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現代人的精神焦慮症，正是因為拒絕“深度無聊”
什麼是深度無聊？瓦爾特·本雅明稱之為“夢之飛鳥，孵化經驗之蛋”，是精神放鬆的終極狀態。在哲學家韓炳哲看來，一味忙碌不會產生新事物，正是由於拒絕深度無聊，我們喪失沉思能力，積極生活變得絕對化，從而導致了現代“積極社會”的焦慮和歇斯底裡症狀。
編者按：我們今天的工作，總是置身於過度的刺激、信息和資訊之中，不斷在多個任務、信息來源和工作程序之間轉換焦點。這是一種過度的積極性，也是一種渙散的注意力。這種注意力不能容忍一絲無聊，也絕不接受一種“深度無聊”，而這種深度無聊恰恰對於創造活動具有重要意義。人類在文化領域的成就，包括哲學思想，都歸功於我們擁有深刻、專一的注意力。只有在允許深度注意力的環境中，才能產生文化。
如今人們越來越難以抵達“深度無聊”的精神狀態了。德國韓裔哲學家韓炳哲在著作《倦怠社會》中，描述了晚期現代社會人過度積極的主體狀態。如今的勞動社會，將自身進化為功績社會和積極社會；而人作為現代晚期的勞作動物，是過度活躍、過度神經質的。人被賦予了自我，這種自我一直擴張到近乎分裂瓦解的程度。
為何在現代晚期，人類的一切活動都降格為勞作？為什麼人類變得如此緊張、忙碌？現代的信仰缺失，不僅針對上帝或彼岸，而且甚至包括現實本身。這種情況使人類生活變得極為短暫易逝。生活從未像現在這般飄忽即逝。不僅人類生活，甚至連世界本身也是短暫的。正是在赤裸的、極為易逝的生活刺激下，人類變得過度活躍，以歇斯底裡的狀態投入工作和生產。如今，工作的加速，也和存在的匱乏相關聯。正是由於喪失了沉思的能力，積極生活變得絕對化，從而導致了現代積極社會的焦慮和歇斯底裡症狀。
下文選自《倦怠社會》一書的《深度無聊》和《積極生活》兩篇，小標題為編者所加，由中信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韓炳哲
《倦怠社會》，作者：（德）韓炳哲，譯者：王一力，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9年6月
深度無聊，是精神放鬆的終極狀態
過度的積極性還可以呈現為過度的刺激、信息和資訊，它從根本上改變了注意力的結構和運作方式。感知因此變得分散、碎片化。此外，日益增長的工作負擔要求一種特殊的時間和注意力的管理技術，這反過來也影響了注意力的結構。作為一種時間和注意力的管理技術——多工作（Multitasking），並不代表文明的進步。多工作業不是人類新掌握的技能，以便適應現代晚期信息社會的需求。更確切地說，它代表了一種倒退。當動物身處野外捕獵區時，普遍存在多任務處理。這種注意力的管理技術是荒野求生的必備技能。
一隻正在進食的動物必須同時處理幾項其他的任務。例如，它必須阻止敵人靠近自己的捕獲物。它必須時刻小心，確保自己在進食的同時不被吃掉。它還要同時守護自己的後代和伴侶。在自然捕獵區，動物們不得不將自己的注意力分散到不同的活動中。因此它不能專心、沉浸於任何活動之中，無論是進食或交配。動物不能專注、沉湎於眼前的對象，因為它必須同時注意背景環境。除了多工作業，還有其他一些活動，例如電腦遊戲也會形成一種寬廣但膚淺的注意力，同野生動物的情形相似。最近的社會發展以及注意力的結構轉變促使人類社會越來越類似於自然捕獵區。例如，職場霸淩（Mobing）如今已經氾濫成災。過去人們關心如何擁有美好的生活，其中也包含了如何融洽地共同生活，如今人們則只考慮如何存活下去。
人類在文化領域的成就，包括哲學思想，都歸功於我們擁有深刻、專一的注意力。只有在允許深度注意力的環境中，才能產生文化。這種深度注意力卻日益邊緣化，讓位於另一種注意力——超注意力（Hyperaufmerksamkeit）。這種渙散的注意力體現為不斷地在多個任務、信息來源和工作程序之間轉換焦點。由於這種注意力不能容忍一絲無聊，因此它也絕不接受一種深度無聊，而這種深度無聊恰恰對於創造活動具有重要意義。
