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30 July 2010
Thursday, 29 July 2010
波波池
2010年7月30日
曬胸博出位，露波鬥屈機。去年，o靚模借助書展的書香背景，凸顯肉香，借殼上位。書展之主辦人乃係收租佬、抽水王，豈容人家「老虎頭上釘蝨乸」，今年貿發局發老脾，擋格o靚模的簽名會，並非維護斯文，只是惱羞成怒，不容小姐抽水，無端端發達，將書展變為波濤洶湧之賣肉場矣。
最緊要對波
今年書展的文學著作和嚴肅書籍，銷路卻勝舊年，說明香港風氣改換，連青年示威都有新論述、新風格，大波小姐賣弄老本，也得再動腦筋了。《增廣賢文》有云，「凡事當留餘地，得意不可再往」。君子可以欺其方，小人則斤斤計較，寧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o靚模去年得罪小人，今年自然無運行。
幾十年前，不論是男人或女人，品評某女子「好身材」，是骨肉勻稱，標致可人。市井阿婆說媳婦好身材，是大臀巨乳，有波有籮，好生養也。今日說某女子身材好，不外是大波而已。幾年前在歡場，有豪客問眾陪酒女郎，「女人最重要的是什麼？」眾歡場女議論紛紛，竟然正經起來，有答是賢淑、有教養、持家有道的。眾女叫該男子也回答，揭盅了，答案是：「對波！」眾女聽後，低頭不語。火山孝子一語中的，刺中要害：賣肉生涯，對人歡笑背人愁，苦楚淒酸，不足為外人道也。
由風雅到市井
禁忌與誇張、露出與遮掩、修整與覆蓋，都是現代資本主義性慾消費的內容。工業社會之前，女人不穿內衣不戴奶罩，夜間單衣或裸身而睡，視為正常，然而香港短短數十年間接受工業文明，矯枉過正，有歐洲維多利亞時代的禁慾主義，也有現代的性慾消費及縱慾消耗，兩者並存，又發姣又怕痛，蔚為城市奇觀。民眾好像艱苦追求民主與平等，樓盤命名卻是皇庭和禦府；婚姻法不許重婚，採取一夫一妻制，女性主義成為大學文科的顯學，新聞卻狂寫某女星嫁入豪門，捕捉四姨太、六姨太的行蹤以及如何爭取夫君寵愛的招數，千億新婦賣子宮及富豪女友鬥生仔博入宮；韓國的女明星整容擴大乳房，走下階梯的時候卻用手掌覆蓋胸脯，就只怕無人注意她們的乳房正在晃盪。淑女「遮波」之新禮儀，蔓延香港。某些香港o靚模，惟恐人家不知自己賣波，露乳之後，更是一邊行一邊用手掌遮蓋乳溝，彰顯暴露與遮掩的商品消費關係。這也是半吊子現代化的東亞社會的悲涼了。
風月失傳，鄙俗當道
傳媒用語方面，舊日的香港傳媒仍由商家出錢，由文人掌舵，塘西風月與艷情小說之餘緒仍在，鹹濕小報及風月電影，寫女子赤身露體，都用酥胸半露、春光乍洩、出水芙蓉、我見猶憐，寫乳房豐滿，便是太真之乳、雙峰插雲、峰巒起伏、軟玉溫香、盈盈在握，寫鹹濕佬摸乳，便是「祿山之爪」，採用安祿山抓傷楊貴妃（楊太真）乳房之典故。描寫男子早熟，是年少老成，女子是童顏巨乳。描寫乳頭之桃紅嬌嫩，用「新剝雞頭肉」一詞。唐朝之中國開放，即使是宮廷內室，也是軟玉溫香，任君觀看。話說某日楊貴妃浴罷，對鏡勻面，裙腰褪露一乳，唐明皇捫弄曰：「軟溫新剝雞頭肉。」安祿山在旁曰：「潤滑猶如塞上酥。」漢人胡人，各以雞肉及酥酪來讚美太真之乳，可見食物與色情之聯繫，中外皆然。
色情典故是將眼前的快感移位和拖延的古代，令韻味悠長，見了大波妹沖涼便想到楊貴妃沐浴華清池，想像自己是唐明皇，有排嘆也。年輕一代失去典故的文化教養，只得即時快感，無法將享樂時鐘撥後到古代，於是只好另尋方法。方法有二：其一是另創委婉語（euphemism），其二是玩弄文字虐待狂（verbal sadism）。委婉語不提本名，不斷衍生怪名詞，是商業媒體的文字消費特色。例如乳是本名，正經八百，沒得變化，用了委婉語，便千變萬化了。
豪雨襲港，碧波蕩漾
