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興許是壓抑太重的結果，或者是對重力的反彈，可能是禮失而求諸野的潛意識，當宣布《打擂台》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 剎那，竟然有著吁一口氣的如釋重負。在眾多大片之中小品躍然而出並不罕見，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打擂台》成了本土眾望所待賴以力抗金碧輝煌合拍巨製的大衛才是眾人眼球焦點。這是值得紀念的一天，不光是《打擂台》以小勝大（陳觀泰梁小龍的片酬是《狄仁傑》置景費的零頭？），還有周潤發 喚起本土關懷（「希雲叔，有冇人送你返屋企啊？冇呀？咁叫最佳導演送你返去啦」）。這一夜，幾十年的香港情懷全都回來了。
解釋電影和解釋夢境是二而一的事，可是《打擂台》明刀明槍毋須解說，觀眾由頭到尾等著的是陳觀泰和梁小龍大隱隱於巿後的突然出手制敵。人們期許那亢奮一刻，從幕啟梁小龍托著石油氣被少年譏弄，到陳觀泰在殘破酒家與世相遺，甚至泰迪羅賓的遽然醒來，《打擂台》帶出了一種早晚「江山歸我取」的等待。這種忍著不發的「遲早你就知」貫穿全片。然而這亦是無奈，在大國壓頂這些年，香港心靈上需要尋回自我，哪怕是光與影的虛構人物。
《打擂台》還未上畫已有期盼，是想看真正的大師出手，在幻象和現實之間俱如是。周星馳 《功夫》未面世我四出宣揚梁小龍是空手道剛柔流高手，曾開館授徒，火雲邪神必不會是等閒之輩；陳觀泰做過消防員是東南亞國術大賽冠軍級人馬，拜在大聖劈掛門陳秀中門下，二人都是了不起的真功夫。再後是口耳相傳梁小龍中伏力敵十五人全身而回，陳觀泰橋手硬比鐵鋼橫掃星馬。那是七十年代的香港，也是蓄勢待發的日子。《打擂台》賣點便是把昔日的香港在二十一世紀的Xiang Gang重現，劇本旨在要說明一點﹕你以為香港死咗？
你以為香港死咗 ?
歷史巨輪滾滾向前，舊香港的人與事在這城巿想不到有巿場。電影留下這一印記，《打擂台》和許鞍華 的《天水圍 》系列無人不明；現實生活有人企圖保全那一頁屬於自己的歷史，喜帖街皇后碼頭 都如此；有人從更加恢宏視角裏看望這地方，幾個月前，電視節目談到作家葉靈鳳和《新安縣志》，是令人感動的十幾分鐘，當年葉靈鳳手上的《新安縣志》是嘉慶本，新安縣是今天的寶安縣，香港便是在寶安縣。這部地方志有三個孤本，北京 和廣州圖書館各有一，但較諸葉靈鳳手上的一部殘缺不全。葉靈鳳一直沒有把他的《新安縣志》交給港英，只是給圖書館複印了一套存檔。一九七五年去世之後，他家人把這套《新安縣志》送給中山大學圖書館。
香港巿民以各種方式掛念這片土地，從電影的流金歲月到地方志的轉贈，我一直視此為吾土吾民的體現。雖然特區政府 抽離地推介他們的「香港精神」，但這種甩皮甩骨版本不免有偷工減料之嫌，獅子山下固然是香港精神所在，可是偷天換日以至變成要巿民埋頭苦幹而盡量不提其他。我想，張敏儀女士應該很清楚最初版本的港台 電視部《獅子山下》是什麼﹕一家四口，良鳴是老父，曾江和陳嘉儀是夫婦，育有一孩。節目開始，長鏡頭從遠處獅子山頭拉到橫頭磡的徙置區家裏，人物焦點不是良鳴不是陳嘉儀更非幾歲大的兒子，是曾江。從梁錦松 二○○二年提出獅子山下精神以降，曾江在《獅子山下》的角色鮮有人提及，他扮演的角色可以說是一新耳目，是記者。七十年代民智開始抬頭，一個角色道出時代的轉進。
殘餘價值 北風中消失
香港有今天是因為從前歲月，反殖不等於必須全盤接收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所以鄧小平 提出「一國兩制 」。這是老鄧的良好願望，但他看不到大國崛起的席捲南下，更無法預知九七前大陸官員隻字不提香港到今天頤指氣使教你這教你那連大陸沒有的普選 也來教你。香港人說到底是出來搵啖飯食，逆來順受其來有自，英國 人時代固然如此，改弦易幟後無奈相隨，但心裏總有一句話﹕想你也不敢把老鄧的意旨給毁了。這種巧妙的心理平衡一度是我城保守思潮的靠山，依稀記得喜帖街抗爭開始時，流行的一種看法是「呢班友搞搞震」。但當歲月如朝露，當殘餘價值逐一消失在北風之中時，人們才驚覺失去的不單是歲月而是自己。《打擂台》比起《天水圍》系列有著更大的野心，港人在磋跎歲月裏想抓著一些什麼。有人想抓著昔日榮光，有人想抓著往日崢嶸，有人想抓著從前舊事。
香港電影製作人是能夠閱讀出這股對昔日的懷念，前兩天有線 重播《爆裂刑警》滿目西營盤 街景；游乃海的《跟蹤》官涌來來去去。杜琪峰名下電影特別愛好這種舊日香港光景，《大隻佬》的灣仔《文雀》的上環《神探》的新寧道舊樓，存在決定意識，杜琪峰和一眾香港影人的確心有所屬。我不好猜度這些電影實景後的深層意義，然而當靜坐漆黑的電影院內，誰都可以嗅出淡淡的人文思憶。就等於活地阿倫鏡頭下的紐約 ，只有紐約人 才可以在膠片裏鑄刻那種味覺，一九七九年的《曼哈頓》黑白攝製，看過這套電影的無不被開場那一幕幕遠鏡頭傾倒——東河邊的建築群、東五十六街大橋、羅斯福島吊車，黑白片拍出彩色感覺。這種美學香港人今天懂得了，原來黑白才最雋永。
呂大樂教授提出他覺得香港抗爭後面需要有一套論述，馬嶽教授指出我們的左派比彭定康 還要右；兩位的灼見和真知在今天的香港想必會引起深入討論。不過，一介草民不是這層次，而是當曾志偉 馮克安火星等特技專家一身汗水，周潤發站起來豎起兩隻大拇指時草民會心頭激動。今天成龍 成了大款洪金寶比以前更珍寶，當年那些結結實實從三樓直墮而下的鏡頭才是香港。這裏頭沒有理論沒有言必本雅明，香港根本就是這樣的粗糙和義本無言。今天的香港衣冠楚楚了，可是大家都不得不喝同一涮鍋水，卻有人在恥笑你的口臭我的嘴香。這是這個社會的不公平。
《打擂台》背景是新界鄉村，幾個主角身分交叉紛陳，有階級高低，可一俟埋枱食飯個個「咁高咁大」，陳觀泰是梁小龍師兄，但何曾認真令師弟服膺？行出行入的賈曉晨你以為是妹仔卻一腳伸你出街心，反而身光頸靚講究禮數的羅莽得把口。這一連串人脈關係點出了香港有能者居之的社會特質，從而折射出大量人辦﹕其一是王永平 身居廟堂之時言必中央特區如何如何，退下之後「復得返自然」敢講敢寫，說出對特區的種種不滿。
對回歸後香港的社會分析，一直有一道命題是很難令心存懷疑者真心相信﹕香港人會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嗎？數字顯示一直是在增加。是的，周末北上玩兩天，做零售生意的對北方來客倒履相迎。可是我總覺得不少香港巿民心裏有一本私相簿，是從前的清澀歲月但心內猶甜。當讀出《打擂台》獲得最佳電影獎一刻，台下各人的狂喜再也按捺不住——不全因為劉德華 大膽投資或泰迪羅賓和邵音音的兩尊最佳配角獎，而是儘管陳觀泰和梁小龍目下的人生歲月雖然不再如日中天，但這兩顆昔日璀璨明星，在這個城巿年輕的那些日子曾經和我們緊密的在一起。這是對昔日他們的致敬，也是對今天自己的憐憫。《打擂台》最後一場戲，梁小龍輸給陳惠敏的徒弟，躺在地上笑了又哭。徒弟不明所以，陳惠敏問他：「你明唔明呀？過多幾十年你就明啦。」
