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誕節食火雞，並非西方傳統，而是近代風俗。家裡布置聖誕樹、交換禮物、壁爐夜話、小孩在賓客面前彈唱演藝，也是近二百年的市民階級和城市核心家庭的風俗，不很古老。
聖誕大餐烤火雞，雞腹內釀栗子、薯仔等，伴以小椰菜、薯蓉和紅莓汁而食，看來豐盛，味道卻是不敢恭維，尤其是火雞肉質之粗糙，肉味之寡淡，可謂禽鳥之中最難食者。故此蘸火雞肉的醬汁，是聖誕大餐的成敗要素。
於歐洲人而言，聖誕無疑是本土與異域風俗的大雜燴，伯利恆、東方三博士、香料、神秘的聖尼古拉斯、鹿車、木製玩具和聖誕音樂，也不在乎另加一道異域飲食——火雞。火雞成為聖誕大餐，是由於出自異域，物以罕為貴，十六世紀由西班牙人從南美洲帶入歐洲，成為貴族盤中之物，當時誤以為此鳥經由土耳其運來，故名之為turkey。火雞未入歐洲之前，聖誕食鵝，山民偶然有鹿肉或野豬肉。即使後來上流社會時興食火雞，鵝仍是平民聖誕之美饌。
直至十九世紀，歐洲人生活艱苦，聖誕食鵝是大件事，甚至要平日每月給商販或鵝農供款，聖誕才儲到錢食肥鵝。「鵝會」(gooseclub)好似香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前的供「月餅會」，都是期貨的初期模樣。英國小說家查爾斯•狄更斯的《小氣財神》(《聖誕頌歌》A Christmas Carol 1843)裡面的卡樂捷(Cratchi)一家，正是鵝會的成員，月供幾便士(pennies)，聖誕可領鵝。第三章記載了他們煮鵝的情景：卡樂捷太太煮稠肉汁、彼德壓薯蓉、白蓮達太太煮甜蘋果醬、瑪莎擦碟。小孩坐定，人人口含鐵匙，準備大啖鵝肉。
旅居德國的時候，我也試過煮聖誕鵝(Weihnachtsgans)。煮的是好大、好便宜的波蘭急凍鵝，要漏夜放在暖氣管上解凍。塞入栗子、香草、蘋果、梨乾、橙肉、胡蘿蔔、洋蔥、蒜苗之類，放入焗爐一個半小時，鵝身抹鹽、肉桂粉、乾蒜粉，不時拿出來傾出肉汁。肉汁之後用小鑊煮稠，用紅椰菜、香草嫩薯仔伴碟。將蔬菜釀入鵝肚，有如放糧入倉，鵝烤得吱吱滴油，鵝肚又如滴水岩洞，蔬菜吸收肉汁，涓滴不失。這種聖誕鵝的煮法，一看便知是貧民之食：鵝雖大，鵝肉仍不夠分，於是將難食的蔬菜蘸滿鵝油調味，餵飽一家大小。
聖誕除了慶祝耶穌基督帶來福音之外，也是分享的時候，分享錢財、食物、歡樂、信仰。平安夜唱聖詩、報佳音，就是分享平安喜樂。即使不是基督徒，旅居海外，可以煮聖誕鵝、聽聖詩、入主教府望彌撒，亦是人生一大樂事。
陳雲
旅居德國的時候，我試過煮聖誕鵝(Weihnachtsgans)。煮的是好大、好便宜的波蘭急凍鵝，要漏夜放在暖氣管上解凍。塞入栗子、香草、蘋果、梨乾、橙肉、胡蘿蔔、洋蔥、蒜苗之類，放入焗爐一個半小時，鵝身抹鹽、肉桂粉、乾蒜粉，不時拿出來傾出肉汁。肉汁之後用小鑊煮稠，用紅椰菜、香草嫩薯仔伴碟。將蔬菜釀入鵝肚，有如放糧入倉，鵝烤得吱吱滴油，鵝肚又如滴水岩洞，蔬菜吸收肉汁，涓滴不失。這種聖誕鵝的煮法，一看便知是貧民之食：鵝雖大，鵝肉仍不夠分，於是將難食的蔬菜蘸滿鵝油調味，餵飽一家大小。
Monday 19 December 2011
官用簡體殘字，毒我香港城邦
作者 陳雲 | 三文治 – 2011年12月13日星期二上午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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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良景邨及上水火車站出現純用簡體字的香港警察告示，破壞香港公共語文慣例及香港文化傳統。良景邨的告示出自香港警務處新界北區總交通部，上水的簡體字告示牌由香港警務處、食物環境衛生署及北區民政事務處聯合發出。良景邨的告示牌之側，並無正楷版本。上水火車站欄杆上的告示，正楷漢字的告示與簡體字版本相間出現。然而，香港的官方告示從來不應用簡體字的，這是違反香港官方語言通則的。香港政府必須解釋，立法議會也必須質問。簡體字出現在警察告示牌上，香港人不能坐視不理。
即使港府託辭推諉，說用簡體字是要用來特地警告大陸人不要在行人路上踏單車及不要阻街或拋垃圾之類，也無此必要。
首先，任何入境者或新移民必須遵守當地法律，不得託辭不認識當地語文而不遵守法律，執法當局也絕不會因為犯案者不識得閱讀法令而不檢控之（但法官可以酌情處理）。更何況，文明社會的法律一般與道德原則並不相抵——亂拋垃圾、隨處便溺、亂擺雜物阻礙通道是必然犯法的，殺人放火的更不要說，一定於法不容。只有來自蠻夷地區的人，才會託辭不識得正楷漢字，而覺得香港可以隨處便溺、亂扔垃圾、亂堆雜物而不會被警察檢控。
上水的簡體字告示牌
其次，任何針對入境者或新移民所用的語文警告，除非是在海關、邊境或軍事區的嚴重警告（例如「越過軍事封鎖線者格殺勿論」之類），否則都不可特地用移民或旅客的語文而不附加當地的法定語文，否則就帶有歧視性質，違反民族平等的國際通則。香港出現純用簡體字的告示，擺明是歧視大陸人，大陸人看到，心裡絕對不好受。老實說，大陸人就喜歡香港用正楷漢字，過關看到正楷漢字，心裡特別踏實——終於來到自由法治之區。奶粉、藥物、化妝品上面看到英文和正楷漢字，知道是香港專用貨物，他們才放心購買的，看到簡體字反而一臉狐疑，不敢買了。
其三，筆者經常出入上水火車站，實地觀察，簡體字的警告牌毫無作用，上水火車站側的行人路上，依然亂擺水貨客的紙箱、四處堆了垃圾、鐵欄上也鎖滿了單車及運貨手推鐵車及皮箱——而且就在警告牌的後面。警告牌變了單車、手拖皮箱的遮陽板（見筆者拍攝的照片）。
其四，即使港府出於好心，要教化大陸人，也毋須使用簡體字告示。以屯門及上水出現的警察告示的內容而言，前者是「行人路上踏單車會被檢控」，後者是「貨物阻街 會被檢控，亂泊單車 會被清走，亂拋垃圾 罰款千五」，正楷漢字與簡體字相差不大，大陸人具備基本識字能力的，都應猜到字義，明白內容。若果加以詞句調整，根本毋須特別用簡體字的，例如屯門的告示，由於「檢控」並非大陸公安通行用語，真的要大陸人明白，用「控告」即可，變成「行人路上踏單車會被控告」，「控告」的漢字正楷，不須簡化，這是任何一位香港官署內的語文主任（language officer）都應具備的工作應變能力。
以此四條原則來推理，香港警務處及其他市政管理部門用簡體字告示，根本並無事先考慮其他選項，只是執意要在香港公共語文打破缺口，借助大陸人出沒為理由，樹立簡體字告示，偷偷地改變香港的官方語文慣例。香港市民習慣之後，官方將以簡體字是大陸人和香港人都能看得懂的共同文字為藉口，全面推行公共語文的漢字簡體化。
幾年前，香港鐵路公司在路軌上用簡體字告示，警告乘客不要橫過路軌——「危險，嚴禁進入路軌，違者罰款$5000」，這仍是有必要的，因為闖入路軌危及過路者的性命及鐵路的安全。然而，後來路軌上也同時出現正楷漢字告示牌，以示平等。至於在上水火車站的提示旅客到羅湖還是落馬洲的火車終點顯示，即使信息對大陸旅客非常重要，鐵路公司也堅持沿用正楷漢字，毫無改用簡體顯示之心。
屯門良景邨並非邊界，上水火車站側的行人路也並非大陸旅客的專用區，這是首次香港官方在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間使用中共的簡體字。香港並無明文規定法定語言的書寫及口音，也毋須如此規定，因為我們香港有自己的悠久傳統：開埠一百七十年以來，香港城邦的中文書寫方式是正楷漢字、官方交流語是廣府話，英文的拼寫方式是英式英文，官方交流語是皇室口音。（按：王朝中國、中華民國與香港城邦用的中文是正楷漢字，英文成為orthodox Chinese或traditional Chinese，並非「繁體字」。「繁體字」是中共推出簡體字之後捏造的歧視名詞，認為傳統漢字筆劃繁瑣）