八十年代中期，香港興起移民潮，舊派文人退出，新派港仔上任，色情用語本土化了。要鹹濕，首先是創造遮遮掩掩的委婉語，將真相移位和拖延，於是乳房、奶子變成胸脯，再變成「胸」，乃有胸前偉大、胸襟廣闊、胸襲（摸乳）、胸襲警報、胸前絕後、胸懷大志、胸懷大痣、胸群而出、來勢胸胸、真胸上陣、胸降部隊、胸中飛人、胸中樓閣……。又因肉球之故，便用英文的ball來別稱，這就好玩了，球類運動和游泳的成語都可借用：大波妹、新加坡女（波妹）、對波好大、波霸、波後、波濤洶湧、big波蕩漾、波瀾壯闊、波平如鏡、微波爐、食波餅（女子乳房靠貼男子之面）、送波餅。乳罩、奶罩變成胸圍，再變成bra，bra又分 cup，於是食字gag紛至：飛Bra走奶、減磅升Cup、超Cup美人、曠世奇Bra之類。以前的俗語「車頭燈」、「大木瓜」、「大乳牛」、「大騎樓」、「墮lin娜」（諧音Dorina）、「二筒」之類，太露骨，失去委婉的趣味，少人說了。
至於平胸，古代是無甚惡評，甚至視為美德。平胸也能哺乳，不妨礙育兒。明清時代，家姑甚至要媳婦束胸，以免乳房搖曳，招惹浪蕩兒。踏入現代社會，平胸女子受到歧視，被抨擊為無嘢睇，是「微波爐」、「飛機場」、「洗衫板」、「太平公主」等。高妹一般平胸，報章雜誌之娛樂版，便說人家「高瘦平」、「長平公主」。尖酸刻薄，跟紅頂白，正是香港娛樂圈之風格。
曬胸博出位，露波鬥屈機。去年，o靚模借助書展的書香背景，凸顯肉香，借殼上位。書展之主辦人乃係收租佬、抽水王，豈容人家「老虎頭上釘蝨乸」，今年貿發局發老脾，擋格o靚模的簽名會，並非維護斯文，只是惱羞成怒，不容小姐抽水，無端端發達，將書展變為波濤洶湧之賣肉場矣。
最緊要對波
今年書展的文學著作和嚴肅書籍，銷路卻勝舊年，說明香港風氣改換，連青年示威都有新論述、新風格，大波小姐賣弄老本，也得再動腦筋了。《增廣賢文》有云，「凡事當留餘地，得意不可再往」。君子可以欺其方，小人則斤斤計較，寧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o靚模去年得罪小人，今年自然無運行。
幾十年前，不論是男人或女人，品評某女子「好身材」，是骨肉勻稱，標致可人。市井阿婆說媳婦好身材，是大臀巨乳，有波有籮，好生養也。今日說某女子身材好，不外是大波而已。幾年前在歡場，有豪客問眾陪酒女郎，「女人最重要的是什麼？」眾歡場女議論紛紛，竟然正經起來，有答是賢淑、有教養、持家有道的。眾女叫該男子也回答，揭盅了，答案是：「對波！」眾女聽後，低頭不語。火山孝子一語中的，刺中要害：賣肉生涯，對人歡笑背人愁，苦楚淒酸，不足為外人道也。
由風雅到市井
禁忌與誇張、露出與遮掩、修整與覆蓋，都是現代資本主義性慾消費的內容。工業社會之前，女人不穿內衣不戴奶罩，夜間單衣或裸身而睡，視為正常，然而香港短短數十年間接受工業文明，矯枉過正，有歐洲維多利亞時代的禁慾主義，也有現代的性慾消費及縱慾消耗，兩者並存，又發姣又怕痛，蔚為城市奇觀。民眾好像艱苦追求民主與平等，樓盤命名卻是皇庭和禦府；婚姻法不許重婚，採取一夫一妻制，女性主義成為大學文科的顯學，新聞卻狂寫某女星嫁入豪門，捕捉四姨太、六姨太的行蹤以及如何爭取夫君寵愛的招數，千億新婦賣子宮及富豪女友鬥生仔博入宮；韓國的女明星整容擴大乳房，走下階梯的時候卻用手掌覆蓋胸脯，就只怕無人注意她們的乳房正在晃盪。淑女「遮波」之新禮儀，蔓延香港。某些香港o靚模，惟恐人家不知自己賣波，露乳之後，更是一邊行一邊用手掌遮蓋乳溝，彰顯暴露與遮掩的商品消費關係。這也是半吊子現代化的東亞社會的悲涼了。
風月失傳，鄙俗當道
