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良：三十而立

忽然發覺離開三十歲的「死綫」只剩三個月，我想起我作過甚麼，没有作過甚麼，午夜夢廻。

愈來愈相信，如果我們的世界裡頭欠缺了甚麼，又泛濫另外的甚麼，那是因為我們作過甚麽，没有作過甚麼。我是我的同謀，社會人羣中的我乃我的政治和欲望。

對於自己的取態，我總是遲疑，在位置和位置之間來回往返，無法突圍獨立，無力感籠罩，幾乎原地踏步。我想起和我同年紀的朋友和舊同學，有的結了 婚，有的在搞婚外情，有的已離婚重過單身的生活。他們都有比較穩妥的職業，教書、投資顧問、記者、編輯、藝術節統籌、會計員、家庭主婦、醫生護士、市場拓 展、在學苑裡做研究、藝能界幕後、公務員體制裡比下有餘的職級，此外是教書和教書等等。已經結婚的大多揹有一層樓，供養父母之外或也在計劃生育，要不養貓 養狗，養車養泊車位；獨身的精彩不羈，時常換伴、穿著不經意的講究，此外也有癌症死去的、當議員助理和走私大陸給槍斃的。到底算是在社會的軌跡上有所立 足、有點兒交待。其餘的少數和我一樣，都有點不肯長大似的未敢全身投入，掛著Free Lance的牌子、抑或在幹著些職稱拗口的短工，投閒置散。

來到三十歲，最討厭的莫過參加婚禮。參加婚禮比參加喪禮要難受得多：要做禮金、要衣著光鮮、要介紹自己交待近况、要調笑、要拍數碼照、要交換電話 號碼、也要避開某些話題，更要看起來非常由衷的祝賀一對多半會離婚收場的新人，又要和其實不太認識的人同檯吃飯喝酒、要孤伶伶在一旁吸菸。參加喪禮可簡單 得多，只要哭喪著臉，鞠弓禮、靠一邊站就成了。

其次討厭的，是飯局。面對各有發展的舊友，他們顯得那麼安全，並且懂得打算，有那麼多說不完的談資，可以大聲跟正忙著别的侍應說：「唔該！要多杯 紅酒。」「唔該！俾多對筷子。」平時在工作上受氣，那句「唔該」的「該」字發音拖得好長，彷彿是你「該」、你根本活該的意思。我坐在旁邊，汗顏，想找一個 洞洞躲起來。劉德華那句「今時今日咁既服務態度……」就是香港僱傭關係的映照：上班受的氣，可以在下班後向仍在上班的人渲洩。大條道理。

如果自我身份的確立基於排他，我確實蠻抗拒大部份同輩抱持與想望的生活方式。那可以是由於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的分歧，這同時是「語言」的失落、溝 通失效，無法理解。我和我的同輩，出生於七十年代中，成長於八、九十年代，即電視與電腦、電話和電玩的年代------ 媒體經驗即生活經驗，是符碼、標誌代替言說的格局，捨本逐末。走往街上看到人人對著手機講話，免提、視像、短片、鈴聲、電子手帳、MP3、iPod甚麼， 似乎離開溫達斯的《明日世界終結時》裡頭人人一個Portal觀看自己的夢境的日子，可遠可近。再往下去想，則是Burroughs 的《Naked Lunch》：權力的操作，以毒品與毒癮的代數式呈現。

八九十年代的經濟奇蹟著實讓我們許多人變得樂於給經濟支配，而且不自覺的成了徹底的市場動物。對社會主義為號召之政權恐懼，對物質文明的貪戀讓我 們只管往鐘擺的另一極端走，所謂的市場主義、「積極不干預」自由貿易，機會處處的太平盛世，一波後來原來只是更徹底的剝削秩序之美麗前奏，保守勢力扶植商 人攝政，穩固利益流向，鋪陳人吃人的邏輯定律。「人吃人」的意思是，你不吃人、人會吃你，人人都吃你不得不吃。「奇蹟」的意思是，它根本不該、不會發生， 它根本不合理、不成立。八九十年代香港的經濟發跡，據吳仲賢的分析，主決於美歐主導的外圍經貿局勢、國內開放實驗等諸種外緣因素巧合使然，而非繫於本港的 甚麼甚麼優勢。據說，就連當時的英政府也萬料不到，香港八九十年代會突然發跡。

後來的香港人，就像一群忽然贏了太筆彩金的賭徒，以為贏了一次會再贏第二次第三次，終日沉迷六合彩攪珠的過往走勢，研究賽馬血統和狀態、足球隊的 戰術往績，廢寢忘餐，追逐投機致成泡沬。當香港人一直篤信的市場主義給自己一直篤信的市場主義打垮了，他甚麼也没有。和每一個輸了錢的賭徒一樣，他想著要 翻本，於是眼目放光四出透支，賒借，變賣，去偷、去搶，懷恨自己風光的日子，冀待一洗頹風。如今，香港比往昔竟還更發瘋的擁抱市場主義，視之為原教旨，抱 殘守缺，要從勞動者、待業者、老弱傷殘者身上搾取更多剩餘，押注在地產業、金融業、傳訊業、文化產業；並把企業的經營的原理植種於教育、社福等公共界別。 在全球不公平貿易、美英帝國主義、大陸經濟過熱「和平崛興」、媒體專橫的氣候下營建「新」的香港、「新」的香港身份、「新」的政經秩序。所謂經濟轉形，轉 的其實不是經濟，而僅僅是統治階層的措辭。我甚至相信，從種種不能言說的跡象看來，皮膚敏感到空氣般，可以預感災禍，我們正朝著民粹資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前 行！