屯門和上水出現簡體字告示，是香港文化的生死存亡之戰，退此一步，即無死所。凡我香港城邦市民，都應該口誅筆伐，不容半點退讓。至於港共的主事者，為了領一時之功，用簡體字侵入香港公共空間，毒害香港城邦，殺伐中華文化，他們是香港城邦的千古罪人，也是中華文化的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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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良景邨及上水火車站出現純用簡體字的香港警察告示，破壞香港公共語文慣例及香港文化傳統。良景邨的告示出自香港警務處新界北區總交通部，上水的簡體字告示牌由香港警務處、食物環境衛生署及北區民政事務處聯合發出。良景邨的告示牌之側，並無正楷版本。上水火車站欄杆上的告示，正楷漢字的告示與簡體字版本相間出現。然而，香港的官方告示從來不應用簡體字的，這是違反香港官方語言通則的。香港政府必須解釋，立法議會也必須質問。簡體字出現在警察告示牌上，香港人不能坐視不理。
即使港府託辭推諉，說用簡體字是要用來特地警告大陸人不要在行人路上踏單車及不要阻街或拋垃圾之類，也無此必要。
首先，任何入境者或新移民必須遵守當地法律，不得託辭不認識當地語文而不遵守法律，執法當局也絕不會因為犯案者不識得閱讀法令而不檢控之（但法官可以酌情處理）。更何況，文明社會的法律一般與道德原則並不相抵——亂拋垃圾、隨處便溺、亂擺雜物阻礙通道是必然犯法的，殺人放火的更不要說，一定於法不容。只有來自蠻夷地區的人，才會託辭不識得正楷漢字，而覺得香港可以隨處便溺、亂扔垃圾、亂堆雜物而不會被警察檢控。
上水的簡體字告示牌
其次，任何針對入境者或新移民所用的語文警告，除非是在海關、邊境或軍事區的嚴重警告（例如「越過軍事封鎖線者格殺勿論」之類），否則都不可特地用移民或旅客的語文而不附加當地的法定語文，否則就帶有歧視性質，違反民族平等的國際通則。香港出現純用簡體字的告示，擺明是歧視大陸人，大陸人看到，心裡絕對不好受。老實說，大陸人就喜歡香港用正楷漢字，過關看到正楷漢字，心裡特別踏實——終於來到自由法治之區。奶粉、藥物、化妝品上面看到英文和正楷漢字，知道是香港專用貨物，他們才放心購買的，看到簡體字反而一臉狐疑，不敢買了。
其三，筆者經常出入上水火車站，實地觀察，簡體字的警告牌毫無作用，上水火車站側的行人路上，依然亂擺水貨客的紙箱、四處堆了垃圾、鐵欄上也鎖滿了單車及運貨手推鐵車及皮箱——而且就在警告牌的後面。警告牌變了單車、手拖皮箱的遮陽板（見筆者拍攝的照片）。
其四，即使港府出於好心，要教化大陸人，也毋須使用簡體字告示。以屯門及上水出現的警察告示的內容而言，前者是「行人路上踏單車會被檢控」，後者是「貨物阻街 會被檢控，亂泊單車 會被清走，亂拋垃圾 罰款千五」，正楷漢字與簡體字相差不大，大陸人具備基本識字能力的，都應猜到字義，明白內容。若果加以詞句調整，根本毋須特別用簡體字的，例如屯門的告示，由於「檢控」並非大陸公安通行用語，真的要大陸人明白，用「控告」即可，變成「行人路上踏單車會被控告」，「控告」的漢字正楷，不須簡化，這是任何一位香港官署內的語文主任（language officer）都應具備的工作應變能力。
以此四條原則來推理，香港警務處及其他市政管理部門用簡體字告示，根本並無事先考慮其他選項，只是執意要在香港公共語文打破缺口，借助大陸人出沒為理由，樹立簡體字告示，偷偷地改變香港的官方語文慣例。香港市民習慣之後，官方將以簡體字是大陸人和香港人都能看得懂的共同文字為藉口，全面推行公共語文的漢字簡體化。
幾年前，香港鐵路公司在路軌上用簡體字告示，警告乘客不要橫過路軌——「危險，嚴禁進入路軌，違者罰款$5000」，這仍是有必要的，因為闖入路軌危及過路者的性命及鐵路的安全。然而，後來路軌上也同時出現正楷漢字告示牌，以示平等。至於在上水火車站的提示旅客到羅湖還是落馬洲的火車終點顯示，即使信息對大陸旅客非常重要，鐵路公司也堅持沿用正楷漢字，毫無改用簡體顯示之心。
屯門良景邨並非邊界，上水火車站側的行人路也並非大陸旅客的專用區，這是首次香港官方在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間使用中共的簡體字。香港並無明文規定法定語言的書寫及口音，也毋須如此規定，因為我們香港有自己的悠久傳統：開埠一百七十年以來，香港城邦的中文書寫方式是正楷漢字、官方交流語是廣府話，英文的拼寫方式是英式英文，官方交流語是皇室口音。（按：王朝中國、中華民國與香港城邦用的中文是正楷漢字，英文成為orthodox Chinese或traditional Chinese，並非「繁體字」。「繁體字」是中共推出簡體字之後捏造的歧視名詞，認為傳統漢字筆劃繁瑣）
屯門和上水出現簡體字告示，是香港文化的生死存亡之戰，退此一步，即無死所。凡我香港城邦市民，都應該口誅筆伐，不容半點退讓。至於港共的主事者，為了領一時之功，用簡體字侵入香港公共空間，毒害香港城邦，殺伐中華文化，他們是香港城邦的千古罪人，也是中華文化的千古罪人。
Friday 16 December 2011
葉輝 i-See主義 旺角黑夜的前世今生
2011年12月9日
釀成九死三十傷的花園街四級火彷彿提醒我們，在日間熙來攘往的旺角一角，入夜之後是一片荒涼地帶，「排檔」都收檔了，燈光很是昏暗，躲在暗處的攝錄機偶爾才拍到一兩個路過的行人，我們聽不見他們的腳步聲，也聽不見密集的「劏房」裏的鼾聲，只有在電視新聞的熊熊烈焰中，才驚覺這似曾相識的畫面，竟然是一個「旺角黑夜」的故事重演——這一小段無人地帶，原來擠住滿了那麼密集的人群。
從「排檔」到「劏房」，都僅僅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嗎？似乎是，也似乎不是。或者可以這樣說，那是一直沒有妥善處理的問題，那是一直沒有妥善處理的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旺角也經歷了百年滄桑，才演變成今天的模樣——據說這一小片地方如今已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平均密度每平方公里有十三萬人。
當旺角叫做芒角的時候
那麼，旺角從前是什麼地方？或者從街道的命名就可以略知一二，西洋菜街、通菜街、花園街乃至花墟道……其時旺角不叫旺角，叫芒角，那是種花種菜的地方；豉油街、煙廠街、醫局街、染布房街、洗衣街……那是開設醬油工場（冠珍園、華珍園、成形園、宜珍園……）的地方，也是開設洗衣染布作坊和煙廠的地方，還有一些醫院（廣生和醫院、廣華醫院，附設義莊，此所以也有不少長生店）的地方。
旺角一帶填了海，從前還有渡海碼頭，彌敦道也開通了，於是日漸繁盛了，有很多電影院（新華、麗斯、麗聲、域多利、凱聲、好世界……），有很多食肆（皇上皇、鄺達酒吧、旋轉餐廳、瓊華、龍鳳……），有好一些百貨公司（先施、大大、中僑、美美童裝……），這些舊式消費場所後來都逐漸消失了，都變成了商場，旺角也漸漸變身成今天的MK。
旺角也很有文化氣息，幾十年來都是文史哲書店林立的地方，從前大多開在奶路臣街，比如域多利戲院附近，就有一些賣舊書的攤檔，這一帶還有復與、精神、友聯、實用、南山……後來都開在西洋菜街，據說田園、樂文、學津、文星、紅葉、榆林、東岸等書店，乃好一些兩岸遊客慕名遊覽的景點。
是的，旺角不是一天建成的，這一小片地方經歷了很多滄桑變化，店舗也不知轉換了多少塊招牌，如今彷彿是一個轉車的地方，尤其是地鐵收車後的凌晨時分，小巴站林立之處是燈火通明的不夜天，可是轉入橫街，稍稍遠離轉車之處，卻是五十年不變的另一個「旺角黑夜」，是「排檔」和「劏房」最密集的角落，是慘劇在昏暗的黑夜裏一再上演的地方……
遠水如何救不了眼前烈焰
下任特首候選人梁振英說，香港土地面積有一千一百平方公里，只有7%用來解決住屋問題，這7%的土地上住了七百萬香港人，只要找到1%尚未開發的土地，就可以多住一百萬人……住屋問題其實也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老問題，的確須要注入可持續發展的新思維，方可將死結逐步鬆綁，要是維持一貫的知難而退，一切都是空談。