傳媒用語方面，舊日的香港傳媒仍由商家出錢，由文人掌舵，塘西風月與艷情小說之餘緒仍在，鹹濕小報及風月電影，寫女子赤身露體，都用酥胸半露、春光乍洩、出水芙蓉、我見猶憐，寫乳房豐滿，便是太真之乳、雙峰插雲、峰巒起伏、軟玉溫香、盈盈在握，寫鹹濕佬摸乳，便是「祿山之爪」，採用安祿山抓傷楊貴妃（楊太真）乳房之典故。描寫男子早熟，是年少老成，女子是童顏巨乳。描寫乳頭之桃紅嬌嫩，用「新剝雞頭肉」一詞。唐朝之中國開放，即使是宮廷內室，也是軟玉溫香，任君觀看。話說某日楊貴妃浴罷，對鏡勻面，裙腰褪露一乳，唐明皇捫弄曰：「軟溫新剝雞頭肉。」安祿山在旁曰：「潤滑猶如塞上酥。」漢人胡人，各以雞肉及酥酪來讚美太真之乳，可見食物與色情之聯繫，中外皆然。
色情典故是將眼前的快感移位和拖延的古代，令韻味悠長，見了大波妹沖涼便想到楊貴妃沐浴華清池，想像自己是唐明皇，有排嘆也。年輕一代失去典故的文化教養，只得即時快感，無法將享樂時鐘撥後到古代，於是只好另尋方法。方法有二：其一是另創委婉語（euphemism），其二是玩弄文字虐待狂（verbal sadism）。委婉語不提本名，不斷衍生怪名詞，是商業媒體的文字消費特色。例如乳是本名，正經八百，沒得變化，用了委婉語，便千變萬化了。
豪雨襲港，碧波蕩漾
八十年代中期，香港興起移民潮，舊派文人退出，新派港仔上任，色情用語本土化了。要鹹濕，首先是創造遮遮掩掩的委婉語，將真相移位和拖延，於是乳房、奶子變成胸脯，再變成「胸」，乃有胸前偉大、胸襟廣闊、胸襲（摸乳）、胸襲警報、胸前絕後、胸懷大志、胸懷大痣、胸群而出、來勢胸胸、真胸上陣、胸降部隊、胸中飛人、胸中樓閣……。又因肉球之故，便用英文的ball來別稱，這就好玩了，球類運動和游泳的成語都可借用：大波妹、新加坡女（波妹）、對波好大、波霸、波後、波濤洶湧、big波蕩漾、波瀾壯闊、波平如鏡、微波爐、食波餅（女子乳房靠貼男子之面）、送波餅。乳罩、奶罩變成胸圍，再變成bra，bra又分 cup，於是食字gag紛至：飛Bra走奶、減磅升Cup、超Cup美人、曠世奇Bra之類。以前的俗語「車頭燈」、「大木瓜」、「大乳牛」、「大騎樓」、「墮lin娜」（諧音Dorina）、「二筒」之類，太露骨，失去委婉的趣味，少人說了。
至於平胸，古代是無甚惡評，甚至視為美德。平胸也能哺乳，不妨礙育兒。明清時代，家姑甚至要媳婦束胸，以免乳房搖曳，招惹浪蕩兒。踏入現代社會，平胸女子受到歧視，被抨擊為無嘢睇，是「微波爐」、「飛機場」、「洗衫板」、「太平公主」等。高妹一般平胸，報章雜誌之娛樂版，便說人家「高瘦平」、「長平公主」。尖酸刻薄，跟紅頂白，正是香港娛樂圈之風格。
Wednesday, 28 July 2010
「文學．政治．修辭－－從起錨及超錯等一系列修辭談起」講座簡報
主持：洪曉嫻（字花編輯助理）
講者：李維怡（影行者總監、文字工作者、社區文化工作者、第五屆工人文學獎評委）
主辦團體：第五屆工人文學獎籌委會、字花
文學與政治之一體雙生，修辭的使用與權力的操作密不可分，因為修辭建構著我們對世界和社會關係的理解。面對主流文化中一個又一個語言陷阱，文學可是刺破和抵抗的政治謊言的利矛堅盾？工人文學獎與字花，邀請了李維怡，在第五屆工人文學獎開幕前夕，為大家闡述和探討相關問題。
講者由一系列最近炙手可熱的政治修辭開始，就如「起錨」、「超錯」、「拋錨」、「原地踏步」、「行差踏錯」等等，不同立場的的政治廣告和政治口號，都分別使用了不同的修辭手法，去企圖將觀眾的視線與某個特定的政治立場連在一起。由此可見，文學修辭的運作，在政治議題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愛情故事：極端個人化敘事中的權力關係