我們稍好一些，只十四年就明白了。
文 安 裕
編輯 曾祥泰
Sunday 24 April 2011
Tuesday 19 April 2011
求全在聲
4月19日 星期二 00:02
北宋《麻衣神相》一書，有「求全在聲」之說。如某人面相甚好，但聲音沙啞或微弱，也是美中不足。某人面相不佳，但聲線清秀或洪亮，卻可掩蓋瑕疵而成吉利之相。前者是十清一濁，後者是十濁一清。
未見其人，先見其聲。打電話查詢事情、高聲演講、開會辯論、面試介紹自己等場合，聲音洪亮或清秀，發音字正腔圓，可以彰顯自信，得人歡喜，或令人信服，故此鍛煉發音及發言之術，可以促使自己成功，甚至有助養生。因發言講話，娓娓動聽者，則須頭腦清晰及送氣均衡。魏晉之名士在山谷長嘯，發一音，拖長韻尾，渺渺裊裊，就是練氣之術，如京戲之吊嗓子或粵曲之開腔。
粵語傳承秦漢古音，抑揚頓挫，腔調完整，然而不善發音，也會挫傷聲帶，聲如破鑼，變成「豆沙喉」。普通話則是明朝的南京官話轉變而來，加上滿洲人的改造，故此發音容易，偏向輕清，無合口音及入聲，無激昂抑忍之音，卻可以保護聲帶，壞處當然就是令人容易短話長說，喋喋不休。
例如廣東話甚多h音，如克服的克、黑白的黑與黑暗的黑，發音清楚，卻甚為費力。粵語克服（haak1 fuk6），前者是h音，兩者都是短促的入聲，靠聲帶錯落而發聲；粵語之黑白（haak1 baak6），前者是h音，兩者都入聲；黑暗（haak1 am3或hak1 ngam3）則前者是h音，後者是顯示閉合的合口音m。粵語講「克服」，短促之入聲，顯示事情解決，真的克服了。黑暗的粵語發音，也是吞食光芒之聲，兩者都是音義合一，卻難為了聲帶。粵語人說「克服困難」，就很辛苦，決不會再亂說「克服當前的一切困難」之類的了。
普通話呢，發音輕鬆，粵語發自深喉的h音，變成普通話發自上顎的k音，如克服（kè fú）；或保留h音，元音a弱化為ei，如黑暗（hēi àn）、黑白（hēi bái），省了氣力。有時變成舌尖的x音，如粵語的享受(heung2 sau8) 變成普通話的享受（xiǎng shòu），容易講了。
有時粵語排斥某些北方語彙，也是由於發音辛苦。如廣東人講「食飯」（sik6 faan6）尚稱容易，講「吃飯」（hek3 faan6）就苦不堪言。「食」和「吃」都是發音費力的入聲，加上h音，難上加難了。怕了h音加入聲，廣東人寧願食飯，也不吃飯。除了廣東人好講古語之外，也是「吃」不消也！
北宋《麻衣神相》一書，有「求全在聲」之說。如某人面相甚好，但聲音沙啞或微弱，也是美中不足。某人面相不佳，但聲線清秀或洪亮，卻可掩蓋瑕疵而成吉利之相。前者是十清一濁，後者是十濁一清。
未見其人，先見其聲。打電話查詢事情、高聲演講、開會辯論、面試介紹自己等場合，聲音洪亮或清秀，發音字正腔圓，可以彰顯自信，得人歡喜，或令人信服，故此鍛煉發音及發言之術，可以促使自己成功，甚至有助養生。因發言講話，娓娓動聽者，則須頭腦清晰及送氣均衡。魏晉之名士在山谷長嘯，發一音，拖長韻尾，渺渺裊裊，就是練氣之術，如京戲之吊嗓子或粵曲之開腔。
粵語傳承秦漢古音，抑揚頓挫，腔調完整，然而不善發音，也會挫傷聲帶，聲如破鑼，變成「豆沙喉」。普通話則是明朝的南京官話轉變而來，加上滿洲人的改造，故此發音容易，偏向輕清，無合口音及入聲，無激昂抑忍之音，卻可以保護聲帶，壞處當然就是令人容易短話長說，喋喋不休。
例如廣東話甚多h音，如克服的克、黑白的黑與黑暗的黑，發音清楚，卻甚為費力。粵語克服（haak1 fuk6），前者是h音，兩者都是短促的入聲，靠聲帶錯落而發聲；粵語之黑白（haak1 baak6），前者是h音，兩者都入聲；黑暗（haak1 am3或hak1 ngam3）則前者是h音，後者是顯示閉合的合口音m。粵語講「克服」，短促之入聲，顯示事情解決，真的克服了。黑暗的粵語發音，也是吞食光芒之聲，兩者都是音義合一，卻難為了聲帶。粵語人說「克服困難」，就很辛苦，決不會再亂說「克服當前的一切困難」之類的了。
普通話呢，發音輕鬆，粵語發自深喉的h音，變成普通話發自上顎的k音，如克服（kè fú）；或保留h音，元音a弱化為ei，如黑暗（hēi àn）、黑白（hēi bái），省了氣力。有時變成舌尖的x音，如粵語的享受(heung2 sau8) 變成普通話的享受（xiǎng shòu），容易講了。
有時粵語排斥某些北方語彙，也是由於發音辛苦。如廣東人講「食飯」（sik6 faan6）尚稱容易，講「吃飯」（hek3 faan6）就苦不堪言。「食」和「吃」都是發音費力的入聲，加上h音，難上加難了。怕了h音加入聲，廣東人寧願食飯，也不吃飯。除了廣東人好講古語之外，也是「吃」不消也！
求全在聲
4月19日 星期二 00:02
北宋《麻衣神相》一書，有「求全在聲」之說。如某人面相甚好，但聲音沙啞或微弱，也是美中不足。某人面相不佳，但聲線清秀或洪亮，卻可掩蓋瑕疵而成吉利之相。前者是十清一濁，後者是十濁一清。
未見其人，先見其聲。打電話查詢事情、高聲演講、開會辯論、面試介紹自己等場合，聲音洪亮或清秀，發音字正腔圓，可以彰顯自信，得人歡喜，或令人信服，故此鍛煉發音及發言之術，可以促使自己成功，甚至有助養生。因發言講話，娓娓動聽者，則須頭腦清晰及送氣均衡。魏晉之名士在山谷長嘯，發一音，拖長韻尾，渺渺裊裊，就是練氣之術，如京戲之吊嗓子或粵曲之開腔。
粵語傳承秦漢古音，抑揚頓挫，腔調完整，然而不善發音，也會挫傷聲帶，聲如破鑼，變成「豆沙喉」。普通話則是明朝的南京官話轉變而來，加上滿洲人的改造，故此發音容易，偏向輕清，無合口音及入聲，無激昂抑忍之音，卻可以保護聲帶，壞處當然就是令人容易短話長說，喋喋不休。
例如廣東話甚多h音，如克服的克、黑白的黑與黑暗的黑，發音清楚，卻甚為費力。粵語克服（haak1 fuk6），前者是h音，兩者都是短促的入聲，靠聲帶錯落而發聲；粵語之黑白（haak1 baak6），前者是h音，兩者都入聲；黑暗（haak1 am3或hak1 ngam3）則前者是h音，後者是顯示閉合的合口音m。粵語講「克服」，短促之入聲，顯示事情解決，真的克服了。黑暗的粵語發音，也是吞食光芒之聲，兩者都是音義合一，卻難為了聲帶。粵語人說「克服困難」，就很辛苦，決不會再亂說「克服當前的一切困難」之類的了。
普通話呢，發音輕鬆，粵語發自深喉的h音，變成普通話發自上顎的k音，如克服（kè fú）；或保留h音，元音a弱化為ei，如黑暗（hēi àn）、黑白（hēi bái），省了氣力。有時變成舌尖的x音，如粵語的享受(heung2 sau8) 變成普通話的享受（xiǎng shòu），容易講了。
