過多次示威抗爭,但靈詩說:「我不認同我們有代言人這東西,任何人不代表全部人,我只代表自己。」(何家達攝)

  在「FM101」電台內的2010年月曆,每天都印 「釋放劉曉波」。(何家達攝)

  【明報專訊】1月16日晚的立法會門外,一群青年示威者不聽從指揮,橫衝直闖,拉倒警方鐵馬,圍坐馬路中央,癱瘓中環心臟,令一行尊貴的身影匆匆鑽落地底。1月17日凌晨,港鐵中環綫開出一輛陣容強大的「高官號列車」。

  親眼見識過韓農攻城拔寨的高官、警察、市民、媒體,一起盯 有幾分似曾相識的衝突畫面,有人譴責包圍者是破壞社會安寧的「暴民」,更多人「讀不懂」這群新社會運動的急先鋒,到底是從哪塊石頭爆出來的

  記者帶 各方疑問,連續兩日走進牛頭角工廠大廈的「FM101電台」,聽示威新一代解釋令市民恐慌的「暴力」和「流血」圖謀。發現這 每個人都是一塊獨立的拼圖,勾勒出一幅「不要大佬,個體覺醒,多元自決」的後現代抽象畫。

  從哪 來

  你們是誰 「金鷹、楊匡、李世鴻、姬川亞弓、黃娃、Jaco、年華、阿禮、Derrick、靈詩、阿豪、Anson、陳巧文、家樂、Alex、一心……」這些名字有 江湖味,有漫畫味、高登味,也有文化味和搖磙味。過去七一遊行絶食、六四集會、衝擊領匯、奧運拉雪山獅子旗、圍攻禮賓府、反高鐵、國慶音樂會搶咪……香港 近年哪 最激,哪 有拉鐵馬,哪 就可以見到他們。

  在不同抗爭行動中,他們慢慢匯聚,李世鴻說:「最多人是11月1日禮賓府,有30多人。」幾個月前,阿禮和兩名同伴合資租下工廈一個單位,獲民 間電台借出部分器材,創辦起「FM101電台」,開始利用FM101頻道做非法大氣電波廣播,大談政治、文化、音樂,成為同道人的聚腳地。

  這群101新青年的出身,階級成分各有不同,大部分是基層「打份牛工」,也有人以前是家 開廠的富家子,有人曾是電器批發商太子爺。「我以前住大屋,有工人。」「我小時候家境不錯,放假常跟父母游車河。」「我妹妹小時候睡醒,伸腳出被子就要工人幫她穿襪。」

  金鷹說,他們其中一個共同點就是大部分人都是在董建華治下長大,「我覺得近代『民主之父』其實是董建華。九七回歸和金融風暴是一個巨變,令人反思,我家 九七前開廠,後來完了,那時好多人一夜之間要走佬。」

  Derrick說:「我爸爸以前是英軍,九七後沒事做,警隊排斥他們,後來去了青馬大橋管理公司,還搞過工會堵塞大橋。」他們說:「我們突然發現父母那代的獅子山下價值觀原來是行不通的,肯捱肯搏未必就有出頭天。」101新青年認為是董建華時代醞釀了他們。

  相信什麼

  你們相信什麼 「我是社會主義。」「我是無政府主義。」「我在渾沌期。」「我沒有主義。」「陳巧文在經濟上相信資本主義那套。」「這 沒有大佬,沒有明顯的意識形態,沒有權威。我們各自代表自己,沒有一個人可以代表全部。」這 瀰漫1871年的巴黎公社氣味,還有「權威已死」的後現代氣息。

  他們特別喜歡討論,每拋出一條問題,十幾次搶白,重心已經由A談到F,發言者几乎一定有人反對,想法完全統一的情 不多。楊匡說:「這 只是聚腳地,既不是組織,更不是政黨,我們不會打壓不同的聲音。」他們強調這是真正的多元自決。

  你們有沒有大佬 李世鴻說:「我們只是朋友,沒有共同的意識形態。其中一個共同點就是不要標籤,不要大佬。」Jaco說,外界、政府不相信他們是自發運動,肯定有背後主腦 操控,「如果要逼我說,我只好說是馬克思、巴枯寧、托洛斯基。」Anson則直言:「這 有人是無政府主義,講求人民的自覺,如果我們是有組織的,即是自打嘴巴。這不是有意圖的共識,而是很自然地沒有大佬。」「我們不斷討論、爭辯,民主就是冗 長的討論。」外界將示威最激的新青年都標籤為80後,但他們的年齡橫跨60後到90後,由16歲到43歲,對世代標籤反感。

  他們一起示威多次,但各自回答記者提問、講出家底身世時,戰友都嘩然,有些竟問同伴:「嘿,其實你真名是什麼 」「你以前原來那麼有錢 」

  社運界人士說,最近一直流傳官方想邀約某些新青年飯局「摸底」,了解他們背後有什麼人支持和指揮。楊匡笑說:「摸底 我連坐在我旁邊那個(同伴)的真名也不知道 怎麼知道誰在背後組織 你摸什麼 哈哈!」

  101新青年之中,6人曾加入社民連,但4人已經退出。阿豪和靈詩說:「我們不是對政黨反感,他們和我們都有存在價值。畢竟有些人是要有人領導 才會做 ,有人喜歡跟大佬,否則會躲起來不上街抗爭。」有新青年抗拒加入政黨,但願意跟政黨對話,無論葉劉或曾鈺成,都可以考慮,「比如朱幼麟就談過,我發現他是 『真心膠』(註︰網絡用語,發自內心的戇居)。」

  怎看暴力與流血

  包圍立法會搶鐵馬之後,外間譴責他們暴力,鼓吹恐怖流血。「外界混淆了暴力和衝突,我們只是想維護向前行的權利。暴力是相對的,建制施予人民多 少,我們就反彈多少。」他們解釋,他們的暴力和流血都是被動而非主動的。李世鴻說:「當日大聯盟發動宇宙大苦行包圍立法會,遊行路線都是警察答應的,但他 們欺騙,突然反口封路,我們感到應有的權利被剝奪,只好用暴力爭取應得的。」金鷹和Jaco說:「我們搶鐵馬後都是放在路邊,不是襲擊警察,不襲擊肉體。 有沒有暴民是這麼乖的 搶了鐵馬後乖乖坐在馬路等被警察抬走 」

  阿禮和Jaco認為,暴力見諸對錶達訴求的堅持與執着,「警察抬我們時常說:沒有記者了,不要扮掙扎了!但我們不是專業演員,政黨遊行遞信,拍 幾張照片就收工。我們反高鐵請願,就一定要鄭汝樺出來接信,絶對不能是警察。」「你封了我本該遊行的路線,我就一定要突破你們的鐵馬和人鏈!那條綫,我們 是過硬的!」

  Jaco說:「我們是有心理準備要流血,是被動的流血,意思是就算遇到血腥鎮壓,我們也不怕。」黃娃搶白:「暴力不是我們專登做出來,是政府違 反承諾封路導致。我接受衝突的限度是無底線的。」此時,有同伴反駁此說「非常暴力」,「暴力一定要引伸得很清楚,不能說像大陸殺人政權可以暴力,為什麼我 們不可以暴力 因為坦克車輾一個人和用棍都是主動暴力。我們不針對肉體。」

  香港人對韓農和社運的暴力是否有雙重標準 101新青年說:「這是預設的想像差異,市民看了電視,設想韓農應該很暴力,會掟汽油彈,但他們竟然只是這樣(搶盾牌、木棍打警察)。相反,香港人認為自己人應該很斯文,所以拉鐵馬也覺得很暴力。」

  有評論指長毛梁國雄和天星、皇后的社運者在香港政治光譜中代表最激的元素,新青年的出現將光譜外延。將來會否有人比你們更激 阿禮和李世鴻說:「一定會有,包圍立法會當日就有很多生面孔很激,但沒有經驗,不知道怎麼保護自己,所以只好跟 我們。他們潛伏 ,可能癲過我們。」

  陳巧文和李世鴻說:「很多現在溫和的社運人以前都是顛覆者,很多都拉過鐵馬,但拿了咪高峰佔據了話語權,想法便可能不一樣。有人覺得我們是怪 獸。」但新青年又承認,分歧從來都是社運的一部分,「不需要太批判,不要緊的,最後大家都做到逼鄭汝樺落地底。這樣才好,多元。不同意見手法可以調和。我 們希望貢獻大家、合作。有溫和的人說,和平談判的手法就是激進派爭取回來」。

  怎看傳媒和警察

  示威中有記者的物件被燒,有記者被粗口辱駡,101新青年說:「媒體和警察在我們眼中都有原罪,是建制的一部分,很多記者也這麼認為,但不代表 你要『操他娘』或燒他,記者都有很多種,不是要將所有警察記者都本質化。」他們認為,記者要中立,寫文章太同情社運或對社運反感都不太好。

  立法會有過一個鮮為人知的有趣場面,新青年跟警察衝突時,警察表現緊張,這時楊匡大叫:「阿sir你冷靜點!你快叫我冷靜點,叫我冷靜點!」

  到哪 去

  如果香港有雙普選了,你們還衝不沖 陳巧文說:「現在是要砌低功能組別,長遠有個想像,有個目標,就是終結所有不公義。」李世鴻說:「我的終極想像可能是有塊田自給自足。」Jaco笑言: 「也可能是有很多美女圍 我餵食。」他們沒有定論,有人唯心地認為烏托邦在心中,有人唯物地承認每個人都可能改變,「每個出來『砌』的,一開始都會想一世也不會被世界腐化,但很難 講,到了40歲,我們可能都變成劉江華。」「如果說有民主了,就不對抗,那是對民主的誤解。」

  會不會自我感覺偉大,頭戴鬥士光環而飄飄然 金鷹說:「被讚肯定會有點飄飄然,有滿足感。」但新青年對個人崇拜、英雄主義極端反感,「可以叫人民萬歲,但不應該叫劉曉波萬歲。」他們對口號非常執着, 不喜歡搞笑、空洞的口號,他們喜歡簡潔、有內容、直逼核心,「我們很少叫口號,要叫就叫最直接的︰罷工!下台!」

  示威時怕不怕 他們說:「怕給警察捉,怕受傷,每個人都有阿媽生,被警察遊說時都會心軟。」說是這樣說,但「落到場還是無面畀」。他們不介意外界「讀不懂」他們,捲煙抽 被外界視為「食草(吸大麻)」,跳舞唱歌被視為索K,他們一笑置之。臨行前,他們說:「你帶10條問題進來,注定要帶20條問題出去。」

  明報記者 覃純健

Saturday 30 January 2010

《1970s》編話:拒絕認命,重複《70》

2010-01-13 01:09
自按:《1970s:不為懷舊的文化政治重訪》終於在高鐵的一片風風火火間 出版了,沒時間為書做甚麼宣傳,連《70年代雙周刊》創刊的四十周年也在無聲無息裡渡過。也不知這是好是不好,在一片的運動氣氛裡,沒情緒懷甚麼舊,有力 都投注到運到去,未有空做咸魚,這當然是好事。但也編《1970s》除了是一件工作也是一次追認,聽過朋友不無苛刻地說以前社會運動哪有甚麼傳承的動機, 心想以前沒有就由現在開始,意氣在這裡應該微不足道。呼籲大家買書未必做得出,但由世貿、利東街、天星皇后到今天高鐵,香港行動者究竟是甚麼,其歷史維度 可如何編織,八十後不八十後該如何去區別,並不是純思辯及概念的問題,香港有其歷史質地。近讀袁偉時的《帝國落日》,卷首寫到:「歷史在哪裡被扭曲,就要 在哪裡突破」,共勉。



八 十年代初,波蘭強硬執行戒嚴令期間,國內流行一個也不知算不算笑話的故事:戒嚴令容許巡邏士兵射殺任何宵禁後乃然在街上流連的人,話說某天晚上九時五十 分,巡邏士兵發現一位市民行色匆匆的走過,士兵二話不說便開槍把他轟掉,士兵的同伴問:還有十分鐘才宵禁,為甚麼開槍?士兵若無其事地說:那家伙我認識 的,他家住得遠,十分鐘根本不可能回到家!

在 香港有三十三年歷史的城市刊物《號外》,三十周年刊慶時特地請來本地社會學家呂大樂,嚴選歷來具時代意義及閱讀趣味的文章,編成三大冊《號外三十》。爬梳 整整三十年的文章時,呂指出《號外》的意義並非構成香港近代史某個「turning point」;剛好相反,戰後新生社會堀起的政治、文化、消費生活的印記,統統銘刻在三十年的《號外》。以呂的說話,香港正歷經「社會、經濟、多元文化發 展的時期,那一代人適逢其會,但同時也力投入於各種新興行業、各種剛剛開放的社會參與的空間,為香港社會打開了新的局面」。《號外》的一群所成就的,便是 「一群土生土長的、年輕的香港人正在打造新香港」。

甚 麼意思呢?作為一份走在城市生活前沿的刊物,《號外》嗅到電視文化對香港社會的洗禮;目擊「品味」、「時髦」、「潮流」等消費的範疇如何進入日常生活,重 組香港的社會分層及認同;更擺脫舊有國共意識形態二元化的社會議程,「以香港為立足點,提出一個本地社會議程……給新左派、自由派或其他新思潮提供空間, 也各自以其價值、角度審視香港的社會狀況」。


空白的(一段)過去

如 果以刊物出版的時間跨度而言,三十多年的《號外》無疑是香港刊物史上重量級的名字,呂氏對刊物之於香港的意義也不可繞過。但若根據同樣的社會學眼光,七零 年一月創刊,斷斷續續至出版至七八年停刊的《70》,難道不是至少具備同等份量,甚至能夠揭示更多更豐富而一直隱形的材料讓我們思考香港社會的體質,過去 與將來嗎?

事實上,有隻像霧像花的幽靈 盤旋於香港近代史上:人稱「火紅年代」的七十年代,大量本土社會議題的社會運動如中文運動、反貪污捉葛柏、四反三不交、大小工潮、金禧事件等此起彼落。 《70》核心成員及幅射開來的團體及行動者,便是歷經浪接浪洗禮的那一代。香港由五六十年代的移民城市過客心態,過渡到九十年代政黨政治(還有七十年代中 後期開始壓力團體)之間,便存在著由青年學生運動為軸心的中介。呂氏於《號外三十》裡提及,香港社會逐漸形成本土社會議程,土生土長年輕人打造新香港,這 階段及其出現的條件,又怎會局限於城市消費生活?

然 而,不僅各家大學圖書館的香港特藏只零星地有少量館藏(本書〈覺醒的肇端:《70年代》初探〉一文的作者陳智德先生收藏得比較完整),對於《70》及其同 代的社會運動,亦沒有較有系統及完整的學院或普及歷史、政治、社會研究。這年代的社會運動及《70》這份刊物,便因單純口耳相傳及資料上的匱乏,已庶幾近 昇華為集體想像裡某種「革命小宗派」,香港社會發展史裡的幽靈。崇拜者當然視之為香港社會運動永恒的革命象徵;較為批判的,要不視之為名存實亡的「形容 詞」(陳冠中語),便是「有熱無光」(馬國明語)地與統治者意識辯證地對立。該年代的社會運動對殖民統治有甚麼影響,社會及統治體制的轉變如何回應等,不 啻一頁又一頁的空白。結果七十年代的社運退潮後,不僅沒剩下多少重新前進的力量。以社會行動帶來「希望」、「改變」的立場,今天已被廣大的犬儒心靈眨為純 然的烏托邦,甚至淪落為「我也曾經激情過」之類的廉價談資。運動的退潮,幾乎同時成為其不應再被討論及書寫的理由。

本 書主體《1970s》劇本主角阿富及其《70》同代人,具體介入本土社會政治問題,對共產黨治下中國愛恨交織,同時積極關注國際政治問題,從中提煉出進步 而具行動力的香港本位。如果七十年代的重要性,在於所謂「香港」作為一種本位/視角的堀起,這本位/視角斷不局限於城市中產消費文化的層次,至少同樣重要 的政治、社會、文化等公民權利面向,卻嚴重缺乏探討。無視有關社會運動的認識空白,無疑就是自斷兩臂,無法具體了解及探索這本位/視角的可能性及局限。


不(再)由自主的未來

一 直以來,關於香港社會發展的故事,難免總給人「too good to be true」的感覺:四九年共產黨解放中國,大批資金、技術、廉價勞工湧來香港;韓戰爆發聯合國實施禁運,香港轉型輕工業;七十年代麥理浩社會改革,教育、 廉政、消費者權益、住屋等彷彿從此全部信手拈來不費吹灰;七十年代末內地改革開放,及時雨地解決香港日漸百物騰貴的困局,並向珠三角融合踏出第一步;回歸 後更是基建人材資金全面融合自由行。香港的目標的代名詞就是經濟發展,而經濟發展就如筆者曾在內地看過一間餐館的口號「沒有最好,只有更好」。香港就是故 事過五關斬六將的英雄人物,連六六及六七年兩場騷動,幾乎都要被解釋為提供了麥理浩大幅增加社會福利的動力了。一如早兩年特區政府無法吸納的保衛天星皇后 運動,今天都成了瑯瑯上口人見人愛、據稱能平衡城市過渡發展的「保育」活動。

流 行的論述指:大勢所趨,這是人人抬頭北上的年代:中國已經不再是三十年前改革開放之初,地平料平人工平適合粗放地發展工業的中國。據說內地網民已是數以億 計,報章雜誌不僅有水平有深度種類多,讀者人數是對著版面打個噴嚏也引來排山倒海的回應,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藝術村,建築物的規模及可供發揮的空間足令所 有建築師心跳加速,「CEPA」長簽長有,港珠澳大橋如箭在絃,廣深港高速鐵路勢在必行,來往內地的口岸越開越多,融合是王道北上就是大勢。

不 知甚麼時候開始,香港的自我定位彷彿被逼進了一種「要錢定要命」的僵局:出路就是北上,「香港本位」就是倒退消極。支撐這僵局的,不過是一堆似是而非的抽 象假設:北上代表面對十三億人市場的雄心、延續香港一直以來的流動性開放性、甚至以流動否定香港官僚的井底視野;香港本位關顧香港則代表戀棧殖民地統治、 恐共犬儒、固守不可一世的優越香港人身份、無視潮爆中國海量的可能生——可謂亂七八糟。

在 這「要錢定要命」的敲詐裡,北上或留港這對互相排斥的選項,難道不是被同一盲點所遮蔽嗎?這個盲點有個名字,就是對香港社會的政治、歷史失語。這種失語, 不是一時一地的機能偶然失靈,而幾乎是系統地迴避自身的歷史政治沿革,結果當然只能是任由宰割無言以對。失語有多種不同的面貌,包括正常的話說不出,卻不 斷發明新用語和字眼,亦包括語言錯亂,即把不恰當的詞語、音節等置換到本想說的話,造成溝通的混亂,餘不一一。缺乏對香港本位/視角的了解及探索,其實無 異於棄守一套有歷史累積(由成功失敗檢討教訓所組成)的語言。大勢到臨便任由宰割無言以對,無以從歷史中汲取教訓,更說不上重踏前人的腳步,嘗試以行動把 握機會創造形勢。

自七十年代末的前途談 判以來,香港不是已連番經歷類似的失語麼?香港的流行文化研究,約七十年代末八十初開始成為顯學。《號外》伙拍《大特寫》、《電影雙周刊》等於1979年 在藝術中心搞了個「香港普及文化研討會」,不就被譽為香港文化研究的起點麼?有趣的是,文化研究這門學科,戰後在英國是馬克思主義學者及知識份子透過辦成 人教育,嘗試鞏固工人階級的生活方式,抵抗保守黨的文化統識工程而創立的跨學科(文學、歷史、社會學等)運動。在香港,在前途談判給趕出倫敦及北京的談判 桌,自己命運無法掌握的同時,香港的文化研究卻「發現」了茶餐廳鴛鴦菠蘿包阿燦 can do不中不西混雜夾縫等「繽紛」的香港文化真締,傳頌至今。

筆 者無意質疑這些說法是否不能描述香港某些局部的面貌。事實上,前途談判及過渡期人心惶惶,關於香港生活面貌的論述,或可起安定人心的功能,甚至協助香港人 迴避自己早已被倫敦和北京排斥出前途談判桌的冷酷現實。然而,單憑這些說法,舉例說,能回應早前政策局的副局長及助理的雙重國籍問題嗎?能作為香港盡快進 行雙普選的理據嗎?政治議題若不好說,近年「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香港文化政策、西九等議題,答案除了義無反顧的北上搏殺,香港文化研究又如何回應?八 十年代早有流行曲唱到:未曾酒醉已清醒,未曾深愛已無情。今已被掉了包的、始於七十年代,以行動改變社會的香港本位/視角,在此有沒些少參考價值,還是流 行曲二十年前已一語成懺?


重複「失敗」:窮未竟之志

近 年歐洲的馬克思主義者有股「平反熱」,常識中越是污名的人物,例如列寧、盧卡奇、甚至作古近二千年的聖徒保羅,列著隊獲重新闡釋1。自八十年代末「蘇東 波」發生鐵幕倒下,原本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紛紛改朝換代,全面走向市場資本主義及英美議會民主。不僅左派思想在冷戰時與英美「自由世界」的意識形態對立 已成歷史,亦成了前鐵幕國家不堪回首的包袱和創傷。歷經百多年共產主義運動的最終「失敗」,幾乎成為資本主義乃人類社會最佳組織方式不證自明的證詞。強調 「革命」、「平等」、「解放」的左派知識份子快要連昂首站立的位置都沒有了,但他們腦袋都出了問題嗎,怎麼都懷舊轉向,「保育」歷史大奸角去了?情況其實 恰好相反。

上文提及香港現況「要錢定要 命」的歷史敲詐,八十年代末開始在整個世界的範圍裡難道不是越演越烈嗎?《70》的前輩份屬無政府主義及托洛斯基主義,大概不會特別認同列寧。然而借斯諾 文尼亞思想家齊澤克的說法,如果列寧是透過先鋒黨的組織,「不合時宜」地在沙俄發動了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2,史大林所幹的只不過是收割或騎劫了列寧,偷 換了先鋒黨的革命功能,透過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僵化詮釋,合理化其龐大的官僚社會主義,鞏固蘇維埃的極權統治。換言之,哪怕史大林事實上承繼級轉化了列寧, 但兩人所成就的,及未完成的任務,分別到底是差天共地的。

這 個差之毫釐謬之千里的區別,如不批判地辨別,不就墮進勝利者的恒常模式嗎?勝利者總有能力事後回溯性地編織其勝利的理由,這些理由不止是其角力到最後的失 敗,還必然包括對手由盤古初開已犯的錯誤。易言之,全盤失敗。要說明全球資本主義脫穎而出的理由,及馬克思主義的必然失敗,有甚麼好得過污名化歷史上第一 個將馬克思主義在國家範圍內付諸實行的人物?這裡的論述操作,便是要回溯性地把鐵幕倒台、冷戰、以至史大林奪權等事件,一條大路通回列寧,完成一套整可歌 可泣的火紅「失敗」史詩。勝利者的模式,街坊一點的說法,不過就是成王敗寇。

若 對歷史稍為認真,對未來還不至於完全失去期許,恐怕就要先拒絕「要錢定要命」的敲詐:拒絕不假思索地埋沒列寧的革命意義,認同他為整個馬克思主義運動打開 的缺口,才能擺脫歷史的失語狀態。在當下全球資本主義全面凱旋的情況中,左派要挽狂瀾於既倒重新尋找立足點,重新發動「革命」、「平等」、「解放」的政 治,他的建議就是要回歸列寧,甚至重複列寧:「重複列寧,就即是在他實質上幹了甚麼,與及他打開了甚麼可能性之間作出區別…並不是重複他幹了甚麼,而是他 未完成的、失落了的機會」。面對歷史上偉大的心靈或事件,任何時代要問的問題,便不是「它們在這時代還是否適切」之類的傲慢問題。恰好相反,我們應該謙虛 地問:以它們在歷史上所達到的高度,會如何評價今天的情狀。

所謂的「平反熱」,除了是平反個別人物的個別事蹟,在香港以至世界語境裡,生死悠關的更是一種重新扣連歷史和將來的激進態度:在看來密不透風的宿命中,將各種未竟大志的悲觀意涵無情地推向對立一極,尋找希望和行動的根據。


關於本書

回 歸以來,香港如何思考與中國的關係、如何思考自身等問題,如果回歸前的憂慮還隔著一條深玔河的距離,回歸後早已正式成為眼下要面對的生存狀態。香港是否只 是可以一闕繼續跳的舞和一場繼續賭的馬,抑或同時存在著如劇本最後連結起來的66九龍騷動、《70》、八九民運及更多未及書寫,亦未竟全功的社會運動?如 果所謂「香港」的體質裡,其實存在著不願被動地適應「大勢」,而相信以行動改變社會的心靈,只不過這些心靈一直沒有成為構成香港故事的有效元素的話,對例 如珠三角經濟及文化融合等絕對埋身及當下的議題,今天能有自信地重新提出本地議程嗎?

