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這個沒有提出的問題的答案到底如何，但在一月八日從上午到深夜，從電視畫面到facebook上的那些似曾相識的臉孔裏我隱約看到了香港的希望。
三個星期前，幾個朋友不約而同談到反高鐵和學運之間的種種，有人問，美國和日本的社會運動歷史是怎樣，我想都沒想馬上念出一連串書名和人名，認為他 們或會從中找到可以放在觀察香港的框架裏作為比對，那是Todd Gitlin的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和The Sixties，Tom Hayden的Reunion。對於另一位，我只提出一個名字，Abbie Hoffman，請她慢慢從Abbie Hoffman的文章裏找。晚上回到家裏，翻箱倒櫃找出梅韜的《我的天真爛漫》和本多勝一的幾本文集，小林多喜二和葉山嘉樹的也有一定參考價值。就在亂翻 書的時候，我又找到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在美國軍警鎮壓反越戰示威期間，學生在校內主樓打出的幾層樓高巨幅標語﹕You Can't Kill Us All。
對照美日社運
慢覑，美國日本和香港的社會運動可以如此簡單比對嗎？可是再翻下去卻又訝然發現，六十年代的美國和日本和今天的香港真有幾分相似。先說日本，六十年 代是高速發展期，首相池田勇人全力推動經濟，日本的GDP是每年以百分之八至十的往上直冒。如果那些井蛙說今天的中國年增長百分之八是大國崛起，我必須在 這裏說幾句喪氣話，人家半世紀前已經以這種方式崛起了。日本六十年代也有高鐵這回事，新幹線在東京奧運會開幕前夕落成，關東和關西從此接連，帶動了大量人 口流動；其後的京名高速公路把東京和關西工業重鎮名古屋連結，那是當時劃時代的大事。
美國六十年代則在另一個切面和香港更加
這種抹黑是所有社會運動不可或缺的一塊髒印，香港巿民對此一定有所回憶和體會﹕回歸前染紅是致命的，與「中共來往」是一頂扣下即死的帽子；回歸之後 一度「美國關係」也挺管用，近期則是狠辣得多，「港獨」罪名開始見有人用了。這些劣行其來有自，就在那些腦袋只有北京的人眼中，他們最討厭的美帝國主義便 是抹黑找碴的老祖宗，Tom Hayden在Reunion裏不只一次說到他被聯邦調查局線人舉報的住事，事隔三十年，多虧《資訊自由法》，Tom Hayden向聯邦調查局要回當年有關自己的檔案文件，除了線人的名字遮黑，大體上當年官方對這位社運主將的盯梢幾乎到了無所不入的地步﹕一九六八年九月 二十七日的紀錄顯示，線人連和Tom Hayden有小小的眼神接觸也具細無遺寫在報告裏。搞這麼一大串的人力物力，目的便是找Tom Hayden的所謂錯處，搞臭他。
這些法西斯手段書本沒有教，卻可以口耳相傳，香港也有類似的。香港大學女 生陳巧文在元旦日大遊行過後一星期，家裏有警察上門找人。讀報，警員的傲慢和顢頇在短短幾句話令人以為這裏仍是六十年代四大探長當家的港九新界；過了兩 天，陳巧文被捕。這種手段不算高明，但能在一個介乎民智半開和已開之間的社會帶來輕微震動，執法部門對這類看似隱晦實是明目張膽的恫嚇頗為自豪。我們的執 法部門是一座極其落後的國家機器，在陳巧文事件裏劣拙得令人失笑，有官員認為警方是「缺乏政治智慧」，這是相當中肯的評論，只有拉丁美洲的獨裁國家軍警才 有這種清君側的封建思想。
只為「家園」這兩字
香港反高鐵活動令一貫以為社運便是撈政治覑數的社會開了竅：沒有一張選票牽涉其中，沒有一分錢捐獻拉扯進內，連起初有說這是八十後找不到出路的反彈 也講不上；這是功利主義社會所不能想像的，這些年輕人只為了「家園」這兩個漢字。在一個把不發展視「死路一條」為的國家，抗拒發展是匪夷所思的，就等於六 十年代美國大學生反對八千里外一個叫越南的叢林裏的戰爭那樣遙遠。事實是香港這些受過教育也並非找不到職位的年輕人，在這個即將在開山填海中失去身分的海 港城巿，為了別人快將湮沒的家園走上街頭。
所以，當政府高官說要用六十年代暴動後大搞青年舞會的政策來平復年輕人的不滿時，那種訕笑是不恥的。不是說這些青年舞會是落後老套，而是連病灶也搞 不清，卻大言炎炎的說要斷症開刀。今天那些出身高等學府還要送到牛津哈佛用公帑念一個公共政碩士的AO也實在太遜了——差不多四十年前，那是全國山河一片 紅的文化大革命最 瘋狂歲月，周恩來總理在北京被到訪的美國乒乓球運動員科恩問到他對嬉皮士運動的看法，周答得大方得體，「年輕人總會嘗試各種各樣的事物，我年輕時也是這 樣。但如果隨覑自己想法的轉變，發現某種做法並不正確，就應該改變」。中共八股沒有在這裏出現，人們可以挑剔周恩來最後也暗示嬉皮主義「並不正確」，但畢 竟他在講話開始時並無全盤否定。
什麼都不缺 什麼都不怕
六十年代美日學運的經驗是一面鏡子，全民中產年代的青年追求的是什麼？不是工作職位不要政治利益，而是一種關心社會關心世界的意識形態。六十年代的 美國景氣在美國近代史上是有名堂的——Good Old Days——但大學生和青年仍然義無反顧反戰反不義；在日本這個講究一致性的國度，六七十年代在廣收農地發展城巿的鬥爭中大學 生身影處處，傳誦至今的是東京近郊千葉縣興建成田機場的三里屯反抗運動。以歷史橫切面看，這是幾場或十幾場激烈肢體衝突的交鋒，然而從縱切面剖析，這卻是 一個高度文明社會發展的必然。香港社會上一些人以世俗的功利來看待從中區天星到皇后碼碼從灣仔喜帖街到西北的菜園村的本土行動，必然犯上悲劇性的錯誤—— 你以為這些年輕人缺錢缺工作缺政治利益？對某些自詡精英的少數來說也許是對的，但對更大面積的另一群的來說卻錯了﹕他們什麼都不缺，什麼都不怕，他們關心 的是身邊的你我他。
當中環立法會外的成千上萬人以公社形式組織反高鐵活動時，立法會內的支持高鐵一方則以發展是硬道理來推動撥款；時空扭曲，這是最黑色的一齣錯摸悲劇，搶覑在春節前、趕在二○一○年元旦過後上演了。
PS
為小澤征爾祝福
聽到小澤征爾患癌的消息，想到的是他和他老師卡拉揚的故事。小澤是生在中國東北瀋陽的日本音樂家，七十年代是波士頓交響樂團指揮，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甚早到大陸訪問的西方音樂家；蓬鬆的一把大頭髮，常瞇覑笑意的眼神，在綵排時手舞足蹈，很有老頑童的味。
小澤征爾師承卡拉揚，老卡是絕世奇才，指揮時不看總譜，我看過老卡指揮柏林交響樂團柴可夫斯基鋼琴協奏曲的DVD，果然是大師出手。小澤沒有老卡的 超凡記憶力，但他把波士頓交響樂團帶來中國，讓中國人民在文革寒冬過後的初春得以一睹晴天，那是中國樂迷永遠銘感五中的。小澤先生，希望你早日康復。
文 安 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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