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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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學者亞巴斯（Ackbar Abbas）曾任香港大學比較文學教授，提出不少有關香港和中國的文化政治的洞見，早於1990年代，他論述香港文化身分的文章，使「香港」進入國際學術及文化評論界。其Hong Kong：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一書，是城市研究和文化理論的突破性之作。
近日他重回香港。
■亞：亞巴斯（Ackbar Abbas）
■陳：陳清僑
■陳：在最近一次嶺南大學的講座上，你的講題是「死後社會主義」（Posthumous Socialism），討論到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當代文化，社會主義「死去後更有活力」（more alive when dead），就好像一幢保存下來的歷史建築。你能多闡述你的觀點嗎？
■亞：「死後社會主義」是用來對比「後社會主義」（Post-socialism）的說法。在美國，不少人指中國除了還保留「社會主義」這個名字外，完全是個資本主義國家。「死後社會主義」嘗試在這種說法裏製造一點雜音，「後社會主義」說法是一種連續的時間觀，在某個時刻後，經歷了一個變化，由社會主義到了另外的階段，例如自由西方等等。我選擇「死後社會主義」這個詞，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描繪自己在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中的社會主義模式包括一黨制政府、列寧主義模式、黨控制整個國家，現在你看到習近平控制整個黨等等。在社會主義模式上又疊加一個新的自由主義模式，包括去規管、鼓勵私人企業等，這其實始自鄧小平，特別是1989年後。
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這個概念，就是與eBay類同的中國淘寶，淘寶內有許多小企業，包括村民也會變成企業家，這變化發生在日常生活。關鍵是這裏沒有連續時間觀，由一種事物變成另一種，有的是不同模式的重疊及共存，例如社會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模式……現在我們是多重坐標疊加，造成一幅扭曲的圖像。所謂扭曲，指的是因為坐標格子（grid）被拉扯到不同方向，有時這裏，有時又到那裏。當你得到一幅扭曲圖像時，將會問題重重。我們需要非常精準捕捉這扭曲的形象，由此去談結構性轉變，接近中國政治及文化生活中的複雜性及矛盾。
「坐標改變」
■陳：也許我們可以由中國談到香港。1997年你出版了充滿洞見的《香港：文化及消失的政治》（Hong Kong：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一書，二十年過去，許多香港人，雖然大都沒有看過你的書，但很震驚地發現香港這個熟悉的空間及時間正在消失，你會如何看待這種巨變？你會否覺得前後的變化差異，與你最近提出「改變本身改變了」的批判性觀察是否有點關係？
■亞：那本書在1997年出版是一個小小的諷刺，我想，書名為人熟知的部分原因是，它被閱讀成：我們熟知的香港將會消失，熟知的生活將會消失。如此閱讀的人部分是有政治議程的，他們發現這是一種有吸引力的說法，可以用來批判殖民、極權主義等等……但我要講的並不是我們熟知的香港將會大變，而是改變肯定會來，只是我們還未知會是如何，這跟我們今天說「坐標改變」、扭曲、歪像（anamorphosis）有關，所有都是複雜的時間性，它是「死後社會主義」的論點的部分。另一點我想說的是，中國在期間的確發生巨變，她不再是1989年時的中國，不是那個人們記在腦海裏的影像，不再是天安門事件的時刻。天安門事件的確發生，當權者也在清洗歷史記憶，或假裝沒有發生，所有這些都是真的。但同時，我們不能停留在那個影像，作為界定中國的唯一影像……對，坐標已變，所以，香港其中的一個政治議題是要知道你該反對什麼，把問題界定為什麼。因為，如果你搞錯了問題，如果你指摘了一些完全不該指摘的對象，那麼，你回答不了自己的問題，也誤導了自己……如果你把消失理解為消失得無影無蹤，這只是其中一種改變，就像某種有關發展的說法，一個階段被另一個階段取代。但關鍵是，改變本身已變了，讓我們再次回到疊加的時間性，我們稱此為「時空錯亂」（anachronism），坐標正在改變及移動……你會同一時間看到框架的重疊，你能從多個語境看到不同的東西，這是完全變化無常的，它不是由一件事物變成另一件。