有時粵語排斥某些北方語彙，也是由於發音辛苦。如廣東人講「食飯」（sik6 faan6）尚稱容易，講「吃飯」（hek3 faan6）就苦不堪言。「食」和「吃」都是發音費力的入聲，加上h音，難上加難了。怕了h音加入聲，廣東人寧願食飯，也不吃飯。除了廣東人好講古語之外，也是「吃」不消也！
北宋《麻衣神相》一書，有「求全在聲」之說。如某人面相甚好，但聲音沙啞或微弱，也是美中不足。某人面相不佳，但聲線清秀或洪亮，卻可掩蓋瑕疵而成吉利之相。前者是十清一濁，後者是十濁一清。
未見其人，先見其聲。打電話查詢事情、高聲演講、開會辯論、面試介紹自己等場合，聲音洪亮或清秀，發音字正腔圓，可以彰顯自信，得人歡喜，或令人信服，故此鍛煉發音及發言之術，可以促使自己成功，甚至有助養生。因發言講話，娓娓動聽者，則須頭腦清晰及送氣均衡。魏晉之名士在山谷長嘯，發一音，拖長韻尾，渺渺裊裊，就是練氣之術，如京戲之吊嗓子或粵曲之開腔。
粵語傳承秦漢古音，抑揚頓挫，腔調完整，然而不善發音，也會挫傷聲帶，聲如破鑼，變成「豆沙喉」。普通話則是明朝的南京官話轉變而來，加上滿洲人的改造，故此發音容易，偏向輕清，無合口音及入聲，無激昂抑忍之音，卻可以保護聲帶，壞處當然就是令人容易短話長說，喋喋不休。
例如廣東話甚多h音，如克服的克、黑白的黑與黑暗的黑，發音清楚，卻甚為費力。粵語克服（haak1 fuk6），前者是h音，兩者都是短促的入聲，靠聲帶錯落而發聲；粵語之黑白（haak1 baak6），前者是h音，兩者都入聲；黑暗（haak1 am3或hak1 ngam3）則前者是h音，後者是顯示閉合的合口音m。粵語講「克服」，短促之入聲，顯示事情解決，真的克服了。黑暗的粵語發音，也是吞食光芒之聲，兩者都是音義合一，卻難為了聲帶。粵語人說「克服困難」，就很辛苦，決不會再亂說「克服當前的一切困難」之類的了。
普通話呢，發音輕鬆，粵語發自深喉的h音，變成普通話發自上顎的k音，如克服（kè fú）；或保留h音，元音a弱化為ei，如黑暗（hēi àn）、黑白（hēi bái），省了氣力。有時變成舌尖的x音，如粵語的享受(heung2 sau8) 變成普通話的享受（xiǎng shòu），容易講了。
有時粵語排斥某些北方語彙，也是由於發音辛苦。如廣東人講「食飯」（sik6 faan6）尚稱容易，講「吃飯」（hek3 faan6）就苦不堪言。「食」和「吃」都是發音費力的入聲，加上h音，難上加難了。怕了h音加入聲，廣東人寧願食飯，也不吃飯。除了廣東人好講古語之外，也是「吃」不消也！
Thursday 14 April 2011
柏林崛起為全球創意文化首都 ．陳美慧
二零零六年被聯合國評為設計之都的柏林，凝聚人才、自由空氣和政策支持。二十年來持續廉價的房地產和生活成本優勢，吸引一百萬最具創意的藝術家，創造一百多億美元的產值，成為現代波希米亞人眼中的新首都。
每年二月份前後將近兩個星期的時間，陰霾濕冷的柏林會突然眾星閃爍，光芒耀眼，搖身一變成為全球電影人的焦點。已經堂堂邁入第六十一個年頭的「柏林影展」，無疑是這個城市最引以為傲的創意舞台。但這個全世界最大的影展不是柏林的唯一招牌，事實上，近年來柏林已經成為全球文化創意的最新重鎮、「數位（數碼、數字）波希米亞人」眼中的麥加。
根據德國聯邦經濟部和工商會(IHK)的最新統計，德國約有一百萬人從事文化創意工作，創造出六百三十億歐元產值(約八百一十億美元)，其中柏林佔最大比重約二十二萬人，產值逼近該市整體GDP的五分之一。
為了鼓勵展現創意設計新思維的新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二零零六年將柏林封為設計之都。自此一日千里，除了柏林愛樂、流行音樂展(PopCom)、青少年歐洲古典音樂節(Young Euro Classics)、八月舞展(Tanz im August)、柏林文學節(internationales literaturfetival berlin)、柏林戲劇節(Berliner Festspiele)、柏林雙年現代藝術節(Berliner Biennale)等較耳熟能詳的旗艦品牌外，現在它也變成建築之都，甚至是時尚之都，建立起Bread & Butter streetwear簡約平實的街頭服飾形象。
柏林市文化局長施密茲(Andre Schmitz)在柏林電視台(TV Berlin)上談起他幾年前的度假經驗﹕「我想說來到紐約，應該算是世界前衛藝文的最前哨了吧，結果，紐約市長竟然說他羨慕死我們了，說最具創意的藝術家都跑到柏林去了！」受寵若驚的喜悅溢於言表。
如此亮麗的成績，柏林是怎麼做到的？
新經濟專家們將創意拱為「後工業化時代的石油」或「二十一世紀的天然資源」，寄望創意擔任未來經濟成長的引擎角色。柏林市政府當然明白這個道理，提供各式各樣的補助、平台、比賽，吸引各方人才，全力推動都市行銷，但論金額絕對不比其他城市多。柏林是德國政治、歷史、文化的首善之都，但從來不是工業大城。這個地方其實是出了名的沒錢，柏林市長沃爾瑞(Klaus Wowereit)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我們雖窮，但性感」(arm aber sexy)。人是它最大的資產。
雖窮但性感的城市
一直到一九九零年德國統一之前，柏林的形容詞都還是「邊緣」、「另類」、「冷戰前線」之類——沒錢混不下去、同性戀或不想當兵的人不得已才跑到柏林落腳的！沒想到鹹魚翻身的契機，恰恰就在於此。因為邊緣，所以自由；唯其另類，所以沒被意識形態綁住；「冷戰前線」正利於東西歐交會。新舊結構交替的混沌空間，給予創作者無限的可能。這些氛圍是吸納自由靈魂的沃土、創意的源頭活水，再加上不同文化的碰撞滋潤，纍纍的果實自然就結出來了。
當然，邊緣也暗示著物質條件的惡劣。柏林是公認全歐洲生活物價指數最低的大城市，因此它同時也是許多跨國企業外包話務服務中心(call center)的大本營。房租便宜，謀生容易，讓沒名沒錢的藝術家趨之若鶩。柏林某些比較窮的區，例如偉丁(Wedding)或新科隆區(Neukoeln)，房租每平方公尺三至四點五歐元，這個水準，歐洲哪個大城市找得到？有人更直接了當地說﹕「過去二十年便宜的物價水準，就是柏林市最大的補助方案。」
譬如柏林影展，雖然論卡司、氣派、製作成本，都比不上更老牌的坎城(戛納、康城)影展，但自從二零零三年推出「校園明日之星」(Talent Campus)的單元後，有系統地吸引年輕影視從業人員參與，安排一流的經驗傳承課程，也讓影展變成交換名片找錢談合作的搶手平台，人氣旺盛，每年報得上名的幸運兒，根據影展主辦單位的統計，不到報名總數的十分之一。現在柏林影展已演變成全球最平民化、電影愛好者參與率最高的世界級影展。今年共賣出三十萬張票，耐著心排隊買預售票的，相當高的比率是操著不同語言的年輕背包客。觀眾的反應是創作者最直接的回饋，這是高高在上的坎城望塵莫及的。