梁振英說法其實並不是沒有道理，但在現階段而言，無疑很取巧，問題是，開發1%的住屋用地，就等於增加現有的15%建屋量，那會不會是比「八萬五」更恐怖的想像？即使圓滿解決了一連串可預見的種種難題，也牽涉長達數十年的龐大工程，顯然不是五至十年特首任期可竟全功的——那是遠水，如何救近火？可以肯定的是，救不了，尤其救不了花園街一再上演的熊熊烈火。
旺角這塊小小的老區正是港島和老九龍（相對於界限街以北的所謂「新九龍」）的縮影，地小人多，既定利益者與寄生於「旺角黑夜」一角的邊緣人都擠在這個小小的老區，街頭小販和大牌檔被取締了，這裏便出現了大量呎租驚人的街頭小食舗王，僭建的天台屋被取締了，這裏便出現了大量呎租不菲的「劏房」。
旺角是一個嚴拒借用洗手間的無情之地，皆因租金愈來愈昂貴，洗手間狹小得容不下人有三急的人群，這樣的地方哪裏可擠出1%的土地？可以想像，重建一條波鞋街已是一波三折，要是重建女人街、重建「劏房」林立的花園街，談何容易？
釀成九死三十傷的花園街四級火彷彿提醒我們，在日間熙來攘往的旺角一角，入夜之後是一片荒涼地帶，「排檔」都收檔了，燈光很是昏暗，躲在暗處的攝錄機偶爾才拍到一兩個路過的行人，我們聽不見他們的腳步聲，也聽不見密集的「劏房」裏的鼾聲，只有在電視新聞的熊熊烈焰中，才驚覺這似曾相識的畫面，竟然是一個「旺角黑夜」的故事重演——這一小段無人地帶，原來擠住滿了那麼密集的人群。
從「排檔」到「劏房」，都僅僅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嗎？似乎是，也似乎不是。或者可以這樣說，那是一直沒有妥善處理的問題，那是一直沒有妥善處理的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旺角也經歷了百年滄桑，才演變成今天的模樣——據說這一小片地方如今已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平均密度每平方公里有十三萬人。
當旺角叫做芒角的時候
那麼，旺角從前是什麼地方？或者從街道的命名就可以略知一二，西洋菜街、通菜街、花園街乃至花墟道……其時旺角不叫旺角，叫芒角，那是種花種菜的地方；豉油街、煙廠街、醫局街、染布房街、洗衣街……那是開設醬油工場（冠珍園、華珍園、成形園、宜珍園……）的地方，也是開設洗衣染布作坊和煙廠的地方，還有一些醫院（廣生和醫院、廣華醫院，附設義莊，此所以也有不少長生店）的地方。
旺角一帶填了海，從前還有渡海碼頭，彌敦道也開通了，於是日漸繁盛了，有很多電影院（新華、麗斯、麗聲、域多利、凱聲、好世界……），有很多食肆（皇上皇、鄺達酒吧、旋轉餐廳、瓊華、龍鳳……），有好一些百貨公司（先施、大大、中僑、美美童裝……），這些舊式消費場所後來都逐漸消失了，都變成了商場，旺角也漸漸變身成今天的MK。
旺角也很有文化氣息，幾十年來都是文史哲書店林立的地方，從前大多開在奶路臣街，比如域多利戲院附近，就有一些賣舊書的攤檔，這一帶還有復與、精神、友聯、實用、南山……後來都開在西洋菜街，據說田園、樂文、學津、文星、紅葉、榆林、東岸等書店，乃好一些兩岸遊客慕名遊覽的景點。
是的，旺角不是一天建成的，這一小片地方經歷了很多滄桑變化，店舗也不知轉換了多少塊招牌，如今彷彿是一個轉車的地方，尤其是地鐵收車後的凌晨時分，小巴站林立之處是燈火通明的不夜天，可是轉入橫街，稍稍遠離轉車之處，卻是五十年不變的另一個「旺角黑夜」，是「排檔」和「劏房」最密集的角落，是慘劇在昏暗的黑夜裏一再上演的地方……
遠水如何救不了眼前烈焰
下任特首候選人梁振英說，香港土地面積有一千一百平方公里，只有7%用來解決住屋問題，這7%的土地上住了七百萬香港人，只要找到1%尚未開發的土地，就可以多住一百萬人……住屋問題其實也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老問題，的確須要注入可持續發展的新思維，方可將死結逐步鬆綁，要是維持一貫的知難而退，一切都是空談。
梁振英說法其實並不是沒有道理，但在現階段而言，無疑很取巧，問題是，開發1%的住屋用地，就等於增加現有的15%建屋量，那會不會是比「八萬五」更恐怖的想像？即使圓滿解決了一連串可預見的種種難題，也牽涉長達數十年的龐大工程，顯然不是五至十年特首任期可竟全功的——那是遠水，如何救近火？可以肯定的是，救不了，尤其救不了花園街一再上演的熊熊烈火。
旺角這塊小小的老區正是港島和老九龍（相對於界限街以北的所謂「新九龍」）的縮影，地小人多，既定利益者與寄生於「旺角黑夜」一角的邊緣人都擠在這個小小的老區，街頭小販和大牌檔被取締了，這裏便出現了大量呎租驚人的街頭小食舗王，僭建的天台屋被取締了，這裏便出現了大量呎租不菲的「劏房」。
旺角是一個嚴拒借用洗手間的無情之地，皆因租金愈來愈昂貴，洗手間狹小得容不下人有三急的人群，這樣的地方哪裏可擠出1%的土地？可以想像，重建一條波鞋街已是一波三折，要是重建女人街、重建「劏房」林立的花園街，談何容易？
Thursday 15 December 2011
重慶大廈演繹另一種全球化 ．陳立諾
香港重慶大廈有一百二十多個不同國籍的人同住，文化多元、民族平等，商品與資金經此進出南亞、非洲及第三世界，展現另一種全球化現象。港人林惠龍帶領業主改善環境，加強管理，塑造新形象，中國公安也來考察。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早上十一點，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站在彌敦道旁一個臨時搭起的台上，對傳媒有所感觸地說：「我認識一些少數族裔的朋友，他們說剛來到香港時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可是一來到重慶大廈就甚麼都有了。上一個月我來這裏探訪，和大廈業主立案法團委員見面，發現這裏已煥然一新。」
除了曾鈺成，還有中聯辦高層、油尖旺區議會主席等人，出席了重慶大廈五十週年華誕暨外牆工程竣工揭牌剪綵儀式。竣工典禮在重慶大廈出口處進行，人群擠在彌敦道一側觀看，氣氛很熱鬧。
重慶大廈是香港另類知名地標，門牌號碼：彌敦道三十六號至四十四號，座落於香港市中心黃金地段。大廈樓高十七層有九百二十個單位，有廉價賓館一百六十家共一千一百八十六間客房，有香港住宿最便宜的小旅館。最低的四層是商場（包括地庫一層），共有商鋪三百多個。大廈住了四千多人，主要是香港少數族裔，南亞和非洲裔人士最多，華人反而是少數。每日平均有一萬人出入重慶大廈。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教授麥高登(Gordon Mathews)曾斷斷續續在重慶大廈住了四年，研究不同種族聚居和交易現象，並寫成書《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重慶大廈》（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Chungking Mansions）。他翻查大廈各旅館登記名冊，統計出有一百二十九個不同國籍的人住過重慶大廈。
跨進重慶大廈，兩邊廂都是貨幣兌換店。再深入一點，就會聞到咖哩的飄香，目光所及盡是棕色皮膚的面孔，彷彿身處加爾各答；轉一個角落，就進行了一次時空穿越，狹窄的過道裏，黑色的面孔簇擁而至，恍如站在開普敦。這裏的住客以第三世界人士為主，他們大多提著行李帶一筆小錢從金沙薩、阿克拉或卡拉奇等地買一張機票飛到香港國際機場，然後直奔重慶大廈，把自己勾連上全球化的網絡。安頓下來後，他們會通過人際網絡打聽商貿情況，接觸中國貨品的供應商或親自到中國內地找貨源。採購的貨品小至幾百部包紮起來的手機或幾個裝在大袋裏的衣物，大至要用貨櫃船運。
更有能力和財力的，會出口原材料到中國大陸，再買工業產品回來。也有部分是政治難民，為逃避政治迫害而來到香港。另外的住客多來自第一世界地區如歐美或日本，他們以旅遊為目的，很多是背包客，硓帶著一本自助旅行手冊《Lonely Planet》；近年，隨著中國大陸自由行的開放，住在重慶大廈的中國內地旅客越來越多。