進而，講者嘗試邀請大家重新界定「政治」和「文學」。不少人以為「政治」只是指選舉、政改、政客等事情，而衣食住行和日常生活等等，則不屬「政治」，而是「民生」。現在政府正是這樣說，「解決政改就可以開始關注民生」，但政治又怎會與民生無關？其實政治就是人類群體生活的根本，是關於權力的關係、權力的運作、權力的形態；而文學就在於表達創作者對週遭生活的感受、反省和期望。
在文學的範疇裡，我們往往認為有些主題無關政治而且很個人，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是戀愛故事。不過，戀愛故事其實一點也不個人。歷來蕩氣迴腸的愛情故事，總是會包含一些悲劇，而這些悲劇往往建基於當時社會的權力關係。
例如古詩《孔雀東南飛》，就是說一對夫婦焦仲卿和劉蘭芝，因為焦母不喜劉而逼其子休妻，劉回娘家後又被迫改嫁，最後二人先後自殺。這個故事固然關乎個人，但其實也深刻地說明了古代封建社會對讀書人以孝義為先的嚴格道德要求；以及性別政治在愛情故事裡的操作。
又如魯迅的《傷逝》，涓生與子君打破傳統習俗自由戀愛，嘗試自食其力地同居，但最後涓生卻受不了這種生活。因為子君從一個慷慨激昂為愛情可以反抗權力的風骨女子，忽然變成了一個依附於男伴，滿足於養養小動物和照顧男伴的小女子生活。這說明了二人雖有勇氣從舊世界跳入新世界，但卻對新世界沒有具體想像，是在一個特定歷史時刻中必然的愛情悲劇。
又如不少人覺得很浪漫的《傾城之戀》，講者覺得一點也不浪漫，離婚婦人白流蘇為尋求安穩生活，既要贏取范柳原的注意，又擔心一旦變成情婦，若遭拋棄，身價會跌到谷底，不但失去社會地位，更連經濟支柱也沒有。白的計算和心理戰，與女性在社會上如何被看待和掙扎求存有密切關係。
以上種種，俱包含複雜的社會權力關係。只是這些權力關係烙印在小說角色的個人決定上，所以彷彿與社會很遠而已。由此可見，政治是很貼身的事情，權力關係總是體現在文化和日常生活之中。
談到文化，我們會理解為很多人共有的習慣和生活方式。權力往往體現在文化(culture)之中，因為文化就是在講「大部份人」所構成的「主流」語言、邏輯、美學、人倫關係等等；因而主流對於邊緣存在結構性的壓抑／壓制／不平等的關係，故此，也與政治脫不了關係，也故此，文學作為人類生活的觀察和反省，怎會不會每每觸及「政治」呢？
文學修辭作為政治宣傳
維怡自言，「細細個讀古典文學時總會讀到政治」，古時讀書人寫文章就是為了做官，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古典文學中的先秦散文諸子百家，無一不是與政治相關，這傳統一直延伸到民初。故，「純文學」的概念對她來說簡單就像外星話難以理解。人不是獨自存在於世界，因此創作必然牽涉文化和社會關係。
另一方面，歷來與政治相關的說法、理念、原則，必須透過語言表述說服群眾。要取信於人以至牽動情緒，則總是要借助文學修辭的手法。林彪曾說「筆杆子，槍杆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杆子！」，共產黨從來很懂得利用傳播民謠等方式獲取民心，「筆杆子」的重要性可想而言。
阿里士多德指政治辯論的修辭藝術，在於信譽（ethos）、情感（pathos）、邏輯（logos）。信譽是個人魅力，情感則是情感認同的呼喚。只要講者能成功呼喚情感認同，對方便自然會自己說服自己。維怡說，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無論是哪個陣營的政治力量，很多時都是採用信譽和情感的方法多於邏輯，簡單來說就是口號代替分析。因此，我們必須對這些修辭手法保持清醒。這不是要指向一種「什麼政治都不相信」的犬儒態度，反而是積極理解，參與辯論，創造願景的基礎。健全的公民社會，不只在於人群的聚集，更必須建基於人群願意和懂得對複雜世事進行判斷及行動，而不會一直只能在認知上服從於別人提供的「是／非」框架。
