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6月24日)【am730專欄】上回提到，月初在上環市政大廈的一家麵檔午膳，到達時已是兩點多，三四個顧客閒閒散散。同桌的老者與我聊天，不久老闆也坐下來食麵，一桌人侃侃而談，引得靠壁坐的少女也忍不住問，壁上的數字何解。她已食完麵，在啜飲凍奶茶。我說這是花碼字，上面的一點是五，下面的一橫是一，例如一點加一橫，就是六，加三橫就是八。側邊的，就用一豎來表示一，以免混淆。下面的「十元」是最左邊的進位數，寫「百元」就表示最左邊的是百位數。她嘗試讀幾種麵的價錢，二十六元、二十八元之類，試過三次之後，就學會了看花碼字。「為甚麼街市會用這種字的？」她身穿素色布裙，聽她的生硬粵語口音，該是來自南洋的華僑遊客。我答：「以前舖頭用算盤計數，即是abacus啊。上面的一粒珠是五，下面的是一，隔一條柱，就是進位，如是者，個、十、百、千、萬。舖頭掌櫃看花碼字如看見算盤子，一看就可以直接撥打算盤，運算快速。」老顧客說：「以前酒樓、街市、米舖、麵檔、藥材舖都用算盤。掌櫃打算盤嘞嘞音，快過計算機。」我說：「是加減數吧，乘除就難講了。我兒時算術堂學過的珠算，現在只識得加減數。三下五除二。」老者回應：「二一添作五、三去七進一。寶刀未老啊。」以前的武俠小說，描述工匠技藝嫻熟，或俠士出手，流氓應聲倒地，就寫「三下五除二」，這些以前的尋常算盤口訣，市井皆曉，如今有如軍機密令。花碼字又名蘇州碼子、番仔碼、草碼、菁仔碼等。源自古老的算籌，即是用竹籤鋪在地上演算的代碼。花碼字在明朝的蘇州、杭州流行，傳到廣州和香港。那種粗線條的花碼字，用毛筆寫也好看的。〡、〢、〣、 〤、〥、〦、〧、〨、〩，只有那個〥字，寫起來不順，應該來自阿拉伯數字吧。以前酒樓的筵席菜單，掌櫃用毛筆字寫，用的是花俏的行楷或行草，闊鉤大捺，鋒芒畢露，菜色的第一個字寫得好大，例如百花釀蟹鉗的「百」字，鮑魚扣鵝掌的「扣」字，下面的十元、百元的單位也大寫，讀來首尾呼應。十二道菜，單尾的桂花蒸糕、水果拼盤之類，就逼逼仄仄，草草收場。華夏民間的金錢交易，也有俗麗的喜氣。十年前，在中環政府總部上班，偶爾見秘書在老派酒樓預訂飯局，傳真機緩緩吐出一張書法流麗的菜單，看了俗慮全消
Monday 24 June 2013
Friday 21 June 2013
特首遇上特務，如何是好？
刊於《明報》校園版《語文同樂》中英解毒專欄2013-6-21
陳雲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間諜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匿藏香港多日之後，六月向英國《衛報》及美國《華盛頓郵報》透露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監聽外國互聯網通訊的「稜鏡」（PRISM）計劃，刺探香港機構的互聯網通訊機密，國際嘩然。[1]期間，碰巧香港特首梁振英訪問紐約，《紐約時報》又報道，港府律師已與華府律師合作，找到數十條可在兩地法律下檢控斯諾登的罪名。於是彭博記者訪問梁振英，在兩分鐘的訪問片段中，梁連續答了七次「我不評論」美國前情報人員斯諾登會否被引渡，甚至連一般的引渡政策和程序，他都以「我不會評論」、「我不可評論」、「我不評論個別事件」（I cannot comment onindividual cases）去回答。[2]七次重複回答，談及香港政策及《基本法》卻又欲言又止，表情尷尬。影片瘋傳網上，令港人無奈。
此間諜案涉及到國際政治鬥爭，不是普世人權或法律可以處理的事。間諜講求國家忠誠或政團忠誠，他們往往做的是繞過偵緝規範的侵犯人權行為。人權法則難以簡單地應用於間諜身上。[3]當某國的間諜同時損害了接收國/地區的人權，接收地區的政府要衡量保護間諜人權、反制對方與保護自身利益之輕重，而這種判斷，在情報不足或國力貧弱的情況下，往往事與願違。即使智者，亦不可逞強。妥善處置間諜案，包括人道的安排，須在傳媒或司法行動到達之前，這是弱國/弱地方都可以做到的。當間諜潛伏已久而該國/地區未能發現而發現之時該間諜已接受國際傳媒訪問而令政府尷尬，此政府已無計可施，任人處置。
我在政府總部工作的時候，經常用這個故事來自娛。美國某老參議員（忘其名）退休之後，向準備參選的兒子說：「我未做議員之前，認為政治百分之九十五是名詞之爭，做了議員幾十年，才發現其餘的百分之五，也是名詞之爭。」在無奈的困局，就是辭令（rhetoric）發揮功用的時候。
外交辭令，文采風流，如果梁振英這樣說，足可挽回面子：
You willperhaps see the matter in a film next year. Meanwhile we are gathering audience. The actor is there, but who the director is, and who wrote this filmscript, I am yet to be told.