於是我想到出生於七十年代中，成長於八、九十年代的同代人。我們是從上述這種奇特的社會歷史背景中走過來的。剛巧臨介三十之年。

換句話說，即六七暴動以後中共延緩收回香港之情况下，英人在港推行之一系列穩定社會、舒緩階級矛盾之措施漸見規模之時出生的一羣，經過平坦的少年時代，望著電視告别彭定康的兩個靚女，然後是政權移交，史無前例的「一國兩際」政治實驗。

我和許多同輩就是港英時期「培育」成人的最後殖民：「兩個就夠曬數」的宣傳教育下在公立醫院出世，由政府母嬰健康院照料，住新市鎮或舊區重建的廉 租局、讀教會團體辨的津貼托兒所、小學，免費種天花、卡介苗，閒時到公立圖書館、參加康體處的體育文娛活動，有病看公立診所，受牙科保健、醫療保健計劃照 顧，就讀津貼／官立中學、乘公車有半價證、看教育電視、讀南華早報學文法，會考修讀英文課程乙、中大暫取生制度取消，受助於大學借貸計劃入讀學額礦充以後 的大學，轉遷居者有其屋、直選投票區議會、兩個市政局和立法局……

這裡所指的「最後殖民」，是落難的假貴族、假洋人，及其附傭與奴僕。

如黃碧雲《後殖民誌》所言，殖民的意思是斷裂。和自己的歷史、族羣、回憶斷裂。

出生於七十年代中，成長於八、九十年代的同代人實處身香港轉變最最急劇、猛烈的時代，耳聞目睹，但没法理解、關聯遡及。都來不及思考。出生於七十 年代中的同代人，其成長生活的各種層面，未出母胎已給按例規懲。一直學步於平坦道上致使特别脆弱，容易惶恐，鬱鬱不樂，只謀嬉戲舒安，營役追求的是「愚昧 的幸福」。想來，民眾生活的鉅細層次皆殖民者的權力領域------ 生育政策、公屋政策、教育和稅務的福利與寬免，催成「核心家庭」的普同，提昇了勞動人口的穩定性、學業水平和經濟效益；免費、平宜的康樂文娛設施與節目疏 洩了普羅青年人的憤慲和精力；強迫免費教育灌輸予學生正統的片面文化／歷史／語文／德育觀；考試制度汰弱留強，成全就業市場之賞課，為各行業不同層次的勞 動力供應準備。三級議會的代議政制讓民眾於既有的政治格局裡參與行政徵詢，方便政府落實施政，同時讓政府汲納菁英，有助各界利益之勢力均衡…… 只是如今，連此種政治折衷以成的秩序也正迅速崩壞和「流氓化」，安定繁榮給挪用來打擊社會安寧，究學於官僚階級體制的秘書人員，躍躍欲試……

所以我們那麼無知，無知得幾乎可恥。尤其是比較讀書多的一脫。從幼稚園學講「May I Go to Toilet Please？」開始我們就學會了偽善。從幼稚園學到大學結業足足十九、二十年，還得要多讀個教育文憑、到外國拿個碩士學位、考幾十張專業資格試卷甚麼 的。愈讀得多書愈學會偽善和權謀的操作編程，並且，所謂專科專業，既是一嚮往階級上游的誘飼，卻更是穩定保守意識形態之牢固劑，撇開這些不說，專科專業人 員除了其專科專業以外的一切常識，皆一竅不通：腦袋給掏空了、心靈結繭、青春白費、不懂得談戀愛、不懂得同理心、也不懂得煮飯洗衫，但還在裝模造樣。忘忘 然而不知自己在某種權力的圖版上的位置。

