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大廈：香港的「小聯合國」

筆者此刻在摩洛哥南部城市馬拉喀什（Marrackech），這裏剛被Trip Advisor選為2015年全球最佳旅遊點。其最大賣點，並非任何規劃完美的現代化旅遊配套或名勝古蹟，而是全非洲最大的舊區市集廣場。廣場每夜都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千人從事各種傳統活動，亂中有序，來自伊斯蘭、非洲、西方、亞洲等不同時空，摩洛哥的軟實力，就這樣傳播起來。那香港有沒有自己的軟實力、自己的馬拉喀什？
自然是有的。2007年，《時代雜誌》刊登一個名為「亞洲之最」的專題，將香港的重慶大廈譽為「亞洲最能體現全球一體化的例子」（Best Example of Globalization in Action），自此大廈聲名大噪，在國際社會的知名度遠勝什麼數碼港、中藥港。按中大人類學系系主任麥高登教授（Gordon Mathews）的說法，重慶大廈屬於「低端經濟全球化中心」（WorldCenter of “Low-end Globalization”）。麥高登曾花四年時間在重慶大廈作田野考察， 2011年出版了《重慶大廈：世界中心的貧民窟》一書，筆者曾為其中譯本作序。據他非正式統計，大廈住客至少來自全球120個不同國家，除喜愛租金便宜的背包客，還有來自加爾各答、孟加拉的逾期居留客，日常在大廈餐廳工作，販售冒牌手錶、手機等，賺匯款到家鄉；也有來自非洲的商人，甚至音樂人、唱片監製、rapper；更有一批無國籍的第三世界難民、尋求庇護的人，結成一個獨一無二的社區。重慶大廈的居民不少，估計可容納數千人，而世上人口最少的國家，像瑙魯、圖瓦努等島國，總人口也不過一萬人。換句話說，重慶大廈的住客、旅客，不但粗具衛國家規模，還儼然一座「小聯合國」。
這個「小聯合國」要是能結合香港品牌，價值是難以估計的，而且能拓展眾多我們甚少想像過的國籍網絡。在重慶大廈運作的「低端全球化經濟」，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全球化通商，沒有跨國企業集團及龐大的資金流通，也沒有律師監管，但如麥高登形容，這類經濟卻是「全球化的主要活動，養活全球七成人口」，因此吸引包括他在內的全球左翼學者考察。據他研究所得，撒哈拉以南非洲有高達兩成的進口廉價手機，來自香港重慶大廈，這「港非網絡」由地下而地上，決不能小看。近年中國崛起，大量往非洲投資基建，其實重慶大廈早在十數年前，已為非洲通訊科技市場作出貢獻，令它成為不少非洲人對香港印象的重要標記。
近在廣州也有一個類似重慶大廈的非洲黑人社區小北路。隨着中國改革開放，大量西非人來到廣州，購置較便宜的中國日用品，並帶返家鄉轉售，久而久之，居然成了「非洲村」。原為回族伊斯蘭社區的小北路，因宗教文化相近，也成為不少非洲人的聚腳點。去年伊波拉病毒在西非爆發，廣州市政府公布估算的廣州非洲人數目約為16,000人，其中長期居留人數約4,000人；但據德國《時代週報》推算，計算長、短期以及非法居留人數，廣州約有15-20萬非洲人才貼近事實。和香港有關的是，「非洲村」可算是重慶大廈的「腹地」。據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出版《中華僑務第一刊（雙月刊）》的一篇調研報告指出，「廣州黑人移民群體的形成，是香港作為中非之間小商品貿易中介地向內陸延伸的結果。換言之，最早進入廣州的一些黑人商販，是從香港重慶大廈走入廣州的」。文中指非洲商人在香港與廣州之間，逐漸形成分野：具備較佳營商本錢的非洲商人，通常因「香港市場組織較好，也有較良好法治」而駐守香港；非州英語區國家商人多數在港，法語區則多進入廣州。假如這個體系能為香港政經精英善用，配合中國在非洲的眾多策略性投資、要培養非洲在地友好網絡的需求，乃無價寶。
重慶大廈經《Lonely Planet》介紹，已成為不少歐美背包客到香港旅遊時的住宿選擇。正如他們到摩洛哥馬拉喀什，並非為了所有伊斯蘭國家都有的清真寺和宣福塔，而是為了由下而上的國際大廣場，他們來香港，不少也是為了由下而上的國際品牌。《Lonely Planet》提到，重慶大廈跟鄰近的尖沙咀高級酒店形成強烈對比，狹小的電梯、昏暗的燈光、全棟大樓約200部閉路電視攝錄機，本來絕不值得推薦；但重慶大廈作為尖沙咀的另類存在，又成為有趣的特色，值得背包客親身感受。以重慶大廈大門裡外作比較，尖沙咀彷彿是香港近年旅遊業、零售業等過度依賴中國內地「個人遊」、「CEPA」等政策的縮影，代表千篇一律的店舖，途人（無論是港人或內地旅客）大抵相同的漫遊、消費行動模式。相反在重慶大廈內，確實呈現理想主義左翼份子夢寐以求的多元社區，甚至如麥高登指是「世界中心的貧民窟」，充滿不同種族底下階層的奮鬥故事，卻有香港失卻多時的多元活力。
這種特色，已成為國際流行文化對香港的認知。例如1994年由王家衞執導的電影《重慶森林》，參考不少影評的各家之言，多認為導演是借重慶大廈的人口高度密集，襯托城市人之間的距離、時間雖然相距極短，但內心依然孤獨，因此才有何志武（金城武飾）「我們最接近的時候，距離只有0.01公分，57個小時後，我愛上了這個女人」之類的獨白，以至象徵「會過期的感情」的罐頭菠蘿。無論觀眾如何詮釋，「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也是形容全球化現象的基礎概念，置於重慶大廈這背景，確實有作文本分析的價值。「時空壓縮」由人文地理學者大衞哈維（David Harvey）於1989年提出，指資本主義為了加速商品生產、資本累積的效率，通過加速生活步伐，以及借助嶄新的交通運輸方式，消弭時空阻礙，概念承襲於馬克思主義中「時間消除空間」的論述。後來不少到香港取景的西方電影，都要安排類似重慶大廈的場景，彷彿沒有了那種時空，就找不到他們心目中那個香港。
可惜香港人對重慶大廈的印象，依然停留在傲慢與偏見，政府更是完全不知善用。麥高登以「他者」視角，發掘了屬於「我們」香港人的重慶大廈，引領不少外國媒體一同探索，將這座最能象徵香港獨特文化背景的大廈呈現在國際間。反而「我們」從來對這個地方都有一種誤解，將罪案、社會問題跟大廈拉上關係，隨着香港回歸，重慶大廈難免慢慢喪失獨特性，也許反映香港正不知不覺間，放棄一道又一道與國際接軌的橋樑，最終喪失曾經擁有的國際特質，淪為普通的中國城市。那時候，世人只知馬拉喀什，還會來香港嗎？
明報月刊，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