構造世界關係的修辭
修辭不只是詞藻上的修飾，還會建構我們對這個社會的理解，構造整個世界的關係。最常用的修辭方法，就是將不相干的事物放在一起，包括比喻、對比、象徵、類比等，都有此功效。例如毛澤東談到「基礎工業」的重要性時，曾以身體作喻：「農業是一個拳頭，國防是一個拳頭。要使拳頭有勁，屁股就要坐穩。屁股就是基礎工業。」維怡指，何者是拳頭何者是屁股，根本說不出所以然，就這句話而言調亂來說其實也可以。但這些生活化的例子，的確有利於向基層人民宣傳基礎工業的重要性。沒有長期落區與農民生活的人，不可能講到這些比喻。
然而，運用比喻，也有其在文化意識上的斃處，維怡又舉了《史記．刺客列傳》中一句說話「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女為悅己者容」本身只是用來解釋和加強「士為知己者死」。當我們將注意力放在前一句時，很容易不知不覺地「搭單」接受了後一句隱含的性別不平等觀念。同樣，當基層團體的組織者運用比喻向街坊或組織對象解釋的時候，每每會將平常大眾習慣和接受的事物關係放入新概念之中。熟習的主流觀念，往往隱含權力關係。因此，借用舊概念比喻／象徵新概念時，要提防不自覺地為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背書。否則，種下的保守意識，日後說不準會隨時反撲。
不過，像這種構造聯想關係的修辭，也可以有助於豐富我們對事物的理解。維怡引述天星事件開始時，示威者搶走鐵馬之後，陳智德寫了篇文章《蠟淚的問詢》，來說明激進之必要：「激進之必要，有如群眾集會要有燭光，那一點光當然不是用來照明，照明可用電筒，但沒有群眾集會是用電筒的──雖然看來比較『文明』和『先進』，集會還是離不開燭火，顯然不是著眼於它的實用性，而是其象徵性：表示著情志的點燃、理念的流動。明乎此，明乎象徵的重要性，也許那燭光的剩餘物，蠟淚也須一併接受。挪走盛載物，搶走鐵馬，讓蠟淚滴在手上，它不是答話，而是問詢。」蠟淚的溫柔，瓦解了拉鐵馬的負面印象，也更新了我們對激進的想像。
回到文本的社會脈絡
修辭可以豐富我們對事物的理解，令我們對世界的把握更加敏感和準確，但也可以很邪惡。舉例年前政府某個宣傳廣告，以踢波「插水」作喻叫人不要「呃綜援」。在整個隱喻中，社會已被假定為競爭性的球場，而政府就是中立的球証。但為甚麼我們要將社會想像為競爭場所？政府的角色事實上又是否如此呢？功能組別「打茅波」掠奪的民脂民膏，難道不是遠超綜援支出？同樣，近月「媽媽做衫」的政改廣告也是如此，為甚麼廣告不直接說政府政改方案的內容？這些廣告省略了甚麼，強調了甚麼，又在提出甚麼社會關係（政府與人民＝母親與女兒）？ 要指出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回到文本的社會脈絡。
修辭有簡化事物關係的作用，一些牽引情緒和鼓動性的修辭，如排比句、反問句、重覆句等，有時甚至會令人進入不能思考的狀態。現在我們聽到有人叫「二零一二」，心裡就會很自然地浮現「雙普選」。維怡提醒，我們必須在重覆之中思考，否則容易淪為有口號無分析。尤其是政府傳播能力比民間強太多，當民間提出的「民主」、「保育」、「以人為本」、「樓換樓」等等修辭不斷被權貴搶去。若我們不重視仔細的理解，以人文關懷為本的社會將無從談起。
文學教育的重要性
文學的重要性正在於此。文學就是體察微小事物與整體社會脈絡關係的能力，沒有這些能力，就算一人一票，社會也不會民主，大眾依然會歧視領綜援人士，歧視新移民。真正的藝術離不開一個「真、善、美」的結合體，如沒有良好的文學藝術教育，社會只會走向情緒和偏見。一個強大而健全的公民社會，不是由反對集會能號召多少萬人決定，而是由會思考和體察弱勢者苦難的公民建立而成。