我們是這個時代的產物，意思是說，如果我們看著自己，就會看見這個時代的面貌。

我們的上一代老去的時候，就没有了這脱「前香港人」，伴隨著他們逝去的，是我們怎樣走過來的歷史、人情、生活、記憶。

香港高地價 羅維明

天 氣日漸變冷，城市卻在發燒。10月仍有颱風在呂宋集結，香港亦風波不絕。慳電親家與雷曼親人成為每日頭條，但都不及樓宇高度飆升與你我切身相關。八十八樓 其實是六十七樓，有幽默感的都當作魔術表演，不介意給大師高明手法欺騙，並且佩服度橋的創意高超，但市中心地段名廈每方呎賣到30000文，大家才知驚。 某日清晨碰到樓上鄰居喜孜孜的說：我們層樓有代理開價8000，我目無表情的答道，你知道隔鄰新廈要價10000？所以醫生+律師的夢幻夫妻檔向特首申訴 買不起樓，電視傷風藥廣告的金句立刻在心中共震：我明白，我知吖，我都係咁。但這個特首也真太冷。義正詞嚴教訓他們不要諸多揀擇，並且應該有咁遠時搬咁 遠。我聽到之後，心情就像近日氣溫般，一直往下掉。:-<。他要我們走遠點。我最遠可以去到邊？像阿花他們搬上北京？阿花他們最近在北京開了家咖啡 店，在五道營胡同附近，南鑼鼓巷之後的新興浦點，三百多方呎，地舖，月租6000，連人手成本，每個月不必萬多元，但咖啡可以賣到20、30文杯，同香港 同價，於是，在香港夢想了許多年都無法實現的文藝青年白日夢，換了一個地方，馬上就得償所願。開一家咖啡店，每日活在濃郁的香味中，播放心愛的唱片，擺滿 喜歡的書刊，文藝沙龍般吸引志同道合的人長駐，七嘴八舌五湖四海的，就會增學問長知識添智慧抒感情，創意生活就漣漪一樣散開。

香港可以嗎？

我不想離開這個城市，但這城市開到口叫我走。

我走了，特首會開心點？

我兩袖清風，流星蝴蝶，去到邊都無所謂。昆明大理瀘沽湖早有香港仔駐紮，甚至香格里拉，陳耀紅都買了間屋，我只好比她們走得更遠，去到山旮旯，用香港買樓的錢，或者可以賣條街，改名做維明路，對住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景致畫畫畫寫寫書自得其樂，但醫生律師去得到邊？

假假地都是專業人士，讀多幾錢書，賺多幾個錢，難得生存無問題，都想生活好DD，樂意安居之處，不一定奢望貝沙灣每日面對大海，但行落街即使四周都是舊樓都希望似Venice，搭lift時見到的鄰居都是Rosemary。批評他們大想頭，只是鼓吹庸俗化。

做 得專業人士，平日使用貴過人，不是貪圖奢侈，卻是為了生活尊嚴。去H&M買件衫還可以平日返工，但見客Party同行家歡聚，買不起LV、 Gucci，平平地，都要有個agnès b. 手袋壓陣，Armani外套充場，Happy Hour又無理由流連「71」咁寒酸。這都是今日夾心階層令人心酸的double life。IFC還有「Can．teen」時，就見不少國金用戶西裝骨骨講英文又講普通話的來買叉燒飯。Citysuper外賣魚生，許多人都等到夜晚八 點之後打八折才來搶購。

社會沒階級，但職業分類別，大家基本開支不一樣，你着同一條牛仔褲可以開六日工，佢每日都要換件白恤衫才有勇氣同 Daisy講數，七除八扣後，許多專業人士的剩餘現金消費能力就所餘無幾。閣下少佢一半收入，但有資格申請居屋，對方就要付出三倍錢才買得到同樣尺寸的 樓。而你們倆，分分鐘殊途同歸，住在同一區。許多政府居屋對面街就有不少私人樓。後者除了大堂華貴門高大，上到樓，同對面的居屋同一格式大細。世界真是公 平又不公平。

我去年7月已經在這兒呼籲重建居屋，並且為八萬五鳴冤，但我知道，即使增建居屋，除非放寬入息上限，或者居屋都分幾級，否則， 夾心階層不會受惠。活化買賣工廈居屋只會讓炒家多個發達機會。增加土地供應亦不會平抑樓價。地產大師啟示，8000文方尺的樓，建築成本大約是1500 元，如果變身豪裝，多花個3000文方尺，就可以叫價1.6萬元，比成本1500元的多賺6500元，所以九反之地的新型私樓都扮豪宅。增撥土地就可以打 動發展商為民着想，興建廉價樓？不會吧！除非政府賣地時講到明。

政府其實有權講明土地用途，甚至制定內櫳標準，客廳有多大，睡房要多寬，廁 所要有浴缸又放得下洗衣機，晾衫不必要伸個頭出窗，才叫理想。超標的才叫豪宅。樓宇買賣環境是個不公平的競爭模式，消費者毫無保障，政府又怎能不監管質 量。除了英泥夠厚，鋼筋夠硬，還要注意基本的生存尺寸要達標。國家的宜居城市評分標準之一就規定，還有少於十方尺的人均面積住屋就要扣分。

土地國有，居住是國民生存必需，哪一個政府把手上資源賣斷他人，卻要他的國民為片瓦遮頭耗盡一生，就是一個倒水時把嬰兒都倒掉的失職父母。今日法律，虐兒是要坐監的。

台北人眼中的香港市區重建神話

週三, 2007-05-16 02:00 — Ben,ch

應 李維怡之邀而撰本文，主要內容修改自較早發表於香港獨立媒體的兩篇文章「遠觀利東街：殖民幽靈下的經濟自由與政治保守趨勢 (Aug/18更新)」與「遠觀利東（二）：由官僚機構取消的市民文化與空間權利」。經過一些新的討論與認識，雖有許多想法相同或者類似，但由於我捨棄前 兩篇文章中的許多謬誤及多餘而重寫本文，故也就將原本兩篇從香港獨立媒體網頁上刪除。最後要說的是，這篇文僅是一個外來者角度的觀察，期待能開啟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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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市區重建是一則神話，早從港英入駐前就開始被構想、敘述與謠傳要。理解它，必須放回整個殖民政府的都市與社會政策為主要理解軸線。如陳景輝說的，利東街以降的好幾個反拆除運動，似乎也漸漸有神話化的傾向，這必須是我們共同反省與討論的重點。