巴德(Ingo Bader)是柏林音樂產業及次文化專家，他在《房客迴響》(MieterEcho)雙月刊上引述《我們管它叫工作》(Wir nennen es Arbeit)這本書兩位作者的話，將抱著小筆電、隨時可以在網咖不分晝夜工作的現代自由業者，叫做「數碼波希米亞人」。言下之意，這些人和一般理解下到處流浪、自外於傳統社會的波希米亞藝術家一樣，那兒有趣，就往那兒跑，全部的家當就是一部數位小筆電，說走就走。
創意榮景背後的英雄
他們美其名是不受正規職場框架拘束的創作靈魂，實際上是「透過自我剝削來實現自我的阿Q」。他們是撐起柏林創意產業榮景的幕後英雄，巴德說﹕「創意產業僱用大批沒有失業保險和健保的臨時工，這種情形在其他地方也有，但柏林特別嚴重，柏林相當程度上已經成為創意的廉價產地。」
柏林土耳其人聚集的十字山區(Kreuzberg)，有一棟舊大樓改造成的個人工作室，叫做Betahaus，總共有一百五十張辦公桌，著眼的對象就是年輕、移動性高、腦子滿滿、口袋空空的「文化企業家」。租的人只需要帶自己的筆記電腦來，其他的辦公設備，像傳真、印表機、會議室，都由大樓供應，外加免費的社交網絡。租金以日計，一天十二歐元，等於兩場電影或三包煙的消費。Betahaus發起人之一莫爾(Madeleine von Mohl)表示﹕「桌子非常炙手可熱，所以我們今年準備開分店，把這套辦法外銷到國外。」因為政府的補助不是特別眷顧創業的年輕人，所以Betahaus自力救濟，提供仲介服務，將藝術家和創投專家拉在一起，想辦法幫他們將文化創作變成商品。
柏林人口三百五十萬，但擁有三家歌劇院、一百七十五座博物館、四百五十家藝廊、數不清的劇場和音樂表演廳。豐富的精神生活彌補了物質的困頓，想必是眾多創意人絡繹不絕前來取經的最大動機。
有了人才、自由的空氣、政策支持及低廉的生活成本，理論上就能把創意搞起來。但要永續發展，承擔經濟火車頭的重任，還得要有市場——也就是足夠的文化消費規模來維繫。這，就要訴諸於市民的人文素養及美學需求了。
每年二月份前後將近兩個星期的時間，陰霾濕冷的柏林會突然眾星閃爍，光芒耀眼，搖身一變成為全球電影人的焦點。已經堂堂邁入第六十一個年頭的「柏林影展」，無疑是這個城市最引以為傲的創意舞台。但這個全世界最大的影展不是柏林的唯一招牌，事實上，近年來柏林已經成為全球文化創意的最新重鎮、「數位（數碼、數字）波希米亞人」眼中的麥加。
根據德國聯邦經濟部和工商會(IHK)的最新統計，德國約有一百萬人從事文化創意工作，創造出六百三十億歐元產值(約八百一十億美元)，其中柏林佔最大比重約二十二萬人，產值逼近該市整體GDP的五分之一。
為了鼓勵展現創意設計新思維的新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二零零六年將柏林封為設計之都。自此一日千里，除了柏林愛樂、流行音樂展(PopCom)、青少年歐洲古典音樂節(Young Euro Classics)、八月舞展(Tanz im August)、柏林文學節(internationales literaturfetival berlin)、柏林戲劇節(Berliner Festspiele)、柏林雙年現代藝術節(Berliner Biennale)等較耳熟能詳的旗艦品牌外，現在它也變成建築之都，甚至是時尚之都，建立起Bread & Butter streetwear簡約平實的街頭服飾形象。
柏林市文化局長施密茲(Andre Schmitz)在柏林電視台(TV Berlin)上談起他幾年前的度假經驗﹕「我想說來到紐約，應該算是世界前衛藝文的最前哨了吧，結果，紐約市長竟然說他羨慕死我們了，說最具創意的藝術家都跑到柏林去了！」受寵若驚的喜悅溢於言表。
如此亮麗的成績，柏林是怎麼做到的？
新經濟專家們將創意拱為「後工業化時代的石油」或「二十一世紀的天然資源」，寄望創意擔任未來經濟成長的引擎角色。柏林市政府當然明白這個道理，提供各式各樣的補助、平台、比賽，吸引各方人才，全力推動都市行銷，但論金額絕對不比其他城市多。柏林是德國政治、歷史、文化的首善之都，但從來不是工業大城。這個地方其實是出了名的沒錢，柏林市長沃爾瑞(Klaus Wowereit)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我們雖窮，但性感」(arm aber sexy)。人是它最大的資產。
雖窮但性感的城市
一直到一九九零年德國統一之前，柏林的形容詞都還是「邊緣」、「另類」、「冷戰前線」之類——沒錢混不下去、同性戀或不想當兵的人不得已才跑到柏林落腳的！沒想到鹹魚翻身的契機，恰恰就在於此。因為邊緣，所以自由；唯其另類，所以沒被意識形態綁住；「冷戰前線」正利於東西歐交會。新舊結構交替的混沌空間，給予創作者無限的可能。這些氛圍是吸納自由靈魂的沃土、創意的源頭活水，再加上不同文化的碰撞滋潤，纍纍的果實自然就結出來了。
當然，邊緣也暗示著物質條件的惡劣。柏林是公認全歐洲生活物價指數最低的大城市，因此它同時也是許多跨國企業外包話務服務中心(call center)的大本營。房租便宜，謀生容易，讓沒名沒錢的藝術家趨之若鶩。柏林某些比較窮的區，例如偉丁(Wedding)或新科隆區(Neukoeln)，房租每平方公尺三至四點五歐元，這個水準，歐洲哪個大城市找得到？有人更直接了當地說﹕「過去二十年便宜的物價水準，就是柏林市最大的補助方案。」
譬如柏林影展，雖然論卡司、氣派、製作成本，都比不上更老牌的坎城(戛納、康城)影展，但自從二零零三年推出「校園明日之星」(Talent Campus)的單元後，有系統地吸引年輕影視從業人員參與，安排一流的經驗傳承課程，也讓影展變成交換名片找錢談合作的搶手平台，人氣旺盛，每年報得上名的幸運兒，根據影展主辦單位的統計，不到報名總數的十分之一。現在柏林影展已演變成全球最平民化、電影愛好者參與率最高的世界級影展。今年共賣出三十萬張票，耐著心排隊買預售票的，相當高的比率是操著不同語言的年輕背包客。觀眾的反應是創作者最直接的回饋，這是高高在上的坎城望塵莫及的。
巴德(Ingo Bader)是柏林音樂產業及次文化專家，他在《房客迴響》(MieterEcho)雙月刊上引述《我們管它叫工作》(Wir nennen es Arbeit)這本書兩位作者的話，將抱著小筆電、隨時可以在網咖不分晝夜工作的現代自由業者，叫做「數碼波希米亞人」。言下之意，這些人和一般理解下到處流浪、自外於傳統社會的波希米亞藝術家一樣，那兒有趣，就往那兒跑，全部的家當就是一部數位小筆電，說走就走。
創意榮景背後的英雄
他們美其名是不受正規職場框架拘束的創作靈魂，實際上是「透過自我剝削來實現自我的阿Q」。他們是撐起柏林創意產業榮景的幕後英雄，巴德說﹕「創意產業僱用大批沒有失業保險和健保的臨時工，這種情形在其他地方也有，但柏林特別嚴重，柏林相當程度上已經成為創意的廉價產地。」
