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大部分有關政治策略與手段的討論，其核心問題不在於什麼道德勇氣，而是對形勢的判斷，以及對轉變的理解。
關於前者，存在不同意見，乃一般政治運動中常見的現象。究竟某一個決定是「盲動」（高估形勢和支持，而採取了無法爭取廣大群眾支持的手段）？還是「投降」（低估了改變形勢的可能性而作出不必要的退讓）？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虛擬條件式（即「假如不是這樣，事情或會另有發展」）的討論，而很少會認真作出有證據為基礎的辯論。
因一撮人「投降」誤了大事？
要處理這類爭論，最好的方法是不同主張的人士、團體各自堅持己見，繼續按其理想、策略實踐下去。通常有較多意見的一方，是那些認為本來形勢大好的人士和團體：若然不是某些人不願合作或沒有堅持，則這個世界早已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既然形勢本來大好，一切條件早已成熟，情又怎會因為一撮人「投降」而誤了大事？這些人士、團體的當前急務，不應以擺出一個追究責任的姿勢，並且激烈辯論，而放下了更為重要的群眾工作；他們應做的是堅持到底，重燃社會的爆炸點，讓那個應該曾經存在的大好形勢重現於市民大眾面前，為即將來臨的翻天覆地的轉變吹響號角。
試問大好的形勢又怎會因為三五個早已脫離群眾的人物、團體一時軟弱而立即消失？歷史巨輪（如果有的話）又怎可能給一些「投降分子」或「機會主義者」所擋住？批判、辯論只會分散精神和力量（包圍不同意見的政黨就更是費時失事），因為更有意義的論述鬥爭應該要直接面向更廣大的群眾；需要說服的，不是那些早已參與的活躍人士和社會團體，而是一般市民大眾。既然已經具備社會條件，那麼行動最為實際；主張行動的人士、團體應該不斷通過行動來動員群眾，加速那翻天覆地的一刻的來臨，並且說明當初的形勢判斷其實正確。
判斷誰更準確 只能以實踐檢驗
當然，提出虛擬條件式的提問會較發動行動舒容。進行動員，要面對市民的反應：熱烈還是冷淡，都很實在。提虛擬條件式的問題就容易得多，因為現實已不是那個「若果」，而那在想像中有可能發生的事情並未有發生，於是都是假設性的討論。這用於議論、批評還可以，但要真正努力去扭轉形勢，則沒有什麼實際的作用。作為進取的行動者，沒有道理只甘心於坐在安樂椅作虛擬條件式提問。
我想說的是，對於形勢的掌握，是一種判斷。在現實政治當中，難免會有不同的判斷。誰更準確的問題，不是提出虛擬條件式的提問便可以輕易找到一致認同的答案。判斷以誰的更為準確，恐怕只能以實踐來作檢驗。
一個相關而且更重要的問題，是關於如何理解以不同策略、手段所取得的政治、經濟、社會轉變。在參與政治活動的圈子當中，普遍認為轉變以兩種形式表現出來：一是外來的衝擊導致轉變的出現，二是群眾運動帶來轉變。這兩種理解有一共通點，這就是現存制度本身不會發生「真」的轉變。
關於第一種理解，基本上視轉變為受壓之後的反應。至於第二種意見，則認為只有群眾動員才有可能帶來「真」的轉變，背後的想法是政府的角色乃維持現狀和保護既得利益者，它絕無道理在無緣無故的情下推動轉變。從這個角度來看，現存制度若有任何轉變，基本上也只是預防出現由下而上更大的壓力，早一步淡化矛盾而已。基於這些考慮，群眾動員的程度往往會被包括為衡量是否出現「真」的轉變的重要指標。
很多轉變源於制度內部變化
可是，在現實生活之中，有很多轉變都不是因為受到外來衝擊而出現的震盪，也不一定要通過廣泛的群眾動員而發生轟轟烈烈的社會巨變；很多轉變源於制度內部並不顯眼及逐漸浮現出來的變化。事實上，很多啟動轉變的因素來自制度內早已經開始的細微變化、因為存在模糊性而給改革提供的空間等；很多轉變都不是突變，而是漸變。更多轉變並不轟烈，也不徹底，而是拖泥帶水，含糊不清。假如我們只接受某種形式的轉變為「真」的轉變（例如一定要是政治動員的勝利），那恐怕日常生活中很多轉變都未能符合這樣的要求。這樣說並不表示貶低政治動員的意義與作用，而是必須牐認社會轉變可以通過各種不同形式表現出來。
而更重要的是，很多不一定建基於廣泛政治動員的社會轉變，一樣可以影響深遠，而它們的社會效果也不一定因為沒有政治或動員的元素而變得不重要或未能惠及市民大眾。認為只有群眾運動才能帶來「真」的轉變的想法，或可滿足參與者的個人期望，但卻不符合現實中的社會發展。在模糊和不確定的環境裏求變，而且所謂的轉變只是漸變而不是突變，聽起來一點兒也不感人，同時也很難令人聯想到重大的轉變或深遠的影響，但在現實生活裏，這才是常規。
■延伸閱讀
作者：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ds.)
書名：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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