You willperhaps see the matter in a film next year. Meanwhile we are gathering audience. The actor is there, but who the director is, and who wrote this filmscript, I am yet to be told.
也許閣下在明年的電影可以看到事情的底細。目前，觀眾都跑來了，主角有了，但導演是誰，劇本是誰，我仍是蒙在鼓裡。
困局之中的辭令，必須抽身而出。這裡將事情化為拍電影的比喻（metaphor），然後評論拍電影的事情，借電影來指桑罵槐，責問間諜案的主謀。文學的比喻，不是用來做機械練習句的，是這樣用的。為何唐朝用詩賦取士，九七之前香港的政務官多數是讀英國文學出身，各位現在明白了吧？
假若記者追問特首，香港是否有自己的政策，而不是聽命於中國政府，也可以用歷史來化解：
In the past,before 1997,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offered protection to dissidents andsecret agents from mainland China.After 1997, agents from the USAcame to Hong Kong to seek asylum. We are still thinking how to cope with thisnew role, but I think we can find a proper way out.
過去，一九九七之前，香港政府保護過來自中國大陸的異見人士和特務。一九九七之後，美國的特務來香港尋求政治庇護。這種新的任務，如何妥當處理，我們還在盤算，但我們會做得體面。
這就是讀歷史的用處。將事情擺回歷史長河之中，做一對照，就可以舒緩緊張氣氛，就可以在香港臉上貼金，也暗中諷刺了美國。至於何謂體面的處置，天曉得？在劣勢之中應付傳媒質詢，討回面子，做政客做到這樣，你還要求什麼？
Sunday 2 June 2013
安裕周記﹕人民不會忘記
(2013年6月2日)
王德威教授在《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把上世紀初中國人的卑怯投機和麻木不仁在時代交錯的空間裏勾勒出來。魯迅據說是在日本看到一張幻燈片﹕一群中國人看日本兵斬另一個中國人的頭，被斬的是替俄國當間諜刺探日本軍情，斬頭地點在中國東北。在這張攝於一九○六年的幻燈片，魯迅看到清末國人的劣根性，十六年後，他在《吶喊》的前言寫道：「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威材料和看客。」
沈從文在湖南當兵的年輕日子也曾如此，他看過砍土匪的頭，砍逃兵的頭，砍犯人的頭，也看過砍尋常百姓的頭，他自已「踢了這死人的頭一腳，自己的腳尖也踢疼了」。他在中篇小說《我的教育》裏的二十三節寫及砍頭的佔了十二節，《邊城》的讀者應該是想不到沈先生早年有如此經歷。砍頭成為世紀交接的中國文學及中國社會典型，然而砍頭的殘酷不單在於施刀和被施刀的兩者，更大的殘酷是在於旁觀者經年累月觀看砍頭而漸生無動於中的冷漠。魯迅與沈從文的砍頭文學側面刻畫出民初國人「那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小利，在嚓一響快刀砍上頸椎一刻是驚呼然後是笑聲。
旁觀砍頭在六十年代中共文化大革命到達最高潮，不止是旁觀更是參與，從批判牛鬼蛇神叛徒內奸工賊到被批判為牛鬼蛇神叛徒內奸工賊，砍頭及被砍頭混作一團。從一九○六年的東北到二十年代湘西以至六十年代文革，國人一直圍觀砍頭並從中得到樂趣包括指手劃腳說三道四；魯迅興許失望了，除了物質變化，直至一九八九年之前，廣義上的中國人並無絲毫改變。