中國低端手機中轉站
麥高登認為重慶大廈如一個中央車站，小股商品與資金經此進出第三世界國家，是一種「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現象。他表示一些小商人每趟商貿活動可以賺取四百至一千三百美元不等。來自中國珠江三角洲一帶的中低端手機是重慶大廈這裏最能體現低端全球化意義的商品，也是最大宗的商品。商場裏有近一百家店鋪從事手機批發和零售生意，店主大多是華人，其次是南亞人，最主要的客戶則是非洲人。
在全球化光譜上，位於另一端的是高層全球化：跨國公司的大規模資金、精英階層在全球各地的流動。這種流動很多時候摻入國家權力的支持和博弈。來自全球各地的富人和精英們住在重慶大廈旁邊的五星級酒店喜來登、或是對面的半島酒店，這些酒店一晚的房租由幾百至上萬美元不等。
重慶大廈的舊址是名為「重慶市場」的一個商場，一批菲律賓華僑買下該處土地興建大廈，一九六零年開始賣樓花，一個一千平方呎單位售價約三萬元。大廈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落成，為紀念抗戰時國民政府把四川重慶設為陪都，決定以舊址之名稱為大廈冠名。重慶大廈當時是三面環海的豪宅，外牆有陽台，其商場是當年香港最大規模的。
到八十年代，附近英兵營房的印度士兵開始在大廈低層開餐館和電器店；樓上改被建成廉價賓館，原有的陽台被封住。重慶大廈漸漸變舊，牆身斑駁，外牆冷氣機滴水嚴重，下面的人行道熱天時經常濕漉漉的。
在香港人心目中，重慶大廈外型老土，是第三世界窮人聚居之地，人流複雜。在重慶大廈某個單位裏，戴著金色假髮扮演殺手的林青霞殺了幾個印度毒販，然後在逃跑時遇上失戀的扮演警察的金城武，但最終兩個人擦身而過，這是王家衛一九九四年上映的電影《重慶森林》中的情節。電影以重慶大廈為故事背景，影片裏大廈的通道和走廊陰暗昏沉，空氣裏潛藏著惴慄與危險，不同國籍的人往來穿梭，懷著不同目的趕往不同地點。
九十年代中期前，重慶大廈罪案頻發，盜竊、搶劫屢見不鮮，毒販、妓女常以這裏為大本營。加上年久失修，電線鋪設雜亂，大廈時常發生火災，又被港人稱為「火警大廈」。一般香港人過其門而不入，視為「他者」集中地。
「那時候翻開報紙，關於重慶大廈的新聞都是負面的。」重慶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現任主席林惠龍說。林身材中等，皮膚白篼，臉上帶著笑意，精神矍鑠，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九十年代中期以後，重慶大廈慢慢變得和以前不一樣。伴隨著中國經濟崛起的大環境，同時在林的努力和付出之下，重慶大廈的舊故事逐漸被改寫。
林惠龍的人生故事，和重慶大廈一樣具有傳奇性。
林祖籍福建福州，抗日時期出生。父親是福州航空公司專員，一九四九年隨公司飛到台灣，豈料不能再回來。林惠龍在大陸時是一名中文教師，因為工作出色被評為模範教師。一九七九年，她放棄國內工作來香港和失散多年的父親相見。她父親在重慶大廈開設玉石公司，積累了一筆財富。她和父親會面只有九天，她父親去了台灣在當地中風去世。林惠龍對亞洲週刊說：「父親沒有留下遺囑，所有財產都給後母那邊拿走，我分文不獲。我可以打官司取回屬於自己的部分，但我放棄了，後母那邊說我貪父親的錢，我就是要爭這一口氣！」她憶起這段往事尚未能完全釋懷。
已屆中年的林惠龍開始在香港打工，同時還要照顧才六、七歲的女兒。她同一時間做三份工作：白天在電子毡工作晚上在夜校教普通話中午還在飯堂兼職侍應。「教書時我女兒就一個人靜靜地坐在角落做功課。她很乖，很懂事，很小就懂一個人煮飯。」她欣慰地說。同時打三份工的生活持續九年，她用存起來的錢和兩個朋友合資買下重慶大廈一個有六個房間的單位，約一千平方呎。
明星鍾楚紅曾住這裏
「一九八八年六月買，不到六十萬元每個人湊二十萬元，接著改建成賓館，同年十一月二日開張。」林對於往事的細節部分記得很清楚，「買下單位是因為樓價低，地點好，想做旅客生意，賓館的第一批客人是一家荷蘭人」。自此，她一儲下錢就買重慶大廈的單位，把生活重心轉移到賓館經營方面。「B座五樓B一室是鍾楚紅家，這裏很多老居民是看著她長大的，她去選香港小姐後她家人就把單位賣掉搬走了，後來被人買來做賓館。」林惠龍笑說：「可是做得不怎麼樣，我就租來自己做賓館，留一個小房間和女兒一起住。」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一日，重慶大廈電力變壓房發生爆炸並引發五級大火。大廈停電停水十個晝夜。一向對重慶大廈現狀不聞不問又或感覺無能為力的業主們遭受不少損失，反而激發起他們的家園意識。林惠龍被業主們推選為大廈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帶頭解決問題。後來她更得到業主支持，從二千年起連任五屆法團主席。經過各方努力，半年之後重建了變壓房。
前港督彭定康伉儷前來參觀，惹起轟動。之後，彭定康還給林惠龍寫了封嘉許信。接著，林惠龍開始推動改善大廈衛生環境，以及安裝火災警報滅火系統。二零零零年，推行大維修工程及五年改善計劃。
王家衛偷拍電影
「九三年的時候，王家衛申請來重慶大廈拍電影，當時我做法團主席，擔心拍電影引起混亂，於是拒絕了他。他就進來偷拍，把旁邊的另一幢大廈也拍了進去。這部《重慶森林》反而讓重慶大廈名聲變大，多了不少外國客人。」林惠龍笑說：「我對來拍電影的態度就有了改變，上一年就批准Mr. Bean來重慶大廈拍了個多月，有委員卻認為這是特務電影，害怕外人誤會這裏有特務居住。」
其實重慶大廈並非是一座大廈，而是五幢大廈在一、二、三樓商場部分連接而成，四樓以上是分開的，因此重慶大廈的英文名Chungking Mansions是眾數（複數）。踏入二千年，在林惠龍領導之下大廈管理團隊著手改善治安問題。招攬一批有警務工作背景的人參與管理，設立先進的保安控制中心，陸續安裝了三百多個閉路電視鏡頭，週邊小巷亦被覆蓋。
「我們通過監控熒屏看到可能是販毒或吸毒的，就會立刻通知警方派人來；至於在商場大堂的妓女，會派保安人員去查問她，讓她不勝其煩，之後就不想到這裏來拉客了。」林惠龍談到她的另類管理方法。重慶大廈裏從事販毒、賣淫的給驅趕出去，加上更新了照明系統，整座大廈氛圍為之一新，一掃以往的陰暗昏眩。有時，警方偵查刑事案件時也要借助重慶大廈的閉路電視錄影。
林惠龍在重慶大廈共買了七個單位，一個自住，六個改成賓館有三十六個房間出租。她的賓館在大廈裏是檔次比較高的，房間大小約七、八十平方呎，一晚租金由三百至七百元（約九十美金）不等，隨淡旺季而定。「大廈賓館住客，印巴裔佔四分之一，非洲裔佔四分之一，其他是中國人，歐美的客人少了，可能跟那邊的經濟不好有關係。」至於自己的賓館她表示：「上一年日本客佔七成，今年中國客佔七成。」
「重慶大廈落成以來，外牆從未維修過，今年是第一次進行外牆維修。工程主要是拆除向著彌敦道的外牆冷氣機、鞏固外牆。」林惠龍說。
二成非洲手機來源地
剪綵儀式進行的時候，緊密的商貿活動正在大廈一、二樓商場進行著。二樓商場大部分店舖都從事手機批發生意，不少店舖門口職員正在把廉價電話包裝到一個大箱裏，然後用黃色膠帶封起來。「重慶大廈有五分之一的賓館是專招待非洲客的，因為不同人種有不同的體味。」林惠龍說：「這幾年中國跟非洲的交往多了，很多非洲人住在這裏，到中國買貨，非洲手機有二成是從重慶大廈這裏運過去的。」
「手機都是空運回去，週期比較短，款式更新很快。」Diallo Mohamed Ali說。「其他電子產品就用貨櫃運回非洲，在幾內亞、莫桑比克、安哥拉銷售。平均利潤率百分之五至七，主要是量要大。」三十七歲的Ali是西非幾內亞人，零九年來香港。他是香港非洲人團體主席。這個團體是非牟利組織，為非洲人提供協助和商務諮詢，交港幣二十元會費就可以加入。重慶大廈不少商人都加入了這個組織。
Ali說把公司設在香港不直接到中國大陸去，是因為香港是一個法治地區而且實行自由貿易政策。
