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20 May 2010

明信片 羅維明 文明里

2010年3月13日

是 壞習慣。看電影時未必關心故事,但特別留心街景。熟悉的未必興奮雀躍,陌生的就想知道地處何方。但人同此心,所以電影吸引,外景地後來都變成旅遊點,即使 電影失敗,江山已改,報上文物追憶,提起某層樓某條街,拍過戲的,都會提提戲名。電影再不好,總有歷史價值,紀錄了某個年代的文物地理風土人情。電影資料 館教父朗瓦(Henri Langlois)就訓示過:不管什麼電影都要收藏,因為某個文明時刻都給影片全部紀錄。

但地方靠故事才永恒,故 事靠人物才不朽,還是真理。我不是什麼人,住過的一條街又未拍過戲,街道有過的歷史,某個年代的生活風景,這個都市的文明記憶,就似這般的給時光清洗飛灰 凐滅了,想想,不如在這兒寫寫,也好給本土記憶添多一頁文獻,供有心人去整理重建。說不定上海街藝術館會給它搞專題。

位於通衢大道的彌敦道邊,又在平民夜總會的廟街旁,當年歲月,汽車還未需繞道入砵蘭街左轉窩打老道,城隍廟前的榕樹頭又擠滿熟食大牌檔,文明里街頭一帶才是街坊大舞台,市井嘉年華,晚晚興奮,夜夜高潮。

首先出場的是賣牛雜魚蛋碗仔翅的無牌小販。一架木頭車或者一個火水爐幾張矮凳就自成一檔。天色微明漸暗,一檔檔忙於打亮大光燈。先要把絲網燈泡燒着,然後起勁泵氣,等藍色火燄燒滅,燈砂便發出刺目白光。一盞盞掛過去,夜市燈如晝,好戲就陸續登場。

文 明里精彩的地方是無改錯名,真是文明里弄,才藝街巷,開壇擺檔的, 文又有,武又有。文的一個,高老泉一般身型,長年老夫子裝束,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年中無休,專門講述廣東倫文敘與湖廣柳先開的鬥氣故事,比TVB早十多 年,與鍾偉明一樣本事,一人分飾兩角,「酩酊兵丁停仃聽」,「懶散番蠻挽撣彈」,兩大才子絕對,唱口簧一樣,朗朗上口,當然講到高潮處就話鋒一轉,兜售自 製的鹹檸檬。他自號「半日窮」,因為只開半日工,但我相信,當年粵劇甘草有個「半日安」,他應該借人家個名來自嘲戲謔,可見有幾詼諧。而我怕他其實經常 「全日空」,不是太多人幫襯他的鹹檸檬。

武的一個是外江武師,赤膊上陣,龍騰虎躍,耍一輪花招吸引觀眾,似足周星馳《功夫》的鐵環高手。壓 軸好戲是用大菜刀猛劈自己心口肚腩大腿手肱。自劈前自然找人驗刀,自劈後就找人驗傷。刀是真刀,皮肉就毫無刀傷,師傅於是就推銷他拿手精練獨步單方的虎骨 跌打酒養命提神丹,通常繞場一周,捉幾個面青口唇白的後生仔喝令他們抹油聞香,迫他們宣稱提神醒腦。你有無給他捉過?神油藥酒未知市道如何,只知一年半載 後師傅便江湖再見遠走他方。

蠻荒世界,龍蛇混集,奇人異士,大隱於市,當日艱難時世,新舊交替,文才武略都無處容身,幸得街頭開放方便民 生,藏龍臥虎才虎活龍生,街頭獻技搵到兩餐。講來本應一殼眼淚,但歡樂風魔人間,造就了街道文化豐收,食環署的小販政策及康文署的街頭賣藝政策好應放人一 條生路,城市的創業和創意就會自發催生。

文明里文武輝映外,還是天堂地獄交會處。鄰近的基督教救世軍每周六晚就派人來傳道。十字軍東征一樣 陣勢,大隊人馬白衣白袍,高舉白旌白旗,鳴鑼打鼓吹喇叭,沿彌敦道浩浩蕩蕩操過來,在街口佈陣開壇說法。不知道是否帶來的燈光火數夠猛,離遠一望,還真是 聖光浩瀚,把黑暗橫街照成人間天堂。

但牛鬼蛇神還是自得其樂。以前公廁旁邊,今日地鐵通風口處,經常停了一輛私家車,旁邊就有後生細仔招呼過路人:「上車開車,即上即走。」九龍城寨當年有艷舞表演,據說那些是接送專車。

牛 鬼蛇神之外,還有紅衛兵。彌敦道口的商廈多是中資機構、工人工會、福利社團。太平歲月,樓下的中南銀行會在碩大櫥窗展覽祖國的國泰民安。火紅年代,街頭巷 尾就變成暴動戰場。我們平民百姓,與大時代擦邊而過,只能隔岸觀火,苦中作樂。某日下午,我獨個兒坐在梯間,看家門前的示威,舊樓樓梯畢直向街,梯間無 燈,門口就像個銀幕,示威群眾一忽兒向左挺進,一忽兒向右撤退,防暴警察就左衝右撲,我就看電影一樣開心。不過電影太立體,一枚木彈射入梯間,由右邊牆彈 向左邊牆又再彈向右邊牆然後又……,彈了幾轉幾乎彈到身邊才停止,就跌在兩步之遙的梯級。到今日我仍然後悔當年沒把它檢走收藏做見證,否則就可以逢人吹 水,說自已當年曾經怎樣入死出生——因為坐低幾級就會無命。

短小橫街,民情熱鬧,雖非通衢大道,卻是歷史舞台。香港不少這類街道,個人在這 兒成長,歷史在這裏發生,記憶中就不只童年點滴,還有都市共識,都好應拍部片,寫本書。我記得的這條街,有哪位導演有興趣?版權可以轉讓。文明記憶不是我 專利,都市共識好應一齊見證,但要政府樹碑立匾相信很困難,民間記憶就靠平民說唱保存,我沒錢拍部片記念,都希望記憶長存,湮沒的文明重現,生活過的地方 成為歷史景點。

