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康的預言

彭定康臨走那一年預言：將來香港的自由，不一定由中國來剝奪，而更有可能是香港一些人自己主動一點點來葬送。
彭定康做港督前，從未與中國人打交道，來香港五年，對香港中國問題的本質了解如此透澈，彭定康真是天才。
十五年來，香港人的生存空間和精神空間一點點蒸發掉，冷靜地想：確實是許多自以為有點知識的香港人自己葬送的。
譬 如，香港的「知識份子」根本不懂何謂「文化」──香港開埠以來，重工商，崇金融，輕文史，不讀哲學。香港的教育制度從來不研究「文化」這個課題。但二十年 來，一伙沒有基礎的「文化人」趕西方時尚，濫稱「文化研究」，這伙笨蛋，沾了點美國東岸左派學院的皮毛，在香港講「文化包容」。
「文化」是什麼， 「包容」又是什麼，在歐洲，這是文藝復興之後五百年的大課題，人家有深度的思想品味基礎。正如Chanel香水和Godiva朱古力，歐洲名牌每家都有一 二百年的歷史故事。但大陸的自由行掃貨名牌，香港的「知識份子」掃貨名詞，他們把白人的名牌名詞穿在身上，目的如一，並不是內心的欣賞，而是皮相的炫耀。
於是「文化包容」的吳三桂，歡天喜地打開了山海關。這下好：大陸豪客的生活習慣大亂香港，他們「包容」了大半天，地產商也學着「包容」，租金房價越來越漲，「知識份子」就黑起一張臉：我們可以逢迎遷就，我們包容可以，你們不可以市場自由，你們是吸血鬼。
香港的學者、文化人、傳媒，自我愚弄半天，直到他們的記者在北京被暴打，中國在香港的代理人說：「你們要入鄉隨俗」。
「文化人」一下子都懵了，他們從來沒有想過「入鄉隨俗」和「文化包容」的語意學的關係，沒有想過哲學詭辯的正反邏輯陷阱，沒有想過所謂「文化」，延安出身的共產黨比你懂得多，對一群學藝未精的文化二毛子，輕輕可設置政治的騙局。
看到香港今天這等亂局，想起彭定康的預言，英國人精研歷史，深諳人性，彭定康多英明呀，而英國殖民地的「精英」，又是多虛妄多愚笨呀。

香港沒本錢混雜下去－－讀陳冠中《下一個十年》

開卷看天下   星期日生活    明報   2013年3月17日

香港要生存下去，不得不採取樂觀的態度。
　
宗兄陳冠中的《下一個十年》，副題是「香港的光榮年代？」，帶上一個問號，但他是樂觀的。
　
與 書名同名的文章，寫於2007年中，香港主權交還中國的第10年，他認為香港可以在下一個10年調整好自己，「做到中國的一分子，為內地的經濟發展及社會 進步作出貢獻、繁榮、安定、法治、自由、民主、和諧、善治、公平、環保、節能、宜居、好玩，一個有自己文化特色的世界城市。
　
到時候我相信很多港人、國人也會跟我一樣覺得與有榮焉。」
　
陳 冠中找對了問題，卻給不了答案。然而，我是感激他的，他是尋找香港核心問題的開路先鋒。他在「我這一代香港人：成就與失誤」（2004年）的香港中產階級 之懺悔，找對了香港的問題，卻給不了答案。他找到的問題，是香港中產的高傲自大與僥倖心理，不知道戰後的國際環境對香港的偏愛和優惠，學了一點知識，快手 快腳上了位，賺了一點便宜錢，便自以為了不起，精於私人安排，卻不在公共領域爭權益，「愛國和民主都是香港這場實驗早該完成卻未完成的部分，是自利的我這 一代人遲遲交不出來的功課。現在我們需要的是好好的去研發作為民族國家一分子的民主憲政時代的管治。」他認為香港要挽救產業偏差的局面，鞏固自身的優勢， 發揮國際城市品牌，與大陸合作。
　
香港作為方法，還是主體？
　
由於陳冠中是做傳媒和潮流文化的，他觀察到問題，描述到現 狀，說香港人落入了自己設的圈套，卻找不到答案，於是返回去描述現狀，用潮流文化的混雜，用城市設計的特色來為香港解套。他歌頌香港的混雜城市、半唐番文 化，提煉出香港人的辦事能力所在：搞掂精神（can-doism）和落足工夫（「香港的兩種精神：搞掂與工夫」） ，說香港應該善用自己擠擁城市、垂直建築的特色，顯示高效、環保、節能、宜居、方便、好玩的現代生活模式。
　
陳冠中的書是文章結集，有些 是雜誌文章，有些是演講錄，在結集的時候只是整理了次序，而不是梳理了內容，故此找不到答案。他過分歌頌香港是雜種城市、採取附加法的城市、多文化城市而 認為這是香港可以自恃的特色和老本，這無疑是危險的，麻醉人心的，昧於形勢，沉迷在新左派的多元混雜就是自由的理論裏。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意見混亂，左 翼稱之為好事，稱之為思想解放，視之為多聲部的眾聲喧嘩，而不知道這正是97之後容許橫蠻霸權進入香港主場的好環境。香港如果繼續作為方法，而不能作為主體，永遠只是做人家的工具和白手套，用完即棄，而且弄污了自己。香港沒本錢混雜下去，因為借用香港的人，不再給香港人足夠的手續費，連清洗手套的錢都不給我們。他們還說，沒有我們來用你們的手套，香港早玩完了，你們香港人要吃屎了。
　
港欠族群論述 中產缺道德承擔
　
陳冠中認為香港要實踐民主、振興產業和整頓民生，垂範於中國。他也反省了香港中產的自私自利，卻不夠深刻，不能夠將香港中產的缺陷和香港民主之停滯兩者聯繫起來。
　
他的書充滿了缺環（missing links），然而，由於他問對了問題，故此缺環是美好的。他給了我很好的工作素材（working materials），我一再感激他。他提出的中產道德價值反省與香港民主建設，中間缺了一個環節，我是可以繼續推論和補充的。
　
香港的 中產有私人道德，有普世價值，卻缺乏本土的道德承擔，故此香港無法產生憲政民主的動力，任由民主派用恐共情緒來壟斷民主議程，與各種霸權勢力妥協，出賣香 港民主。為何過去30年，香港的民主論述都是限於政制細節及普世價值，卻不能聯繫到本土經濟、民生及族群意識？這是香港民主派的階級成分及既得利益使然。 民主派以高級中產為主，他們依附執政者（往日的英國殖民政府或現在的港共政府），得到利益分配，他們也依附財閥，得到職位分配。香港的高級中產行業，存在 各種壟斷，與地產霸權的壟斷，同出一轍。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只有小部分是資產階級親身出場，大部分是高級中產壟斷議席的。故此，除非高級中產具備族群意 識，否則斷不會打破地產霸權的壟斷，更何況，他們持有物業。
　
我在補充缺環，打通關節
　
若果爭取民主議程落實到本土經濟、民生及族群意識，則民主變成全民投入，特別是低級中產及基層市民投入的社會大議程，則將來民主實現之後，高級中產過去壟斷的利益就要面臨重新審核和分配。一句話，民主派不能成事，是由於香港的高級中產自私，既得利益（vested interest）大於族群意識，維持香港現狀對那群時刻準備移民和出走的高級中產有利，他們缺乏族群意識、缺乏本土認同的命運共同體的感情。目前戴耀廷的「佔領中環」行動，就是高級中產想將民主變成高深莫測的政制細節和靈性修養，將低級中產和貧弱基層，摒棄於門外。
　
香 港要締造民主，必須從低級中產及基層的覺醒開始，令他們有族群意識，認識到民主是解決本土問題的鑰匙，投入本土政治，脅迫高級中產和資產階級跟隨。本土政 治催生香港民主之後，就有新的制度，香港華夏新文化復興，覺醒大陸。中共一開始就缺乏建國憲法精神及國族文化理論，中共在喝罵香港本土政治的時候，間接反 省自身的蘇維埃殖民性，解除蘇維埃的殖民性，擺脫馬列主義遺毒，建立中國的本土政治，重新以華夏民族主義立國。這就是香港城邦協助華夏重新建國，實現華夏 復興的角色。我如此打通了宗兄陳冠中的理論關節，大家日後驗證。

