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1 February 2012
周保松: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 》
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
--作者: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
一
我移民香港﹐22年了。
我是1985年6月30日跨過羅湖橋的。跨過去的時候﹐並沒想過後來種種。現在回過頭來﹐又顯得有點欲說無從。昔日的日記相片書信還在﹐多年來塵封不動。外面正是十年回歸大慶﹐我卻獨坐一室﹐茫然地整理個人的移民史。
20世紀80年代至今﹐有近百萬新移民從中國來港。這百萬人一離開羅湖﹐便好像細流入深海﹐靜默無聲﹐不知那裡去了。再出現的時候﹐往往便是報紙頭條的倫常慘劇主角。這並非事出無因。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新移民”一詞幾乎和社會問題同義﹐常常和家庭暴力﹑騙取社會保障援助﹑貧窮落後等關聯在一起﹐是個不光彩的標記。新移民既是外來者﹐同時又被視為社會問題製造者﹐遂背負雙重的道德原罪。很多人認為﹐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在於將新移民儘快改造成香港人﹐洗去他們舊的次等的不文明的價值﹐接受新的先進的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新移民跨過羅湖橋那一刻﹐便必須承認自己在文化上低人一等。這份深不見底的自卑﹐令新移民不願面對過去﹐更加沒有勇氣在公共空間述說自己的歷史。而手握權力的主流社會﹐不僅沒興趣了解新移民的前世今生﹐甚至有意無意醜化他們的形象﹐漠視他們面對的種種困難和承受的諸多不義。於是﹐新移民這一龐大群體﹐在據說是自由開放的香港﹐形成了某種集體性消聲。
新移民明明無處不在﹐卻又彷彿並不存在﹔明明有話想說﹐卻又無法可說。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文化現象﹐因為香港本身是個移民社會﹐1949年以降﹐歷經幾波的大移民潮﹐目前七百萬人口中﹐真正稱得上“原住民”的﹐少之又少。但在這樣一個移民城市﹐新移民的生存處境和精神狀態﹐卻甚少在公共領域受到關注。兩年前﹐我在報紙發表了一篇短文〈像我這樣的一個新移民〉﹐結果收到很多素不相識的讀者的電話和來信﹐分享他們的移民故事﹐情緒熱切而激動。這教我詫異。那一刻﹐我才知道有多少新移民的鬱結被這個城市壓抑著。他們渴望被聆聽被理解﹐渴望得到別人的肯認和尊重﹐卻往往事與願違。
在過往大部分的新移民討論裡﹐經濟考慮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向度﹐例如新移民對香港人力資源的影響﹐對社會福利造成的壓力等。因此﹐政府最關心的﹐是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令新移民脫胎換骨﹐成為有利於香港經濟發展的勞動力﹐並減少他們對社會福利的依賴。至於新移民作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過去的個體﹐他們在新環境中的實存感受﹐在精神﹑文化﹑家庭各方面遇到的種種困難﹐卻往往被忽略漠視。每當有什麼新移民家庭慘劇出現﹐媒體要麼視其為個別事件﹐要麼循例追究一下政府﹐要求增加多些社工便了事。
1999年12月﹐林婕﹐一個品學兼優的新移民女生﹐不堪在港生活的苦楚﹐在最美好的18歲﹐從高樓一躍而下﹐死後留下這樣的問題﹕“我很費解﹐我到底做錯了什麼﹖難道‘我來自內地’就是我的罪過嗎﹖”林婕的死﹐迫使香港社會作了一點道德懺悔。當時的教育署署長羅范椒芬﹐寫了一封信給全港老師﹐說﹕“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感到十分羞愧﹔對林婕和她的母親﹐我有無限的歉意﹔作為教育署署長﹐我難以想像林婕所遭受的歧視﹐竟然發生在教育界﹑在學校裡。這真是莫大的諷刺。”
林婕用她的生命﹐打破一池死水﹐讓香港社會一瞥新移民的艱難。但池水頃刻回復平靜﹐事件很快便被遺忘﹐社會並沒任何改變。人們其實並不了解﹐又或不願意了解﹐林婕為什麼要死。香港這樣一個“繁榮安定”的社會﹐沒法承受致一個年輕新移民於死地這樣一種集體責任。這和東方之珠的想像﹐有太大的認知和情感上的落差。於是﹐林婕的死﹐遂被視為極少數不能好好適應香港的特例。而萬萬千千的年輕新移民﹐早已安安份份完成改造。
一直以來﹐我也如此相信。以為只是自己改造得不夠快不夠好﹐才做香港人做得如此吃力。20年過去﹐我才開始懂得問﹐為什麼過百萬的新移民﹐會在這個喧嘩的城市失去聲音﹖為什麼林婕要選擇死﹐來表達她對這個據說是東方之珠的城市的憎恨﹖為什麼一次又一次的人倫慘劇﹐總發生在新移民身上﹖我開始意識到﹐不應只是問如何改造﹐而要問為何要這樣改造﹐改造的代價是什麼﹐以及誰去付這些代價。我不知如何回答這些問題。以下我只嘗試從我個人的移民史﹐對這些問題作一些初步的側面的反思。但我必須強調﹐我的經歷﹐不多也不少﹐只是我的個人經歷。每個移民﹐都有自己的移民故事﹐儘管每個人的故事﹐皆無可避免地刻有時代的烙印。
二
1985年6月下旬的某個傍晚﹐我放學回家﹐母親說過幾天便要移民香港。我呆了好一會﹐然後咬著牙﹐說﹐我不去。眼淚跟著便掉下來。
我不願意離開故鄉﹐一個廣東西部偏遠的小縣城﹐因為活得快樂。活得快樂﹐並非因為富有。事實上﹐家裡一直很窮。我出生在農村﹐父母兩家都被劃為地主﹐父親1957年更被打為右派﹐全家備受政治之害。我小時候在農村放牛打魚﹐後來才出到縣城讀書。我那時在讀中學一年級﹐既沒有考試壓力﹐也未懂得為前途擔憂﹐一班同學相處融洽﹐日子過得無憂無慮。我走的時候﹐辦的是停學手續﹐而不是退學﹐因為我相信自己一定會回來。離別那天﹐全班同學到車站相送﹐有人送我一瓶從江中打來的水﹐有人遞我一包學校的泥土。
我能夠移民香港﹐是因為父親早在1981年來港探望幾十年不見的伯父時留了下來。父親1951年加入農業銀行工作﹐為人能幹正直﹐在單位受人敬重。他申請探親時﹐壓根兒沒想過留下來﹐伯父卻苦苦挽留。臨返國內前一刻﹐伯父送了一首詩給父親﹕“扁舟飄忽到桃源﹐車水馬龍別有天。凡心未了留不住﹐他朝徒嘆誤仙緣。”伯父認為香港是桃花源般的仙境﹐希望父親不要回到大陸那樣的人間。幾經掙扎﹐父親終於放下早已收拾好的行李。我後來才體會到﹐對父親來說﹐這是個艱難的抉擇。父親那時正當盛年﹐工資雖然不高﹐但事業發展順利﹐和同事合作愉快﹐工作帶給他很大的滿足感。選擇留下來﹐便等於放棄幾十年的事業﹐由零開始。而他當時在布匹公司做職員﹐一個月工資才1000元﹐減去租金﹐早已所剩無幾。
我出來工作後﹐父親有次和我說﹐考慮職業時﹐一定要選擇有意義﹐能帶給自己滿足感的工作。這番說話﹐說來輕描淡寫﹐卻道盡了他的辛酸遺憾。人到中年而選擇離開故土﹐放棄前半生辛苦累積的工作經驗﹑地位﹑社會關係以至事業追求﹐在不確定的新環境中從新開始﹐代價不可謂不大。不少人認為新移民無論吃多少苦﹐受到怎樣的對待﹐也是值得的﹐甚至應該的﹐因為即使從事最底層的工作﹐甚至領取社會援助﹐收入也較國內高。更重要的﹐這是他們的選擇﹐因此沒有資格抱怨。誠然﹐選擇來的人﹐必有來的理由。而生活在香港的很多好處﹐也是毋庸多言的。但這並不表示﹐香港社會可以用任何方式對待新移民﹐更不表示對於新移民失去什麼和承受什麼可以視而不見﹐因而對他們缺乏基本的理解和尊重。
事實上﹐父親那一輩其實無路可退。他們既不能回到過去﹐卻又無力在新環境中賦予生活新的意義。他們面對的﹐是基本的生存問題。唯一的出路﹐是接受現實﹐胼手胝足努力工作﹐並將所有希望寄託於下一代。他們初到香港﹐普遍存在強烈的自卑感﹐自覺處於社會邊緣﹐而曾經有過的理想和追求﹐只能壓抑於心底深處﹐並隨年月流逝而逐漸淡去。這樣的故事﹐多不勝數。
經過20多年茹苦含辛的工作﹐我們家裡的經濟環境已大有改善﹐父親卻已垂垂老去。即使粗心如我﹐也常常感受到父親的落寞。真正能提起父親興致的﹐是和他談起舊日國內生活種種﹐例如年少的輕狂﹐當年在銀行工作的情況以至農村生活的種種趣事。即使是反右運動和文革時被批鬥的情形﹐父親回憶起來也津津有味。但我從來沒敢問父親﹐香港是否是他的桃花源。2007年6月30日﹐是我來港22周年紀念日。那天我們全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頓飯。我問父親﹐回首過去﹐可曾後悔移民來港。父親沉默良久﹐說﹐看到你們今天活得很好﹐我不後悔。
嚴格來說﹐香港沒有為社會貢獻的概念﹐因為社會只是抽象地指涉單獨的個體在其中追逐利益的場所﹐本身並非一個實體﹐更不是休戚相關的社群。人們得到什麼失去什麼﹐一切歸於個人﹐與社會無關。因此﹐父親只能說為他的子女付出了多少﹐卻不能說為香港貢獻了什麼。家的概念﹐延伸不到那麼遠。或許正因為此﹐對於那些辛苦大半生卻老無所依的老人家﹐我們往往既沒同情之心﹐亦無虧欠之情。
三
未移民之前﹐我對香港的認識﹐來自流行文化。那個年頭﹐香港電視劇剛開始流行﹐〈大地恩情〉﹑〈萬水千山總是情〉一出場﹐便風靡一時。但真正教我們著迷的﹐還數〈大俠霍元甲〉。當時這套劇是晚上九點播放﹐而我們學校的自修課卻要九點才完。因此﹐八時半過後﹐所有課室便會出奇地安靜﹐人人收拾好書包文具﹐蓄勢待發。待鐘聲一響﹐全校幾百人立即蜂湧而出﹐以最快速度跑出校園﹐跳上自行車﹐在街上橫衝直撞﹐直奔家裡。
香港流行曲也開始普及﹐張明敏﹑鄧麗君﹑徐小鳳﹑許冠傑﹑林子祥一一登場。那時候﹐很多同學都有一本歌簿﹐將自己喜歡的流行曲歌詞抄在上面﹐彼此交換﹐下課後一起在走廊引吭高歌﹐又或躲在課室一角獨自吟唱。音樂課上教的那些革命電影歌曲﹐早已乏人問津。我班上有位同學的哥哥看準時機﹐開了一家唱片店﹐專門從香港買回歌星的最新錄音帶﹐然後大量翻錄轉售﹐幾塊錢一盒﹐在小鎮很受歡迎。
但我真正受香港文化“荼毒”的﹐還數武俠小說。我自小沉迷書本﹐尤喜小說神話傳奇﹐小學三﹑四年級時已將《三國演義》﹑《封神榜》﹑《三俠五義》﹑《大明英烈傳》﹑《水滸傳》﹑《鏡花緣》﹑《東周列國志》等一大堆囫圇吞棗地讀完。那時找書不易﹐什麼書都讀。我第一次接觸香港的新派武俠小說﹐是梁羽生的《萍蹤俠影錄》。這本書是當時正在追求我大姐的未來姐夫借我看的﹐我之前對梁羽生一無所知。誰知書一上手﹐便放不下來。我不眠不休﹐兩天便將書讀完。我至今仍記得﹐看完後我走上天臺﹐眼前暈眩﹐心中悵惘失落﹐書中主角張丹楓和雲蕾的影子揮之不去﹐只想盡情大叫。在我的閱讀史中﹐那是一個分水嶺。我的近視﹐也因此加深﹐但當時卻無眼鏡可配﹐上課時總看不清楚老師在黑板上寫些什麼﹐結果影響了昇中學的考試成績。
接著下來﹐我發現一本叫《武林》的月刊﹐正在連載金庸的《射雕英雄傳》﹐那更把我弄得心癢難熬。很可惜﹐不知什麼緣故﹐連載幾個月後便停了﹐而我卻像吸毒者一樣﹐對武俠小說上了癮﹐在鎮上四處打探何處有梁羽生和金庸。上了中學﹐一位同樣是小說迷的高年級同學告訴我﹐鎮上某處有武俠小說出租﹐但一定要熟人介紹。出租室有點神秘﹐屋內黑沉沉的﹐書架上排滿了金庸﹑梁羽生﹑古龍的作品﹐全是繁體字版﹐封面用牛皮紙包著。那個時代不如今天開放﹐出租港臺圖書還相當顧忌。租書除了十元按金﹐租金要兩角一天。這是相當貴了。當時租連環圖才兩分錢一本﹐而我一個月也不過幾元零用錢。但那真是一片新天地。為了省錢﹐我必須每天看完一本。我於是學會繁體字﹐也學會蹺課﹐甚至學會一邊騎車一邊看小說。在別人專心上課時﹐我偷跑到學校後山的橡樹林﹐在午後陽光和聒耳蟬聲中﹐沉醉在俠骨柔情和刀光劍影的世界﹔在夜闌人靜時﹐我抱著書偷偷跑到公共廁所﹐藉著昏黃微弱的燈光﹐與郭靖黃蓉楊過小龍女同悲同喜。
金庸和梁羽生的小說﹐除了功夫愛情﹐同時呈現了一個價值世界。對是非黑白的堅持﹐對弱者的同情﹐對朋友的道義﹐對承諾的重視﹐對民族的熱愛﹐是這些小說不變的主題。當讀者全情投入小說情節時﹐也不自覺地接受了背後的價值。可以說﹐武俠小說除了帶給我無窮的閱讀樂趣﹐也無形中影響了我的思想和情感。說來有點好笑﹐我在蹺課中完成了另類的人格教育﹐而我對此卻毫不知情。
我們是受香港文化影響的第一代。當時雖已開放改革幾年﹐整個社會仍頗為封閉落後。歷年政治運動磨盡了所有人的理想和熱情﹐90年代全面資本主義的時代仍未到來﹐人人處於精神極度饑渴﹐卻不知出路在哪的躁動狀態。香港的電視劇﹑電影﹑流行曲和文學的傳入﹐正好滿足了這種需要。香港文化商品最大的特色﹐是使人歡愉。它沒有什麼政治道德說教﹐卻能深深打動我們的情感。鄧麗君的中國小調﹐〈大地恩情〉的鄉土情懷﹐金庸小說的俠義精神﹐甚至張明敏的〈我是中國人〉﹐著實滋潤了我們的心靈。儘管如此﹐我對香港並沒多大嚮往。父親去了香港以後﹐家裡的生活慢慢有了改善﹐開始有了電風扇﹐黑白電視和卡式錄音機﹐我間或也會向同學炫耀一下父親帶回來的斑馬牌原子筆。但很奇怪﹐我從沒想過要成為香港人。香港彷彿是個遙遠得和我沒有任何關係的世界。
四
抵達香港那天﹐最初迎接我的﹐是深水埗地鐵站的北河街鴨寮街出口。當年的鴨寮街﹐和今天一樣熱鬧擠擁。舊攤檔滿地﹐叫賣聲盈耳。我和媽媽緊緊跟著父親﹐拖著行李﹐一步一步在人群中穿過。抬頭上望﹐只能隱隱見到天空的一抹藍。
我們住的地方﹐是北河街一個單位的板間房。這是一幢非常殘舊的“唐樓”﹐只有四百多平方尺﹐住了三戶人家﹐大家共用一個廚房和廁所。板間房再分為兩層﹐父母住下層﹐我住上層﹐算是個閣樓。閣樓沒有窗﹐晦暗侷促﹐人不能站直﹐得彎著腰才能在茶几上讀書寫字。躺在床上﹐天花板好像隨時會塌下來。
初來的一年﹐日子難過。我當時有寫日記的習慣。最近重讀﹐發覺1985年7月7日寫下這樣的感受﹕“離回家還有358天。 今天簡直快要瘋了﹐真想偷渡回故鄉去。這幾天簡直度日如年。”然後是7月8日﹕“我真後悔自己來香港﹐現在要我死也願意。”這樣的情緒﹐整本日記隨處可見。那時打長途電話很不方便﹐只能和故鄉的朋友通信。生活的最大寄託﹐便是等信和寫信。郵差每天派信兩次﹐分別是早上十時和下午四時。我每天起來﹐臉未洗牙未擦﹐第一件事便是跑到樓下看信箱。有信﹐便滿心歡喜﹐讀完又讀。沒信﹐便心裡失落﹐只好不安地期待下午的到來。那一年﹐我寫了好幾百封信。
新移民最難適應的﹐也許並非居住環境惡劣﹐而是“生活世界”的突然轉變。生活世界是個複雜的意義系統﹐包括我們的語言﹑傳統﹑價值﹑人際關係﹐以至日常的生活方式等。只有在這樣的系統裡﹐我們才能確定自己的身份﹐理解行動的意義﹐並肯定生活的價值。如果我們由小至大活在一個穩定的世界﹐我們根本不會意識到它的存在﹐因為一切皆顯得理所當然。只有當我們由一個世界急速轉換到另一個世界﹐而兩者又有根本斷裂時﹐人才會深刻感受到無家的失落。