當 所有人都只能認為「c'est la vie」(生命就是如此)的時候,此時此刻書寫《1970s》及七十年代,就是嘗試透過嘗試填補某段歷史空白,解答某些問題,以一代人的經歷把 「c'est la vie」這麻木斷言狠狠倒轉,成為當下對自己的拷問:為甚麼今天會變成這個樣子?有甚麼可能性還未窮盡?在當年以行動改變社會的標準下,今天匆匆棄守我 城,是否就是文首笑話的「太早開槍」?七十年代由社會運動、電視廣播及其他消費文化出所闖出的一片廣闊而塵埃未定的「香港社會」,如何在未知是有意還是無 意的歷史空白中介下,一晃眼便到了再沒選擇的今天?《1970s》裡浪奔浪流的行動者,他們所處的社會的文化抑壓及赤裸政治暴力不比今天少,他們又是如何 在哪怕不乏猶豫無力困惑中,闖出某種有如靈光的世界?

侯 萬雲的劇本《1970s》並非學院式的歷史證供,卻鮮活的紀錄了「石頭爆出來的一代人」(江瓊珠語)在嚴苛情況下,如何為後來者擴闊耕耘本土社會有別於時 尚消費的領域,並走過主流社會發展表面上「形勢比人強」的近四十年。陳智德的〈覺醒的肇端:《70年代》初探〉謙稱初探,實質可能是屹今對《70》最有完 整最有系統的整埋,當能引介讀者走進《70》堪稱超時空的視野。侯萬雲及出版計劃發起人莫妙英的訪談,由話當年談到對社運的「成敗」思考,提供了更具體的 創作/出版的背景及動機,參與以至關心社會運動的讀者不能錯過。介紹劇本曾提及的各場社會運動及其意義,編幅所限其實是不可能的任務;唯事件簡述部份亦希 望提供一個近乎速食的印象,讓讀者一窺始於六十年代末,十多年社會運動的尖銳性及影響。繼續爬梳及辯論的責任,不可能是本書所有作者及編者所獨有的,需要 讀者及所有對香港著緊的人延續及擴充。

出版《1970s》,非今天大勢已定因而有懷舊而旁觀的距離來複述事件,而是嘗試重複敢為天下之先的《70》為當下社會繪畫路線座標,重複《70》的介入、行動、改變的精神。

Friday 29 January 2010

這段高鐵抗爭的歷史……1.16反高鐵集會後記(足本)

(本文刊於24/1/2010《明報》星期日生活 p.4,但那是我的撮要本,以下是足本版本)

前言: 推土機未進來,菜園村也許仍保得住,但669億已經倒了落海,立法會通過撥款,政府自然會和各早已中標的承建商一一簽約,即使他日不建也要賠違約金。一條與用量遠未飽和的西鐵完全重複的鐵路,即將動土,這筆重複建設的建造費、維護費和環境成本,將由所有子孫共同還債。

當然,一切結果事前已知。政府和建制派絕對沒有贏到,他們只是重複過往的暴力,等同一個殺人犯又「成功」殺人一次了,你會說他是贏了嗎?他只是進一步失了民心。

縱然知道很難影響投票結果,但我們仍是盡一切努力力挽狂瀾。我們的工作是值得記錄下來,相信會成為香港史料。縱然必敗無疑,究竟我們仍怎樣盡力擴展 運動的成果?你說這是歇斯底里又好,最後輓歌又好,以下只是我的角度,大聯盟其他成員如果也寫後記,那便能拼湊成一幅完整的圖畫。

大集會前

也許,一般人記錄的都是1月15至16日的兩天集會,但對我來說,抗爭始於1月8日泛民成功拉布,那為我們增加了七天難得的時間。而在這七天,我可說是施展了平生的絕技,就如朱凱迪所言,這幾天的工作某程度是多麼精彩,不希望如此快速通過撥款戛然而止。

不可思議的是,我還是浪費了兩天。縱然1月8日是坐通宵巴士轉的士返家,三時許上床的我在翌晨八時許還是準時到達東涌消防局,參加了優悠遠足隊禾寮 墩與869米高的大東山之旅;繼而在第二天上午八時許又到達馬鞍山恆安村的巴士總站,參和山林旅行隊一起登上702米高的馬鞍山山頂。(兩天都是由零米的 水平線出發,攀爬了甚多。)我不肯定這兩次頗為艱辛的旅程是為我增添了疲累還是能量,但至少是打通了我腦裡的血脈。1月10日從山上回到家中,我馬上廣發 宣傳,徵召人手筆錄1月8日財委會六小時的會議發言,還私下提出薄酬。我見民意正開始逆轉,反高鐵的聲音陸續掩蓋贊成,只要再拖下去,政府將面對更大阻 力,可能要撤回方案(也因此政府非常著急)。

有些人對拉布持負面評價,但我認為政府的倉促才更為負面。我們根本缺乏足夠討論,成功拉布一次,就可以多討論一周,那具有糾正程序不公義的目的—— 拉布正好平衡政府的倉促。我們明知無法遊說民建聯等議員,可以仰賴的只有民意;而民意正在需要時間醞釀,所以我們要打拉布戰,等候民意升溫。這是我們的終 極目標,至於拉布是否不道德這樣微枝末節的事,根本不會在我們的考慮光譜,只有對這669億公帑以及諮詢不義視而不見的人,才會只把目光聚焦在拉布這種微 不足道的不義,是非輕重,我們分得清。

漏洞大發掘

我希望做了這個筆錄後,可以讓泛民發掘官員與建制派的漏洞,從而構思更多質詢。為確保筆錄質素,我希望每人的筆錄長度僅限於15分鐘,因此要徵召很 多人手。很感謝二十多位志士仁人的幫忙,我大概在星期二收集到所有筆錄,當然在此之前我也做了不少統籌工作,我尤其擔心會重複分配,讓兩個甚至三個人筆錄 了同一個時段,第二個擔心是有人會不守承諾,到期還沒有交筆錄。上述問題最後還是有出現,幸好程度不算嚴重,我還是能夠挽回。

收到這份近八萬字的筆錄後,我還把整篇看了一遍,完全不看是不行的,不然有人寫了一大堆不知所云的東西,也只會浪費了讀者的時間。同時,我也加上評 註,以免建制派和官員的錯誤論點,會影響了讀者的看法。這筆錄也傳給了所有立法會議員以及《明報》總編輯張健波,後者表示很有意思,非常欣賞。

這只是其中一項工作。第二項是譚棨禧想收集北上的各種方法,以證明我們根本無須使用高鐵北上。這個我也幫他宣傳和收集資料。第三項則是去信《明報》 與《信報》總編輯,反駁他們支持高鐵的社評,期望改變輿論,這方面也有所成績。第四項則是成立了一個反高鐵網站,網羅重要的反高鐵訊息。第五項是撰寫了反 高鐵FAQ,羅列高鐵支持者常見的論點以及駁斥方法,期待所有反高鐵人士可以照抄這些論點,在互聯網與高鐵支持者辯論,有效撲滅網上所有支持聲音,令輿論 更傾向我方。第六項是仍然嘗試遊說部分看來仍有溝通可能的建制派議員,繼之前寫信給陳茂波,今周再寫給謝偉俊。為表誠意,這些信全是針對議員自身的狀況度 身訂造,只有那樣才有可能打動對方。當然我們依然不會夠票,但至少我希望議會辯論時較少支持政府的聲音,令政府方案看起來更少人支持。(以上的會議筆錄、 FAQ、總編輯信、議員信均見於《獨立媒體》。)

當然,拉布還是最重要的一環。所以除了做筆錄,我也和Wincy收集問題,我看到我們應該準備了逾百條問題給泛民,至少1月15日應是可以拖得住的。

以上種種都只是在周日下午至周四期間進行,而我並不是全職做這事,平日的工作還是要做的,報紙也仍是要看的,不然如何得知高鐵的最新消息。我以前也 不知自己有這樣大的潛能,也不知道原來需要由我來做的事這麼多。簡單點說,就是「我不知道我可以做這麼多的事,也不知道身邊的人可以做的是這麼少(因此正 等待我來做)。」周兆祥見到我,讚我廣傳的那份反高鐵FAQ非常有用,究竟是誰寫的,我說那不就是我寫的?只可惜,我的這番醒覺也是來得太遲,如果這些事 早幾個月做,成效就不一樣,結果是否可以改寫,也屬未知。但世事就是這樣,我們總會有一點缺失和局限,我的精神支援也不夠強,這陣子內心有很多鬱結,能做 到這樣已是超乎尋常了……

大集會中

1月15日,朱凱迪跟我說謝偉俊有興趣與我們談談,想找我作代表,我欣然應允。到達皇后像廣場,菜園村阿竹請我吃兩個糯米慈,我就只顧品嚐。其實我 有打給朱凱迪,但找不到他,也就沒法子了。集會快開始,朱凱迪打給我,說想請我上台幫忙評述。其實我可能比較喜歡躲在皇后像廣場的攤檔附近relax,在 那裡可隨意吃喝又可以和朋友聊天,但大聯盟是一定要幫的。所以大家見到我上了司令台。

事前準備我們都已做好,這兩天只有靠泛民來為我們打仗。可是不知何解,連日準備了的許多問題,卻不見議員發問;而泛民議員排隊的人數又不是太多,尤 其民主黨似乎特別缺油。我雖不明所以,但為了打長久戰,還是應預期更多問題。因此我在台上呼籲台下提供問題。我們收到的問題真是千奇百怪,由列車型號的選 購理據,挖掘隧道的機器詳情,到高鐵走線對風水和郊野公園的影響,廣深段每個車站的詳細位置和功用,列車會造成的電磁波和分貝,以及為何不探望斷食青年等 都有人問。如果我們用這萬人的腦袋去和鄭汝樺周旋,我頗有信心我們可以長期拉布。為了鼓勵大家提問,我還在台上公開表揚寫得好的八十後甚至九十後,讀出他 們的問題和姓名,希望讓大家明白到我們重視大家的參與,你的提問不會石沉大海,你的努力不會白費。

最好由我在議會發問

不論大家是把問題電郵給我,還是從台下寫紙上來,我都會看一下。重複的問題會捨棄,有用的我會再添加枝葉,希望把問題弄得長一點,以求有效拉布。然後我會把問題寄給Wincy或朱凱迪,他們則自有渠道把問題電郵予立法會議員。

不過我覺得這個工作不算很有效率。我看到的關鍵缺口在於以Wincy一人之力支援二十多名議員,其實十分吃力。此外,究竟議員收到問題後,又是否看 得明白及願意發問,也是另一個問題。尤其如果問題牽涉地質等較專業的範疇,議員可能會因為自己也不肯定問題中的詞彙,而不願意說出口。但無論如何,我認為 這些較涉及專業的問題,其實最能把鄭汝樺問得啞口無言,因為她對此也肯定不甚了解,也不能用甚麼社會有共識、香港邊緣化、市中心很重要等陳腔濫調來搪塞。

所幸,1月15日的會議我們還能成功拖住,還促成了後來我們步上禮賓府表達訴求,結果是這天晚上也是乘通宵巴士和的士。1月16日早上再戰,這天的 情況更為危急,泛民排隊人數越來越少,不知為何之前預備的提問都已不翼而飛,可能是我們發了太多電郵給議員吧,他們也無法一一閱讀和消化。但無論如何我也 緊急呼籲大家投寄問題,台下的問題也真是如雪花飛來,我說大家幫手篩選,我負責打字,因為我一分鐘能打90字(遺憾是不知何解,今天司令台上的電腦數目不 多,不能多找人幫忙打字),可是大家也說其實我最清楚哪些問題已重複問過,所以由我來篩選就最適合了。老實說,其實我覺得最好由我在議會發問呢,那些泛民 議員不像我去過多場公聽會,不像我寫過三四十篇反高鐵文章,對議題不夠熟悉,也就無法擊中鄭汝樺的死穴。所以我明白到我可以做的事真的很多……

怎可能放棄拉布?

無論如何,我還是做打字的角色。而同時我知道地質那條問題是最難答的,事實上福田站那邊已因為地質惡劣的問題出現阻延甚至停工,米埔的情況(變質粉砂岩)將一樣難以處理。(見http://yuuji.wordpress.com/2010/01/13/stopxrlforourhome/ )可是議員又沒有問,我一時找不回那條問題,我知道讀地理系的陳劍青對此比較了解,因此請他立即再寫一次這條問題,可惜議員最後還是沒問……到下午的時 段,有泛民議員給我們傳訊息,說恐怕拖不到下午七時,我們要有心理準備。我絕對不能理解,我跟Bobo(葉寶琳)說,議員怎可以不拉布下去?我們這裡幾千 人,抱持這樣大的期望,我們怎可辜負他們……Bobo也很明白,她很激動地抓著我的手臂,大力地搖……

如果要我總結為何無法拉布成功,我會歸納幾個原因:一、泛民未有有效閱讀電郵;二、泛民放棄拉布,也許是以為即使拉下去,投票的結果還是一樣,可是 他們不明白我們是要爭取時間給公眾討論,製造足以推翻方案的民意反彈;三、或者是出於劉慧卿的私慾吧……那是整項運動中最關鍵的一人。為了證明自己是個稱 職的主席,也為了符合她之前說星期六能表決的預測,把發問時間由五分鐘一題減至兩分鐘一題,又附和建制派的要求無限地加開節數,令泛民對拉布感絕望。她為 了個人的少少聲譽,犧牲了我們的萬人運動,也犧牲了讓公眾進一步討論的機會,也許這便成了她二十年議政以來最大的污點,千年道行,一朝喪矣。是的,會後她 得到鄭汝樺以至建制派議員的推崇,可是那又怎比得上我們這班志士的傷痛?

後來我聽聞鄭汝樺做了這三點自欺欺人的總結:一、高鐵經濟效益巨大——說到收益,西九段與西鐵完全重複,效益極可疑,同時,669億建造費、 73.3億每年營運費,以及尚不清楚的每年折舊費是會拖累香港經濟,這裡還未談環境成本。她應該先比較不同方案的經濟效益,但她沒有。二、社會對興建高鐵 已有共識——《明報新聞網》「高鐵爭議」特輯http://specials.mingpao.com/cfm/Main.cfm?SpecialsID=211 的網上調查顯示認為高鐵造價過高的人是65%,反對政府興建高鐵為50%(支持49%);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也顯示有59%受訪者認為高鐵造價過 高(僅26%認為合理),似乎這一點才是共識,但有人只做鴕鳥,捂著良心說話,以為把謊言多說一遍就會變成真相。三、高鐵已研究了十年,重新諮詢就要拖延 另一個十年——較詳細資料在去年十月末才公佈,所謂十年的前大半段,都是政府在浪費時間,不公開資料,又不做公眾參與,如果需要另一個十年,那只是意味政 府會繼續這樣累事,她仍然拒絕承認問題,並把十年的罪名加在反對者身上——669億撥款以及種種生態和社區破壞,就在這樣厚顏的謊言下獲通過了。

大集會後

大會宣佈要圍繞立法會進行宇宙大苦行,然而部分示威者已經無意繼續「快樂抗爭」——那又是的,這個主題是否太和現實脫節?在場有誰會快樂?有一小撮人決定衝擊警方鐵馬,嘗試衝入立法會。大會則不斷呼籲眾人莫理,要繼續冷靜苦行。

就這一點,事後《獨立媒體》ansonwong行文,認為主辦單位太平和,這引發眾多討論。我的看法是首先大會不可能呼籲示威者一起衝,叫大家一起 犯法,那要背負的負面標籤將會很大,後果不堪設想。第二,有人會說大會即使大會不鼓勵大家去衝,也不用叫大家停手。即使我認為手無寸鐵衝鐵馬不算甚麼很暴 力的舉動,那傷害也遠遠不及政府假諮詢和漠視反對聲音,強行通過損耗公帑,破壞環境的方案。但姑勿論衝擊立法會有多正義,問題在於大家衝進去,可達到甚麼 終極目標呢?只會令第二日的新聞很難看。它一方面無法令政府撤回方案,甚至只會加強了鄭汝樺相對於我們的道德高地;另一方面也會嚇跑了其他「溫和」的人不 敢再參加我們的保育運動。那風險,還是太高。

無論如何,衝擊鐵馬的畢竟是少數人,但宇宙大苦行不知怎的,後來自發演變成了阻塞鄭汝樺。反高鐵人士自發在七個據點聚集,順時針方向分別是皇后像廣 場、遮打道西行、昃臣道、遮打道東行、遮打花園、德輔道中東行與德輔道中西行,成功令鄭汝樺座駕無法離開立法會,這實在是出於大會意料之外。

同時,警方也沒有和示威者劍拔弩張,除了在初期嘗試抬走一些示威者外,之後大部分時間雙方只是互相對峙,沒有角力。依我看是因為警方人數其實還不及 示威者,事實上沒有能力把示威者一一抬走——除非你把示威者押上警車,否則你把示威者抬到路邊,他又再走到馬路中央,這樣周而復始,只會消耗警方體力。

眾人其實沒有暴力的打算

有一些記者事後在facebook撰文,認為這樣阻塞街道也是暴力。以我所知大會都呼籲眾人在警方抬人時千萬不要動,一來以免被告襲警,二來你越不 動他是越難抬走。因此眾人其實都沒有暴力甚至出力的打算。當然有些記者認為非暴力地不動、像天安門學生那樣靜坐也是一種暴力,那我實在想問他究竟哪種傷害 大:是靜坐傷害大,還是政府假諮詢,漠視反對聲音,強行用功能鐵票通過方案對社會的傷害大?焦點是否錯放了?我甚至見到有記者在facebook這樣形容 之前到禮賓府抗議:「這班人,打起鼓、唱起歌、跳起舞來! 好聽點可說他們像很歡樂的模樣,但更貼切的,應是形容他們索了K般忽左!」當記者的包容程度是這樣的低,連唱歌跳舞也超越了其包容的底線,那才比人群的不 暴力更令我感到震驚——我懷疑這些記者的話,才是一種暴力。從部分記者那加油添醋和妖魔化的文字,也可見這些記者的天職早已不是查找真相,而是製造罪名, 那是與公義為敵,香港並不需要這樣負水平的記者。

這場對峙的和平程度甚麼有點令人感到不可思議,警察完全沒有圍堵七個據點的示威者,我可以在七個據點之間走來走去,不斷巡迴;我甚至在晚上九時許還 去了皇后大道中的麥當勞吃晚餐,點了一個田園沙律、中薯條和熱朱古力。這天麥當勞因有大批示威者和警察光顧,生意太好,麵包竟也售罄(雖然我也不會吃), 但顧客仍可買雞翼、麥樂雞和蘋果批等對他們來說較飽肚的食品。

我的預測是由於警方難以抬走太多示威者,於是希望人潮的耐性減退,會自行散去,這叫以逸待勞。而事實上除了德輔道中,其他幾個據點警方確實沒有清場 必要,因遮打道星期日是行人專用區。著急的反而是大會,大會本沒預算到有這場圍堵行動,現在有二千人參與,首先出現的便是糧水支援問題。當然大會可能也考 慮過叫人群散去,但這和人群的期望相距太遠,實在不可能有效果。大會的機動力值得一讚,雖然附近沒有任何超市,但還是能為七個據點供應足夠糧水,當然也有 示威者熱心籌集糧水,只是衣物就可能未必足夠,這天的天氣倒也是寒冷的。不過大會面對的另一個問題是,隨著時間過去,逗留的人肯定會越來越少,這樣結束會 很難看,所以大會也是缺乏一個令事情圓滿結束的辦法。有些人會覺得可以無限期拖下去,但我估正常人的預測都是人數會持續減少,而即使能持續到星期日,可能 會有市民來增援,但也不會及得上周五和周六的集會人數,那兩次已是最多人的了,也不足以推翻政府和建制派的決定,星期日的延續又可以有甚麼效果?更何況那 是否可以延續至周一或更長的時間?

幾小時後,鄭汝樺和一眾議員從港鐵站狼狽離開現場,我想那是在沒有預算下,冥冥中最好的安排了。一方面他們得償所願歸家,二方面警方不用為難以清場 而煩惱,三方面大會也無須無限期延長活動——人也走了,還包圍來幹麼?而且這也給大會一個下台階——他們的狼狽離開,可證明我們的行動某程度地是「成功」 了,可以以一個稍為正面的結果來告終。

愈多人包圍 愈不會危險

面對這段長時間包圍鄭汝樺的行動,有一點我是很難過的。有人覺得這些市民在馬路靜坐十分危險,可是是誰把他們置於危險當中?只要越多人參與這項靜 坐,警方就越不敢採取行動,他們就越不會危險——甚至,如果有幾十萬人來靜坐,說不定就能成功迫使政府撤回方案,保住公帑,保住生態,保住家園了。有人說 我們有萬人集會是很多人,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那也是很少人……而我們當中每一個決定不參與靜坐的人,其實同時就是選擇把靜坐者、把這群很有良心的市民,真 正的香港良心,置於危險當中。這是很可悲的事實。在這裡我想誠心地喚起所有市民的良知。至於那些幫倒忙的記者嘛,是的,你們是整件事裡最可悲的現象。

我和Koey(李雨夢)留在遮打道東行,我們不想置他們於危險。當然,最後大家都很安全。在凌晨一時許,我離開了,朱凱迪剛好也在這區,我沒有太多安慰或鼓勵的說話,只簡單地拍一拍他,說句「走了,再斟」,一切盡在不言中……

雖然參加集會的人數還是不足夠,但這兩天在台上,看到一萬人溫暖的支持,那還是十分難忘——我看到他們的內心在跳動,香港的良心仍在跳動。雖然就整體人口來說,這個良心,仍是略嫌薄弱。但人是會互相感染的,我期待下次的活動,會更為強大。終有一天,香港的良心會無堅不摧。

在這次活動,我想我有三大進步,首先我意識到自己可做的事很多,而且那些事不用等其他人去做,那是我做的了;第二除了自己可做更多,還同時可以召集 他人之力,例如今次我選擇請幫手筆錄,請大家提供質詢問題,以及製作FAQ動員大家一起用這類答案打擊高鐵支持者等,都是一個起步。第三我也明白到我做事 快是非常重要的特質,假使另一個人慢我四倍,不代表集合四個這樣的人就可以取代我;除了用四人時溝通上有時間成本和資訊流失,有時有些事只在電光火石之 間,就是靠你快了那少許,可能就成功了——例如當你要和政府鬥快說服市民,又或你要在短時間內支援泛民發問,又或你要針鋒相對與鄭汝樺對質,那速度都很重 要。而在今次事件我才發現自己的做事速度原來是已經大幅拋離他人,這和我打字很快有莫大關係,因為如果打字慢,就會容許自己思考和組織得慢,反正打字速度 跟不上嘛,但由於我每分鐘能打上百字,所以我每分鐘就可容許自己思考和組織過百字的內容,而這幾年來思考得多,組織得多,寫得多,加上多素食多行山,沒有 膽固醇和飽和脂肪擠塞著腦裡的血管,已令我培養了這種珍貴的能力,朱凱迪還封稱我為「神筆」,這對日後為社會爭取公義,力抗鬼卒,大有幫助。因為這番啟 發,加上希望給同儕一點正面訊息,我在facebook status做了這少少總結:「抗爭並未結束,這只是其中一個里程碑。我相信我們在今次的活動裡,都累積了很寶貴的經驗和智慧,下次只會再上一層樓。」

19/1/10 寫於城門水塘.空無一人的九號燒烤場.w/ lenovo x200s

文內提及的工作連結:

遊說議員類——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5766
致敬愛的謝偉俊議員:給您一點關於高鐵的意見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5656
致敬愛的陳茂波議員的信:懇請再考慮一下高鐵事件

回應社評類——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5762
回應14/1《信報》儘早通過高鐵撥款社評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5695
反駁11/1《明報》社評對錦上站的指控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5635
回應《明報》張健波的高鐵錯誤理據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5655
再度回應《明報》張健波(高鐵錯誤理據)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5671
三度回應《明報》張健波的高鐵錯誤理據——附張總的回覆