一個沒有公共性的獎項：評藝評獎風波 作者﹕葉蔭聰

【明報專訊】藝術發展局與申請資助的藝術工作者發生爭拗與衝突，已不是新鮮事。然而，近日藝評獎風波，由於事涉電影 《低俗喜劇》，以及獲獎者賈選凝的文章觀點及其背景——來自北京的年輕人，居港並任職《文匯報》記者，令藝發局的合法性問題由藝術圈子的風波，變成大社會 的爭議，甚至又捲入中港矛盾。至於藝評小組的幾位評審，尤其是林沛理及邱立本，他們的公信力及操守更受質疑，亦惹來陣陣猜疑。

各種猜疑即使成立，也只關乎部分評審個人操守問題。但評審已按照規矩辦事，例如公開徵稿與匿名評審，因此，若然明年還有類似獎項，最多也只能警告評 審不要提攜「自己友」，或作更詳細的利益申報。然而，這也於事無補，因為人總會偏好跟自己文風及觀點相近的作品，能否做到公正嚴明，為公眾認受，也不容 易。然而，整件事最根本的錯誤，其實不在於同儕評核（peer review），而是最初設計這個獎項的意念。
藝評小組脫離香港藝評現實
我們不妨看一下獎項的參賽規則。參加者必須是18至40歲的香港居民，以一篇未曾公開發表的藝評文章參賽，評論對象為2012年內本地進行的文化藝 術活動或出版物。我們可以假設 一個情况：有一位參賽者，他╱她平日不寫藝評，但貪圖5萬大元。於是，他╱她花點心思了解評審團的背景，投其所好，結果獲獎，但之後他╱她仍然一如以往， 不寫藝評。若然這樣，如此這般發掘出來的「具潛質的藝評人才」，實在毫無意義。
我提出以上的假設，讀者可能會認為可能性不大，但我其實不是想爭論可能性大小，而是想指出，藝評小組是脫離香港藝評現實的。
香港有不少藝術評論人，甚至有專業團體的網絡及出版平台，可是，小組不去物色當中的年輕人才，以作獎勵及鼓勵，卻搞一個類近徵文比賽的獎項，實在有 點莫名其妙。單以賈文的類型電影評論為例，香港雖不算很蓬勃，但報章雜誌也經常有長短不一的作品；至於專業團體及平台，就我所知，便起碼有香港電影評論學 會（也是受藝發局資助的團體），他們有定期出版物，也有經常更新的網站等等；而媒體或網上間中亦有就着不同電影進行的影評爭議。如果賈選凝的文章是發表在 這些平台上，跟其他影評人及公眾交鋒，評審團看過這些爭議後能給出一個說法，認為賈特別優秀突出，這也算是一個公開交代。可惜，這全不是獎項的設計或評審 的意圖。
把不同類型評論混為一談
藝評獎另一個缺陷也說明小組脫離香港藝評現况，就是它把不同類型的評論混為一談。藝術評論的範圍實在太大了，概念上你可以把影評、劇評及書評等等都 視作藝評，可是，實際公開發表的評論卻各有「地盤」，不管你是否喜歡這樣的劃分，但事實上它們有各自不同的論述方式、問題意識、術語及標準價值等等。現在 得獎的3篇文章，評論對象分別是電影、表演藝術與書籍，我真不知評審是如何分高下的。我只能說，評審有一套外界不了解的標準，但他們卻好像無視實際發生的 藝評活動所創造出來的公共領域。
小組主席林沛理回應批評時說，「評論的爭議性是它的生命力」，但它的生命力何在？相對於創作及表演藝術，評論的生命力更在於追求現代公共文化理想。
從歐洲歷史角度看，藝術評論是18世紀的產物，同時，也是現代公共文化的基礎之一。正如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的名著《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指出，政治性的公共領域出現以前，便開始有評論文藝作品的公共領域出現，布爾喬亞階級男性在咖啡屋與沙 龍高談闊論，評論文藝，甚至有藝文通訊及雜誌出現。這種空間與活動是由宮廷文化衍生出來，公共領域不止是空間上從宮廷轉向民間，而且，參與者也主要不再是 貴族，而是布爾喬亞階級，甚至有小商人。
現代公共文化的基礎
著名法國哲學家迪德羅（Denis Diderot）可能是最早的一位活躍藝評人，他曾說過：「我們的作品只對某些公民有影響力，但我們的言談觸動所有人」。事實上，18世紀法國的大作家一 般都會把自己的意念先在沙龍中發表，與人討論，才正式寫下付梓出版。在公共的討論中，各人暫時忘卻各自的階級身分，視彼此為平等對話伙伴。藝評活動亦由以 往宮廷禮儀與談吐，演變成具有「理性－批判」的討論，講求的不再是上層階級的儀式或儀態，而是面向公眾的原則性思辯。不能王室貴冑說了算，而是要追求最好 的論據，尋求合法性（legitimation）。這是現代公共文化的基礎，因此，被布爾喬亞男性排斥的女性、勞工及有色人種，亦漸漸以類近的原則挑戰政 治權威，進行合法爭奪。
藝評獎最大的缺失，便是失卻了這種公共性，導致合法性的喪失。這個獎鼓勵的不是面向公眾，而是面向權威（評審團）。林沛理說今次藝評難得引起爭議， 是意外收穫，可是，現在發生的是醜聞式的爭議，夾雜着種種猜疑及指控，包括作者身分及作者與權威人士的關係等等。因此，討論只會聚焦在賈小姐身上，卻對銀 獎及銅獎得主作品沒有興趣。一切都說明這是評審及藝發局為自己帶來的合法性危機。稱之為「意外收穫」，是否一種阿Q精神？
試出了香港民主的貧乏
哈伯瑪斯認為，藝評公共領域在歐洲的出現，就如一個試練場，讓更廣泛的布爾喬亞階級男性訓練出一種能力，面向受眾運用理性，即所謂理性的公共使用。 而藝評公共領域，亦漸漸過渡至後來爭議公共事務、評議國家政策的政治公共領域的基礎，以公共民意檢驗政府權威，兩者甚至形成對抗。簡單來說，就是民主建設 的一部分。
正如有香港藝術朋友哀嘆，我們的藝術資助機構近年中止資助像《文化現場》這樣的藝評平台，卻弄出一個由權威主導的藝評比賽。它把支持藝評活動弄成醜 聞，這多少說明我們社會欠缺公共理性。在香港，精英權威素來被民間或明或暗鄙視，但獲得權力的大小人物卻自鳴得意，一副傲慢姿態，對自身權威及權力的基礎 來源沒有反省，糟蹋我們的公共文化，這還要我們包容？香港社會理性貧乏，不能簡單地委過於民粹情緒，實質是精英的不濟。很不幸，我們在文化的試練場上，試 出了香港民主的貧乏。