來港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活在這種疏離感中。表面上﹐我很快便適應下來﹐語言﹑讀書﹑生活各方面﹐雖有困難﹐卻都能應付。但在內心﹐卻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是香港人﹐更不知日後的路該如何行。走在街上﹐覺得所有人和自己一點關係也沒有﹔回到家裡﹐躺在黑暗的閣樓﹐腦裡只有昔日的回憶﹔看到中國和香港的運動員比賽﹐我會為中國隊打氣。而每次返回國內﹐我便有種著地的感覺。即使去北方旅行﹐碰到素不相識的人﹐我也有著難言的親切。這種割裂﹐使我長期處於一種孤獨狀態。伴隨這種心境﹐我沉迷的不再是武俠小說﹐而是李煜﹑李清照﹑柳永那些憂傷的長短句。
讀到中學四年級﹐我的迷惘更甚﹐變得極度憂鬱孤僻。為求出路﹐我開始找老師討論人生的意義﹐跟同學去基督教會聽福音﹐甚至胡亂找些佛學書來讀。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某天放學後﹐夕陽斜照﹐我站在彌敦道和界限街交界的安全島﹐看著川流不息的汽車和匆匆的人群﹐突然覺得完全無力再行下去。我軟弱地斜靠在欄杆上﹐看著紅燈轉綠燈﹐綠燈轉紅燈﹐人動也不動﹐茫然四顧﹐不知何去何從。
苦悶的時候﹐我喜歡一個人在深水埗遊蕩。深水埗是窮人聚居之所﹐密密麻麻的唐樓又殘又舊﹐街道也亂糟糟的。那時南昌街中間仍是店鋪林立(後來拆了﹐變成現在的休憩公園)﹐石硤尾街的天光墟(在天剛亮時將東西放在地上擺賣﹐故有此名)也在﹐黃金商場周圍還有無數的流動熟食小販﹐再加上福華街﹑福榮街﹑長沙灣道的時裝批發店﹐北河街菜市場和鴨寮街的舊物和電器攤檔﹐令深水埗成了個無所不包的大市集。在這裡﹐你會見到蛇王在街頭當眾用口咬斷蛇頭﹐隨即挑出蛇膽﹐給客人和著酒一口喝下去﹔會見到櫃檯高高﹐令人望而生畏的老當鋪﹔當然還有琳瑯滿目﹐堆積如山的色情雜誌。
我最喜歡的﹐還是到鴨寮街淘書。鴨寮街並沒書店﹐“收買佬”只是將收回來的書和其他雜物﹐隨意堆在一起。要挑書﹐便要不怕髒﹐而且得有耐性。我在那裡淘到最多的﹐是小說散文﹐但也找到一套三冊馬克思的《資本論》﹐ 唐君毅的《哲學概論》和梁啟超的《飲冰室全集》等。後來讀大學時﹐我甚至在那裡用十元買到最近逝世的美國哲學家羅蒂(Richard Rorty)的成名作《哲學與自然之鏡》英文版。
住得久了﹐我便慢慢感受到深水埗的貧窮。我家的居住環境﹐還不算最惡劣。更差的﹐是那些住在“籠屋”的人﹐幾十人擠在一個單位﹐每人只有一個鐵籠般大小的床位。1990年12月南昌街籠屋大火﹐導致6人死亡﹐50多人受傷﹐人們才知道香港仍有那麼多人居住在那樣的非人環境。張之亮當年拍攝的〈籠民〉﹐便是以此為題材。深水埗也有許多老無所養的獨居老人﹐天一亮便坐滿街角的小公園﹐有的在下棋打牌﹐有的在發呆。新移民也不少。只要在街上轉一圈﹐什麼口音都可以聽到。父母後來搬了兩次家﹐卻始終沒離開過這區﹐而我每次回家﹐依然喜歡在深水埗鬧市散步。
五
1985年9月﹐我入讀大角咀福全街的高雷中學。父親為我讀書的事﹐四處奔走﹐卻一直苦無頭緒﹐最後只好選擇這所自己同鄉會辦的學校﹐由中學一年級讀起。嚴格來說﹐這不算一所完整的中學。學校在一幢工廠大廈二樓﹐樓下是售賣五金鋼鐵的店舖﹐噪音不絕於耳。學校除了幾個課室﹐沒有任何設施。課程只辦到中三﹐中四以後學生便要另選他校。
學校離家不遠﹐步行15分鐘便到。第一天上學﹐我發覺全班50多人﹐有七成是像我這樣剛到的新移民﹐以廣東和福建為多﹐但也有更遠的。大家一開口﹐便察覺人人鄉音不同。我們很快便混得很熟。從一開始﹐我便喜歡這班同學。他們純樸善良﹐彼此友愛沒機心﹐而且回憶起國內生活種種﹐大家總會說個不停。平時下課後﹐我們會聯群結隊去踢足球﹐在遊戲中心流連﹐到桌球室找樂﹐周末甚至試過一起去大角咀麗華戲院享受三級片早場的刺激。我們有心讀書﹐卻不知從何學起。學習環境實在太差﹐學生程度又參差不齊﹐老師難以施教。我們渴望融入香港社會﹐卻不知從何做起。我們對香港的歷史文化一無所知﹐父母教育水平又普遍偏低﹐更要日以繼夜工作﹐對我們是愛莫能助。我們好像活在一個隔離的世界﹐自生自滅。
開學不久﹐我們便一起去工廠做兼職。事緣有位同學的父親﹐在製衣廠專門負責穿褲繩(俗稱褲頭帶)的工序﹐方法是用鐵針將尼龍繩由短褲一端貫穿到另一端。由於工作多得做不完﹐同學便叫我們下課後去幫忙。工資按件計﹐一條一毫。如果熟手﹐一小時大約可賺到八元。工作本身極單調﹐但幾位朋友一起﹐加上工廠可聽收音機﹐不算特別苦悶。
我後來在工廠認識了一位負責牛仔褲包裝的判頭阿卓。由於他給的工資較高﹐而且工作較多﹐於是我和一位外號叫“大隻廣”的朋友便過去跟他。阿卓和好幾間製衣廠有協議﹐那裡要人便去那裡﹐因此我們有時在大角咀﹐有時在長沙灣和葵涌。包裝是整個成衣生產流程最後一道工序﹐相當複雜﹐包括貼商標﹐摺疊﹐入膠袋﹐開箱封箱﹐以及用膠帶機將箱紮好。由於出口訂單有時間性﹐廠方往往要我們一兩天內完成大量包裝﹐非常消耗體力﹐而且有時要加班到深夜﹐不是易做的工作。
大隻廣是恩平人﹐比我大兩歲﹐人有點俠氣也有點流氓氣﹐好抱不平﹐喜飲酒抽煙﹐平時三句有兩句是粗口﹐上課常常和老師作對﹐是我們這群同學的核心。我和他性格不同﹐卻很投契。他的數學很好﹐英文卻很差﹐所以讀了半年﹐已經對讀書失去興趣。有次我們在葵興下班﹐已是晚上11點﹐天下著小雨﹐我倆不知為什麼抬起槓來﹐誰也不讓誰﹐結果決定一起步行回深水埗。那一夜﹐我們沒有傘﹐卻不畏雨﹐一邊健行一邊笑談彼此的夢想﹐回到家時已是深夜一點﹐嚇壞了在家久等的父母。當時說過什麼早已忘了﹐但那份對未來的豪情﹐卻長留在心。1986年夏天﹐我領到回鄉證後﹐便和大隻廣聯袂返回故鄉﹐會合我的幾位同學﹐一起坐火車去桂林旅遊。我們在漓江暢泳﹐在桂林街頭放肆高歌追逐﹐在陽朔回味劉三姐的山歌﹐快意非常。
大隻廣讀完中三﹐便輟學回家幫父親做些中藥轉口的小生意﹐中間賺過一些錢﹐並請我們一班同學去鯉魚門嚐過海鮮。後來聽說他生意不景﹐又迷於賭博﹐以致欠下鉅債而要避走大陸。再後來﹐便沒了音訊。我們的老闆阿卓﹐好幾年後聽說原來是個偷渡客﹐遭警方發現﹐坐完牢後也被遣返國內。我們工作過的製衣廠﹐早已一一搬到國內﹐工廠大廈則被推倒重建為幾十層高的豪宅。至於我那群新移民同學﹐絕大部分讀完中三或中五後便出來工作﹐最多是到髮型屋做學徒。就我所知﹐能讀上大學的﹐不足三人。而我讀完二年級後﹐便透過考試轉到何文田官立中學做插班生。
六
1987年轉校後﹐我的生活起了變化。最大的不同﹐是大部分同學都是本地出生﹐而我的鄉音﹐便間或成了同學的笑柄。那談不上是歧視﹐但卻時時提醒我和別人的差異。這還只是表面的差異。我很快便意識到﹐我和我的香港同學﹐其實活在兩個世界﹐因為彼此的成長經歷完全不一樣。例如我從不看卡通片﹐也不喜歡漫畫﹐更不熱衷電子遊戲。但這三樣東西﹐卻是香港大部分男生的至愛。結果一年不到﹐我最熟絡的朋友﹐又變成學校中的新移民同學。
我們那一屆四班同學中﹐大概有一成多是新移民。這些同學和高雷的有些不同。他們早來幾年﹐很多從小學讀起﹐因此較易適應香港的生活﹐而且何官是所不錯的學校﹐學生自信心較強﹐也有較高的自我期望。他們很多喜歡看課外書﹐較為關心政治時事﹐甚至會坐下來認真討論一些人生哲理問題。中四那年﹐我和幾位同學成立了一個讀書小組﹐定期討論時事﹐並自資手寫出版一本叫《求索》的刊物﹐取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之意。校長有點擔心﹐派了一位老師在我們開會時前來旁聽輔導﹐刊物內容亦需老師過目。我當年寫了一篇文章﹐批評很多人棄香港而移民他國是不應該的﹐結果被勸導不要發表。
1988年夏天﹐我和國內一位同學﹐從廣州坐火車去北京旅行。我自小喜歡中國歷史﹐加上受武俠小說影響﹐對中國名山大川早已嚮往。旅費是兼職賺回來的﹐不用父母操心。只是到現在我也不太理解﹐我當時年紀那麼小﹐為什麼父母會放心讓我這樣去闖蕩。我們去天安門看了昇旗禮﹐瞻仰了毛澤東的遺體﹐還登上了長城。玩完北京﹐我們再坐火車下江南。印象最深的﹐是我這個南方人第一次在火車上見到極目無山的華北大平原。我倚在窗口﹐敞開衣裳吹著風﹐“隨身聽”播著齊秦的〈狼〉﹐看著夕陽在天邊被地平線徐徐吞噬﹐天地蒼茫﹐美不可言。
三個星期後﹐當我從杭州坐火車回到廣州﹐對中國有了很不同的感受。除了遊覽名勝古蹟﹐我更近距離觀察了不同地方不同老百姓的生活﹐尤其是在長途的硬座火車旅程中﹐我從其他乘客口中聽到許多聞所未聞的故事﹐了解國內人生活的艱辛。在旅途上﹐當別人問我從那裡來時﹐我總說廣東﹐卻不願說自己是香港人。這有安全的考慮﹐但我心底的確希望像他們一樣﹐都是中國人。不同省份的人走在一起﹐讓我有種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感覺。我喜歡那種感覺﹐但對別人對自己來說﹐香港卻好像在四海之外。
從北京回來不夠一年﹐六四事件便發生了。1989年5月﹐在學校默許下﹐我在課室率先張貼了支持學生運動的標語﹐接著參加了幾次大遊行﹐天天看報紙追新聞﹐沉浸在大時代的亢奮中。六四那一夜﹐我一個人坐在漆黑的家中﹐看著沒有畫面的電視﹐聽著身在北京的記者電話中傳來的密集槍聲﹐一夜未眠。其後18年﹐只要在香港﹐六四夜我都會去維多利亞公園﹐和幾萬人一起點亮燭光﹐悼念那死去的英靈。
六四事件是我的移民史的分水嶺。六四前﹐我沒想過要在香港落地生根﹐總想著終有一天會回去。那幾年﹐我讀了不少文學作品﹐例如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戴厚英的《人啊﹐人﹗》﹑蘇曉康的《自由備忘錄》等﹐對1949年後的歷史多了一些認識﹐但對中國的未來依然充滿信心。我仍記得﹐1988年國內有一套紀錄片叫《河殤》﹐中央電視臺拍攝﹐探討的便是中國應往何處去﹐引起海內外很大爭論。教協辦了一次播映會﹐一次過播完六集。我一個人去看了。當看完最後一集《蔚藍色》﹐步出教協時﹐我心內激動﹐深信中國只要繼續改革開放﹐一定可以告別傳統﹐並與象徵西方的蔚藍色文明融合﹐振興中華。六四後﹐我有種強烈的無家可歸的失落。本來那麼崇拜的國家﹐本來那麼尊敬信賴的領導人﹐一夜之間卻變得如此猙獰如此陌生﹐誰還敢認同那是自己的家﹖﹗悲劇過後﹐政治的殘酷和暴力的可怖﹐在我和我那一代很多人身上﹐留下一道難以磨滅的傷痕。回去已無可能﹐也無能力再度移民﹐留在香港﹐便成了沒有選擇的選擇。要安頓下來﹐第一件事便是要全心接受香港的價值觀﹐好好做個香港人。
七
當時我並不十分清楚這種轉變的後果。但會考過後﹐在對於報讀大學什麼學系一事上﹐我經歷了一次難忘的試煉。我一直的志願是中文系﹐因為這是我最喜歡﹐也讀得最好的科目。我那時已試過投稿報紙的文藝版﹐也參加過一些徵文比賽得過獎。我特別崇拜劉賓雁﹐希望將來也能做個報告文學家。可是家裡及老師卻主張我報讀最熱門的工商管理﹐理由當然是日後的前途考慮。如果我堅持﹐家裡大抵也會尊重我的意願。但我自己也猶豫了。我當時的成績﹐是學校最好的幾個﹐因此並不太擔心錄取的問題。我的困擾﹐在於我當時認為這是兩種價值觀﹐兩種不同人生道路的抉擇。如果我選讀工商管理﹐便意味著我日後會在商界工作﹐以賺錢為人生最高目標﹐並放棄自己喜歡的文學和歷史﹐當然更不會有時間寫作。如果我本身很喜歡商業管理﹐很崇拜那些億萬富豪﹐問題倒不大﹐畢竟人生總要有所取捨。但由小至大的讀書薰陶﹐令我並不怎麼嚮往那種生活。金庸筆下的大俠﹐中國歷史中的英雄﹐五四時期的作家﹐才是我欣賞的人物。
我被這個問題深深折磨﹐以至寢食難安。我請教過不同老師﹐所有老師都說﹐理想是當不得飯吃的﹐人最終要回到現實。然後我又發覺﹐過去幾年校內成績最好的同學﹐都進了工商管理學院。他們告訴我﹐如果我選讀了自己喜歡卻不熱門的學科﹐很可能會後悔﹐因為香港是個商業社會﹐畢業後還是要在市場上和人競爭。他們好像很有道理﹐於是我這樣說服自己﹕既然我以香港為家﹐便應努力做個成功的香港人﹐而成功的香港人﹐當然是像李嘉誠那樣能賺很多錢的人。要賺很多錢﹐自然要熟悉商業社會的運作﹐並在激烈的競爭中擊敗別人﹐一步一步向上爬。而要有這種競爭力﹐理應從大學做起。我被自己說服﹐最後亦如願入讀中文大學的工商管理學院。
這次抉擇﹐對我是一種挫折﹐也是一種解脫。我好像放棄了一些自己很珍惜的東西﹐好像作了某種屈服﹐但我也安慰自己﹐以後再不用為這個問題困擾﹐可以安心做個成功的香港人。事實並非如此。入了中大以後﹐我才知道自己根本不適合工商管理。這和性情及志趣有關﹐也和大學的經歷有關。我一進大學﹐便參加了《中大學生報》﹐積極參與學生運動﹐關心校政也關心香港和中國的未來﹐那種生活和商學院的氛圍﹐自是格格不入。而我在一年級時選修了哲學系陳特先生的課﹐自始步入哲學的門檻﹐開始認真思考一些困惑已久的人生哲學問題。結果在大學頭兩年﹐我又一次面對人生何去何從的掙扎。那種糾纏﹐極其累人﹐不足為外人道。最後﹐在大學三年級﹐我決定轉系﹐讀我喜歡的哲學。轉系那天﹐陳特先生面試我﹐問我會不會後悔﹐我說不會﹐但其實我一點也不知道在香港讀哲學﹐到底有什麼出路。
如果我的掙扎﹐只是我的個人問題﹐那並沒有什麼特別。實情卻非如此。在我認識的朋友中﹐考試成績最好的一批﹐當年幾乎都選擇了商學院﹐理由也差不多。這種情況在今天的香港﹐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容我武斷點說﹐香港的大學生﹐很少是為興趣和夢想而讀書的。大部分像我一樣﹐在未開始尋夢之前﹐已被現實壓彎了腰﹐少年老成﹐放棄實現理想和活出自我的機會﹐很快便順從社會設下的框框﹐走著一條非常相似的路。如果我們同意英國哲學家穆勒(J. S. Mill)的觀察﹐人類並不是機器模塑出來的一式一樣的東西﹐而是各有個性的獨立生命﹐並在快樂的來源﹑對痛苦的感受﹐以及不同能力對人們所起的作用上有著鉅大差異﹐那麼便很難不同意他的結論﹕“除非在生活方式上有相應的多元性存在﹐他們便不能公平地得到屬於他們的幸福﹐也不能在精神﹑道德及審美方面成長到他們的本性所能達到的境界。”(《論自由》)
到底是什麼力量﹐令這個城市一代又一代優秀的年青心靈﹐即使曾經有過掙扎﹐最後也不得不妥協﹐放棄發展自己的個性和追求屬於自己的幸福﹖而這對一個城市來說﹐是健康的嗎﹖
要在香港行一條不那麼主流的路﹐同時又能肯定自己﹐的確很難。香港表面上很多元﹐住得久了﹐便會發覺它的底層有個相當單一強勢的價值觀。過去幾十年﹐香港逐步發展成為一個繁華先進的資本主義城市﹐亦令整個社會接受了一套根深柢固的意識形態﹕崇尚市場競爭﹐擁抱個人消費主義﹐以追求效率﹑發展和無止境的財富增長作為個人事業成功和社會進步的唯一標準。在市場中﹐決定一個人成敗得失和社會地位的﹐是他的經濟競爭力。因此﹐在一個高揚“小政府大市場”的社會﹐每個人由一出生開始﹐便被訓練打造成為市場競爭者。競爭的內在邏輯﹐是優勝劣汰。市場中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關係﹐是對手的關係﹐是工具性的利益關係﹐而不是任何休戚與共﹐同舟共濟的合作關係。每個人都是孤零零的個體。競爭中的失敗者﹐沒有尊嚴可言﹐更沒資格說應得什麼﹐有的最多只是勝利者給予的有限度施捨和同情。