■陳：這很有趣，我們一直在談過去、歷史、將來，時間很真實，但又很複雜難以理解……現在很多人被困在當下，對未來感到無望……
■亞：你似乎已進入到香港今日的政治問題……香港有老一輩的民主運動，雨傘運動卻令我們感到驚訝……他們的動機及策略不同，其中一點有趣的是，我看到一種混合感覺。首先，它是政治權力的意識，來自《基本法》的政治保證，即政治權利，普選權的承諾 。一方面你至少有個承諾及政治權力的意識，寫進了小憲法內。但另一方面，你有一種完全的無力感，因為在日常經驗中感到受制於上面的力量，你也無法理解。而這兩種感覺是同時一起運作的……我們不妨比較殖民時期，當時人們沒有政治權力的意識，完全沒有，沒有今天的民主論述，因為，你知道不會有任何改變發生。在這方面，英國人是十分厲害的殖民者，他們有效管治，但同時令你知道，有些期望是完全沒有可能的……然而，一旦有了港人治港承諾，小憲法賦予的政治權力承諾，事情便完全不同了。假設我沒有意識到我可以做點事情，我便感到無力，我們會把精力轉到別的地方去，過去我認識的香港人就是如此，埋首賺錢或拚命消費。
有權力與無力感
■陳：某程度上，中國大陸正是如此。
■亞：對，某程度上正在重複，因為這是舊社會主義系統與新自由主義去規管及消費主義的結合……讓我做個比較，說明這種權力及無力感的混合感覺。十九世紀的歐洲，人們開始有政治權利可以投票，但同時，在日常生活中，感到自己只是資本的奴隸。這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看法，有權力與無力感同時產生。這一點在室內的幻覺空間（phantasmagoria）最能說明，有一句諺言：「我的家就是我的堡壘」……十九世紀時，在工作場所，你是奴隸，回家你指揮一切，這提供了一個緩衝區，這令一切起碼可以繼續……在香港，你沒有自己的家，你買或租不起房子，把許多房子買走的人不少又來自中國大陸，我純粹作個猜想，這導致一件事發生——你把街道變成家，家變成你的室內空間。雨傘運動搭起帳幕，變成自己的領地，這是非常空間的行動，中斷金鐘、旺角及銅鑼灣日常的運作，把它們變成室內空間。室內空間首先由權力及無權感的混合物所產生，但某程度室內空間也是一種幻覺空間……
■陳：香港人經常談論「港人治港」，我的問題是，這可以視為用作或想像為坐標方格之一，還是一個該重新被理解，置放在特定或眾多的坐標方格之中？另一個問題是關於雨傘運動，你提出要從我們的社會政治環境裏的經驗及歷史中理解「失敗的政治」，這裏有「希望」嗎？你已多次澄清了，你說的「失敗的政治」，指的不是說雨傘運動失敗，而是視失敗為反抗方式。
■亞：先回答「港人治港」的問題，它走向某種自決，是現代政治運動的基本渴求……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特別是九七年，當香港還是英國殖民地時，我說過「香港不能成為一個民族」、「香港不能獨立」，它永遠是在「破折號」（in a hyphenation）中的，它跟英國及中國是一種依附關係。在現代香港的歷史，每一次中國出現危機，中國愈靠往世界，香港便繁榮起來，因為她是一個港口城市。現在她們要離開我所說的「破折號」狀態，而「依附」又變得如此弔詭……
失敗作為一種反抗形式
■陳：當中國變成巨人，當她如今已經……
■亞：我們曾經想，只有香港這樣的地方是個破折號。但我現在愈來愈多覺得，所有城市及民族都是破折號狀態。中國固然是獨立國家，但在另一個意義上又不是，就像美國，所有國家都要互相依賴，但我們看到今日世界邁向某種分離主義，英國「脫歐」、「美國優先」等等。我看到一種自衛反應，針對一個無論我們喜歡與否事實，我們活在一個任何東西也連結起來的世界，即使我們未必喜歡。破折號的狀態到處變成一個政治現實，變得普遍。
第二個議題是失敗與希望。從運動中遇到的逆境來看，你可以視雨傘運動為失敗，你永遠達不到你事前想取得的目標。但這場運動有幾個特點是十分明顯的，參與者持續，締造了一場歷時相對長的運動。因此，問題並不是他們失敗與否，不是反抗的失敗，而是失敗作為一種反抗形式。
