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29 April 2010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贯彻落实中央 精神,在重视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同时,加快振兴文化产业,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在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推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结合当前应对国际金 融危机的新形势和文化领域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特制定本规划。

  一、加快文化产业振兴的重要性紧迫性

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满足人民群众多样 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产 业,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取得重要进展,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实力和竞争力的文 化企业和企业集团,文化产业规模逐步壮大,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初步形成。文化“走出去”步伐加快,文化进出口贸易逆差逐步 缩小,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总的看,我国文化产业呈现出健康向上、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正在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引擎和 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同时要看到,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还不高、活力还不强,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与日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相适应,与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还不相适应,与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新形势 还不相适应。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未见底,并对文化产业发展产生诸多影响,但困难和挑战中蕴含着新的机遇和有利条件,文化具有反向调节功能,面对经济下 滑,文化产业有逆势而上的特点,这为创新文化体制机制、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带来了契机。要抓住机遇,大力振兴文化产业,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 革、惠民生”作出贡献。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规划目标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文化产业发展的各项目标任务和当前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大力培育市场主体,加快转变文 化产业发展方式,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切实维护我国文化安全,推动文化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将文化产业培育成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二)基本原则。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 一;坚持以体制改革和科技进步为动力,增强文化产业发展活力,提升文化创新能力;坚持走中国特色文化产业发展道路,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积极推动中华民 族文化繁荣发展;坚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加快推进重大工程项目,扩大产业规模,增强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坚持内外并举,积极开拓国内国际文化市场, 增强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三)规划目标。完成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文化市场主体进一步完善,活力进一步增强,文化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和作用得到较好发挥。

1、文化市场主体进一步完善。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原则,基本完成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文化市场主体进一步完善,活力进一步增强。

2、文化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重点行业和项目对文化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文化创 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产业得到较快发展,以资本为纽带推进文化企业兼并重组取得重要进展,力争 形成一批跨地区跨行业经营、有较强市场竞争力、产值超百亿的骨干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

3、文化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取得实质性进展,文化产业发展活力明显增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文化创新体系初步形成,文化原创能力进一步提高,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广泛运用,文化企业装备水平和科技含量显著提高。

4、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文化产品和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城乡文化市场进一步发展,现代流通组织和流通形式逐步成为文化流通领域的主要力量,文化消费领域不断拓展,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明显增加。

5、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进一步扩大。一批外向型骨干文化企业和国际知名品牌初步形成,对外文化贸易渠道和网络进一步拓展,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大幅增长,文化贸易逆差明显缩小,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重要增长点。


三、重点任务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力做好以下八个方面工作:

(一)发展重点文化产业。以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 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产业为重点,加大扶持力度,完善产业政策体系,实现跨越式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要着重发展文化科技、音乐制作、艺术创作、 动漫游戏等企业,增强影响力和带动力,拉动相关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影视制作业要提升影片、电视剧和电视节目的生产能力,扩大影视制作、发行、播映和后 产品开发,满足多种媒体、多种终端对影视数字内容的需求。出版业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加快从主要依赖传统纸介质出版物向多种介质形态出版物的数字出 版产业转型。出版物发行业要积极开展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经营,形成若干大型发行集团,提高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印刷复制业要发展高新技术印刷、特色印 刷,建成若干各具特色、技术先进的印刷复制基地。演艺业要加快形成一批大型演艺集团,加强演出网络建设。动漫产业要着力打造深受观众喜爱的国际化动漫形象 和品牌,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增长点。

(二)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以文化企业为主体,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充分调动 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加快建设一批具有重大示范效应和产业拉动作用的重大文化产业项目。继续推进国产动漫振兴工程、国家数字电影制作基地建设工程、多媒体数 据库和经济信息平台、“中华字库”工程、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出版工程等重大文化建设项目。选择一批具备实施条件的重点项目给予支持。

(三)培育骨干文化企业。着力培育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的骨干文化企业,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 际竞争力。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在重点文化产业中选择一批成长性好、竞争力强的文化企业或企业集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动跨地 区、跨行业联合或重组,尽快壮大企业规模,提高集约化经营水平,促进文化领域资源整合和结构调整。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文化企业面向资本市场融资,培育一批 文化领域战略投资者,实现低成本扩张,进一步做大做强。

(四)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建设。加强对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布局的统筹规划,坚持标准、突出特色、提高 水平,促进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和产业分工。对符合规划的产业园区和基地,在基础设施建设、土地使用、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建设若干辐射全国的区域文化产 品物流中心,建设一批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演艺娱乐和动漫等产业示范基地,支持和加快发展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群。


(五)扩大文化消费。不断适应当前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新变化和审美的新需求,创新文化产品和服务,提高文化消费意 识,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加强原创性作品的创作,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知名文化品牌。努力降低成本,提供价格合理、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 建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科技含量高、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主题公园。开发与文化结合的教育培训、健身、旅游、休闲等服务性消费,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六)建设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健全门类齐全的文化产品市场和文化要素市场,促进文化产品和生产要素的 合理流动。重点建设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渠道。发展文艺演出院线,推动主要城市演出场所连锁经营。支持全国文化票务网络建设。推进有线电视网络整 合,鼓励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进行广电网络的区域整合和跨地区经营。推进电影院线、数字电影院线的跨地区整合以及数字影院的建设和改造。支持国有出版发 行企业以资本为纽带实行跨地区兼并重组。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创意、影视制作、演艺娱乐、动漫等领域。支持优先选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质量水平高的 文化设备及产品。