毛式藝評，毀我香港正統

(2013年03月11日)

【am730專欄】藝發局的藝評獎，令香港文壇面目無光，香港典章制度蕩然無存。六位評判之中，只有已故的也斯是藝術評論 家，其餘都是專欄作家或編輯，當中，藝評組的主席林沛理是《亞洲周刊》長期專欄作家，與另一位評判《亞洲周刊》的總編輯邱立本是賓主關係，本應避忌，然而 當局卻聽之任之。也斯因病出缺，唯一的藝評家不能視事，評獎卻如常進行。
我是文化及藝術評論家，憑《香港有文化》(2008年出版)一書，在藝術評論範疇，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最佳藝術家獎(2009)，以學術判斷，冠軍賈選 凝的參選文章〈從《低俗喜劇》透視港產片的焦慮〉，莫說是獲獎，連呈交學期作業的資格都無。使用公帑頒發任何獎項給這篇文章，都是香港文化的恥辱。
賈選凝的文章，從頭到尾，都是政治譴責，開口就罵，全無論證過程，三千多字的所謂評論，竟無一處論述電影劇情，討論布局、結構、選角、演技、攝影、色調、 配樂等內在藝術元素，只是圍繞影片的社會影響與演員訪問而抒發個人意見，屬於外行人的評論，不是藝術評論。即使是文化評論、政治評論，不一定要進入作品內 部，也要基於論證，不能如此武斷。
評論與意見是不同的。意見可以從道德判斷及品味喜好而來，但評論必須要有論證過程，最好是作品內在的論據，而不是外部的影響。賈選凝的文章不給論證，當做個人意見抒發，是可以的，但請在《亞洲周刊》發表，而該文真的在今期刊登了。
《低俗喜劇》是一部類型片，導演彭浩翔嘲笑港產片屈辱求存，挖苦香港電影界不惜低俗遷就市場之事。賈選凝勞師動眾去寫文章，努力貶斥這部片子低俗、賤格，本身已是沒有品味判斷力的蠢事。
論情節結構，你可以抨擊《低俗喜劇》粗製濫造，用了片段拼湊的方法，情節不連貫的地方，用斷片(主角失憶)來開脫。該劇最大的懸疑，是主角(杜汶澤飾演) 是否真的被廣西的惡爺威逼，去與騾子交媾，但影片在結尾自行揭破了，敗壞了懸疑感。在諷刺大陸的時候，又巧妙地用了講客家話、廣東話的香港近親——廣西佬 來掩飾，廣西佬及其跟班，用了香港明星鄭中基和林雪來飾演，自我掩護，真的是機關算盡。太多的商業計算，太少的本土勇氣！
賈選凝不循此規格去評論該片，卻借題發揮，上綱上線，用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抨擊該片散播意識形態，炮製中港矛盾，歧視大陸人，將中共的鬥垮鬥臭的文風帶來香港。我呼籲藝發局調查此事，以程序出錯為名，撤銷頒獎，為香港文壇存一點顏面。