Thursday, 13 May 2010

港歌

2010年5月14日
禮 樂文明,可觀教化。觀察一地之音樂與歌謠,可知一地之民性,孔子有韶樂與鄭聲之別。改革音樂,也有改善民風的功用。《孝經》引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 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制禮作樂是君王大事,但不可操之過急,自愧無德無能、無功於邦國百姓者,更不應制禮作樂,寧可由民間自為。
作樂與歸政
周公可謂賢德,然而周公攝政六年之後,國家入昇平之世,始行作樂。定樂之後,即自攝政之位引退,解除一切職務,將權力送還身負天命的周成王(「致 政」)。《尚書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候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 依照周公的政治典範,近代中國的革命家,平定天下若干時日,作了國禮國歌之後,便應推行憲政民主,還政於民,將攝政權力交還予身負民命的民選國會。
近代共產中國,毛主席即位,百廢待舉,民瘼處處,便迫不及待,要廢雅樂而作革命歌曲了。香港特區政府成立不久,遭受金融風暴打擊,經濟凋敝,特首董 建華夫人趙洪娉便填詞,作了《回歸頌》,財政司司長也在立法會高唱《獅子山下》,推為香港之歌。二〇〇七年七月一日,百業蕭條,民生困頓,特首曾蔭權慶祝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十周年主題曲,特約作了《始終有你》。列位今聖之才德,儼然在古聖周公旦之上矣。
博懵之歌
四月十四日傳出,有人告發上海世博會的推廣曲《2010等你來》抄襲日本女歌手岡本真夜一九九三年作品《不變的你就好》。四月十八日世博會擱置該 曲,後來據說取得岡本的授權使用。五月之後,香港電視不久就播出上海世博香港館的宣傳廣告歌《無限城市—香港》,陳少琪作詞,有此一段:
同牽手中遠望 為世界開創
風光 聲望 勇氣 魄力 知識 眼光
煙花都渴望 你永遠在旁
古今中外 個性結聚 這小地方
床前明月光。
聽後毛骨悚然。堆砌、零散,不成文章。特區政府歪風邪氣,令香港斯文掃地。煙花乃稍縱即逝之物,不宜喻為香港之繁榮景象;最後的「床前明月光」,除了押韻之外,狗屁不通。也許官府中人的文才,僅止於「床前明月光」。
回歸十年紀念的《始終有你》,也是陳少琪作詞:
明艷紫荊風中爭勝 找對了路徑 花瓣開得繁盛
人人能力大小也力拚 任誰留下血汗 就是個精英
香港始終有你 (國語︰因為你在這裏)
讓萬眾掌聲響一世紀
香港始終有我(國語︰因為我在這裏)
十萬個驚喜多一世紀 感謝你 小天地 創天地
盛夏冷冬各種天氣 不捨不棄 才會了不起
香港始終有你
這首歌要人「找對了路徑」之後,「掌聲響一世紀」,又「驚喜多一世紀」,教人投機取巧,然後一世紀、一世紀地延續繁榮,屬於「吊住條命」的續命論,認真大吉利市。難怪此曲招來《福佳始終有你》的惡搞版。
三首《東方之珠》
新不如舊,拜YouTube之賜,很多舊歌都可隨時重溫。最早歌詠香港之歌,也許是林家聲與南紅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唱的《東方之珠》,調寄法國經典情 歌《玫瑰人生》(La Vie en Rose),浪漫輕快,歌頌香港的繁榮安定、城市建設及郊遊野趣。歌曲有桃花源的意味,當年很多內地難民和南洋華僑都避秦於香港。
甄妮演唱的《東方之珠》(一九八一)殊為悲絕,是電視劇《前路》的主題歌,顧嘉煇作曲,鄭國江作詞。雖然旋律急遽,太快進入高潮,但我認為至今為止,是最有誠意的香港之歌,道出香港人不屈於命運的勇氣,敢於衝撞風浪和面對黑暗的勇氣:
極目望 困惑而徬徨
可喜的是眼前繁盛現狀
新的生活 新的奮鬥
鬥志化為強勁力量
此小島外表多風光
可哀的是有人仍住陋巷
若以此小島終身作避世鄉
群力願群策 東方之珠更亮更光
念舊日信念何頑強
幾經風暴雨狂還冒巨浪
新的迫害 新的引誘
有正有邪何處是岸
小島中路本多康莊
可哀的是有人仍是絕望
這是當年電視劇的主題歌,也是香港流行曲的絕唱,爾後都是粉飾昇平的居多。羅文唱紅的《獅子山下》(一九七九)由顧嘉煇作曲,黃霑填詞,有攜手奮鬥,同舟共濟的積極與樂觀,少了寫實悲情,無疑比甄妮的《東方之珠》容易入官府之耳。
以悲壯驅走厄運
陳美齡演唱的《香港,香港》(一九八二),翁家齊作曲,鄭國江填詞,歌曲以香港為尋夢鄉、自由港,天真爛漫,教人念舊而感恩。 台灣作曲家也有歌詠香港的,羅大佑作曲、鄭國江填詞的《東方之珠》(一九八六)是抒情與祝福之作,不可與本地作品相比。劉家昌作曲作詞的《心在香港》則是 媚俗之歌,裏面有一句「沒有仇恨紛爭,過的和平安祥」,聽來有「河蟹」之嘆。
甄妮《東方之珠》之悲絕,本來是電視劇情,但曲詞末後四句,可謂不幸而言中。今日香港蒙塵,官商勾結,財閥橫行,貧民生活拮据,無立錐之地,中產也飽受剝削,不成人形。五區補選在即,香港百姓亟須夢醒,以民主保衛家園,攜手扭轉厄運。

Monday, 3 May 2010

良品杂志『建筑』菲斯河的新生:古城复兴计划

来自:阅读 · 良品杂志作者:admin <> (liangpin@metroer.com)

它是摩洛哥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亦是传说《一千零一夜》诞生的地方。相传公元8世纪,伊德里斯一世(Idriss I)在汪达尔人毁坏的城址上重新修建一座城市。当他在主持该城破土奠基的时候,发现面向麦加圣城的方向有一把金色巨斧。其子,也就是之后的伊德里斯二世认 为此乃大吉之兆,当即将城市命名为“法斯”,即阿拉伯语中“金色斧头”的意思。此后“法斯”演变为“菲斯”并一直沿用至今。

纵然“文化古都”的外衣光鲜亮丽,却掩盖不住菲斯浓厚敏感的政治气息:当年的反对法国殖民地运动在菲斯爆发;20世纪80年代的学潮与工潮也是菲斯人牵 头;摩洛哥在野的独立党也诞生于此。当地政治局势的相对不稳定,使得国外的财团不敢在此地做过多投资,而正因如此,也使得菲斯的古城文化没有因为过度开发 而遭到破坏。9400条错综复杂的巷子构成了独特的阿拉伯居民区的城市肌理,驴子依然是菲斯当地的重要交通工具,传统民间工艺仍在盛行。

1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菲斯古城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摩洛哥自豪地称其为中东地区城市结构最完整最多样化的地区之一。在20世纪之前,菲斯因其独特 的城市文化和其在北非地区的地位吸引了无数城市研究学者专家,摩洛哥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菲斯躲过了如巴格达、大马士革以及开罗等其他中东城市由于入侵和 冲突所引起的剧变与破坏。同时,在受到44年的法国殖民统治期间,法国政府禁止在老城区附近兴建和拆除建筑,因此菲斯的城市辨析度与空间结构至尽并未有太 大变化。菲斯城有一条以城市命名的菲斯河,它曾将城市从中间分成两半,河沿岸是繁荣的市中心。200多个喷泉散布在城市中不仅使得菲斯拥有“千泉之城”的 美誉,也从精神和空间上缓解了城市的密度问题。然而几个世纪之后,对河流的过度依赖、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当地皮革制造业的崛起,菲斯河受到严重破坏。很多 喷泉不是关闭就是被连接至另外的水源。

1956年,当摩洛哥摆脱法国的殖民统治宣布独立之后,菲斯城中较富裕的上层阶级纷纷离开旧城搬入法国人开发的新城区。旧城中生活的大部分是社会底层的体 力劳动者,他们大多从事低效率的工作。尽管当地的旅游业十分兴旺,但事实上它亦正威胁着当地现存的文化环境,只有需要收费才能观看的当地传统活动和销路较 好的民俗产品才能得以延续生存,而其他的当地文化却在逐渐流失与被遗忘。西方意识形态的流入也在侵蚀当地的文化生态。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地区以及前殖民时期 的城市规划发展模式开始在菲斯扩张。原先的单个家庭住房被再细分为多户家庭用房。城市中的开放空间迅速被住房填满。从事皮革染色以及金属工艺品制造的小型 手工作坊向菲斯河倾倒了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在上世纪50年代末,菲斯河已经面目全非,它变成城市天然的“排污管”,并被一些人戏称为“垃圾之河”。至今 为止,约50%的河道已经枯竭,暴露的河床成为宽阔的汽车行道,对于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庞大复杂、历史最悠久的步行道网络的城市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 刺。病入膏肓的菲斯河一直是近年来当地水力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