其他——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5758
反高鐵FAQ(請廣傳)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5713
8/1 高鐵財委會會議內容.民間完整筆錄
http://www.kwuntung.net/xrl/
反高鐵.停撥款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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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5900
鏡頭背後 - 一個中學生的反高鐵抗爭後記 李雨夢

健吾﹕告訴我,香港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明報專訊】電台節目主持在早晨節目中調侃警察對名媛港女的反應,說:「為什麼那些警察好似反應沒有在遮打花園拉80後示威者時那麼勁的呢?」另一主持人回應說:「哈哈,當然啦,她是女人,又講英文!」

香港人真的夠賤,聽見英文好像就要退避三舍似的。女子對覑警察大說英語,以語文顯示自己的文化身分。警察也真有趣,堂堂子漢,卻像那些打cold call推銷的客戶服務員,聽到對家說英語就好像忌人三分似的。

香港人的深層心理結構中,一定是崇洋的。一個又一個的外國教育展總是擠得水泄不通,無他的,年輕人,最重要的是什麼?不要留在香港,一定要外出浸浸 鹹水,回來說一句話都好像可以大聲一點。做人最重要英文、國語好,「趕冬話」說得好不好?沒有人介意。每當我在商場看到一些貌狀中產的港男港女,即使二人 均是道道地地的香港人,也在日常生活以港式口音跟孩子以全英語對答,就知道那種深層心理的自信缺失和發展缺陷是什麼。

崇洋,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崇洋,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香港的核心價值,一定不是特首說的那種:「有示威者不負責任,衝擊立法會,是違反香港的核心價值。」

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陳健民在電視節目指出,傳媒把重點放在衝擊立法會的行為,令人忘記了整個社會運動的抗爭重點是什麼。我很奇怪,大家都好像念茲 在茲的去說一些字詞,但是那些字詞人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說法和解釋,究竟大家是不是在同一個層面討論?曾特首說的「核心價值」,是不是中環價值?抑或是現在 香港所有既得利益者都明白的「我們只要不犯法,即使犯法你也告我不入,我們就可以為所欲為,瓜分香港所有利益」的價值?抑或是很多不支持現在所謂「80 後」行動的保守中產人士,以「平凡人」、「普通市民」自居,蝸居香港,求的「不過」是三餐一宿,不想多事,只想香港平平靜靜繁榮穩定。即使有些有錢人可以 用一些不太公義的方法去賺他們的錢,他們都沒有所謂。因為對他們來說,這個世界沒有公義,只有金錢。或是別人的事情也有別人的公義去處理,錢可以解決很多 不公義,只要政府付足足夠的金錢,公義和LV包包是一樣,有一個價錢牌的。

一切果 因今天「無知」面對世界所致

我生於香港,我現時活在香港。我絕對可以用比任何人都激烈或揪心的情緒去看待這幾個月香港發生的事。但我希望用一個「我不是香港人」的角度,抽離地去觀看這陣子發生的事。在立法會、在電視、在facebook,我看見幾個不同的世界:我切實地感覺到反高鐵人 士的卑微,我看到那些保守中產對覑電視新聞畫面被媒體建構的真相蒙蔽卻又自以為是的認為自己認知事實之全部的幼稚,我看見大學生對吃喝玩樂或打理 resume的追求,比社會公義更重要。我看見政府官員氣急敗壞,我看見有人會把「香港問題」滾大,當有一天他發展得一發不可收拾,就會成為阿爺的各大權 力派別的爭上位的政治籌碼。我看到最多的,是以為自己可以以一句「我不太理解政治」或「我對政治無乜興趣」就蒙混過去的大學生和大學教師。

我心深處,很期待那些大學生投入工作市場後,會後悔自己沒有更認識這個月發生的事。因為,他們注定成為一個平庸的人,掙永遠都不夠花的薪水,做永無止境的工作,畢業後就由天堂投身到永不翻身的無間地獄。一切果,都是因為今天他們以「無知」和「冷漠」面對世界所致的。

黎廣德﹕為何林鄭須向林超英致歉?

【明報專訊】前天文台長林超英以一位普通公民的身分,向規劃署遞交一份有關新界塱原規劃的意見書,竟然惹來發展局長林鄭月娥直 指他的言論「荒謬」,「不尊重規劃署」,「亦不尊重多年來解決城市規劃問題的人士」。本來政府正就「新界東北新發展區」進行第2階段諮詢,邀請公眾發表意 見,林超英以他對自然保育的熱誠、專業知識和對建制運作的深切了解,願意向特區政府進言,正是求之不得的美事,為何林鄭月娥如此罔顧身分,以言論打壓?

林超英一介謙謙君子,相信不會在乎一位掌權者的惡言。但背後指涉的議題,不僅關乎香港最大淡水濕地的存亡,更直指新界土地利益的矛盾,和政府規劃機制的腐朽。

爭議的核心在塱原,但意義遠不止於塱原。

塱原生態價值毋庸置疑

很多人知道塱原是環保團體珍而重之的自然遺產,在2000年前後發起的保育塱原運動,迫使一直倡議在地面興建落馬洲支線的九鐵公司,改為採用先進的工程技術,讓支線從地底穿過。工程多花了20億元,但贏得了很多國際團體和專家的讚譽,公認是香港推行可持續發展——既滿足經濟需求、亦保護自然生態的典範。

但很少人了解,塱原是經過政府不同部門,不下5次正式確認有重要生態價值的寶地。第1次是1999年規劃署的《新界東北規劃及發展研究》,第2次是 2000年路政署的《第二次鐵路發展研究》,兩者均建議把塱原劃定為「自然公園」;第3次是2000年環保署長拒絕向九鐵發出環境許可證的決定,第4次是 環評上訴委員會駁回九鐵的上訴申請,第5次是2004年規劃環境地政局在「新自然保育政策」中確認塱原是必須優先保育的12個極具生態價值的地點之一。因 此,政府動用「環境保育基金」,多年來一直撥款資助香港觀鳥會和長春社在塱原推行可持續發展計劃,雖然沒有公開宣布,但實質上已奉行覑「塱原生態保育區」 的政策。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在兩個月前發出的「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諮詢文件上,提出把塱原變成一個聞所未聞的「綜合發展及自然保育改善區」,實質是賦 予這片本來沒有發展權的農地,大興土木的機會。這就是林超英迫不得已,打破沉默的底因。你也許會奇怪,林鄭月娥必然明白政府為了保育塱原,早已投資了20 億元,絕對是碰不得的自然生態遺產。什麼力量促使她甘冒天下之大不韙,不惜讓20億元公帑付諸流水,更連打了5個政府機關的嘴巴?

其實這股勢力蓄勢待發,並非始自今天。例子之一是早已被發現違規經營的塱原濕地農莊,即使多次被政府部門檢控,至今仍然屹立不倒。政府部門愛理不理 的執法方式,使農莊土地業權人之一的上水區鄉事委員會主席侯志強近日壯起膽來,根據《明報》1月1日報道,侯志強宣稱不會停止農莊運作;公然向法律挑戰。 另一個例子是去年中的水銀瀉地式傾倒泥頭事件:在短短數周內,數不清的泥頭車日以繼夜,把逾10萬平方呎農地非法堆填。鄉民侯太樂報警求助,卻無法制止暴 行,環境局副局長潘潔曾表示嚴厲執法,旋即有推土機以「清理泥頭」之名把更多菜田活埋。政府高調徹查的成績,是檢控了一名泥頭車司機,但非法堆填的泥頭至今依然絲亳未動,背後的得益者更是穩如泰山。

推翻兩大政策影響深遠

這些只是市民看得見的表徵,能夠促使發展局不惜以「顧及業權人的權益」之名(註),一口氣推翻政府一直堅持的「農地並無發展權」和「塱原生態保育 區」兩項政策,而準備賦予塱原地主大興土木之權,自然並非在䒷面上的等閒之輩。林超英直指這些為「有勢力人士」,何「荒謬」之有?

「發展」塱原先例一開,等於馬上為全新界農地賦予無中生有的發展權。單以塱原84公頃面積計算,如果政府參照菜園村每平方呎農地賠償526元,地主收益便有44億元;如果容許地主發展,收益更遠不止此數。究竟政府在為誰服務?

若果林鄭月娥局長還願意為特區政府挽回一點低迷的民望,她應該嚴肅回應改變政策背後的因由,公開相關的「政策影響評估報告」,澄清發展局官員和業權人或「有勢力人士」之間的討論經過,並且謙卑地聆聽各界的批評。

這些關乎新界土地會否失陷的大事,林超英發言尚遭嚴斥,一般市民豈還有置啄的餘地?所謂「公眾參與」豈非一紙空言?正當特首曾蔭權在高鐵爭議時信誓旦旦,聲稱要廣開言路之際,林鄭月娥能夠說一聲道歉,把長官的傲慢放在一旁,讓公眾重拾脆弱的信心嗎?

(註)政府《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摘要,第4頁第3段,2009年11月

作者是公民黨副主席

Thursday 28 January 2010

馬國明:張文光, 蔡子強, 呂大樂的選擇性譴責暴力

人生而自由,但卻總是帶着枷鎖。」雖然二百多年前說的話今日不幸地仍適用,但今 日人們都不難明白為什麼人總是帶着枷鎖,要解決的問題反而是怎樣才可以解開枷鎖。向那些親手給他人套上枷鎖的人苦苦哀求固然無濟於事,對方不過是奉命行事 而已。向更高層的人說明自由的可貴更是徒然,對方根本就是因為害怕人人自由的局面才下令要把枷鎖套在其他人身上。使用暴力打破枷鎖是否是唯一的方法?

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有如教科書般將使用暴力打破枷鎖的好處和壞處清楚無誤地展現出來。法國大革命爆發時,國民議會中的資產階級另起爐灶,並隨即發表人權宣言的一刻,巴黎的無產階級奮起攻破性質跟北京秦 城監獄相近的巴士底監獄。暴力革命帶來的解放是何等振奮人心,但對既得利益的階層而言卻又是何等震驚、何等震撼。他們立刻像鄭汝樺和保皇黨議員一樣,感到 被圍困,紛紛逃亡國外。但法國王帝路易十六喬裝平民逃亡英國的計劃卻在最後一刻被識破而被押返回巴黎,逃亡的舉動更被巴黎民眾認定是賣國,最後被送上斷頭 台。發展下去,被送上斷頭台的不計其數。在整個十九世紀裏,歐洲的思想家不斷爭論法國大革命這種暴力革命的好壞,Thomas Paine 的The Rights of Man 和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這兩部著作可以說是代表着正和反兩派的意見。

十九世紀俄國思潮爭論激烈

不過從思想交鋒的層面而言,在整個十九世紀裏,爭論得最激烈,不同思潮之間互相牽 扯產生的思想發酵(intellectual ferment)作用最熾烈的卻是位處歐洲最邊緣的俄羅斯。統治俄羅斯的羅曼諾皇朝是全歐洲最專制獨裁的政權,自從由參加平定法國革命戰爭時感染了自由思 想的俄國軍官發動的十二月革命失敗後,俄羅斯的青年人便苦心思索推翻專制獨裁統治的途徑;有人選擇回歸俄國的鄉土,與俄國的農民共患難,期望有朝一日可以 與農民一起改變不公義的社會;有人認同無政府主 義,以為任何政權都會帶來壓制;有人選擇暗殺,以為把權貴們殺光,社會便不會再有不公義。屠格列夫的《獵人日記》刻劃俄羅斯的鄉土情懷,他的《父與子》則 探索與無政府主義一脈相承的虛無主義。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白癡》和《惡魔》刻劃當時俄國的思想交鋒和不同思潮之間的拉扯衝撞。《罪與罰》和《卡拉馬佐夫兄 弟們》則探討理念思辯可能引發的暴力後果。

1月16日,特區政府不理社會上要求擱置興建高鐵的聲音,數夠票之後便要強行通過撥款的議案。反對撥款的人士發起萬人包圍立法會的 行動,當議會通過後,在場示威者試圖圍繞立法會表達不滿。但警方立刻架起鐵馬,示威者當中有人試圖拉開鐵馬,再加上有在場警員使用胡椒噴霧,現場的新聞報 道立刻不斷重播示威者拉開鐵馬的片段,但警員使用胡椒噴霧的情景卻好像未能攝入鏡頭。事件發生後,報章的社評大多集中討論示威者拉開鐵馬和包圍立法會大 樓,令到鄭汝樺和一眾保皇黨議員不敢離開立法會這兩件事上。對於高鐵是否值得花669億元來興建,對於立法會的畸形組成根本不能有效監察行政機關這兩項示 威者提出的問題卻完全不提。至於原本說要問一問自己是否變得保守的曾蔭權高調譴責示威者一事並不意外,令人意想不到是一些令人敬重的學者也加入譴責的行列。當然這些學者的動機和口吻有別於曾蔭權,他們都是善意地勸導示威者,不要超出和平抗爭的界線;他們提醒示威者,香港的主流社會只會接受和平理性的抗爭方式和行為。但這些諄諄告誡的言詞,在社會上產生的效果卻只會變成另一種針對示威者的無理譴責。

媒體沒理示威者為何拉鐵馬

這裏先以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張文光在1月22日《明報》論壇版發表的文章作例子,這篇文章的標題是〈一腔熱誠、萬千珍重〉,文章一開始便讚許反高鐵示 威者反抗社會不公義的熱誠和勇氣,然後語重心長地說:「作為五十後的過來人,懷着真誠謙虛的心意,請他們在暴力邊緣劃線,連水樽也不應擲。如果他們追求的 不是革命,和平理性非暴力就必須堅持。」編輯以克體突顯這段文字,這段文字的語氣也是全篇文章的語氣。張文光十分小心謹慎,以孔子那種循循善誘、誨人不倦 的語調訓導反高鐵的年輕人。寫他那篇文章時,張文光不自覺地以長者自居,他似乎沒有想過他其實可以跟高鐵的示威者平起平坐,一起探討問題,完全毋須論資排 輩。事實上,對高鐵的各種問題,恐怕張文光要向示威者請教。但最要命的是他那句「請他們在暴力邊緣劃線」,無形中把整個反高鐵運動描繪成到達暴力的臨界 線。張文光的文章和主流媒體的報道一樣,完全沒有理會示威者為什麼要拉開鐵馬。至於擲水樽一事,現有的證據根本不能指證誰人擲水樽。現場除了有反高鐵的示 威者之外,還有不少圍觀的市民,亦必會有一些扮作市民的便衣警察。 在疑點歸於辯方的原則下,不應將責任歸於任何人。一句「連水樽也不要擲」卻清楚說明張文光已認定擲水樽的是反高鐵的示威者,人類社會到目前為止,即使科技 突飛猛進,依舊極之不公平,強權往往凌駕於公義,因此暴力的形式層出不窮。拉鐵馬、擲水樽是暴力,警察使用胡椒噴霧和他日強行清拆菜園村不也是暴力嗎?大家當然知道有所謂合法和合適的暴力這回事,在一些人眼中監禁劉曉波不也是合法和合適的暴力嗎?

認定網上欺凌是年輕人專利

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裏, 暴力無處不在,著名的學者和評論員蔡子強便在〈需要世代對話,而非世代戰爭〉一文中提出要關注網上欺凌這種暴力。蔡子強說得 對,不能對這種暴力視若無睹,他提出來討論是必須的。但他的文章卻有意無意間認定網上欺凌這種暴力是年輕人的專利,就如使用胡椒噴霧是警察的專利一樣。文 章的題目或許是報章的編輯所加,但卻完全符合文章的內容。世代戰爭幾時開始了?

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 不過像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一樣,將一些香港社會現象概括說明,不同的是說明的年代和範圍更廣泛而已。但不知何故卻演變成一種以偏概全的世代論,呂 大樂是社會學家,他比任何人都明白相同年齡組群內必定存在各種源於家庭背景、階級、性別等差別。任何關於世代的論述都必定是高度概括,為了探討問題從事研究,這種概括是必須的,但千萬不要當真。像暴力的問題,面對以暴力革命得天下的中共政權,面對劉曉波及其他國內維權人士的監禁,面對基本法二十三條再一次立法的可能,年齡由零至一百的人處境都一樣。中共龐大的國家機器擁有使用各種暴力的專利,雖然香港暫時免於這些暴力,但威脅卻存在。香港當然不是十九世紀的俄羅斯,但杜斯妥也夫斯基對十九世紀俄國社會那種不同激進思潮拉扯衝撞的深刻描述正好是深化討論的材料。反高鐵的年輕人其實都是水平甚高的人,與其說什麼世代溝通,不如大家一起平起平坐,不分年齡,不要論資排輩,大家一起探討十九世紀俄國的青年怎樣面對專制獨裁的政權,這樣才不至於犯了選擇性譴責暴力的錯誤。

Wednesday 27 January 2010

[特約報導] 把歴史人文套現的市建——中環士丹頓街╱永利街重建項目〔H19〕

週四, 2010-01-28 11:50 — peggyliym

中環不單是香港的金融中心,也承載著開阜以來的歷史,尤其是中環舊區,一街一巷一樹一木背後,都印記著香港的歷史故事。然而,這些讓香港憶記百年滄海桑田的歴史痕跡,將在不到十年間消聲匿跡,換成香港政府心目中的世界級大都會。

過去幾年,市建局在中環重建的項目,相比其他區域數量多出幾倍,收購價當然是天價,當中包括有皇后街項目〔帝后華庭〕,堅尼地城項目〔泓都〕 , 加惠民道項目 〔怡峯〕 ,第一街╱第二街項目 〔縉城峰〕,士丹頓街╱永利街項目 ,餘樂里╱正街項目,卑利街╱嘉咸街項目 。這些項目,重建理由都離不開美化環境改善區內的公共空間等等,但最後,土地十之八九都轉手給地產商,變身為豪宅。

直至今年一月中為止,帝后華庭平均尺價七千一百元,泓都平均尺價七千三百元,縉城峰剛落成尺價驚人,高達一萬二千元。根據二零零八年市建局向媒體公 怖,士丹頓街╱永利街項目收購項目範圍的物業收購價是歷來最高,高達港幣9986元一呎.對街外人來說,這些變化已然順理成章,但居民在這兩年間還不斷為 香港僅存的記憶抗爭,堅持保留收回範圍內的復修好的唐樓。

這重建項目是前土地發展公司所公佈25 個優先重建項目之一,亦是巿建局成立時所定下建承諾的一部分。這項目包括了位於上環士丹頓街與必列啫士街以南,鴨巴甸街與城皇街之間的一個約3,500 平方米的土地上。H19 是香港發展史特具歷史價值的中上環之內,如在計劃範圍內必列者士街2 號原址為美國公理會佈道所,孫中山先生於1883 年在此受浸,並取教名日新〔後改為逸仙〕。孫中山先生亦於1884 至1886 年期間居於必列者士街2 號2 樓。現址上所建的是於大戰後的第一座公共街市設施。

圖一

H19共分三個地區,現時極具爭議性是位於第三區〔Section C〕收回範圍內的復修好的唐樓,將會被拆卸再由發展商興建三幢廿八層新豪宅,4位業主委託城市規劃公司提出更改土地用途之申請, 希望將地段由綜合發展用地〔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rea〕 改為住宅用途 〔Residential 〔Group C〕〕,申請內容包括將地積比率由原先6.5降至5,而樓高層數由廿多層〔120米〕降至12層,確保區內有足夠公共空間及避免高樓屏風效應.城市規劃公 司多次去信規劃署及城規會,就是次更改土地用途申請定出新方案,但市建局認為幾幢樓沒有歷史價值,收回的地段有助改善環境,擴闊後巷以及提供更多公共空 間,至於降低地積比率的申請,市建局則套用法律意見,指出地積比率是根據二零零九至一零年施政報告定案,沒有必要再討論。

圖二

如果大家有經過士丹頓街64號,近前警察宿舍,亦即是中央書院原址,這幾幢復修好的唐樓很符合持續發展的理念,環境保育經濟效益和社區都得到平衡發 展,新穎外觀也保留原有的樓梯扶手木窗框及扉,採用舊鐵閘增加室內日照的時間,這一區的「低密度」的住宅吸引不少同國籍人仕入住,英美意法日還有留學多年 回流香港的青年。就算唐樓包裝得美輪美奐,居民怎樣爭取也難敵市建局與地產商的手段。

市建局成立多年,重建舊區速度不斷加快,地價不斷提高,樓宇密度不斷提高,去舊立新,將沒有歷史或建築價值樓宇進行無節制清拆,更新舊區成為世界級都會創造更美好的家園。

我們不想為地球村加上負擔,將剛復修好的唐樓一下子拆掉,成為建築廢料!我們也不想因市建局對土地發展公司的承諾,而出賣我們的土地!我們更不想在區內居住幾十年的舊街坊因為市建局的貪婪,而被迫遷出!

今個星期五會城規會有一個關於士丹頓街╱永利街項目〔H19〕的公聽會,時間為早上11:00於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5樓1504室舉行,未有預先登記的公眾人仕可在旁聽室旁聽。請提出妳們對城市保育的寶貴意見。

〔特約記者:李綺雯

文字力量 林沛理 豈止是經濟人而已

010年1月18日

曾蔭權日前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表示,留意到「 八十後」對社會的不滿,並聲稱會從「高鐵」事件中汲取教訓。如果這確實是他的由衷之言,他首先要反省的是其管治心態的邏輯起點。

與 其說曾蔭權把施政重點放在經濟和民生上,倒不如說他把管治思維的邏輯起點放在「香港人是經濟人」這個假設上。眾所周知,「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的假設來自西方傳統經濟學中對人的經濟行為的一種普遍性假設。這個假設將「人」在經濟活動中的一切行為都假設為「自 利」(self-interested)行為,其目的在於「力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

自出任行政長官以來,財政司出身的曾蔭權就是用「經濟人」這種邏輯思維去指點江山和實踐改革,以及為香港今後的發展尋找方向和選擇道路。他提出的是一套徹頭徹尾的「經濟人」的價值觀,這一點從他的保育和文化政策中可以看得最為清楚。

曾 蔭權多次重申會大力推行文物保育,又認為歷史建築物不應單單保存,而且應該活化,發揮它們的經濟及社會效益,這樣才符合可持續保育概念。值得注意的是,他 常常掛在口邊的字眼是「活化」(revitalize)而不是「修復」(restore),反映了在他的心目中,舊建築物本身並無內在的歷史或文化價值; 所以必須「注入商業管理元素」,才可以成為「文化地標」。 他的整套保育政策,說穿了,就是要發掘舊建築的經濟效益和商業價值,將保育看成一盤生意,將對保育的承擔和投資看成一種「可操勝算的賭注」(smart money)。

這種經濟人的邏輯思維也可見於曾蔭權政府看待香港文化的態度。曾蔭權及其班子喜歡將港產片稱為香港最成功的「創意產品」,又稱香港為「創意之都」,要為「香港品牌」注入新動力,加強宣傳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形象。

香 港長期被視為一個對政治冷漠、對歷史無知和對文化缺乏熱情的所謂「經濟城市」。這個標籤從來就沒有多大的現實基礎,尤其是香港在九七回歸之後就更不適用。 曾蔭權本人不是曾經在施政報告中提出「新香港人」這個概念嗎?然而倘若所謂「新香港人」骨子裏仍然是只懂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那不過是新瓶舊酒而 已。這樣說,不表示今日的香港人不食人間煙火,完全沒有經濟人假設中經濟人具有的自利本性,但這種本性僅僅是香港人屬性中的一個方面而已。

再 說,任何經濟學家都無法否認,「經濟人」假設僅是一個假設而已,並不完全符合社會現實。正如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low)在他的「需要層次論」 (hierarchy of human needs)中所說,人的動機和需要是一種由低而高、逐級實現的層次結構。人在解決生活和安全的基本需要後,自然會嘗試滿足愛、尊重和自我實現這些較高層 次的需要。

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在現實生活中,人並不只是自利的。香港人絕對不是「純經濟人」,而是活生生也複雜得多的「社會人」。他 們除了有物質的需求之外,還有精神的追求和價值觀,以及經過主體判斷和思考後所作的選擇。他們的行為絕對不能簡單地以「自利」兩字概括,他們追求的「利益 的最大化」也絕非僅僅是經濟利益的最大化。這也許就是「反高鐵」運動要向政府發出的關鍵信息。