(七)发展新兴文化业态。采用数字、网络等高新技术,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升级。 支持发展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网络广播影视、数字多媒体广播、手机广播电视,开发移动文化信息服务、数字娱乐产品等增值业务,为各种便携显示终端提供内容 服务。加快广播电视传播和电影放映数字化进程。积极推进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建设,发挥第三代移动通信网络、宽带光纤接入网络等网络基础设施的作用,制定和完 善网络标准,促进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推进三网融合。积极发展纸质有声读物、电子书、手机报和网络出版物等新兴出版发行业态。发展高新技术印刷。运用高新 技术改造传统娱乐设施和舞台技术,鼓励文化设备提供商研发新型电影院、数字电影娱乐设备、便携式音响系统、流动演出系统及多功能集成化音响产品。加强数字 技术、数字内容、网络技术等核心技术的研发,加快关键技术设备改造更新。

(八)扩大对外文化贸易。落实国家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优惠政策, 在市场开拓、技术创新、海关通关等方面给予支持。制定《2009-2010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目录》,形成鼓励、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长 效机制。重点扶持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展览、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网络游戏、出版物、民族音乐舞蹈和杂技等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抓好国际营销网络建 设。支持动漫、网络游戏、电子出版物等文化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鼓励文化企业通过独资、合资、控股、参股等多种形式,在国外兴办文化实体,建立文化产品营销 网点,实现落地经营。办好国家重点支持的文化会展,通过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等推动文化产品和服 务出口。支持文化企业参加境外图书展、影视展、艺术节等国际大型展会和文化活动。


四、政策措施

(一)降低准入门槛。落实国家关于非公有资本、外资进入文化产业的有关规定,根据文化产业不同类别,通过 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途径,积极吸收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政策允许的文化产业领域,参与国有文化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 展的文化产业格局。

(二)加大政府投入。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通过贷 款贴息、项目补贴、补充资本金等方式,支持国家级文化产业基地建设,支持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及跨区域整合,支持国有控股文化企业股份制改造,支持文化领域新 产品、新技术的研发。支持大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大幅增加中央财政“扶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和文化体制改革专项资金规模,不断加大对文化产业发展 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支持力度。

(三)落实税收政策。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知》中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研究确定文化产业支撑技术的具体范围,加大税收扶持力度,支持文化产业发展。

(四)加大金融支持。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文化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积极倡导 鼓励担保和再担保机构大力开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企业“走出去”的贷款担保业务品种。支持有条件的文化企业进入主板、创业板上市融资,鼓励已上市文化 企业通过公开增发、定向增发等再融资方式进行并购和重组,迅速做大做强。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发行企业债券。

(五)设立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按照有关管理办法,由中央财政注资引导,吸收国有骨干文化企业、大型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认购。基金由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实行市场化运作,通过股权投资等方式,推动资源重组和结构调整,促进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五、保障条件

(一)加强组织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将《规划》的实施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把《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建立相关的考核、评价和责任制度,作为评价地区发展水平、衡量发展质量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 容。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在党委宣传部门协调指导下,具体组织实施,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确保《规划》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 力,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要紧紧抓住转企改制、重塑市场主体这个中心环节,加快推进出版发行单位转企改制和兼并重组,加快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单位 和文艺院团转企改制,抓好党报党刊发行体制和广播电视节目制播分离改革。大力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建立统一高效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

(三)培养文化产业人才。继续抓好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 着力加强领军人物和各类专门人才的培养。继续办好经营管理人才培训班,培养一批熟悉市场经济规律,懂经营、善管理的人才。吸引财经、金融、科技等领域的优 秀人才进入文化产业领域。注重海外文化创意、研发、管理等高端人才的引进,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四)加强立法工作。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依法加强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规范管理。完善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严厉打击各类盗版侵权行为,促进国家文化创新能力建设。

Saturday 17 April 2010

重寫香港﹕「80後」的真理與謊言

香港社會的病徵及戀物

【明報專訊】話說有個老太太剛搬到小鎮上,

安頓下來後總覺得有點不妥——被爆格、腳痛等不一而足。

街坊塘邊鶴地說﹕肯定是被門牌號碼剋住。

老太太信以為真,便向政客求助,

請求他幫忙申請更改門牌號碼。

政客回答說﹕「這種事,自己動手不就成嗎?現在你住13號,加個『前座』或『後座』不就好了嗎?」

老太太一臉認真地說﹕

「試過了!幾星期前我偷偷的在門牌後加上『前座』兩個字,倒楣依舊。這種事自己不成的,是要正正式式的交給『上面』幹!」

所謂「上面」的精要,就涉及「符號效率」(symbolic efficiency)。老太太知道政客知道街坊都不足夠,老太太若是要轉運,端視「上面」是否已經知道,哪管所謂的「上面」是指稅局還是上帝。