以建筑师Aziza Chaouni和城市规划师Takako Tajima为首的建筑团队开始探索一套温和且具有可持续性发展的改造方案以此来拯救菲斯古城的心脏区域。这其中包括了一系列的地区干预,如恢复湿地、创 造社区公共空间与人行道以及翻新和改革当地的皮革制造业等等。该项目不仅仅只关注建筑与城市规划本身,还将城市的经济生活与河流的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来思 考,创造出一条更加健康合理的经济产业链。其核心部分修复了史上著名的麦地加建筑,使得整个生态环境更具多功能性与可存活性。2009年,该项目获得 Holcim全球可持续建设大赛金奖。如今,一期项目也在菲斯河沿岸的R’cif地区启动,一场古城新复兴运动已开始。

公共空间的回归

作为菲斯的交通枢纽地区,R’cif聚集了各种交通工具。所幸的是政府目前正开始限制当地的车辆通行并试图增加人行道的铺设面积。无效的房屋将被拆除以留 出空地,现有的建筑将被重新定义功能,咖啡厅、户外集市、自行车以及毛驴停靠站等一系列民用设施被引入。而Andalous地区在未来将彻底禁止车辆通 行。它会被打造成菲斯城内第一个儿童专署的游乐广场和教育中心。为了遮蔽阳光,建筑团队为在空地上方设计了一个防晒层,材料全部由回收的可循环使用的木材 和皮革制成。

河道整治

作为项目的开始,如何恢复清理河道是首要关键。针对菲斯当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环境以及对当前改善水土的方式的研究。建筑团队首先因地制宜地针对R’cif 和Andalous两处的河道进行清理。R’cif是菲斯最繁华、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因此该处的河道富营养化污染极其严重,水中的氮磷含量超标。因为流动 的水具有自我净化的能力,建筑团队就在河床按一定的距离放置了小水泵以促进流水循环。同时在河岸边种上水生植物以及向水中投放益生菌,一方面能通过其根部 释放氧气增加水中的溶解氧含量,另一方面能通过益生菌将水中的氮合成污染物转变为氮气排出水。这套装置价格低廉却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同时也美化了河岸边的 景观。

《新视线》× Aziza Chaouni

能谈你们对菲斯河的看法吗?
我 出生于菲斯,并在那里生活了十几年。从小我眼中的菲斯河就是一条“垃圾之河”,这么说一点也不过分。只有当地的长者才知道曾经它是一条多么美丽的河。当地 的年轻人对其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似乎对可口可乐以及欧美流行乐更感兴趣。这个项目对我来说也是实现自己心中复原美丽家园的梦想。

你们在设计项目的时候有否遇到什么困难?你们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是 的,我们确实遇到非常多的问题。我们会遇到很多干扰,如政治、宗教、文化还有当地的社团等方面。R’cif地区是菲斯城的象征,要改变当地的建筑形态非常 困难,我们要开很多的会议包括邀请当地的居民参与一起讨论。我们提出的一些概念对当地人来说是非常新的。摩洛哥是个发展中国家,但是项目面临的困境并不仅 在于经费的紧张还在于当地的居民害怕去改变去接受新鲜事物。

与过去项目相比,您认为当今建筑师的角色和以前项目有哪些不同?
我 认为建筑师的地位似乎被削弱了,这可能是因为更多的技术工程师参与到这个领域中,这种现象不能用好或者坏判断。因为建筑领域本来就是非常多元化的,建筑师 需要与越来越多不同领域的人合作,如科学家、考古学者、艺术家等等。现在建筑学生在学校学的东西也不仅只限于建筑本身。

撰文 大鸟 供图 Bureau 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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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29 April 2010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贯彻落实中央 精神,在重视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同时,加快振兴文化产业,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在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推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结合当前应对国际金 融危机的新形势和文化领域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特制定本规划。

  一、加快文化产业振兴的重要性紧迫性

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满足人民群众多样 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产 业,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取得重要进展,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实力和竞争力的文 化企业和企业集团,文化产业规模逐步壮大,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初步形成。文化“走出去”步伐加快,文化进出口贸易逆差逐步 缩小,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总的看,我国文化产业呈现出健康向上、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正在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引擎和 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同时要看到,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还不高、活力还不强,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与日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相适应,与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还不相适应,与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新形势 还不相适应。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未见底,并对文化产业发展产生诸多影响,但困难和挑战中蕴含着新的机遇和有利条件,文化具有反向调节功能,面对经济下 滑,文化产业有逆势而上的特点,这为创新文化体制机制、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带来了契机。要抓住机遇,大力振兴文化产业,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 革、惠民生”作出贡献。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规划目标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文化产业发展的各项目标任务和当前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大力培育市场主体,加快转变文 化产业发展方式,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切实维护我国文化安全,推动文化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将文化产业培育成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二)基本原则。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 一;坚持以体制改革和科技进步为动力,增强文化产业发展活力,提升文化创新能力;坚持走中国特色文化产业发展道路,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积极推动中华民 族文化繁荣发展;坚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加快推进重大工程项目,扩大产业规模,增强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坚持内外并举,积极开拓国内国际文化市场, 增强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三)规划目标。完成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文化市场主体进一步完善,活力进一步增强,文化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和作用得到较好发挥。

1、文化市场主体进一步完善。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原则,基本完成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文化市场主体进一步完善,活力进一步增强。

2、文化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重点行业和项目对文化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文化创 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产业得到较快发展,以资本为纽带推进文化企业兼并重组取得重要进展,力争 形成一批跨地区跨行业经营、有较强市场竞争力、产值超百亿的骨干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

3、文化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取得实质性进展,文化产业发展活力明显增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文化创新体系初步形成,文化原创能力进一步提高,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广泛运用,文化企业装备水平和科技含量显著提高。

4、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文化产品和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城乡文化市场进一步发展,现代流通组织和流通形式逐步成为文化流通领域的主要力量,文化消费领域不断拓展,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明显增加。

5、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进一步扩大。一批外向型骨干文化企业和国际知名品牌初步形成,对外文化贸易渠道和网络进一步拓展,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大幅增长,文化贸易逆差明显缩小,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重要增长点。


三、重点任务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力做好以下八个方面工作:

(一)发展重点文化产业。以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 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产业为重点,加大扶持力度,完善产业政策体系,实现跨越式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要着重发展文化科技、音乐制作、艺术创作、 动漫游戏等企业,增强影响力和带动力,拉动相关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影视制作业要提升影片、电视剧和电视节目的生产能力,扩大影视制作、发行、播映和后 产品开发,满足多种媒体、多种终端对影视数字内容的需求。出版业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加快从主要依赖传统纸介质出版物向多种介质形态出版物的数字出 版产业转型。出版物发行业要积极开展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经营,形成若干大型发行集团,提高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印刷复制业要发展高新技术印刷、特色印 刷,建成若干各具特色、技术先进的印刷复制基地。演艺业要加快形成一批大型演艺集团,加强演出网络建设。动漫产业要着力打造深受观众喜爱的国际化动漫形象 和品牌,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增长点。

(二)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以文化企业为主体,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充分调动 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加快建设一批具有重大示范效应和产业拉动作用的重大文化产业项目。继续推进国产动漫振兴工程、国家数字电影制作基地建设工程、多媒体数 据库和经济信息平台、“中华字库”工程、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出版工程等重大文化建设项目。选择一批具备实施条件的重点项目给予支持。