文字力量 林沛理 華美袍上抓蚤子

010年1月11日

香 港的舞台劇愈來愈似演唱會,演唱會卻愈來愈似港產片。鄭秀文在紅磡體育館舉行一連十場演唱會,接近三小時的表演不乏挖空心思的「笑位」和「感動位」,就是 沒有令人忘不了的「音樂時刻」(musical moments)。台上插科打諢、載歌載舞;台下喜氣洋洋、和應者眾。似乎沒有觀眾注意到歌者的「走音」和「懶音」;即使有,也沒有破壞他們享樂的興致。 仙風道骨的鄭秀文唱功容或不濟,但誰人都看得到她為了這個「騷」而曾經加諸自己身上的「酷刑」,這也許就是香港藝人獨特的的專業精神和座右銘—你毋須做得 很出色,但一定要吃得苦(you don't have to excel, but you have to suffer)。

這令我想 到幾年前在一個電視節目,看到梅艷芳在她最後一場演唱會上唱最後一首歌:蓋着白色的頭紗,化了濃妝,打扮一如新娘子的梅艷芳竭力以最佳狀態示人,但她的眼 睛出賣了她—那是看盡世情後只剩下單調的疲乏的眼睛,那是接受了口頭上要抗拒命運的眼睛。她說起話來幾乎是口齒不清的,但當她開口唱《夕陽之歌》,歌聲卻 是出奇地,應該說是奇迹地宏亮、圓潤,當然還免不了一份平日沒有的吃力和掙扎。之後她緩緩步上樓梯,樓梯的盡處一道門打開,射出金光。梅艷芳走進門後,突 然轉身揮手向觀眾道別,並說了一句特別響亮的「拜拜」。在這難以言喻的一刻,歌者與歌、生命與舞台合而為一,那是將一生奉獻給表演藝術的梅艷芳最動人的一 次自我剖白和自我完成,又豈止是一個美麗、蒼涼的手勢﹖

魯迅說過,「悲劇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在 這重意義上,梅艷芳六年前的死對觀眾和演藝界來說是悲劇,因為它帶走了一個優秀表演者的聲色藝,以及她對表演藝術的獻身、在舞台上對卓越的追求。問題是當 我們將梅艷芳奉為楷模的同時,為何又可以接受遍布香港樂壇的那些氣若游絲、五音不全的所謂「歌星」﹖一個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實是,單以唱片銷量和受歡迎程度 而言,像羅文、張國榮和梅艷芳這類傑出的藝人,在香港流行樂壇早已淪為二線歌手。香港流行音樂的黃金時代,在他們離世之前已經老早結束了。

當 然,在表演舞台上魚目混珠、濫竽充數者古已有之,真正可悲的是我們品味的墮落。的確,以前在香港流行樂壇的一線歌星中,很少不懂唱歌的,即使有,雖未至於 被大眾的唾沫淹死,也不會像今日那般橫掃各大傳媒的頒獎典禮。梅艷芳堅持給觀眾最好的,因為出身自荔園小舞台的她,知道觀眾可以是多麼難以取悅甚至殘忍。 可是今日的觀眾已經變成庸俗品味和偶像崇拜的奴隸,而且變了之後,仍沾沾自喜,這才叫人痛心疾首。

香港的流行樂壇淪落至此,傳媒難辭其咎。 光是它們的趨炎附勢、品味的一元化,以及與唱片公司和歌手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就使其不配當香港樂迷的把關人。各大傳媒主辦的一年一度流行音樂頒獎典禮, 更是閉門造車的「交換禮物」,愈看就愈令人覺悟香港流行樂壇改革之不可緩。但香港的傳媒有這樣自省的能力嗎﹖十七歲兼職模特兒周凱盈在學校藏毒,日前被判 處感化一年,馬上成為傳媒爭相報道的「頭條人物」,人氣不跌反升。張愛玲說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香港的傳媒有興趣的,就只是這些蚤子。

我私故我在 陳雲 變 相

010年1月28日

五 區補選,全民決志。新聞文字也有所謂「協同效應」的,例如一月十六日反高鐵的示威者「包圍立法會,衝擊鐵馬」,被政府和某些傳媒協同文字之後,二合為一, 變作「衝擊立法會」,和平青年被誣為「暴民」了。政府的鳥籠政改方案推出之後,社民連以投票明志之方式發起抗議運動,「五區總辭,變相公投」口號推出不 久,語言變相,也節縮成為「五區公投」,再自變為「全民公投」、「全民起義」。政治進入web世代,可謂開足turbo,一日已經太長矣。

古今之義

變 相乃佛教術語,將佛經故事,如佛陀成佛經歷、凈土之福樂等,繪成壁畫,使凡人皆懂,見而起誠敬之心,謂之變相,猶如口述佛教故事之白話本,謂之變文。變相 流行於古印度及中國六朝與隋唐,國主崇佛之際,後世僧權旁落,壁畫式微。然則,頗多佛教用語,如投機、傾偈、心心相印、天花亂墜等,後來變為日用語彙,詞 義便粗淺起來。「變相」成為日常語彙之後,唐宋之義,有如神仙或妖精變形、變身或化身;明清之後,則成了套語,假其虛名而無其實事,借用掩眼之法,達致目 的,以免露出真面目也。此詞略帶貶義。例如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辦公人員向市民索取幾元錢飲茶,便被傳媒譏諷為「變相貪污」;年前傳媒報道鐵路公司取消學 童優惠或月票,便說是「變相加價」;近日報道領匯強迫租戶換上豪華裝潢,之後瘋狂加租,便說是「變相逼遷」;報道外判公司任意延長清潔工之工時而不給予適 當補薪,便說是「變相減薪」,工會斥為「變相剝削」。

變相公投並非良詞,正當的講法,是「間接公投」;若借用民初中國的政治術語,如汪精衛 政府「曲線救國」之論,也可說是「曲線公投」。說自己搞的是「變相公投」,實有主動揭露自己蒙騙市民之意,有如英文的white lies(白色謊言、善意謊言)。異議者無權無勢,應擁有更多自由,以政治風度而言,強勢者應保持克制及優雅,弱勢者可容許放肆與賴皮,社民連乃仗義之屠 狗輩,以丐幫弟子自我解嘲,吾人也不應以小節拘束之。

五區補選,全民決志

游詞詭語,奸猾之執政者常用,被迫走 向偏鋒的民間抗爭者,也會玩弄文辭,虛張聲勢,萬一執政者捕風捉影,向稻草人萬箭齊發,便可收「草船借箭」之效,平添實力焉。議員總辭及用補選脅迫選民回 應之策,在二〇○三年反二十三條國家安全立法時有人倡議,可惜民主派認為貿然辭職,反而危險,此議遂無疾而終。二〇〇七年馬力病逝之後,議席出缺,陳方安 生與葉劉淑儀在港島區參選,起初也有民主與專權對決之意味,但選戰展開之後,議程混雜,始終是一對政壇舊人對決而已。

社民連提出「五區總 辭,變相公投」,一開始便是政治賭博,底牌只是社民連三名議員總辭,既不是日本式的內閣總辭,也不是德國式的同盟議員總辭。至於公投,只是參選黨派以民主 或不民主之政綱競選而引起之全民投票選擇而已。 選舉論壇掀起社會辯論而投票,全體選民以投票方式,明示爭取民主普選之決心,功效比起民意調查更為堅實可靠。表示志向,古語謂之「明志」,此港人「明志」 之過程,大可借用基督教之「決志」一詞,下定決心、表明志向也。至於大陸的「表態」一詞,有強迫之意,不可用。弱勢搞政治,要層層遞進,步步為營,應以 「五區補選,全民決志」打開頭陣,暗渡陳倉,靜待選戰展開,水到渠成,再激進不遲。 選舉論壇之上,胡言亂語,輿論也會寬忍也。

弱勢從政,知己知彼

「五 區總辭,變相公投」,如實描述,是「五區請辭,全港補選」,這也是攻擊公投行動的親共報章被迫採取的客觀之語。公、社聯盟一開始便說是「變相公投」,輿論 也將「五區總辭,變相公投」壓縮為「五區公投」,再進展為「全港公投」、「全民公投」。公、社聯盟請辭之際,更出廣告說是「五區總辭,全民起義」,引起親 共輿論嘩然,可謂變相過分,走火入魔了。起義乃武力推翻政權,不可輕言。有謂此乃廣告人之建議,又說流行文化已將此詞用得輕忽,如文化起義、劇場起義、戀 愛起義、時尚起義等,都是砌詞狡辯而已。

本月十五日,國務院港澳辦終於發話,譴責鼓吹議員集體請辭的公、社兩黨威脅《基本法》的憲制基礎, 說《基本法》並無憲制性法律依據支持所謂公投,公投既無法律效力,港人亦無權創制公投制度。前東歐人民之鬥爭,便有人民制憲之術:在廣場上集會,召開人民 制憲會議,可以成立新政府,號召人民推翻暴政。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運,就差這一步設想:共黨分裂,將軍嘩變,美艦靠岸,國軍登陸,然後山河變色,「蘇 東波」變了「中東波」。劉曉波倡議「○八憲章」,就是補上這一筆,明當年之志,功德圓滿。中共判其重刑,可謂求仁得仁。香港公、社兩黨倡議公投,在中共眼 中,就是創設憲制之演練,距離人民制憲、顏色革命與香港獨立,幾步之遙而已。港人固然有權明志,爭取民主,然而也應明白共黨心態,不可胡言亂語,自以為是 投石問路,引蛇出洞,其實是引虎出山,無可招架。

弱勢從政,宜知己知彼,勿輕舉妄動。雖知草船可以借箭,然則逗留過久,貪勝不知輸,激怒敵方猛然發箭,船身不勝負荷,則舟沉中流,無功而返矣。公、社聯盟只有五艘輕舟,中共卻有千萬弓箭,衡量利弊,能不慎乎?

香港文字學系列.三十一

Tuesday 26 January 2010

Crafting a New World

interview by Suzanne Ramljak, from American Craft

There is a craftsperson in everyone, according to Richard Sennett. But don’t spend too much time plumbing your psyche for a latent woodworker, quilter, or metalsmith. Craftsmanship, according to Sennett, a sociologist at New York University and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both includes and eclipses the endeavors that might jump to mind. It is an “enduring, basic human impulse, the desire to do a job well for its own sake,” he writes. It’s also an impulse that contemporary culture, with its obsessive embrace of efficiency, financial reward, and the bottom line, has devalued—to its own detriment.

Since the 1990s, Sennett has worked to dissect and illuminate how capitalism affects us. His latest book, The Craftsman (Yale University Press), explores how “making is thinking,” and what is lost in a society that fails to recognize craftsmanship and what is learned through using our hands.

The author sees in craft and craftsmanship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inking, imagination, the ability to play, a source of pride, even validation of our existence. And there may be no better time than now, as people are engaged in a broad discussion of “what next,” to take heed of his ideas. One emerging theme of the post-financial-meltdown world is that many of us do not wish to return to the way work was.

In this interview, reprinted from American Craft, Sennett speaks with Suzanne Ramljak, a writer, art historian, and editor of Metalsmith magazine. They discuss his work, his diagnosis of American culture, and a craft-based prescription for change.

The Editors

Your most recent book, The Craftsman, is the first in a trilogy devoted to what you call “techniques for conducting a particular way of life.” Can you elaborate on this project?

This is a project about material culture in the broadest sense. The Craftsman was about making things well; the second volume, The Workshop, focuses on developing social skills and cooperation; and the third, The Foreigner, will be about environmental design and crafting cities.

The question that ties them all together is: How do we develop skills in the course of making things, whether they are physical objects, social relations, or environments? Underlying this study is a theory I called “situated cognition,” which is the way human beings develop their capacities through craftwork.

One of the key issues you’ve identified is “how paying attention is organized.”

Attention is something that gets organized by others, as well as us. When we focus on making a physical object, or on playing a musical instrument, our concentration level is mainly self-directed. In a social context, focusing on the concrete and particular is shaped by our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people. They situate us.

That is why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are so important. Our social relations can help us pay attention to what we are doing without arousing anxiety or defensiveness, or they can interfere with our ability to attend to the concrete world. That is what this whole idea of situated cognition is about.

Your definition of craftsmanship is “the desire to do a job well for its own sake.” You posit this desire as a basic human impulse to do good work. So your theory rests on the assumption of an innate human drive?

The premise is very simple. Human beings are form makers, and as such seek a sense of closure, or what others would call wholeness. Craftwork, in developmental terms, enacts that impulse with physical objects, satisfying a psychological desire for closure and tangible results.

There is no real full human development without this process. That is partly what I mean when I say “there is a craftsman in everyone.” I don’t think the quest for good work only applies to the maker of a Stradivarius. I think it is a capacity that exists in most human beings.

For a long time we have known that this is how people develop language and cognitive powers, but we haven’t appreciated that this same developmental path occurs in our dealings with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The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mental activity involved in making physical things has important social repercussions. People who are competent in verbal symbols are thought to be more gifted than those whose development occurs through physical or manual experience.

There is a terrible blindness in modern society to people who work with their hands, and this leads to class differentiation and even contempt for manual work.

You tie craftsmanship to a number of other behaviors, principles, and values including commitment, pride, discipline, and upholding objective standards. Pride seems to be an especially potent reward of craftwork.

I don’t use the term pride in the sense of trumpeting oneself. It’s more a sense of self-respect. We usually get incomplete rewards from other people, particularly if one is low in the social pecking order. So we have to look for other available sources of self-worth. Enacting this process of completion, of making something that is separate from us and stands on its own like an object is a way of saying, “I made this. I exist.”

We could twist Descartes’ well-known phrase from “I think, therefore I am” to “I make, therefore I am.”

Absolutely. And there is a great emotional reward in physical production. It gives you a sense of place in the world and a sense that it matters that you’re here.

Another reward of the craft experience that you identify is anchoring in tangible reality. Today, more than ever, we need tangible anchors.

The modern economy privileges pure profit, momentary transactions, and rapid fluidity. Part of craft’s anchoring role is that it helps to slow down labor. It is not about quick transactions or easy victories. That slow tempo of craftwork, of taking the time you need to do something well, is profoundly stabilizing to individuals.

When people are forced to do things quickly it becomes a type of triage. In the process of working very fast, we don’t have the time for reflection and being self-critical. We tend to go into autopilot and mistakes increase. Self-critical faculties decrease with speed, and the brain does a better job of processing when it goes slowly than when it goes rapidly.

The capitalist economy sacrifices the logic of craft, which results in poorly made objects and a degraded physical environment. This capitalist model of productivity then feeds back into the schools, so the very training of people becomes industrialized. The craft model of education—slow, concentrated, repetitive—is seen as dysfunctional and irrelevant in the modern world.

This trickle-down effect into education is crucial and connects to the question of organizing attention and the ability to focus.

That i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Pedagogically, we teach people that the moment they learn to do something, they can move on to something else rather than dwell on that lesson. When musicians practice some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they get deeper into the music, expanding it from within, exploring problems, and so forth.

Our pedagogy doesn’t tend to that. We go by the notion that once you’ve solved something, the actual experience of doing it is secondary. That whittles down attention. This is a terrible problem in the teaching of music in schools, where the length of time that children can practice becomes reduced. We disable the actual experience of repetition, and that eventually cuts down on our capacity to concentrate.

In the beginning, when someone is learning a manual skill like playing the piano, teachers try hard to entice students because they think they’ll get bored. But after a while students come to concentrate o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through doing a thing again and again. They become interested in the actual skill development. The real challenge is getting people to that point where they’ll do it without the carrot of outside motivation.

I found it interesting that The Craftsman ends on a down note, with your suggestion that a craftsman’s life is often marked by “bitterness and regret.” Is that because our culture has scant regard for craft values and practice?

Hopefully people who do good work and take pride in the thing itself can sustain hardships, even though they aren’t given much social or economic recognition. Some can, and others still want that external reward.

We tend to think that self-respect within our work is a garnish on top of economic reward. Although that notion doesn’t agree with much social science, it is ingrained within American culture, which holds that first and foremost people believ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bout work is making as much money as possible.

Which is capitalism. In your 2005 book 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 you claim that craftsmanship represents the most radical challenge to the new capitalism. So is capitalism’s strongest opponent craft?

Nobody believes in revolution anymore, and nobody wants to go back to the guilds. So this is not a brief for returning to the old-fashioned guild system. The most radical thing that could happen in the modern workplace is for workers to say, “Let us do a better job. This is not good enough, we could do better.”

This would be profoundly destabilizing to the way most work is organized. So, in that sense, it is a very powerful proposal. We are beginning to see this in companies that are committed to employee enrichment and developing the craft powers of their employees, like Toyota and BMW. This is a real change for the future—how can we produce a nation of craftspeople?

In some ways we’re beginning to see an increase of the craft ethos throughout our culture. We are in an age that is inventing new crafts all the time. A lot of craftspeople I meet are focused on the traditional craft media and don’t realize how what they do is related to advances in technology, medicine, and politics. The principles of making physical objects and the skill sets involved have expanded to all sorts of other domains.

I’d like to see people in the craft world get rid of their neurosis about justifying whether they’re artists or not. Instead, they should be looking at their practice as something that is really important. So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artist] Damien Hirst thinks they are artists or not. What matters is that the surgeon or the computer programmer sees that they are all engaged in the same kind of activity.

You’ve offered a complex diagnosis of our culture, but I’m curious about your prescriptions. If you could pass legislation that would help make people more engaged and competent citizens, what would it be?

I’d ban all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in tests, which encourage people to get to the quickest answer possible rather than to dwell on the problem. This may sound frivolous, but it is quite serious. On a more practical matter, I think that craftsmanship flourishes in small-scale business and I’d like to see our government, lik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nvest more in small-production businesses. That’s an absolute necessity. To support craftsmanship you have to support enterprise on the small-scale level.

Also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don’t put enough money into mentoring and have very poor mentoring programs. We don’t pay master craftsmen to take on and train young people. We don’t see that as a social good. This is the single policy we could enact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get people engaged in the transfer of physical knowledge from master to apprentice. So they can learn skills directly from those actually practicing their craft. I would really like to see this happen.

When you speak about building a nation of craftspeople, do you have in mind an ideal cultural model or movement, either historical or contemporary?

There are a lot of small examples, but nothing represents a huge alternativ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Craftsman I describe the community of Linux programmers and their chat rooms, which involve highly focused work on a concrete project. It is very interactive and very cooperative. Another small example in the U.K. is the organic farm movement, which is also quite cooperative, and where people are always discussing the skills of actually growing food. That isn’t going to change the powers of the supermarket, but it is a strong movement. There are lots of small initiatives like this.

In traditional crafts the same sort of thing is going on, with the return of people doing skilled physical work like weaving, knitting, and sewing. Parts of those economic sectors are coming back to life and they are much more collaborative. The idea of this is twofold: one is small-scale and face-to-face, and the other is web-based. I think the web is a fantastic medium for craftsmen. It is a means for mutual support, skill sharing, and problem solving. There is something inherently workshop-like that dwells on the web; it is a great technology for craft.

Reprinted from American Craft (Oct.-Nov. 2009), a vivid bimonthly that celebrates “the modern makers who shape the world around us,” published by the American Craft Council, a nonprofit educational organiza

Monday 25 January 2010

專訪:香港社運老將黎則奮 不同的年代和不滅的理想 .謝曉陽


七十年代社運中堅分子黎則奮欣賞八十後的社運者,指他們成功在反高鐵運動中「綁架」了泛民主派,而不是被他們牽著鼻子走。八十後不搞大理論,而是將社會運動結合到基層群眾。



社 會運動是不滅的理想。五十後和八十後,不同的年代,同樣的心情。七十年代初社運中堅分子黎則奮,人稱Q仔,除了高聲稱讚今天社運幹將「很叻(聰明)」之 外,他還說,兩代人所追求的都是理想的社會,但內容不完全一樣。而在表現形式和連結社會不同力量上,八十後更能洞察社會矛盾,將大理論高高舉起,輕輕放 下。在反高鐵及其衍生的社會運動熱鬧之際,亞洲週刊採訪了七十年代初積極參與中文合法化運動、保釣運動的黎則奮,探尋這四十年來,香港社運如何走過潮起潮 落,又如何薪火相傳。以下是採訪摘要:

請你先分析六七十年代香港社會運動的時代背景?

首先,一個客觀的結 構性問題是,那時的年輕人,正是戰後第一代,一般來說,年輕人都較具有理想性,不同於五六十年代的是,當時的運動多數由國民黨和共產黨發動,不是本土自 發。到了一九六六年蘇守忠在天星碼頭絕食抗議開始,才算是現代香港本土運動的初生。蘇守忠及後來的六七暴動,對當時的大學生產生很大影響,但最重要的還是 意識形態的影響,促成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大規模的社運。

是哪些意識形態呢?

當時的意識形態可以分作三 部分。一是二戰之後,大批文化人像司馬長風、胡菊人,以及新儒家的錢穆、唐君毅等南來,他們帶來了中華文化,並在香港生根。當時殖民政府不鼓勵香港人認識 自己的文化,這些南來文化人就將香港和中華文化接連上。譬如六十年代有文社活動,就是鼓勵大家關心國家民族。第二部分是海外帶回來的影響。像莫昭如,他在 澳洲念書,參加了當地的反戰和捍衛原住民權益運動,將西方思潮帶回香港,像無政府主義等;第三,是香港的親北京力量,文革發生後,七十年代初,中美關係緩 和,中國國際地位提高,在香港的親北京文化統戰機構也紛紛創立,像《七十年代》。當時社會客觀環境,加上三股意識形態出現,促使香港出現連串社會運動,像 中文合法化運動、保衛釣魚島運動和反貪污捉葛柏運動,社運和民族主義和反資反殖密切相關。

中共也有一些「根正苗紅」的人在香港,他們在民族主義的運動中扮演什麼角色?

六 七暴動後,這些根正苗紅的力量為了避風頭,基本上化整為零,行事低調,像現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離開左派學校,就進入大專。當時他們組成大專服務隊,「潛 伏」大專內,做思想工作,引導學生。但不會站出來參加保釣。在保釣過程中,中共力量的介入,並不是要推翻殖民政府,反而希望吸納保釣人士進入左派陣營,在 意識形態上回歸中國,像陳毓祥、程翔和《經濟日報》總經理麥華章等,很多很多。當時作家葉靈鳳的女兒葉中敏就是在做統戰工作。

保釣及民族主義運動有何影響?

首 先,一些本來主張中華文化的文化人,由於比較靠近台灣,而台灣在保釣事件中又顯得懦弱,於是,這些文化人遇到學運和保釣,便被打沉了。這時候,海外華人受 民族主義掀動,多支持保釣,又見北京在事件上態度強硬,於是掀起一股回歸潮,投向北京。而部分屬於無政府主義派的就自發創組《七十年代雙週刊》,以直接行 動為主,參與創刊的人除了莫昭如、吳仲賢之外,還有陳婉瑩、馮可強、謝家駒等。當時《七十年代雙週刊》發起多次保釣運動。保釣運動結束後,由於文化人的沉 寂,很多學生便開始從西方新左理論中找尋論述,出現很多派別,像托洛斯基派、毛派、馬克思主義派等等,這對學運中的學生後來投入不同行業,像教育界、新聞 界和社工界,都有很大影響。

在民族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的運動中,身份認同是否其中一個催化劑?

是的,六十年 代末、七十年代初,我們是有身份認同的問題。殖民政府很多措施都是逼你不做中國人。比如香港出生的有身份證,但到了拿成人身份證時,就要宣誓自己是英國 人,身份證才會寫你是英國籍,才能拿英國護照。如寫中國籍,是拿不到的,這樣對旅行讀書有問題。在一些中學生週刊裏,一些青年為了前途,宣誓了是英國人, 但又內疚,陷入身份危機的矛盾裏,於是便寫散文抒發感情。一九六七年,我拿成人身份證的時候,就堅持做中國人。但那時大部分 還是會選擇英國籍。

由意識形態掀引的社運,到什麼時候沉寂下來?

七 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香港經濟急升,加上麥理浩上任港督後,推出一系列善政,包括十年建屋計劃、免費教育等等,化解了社會不少矛盾,也成功吸納了社運的力 量。七十年代初積極參與社運的學生,由於經濟好,社會向上流動快。當時七八十年代那群學生受了學運洗禮,除部分人進入政府當了官員外,部分人就從事新聞行 業,像《明報》的張健波、《明週》的龍景昌,在教育界,則有張文光和陳漢森,而投入壓力團體的,並從事爭取居民權益運動的,就有馮檢基和陳偉業等。你可以 看到,這波人,後來也催生了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政團和政黨成立,像匯點、太平山學會等等。

那些在香港的親北京力量,在七十年代後期,又處於什麼狀況?

四人幫下台後,左派在學校裏也不講意識形態的東西了,他們多做聯誼。但到了開放改革後,他們又有更多機會北上發展和發達,成為既得利益者。有趣的是,他們在八九後又到外國拿護照,之後又回來,今天發表聲明支持政改的,也是這些人。

那社會派後來又如何?