二零零七年，重慶大廈被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為亞洲「最佳全球一體化例子」，認為其環境充分體現了文化多元、民族平等、和平共存。從這種意義看，重慶大廈不只是一座大廈，而是一個小社區。「內地公安部門有時會來這裏參觀交流，看看我們怎樣管理多種族的聚居，前年廣州就有黑人族群被歧視而上街示威。」重慶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管理處高級經理梁錦華對於不同族群的治理，有三個心得：「一是掌握溝通方法，有些宗教有族長制度，有事可以先找族長；二是推行措施要考慮週詳，譬如有些洗手間要設有洗屁股的設施，貼出通告時要多國文字具備如巴基斯坦文、印度文等都要有；三是尊重，不要摸人的頭，不要亂拍照。」
在重慶大廈出入的人膚色不同習俗也不同，不時有小摩擦，但在有效的大廈管理之下大都能做到和諧共融，以賺錢致富為目標。Mike就是一個成功致富的例子。他是印度人，一九六七年來香港。九年多後累積了第一桶金，開始在重慶大廈開設自己的店鋪，從中國大陸進口手錶出口到南亞和非洲。
林惠龍說：「Mike起初在重慶大廈幫人做跑腿，現在已有過億財產，住在半山。有十八個單位，是重慶大廈其中一個大業主。」Mike能說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同時有香港和印度身份證，但他說：「我不是香港人也不是印度人，我是重慶人。」
麥高登指出重慶大廈為第三世界人士提供了一個由貧變富的機會，是一道邁向中產階級之梯。他說：「很多香港人都害怕來這裏，我想說明，當我們看到非洲及南亞人在大廈出入時，他們其實是當地的成功人士；而重慶大廈就是他們的天堂。」
第三世界夢想之地
其實，由貧變富並非一件容易的事，來到重慶大廈只是跨出成功的第一步。這是一場競賽，有很多人落敗而回，在供應鏈和銷售鏈的其中一環出了錯就有可能血本無歸。當然並非所有住在重慶大廈的第三世界來客都是為了做生意，不少人是為了找工作。他們有的被迫返回家鄉；有的簽證已過期但冒險留下來打零工；有的則以申請政治難民為由住在重慶大廈。前一陣子其中一些人收取港幣一千元幫人排隊搶購iPone 4s，曾被香港一家傳媒追蹤報道。更有一些做妓女，所得維持生活之後主要匯回家鄉接濟親人。
「做生意賺到錢的，都會在家鄉建大屋。」香港非洲人團體副主席Steve對亞洲週刊說。Steve，三十七歲，西非加納人，現租住重慶大廈一個房間。他二零零五年來香港，主要把中國的成衣和電子產品運回非洲出售。「非洲那邊對手機、電腦、二手車、電單車、成衣等有很大的需求，一部手機來價港幣二百元，在非洲可以賣到一千元。」
重慶大廈為何可以在低層全球化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麥高登認為有三個原因：一是最有購買力的本地香港人不願光顧使大廈租金比香港其他地方低廉；二是第三世界的人入境香港容易；三是中國南部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
第三世界小商人以牟利為目的的行為，讓小宗商品和資金通過重慶大廈這個位於第一世界的節點，在第三世界之間流動起來。「低層全球化」現象彌補了「高層全球化」的不足之處，當很多人都在從事類似的行為時，很多小宗商品和資金繍加起來，長年累月即達到規模效應，逐漸惠及佔全球人口七成的第三世界。重慶大廈亦因此聲名遠播，尤其在非洲和南亞。Steve說：「我們加納那邊都知道Chungking Mansions，他們以為是一座城市，來到一看才啊的一聲說怎麼只是一座大廈。」
麥高登對重慶大廈的管理讚不絕口：「我十分感激大廈法團管理，在這十年間升級大廈和改善管理，延長大廈的壽命及改變它在港人心目中的形象；我預期大廈仍能以其獨有模式延續下去，若香港失去這地方將會十分可惜。」
在低層全球化的進程中，重慶大廈是一個重要的平台，小商人們在這平台上盡情揮灑自己的營商才能，而林惠龍則扮演一個管家般的角色，維持平台的流暢運作。為重慶大廈裏的非洲同胞問題經常與林惠龍接觸的Steve說：「林主席果斷，很有領導能力。」
林惠龍說：「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每當他回首往事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悔恨，也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羞恥。」這是前蘇聯知名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主人翁保爾‧柯察金說的一句話，中國大陸那段狂熱年代風行的事物在她身上打下印記，而她攫取了其中積極的部分織入自己的人生。
她打理自己的賓館生意，並且積極參與社區工作，她的名片上印滿油尖旺區多個委員會的名銜。為社區服務使她獲得香港社會廣泛的認同。二零零九年，香港特首曾蔭權頒發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給林惠龍。她的人生在重慶大廈取得成功，一談起重慶大廈，她就充滿自豪感：「第三世界來的人不知道有半島酒店，但沒有人不曉得重慶大廈。」
一批商人和一個女人的奮鬥，最初只是為一己命運而努力，最終卻改善了更為廣闊的人們的生活。
竣工典禮結束之後，人潮散去，我們在大廈門口遇到Richard Lamb。一說起重慶大廈，Lamb就表現得很雀躍：「重慶大廈非常有個性，又夠多元化，你看週圍都是高樓，越建越高，全都一模一樣。」他帶我們到他住的房間參觀，等電梯等了很久才來到十六樓的一間旅舍。旅舍的牆上貼著幾張紙，用很大的黑體字寫著：「$65 up」。Lamb指著床鋪說：「二十多年前我來香港，一個床位只需二十五元。」
他表示每次來香港都會住在重慶大廈，以這裏為落腳點，出發到週邊地區旅行，然後再回來這裏。目前這個階段，他已陸陸續續在香港住了三年多，他說十二月中會回澳洲，過聖誕節。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早上十一點，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站在彌敦道旁一個臨時搭起的台上，對傳媒有所感觸地說：「我認識一些少數族裔的朋友，他們說剛來到香港時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可是一來到重慶大廈就甚麼都有了。上一個月我來這裏探訪，和大廈業主立案法團委員見面，發現這裏已煥然一新。」
除了曾鈺成，還有中聯辦高層、油尖旺區議會主席等人，出席了重慶大廈五十週年華誕暨外牆工程竣工揭牌剪綵儀式。竣工典禮在重慶大廈出口處進行，人群擠在彌敦道一側觀看，氣氛很熱鬧。
重慶大廈是香港另類知名地標，門牌號碼：彌敦道三十六號至四十四號，座落於香港市中心黃金地段。大廈樓高十七層有九百二十個單位，有廉價賓館一百六十家共一千一百八十六間客房，有香港住宿最便宜的小旅館。最低的四層是商場（包括地庫一層），共有商鋪三百多個。大廈住了四千多人，主要是香港少數族裔，南亞和非洲裔人士最多，華人反而是少數。每日平均有一萬人出入重慶大廈。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教授麥高登(Gordon Mathews)曾斷斷續續在重慶大廈住了四年，研究不同種族聚居和交易現象，並寫成書《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重慶大廈》（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Chungking Mansions）。他翻查大廈各旅館登記名冊，統計出有一百二十九個不同國籍的人住過重慶大廈。