同一道理的反面,難道不正正就是有關「世代」、「80後」的爭議嗎?反高鐵運動,一般都認為在1月16日立法會通過撥款方案後已燦爛歸平淡。由反高鐵運動引申出的「80後」、「世代論」等的討論,亦彷彿完結了其「歷史任務」——當政府及媒體論者都爭相要替整場運動找個說法時,「80後」、「世代」等標籤,儘管人言人殊,卻能適逢其會地在輿論及常識及偏見中,權充覑謎一般的主謀。熱潮過了卻不代表問題已經解決,又或者,正是熱潮之後,才是檢視之時。

議會倫理

相關的討論裏,最具埋身肉搏味的莫過於沈旭暉及呂大樂的筆戰。呂氏發表了〈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及〈我的「昔日情懷」〉,沈氏則發表了〈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及〈給呂大樂的信:我也有昔日情懷〉。霎時間,方法學及價值觀上的保守與求新,不僅悍然對立勢成水火,亦是所謂第二代及第四代根本裂縫的標誌。篇幅所限,未能詳細回應筆戰涉及的具體論點。然而導火線的「議會倫理」,卻是值得仔細討論。

殖民地時期的立法局,於1843年6月經維多利亞女王頒布的《英皇制誥》而成立,盤古初開的立法局只是聊勝於無的諮詢機構,連兼任立法局主席的港督在內,只有四名議員,全為政府官員。他們無權過問財政開支預算,對港督的提案也沒有否決權。

三十多年後,即19世紀80年代,才出現首位華人議員——當然是委任的。其時整個立法局只有十三名議員,七位為官員。如此局面幾乎要歷經一百年,到 20世紀70年代麥理浩執政時,才將議員數目增為四十六人,官守及非官守議員各佔一半,全部委任。直選議席歷史,至今僅不足二十年,自91年才開始。換言之,與其說香港由開埠成為殖民地至今,正經歷一個漫長的民主化過程,不如說香港議會史是一部絕大部分為官商權貴壟斷的歷史。在這意義上,香港議會的文化及倫理的實質土壤是什麼,理想又是什麼,什麼是新什麼是舊,恐怕並非一廂情願的價值觀可處方。

立法局小史,或歷久常新的衝擊

暫且不提2003年7月的幾趟甚至是圍堵中環的反23條大集會,事實上,上世紀的86及87年(當時只有功能組別而未有民選議席),立法局便因為大亞灣核電廠及公安條例兩項議題上,出現了所謂「紀律」事件。所謂「紀律」事件涉及的,並不是今天「掟蕉」及粗口等輿論上更具爭議性的行為,而僅是發生了對抗性極高的辯論及有議員的投票意向並不跟從大隊。當時有論者認為,即使還未有民選議席,但功能組別等間接選舉議席的出現,已足動搖百多年來議會紀律及共識(雷競旋,《香港政治與政制初探》,1987)。如果當年的間選議員,訴諸民間及社會力量反對政府,可視為對一直封閉的議會習慣的當頭棒喝,則二十多年後的包圍立法會,連結議會力量反對政府,或者並無質變創新,而不過是更深刻更冒險的挑戰不(夠)民主的議會倫理。

隱密共通點

呂氏與沈氏的筆戰所值得深思的,尚且不止是新與舊之間的夾纏不清。呂氏從對反高鐵運動的組織者責任、衝擊的行為本身、衝擊行為的(反)動員效果等的批評,推導到「有過一些理念、規範、共識,是很多香港人都會認為是合理的,並且可以應用到處理重大問題之上的」﹐作為論證其「保守」的立場(加引號是因為這「保守」應該是作者在筆戰的語境中的故意定位)在民主運動上並不一定寸步難行。沈氏則單從學術理論的推陳出新覑手,以某種改朝換代的弒父氣勢,幾乎要完全否定呂氏用以判斷的準則。表面上看似徹底對立,但兩者難道真的沒有任何隱密共通點?

無論認同的是這矛盾統一的兩極,結論難道不也是立於當前束手無策麼﹕看似壁壘分明的筆戰雙方,隱密的共通點是缺乏對當前形勢下判斷的自覺。呂氏認為真理早已知道,不變應萬變,跟從此腳步,目下曾蔭權政府所提出的政改方案,民選及功能組別各加五席,維持兩者的比率,難道這就是呂氏所指「改革之路從來又長又彎」?沈氏純以舊理論為對立面而跟潮流走,追隨此腳步,除了能在論戰中與前輩學者過上幾招,說明其如何否定呂氏之外,對香港民主運動,當下香港處於怎樣的歷史處境,需要怎樣的社會、政治運動,又能增長讀者怎樣的知識呢?

如此的新舊之爭,對如何具體理解所謂80後、第四代的問題意識、目標及理想等,只能噤若寒蟬,無法穿透其要解釋及評論的對象,而僅是多重帶有色差的帷幕。

學者的倉鼠

「世代」、「80後」等概念的「符號效率」之高,除了體現於可隨時被演繹為呂氏與沈氏抽空的「新」與「舊」之間的矛盾,中大社會學系的陳健民與趙永佳合撰的〈社會學的應用與誤用——「80後」與社會運動〉(下稱〈社會學〉)難道不是提供了另一種典範的置換嗎?