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成千上萬絕食者靜坐者示威者我們不一定認識其中一二人，然而就在那不到兩個月間，這些人從此一生內化成為我們血肉思想的一部分。這未必是「大陸同胞是我們的骨肉兄弟」血緣因素，在這五十來天裏，我們從一九○六年東北那群微笑但內心怯懦的圍觀者、從湘西戰後成王敗寇把對手頭顱砍下的旁觀者、從文革中拽衣角站在後面偷瞟被揪鬥的業餘紅衛兵，急速成為渴望與北京廣場人群聯成一體的香港巿民。上百萬港人在八十年代紙醉金迷的崢嶸歲月放下搵錢大計，走上街頭為北京民運奔走呼號不能自已；這當中沒有計算，連最識走精面的梁振英也在六月五日刊登聲明譴責屠殺。之後，人們驚覺還有八年便回到中共手裏的香港不宜久留，掀起了波瀾壯闊的第二波移民潮，把一生家當帶到溫哥華多倫多悉尼倫敦三藩巿，每周大事是到唐人街租無劇集影帶及蒐羅過期的八卦雜誌。
然而有些過去的事情永遠咬我們的心。若視六四民運為「改朝換代」的一種，則這是中國三千年政治史所僅見並非因為吃不飽而揭竿的一次。從四月的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到後來反官倒追求民主，訴求的急劇進化體現人權不是吃飽就算那種庸俗；聚集的人口從大學生擴大到老百姓普通巿民，到今天我都相信這其中大量若是換轉八十年前便是那些以旁觀殺頭為樂的旁人甲乙丙丁，可是一九八九年的他們，沒有做觀者看示威人群被卜卜槍聲打死而是成為人群一分子。這是中國庶民政治巨大變化，今天中共治下的大陸仍然沒有民主選舉，但人們依然憶念一九八九年那兩個月，中國忽然有了新聞自由報紙都出來講政治改革，忽然有了期許感到打倒官倒貪污的日子快要到來。
不是「愛國」二字了得
如此改變，絕不純粹是「愛國」二字了得，那是現代中國曇花一現最美好時光，儘管接是暗無天日，殺戮，追捕，拷打，判刑，囚禁。本來，以三千年來國人的習慣，殺人者與被殺者很快就會忘記一切，沈從文所言「大家就這個樣子活下來」，「規矩以外記下一些別人的痛苦或恐怖，是誰也沒有這義務」，可是沈先生和今天的中國人民一樣，百轉千迴無奈之中偷偷留住了大慟，暗暗向自己許誓，永誌不忘。那不是一國一城的事，那是很個人的集體記憶，每人的六四記憶都有自己的版本，張先玲的兒子王楠被冷槍打死，丁子霖的兒子蔣捷連死於屠城，但在那個肅殺的凌晨，多少中國家庭留下了張先玲和丁子霖的回憶；延至二十三年後湖南李旺陽無端被自殺，每一個死難者家庭先是家恨再是其他。
天安門及中國大陸其他地方的血漬二十四年從未瀝乾，在中共的高壓打擊下，六四成為全國的禁忌，幸而還有香港這千把平方公里地方有一片天地公開悼念。遺憾是今年香港六四燭光晚會前發生許多爭論，本土派為了一句「愛國愛民」的口號叫人不要去六四晚會，從而引爆風波，我則想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問題——即便是本土派反對六四晚會或支聯會又如何，一種政治勢力必有其立場觀瞻，社會如何判斷則是以後的事，一家之言不必苛責，只是如何體認正義的申張，成為了本土派下一步的社會焦點。任何社會運動都有其因果，運動組織之間各有不同理念立場，以一些人的說法，是本土派把六四視為中國的內政，割裂跟香港的關係，狹隘得忘卻人類的良知與公義。
沉澱過後的超越視野