我們應該先結構性的理解當下二十多件市區重建計畫，和西九龍藝術區、大嶼山計畫，甚至迪士尼的進入，由於他們象徵新一波的空間再結構政策，隱然揭露 了未來十到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內香港政府的經濟調節計畫，因此能讓我們窺見香港政治的官僚運作與經濟變動脈絡的一些趨勢，以及反省結構中的市民行動者。

在政治經濟的層面上，一方面，「重建」展現了政治經濟結構在不同尺度上的影響，其中包含了破壞後重建，來帶動房地產事業下遊的一連串建築周邊事業的 意圖，藉此帶動經濟；它帶來的香港空間面貌轉變，也讓我們理解到香港政府在港、中新關係之區域政治的過程中將自己重新定位，也就是說，越與中國大陸接軌， 香港政府會發現更加無力與此聯繫著龐大生產與消費市場的經濟體進行競爭，因此很容易轉向新的積累策略，而透過文化經濟（觀光、消費）可能是條出路。簡言 之，「重建」讓我們看見政府固有的一套調節經濟發展的策略，如何反覆地產生物理空間與意識形態，供販售、發展。

另方面，百年的經驗，其實已經替香港社區組織者做了總結，即殖民式的強勢政治主導作用，早在新自由主義論述風行以前，就證實了「重建」一再倚靠委託 私人的政策，完全忽略了空間的實際使用者。在過去，香港作為新市鎮規劃的樣版城市，就已經靠著拆除「窳陋」的木屋區而持續擴張市區版圖，同時又以功能性的 角度在城市中安置市民，所以有觀塘之類的地區和其餘工業區及區旁的住宅。而如今當居民已深刻嵌埋、固著於一定的社會網絡中時，政府仍使用向私人機構靠攏老 手法，我們都很清楚，政府如何以法令維護市區重建局的「利益」卻不保障被收購者一定的價格賠償。靠著成立非官方機構，掌權者躲避了政權結構中糾纏不清的利 益結構與分贓關係，這是西方政權（regime）理論多所琢磨的。至於自由化、私有化的部分，則可從「領匯」的事件更清楚的看見，香港的殖民根基如何被順 暢的串上全球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趨勢，毀損「所謂公共」利益。利東街事件發展迄今，應該日益清晰的是，上段談的大結構，主要仍是依據站支配位置的政治與商 業菁英所控制。

第三，除了理解政治經濟的意圖和當下局勢，我也必須回頭看見，在香港政府早期施行新市鎮、市區重建的過程中，雖然靠著社工員的龐大體系來安撫市民， 但都僅是鼓動發展的細微技術之一，是不同層次的意識形態手段，依據官僚構想的地圖，製造它所需要的人。晚近的重建過程中，雖然政府改採更積極的委託私人策 略，可是我們並沒有見到政府更尊重市民，這也是因為殖民政權從來就是以支配者、指導者的角度在命定人群。換言之，政府除了有一套固有的空間與社會構想，他 更積極的形塑「市民」，以上三點所彰顯的社會政治環境，不僅顯露了社區運動的面對的支配力量和群體，可能也暗示了社區運動本身藏有某些使自己成為自己之敵 人的因素。

接著回到利東，亦從香港政府放置越來越多力量在城市行銷亦即「文化」範疇的這兩個面向開始，讓我們先談談「文化」，也順道看看政府的狡猾手段。但我 們必須記得，城市政府花費再多氣力在「文化經濟」上頭，卻怎樣也不代表他認識到城市裡頭與居住者有關的文化，正如當下，即便市建局已承諾保下數幢利東街建 築，但街坊、組織者們應仍知道這不意味著利東街運動的成功，甚至我們可以說，當被保護的利東建築物在整個重建區重新開張之時，也是利東歷史終結的確認，因 為在政府引進大資本之樣版文化、接收街坊文化論述的同時，其實毫不手軟地以強制徵收、排除市民對等的規劃與談判空間，來摧毀「市民的文化」。

首先，政權的手段很容易讓社區陷入危機，因為政權形構的主流敘事方式，是以經濟發展為包裝以掩飾政策下面的政治交換，因此一旦反對就容易被控訴違反 發展。再者，透過政治體制表象上的合議、參與，市民團體看起來有各種管道，得佔有影響議程（agenda）設定的位置，然而由於政府壟斷了法定權力、一切 關於技術的知識，和城市整體規劃設計的龐大資源，因此市民的位置很難獨自的宣稱其正當性。因此很容易發生的一個現象（或許已在進行中）就是政府收割了市民 聲音中的「文化」訴求，轉為其自身所用，放入它的經濟構想神話，收入政府的調節計劃。