寫作目的來說,〈社會學〉強調呂氏的《四代香港人》並非為解釋社會運動(反高鐵及其衍生的世代討論等)而度身訂做的;從學統來說,呂氏從「階級形成」(class formation)的角度,描述「大量工人階級背景的年輕一代於戰後通過向上流動變成中產,對香港社會有深遠影響」。文章認為,把《四代香港人》硬套於「由非典80後」所策動的反高鐵等社會行動,顯然不充分,「因為從『不滿』到『集體行動』必須經歷一個『詮釋』和『動員』的過程」。

〈社會學〉雖然確認了近年社會運動「抗衡發展主義和『解殖』的深層意義」,然而〈社會學〉的書寫策略,不啻為先把《四代香港人》從解釋近年香港本土社會運動的負擔中挽救出來——指出呂氏旨不在此,並從社會學的立場重新肯定《四代香港人》對解釋戰後嬰兒的「階級形成」的社會學含金量。在這意義下,認真的讀者都不禁問到,《四代香港人》對「一般」的香港社會論述的有效性,與近年一波接一波、在《四代香港人》裏卻幾乎徹底空白的社會運動之間,〈社會學〉如何作貨真價實的社會學扣連,從而維持社會學這門學問對解釋當前社會形勢的權威?

秘密原來就在於﹕獨立媒體和香港人網等網上平台、facebook及twitter等網絡技術的發展。〈社會學〉以各種網絡技術的興起及運作,填充及解釋《四代香港人》對香港社會發展的一般描述及近年浪奔浪流的社會運動之間的鴻溝,難道不正好演繹了「病徵」(symptom)與「戀物」(fetish)在心理分析理論裏嚴格意義的區別麼?

齊澤克曾以愛人之死來說明這對概念的對立意義﹕一對年輕的璧人夫婦,妻子不幸因病離世。丈夫對妻子的死隻字不提,刻意壓抑其傷痛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並全力以其他活動(工作、運動、縱情酒色等)以令自己重新接合到現實生活——這是徵候式的回應。即為免觸碰根本承受不了的創傷,他只好將之全力抑壓,讓自己裝模作樣地在看似漠不關心的日常秩序中繼續運作。齊澤克的朋友所採取的,卻是遠為可憐的另一種方式﹕丈夫看來處之泰然一切如常,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朋友間甚至開始流傳他是否因為太太離世而竊喜云云。後來得知,一切如常的秘密其實在於一隻倉鼠──他太太生前「惜到踎」的閨房小寵物。好好照料倉鼠,彷彿鼠在人在。妻子的離世埋下的龐大空虛,與妻子生前的閨房摯愛,在丈夫的心理機制中發生了「短路」,讓自己迴避太太已經過世的絕對創傷。生死有命,後來倉鼠也死了,丈夫再也無險可守,硬生生經歷「太太」的第二度過身,結果徹底崩潰。倉鼠便是整個「戀物」機制的關鍵。

換言之,「病徵」是干擾虛假表象的某個「真相」或「例外」;而「戀物」就是謊言的化身,令到主體有能力承受那根本不能承受的真相。從這點看,網絡這種通訊小技術,與齊澤克友人的那隻小倉鼠,不是有點令人不安的相似嗎?學人論者的焦點,並不是當前已病入膏肓的社會經濟政治形勢,反而把網絡技術提升到幾乎是社會運動「秘密」的層次﹕彷彿將「香港」減去「網絡技術」,便等同「社會運動的不發生」。此時此刻將人人可用的技術短路到社會運動,效果上到底是要把真相揭示,還是繼續把真正問題無限期抑壓?當政府都懂得回應學者的提醒,在面書開戶口「與市民溝通」,統治問題是否就迎刃而解?

世代

1920年20年代末、30年代初威馬共和的後期,德國乃是實至名歸的山雨欲來,經濟低迷政治動盪,小市民渴望強勢的領袖帶領德國走出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以外的第三條路,知識分子希望思考自己在時代的性質及功能。匈牙利裔德語社會學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寫於1927年的文章〈世代的社會學問題〉(The sociological problem of generation),興許能夠協助我們弄清某些關鍵的問題。

有別於「階級形成」,曼海姆認為,世代之所以值得研究,因為它是我們了解社會及思想如何變化的重要線索。僅僅在同一地理及歷史空間共存的個人,並不構成「世代」,更重要的是共同面對同一歷史及社會單位,並投身參與共同的社會困境(participation in the common destiny of this historical and social unit)。亦即是,只有當共同面對一個動盪的動態社會所出現的社會及思想症狀,產生實際的聯結時,才會產生所謂真實的世代。曼指出,要分析世代,首先不是找尋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共通點,又或不是簡化地以家庭關係裏的前輩後代的概念偷換了社會學意義的「世代」。「世代」是以某種對時代的特定回應定義自身的身分,所以必然是先要對社會的動態有所判斷,才能回溯性地確定誰人以何種立場在回應時代的大問題,從而成為同一世代裏不同的世代單位(generation units)。如果曼海姆今天還在生,大概會對面書上「80後不代表我」等群組的自我定位不屑一顧:同一世代不意味統一立場,相反,面對同一歷史社會處境不同單位,才是推動時代變化的根本力量。