不過，當我們回到爭論本身，事件並不是非黑即白二分便能解釋。經過二十四年沉澱，香港社會對六四事件體現出其超越視野，並非沉溺於一黨一國一得一失膚淺層面看待大屠殺，香港巿民早已超脫「誓報血海深仇」層次，率先抵達「孰令致之」的境地，即是說，六四血案因何而來從何而起。事實上，「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口號，早於一九九六年六四七周年曾經用過，當年為何沒有任何異議？這些年來誰造就本土派的崛起？誰人令港人覺醒到「愛國」已被騎劫成「愛黨」？答案簡單不過，不也就是數以千億計的維穩費打造出來的慘案。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的民主自由訴求，在今天的中國來看仍是遙不可及，被當權者視為洪水猛獸，天安門母親連公開悼念的權利都沒有，港人看在眼裏，對「愛國」的懼恐乃至於憎恨是可以理解的。今天有人批評本土派的六四立場，但是除此之外，其實更要反思的是在錯誤時空下提出這樣口號的支聯會，還有是中共。幾經糾纏，支聯會總算沒有冥頑不靈，願把口號改成「平反六四、永不放棄」，可是中共維穩機器照常運作，令天安門母親感到絕望，也令愛國不愛黨的港人感到絕望。
這兩天香港社會對本土派的批判以及批評支聯會的聲音幾乎淹沒更核心的主題，人們看不到本土派與中共切割的原因，實是對這一政權以及「中國」符號代表的國家機器的反彈。二十四年前的中共以及二十四年來的中共一再令到港人失望，難以在心境及實際上認同它的一切。台灣社會對中共幾十年隔海威脅深有所感，以「鴨霸」一詞形容其橫蠻，今天港人則以「椏柞」來看待一河之隔的北京政權。經歷政改爭議，應允了的普選在字義上一再扭曲，誠然，香港巿民不一定都支持普選，但希望那是「好好睇睇」、「拎得出來見人」的民主程序，結果是長年的等待竹籃打水一場空。當經濟開始放緩，當「鴨霸」開始進入我們生活，當連中學邀請佔領中環發起人來演講都遇到上綱上線批鬥，狹義上的「中國」距離我們愈來愈遠。
口號惹反彈中共警號
六四晚會口號引起的反彈，於中共而言是一個治港警號。司徒華年代的六四晚會是認同廣義上中國的集會，中共應該深知支聯會的「中國」既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是中華民國，而是人們對九百六十萬平方里的那片土地的期許。那是中共感到心寬的原因，支聯會在中國的大一統裏爭取民主，從無離開這一範疇，不可能在司徒華時代走出這一框框，當然，這也是人們覺得中共還有希望撥亂反正的主觀願望。這幾年中共對大陸社會變本加厲控制，譚作人趙連海李旺陽事件對香港的衝擊遠大於拘捕民運人士，他們只是百姓而不是革命家，竟也難逃中共專政。一向「遠政治，近民生」的香港巿民開始懷疑眼前這一「中國」的合法性，遂而連六四的政治正確也受「愛國」口號的質疑，香港已然不是二十四年前的赤膽忠肝的南海一隅。
於六四屠殺而言，香港社會的記念本質從未改變，那是對殘民以逞政權的聲討，一九○六年東北那群笑看同胞被砍下頭顱的中國人已然從我們的基因裏褪去。二十四年的堅持，香港巿民絕非旁觀的一群，對於身邊發生的一切，他們從無或忘，只是那顆曾經有所期待的中國心，經過再三折騰已是奄奄一息。勿以為砸下巨額銀彈便可吃定香港，其實香港社會已顯露出各種層次的本土化，對北京而言是嘹亮的警號，討厭「中國」而不僅僅是反對中共的大潮，在地平線遠處漸漸愈發接近；這也是一種永誌不忘——不會忘記「香港人」而非「中國人」身分代表的另一重意義。
王德威教授在《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把上世紀初中國人的卑怯投機和麻木不仁在時代交錯的空間裏勾勒出來。魯迅據說是在日本看到一張幻燈片﹕一群中國人看日本兵斬另一個中國人的頭，被斬的是替俄國當間諜刺探日本軍情，斬頭地點在中國東北。在這張攝於一九○六年的幻燈片，魯迅看到清末國人的劣根性，十六年後，他在《吶喊》的前言寫道：「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威材料和看客。」