柏林土耳其人聚集的十字山區(Kreuzberg)，有一棟舊大樓改造成的個人工作室，叫做Betahaus，總共有一百五十張辦公桌，著眼的對象就是年輕、移動性高、腦子滿滿、口袋空空的「文化企業家」。租的人只需要帶自己的筆記電腦來，其他的辦公設備，像傳真、印表機、會議室，都由大樓供應，外加免費的社交網絡。租金以日計，一天十二歐元，等於兩場電影或三包煙的消費。Betahaus發起人之一莫爾(Madeleine von Mohl)表示﹕「桌子非常炙手可熱，所以我們今年準備開分店，把這套辦法外銷到國外。」因為政府的補助不是特別眷顧創業的年輕人，所以Betahaus自力救濟，提供仲介服務，將藝術家和創投專家拉在一起，想辦法幫他們將文化創作變成商品。
柏林人口三百五十萬，但擁有三家歌劇院、一百七十五座博物館、四百五十家藝廊、數不清的劇場和音樂表演廳。豐富的精神生活彌補了物質的困頓，想必是眾多創意人絡繹不絕前來取經的最大動機。
有了人才、自由的空氣、政策支持及低廉的生活成本，理論上就能把創意搞起來。但要永續發展，承擔經濟火車頭的重任，還得要有市場——也就是足夠的文化消費規模來維繫。這，就要訴諸於市民的人文素養及美學需求了。
Tuesday 12 April 2011
王于漸 多元與偶爾的無序：偉大城市的奧秘
2011年4月13日
Jane Jacobs（1916-2006）是美國作家、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我1975年在芝加哥大學上Robert E. Lucas Jr.教授的數理經濟學課時，首次聽到她的大名。教授講述自己一篇相當抽象的論文On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Business Firms（《論商業公司的規模分布》）時，提到她對大城市經濟生活的觀察。
我沒有想到，甚至不敢說Lucas教授當時是否想到，Jacobs的想法啟發了大約十年後面世的新經濟成長論，成為這項經濟學新理論誕生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組成。
Jacobs永久改變了世人對城市的看法。她觀察敏銳、深諳世間的常理，善於用新穎而富有啟發性的方式捕捉社會進程。今天容我介紹她的研究，看看香港和其他東亞大城市能否從中得益；下周再談談經濟學界如何從她的研究裏獲得啟發。
街道是重要公共空間
Jane Jacobs，1916年生於美國東部賓夕凡尼亞州的產煤小鎮Scranton，只有中學文憑（她其後修讀了不同的大專課程，但沒有正式畢業），在美國出兵越南期間，為免兒子當兵，因而北上移民，入籍加拿大。1968年，在一次有關紐約市興建高速公路貫穿曼哈頓島南部、將社區一分為二的公眾集會上，涉嫌騷亂和刑事罪被捕。
那場保育戰令Jacobs投入一宗以小鬥大的劃時代抗爭。她面對的是世界第一大都會專橫的官方規劃師——紐約市城市規劃總監Robert Moses。最終反建方獲勝。
Jacobs 於1961年出版的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簡體中文版：《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2005年南京譯林出版社），可說是1950年代後期和1960年代美國城市（尤其是紐約市）幾乎所有弊病的「起訴書」；她狠批當時的城市設計。
美國當時慣常把市區按功能分割為不同的地段，硬性劃定為各種「分區」（zoning），然後剷平貧民窟以騰出空間，把拆遷戶重新安置在法國大師Le Corboisieur式「公園裏的摩天大廈」，又或者英國Ebenezer Howard爵士理想中綠帶環繞、自給自足的「花園城市」。香港麥理浩時代興建的公共屋邨，可說是這項思維的延續。
Jacobs觀察美國街道的運作和市內不同的小區，以此判斷一個城市是否運作有方。她認為，當時的設計師對於城市如何運作，其實一無所知；而只是炮製一些城市「應該」如何運作的理論，再以重建為名，以破而非立的手段來付諸實踐。
崇尚園中高樓的「radiant city」（輻射城市）派和主張城市散開廣布的分散（decentralists）派看似相反，其實殊途同歸。兩派都不明白城市活力的所在，只是為居民打造個人的城堡，讓他們不相往來。
Jacobs 認為，街道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間。要從早到晚都熙來攘往，人人你看我、我看你，才能確保治安和衞生。要由朝到晚都有不同來源和背景的顧客，臨街的店舖才會興旺。小公園會為小區增添光彩，但要與四周相襯。生氣蓬勃的街道讓居民有健旺的交流，既有社區生活，又能保持私隱。這樣的地區才有魅力，吸引區外人湧來分享。
正因此，Jacobs直斥美國很多二線城市大造文化區，藉此證明我也有文化本錢，結果只在有節目上演時派點用場，其餘時間渺無人煙，儼如死城。
一個城市如何才能行之有效，Jacobs總結出四個彼此扣連的原則：
一、用途要多。不論社區還是街道，要同時具備幾種主要功能。讓住宅、商店、辦公室、小型工業和公共設施毗鄰，相輔相成，增加城市的活力，讓街道一天到晚都有人流。
二、街段要短。街口之間距離短，城市流通得快，才不會有街段變成死角。
三、新舊並存。要有一些舊樓，與新樓摻雜共生，還要有不同狀況和用途、租用或自用的樓房。舊樓可保留地區的歷史，形成地區的性格，樓價一般也較低，令區內的商住物業有廣泛的層面。
四、人口要密。人口密度要達到臨界點，才能維持文化和經濟的活動。人口稠密曾經一度視為過度擠迫，但不同的建築物本來就是設計予不同的居住密度使用的；人數超出設計密度，才構成過度擠迫的問題。由於把密度與擠迫混為一談，有人設計了各種「中庸」密度的建築，但發覺無論市郊區，還是城市都不適合。
按功能劃分可扼殺活力
Jacobs 教曉我們，不同用途的建築物並存，不但不是混亂，反而是高層次的秩序。這是一種有組織的複合體，不是簡單的複合體或無組織的複合體可比。香港的灣仔即為明證，干諾道以北是人為的單一地區，以南是自成的多元地區。社區想要運作良好，主要靠市民的行動，單靠人為設計無法達成。
Jacob的洞見在於，一些城市之所以偉大，正因為多元，甚至看似無序。香港需要鼓勵多元，透過立法分區來「淨化」某個地區之前，還宜三思。
一個社區太成功，有時候也會扼殺了多元化。人口和商業從四面八方蜂擁而至，爭相利用區內的建築物換取最大的收益，以致扼殺多元性。為免出現這種情形，要多發掘有魅力的社區，增加這方面的供應。至於靠分區來達致多元，問題在於任何人為的劃分，最終都難免僵化。
香港製造業北遷後，空置的工業大廈之所以未能改變用途以物盡其用，其中一個障礙就是當年訂下的分區限制。更改地區規劃的過程通常很慢，難以維持區內的經濟活力。