香港是這樣純粹的一個經濟城市﹐人人以此為傲。君不見﹐回歸十年一片歌功頌德中﹐經濟成就不就是它唯一的賣點﹖﹗要令這個神話延續﹐社會便必須更有效地培養出更多更純粹的經濟人﹐並透過各種方式﹐強化這種價值觀的合理正當。但判斷一個城市是否合理公正的其他向度,卻往往被忽略,甚至被壓制了。
嚴格來說﹐香港仍說不上是個現代政治城市﹐因為現代政治的基石﹐是肯定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公民﹐享有一系列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政治權力的正當性,必須得到人民的認可接受。很可惜,政治平等仍然離香港十分遙遠。而在「小政府大市場」的指導原則下,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以致數以十萬計公民活於貧窮線之下的事實,也得不到社會真正的重視。社會公義從來不是香港政府的議題。
香港也算不上一個文化城市﹐因為文化城市的基本理念﹐是肯定文化生活作為相對獨立的領域﹐有其自身的運作邏輯和審美標準﹐文化活動有其自足的內在價值﹐而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的工具。但在過去兩年種種有關歷史保育和文化發展的討論中,我們卻看到,整個社會是如何的缺乏文化想像和文化底蘊。香港非常有效率也非常富裕,但我們卻不知道,一種相應的屬於這個城市,屬於每個公民的豐富而多元的文化生活,該是何種模樣。我們很懂得將所有東西折算為金錢,因此海景有價,歷史建築有價,土地有價,但我們並沒想過,那些無聲無息地流失的難以用金錢衡量的歷史情感記憶,同樣值得這個城市好好珍惜。問題並不在於如何平衡取捨,而在於很多價值根本未曾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之中,連取捨都談不上。我們往往是工具理性的巨人,價值理性的侏儒。
以上所談的三種城市性格﹐是有內在張力的。香港要成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和文化城市﹐便必須尋找其他的價值資源﹐開拓我們的視野,豐富我們對美好人生和公正社會的想像,而不能只從單向度的經濟人的觀點看待世間萬事。但就我觀察﹐這套市場至上的價值觀﹐近年變本加厲﹐不斷被強化神化﹐並以各種方式滲透複製到生活其他領域﹐牢牢支配社會發展和我們的生活。明乎此﹐香港很多看來荒誕之事﹐才變得易於理解。以母語教育為例。我們應知道﹐母語教育對學生的心智成長﹑創造力﹑人格培養﹐以至對所屬傳統文化的認同等﹐有利而無害。但中文在香港的中學和大學﹐卻一直被視為次等語言。為什麼呢﹖因為據說母語教育會使學生英文水平下降。而英文水平下降﹐最大問題不在於學生無法有效學習知識或接觸英語文化﹐而在於影響學生的謀生能力,從而影響香港的經濟競爭力。對學生來說﹐語言是﹑也僅僅是謀生的工具﹔對社會來說﹐學生是﹑也僅僅是經濟發展的工具。至於外語教學會否影響學生的心智成長﹐打擊他們的自信心和求知欲﹐窒礙他們批判性思維能力的發展﹐以至限制他們成為積極關心社會的公民﹐卻很少受到重視。又例如香港的民主發展。香港既得利益集團反對加快民主步伐的主要理由﹐據說是因為這樣做會導致福利社會﹐而福利社會則有礙經濟發展云云。亦因此故﹐面對愈來愈嚴重的貧富懸殊﹐大家也認為只要不影響社會繁榮安定便沒問題。至於那些處於弱勢的公民﹐是否享有公平的平等機會﹐是否得到政府同樣的關懷和尊重,以至香港的財富分配制度是否合理﹐卻從來不曾浮出水面,引起什麼大的爭論。
無疑﹐我們可以從不同角度描述香港的城市性格﹐以及呈現這種性格的香港人。但在我的生活經驗中﹐體會最深感觸最大的﹐便是這種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對人的宰制。它的力量如此強大﹐影響如此深遠﹐以致成為我們日用而不知的各個生活層面的價值規範﹐使得我們難有空間和資源,去想像這個城市和個人生活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可能。要做一個成功的香港人﹐首先便要將自己打造成純粹的經濟人。就此而言﹐界定香港人身份的﹐並不繫於一個人的語言文化﹐又或出生地﹐而在於你是否真心誠意接受這樣的一套價值觀。
但就其本性而言﹐人並不只是純粹的經濟人。除了殘酷競爭和市場價值﹐人還有其他需要。人還需要愛﹐需要家庭和友誼﹐需要共同的社群生活﹐需要別人的尊重和肯認﹐需要活得有意義﹐需要政治參與和文化滋潤﹐還需要自由和公正。這些需要﹐是活得幸福很重要的條件﹐但卻往往和單向度的經濟人的理念不相容。道理很簡單。如果我們在生活中﹐只視所有人為滿足自己利益的工具﹐我們便無法享受到真正的友誼和愛﹐因為友誼和愛包含了承諾和犧牲﹔如果生活只是一場無止境的競爭﹐我們的心靈便永遠無法安頓﹔如果我們視自身只為孤零零的自足的個體﹐我們便難以感受社群生活的好;如果人與人之間處於極度不平等的境況,弱勢者便無從肯定自身的價值和尊嚴。
即使一個在香港出生的人﹐只要你不接受自己是純粹的經濟人﹐在生命的不同時刻 — 尤其面對抉擇時 — 內心一樣會烽煙四起﹐承受難以言狀的痛苦﹐一樣會對這個城市有某種生活在他鄉的疏離。你愛這個城市﹐卻又覺得它並不真正屬於自己﹐因為主宰這個城市的根本價值﹐和你格格不入。個體如此卑微﹐既改變不了城市分毫﹐卻又不得不在此生活下去﹐遂有無力和撕裂。你最後往往別無選擇﹐只有屈服﹐向這個城市屈服。
那麼多年來﹐我目睹父母親一輩﹐在沒有任何選擇下﹐被迫放下生命其他價值﹐將自己變成徹底的經濟動物﹐努力撫養我們成人﹔我目睹很多同輩的新移民朋友﹐由於欠缺這個社會要求的競爭力﹐又不能從政府和社會中得到適當支援﹐被迫過早進入勞動市場﹐成為社會最低層的勞工﹔我目睹更多的﹐是那些有理想有能力對社會有關懷的朋友﹐大學畢業後雖然多番堅持﹐最後還是不得不棄守曾經堅持的信念。在繁榮安定紙醉金迷的背後﹐我無時無刻不感受到﹐一個個獨立生命為這幅圖像付出的代價。當然﹐更加悲哀的﹐是我們看不到這些代價﹐不願意承認這些代價﹐甚至謳歌這些代價。
我不知道出路在哪裡。不要說整個社會﹐即使在個人生活層面﹐也是困難重重。但我並不過度悲觀。在1989年百萬人支援北京的民主運動裡﹐在其後年年數萬人出席的六四燭光晚會裡﹐在2003年50萬人的七一大遊行裡﹐在這兩年一波接一波要求保護文物古蹟﹐反對發展至上的社會運動裡﹐在很多朋友於每天平凡細微的生活中努力不懈活出自我和堅持某些人文價值裡﹐我看到力量。我相信﹐當公民社會愈趨成熟﹐累積的文化資源愈加豐厚﹐並對主流制度和價值有更多反思批判時﹐我們這個城市是有可能變得更加好的。或許,香港在回歸二十年或三十年後,我們會不再只為我們擁有的財富而自豪,同時也為它是一個民主、公正、體面、有文化的偉大城市而自豪。
當我一開始以這種角度﹐這種心態去理解自身和關心香港的時候﹐我的新移民史便告一段落。我是以一個香港公民的身份﹐關心這個屬於我的城市。我身在其中﹐無論站得多麼邊緣。
八
林婕死去的時候﹐才18歲。她在遺書中﹐說﹕“我很累﹐這五年來我憎恨香港﹐討厭香港這個地方﹐我還是緬懷過去13年在鄉間的歲月﹐那鄉土的日子。”林婕選擇離開的時候﹐已來香港五年﹐並由最初的鄉村小學轉讀一所一級中學﹐品學兼優﹐全班考試名列前茅﹐家裡也住進了公共房屋。我曾不只一次想過,如果林婕仍然在生,今天會是如何模樣。
很多人無法理解﹐為什麼林婕會如此憎恨天堂一樣的香港﹐為什麼會覺得做一個香港人那麼累﹐以至如此決絕地一死以求解脫。這種不解的背後,也許正正隱藏了無數新移民說不出的辛酸故事。說不出,並不在於香港沒有說的自由,而在於沒有那樣的平台,沒有那樣的聆聽者,甚至更在於新移民在香港這樣的社會,實在難以有足夠的力量和自信,好好地理解和接受自己,好好地肯定自己,好好地做一個香港公民。
香港每天有150個大陸新移民﹐每年有54750人﹐十年便有547500人。他們是人﹐是香港的公民﹐也是香港的未來。
Monday, 6 June 2011
by Chapman Chen on Tuesday, 07 June 2011 at 02:47
香港自治粵文,正如陳雲仁兄今日于報上所言,須「將俗寫的粵字回復本字,逐漸恢復望文生義的漢、唐、宋本字」,否則,好似而今恁多以諧音字、俗字同英文拼音,(如尐寫成d; 畀寫成比), 則同古代中文形音義三合一之傳統割裂,難登大雅之堂,亦難傳後世,其他地方之唐人更無法望文生義而理解。
更多粵文正俗寫法對照例子如下:
正字 俗寫 古書用例
「 女赞」 盞 《說文解字》色白而美好
渠等 佢哋 等:《廣韻》《正韻》多肯切《集韻》《韻會》得肯切《海篇》登上聲。類也,比也,輩也。《易•繫辭》爻有等,故曰物。《禮•曲禮》見同等不起。
扌暴 扑 廣雅釋詁:,擊也。唐陸龜蒙等開元寺樓看雨聯句:垂檐珂佩喧, 瓦珠璣濺。
隊 《康熙字典》:《集韻》覩猥切,排也。又除耕切,音橙。橦也。與朾同。或作揨。
髁 哥 《廣韻》膝骨。
撢 唵 《說文》探也。又他含切,音貪。與探同。《周禮•夏官》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疏》誦王志者,若撢取王之志。
抌 揼 《說文》深擊也。從手冘聲。一說楚謂搏曰抌。
惜 錫 《增韻》憐也,愛也。一曰貪也。《董西廂》「抱來懷裏惜多時,貪歡處鳴噷臉窩」
傾蓋 傾偈 《史記•鄒陽魯仲連列傳》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不使 唔駛 使:《康熙字典》音史。令也,役也。《禮•曲禮》六十曰耆指使。《註》指事使人也。音駛。遣人聘問曰使。《六書統》從人從事。令人治事也。
詒話 大話 《中論•考偽》:骨肉相詒,朋友相詐。
笮 窄 《集韻》《韻會》《正韻》側格切,𠀤音窄。《篇海》狹也,迫也。出去疾也。又屋上板。《說文》在瓦之下,棼之上。又《增韻》壓也。通作措。《史記•梁世家》李太后與爭門措指。《註》晉灼曰:措字藉以爲笮,師古曰:爲門扇所笮。
嗄 沙 《正韻》𠀤所嫁切,沙去聲。《玉篇》聲破。《集韻》聲變也。《老子•道德經》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臊孲 蘇蝦 「孲」:《集韻》「赤子」
疇日 噚日 文選˙左思˙詠史詩八首之一:「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宋˙王邁˙簡同年刁時中俊卿詩:「願君在莒心,端不渝疇昔。」亦作「疇日」。
苴 渣 《詩•大雅》如彼棲苴。《疏》苴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未落及已落爲水漂皆稱苴也。
戇怴 戇居 怴:《集韻》許月切。《字林》戇貌。
者 嘢 《世說新語》: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細氓崽 細蚊仔 《說文》:氓,民眾也。〈爐邊野話〉:牛耕田,馬吃穀,爺做工,崽享福。
缹 煲 宋.陸游〈寺居睡覺〉:「披衣起坐清羸甚,想像雲堂缹粥香。」
悒 噏/up 《說文》悒,不安也。《蒼頡篇》悒悒,不舒之貌也。《大戴禮記•曾子立事》君子終身守此悒悒。
細孥 細路 孥:《正韻》農都切,𠀤音奴。《玉篇》子也。宋• 秦觀《贈張潛道》獨攜三尺琴,笑別妻與孥。
抖氣 抖氣 水滸傳˙第二十六回:「看何九叔面色青黃,不敢抖氣。」
撳 拑 《漢典》:按也。老殘遊記˙第十回:「勝姑將小鈴取 出,左手撳了四個,右手撳了三個。」
針黹 針子 《說文》箴縷所紩衣。《爾雅•釋言》黹,紩也。《郭註》今人呼縫紩衣爲黹。《疏》鄭註司服雲:黼黻絺繡。爲黹謂刺繡也。
躓 窒 《唐韻》《集韻》《韻會》陟利切,音致。《說文》跲也。詩曰:載躓其尾。
銋 淋 《廣韻》《集韻》𠀤如林切,音壬。《字林》濡也。《博雅》韏也
醃臢 奄尖 水滸傳˙第七回:「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這般醃臢的氣。」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五:「況我當不得這擦刮,受不得這醃臢,不如死了,與他結個來生緣罷。」 .
諴 啱 《說文》諴,和也。從言,鹹聲。《書•大禹謨》至諴感神,矧茲有苗! 《書•召誥》其丕能諴於小民。
[尸粦] 門+能 《字彙》良慎切,音吝,震去聲,陰部。
惱 嬲 唐•盧仝《寄男抱孫》任汝惱弟示,任汝惱姨舅。
瀡 sir 《正韻》息委切,𠀤音髓。《玉篇》滑也。《禮•內則》滫瀡以滑之。《註》齊人滑曰瀡。又《集韻》髓隨切。義同。
出處
曾焯文。《中港猴王》序。曾焯文譯《中港猴王》電子書(可于http://www.24reader.com/234957#detail_tab3以港幣三元借閱)。Caleb Kavon 原著。The Monkey in Me: Confusion, Love and Hope under a Chinese Sky。香港:香港文韻出版社,二零一零年。頁八至九。
Sunday, 24 April 2011
解釋電影和解釋夢境是二而一的事,可是《打擂台》明刀明槍毋須解說,觀眾由頭到尾等著的是陳觀泰和梁小龍大隱隱於巿後的突然出手制敵。人們期許那亢奮一刻,從幕啟梁小龍托著石油氣被少年譏弄,到陳觀泰在殘破酒家與世相遺,甚至泰迪羅賓的遽然醒來,《打擂台》帶出了一種早晚「江山歸我取」的等待。這種忍著不發的「遲早你就知」貫穿全片。然而這亦是無奈,在大國壓頂這些年,香港心靈上需要尋回自我,哪怕是光與影的虛構人物。
《打擂台》還未上畫已有期盼,是想看真正的大師出手,在幻象和現實之間俱如是。周星馳 《功夫》未面世我四出宣揚梁小龍是空手道剛柔流高手,曾開館授徒,火雲邪神必不會是等閒之輩;陳觀泰做過消防員是東南亞國術大賽冠軍級人馬,拜在大聖劈掛門陳秀中門下,二人都是了不起的真功夫。再後是口耳相傳梁小龍中伏力敵十五人全身而回,陳觀泰橋手硬比鐵鋼橫掃星馬。那是七十年代的香港,也是蓄勢待發的日子。《打擂台》賣點便是把昔日的香港在二十一世紀的Xiang Gang重現,劇本旨在要說明一點﹕你以為香港死咗?