瓦爾特·本雅明把這種深度無聊稱作“夢之飛鳥，孵化經驗之蛋”。如果說，睡眠是身體放鬆的最高形式，那麼深度無聊則是精神放鬆的終極狀態。一味的忙碌不會產生新事物。它只會重複或加速業已存在的事物。本雅明哀歎，由休息和時間構築的夢之鳥的巢穴在現代社會日漸消失。再沒有“編織和結網”的活動。無聊是一塊“溫暖、灰暗的布，裡面卻有耀眼奪目、五彩繽紛的內襯”，“當我們在做夢時，我們便包裹在其中”。我們置身於“它內襯上的阿拉伯式花紋上，感到熟悉而愜意”。沒有了放鬆和休息，我們便失去了“傾聽的能力”，也便不存在“傾聽的群體”。他們同我們這個過度積極的社會是直接對立的。“傾聽的能力”恰恰以沉思的專注力（Aufmerksamkeit）為基礎，而過度積極的主體無法抵達這一領域。
如果一個人在行走時感到無聊，又沒有辦法忍受無聊的話，他會焦慮、煩躁地轉來轉去，並且急切地尋找各式各樣的活動。而那些對無聊更有耐心的人，將在忍耐了片刻之後意識到，也許是這種行走的方式令他感到無聊。這促使他去發明新的行走方式。跑步並不是新的行走方式，它只是加快速度的行走。舞蹈或者漂移則是全新的運動方式。只有人類能夠跳舞。也許他在行走時體會到一種深度的無聊，並在無聊的激發下，將行走步伐改為舞步。然而同線型、筆直的走路相比較，動作花哨的舞蹈顯得過於鋪張，完全不符合效績原則的要求。
韓炳哲（Byung-Chul Han）1959年出生於韓國首爾。2012年正式任教於德國柏林藝術大學。他已有十六本著作，亦圍繞山寨概念專門撰寫《山寨：中國的解構》（Shanzhai ： Dekonstruktion auf Chinesisch）一書。
只有深度專注力，
才能約束“飄忽不定的雙眼”
我們在談論“沉思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時，不應同時試圖召回那個最初產生這則格言的世界。那個世界和一種存在經驗相連，按照這種經驗，美和真理是永恒不變、遙不可及的，沒有人類有權獲得它們。其基調是一種對於事物之本質（das So-Sein der Dinge）的驚奇，祛除任何塑造或加工。新時代的、笛卡爾式的懷疑消解了這種驚奇。然而沉思的能力並不必須和永恒不變的存在相連。恰恰相反，只有沉思的專注力才能解讀懸浮不定之物，隱蔽或飄忽即逝之物。只有停留在沉思之中，才能進入悠長、從容的狀態。持久的形式和狀態消除了一切過動症狀。
保羅·塞尚（Paul Cézanne）是沉思專注方面的大師，他曾表示能夠觀看到事物的芬芳。將氣味轉化為視覺印象，這需要一種深度注意力。在沉思狀態中，人能夠從自身出離，將自己沉浸於事物之中。梅洛—龐蒂把塞尚對風景的深沉關注形容為一種“去物化”或“去內化”過程：“首先，他試圖清晰地勾勒出地表的形態。然後他紋絲不動地固定在一個位置，觀看（風景）一直到眼睛快從腦袋里蹦出來，如同塞尚夫人所言……他曾說，風景在我體內思考，我是它的意識。”
只有深度專注力才能約束“飄忽不定的雙眼”，由此產生一種“聚精會神”（Sammlung），在這種狀態下，“自然那好動的雙手安分地疊放在一起”。如果缺少這種聚精會神，目光將迷亂地四處張望，無法呈現出任何事物。然而藝術是一種“表達行為”。儘管尼採用意誌取代了存在，但他也同樣認為，如果把一切悠閑沉思從人類生活中去除，那麼人類將終結於一種致命的超積極性（Hyperaktivit?t）之中。“由於缺少安寧，我們的文明將逐漸終結於一種新的野蠻狀態。行動者，即那些永不安息的人如今大行其道，超越以往任何時代。因此，人們應當對人性做出必要的修正，在其中大量增加悠閑冥想的成分。”
《在群中：數字媒體時代的大眾心理學》作者:（德）韓炳哲，譯者:程巍，版本: 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1月
阿倫特說現代人喪失了個性，恰恰相反，在其著作《人的境況》（Vita activa，直譯為“積極生活”）中，漢娜·阿倫特試圖重新闡釋積極生活，使它擺脫傳統上低於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的地位，並展示其內在的豐富多樣性。按照她的觀點，在曆史上，積極生活被不公正地貶低為焦慮不安（nec-otium）、勞碌繁忙（a-scholia）。阿倫特重新界定了積極生活，其中行動被置於首要地位。同她的老師海德格爾一樣，她也信奉一種英雄式的行動主義。