台灣

台灣人這麼說這麼做 - 肖鋒 文章有點長, 但有內容, 但值得你花時間… 無法相信連國民黨跟民進黨都說不清楚的事，一個大陸週刊的主筆竟然能說的這麼清楚又易懂! 在台灣找中國，你能感悟到一種久違了的溫馨。我們與他們，似曾相識又彼此陌生。 不少陸客初看台灣會有些心理落差。台灣怎麼連個氣派的機場都沒有？ 台灣不是用看的，台灣是要細細品味的。就像一個女人.. 我們過往所瞭解的中國，只是一半，另一半在台灣，這一半雖小卻濃縮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粹。 他們跟我們一樣，他們跟我們又不一樣，太不一樣了. 他們的「愛」是有心的，他們的「親」是相見的， 他們的「義」中是有我的，他們的「廟」是經常朝拜的。 中國漢字(繁體字)是我們與古人交流的密碼。 密碼不失，方能傳承。 他們的書店是有主張的，堅守在黃金地理位置。 逛書店是一種享受，讀書是一種態度。 一個不讀書的民族只會淪為低智商社會. 他們以忠孝仁義命名道路。台灣的路名很中國，香港的路名很殖民，大陸路名很革命。 路不只通東西南北，也通古今。 東西主幹叫忠孝路，南北縱橫叫復興路（台北）； 還有仁一路、信二路、義三路、愛四路（基隆）； 或者一心路、二聖路、三多路、四維路、五福路、 六合路、七賢路、八德路、九如路、十全路（高雄）. 他們的機場翻修，會一步一個道歉啟事。 謙恭本是中華民族的美德。公權更應如此。 人臉是城市最細緻的風景線。 台灣人的臉從容淡定，優雅內斂他們會熱心為陌生人指路， 新一代甚至會拿出手機，耐心為你google，將地圖解釋給你看。 中華民族以助人為樂，美德有傳。 他們一般不拒絕你借電話；迷路了員警不拒絕開車送你； 你不買東西不會嫌棄你，會說「謝謝，歡迎下次再來」； 臨行前被告知，大陸砍價殺一半的作法在台行不通，且會招致鄙視。 通常，他們不認同討價還價，減半還價更是拒絕， 買賣誠心、童叟無欺本是中國人的從商傳統 他們仍把「小姐」當禮貌的稱呼，而「老師」是極令人尊敬的稱謂。 他們宣導獻愛心、捐發票。 發票定期搖獎，既監督商家納稅，同時又救助老弱. 他們的旅館裡會擺放佛教聖典、聖經、大師語錄，各種信仰和諧共處。 什麼是和諧社會？這就是和諧社會. 他們的小吃攤有幾十年歷史，並不因城管掃蕩一空。 小吃攤是城市一道誘人的風景線。 友善是台灣人的關鍵字。 友善不是靠標語，也裝不出來，不是面子，而是裡子。 他們仍保持里長、鄰長的設置，居民一有矛盾或問題，先靠傳統的辦法協調。 中國式友善是鄉土社會出發，再擴展到陌生人社會的。 中華民族的裡子是鄉土中國. 台灣最值得你推薦的是什麼？ 導遊說是人情和文化。真準，此兩物大陸最缺。 文化與人情沒寫在樓面上，卻寫在人臉上...。 『為什麼在跟臺灣人交流時，總覺得他們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呢?』 『為什麼說臺灣人也是中國人時，他們會生氣?』 『為什麼臺灣人這麼不喜歡中國啊?』 相信這是每位與臺灣交流過的大陸人民對『大部分』臺灣人的印象，並且深深感到怎麼臺灣人不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呢?跟課本裡說的『我們與臺灣同胞血脈相連』大相逕庭。 這之間的認知差異，為什麼「現在」大多數的臺灣人不認同『中國』，即便原本二十年前大多數臺灣人還是自認為是中國人，這之間變化的原因，本文將試著以多方角度解釋為何臺灣人自我認同的發生劇烈變化。 但我們要先認清楚一個相當重要但不好理解的概念，就是這種認同上的轉變不能與台獨劃上等號，這不是等價的。 前言：臺灣人原本的認同 每個在國民黨威權時代(1945~1980末期)的臺灣唸過小學的同學，都對小學用的制式作業本非常有印象，畢竟陪伴了每位小朋友六年的時光。 但以現代審美觀點來看，當時的作業簿可以說用『俗氣』兩個字來形容。 不過小孩子總是傻裡傻氣的，對這難看的作業本也分不出美醜。 而這作業簿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在作業本的封底上，印有兩行字：『當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於是為了要滿足某些政治上的目的，因此黨國教育與宣傳系統對臺灣人民大舉宣傳，臺灣人是中國人的『政治術語』。 在那威權的時代，統治者說一就一，說二就二，沒有人質疑為什麼"我"是"中國人"？ 反而大家認為堂堂正正的人就是中國人，所以我就要努力成為一個品德高尚的中國人。 同樣的，威權的教育系統告訴我們大陸的同胞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必須反攻回去才能解救受苦受難的大陸同胞，但沒人質疑大陸人為什麼是同胞這件事情，反而會想到生活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就是中國人，對岸的大陸同胞也是中國人；我們在偉大的蔣總統領導下生活富足又安樂，大陸同胞則被萬惡的共匪荼毒。基於"同胞愛"，我們必須去解救大陸同胞。 因此在過去，臺灣幾乎不存在認同問題，大部分的人都認為自己有中國人的身份，而且認識大陸的方式都是藉由政府的宣傳，而非親身體驗。又加上當時的冷戰背景，1970年代前國際上普遍承認中華民國代表中國，於是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這個觀念是牢不可破的。 但這畢竟是威權時代，隨著1980年代末期臺灣的民主化運動蓬勃發展以及兩岸之間的互動，造成了臺灣人的自我認同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臺灣陸委會委託臺灣國立政治大學選局研究中心調查臺灣人民自我認同研究，計畫已經持續了近20年，是臺灣針對同一議題不同時間的民意調查最具權威的一份資料，根據這張由調研結果繪製的圖表透漏了驚人的變化，從1992年起：『認為我只是中國人的臺灣人民，已經從1992年的25.5%下降到2011年4.1%，剩下不到原來的五分之一。認為我只是臺灣人的臺灣人民從1992年的27.6%，上升到2011年的54.2%，比率成長了三倍，認為自己僅是臺灣人的臺灣人民，已經超過臺灣人口比率的一半。而我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率也在逐漸減少中。』 有一派論點認為：1990年代後，臺灣由李登輝陳水扁執政，執行去中國化的教育政策。導致臺灣人認同發生改變。這論點非常不牢靠，因為臺灣人改變認同的比例變動相當大，遠遠超過當時受過教育的年輕人。也就是說有非常多受過正統『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教育的中老年人改變了他們的自我認同，理論上他們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並非是一個簡單的去中國化政策就能改變。 凡事出必有因，在此先提出一個觀察的角度切入問題：為什麼臺灣人不認同『中國』呢? 1.中國象徵意義的改變與昧於事實的政治觀念 由於1970年代，美國逐漸改變冷戰策略，改變策略聯合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同圍堵蘇聯，導致原本較為孤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逐漸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於是中華民國這個稱號逐漸得不到世界的認同。因此在這大前提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等式逐漸得到大部分國家認同。又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昧於事實宣傳中華民國已經不存在，世界上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隱含著中華民國不准出現在國際舞臺上，這種不讓臺灣也是中國(中華民國)的態度，意味著也不讓台灣人稱做中華民國國民，所以對臺灣人來說就出現這樣的疑惑：『如果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意味著中國人≠中華民國國民)，那我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所以我是中國人嗎?』 在這邏輯下，臺灣人覺得大陸人搶了中國的名號。也讓臺灣人在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詢問：『你是中國人嗎?』時，自然認為大陸人指的中國人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自己又不是拿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因此就會回答：『我不是中國人。』也就是因為為了避免被混淆，生活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為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做出區隔，於是採用臺灣當作他的招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種昧於事實不承認中華民國存在的政治態度，直接否決臺灣人的存在感，硬把臺灣人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下，對臺灣人民相當不尊重，造成臺灣人民對中國政府的反感，因此影響了臺灣人的認同。 2.中國人不把臺灣人當中國人看 一連串不得臺灣民心的政策與事件。除了中國的象徵意義的改變與昧於事實的政治觀念外，這裡我們談到 海峽兩岸重要的歷史事件，這些事件降低了臺灣人對『中國』的好感，影響了臺灣人的自我認同，以下我們按照時間次序排列。 《開放大陸觀光》 隨著臺灣人反抗蔣氏威權政府，1980年代末期臺灣的政治環境逐漸寬鬆。隨著1987年開放大陸探親，過去只能透過政府才能認識大陸，而現在能親眼見到。