跨進重慶大廈，兩邊廂都是貨幣兌換店。再深入一點，就會聞到咖哩的飄香，目光所及盡是棕色皮膚的面孔，彷彿身處加爾各答；轉一個角落，就進行了一次時空穿越，狹窄的過道裏，黑色的面孔簇擁而至，恍如站在開普敦。這裏的住客以第三世界人士為主，他們大多提著行李帶一筆小錢從金沙薩、阿克拉或卡拉奇等地買一張機票飛到香港國際機場，然後直奔重慶大廈，把自己勾連上全球化的網絡。安頓下來後，他們會通過人際網絡打聽商貿情況，接觸中國貨品的供應商或親自到中國內地找貨源。採購的貨品小至幾百部包紮起來的手機或幾個裝在大袋裏的衣物，大至要用貨櫃船運。
更有能力和財力的，會出口原材料到中國大陸，再買工業產品回來。也有部分是政治難民，為逃避政治迫害而來到香港。另外的住客多來自第一世界地區如歐美或日本，他們以旅遊為目的，很多是背包客，硓帶著一本自助旅行手冊《Lonely Planet》；近年，隨著中國大陸自由行的開放，住在重慶大廈的中國內地旅客越來越多。
中國低端手機中轉站
麥高登認為重慶大廈如一個中央車站，小股商品與資金經此進出第三世界國家，是一種「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現象。他表示一些小商人每趟商貿活動可以賺取四百至一千三百美元不等。來自中國珠江三角洲一帶的中低端手機是重慶大廈這裏最能體現低端全球化意義的商品，也是最大宗的商品。商場裏有近一百家店鋪從事手機批發和零售生意，店主大多是華人，其次是南亞人，最主要的客戶則是非洲人。
在全球化光譜上，位於另一端的是高層全球化：跨國公司的大規模資金、精英階層在全球各地的流動。這種流動很多時候摻入國家權力的支持和博弈。來自全球各地的富人和精英們住在重慶大廈旁邊的五星級酒店喜來登、或是對面的半島酒店，這些酒店一晚的房租由幾百至上萬美元不等。
重慶大廈的舊址是名為「重慶市場」的一個商場，一批菲律賓華僑買下該處土地興建大廈，一九六零年開始賣樓花，一個一千平方呎單位售價約三萬元。大廈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落成，為紀念抗戰時國民政府把四川重慶設為陪都，決定以舊址之名稱為大廈冠名。重慶大廈當時是三面環海的豪宅，外牆有陽台，其商場是當年香港最大規模的。
到八十年代，附近英兵營房的印度士兵開始在大廈低層開餐館和電器店；樓上改被建成廉價賓館，原有的陽台被封住。重慶大廈漸漸變舊，牆身斑駁，外牆冷氣機滴水嚴重，下面的人行道熱天時經常濕漉漉的。
在香港人心目中，重慶大廈外型老土，是第三世界窮人聚居之地，人流複雜。在重慶大廈某個單位裏，戴著金色假髮扮演殺手的林青霞殺了幾個印度毒販，然後在逃跑時遇上失戀的扮演警察的金城武，但最終兩個人擦身而過，這是王家衛一九九四年上映的電影《重慶森林》中的情節。電影以重慶大廈為故事背景，影片裏大廈的通道和走廊陰暗昏沉，空氣裏潛藏著惴慄與危險，不同國籍的人往來穿梭，懷著不同目的趕往不同地點。
九十年代中期前，重慶大廈罪案頻發，盜竊、搶劫屢見不鮮，毒販、妓女常以這裏為大本營。加上年久失修，電線鋪設雜亂，大廈時常發生火災，又被港人稱為「火警大廈」。一般香港人過其門而不入，視為「他者」集中地。
「那時候翻開報紙，關於重慶大廈的新聞都是負面的。」重慶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現任主席林惠龍說。林身材中等，皮膚白篼，臉上帶著笑意，精神矍鑠，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九十年代中期以後，重慶大廈慢慢變得和以前不一樣。伴隨著中國經濟崛起的大環境，同時在林的努力和付出之下，重慶大廈的舊故事逐漸被改寫。
林惠龍的人生故事，和重慶大廈一樣具有傳奇性。
林祖籍福建福州，抗日時期出生。父親是福州航空公司專員，一九四九年隨公司飛到台灣，豈料不能再回來。林惠龍在大陸時是一名中文教師，因為工作出色被評為模範教師。一九七九年，她放棄國內工作來香港和失散多年的父親相見。她父親在重慶大廈開設玉石公司，積累了一筆財富。她和父親會面只有九天，她父親去了台灣在當地中風去世。林惠龍對亞洲週刊說：「父親沒有留下遺囑，所有財產都給後母那邊拿走，我分文不獲。我可以打官司取回屬於自己的部分，但我放棄了，後母那邊說我貪父親的錢，我就是要爭這一口氣！」她憶起這段往事尚未能完全釋懷。
已屆中年的林惠龍開始在香港打工，同時還要照顧才六、七歲的女兒。她同一時間做三份工作：白天在電子毡工作晚上在夜校教普通話中午還在飯堂兼職侍應。「教書時我女兒就一個人靜靜地坐在角落做功課。她很乖，很懂事，很小就懂一個人煮飯。」她欣慰地說。同時打三份工的生活持續九年，她用存起來的錢和兩個朋友合資買下重慶大廈一個有六個房間的單位，約一千平方呎。
明星鍾楚紅曾住這裏
「一九八八年六月買，不到六十萬元每個人湊二十萬元，接著改建成賓館，同年十一月二日開張。」林對於往事的細節部分記得很清楚，「買下單位是因為樓價低，地點好，想做旅客生意，賓館的第一批客人是一家荷蘭人」。自此，她一儲下錢就買重慶大廈的單位，把生活重心轉移到賓館經營方面。「B座五樓B一室是鍾楚紅家，這裏很多老居民是看著她長大的，她去選香港小姐後她家人就把單位賣掉搬走了，後來被人買來做賓館。」林惠龍笑說：「可是做得不怎麼樣，我就租來自己做賓館，留一個小房間和女兒一起住。」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一日，重慶大廈電力變壓房發生爆炸並引發五級大火。大廈停電停水十個晝夜。一向對重慶大廈現狀不聞不問又或感覺無能為力的業主們遭受不少損失，反而激發起他們的家園意識。林惠龍被業主們推選為大廈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帶頭解決問題。後來她更得到業主支持，從二千年起連任五屆法團主席。經過各方努力，半年之後重建了變壓房。
前港督彭定康伉儷前來參觀，惹起轟動。之後，彭定康還給林惠龍寫了封嘉許信。接著，林惠龍開始推動改善大廈衛生環境，以及安裝火災警報滅火系統。二零零零年，推行大維修工程及五年改善計劃。
王家衛偷拍電影
「九三年的時候，王家衛申請來重慶大廈拍電影，當時我做法團主席，擔心拍電影引起混亂，於是拒絕了他。他就進來偷拍，把旁邊的另一幢大廈也拍了進去。這部《重慶森林》反而讓重慶大廈名聲變大，多了不少外國客人。」林惠龍笑說：「我對來拍電影的態度就有了改變，上一年就批准Mr. Bean來重慶大廈拍了個多月，有委員卻認為這是特務電影，害怕外人誤會這裏有特務居住。」
其實重慶大廈並非是一座大廈，而是五幢大廈在一、二、三樓商場部分連接而成，四樓以上是分開的，因此重慶大廈的英文名Chungking Mansions是眾數（複數）。踏入二千年，在林惠龍領導之下大廈管理團隊著手改善治安問題。招攬一批有警務工作背景的人參與管理，設立先進的保安控制中心，陸續安裝了三百多個閉路電視鏡頭，週邊小巷亦被覆蓋。
「我們通過監控熒屏看到可能是販毒或吸毒的，就會立刻通知警方派人來；至於在商場大堂的妓女，會派保安人員去查問她，讓她不勝其煩，之後就不想到這裏來拉客了。」林惠龍談到她的另類管理方法。重慶大廈裏從事販毒、賣淫的給驅趕出去，加上更新了照明系統，整座大廈氛圍為之一新，一掃以往的陰暗昏眩。有時，警方偵查刑事案件時也要借助重慶大廈的閉路電視錄影。
林惠龍在重慶大廈共買了七個單位，一個自住，六個改成賓館有三十六個房間出租。她的賓館在大廈裏是檔次比較高的，房間大小約七、八十平方呎，一晚租金由三百至七百元（約九十美金）不等，隨淡旺季而定。「大廈賓館住客，印巴裔佔四分之一，非洲裔佔四分之一，其他是中國人，歐美的客人少了，可能跟那邊的經濟不好有關係。」至於自己的賓館她表示：「上一年日本客佔七成，今年中國客佔七成。」
「重慶大廈落成以來，外牆從未維修過，今年是第一次進行外牆維修。工程主要是拆除向著彌敦道的外牆冷氣機、鞏固外牆。」林惠龍說。
二成非洲手機來源地
剪綵儀式進行的時候，緊密的商貿活動正在大廈一、二樓商場進行著。二樓商場大部分店舖都從事手機批發生意，不少店舖門口職員正在把廉價電話包裝到一個大箱裏，然後用黃色膠帶封起來。「重慶大廈有五分之一的賓館是專招待非洲客的，因為不同人種有不同的體味。」林惠龍說：「這幾年中國跟非洲的交往多了，很多非洲人住在這裏，到中國買貨，非洲手機有二成是從重慶大廈這裏運過去的。」