災變性的變革也可能扼殺城市的生命。貧民區是一些人落地生根之前的立足點，不少居民在那裏成長，引以為傲。政府興建住房來取代貧民區，反而造成毀滅性的後果。整個社區連根拔起，居民給扔進用途單一、缺乏生氣的環境。
想要消除貧民區，只能靜待有能力遷出的居民選擇留低，循序漸進來達成；Jacobs很看重循序漸進。大興土木和大型政策表面上是遵循她的原則，但採用災變性的變革，失敗的可能性更大，何況也未能做到新舊樓房並存。
Jacob認為，一個城市想要成功，就要讓不同樓齡的建築物並存。雖然新樓通常較舊樓受歡迎，但推倒舊區代之以新樓，反會令城市死亡。原因顯而易見：新樓租金較高，但租金低，新企業才能生存。以新代舊的重建方式容不下新企業，扼殺成長的動力，令區內的經濟難以發展。
1950至60年代以來，世界各地公營房屋蔚然成風，也慣常以收入來釐定住戶資格。換言之，為低收入人士而建，而由政府提供資助。但是，按收入分等不但間接孤立了社區，更形成標籤效應，分化社會，造成你我有別，抑制階層之間的交流和社區的多元性。
零售業要在多元環境下才能興旺，現在面對公營屋邨的單一環境，覺得發展有限，從而不太熱中經營。再說公營房屋通常規定收入上限，住戶日後若事業有成，也就必須遷出（香港的公屋富戶可選擇繳付雙倍租金）。
Jacobs 的看法很簡單，但相當中肯：住戶有歸屬感，願意留下，幫忙改善環境，社區才會興旺；但現在一富起來就要搬走，令區內少了更新的動力。基於其他論據，本欄過去這兩個星期建議，將住戶買斷居屋和租住公屋的「補地價」差額，定在住戶最初遷入時，而不是在決定買斷時的市價。
現在從Jacobs的論點，這方面又多了一個理據：選擇買斷單位、在公營屋邨生根的業主，有助於社區建設。反過來，選擇遷出屋邨的市民也可以為新居所屬的社區增添色彩。
一個城市要有活力，市區發展必然不停改變，要能跟上城市生活的潮流，以開放的態度來迎接變化，不能以一成不變的規劃和準則作繭自縛。Jacobs相信，按功能劃分地區和按收入分配房屋這類規劃，看似打造「理想的城市」，但實際上是錯誤的，只會扼殺城市的活力。一些規劃師不但未懂得這樣理解自己的城市，也忽略了街頭巷尾的平民智慧。
Jacob說服我們，由政府主導的城市規劃是失敗的。市區發展政策牽涉極高的交易成本，對各方面的影響深遠，實在無法單靠自發性的市場交易來處理。Jacobs認為城市是有組織的複合體，這個有機體內存着眾多彼此相連的因素，着手處理時，必須同時面對所有的因素，而不能夠將各種因素分割斬件，便以為可逐一解決。
這也就須要改變決策方式，着重決策過程，而不是只看決策的後果；要善於歸納，而不僅是演繹，多從小處着眼，留心有啟發性的線索，而不只是概括，急於推而廣之。城市發展涉及不同持份者的利害，必須由整個社區和各路持份者參與，共同勾劃；要找到各方都覺得合適的選擇，這也許是唯一的方法。
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Elinor Ostrom教授研究過一些單靠政府和市場難以解決的政策議題。藉着探討市民之間如何形成各種自願的集體互動交流平台，這位美國女學者逐步就如何管理集體資源的運用，總結出一套效益和公平兼備的規則。這也許是比較好的決策模式。
香港市區重建局最近發揮創意，建議讓遭到拆遷的居民以樓換樓，同時提供臨時調遷的安排，此舉不單保留、甚至加強了本區的多元性，有關的影響甚至可能超出拆遷的範圍。
東亞城市得免前蘇聯「災難」
1990 年9月，也就是蘇聯解體前一年，我到莫斯科參觀，沒想到就城市規劃上了實景的一課。抵達機場後，我與團友轉到蘇聯科學院的賓館。旅遊巴大約走了兩個小時，車子離開市中心進入郊區後，只見沿途都是大約一百米見方的長方形街區，除了正中央一棟高聳的住宅，所有的街區均空無一人。
粗略看，住宅佔用的樓面不夠街區的十分之一。街區不但空空如也，而且與下一個街區相隔很遠，這就是規劃的「傑作」。住客下班回家後，肯定足不出戶，一來無處可逛，二來一年到晚夜間溫度普遍低於零度，居民飯後甚至不想散步。這使我想起諾貝爾文學獎前蘇聯得主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巨著《古拉格群島》；不知道蘇聯人是否每個晚上都以伏特加消磨歲月。
東亞城市雖然得免前蘇聯的「災難」，卻未找到有效而又公平的解決之道；1999年的台北之旅，在這方面予我印象最深。從當時新建的遠東國際大飯店頂樓陽台遠眺，發覺市內的高樓隨意地散落各處，看不出彼此的關連。我此前到過的澳洲、歐洲和南北美洲城市，高樓大都位於市中心。但又並非只有台北如此。記憶中，東亞大城市的高樓大都像台北那樣，零星落索；現在的中國內地，包括北京和上海，也都是這樣。
單從經濟角度看，將第一棟高樓建在該市的地王最合常理，這也決定了市中心的位置；由於第一棟高樓附近的地皮水漲船高，其後新建的高樓也都會坐落在這個黃金地段。這當然是經濟學上的「地租斜率」（rent gradient）；市中心地皮最貴，距離市中心愈遠地價就愈低。但令人費解的是，東亞除了香港和新加坡，其他城市都不是這樣。
喚醒另一半沉睡的人
我相信，東亞由於經濟增長快，一些主要經濟城市的土地資源有巨大的需求。但這些城市通常也是歷史悠久、早已建成的國家首都。地權沿自前朝，經濟起飛前就已定型。發展權、規劃的條文和規管機構無法及時改進以適應新的發展。分配發展權和作出補償時，也未能做到公平有效。
由於政治利益的干預，經濟上最合理的發展方案可能無法獲批，獲准的是那些在政治上顯得「有理」的，而這些方案又剛好有悖於經濟理性、不符合城市高速發展的需要。高樓散落市內各處是政策失敗的表徵。
一些規劃師和利益方制訂的項目，對這些城市的前景造成很大傷害，很多社區遭連根拔起。市區雖然有所發展，但缺少核心商業區，市內各處任意發展，甚至無法合理地安排公共交通；各大城市急速發展的同時，低效和不公的現象比比皆是。聽說要到這些大城市公幹，由一棟高樓到另一棟，往往一塞就是數小時，一天見不了兩個客，不少董事長和總裁索性到高爾夫球場談生意。
香港總算避免了高樓四散的弊端，這是很大的福分。我們得以成為亞洲數一數二的商業和金融中心，這方面功不可沒。但仍嫌固守早期劃定的分區，拖慢了市區重建的步伐。製造業雖然北遷多年，留下的工業區仍然未能發展出新企業。與此同時，公營房屋令一半市民被困在非自置的物業裏，甚或安插於無歸屬感的社區，對社會事務提不起興趣，儼如酣睡。
一個城市若有一半人沉睡不醒，無法與另一半人交流，社會流轉也就不夠順暢；流轉速度太慢，社會必然分化。Jacobs若仍在生，當會呼籲我們重新喚起那一半沉睡的港人，與另一半市民恢復交流。
Jane Jacobs的大名，在美國有時候與反對發展市郊和淡化市中心的左派知識分子扯在一起。其實，她最抗拒意識形態的標籤。她既不是活在過去、反對發展的保育鬥士，也不是她那一代認為「小才是美」的信徒。她最愛大城市，相信大城市是經濟動力的所在。
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