從「城規會」會議中狀況，和最近的「民間論壇」等等討論可以驗證以上兩點，即使居民得到專業規劃師的幫助，甚至自己站出來以公共之聲挑戰過去「由政 府所『獨佔』的公共性位置」時，不僅政府外包出去的「市建局」仍然以技術杯葛，政府自己也不願因為市民反彈而有所制度性改革。簡單說，由於官僚仍然掌有了 捺印蓋章的權力，以及體制內的對法條的詮釋權，因此除非市民力量在最低限度上能夠迫使政府對自身規範做出改變，或者市民有足夠力量集合起來不理會政府暴力 自做自的，否則一切都將是個黑洞，力量將一再被政府挪用。這部分最難以應付，還由於官僚機制「狀似」順著市民意見執行，因此也是之所以落入歷史終結的原 因，因此市民的空間權利仍被取消。

這是初步的觀察，其一是「文化如何為（誰）用？」其二是真實的「（市民）在官僚運作過程中的位置」，應有助於我們察覺空間再結構的背後邏輯，幫助我 們放回早先我談的結構性支配因素，同時也把鬥爭的焦點指回國家機構，和一切由國家轉嫁出去的行政力量，另外，當然也提醒我們步步為營的思考「文化」為何 物，以及接下來要反省的「市民力量」。

面對「市區重建」即將對社會網絡造成無以回復的衝擊，利東街坊提出保存市民文化作為抵抗，然而，由於資本的邏輯是商品化，是故如果街坊談的「文化」 無益於增益城市整體的可販售性，則可能不會受到「政權聯盟」的親睞，這始終會是鬥爭的場域也是兩難情境。不過，這裡卻也延伸出另外兩點，或許值得所有社區 中的市民與組織者多做對話。

其一，是我們為了抵抗政府暴行所書寫出來的「市民文化」究竟為何物？其二是我們如何放回更大的「香港脈絡」？前面的觀察，或許著重市民與支配權力之 間的爭奪，那麼後面這兩點就應該是我們在運動過程中不斷面對自我，因為「社區『文化』」潛藏著自我封閉、本質化的危險，而如果又不能更為廣泛的放回香港殖 民政府好幾十年來形塑香港為「自由化之社會與城市」的那條線索，則很有可能地，不但在與「市建局」的衝突中，國家的角色退了位躲藏起來，讓「民間s」行動 者廝殺的鮮血淋漓，而且不同社區之間也看不見彼此的共通性。

為了抵制政府大批將土地出售、重建，利東街開始書寫一套「喜帖街」文化，其中包含著市民的日常社會網絡，以及獨特的街坊特色。政府一直以為城市空間 是一張白紙，以為空間是透明的，可以不斷擦掉重劃不斷販售，但是忽略了社會網絡不是輕易可以「重建」，因此社區的論述是相對於此。然而，當居民一再退守， 那麼當然也就難以再固守那一套「文化論述」。當然對於政府暴力手段的這個部分是可期待持續、擴大的，可以揭露政府如何將部分的權力讓出給財閥，那些經割 讓、由財閥設定了的發展趨勢，卻反過來又經由政府的補貼去進行，於是不但公共支出被捲入財閥的皮夾裡，接著人民需要由財閥手中購得原本應由政府提供的公共 資源。不過，到底應該如何阻止這套「社區文化論述」不會一再被收編為政府行銷策略，而且不會造成社區彼此之間的衝突？這可能是亟需思考的最基礎的部分。

香港市民早已習以為常的生活在「香港社會」，這個香港社會製造出來的市民意識到底是什麼？這是第二個問題，也是我在本文中最好奇的問題。過去這陣 子，香港朋友借用了一些台灣的經驗，包括運動的策略甚至是市民規劃這樣的字眼，但對我來說，此時最根本的或許是更清楚的表明，香港「市民」的內涵為何？如 何從香港社會的脈絡，構思適合香港社區運動的作法？如果，這些年來香港人已經習慣了香港政府的手段，而且也自覺的接受自由化社會的趨勢，那麼，除了持續反 對大財團對社會空間與生活的控制時，新的提問或許應該是如何在認清香港及九龍這麼多個新市鎮、舊的新市鎮，以及居住其中之人之間的共通性與關連之後所提出 的。這麼說，很模糊，不過卻是一個外來者最無法理解的問題。

「重建」這事很複雜，但總結起來，我希望這篇文章能夠開啟以上幾個部分的討論。其一是看清楚港英迄今的政治經濟發展的一貫趨勢，和這個舊趨勢與新時 勢如何順暢的接合在一起；其二是不斷的政治、經濟自由化的脈絡中，市民由於社會脈絡的關係越來越需以個人的姿勢去應對財團，但是財團又得利於官方權力的釋 放，但政治權力的去管制的對象卻又不包含市民；其三則是香港脈絡造出了什麼樣的社會與市民意識？這個部分產生了什麼社區文化的運動論述？而交纏於「市民文 化」的抵抗以及「城市文化」的行銷之間，社區運動到底如何論述自己的文化？繼而依據香港的社會脈絡發展出一套自身的社區運動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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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的城市 羅維明