(三)培育骨干文化企业。着力培育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的骨干文化企业,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 际竞争力。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在重点文化产业中选择一批成长性好、竞争力强的文化企业或企业集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动跨地 区、跨行业联合或重组,尽快壮大企业规模,提高集约化经营水平,促进文化领域资源整合和结构调整。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文化企业面向资本市场融资,培育一批 文化领域战略投资者,实现低成本扩张,进一步做大做强。

(四)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建设。加强对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布局的统筹规划,坚持标准、突出特色、提高 水平,促进各种资源合理配置和产业分工。对符合规划的产业园区和基地,在基础设施建设、土地使用、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建设若干辐射全国的区域文化产 品物流中心,建设一批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演艺娱乐和动漫等产业示范基地,支持和加快发展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群。


(五)扩大文化消费。不断适应当前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新变化和审美的新需求,创新文化产品和服务,提高文化消费意 识,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加强原创性作品的创作,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知名文化品牌。努力降低成本,提供价格合理、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 建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科技含量高、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主题公园。开发与文化结合的教育培训、健身、旅游、休闲等服务性消费,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六)建设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健全门类齐全的文化产品市场和文化要素市场,促进文化产品和生产要素的 合理流动。重点建设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渠道。发展文艺演出院线,推动主要城市演出场所连锁经营。支持全国文化票务网络建设。推进有线电视网络整 合,鼓励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进行广电网络的区域整合和跨地区经营。推进电影院线、数字电影院线的跨地区整合以及数字影院的建设和改造。支持国有出版发 行企业以资本为纽带实行跨地区兼并重组。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创意、影视制作、演艺娱乐、动漫等领域。支持优先选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质量水平高的 文化设备及产品。

(七)发展新兴文化业态。采用数字、网络等高新技术,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升级。 支持发展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网络广播影视、数字多媒体广播、手机广播电视,开发移动文化信息服务、数字娱乐产品等增值业务,为各种便携显示终端提供内容 服务。加快广播电视传播和电影放映数字化进程。积极推进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建设,发挥第三代移动通信网络、宽带光纤接入网络等网络基础设施的作用,制定和完 善网络标准,促进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推进三网融合。积极发展纸质有声读物、电子书、手机报和网络出版物等新兴出版发行业态。发展高新技术印刷。运用高新 技术改造传统娱乐设施和舞台技术,鼓励文化设备提供商研发新型电影院、数字电影娱乐设备、便携式音响系统、流动演出系统及多功能集成化音响产品。加强数字 技术、数字内容、网络技术等核心技术的研发,加快关键技术设备改造更新。

(八)扩大对外文化贸易。落实国家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优惠政策, 在市场开拓、技术创新、海关通关等方面给予支持。制定《2009-2010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目录》,形成鼓励、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长 效机制。重点扶持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展览、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网络游戏、出版物、民族音乐舞蹈和杂技等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抓好国际营销网络建 设。支持动漫、网络游戏、电子出版物等文化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鼓励文化企业通过独资、合资、控股、参股等多种形式,在国外兴办文化实体,建立文化产品营销 网点,实现落地经营。办好国家重点支持的文化会展,通过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等推动文化产品和服 务出口。支持文化企业参加境外图书展、影视展、艺术节等国际大型展会和文化活动。


四、政策措施

(一)降低准入门槛。落实国家关于非公有资本、外资进入文化产业的有关规定,根据文化产业不同类别,通过 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途径,积极吸收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政策允许的文化产业领域,参与国有文化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 展的文化产业格局。

(二)加大政府投入。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通过贷 款贴息、项目补贴、补充资本金等方式,支持国家级文化产业基地建设,支持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及跨区域整合,支持国有控股文化企业股份制改造,支持文化领域新 产品、新技术的研发。支持大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大幅增加中央财政“扶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和文化体制改革专项资金规模,不断加大对文化产业发展 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支持力度。

(三)落实税收政策。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知》中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研究确定文化产业支撑技术的具体范围,加大税收扶持力度,支持文化产业发展。

(四)加大金融支持。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文化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积极倡导 鼓励担保和再担保机构大力开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企业“走出去”的贷款担保业务品种。支持有条件的文化企业进入主板、创业板上市融资,鼓励已上市文化 企业通过公开增发、定向增发等再融资方式进行并购和重组,迅速做大做强。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发行企业债券。

(五)设立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按照有关管理办法,由中央财政注资引导,吸收国有骨干文化企业、大型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认购。基金由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实行市场化运作,通过股权投资等方式,推动资源重组和结构调整,促进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五、保障条件

(一)加强组织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将《规划》的实施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把《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建立相关的考核、评价和责任制度,作为评价地区发展水平、衡量发展质量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 容。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在党委宣传部门协调指导下,具体组织实施,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确保《规划》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 力,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要紧紧抓住转企改制、重塑市场主体这个中心环节,加快推进出版发行单位转企改制和兼并重组,加快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单位 和文艺院团转企改制,抓好党报党刊发行体制和广播电视节目制播分离改革。大力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建立统一高效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

(三)培养文化产业人才。继续抓好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 着力加强领军人物和各类专门人才的培养。继续办好经营管理人才培训班,培养一批熟悉市场经济规律,懂经营、善管理的人才。吸引财经、金融、科技等领域的优 秀人才进入文化产业领域。注重海外文化创意、研发、管理等高端人才的引进,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四)加强立法工作。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依法加强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规范管理。完善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严厉打击各类盗版侵权行为,促进国家文化创新能力建设。

Saturday, 17 April 2010

重寫香港﹕「80後」的真理與謊言

香港社會的病徵及戀物

【明報專訊】話說有個老太太剛搬到小鎮上,

安頓下來後總覺得有點不妥——被爆格、腳痛等不一而足。

街坊塘邊鶴地說﹕肯定是被門牌號碼剋住。

老太太信以為真,便向政客求助,

請求他幫忙申請更改門牌號碼。

政客回答說﹕「這種事,自己動手不就成嗎?現在你住13號,加個『前座』或『後座』不就好了嗎?」

老太太一臉認真地說﹕

「試過了!幾星期前我偷偷的在門牌後加上『前座』兩個字,倒楣依舊。這種事自己不成的,是要正正式式的交給『上面』幹!」

所謂「上面」的精要,就涉及「符號效率」(symbolic efficiency)。老太太知道政客知道街坊都不足夠,老太太若是要轉運,端視「上面」是否已經知道,哪管所謂的「上面」是指稅局還是上帝。

同一道理的反面,難道不正正就是有關「世代」、「80後」的爭議嗎?反高鐵運動,一般都認為在1月16日立法會通過撥款方案後已燦爛歸平淡。由反高鐵運動引申出的「80後」、「世代論」等的討論,亦彷彿完結了其「歷史任務」——當政府及媒體論者都爭相要替整場運動找個說法時,「80後」、「世代」等標籤,儘管人言人殊,卻能適逢其會地在輿論及常識及偏見中,權充覑謎一般的主謀。熱潮過了卻不代表問題已經解決,又或者,正是熱潮之後,才是檢視之時。

議會倫理

相關的討論裏,最具埋身肉搏味的莫過於沈旭暉及呂大樂的筆戰。呂氏發表了〈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及〈我的「昔日情懷」〉,沈氏則發表了〈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及〈給呂大樂的信:我也有昔日情懷〉。霎時間,方法學及價值觀上的保守與求新,不僅悍然對立勢成水火,亦是所謂第二代及第四代根本裂縫的標誌。篇幅所限,未能詳細回應筆戰涉及的具體論點。然而導火線的「議會倫理」,卻是值得仔細討論。