要重溫王于漸教授文章中英文版，可登入信報網站：www.hkej.com或以下網址：http://www.wangyujian.com/
參考文獻：
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61
“如果你了無大志，沒有人生大計，不介意這輩子與其他同樣沒有大計的人共哀榮，那的確是很好的小鎮。但正如所有的烏托邦，訂定大計的權力只能由規劃師本人來掌握。”
Jane Jacobs（1916-2006）是美國作家、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我1975年在芝加哥大學上Robert E. Lucas Jr.教授的數理經濟學課時，首次聽到她的大名。教授講述自己一篇相當抽象的論文On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Business Firms（《論商業公司的規模分布》）時，提到她對大城市經濟生活的觀察。
我沒有想到，甚至不敢說Lucas教授當時是否想到，Jacobs的想法啟發了大約十年後面世的新經濟成長論，成為這項經濟學新理論誕生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組成。
Jacobs永久改變了世人對城市的看法。她觀察敏銳、深諳世間的常理，善於用新穎而富有啟發性的方式捕捉社會進程。今天容我介紹她的研究，看看香港和其他東亞大城市能否從中得益；下周再談談經濟學界如何從她的研究裏獲得啟發。
街道是重要公共空間
Jane Jacobs，1916年生於美國東部賓夕凡尼亞州的產煤小鎮Scranton，只有中學文憑（她其後修讀了不同的大專課程，但沒有正式畢業），在美國出兵越南期間，為免兒子當兵，因而北上移民，入籍加拿大。1968年，在一次有關紐約市興建高速公路貫穿曼哈頓島南部、將社區一分為二的公眾集會上，涉嫌騷亂和刑事罪被捕。
那場保育戰令Jacobs投入一宗以小鬥大的劃時代抗爭。她面對的是世界第一大都會專橫的官方規劃師——紐約市城市規劃總監Robert Moses。最終反建方獲勝。
Jacobs 於1961年出版的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簡體中文版：《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2005年南京譯林出版社），可說是1950年代後期和1960年代美國城市（尤其是紐約市）幾乎所有弊病的「起訴書」；她狠批當時的城市設計。
美國當時慣常把市區按功能分割為不同的地段，硬性劃定為各種「分區」（zoning），然後剷平貧民窟以騰出空間，把拆遷戶重新安置在法國大師Le Corboisieur式「公園裏的摩天大廈」，又或者英國Ebenezer Howard爵士理想中綠帶環繞、自給自足的「花園城市」。香港麥理浩時代興建的公共屋邨，可說是這項思維的延續。
Jacobs觀察美國街道的運作和市內不同的小區，以此判斷一個城市是否運作有方。她認為，當時的設計師對於城市如何運作，其實一無所知；而只是炮製一些城市「應該」如何運作的理論，再以重建為名，以破而非立的手段來付諸實踐。
崇尚園中高樓的「radiant city」（輻射城市）派和主張城市散開廣布的分散（decentralists）派看似相反，其實殊途同歸。兩派都不明白城市活力的所在，只是為居民打造個人的城堡，讓他們不相往來。
Jacobs 認為，街道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間。要從早到晚都熙來攘往，人人你看我、我看你，才能確保治安和衞生。要由朝到晚都有不同來源和背景的顧客，臨街的店舖才會興旺。小公園會為小區增添光彩，但要與四周相襯。生氣蓬勃的街道讓居民有健旺的交流，既有社區生活，又能保持私隱。這樣的地區才有魅力，吸引區外人湧來分享。
正因此，Jacobs直斥美國很多二線城市大造文化區，藉此證明我也有文化本錢，結果只在有節目上演時派點用場，其餘時間渺無人煙，儼如死城。
一個城市如何才能行之有效，Jacobs總結出四個彼此扣連的原則：
一、用途要多。不論社區還是街道，要同時具備幾種主要功能。讓住宅、商店、辦公室、小型工業和公共設施毗鄰，相輔相成，增加城市的活力，讓街道一天到晚都有人流。
二、街段要短。街口之間距離短，城市流通得快，才不會有街段變成死角。
三、新舊並存。要有一些舊樓，與新樓摻雜共生，還要有不同狀況和用途、租用或自用的樓房。舊樓可保留地區的歷史，形成地區的性格，樓價一般也較低，令區內的商住物業有廣泛的層面。
四、人口要密。人口密度要達到臨界點，才能維持文化和經濟的活動。人口稠密曾經一度視為過度擠迫，但不同的建築物本來就是設計予不同的居住密度使用的；人數超出設計密度，才構成過度擠迫的問題。由於把密度與擠迫混為一談，有人設計了各種「中庸」密度的建築，但發覺無論市郊區，還是城市都不適合。
按功能劃分可扼殺活力
Jacobs 教曉我們，不同用途的建築物並存，不但不是混亂，反而是高層次的秩序。這是一種有組織的複合體，不是簡單的複合體或無組織的複合體可比。香港的灣仔即為明證，干諾道以北是人為的單一地區，以南是自成的多元地區。社區想要運作良好，主要靠市民的行動，單靠人為設計無法達成。
Jacob的洞見在於，一些城市之所以偉大，正因為多元，甚至看似無序。香港需要鼓勵多元，透過立法分區來「淨化」某個地區之前，還宜三思。
一個社區太成功，有時候也會扼殺了多元化。人口和商業從四面八方蜂擁而至，爭相利用區內的建築物換取最大的收益，以致扼殺多元性。為免出現這種情形，要多發掘有魅力的社區，增加這方面的供應。至於靠分區來達致多元，問題在於任何人為的劃分，最終都難免僵化。
香港製造業北遷後，空置的工業大廈之所以未能改變用途以物盡其用，其中一個障礙就是當年訂下的分區限制。更改地區規劃的過程通常很慢，難以維持區內的經濟活力。
災變性的變革也可能扼殺城市的生命。貧民區是一些人落地生根之前的立足點，不少居民在那裏成長，引以為傲。政府興建住房來取代貧民區，反而造成毀滅性的後果。整個社區連根拔起，居民給扔進用途單一、缺乏生氣的環境。
想要消除貧民區，只能靜待有能力遷出的居民選擇留低，循序漸進來達成；Jacobs很看重循序漸進。大興土木和大型政策表面上是遵循她的原則，但採用災變性的變革，失敗的可能性更大，何況也未能做到新舊樓房並存。
Jacob認為，一個城市想要成功，就要讓不同樓齡的建築物並存。雖然新樓通常較舊樓受歡迎，但推倒舊區代之以新樓，反會令城市死亡。原因顯而易見：新樓租金較高，但租金低，新企業才能生存。以新代舊的重建方式容不下新企業，扼殺成長的動力，令區內的經濟難以發展。
