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師 Gerg Girard 在中環的展覽與觀眾交流完後，又匆忙地到外國記者會與朋友聚舊。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香港人認識攝影師 Greg Girard 大多是透過他的九龍城寨照片。在寨城被夷為平地之前，這位剛到香港定居的加拿大攝影師記錄下寨城裏面的人、他們的家、他們幹的活，裏面的工廠、商鋪等，為這個神秘國度留下珍貴的歷史圖片，並於1993年出版《City of Darkness》一書。
70年代末首次來港，80年代初期在這裏定居，一直到1989年離開到上海，十多年期間，除了九龍城寨之外，Greg 亦拍下香港都市的容貌、香港人的日常、城市裏的人來人往，紀錄了這個剛剛經歷騰飛的國際大都會的雛形。近月，他將這些從未曝光的照片整錄成書並舉辦展覽，並特意從溫哥華回來香港發布。選擇這個時候疏理這批照片，Greg 說是因為他覺得香港正在經歷一次世代轉變。
「現在這世代的香港人比起八十年代時的香港人更關心自己的城市，也就是說開始有一批懂得欣賞我的作品的觀眾。」今年63歲的他坐在一間懷舊茶餐廳中對端傳媒記者說，此刻審視自己拍攝於三四十年前的香港瞬間，他覺得或許能給人們理解香港帶來一些新觀點。
端：你最初為什麼來香港？一開始有想過留下來嗎？
G：沒有，我剛來的時候沒有打算留下來的。我來香港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在《時代生活》（Time-Life）1972年出版的一本攝影集裏看到一張1962年香港的照片，這張照片令我對香港的樣貌產生好奇。同時我在溫哥華的時候常常到唐人街拍攝，當時我覺得那是一個很獨特的地方，也令我對一些與中國有關的東西產生興趣。當時我剛剛中學畢業，很想離開溫哥華，有多遠走多遠，而香港就在地球另一邊。
端：到達之後覺得這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香港吸引你的地方是什麼？
G：香港是一個真正的港口城市，由她與鄰居的關係所組成，很擅長地將困境變成機會，與中國的關係如是，與殖民者的關係也如是。在繁忙的城市背後有一種與周邊一切的張力。當時香港還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美國第七艦隊還會到香港上岸休假，數千名水手在灣仔一帶活動，還有駐港的英兵、外國公司的外派員工、有享受著奢華生活的人，也有過著貧賤生活的人、有高端的商業世界、還有背後鮮為人知的黑暗面，統統都能在香港這個大熔爐裏接觸到。這裏很刺激、很有生命力，尤其在晚上，晚上11點多還見到一家大小外出，在西方社會晚上外出常常與不良行為掛鉤，但這裏似乎沒有任何西方社會有的限制，晚上外出似乎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差異。一個到處都被霓虹光淹沒的城市，對一位年輕攝影師來說很吸引、很刺激，很想把畫面都拍下來。雖然這些畫面或手法有些老生常談，但作為一個年輕的攝影師你是不會理會這些東西的，你只會嘗試去令這變成你自己的風格。
端：是黑夜裏的什麼吸引你呢？你大部分的作品都似乎是以黑夜為主。
G：由我拿起我的第一部相機時便開始在黑夜裏拍攝。我七八十年代的作品的確有這樣的一種特色，但後來我開始偏離那種俗套的黑夜迷惑，霓虹、夜店、酒吧等。慢慢不再著重這些光源，而開始留意這些光原所照射的地方，一些不太顯眼的地方，例如街道後巷。我也開始留意一些經常被忽略的東西，其實霓虹燈也是其中一樣，那時香港的霓虹燈多得很，當時對本地人來說根本就不是什麼一回事，像被棄置在街道上的家具一樣。
但我早就沒用「黑夜」這個思維去看我在晚上拍的照片。「夜晚」的定義實在太狹隘了，所謂的「夜晚」其實五光十色、光彩奪目，也佔了你人生的一半時間，不是嗎？別人說的「夜晚」我會理解為另一個境界，而我透過攝影去認識這個境界，了解裏面不同種類的光源、色溫，以及菲林對光的反應、沖曬後的效果等，這個過程非常有趣。