然而，海德格爾早年以死亡作為行動的導向。死亡為行動設置了限度，並最終導向了自由。阿倫特則把出生和行動的可能性相關聯，從而賦予行動更多的英雄主義色彩。奇蹟正存在於人自身的誕生之中，以及人類能夠借由生命用行動去創造的新起點之中。不再是信仰，而是行動產生了奇蹟。以英雄主義行動創造奇蹟，這成為人類與生俱來的職責。行動因此獲得了一種近乎宗教的維度。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德國猶太人，20世紀最偉大、最具原創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論家之一，著有《極權主義的起源》《人的境況》等。
然而在阿倫特看來，現代社會是勞動社會，在這種社會中，人類被降格為勞作的動物，也因此喪失了產生上述（英雄主義）行動的一切可能性。行動能夠引發新的、積極的變化過程。相反，現代人類卻被動地陷入一種去個性化的生命過程之中。思想也被簡化為大腦的計算功能。一切積極生活的形式，無論是生產抑或行動，都被降格到勞作的層面。因此阿倫特認為，新時代起初以前所未有的、英雄主義的姿態激發了人類的一切潛能，卻終結於一片死寂的消極被動之中。
如果仔細考察最新的社會發展狀況，就會發現阿倫特關於勞作動物終將獲勝的闡釋並不適用。她認為，現代社會個體的生活“完全沉浸在由社群種屬控製的生活洪流之中”，而唯一、主動的個人決定只能是“放棄自我，捨棄自己的個性”，以便更好地履行“功能”。工作的絕對化和發展聯繫在一起，“最終，在社會的建構和擴張過程中，人類作為生物種類的生活成為唯一的絕對”。
在阿倫特看來，甚至已經能夠觀察到危險的信號，“人類將可能把自身轉變成動物，按照達爾文的理論，人類正由動物演化而來”。她認定，如果從宇宙中一個距離地球足夠遠的視角進行觀察，那麼人類的一切行為都稱不上行動，而只是生理活動。在這個外太空的觀察者看來，人類的發展如同一種生物的突變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類的軀體像蝸牛一般包裹著金屬外殼，如同細菌一樣，以突變的方式同抗生素進行對抗。
阿倫特對現代勞作動物的描述不符合我們如今能夠觀察到的現代功績社會。現代晚期的勞作動物絕沒有拋棄他的個性和自我，也沒有陷入變成生物種類的去個性化進程之中。勞動社會將自身進化為功績社會和積極社會。現代晚期的勞作動物被賦予了自我，這種自我一直擴張到近乎分裂瓦解的程度。不存在任何被動屬性。如果一個人放棄了他的個性，投身於人的種群化過程中，那麼他至少還能夠擁有動物一般的泰然自若。更確切地說，現代晚期的勞作動物完全不同於動物，因為他是過度活躍、過度神經質的。那麼為何在現代晚期，人類的一切活動都降格為勞作？為什麼人類變得如此緊張、忙碌？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另尋答案。
現代晚期的自我孤立無援，過度活躍
現代的信仰缺失，不僅針對上帝或彼岸，而且甚至包括現實本身。這種情況使人類生活變得極為短暫易逝。生活從未像現在這般飄忽即逝。不僅人類生活，甚至連世界本身也是短暫的。沒有什麼東西能夠長久持存。由於“存在”的匱乏，引發了緊張情緒和煩躁不安。這種情況下，歸屬於一個生物種類能夠幫助勞作動物，使他獲得一種動物般的平靜放鬆。然而，現代晚期的自我是孤立無援的。過去，宗教信仰作為一種塔納托斯技術（Thanatotechnik）能夠平息人類對死亡的恐懼，並帶來一種永久持存的感受，如今也完全失效了。
世界進入一種普遍的去敘事化（Entnarrativisierung）進程，更加增強了人的飄忽即逝之感。這種轉變揭去了人類生活的遮蔽，使其呈現出赤裸（nackt）的狀態。工作本身即是一種赤裸的行動。赤裸的工作適應於赤裸的生活。純粹的工作和純粹的生活，二者互為條件。由於缺少敘事的塔納托斯技術（宗教信仰），因此產生了一種強製性要求—赤裸的生命必須保持健康。尼采早已預言，在上帝死後，健康便將成為一個新的上帝。如果人類的視域能夠超越純粹的生命界限，那麼健康的價值也就不會如此絕對化。