另一位同樣要走避納粹德國的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展現了同等的氣魄,在曼海姆發表其世代問題文章的幾年後,在納粹於1930年聯邦選舉中獲得一百零九席成為第二大黨之前,亦寫就了《時代的精神狀》一書。雅斯培認為,法國大革命之後,人已經無法不面對一個殘酷的現實﹕世界或社會無所謂進步,只需翹起二郎腿等待末日審判降臨的時代已過去。事實殘酷,還不單因為法國大革命(所代表的以理性追求理想生活的集體努力),已無情地質疑了上帝的全能;更因為另一困境已經掩至﹕上帝既幫不了忙,而個人力量始終不敵歷史洪流。雅斯培最具氣魄之處,在於敢批評那種「除了批評或熱枕期待以外站在一旁不再直接參與的人」,因為對雅斯培而言,寄望上帝永恒的天國,或假設「形勢比人強」而乾脆盲目質疑一切可能性,都比不上且戰且走地勇敢面對動盪的時代來得真實。

皇帝的新衣

把近年在香港的社會運動簡化地訴諸80後的出現,與將網絡的各種通訊技術視為80後的社運參與的秘密,其實是嚴格意義的同構﹕同樣是意識形態的「戀物」操作。關於「世代」、「80後」的爭議,不妨以曲解大家耳熟能詳的「皇帝的新衣」的故事作結﹕流行的解法,都是表揚小兒把皇帝裸體的事實揭穿,認為他率真有勇氣。小兒當然勇氣可嘉,但故事最基本但彷彿已不再引人注視的關鍵,難道不是為什麼朝中大臣及街邊的平民百姓集體不誠實的脆弱平衡嗎?小兒不過說出最簡最直接的話,與其說這值得表揚,不如說某種集體、預設的虛偽及謊言已成為常態。裁縫、皇帝、大臣及平民百姓集體構作了一個已見怪不怪的謊言,這裏的「見怪不怪」才是整個故事最要揭破的核心。

80後作為曇花一現的媒體寵兒及政府剋星,熱潮過後完成了歷史任務並不可惜。然而如媒體及政府所願地把80後處理掉,恐怕才是最愚不可及和有效地把80後所掀起的問題永久地持續下去的手法。

文 周思中

編輯 陳立衡

重寫香港﹕「80後」的真理與謊言

香港社會的病徵及戀物

【明報專訊】話說有個老太太剛搬到小鎮上,

安頓下來後總覺得有點不妥——被爆格、腳痛等不一而足。

街坊塘邊鶴地說﹕肯定是被門牌號碼剋住。

老太太信以為真,便向政客求助,

請求他幫忙申請更改門牌號碼。

政客回答說﹕「這種事,自己動手不就成嗎?現在你住13號,加個『前座』或『後座』不就好了嗎?」

老太太一臉認真地說﹕

「試過了!幾星期前我偷偷的在門牌後加上『前座』兩個字,倒楣依舊。這種事自己不成的,是要正正式式的交給『上面』幹!」

所謂「上面」的精要,就涉及「符號效率」(symbolic efficiency)。老太太知道政客知道街坊都不足夠,老太太若是要轉運,端視「上面」是否已經知道,哪管所謂的「上面」是指稅局還是上帝。

同一道理的反面,難道不正正就是有關「世代」、「80後」的爭議嗎?反高鐵運動,一般都認為在1月16日立法會通過撥款方案後已燦爛歸平淡。由反高鐵運動引申出的「80後」、「世代論」等的討論,亦彷彿完結了其「歷史任務」——當政府及媒體論者都爭相要替整場運動找個說法時,「80後」、「世代」等標籤,儘管人言人殊,卻能適逢其會地在輿論及常識及偏見中,權充覑謎一般的主謀。熱潮過了卻不代表問題已經解決,又或者,正是熱潮之後,才是檢視之時。

議會倫理

相關的討論裏,最具埋身肉搏味的莫過於沈旭暉及呂大樂的筆戰。呂氏發表了〈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及〈我的「昔日情懷」〉,沈氏則發表了〈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及〈給呂大樂的信:我也有昔日情懷〉。霎時間,方法學及價值觀上的保守與求新,不僅悍然對立勢成水火,亦是所謂第二代及第四代根本裂縫的標誌。篇幅所限,未能詳細回應筆戰涉及的具體論點。然而導火線的「議會倫理」,卻是值得仔細討論。

殖民地時期的立法局,於1843年6月經維多利亞女王頒布的《英皇制誥》而成立,盤古初開的立法局只是聊勝於無的諮詢機構,連兼任立法局主席的港督在內,只有四名議員,全為政府官員。他們無權過問財政開支預算,對港督的提案也沒有否決權。

三十多年後,即19世紀80年代,才出現首位華人議員——當然是委任的。其時整個立法局只有十三名議員,七位為官員。如此局面幾乎要歷經一百年,到 20世紀70年代麥理浩執政時,才將議員數目增為四十六人,官守及非官守議員各佔一半,全部委任。直選議席歷史,至今僅不足二十年,自91年才開始。換言之,與其說香港由開埠成為殖民地至今,正經歷一個漫長的民主化過程,不如說香港議會史是一部絕大部分為官商權貴壟斷的歷史。在這意義上,香港議會的文化及倫理的實質土壤是什麼,理想又是什麼,什麼是新什麼是舊,恐怕並非一廂情願的價值觀可處方。