然後到我定居這裏之後，對這裏的看法更是改變了，變得更深入，很想拍攝到「真正的香港」，而不再是遊客眼中的香港。我想拍一些不只是給對香港陌生的觀眾看的照片，我想香港人也會對我的照片感興趣。很快我便嘗試用觀眾的角度去思考，問自己「我會否對拍攝主題感興趣？」的同時，也會問「本地人看到這些照片也會感興趣嗎？」
端：你是怎樣由旅人的身分跳進本地人的身分來做出這些判斷？
G：我喜歡香港晚上的樣貌，所有東西都亮起來，即使看不到光源，但城市內的一切都在發光，是一種很獨特的神髓，而我當時的照片正正是我對這個感覺的反應。那時我還在摸索自己的風格，嘗試做一些與別不同的事，拍一些與別不同的照片，我會以別人留意不到的方式去觀察夜晚的香港。我覺得我的照片跟當時其他的香港照片或夜景照片有很大分別。當時我覺得只有黑社會電影的美學才能反映到我眼中的香港，是在這些電影中才看得出導演和攝影指導有認真去思考這座城市晚上的風貌和考量過拍攝的場景，同時他們取景的地方也是一些我會感興趣的地方。不是每套電影都有一套很強的視覺風格，這種呈現香港的手法和美學是王家衛與杜可風1994年拍攝重慶森林後才開始變得主流。
端：你差不多同一時期也在拍攝溫哥華，這兩輯照片有沒有互相影響對方？
G：我今年年初出版了一本溫哥華的攝影集《Under Vancouver》，裏面的照片跟剛出版的這本香港攝影集《HK:PM》裏的照片是大約來自同一時期的，都是七八十年代的照片。我1982年開始定居香港，但住在溫哥華及日本時也會經常來香港的。八十年代後期開始為《時代》、《新聞週刊》等雜誌當攝影記者，我的拍攝手法亦因此而開始改變，我變成了一個雜誌攝影師，而不再純粹是一位攝影師。這兩本攝影集可說是標誌著我為自己興趣而拍攝的時代的結束。
幸運的是我在溫哥華的時候還沒有當上雜誌社的攝影師，若當上了的話我應該永遠都拍不出我早期的那些個人作品。72年到82年間我經常來回香港、東京、溫哥華三地，期間作為一個攝影師，我的風格還不斷在演化，在概念上也如是。這段時間我學會了如何在晚上拍攝，尤其在還沒離開溫哥華的那段日子，我嘗試了很多不同種類的菲林，嘗試它們在夜晚拍攝的效果。我拍的東西也很隨意，沒有特定的主題，我被城市裏一些不顯眼、被遺棄的地方所吸引。每個攝影師都會經歷這麼一個浪漫的階段，嘗試在別人不關心的事情中尋找一些只有你才看到的價值，然後將它變為你自己獨有的風格，我想這種對攝影的熱情和爛漫也只有在你年輕的時候才能做到。
端：你的作品裏可說是看不出有明顯對社會或政治的回應，這是刻意的嗎？
G：我當時也相當熟悉香港社會以及整個亞太地區的政治氛圍，這是從我在BBC的工作而來的，我剛來香港的時候第一份工作是在BBC當一位錄音師，這令我開始留意社會上的政治動態。
但我的個人作品大多數都沒有一個既定的觀點，我會容許自己去不持任何立場地細心審視主題，所以作品最後的取態會變得更像人類學考查而不像新聞或紀實。新聞性的取態是要有社會良心，而為自己興趣去拍攝時我會有意識地放下這一點，因為我覺得事情往往比我們看到的複雜，我覺得這種思考模式能令一些你拍攝當刻沒有意識到的東西慢慢浮面，而用新聞或紀實的視角是做不到的。
端：你當雜誌社攝影師時多數拍攝哪些題材？
G：我採訪很多在亞洲地區裏的衝突、內戰、自然災難等，由阿富汗到澳洲也有。有時是可以將一些比較個人的東西帶進拍攝新聞故事裏，拍攝風格上也隨著時間而轉變。但即使我在為別人工作，某程度上我也想同時滿足自己的興趣，但我想我總是把兩者分得很清楚，我沒有期望過雜誌社會對我想拍的東西感興趣，始終我是受僱於他們，那你就要百分百投入他們給你指派的工作，這我由一開始就很清晰。
端：你怎樣開始對攝影產生興趣的？
G：我小時候借了我爸爸的相機去玩。那時候接觸攝影的途徑就只有在藥房見到的那些愛好者雜誌，如《Popular Photography》之類的，別的都是在廣告裏的攝影，或是一些生活照、家庭照等等。記得雜誌裏看過一張照片，是一位年輕貌美的女士正在下車的照片，黃昏的光照在她的身上，她的皮膚和頭髮恍惚在發光一樣。這是我看過的第一張從攝影角度出發而拍的照片，看得出拍照的人在按快門前是有考量的。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照片裏的世界是雜攝影師思想和觀察而創造出來的，我當時覺得這東西很神奇，之後就開始自己去嘗試創造這個世界。