相較於“神聖人”（Homo sacer）的生活，如今的人類生活更加赤裸。所謂“神聖人”是由於犯下罪行而遭到社會驅逐的人。任何人都可以殺死“神聖人”，而不會因此受到懲罰。在阿甘本看來，神聖人代表一種絕對可被殺死的生命。被阿甘本描述為神聖人的群體包括：集中營里的猶太人，關塔那摩監獄的囚犯，無身份證件的人，在一個不受法律製約的空間內等待被遣返的難民，以及急救室里纏繞在橡膠管中奄奄一息的病人。
現代晚期的功績社會把我們所有人的生命都降低為赤裸的生活，那麼所有人都毫無例外地成了神聖人，而不僅是那些位於社會邊緣、身處特殊狀態的人，即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然而他們（現代晚期的神聖人）有一個特殊之處，他們不是絕對可被殺死的對象，而是絕對無法被殺的對象，他們如同“永遠不死的人”（Untote）。在這裏，sacer一詞不再表示“受詛咒的”，而是“神聖的”。如今，赤裸、純粹的生活本身即是神聖的，因此要不惜一切代價加以維護。
吉奧喬·阿甘本（1942— ） 意大利哲學界和激進政治理論界的領袖人物。阿甘本深受海德格爾和本雅明思想的熏陶。他對歐陸哲學、政治思想、宗教研究以及文學和藝術的融會貫通，使他成為我們時代最具挑戰性的思想家之一。代表作另有《王國與榮耀》《例外狀態》《萬物的簽名》《奧斯維辛的殘餘》等。
正是在赤裸的、極為易逝的生活刺激下，人類變得過度活躍，以歇斯底裡的狀態投入工作和生產。如今，工作的加速也和存在的匱乏相關聯。工作社會和效績社會並不是自由的社會，它產生了新的強製手段。主仆辯證法並沒有導向一個自由的社會，在那裡所有人都能夠享有自由、閑適。它更多地導向了一個勞動社會，在這裏，主人自身也成了工作的奴隸。
在這一規訓社會中，每個人都身處自己的勞動營里。這種勞動營的特殊之處在於，一個人同時是囚犯和看守、受害者和施暴者。人類以這種方式進行自我剝削。在沒有主人的情況下，剝削也能照常進行。那些身患抑鬱症、邊緣性人格障礙或疲勞綜合徵的人群顯示出的症狀，和那些身處集中營的囚犯的症狀十分相似。這些筋疲力盡、睏倦不堪的囚犯，如同身患嚴重抑鬱症的病人，變得極度麻木、冷漠，甚至無法分辨軀體的寒冷和看守的指令。我們不禁產生這樣的懷疑，現代晚期的勞作動物身患種種精神疾病，也如同一名囚犯，僅有的區別在於，不同於囚犯，勞作動物的營養很好，其中不乏身材肥胖者。
阿倫特在《人的境況》最後一章中論述了勞作動物的勝利，然而她並沒有針對這種社會發展趨勢提出有效的替代方案。她僅僅無可奈何地指出，目前只有少數人擁有行動的能力。在該書的最後幾頁，阿倫特重提思想的重要性。在當下消極的社會發展趨勢中，思想受到的影響和傷害最小。儘管世界的未來取決於行動者的力量，而非思想。然而思想對於人類的未來不是無關緊要的。在積極生活的各項行動中，思想是最富有行動力的，在這一點上它超越了其餘一切行動。
在全書結尾處，阿倫特論述道：“那些富有思考經驗的人，將很難不去讚同加圖（Cato）的名言：‘當他表面看來無所作為時最為活躍，當他獨自一人時最不孤獨。’”這段結語看上去像是一種應急措施。然而一旦“行動的經驗”以“最純粹”的方式展現自身，那麼純粹的思想能夠起到何種作用呢？阿倫特尤其重視行動，在這方面和現代晚期功績主體的過度活躍和歇斯底裡症狀恰恰有許多共通之處。她以加圖的格言作為全書結語，也顯得有些不合時宜。
西塞羅最早在《論共和國》（De re publica）中引用了這段話。他在同一段引文之後呼籲讀者遠離“集會”和“熙攘的人群”，回歸一種孤獨的沉思生活。西塞羅在引用加圖的話之後，緊接著特別讚頌了沉思生活的意義：並非積極的生活，而是沉思的生活，才能使人類獲得其應有的狀態。阿倫特卻從中發展出了積極生活的讚歌。加圖談論沉思生活的孤寂狀態，而阿倫特則不斷強調“行動者的力量”，二者之間並不相容。《人的境況》一書結尾處，阿倫特在無意中談及沉思生活。然而她沒有意識到，正是由於喪失了沉思的能力，積極生活變得絕對化，從而導致現代積極社會的焦慮和歇斯底裡症狀。
作者：韓炳哲 摘編：董牧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