立法局小史,或歷久常新的衝擊

暫且不提2003年7月的幾趟甚至是圍堵中環的反23條大集會,事實上,上世紀的86及87年(當時只有功能組別而未有民選議席),立法局便因為大亞灣核電廠及公安條例兩項議題上,出現了所謂「紀律」事件。所謂「紀律」事件涉及的,並不是今天「掟蕉」及粗口等輿論上更具爭議性的行為,而僅是發生了對抗性極高的辯論及有議員的投票意向並不跟從大隊。當時有論者認為,即使還未有民選議席,但功能組別等間接選舉議席的出現,已足動搖百多年來議會紀律及共識(雷競旋,《香港政治與政制初探》,1987)。如果當年的間選議員,訴諸民間及社會力量反對政府,可視為對一直封閉的議會習慣的當頭棒喝,則二十多年後的包圍立法會,連結議會力量反對政府,或者並無質變創新,而不過是更深刻更冒險的挑戰不(夠)民主的議會倫理。

隱密共通點

呂氏與沈氏的筆戰所值得深思的,尚且不止是新與舊之間的夾纏不清。呂氏從對反高鐵運動的組織者責任、衝擊的行為本身、衝擊行為的(反)動員效果等的批評,推導到「有過一些理念、規範、共識,是很多香港人都會認為是合理的,並且可以應用到處理重大問題之上的」﹐作為論證其「保守」的立場(加引號是因為這「保守」應該是作者在筆戰的語境中的故意定位)在民主運動上並不一定寸步難行。沈氏則單從學術理論的推陳出新覑手,以某種改朝換代的弒父氣勢,幾乎要完全否定呂氏用以判斷的準則。表面上看似徹底對立,但兩者難道真的沒有任何隱密共通點?

無論認同的是這矛盾統一的兩極,結論難道不也是立於當前束手無策麼﹕看似壁壘分明的筆戰雙方,隱密的共通點是缺乏對當前形勢下判斷的自覺。呂氏認為真理早已知道,不變應萬變,跟從此腳步,目下曾蔭權政府所提出的政改方案,民選及功能組別各加五席,維持兩者的比率,難道這就是呂氏所指「改革之路從來又長又彎」?沈氏純以舊理論為對立面而跟潮流走,追隨此腳步,除了能在論戰中與前輩學者過上幾招,說明其如何否定呂氏之外,對香港民主運動,當下香港處於怎樣的歷史處境,需要怎樣的社會、政治運動,又能增長讀者怎樣的知識呢?

如此的新舊之爭,對如何具體理解所謂80後、第四代的問題意識、目標及理想等,只能噤若寒蟬,無法穿透其要解釋及評論的對象,而僅是多重帶有色差的帷幕。

學者的倉鼠

「世代」、「80後」等概念的「符號效率」之高,除了體現於可隨時被演繹為呂氏與沈氏抽空的「新」與「舊」之間的矛盾,中大社會學系的陳健民與趙永佳合撰的〈社會學的應用與誤用——「80後」與社會運動〉(下稱〈社會學〉)難道不是提供了另一種典範的置換嗎?

寫作目的來說,〈社會學〉強調呂氏的《四代香港人》並非為解釋社會運動(反高鐵及其衍生的世代討論等)而度身訂做的;從學統來說,呂氏從「階級形成」(class formation)的角度,描述「大量工人階級背景的年輕一代於戰後通過向上流動變成中產,對香港社會有深遠影響」。文章認為,把《四代香港人》硬套於「由非典80後」所策動的反高鐵等社會行動,顯然不充分,「因為從『不滿』到『集體行動』必須經歷一個『詮釋』和『動員』的過程」。

〈社會學〉雖然確認了近年社會運動「抗衡發展主義和『解殖』的深層意義」,然而〈社會學〉的書寫策略,不啻為先把《四代香港人》從解釋近年香港本土社會運動的負擔中挽救出來——指出呂氏旨不在此,並從社會學的立場重新肯定《四代香港人》對解釋戰後嬰兒的「階級形成」的社會學含金量。在這意義下,認真的讀者都不禁問到,《四代香港人》對「一般」的香港社會論述的有效性,與近年一波接一波、在《四代香港人》裏卻幾乎徹底空白的社會運動之間,〈社會學〉如何作貨真價實的社會學扣連,從而維持社會學這門學問對解釋當前社會形勢的權威?

秘密原來就在於﹕獨立媒體和香港人網等網上平台、facebook及twitter等網絡技術的發展。〈社會學〉以各種網絡技術的興起及運作,填充及解釋《四代香港人》對香港社會發展的一般描述及近年浪奔浪流的社會運動之間的鴻溝,難道不正好演繹了「病徵」(symptom)與「戀物」(fetish)在心理分析理論裏嚴格意義的區別麼?