殖民地時期的立法局,於1843年6月經維多利亞女王頒布的《英皇制誥》而成立,盤古初開的立法局只是聊勝於無的諮詢機構,連兼任立法局主席的港督在內,只有四名議員,全為政府官員。他們無權過問財政開支預算,對港督的提案也沒有否決權。

三十多年後,即19世紀80年代,才出現首位華人議員——當然是委任的。其時整個立法局只有十三名議員,七位為官員。如此局面幾乎要歷經一百年,到 20世紀70年代麥理浩執政時,才將議員數目增為四十六人,官守及非官守議員各佔一半,全部委任。直選議席歷史,至今僅不足二十年,自91年才開始。換言之,與其說香港由開埠成為殖民地至今,正經歷一個漫長的民主化過程,不如說香港議會史是一部絕大部分為官商權貴壟斷的歷史。在這意義上,香港議會的文化及倫理的實質土壤是什麼,理想又是什麼,什麼是新什麼是舊,恐怕並非一廂情願的價值觀可處方。

立法局小史,或歷久常新的衝擊

暫且不提2003年7月的幾趟甚至是圍堵中環的反23條大集會,事實上,上世紀的86及87年(當時只有功能組別而未有民選議席),立法局便因為大亞灣核電廠及公安條例兩項議題上,出現了所謂「紀律」事件。所謂「紀律」事件涉及的,並不是今天「掟蕉」及粗口等輿論上更具爭議性的行為,而僅是發生了對抗性極高的辯論及有議員的投票意向並不跟從大隊。當時有論者認為,即使還未有民選議席,但功能組別等間接選舉議席的出現,已足動搖百多年來議會紀律及共識(雷競旋,《香港政治與政制初探》,1987)。如果當年的間選議員,訴諸民間及社會力量反對政府,可視為對一直封閉的議會習慣的當頭棒喝,則二十多年後的包圍立法會,連結議會力量反對政府,或者並無質變創新,而不過是更深刻更冒險的挑戰不(夠)民主的議會倫理。

隱密共通點

呂氏與沈氏的筆戰所值得深思的,尚且不止是新與舊之間的夾纏不清。呂氏從對反高鐵運動的組織者責任、衝擊的行為本身、衝擊行為的(反)動員效果等的批評,推導到「有過一些理念、規範、共識,是很多香港人都會認為是合理的,並且可以應用到處理重大問題之上的」﹐作為論證其「保守」的立場(加引號是因為這「保守」應該是作者在筆戰的語境中的故意定位)在民主運動上並不一定寸步難行。沈氏則單從學術理論的推陳出新覑手,以某種改朝換代的弒父氣勢,幾乎要完全否定呂氏用以判斷的準則。表面上看似徹底對立,但兩者難道真的沒有任何隱密共通點?

無論認同的是這矛盾統一的兩極,結論難道不也是立於當前束手無策麼﹕看似壁壘分明的筆戰雙方,隱密的共通點是缺乏對當前形勢下判斷的自覺。呂氏認為真理早已知道,不變應萬變,跟從此腳步,目下曾蔭權政府所提出的政改方案,民選及功能組別各加五席,維持兩者的比率,難道這就是呂氏所指「改革之路從來又長又彎」?沈氏純以舊理論為對立面而跟潮流走,追隨此腳步,除了能在論戰中與前輩學者過上幾招,說明其如何否定呂氏之外,對香港民主運動,當下香港處於怎樣的歷史處境,需要怎樣的社會、政治運動,又能增長讀者怎樣的知識呢?

如此的新舊之爭,對如何具體理解所謂80後、第四代的問題意識、目標及理想等,只能噤若寒蟬,無法穿透其要解釋及評論的對象,而僅是多重帶有色差的帷幕。

學者的倉鼠

「世代」、「80後」等概念的「符號效率」之高,除了體現於可隨時被演繹為呂氏與沈氏抽空的「新」與「舊」之間的矛盾,中大社會學系的陳健民與趙永佳合撰的〈社會學的應用與誤用——「80後」與社會運動〉(下稱〈社會學〉)難道不是提供了另一種典範的置換嗎?

寫作目的來說,〈社會學〉強調呂氏的《四代香港人》並非為解釋社會運動(反高鐵及其衍生的世代討論等)而度身訂做的;從學統來說,呂氏從「階級形成」(class formation)的角度,描述「大量工人階級背景的年輕一代於戰後通過向上流動變成中產,對香港社會有深遠影響」。文章認為,把《四代香港人》硬套於「由非典80後」所策動的反高鐵等社會行動,顯然不充分,「因為從『不滿』到『集體行動』必須經歷一個『詮釋』和『動員』的過程」。

〈社會學〉雖然確認了近年社會運動「抗衡發展主義和『解殖』的深層意義」,然而〈社會學〉的書寫策略,不啻為先把《四代香港人》從解釋近年香港本土社會運動的負擔中挽救出來——指出呂氏旨不在此,並從社會學的立場重新肯定《四代香港人》對解釋戰後嬰兒的「階級形成」的社會學含金量。在這意義下,認真的讀者都不禁問到,《四代香港人》對「一般」的香港社會論述的有效性,與近年一波接一波、在《四代香港人》裏卻幾乎徹底空白的社會運動之間,〈社會學〉如何作貨真價實的社會學扣連,從而維持社會學這門學問對解釋當前社會形勢的權威?

秘密原來就在於﹕獨立媒體和香港人網等網上平台、facebook及twitter等網絡技術的發展。〈社會學〉以各種網絡技術的興起及運作,填充及解釋《四代香港人》對香港社會發展的一般描述及近年浪奔浪流的社會運動之間的鴻溝,難道不正好演繹了「病徵」(symptom)與「戀物」(fetish)在心理分析理論裏嚴格意義的區別麼?

齊澤克曾以愛人之死來說明這對概念的對立意義﹕一對年輕的璧人夫婦,妻子不幸因病離世。丈夫對妻子的死隻字不提,刻意壓抑其傷痛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並全力以其他活動(工作、運動、縱情酒色等)以令自己重新接合到現實生活——這是徵候式的回應。即為免觸碰根本承受不了的創傷,他只好將之全力抑壓,讓自己裝模作樣地在看似漠不關心的日常秩序中繼續運作。齊澤克的朋友所採取的,卻是遠為可憐的另一種方式﹕丈夫看來處之泰然一切如常,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朋友間甚至開始流傳他是否因為太太離世而竊喜云云。後來得知,一切如常的秘密其實在於一隻倉鼠──他太太生前「惜到踎」的閨房小寵物。好好照料倉鼠,彷彿鼠在人在。妻子的離世埋下的龐大空虛,與妻子生前的閨房摯愛,在丈夫的心理機制中發生了「短路」,讓自己迴避太太已經過世的絕對創傷。生死有命,後來倉鼠也死了,丈夫再也無險可守,硬生生經歷「太太」的第二度過身,結果徹底崩潰。倉鼠便是整個「戀物」機制的關鍵。

換言之,「病徵」是干擾虛假表象的某個「真相」或「例外」;而「戀物」就是謊言的化身,令到主體有能力承受那根本不能承受的真相。從這點看,網絡這種通訊小技術,與齊澤克友人的那隻小倉鼠,不是有點令人不安的相似嗎?學人論者的焦點,並不是當前已病入膏肓的社會經濟政治形勢,反而把網絡技術提升到幾乎是社會運動「秘密」的層次﹕彷彿將「香港」減去「網絡技術」,便等同「社會運動的不發生」。此時此刻將人人可用的技術短路到社會運動,效果上到底是要把真相揭示,還是繼續把真正問題無限期抑壓?當政府都懂得回應學者的提醒,在面書開戶口「與市民溝通」,統治問題是否就迎刃而解?