「手機都是空運回去，週期比較短，款式更新很快。」Diallo Mohamed Ali說。「其他電子產品就用貨櫃運回非洲，在幾內亞、莫桑比克、安哥拉銷售。平均利潤率百分之五至七，主要是量要大。」三十七歲的Ali是西非幾內亞人，零九年來香港。他是香港非洲人團體主席。這個團體是非牟利組織，為非洲人提供協助和商務諮詢，交港幣二十元會費就可以加入。重慶大廈不少商人都加入了這個組織。
Ali說把公司設在香港不直接到中國大陸去，是因為香港是一個法治地區而且實行自由貿易政策。
二零零七年，重慶大廈被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為亞洲「最佳全球一體化例子」，認為其環境充分體現了文化多元、民族平等、和平共存。從這種意義看，重慶大廈不只是一座大廈，而是一個小社區。「內地公安部門有時會來這裏參觀交流，看看我們怎樣管理多種族的聚居，前年廣州就有黑人族群被歧視而上街示威。」重慶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管理處高級經理梁錦華對於不同族群的治理，有三個心得：「一是掌握溝通方法，有些宗教有族長制度，有事可以先找族長；二是推行措施要考慮週詳，譬如有些洗手間要設有洗屁股的設施，貼出通告時要多國文字具備如巴基斯坦文、印度文等都要有；三是尊重，不要摸人的頭，不要亂拍照。」
在重慶大廈出入的人膚色不同習俗也不同，不時有小摩擦，但在有效的大廈管理之下大都能做到和諧共融，以賺錢致富為目標。Mike就是一個成功致富的例子。他是印度人，一九六七年來香港。九年多後累積了第一桶金，開始在重慶大廈開設自己的店鋪，從中國大陸進口手錶出口到南亞和非洲。
林惠龍說：「Mike起初在重慶大廈幫人做跑腿，現在已有過億財產，住在半山。有十八個單位，是重慶大廈其中一個大業主。」Mike能說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同時有香港和印度身份證，但他說：「我不是香港人也不是印度人，我是重慶人。」
麥高登指出重慶大廈為第三世界人士提供了一個由貧變富的機會，是一道邁向中產階級之梯。他說：「很多香港人都害怕來這裏，我想說明，當我們看到非洲及南亞人在大廈出入時，他們其實是當地的成功人士；而重慶大廈就是他們的天堂。」
第三世界夢想之地
其實，由貧變富並非一件容易的事，來到重慶大廈只是跨出成功的第一步。這是一場競賽，有很多人落敗而回，在供應鏈和銷售鏈的其中一環出了錯就有可能血本無歸。當然並非所有住在重慶大廈的第三世界來客都是為了做生意，不少人是為了找工作。他們有的被迫返回家鄉；有的簽證已過期但冒險留下來打零工；有的則以申請政治難民為由住在重慶大廈。前一陣子其中一些人收取港幣一千元幫人排隊搶購iPone 4s，曾被香港一家傳媒追蹤報道。更有一些做妓女，所得維持生活之後主要匯回家鄉接濟親人。
「做生意賺到錢的，都會在家鄉建大屋。」香港非洲人團體副主席Steve對亞洲週刊說。Steve，三十七歲，西非加納人，現租住重慶大廈一個房間。他二零零五年來香港，主要把中國的成衣和電子產品運回非洲出售。「非洲那邊對手機、電腦、二手車、電單車、成衣等有很大的需求，一部手機來價港幣二百元，在非洲可以賣到一千元。」
重慶大廈為何可以在低層全球化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麥高登認為有三個原因：一是最有購買力的本地香港人不願光顧使大廈租金比香港其他地方低廉；二是第三世界的人入境香港容易；三是中國南部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
第三世界小商人以牟利為目的的行為，讓小宗商品和資金通過重慶大廈這個位於第一世界的節點，在第三世界之間流動起來。「低層全球化」現象彌補了「高層全球化」的不足之處，當很多人都在從事類似的行為時，很多小宗商品和資金繍加起來，長年累月即達到規模效應，逐漸惠及佔全球人口七成的第三世界。重慶大廈亦因此聲名遠播，尤其在非洲和南亞。Steve說：「我們加納那邊都知道Chungking Mansions，他們以為是一座城市，來到一看才啊的一聲說怎麼只是一座大廈。」
麥高登對重慶大廈的管理讚不絕口：「我十分感激大廈法團管理，在這十年間升級大廈和改善管理，延長大廈的壽命及改變它在港人心目中的形象；我預期大廈仍能以其獨有模式延續下去，若香港失去這地方將會十分可惜。」
在低層全球化的進程中，重慶大廈是一個重要的平台，小商人們在這平台上盡情揮灑自己的營商才能，而林惠龍則扮演一個管家般的角色，維持平台的流暢運作。為重慶大廈裏的非洲同胞問題經常與林惠龍接觸的Steve說：「林主席果斷，很有領導能力。」
林惠龍說：「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每當他回首往事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悔恨，也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羞恥。」這是前蘇聯知名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主人翁保爾‧柯察金說的一句話，中國大陸那段狂熱年代風行的事物在她身上打下印記，而她攫取了其中積極的部分織入自己的人生。
她打理自己的賓館生意，並且積極參與社區工作，她的名片上印滿油尖旺區多個委員會的名銜。為社區服務使她獲得香港社會廣泛的認同。二零零九年，香港特首曾蔭權頒發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給林惠龍。她的人生在重慶大廈取得成功，一談起重慶大廈，她就充滿自豪感：「第三世界來的人不知道有半島酒店，但沒有人不曉得重慶大廈。」
一批商人和一個女人的奮鬥，最初只是為一己命運而努力，最終卻改善了更為廣闊的人們的生活。
竣工典禮結束之後，人潮散去，我們在大廈門口遇到Richard Lamb。一說起重慶大廈，Lamb就表現得很雀躍：「重慶大廈非常有個性，又夠多元化，你看週圍都是高樓，越建越高，全都一模一樣。」他帶我們到他住的房間參觀，等電梯等了很久才來到十六樓的一間旅舍。旅舍的牆上貼著幾張紙，用很大的黑體字寫著：「$65 up」。Lamb指著床鋪說：「二十多年前我來香港，一個床位只需二十五元。」
他表示每次來香港都會住在重慶大廈，以這裏為落腳點，出發到週邊地區旅行，然後再回來這裏。目前這個階段，他已陸陸續續在香港住了三年多，他說十二月中會回澳洲，過聖誕節。
Thursday 8 December 2011
周日話題﹕人們如何吃掉自己 ——關於《天與地》的隱喻
BY 韓麗珠
【明報專訊】據說，那齣電視劇有一個人吃人的場面，我一直在想像，那會如何呈現，直至我開啟網站裏的熒光幕，發現那是一個支撐整齣劇集的巨大隱喻，關於人們如何逐漸吃掉曾經美好的他人、社會和自我，這使我忍不住一直看下去。
贖罪者、吃人者和盲目者
他們本來一起夾band，然後起行征服雪山，被大風雪圍困，四野無人，求救無門，飢寒交迫的情下，傷重而還沒有死去的家明，便被其餘三人瓜分果腹。作為樂隊的核心人物，家明對音樂的熱誠和理想的追求最熱切，在各人被現實環境而對前路充滿懷疑時發揮凝聚維繫的作用，被三人分吃了的，其實不止一個人，還有他們投身樂隊時懷單純理想和盼望的，那一部分的自己。
三人從雪山下來後分道揚鑣。提議吃人的鼓佬，在事件發生後悔疚不已，以贖罪者的心態，加入工會為被剝削的工人爭取權益，在一次抗爭中絕食時，被同行伙伴苦勸以身體為重，他卻以堅定的言辭，表示自己寧願活生生餓死，也不會放棄。同時，觀眾卻可以透過鏡頭，看到在他的想像裏，與他爭辯的，再也不是伙伴，而是當年力勸友人吃掉同伴的自己。矛盾一直存在於他心裏，令他鄙視痛恨的。在雪山事件後炒賣黑巿期指成了富戶的黑仔，其實只是他不願面對的自己的投射而已。