你以為香港死咗 ?
歷史巨輪滾滾向前,舊香港的人與事在這城巿想不到有巿場。電影留下這一印記,《打擂台》和許鞍華 的《天水圍 》系列無人不明;現實生活有人企圖保全那一頁屬於自己的歷史,喜帖街皇后碼頭 都如此;有人從更加恢宏視角裏看望這地方,幾個月前,電視節目談到作家葉靈鳳和《新安縣志》,是令人感動的十幾分鐘,當年葉靈鳳手上的《新安縣志》是嘉慶本,新安縣是今天的寶安縣,香港便是在寶安縣。這部地方志有三個孤本,北京 和廣州圖書館各有一,但較諸葉靈鳳手上的一部殘缺不全。葉靈鳳一直沒有把他的《新安縣志》交給港英,只是給圖書館複印了一套存檔。一九七五年去世之後,他家人把這套《新安縣志》送給中山大學圖書館。
香港巿民以各種方式掛念這片土地,從電影的流金歲月到地方志的轉贈,我一直視此為吾土吾民的體現。雖然特區政府 抽離地推介他們的「香港精神」,但這種甩皮甩骨版本不免有偷工減料之嫌,獅子山下固然是香港精神所在,可是偷天換日以至變成要巿民埋頭苦幹而盡量不提其他。我想,張敏儀女士應該很清楚最初版本的港台 電視部《獅子山下》是什麼﹕一家四口,良鳴是老父,曾江和陳嘉儀是夫婦,育有一孩。節目開始,長鏡頭從遠處獅子山頭拉到橫頭磡的徙置區家裏,人物焦點不是良鳴不是陳嘉儀更非幾歲大的兒子,是曾江。從梁錦松 二○○二年提出獅子山下精神以降,曾江在《獅子山下》的角色鮮有人提及,他扮演的角色可以說是一新耳目,是記者。七十年代民智開始抬頭,一個角色道出時代的轉進。
殘餘價值 北風中消失
香港有今天是因為從前歲月,反殖不等於必須全盤接收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所以鄧小平 提出「一國兩制 」。這是老鄧的良好願望,但他看不到大國崛起的席捲南下,更無法預知九七前大陸官員隻字不提香港到今天頤指氣使教你這教你那連大陸沒有的普選 也來教你。香港人說到底是出來搵啖飯食,逆來順受其來有自,英國 人時代固然如此,改弦易幟後無奈相隨,但心裏總有一句話﹕想你也不敢把老鄧的意旨給毁了。這種巧妙的心理平衡一度是我城保守思潮的靠山,依稀記得喜帖街抗爭開始時,流行的一種看法是「呢班友搞搞震」。但當歲月如朝露,當殘餘價值逐一消失在北風之中時,人們才驚覺失去的不單是歲月而是自己。《打擂台》比起《天水圍》系列有著更大的野心,港人在磋跎歲月裏想抓著一些什麼。有人想抓著昔日榮光,有人想抓著往日崢嶸,有人想抓著從前舊事。
香港電影製作人是能夠閱讀出這股對昔日的懷念,前兩天有線 重播《爆裂刑警》滿目西營盤 街景;游乃海的《跟蹤》官涌來來去去。杜琪峰名下電影特別愛好這種舊日香港光景,《大隻佬》的灣仔《文雀》的上環《神探》的新寧道舊樓,存在決定意識,杜琪峰和一眾香港影人的確心有所屬。我不好猜度這些電影實景後的深層意義,然而當靜坐漆黑的電影院內,誰都可以嗅出淡淡的人文思憶。就等於活地阿倫鏡頭下的紐約 ,只有紐約人 才可以在膠片裏鑄刻那種味覺,一九七九年的《曼哈頓》黑白攝製,看過這套電影的無不被開場那一幕幕遠鏡頭傾倒——東河邊的建築群、東五十六街大橋、羅斯福島吊車,黑白片拍出彩色感覺。這種美學香港人今天懂得了,原來黑白才最雋永。
呂大樂教授提出他覺得香港抗爭後面需要有一套論述,馬嶽教授指出我們的左派比彭定康 還要右;兩位的灼見和真知在今天的香港想必會引起深入討論。不過,一介草民不是這層次,而是當曾志偉 馮克安火星等特技專家一身汗水,周潤發站起來豎起兩隻大拇指時草民會心頭激動。今天成龍 成了大款洪金寶比以前更珍寶,當年那些結結實實從三樓直墮而下的鏡頭才是香港。這裏頭沒有理論沒有言必本雅明,香港根本就是這樣的粗糙和義本無言。今天的香港衣冠楚楚了,可是大家都不得不喝同一涮鍋水,卻有人在恥笑你的口臭我的嘴香。這是這個社會的不公平。
《打擂台》背景是新界鄉村,幾個主角身分交叉紛陳,有階級高低,可一俟埋枱食飯個個「咁高咁大」,陳觀泰是梁小龍師兄,但何曾認真令師弟服膺?行出行入的賈曉晨你以為是妹仔卻一腳伸你出街心,反而身光頸靚講究禮數的羅莽得把口。這一連串人脈關係點出了香港有能者居之的社會特質,從而折射出大量人辦﹕其一是王永平 身居廟堂之時言必中央特區如何如何,退下之後「復得返自然」敢講敢寫,說出對特區的種種不滿。
對回歸後香港的社會分析,一直有一道命題是很難令心存懷疑者真心相信﹕香港人會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嗎?數字顯示一直是在增加。是的,周末北上玩兩天,做零售生意的對北方來客倒履相迎。可是我總覺得不少香港巿民心裏有一本私相簿,是從前的清澀歲月但心內猶甜。當讀出《打擂台》獲得最佳電影獎一刻,台下各人的狂喜再也按捺不住——不全因為劉德華 大膽投資或泰迪羅賓和邵音音的兩尊最佳配角獎,而是儘管陳觀泰和梁小龍目下的人生歲月雖然不再如日中天,但這兩顆昔日璀璨明星,在這個城巿年輕的那些日子曾經和我們緊密的在一起。這是對昔日他們的致敬,也是對今天自己的憐憫。《打擂台》最後一場戲,梁小龍輸給陳惠敏的徒弟,躺在地上笑了又哭。徒弟不明所以,陳惠敏問他:「你明唔明呀?過多幾十年你就明啦。」
我們稍好一些,只十四年就明白了。
文 安 裕
編輯 曾祥泰
Monday, 14 February 2011
過 年
過中國年,一年比一年沒有氣氛。首先是民間早已廢除「農曆新年」這個名稱,改叫「春節」,一聲「春節好」,就把過年的氣氛閹割掉一大半。
農曆新年,像紅樓夢最後,賈寶玉在白皚皚的雪地上穿一件猩紅大袍,感覺是一個「濃」字。雪是白的,春聯、鞭炮、桃花是紅的,小女孩過年穿的新棉襖也是紅的。紅這個顏色,在民國三十八年之前,並無政治的恐怖,只有舊中國的洋融喜氣,今日即使再裝飾,也無法還原,此氣氛大異之其一。
然後是舊房子之全拆,中國人搬進三十層的大廈。農曆新年,貴在一個舊字,像年廿四,謝灶君,灶頭必須是柴火土砌的黑灶頭,不是今天煤氣爐子。麥芽糖塗在上面。灶君是一位古神,寬袍大袖,上靈霄殿謁玉皇大帝,希望他嘴巴甜些,不要講這家人壞話。玉皇大帝不是穿西裝結領帶的吧?所以這一頭不可以是微波爐電冰箱的美式廚房。
文化是什麼?這樣說就明白了。中國人反正忙,索性取消了「謝灶」這個節目。但是謝灶是過年很重要的儀式,中國兒童從小就知道什麼叫打小報告,對於有辦法說自己壞話的人,要給點甜頭行賄。很重要的國民教育,自己廢掉,又要花幾十億在學校硬灌輸如何做一個中國人,嘖嘖,多愚蠢的行為呢。
臘八粥沒有了,小孩玩電腦遊戲,也沒有了陞官圖,至於揮春,改用印刷,連中文都打字,不知哪個傻瓜還握着一枝毛筆。過年食品如油角煎堆年糕,則過於油膩,有違纖體健康。
這一切,中文教科書含糊混過去:「隨着時代進步了,生活現代化,舊風俗逐漸淘汰。」進步了?當真?那麼中國大地,賄賂之風何止一個灶神,成本何止麥芽糖呢?不止習俗,凡趣味的淘汰掉,壞劣的一樣沒淘汰,反發揚光大,「文化大革命」為何只在一個國家爆發呢?農曆新年矮化為「春節」,凡此種種,是中國人把自己淘汰掉了。
外國的唐人街,唐人還「保留」了舞獅。倫敦、三藩市、雪梨,白人市長為表親民,拿着硃砂筆,主持點睛,幾個「僑領」很諂媚地恭立兩端,近年站中央的還多了中國駐當地參贊乙名。當地洋人在天真地圍觀,他們真把這幫人當做了中國文化的承傳人,也超搞笑的。
喜劇是什麼?是一群愚人彼此連串的誤會。在中國人社會過「春節」,喜劇感越來越濃。譬如香港人逛「花市」,警察重圍深鎖,說是「維持秩序」,人群則自得悠然。這是蟻民逛花市還是囚犯放風?怪不得有辦法的人早就相問:過年去哪裏玩?北海道還是曼谷?
Well,今年過年我在歐洲,不錯,過年「氣氛」全無,但不要緊,當紅色淪落,在別的地方,只要找到一片天藍就好。
(陶傑)
改革國語,反清復明(中)
李安 導演的電影《色,戒》中,女主角王佳芝(湯唯飾演)唱《天涯歌女》,「淚」字唱了lui的音,三十年代的上海 歌星唱片,也是唱lui音,不是現在的lei音,這是後來稱為的「老國音」。在網上搜尋,聆聽孫中山 先生的演講錄音,便可聽到老國音。
一九一三年二月,中華民國教育部在北京 召開「讀音統一會」,各省派學者代表一名,用民主投票的方法制定國音,在北方、江南和中原的語音之中,抽出漢語共同語的語素。今日從頭看來,其策略是在北京語系的基礎上,恢復宋代的中州音韻,使中國的共同語兼顧南北語系,維繫中原(中州)漢音的傳承。這是中國語音的反清復明。即是說,免除滿洲人的語言污染,將明成祖遷都北京期間的南京話恢復過來,再以中州話滋養之,使得中國的共同語上承宋、明兩代。至於秦漢音韻,回天乏術,只能寄望在粵語保存。
老國音恢復了微母 (v)、疑的洪音(ŋ)和細音(ɲ),還有ㄧㄞ (yai)音,區分尖團音,這些都是中州音韻,並以南京話的入聲形式,恢復入聲。老國音語音複雜,妨礙推廣。然而,中原人、江浙人學習北京話,只要不很著力,都會把地方語言帶入北京話,於是自然講出老國音來。今日中國即使推行新國音(普通話的前身),江浙一帶的老人家勉強講的普通話,也是老國音。至於閩粵一帶,語音差異太大,只能重新學習。
新文學革命之後,愚昧的科學崇拜和仇古精神瀰漫中國學界,發起廢除漢字、改用羅馬字母拼音字之聲,也嫌棄老國音的拼音複雜,難用羅馬字標音,不方便將來逐步過渡到廢除漢字、用羅馬字寫中文的目標。一九二三年,國語統一籌備會成立了「國音字典增修委員會」,採用專家獨斷的方式工作,國語羅馬化的一批學者佔了大多數,決定廢除老國音,採用北京語音標準,稱之為「新國音」。
新國音的語音簡單,有利於南方人學習,但是新國音大幅度削去漢音傳承,也增加大量的同音字。例如,單是砍掉尖音和ㄧㄞ(yai)音這兩項,就使漢音減少四十個音節,改變六百個字的讀音,也增加六百個同音字。漢語共有四百多個音節,僅此兩項,就削去漢語音節的近十分之一,猶如漢語的十指被砍去一指。廢除入聲這一筆,且不計了。
刪削語音之害,顯而易見。一是降低漢語原有的表情達意之精確,講普通話有如吃了安非他命(Amphetamine)的興奮劑,語音輕盈而不閉口,老在張口傻笑,無法傳達悲絕感情;第二,是增加了中文語音辨義的難度,如li 、yi、 shi 等音,同音字多達七十個,在漢語體系之中,普通話是最糊塗的語言。第三,是破壞民族語音的傳承。
第三項是致命傷。普通話只是北方胡化地區的語言,原本漢人文化區的語言,包括江浙、中原及閩粵,卻摒除於中國話之外,可謂變夏為夷,漢人在中國掃地出門。也難怪,新國音、普通話的原來目標,是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徹底毀滅中國文化,以便全盤西化。
Monday, 7 February 2011
教中文,用粵語(上)
辨別人與其他動物的其中一個標準,是語言能力。發出聲音,產生意義,而意義的單位,即是語素(phoneme),可以自由組合,變成詞與句。語素有元音、輔音和滑音三種。原則上,語音和意義的配搭是任意的,但經歷悠長的文學創作之後,也有約定的對應關係。例如英文的輕重音與中文的平仄聲,各有其感情對應。做詩文、作演講、寫通告,要打動人心,音韻節奏,不可不通也。
中文的文言創作,語音以隋唐的中原音或北宋的中州音為本,輔以當時的方言鄉音,故此,繼承自明清北方官話的普通話,丟失了音韻,特別是入聲和合口音,頗不利於文學之傳承。文學一旦失陷,則品味教育與言辭修養,無從說起矣。
北方人無可奈何,只能接受語音殘缺的現實,嶺南人有來自秦漢隋唐的粵語,就不要屈就北方官話,自我作賤,用普通話教中文了。普通話是中國交流語,是必須學的,然而普通話語音簡單,極容易學,是毋須改換中文堂的授課語言來學普通話的。真的要加強鍛煉普通話,可以闢出一兩個術科來做教學語言,中文堂則須堅持粵語教學。這是語言科學的通則,也是文化傳承的宏願。粵語區用普通話教中文,是以俗變雅,用夷變夏,違背孔門之教。
普通話讀舊詩詞不合音韻,已是常識。然而,由於古人詩文不分家,散文也講究音韻鏗鏘,故此用普通話學古文,一樣是不得要領。
北宋范仲淹撰《嚴先生祠堂記》,歌頌漢光武帝之高士嚴子陵之高風亮節,初作「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高士李泰伯看後說:「公此文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妥。」提議將「先生之德」字改為「先生之風」,一言驚醒,范仲淹欣然從之。從意義而言,「德」字狹窄,不如「風」之廣泛,流風遺韻,與「山高水長」相配。從音韻而言,「德」(dak1)字短促而絕,意味風流絕焉,不如「風」(fung1)之響亮遠達。
粵語傳承古音,讀德字顯見短促,讀風字則暢達綿長。用普通話讀,有分別,但對比不大。由於中文是音韻語(tonal language),修辭意義也用音韻傳達,北方音韻不通,單憑字義,便無法學到古文精義。
再舉一例。歸有光《項脊軒志》,以陋室之幾度修葺,比喻家庭之悲歡離合,通篇的文眼,只是一句「然余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文章各段,由悲轉喜,由喜轉悲。悲喜之轉化,除了依靠敘述事態,也因悲(bei1)喜(hei2)二字韻母相同,發音相近。用粵語誦讀,音聲入耳,解得通暢。用普通話誦讀,悲(bei1)喜(xi3)之轉,語義可解,語音則不解。
音義離散,是北方普通話的莫大缺陷,由康熙皇帝強行指定北方話為國音之後,乃至中共用刑法和公共政策強行推廣普通話,是近代中文傳承之大遺憾,於詩文之創作,於哲理之開闢,其禍患無可挽回。惟望嶺南邊陲之地,特別是擁有文化自主權之香港,可以保存粵語教學,為中華音韻延續香火。教中文,用粵語(下)
1月11日 星期二 00:20
去年十二月十日,諾貝爾和平獎頒發之日,電視新聞見的是一張空凳。事後,有作家矯正,說是空椅。那是有靠背和扶手的,當然是椅。港人說它是凳,是另有所本。
二十多年前,夏韶聲唱的《空凳》,林敏怡曲、林振強詞,是哀悼老父大去之後,剩下空凳一張。長輩在家中安坐的,自是椅。一九八五年亞太流行曲創作大賽的台上,夏韶聲演唱此曲,台上擺的道具,也是椅。
粵人文如其音,凳是凳,椅是椅,只有囉唆不覺其煩的某些北方人,才好意思將口語的椅子和凳子,直寫入文。香港人愛說空椅是「空凳」,純是由於粵人聲韻敏銳。凳(dang3)之音,如磬如鐘,有虛空迴響,可承接前面的空(hung1)字的虛空音;椅(yi2)則是舒展太息之音,將「空」字的韻洩去了。凳之音,有想念已久、虛位以待之意。北方的凳(deng去聲),其音略為短狹,如登高的登,沒了虛位以待的聲音聯想。寫「空凳」,北方人不會明白,他們愛寫「空椅子」。在「普教中」的香港學校,學生連寫「空椅」,也會被北京 老師紅筆打叉的,說不合「現代漢語」的規範。
以前香港人命名機構和商店,也講求音韻。例如「香港電台 」(hoeng1 gong2 din6 toi4)用粵語讀,恰好是粵語韻表的高平、高上、低去、低平,其聲由高平開首,用低平受束,高平是正氣,低平是親民,四字讀來婉轉平和,安慰人心,可謂金聲玉振之佳構。一九七六年,有了電視製作之後,英文改為RTHK(Radio Television ),中文依然是「香港電台」,是粵音聲韻的堅持,只有香港人明白。
北方官話混雜胡音,再遭受政治之規定而簡化,脫落大量音韻,與漢字可謂音義離散,不利語文傳承。很簡單的,粵語讀的「合」(hap6)字,真的是合口而緊閉的,音義相合。普通話的合(hé),就張開了口,想合也合不來。粵語說的荊棘(ging1 gik1)滿途,短而刺耳,聽了就知是滿途荊棘。普通話說的荊棘(jīng jí)滿途,憑聽覺,輕輕浮浮的,還以為走上了鵝絨鋪的榮華路。
粵語講「含蓄」(ham4 cuk1)兩字,前者是合口音,後者是入聲。粵人說含蓄,含真是合口的含住了,蓄是真的緊密的蓄住了。普通話讀含蓄(hán xù),含不了,也蓄不住。講含蓄而不得含蓄之聲的方言族群,要知含蓄為何物,難矣。北人用普通話學中文,引致音義離散,文化也隨之失落。北人是無可奈何,隨他去了,廣東人、香港人也用普通話學中文,就是犯賤了。
入聲好過癮
漢語各方言可從其聲調的類別和入聲之存亡,推斷其保留漢音之多寡。北方官話及絕大多數官話系統的次級方言都無入聲,語言學家認定北方官話形成於宋元之後,在明清之際,滿洲入關之後,官話丟失了入聲。
閩語有−p,−t,−k的入聲和模糊入聲,模糊入聲是後出的,說明閩語保存古音,也吸納晉朝的新音。粵語只有−p,−t,−k的入聲,沒有模糊入聲,卻保留有極少見的「長入」「短入」之分,說明粵語保存上古和中古的漢音,側重於中古漢音。(長入聲後來在北方話系統變成去聲)客家話和贛語保留−p,−t,−k的入聲韻尾,吳語和湘語都只有混合入聲。
由於北方官話及後來的國語、普通話是雜交的胡化漢語,是洋浜涇的漢語,用來傳遞感情或念誦文章都頗乏味,缺了入聲和合口音(-m),語音只能抑揚而不能頓挫,令漢語變得文弱而單薄,鬼聲啾啾,沒了陽剛氣。例如用普通話讀岳飛壯懷激烈的《滿江紅》,語音傳遞的感情,竟如讀柳永淒楚悲切的《雨霖鈴》一般,都是平板粘滯,既不悲壯又不淒切,兩首詞都讀不出真味來。這是中國文學乃至中華文化的大災難!