他 們部分人後來落手落腳(身體力行)推動居民運動,認為香港需要改革。當香港前途問題出現時,社會上主流意識形態是要維持現狀,但只有社會派的人懂得結合理 想和現狀,提出民主回歸,這是中國人在民族大義中要站在民族立場出發。有關港人治港的概念,也是社會派提出的,這應是他們對香港前途問題的最大貢獻。

七十年代初的社運和今天主要由八十後發動的社運,有雷同的地方嗎?

現 在的學生很叻(聰明),他們看到政制發展已到死局,就提出對香港、中國大陸,甚至全球仍然沉醉的「發展就是硬道理」思維的批判。從利東街、天星、皇后等等 運動,到今天的反高鐵,都圍繞著一個主軸,就是反資,在這點上和七十年代是相同的。另一個東西很像的,就是透過一個媒體聚合年輕力量,再發動社運。我們的 時候有《七十年代雙週刊》,今天就有inmedia。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媒體沒有明顯的領袖,是開大門,任何人喜歡做就是一分子。

今天的社運,還有什麼值得肯定的?

在 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時,他們少和議員接觸,但這一次反高鐵,卻成功綁架了泛民議員,尤其是民主黨。民主黨本來投反對票的,他們沒罵民主黨,還叫他們加油, 成功讓民主黨站出來,是很成熟的表現。還有,他們不似七十年代那一代人,將精力放在搞大理論上。大理論是有意思,但只停在那裏,大多數人都不知你在說什 麼,那就只是學社而已。但今天年輕人沒刻意追求意識形態,不是說他們不知道大理論,但沒必要經常掛在口邊,反而是講一些讓普通人都能明白的話,將運動和基 層群眾給合,觸摸到深層次矛盾,這就是他們成功的地方。■



香港社運再起全新動員方式抗衡地產主義 .謝曉陽、朱一心


香 港一群「八十後」年輕人,利用facebook、twitter等互聯網社群,組織反高鐵等社會運動,以「這是我的城市,我要參與它的規劃和決策」為訴 求,反對地產主義,反對中環價值所壟斷的發展模式。它有別於七十年代的社運,超越意識形態,重視環保和落實到一般市民的利益,但也面對主流民意不認同和被 政治否決的痛苦命運。社運的過程,在這城市留下了重要的烙印。



這 是誰的城市?七十年代中,香港作家西西以文學手法在《我城》中發出了這個拷問。然而,回到現實,關心城市的社會運動,卻要等到今天才蓬勃茁壯。數十年來, 香港的社運歷經高潮低潮,七十年代的社運,高舉民族主義大旗,參與中文運動、保衛釣魚台;八十年代的社運,爭取居民權益,為弱勢社群吶喊;在九十年代和二 千年後十年,相對低潮,沉寂多年。今天,一群「八十後」(八十年代出生)年輕人超越意識形態,喊出:「這是我的城市,我要參與它的規劃和決策。」日前被警 方以「襲警」罪名拘捕的遊行參與者陳巧文接受亞洲週刊專訪時也說道:「這個社會太多不公義的事,像建高鐵,小市民基本上得不到好處,是圖利了大財團、大地 產商。」

反高鐵的深層意識是反對香港的地產主義和中環價值,拒絕再讓地產集團壟斷和主宰這城市的發展,也不再讓「中環價值」只計算GDP 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成為城市發展的唯一標準。陳巧文和部分同齡人一樣,關心城市,關心地球,對於過度開發、「不公義的經濟發展」嗤之以鼻。「零三年從英 國回來後,我就發現這城市有很多問題,比如地產商壟斷樓市,一般平民可能熬一輩子都買不到一層樓。這是不公義的自由經濟。」幾年來,在大大小小抗議示威 中,都可看到陳巧文的身影。

不過這場社運也面對主流民意不認同的痛苦和被政治否決的命運。香港高鐵興建也勢在必行,但社運的過程也許比目標還重要。它使香港人重新思考當前生存狀態,也使港府當局重新釐定與民眾溝通的方式與策略。

這 次社運採用了許多新的動員方式,除了突破過往集隊叫口號等儀式外,這次最大的兩個突破,是非常規聯盟,以及突破互聯網單向發動。這次,動員方式主要由許多 小圈子及個人發動,他們從身邊的人際關係凝聚力量。在互聯網方面,這次再不是傳統由上而下,由一個主體送出電郵或facebook邀請,大家聽命出發;這 次,是多方向網絡交織互動的發動,包括利用facebook和twitter等微博客。香港互聯網協會會長兼時事評論員莫乃光及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講師葉 蔭聰均指出,互聯網只是輔助及帶動效用,最重要仍然是現實裏有許多個人及小圈子關心這件事,他們機動而全情投入,創意多變,凝聚力量推動這場運動。

從 二零零六年開始,保衛喜帖街、天星碼頭、皇后碼頭、鳳園等社會運動此起彼落,大部分媒體和政府都形容這是保育運動,也有人指這是一場集體的回憶,這些,都 是誤讀。引用法國社會學家Henri Lefebvre的論說,這是一場Right to the City,對城市行使權利的運動,而這一輪新社會運動的指向,是捆綁香港三十多年的地產主義,以及和這套主義共生共長的中環價值。多年來一直是這場城市運 動中堅分子的朱凱迪坦言:「我們就是希望透過這次反高鐵,去揭示今天香港的政治體制,是在鞏固一群人的利益,同時又增加他們的政治權力。這裏頭,地產商及 圍繞著這個行業的其他財團,都扮演很重要角色。」

今天的社會運動,早已在三十年前埋下伏筆,並由二十一世紀高速的網絡動員去譜寫。一九七 八年,中國開放改革,香港工業北移,殖民政府推出高地價政策,房地產業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華人富豪,中環價值開始從港島滲透至城市每一個角落……,三十年 來,港人把自己捆綁在高樓價的牢籠裏,也服膺於「發展是硬道理」的價值,或營營役役,早出晚歸,或炒樓炒股,當中有人買車買樓,也有人仍然住在十數呎的籠 屋。八零年代迄今,房地產及相關行業貢獻了香港GDP的四分之一,但伴隨著這些GDP成長而受傷害的,是城市的弱者和城市的歷史及記憶。文化評論人馬國明 說:「今天主要由年輕人動員起來的社運,教懂了我們這些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很多東西。他們不再做順民,他們關心城市空間,要參與城市的規劃,也希望 讓社會『追認錯失的歷史』(班雅明語,意指港人當年忽略了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和皇后像廣場所形成的空間,是港人反殖民空間的歷史)。」

如同「八十後青年反高鐵」的陳景輝在電台節目《香港家書》中所言:「我們爭取的不是經濟改善,亦不是報紙訪問我時所說的民生,亦不是傳統的普選問題這樣簡單,而是要回歸城市空間政治。可能對很多人來說這是一個陌生的觀念,但對我們這一代來說,這是一個清楚的訴求。」

十 二月十八日、一月八日,反高鐵大聯盟發動了兩次包圍立法會行動,運動組織者透過苦行、互聯網、媒體輿論,吸引大批市民支援。反高鐵運動始於新界石崗菜園 村,當地居民主要務農為生,政府卻希望廣深港高鐵香港路段的維修廠設在那裏,要求村民搬遷,部分村民同意賠款遷出,部分人卻強調「不遷不拆」,他們結合社 運力量,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高鐵風暴,連九十後的中學生也受感動。

一月八日下午,還在念中學、九一年出生的鄧詠珊一下課就來到立法會前 參加反高鐵行動,問她為什麼來?她指著環繞四周的高樓大廈說:「我不希望香港每一個地方都像中環這樣,都是石屎(水泥)森林,很少樹木。這座城市需要樹 木,我們的大氣層已經暖化,繼續再這樣大建築,地球很快就完了。」她之前去過多次菜園村,對村民能保持簡樸生活非常感動。

菜園村的故事, 讓人想起最近全球熱放的電影《阿凡達》。片裏的地球人,為了搶奪潘朵拉星球的稀有資源,軟硬兼施,均告失敗。地球人很不明白,在太空艙內怒吼:「為什麼我 們幫他們建公路,蓋學校,他們還不滿意?」影片傳出「捍衛家園,保護土地」的訊息,正是當前全球城市運動中最重要的議題。反高鐵團體抓住《阿凡達》的時代 意義,一名「有心人」出資數萬,邀請支持反高鐵團體和菜園村村民在銅鑼灣時代廣場看電影,希望將看《阿凡達》的觀眾帶到立法會前,參與這場新社會運動。

從權益到權利的轉變

這 一場抗衡地產主義和中環價值的是新社會運動,因為它有別於香港過去數十年的社運。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受全球左翼思潮影響,加上本地客觀社會因素,出 現了一連串社會運動,包括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保衛釣魚台和反貪污捉葛柏等,但大背景是「意識形態先行」,當年運動骨幹黎則奮對亞洲週刊說:「七十年代 那一代人,將精力放在搞大理論上,包括毛派、托派、無政府主義、民族主義、反殖民主義等等,但只停在那裏,大部分人都不知你說什麼?」在那個「火紅的年 代」,年輕人熱血沸騰,心懷國家大義,「年輕人整天在理論上爭議,最終變成學社」。

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這些以「意識形態先行」 的社運急速低沉,取而代之的是在不同社區爭取居民權益的運動。像艇戶事件、反公屋加租和分戶、天台屋事件、反公屋富戶政策等等,連串攸關居民權益的運動, 貫穿了整個八、九十年代,也成為當時最重要的社會運動。但這些居民運動和今天主要由八十後發動的社運,有明顯區別,二、三十年來不懈投入基層社運的基層發 展中心組織者伍建榮對亞洲週刊說:「兩者最明顯的差別是,我們爭取的是『權益』,一些實際看得到的東西,像租金、搬遷賠償、安置,以及近年的老人退休保障 等問題。我們強調在社區鑥根,從社區出發,是由下而上的。而今天的年輕人爭取的是『權利』,一些本來已經擁有但即將要失去的東西,像菜園村關注組喊出『不 遷不拆』,就不是賠不賠償的問題。」

如果說,今天八十後的社運主要抗衡的是地產主義和中環價值,其實,伍建榮和他的朋友近年所做的,又何 嘗不是!近年,他更積極參與了撼動社會的「反領匯事件」,提出「反對公共資產私有化」的問題。二零零六年,香港特區政府將全港大部分的居屋、公屋商場及停 車場包裹上市,成立領匯管理公司,由於上市行為將使居屋及公屋內的鋪租上升,從而推高物價,引起居民強烈反彈。基層社區組織便發動了一波又一波的反領匯上 市運動,事實上,一場來自四方八面基層百姓的反領匯運動,也是一場反中環價值、反對以「經濟」、「致富」、「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指 標的運動。今天這場新的社會運動,不是石頭爆出來的,它累積了香港人多年來對政府經濟政策向大財團傾斜不滿的大反撲。

沉潛西方思潮的馬國明說:「九七後,香港的城市空間就經歷翻天覆地的大變化,政府為了吸引遊客,市區重建的規模越來越大,從旺角朗豪坊到灣仔喜帖街,每一次的重建,平民百姓都是輸家,大財團就從中圖利,貧富差距在重建的過程不斷拉大。」

善用策略爭取議員支持

不 過,這一場新社運和議會的關係,也迥異於以往的社運,甚至和保衛天星、皇后的階段,也不一樣。七十年代街頭戰士黎則奮說:「我們當年的運動是反殖的,和官 員當然沒有合作空間,但八十後這群年輕人就很聰明,在反高鐵時,他們甚至騎劫了泛民議員,讓運動產生更大影響力。」由於泛民主派議員的策略運用,導致高鐵 撥款兩度在議會內無法通過。

在「保衛皇后碼頭」階段,本土行動成員極少主動尋求政治力量支援,而泛民主派的議員不是隔岸觀火,就依然抱持 「發展是硬道理」的心態,別說在議會內支持,就連到現場慰問絕食學生的也寥寥可數。但今天,朱凱迪說:「我們都看到,香港政制發展已經一潭死水,議員們沒 有什麼可以發揮的地方,當我們有組織有策略去說服他們,讓他們也站在我們的台上,號召市民參加元旦大遊行和支持五區總辭方案,他們就選擇了支持運動。」近 日,公民黨和社民連宣布參與五區總辭方案,黎則奮預言,「不用很久,五區總辭會和反高鐵運動結合」。

另一名「七零分子」侯萬雲談到今天香港的八十後反高鐵一族,也感到八十後不僅比他們更有勇氣和策略,也有理論,他說:「若給他們找到政府更多問題,特區政府肯定『頭暈』。喜帖街、天星及皇后碼頭,到現在的菜園村,他們在等待一個『釣魚台』。」

八 十後有機肥皂生產者葉子僑(Bella)是「我不需要高鐵」的社區經濟生存空間支持者,也是反高鐵Railway Truth(鐵路真相)的站長及設立人。一年前,她開設網站時還不清楚自己能做些什麼,但她有的是激情以及朋友網絡,包括大學生、記者及老師、有機農友及 環保組織等,她先發動身邊的朋友,再帶動朋友的朋友,再開始建立自己的小組,理工大學聯盟及不少有機組織的發動就是由此開始。這些年輕人繼而在 facebook建立群組。葉子僑對亞洲週刊說:「現在,我很清楚自己在這場運動中扮演的角色,我們堅持溫和,不用暴力,因為不想人家抹黑,我們用苦行, 希望用念力感染走過中環的每一個人。當我苦行經過警察時,我心裏在跟他們說話,希望他們明白我們在做什麼,經濟效益是要落實到平民老百姓的生活裏,我們要 有公義心,盡能力去改變社會的看法。」

此外,其他組織例如民間電台組織FM101、網上電台青台等,也一如葉子僑,先透過人際網絡感染朋 友,請他們來講節目,再擴散開去。初時,反高鐵聲音只有菜園村居民建立的菜園村關注組、葉子僑的Railway Truth、本土行動、FM101及青台等,逐漸發展出別具心思及感染力的行動,包括菜園村導賞團、二十六公里高鐵沿線步行、菜園村千人大合照及一些用心 編寫的小刊物,逐漸帶動網民以及八十後的大力參與,隨後,八十後反高鐵一族亦開始建立他們自己的facebook反高鐵群組。

葉蔭聰指 出,他們由鬆散的個人網絡,透過互聯網、香港獨立媒體、農村產品、生活方式及苦行等,逐漸拉緊整個運動網絡,慢慢製造一種廣泛的情感力量,「這場運動強調 的是親身體驗以及機動。因為運動不是單純的理性計算」。雖然今次也成立了反高鐵大聯盟,但形式就與過往的聯盟動員很不同,葉蔭聰表示:「過往最大的問題是 運動的綱領,例如由民陣主辦的七一遊行, 因為要符合大家接受的東西,大家接受的同一句口號,很形式化,有些人會不滿意,這次反高鐵雖有大聯盟,但個別仍自由發揮。」

反高鐵在香港 剛開始時不受大家關注,直到去年末才出現意想不到的局面,正是小圈子小組醞釀成熟,再發揮互聯網最大效果。莫乃光指出:「這次,突破了傳統的單向性,善用 web2.0,由小圈子甚至一個人在facebbok 發動,群體或個人感染網上的人,立即回應,網民及發動者均有很大滿足感,支持者像雪球,人數越滾越大。」今次他們還玩一種網上流行的做法,就是利用 facebook協議「數人頭」以及twitter,例如「一萬人包圍立法局」,在網上點算支持度。莫乃光說,在最近兩次反高鐵包圍立法會行動中,他每秒 至數秒就收到一個新的twitter,這次更用了一個新方法,就是以stop-xrl(停建高鐵的縮寫)作標題,大家在這標題下搜索及互相追隨,一段文章 接一段,在極短時間就能如親到現場般了解整件事件,「在最高峰時,在這標題下一分鐘有逾百條twitter流過,每一秒都能掌握最新消息」。而且,莫乃光 發覺,很多跟隨者都是發來簡體字,還留言說:「要多支持香港,這是大陸的未來。」

不少媒體、甚至特區政府,都將這一場新的社會運動視為八十後的運動,然而,只要親到現場,就會發現,有六十後的新移民婦女在賣有機菜、有五十後曾經參加保釣運動的老將前來加油,還有九十後的中學生穿著校服趕來……無疑,這是一場跨世代、具有時代精神的社會運動。■

反高鐵究竟反什麼 .林沛理


反高鐵的潛意識要反的不僅是地產商,也是要重塑香港價值,避免大陸化趨勢。



林沛理,文化雜誌《瞄》(Muse)主編,《信報》及《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最新的一本書是《破謬.思維》(天窗出版)。

 

香港特區政府大概做夢也沒有想到,一個創造大量就業、志在與高速發展的大陸經濟進一步融合的基建工程,會變成一個動員「八十後」年輕人上街、凝聚各界反政府力量的「鼓吹性議題」(galvanizing issue)。

面 對來自四面八方、越來越清晰可聞的反對聲音,親政府的智庫和行政會議成員,以至特首曾蔭權本人,一味只懂得訴諸香港人的經濟理性,反映了他們對轉型中的香 港社會以及它的深層次矛盾,簡直全無頭緒。可以斷言,這種執政者(governors)對被其管治人民(the governed)的一無所知,肯定會令本土由年輕人領導的對抗式政治(confrontational politics)變得更加激進。

在 一個貧富懸殊、經濟利益分配嚴重失衡,以及極少數人擁有壓倒性不公平優勢(overwhelming unfair advantage)的社會,政府遲早會被人民從奢談整體利益的道德高地上拉下來。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整體利益作為推行某種政策的理據,其假設是水漲必 定令(所有)船高(a rising tide raises all boats)。可是,經驗告訴香港人,水漲固然可以讓某些人乘風破浪、馳騁萬里,但另一些人卻可能在當中沒頂。去年香港的樓價平均升幅高達三成,有樓的人 自然笑逐顏開,但本來已經買不起樓的人卻益發絕望。耗資接近七百億港元的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一旦上馬,在施工期間與落成之後,無疑會為香港帶來一定的經濟利 益;但按照現時的權力架構,這些利益的分配、工程成本的支付,以至工程的界外效應(externality)和補償的安排,又是否符合公平與合乎比例 (proportionality)的原則?

長久以來,香港的土地和房地產政策向地產商的利益嚴重傾斜,樓宇建築和買賣的法例更彷彿專為地產商牟取暴利而設。

可 是,市民對此一直逆來順受,沒有人為抗議樓價不斷攀升而包圍立法會。這是因為地產商早已緊緊扼住香港經濟的咽喉,而太多香港市民透過置業和樓宇按揭成為樓 價攀升的受惠者,社會似乎沒有大規模反地產商和反樓價的共識。在這個意義上,反高鐵運動的重要性在於它所發揮的示範作用:反高鐵陣營的核心分子不過數千, 已經令政府窮於應付;試想香港過百萬的無殼蝸牛一旦組織起來,將會導致甚麼社會和政治後果。

事實上,反地產商和反樓價的集體意志 (collective will)在社會早已存在,它的行使只需要一個有效的工具,而大多數是無樓一族的八十後世代,大有當這個工具的條件。這是曾蔭權出任特首以來最嚴重的潛伏 管治危機,如果他以為只要立法會通過高鐵撥款,事情就會過去,我想告訴他:「You ain't see nothing yet」(好戲還在後頭)。

反高鐵不是一場經濟利益的爭奪戰,所關乎的也不只是社會公義的問題。在一個集體潛意識,但也深具象徵意義和浪漫色彩的層面,反高鐵的活躍分子發動的,是一場一方面要保衛香港身份;另方面要重塑香港價值的兩面戰(two-pronged war)。

九 七後香港以令人膽戰心驚的速度向大陸靠攏和歸屬,香港仍然保有它的法治與自由,但隨著它對大陸經濟近乎病態性的倚賴,兩地的文化差異正在不斷縮小,而香港 獨特的文化身份也變得岌岌可危。作為一個象徵,沒有甚麼比將香港與深圳和廣州串聯成一個緊湊整體的高鐵,更有力、更戲劇性地把香港「只是另一個大陸城市」 的身份彰顯出來。

從這個角度看,至少在反高鐵人士的心目中或潛意識裏,反高鐵要反的不僅是高鐵,也是無止境、不加思索的香港大陸化趨勢。由於這個趨勢已經無可挽回,反高鐵的行動也似乎只能夠像保衛皇后碼頭一樣,是一個美麗、蒼涼但最終改變不了現實的手勢。

反 高鐵人士的邏輯和分析,以及他們用的一套語言和所採取的策略,不是沒有可議之處;但他們至少在一件關鍵的事情上是對的:廣深港高鐵的興建不只是一個基建問 題,也是一個關乎香港與香港人是甚麼的問題;立法會撥款不是一個單純的財務問題,因為政府的重大決策必然有其道德含義與社會後果。這是值得每一個香港人深 思的。■

Thursday 21 January 2010

誰不是菜園村的村民──獻給我父輩的那一代人

攝影:柏齊

四十三年前,我是一名嬰孩,時年丙午,後來聽我大學時代的古籍老師說,那是六十年難得一遇的雙火之年(即天干地支皆為火),世局必逢災變。結果,那 一年神洲變色,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浩劫一啟便是十年。翌年,文革赤紅的巨火已漫延至深圳河的對岸,據說中國人民解放軍已蓄勢待發,將與香港的愛國左派力 量裡應外合,過河解放香港。於是,影響了香港往後整整四十多年發展走向的「六七暴動」,終於在全港爆發了。

父親,不知道聽過多少次, 在滿街「菠蘿」的日子裡, 在爺爺的訓斥下,你或母親是怎樣在宵禁之前趕往託兒所, 把我這一個剛滿一歲的小豆丁安全地接回家中。你跟爺爺都在大陸出生,是抗戰走難的一代,都深深體會到離亂的可怕。你們都怕社會動亂,但同時又相信中國人傳 統的家庭價值,願意為家人無私地打拼,一磚一瓦的為父母妻兒建立一個和樂安定的家。

為家園而戰
父親,或許你最近也有聽聞一批被稱為「八十後」的青年人,正在積極反對政府希望強行通過的不公義高鐵方案。他們苦行、斷食,目的只是為了看見荒謬的終止。 有人說這批年青人「搞事」、「反叛」、「激進」,破壞香港的繁榮安定,阻止高鐵盡快上馬,就更是進一步令到香港邊緣化,無法跟上中港融合的步伐。而他們做 出苦行、斷食等等「激進」的行為,也不過是因為無法上位,希望藉此引人注意,為燥動的情緒尋求發洩的途徑。

但這些講法都是真的嗎?其實,你只要到現場或網上看看,若果說這一批年青人「激進」,你便無法理解,他們為什麼會選擇像苦行那樣靜態與慢板的行動, 為什麼他們會選擇如此謙卑與親近大地的姿態。他們為了保護像你們這一代老香港在這一片土地上辛辛苦苦所親手建立的家園呵!傳媒早前早已披露,為了興建高 鐵,不單位於石崗的菜園村將會被無情拆遷,就算是市區位於高鐵之上或附近的居民,都將會可能面臨拆遷與受高度噪音騷擾的命運!跟這個號稱「早已咨詢十年」 的基建直接有關的地方居民,尚且被長期地蒙在鼓裡,在香港政府與發展商貪婪的推土機邏輯底下,尚有多少土地,尚有多少的菜園村,尚有多少像你們一代所一手 一腳建立的家園,將會在更浩大的都市建設大計下,被消滅,被埋葬?

所以,不管是八十後青年,還是菜園村的村民,他們所要捍衛的,都不單是抽象的公義和理想,或一條小村的利益和福祉,而是整個香港以及你們一整代人的 辛勞和成果!記得唸小學的時候,曾經聽過一個故事。話說荷蘭是個水國,四面環水,舉國的安危都要靠堅固的堤壩護持。有一天,有一名小孩發現堤壩出現了缺 口,事態危急,他唯有以手指堵着缺口,捨身拯救舉國人民的性命,讓其他人來得及修補致命的裂縫。告訴我,這不就我們八十後青年的最佳寫照嗎?