世代

1920年20年代末、30年代初威馬共和的後期,德國乃是實至名歸的山雨欲來,經濟低迷政治動盪,小市民渴望強勢的領袖帶領德國走出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以外的第三條路,知識分子希望思考自己在時代的性質及功能。匈牙利裔德語社會學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寫於1927年的文章〈世代的社會學問題〉(The sociological problem of generation),興許能夠協助我們弄清某些關鍵的問題。

有別於「階級形成」,曼海姆認為,世代之所以值得研究,因為它是我們了解社會及思想如何變化的重要線索。僅僅在同一地理及歷史空間共存的個人,並不構成「世代」,更重要的是共同面對同一歷史及社會單位,並投身參與共同的社會困境(participation in the common destiny of this historical and social unit)。亦即是,只有當共同面對一個動盪的動態社會所出現的社會及思想症狀,產生實際的聯結時,才會產生所謂真實的世代。曼指出,要分析世代,首先不是找尋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共通點,又或不是簡化地以家庭關係裏的前輩後代的概念偷換了社會學意義的「世代」。「世代」是以某種對時代的特定回應定義自身的身分,所以必然是先要對社會的動態有所判斷,才能回溯性地確定誰人以何種立場在回應時代的大問題,從而成為同一世代裏不同的世代單位(generation units)。如果曼海姆今天還在生,大概會對面書上「80後不代表我」等群組的自我定位不屑一顧:同一世代不意味統一立場,相反,面對同一歷史社會處境不同單位,才是推動時代變化的根本力量。

另一位同樣要走避納粹德國的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展現了同等的氣魄,在曼海姆發表其世代問題文章的幾年後,在納粹於1930年聯邦選舉中獲得一百零九席成為第二大黨之前,亦寫就了《時代的精神狀》一書。雅斯培認為,法國大革命之後,人已經無法不面對一個殘酷的現實﹕世界或社會無所謂進步,只需翹起二郎腿等待末日審判降臨的時代已過去。事實殘酷,還不單因為法國大革命(所代表的以理性追求理想生活的集體努力),已無情地質疑了上帝的全能;更因為另一困境已經掩至﹕上帝既幫不了忙,而個人力量始終不敵歷史洪流。雅斯培最具氣魄之處,在於敢批評那種「除了批評或熱枕期待以外站在一旁不再直接參與的人」,因為對雅斯培而言,寄望上帝永恒的天國,或假設「形勢比人強」而乾脆盲目質疑一切可能性,都比不上且戰且走地勇敢面對動盪的時代來得真實。

皇帝的新衣

把近年在香港的社會運動簡化地訴諸80後的出現,與將網絡的各種通訊技術視為80後的社運參與的秘密,其實是嚴格意義的同構﹕同樣是意識形態的「戀物」操作。關於「世代」、「80後」的爭議,不妨以曲解大家耳熟能詳的「皇帝的新衣」的故事作結﹕流行的解法,都是表揚小兒把皇帝裸體的事實揭穿,認為他率真有勇氣。小兒當然勇氣可嘉,但故事最基本但彷彿已不再引人注視的關鍵,難道不是為什麼朝中大臣及街邊的平民百姓集體不誠實的脆弱平衡嗎?小兒不過說出最簡最直接的話,與其說這值得表揚,不如說某種集體、預設的虛偽及謊言已成為常態。裁縫、皇帝、大臣及平民百姓集體構作了一個已見怪不怪的謊言,這裏的「見怪不怪」才是整個故事最要揭破的核心。

80後作為曇花一現的媒體寵兒及政府剋星,熱潮過後完成了歷史任務並不可惜。然而如媒體及政府所願地把80後處理掉,恐怕才是最愚不可及和有效地把80後所掀起的問題永久地持續下去的手法。

文 周思中

編輯 陳立衡

重寫香港﹕「80後」的真理與謊言

香港社會的病徵及戀物

【明報專訊】話說有個老太太剛搬到小鎮上,

安頓下來後總覺得有點不妥——被爆格、腳痛等不一而足。

街坊塘邊鶴地說﹕肯定是被門牌號碼剋住。

老太太信以為真,便向政客求助,

請求他幫忙申請更改門牌號碼。

政客回答說﹕「這種事,自己動手不就成嗎?現在你住13號,加個『前座』或『後座』不就好了嗎?」

老太太一臉認真地說﹕

「試過了!幾星期前我偷偷的在門牌後加上『前座』兩個字,倒楣依舊。這種事自己不成的,是要正正式式的交給『上面』幹!」

所謂「上面」的精要,就涉及「符號效率」(symbolic efficiency)。老太太知道政客知道街坊都不足夠,老太太若是要轉運,端視「上面」是否已經知道,哪管所謂的「上面」是指稅局還是上帝。

同一道理的反面,難道不正正就是有關「世代」、「80後」的爭議嗎?反高鐵運動,一般都認為在1月16日立法會通過撥款方案後已燦爛歸平淡。由反高鐵運動引申出的「80後」、「世代論」等的討論,亦彷彿完結了其「歷史任務」——當政府及媒體論者都爭相要替整場運動找個說法時,「80後」、「世代」等標籤,儘管人言人殊,卻能適逢其會地在輿論及常識及偏見中,權充覑謎一般的主謀。熱潮過了卻不代表問題已經解決,又或者,正是熱潮之後,才是檢視之時。

議會倫理

相關的討論裏,最具埋身肉搏味的莫過於沈旭暉及呂大樂的筆戰。呂氏發表了〈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及〈我的「昔日情懷」〉,沈氏則發表了〈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及〈給呂大樂的信:我也有昔日情懷〉。霎時間,方法學及價值觀上的保守與求新,不僅悍然對立勢成水火,亦是所謂第二代及第四代根本裂縫的標誌。篇幅所限,未能詳細回應筆戰涉及的具體論點。然而導火線的「議會倫理」,卻是值得仔細討論。

殖民地時期的立法局,於1843年6月經維多利亞女王頒布的《英皇制誥》而成立,盤古初開的立法局只是聊勝於無的諮詢機構,連兼任立法局主席的港督在內,只有四名議員,全為政府官員。他們無權過問財政開支預算,對港督的提案也沒有否決權。

三十多年後,即19世紀80年代,才出現首位華人議員——當然是委任的。其時整個立法局只有十三名議員,七位為官員。如此局面幾乎要歷經一百年,到 20世紀70年代麥理浩執政時,才將議員數目增為四十六人,官守及非官守議員各佔一半,全部委任。直選議席歷史,至今僅不足二十年,自91年才開始。換言之,與其說香港由開埠成為殖民地至今,正經歷一個漫長的民主化過程,不如說香港議會史是一部絕大部分為官商權貴壟斷的歷史。在這意義上,香港議會的文化及倫理的實質土壤是什麼,理想又是什麼,什麼是新什麼是舊,恐怕並非一廂情願的價值觀可處方。