張貼者： Denny 於 上午2:43
講者：李維怡（影行者總監、文字工作者、社區文化工作者、第五屆工人文學獎評委）
主辦團體：第五屆工人文學獎籌委會、字花
文學與政治之一體雙生，修辭的使用與權力的操作密不可分，因為修辭建構著我們對世界和社會關係的理解。面對主流文化中一個又一個語言陷阱，文學可是刺破和抵抗的政治謊言的利矛堅盾？工人文學獎與字花，邀請了李維怡，在第五屆工人文學獎開幕前夕，為大家闡述和探討相關問題。
講者由一系列最近炙手可熱的政治修辭開始，就如「起錨」、「超錯」、「拋錨」、「原地踏步」、「行差踏錯」等等，不同立場的的政治廣告和政治口號，都分別使用了不同的修辭手法，去企圖將觀眾的視線與某個特定的政治立場連在一起。由此可見，文學修辭的運作，在政治議題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愛情故事：極端個人化敘事中的權力關係
進而，講者嘗試邀請大家重新界定「政治」和「文學」。不少人以為「政治」只是指選舉、政改、政客等事情，而衣食住行和日常生活等等，則不屬「政治」，而是「民生」。現在政府正是這樣說，「解決政改就可以開始關注民生」，但政治又怎會與民生無關？其實政治就是人類群體生活的根本，是關於權力的關係、權力的運作、權力的形態；而文學就在於表達創作者對週遭生活的感受、反省和期望。
在文學的範疇裡，我們往往認為有些主題無關政治而且很個人，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是戀愛故事。不過，戀愛故事其實一點也不個人。歷來蕩氣迴腸的愛情故事，總是會包含一些悲劇，而這些悲劇往往建基於當時社會的權力關係。
例如古詩《孔雀東南飛》，就是說一對夫婦焦仲卿和劉蘭芝，因為焦母不喜劉而逼其子休妻，劉回娘家後又被迫改嫁，最後二人先後自殺。這個故事固然關乎個人，但其實也深刻地說明了古代封建社會對讀書人以孝義為先的嚴格道德要求；以及性別政治在愛情故事裡的操作。
又如魯迅的《傷逝》，涓生與子君打破傳統習俗自由戀愛，嘗試自食其力地同居，但最後涓生卻受不了這種生活。因為子君從一個慷慨激昂為愛情可以反抗權力的風骨女子，忽然變成了一個依附於男伴，滿足於養養小動物和照顧男伴的小女子生活。這說明了二人雖有勇氣從舊世界跳入新世界，但卻對新世界沒有具體想像，是在一個特定歷史時刻中必然的愛情悲劇。
又如不少人覺得很浪漫的《傾城之戀》，講者覺得一點也不浪漫，離婚婦人白流蘇為尋求安穩生活，既要贏取范柳原的注意，又擔心一旦變成情婦，若遭拋棄，身價會跌到谷底，不但失去社會地位，更連經濟支柱也沒有。白的計算和心理戰，與女性在社會上如何被看待和掙扎求存有密切關係。
以上種種，俱包含複雜的社會權力關係。只是這些權力關係烙印在小說角色的個人決定上，所以彷彿與社會很遠而已。由此可見，政治是很貼身的事情，權力關係總是體現在文化和日常生活之中。
談到文化，我們會理解為很多人共有的習慣和生活方式。權力往往體現在文化(culture)之中，因為文化就是在講「大部份人」所構成的「主流」語言、邏輯、美學、人倫關係等等；因而主流對於邊緣存在結構性的壓抑／壓制／不平等的關係，故此，也與政治脫不了關係，也故此，文學作為人類生活的觀察和反省，怎會不會每每觸及「政治」呢？
文學修辭作為政治宣傳
維怡自言，「細細個讀古典文學時總會讀到政治」，古時讀書人寫文章就是為了做官，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古典文學中的先秦散文諸子百家，無一不是與政治相關，這傳統一直延伸到民初。故，「純文學」的概念對她來說簡單就像外星話難以理解。人不是獨自存在於世界，因此創作必然牽涉文化和社會關係。