沈從文在湖南當兵的年輕日子也曾如此，他看過砍土匪的頭，砍逃兵的頭，砍犯人的頭，也看過砍尋常百姓的頭，他自已「踢了這死人的頭一腳，自己的腳尖也踢疼了」。他在中篇小說《我的教育》裏的二十三節寫及砍頭的佔了十二節，《邊城》的讀者應該是想不到沈先生早年有如此經歷。砍頭成為世紀交接的中國文學及中國社會典型，然而砍頭的殘酷不單在於施刀和被施刀的兩者，更大的殘酷是在於旁觀者經年累月觀看砍頭而漸生無動於中的冷漠。魯迅與沈從文的砍頭文學側面刻畫出民初國人「那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小利，在嚓一響快刀砍上頸椎一刻是驚呼然後是笑聲。
旁觀砍頭在六十年代中共文化大革命到達最高潮，不止是旁觀更是參與，從批判牛鬼蛇神叛徒內奸工賊到被批判為牛鬼蛇神叛徒內奸工賊，砍頭及被砍頭混作一團。從一九○六年的東北到二十年代湘西以至六十年代文革，國人一直圍觀砍頭並從中得到樂趣包括指手劃腳說三道四；魯迅興許失望了，除了物質變化，直至一九八九年之前，廣義上的中國人並無絲毫改變。
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成千上萬絕食者靜坐者示威者我們不一定認識其中一二人，然而就在那不到兩個月間，這些人從此一生內化成為我們血肉思想的一部分。這未必是「大陸同胞是我們的骨肉兄弟」血緣因素，在這五十來天裏，我們從一九○六年東北那群微笑但內心怯懦的圍觀者、從湘西戰後成王敗寇把對手頭顱砍下的旁觀者、從文革中拽衣角站在後面偷瞟被揪鬥的業餘紅衛兵，急速成為渴望與北京廣場人群聯成一體的香港巿民。上百萬港人在八十年代紙醉金迷的崢嶸歲月放下搵錢大計，走上街頭為北京民運奔走呼號不能自已；這當中沒有計算，連最識走精面的梁振英也在六月五日刊登聲明譴責屠殺。之後，人們驚覺還有八年便回到中共手裏的香港不宜久留，掀起了波瀾壯闊的第二波移民潮，把一生家當帶到溫哥華多倫多悉尼倫敦三藩巿，每周大事是到唐人街租無劇集影帶及蒐羅過期的八卦雜誌。
然而有些過去的事情永遠咬我們的心。若視六四民運為「改朝換代」的一種，則這是中國三千年政治史所僅見並非因為吃不飽而揭竿的一次。從四月的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到後來反官倒追求民主，訴求的急劇進化體現人權不是吃飽就算那種庸俗；聚集的人口從大學生擴大到老百姓普通巿民，到今天我都相信這其中大量若是換轉八十年前便是那些以旁觀殺頭為樂的旁人甲乙丙丁，可是一九八九年的他們，沒有做觀者看示威人群被卜卜槍聲打死而是成為人群一分子。這是中國庶民政治巨大變化，今天中共治下的大陸仍然沒有民主選舉，但人們依然憶念一九八九年那兩個月，中國忽然有了新聞自由報紙都出來講政治改革，忽然有了期許感到打倒官倒貪污的日子快要到來。
不是「愛國」二字了得
如此改變，絕不純粹是「愛國」二字了得，那是現代中國曇花一現最美好時光，儘管接是暗無天日，殺戮，追捕，拷打，判刑，囚禁。本來，以三千年來國人的習慣，殺人者與被殺者很快就會忘記一切，沈從文所言「大家就這個樣子活下來」，「規矩以外記下一些別人的痛苦或恐怖，是誰也沒有這義務」，可是沈先生和今天的中國人民一樣，百轉千迴無奈之中偷偷留住了大慟，暗暗向自己許誓，永誌不忘。那不是一國一城的事，那是很個人的集體記憶，每人的六四記憶都有自己的版本，張先玲的兒子王楠被冷槍打死，丁子霖的兒子蔣捷連死於屠城，但在那個肅殺的凌晨，多少中國家庭留下了張先玲和丁子霖的回憶；延至二十三年後湖南李旺陽無端被自殺，每一個死難者家庭先是家恨再是其他。
天安門及中國大陸其他地方的血漬二十四年從未瀝乾，在中共的高壓打擊下，六四成為全國的禁忌，幸而還有香港這千把平方公里地方有一片天地公開悼念。遺憾是今年香港六四燭光晚會前發生許多爭論，本土派為了一句「愛國愛民」的口號叫人不要去六四晚會，從而引爆風波，我則想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問題——即便是本土派反對六四晚會或支聯會又如何，一種政治勢力必有其立場觀瞻，社會如何判斷則是以後的事，一家之言不必苛責，只是如何體認正義的申張，成為了本土派下一步的社會焦點。任何社會運動都有其因果，運動組織之間各有不同理念立場，以一些人的說法，是本土派把六四視為中國的內政，割裂跟香港的關係，狹隘得忘卻人類的良知與公義。