本來視金錢為俗物的黑仔，被鼓佬說服吃了同伴之後，似乎完全順從了內心黑暗殘暴的面向，無論是親近如情人，或疏遠如散戶，也盡情欺騙壓榨，以獲得最大的利益。在隱喻裏，他擔當「吃人者」的角色，但每一次當他想起家明（那被他吃掉了的某部分自己），他的鼻血還是會而下。身體在提示他，深藏的不安還沒有過去。
事件後失憶的Ronnie，則代表一種盲目的力量。在雪山上，當黑仔或鼓佬為了吃或不吃而爭持不休，發高熱的他，在無意識情下，已手起刀落，宰了家明。下山後，他卻完全失去那一部分的記憶，在三人之中，他活得最輕鬆自在，在華爾街當精算師後，被高薪挖角回流香港，很快，他便以投資所得賺取足夠金錢提早退休（他既不是名正言順地行惡的股巿大鱷，也不存在良心責備，但投資所獲利益，其實也就是別人在股巿上輸掉了的金錢），而且擁有像夢幻般幸福的家庭。他過的生活是不少人的夢想和渴望，但諷刺的是，這全依仗對自己的殘忍一無所覺，才能得到。
美好只存在於消逝了的時空
鏡頭一直帶領觀眾出入於角色的心象和現實的景像之間，有時候是明顯不過的時空跳接，有時候，現實的景觀，便是他們的心象，例如窗外的風光。
始終無法忘記早逝愛人家明的梓恩，在許多失眠的晚上獨坐寬闊的窗子前，窗外是伸手可及的低矮而殘舊的樓宇；鼓佬在家裏做飯或在工會辦公室深宵加班，窗外都是面目骯髒悲哀，仍未拆卸的唐樓；黑仔較富裕，家中有寬敞的露台，可以看見一角面積較大的天空，但對面近在咫尺的大廈，仍然充滿壓迫感；只有Ronnie的家，舒適潔淨，鏡頭卻從未轉向窗外（直至他先天性的眼疾逐漸嚴重，而閉目練習觸摸點字時，觀眾才看到他身旁的窗子，外面是典型東方之珠式的高樓大廈璀璨燈光）。在看不到窗外的室內所上演的一幕幕和諧溫馨家庭戲碼，跟他的妻子為了給他的目盲作準備而一再到街上練習駕駛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當他染疾的眼睛漸漸被黑暗包圍，而不得不探索內在深處的記憶盲點，駕駛技術欠佳的妻子也不得不離開安全的房子，狼狽地在車窗外兇險的街道找尋出路。
鏡頭在過去和現在的兩個時空之間來回跳接，在劇集裏，美好光明，令人珍惜的東西只存在於已經消逝的過去。年少的時空裏，仍然活的家明，是鋪設電話線的職員（他的職業和以積極正面能量感染四周的本人相對應），梓恩在街上，依靠家明接通電話到Dr. Dylan主持的電台節目，點唱給吵架中的友人鼓佬和女友詠儀，希望二人和好；現在的時空裏，宣揚音樂和人生同樣應該抱時Rock n Roll精神「獨立精神、抗拒建制、自由、愛、勇往直前」的Dr. Dylan卻被電台高層認為不合時宜而辭退。在劇集裏，擁抱「獨立精神、抗拒建制、自由、愛、勇往直前」的Dr. Dylan其實跟早已死去的家明，同樣被刻劃得薄弱而片面，他們的作用是為其餘角色提供一種心理補償，一種緬懷過去的理由，使其餘角色面對滿目瘡痍的當下和自身，仍保有一個原因，不願妥協。
他人只是自我蒼白的投射
劇集的開首，吃人場面還沒有出現之前，是兩位女角梓恩和詠儀在迷失的感情關係裏進行尋索的情節。梓恩戀上了不斷對她說「生活中已經有許多挫折，我們不要輕易妥協」的情人，但跟他做愛之後，卻因為丟了手上婚戒而慌忙翻遍屋子；詠儀坐在情人的車子上，過了愉快的一晚後，看見路旁被吹翻了的印有丈夫照片的橫額，仍忍不住下車整理。
我想知道的是，作為人吃人事件的旁觀者/受害者，劇中的女性被放置在怎樣的位置。
【明報專訊】據說，那齣電視劇有一個人吃人的場面，我一直在想像，那會如何呈現，直至我開啟網站裏的熒光幕，發現那是一個支撐整齣劇集的巨大隱喻，關於人們如何逐漸吃掉曾經美好的他人、社會和自我，這使我忍不住一直看下去。
贖罪者、吃人者和盲目者
他們本來一起夾band，然後起行征服雪山，被大風雪圍困，四野無人，求救無門，飢寒交迫的情下，傷重而還沒有死去的家明，便被其餘三人瓜分果腹。作為樂隊的核心人物，家明對音樂的熱誠和理想的追求最熱切，在各人被現實環境而對前路充滿懷疑時發揮凝聚維繫的作用，被三人分吃了的，其實不止一個人，還有他們投身樂隊時懷單純理想和盼望的，那一部分的自己。
三人從雪山下來後分道揚鑣。提議吃人的鼓佬，在事件發生後悔疚不已，以贖罪者的心態，加入工會為被剝削的工人爭取權益，在一次抗爭中絕食時，被同行伙伴苦勸以身體為重，他卻以堅定的言辭，表示自己寧願活生生餓死，也不會放棄。同時，觀眾卻可以透過鏡頭，看到在他的想像裏，與他爭辯的，再也不是伙伴，而是當年力勸友人吃掉同伴的自己。矛盾一直存在於他心裏，令他鄙視痛恨的。在雪山事件後炒賣黑巿期指成了富戶的黑仔，其實只是他不願面對的自己的投射而已。
本來視金錢為俗物的黑仔，被鼓佬說服吃了同伴之後，似乎完全順從了內心黑暗殘暴的面向，無論是親近如情人，或疏遠如散戶，也盡情欺騙壓榨，以獲得最大的利益。在隱喻裏，他擔當「吃人者」的角色，但每一次當他想起家明（那被他吃掉了的某部分自己），他的鼻血還是會而下。身體在提示他，深藏的不安還沒有過去。
事件後失憶的Ronnie，則代表一種盲目的力量。在雪山上，當黑仔或鼓佬為了吃或不吃而爭持不休，發高熱的他，在無意識情下，已手起刀落，宰了家明。下山後，他卻完全失去那一部分的記憶，在三人之中，他活得最輕鬆自在，在華爾街當精算師後，被高薪挖角回流香港，很快，他便以投資所得賺取足夠金錢提早退休（他既不是名正言順地行惡的股巿大鱷，也不存在良心責備，但投資所獲利益，其實也就是別人在股巿上輸掉了的金錢），而且擁有像夢幻般幸福的家庭。他過的生活是不少人的夢想和渴望，但諷刺的是，這全依仗對自己的殘忍一無所覺，才能得到。
美好只存在於消逝了的時空
鏡頭一直帶領觀眾出入於角色的心象和現實的景像之間，有時候是明顯不過的時空跳接，有時候，現實的景觀，便是他們的心象，例如窗外的風光。
始終無法忘記早逝愛人家明的梓恩，在許多失眠的晚上獨坐寬闊的窗子前，窗外是伸手可及的低矮而殘舊的樓宇；鼓佬在家裏做飯或在工會辦公室深宵加班，窗外都是面目骯髒悲哀，仍未拆卸的唐樓；黑仔較富裕，家中有寬敞的露台，可以看見一角面積較大的天空，但對面近在咫尺的大廈，仍然充滿壓迫感；只有Ronnie的家，舒適潔淨，鏡頭卻從未轉向窗外（直至他先天性的眼疾逐漸嚴重，而閉目練習觸摸點字時，觀眾才看到他身旁的窗子，外面是典型東方之珠式的高樓大廈璀璨燈光）。在看不到窗外的室內所上演的一幕幕和諧溫馨家庭戲碼，跟他的妻子為了給他的目盲作準備而一再到街上練習駕駛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當他染疾的眼睛漸漸被黑暗包圍，而不得不探索內在深處的記憶盲點，駕駛技術欠佳的妻子也不得不離開安全的房子，狼狽地在車窗外兇險的街道找尋出路。
鏡頭在過去和現在的兩個時空之間來回跳接，在劇集裏，美好光明，令人珍惜的東西只存在於已經消逝的過去。年少的時空裏，仍然活的家明，是鋪設電話線的職員（他的職業和以積極正面能量感染四周的本人相對應），梓恩在街上，依靠家明接通電話到Dr. Dylan主持的電台節目，點唱給吵架中的友人鼓佬和女友詠儀，希望二人和好；現在的時空裏，宣揚音樂和人生同樣應該抱時Rock n Roll精神「獨立精神、抗拒建制、自由、愛、勇往直前」的Dr. Dylan卻被電台高層認為不合時宜而辭退。在劇集裏，擁抱「獨立精神、抗拒建制、自由、愛、勇往直前」的Dr. Dylan其實跟早已死去的家明，同樣被刻劃得薄弱而片面，他們的作用是為其餘角色提供一種心理補償，一種緬懷過去的理由，使其餘角色面對滿目瘡痍的當下和自身，仍保有一個原因，不願妥協。
他人只是自我蒼白的投射
劇集的開首，吃人場面還沒有出現之前，是兩位女角梓恩和詠儀在迷失的感情關係裏進行尋索的情節。梓恩戀上了不斷對她說「生活中已經有許多挫折，我們不要輕易妥協」的情人，但跟他做愛之後，卻因為丟了手上婚戒而慌忙翻遍屋子；詠儀坐在情人的車子上，過了愉快的一晚後，看見路旁被吹翻了的印有丈夫照片的橫額，仍忍不住下車整理。
我想知道的是，作為人吃人事件的旁觀者/受害者，劇中的女性被放置在怎樣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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