八十後是為了我們贖罪呵!
父親,我明白你們這一代對社會動亂的害怕,無論是八年抗戰,還是六七暴動。但歷史總是吊詭的,不少當年的「激進青年」,今天卻晉身議會,成為最溫純與沉默的舉手機器,為毁家滅族的大計開路。

對不起,是我們作為兒子或女兒的整整一代人(無論是1950、1960,還是19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不夠努力,沒有成功阻止權貴一步一步的,摧 毀你們一手建立的家園。尤有甚者,我們當中甚至有人願意為虎作倀,成為權貴的幫兇,正在大地上劃上一道無法癒合的傷口,任其潰爛。文化評論人陳雲兄說得 好,八十後青年們是為我們贖罪呵!也為了你們這一代的辛勞與努力而戰。

最近,在紐約看了不少有關後金融危機的反省演出,我對其中的一個演出的印象,尤其深刻。獨腳戲的主角,是自小被遺棄的孤兒。雖然他自小孤苦,但卻憑 着個人的努力,事業有成,最終成為了金融市場上舉足輕重的新貴。但金融危機卻突然讓他有機會停下來,想一想:「若果發展不是無限的,那麼資會主義社會將要 依靠什麼來繼續發展下去?」他想到的答案是:靠破壞,靠拆毁已有的,來換取更多。 父親,跟你們那一代初來香港的情況不一樣,香港已不是一片荒蕪、有待開發的土地了,它已是一個物質過盛、同時也貧富極為不均的大都會。但我們貪婪的權貴, 卻要無情地破壞與拆毁已有的,目的只是為了換取更多。過去十年,在一個又一個都市重建的項目中,到底有多少個家、多少個社區被無情地拆散?有多少老人家因 為頓失社區網絡而不得善終?我們是否也應該停下來,好好的想一想?

父親,我們是為了你們這一代而戰
今天,我要為八十後的青年、菜園村的村民,送上遙遠的祝福。 父親,是你以你的言教與身教,教我要成為正直、善良與重視家庭責任的人。我知道我們之所以有今天的自由和幸福,完全是靠你們這一代的辛勞努力與無私奉獻。 為了你,我們不得不盡力阻擋無情的推土機,不得不向高鐵說不。

在這個意義上,告訴我,誰不是八十後 ,誰,不是菜園村的村民?

張文光﹕一腔熱血 萬千珍重

【明報專訊】立法會高鐵撥款讓香港沸騰,但真正觸動人心的是80後的抗爭和衝突。

黎 則奮一語中的,50後與80後的社會運動,雖相隔30年的歷史時空,但思想主軸都是反資本主義建制。50後由反港英殖民政府出發,經過學生運動與六四事件 洗禮,發展成今天的民主政黨運動,但在個別80後的眼中卻已是建制的一部分,甚至被視為參與鞏固香港地產主義的中環價值。

長江後浪推前浪,街頭舞台局局新,疑惑與害怕都沒有用,新的社會運動已經起來。他們不一定是無政府主義者,卻肯定崇尚運動的個人意志;他們不一定有 統一的意識形態,但卻追求新城市的保育空間。他們不一定會衝擊警察鐵馬,但對建制的上層建築卻嗤之以鼻;他們不一定相信民主黨派,但肯定會反抗強權和追求 普選,發揮永遠反對派的抗衡力量。

必須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

新一代乘覑互聯網的平台,建立化整為零的城市游擊戰,拆天星、保皇后和反高鐵的3場戰役,他們學習到更立體的抗爭策略,無論是快樂抗爭或肢體衝突, 無論是早有預謀或擦槍走火,像歷史所有的群眾運動一樣,他們將會成熟和發展,他們會出現路線與分歧,他們要為選擇承擔政治責任,毛澤東說世界是他們的,他們是八九點鐘的太陽,儘管背後還有零星的50後出謀獻策。

作為50後的過來人,懷覑真誠謙虛的心意,請他們在暴力邊緣劃線,連水樽也不應擲。如果他們追求的不是革命,和平理性非暴力就必須堅持。歷史上偉大的群眾運動,無論是美國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或者印度聖雄甘地的不合作運動,甚至香港持續20年的平反六四運動,都是以和平理性的人民力量,鍥而不捨地向當權者抗爭,並且贏得世界的感動和尊重。若運動不幸滑入暴力的漩渦,這不但給予當權者鎮壓的口實,還會立即疏離於平和的群眾,讓運動失去寬闊的生存空間。

在運動世代交替的前夜,中國的道家思想或有啟示。老子的《守柔》篇說:以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弱之勝強,柔之勝剛。概 括而言,表面水最柔弱,但水滴石穿,如愚公移山;但水若能集結,如山洪怒發,便是群眾運動。守柔是弱者之道,但知易行難,尤其是面對挑釁,面對警察的盾牌 鐵馬。因此,老子的總結是: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反高鐵的群眾運動,最感動普羅大眾的場面,不是皇后像廣場的高音喇叭,也不是熱血青年衝擊警察;而是寒夜冷雨赤腳苦行,或是千人牽手靜臥遮打,他們的神情美麗莊嚴,他們的意志不動如山。

一腔熱血,以柔制剛,萬千珍重,任重道遠,這是50後的希望和祝福

上海律師倡改16辱女漢字

【明報專訊】上海一名律師葉滿天近日撰寫了一篇名為《16漢字之錯:既不尊重女性,又誤導兒童人生觀?》的文章,當中列出16個歧視女性的漢字,認為應全部改造這些字。

葉滿天提出的16個辱女漢字分別是:娛、耍、婪、嫉、妒、嫌、佞、妄、妖、奴、妓、娼、奸、姘、婊和嫖。他認為這16個字都有貶意,讓人們在書寫或閱讀時,從視覺上覺得這些字與女性有根本聯繫,無形中降低了女性的評價。

指「嫖」應改為「彳不」

葉滿天表示,按《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嫖是玩弄娼妓的墮落行為。他認為,惡劣行為實施主體為人, 不應在造字時「把污水潑在女人身上」。他建議改為「彳不」,從字面上就可以看出是兩個人做了社會不允許、不認可的事。他又建議「姦」字改為「犬行」,可以 向所有人表明「犬行」是一種獸行,相信更改這個字可減少20%強姦案。葉滿天聲稱自己的「造字」主張被政府採納的可能性很大,「但需要時間」。

持反對意見網友認為,因歷史上重男輕女,導致許多漢字有歧視女性成分;但改變重男輕女及其他歧視女性的落後習俗,關鍵還是要靠教育和法制。

現代快報

葉蔭聰 反高鐵從來沒有衝擊立法會

2010年1月22日

社會事件的意義,不單決定於組織者與參與者,還在於人們的詮釋,「反高鐵」運動是個很好的例子。

呂大樂在一月十九日的《信報》中指, 「反高鐵」的圍堵行動不是和平抗爭,是衝擊立法會,違反「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這樣的描述與判斷呼應不少媒體的影像畫面,讀起來似乎順理成章。這樣的 詮釋如果是出現在報章社評,我是見怪不怪的,反正部分媒體的公信力已江河日下,但出自本地重要學者兼泛民人士呂大樂的筆下,其意義非凡,讀後實在感到有需 要認真指出呂大的錯誤,包括事實上、概念上與邏輯上的錯誤,因為,它們不是偶然的,而是非常系統地出現,嚴重扭曲香港的政治討論空間。

針對官員及保皇派

首 先,呂的錯誤不在於他自認的「保守」,保守也可以基於事實,可以概念清晰一致,合乎邏輯。呂在文章中沒有說明,示威者違反的「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是什 麼。一群自始至終皆在議會之外的群眾,到底如何違反議會的規範與倫理?除了一次旁聽席上喊口號,短暫打斷了會議一陣子外,議會的討論與表決沒有被打斷過; 除了落在黃宜弘頭上的膠樽外,沒有議員與官員被襲。事實上,連那個「神奇膠樽」到底是誰擲的,也存有爭議,有現場參與者在電台節目上指控是便衣警察所為。

其 實,示威者圍堵行動的對象,根本就不是議會,衝擊的不是立法會,而是官員與保皇派,否則,何以圍堵行動會在表決最後一刻才開始?何以組織者在議會外集會, 群眾要花幾十小時看議會直播?示威者圍堵立法會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知道快要表決撥款時,有感過程與結果不公義,所以,要求鄭汝樺代表的行政當局(而非立法 會)跟反對者對話與撤回方案。

群眾在圍堵的過程中遇上了警察的阻礙,發生了衝突,部分人推撞鐵欄與防線,警察發射胡椒噴霧,許多市民也坐在馬路上。他們的確違反了警察的命令;在警察眼中,大概也是違法的。

不過,違法跟衝擊立法會這個制度,或違反議會規範與倫理,在分析上是截然不同的。把這些不由分說地混在一起,令人感到莫名奇妙。

不管你是否同意反高鐵人士的立場或策略,以上都是基本事實,也在媒體的資料中(而非印象)得到確認。我不明白為何呂會把以上化約成「衝擊立法會(議會規範與倫理)」,他更順勢把示威者描述成「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

從上文下理,我只能看到一個原因,就是呂太急於宣示自己的民主運動策略:「追求真民主的人,既以民主過程來爭取達成目標,亦接受民主程序、規範對自己的約束」。因此,有意或無意地豎立了一個稻草人來打擊。

筆者不是要跟呂大樂辯論他的策略好壞,我只是想指出,要確立任何策略,不應以違背事實與扭曲概念的方法,把各種社會抗爭化約成「溫和理性」或「激進盲動」,而不去理解社會行動最基本的動態。我不想猜測呂大樂的動機,但如果有人故意這樣做,是不誠實,是不道德的。

呂 大樂的文章後半段猜測輿論的走向,估計運動的成本風險,我不想就着這些猜測與估計爭辯,因為,有意義的討論,除了需要宏觀的分析,還應該建基於對社會運動 行動者的經驗性觀察、認真的詮釋以及具分析性的概念。當某個社會運動不符合自己預設為「理性」的秩序與規範時,便化約成「全面否定秩序與規範」,這種二分 法(在一系列呂大樂批評「五區公投」的文章也約略看到,此處不贅),並不符合最基本的社會學分析要求。

早於五十年代,著名的美國社會學家米 爾斯(C. Wright Mills)曾批評當時流行的「結構功能論」,他指出,高度抽象化的「規範」、「體制」、「秩序」等概念之間,形成一種封閉的語法關係(syntax), 並不是有助理解現實的語意(semantic)工具。行動者在具體的結構與歷史脈絡中的實踐,才該是一個具有社會學想像力的人關心之所在。

開拓新民主運動

我 在這裏不妨「利益申報」一下,我是「反高鐵」運動的參與者。這場運動讓我看到的,不單不是「衝擊議會民主」,反而是以「議會」作為舞台(因此,據我所知, 一些反議會的行動者曾對此頗為不滿),試驗、實踐與擴展民主的內涵,這包括結合戶外直播議會實況與大型群眾集會的創舉,訴求上把過去二十年的普選與平權聚 焦在功能組別的特權,透過菜園村,使之與近十年社區文化民主論述融合,提出另類發展的願景。這已不是「普選運動」與「文化保育」四個字可以概括了。

「八 十後」的旗幟,更嘗試開拓一個新香港與新民主運動的視野。看着那麼多年輕人的直接情感與自我組織力量,比較起平日乖乖坐在教室的學生,那種場面實在讓人感 動與驚喜。身為參與者,也許我有浪漫化運動的傾向,但我很難想象,參與了香港民主運動二十多年的呂大樂,竟然可以對這些隻字不提,無動於衷。

要 充分了解這場運動與帶來的變動,時候尚早,自問力有不逮,但怎樣的詮釋或研究,也不能脫離事實,而固有概念更不能不加分析地亂拋,反而需反省批評。究竟呂 大樂預設的「秩序與規範」是什麼?在現有建制秩序遭到如此大衝擊的時刻(不是政府「民望低」那麼簡單),該守護的「秩序」與「規範」是什麼?恐怕答案不是 一句「議會民主」或「保守」,便可自圓其說的。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第一期)」的調查工作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受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委托,進行為期十八個月的「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第一期)」的調查工作,研究地域包括元朗、屯門、荃灣、葵青、離島、中西區、灣仔、東區和南區。

根據2003年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以下方面:
  • 口頭傳說和表現形式(如圍頭話/畬話、竹枝詞、鶴佬話、客家話、漁民話等)
  • 表演藝術(如南音、道教音樂、祭白虎儀式、鹹水歌、麒麟舞、木偶戲等)
  • 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如螳螂拳、點燈、盂蘭勝會、打小人、天后誕、盆菜、太平清醮等)
  • 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如中藥製作、跌打、傳統中醫藥、龜苓膏、浸酒、漁民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等)
  • 傳統手工藝(如蒸籠製作、涼果醃製、龍鳯木雕、染布工藝、捕魚技藝、臘味傳統製作工藝、篆刻、籐編器物等)

為了有系統地進行普查工作,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一方面從香港現存文字記錄、檔案及錄像資料(如大學圖書館、公共圖書館、歷史檔案館、博物館、學術出 版刊物等),初步瞭解及整理名錄項目在香港現存的情況。另一方面,我們會派員考察記錄不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採取「參與觀 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的實地田野研究方法,由擁有田野研究經驗及從事「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的研究人員進行訪問、觀察及拍攝紀錄活動的過程。與此同時,我們亦會尋找認識「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人士進行口述歷史訪問,以瞭解該 項目的歷史沿革、內容形式、傳承人的履歷等。

在普查的過程中,我們會盡力涵蓋所有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亦歡迎地方社會或個人直接向本中心提出申報自己認為有價值的傳統項目及提供相關的現存文字記錄、檔案及錄像資料。申報者請填妥附表一〈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申報表〉或/及附表二〈香港周期性地方傳統活動時間表〉,然後透過電郵(hkheritage@ust.hk)、傳真(2358-7774)、郵寄或親身遞交表格到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所有申報者或機構均可於普查研究完成時獲頒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簽發的「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嘉許狀」,以茲鼓勵。

普查隊尋找全港非物質遺產

政府徵市民意見 製首份清單

【明 報專訊】回歸後本土意識不斷提高,保育意識高漲,政府現正展開全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以編製香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除已委聘本地大學研究人員進行 普查外,亦歡迎市民參與建議有關項目,無論是製臘味、打小人等,只要是具本土特色的傳統事物,均有機會被納入清單,市民可一起動動腦筋。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公約》)於2006年4月正式生效,中國是締約國,公約亦適用於香港。根據《公約》,締約國必須制訂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

可包括圍頭話螳螂拳

根據《公約》,非物質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包括口頭傳統和表現形式、表演藝術、社會實踐、禮儀和節慶活動、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及實踐、以及傳統手工藝。

政府發言人表示,普查隊研究的項目十分廣泛,涵蓋香港人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在口頭傳說和表現形式方面,項目可包括圍頭話、漁民話等;表演藝術可包 括祭白虎儀式、鹹水歌等;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可包括螳螂拳、打小人、盆菜等;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方面,可包括跌打、傳統中藥製作等;傳統 手工藝可包括蒸籠製作、醃涼果、臘味製作工藝等。

普查隊訪問拍攝作記錄

普查隊正從香港現存文獻記錄、檔案及錄像資料初步整理一份符合上述5大類別的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作進一步研究及調查。除了文獻及檔案記錄工作 外,普查隊亦會進行田野研究,由研究人員訪問、觀察及拍攝紀錄相關活動的過程。與此同時,普查隊亦會尋找對個別「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有認識的人士進行訪 問,以了解有關項目的歷史沿革、內容形式、傳承人的履歷等。

政府發言人又說,有關工作會涵蓋全港各區,分兩階段進行。首期已展開,由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負責,調查地區包括元朗、屯門、荃灣、葵青、離島、中西區、灣仔、東區及南區,預計於明年初完成。第二期將於今年年中展開,調查地區包括北區、大埔、沙田、西貢、黃大仙、觀塘、九龍城

Monday 18 January 2010

吳志森﹕除了繼續抗爭,沒有其他辦法!

【明報專訊】看覑立法會財委會的直播,盯覑每半小時更新的電視新聞,心頭愈來愈痛。

立法會外,80後年輕人斷食明志已超過八九十小時,竟然沒有一個政府官員出來慰問,天地不仁,以青年為芻狗。我痛。

立法會內,工聯會代表竟然連「優先聘用本地工人」的動議都否決討論,功能組別議員竟然連自己提出的動議都舉手反對,用公帑供養問政水平如此低劣的議員。我痛。

高鐵方案漏洞百出:西九交通配套論證粗疏,高鐵時速只達低鐵標準,「一地兩檢」法律遠未解決……建制派議員只講立場不論是非,疑問重重的天價高鐵,在議會的多數暴力下,搞不清為何而建?為誰而建?港人就不明不白地被強行從口袋裏每人拿出10,000大元。我痛。

立法會外,情緒愈來愈高漲,衝突一觸即發,圍困無可避免,官員拒絕與群眾見面對話,卻由數百警察掩護,易服遮頭鬼鬼祟祟,抱頭鼠竄落荒而逃。如此拙劣不堪的官員議員,只能由他們繼續操控大局管治香港,我們卻毫無辦法沒有選擇。我痛。

官員還是嗤之以鼻 視而不見

幾年前天星被拆,鐘樓一夜搗碎,惹起港人莫大悲憤。皇后抗爭,政府做好做歹,由「好打得」的林鄭月娥局長,走入群眾,到皇后碼頭與青年對話,但官僚習性未改,對話無疾而終,最後暴力清場,皇后也逃不過被摧眦的命運。經此一役,在發展議題公共空間歷史保育的政策上,政府好像真的汲取了教訓,隱隱然看到政策有輕微調整。

但證明只是曇花一現的假象。高鐵的規劃和諮詢,仍是積習難改,粗疏、粗暴、粗漏,自以為是、我行我素。

天星皇后喜帖街的長時間抗爭,發放出來的信息最清楚不過:對規劃程序民主化的要求,對重大基建公眾參與的堅持,對中環價值的異議,對地產主義發展至 上的否定,對向利益集團一面倒傾斜的極度不滿……如果官僚們還是弄不懂不明白,就讓反高鐵的80後、菜園村民、大角嘴住戶大聲的告訴你:我們愛這塊土地, 香港是我們的家,我們有權決定她的發展方向!這麼簡單,這麼淳樸。但高鐵事件表明,對這些非物質價值,官僚們還是嗤之以鼻,視而不見。

立法會通過高鐵撥款,不是抗爭的結束,而是更大更深化的抗爭,甚至更激烈運動的開始。年輕人5區苦行、斷食明志,不少香港市民深受感動,種子已經撒 下,不止菜園村,不止大角嘴,而是在高鐵沿線遍地開花。高鐵撥款,建制派功能組別議員醜態畢露,取消功能組別,一呼百應,反高鐵與反功能組別緊密結合,符 合天道,順理成章。

高鐵搞到今天如斯田地,反映體制不義,官僚不堪。除了繼續抗爭,沒有其他辦法!

samngx123@gmail.com

Wednesday 13 January 2010

何國標 數五代中環街市

思舊賦

去 年的施政報告,提及把中環街市剔出勾地表,交由市建局斥資5億元翻新,把街市活化為「城市綠洲」。據市建局初步構思,變身後街市各層有不同主題,地下至1 樓為「文化廣場」,設有大型書店、生活資訊站、文化藝術中庭等,2樓「綠洲驛站」,商舖租予價錢相宜食肆,3樓「綠色生活」,有售賣健康食品的商店及健身 中心,頂層為「空中花園」。

今天這座有70年歷史的街市,原來已是「第5代中環街市」。早在1841年英國還未佔領香港之前,中環已有一市集,位置在今天介乎閣麟街至砵典乍街 的一段皇后大道中,當年皇后大道中仍是海旁,市集攤檔多售賣鮮魚、鮮肉及家禽。這市集為「第1代中環街市」,1842年6月10日,市集遷往對面現址。 1858年重建成「第3代中環街市」。

興建第4代花四十多萬元

19世紀末,隨着中區人口數字日漸增加,簡陋的中環街市不敷應用。1890年,香港政府決定再重建一座更大更宏偉的街市大樓,同年5月23日,第一 份地基合約批出。這座「第4代中環街市」,興建歷時5載,地盤面積51,274平方呎,由兩座兩層高紅磚大理石大樓組成。中間有20尺闊通道連貫。主要入 口設於德輔道中和皇后大道中,另有側門出入於域多利皇后街及租庇利街。總耗資興建費用不菲,竟達416,058元。1895年5月1日正式啟用,街市開放 時間為每天早上4時至晚上8時,南翼下層有46戶菜魚批發店舖,上層有20戶鮮果店及26戶牛、羊肉店;北翼下層有150檔售賣魚、菜、豬肉,上層有46 間家禽商店。

1937年,有42年歷史的舊中環街市再度重建,拆卸工程於同年9月14日展開,至11月16日竣工。重建期間,為確保街市有正常運作,先把上環街 市南座原有的菜魚批發商戶遷往新建成的堅尼地城批發市場,而騰出來的地方,用來安置舊中環街市的攤檔。同年12月1日,地基打樁工程工,至翌年3月21日 完成。

第5代耗資90萬元

1938年3月25日,新中環街市建築合約批予一間「德興建築公司」,至同年12月31日為止,興建費用已達580,142.63元。根據當年設計 圖則,新中環街市樓高4層,主要出入口設於皇后大道中及德輔道中,一部公眾升降機設於德輔道中入口處,貨物搬運須經租庇利街及域多利皇后街橫門出入。新街 市最低層為鮮魚及家禽檔,2樓為豬肉及牛肉檔,3樓為蔬菜及鮮果檔,4樓為衞生局職員辦工室及宿舍。

1939年4月29日,耗資90萬元,歷時13個月興建的「第5代中環街市」終於竣工,為免過分擠擁,各層攤檔分日營業。5月3日首先啟業為地下家 禽鮮魚檔,開業時間,天未破曉,各販商大鳴數串爆仗開張,一時隆隆之聲,響徹遐邇,歷3小時仍不輟,令附近不少熟睡中的市民警醒起床,天光後,許多市民抱 着好奇心,絡繹不絕前往參觀當年這座極現代化的新街市。至於2樓豬牛羊肉檔和3樓果菜檔分別於5月4日及5月5日啟業。無獨有偶,「第4代」和「第5代中 環街市」的啟用日期都是5月1日,這天始移交給衞生局營運管理。

70年後,「第5代中環街市」僥倖保留下來,但日後怎樣保育活化,卻眾說紛紜。市民最關心的,是將來中環街市能否活化成平民能負擔得起消費的食肆商 場。現市建局的文物保育名單中,除中環街市外,還有西港城、莊士敦道60-66號、船街18號、皇后大道東186-190號、太子道西/園藝街、上海街/ 亞皆老街、餘樂里1-2號,9-12號、嘉咸街26A-C、永和雜貨店、必列者士街街市、士丹頓街88-90號、永利街10-12號、茂蘿街/巴路士街及 藍屋項目。名單中只有西港城、莊士敦道及船街項目完成活化保育,其餘仍拭目以待。

「和昌大押」淪為高檔食肆,早為人詬病,同是押店,當年上海街「同昌大押」和「啟祥大押」若保留下來,會否是一所蚊型的朗豪坊?至於船街18號活化後的食肆,地處橫街,知者不多。 (上)

Tuesday 12 January 2010

高鐵戰訊:八十後斷食120小時 ‧ 大專苦行開始 ‧ 星期四開始文化營

一一二絕食
斷食明志。

一月八日之後,大夥兒休整了幾天,我恢復得尤其慢,到今天才能定下神來寫戰訊。政府一方連吃兩場敗仗,知道反高鐵的氣勢在上升,於是又黎一招「七傷拳」──霸王硬上弓,要令討論戛然而止。最新報道說, 政府要求財委會在星期五和星期六連開兩日會共十小時,非要在本周末通過669億撥款不可。記者來電告知消息,說今個星期真係過硬啦喎,之後你地點?昨晚有 朋友答得漂亮:仲好呀,次次都要叫人請假黎,今次星期五、六開會,更多放假的市民能夠來。八十後格言:轉念!逆轉勝!