立法局小史,或歷久常新的衝擊

暫且不提2003年7月的幾趟甚至是圍堵中環的反23條大集會,事實上,上世紀的86及87年(當時只有功能組別而未有民選議席),立法局便因為大亞灣核電廠及公安條例兩項議題上,出現了所謂「紀律」事件。所謂「紀律」事件涉及的,並不是今天「掟蕉」及粗口等輿論上更具爭議性的行為,而僅是發生了對抗性極高的辯論及有議員的投票意向並不跟從大隊。當時有論者認為,即使還未有民選議席,但功能組別等間接選舉議席的出現,已足動搖百多年來議會紀律及共識(雷競旋,《香港政治與政制初探》,1987)。如果當年的間選議員,訴諸民間及社會力量反對政府,可視為對一直封閉的議會習慣的當頭棒喝,則二十多年後的包圍立法會,連結議會力量反對政府,或者並無質變創新,而不過是更深刻更冒險的挑戰不(夠)民主的議會倫理。

隱密共通點

呂氏與沈氏的筆戰所值得深思的,尚且不止是新與舊之間的夾纏不清。呂氏從對反高鐵運動的組織者責任、衝擊的行為本身、衝擊行為的(反)動員效果等的批評,推導到「有過一些理念、規範、共識,是很多香港人都會認為是合理的,並且可以應用到處理重大問題之上的」﹐作為論證其「保守」的立場(加引號是因為這「保守」應該是作者在筆戰的語境中的故意定位)在民主運動上並不一定寸步難行。沈氏則單從學術理論的推陳出新覑手,以某種改朝換代的弒父氣勢,幾乎要完全否定呂氏用以判斷的準則。表面上看似徹底對立,但兩者難道真的沒有任何隱密共通點?

無論認同的是這矛盾統一的兩極,結論難道不也是立於當前束手無策麼﹕看似壁壘分明的筆戰雙方,隱密的共通點是缺乏對當前形勢下判斷的自覺。呂氏認為真理早已知道,不變應萬變,跟從此腳步,目下曾蔭權政府所提出的政改方案,民選及功能組別各加五席,維持兩者的比率,難道這就是呂氏所指「改革之路從來又長又彎」?沈氏純以舊理論為對立面而跟潮流走,追隨此腳步,除了能在論戰中與前輩學者過上幾招,說明其如何否定呂氏之外,對香港民主運動,當下香港處於怎樣的歷史處境,需要怎樣的社會、政治運動,又能增長讀者怎樣的知識呢?

如此的新舊之爭,對如何具體理解所謂80後、第四代的問題意識、目標及理想等,只能噤若寒蟬,無法穿透其要解釋及評論的對象,而僅是多重帶有色差的帷幕。

學者的倉鼠

「世代」、「80後」等概念的「符號效率」之高,除了體現於可隨時被演繹為呂氏與沈氏抽空的「新」與「舊」之間的矛盾,中大社會學系的陳健民與趙永佳合撰的〈社會學的應用與誤用——「80後」與社會運動〉(下稱〈社會學〉)難道不是提供了另一種典範的置換嗎?

寫作目的來說,〈社會學〉強調呂氏的《四代香港人》並非為解釋社會運動(反高鐵及其衍生的世代討論等)而度身訂做的;從學統來說,呂氏從「階級形成」(class formation)的角度,描述「大量工人階級背景的年輕一代於戰後通過向上流動變成中產,對香港社會有深遠影響」。文章認為,把《四代香港人》硬套於「由非典80後」所策動的反高鐵等社會行動,顯然不充分,「因為從『不滿』到『集體行動』必須經歷一個『詮釋』和『動員』的過程」。

〈社會學〉雖然確認了近年社會運動「抗衡發展主義和『解殖』的深層意義」,然而〈社會學〉的書寫策略,不啻為先把《四代香港人》從解釋近年香港本土社會運動的負擔中挽救出來——指出呂氏旨不在此,並從社會學的立場重新肯定《四代香港人》對解釋戰後嬰兒的「階級形成」的社會學含金量。在這意義下,認真的讀者都不禁問到,《四代香港人》對「一般」的香港社會論述的有效性,與近年一波接一波、在《四代香港人》裏卻幾乎徹底空白的社會運動之間,〈社會學〉如何作貨真價實的社會學扣連,從而維持社會學這門學問對解釋當前社會形勢的權威?

秘密原來就在於﹕獨立媒體和香港人網等網上平台、facebook及twitter等網絡技術的發展。〈社會學〉以各種網絡技術的興起及運作,填充及解釋《四代香港人》對香港社會發展的一般描述及近年浪奔浪流的社會運動之間的鴻溝,難道不正好演繹了「病徵」(symptom)與「戀物」(fetish)在心理分析理論裏嚴格意義的區別麼?

齊澤克曾以愛人之死來說明這對概念的對立意義﹕一對年輕的璧人夫婦,妻子不幸因病離世。丈夫對妻子的死隻字不提,刻意壓抑其傷痛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並全力以其他活動(工作、運動、縱情酒色等)以令自己重新接合到現實生活——這是徵候式的回應。即為免觸碰根本承受不了的創傷,他只好將之全力抑壓,讓自己裝模作樣地在看似漠不關心的日常秩序中繼續運作。齊澤克的朋友所採取的,卻是遠為可憐的另一種方式﹕丈夫看來處之泰然一切如常,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朋友間甚至開始流傳他是否因為太太離世而竊喜云云。後來得知,一切如常的秘密其實在於一隻倉鼠──他太太生前「惜到踎」的閨房小寵物。好好照料倉鼠,彷彿鼠在人在。妻子的離世埋下的龐大空虛,與妻子生前的閨房摯愛,在丈夫的心理機制中發生了「短路」,讓自己迴避太太已經過世的絕對創傷。生死有命,後來倉鼠也死了,丈夫再也無險可守,硬生生經歷「太太」的第二度過身,結果徹底崩潰。倉鼠便是整個「戀物」機制的關鍵。

換言之,「病徵」是干擾虛假表象的某個「真相」或「例外」;而「戀物」就是謊言的化身,令到主體有能力承受那根本不能承受的真相。從這點看,網絡這種通訊小技術,與齊澤克友人的那隻小倉鼠,不是有點令人不安的相似嗎?學人論者的焦點,並不是當前已病入膏肓的社會經濟政治形勢,反而把網絡技術提升到幾乎是社會運動「秘密」的層次﹕彷彿將「香港」減去「網絡技術」,便等同「社會運動的不發生」。此時此刻將人人可用的技術短路到社會運動,效果上到底是要把真相揭示,還是繼續把真正問題無限期抑壓?當政府都懂得回應學者的提醒,在面書開戶口「與市民溝通」,統治問題是否就迎刃而解?