另一方面，歷來與政治相關的說法、理念、原則，必須透過語言表述說服群眾。要取信於人以至牽動情緒，則總是要借助文學修辭的手法。林彪曾說「筆杆子，槍杆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杆子！」，共產黨從來很懂得利用傳播民謠等方式獲取民心，「筆杆子」的重要性可想而言。
阿里士多德指政治辯論的修辭藝術，在於信譽（ethos）、情感（pathos）、邏輯（logos）。信譽是個人魅力，情感則是情感認同的呼喚。只要講者能成功呼喚情感認同，對方便自然會自己說服自己。維怡說，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無論是哪個陣營的政治力量，很多時都是採用信譽和情感的方法多於邏輯，簡單來說就是口號代替分析。因此，我們必須對這些修辭手法保持清醒。這不是要指向一種「什麼政治都不相信」的犬儒態度，反而是積極理解，參與辯論，創造願景的基礎。健全的公民社會，不只在於人群的聚集，更必須建基於人群願意和懂得對複雜世事進行判斷及行動，而不會一直只能在認知上服從於別人提供的「是／非」框架。
構造世界關係的修辭
修辭不只是詞藻上的修飾，還會建構我們對這個社會的理解，構造整個世界的關係。最常用的修辭方法，就是將不相干的事物放在一起，包括比喻、對比、象徵、類比等，都有此功效。例如毛澤東談到「基礎工業」的重要性時，曾以身體作喻：「農業是一個拳頭，國防是一個拳頭。要使拳頭有勁，屁股就要坐穩。屁股就是基礎工業。」維怡指，何者是拳頭何者是屁股，根本說不出所以然，就這句話而言調亂來說其實也可以。但這些生活化的例子，的確有利於向基層人民宣傳基礎工業的重要性。沒有長期落區與農民生活的人，不可能講到這些比喻。
然而，運用比喻，也有其在文化意識上的斃處，維怡又舉了《史記．刺客列傳》中一句說話「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女為悅己者容」本身只是用來解釋和加強「士為知己者死」。當我們將注意力放在前一句時，很容易不知不覺地「搭單」接受了後一句隱含的性別不平等觀念。同樣，當基層團體的組織者運用比喻向街坊或組織對象解釋的時候，每每會將平常大眾習慣和接受的事物關係放入新概念之中。熟習的主流觀念，往往隱含權力關係。因此，借用舊概念比喻／象徵新概念時，要提防不自覺地為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背書。否則，種下的保守意識，日後說不準會隨時反撲。
不過，像這種構造聯想關係的修辭，也可以有助於豐富我們對事物的理解。維怡引述天星事件開始時，示威者搶走鐵馬之後，陳智德寫了篇文章《蠟淚的問詢》，來說明激進之必要：「激進之必要，有如群眾集會要有燭光，那一點光當然不是用來照明，照明可用電筒，但沒有群眾集會是用電筒的──雖然看來比較『文明』和『先進』，集會還是離不開燭火，顯然不是著眼於它的實用性，而是其象徵性：表示著情志的點燃、理念的流動。明乎此，明乎象徵的重要性，也許那燭光的剩餘物，蠟淚也須一併接受。挪走盛載物，搶走鐵馬，讓蠟淚滴在手上，它不是答話，而是問詢。」蠟淚的溫柔，瓦解了拉鐵馬的負面印象，也更新了我們對激進的想像。
回到文本的社會脈絡