●「八十後反高鐵青年」斷食120小時 替城市治療

政府發了瘋地進攻,不留半點餘地,根本不把反對者當成市民。面對政府的急,保皇黨的狂,「八十後反高鐵青年」選擇以沉靜持守來替他們治「病」。六名「八十後反高鐵青年」由今日下午四時起,將會斷食120小時直至下星期日下午,期間只喝清水。以下是斷食宣言:

斷食明志 ‧ 為了看見荒謬的終止

當權不仁、政府不義、議會不禮。當城市的根一次又一次被拔掉,議會制度持續病態運作,我們豈可讓荒謬一而再三的發生? 到了這一刻,我們決定以斷食明志。
當動物生病了,會本能地開啟斷食的機制,讓身體得到自在的新生,具有積極、正面的意義。當社會生病了,我們透過斷食顯示反高鐵的決心,呼喚大家重回基本的 人文價值,喚醒政府珍重人地情的氣魄,從而使社會得到轉化,呼吸新鮮的養份,重拾健康。喝一杯淨化心靈的水,讓我們看見荒謬的終止。
出現什麼毛病了?是議會的荒謬。在議員積極審議底下,任誰都可以看出,政府現方案尚有大量問題尚未解決,但政府並沒打算做任何修訂,反而夥同建制派議員以連續會議的方式,且利用議會內的功能組別優勢,粗暴通過巨額撥款。我們不接受這種議會的荒謬。
出現什麼毛病了?是城市發展的荒謬。為什麼在如此之多「傾斜富人」的質疑下,政府仍固執高鐵總站設在西九龍?又為什麼菜園村村民一再重申守家護土的立場, 得到的回應卻如雞蛋撞牆?我們不要這種城市發展的荒謬。商場林立的香港需要菜園村,而非西九龍。政府不是常常推廣可持續發展理念嗎?菜園村正是實現理念的 最佳場景。許許多多植根香港的社區都已不可挽回地受遷拆而瓦解,我們不接受荒謬再度發生在菜園村身上。
出現什麼毛病了?是公帑運用的荒謬。高鐵撥款的669億(或轉用廉價方案所剩餘的公帑),如果用作其他改善社會的政策,例如小班教學、增加大學學額等,香港必定能擁有更好的未來。未來才不再荒謬。
為了終止議會的荒謬、城市的根不再瓦解和形塑一個更好的未來。我們選擇斷食120小時,讓身體停在一個基點:高鐵撥款必須暫時擱置。是以喻意為自己的城市和政府治病。我城需要一個暫停,請大家跟我們一起包圍一月十五號的立法會,思考我城真正的需要,一同叫荒謬終止。

今晚七點立法會外有聲援劉曉波的燭光集會,參加者在集會前後可以到皇后像廣場一邊支持同為公義抗爭的斷食青年。

●連續三日六間大學苦行

理工苦行
今早的理工大學反高鐵苦行。

薪火相傳,「八十後反高鐵青年」開始斷食,苦行則由大學生接棒。由今日開始,大專生苦行隊將會在理大﹝星期二11點﹞、港大﹝星期二3點半﹞、嶺大 ﹝星期三11點﹞、中大﹝星期三3點半﹞、浸會﹝星期四11點﹞、城大﹝星期四3點半﹞巡迴苦行,各大學同時會舉行「八十後反高鐵青年」海報和菜園村家庭 照展覽。若你希望在自己的學校裏舉行苦行反高鐵行動,或者希望有不同程度的參與,可聯絡劉小姐92159665。

●星期五「萬人決戰立法會 反高鐵抗爭嘉年華」、星期四開始「官僚O嘴之3日2夜 好玩高鐵文化營」

之前兩次立法會反撥款集會都是在一日內完結,這次政府改了陣式,五、六、日一連三日開會。為了將立法會外的空間營造成抗爭基地,讓連續多天的動員氣 氛得以持續,反高鐵停撥款大聯盟策劃了由星期四下午四點開始、一連三日的「官僚O嘴之3日2夜 好玩高鐵文化營」,主要對象是大專學生。我們準備了一連串好玩又多元化的文化活動,實係最佳的公民教育課,誠邀您一同參與!

內容包括*:
1.電影導讀(崔允信《三條窄路》)
2.綜合文藝(文化人包括董啟章、陳滅、廖偉棠、雄仔叔叔、潘國靈等從音樂、故事、詩歌講述人和土地的關係)
3.文化導賞團 - 中環填海發展史、中環嘉咸街重建團、恐怖鬼故團(從導賞團得知何謂「中環價值」,政府如何發展香港)
4.花牌 x 反高鐵(黃乃忠展示如何把傳統藝術──花牌──用作反高鐵的宣傳品)
5.都市種植(洗去中環固有形象,把金融中心變成你和我的種植地方)
6.社區飲食網絡(婦女及勞工團體自製多款經濟實惠好味有機菜色)
7.社區經濟市集(婦女及勞工團體擺賣特色貨品)
8.立法會門外露營(玩得夜了,累了…我們準備了多個營帳,大家可以在中環睡,明早返工、返學,或繼續在文化營玩樂)
9.現場直播就高鐵撥款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會議 [只限1月15、16日(星期五、六)]
10.尚有更多精彩節目,未能盡錄!
報名請電郵至hkpost80s@gmail.com

當然,由於表決可能隨時出現,因此星期五的第一日會議必須全力動員反對,才有可能令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會開下去。因此,反高鐵 ‧ 停撥款大聯盟呼籲市民,一月十五日星期五下午一點起,再次來到立法會門外集會。汲取了一月八日的經驗,我們這次會擴大音響廣播的幅蓋範圍,令更多朋友能投入集會。一月八日的本土經濟嘉年華亦將再接再厲,讓香港人明白社區經濟的活力。

●反高鐵撥款的理由

在反高鐵 ‧ 停撥款大聯盟最新一份地區傳單上,我們羅列了二十個反高鐵的理由供大家可以參考。這一列理由當然可以繼續加長,但於我而言,問題的關鍵是:無論「大我」如 何好,都不能逼「小我」不明不白地犧牲。我認為,這是持續一年的反高鐵保家園運動中最重要的信息,是文明社會要持守的基本倫理。所以,政府有沒有答好問題 根本不要,因為他們之前已經犯下不能彌補的錯誤:對苦主隱瞞資訊,讓他們不能參與,聯合原居民來消滅菜園村非原居民,漠視萬多封反對信。這些錯誤令現方案 沒有可能合乎公平和公義,因此必須撤回重議;重議的時候,亦必須放棄先決定走線後處理苦主的既定程序﹝這個程序的先後假設將出現的東西比人的家園重要,這 種發展主義邏輯已經不合時宜﹞,而要建立一套讓可能受影響地區能充份參與的方式。

可惜的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信息﹝即不要再說被犧牲的人是阻住地球轉!﹞已經在運動擴大期間被逐漸邊緣化。現在我常聽到的是,我不理什麼菜園村、大角 嘴,但政府洗669億咁多錢就唔得。或者,將注碼押到錦上路新方案上,要找一班「獨立專家」判斷兩個方案孰優敦劣。怎能如此草率呢?如果「獨立專家」說西 九方案真的快靚正,那麼菜園村和其他苦主是否就應該收聲呢?不會的。就算錦上路方案被選上,若最終又因為政府的黑箱作業而另很多無辜市民不明不白地犧牲, 我一樣會反對。對人和土地的尊重應該優先於對金錢的膜拜。

1. 假高速﹕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只是假高鐵,因為全程使用地底隧道,香港至福田又只有30公里,加速不久後又須減速。因此香港段平均車速僅130公里,與內地段的350公里有近3倍差距,車速與普通鐵路接近。

2. 假廣州︰將來的所謂「廣州站」其實位於番禺郊區,到廣州天河商業中心的人要轉乘十幾個站地鐵:吊腳西九站 + 48分鐘「高鐵」車程 + 15分鐘邊檢 + 40分鐘轉車 = 廢鐵。

3. 新界人「得物無所用」﹕政府估計,高鐵主要客量為往來深圳及廣州,八成半列車往來此兩地,但現時新界居民已有多種方法往來珠三角,不會愚蠢到先南行至西九龍,再乘高鐵北上。

4. 有錢人玩意﹕
高鐵票價高昂,接近飛機,單程往北京,大約為$1200,不是普通人負擔得起。

5. 炒高樓價﹕
總站設於西九,不方便過半香港人,只為炒高西九龍一帶的天價豪宅群。

6. 低估造價﹕
高鐵全程於地底興建,有太多工程上的變數,工程界已預期最終必會超支。

7. 高估客量﹕
深港西部通道、落馬州支線、大欖隧道、西鐵和機場快線等,均高估客運量/車流量,造成嚴重的浪費。目前政府估計高鐵在2016年的日均使用人次有99000,若再次估計錯誤,則政府需要長期補貼營運開支。

8. 無視另類方案﹕
民間「新高鐵專家組」建議的錦上路方案,可節省300億公帑,換來同樣快捷的服務,但政府為了維持權威,肆意抹黑新方案,拒絕獨立專家作比較研究。

9. 缺資訊,沒諮詢﹕
政府和負責設計和營運的港鐵一直沒有就高鐵規劃向公眾提供充份資訊,更沒有諮詢公眾。港大一月初的最新民調顯示,只有16%巿民認識高鐵爭議。

10. 毀人家園﹕
高鐵徵用石崗菜園村蓋車廠和緊急救護站,幾百名村民失去五、六十年的家園,政府的賠償方案令社區和村內大家庭分散,長者晚年頓失依靠。

11. 危樓炸彈︰
高鐵計劃以巨型鑽挖機在大角咀14幢短樁或無樁舊樓的地底鑽隧道,隨時會導致沉降破壞樓宇結構,但政府一直隱瞞居民。

12. 破壞新界地下水系統:
高鐵全程於地底鑽挖,破壞錦田及米埔農業生態地帶的地層,可能令地下水位下降,破壞生態。

13. 大量廢料︰
鑽挖隧道將挖出泥石廢料近千萬立方米。廢料不單會填滿香港的廢料區,更要將當中五百萬立方米輸出台山,禍及他人。

14. 政府方案問題多多,市民沒共識﹕
高鐵的定線、客量、效益評估等方面已受到多番質疑。一地兩檢未落實,日後高鐵乘客隨時要在邊境下車過關,嚴重影響效率。總站設於西九龍,又會導致九龍大塞車。港大民調發現,反對或要求擱置西九龍總站方案的市民有45%,與支持者不相上下。

15. 669億可以花得更有意義:
回購領匯、東隧和西隧;興建公屋、居屋;發展社區及綠色產業等,都是更加善用公帑,更受市民歡迎。

16. 重複建設:
近年政府瘋狂興建跨境基建,廣深港高鐵之後還有港珠澳大橋、蓮塘新口岸和深港西部快線等。跨境基建供過於求,淪為政治形象工程,浪費大量公帑。

17. 高鐵創造就業職位不多:
高鐵花669億,只能創造11000個職位,而且全程於地底進行,參與的建築工人必須持有特別牌照。反而興建公屋,一幢僅1億元,就可以創造100-150個職位。撥300億建公屋及居屋,已經有近50000個職位。

18. 城市規劃要更民主﹕
從利東街重建、深水埗重建、天星、皇后到菜園村的抗爭,市民愈來愈體會到,城市規劃制度必須更民主,城市空間才不會被有錢人壟斷。

19. 不義立法會撥款自肥:
功能組別佔去半數,這些並非代表人民的議員,怎會有資格替香港人決定669億元公帑如何使用?功能組別來自各個既得利益集團,多人已被揭發與高鐵項目有利益衝突,例如何鍾泰就是將競投高鐵項目的中國建築的受薪董事。

20. 阻礙西九文化區建設︰
高鐵徵用西九文化區一半土地,限制了文化區的設施建設。港鐵最快到2015年才將地盤還給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文化區工程將被延誤。

張超雄 : 三百億元的機會成本

《星島日報》一家之言 2009年12月9日

張超雄 「正言匯社」社長/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添馬艦新政府總部和立法會,五十二億;西九文化區,二百一十六億;迪士尼,二百五十億;中環灣仔繞道,三百二十億;港珠澳大橋,七百二十六億 … 回歸以來,政府的大型建造項目可真不少,這次要拍板興建的,是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預計造價達到六百五十億,差點便冠絕特區所有建造項目。

六百五十億究竟是多少?普羅市民或許沒有這個概念。《南華早報》早前便比較全球近年興建的高速鐵路,發現高鐵香港段的造價竟屬全球最高,平均每公里 達一點九億美元。相較之下,京滬高鐵是二千四百四十萬美元,台灣高鐵是四千四百七十一萬美元,就連跨越英倫海峽的英法高鐵也只為八千五百萬美元。

為何高鐵香港段的造價如此高昂?政府並無披露詳細工程數據,但業界普遍相信與擬建於西九的龐大地底總站有關,加上整段鐵路藏於地底,難怪造成如此天價。據估計,單是興建地底車站的支出便佔總造價一半以上。

政府堅持高鐵總站選址不變,相信是要以內地客「撐起」西九。政府便估計,高鐵通車後客量每日可達十萬人次,首年營運收益達到十一億元。但政府具體究 竟如何推算高鐵未來客量?如何衡量其對直通車客量造成的負面影響?此外,若算及龐大建造開支和折舊率等,高鐵收益又是多少?前車可鑑,深港西部通道客量只 及預期兩成,落馬洲支線亦只有預計的一半。政府有責任公開更多數據,特別是跨境交通基建受外圍因素影響甚巨,市民有權在多於一個設計方案中,判斷哪個符合 最大公眾利益。

事實上,公共專業聯盟提出的替代方案,總站設於錦上路,除可彌補政府方案的不足,更令工程費用大大節省三百億,大概就是政府一年的福利開支。若將這 三百億用於改善民生措施,足可廣泛惠及長者、殘疾人士、大專學生、精神病康復者、性暴力受害人、單親家庭、小數族裔、新移民和貧窮兒童等,在未來十年為他 們提供更合理的社會服務。筆者有以下建議:

。 延長低收入人士就業交通津貼【30億】
。 增加大學學額五成,入學率由18 %增至27%【116億】
。 資助貧窮兒童免費上網【1.68億】
。 增加護理安老院宿位5,000個【38億】
。 增加殘疾院舍宿位5,000個【42億】
。 增加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名額1,000個【7億】
。 重開單親中心5間【0.85億】
。 重開新來港人士中心5間【0.85億】
。 設一站式家庭暴力支援中心【0.25億】
。 設一站式性暴力支援中心【0.25億】
。 增加10%醫務精神科服務【32億】
。 設公共服務即時傳譯服務【1億】
。 增設20隊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幫助長者及殘疾人士【2.4億】
。 增設10間社區組織協會的社區中心【5億】
。 增加殘疾人士體藝發展中心【1億】
。 設資助社區學院學額10,000個,讓低收入、長者、殘疾人士、家庭主婦、工人等接受專上教育【20億】
。 設法律資源中心,為低收入人士提供法律服務【1億】
。 設性工作者服務中心【0.72億】

請注意,三百億足夠維持以上服務整整十年!一個可為香港節省三百億的方案,怎也值得政府仔細研究吧?!

請把三百億投放於最有需要的地方。

當年西九,今天高鐵/文﹕馬家輝

【明報專訊】好像是馬克思說過的話﹕「歷史總會重演,但第一次是以悲劇形式現身,第二次,則是鬧劇。」
特區政府在高鐵撥款處理上,豈不如此?豈不跟四五年前的西九工程如同一轍,以相同的方式犯了相若的錯誤,從而令人失望、令人悲憤、令人冷笑,最後,令人哭笑不得?

這可從四方面來看來談。

首先是程序。

西九當年推出「只准三揀一」的荒唐方案,總不能說完全沒有經過對市民或所謂「持份者」的諮詢過程,但其所謂諮詢,程序之簡陋倉卒、範圍之封閉狹窄、 形式之僵化求其,在在使得工程項目沒法不變成閉門造車的官僚項目,一旦硬推上馬,並不是說必然失敗,而是根本不符合香港和香港市民的最大利益和最優利益。 斯時也,計劃和諮詢程序皆先由行政官僚主導,再由收錢專家唱和,然後由大學校長或官迷教授或保守藝團權威人士畀面支持,其中自然也有建制派政客點頭撐場, 最後才放於桌上,強迫港人收貨;而這一切的背後推動者,明眼人一看即知,是跟行政官僚有覑千絲萬縷關係的幾位超級地產商。如今細看高鐵方案的起始與預算, 誰說不是熟口熟面,跟由一個「文化藝術場館」忽然變成一個臨海文化藝術區的西九規劃過程非常類近?

其次是內容。

唐英年前陣子假借「替西九招徠顧客」之名強推高鐵,如同西九當年假借文化之名大搞地產項目(另一個類似例子當然是假借高科技之名大搞地產項目的數碼港!),一前一後,先借後借,企圖上演一齣「連環借」或「借上借」,其詐也,令人瞪目;但其笨也,也令人結舌。

為什麼是笨?嘿,老兄,既然當年的「第一借」被揭發踢爆,今天的「連環借」和「借上借」自亦難逃市民法眼,唐英年竟然不察昔日之敗而膽敢故技重施, 怎可說是不笨?結果證明,唐英年的「文化論述」激使80後文化界率先發難,推動了一場「別以文化之名強建高鐵」的異議運動,再結合菜園村居民的不遷不拆護 土抗爭,從而引爆了更多的憤慨、更大的群眾參與。從這角度看,唐公子其實是給特區政府帶來無比麻煩的關鍵人物,曾蔭權應該予以好好教訓,中央政府更應看個清楚明白,此人將來當了香港特首,極有可能不是「董建華第二」而是「唐英年第一」,更有機會比董建華替香港人創造更大災難。 北京英明,敬請緊密關注。

再來是官僚辯論和政客護航的方式。

西九當年把「三揀一」方案推出諮詢並強求撥款,各級相關局長先在曾蔭權再在許仕仁的領軍下到立法會回 應質詢,如果大家沒有失憶,必仍記得眾人是如何氣燄傲慢和態度張狂,議員們追問資料,他們或是支吾以對或是吞吞吐吐,再或是問兩句答半句,有時候甚至乾脆 說句「我也不太清楚」或更多時候僅以「這個問題我們日後會以書面答覆」作答便算了事。至於議會內的功能組別建制派,更忽然以「執政黨」自居,處處掩護官 僚,在在堵截質詢,彷彿他們的存在只是為了讓法案順利通過而不是拿覑放大鏡檢查每個可疑細節。這碼子的議會水平其實比什麼互罵「監躉」或「黑底」甚至比擲 蕉翻桌更為有失身分。今之視昔,猶如時光倒流,官僚和政客在高鐵撥款審查上的表現跟西九辯論幾乎全無異樣,四五年的時間沒有為特區施政帶來了任何進步,香 港人的時間,白流了。

是的,時間,最後便是時間問題了。

高鐵撥款真的不能再拖、不能不等了嗎?高鐵方案真的不能重頭諮詢了嗎?回看西九個案,我們再次對這類「等不及了」的官僚說法不感陌生,因為在董建華 時代,曾蔭權亦曾以政務司長之身負責推動西九工程,其立場之堅定,有如情人節在銅鑼灣時代廣場旁的大電視屏幕上出現的字句,「海枯石爛,矢志不渝」,令 600多萬市民感受到特區政府前所未有的管治意志,亦令人聯想起文革時代所說的「主席的命令,你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完全沒有迴避空間。猶記曾爵士在立法會內回應西九問題,曾經左手把紅色頸巾一扔,右手往黑色木桌一拍,豎眉怒目地說﹕「不能等了!西九龍再不發展便來不及了!如果西九工程推行得不順利,寧可一拍兩散!」

最新一類矛盾:

舊官僚遊戲vs.新覺醒價值

但結果呢?西九工程不是重新諮詢了嗎?不是「推倒重來」了嗎?不是在「推倒重來」後有了一個比較可喜可欲的發展藍圖了嗎?許仕仁在把「推倒重來」說 成「整裝上馬」的時候,不也高聲承認西九將會變得更好更旺嗎?前陣子西九細項公開諮詢時,以唐英年為首的西九管理局不也是宣傳短片內高調承認,推倒了「三 揀一」後的西九項目,更符合民意民情、更貼近藝情藝意嗎?如果當年不是勇於拖它一拖,又何來這些「更」字?拖它一拖之後,香港垮了嗎?香港真的會垮嗎?事 實上,從邏輯上看,如果連民主普選這麼基本的國際人權都可以拖完又拖、不去落實,世上還有什麼事情值得特區政府焦急萬分?常把「來不及」掛在嘴上,若不是 輕率唬嚇,便必是在言詞背後另有不可告人之圖謀議程;當年西九已是如此,今天高鐵或亦相同。

四五年時間了,如同落實民主普選人權一樣,特區官僚和護航政客毫無寸進,可是,香港市民早已覺醒,不會再易受到誤導;覺醒後的市民亦必是不耐煩的市 民,管他是80後或90後或幾多幾多十後,這也是馬克思說過的,只要有了意識領悟,便有機會由「自存階級」變為「自為階級」,分頭出擊,千方百計,挺身捍 衛自身和香港權益。

國家領導人最近再提出了「深層次矛盾」問題,可惜中文方塊字沒有眾數,若有,其口中的「矛盾」必是帶s的,即「深層次矛盾s」,因為不同階層不同身 分皆可在特區施政裏體會到矛盾存在,貧富懸殊只是其中一類,另一類矛盾必是「舊官僚遊戲vs.新覺醒價值」,即使唐英年不知道我在說些什麼,曾蔭權亦必明 白;他畢竟比唐英年聰明多了,至於做不做某些公義之事,則是另一回事,我們只能期盼,實在愈來愈沒法強求。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Monday 11 January 2010

