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香港人！」「加油！」「香港！」「加油！」
又一個晚上，台上主持發燒吶喊，台下群眾激情和應。呼聲如潮水，此起彼落。腳踏夏愨道，滿目盡是絢爛斑駁的帳篷。點點色彩，連成一線村落。沿路散步，瞥見帳篷下有人呼呼大睡，有人促膝夜話。走到添美道附近，看到藍色帳篷內，四眼男生正隨音樂節奏，搖頭晃腦地讀筆記，「同熱愛這片土地，大家刻骨銘記……」
愁或喜，生與死，也在香港地。過去三個星期，許多人之所以上街、佔領、留守、連結，不僅為了爭取民主、捍衛公義，更是出於對香港的熱愛。狂風呼嘯，迷煙彌漫，色彩繽紛的雨傘之下，原是一張張以「香港人」自居的年輕臉孔。
「我已以此為家。」麥高登（Gordon Mathews）並不年輕，但過去三個星期，專研文化身分認同的他，卻頻繁走到旺角鬧市、金鐘街頭，甚至留守至夜深，明顯也為「香港地」的發燒友。
周三早上，年近六十的麥教授本打算勸學生回家：「現在他們是英雄，但長久下去，只會失去大眾支持。」怎料同日傍晚，筆者卻收到他的來電。「我決定要到金鐘留宿，跟學生在一起……因為警察已經不再可信！」教授語帶激動，原來剛看了警員圍毆示威者的片段。
「我真的，真的不相信自己會這樣說，This is Hong Kong！」
麥高登生於美國，二十年前來港定居，現為中大人類學系系主任，專門研究身分認同、全球文化。年前他將多年來進出重慶大廈的研究心血結集成書，獲國際注視，廣為人知。
這個國際知名的學者，卻少有架子，有時甚至像大孩子般古靈精怪，因而與不少學生打成一片（訪問前一晚，就有留守金鐘的學生半夜三時致電給他）。他為人開朗、樂觀，最愛大笑，但訪問之初，談到佔中，他說話照舊如機關槍急促，但心情，卻明顯帶有幾分沉重。
參與佔中被捕計劃告吹
「於策略層面上，我認為示威者是時候宣布勝利，結束佔領，因為以後還有很多很多場仗要打。」麥高登皺起眉頭，擔心日復日的佔領會挑起民憤。縱然如此，他又明言，會繼續去金鐘、旺角支持學生：「因為從另一層面來說，他們做的事完全正確。對，這是違法的，但當香港政府跟市民完全脫節，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可令官員聆聽民意？」他攤開兩隻手掌。
請別誤會，麥高登不是一般那些規勸學生早日歸家的教授。事實上，他比許多年輕人站得更前——人大落閘後，他公開宣布參與佔中。九二八早上，他接到陳健民來電，「叫我快點到現場，準備被捕，於是我便收拾行裝，動身出發。奇怪的是，到了警方發射催淚彈的那夜，人太多，於是有人對我說：『噢，這次警察不可能拘捕我們了！』」麥高登聳聳肩，自言這次經歷荒謬，但有趣。
上街盡本分自認香港人
原定的被捕計劃告吹，但麥高登卻堅持一直參與集會。作為人類學家，他最享受與在場的陌生人交談：「早幾天在旺角，看到不同立場的人正在理性辯論，你來我往，這正是我所嚮往的公民課堂！」他直言，為人師表不能鼓勵學生犯法，但他走入現場，同樣為履行教師職責：「人類學強調對不同觀點的理解，我正在做這件事。老師的責任是促進思考，令人們想得更透徹，所以每遇上持相反立場的人，我很樂意跟他們交談，甚至辯論！」
當然，麥高登上街，不單要盡老師本分，更因為他自認「香港人」。「我知道不少外國人都沒打算佔中，這也難怪，因為他們不常接觸香港人。」他自覺有別。「我在這裏二十年了，因工作關係時常跟本地學生接觸。像昨晚，我的學生深夜在金鐘來電，就是要訴說她對香港的憂慮，並尋求我的意見。經常跟這樣的學生一起，我豈能不覺得自己是香港人？」
憂廿三條立法毁港價值
這個鬍子長長的香港人，既肉緊學生，也肉緊香港。「老實說，我最關心的其實不是民主……因為我從不認為北京會妥協。我擔憂的，是廿三條立法。一旦它立法，香港就不再是我熟悉、熱愛的地方。」恐懼，源於他察覺到近年香港的核心價值正在崩壞：「我珍惜的香港價值，諸如禮貌、公民意識、廉潔，都正消失於內地化的過程中。官商竟然勾結，你看看許仕仁，看看梁振英，他們就像大陸官員。再看看葉劉淑儀，她一直支持廿三條立法……當這些人的聲音日漸壯大，你怎能不擔心？」教授罕有地收起笑容，「這是我的家，我可能會在這裏終老，所以我一定要撐住這個地方。」