由於當時海峽兩岸歷經四十年的分治，已有非常大的差異。但因為只有少數臺灣人去大陸觀光因此觀光所造成的影響在那時候不大，但隨著兩岸交流越來越頻繁，台灣人對大陸的瞭解越深，對大陸越沒有認同感。 之後在1989春夏的那場騷動，共和國的決策讓臺灣人開始有了「自己跟中國人不一樣」的想法，這個想法雖小，但是所造成的結果卻相當巨大。因為在約莫半年後，臺灣發生了一樣的事情，臺灣學生萬人聚集在中正紀念堂要求政府政治改革，只是不同於大陸，臺灣領導李登輝接受了學生的要求，之後大刀闊斧的實施民主化，從此專制威權不再，臺灣與中國便在 90年代初期走向了一條完全相反的道路，而這條道路影響了臺灣的社會文化與生活方式，可以說是紮紮實實地改變臺灣。 所以在臺灣人的眼中，臺灣已經順應了冷戰結束的潮流，可是大陸呢? 因此我們可以用以下觀點理解臺灣人的視角：大陸人看朝鮮人的感覺，認為朝鮮還活在過去中國文革那年代，對他們物質貧乏饑荒不斷卻又精神生活飽足而感到不可思議與悲憫；同樣的臺灣人看大陸人，就覺得大陸人還活在過去臺灣專制威權的年代，物質富足但生活卻處處充滿不公與暴力，同樣感到感到不可思議與悲憫。 大陸人覺得朝鮮人跟自己不一樣；同樣的臺灣人也覺得自己跟大陸人不一樣。 《千島湖事件》 1994年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率的首次低於認同自己是臺灣人的比率，那是因為那年發生了《千島湖事件》。關於千島湖事件，我們先用類似的事情來模擬。 2011年7月浙江溫州兩輛動車在暴雨中追撞，官方說四十人死亡，事故原因眾說紛紜。官方的處理態度讓人無語， 如出事後趕緊搶通道路甚至在車廂未確認是否還有受難者就將事故列車解體後就地掩埋，在出事後馬上對傷者提出賠償，令人很難不聯想到鐵道部想息事寧人。人民對官方報導的傷亡人數深感不信任。至於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一句：『至於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更讓人異常憤怒。 如果你是中國人，看到政府的處理態度你會認同他嗎?如果你對這件事情感到悲憤的話就能理解千島湖事件為什麼能對臺灣人的自我認同有這麼大的影響。千島湖事件簡單說就是一群臺灣旅客去浙江千島湖遊玩，結果不知道遇到什麼什麼事情，整船的人全部消失，找到的時候船已經被焚燒，遊客與船員全部死亡。一開始的官方說法是發生火災，但死者家屬見到親人屍體時卻發現僅有上半身碳化，下半身卻無明顯燒傷，船上彈痕纍纍，死者行李全部消失，火災導致船難傷亡的說法遭到嚴重質疑。 但浙江省政府隨後的處置方式令人乍舌，不僅禁止臺灣媒體與受難者家屬上船拍照，還派大量人員將受難者家屬軟禁在旅社中控制行動，浙江省副省長在與受難者家屬開會時，受難者家屬要求帶屍體回臺灣，浙江省副省長竟然一副愛理不理，彷彿與受難者家屬談條件是污辱自己人格，於是脫口說出『沒辦法再和你們這些家屬談下去了』，後來浙江省政府發現火災事故不能平息臺灣的疑惑，於是宣佈抓到三位搶船的犯人速審宣判後便槍斃，浙江省雖提供官方說法，但沒人信，事情的真相也沒人知道。 對那時處在政治風氣急速變化的臺灣人民來說，共和國政府官員一副咄咄逼人，他就是真理的樣子，完全跟當時臺灣官員不是同一個層次。於是千島湖事件，成為臺灣邁入新聞自由後，全島人民頭一次親身見識到共和國政府一副你能拿他怎樣的態度，對比當時的臺灣環境，臺灣簡直是天堂。在千島湖事件後，如果你是臺灣人，你會認同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嗎? 《飛彈危機》 如果美國因為中國人認為無關緊要的事情，宣佈在上海與廣州外海50公里處宣佈禁區舉行飛彈試射，禁止船隻通行。然後CNN天天播放美軍軍事演習影片，一副要對中國宣戰的樣子。你是中國人，你會不會對耀武揚威的美國反感呢? 因為在1995年臺灣總統李登輝訪問美國，以及預計在1996年舉辦第一次中華民國總統"直選"(人民直接選總統，一人一票普選)。在共和國認知這些行為就是搞台獨，於是共和國企圖干擾臺灣這次的總統選舉，於是就在95、96年舉行了兩次飛彈試射，飛彈點著在臺灣兩大港口高雄港以及基隆港外海，解放軍於同時間進行無數次的軍事演習，對臺灣進行」文攻武嚇」。那時候CCTV天天撥放軍事演習新聞片段，營造一副即將攻打臺灣的情景。 當時臺灣軍隊已經進入戰備狀態，各國已準備自臺灣撤僑。對臺灣人來說，臺灣人只是選個總統而已，中國的反應就如此激烈。所以臺灣人的反應就是：中國就是一個侵略者。因為在共和國政府的宣傳裡，常常說一句話就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可是95、96年中國政府的軍事反應來看，中國政府明顯並不把臺灣人當作是自己同胞來看待，就是因為自己不是中國人所以共和國政府才如此的對待。也因為那年共和國政府的大動作，造成臺灣人民同仇敵愾的心理，大大加深自我身份認同的轉變，也導致1996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李登輝的大勝。 《921大地震》 之後1999年，臺灣發生近年來最大的地震-921大地震，造成兩千多人死亡，十餘萬戶房屋損毀，是臺灣近年來傷亡最大的天然災害。當時國際紛紛對臺灣伸出援手，但北京政府聲稱國際救援物資以及捐款必須交由北京政府統籌，各國救難隊需要北京政府允許才可以進入臺灣，並且多方延誤外國救援團體來台以及擅自代表臺灣人民向各國致謝。這些中國政府的作為，臺灣人民是看在眼裡，怨念在心裡。 《SARS非典疫情》 2003年SARS非典疫情擴散，由於中國掩蓋非典在廣東的疫情，直到擴散鄰國後才向各國道歉。但隨著疫情一發不可收拾，臺灣也成為非典疫區，由於臺灣不在世界衛生組織(WHO)內，無法接收最新防疫報告與防疫政策建議，因此臺灣決定申請加入世衛組織。但此舉遭中國強烈反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在世衛大會中發表：『(對於邀請臺灣加入世衛組織)於法不符，於理不容，於情不合。』會後臺灣記者向中國代表團詢問說：『你聽到臺灣兩千萬人民的需要嗎?』中國官員沙祖康堅硬表示：『早就該拒絕了』，之後沙祖康更說出『誰理你們』這四個字。 『誰理你們』 非典對臺灣來說，是個全民危機，但中國政府在這次災害的表現嚴重失常，根本沒把臺灣人民當」人」看，尤其是當這個新聞在臺灣播放時，大大傷害臺灣人民的情感，對臺灣身份認同影響相當大。所以臺灣人民常常說，其實民進黨的最佳助選員就是最反對民進黨的中國共產黨。除此之外，中國對臺灣人的在大陸的生活政策也令臺灣人覺得自己在中國被視作是外國人。如在2003年前，共和國遊樂區的門票是屬於雙軌制，也就是說中國人買較便宜的票，外國人買的是比中國人貴幾倍甚至是十倍以上的票。臺灣人一定得買外國人買的票，買中國人的票還被要求重新購票。 再來是中國人對外國人進入西藏有額外的管制，必須申請入藏旅遊確認函(入藏證、入藏函)通過後才能進入西藏，但共和國的規定就是臺灣人與所有持有非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外國人一樣，要進入西藏必須先申請入藏函，重點是港澳人士不用申請。就以我個人經驗來看，有一次參與北京某團體的聚會，在北京成府路上的萬聖書店舉辦，其中一位參與的同學是臺灣人，而他是就讀於中國政法大學，那時因為時間已經太晚，肯定會因為門禁回不去宿舍，因此舉辦單位就幫他訂了一間在萬聖書店旁的旅社。因為活動辦得很晚，超過十二點了，在中國住宿都要登記身份證，台灣同胞因為沒有身份證是拿著臺胞證入宿。可是當櫃檯人員看到那位臺灣同學拿著臺胞證時，就表明過了12點外國人不可以入住。接待的人大同學就很生氣，說哪有這種規定!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等理由都出來了。可是櫃檯人員就是一句話說：『臺灣人就是外國人，你自己去問北京市公安，他們就是這樣規定，過十二點我們不收外國人。』然後要求我們離開旅社。 同行的一位大陸同學感嘆地說：難怪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臺灣人來大陸，『藍的會變綠的，綠的會變成深綠。』 所以在共和國的身體力行下，告知臺灣人一個明確的訊息：『臺灣人不是中國人』。於是國民黨四十年的洗腦教育就被完全抵消，這也是共產黨令人欽佩的地方。 雖然臺灣人的自我認同在陳水扁執政下(2000~2008)，因為陳水扁刻意營造臺灣主體意識造成臺灣人的反感，自我認同的比率沒有明顯增加。但在2008年後，隨著馬英九政府的親中政策開始實行，臺灣人的自我認同已呈現一去不復返潮流，馬英九再怎樣努力也無法阻擋臺灣民眾認為自己是臺灣人的認同了。 共和國政府又推波助瀾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宣稱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省份。對臺灣人民來說，這是中國在公開說謊。而且共和國的對台政策，就是消滅中華民國政權，意圖破壞臺灣人民的生活，在這樣的疑慮下，臺灣人怎會對『中國』有好感呢? 我想一定有人問，為什麼我不提中國對臺灣的好呢?因為從人性角度，人本來就比較容易記住別人對自己的壞，比較不容易記住別人對自己的好。就像是現在大部份的中國人一談到美國與日本，便會聯想到美國帝國主義以及日本在二戰的侵略，而自動忽視美國在二戰時對中國的援助以及現代科技的發明與日本戰後給予中國的開發貸款以及各方面的無償援助。 而且，如果你是位男生，你想追求一位美好的女孩，你千方百計去討好他，可是你卻又常常對他拳打腳踢，你覺得你會追到那位女孩嗎? 中國常常義正嚴詞的要求其他國家『不要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如果中國還認為臺灣人民是中國人的話，可不可以請中 國不要再傷害自己人民的感情呢? 3.臺灣人在文化上找不到認同： 要讓臺灣人認為臺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讓臺灣人覺得自己的文化和中國大陸現有的文化相同。