世代

1920年20年代末、30年代初威馬共和的後期,德國乃是實至名歸的山雨欲來,經濟低迷政治動盪,小市民渴望強勢的領袖帶領德國走出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以外的第三條路,知識分子希望思考自己在時代的性質及功能。匈牙利裔德語社會學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寫於1927年的文章〈世代的社會學問題〉(The sociological problem of generation),興許能夠協助我們弄清某些關鍵的問題。

有別於「階級形成」,曼海姆認為,世代之所以值得研究,因為它是我們了解社會及思想如何變化的重要線索。僅僅在同一地理及歷史空間共存的個人,並不構成「世代」,更重要的是共同面對同一歷史及社會單位,並投身參與共同的社會困境(participation in the common destiny of this historical and social unit)。亦即是,只有當共同面對一個動盪的動態社會所出現的社會及思想症狀,產生實際的聯結時,才會產生所謂真實的世代。曼指出,要分析世代,首先不是找尋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共通點,又或不是簡化地以家庭關係裏的前輩後代的概念偷換了社會學意義的「世代」。「世代」是以某種對時代的特定回應定義自身的身分,所以必然是先要對社會的動態有所判斷,才能回溯性地確定誰人以何種立場在回應時代的大問題,從而成為同一世代裏不同的世代單位(generation units)。如果曼海姆今天還在生,大概會對面書上「80後不代表我」等群組的自我定位不屑一顧:同一世代不意味統一立場,相反,面對同一歷史社會處境不同單位,才是推動時代變化的根本力量。

另一位同樣要走避納粹德國的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展現了同等的氣魄,在曼海姆發表其世代問題文章的幾年後,在納粹於1930年聯邦選舉中獲得一百零九席成為第二大黨之前,亦寫就了《時代的精神狀》一書。雅斯培認為,法國大革命之後,人已經無法不面對一個殘酷的現實﹕世界或社會無所謂進步,只需翹起二郎腿等待末日審判降臨的時代已過去。事實殘酷,還不單因為法國大革命(所代表的以理性追求理想生活的集體努力),已無情地質疑了上帝的全能;更因為另一困境已經掩至﹕上帝既幫不了忙,而個人力量始終不敵歷史洪流。雅斯培最具氣魄之處,在於敢批評那種「除了批評或熱枕期待以外站在一旁不再直接參與的人」,因為對雅斯培而言,寄望上帝永恒的天國,或假設「形勢比人強」而乾脆盲目質疑一切可能性,都比不上且戰且走地勇敢面對動盪的時代來得真實。

皇帝的新衣

把近年在香港的社會運動簡化地訴諸80後的出現,與將網絡的各種通訊技術視為80後的社運參與的秘密,其實是嚴格意義的同構﹕同樣是意識形態的「戀物」操作。關於「世代」、「80後」的爭議,不妨以曲解大家耳熟能詳的「皇帝的新衣」的故事作結﹕流行的解法,都是表揚小兒把皇帝裸體的事實揭穿,認為他率真有勇氣。小兒當然勇氣可嘉,但故事最基本但彷彿已不再引人注視的關鍵,難道不是為什麼朝中大臣及街邊的平民百姓集體不誠實的脆弱平衡嗎?小兒不過說出最簡最直接的話,與其說這值得表揚,不如說某種集體、預設的虛偽及謊言已成為常態。裁縫、皇帝、大臣及平民百姓集體構作了一個已見怪不怪的謊言,這裏的「見怪不怪」才是整個故事最要揭破的核心。

80後作為曇花一現的媒體寵兒及政府剋星,熱潮過後完成了歷史任務並不可惜。然而如媒體及政府所願地把80後處理掉,恐怕才是最愚不可及和有效地把80後所掀起的問題永久地持續下去的手法。

文 周思中

編輯 陳立衡

Monday, 5 April 2010

香港精神的假議題 .林沛理


奢談香港精神以及如何重建香港精神,只是將有關香港深層次矛盾的討論引向歧途。



林沛理,文化雜誌《瞄》(Muse)主編,《信報》及《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最新的一本書是《破謬.思維》(天窗出版)。

 

一 套得到建制認可和贊同,以及當權者大力提倡和宣揚的社會價值,自然有其巨大的功用性。比方說,在一個強調對國家、民族、黨、政府和上級絕對服從的威權社 會,為國捐軀往往被塑造成男人可以成就的最偉大的事業。按照這套價值系統,任令生靈塗炭的戰爭也不是荒謬的,而多荒謬的戰爭也自有其神聖的任務 —— 給國家的熱血男兒一個捨身成仁的機會,讓他們證明自己對民族的效忠。在這個意義上,為國捐軀的烈士這個稱號和身份,就是社會給男人的貞節牌坊。

明 乎此理,我們就不會詫異,為什麼時至今日,我們每天在電視上聽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仍然是完成於一九三五年抗日時期的《義勇軍進行曲》。這首家喻戶曉 的名曲的主題正是為國捐軀。它號召人民「起來」,「冒著敵人的砲火前進」;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萬眾一心」地「做血肉長城」。

近 日甚囂塵上,有關「香港精神」的討論也可作如是觀。與其說刻苦奮鬥、拼搏進取和逆境自強是香港精神,倒不如說這些「公認」但現時正「減弱得最厲害」的所謂 「香港人特質」,是為了它的社會功能而被杜撰出來的。這情況,一如一個終生先後聽命於父親、丈夫和兒子的女人,被認為所展現的是「正常的女性特 質」(normal femininity);而女人若非如此,則可能是陽剛情結(the masculinity complex)長期或暫時作祟所致。

幾十年前和上一代的香港人之中,稱得上「刻苦奮鬥、拼搏進取和逆境自強」的為數當然不少;正如今日 能夠做到這樣的本地人也不在少數。可是,將這些性格和行為特徵稱之為「香港精神」,就不只是簡化,而是「本質化」(essentialize)了香港人; 硬要將「刻苦奮鬥、拼搏進取和逆境自強」說成是香港人「特有的質素」,更是毫無邏輯根據的一廂情願。更重要的是,社會價值往往是社會制度、社會發展和社會 環境的產物。將香港過去幾十年的經濟成就,看成是某種精神的勝利,是太唯心主義了。你用不著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也會同意經濟基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政治上 層建築和思想上層建築。韋伯(Max 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也指出,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生與新教倫理有一種內在的親和關係。教徒辛苦工作,杜絕享樂以至禁慾,在經濟活 動中工於計算,因而積累了財富,在競爭中處於有利的地位。作為一種廣泛風行的社會精神氣質,它就是「資本主義精神」。幾十年前的香港是一個難言富裕、以工 業生產和代客加工為主的社會和經濟體系。那時「刻苦奮鬥、拼搏進取和逆境自強」不僅是理想的香港人格(the ideal Hong Kong character),也是很多香港人賴以生存的心理素質。

反觀今日的香港,早已轉型為不賣勞力而賣腦力、專業、創意和高增值的服務型經 濟;而整個社會專注發展地產帶來的外部成本(externality)和異化效果(alienation effect),亦完全扭曲了香港人的價值取向。再加上政治的爭拗和民主進程的緩不濟急,使香港的內耗日益加劇。在這樣的環境下,奢談香港精神以及如何重 建香港精神,只是一個混淆視聽的假議題,將有關香港深層次內部矛盾的討論引向歧途。當然,政府和建制的既得利益者大談香港精神而樂此不疲,因為它的潛台詞 是:現狀一切安好,制度行之有效,有問題的只是今日香港人的價值觀而已。

其實,從組織學習(organizational learning)的角度而言,到今時今日仍然抱著幾十年前的香港精神的腿子不放,反映了香港作為一個學習型社會有嚴重的學習障礙 (learning disability)。早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熊恩 (Donald Schon)已經提出學習型組織 (learning organization)的概念,但真正將這個概念轉化為管理學常識的, 卻是美國學者彼得‧聖吉(Peter Senge)的《第五項修煉》 (The Fifth Discipline)。聖吉認為,在今日的世界,劇變和突變已經成為了新秩序的新常態(the new normal),個人、企業甚至社會要成功,便必須致力理解、掌握和適應這些變化。社會要懂得學習和善於學習,因為在一個全球化的知識型經濟體系中,社會 的生產力和競爭力,將繫於它汲取知識、生產知識和處理資訊的能力。它是學習的基礎和先決條件,而勇於學習和善於學習比肯拚肯搏,甚至只懂得埋頭苦幹、「做 好這份工」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