我們把文化與政治放在一起，便可以比較一下我們說的「失敗」與「失望」……「失望」並不意指你得不到你想要的東西所以失望，失望也可以指事物並不在它們預定的（appointed）位置。或者換一個說法，這是充滿希望的結果，你的政治渴求跟隨其後。政治結果的希望並不在預定好的位置，這並不意味着你失敗及放棄。跟放棄剛剛相反，我們繼續並不因為有希望，而是因為我們拒絕向絕望低頭。「失望」就好像事物不在預定位置，包括你的政治計劃及渴望、你的藍圖、香港或中國能如何發展或管治。世事並不如你我所想，但並不意味着因此而馬上放棄，它意味着當似乎沒有希望但你仍願意繼續。例如，如果你說，我因為有希望而爭取，這是一種位置立場；但我說，我不知希望是否在，我仍爭取，這是另一種政治位置……
■陳：為何這不是徒勞無功？
■亞：這不是徒勞無功，因為一切不是預先決定的，不是宿命，也不是因為這是我的命運，所以我不能做任何事。我要說的是一種歷史觀，歷史是不可預計的，並不是一些我們現在已知道的事情，也不是說歷史早已過去，它是經常被重讀及以不同方法去理解，歷史可能會幫我們達成某個政治決定。如果我們視歷史為完全預定的，現在發生什麼，因此未來會跟着這個軌迹下去，那麼，如果有人說，有些事情有希望，這便很奇怪很弔詭了。對「失望」來說，有希望的事情是指往後發展的軌迹並不能有任何保證，這些軌迹能改變，亦會有其他軌迹。
■陳：你即將為「嶺南大學五十周年文化及社會跨學科講座系列」在香港藝術中心演講（十一月十四日），講題是「光影生態學」，據知你要談論「緩慢的暴力」，它為我們時代帶來危機。你可否給我們一個預告？
■亞：我的主要觀點是想擴大「生態學」一詞的意義，不限於生態環境的持續，雖然這是一個重要部分，但它不應單指綠色生態，生態學還有其他面向。我的論點是，所有生態學的關注及問題涉及不同層面，就像「環境」一詞在批判性思考中能在不同特定環境中運用。光影生態學處理影像與陳詞濫調（cliché）的差別，我們應該注意到，陳詞濫調並不那麼容易辨認，並不必然是粗製濫造，或庸俗不堪，它可能兩者皆非，可以是非常複雜巧妙。這就是問題所在，雖然它被視為陳詞濫調，視陳詞濫調為庸俗及粗製濫造本身便是一種陳詞濫調式的思維，這也是陳詞濫調的問題。一個影像不該用陳詞濫調來總結，它能激發思想及感知，因此，總是在文化生產、文化議題及政治之間有一種緊密關係。在政治思考中你能有陳詞濫調，但可能會很好聽。例如，任何人可以大談民主及其重要性，但要理解它在獨特語境下的意義則是困難的，而這個獨特性將會是我的生態批判論述的一部分，在獨特的環境裏，會有相應的特性及紋理。你一定要明白，為何某個影像生態把那些俯拾皆是的陳詞濫調，與那些看起十分好的影像區別開來，因此它變成一個核心的政治議題，否則，我們會陷進淺薄的思考，以及構成政治論述的意識形態。
■陳：所以我們需要新的影像去思考今天的世界，包括中國或香港。
■亞：它們不必然是新意象，因為……
■陳：因為新影像會變成陳詞濫調
■亞：我想這是部分原因。新影像意味着你知道往哪裏走，哪裏看，許多影像並不是新的，但它們需要重新思考，重新放在語境裏看。我想，這是我們要做的工作。
■答﹕亞巴斯（Ackbar Abbas）
研究興趣橫跨電影、建築以至視覺藝術等等，對中國的當代藝術和視覺亦有涉獵。他曾在重要的國際藝術活動，如悉尼、威尼斯和莫斯科亞洲藝術雙年展等發表演說，2006年起，他加入加州大學Irvine分校任比較文學教授，現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兼任教授。
■問﹕陳清僑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國際文化研究協會（Association for Cultural Studies）主席，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創辦人。研究興趣為文化政治與身分建構、功夫電影、表演與創意研究。
11月14日的演講「光影生態學」，藝術中心會作facebook現場直播
翻譯//葉蔭聰
整理//劉麗凝整理（訪問以英文進行）
編輯// 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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