但由於兩岸分隔60年，兩岸人民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與社會風氣下，因此兩岸文化的演繹、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兩岸呈現極大的差異，而這差異讓臺灣人感受到臺灣與中國的不同。 在文化演繹的部分，海峽兩岸自1949年後經歷不同的政治制度與各自發生的歷史事件，使原本屬於中華文化圈的大陸與臺灣出現不同演化，如簡體字與繁體字的使用已使海峽兩岸字典出現的明顯差異，兩岸使用的中文 辭彙差異相信有一日將比英美英文辭彙差異大的多。 再不用說對同一事件，兩岸人民很少有共通的情感。比如劉翔拿奧運田徑金牌，大陸人民會感到無比驕傲，但臺灣人民會毫 無感覺。 王建民在美國職棒大聯盟拿勝投，臺灣人會感到歡樂無比，但大陸人會問說他是誰?更何況對同一件政治事件，如1995年李登輝訪美兩岸人民甚至會出現相反的感覺。在對傳統文化的保留上，兩岸也出現極大的歧異，大陸由於出現破四舊立四新等運動，對傳統文化不友善對待，這也是兩岸出現分化的原因。 如在臺灣民間信仰裡，臺灣的佛教、道教都可追根溯源到大陸。例如臺灣的媽祖信仰皆可溯源到福建莆田湄洲；三山國王信仰則可追溯到廣東潮州。但由於文革破壞，造成大量廟宇損毀，現有湄洲媽祖祖廟以及廣東三山國王祖廟皆經歷文革浩劫，同樣遭到神像搗毀、建築遭破壞、祭祀儀式被迫中止、神職人員被批鬥等宗教迫害。雖於改革開放後得到臺灣各廟宇捐助修復，但已失去一脈相承統的情感。 且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於提倡唯物主義和無神論，不鼓勵宗教行為，在臺灣常見的進香以及繞境等民間宗教活動在中國完全消失，這些原本屬於傳統中國生活中的一部分反而在臺灣深化，在臺灣人的眼中，現在中國所謂的宗教儀式以及傳統活動，表演的意義遠大於實際的意義。在臺灣這些所謂的傳統，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又加上黨對宗教採取嚴格管制，黨組織深入宗教團體，因此在中國常出現違反宗教精神的神職人員，於是在中國神職人員成為鬧劇：道士不像道士，和尚不像和尚。如河南嵩山少林寺住持釋永信，有『少林寺CEO』的稱號，將少林寺沾染了商業氣息，讓佛門重地失去了莊嚴。 相反的臺灣則是個明顯的對比，在臺灣對於民間宗教與傳統文化的態度與中國決然不同。在臺灣所有城鎮，都是以當地信仰廟宇為中心發展而成，廟宇在農村提供公眾集會的場所，舉辦各類活動，有時甚至廟宇成為了各種小吃的集散地，發展成夜市。 在臺灣祭拜神明是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當然其他宗教或是無信仰者是例外)，人民遇到各種難解決的問題時都會去寺廟求問神明，以現在的眼光來說也許不科學是迷信，但人們還是習慣遵從祖先們方式試著去祈求神明保佑。你可以在月下老人前看到眾多善男信女在求姻緣，也可以望見考生們希望文昌帝君能保佑他們考試順利，而婦女們則是希望註生娘娘賜予夫妻一個健康的寶寶，這一切在臺灣的廟宇無時不刻的都可以見到，人民虔誠的向神明訴說他們的問題與希望，更多的是向神明的感恩。 於是在傳統文化的保存上，中國讓臺灣人徹底失望了，加上分治後雙方文化各自發展，讓臺灣人感受到自己與中國明顯的不同。臺灣人認為他們是生活在現代中華文化下的人，他們喜歡中華文化，也認同中華文化。但我們要分清楚是，臺灣人認同的中華文化並不等於現在在中國的中國文化。 4.中國在世界上的名聲 中國把中國這塊招牌給弄臭了雖當今中國聲稱已恢復大國榮耀，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國，但由於國家價值觀明顯與大部分國家相異，且社會瀰漫著物質主義，導致人民精神信仰空洞與社會道德崩潰，讓外人見到中國發生的各種社會事件，只能用『驚人』來形容。 先前在廣東佛山，一輛貨車壓倒一位兩歲的小女童王悅後肇事逃逸，這已經讓人心痛。但驚人的是，隨後經過的十八位路人，卻視而不見不願伸出援手，從重傷的女童旁走過，爾後又一輛貨車同樣輾過後逃跑，最後才由一位元社會底層的拾荒者伸出援手，但早已過了黃金急救時間，女童在醫院離開了人世。 這絕對不是個案，各種道德淪喪德的事情在中國早已層出不窮，如包二奶，公器私用、扶摔倒老人被告。還有地溝油、三聚氰胺奶、瘦肉精等眾多食品安全問題，相信你已經充耳不聞了。 中國的經濟在改革開放後蓬勃發展，已經是全球不可忽視的力量。除了令人稱羨的經濟層面外，卻沒有相對應完善的社會制度，以及令人嚮往的文化與價值觀，於是當今的中國卻在精神文明的建設上迷失了方向。 沒人把路口的紅綠燈當真，排隊是奢望而插隊是常態，在公共場合不顧他人大聲喧譁。『八榮八恥』成了空話，自私自利成為標準。做事情爭先恐後，似乎慢一秒就是吃虧成為了中國人的標籤，諸如此類的負面印象不勝枚舉。當然中國還是有人堅持文明生活的，但是在廣大的同胞踐踏下，中國人的形象一瀉千里一去不返。 在國家的形象方面，不同的價值觀體系下的外人對中國充滿了不明白與不諒解。不瞭解為什麼中國要在西藏新疆的實施如此強硬的政策；搞不清為什麼北京能見度都已經不到100公尺了，都還只說是『輕微污染』；對中國為什麼用『墮胎』這種殺人的方式來控制人口感到恐懼；對為什麼關閉北京農民工子弟小學，讓三萬兒童輟學，另一邊卻投入十億人民幣執行希望工程援助非洲教育感到疑惑；不明白為什麼死於汶川地震的小學生名字是國家機密。 不明白有幾千萬人民生活在貧窮線下，但國家卻鋪天蓋地舉辦各種鋪張浪費的活動。不瞭解溫州動車追尾事件後，中國的決策不是停駛高鐵好好調查出事原因，而是就地拆解、掩埋車廂。太多太多對中國不明白，於是中國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國的光輝形象，蒙上了一層陰影。 這些對臺灣人來說，距離還太遠。但隨著開放大陸觀光客來台後，創造了臺灣一般百姓與大陸人直接接觸的機會，於是隨著臺北故宮博物院變成了吵鬧的夜市；大陸旅客無視禁煙的標示在禁煙區吸煙；甚至在臺灣著名景點野柳女王頭上，刻上簡體字的『中國常州趙根大』紀念到此一遊；為了搶奪阿里山小火車座位，兩團大陸旅行團在車站月臺大打出手。這些不文明的行為，直接影響了臺灣人對『中國』的印象。 所以臺灣人降低對『中國』的認同，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中國自己把中國這塊招牌給砸了。 5.是生活方式的選擇 與其說臺灣人認同臺灣，不如說他認同的是臺灣的生活----一個民主制度與公民社會融合在一起的日常生活。他所受的教育，是教他如何成為一個公民，而不是有老師教導他說：『紅領巾，是國旗的一角，是烈士們用鮮血染紅的』。孩子本該快快樂樂的學習，不該有這些沉重的包袱。在他懂事後，也不必唸著連他都不相信的政治課本。他畢業後，可以在全台找工作，想住哪就住哪，不必在自己的國家裡遷移還需要辦理個暫住證。遷戶籍對他來說就像是便利商店買個東西一樣簡單，因為戶籍對他的影響，只在地方選舉時，選票上有著不同的候選人而已，甚至他的大學入學考試，也不會因為他的戶口，而降低他錄取重點學校的機會。 他即使生病了，也不會有沉重的經濟負擔，因為他知道臺灣的全民健保可以幫他分憂。他可能不知道全球前兩百名的醫院，臺灣就佔了十四間，僅次於美國與德國。他只知道他不必對醫生包額外的紅包，只需負擔非常低的金額，就能享受如此高質量的醫療。他的政府大樓，大門永遠是敞開的，門口的警衛見到你只會笑咪咪地問你：『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而不是先查驗你的證件。 他去辦理一個手續，志願者首先會遞上一杯熱茶，指引著他去抽號碼牌，之後他就可以坐在沙發上悠閒著看報紙，沒有人會插隊。輪到他時，公務員也不會板著臉為你服務，而是貼心又迅速地完成你的需求。 他想出國遊玩，不必為了申請檔而四處奔波，只需要輕鬆辦理護照就可以踏出國門。他也不必忍受繳了高額的費用，卻得到拒絕簽證的對待，因為他的護照可以在世界上百餘國暢行無阻。 他也不必擔憂昨天發的博文，會不會因為言論過於激烈而被刪除，在臺灣他的言論自由受到保障。他也不擔心買的房子七十年後會發生什麼事，因為是永久持有，他甚至可以把房子連同土地，傳給他的子子孫孫。他也不擔心房子會被強拆，因為法律會保護他的一切。 若遇到冤屈，他可以找記者，也可以找民意代表將冤情訴諸大眾，而不是含淚吞恨。他在臺灣，雖然看到的都是不和諧的新聞，但他知道這些新聞會促進臺灣進步。他更習慣看到新聞媒體對著政府的弊案窮追猛打，因為有盡責的媒體把關，人民更可以發揮選票的力量。 雖然他的食品含有塑化劑等毒物，但他的政府處理態度，讓他相信他以後絕對不會再吃到。 他的政府官員，會因為被媒體批評官舍浪費太多電，向全民道歉，並且宣佈搬離官舍自費租屋，而不會聽到官員霸氣的向記者咆嘯說：『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因為他知道，他可以四年後把票投給另外一位候選人。 他從小被媽媽教導對人要有禮貌，所以他習慣說對別人『謝謝』，當然對方也會很自然的回『不客氣』，『請』與『對不起』更常常掛在他嘴邊。當他在捷運搭乘電扶梯時，他會自動的向右靠攏。他也習慣為了一件事情而排隊等待。 他習慣生活在一個可以跟政府與社會溝通無礙的地方。他當對政府不滿時，他可以上街表達他的想法，政府也會和善的回應。他也學會了包容其他人的想法，雖然他不是同性戀，但每年的同性戀遊行，他也會去支持。 他可以看他想看的書，不會看到刪節的版本。他可以出版他的著作，不會有人事先檢查。他可以自由的連上網站，不會看到『Error404filenotfound』，當然搜索資料時也不會出現『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部分搜索結果未予顯示。』 他已經習慣這樣的生活。 當然，我們絕對可以列舉出一堆臺灣社會的『不好』，如臺灣的民主還有很大的民粹成分，臺灣媒體的新聞質量有待加強，臺灣社會離西方的公民社會還有一段路要走等說不完的缺點。但臺灣人很清楚，民主制度下的公民社會有自我調適的能力，我們都相信只要沒有外力刻意改變我們，臺灣社會會越來越好。所以與其說，臺灣人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還不如說臺灣人不認同中國的生活，他們已經習慣了在臺灣的生活方式，並且深深愛上這樣的生活，這就是臺灣人認同自己是臺灣人的原因。 當然，他們也希望海峽對岸的人民也能跟他們過一樣好的生活。 說到這裡，是否解答了你心中的疑惑?1