廣東話的入聲,除了傳達高亢孤絕的感情之外,也可滑稽詼諧。諸位可以在互聯網搜尋鄭君綿和林艷的詼諧歌《煲燶粥》(一九六五),調寄英文情歌Sealed with a Kiss,原曲用kiss、miss、this的短促音押韻,即是入聲押韻,廣東話配詞的《煲燶粥》正是全曲用入聲押韻,而且都是詼諧惹笑。一男一女,互相詆毀對方煲燶粥、夠狠毒、又殘酷、割我心胸一忽肉、侮辱、鬼五馬六、個性孤獨、憎厭六畜、鬥累接觸、偎俗、做到我呆木。當年香港填詞的人,不止膽大妄為,將情歌變為冤家鬥氣歌,而且巧用入聲押韻,既合曲調,也令人嘻哈絕倒。
廣東人之機靈鬼馬,除了人傑地靈,也靠粵語的入聲。語音講得短促、準確而迅捷,令人口齒伶俐,頭腦精明。換了普通話,一講得快,便翹口嚼舌,聲音摺疊,搵鬼聽得明矣。中共除了簡化漢字之外,也簡化了北方語音,近年北方有人提倡改革普通話語音,引入古老方言,將普通話的語音略為復古,參考現時其他方言保存的明朝音韻,恢復尖團入聲字及合口音,締造一種高效而聲韻優美的中國交流語,「反清復明」,拯救中華文化,並非無因也。
改革國語,反清復明(上
陳存仁醫師《閱世品人錄——章太炎家書及其他》(二〇〇八)記載,劉半農(劉復)倡導白話文,求教於章太炎。章說,白話文不自今日始,《毛詩》就是白話詩,《水滸》、《老殘遊記》,用蘇白寫的《海上花列傳》,也是白話文。但是你們寫的白話文,是根據什麼言語做標準的。劉半農侃侃而談:「白話文是以國語為標準,國語即是北京 話。」章師聽了大笑,問劉:「你知不知道北京話是什麼話?」劉半農不假思索答說:「是中國明清以來,京城裏人說的話。」章質問:「明朝的話你有什麼考據?」劉半農無言以對。章以明朝音韻誦讀文天祥《正氣歌》,發音與北京話迥異,說道:「現在的國語,嚴格地說來,含有十分之幾是滿洲人的音韻,好多字音都不是漢人所有。」此話一出,劉半農啞口無言。
北方官話是胡漢混雜語,混有蒙古 和女真(滿洲)的語音、語法及詞彙,是語言學界的共識,迨無疑義。民國初年,由於國語以當年的方言群體人口來定,也以滿清京城的所在地來定,卻不以「漢音」及「雅言」兩個標準來定,故此,中國語音從此失陷,連同中共強行推廣的簡體字及共產中文,是中華文化的大災劫。
舉一個極端的例子,也許大家更清楚災難何在。假若滿洲熱心西化,乾隆王朝武功顯赫,海軍征服並統治英國 ,但滿洲大臣無法分辨英文的fool、full、flu、through、true等音的差別,都講成fu的音,之後他們便覺得可以用「同音通假」的原理簡化英文字,猶如用「干」來代替幹、乾、榦之類,於是,滿洲政府規定,fool、full、flu、through及true、一律立法讀fu,而且拼寫為fu,在英國學校全境執行,所有出版物及公共空間用語,必須貫徹,違者處罰。試問,如此英文還成為英文嗎?滿洲政府乃至中共對於中國語文的殘害,可見一斑矣。
清朝也講接近國語(普通話)的北方官話,但損傷仍不算大。這是因為清朝的北方官話語音比現在的國語繁富,而且各地沿用當地語音(方言)教學(——故此康有為、梁啟超與孫中山 並不通曉官話),文人雅士作詩詞、做對聯、寫文章,也須熟讀《廣韻》,服膺於宋朝的平仄,也就是說,即使北方文人講的是滿洲時期的官話,他們創作用的語音起碼是宋朝的。換句話說,清朝的文人雅士,通曉三種中國語音:官話、地方話及歷史上的雅言(漢音及文言),而且三種語言都是全面使用的,生活知識、學校語言及文史傳承,都可以各自用這三種語言進行,猶如三足鼎立。到了中共的現代極權統治,情況改觀了:官話獨大,地方話萎縮,雅言崩潰。三足折其二,文化之鼎,豈能不傾?
Monday, 24 January 2011
出入平安,廣東大吉
童年讀書,遇到成語「白駒過隙」,虢國夫人的虢(gwik1)字又未學,便用英文的quick來勉強標音。當時老師見了標音,會心微笑,同學也沾沾自喜,認為白駒過隙,真的很quick嘛。入了大學,讀了音韻才知,粵語的速與捷,都是短音的,法文的vite,德文的schnell也是。至於快,本義是欣喜,如快樂、暢快、快意,快字轉過來的快捷之義,即是由心情暢快而引申事情順暢,沒了短促之音。
粵語與國語的詞彙不同,除了翻譯差異,也由於音義不同。例如express delivery,香港譯為速遞 ,內地一般稱為快遞。香港郵政 的服務入了大陸之後,依然沿用速遞,但Fedex、DHL及UPS擴張大陸業務之後,便捨棄香港的譯法,改稱快遞。講粵語的人,知道「速」是比「快」更為急迫,因為速(cuk1)是短促的入聲,縱使「速」字比「快」字生僻,民眾也會領略為何叫速遞而不叫快遞的。北方官話音韻破損,丟失了合口音和入聲,講北方話的人便無法理解為何香港人會用速字代替快字。普通話讀速(su)與快(kuai),並不能分辨時間之長短也。
道教的咒語,「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便用了短促聲的急(gap1)字。道士吆喝「妖精速速遁逃,休得怠慢!」便用了速字,不用快字。往昔的香港幫會嘍囉勒索人家金錢,會說「速速磅水」或者用押韻講出「速磅速磅,唔好兩頭望!」在粵語環境長大,連黑社會都懂得速與快的分別。
中文本來是音義合一的邏輯語言。如粵語的啜飲,啜是啜嘴的zyut3(juet3),飲是合口的jam2,嘴形如字音,是音義合一的明證。換了普通話,chuò yìn卻不對嘴形,平白糟蹋了中文的古音傳承。
新年快到了,恭祝識得欣賞廣東話的人,出入平安,飲和食德。
Thursday, 28 October 2010
中國沙龍熱潮推動公民社會啟蒙 .張潔平
週日下午,小書店的二樓擠滿了人,有的座位擠了兩三個人,更多人在書店預置的座位後一排一排站著,甚至整個樓梯都坐滿人,遲到的人連樓都上不去,只能在一樓購書區倚牆站著,仰頭聽樓上傳來的麥克風聲音。
大部分人會一直這樣站兩個多小時,而且每週如此。
這裏是北京小有名氣的單向街書店,每週末的「單向街沙龍」都如此這般,吸引了一兩百人來聽並且討論。從二零零六年書店成立至今,已經舉行了五百多場沙龍。沙龍策劃人小武說,之所以「單向街」稱為「沙龍」而不是「講座」,因為「這並不是課堂或說教,我們希望所有人都平等,可以公開討論」。
正在進行的是青年學者、作家熊培雲和日本留學生加藤嘉一展開的一個無比宏大的話題:「個人如何改造社會?」在半小時左右的演講過後,近兩個小時開放給現場,講者與聽眾展開熱烈討論,甚至爭論。熊培雲說,比面對社會更重要的是面對內心。立刻有女觀眾站起來反駁,她用悲傷的語調說這是怯懦,說你怎麼能眼看社會上那些不平事發生而無所作為。熊培雲又說,改造世界,只能從改造自己開始,「心中沒有敵人,只有想救濟的人」。另一名男觀眾站起來支持熊培雲。然後話題繼續,更多人開始講述他們的個人經歷,以及對社會現實的憂心忡忡。有人說上訪,有人說政治改革,還有人說自己從小到大「被改造」的經歷。
單向街的大部分聽者是八零年代生的年輕人,主持人現場統計,一半是在讀的大學生。也有中年人,頭髮已經花白了的婦人,坐在樓梯上埋頭認真地做筆記。
在外資銀行工作的沈雯也在現場,用她的話說,畢業了多年,她想來感受下這個「理想主義的氣場」,「我起初不覺得這個話題有意思,因為我覺得問題太大,沒有答案。但這裏的氣場很感動我,很溫暖,這樣的討論,讓我想起很多已經忘記了的話,或者平時根本不會去想的問題」。
沙龍成公民啟蒙課堂
並不只有一個「單向街」。
它只是京城每週都在進行的百餘場大大小小的沙龍的其中之一。
若把地圖再拉大一點,它是北京、上海、廣州、成都、杭州、香港等地日益興起的沙龍文化的一個小小地標。而這樣的地標,近年增加的速度,彷彿遍地開花。
每到週末,總有七八場以公民話題為主的沙龍同一個時刻在京城的各個角落進行,每場的聽眾都在百人左右;還有至少七八個咖啡館,同時在進行各類紀錄片的放映和討論;除了社會議題之外,讀書會、星座、靈修、科技、辦公室政治……舉辦更多生活化的公開沙龍,也成了咖啡館時下最時髦的選擇。
北京的三味書屋、單向街、傳知行、UCCA、雨楓書館,上海的讀品沙龍,廣州的凸凹酒吧與新媒體女性沙龍、成都的草堂讀書會、香港的Co-China論壇、序言書室,都已經是各地小有名氣的民間沙龍地標。
前幾年中國曾風行「大講堂」,從「嶺南大講堂」到「燕山大講堂」,一般是媒體主辦,邀請知名學者,就公共議題公開向社會講座,一個講堂下來,聽者數百上千人,早已漸成品牌。「大講堂」仍在繼續,而如今,從「大講堂」到「小沙龍」,一種更豐富、更開放的公共話語空間也在社會深處抽枝發芽。
在媒體人郭玉潔看來,這樣百餘人積少成多的民間沙龍,無論是關注社會的宏大議題,還是關注個體的幸福生活,只要是自由、獨立、各自為自己的觀點負責任的討論,都是在為公民社會的形成貢獻薄力。
單向街的小武覺得「沙龍」相比「講堂」,最重要的意義在「平等」,「沒有講者高高在上,大家都是抱著討論的心態來的」。
國人最需要學習對話
而最老牌的書店沙龍、「三味書屋」的主人李世強、劉元生夫婦則認為,辦了近二十年沙龍,從一直以來的孤身上路,到近幾年的氣候生成,這裏最難得的精神氣質就是「對話」:「在我們這個公共交流平台上,不是提倡一種聲音壓倒另外一種聲音,而是要讓所有聲音都發出來。對話,這是中國人最需要學習的。」
創辦於一九八八年五月的三味書屋在中國的民營書店裏輩分極高,兩位主人李世強、劉元生夫婦是老派知識分子,一九九二年在書店二樓開了茶室以後,就領風氣之先地辦起了講座沙龍。與單向街不同,這裏的聽眾多是三十到五十歲,職業分布廣泛。
三味書屋演講時間是一個小時,討論時間是一個半小時,演講不可長,討論不可短,因為話題常常關注底層社會、憲政改革、言論自由,書屋常被看作「自由派」的民間陣地,也常引起激烈爭論,不同意見者面對面就辯論得面紅耳赤。
法律學者蕭瀚上週在書屋講「司法獨立與政治改革」,強調除了上層改革,民間必須要做好準備:「沒有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都沒有意義。」聽眾問:公民社會倒逼改革的力量源泉來自哪裏?蕭瀚說:「言論自由,而現在正是迫使政權改革的最好時機。」緊接著,就有一位激進的聽眾站起來,高喊對政權和知識分子同樣失望,認為知識分子是走狗,如蕭瀚這樣的溫和縱容了政府的腐敗;蕭瀚耐心解釋,為什麼要溫和改良,而不是走上街頭激進革命,話音剛起又被中年人打斷,說他感到絕望,大聲質問大家「怎麼還能忍下去」……
動人的狀況是,蕭瀚還未反駁,現場的李世強也還未及勸說中年人安靜,更多的聽眾已經自覺與激進者爭論起來:「你可以不同意別人的觀點,但你不應該隨便打斷別人的陳述。」「你可以先聽完,再討論。」
在現場看著這一幕,激進者並未因為言論刺耳被趕出會場,其他人也並未因為其激烈態度而指責謾罵,「政治改革」這樣的深度敏感議題,討論的各方都克制而理性,書屋主人所期望的「公民對話」,氛圍果真漸漸形成。
在北京,不少外國人聽完單向街、三味書屋、風入松的沙龍,都會驚訝這種言論大膽的公開沙龍在中國出現。
作家野夫在單向街講「民間寫作」,提問卻幾乎全是關於溫家寶談政改,甚至有年輕觀眾站起來就問:「你怎麼看海外民運?」野夫猶豫了一下,笑著說:「我做過警察,我知道這下面一定坐著我的前同行。為了不給主辦方添麻煩,我想我就不要說太多……」但他仍然給出了他的觀點,一字一句,平穩地。
剛剛過去的十月二十五日,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在三味書屋演講,書屋主人盡了最大的能力保證寬容度, 允許了有關劉曉波獲得和平獎的提問。洪博培最後說,全球領導者必定要承受各種批評,這是中國應該學習的,「今天,我們能在這裏進行談話太好了。能討論這個事情,就很好。我相信這也是中國社會發展到這一個階段的好的象徵」。
在洪博培到訪的一週前,原計劃在三味書屋講政治改革的辛子陵,因為受到國保的壓力,以及劉曉波事件的維穩氣氛影響,沒有成功出行。書屋沒有取消沙龍,而是請了法律學者蕭瀚替班,話題換成「司法獨立與政治改革」。
書屋主人李世強說,這樣因話題敏感,臨時換人的情況偶有發生,但近年已經很少了。「這麼多年的爭取,我們的言論空間已經和負責看守我們的部門,達成一種默契。」三味書屋每期沙龍,都必定有警車在書店門外不遠不近處停著,現場的聽眾裏,會有隱藏身份的國保,但並不會發生現場干預討論的情況。「像辛子陵來講政改,書店這邊,國保部門最後已經對我們默許了,最後是辛老那邊,壓力太大,無法出行。」
李世強說他從不在乎現場有「耳朵」在聽,「我們要的就是公開討論,自由必須從每個人的心裏開始,什麼話都應該放在䒷面上來說」。常在三味聽講座的大學生常豐說:「最好『耳朵』們還能跟我們公開討論,這是最好的!」
常常關注社會議題的民間討論必然會引來維穩力量的關注。但讓各個沙龍主人覺得有希望的是,如今,直接的干預越來越少,默許的寬鬆越來越多。即使是在敏感時期,如劉曉波和平獎期間,沙龍們收到的最多也是「招呼」,而不是「禁令」。
在香港做Co-China論壇,並通過新媒體方式在內地網絡直播的媒體人杜婷覺得,對於公民啟蒙而言,沙龍的方式無疑是「傳播手段中最直接的」,「它不像電視、報紙是單向傳播,不像網絡的虛擬性,沙龍極強調對話,這恰恰是我們的教育裏最缺少的,也是公民社會成長最需要的」。
而她個人的感覺,從二零零九年在沙龍上為營救許志永鼓呼,到現在劉曉波事件大家直言不諱地談論,僅僅一年的時間,「身為中國公民,我們討論敏感議題的恐懼感明顯弱了很多」,「大家都不那麼怕了」。
沙龍(Salon)一詞源於法語,本意是「客廳」,十五世紀開始,是風行歐洲的一種上流社會社交方式,慢慢發展到文化界、藝術界。主人在自家客廳裏招待圈中好友,天南海北地談論文學、藝術、哲學等一切話題。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民國時期,北平一批有留洋經歷的知識分子圈也曾流行過中國式沙龍。「北總布胡同三號」,梁思成與林徽因家的「星六聚會」,後來稱「太太的客廳」,是當時最著名的文化人沙龍。這個沙龍的常客,除了主人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外,還有徐志摩、金岳霖、張奚若、胡適、沈從文、蕭乾、何其芳等一批文化學術精英,美國來華的學者費正清、費慰梅夫婦也常來疃趣,與中國學人們縱論藝事。同樣聞名的還有「地安門慈慧殿三號」朱光潛家的讀詩會。
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
另一個沙龍文化的高峰是在八十年代。從八十年代走過的學者與文化人,對那個年代的理想主義氛圍念念不忘。朱偉在自己的書中說:「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地聊文學的時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電影的時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樣『壓』著馬路,從張承志家裏走到李陀家裏,在李陀家樓下買了西瓜,在路燈下邊吃邊聊,然後又沿著朝陽門外大街走到東四四條鄭萬隆家裏的時代……」
單向街書店的主人之一許知遠在數次主持二零零六年之後的單向街沙龍的時候,曾大段大段地引用這段話。這是他理想中的民間社會,做沙龍,也是出於這樣的理想。他說,這是兩個時代的不同聲音,現在做沙龍,更大眾更開放,但是相信這樣慢慢啟蒙的意義,「很多年後,常來單向街的年輕人當中也會產生很多精英」。