夢 想中的城市。它天藍水綠山青。空氣都是寧靜。港口有點點風帆搖曳。海濱有長長走道迂迴。沿岸種了大樹，鋪了草地，由城市的這一端延伸到另一端。市民可以在 港邊閒坐散步溜狗踩單車。由海港到山上的建築次第分布。錯落而不密集。前面一排普遍低矮，往後一點才高一些。天際線隨山嶺起伏。沒有遮擋到遠處的山影。往 市區走進去，會見到這個城市開埠以來經歷過的不同時空，又看到不同階層的人民生活面貌。通衢大道上的財經商廈文化場所，都是世上top 100建築師的近期佳作，轉個彎接上曲折小街，卻又是前朝遺蹟歷史文物樓房。華美商場和露天市集各據一方。熱鬧街上名店林立隔兩三間就是路邊酒吧茶座。橫 街小巷就是尋常小舖各式飲食大牌檔，滿街攤販令市況樂也融融。走沒幾步就是公園或者廣場，行人隨處坐臥。經過的大街小路都種滿遮蔭大樹。剛好是時令花季， 同一色彩燦放，滿目艷麗風華。咦，走到現在怎都不覺得汽車騷擾，原來許多街道都是行人專區，旁邊還有單車徑，上班男女穿戴整齊背着電腦書包踩着單車駛過。

這樣一個城市，你以為我在講香港？

似乎是。

最 近好消息一個接一個。西環居民自發設計海濱新發展，據說官方都有興趣一看。更新「藍屋」決定留屋又留人，舊區重建做到有情有義。舊警察宿舍不改建華廈，而 用作藝術村，更加義薄雲天。花墟花市就落重注明正言順變成花花世界。波鞋街計劃還未動工就加碼，連通菜街一帶都要翻新，擴闊行人路，馬路都變作行人專區。

政府從善如流，城市逐漸理想。但這一次，又會是另一個海市蜃樓？

一切落成前，給人懷疑一下也好應該，因為類似美景，前朝宏願，也一個接一個。這一次希望會實現。

但城市需要的不只是美化，最重要還是生活空間的改善。

香港生活最難受的還是密度擠迫。美奐美輪的新廈一幢接一幢，棟棟金光耀目，座座氣宇不凡，一字排開，選美一樣花姿招展，但香港就愈來愈迫。

1991年規劃署公布的「都會計劃」，相信機場搬走，多處填海，多出的土地就可以「安置人口，解決設施用地不足問題，從而降低人煙稠密地區的發展密度」。

而據說後來填海受限，計劃需要修改，重建便給拖慢，但機場一搬走，九龍沿岸立刻插香般插滿了超高華廈，舊區密度還沒解決，新區密度又出現，而且殺傷力更大，變成屏風圍牆，到處製造熱島效應。城市輝煌發達，環境飽受創傷，生活沒見改善。

城市更新後，樓房變艷，身份升「呢」，但居住空間卻未相對升格，部分還有點「騎呢」。許多新興中產豪宅，位處鬧市，前臨馬路，後接街市，噪音灰塵少不了，但環保露台也少不了。入口處，門高堂大，連信箱位都氣派萬千，但上樓一看，都是高尚籠屋。

上吳永順（Vicent Ng）的建築網誌（hk.myblog.yahoo.com/avincentng）一看，才知道背後原因。

——樓面高度不設限，每層樓高多幾吋，就多幾層樓高D，景觀望遠D，可以賣貴D。

——環保露台是政府優惠，不計入總樓面面積，但可以列入實用面積出售，於是一個都不能少，可以的話，最好建多D，但條例限制，一個單位只能有一個露台，在總面積不變下，要單位數量增加，就只能把單位面積縮細。

我們就住在這樣的城市。

寸土必爭，分毫不讓，城市因此密集，生活因此緊迫，大家無法舒伸。

我想想，幾懷念以前香港的「街影面積」法，樓宇高度要與街道成正比，狹窄長街便無高樓大廈遮陽擋風，空氣可更流通。

那時候新廈落成，建築總會往後縮，行人道因而變闊，散步更加優游。

那時候的樓房都好像特別寬闊。大概像Vicent說的，公用空間只是大堂、走廊、電梯、樓梯，不計入樓面面積的機電房、垃圾房、停車場、平台花園都不會算在「建築面積」。內櫳不必七除八扣，實用會有九成，買家覺得合理，住落就覺得闊落。

政府最近推出「優化建築設計締造可持續建築環境」諮詢，想知道怎樣限制「發水樓」，變成大家的「心水屋」。想香港住好D，就快D發表意見。

我就渴望見到，都市發展會有整體大綱，每一個規劃都有區域特色，每一棟樓宇都與周圍環境合拍，每一群建築密度可以互相調節，每一個居住空間都符合人均標準，每一處家居間隔都可以寬敞些。