《新亞校歌》逸夫書院 聯合書院院歌 崇基學院校歌

《新亞校歌》由創校校長錢穆先生作詞，黃友棣先生譜曲。 山巖巖，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十萬里上下四方，俯仰錦繡；五千載今來古往，一片光明。 十萬萬神明子孫。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 亂離中，流浪裡，餓我體膚勞我精。 艱險我奮進，睏乏我多情。 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由於中國人口增加，歌詞原作「五萬萬神明子孫」，後被改為「十萬萬神明子孫」。） 聯合書院院歌曲調由Susan Tan創作，歌詞以四言韻語所組成，由書院中文系首任系主任陳湛銓教授填詞。按此收聽：聯合書院院歌（引用聯合書院網頁，內有歌詞釋義。） 歌詞如下: 我校聯合，氣象萬千！ 集義斯大，謂金非堅。 善與人同，才由學廣， 識古知今，開來繼往。 明德自馨，新民存誠。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浩浩青天，昭昭白日。 爾式爾瞻，唯精唯一。 崇基學院校歌 (H. S. Thompson 曲、謝扶雅詞) 南天海嵎　四方人士　同興此學府 崇奉基督　勵志篤行　修業勤是務 漫漫長夜　屹立明燈　使命莫辜負 學成致用　挽救狂瀾　靈光照寰宇 神州學術　源遠流長　數典不忘祖 自由民主　嘉誼友邦　協力相互助 中西結晶　增益文明　聖教宏其緒 濟濟菁英　天降大任　至善勉同赴 逸夫書院 作曲：林聲翕　作詞：陳佳鼐、劉殿爵 歌詞 美哉逸夫書院，環山抱海接天高。 樂哉逸夫書院，絃歌不輟轍雲霄。 慎思明辨，溫故知新， 堅強奮發，莫怕路遙。 致知格物，修德講學，懷大志。 造福人群，努力直須年少。