消弭中的香港價值，卻在街頭重現。「我從未見過有示威可以如此文明有禮。這或許誇張，但現場確有如社會主義下的烏托邦，有公眾書架鼓勵閱讀分享、有自修區讓學生溫習；人人都有手尾，自動自覺執拾；越過石壆又有人攙扶……若理想的社會主義者要找個地方借鏡，他們不應去內地，那只是愚蠢的獨裁！他們反而應該來看看現在的香港！」麥高登打趣說道。
愛國歧義新香港人身分
幾年前麥高登出書分析港式愛國主義，並指出香港人的愛國理念，通常離不開一個「錢」字——經濟發展、商業良機。香港人素來利字行頭，這次又為何能夠建立烏托邦？「可能是年輕人的緣故。你看看學生如何公民抗命？別人推我，我或許會還手，但這些學生並不會！他們就像新的香港人。」教授眨一眨眼，目光閃亮。「這絕對令人欽佩。」
那麼，雨傘運動可會造就「新香港人」身分的誕生？麥高登微微頓了一下：「我真不知道……坦白說，我們現在看到的，只是區區的十多萬人。所以我不能輕易斷言，說新香港人要誕生了。」新身分未現，但香港人的文化認同，卻注定拉扯。「我記得幾天前在旺角，有婦人走過來向示威者大叫：『其實大家都是中國人！』卻換來廿來歲年輕人一同回應：『我們只是香港人！』然後，雙方無言以對。」對此，麥高登甚是意外。
他本以為香港人會變成中國人。回歸前後，他寫了一篇論文，預言「香港人」身分即將淡出歷史，被「中國人」侵吞，結果不然。「這正反映了內地的政策是何其愚蠢！以這次為例，假如人大決議溫和一點，假如候選人不止兩三個，運動根本不會發生。」管治錯誤的代價，就是令一代人更用力擁抱「香港人」，遠離「中國人」。
警民互信破裂守護學生
無論如何，一代人的覺醒，已足以在他日締造更美好的社會。「他們就是未來。因此就算這場運動，令我對政府的管治、官員的反智，感到絕望，但對這個家，我仍然心存希望。」訪問尾聲，麥高登繼續樂觀。「至少與一個月前相比，現在好多了！」周三早上，教授如是說。
幾小時後，麥高登改變了想法。那天黃昏，話筒另一端的他有點激動，更揚言要到金鐘留宿，守護學生，守護香港。於是翌日晚上，我們相約夏愨道上，再續前緣。
九時許，公路上人頭湧湧。麥高登跟太太Yoko結伴坐在天橋中央，旁邊坐着他的學生，有年輕的，也有畢業多年的。「我真的真的十分傷心。我明白警察也有壓力，但在文明社會，就算你不同意一個人的所作所為，也總不能毆打他。」麥高登嘆了一口氣，然後吐出一句：「我再不可能像以往一樣信任警方了。」
傷痛，全因警民互信，本是他所珍視的香港價值。「我記得在○三○四年的七一遊行，警察們都在安分地維持秩序，與市民保持友好的關係。」麥高登慨嘆此情不再。「What's going on？坦白說，示威者都犯了法，若警察執法拘捕，我是沒有問題的……但打示威者？卻是違反法律秩序，令警方變成人民公敵！」教授說話夾雜唏噓。「我太太看到片段，也落淚了。」
於是夫婦二人決定執拾行裝，在金鐘過夜。「我是老人家了，未必可以擋在前面保護學生。但我可以為他們作見證，他們有需要的時候也可過來找我。」問到今晚睡哪兒，他笑言一切交由學生拍板。「睡在天橋上比較危險，還是到下面那些帳篷比較安全。」畢業多年的舊生Lydia細心為他打點。
香港人香港地成長時機
那夜，麥高登與他心愛的學生圍圈而坐，閒話家常。他們年齡各異，對於雨傘下的香港人，也有不同看法。連日來在充電站工作的三年級生Vivian察覺到烏托邦的醜惡一面：「好多人掛住影相，阻住條路，又唔聽人勸。」她因此質疑，這個「美好的香港」不會持久。Lydia倒比師妹樂觀說，「這次見到香港人的本質，係善良而正直的」。但她同時不失戒心，「不過善良的人容易畀人蝦、畀人呃！正如大家無幻想過畀差人打，根本就唔識防範。」
雨傘下，喜與悲，我或你，也在香港地。這一役，港人注定刻骨銘記。
文__阿果
圖__阿果、劉焌陶
編輯/ 梁詠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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