我這類提議會否只是夢想？我憧憬的城市只是海市蜃樓？我會不會見到想見到的城市？

大學門口 羅維明

開 學頭兩天，大家忙着註冊、選課、找朋友，城大學生還忙着去又一城申請 U Card。小小櫃枱擠滿填表學生，大大塊宣傳板前繞了幾圈長龍，誰都想一卡在手，以後商場享受，九折有找。呀，不，Page One 只給九五折、而agnès b. 要買滿1000文才送你小禮物。

大學門口就是華美商場，日日返學，地鐵火車出來，穿過雅潔走廊，踏着明亮雲石，滿目繁華商品，飽覽市道輝煌，心情肯定興奮。

失戀的都會很快恢復心情迎接新生（well，是新生活，也可以是新學生）。

不過我想，如果我在城大返學，前途功課愛情之外，肯定多一樣牽掛。agnès b. 那個袋，唉，剛才應該咬咬牙就買啦，下了課再去，不知道還有沒有。

繁華世界誘惑多，香港學生能夠專心讀書的，肯定是本事之人。

換了我，早就爬窗蹺課去買嘢。

幸好當年大學位處窮鄉僻壤，已經遠離鬧市，還在小鎮邊緣，與市集一河相隔，地理環境真是山旮旯，還好車路延綿伸展，過橋入山，依着學校外圍迂迴，路傍的民居店舖，與大學互為唇齒，它靠大學生存，我們靠它豐富校園生活。

學 校的宿舍永遠不夠，又有教官日夜監視，長大成人只想獨立生活，而且愛情隨時出現，有自己地方才易發展，所以二年級開始大家出埃及記一樣，紛紛搬離校園。學 校飯堂價廉但不味美，街上小館才多選擇，各地僑生家眷落籍經商開餐館，貧窮小鎮因此都有琳琅滿目異國珍脩。圖書館珍藏豐富，但喜歡的書都想自己擁有，小街 上的書局因此不止一家。正襟危坐在讀書室溫習不能揚聲討論，又怎及得在校外咖啡室肆無忌憚高聲爭吵般方便，所以在聽到世上有家「花的咖啡室」之前，我們已 經生活在自己的咖啡花店中。日日上班般去坐鎮，還帶上自己喜歡的唱片強迫播放。一坐就坐上大半天，閒談辯論讀書寫字聽音樂，比在學校的學生中心更寫意自 由。要上課時把書本丟到桌上，就一去幾個鐘。再回來，書本依舊在，人面幾回新。不過佔位子的都是相識熟人。即使陌生，傾多兩句都莫逆。一個人在那兒不會找 不到朋友。由日頭到夜晚，身邊的人不是滾雪球就是大風吹，換了好幾批。不同的人要講不同的話。一個個又年少氣盛自以為是，讀多兩本書就做了牛頓，牛一樣胡 亂噴氣橫衝直撞得勢不饒人，但學問就這樣開始，文化氣氛就這樣擴散。然後就有其他學校學生千里迢迢來尋問。

我一直懷念那條街。

所以就覺得大學門前都應該有這樣的街。

還 覺得理想的校園配置都應該這樣。離開城市遠一點，避開都市的世俗意識，在象牙塔內保持純粹的心志，思想就可以獨立一點。學校附近最好有一個樸素的社區，提 供學校供應不到的生活設施，給予學生在校內活動不會有的自由。而且遠離貴價地，生活指數低，生意易維持，學生玩得起，校園生活就可以滲透到校外，學校文化 影響着社區，慢慢就改變了社會。

台灣就理想。台大的新生南路和羅斯褔路，後巷縱橫交錯，都是主題書店、前衞咖啡店、學生休息室。五湖四海都 要來問路。七十年代的「稻草人」便是一代傳說。晚晚美國 blues 台灣民歌、歷史性的陳達說唱、然後自然是鄉土文學、反殖反資。那年代，「明星」太文藝、「野人」太野性，只有「稻草人」守望着麥田，到處都是捕手。後來的 「紫藤廬」據說便「黨外」。詳情應該問舒國治及張照堂。張錦滿唔知知唔知。而師大的師大路，今日貴為 SOHO，昔日其實是格林尼治村，小巷裏都是波希米亞咖啡室。

八十年代在和平東路周邊盤結的文化蒲點青春集散地都是鄉土文學意識的回應，爛得房子快要倒坍的「攤」、舊日地痞飯店陳設的「阿才的店」、要側身穿過一條窄巷才找得到的「台北尊嚴」，都是時代文化的表現。在這樣的環境讀書才精彩。

神 州大地，我去過的大學不多，但走在廈門大學門前一條直街，就恍似時光隧道舊地重回，一路上都是小食店與書店，擦身而過都是學校學生，青春與陽光一起熱鬧。 走到大馬路上，還看到 Page One 一樣的「光合作用」書局。二樓咖啡室坐滿了學校的校花，在溫煦的日影下，靜靜的溫書。