1950至60年代以來，世界各地公營房屋蔚然成風，也慣常以收入來釐定住戶資格。換言之，為低收入人士而建，而由政府提供資助。但是，按收入分等不但間接孤立了社區，更形成標籤效應，分化社會，造成你我有別，抑制階層之間的交流和社區的多元性。
零售業要在多元環境下才能興旺，現在面對公營屋邨的單一環境，覺得發展有限，從而不太熱中經營。再說公營房屋通常規定收入上限，住戶日後若事業有成，也就必須遷出（香港的公屋富戶可選擇繳付雙倍租金）。
Jacobs 的看法很簡單，但相當中肯：住戶有歸屬感，願意留下，幫忙改善環境，社區才會興旺；但現在一富起來就要搬走，令區內少了更新的動力。基於其他論據，本欄過去這兩個星期建議，將住戶買斷居屋和租住公屋的「補地價」差額，定在住戶最初遷入時，而不是在決定買斷時的市價。
現在從Jacobs的論點，這方面又多了一個理據：選擇買斷單位、在公營屋邨生根的業主，有助於社區建設。反過來，選擇遷出屋邨的市民也可以為新居所屬的社區增添色彩。
一個城市要有活力，市區發展必然不停改變，要能跟上城市生活的潮流，以開放的態度來迎接變化，不能以一成不變的規劃和準則作繭自縛。Jacobs相信，按功能劃分地區和按收入分配房屋這類規劃，看似打造「理想的城市」，但實際上是錯誤的，只會扼殺城市的活力。一些規劃師不但未懂得這樣理解自己的城市，也忽略了街頭巷尾的平民智慧。
Jacob說服我們，由政府主導的城市規劃是失敗的。市區發展政策牽涉極高的交易成本，對各方面的影響深遠，實在無法單靠自發性的市場交易來處理。Jacobs認為城市是有組織的複合體，這個有機體內存着眾多彼此相連的因素，着手處理時，必須同時面對所有的因素，而不能夠將各種因素分割斬件，便以為可逐一解決。
這也就須要改變決策方式，着重決策過程，而不是只看決策的後果；要善於歸納，而不僅是演繹，多從小處着眼，留心有啟發性的線索，而不只是概括，急於推而廣之。城市發展涉及不同持份者的利害，必須由整個社區和各路持份者參與，共同勾劃；要找到各方都覺得合適的選擇，這也許是唯一的方法。
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Elinor Ostrom教授研究過一些單靠政府和市場難以解決的政策議題。藉着探討市民之間如何形成各種自願的集體互動交流平台，這位美國女學者逐步就如何管理集體資源的運用，總結出一套效益和公平兼備的規則。這也許是比較好的決策模式。
香港市區重建局最近發揮創意，建議讓遭到拆遷的居民以樓換樓，同時提供臨時調遷的安排，此舉不單保留、甚至加強了本區的多元性，有關的影響甚至可能超出拆遷的範圍。
東亞城市得免前蘇聯「災難」
1990 年9月，也就是蘇聯解體前一年，我到莫斯科參觀，沒想到就城市規劃上了實景的一課。抵達機場後，我與團友轉到蘇聯科學院的賓館。旅遊巴大約走了兩個小時，車子離開市中心進入郊區後，只見沿途都是大約一百米見方的長方形街區，除了正中央一棟高聳的住宅，所有的街區均空無一人。
粗略看，住宅佔用的樓面不夠街區的十分之一。街區不但空空如也，而且與下一個街區相隔很遠，這就是規劃的「傑作」。住客下班回家後，肯定足不出戶，一來無處可逛，二來一年到晚夜間溫度普遍低於零度，居民飯後甚至不想散步。這使我想起諾貝爾文學獎前蘇聯得主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巨著《古拉格群島》；不知道蘇聯人是否每個晚上都以伏特加消磨歲月。
東亞城市雖然得免前蘇聯的「災難」，卻未找到有效而又公平的解決之道；1999年的台北之旅，在這方面予我印象最深。從當時新建的遠東國際大飯店頂樓陽台遠眺，發覺市內的高樓隨意地散落各處，看不出彼此的關連。我此前到過的澳洲、歐洲和南北美洲城市，高樓大都位於市中心。但又並非只有台北如此。記憶中，東亞大城市的高樓大都像台北那樣，零星落索；現在的中國內地，包括北京和上海，也都是這樣。
單從經濟角度看，將第一棟高樓建在該市的地王最合常理，這也決定了市中心的位置；由於第一棟高樓附近的地皮水漲船高，其後新建的高樓也都會坐落在這個黃金地段。這當然是經濟學上的「地租斜率」（rent gradient）；市中心地皮最貴，距離市中心愈遠地價就愈低。但令人費解的是，東亞除了香港和新加坡，其他城市都不是這樣。
喚醒另一半沉睡的人
我相信，東亞由於經濟增長快，一些主要經濟城市的土地資源有巨大的需求。但這些城市通常也是歷史悠久、早已建成的國家首都。地權沿自前朝，經濟起飛前就已定型。發展權、規劃的條文和規管機構無法及時改進以適應新的發展。分配發展權和作出補償時，也未能做到公平有效。
由於政治利益的干預，經濟上最合理的發展方案可能無法獲批，獲准的是那些在政治上顯得「有理」的，而這些方案又剛好有悖於經濟理性、不符合城市高速發展的需要。高樓散落市內各處是政策失敗的表徵。
一些規劃師和利益方制訂的項目，對這些城市的前景造成很大傷害，很多社區遭連根拔起。市區雖然有所發展，但缺少核心商業區，市內各處任意發展，甚至無法合理地安排公共交通；各大城市急速發展的同時，低效和不公的現象比比皆是。聽說要到這些大城市公幹，由一棟高樓到另一棟，往往一塞就是數小時，一天見不了兩個客，不少董事長和總裁索性到高爾夫球場談生意。
香港總算避免了高樓四散的弊端，這是很大的福分。我們得以成為亞洲數一數二的商業和金融中心，這方面功不可沒。但仍嫌固守早期劃定的分區，拖慢了市區重建的步伐。製造業雖然北遷多年，留下的工業區仍然未能發展出新企業。與此同時，公營房屋令一半市民被困在非自置的物業裏，甚或安插於無歸屬感的社區，對社會事務提不起興趣，儼如酣睡。
一個城市若有一半人沉睡不醒，無法與另一半人交流，社會流轉也就不夠順暢；流轉速度太慢，社會必然分化。Jacobs若仍在生，當會呼籲我們重新喚起那一半沉睡的港人，與另一半市民恢復交流。
Jane Jacobs的大名，在美國有時候與反對發展市郊和淡化市中心的左派知識分子扯在一起。其實，她最抗拒意識形態的標籤。她既不是活在過去、反對發展的保育鬥士，也不是她那一代認為「小才是美」的信徒。她最愛大城市，相信大城市是經濟動力的所在。
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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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61
“如果你了無大志，沒有人生大計，不介意這輩子與其他同樣沒有大計的人共哀榮，那的確是很好的小鎮。但正如所有的烏托邦，訂定大計的權力只能由規劃師本人來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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