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成立的單向街,是書店沙龍的另一面旗幟。
許多老讀者還記得未搬遷前的單向街,由圓明園邊上一家廢棄畫廊改造而成,一個灰色石子鋪就的院子,高大的核桃樹層層包圍著,幾十張椅子圍成半圓形,文化沙龍就在這裏自然形成了。演講、公益畫展、詩歌朗誦到紀錄片放映,甚至話劇,無所不包;錢理群、賈樟柯、劉小東、阿城、顏峻、周雲蓬、林夕、廖一梅……嘉賓來到這裏,自然地坐下,就與周圍人們閒聊起來。
畫家劉小東曾評價單向街:「這個小書店,是我見過最美的」,他說自己曾在一個小雨濛濛的天裏去沙龍:「它在一片小樹林裏,人很少,非常美,非常有靈性,有點飲料,有點咖啡,有點書,但是沒有講台。聽眾們提的問題質量都非常高,我沒想到遠離東邊藝術區域的年輕人對藝術有那麼深入的看法,整個氣氛都充滿對知識的敬畏。」
在二百二十九場沙龍之後,迫於生存壓力,單向街書店搬至商業區「藍色港灣」。而這片歐式建築風格的購物廣場並沒有消解掉「對知識的敬畏」,週末的沙龍反而因為身處商業區而人氣興旺起來。在藍色港灣,沙龍又開了三百多場,章詒和、賀衛方、張鳴、梁文道、陳丹青、朱天文、羅永浩、張大春、莫言、野夫……許多嘉賓的到來,都會如文章開頭那一幕,讓這個小書店上下兩層擠滿了人,風雨不變。
沙龍的主人們更興奮地策劃接下來的活動。鳳凰讀書網的沙龍策劃曾憲楠找來香港、台灣一系列的博雅、通識課程提綱作參考,她覺得在中國的大學最缺的「公民教育」這一課,也許可以通過細水長流的民間沙龍慢慢補上。
北京大學博士生、在高校圈子裏小有名氣的沙龍策劃人劉道一希望在往後的民間沙龍裏找到古典精神的傳承:「沙龍裏甚至可以請嘉賓講拉丁語!」
在胡同裏的咖啡館,沙龍主人們激動地討論,長長的嘉賓名單在本子上記下,最著名的學者一網打盡,似乎一百場、兩百場沙龍已經近在眼前。
他們說得最多的詞,公民,公民,還是公民。
無所謂地點,因為「三味書屋」和「單向街」已經不孤單,越來越多的書店、咖啡館引入沙龍文化,只要有好的主題,每一個地點都能引起討論熱潮。
在單向街加盟之後,「藍色港灣」購物廣場,特地把書店所在那一條街改名為「左岸」。或者這是一個良好的願望,沙龍的左岸,理想的左岸,自由的左岸——而所謂公民社會,不也正是在這一個一個的「左岸」,厚積薄發?■
Saturday, 9 October 2010
開卷看世界﹕回憶就是抗爭——史景遷與張岱《陶庵夢憶》
神交古人 開展視野
聰穎女子讀的是法政科,師法對象是大明萬曆朝的宰輔張居正。我呢,告訴她的是王夫之,頗令她景仰了我一回,實則我暗地選的是張岱,這個不敢告訴她,免遭她笑,就如我隱瞞她的許多事。王夫之與張岱,同是亡國之民,所謂遺民,前者剛烈深邃,後者風流蘊藉。假若她一朝揭發,我會說,王夫之與張岱一同歆慕,猶如同時喜歡子路與曾點,都是孔門之教,一體兩面而已。
張岱留名後世,靠的是《陶庵夢憶》、《西湖尋夢》一類的憶舊散文,《夜航船》是雜學,他生平的史學巨著《石匱書》則不傳於世(內容納入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張岱是散文家也是史學家,美國史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與張岱隔世相惜,為之編修傳記,爬梳學問,撰寫《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漢譯本,二〇〇九),哀悼一代中國文人妙思雅趣,在滿洲極權統治之後淪落。時至今日,張岱的明人雅趣,只能在日本和台灣傳承。
記錄末世 繁華雅趣
史景遷之書,綜合張岱散文記述,重組文人世家的生平。張岱是仕宦世家,家業豐厚,田產及房舍無數,除了讀書作文、吟風弄月之外,可以品茗烹泉,遊藝玩樂。家中有傳承三代之戲班,令張岱可以撫琴操曲,而且在曲文之中經歷世情及鍛煉文字。《陶庵夢憶》記敘張岱冬天狩獵,帶同家僕、車馬、姬妾、弓箭、糧食到郊外,野宿寺廟,五名姬妾穿上王昭君式樣的高貴毛裘,騎馬陪侍。獵後看戲,舒展筋骨,獲獵物則攜之到友人家烹煮,把酒度夜,這是明朝一個不算顯赫的江南世族的閒適生活。世族生活之華麗精緻,中國本來是有的,今日要遙望歐洲了。
張岱在崇禎時代度過青春,快意享樂,明亡之後,感懷前朝舊事,回憶詩酒友儕之殞命與江浙風華之傷逝,憤而著作,以記憶抵抗時代逆流。《陶庵夢憶》序曰,由於要將往事錄存,流傳後世,以著述留名,令張岱的意志有如高僧的舍利子,可以抵擋劫火﹕「則其名根一點,堅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猶燒之不失也。」不住燃燒的創作力竟令他得享八十高壽。
張岱愛煮茶,與三叔張炳芳切磋品鑑各地名茶名泉,尋求茶與泉之匹配。最得意之作,是取斑竹庵之禊泉,放置三日,去其石腥,以沸水注入寬口瓷甌,下茶葉及茉莉,待其冷,再衝以旋滾之沸湯,靜觀茶葉「有如百莖素蘭同雪濤並瀉」,叔侄將此茶稱為「蘭雪」。張岱又自養一牛,夜製奶酪,以蘭雪茶攙和,久煮之,香氣勝蘭,入口如雪腴霜膩,又以鶴觴、花露之酒蒸之。這些名稱,中國本有,今日也要到日本尋找。清初無疑是盛世,但士人委曲求存,失去氣魄,連帶風流也丟了。明朝比起宋朝,仍不算雅,《儒林外史》一開頭便嘆息洪武皇帝以八股取士之後,風雅大不如前。
史筆詩趣 文人相惜
張岱文筆,堪稱妙手。張岱通經史,家有戲班,能唱曲,而曲文又是雅俗共賞,故張岱之文,有史筆有詩趣,通俗易懂,如「湖心亭看雪」一文﹕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霧淞沆碭,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到亭上,有兩人鋪氈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見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飲。余強飲三大白而別,問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文中所記,不止雪景,而是人情。文人相惜,在明朝,連船家都感動。這就是中國丟失之事,是故,史景遷惜張岱,我惜張岱。
文 陳 雲
Sunday, 8 August 2010
龍應台﹕文明的力量 ——從鄉愁到美麗島
演講當中龍應台談及她的中國夢、反攻大陸、台美斷交,再談到《美麗島》,她又提及「大國崛起」,並指出:「我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
龍應台生於台灣,是著名文化人及公共知識分子,現為香港大學「傑出人文學者」,其新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目前在內地仍被列為禁書。
本版今日特全文刊出演講內容。
我們的「中國夢」
第一次接到電話,希望我談談「中國夢」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一千枚飛彈對準我家,我哪裏還有中國夢啊?」
可是沉靜下來思索,1952年生在台灣的我,還有我前後幾代人,還真的是在「中國夢」裏長大的,我的第一個中國夢是什麼呢?
我們上幼稚園時,就已經穿覑軍人的制服、帶覑木製的步槍去殺「共匪」了,口裏唱覑歌。當年所有的孩子都會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陸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陸去
大陸是我們的國土 大陸是我們的疆域
我們的國土 我們的疆域
不能讓共匪盡著盤據 不能讓俄寇盡著欺侮
我們要反攻回去 我們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陸收復 把大陸收復
這不是一種「中國夢」嗎?這個夢其實持續了蠻久,它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圖騰,也被人們真誠地相信。
倉皇的50年代進入60年代,「中國夢」持續地深化。余光中那首《鄉愁四韻》傳頌一時: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那酒一樣的長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鄉愁的滋味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那血一樣的海棠紅
那沸血的燒痛是鄉愁的燒痛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1949年,近兩百萬人突然之間被殘酷的內戰連根拔起,丟到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甚至很多人沒有聽說過的海島上。在戰火中離鄉背井,顛沛流離到了島上的人,思鄉之情刻骨銘心,也是無比真誠的。那份對中華故土的魂牽夢繞,不是「中國夢」嗎?
夢的基座是價值觀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種「悲憤」的情結中掙扎覑,我這代人在他們鄉愁的國家想像中成長。但是支撐覑這個巨大的國家想像下面,有一個基座,墊覑你、支撐覑你,那個基座就是價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麼?台灣所有的小學,你一進校門門當頭就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進入教室,簡樸的教室裏面,牆壁上也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萬的「格言」裏找出那個最基本的價值的基座,大概就是這四個字。
小的時候跟大陸一樣,四周都是標語,只是內容跟大陸的標語不一樣。最常見到的就是小學裏對孩子的解釋:
禮,規規矩矩的態度。
義,正正當當的行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別。
恥,切切實實的覺悟。
上了初中,會讀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釋就來了: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
~顧炎武
「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這些價值在我們小小的心靈有極深的烙印。
2006年,上百萬的「紅衫軍」包圍總統府要求陳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飄覑大氣球,一個一個氣球上面分別寫覑大字:「禮」,「義」,「廉」,「恥」。我到廣場上去,抬頭乍看這四個字,感覺好像是全台灣的人到這廣場上來開小學同學會了。看覑那四個字,每個人心領神會,心中清晰知道,這個社會在乎的是什麼。
除了價值基座,還有一個基本的「態度」。我們年紀非常小,可是被教導得志氣非常大,小小年紀就已經被灌輸要把自己看成「士」,十歲的孩子都覺得自己將來就是那個「士」。「士」,是幹什麼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論語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級的國文老師叫林弘毅,數學老師叫陳弘毅。同時期大陸很多孩子可能叫「愛國」、「建國」,我們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們都是要「弘毅」的。
對自己要期許為「士」,對國家,態度就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這是蔣介石的名言,我們要背誦。十一二歲的孩子背誦這樣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為國家去死。
然而在「國家」之上,還有一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張載
對那麼小的孩子也有這樣的期待,氣魄大得有點嚇人。饒有深意的是,雖然說以國家至上,但是事實上張載所說的是,在「國家」之上還有「天地」,還有「生民」,它其實又修正了國家至上的秩序,因為「天地」跟「生民」比國家還大。
14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讀到《國語》,《國語》是兩千多年前的經典了,其中一篇讓我心裏很震動: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最後一句,簡單幾個字,卻雷霆萬鈞,給14歲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這個價值系統,形成一個強固的基座,撐起一個「中華大夢」。
我是誰?
這個中國夢在1970年代出現了質變。
1971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台灣人突然之間覺得自己變成了孤兒。可是,最壞的還沒到,1971年1月1日,中美正式斷交,這個「中」指的是當時的中華民國,也就是台美斷交,中美建交。長期被視為「保護傘」的美國撤了,給台灣人非常大的震撼,覺得風雨飄搖,這個島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種被整個世界拋棄了而強敵當前的恐懼之下,救亡圖存的情感反而更強烈,也就在這個背景下,原來那個中國夢對於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強化了,因為危機感帶來更深更強的、要求團結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陸人很熟悉的《龍的傳人》,是在那樣的悲憤傷感的背景下寫成的。這首歌人人傳唱,但是1983年,創作者「投匪」了,歌,在台灣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陸傳唱起來,情景一變,歌的意涵又有了轉換。
你們是否知道余光中《鄉愁》詩裏所說的「海棠紅」是什麼意思?
我們從小長大,那個「中國夢」的形狀,也就是中華民國的地圖,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葉」的形狀。習慣了這樣的圖騰,開始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的前面好幾年,我都還有種奇怪的錯覺,以為,哎呀,這中國地圖是不是畫錯了?