復漢邦，興中國——從《香港城邦論》寫到《香港遺民論》

陳雲：刊於《明報》星期日副刊，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三日。本文是刊登之後的增益本。） 以華夏為國，以香港為家。去年出《香港城邦論》，今年出《香港遺民論》，明年寫《中華邦聯論》。不得不寫，是因為國破家亡。你當香港是個國際金融交易場，是個金錢showroom，是個水貨之城，當中國是國際大租界，攻城略地大家做買賣，得錢之後捲逃美國，你一切不上心，在中國在香港作異鄉之客，我是不激動的，清朝覆亡之後，中國無一日不是如此。但中國人、香港人那種處於被人瘋狂剝削與掠奪之中的無奈與苦痛，我是感受得到的，必須做一點事，逆轉沉淪，起死回生。 可笑的中國 中國的大問題，是中國仍未是中國，既未曾以憲政分權，建立法統，更未有文化立國，建立道統。中國有國家體制（黨政軍合一的黨國體制），但無國格，更無國魂。開放改革之前，中國是脫離蘇維埃的共黨殖民統治機器，所謂黨國體制。上月講過，共產中國的建國理念，是共產黨的軍團意志（regimental spirit），來自紅軍革命時期的平等、儉樸與團結，然而這是普世的軍團精神與革命黨意志，是普世價值，並無華夏本土的文化特質。中共建國初期，承諾給平民的是庸俗的生活幸福感——來自暴力掠奪的物質佔有：打土豪，分田地，以及衝鋒式的產業衝動——抓革命，促生產。物質佔有與產業衝動，就是共產中國的建國目標。這令到中國成為可笑的國家，衝動、狂妄、幼稚。 共產中國承諾給人民的是毫無精神內涵的物質富庶。到了開放改革和走資時期，中國不再輸出革命，幹部的紅軍精神被持續執政的權力和物質支配慾拖垮了，平民無力參與政治，民間社會也沒有道德實踐的空間，於是瘋狂追逐物質。這就是今日的中國，大有大偷，小有小偷，一個等待崩潰的盜賊之國。 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非是以文化建國的，故此它無國魂，不能國格獨立，只能東張西望，尋找盟友或勾結者，以前是輸出革命，追求國際主義或世界社會主義，現在是輸出工業品和資本，追求全球化交易、全球資本主義。共黨不以國族建國，故此中國墮落到今日，成了無家無國的利益掠奪者及被掠奪者的集合體。共黨統治六十年，無法發展出一套現代的國家核心價值，全國信守。中共健在，中國是美國霸主的砧上肉；中共滅亡，中國是美國霸主的階下囚。 中國救亡，始於香港 中國要救亡，要兩路並進，兩條腿走路：憲政立國與文化立國。兩者可分，然而總是扭結一起，分不開的：中國不能憲政立國，就是因為中國未曾文化立國。憲政講求命運共同體之建立，全民信守核心的國民道德與國家精神，以此化成憲法，而此現代國家式的道德與精神，必須是多元一體的，國民個體的人格獨立的，故此須要權力分隔——以三權分立及地方自治來運行。權力分立及地方自治而又彼此團結，須要的是源自歷史傳承的國族文化。 憲政立國與文化立國，兩條路的起點，都在九七之後的香港。香港在九七之後，憑中央與地方的立約——香港《基本法》，成為共產中國憲政的起步點。比起中國，有了《基本法》的香港，在實施雙普選之後，更像一個國家。只要將香港的普世價值變成結合華夏文化的本土價值，香港發展出自己一套全民信守的道德信念，以及發展出一套政府守持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香港就是一個國家，而中國卻什麼都不是！自由民主的英國，培養香港成為自治城邦，是順應二戰之後的國際趨勢，也是英國的國家榮譽；但中共被逼依照《基本法》扶立一個雙普選之後的香港，卻是闖出大禍！這是令中共憂心忡忡的事，也是中共千方百計要阻撓香港雙普選的根本原因——防止香港建國。香港建國並非由於龍獅旗，而是由於雙普選以及香港核心價值的靈魂尋找（soul searching）與自我肯定（self assertion）。這是實實在在進行着的建國運動。 中共目前的解套方法，是阻撓雙普選，並向香港輸出資本和人口，操縱本土經濟及議會選舉，在香港行使惡性的殖民統治，在香港掀起劣質的族群鬥爭。然而歷史進程是阻擋不了的：中共的阻撓與干擾，恰恰就促進了香港的建國運動，而且將它推向非理性的、無可逆轉的叛離方向去。馬克思的辯證法，共產黨現在幾乎無人識得。 The Unfinished “Hong Kong Project” 香港城邦論是以城邦的過渡狀態，調和香港人建國運動的衝創意志（尼采的Willen zur Macht），導正民粹，使香港城邦成為華夏建國的先聲。故此，香港城邦論是與中華邦聯論並立的，香港啟動雙普選的時候，華夏四地（中國本土、台灣、香港與澳門），要準備結成邦聯，啟動點是兩岸和談，中華民國的國體歸還予大陸，所謂大政奉還中華民國。 中華邦聯的構想來自周朝的天下觀念，是救治秦始皇統一六國而實行中央集權制度（秦制）的弊端，也是用現代邦聯體制來統領滿蒙帝國（清朝）留下的幅員廣大而民情繁雜的領土。 香港過去由英國代理文化主體，英殖民政府以英帝國的貴族榮譽原則（honour principle）統治香港，此地的價值觀來自王朝中國的遺民文化，也來自英國領主的現代價值，兩者由英殖民政府隱密調和。殖民地統治香港一百七十年，有其建樹，更有其缺陷。英國撤出之後，缺陷顯現，香港潰散： 一、理性方面，是工具理性重於價值理性。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大於自由主義（liberalism），香港只有寄生於霸主的資產階級，並無自由意志的資產階級執政黨。有鑑於此，香港主流社會必須從無根的、短線的利益考慮，回到根本的道德價值考慮，並將普世價值結合華夏遺民思想，增益為香港本土價值。 二、信念方面，是文化本位缺失，利益本位不存。國際金融城市成為大陸官僚資本及國際財閥的掠奪場，香港人利益無有着落。香港主流社會必須反省國際城市的本土利益立場，締造香港人的主場。 《香港城邦論》是劃定香港城邦與華夏立國的格局，《香港遺民論》是討論香港族群文化與本土利益，是完成未了的香港計劃，是用華夏的遺民文化，統攝英國留下的現代價值，建立準華夏的現代城邦（a proto-Chinese modern city-state），是給中國一個示範，還歷史一個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