香港幾家大學門前就沒這樣的風景。

港大太高貴、中大太偏僻、理大太尖東、城大就又一城。

校門一出來，學生就趕路趕車，校門一帶，學生不知去向。

只能這樣說，我們消費熱情高漲，文化意識薄弱，只能吸引物質文明聚攏，無法刺激思想文化開發。

周圍環境沒有因為學校存在而改變。象徵的隱喻，學校沒法改變社會。但社會可以把學校同化，開學的時候學生回校園註冊就順便去商場辦張優惠卡。而 Page One 只給他們九五折。唉，以前旺角二樓書店許多都做七折啦。

民間習俗隨風逝 陳天權

市 區重建、基建擴展是香港社會常見的新聞，但甚少媒體留意到舊區一些存在已久的風俗，亦會隨着城市的變遷而逐漸衰落或消失。牛頭角下邨（二區）即將拆卸、中 環士丹頓街舊樓重建以及港鐵西港島線動工興建等，都同時影響到該等地區的盂蘭勝會舉行，明年此時，可能已是另一番面貌了。

香 港的風俗節慶一年到晚不絕，尤以農曆七月最為密集，由七月初一至七月底每日都有地區團體在鬧市舉辦盂蘭勝會，部分更搭棚做大戲，神鬼人同樂，為香港這個現 代都會添上幾分傳統民間色彩。不過，隨着城市建設的發展，將有個別團體未能在固有場地舉辦盂蘭勝會，他們或要遷往別處，或暫停舉行一屆，令風俗失去原來特 色，同時亦影響坊眾藉傳統節慶相聚的機會。

盂蘭勝會受重建影響

在剛過去的農曆七月，我走訪了幾處可能是最後一次在原地舉行的盂蘭勝會，有關活動分別由牛頭角區潮僑聯誼會、牛頭角工商聯誼會、中環卅間街坊盂蘭勝會及西區石塘咀街坊潮僑盂蘭勝會舉辦，而會場的所在地正受到重建或拓展計劃影響。

香 港早期的盂蘭勝會由潮州人引入，當年他們隻身來港，從事體力勞動工作，由於工作辛苦，又缺乏家人照顧，故不時染病甚至身亡。為求平安，他們依賴宗教活動， 在俗稱鬼節的農曆七月，於自己生活的社區發起籌辦盂蘭勝會，得到商家支持，便一年一年舉辦下去，歷史最悠久的是潮州公和堂的盂蘭勝會，今年已是第一百一十 二屆了。舉辦盂蘭勝會的目的，即是拜祭神靈祖先，同時亦超度孤魂野鬼，以期陰安陽樂。現今不但潮州人，連廣府人和海陸豐人也舉辦盂蘭勝會。從這些風俗中， 可以看到不同族群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而派發平安米或捐贈物品的活動，亦反映出他們對社會的關懷。

香港較具規模的盂蘭勝會大都借用康文署的遊樂場舉行，但並非每個社區都有寬廣的空地可用，因此有些地區團體向當局申請在路邊搭棚做法事，以方便街坊鄉親前來拜祭。如此獨特的街頭風俗，已成為香港都會一景。

上 述三處受城市發展影響的盂蘭勝會，有兩處便是在行人路舉行。中環卅間的街坊每年農曆七月廿四日，在荷李活道警察宿舍後面的士丹頓街舉行一天的盂蘭勝會，期 間不時有車輛經過，但現場有工作人員維持秩序，令儀式順利進行。該區樓宇納入了市建局的重建範圍內，許多單位已被收購，而主辦團體亦將遷出原有會址，明年 大概不能在對開地方舉行盂蘭勝會了。

石 塘咀山道的盂蘭勝會同樣在路邊搭棚舉行，該處還多搭一個戲棚演出為期三天的神功戲（農曆七月廿七至廿九日）。從搭棚的方式可見，有關團體地盡其用，雖然環 境狹窄，但無礙街坊到來拜祭和看戲。不過，港鐵已開始興建西港島線，山道位處香港大學站附近，要預留地方興建通風口，此計劃將令到該處的盂蘭勝會要覓地舉 行。

時代巨輪湮滅傳統

另 外，牛頭角下邨（二區）清拆在即，其旁的八號遊樂場或會封閉一段時間。曾有兩個團體先後借用該處舉行盂蘭勝會（農曆七月初四至初六及十七至十九日），下一 年他們能否繼續在原地祭幽祈福、演戲派米，目前不得而知。但自從屋邨居民和商戶陸續遷出後，已影響到他們籌募經費，明年若改到另一場地舉行，規模料會縮 小。因此有部分成員提議暫停舉行一次，盼遊樂場日後重開再辦。

風 俗會隨着社會而轉變，平時出現在我們身邊，很少人會關注，當它們有一天消失，才驚覺時代巨輪的前進，令舊區的傳統風情和文化亦隨之湮滅。盂蘭勝會是香港一 項富有本土特色的無形文化遺產，兼具宗教、福利和娛樂功能，尤其可貴的是它存在於快速變遷的市區中，對凝聚街坊、維繫同鄉感情發揮很大作用。但跟其他傳統 風俗一樣，它亦開始出現後繼無人的危機，有關方面如主辦團體、學者和康文署等，應在其衰落之前進行研究，以文字和影像作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