端：你喜歡什麼樣的器材或菲林？
G：我比較喜歡誇張的顏色，菲林能放大這個效果，數碼則是抵消這個效果。我的作品裏的場景大多數是帶點不自然的顏色，色彩飽和度較高，能把黑暗的地方都照亮，但不是後期加工的效果，純粹是菲林對光的反應。那當然，我也會掃描照片然後在電腦微調加工，所以我不是什麼原教旨主義者，只是用菲林比起數碼檔案更接近我心目中的那張照片。
端：為什麼你喜歡用菲林？
G：我喜歡菲林能給我的效果，因為物料本身有個性，拍的照片都是物料對世界的一個反應。數碼照片沒有個性，需要在後期調整才能把你想要的性質加進照片裏。另一點是，我摸索攝影的過程中，學會了如何透過各種菲林的特質看世界，當然我可以把學到的都轉移到數碼攝影裏，但我用數碼相機拍下的照片往往跟我心目中的畫面有出入，當然也可以把照片透過後期加工來弄成像菲林般的樣子，這裏加一點、那裏減一點、這裏推一下色溫。但用正片的話，照片就在那裏。
端：你的照片在說一個什麼樣的故事？
G：我想我拍攝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不想面對這類的問題，我想說的都在照片裏。但也可以這樣去理解：在《HK:PM》裏的封底我放了一張照片，是剛才提到1962年的那張維港照片，出自一位《生活》雜誌的攝影師。這張照片的前景是兩艘在港口工作的帆船，獨特的帆和獨特的形狀令西方讀者一下子認出是典型的中式帆船，照片的背景應該是上環帶有殖民地色彩的建築物、寫字樓，寫字樓外牆是一些西方和日本品牌的霓虹廣告版。建築物後面是被大霧遮蓋的太平山頂，像下雨天的模樣，為照片多添了一重氣氛。那時雜誌社的編輯基本上假設了所有讀者都是來自西方的，這些帆船照片常常被放在一種獵奇的眼光下觀看，但這張照片沒有這樣的感覺。照片裏的帆船是生活的一部分，照片拍出的是香港人的日常。霓虹廣告版裏那些熟悉的品牌撞在一個我不認識的日常情景上，讓陌生的變得熟悉，熟悉的變得異樣 (the unfamiliar was made familiar, and the familiar was made strange)，這是我直到最近為《HK:PM》一書寫結語時才突然想到，繼續表達出來的。
像我剛講過的那張攝影雜誌裏的照片一樣，由照片場景的調度可以看出攝影師背後的思路、考量和他眼中的世界。一個地方肯定曾經發生過什麼，但攝影師發現這些之前，必須先經過思考。只有攝影師這麼做了，才會令那張照片真的「發生」。你可以站在那個畫面前，但完全留意不到它，你可以生活在那裡，但完全留意不到它。這讓我很早就意識到：為了看見世界，你得先創造它 (you create the world to see it)。畫面總是在那兒的，但怎麼思考決定了一切。這種「思考」不一定依靠語言，也可能是一種感覺、一個懷疑，一些和語言無關的東西，當你看到某些東西時，你便會感受到某些感覺。那時還年輕的我，越看得多照片，越能了解照片是怎麼製作出來的。
現在到處都是照片，誰都可以拍攝，但其實背後有一段可能不是每個會拍攝的人都懂的圖片製作及圖片欣賞歷史。我覺得現在的攝影成為了一種實實在在的語言，像讀書寫字一樣，誰都要學、誰都會用到，但不是誰都是作家，攝影也是，誰都可以拍個照片，但不是誰都是攝影師。
端：你覺得自己得家在哪裏？
G：是溫哥華吧，始終是我長大的地方。但回去溫哥華的時候的確是有點困難，畢竟在海外居住了40多年，習慣了比溫哥華活躍的大城市生活，但我也能珍惜一些溫哥華獨有的東西。話雖如此，我仍挺喜歡在亞洲工作及旅遊，有機會便來，而香港就好像我第二個家。在89年離開這裏的時候我非常滿意在這裏的生活，但要走始終是要走，也無法預料離開了之後的生活會是怎麼樣，那只好出去闖闖，看看會否引領我往意想不到的方向行。
| 攝影 | Greg Girard |
| 文字、圖片編輯 | Stanley Leu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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