1970年代整個國際情勢的改變,台灣的「中國夢」開始有分歧。對於一部分人而言,那個「海棠」中國夢還虔誠地持續覑,可是對於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樣了。
夢,跟覑身邊眼前的現實,是會變化的,1949年被連根拔起丟到海島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輩,這時已經在台灣生活了30年,孩子也生在台灣了──這海島曾是自己的「異鄉」卻是孩子的「故鄉」了,隨覑時間推移,無形之中對腳下所踩的土地產生了具體而實在的情感。所以,你們熟悉余光中先生寫的那首《鄉愁》,卻可能不會知道他在1972年的時候創作了另外一首詩,詩歌禮贊的,是台灣南部屏東海邊一個小鎮,叫枋寮:
車過枋寮
雨落在屏東的甘蔗田裡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從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舉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長途車駛過青青的平原
檢閱牧神青青的儀隊
余先生這首詩,有「中國夢」轉換的象徵意義。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還有一首我稱之為「里程碑」的歌,叫《美麗島》。
一位淡江大學的年輕人,李雙澤,跟很多台灣年輕人一樣,70年代發現台灣不能代表中國,而且逐漸被國際推到邊緣,在危機感和孤獨感中,年輕人開始檢視自己:為什麼我們從小被教要愛長江、愛黃河、歌頌長城的偉大─那都是我眼睛沒見過,腳板沒踩過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邊,怎麼就從來不唱淡水河,怎麼我們就不知道自己村子裏頭小山小河的名字?台灣也不是沒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開始推動「唱我們的歌」,開始自己寫歌。那個「中國夢」顯得那麼虛無飄緲,是不是該看看腳下踩的泥土是什麼樣?他寫了《美麗島》,改編於一首詩,一下子就流行起來,大家都喜歡唱。《美麗島》真的是代表了從中國夢慢慢地轉型到「站在這片泥土上看見什麼、想什麼」的「台灣夢」里程碑: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 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正視著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 懷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蘭花
1975年,我23歲,到美國去讀書,每天泡在圖書館裏,從早上八點到半夜踩覑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課之外就有機會去讀一些中國近代史的書,第一次讀到國共內戰的部分,第一次知道1927年國民黨對共產黨員的殺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麼多都是被黨和國家機器所操縱的謊言,這是一個很大的震撼。十年之後寫了《野火集》,去「腐蝕」那個謊言。
1979年,我個人的「中國夢」也起了質變。在中國夢籠罩的台灣,我們是講「祖籍」的。也就是說,任何人問,龍應台你是哪裏人,我理所當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這麼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幾十年,到1979年,中國大陸開放了,我終於在紐約生平第一次見到了一個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這個樸實人剛剛從湖南出來,一口濃重的湖南腔。有人衝覑他問「你是哪裏人」,他就說「我是湖南人」,問話者接覑就回頭問我「你是哪裏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會說湖南話,沒有去過湖南,對湖南一無所知,老鄉站在面前,我登時就說不出話來了。這一輩子的那個「中國夢」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兒了,這是 1979年一個非常大的震撼──原來啊,我是台灣人。
一起做夢,一起上課
從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地過渡到台灣人腳踩覑泥土的小小的台灣夢,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80年代以後,台灣兩千多萬人走向了轉型,自我感覺就是愈來愈小,什麼事情都一步一個腳印,一點一點做。所以,台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開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課。這個民主課程上得有夠辛苦。
《美麗島》這首歌,在1979變成黨外異議人士的雜誌名字,集結反對勢力。當年12月10日,政府對反對者的大逮捕行動開始,接覑是大審判。面臨巨大的挑戰,國民黨決定審判公開,這是審判庭上的一張照片:
你們認得其中任何一個人嗎?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瀟灑的,是施明德,他被判處無期徒刑。施明德右手邊的女子是陳菊,今天的高雄市長,左手邊是呂秀蓮,上一任的副總統。
我想用這張圖片來表達80年代台灣人慢慢地腳踩泥土重建夢想和希望的過程。如果把過去的發展切出一個30年的時間切片來看,剛好看到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圖裏有三種人,第一種是叛亂犯,包括施明德,呂秀蓮,陳菊等等,她們倆分別被判12年徒刑;第二種是英雄,在那個恐怖的時代,敢為這些政治犯辯護的律師,包括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等;第三類是掌權者,當時的總統是蔣經國先生,新聞局長是宋楚瑜先生。從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30年的切片裏,政治犯上台變成了掌權者,掌權者下台變成了反對者,而當時得盡掌聲以及人們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為註冊商標的那些英雄們變成了什麼?其中一部分人變成了道德徹底破產的貪污嫌疑犯。
這個轉變夠不夠大?親眼目睹這樣一個切膚痛苦的過程,你或許對台灣民主的所謂「亂」有新的理解。它所有的「亂」,在我個人眼中看來,都是民主的必修課;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須的實踐,因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麼再站起來,跌倒本身就是一種考試。所以,容許我這樣說:台灣民主的「亂」,不是亂,它是必上的課。
表面上台灣被撕裂得很嚴重,但不要被這個表面騙了。回到基座上的價值觀來看,從前的中國夢慢慢被拋棄了,逐漸發展為台灣的小夢,然後一起上非常艱辛、痛苦的民主課,然而台灣不管是藍是綠,其實有一個非常結實的共識,比如說:
國家是會說謊的,
掌權者是會腐敗的,
反對者是會墮落,政治權力不是唯一的壓迫來源,資本也可能一樣的壓迫。
而正因為權力的侵蝕無所不在,所以個人的權利、比如言論的自由,是每個人都要隨時隨地、寸土必爭、絕不退讓的。
這是大多數台灣人的共識。你所看到的爭議、吵架,立法院撕頭髮丟茶杯打架,其實都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這個基礎,是以共同的價值觀建立起來的。
我有中國夢嗎?
回到今天中國夢的主題,可能有很多台灣人會跳起來說:中國不是我的夢,我的夢裏沒有中國。但是,你如果問龍應台有沒有中國夢,我會先問你那個中國夢的「中國」指的是什麼?如果指的是「國家」或「政府」,「國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過就是個管理組織,對不起,我對「國家」沒有夢,「政府」是會說謊的。但如果你說的「中國」指的是這塊土地上的人,這個社會,我怎麼會沒有夢呢?別說這片美麗的土地是我摯愛的父親、母親永遠的故鄉,這個地方的好跟壞,對於台灣有那麼大的影響,這個地方的福與禍,會牽動整個人類社區的未來,我怎麼會沒有中國夢呢?
我們就從「大國崛起」這個詞說起吧。我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願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難。看一個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這個城市怎樣對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對於殘障者的服務做到什麼地步,它對鰥寡孤獨的照顧到什麼程度,它怎樣對待所謂的盲流民工底層人民。對我而言,這是非常具體的文明的尺度。
一個國家文明到哪裏,我看這個國家怎麼對待外來移民,怎麼對待它的少數族群。我觀察這個國家的多數如何對待它的少數──這當然也包含13億人如何對待2300萬人!
誰在乎「大國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剛才我所說的文明刻度──你這大國怎麼對待你的弱勢與少數,你怎麼包容意見不同的異議分子,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說,所謂的大國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那我寧可它不崛起,因為這種性質的崛起,很可能最終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類社區帶來災難和危險。
誰又在乎「血濃於水」?至少我不那麼在乎。如果我們對於文明的尺度完全沒有共識,如果我們在基座的價值上,根本無法對話,「血濃於水」有意義嗎?
我的父親15歲那年,用一根扁擔、兩個竹簍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車站前買蔬菜,準備挑回山上。剛巧國民黨在招憲兵學生隊,這個少年當下就做了決定:他放下扁擔就跟覑軍隊走了。我的父親1919年出生,2004年,我捧覑父親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龍家院的山溝溝,鄉親點起一路的鞭炮迎接這個離家70年、顛沛流離一生的遊子回鄉。在家祭時,我聽到一個長輩用最古老的楚國鄉音唱出淒切的輓歌。一直忍者眼淚的我,那時再也忍不住了。楚國鄉音使我更深刻地認識到父親一輩子是怎麼被迫脫離了他自己的文化,過覑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覑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覺到這個70年之後以骨灰回來的少年經歷了怎樣的中國的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長大的母親,是如何地一生懷念那條清澈見魚的江水。
一個開闊、包容的中國
所以,請相信我,我對中國的希望是真誠的。但是請不要跟我談「大國崛起」,請不要跟我談「血濃於水」,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敢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因為自信,所以開闊,因為開闊,所以包容,因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韌、更長遠。當它文明的力量柔韌長遠的時候,它對整個人類的和平都會有關鍵的貢獻。
1985年我寫《野火集》,1986年1月,《野火集》在風聲鶴唳中出版。8月,我遷居歐洲。離開台灣前夕,做了一場臨別演講,是「野火」時期唯一的一次。演講在害怕隨時「斷電」的氣氛中進行。今天,2010年8月1日,在北京大學,我想唸那篇演講的最後一段,與大陸的讀者分享:
在臨別的今天晚上,你或許要問我對台灣有什麼樣的夢想?
有。今天晚上站在這裏說話,我心裏懷著深深的恐懼,恐懼今晚的言詞帶來什麼後果,我的夢想是,希望中國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站在任何一個地方說出心裏想說的話,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將來會有免予恐懼的自由。
那是1986年8月11日。
(2010年8月1日於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演講全文)
Friday, 30 July 2010
Wednesday, 21 July 2010
保衞大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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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客家人,憂心客家話失傳,但我熱愛粵語。保衞粵語,固可從政治平權、從文化權利去講,但保衞粵語、保育粵語,更應從中文保育來講。
粵語保存中華雅言,珍如拱璧,即使粵語不是有一億人講(實際數字),只有幾百人講,也要保育,也要在學校傳習,特別是香港的情況,正體字、粵語教中文的優良傳統,出於政治意外,由英國殖民政府保存下來,更是文化奇迹,香港人固然要珍惜,大陸人也要理解。北方人立場不同,珍惜不珍惜,由得他們,但不要橫加干預,不准吾人在公共領域和文教機構用粵語。
漢音唐話 文化集成
陳存仁醫師《閱世品人錄—章太炎家書及其他》記載,劉半農(劉復)倡導白話文,求教於章太炎。章說,白話文不自今日始,《毛詩》就是白話詩,《水滸》、《老殘遊記》,用蘇白寫的《海上花列傳》,也是白話文。但是你們寫的白話文,是根據什麼言語做標準的。劉半農侃侃而談:「白話文是以國語為標準,國語即是北京話。」章師聽了大笑,問劉:「你知不知道北京話是什麼話?」劉半農不假思索答說:「是中國明清以來,京城裏人說的話。」章質問:「明朝的話你有什麼考據?」劉半農無言以對。
章以明朝音韻誦讀文天祥《正氣歌》,發音與北京話迥異,說道:「現在的國語,嚴格地說來,含有十分之幾是滿洲人的音韻,好多字音都不是漢人所有。」此話一出,劉半農啞口無言。
廣東人源自古代越族,在漢唐期間接受中原文化,此後關山障隔,免受胡人沾染,邊陲之地,反留有漢音唐風,德國民俗學稱此為文化孤島(德文Kulturinsel),猶如今日要親見唐代之淳厚,宋代之雅緻,要參訪日本京都。又因文人雅士來嶺南施教者,多因貶謫,如韓昌黎、蘇東坡、屈大均,故粵人之文風,最重氣節,常懷整頓中原、匡正天下之心,此洪秀全、康南海、孫中山之義事也。
清末民初,又與西洋接觸,因此廣東話的語音和詞源最為豐富:古代南方民族土語、漢唐中原雅言及西洋翻譯借詞。中文與土語混同千年,修成正果,復加西洋新語,更見活潑。
北方白話,乃至共產中國推行的普通話,語源是明清江浙官話、蒙古滿洲胡音及蘇俄翻譯文體,只混了幾百年,而且混得蕪雜。「我的車讓他給砸了」(我的車被他毀了)。這是北京土話,不是通用中文,今日也成了普通話、白話文了。以北方普通話做中國語文典範,乃是近世中國語文之大災難;中共簡體字那一筆混賬,且不說了。
文書方面,由於粵語語音豐富,聲母二十個,韻母有八十八個(介音三十五個),聲調有九聲(或十聲)。比諸粵語,普通話聲母之數相若,但韻母及聲調少了一半,是故粵語辨義能力大,口語可用單音節詞,不必複音化,文書也隨之簡潔。
北方話講的眼睛、杯子、馬兒、石頭,粵語口語只說眼、杯、馬、石,文書也寫杯、眼、馬、石,一如古文。語法方面,粵語是保存漢唐語法最多的中國方言,口語「我去九龍」,粵曲「富過石崇,窮過蒙正」,都是古文語法,如果是寫文雅中文,廣東人勝於北方人,「我去九龍」變成「吾往九龍」,很是方便,北方人要從「我到九龍去」轉換過來,反而礙事。
粵語雅過普通話
「我返沙田」,變成「吾返沙田」或「吾回沙田」,渾然天成;北方話「我回到沙田去」,要變回古文,迂迴曲折了。北方人堅持用北方話做中文的白話標準,是自知吃虧,自慚形穢,進而改換中文正統,要南方人來遷就,有其私心在也。
共產中國以北方白話為語體文的典範,於是顯得南方粵語「不雅」。廣東人寫「我一生人」,古意盎然,在香港卻被北方來的普通話老師逼迫,要改寫為「我這一輩子」。粵語文言「請勿」不能寫,北方白話「請不要」卻可以;北方土話「甭」,今日也可以入文。
香港火車的口語公告,也有文化體諒,或文化歧視。粵語是「列車即將開出,請勿靠近車門」,好好的六字文言,普通話卻變成「列車即將離開,請不要靠近車門」。粵語是「由於前面的列車尚未開出,本班車將稍為延遲,不便之處,敬請原諒」;普通語是「還未開出」,「尚未」本來是漢唐文言,但對住今日中共調教出來的北方人,講不得「尚未」也。
粵語是「請小心月台空隙」,普通話是「請小心月台的空隙」。北方口語脫離文言久矣,沒了那個「的」字便聽不懂,真的掉下去,會投訴香港的中文不合規範的。廣東人到了北方,普通話再好,也別說「求之不得」、「歡迎之至」、「有何貴幹」、「唯你是問」與「豈有此理」,這些唐話,他們聽不懂。
粵語的「今日」、「明日」來自漢文,普通話教中文的北方老師偏要香港學生改寫「今天」、「明天」,好與土語看齊。廣東人掛在口邊之「唔同」,寫出來是「不同」,北方老師明明懂得的,文書卻要香港學生改寫為「不一樣」。現在街頭聽的、電視廣告講的粵語,竟有「唔一樣」這個語言怪胎,此乃北方之文化霸權。
為了遷就北方口語,香港政黨社民連的綱領口號,不敢寫貼近粵語口語的「沒有抗爭,何來改變?」,要寫討好北方蠻語的「沒有抗爭,哪有改變?」。我六十年代在鄉村讀小學的時候,文書要寫「即使」、「即管」、「就算」、「儘管」的,不能寫「哪怕」的;現在普通話學校的廣東學生,講廣東話,口語也講「哪怕」,不曉得講、也不敢講「即使」了。
「即使」是望文生義的漢字文言,漢末三國已經入文,唐朝的韓愈、杜甫再世,也看得明白;「哪怕」卻是狗屁不通的胡語土談,莫說是宋朝的蘇東坡,就是明朝的王陽明也不懂的。粵語不能在正統學校的中文堂授課,雅言也淪為鄙俚。野蠻取代文雅,你說荒唐不荒唐?滿洲以來,就是如此;中共取代滿洲,也是如此。我之所以反共,嚮往自由之外,就是為了保存中華道統。
霸權不要緊,粵語也霸道,在廣東也排擠了客家話、潮州話和苗、瑤、壯、潼、黎等少數民族語,但粵語語音精密,語法簡明,貫通古文,粵語成為廣東、廣西、海南、南洋諸國及美加華埠的通言,此中既無政府權力威逼,也無文教機構倡導,一切自然生成,豈無合理之處?