齊澤克曾以愛人之死來說明這對概念的對立意義﹕一對年輕的璧人夫婦,妻子不幸因病離世。丈夫對妻子的死隻字不提,刻意壓抑其傷痛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並全力以其他活動(工作、運動、縱情酒色等)以令自己重新接合到現實生活——這是徵候式的回應。即為免觸碰根本承受不了的創傷,他只好將之全力抑壓,讓自己裝模作樣地在看似漠不關心的日常秩序中繼續運作。齊澤克的朋友所採取的,卻是遠為可憐的另一種方式﹕丈夫看來處之泰然一切如常,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朋友間甚至開始流傳他是否因為太太離世而竊喜云云。後來得知,一切如常的秘密其實在於一隻倉鼠──他太太生前「惜到踎」的閨房小寵物。好好照料倉鼠,彷彿鼠在人在。妻子的離世埋下的龐大空虛,與妻子生前的閨房摯愛,在丈夫的心理機制中發生了「短路」,讓自己迴避太太已經過世的絕對創傷。生死有命,後來倉鼠也死了,丈夫再也無險可守,硬生生經歷「太太」的第二度過身,結果徹底崩潰。倉鼠便是整個「戀物」機制的關鍵。

換言之,「病徵」是干擾虛假表象的某個「真相」或「例外」;而「戀物」就是謊言的化身,令到主體有能力承受那根本不能承受的真相。從這點看,網絡這種通訊小技術,與齊澤克友人的那隻小倉鼠,不是有點令人不安的相似嗎?學人論者的焦點,並不是當前已病入膏肓的社會經濟政治形勢,反而把網絡技術提升到幾乎是社會運動「秘密」的層次﹕彷彿將「香港」減去「網絡技術」,便等同「社會運動的不發生」。此時此刻將人人可用的技術短路到社會運動,效果上到底是要把真相揭示,還是繼續把真正問題無限期抑壓?當政府都懂得回應學者的提醒,在面書開戶口「與市民溝通」,統治問題是否就迎刃而解?

世代

1920年20年代末、30年代初威馬共和的後期,德國乃是實至名歸的山雨欲來,經濟低迷政治動盪,小市民渴望強勢的領袖帶領德國走出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以外的第三條路,知識分子希望思考自己在時代的性質及功能。匈牙利裔德語社會學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寫於1927年的文章〈世代的社會學問題〉(The sociological problem of generation),興許能夠協助我們弄清某些關鍵的問題。

有別於「階級形成」,曼海姆認為,世代之所以值得研究,因為它是我們了解社會及思想如何變化的重要線索。僅僅在同一地理及歷史空間共存的個人,並不構成「世代」,更重要的是共同面對同一歷史及社會單位,並投身參與共同的社會困境(participation in the common destiny of this historical and social unit)。亦即是,只有當共同面對一個動盪的動態社會所出現的社會及思想症狀,產生實際的聯結時,才會產生所謂真實的世代。曼指出,要分析世代,首先不是找尋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共通點,又或不是簡化地以家庭關係裏的前輩後代的概念偷換了社會學意義的「世代」。「世代」是以某種對時代的特定回應定義自身的身分,所以必然是先要對社會的動態有所判斷,才能回溯性地確定誰人以何種立場在回應時代的大問題,從而成為同一世代裏不同的世代單位(generation units)。如果曼海姆今天還在生,大概會對面書上「80後不代表我」等群組的自我定位不屑一顧:同一世代不意味統一立場,相反,面對同一歷史社會處境不同單位,才是推動時代變化的根本力量。

另一位同樣要走避納粹德國的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展現了同等的氣魄,在曼海姆發表其世代問題文章的幾年後,在納粹於1930年聯邦選舉中獲得一百零九席成為第二大黨之前,亦寫就了《時代的精神狀》一書。雅斯培認為,法國大革命之後,人已經無法不面對一個殘酷的現實﹕世界或社會無所謂進步,只需翹起二郎腿等待末日審判降臨的時代已過去。事實殘酷,還不單因為法國大革命(所代表的以理性追求理想生活的集體努力),已無情地質疑了上帝的全能;更因為另一困境已經掩至﹕上帝既幫不了忙,而個人力量始終不敵歷史洪流。雅斯培最具氣魄之處,在於敢批評那種「除了批評或熱枕期待以外站在一旁不再直接參與的人」,因為對雅斯培而言,寄望上帝永恒的天國,或假設「形勢比人強」而乾脆盲目質疑一切可能性,都比不上且戰且走地勇敢面對動盪的時代來得真實。

皇帝的新衣

把近年在香港的社會運動簡化地訴諸80後的出現,與將網絡的各種通訊技術視為80後的社運參與的秘密,其實是嚴格意義的同構﹕同樣是意識形態的「戀物」操作。關於「世代」、「80後」的爭議,不妨以曲解大家耳熟能詳的「皇帝的新衣」的故事作結﹕流行的解法,都是表揚小兒把皇帝裸體的事實揭穿,認為他率真有勇氣。小兒當然勇氣可嘉,但故事最基本但彷彿已不再引人注視的關鍵,難道不是為什麼朝中大臣及街邊的平民百姓集體不誠實的脆弱平衡嗎?小兒不過說出最簡最直接的話,與其說這值得表揚,不如說某種集體、預設的虛偽及謊言已成為常態。裁縫、皇帝、大臣及平民百姓集體構作了一個已見怪不怪的謊言,這裏的「見怪不怪」才是整個故事最要揭破的核心。