沉澱過後的超越視野
不過，當我們回到爭論本身，事件並不是非黑即白二分便能解釋。經過二十四年沉澱，香港社會對六四事件體現出其超越視野，並非沉溺於一黨一國一得一失膚淺層面看待大屠殺，香港巿民早已超脫「誓報血海深仇」層次，率先抵達「孰令致之」的境地，即是說，六四血案因何而來從何而起。事實上，「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口號，早於一九九六年六四七周年曾經用過，當年為何沒有任何異議？這些年來誰造就本土派的崛起？誰人令港人覺醒到「愛國」已被騎劫成「愛黨」？答案簡單不過，不也就是數以千億計的維穩費打造出來的慘案。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的民主自由訴求，在今天的中國來看仍是遙不可及，被當權者視為洪水猛獸，天安門母親連公開悼念的權利都沒有，港人看在眼裏，對「愛國」的懼恐乃至於憎恨是可以理解的。今天有人批評本土派的六四立場，但是除此之外，其實更要反思的是在錯誤時空下提出這樣口號的支聯會，還有是中共。幾經糾纏，支聯會總算沒有冥頑不靈，願把口號改成「平反六四、永不放棄」，可是中共維穩機器照常運作，令天安門母親感到絕望，也令愛國不愛黨的港人感到絕望。
這兩天香港社會對本土派的批判以及批評支聯會的聲音幾乎淹沒更核心的主題，人們看不到本土派與中共切割的原因，實是對這一政權以及「中國」符號代表的國家機器的反彈。二十四年前的中共以及二十四年來的中共一再令到港人失望，難以在心境及實際上認同它的一切。台灣社會對中共幾十年隔海威脅深有所感，以「鴨霸」一詞形容其橫蠻，今天港人則以「椏柞」來看待一河之隔的北京政權。經歷政改爭議，應允了的普選在字義上一再扭曲，誠然，香港巿民不一定都支持普選，但希望那是「好好睇睇」、「拎得出來見人」的民主程序，結果是長年的等待竹籃打水一場空。當經濟開始放緩，當「鴨霸」開始進入我們生活，當連中學邀請佔領中環發起人來演講都遇到上綱上線批鬥，狹義上的「中國」距離我們愈來愈遠。
口號惹反彈中共警號
六四晚會口號引起的反彈，於中共而言是一個治港警號。司徒華年代的六四晚會是認同廣義上中國的集會，中共應該深知支聯會的「中國」既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是中華民國，而是人們對九百六十萬平方里的那片土地的期許。那是中共感到心寬的原因，支聯會在中國的大一統裏爭取民主，從無離開這一範疇，不可能在司徒華時代走出這一框框，當然，這也是人們覺得中共還有希望撥亂反正的主觀願望。這幾年中共對大陸社會變本加厲控制，譚作人趙連海李旺陽事件對香港的衝擊遠大於拘捕民運人士，他們只是百姓而不是革命家，竟也難逃中共專政。一向「遠政治，近民生」的香港巿民開始懷疑眼前這一「中國」的合法性，遂而連六四的政治正確也受「愛國」口號的質疑，香港已然不是二十四年前的赤膽忠肝的南海一隅。
於六四屠殺而言，香港社會的記念本質從未改變，那是對殘民以逞政權的聲討，一九○六年東北那群笑看同胞被砍下頭顱的中國人已然從我們的基因裏褪去。二十四年的堅持，香港巿民絕非旁觀的一群，對於身邊發生的一切，他們從無或忘，只是那顆曾經有所期待的中國心，經過再三折騰已是奄奄一息。勿以為砸下巨額銀彈便可吃定香港，其實香港社會已顯露出各種層次的本土化，對北京而言是嘹亮的警號，討厭「中國」而不僅僅是反對中共的大潮，在地平線遠處漸漸愈發接近；這也是一種永誌不忘——不會忘記「香港人」而非「中國人」身分代表的另一重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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