黃鐘委棄,瓦釜雷鳴中國之書面語來自文獻傳承而非來自口語交流,是故中國毋須強求言文統一,全國通用之交流口語仍可沿用普通話,學校則應鼓勵方言教中文,書面語須恢復古雅簡明之通用中文,使各方言群體公平使用,而非遷就北方口語,否則中文書面語成為胡漢混雜語之載體,不能以文書帶領口語,反而以口語帶壞文書,中國文化必會江河俱下,中國成為言文鄙俚、舉止無禮之國。
政府取締廣東話於公共空間及中文教學之正當使用,只使粵語淪為私密的部落語,而短話長說、粗鄙不文之北方普通話,反而成為現代中文正統,此黃鐘委棄,瓦釜雷鳴也。
Monday, 14 June 2010
內地文化產業振興規劃出台 民營媒企崛起爭飲頭啖湯
隨着國務院《文化產業振興規劃》、九部委《關於金融支持文化產業振興和發展繁榮的指導意見》等一系列文件出台,內地文化產業發展已被提升至國家戰略地位,不少在內地經營、本港上市的公司,近月來都頻有動作,頓成為市場焦點。
本報近日特別走訪了文化中國傳播(1060)主席董平【圖】,及華億新媒體(419)首席執行官王虹,談到作為內地文化產業中的民營代表,是如何看待這次機會,不過,兩者都沒有只着眼於發展內容業務,而是計劃藉此進一步全面拓展文化產業。
中國社會科學院早前發布《2010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報告指出,二○○九年中國文化產業國內外市場規模約為八千億元人民幣,教育消費、新媒體消費、旅遊消費和演出市場、電影市場消費成為去年中國居民文化消費四大熱點。
北京銀行率先借貸
文化中國上周初與北京銀行簽訂協議,集團旗下五家內地附屬公司可獲提供文化創意產業專項授信十億元人民幣,以支持精品影視製作、傳統媒體運營、手機電視等新媒體運營、手機網路遊戲及無線增值服務、影院建設等五大重點業務發展。
電影融資向來最為關鍵,董平在北京接受本報訪問時說,銀行與電影公司實現銀企合作是很重要的一步,對文化產業而言亦十分難得。據了解,北京銀行是最早涉足文化創意產業的金融機構,而今次更是其對文化創意產業貸出的最大一宗。
他指出,隨着今次的信貸安排,公司未來會加大影視投資力度,同時反映了在政策下金融機構的實際支持,有助文化產業公司控制風險。值得注意的是,以版權及收入作為抵押,亦說明內地對知識產權制度及電影行業的盈利模式開始重視。
儘管中國文化產業發展還在初步階段,但董平強調,政策目前已對文化中國一類媒體公司開放,而且只會變得更加市場化,政府也有很大的期望,文化產業要配合政策發展,也要符合社會人民的要求。
他解釋,過往可能以古裝片較受歡迎,但近年已改以現代背景較易受落,特別是與生活息息相關,因社會發展的水平已提高不少,而有別於過往崇尚大片,轉走精品路線,現代化口味較重的電影,與八十後、九十後有密切關係的料會成為主流。
「每部片都要有完整的商業計劃,用什麼人來做、有什麼人來看,廣告收益等等。」董平承認,作為上市公司對利潤始終要有所要求,包括票房反應都要計算,片種也由前幾年的藝術片到近兩年以商業片為主,亦會為完整生產鏈而建設電影院。
冀發展出「荷里活模式」
華億是另一家涉足內地文化產業的公司,王虹向本報表示,國內電影市場增長得十分快,這從戲院的銀幕數目急增可見一斑,發展潛力非常大,而目前還未真正起動;加上三網融合政策出台,對公司亦有利,因這將會增加對有質素內容的需求。
他又說,當然也希望假以時日中國可發展出一個「荷里活模式」,拍戲肯定能帶來盈利,但畢竟每部電影的回報率也不一樣,很難說準,有時盈利也不會像其他行業般穩定,但有一至兩成已很不錯;考投資者眼光之餘,也要加強風險控制。
「投資上一部即使成功,但下一部卻可失敗。」王虹深明拍電影充滿變數,故會盡量避免不採納大項目,同時與大型機構合作以降低風險,而投資內容業務時會較為保守,免得因高風險而影響盈利,將來亦會以電視頻道廣告作為核心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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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4 June 2010
40个上海
现成的字只有几个,是别人剩下来的。挑了40对“上海”,想想以后可以作为礼物送人。不知40个“上海”,能不能换回一点新生。
Thursday, 20 May 2010
玄藝有信 陳琪丰 淺談九型人格與中國相學
2010年5月21日
我終於上了一個專為管理人員開設的九型人格「雞精」班,那是原本一個星期的課程濃縮為兩日課程,幸而在美麗又專業的導師指點下,對於懂一點中西相學的我覺得趣味盎然,受益匪淺。今日,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九型人格與中國相學的比較。
九型人格,英文是 Enneagram,源自希臘文的 Enea和Grammos二字,前者解作九個,後者解作圖形,它把人的原本性格分為九種,分別放在九個方位上,所以有人稱之為九宮圖或九芒圖。認識九型人 格,就可以知己知彼。相傳九型人格圖說起緣於西元前2500年巴比倫帝國一個叫 Sufis 的部落,當時的長老用這套圖說教化族民和諧共處。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俄國「第四度」靈修大師葛吉夫(G. I. Gurdjieff)將九宮圖傳到歐洲,葛吉夫曾告訴他的徒弟,九宮圖是宇宙的象徵,所有的知識都包含在其中,詮釋九宮圖就可以認識宇宙一切事物。這個講 法令我想起風水學說中玄空飛星的九宮飛星圖,它以八卦分布中宮太極之八方在一個九宮格內,《易經》說八卦類比萬象,想不到東西方的玄學家對兩個「九宮」方 位的演繹有點類似,有趣。1993年,美國史丹福大學商學院開辦了「人格、自我認知與領導」的課程,把九型人格應用於商業管理的領域上,自此,九型人格圖 說便流行起來。
奧巴馬代表完美型
九型人格包括:1號Reformer 完美型,典型代表有奧巴馬,他是真的想去改變(change)美國啊﹔2號Helper 助人型,典型代表有在青海玉樹地震中犧牲性命救人的義工黄福榮先生,充滿愛心行善助人﹔3號Achiever成就型,典型代表有前美國總統克林頓,白手興 家,追求成就﹔4號Individualist 自我型,典型代表有米高積遜,為表演藝術昇華,無比創新﹔5號Investigator思想型,典型代表有微軟的蓋茨,窮思極想作研究發明﹔6號 Loyalist忠誠型,典型代表有曾蔭權特首,相信大家還記得「我要做好呢份工」這個口號吧﹔7號Enthusiast活躍型,典型代表有維珍妮亞航空 的理查德.布蘭森,報章見到他不停嘗試新玩意﹔8號Challenger領袖型,典型代表有剛去世的狄娜,退休後的狄娜,她一露面仍有一種不可言的懾人氣 勢﹔最後是9號Peacemaker平和型,典型代表第一個站出來鞠躬認錯,平息傳媒攻伐和政府頑抗局面的前政府局長馬時亨。
承傳西方哲學和相學,九型人格都是着重人的根本性格分析。美國九型人格圖說宗師 Don Riso和另一位九型人格學者 Russ Hudson合作設計了一個名為 Riso-Hudson Enneagram Type Indicator(RHETI)Test去分析人格,美國老牌大學 University of Akron就切切實實的驗證過它的可靠程度達到八十五巴仙,可以引用。
性格是否健康透過言行觀察
九型人格圖說中說每一型格的人都有性格健康和不健康的時候。性格健康時,人會自我肯定,顧及社會價值和表現出智慧;但性格不健康時,人的自我形象低 落,為求目的不擇手段損害他人和社會。要知道一個人的性格是否健康,九型人格圖說是透過人的言行觀察。中國相學也可以憑着一個的言行判斷一個人的概括性 格,舉一例子:清朝曾國藩善相。話說一日李鴻章帶三個人見曾,求曾錄用,李先叫他們到園中候召。曾剛好吃完午膳到園中散步,當李見到曾時,曾便說:「不必 見了。左邊一人佇立低首,是個謹慎敦厚之人,可留在軍需任職﹔中間一人與我定視,但我剛離去,他便左顧右盼,眼神閃遊,是個陽奉陰違的人,不用﹔右邊那 人,一直與我怒目相視,是個堅忍有威之人,恐怕此人他日功業不在你我之下,可用。」右邊那人便是日後的淮軍第一名將劉銘傳。
中國相學是以五行分析性格的,不過沒有教人如何與不同性格的人相處才達到知己知彼。九型人格的分析是非常專門而有系統性和歸納性,細膩透徹又兼具科 學性的驗證,完全理性化,九型人格圖說還教人怎樣跟每一型格的人相處,獲得雙贏,令人覺得專業。不過,九型人格圖說並不如中國相學有它的預示性,中國相學 中有所謂流年百歲圖,相家可以從人的臉上某一位置判斷人在某一年的吉凶,因為懂得選擇與行好運的人合作做事,是成功因素之一。兩種學說若能結合的話,我可 以說是如虎添翼。
Thursday, 29 April 2010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贯彻落实中央 精神,在重视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同时,加快振兴文化产业,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在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推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结合当前应对国际金 融危机的新形势和文化领域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特制定本规划。
一、加快文化产业振兴的重要性紧迫性
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满足人民群众多样 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产 业,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取得重要进展,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实力和竞争力的文 化企业和企业集团,文化产业规模逐步壮大,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初步形成。文化“走出去”步伐加快,文化进出口贸易逆差逐步 缩小,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总的看,我国文化产业呈现出健康向上、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正在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引擎和 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同时要看到,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还不高、活力还不强,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与日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相适应,与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还不相适应,与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新形势 还不相适应。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未见底,并对文化产业发展产生诸多影响,但困难和挑战中蕴含着新的机遇和有利条件,文化具有反向调节功能,面对经济下 滑,文化产业有逆势而上的特点,这为创新文化体制机制、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带来了契机。要抓住机遇,大力振兴文化产业,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 革、惠民生”作出贡献。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规划目标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文化产业发展的各项目标任务和当前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大力培育市场主体,加快转变文 化产业发展方式,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切实维护我国文化安全,推动文化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将文化产业培育成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二)基本原则。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 一;坚持以体制改革和科技进步为动力,增强文化产业发展活力,提升文化创新能力;坚持走中国特色文化产业发展道路,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积极推动中华民 族文化繁荣发展;坚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加快推进重大工程项目,扩大产业规模,增强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坚持内外并举,积极开拓国内国际文化市场, 增强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三)规划目标。完成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文化市场主体进一步完善,活力进一步增强,文化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和作用得到较好发挥。
1、文化市场主体进一步完善。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原则,基本完成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文化市场主体进一步完善,活力进一步增强。
2、文化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重点行业和项目对文化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文化创 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产业得到较快发展,以资本为纽带推进文化企业兼并重组取得重要进展,力争 形成一批跨地区跨行业经营、有较强市场竞争力、产值超百亿的骨干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
3、文化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取得实质性进展,文化产业发展活力明显增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文化创新体系初步形成,文化原创能力进一步提高,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广泛运用,文化企业装备水平和科技含量显著提高。
4、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文化产品和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城乡文化市场进一步发展,现代流通组织和流通形式逐步成为文化流通领域的主要力量,文化消费领域不断拓展,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明显增加。
5、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进一步扩大。一批外向型骨干文化企业和国际知名品牌初步形成,对外文化贸易渠道和网络进一步拓展,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大幅增长,文化贸易逆差明显缩小,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重要增长点。
三、重点任务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力做好以下八个方面工作:
(一)发展重点文化产业。以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 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产业为重点,加大扶持力度,完善产业政策体系,实现跨越式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要着重发展文化科技、音乐制作、艺术创作、 动漫游戏等企业,增强影响力和带动力,拉动相关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影视制作业要提升影片、电视剧和电视节目的生产能力,扩大影视制作、发行、播映和后 产品开发,满足多种媒体、多种终端对影视数字内容的需求。出版业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加快从主要依赖传统纸介质出版物向多种介质形态出版物的数字出 版产业转型。出版物发行业要积极开展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经营,形成若干大型发行集团,提高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印刷复制业要发展高新技术印刷、特色印 刷,建成若干各具特色、技术先进的印刷复制基地。演艺业要加快形成一批大型演艺集团,加强演出网络建设。动漫产业要着力打造深受观众喜爱的国际化动漫形象 和品牌,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增长点。
(二)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以文化企业为主体,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充分调动 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加快建设一批具有重大示范效应和产业拉动作用的重大文化产业项目。继续推进国产动漫振兴工程、国家数字电影制作基地建设工程、多媒体数 据库和经济信息平台、“中华字库”工程、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出版工程等重大文化建设项目。选择一批具备实施条件的重点项目给予支持。
(三)培育骨干文化企业。着力培育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的骨干文化企业,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 际竞争力。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在重点文化产业中选择一批成长性好、竞争力强的文化企业或企业集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动跨地 区、跨行业联合或重组,尽快壮大企业规模,提高集约化经营水平,促进文化领域资源整合和结构调整。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文化企业面向资本市场融资,培育一批 文化领域战略投资者,实现低成本扩张,进一步做大做强。
(四)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建设。加强对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布局的统筹规划,坚持标准、突出特色、提高 水平,促进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和产业分工。对符合规划的产业园区和基地,在基础设施建设、土地使用、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建设若干辐射全国的区域文化产 品物流中心,建设一批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演艺娱乐和动漫等产业示范基地,支持和加快发展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群。
(五)扩大文化消费。不断适应当前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新变化和审美的新需求,创新文化产品和服务,提高文化消费意 识,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加强原创性作品的创作,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知名文化品牌。努力降低成本,提供价格合理、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 建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科技含量高、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主题公园。开发与文化结合的教育培训、健身、旅游、休闲等服务性消费,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六)建设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健全门类齐全的文化产品市场和文化要素市场,促进文化产品和生产要素的 合理流动。重点建设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渠道。发展文艺演出院线,推动主要城市演出场所连锁经营。支持全国文化票务网络建设。推进有线电视网络整 合,鼓励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进行广电网络的区域整合和跨地区经营。推进电影院线、数字电影院线的跨地区整合以及数字影院的建设和改造。支持国有出版发 行企业以资本为纽带实行跨地区兼并重组。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创意、影视制作、演艺娱乐、动漫等领域。支持优先选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质量水平高的 文化设备及产品。
(七)发展新兴文化业态。采用数字、网络等高新技术,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升级。 支持发展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网络广播影视、数字多媒体广播、手机广播电视,开发移动文化信息服务、数字娱乐产品等增值业务,为各种便携显示终端提供内容 服务。加快广播电视传播和电影放映数字化进程。积极推进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建设,发挥第三代移动通信网络、宽带光纤接入网络等网络基础设施的作用,制定和完 善网络标准,促进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推进三网融合。积极发展纸质有声读物、电子书、手机报和网络出版物等新兴出版发行业态。发展高新技术印刷。运用高新 技术改造传统娱乐设施和舞台技术,鼓励文化设备提供商研发新型电影院、数字电影娱乐设备、便携式音响系统、流动演出系统及多功能集成化音响产品。加强数字 技术、数字内容、网络技术等核心技术的研发,加快关键技术设备改造更新。
(八)扩大对外文化贸易。落实国家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优惠政策, 在市场开拓、技术创新、海关通关等方面给予支持。制定《2009-2010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目录》,形成鼓励、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长 效机制。重点扶持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展览、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网络游戏、出版物、民族音乐舞蹈和杂技等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抓好国际营销网络建 设。支持动漫、网络游戏、电子出版物等文化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鼓励文化企业通过独资、合资、控股、参股等多种形式,在国外兴办文化实体,建立文化产品营销 网点,实现落地经营。办好国家重点支持的文化会展,通过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等推动文化产品和服 务出口。支持文化企业参加境外图书展、影视展、艺术节等国际大型展会和文化活动。
四、政策措施
(一)降低准入门槛。落实国家关于非公有资本、外资进入文化产业的有关规定,根据文化产业不同类别,通过 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途径,积极吸收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政策允许的文化产业领域,参与国有文化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 展的文化产业格局。
(二)加大政府投入。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通过贷 款贴息、项目补贴、补充资本金等方式,支持国家级文化产业基地建设,支持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及跨区域整合,支持国有控股文化企业股份制改造,支持文化领域新 产品、新技术的研发。支持大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大幅增加中央财政“扶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和文化体制改革专项资金规模,不断加大对文化产业发展 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支持力度。
(三)落实税收政策。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知》中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研究确定文化产业支撑技术的具体范围,加大税收扶持力度,支持文化产业发展。
(四)加大金融支持。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文化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积极倡导 鼓励担保和再担保机构大力开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企业“走出去”的贷款担保业务品种。支持有条件的文化企业进入主板、创业板上市融资,鼓励已上市文化 企业通过公开增发、定向增发等再融资方式进行并购和重组,迅速做大做强。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发行企业债券。
(五)设立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按照有关管理办法,由中央财政注资引导,吸收国有骨干文化企业、大型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认购。基金由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实行市场化运作,通过股权投资等方式,推动资源重组和结构调整,促进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五、保障条件
(一)加强组织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将《规划》的实施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把《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建立相关的考核、评价和责任制度,作为评价地区发展水平、衡量发展质量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 容。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在党委宣传部门协调指导下,具体组织实施,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确保《规划》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 力,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要紧紧抓住转企改制、重塑市场主体这个中心环节,加快推进出版发行单位转企改制和兼并重组,加快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单位 和文艺院团转企改制,抓好党报党刊发行体制和广播电视节目制播分离改革。大力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建立统一高效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
(三)培养文化产业人才。继续抓好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 着力加强领军人物和各类专门人才的培养。继续办好经营管理人才培训班,培养一批熟悉市场经济规律,懂经营、善管理的人才。吸引财经、金融、科技等领域的优 秀人才进入文化产业领域。注重海外文化创意、研发、管理等高端人才的引进,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四)加强立法工作。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依法加强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规范管理。完善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严厉打击各类盗版侵权行为,促进国家文化创新能力建设。
Thursday, 21 January 2010
上海律師倡改16辱女漢字
葉滿天提出的16個辱女漢字分別是:娛、耍、婪、嫉、妒、嫌、佞、妄、妖、奴、妓、娼、奸、姘、婊和嫖。他認為這16個字都有貶意,讓人們在書寫或閱讀時,從視覺上覺得這些字與女性有根本聯繫,無形中降低了女性的評價。
指「嫖」應改為「彳不」
葉滿天表示,按《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嫖是玩弄娼妓的墮落行為。他認為,惡劣行為實施主體為男人, 不應在造字時「把污水潑在女人身上」。他建議改為「彳不」,從字面上就可以看出是兩個人做了社會不允許、不認可的事。他又建議「姦」字改為「犬行」,可以 向所有人表明「犬行」是一種獸行,相信更改這個字可減少20%強姦案。葉滿天聲稱自己的「造字」主張被政府採納的可能性很大,「但需要時間」。
持反對意見網友認為,因歷史上重男輕女,導致許多漢字有歧視女性成分;但改變重男輕女及其他歧視女性的落後習俗,關鍵還是要靠教育和法制。
現代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