80後作為曇花一現的媒體寵兒及政府剋星,熱潮過後完成了歷史任務並不可惜。然而如媒體及政府所願地把80後處理掉,恐怕才是最愚不可及和有效地把80後所掀起的問題永久地持續下去的手法。

文 周思中

編輯 陳立衡

Monday 5 April 2010

香港精神的假議題 .林沛理


奢談香港精神以及如何重建香港精神,只是將有關香港深層次矛盾的討論引向歧途。



林沛理,文化雜誌《瞄》(Muse)主編,《信報》及《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最新的一本書是《破謬.思維》(天窗出版)。

 

一 套得到建制認可和贊同,以及當權者大力提倡和宣揚的社會價值,自然有其巨大的功用性。比方說,在一個強調對國家、民族、黨、政府和上級絕對服從的威權社 會,為國捐軀往往被塑造成男人可以成就的最偉大的事業。按照這套價值系統,任令生靈塗炭的戰爭也不是荒謬的,而多荒謬的戰爭也自有其神聖的任務 —— 給國家的熱血男兒一個捨身成仁的機會,讓他們證明自己對民族的效忠。在這個意義上,為國捐軀的烈士這個稱號和身份,就是社會給男人的貞節牌坊。

明 乎此理,我們就不會詫異,為什麼時至今日,我們每天在電視上聽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仍然是完成於一九三五年抗日時期的《義勇軍進行曲》。這首家喻戶曉 的名曲的主題正是為國捐軀。它號召人民「起來」,「冒著敵人的砲火前進」;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萬眾一心」地「做血肉長城」。

近 日甚囂塵上,有關「香港精神」的討論也可作如是觀。與其說刻苦奮鬥、拼搏進取和逆境自強是香港精神,倒不如說這些「公認」但現時正「減弱得最厲害」的所謂 「香港人特質」,是為了它的社會功能而被杜撰出來的。這情況,一如一個終生先後聽命於父親、丈夫和兒子的女人,被認為所展現的是「正常的女性特 質」(normal femininity);而女人若非如此,則可能是陽剛情結(the masculinity complex)長期或暫時作祟所致。

幾十年前和上一代的香港人之中,稱得上「刻苦奮鬥、拼搏進取和逆境自強」的為數當然不少;正如今日 能夠做到這樣的本地人也不在少數。可是,將這些性格和行為特徵稱之為「香港精神」,就不只是簡化,而是「本質化」(essentialize)了香港人; 硬要將「刻苦奮鬥、拼搏進取和逆境自強」說成是香港人「特有的質素」,更是毫無邏輯根據的一廂情願。更重要的是,社會價值往往是社會制度、社會發展和社會 環境的產物。將香港過去幾十年的經濟成就,看成是某種精神的勝利,是太唯心主義了。你用不著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也會同意經濟基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政治上 層建築和思想上層建築。韋伯(Max 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也指出,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生與新教倫理有一種內在的親和關係。教徒辛苦工作,杜絕享樂以至禁慾,在經濟活 動中工於計算,因而積累了財富,在競爭中處於有利的地位。作為一種廣泛風行的社會精神氣質,它就是「資本主義精神」。幾十年前的香港是一個難言富裕、以工 業生產和代客加工為主的社會和經濟體系。那時「刻苦奮鬥、拼搏進取和逆境自強」不僅是理想的香港人格(the ideal Hong Kong character),也是很多香港人賴以生存的心理素質。

反觀今日的香港,早已轉型為不賣勞力而賣腦力、專業、創意和高增值的服務型經 濟;而整個社會專注發展地產帶來的外部成本(externality)和異化效果(alienation effect),亦完全扭曲了香港人的價值取向。再加上政治的爭拗和民主進程的緩不濟急,使香港的內耗日益加劇。在這樣的環境下,奢談香港精神以及如何重 建香港精神,只是一個混淆視聽的假議題,將有關香港深層次內部矛盾的討論引向歧途。當然,政府和建制的既得利益者大談香港精神而樂此不疲,因為它的潛台詞 是:現狀一切安好,制度行之有效,有問題的只是今日香港人的價值觀而已。

其實,從組織學習(organizational learning)的角度而言,到今時今日仍然抱著幾十年前的香港精神的腿子不放,反映了香港作為一個學習型社會有嚴重的學習障礙 (learning disability)。早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熊恩 (Donald Schon)已經提出學習型組織 (learning organization)的概念,但真正將這個概念轉化為管理學常識的, 卻是美國學者彼得‧聖吉(Peter Senge)的《第五項修煉》 (The Fifth Discipline)。聖吉認為,在今日的世界,劇變和突變已經成為了新秩序的新常態(the new normal),個人、企業甚至社會要成功,便必須致力理解、掌握和適應這些變化。社會要懂得學習和善於學習,因為在一個全球化的知識型經濟體系中,社會 的生產力和競爭力,將繫於它汲取知識、生產知識和處理資訊的能力。它是學習的基礎和先決條件,而勇於學習和善於學習比肯拚肯搏,甚至只懂得埋頭苦幹、「做 好這份工」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