闽江流域疍民的文化习俗形态

福 州 福建社会科学院 35001) 在 中国的东南沿海福建、广东、浙江等省生活着一支水上吉普赛人——疍民。“疍”或作“蜒”、“蛋”。是一支古老的族群,在史籍中最早见于《国语》称之“水 人”,隋朝时称“疍人”,疍民在魏晋时称“蛮疍”,宋元时称“疍族”,明清时期称“疍户”或“龙户”,解放后称“水上居民”。 生活在闽江流域的水居船民在建国前俗称“科题”或“曲蹄”;生活在厦门鹭江和泉州的晋江流域的水上居民,在厦门称之“海越仔”,在泉州称“游艇子”、“白 水郎”。 一、 闽江流域疍民族源的多元性 目 前史学界及民族人类学界对疍民的族源众说不一,有的认为是色目人(蒙古人),有的认为是汉族,有的认为是客家人,有的认为是蛮族,有的认为是苗族,有的认 为是乌蛮,有的认为是闽族,有的认为是越族,有的则认为是独立民族——疍族等等。各有其证据,然都有片面性。据笔者田野调查所得看。疍民源流较为复杂,并 非单一族源,它既有福建原住民(闽族)的血缘,又有楚灭越后“会稽南下的客族(越族)”,同时又因秦汉以降随汉族入闽,也吸纳南下汉族中破落之户。 一 是来自远古时代生息在闽江流域的先民。闽江是福建的母亲河,闽江流域“地深昧而多水险”,是中国先民们最早生息的地方之一。在闽江及其出海口的港湾、江 汊,先民们“水行山处”,以木、竹、筏为工具从事采集渔猎活动的闽族文化——滨海文化,锻炼并造就一支“习于水斗,善于用舟”、“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 水上部落。 这支滨水而居的部落不可否认是疍民的先辈之一部分。日本学者野上英在1937年撰写《福州考》中指云:神州古代人种是“闽族”。武夷山市赵勇先生也推断疍 民“与武夷架壑船的主人有密切的关系”(1)。“疍民为越人之遗民”(2)。“沿海疍户……昔人称为百越,非虚也。”(3) 在福州、长乐等地调查时,有多人指出,“曲蹄仔”乃“郭倪仔”之谐音,“郭倪” 乃“国黎”——闽越国之黎民之意。调查发现疍民中郭、倪两姓,多称自己乃闽越国王族后裔。 二是来自南下的越族。据古史籍记载:约公元年前334年,楚威王兴兵伐越,“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山”(4)。越灭族人或在王 族率领下由陆路“走南山(今武夷山)或由海路入闽江(5)。”其族入闽者,屡与土人(闽族)战,传至无诸,战胜土著,遂自立为闽越王(6)。南 来越人中“习于水斗善于用舟”者与原住民中滨江海而居之族群融合成闽越族水上部落,且成为闽越国一支强大的水上军事力。这支集渔猎捕捞、舟筏运输及水上军 事活动为一体的族群,在闽越王无诸死后,其子郢继位,在郢反抗汉王朝中发挥很大作用。闽越王郢反抗汉王朝时“阴谋奇策,入燔寻阳楼船。”(7)为此,引发 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命朱买臣为会稽大守,“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8)伐 闽越,“汉兵临境,(闽越王)乃遂反。”闽越王余善以攻为守,命驺力等为“吞汉将军”,北上出击。同时又充分利用其族人“习水斗,善用舟”的优势做好“徙 处南行,至大泽中”,及“力战。不胜,即亡入海”的准备。当汉军分水陆四路:一路由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经江西鄱阳入崇安县分水岭攻闽北;一路由中尉王温 舒出梅岭攻闽西;一路由横海将军韩说率兵集中于句章(今浙江慈溪)乘海船直扑东冶(福州);一路以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若邪(今浙江绍兴)、白沙(今 浙江乐清)共同越海威逼闽东北沿海)(9)。闽越国王族因内讧,众合谋诱杀余善,公元前110年,立国九十二年闽越国顷刻瓦解。闽越国虽灭,然“闽越地狭 昧多险阻”,“锐兵敢死”,“强悍而又屡反复” (10)。汉武帝采取徙民虚其地措施,下诏将闽越之民悉尽迁往江淮,“东越(闽越)地遂虚”(11)。 闽越国灭亡后,其族人或“亡入海”,或逃入山谷篁竹之中,或居“沼泽中”,以避汉。逃入山谷篁竹之中成为“山越”,“居山谷者为畲族,水居者为蛋民。” (12)善用舟者远逃到台湾或东南亚,汇入当地的土著中。日据台湾时期的台湾总督府所编《台湾理蕃》中也有记载;葛玛兰番社和平埔社传说其先辈原住山西 (福建)因遭大水伐木为筏;至鸡笼山(基隆)而定居……(13)。今天台湾省的高山族保持着闽越人相同的崇拜蛇、纹身等文化。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邱新民教 授曾指出:“东南亚的主要民族如泰兴、缅人、马来人者是早期通过航道来自中国的水上民族,至今还保存着古越人文化”。徐松石先生也指出“福建疍族仍然保持 着科题这个名称,现在在马来半岛西部近海低也丛林中,还有一种土著叫科题族,取名含有盆地浅水族的意义。他们自称远祖是东岸的水上人,大约也是远古由中国 东南沿海移来的”。 三 是来自破落的汉户。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有些疍民明确指出自己的祖先乃汉族或官或商。声称其祖先因官场失败或受人迫害而逃入江海避难而成为疍民;或因经商 失败,债主临门逼债而逃入江海避债而成疍民。虽然其中有存在伪托之虞,然不能排除有一批破落的汉人汇入疍民的队伍。如宁德三都澳有一户从福州迁来的陈姓疍 民就称:其祖先的祖先原是朝廷大官,因得罪权贵而落满门抄斩命运,其族人中有侥幸逃脱而被迫以江海为避难所,久而遂成疍民。在福安市罗江沿岸林姓疍民则称 其始祖是与汉族林氏同源于商朝比干少师,祖籍河南汲县,因“犯上”而被迫逃亡水上⒁。在 长乐市、连江县等地一些疍民甚至称其祖先是东晋元兴二年至义熙元年的卢循农民起义军“水师”的后裔。卢循起义军的水师,后为刘裕军队所败,由浙江永嘉入晋 安(今福州),后一部辗转逃亡闽南泉州一带,一部分留居闽江中下游也汇入蛋民中。在长乐市筹东村一卢姓疍民则声称自己先祖是卢循。据徐吾行先生指出:疍民 中有一部分乃明初陈友谅起义军的后裔,在明初朱元璋派汤和率军由海路攻打陈友谅部,陈友谅兵败时,陈友谅水师中部分逃亡避居于海岛江汊。 四是来自元统治者。元末明初,蒙古族统治者因战败,黄河以北的蒙古人逃回漠北,而黄河以南的蒙古人一部分亡入江海,成为疍民⒂。 闽 江流域疍民姓氏较杂,主要有江、唐、翁、欧、池、浦、下、倪、陈、林、赖、郭、卢等二十余姓。今集居于福州三保、帮洲、水上等街道多姓唐、赖、江、翁、詹 等姓,集居于闽候白沙、溪头、沙墩、港边、白石头、横岐、南屿、禄家、江中、洪山、闽江等村镇则多姓欧卞、池、江、郭等姓,集居于长乐东屿、岐头、海星、 后安、象屿、浮岐、福星等地多姓陈、江、翁、倪、林等姓。这些姓氏中欧即鸥之意,翁即渔翁之意,池江浦等则以住居水域而为姓。有较明显的职业与生活环境特 征。 二、闽江流域疍民生活型态及其演变 生 活在闽江流域下游古田、闽清、闽侯、福州、长乐、连江等市县江汊港湾之处的疍民,因其长期以船为居,生产、生活空间狭小,睡觉曲膝抱臂,坐地也习惯盘腿, 在行船捕捞操作中也习惯两腿叉开以达站稳,久而久之双腿变成罗圈腿(弯腿),而得名“曲蹄”,谐音称“科题”。他们自称“船下人”。闽江流域疍民建国初达 五千余户,三万余人。因五十年代土地改革时蛋民分到土地,部分疍民不仅陆居且改从事农业生产;以及六十年代以来开辟外海外省渔场,先后在福州、闽侯、长 乐、连江等市县组织多批疍民(包括家属)近二千余户,六千余人迁往(驻泊)浙江舟山和江苏泗洋等地落户,同时因闽江航运企业招为船工或水手,疍民户数与人 口大大减少。如福州原居住三县洲等地的疍民因市政建设需要皆迁居他地从事他业。据不完全统计,今生活在闽江下游的疍民约二千五百余户,近四千九余人(不包 括其祖先是疍民,今已不从事水上营生或不承认自己是疍民)。其中一千四百余户,三千余人仍从事其传统的水上营生(江海捕捞、水上运输等)。 其生活型态可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史前生活状态。据目前考古所得观之,在闽江流域的疍民先人的生活状态的原始的木、竹、筏为工具从事采集渔猎活动。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闽江流 域,尤其是在闽江下游两岸闽侯县甘蔗镇一带(古出海口)蔓延二十余里的不高又不大的小山丘所发掘的“昙石山文化遣址”(这里小山丘几乎是由史前人类吃后的 贝壳所堆积而成的,贝丘层次厚达二米左右,并出土许多渔业生产、生活的用具蚌刀、陶网坠等)(16)足证早在六千多年前,先民们就取食、生息于这闽江下游 两岸的泽国江海滩涂上,靠捕捉、采集水族生物为生。 第 二阶段是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随越族因亡国而遣散,部分越人随王族入闽后汇入闽族水上营生族群中,形成闽越族“善用舟”、“善造舟”的文明时期,并萌芽了 福建与广东、浙江等省的海上交通。闽越族水上营生族群因“闽(陆)道之难更甚蜀道”而成水上交通支柱与水上军事的主力军,这些疍民的先辈除从事传统的以舟 筏捕捞之外,同时肩负水上交通运输及水上军事活动。 第 三阶段汉王朝灭闽越国到鸦片战争前。随的汉民族南迁入闽及福建农耕经济发展,尤其是福州港兴起,福州港等成为中外交通的据点。这时期疍民除肩负传统的水族 捕捞及水上运货(运盐米)外(据文献记载在明清时代闽江上下游拥有“盐米船一百余艘”),也出现小部分疍民汇入海商队伍中“以出卖躯体劳力及本身航海经 验”受雇于海商。同时并存另一种辅助性(讨小海)、季节性职业,即农忙季节,原“不事商贸农耕”之疍民分化出部分人,尤其是青壮男女上岸替陆居农户打短 工,老弱妇孺则到田间拾遗穗、打田塍(收集散落田间的谷粒),掘遗薯等以补粮食不足,有的地方疍民在逢年过节之期上岸替陆居汉人洗刷房子,能说会唱的女性 则成为婚礼上的“喜娘”,俗称“伴房妈”。 第 四阶段是鸦片战争后到建国前,由于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外国人在闽江中下游创办公司、工厂,疍民中分化出“部分专门服务或兼业于洋人企业、公司的族 群”,为洋人货船转运、装卸货物,同时由于“马尾船政局”近代轮船诞生并逐渐代替传统帆船,疍民传统的谋生手段受到挑战,出现贫富分化,一小部分因服务于 洋人或从事货物运输而发家致富成为船主并陆居,一部分则只能靠出卖体力成为近代轮船的水手、舵工及水师练勇等。 第 五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因疍民分到田地,一部分上岸陆居专门从事农耕。尤其是六十年代后,由于闽江航运事业需要,限制在闽江航道拖网作业,政府将 部分生息于闽江上的疍民(中青年人)招进工厂企业或航运公司充当工人、船工水手,并扶植疍民组成数个规模大的渔业大队,更新装备发展外洋机械化捕捞业。到 八十年代末以来由于闽江及近海渔资源枯竭,疍民再次分化,已实现专业分工,一部分改从事专业水上运输,一部分专门从事工商企业经营活动,从传统的“讨小 海”或运货渡人甚至近海捕捞中走出一支活跃于工商业战线上的新新疍民,还出现规模宏大的渔业村,如闽侯县的闽江乡、长乐市的海星、福星等数个疍民渔村,发 展机械化海洋捕捞业成为我省著名的“水上明珠”。 三、闽江流域疍民文化习俗的多元性兼容性 疍民族源是多元的,今天闽江流域的疍民是集远古生息在闽江及出海口滨水部落、闽族、闽濮及南来之越族,以及秦汉以降的汉族等,这些族群经长期历史演变及民 族交往,互相吸纳而融合成一个有别于汉族的水上民族。 疍 民的文化习俗,体现出极强的兼容性以及吸纳外来文化的品质。也正由于其多元性及文化兼容性,对其保存传统文化显得脆弱,汉化程度日深,而逐渐丧失其做为少 数民族的资格(独特姓氏、语言、文字、服饰、宗教教信)。史学界、人类学界普遍认为,闽越族特征是人体矮小,有断发、纹身、凿齿等习惯,喜欢临江海而居, 喜食蛤、蛇,巢居(即干栏式)善于行舟造舟……崇拜蛇……。今生活在闽江流域的疍民已基本汉化,在近代仍存留些许闽越族人的独特体质、形象及语言,仍可窥 其闽越传人特征。 其一是“以舟为居”。福建先民“习于水斗,便于行舟”,“以船为车,以楫为马”。早在唐代,刘禹锡就描述:“闽有负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岩,家桴筏者, 与华言不通”)(17)。疍民“以舟为居,以渔为业,浮家泛宅,逐潮往来江干海,随处栖泊,各分港沃,不相凌杂,间有结庐岸上者……” (18)疍民以“舟楫为家” 在滨江海港汊而栖泊的习俗到了近代仍存留。在闽江流域称“连连家船”,既是他们的生产工具又是男婚女嫁养生送死居家住所。闽江流域疍民的“连家船”长约 五、六米,宽约三米, 船首尾翘尖,中间平阔。船头是其生产劳动的场所;船中央的征篷遮掩体下既是他们仓库又是一家的卧室,专营运货渡人的“连家船”甚至还是货仓、客仓;船后舱 (高出船中央些许)既是床铺又是饭桌及盘腿而坐之地;船尾既是厨房又是拉撒之处,甚至其狭窄的船舷也成为其挂养家禽的地方。建国前在闽江流域有民谣唱曰: “破船挂破网,常年江上飘,三代祖孙住一舱,半年粮食半年糠”就是其真实的生活写照。 其 二是“干栏式”民居。闽江流域疍民虽以船为家,浮家泛宅,随潮往返江干海汊,随处栖泊。疍民民居有二种:一是直接将其生产工具、破旧“连家船”抬到岸边的 滩涂上,以短木为基柱(前中后三组),将旧船架在这木柱上,成为居所,俗称“居家船”,家人就生活在这竹逢下;另一种是在江畔、港湾滩涂上以短木檀基(高 出地面90厘米左 右),在木桩上横木架,然后再铺设地板。下部留空通风、防潮水、洪水或喂养禽畜,上部居人的“干栏式”建筑。这种建筑“地基不落”风格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 六十、七十年代。这种干栏式建筑是闽越族最主要特征之一,疍民的干栏式建筑多以黑、红或蓝红色油漆,平时一尘不染卫生干净,每日均要对地板、杉木墙板洗刷 一遍,进屋换鞋或赤脚。(这种习惯也影响福州地区汉人,福州地区汉人室内较卫生)。 其 三是“跣足不冠”。闽江流域疍民男女老幼终年赤足不冠,如上岸既使要穿鞋也是趿着走。福州地区有歌谣唱到“曲蹄仔,脚弯弯,穿鞋没有拉后跟(音凡)”, “曲蹄穿靴漫扎(意指皮肤过敏般难受)。”成年女性(称“江妹仔”、“曲蹄婆”)发髻喜梳田螺形髻尾朝天,老大婆则结髻,横插长约五寸蛇形昂首状长簪。清 朝施鸿保在其《闽杂记》卷九记曰:“簪作蛇形,乃不忘其始之义”。疍民男女老幼喜穿麻布染成的蓝黑、褐色衣裤,且又宽又大。其女性衣襟袖领上常镶有寸余宽 的黑色条边。疍民所穿的宽大裤即“渔人裤”,俗称“曲蹄裤”(长及滕关节,裤角宽大,既象长裤又象短裤),福州地区俗语云:“曲蹄裤既象裙又象裤”。由于 疍民常祖孙三代同居一条“连家船”上,生活空间有限,且船上无遮无挡,拉撒不方便。为拉撒方便,不论男女小便时,均使用竹尿筒(长约二尺余,一头留竹节, 一头凿空)为小解器具,将竹筒从宽大的裤脚伸入接尿。 其四是生食水产品习惯。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曰:“疍,海上水居蛮也,舟楫为家,采海物为生,且生食之。”《北史》卷十五记载:“南方曰蛮蜒(疍), 有不火食者”。在闽江流域的疍民的食谱中至今尚存许多生食、半生食习惯。如, “蛤鲜”、“虾鲜”“蟹鲜”、“鲜”……等十余种生或半生制的水族品食物。 其五是视蛇为其始祖。疍民自称“龙种”,称蛇为“小龙”。福建先民崇拜蛇文献记载较多,《说文解字》云:“闽,东南越蛇种”。《太平御览》卷170“州 郡郊”也同样说:“闽州越地,即古东瓯,今建州亦其地,皆蛇种。”王筠《说文解字·句读》中曰:“福州城内有蛇民,服饰与平民异,其丁甚少,省城以外无 之”。明·邝露《赤雅》云:闽中“疍人神宫画蛇为祭,自云龙(蛇)种”。《闽县乡土志》云:疍民“其人皆蛇种”。在闽江流域流传:有一女子因吃了闽江上游 漂下的一粒果子而怀孕,生一个满身长满黑色麟片的“龙人”,这“龙人”善驾舟与捕鱼,曾跃身入江与水怪角斗。后人感其德称“龙人”活动及与水怪角斗地方为 “乌龙江”(闽江下游一段江之称),疍家就是龙人后裔。 疍 民崇拜蛇。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曰:“自古以南蛮为蛇种,观其疍家神宫蛇像可证”。清朝郁永河在其《海上纪略》中记载:“凡(闽)海船中必有一 蛇,名曰木龙,自其船下水之日起即有之,平时曾不可见,亦不知所处,若见木龙去则舟必败。”疍民船上或家中所视的蛇神称“九使”。并尊称“蛇”为“小 龙”,能保其行船水居平安。 疍民中还存在“青蛙”崇拜,称“青蛙”为“将军”。概疍民族源多元,即闽越族的图腾非单一的“蛇”。 近 代以降,随闽江流域疍民汉化日深,其所崇拜的神灵也逐渐多元。认为万物皆有神灵,鬼神无处不在,所以凡遇事“跣足于神前立之誓”。据调查目前闽江流域疍民 所敬奉之神达十七种之多,有“五灵公”、“拿公”、“太保”、“文武太平王”、“白马王”、“圣王孙悟空”,最主要是天妃圣母——妈祖。且其“拿公”崇拜 因于明洪武二十五年“赐闽中舟工三十二户,以便贡使往来”)(19)。明初“善操舟船”福州十三姓迁居琉球,将“拿公”传到日本冲绳县,今日本冲绳有“如 公社”。以上这些疍民所崇拜之神与当地汉人相同,但是疍民视之为水神。 1840年 鸦片战争后,随福州被辟为通商口岸,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牧师开始在闽江中下游传教,疍民中有一部分人或因天主教所主张的“平等”、“教内不分贵贱贫富皆 兄弟”及“教徒可在教会医院免费就诊”、“天灾人祸教内教友互助”等实惠诱因或一些疍民不满长期受当地豪绅、地痞、渔霸欺压而想取得洋人庇护,而开始改信 奉天主教或基督教。 其 六疍民迷信且多禁忌:一是忌人从船头经过,认为人从船头经过多是落水而死之漂浮之尸(俗称“水马”)为不吉利。如遇“水马”从船前过就得负责打捞上来。认 为遇而不捞,死者鬼魂无处依附将会依附于船上并作崇于他们;二是忌救落水者,他们认为落水者皆该死,是水鬼找替身。如救落水者,将使水鬼无法找到替身而获 转世,水鬼就会迁怒于救者。因此常有疍民见落水者而不救助的不仁道行为;三是忌说“退”、“横”等词。他们认为船遇大风浪才有“退”之事,而大风浪正是行 船不仅费力且危险。所以疍民的字典里没有“退”“横”“倒”等词,而言“退”为“进”,福州语称“曲蹄仔行船有进莫(不)退”;四是忌见一切反覆之物。 如,忌见将煮饭的铁锅(鼎)反覆在地上除烟灰,或将盆反覆在水面或汤匙覆翻在汤碗里,吃鱼等吃一片忌翻而再吃另一半等。认为如见反覆之器物,仍其行船的凶 兆;五是忌吃动物尤其是鱼的眼睛。认为眼睛是辨别方向避免触礁的保证。吃之不吉,同时他们在自己的船头侧绘一双鱼眼睛,称“龙目”“神目”对之维护如自己 的眼睛一样。 其 七是“贺年”。疍民生活闽江流域,以捕渔为生,难以糊口。每年正月初三——元宵、二月初二、三月初三,就成群结队在年长者率领下,右跨小鼓篮(竹编的), 左跨小竹筒(长尺余两头留节、中钻一小孔,平时装饮用水)挨家挨户边敲打竹筒(内装半筒水)边唱其小曲:唱《十二月花》、《十把白扇》、《贺年诗》以及闽 剧清唱小曲或自编的歌谣、渔歌(疍民“讨海歌”),俗称“曲蹄曲”。疍民扣竹节而歌之俗早有之。孟东野在《送澹公诗》中描述:“铜斗(竹筒)饮江水,手拍 铜斗歌,依是拍浪儿,饮则拜娘婆……”。明·孙蒉曾在其诗这样写到:“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曲声咿哑”。 疍 民中一年最主要的民俗活动是。贺年俗称“讨”或“讨”、“走”(指徒步行走,意走时运,即吉祥)。在“贺年”中,他们往往先唱“一饭千金,二龙争珠,三星 高照,四季平安,五子登科,七步成诗,八仙庆寿,九转金丹,十年树人”之类的颂词,博得施主的随缘乐助,尔后再唱一段近代女作家李桂玉著的弹词名著《榴花 梦》以表答谢。笔者在1985年,1989年和1994年三度先后在长乐的福星、海星、后湾等地调查时,曾听八十七岁的江海弟等人吟唱,可惜没有录音。据 长乐市乡间老人讲述:在文革时,西关村岐后境有位疍民,人称“江妹”(卒于1982年),擅长吟唱“曲蹄曲”,非常有名。 疍民春节“贺年”之俗相传,在景福元年(892年) 王彦复、王审知率三千健儿(唐兵)由闽南攻打福州历数年攻下福州后,这三千健儿(单身)就在福州驻扎,王审知为立足福州,除采取减赋轻役发展生产与兴文化 招徕中原人士到福州的同时,为安定福州,采取“汉蛮联姻”以缓和民族对立。下令三千单身部卒在福州安家落户,娶当地土著之女为妻。为此,福州方言称男人为 “唐部人”,称女人为“(无)诸部人”或“诸娘(意为无诸治下的女性)”。由于汉蛮和亲的男性均是王审知(唐部)军人,所以婚后不许土著来军营探视,也不 许“诸娘”回娘家。无诸部人只好利用春节期间唐部人忙于访亲拜友之期,巧装为乞丐挨家挨户借口上门贺年,讨为名达寻找亲人与探视目的、久而相沿成习。唐末 王潮、王审知兄弟率大批人马南下入闽,占领福建后定居下来,当地的闽越人部仍逃居水上成为船民,留在岸上的妇女多成为南下唐人的配偶,她们难忘旧情,为支 援水上船民的生活,逢年过节即制作糯米,暗中以金银为馅,赠送船民,后来成为习俗。后以糯米红糖为馅替代,距今约有一千余年的历史(20)。此外,福州地 区人常将单丁仔(独子)与曲蹄婆认干娘的习惯,也与疍民女子出嫁唐部人有关,是以借口将子女与曲蹄婆认干娘易长大而将自己所生的儿子与自己部族人认亲。 其 八是婚俗古朴。疍民的婚俗有“雅贼”、“骂亲家”、“讨新妇尿”、“游月殿”之俗,仍闽越文化传承最浓厚一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疍民是处于被压迫 地位,陆居汉人甚少与之通婚,有则是疍民女性(江妹)嫁给汉人为姨娘,或疍民收养汉人遗弃的女婴为童养媳。总体上看疍民是“族内婚”。疍民家中有待嫁之 女,一般会在五月端午节(因疍民端午节忌吃荤,有“吃素节”之称)前夕,在其连家船船头置一盆月季花,以示“有花待人采”。未婚男性在这期间可自由出入于 未婚女性船舱,当“雅贼”偷盗未婚女性随身用品(发簪、手帕等)。女子对这“雅贼”有意者,双方家长即可议定终身,如女子心有所属,待端午节后“雅贼”必 须归还所“盗”之物,女子收回后,贵重之物将通过“过火祭”(在农历初二或十六晚上在岔路口焚火堆,并将被“盗”之物火上转二圈)以去除非心上人的气息。 疍 民的婚礼在江中船上进行,女不坐花轿而坐“轿船”。一般是男方派迎亲轿船到女方船旁迎娶,也有的是双方约定在某江面两家船相靠,由女家(父兄新娘过船或由 长者扶掖过船,俗称“江妹仔爬过船”)。当男方迎亲的“轿船”到时,新娘与其母盘腿坐在船头哭嫁,边哭边用最恶毒之语骂亲家,新娘骂来迎亲的轿船为“贼 船”,“棺材”……,新娘的母亲骂亲家为“强盗”、“绝代”……。疍民认为“骂越凶越吉利”,以示新娘身价才越高。表面看疍民“不通情理”(福州人将泼 辣、不讲道理随便骂人的妇人称“曲蹄婆”概出于此),实乃是疍民婚礼中原始抢婚的遗俗。 新婚之夜,新娘新郎通宵相对盘腿而坐,竖晨由公婆带之拜尊长。 疍 民的喜宴与贺客别开生面,由于疍民以船代步,且举家生活在一船上,所以赴宴也往往举家出动。福州谚语称“曲蹄仔吃酒,全厝连鸡都吃东家”。贺客(船)到 后,按东家安排面对面排成两列或船头相对围成月牙形或圆圈型,来客的船头摆一簸箕,一家人沿簸箕席地盘腿而坐,吃菜喝酒。疍民好饮,常喝到日落西山皓月东 升方罢休。 疍 民婚礼中有“讨新妇尿”之俗,婚礼当天,迎娶新娘的轿船在江中行或停泊,过往船只不管那个澳的,也不管相识与否,都可上轿船讨“新妇尿”喝。“新妇尿”者 乃指由娘家赔嫁的家酿米酒,一般女方要准备一大桶酒预先送到男方,在婚礼当天摆在轿船船头供过往船只讨喝。讨酒人只要说几句祝福语(“喝彩头”)便可上轿 船痛饮,且讨酒的人越多,男方越高兴,表明新娘人缘越好,过门后人丁必旺。 闽江流域疍民在婚后第一次八月十五中秋节要在船舱摆“月殿”,在皓月下新婚夫妇重新穿上礼服拜月殿,接受亲友长辈赐福,俗称“游月殿” (21)。八月十五日“游月殿”之俗,是疍民联络感情的盛会。此俗的由来相传有二,一是与闽越族自然崇拜(拜月神)有关,与西南少数民族傣族中秋“拜 月”、“苗族”、“跳月”(春嬉)习俗同源;二是与闽族一年一度的由部落首长、巫师主持的高歌、痛饮、狂欢集会有关。北宋天禧年间张君房在其编纂的《云笈 七签》中《武夷山记》引述陆羽所记述的“武夷君,相传每于八月十五在武夷山上置幔亭,大会乡人”。在七百多年前,祝穆也在《幔亭招宴》中记云:“武夷君, 于秦始皇二年置幔亭会乡人”。 由于疍民从前社会地位低下,文献对之记录甚少,尤其是汉化日深,今要描绘其文化生活环境困难甚大,以上是笔者一些资料累述难免有误,敬请名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