修辭可以豐富我們對事物的理解，令我們對世界的把握更加敏感和準確，但也可以很邪惡。舉例年前政府某個宣傳廣告，以踢波「插水」作喻叫人不要「呃綜援」。在整個隱喻中，社會已被假定為競爭性的球場，而政府就是中立的球証。但為甚麼我們要將社會想像為競爭場所？政府的角色事實上又是否如此呢？功能組別「打茅波」掠奪的民脂民膏，難道不是遠超綜援支出？同樣，近月「媽媽做衫」的政改廣告也是如此，為甚麼廣告不直接說政府政改方案的內容？這些廣告省略了甚麼，強調了甚麼，又在提出甚麼社會關係（政府與人民＝母親與女兒）？ 要指出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回到文本的社會脈絡。
修辭有簡化事物關係的作用，一些牽引情緒和鼓動性的修辭，如排比句、反問句、重覆句等，有時甚至會令人進入不能思考的狀態。現在我們聽到有人叫「二零一二」，心裡就會很自然地浮現「雙普選」。維怡提醒，我們必須在重覆之中思考，否則容易淪為有口號無分析。尤其是政府傳播能力比民間強太多，當民間提出的「民主」、「保育」、「以人為本」、「樓換樓」等等修辭不斷被權貴搶去。若我們不重視仔細的理解，以人文關懷為本的社會將無從談起。
文學教育的重要性
文學的重要性正在於此。文學就是體察微小事物與整體社會脈絡關係的能力，沒有這些能力，就算一人一票，社會也不會民主，大眾依然會歧視領綜援人士，歧視新移民。真正的藝術離不開一個「真、善、美」的結合體，如沒有良好的文學藝術教育，社會只會走向情緒和偏見。一個強大而健全的公民社會，不是由反對集會能號召多少萬人決定，而是由會思考和體察弱勢者苦難的公民建立而成。
張貼者： Denny 於 上午2:43
Sunday, 25 July 2010
現在的國語, 北京話, 普通話是滿化的漢語.
文章來源: http://folkcn.com/bbs/redirect.php?goto=newpost&tid=6947
http://bloguide.ettoday.com/alexandros/textview.php?file=56320
[作者：南無佛]
普通話是民族共同語，在現代社會裡，一個國家必須有一個代表自己國家的語言，我國就是使用普通話。國家的強大，國際的交流，要求共同語言的標準化。現在，全國上下都在推廣普通話，普通話的推廣十分必要，但關鍵是選擇哪種話作為普通話進而進行推廣呢？那當然是要選擇一種科學、先進的語言作為普通話了，作為普通話應該「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語」，普通話要有普遍性。而選擇一種落後又不科學聽起來又不優美的語言作為一個民族的語言是一個民族的悲哀。
我們先瞭解一下現在我們所說的普通話的歷史。
[400年前的北京話：吳語]
北京自建城以來經歷過了許多個朝代的變遷，自古以來北京話有過多少變化？如何變化？這個問題直到現在還沒有人真正考證過。從歷史上講，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從意大利來的傳教士利馬竇曾用羅馬拼音記錄了大量的當時的北京話，這些記錄至今尚保存著。從利的記錄中可以明白無誤地看出：當時的北京話是有大量入聲字並且沒有zh、ch、sh等翹舌音的語言。這說明了當時的北京話不是現在的北京話，也不是現在的普通話，因為無論北京話還是普通話都不具備這些特徵。同時也說明了北京話和普通話的歷史都超不過400年，400年前的北京話是明朝的官話（考證為吳語）。
[北京出現第二語言：滿語]
滿人入關進駐北京後，為了社區的安全等政治因素，滿人把紫禁城周圍10里之內的漢人全部趕走而專屬滿人居住，這個範圍稱為北京的內城，而10里之外稱為外城。於是，北京城出現了兩個社群：滿人社群和漢人社群，這是階級、語言和居住地域等都十分分明的兩個社群，北京城也就出現了兩種語言：明朝官話和滿語。任何語言都是跟人群一體的，當時北京的兩種語言的地域差別是：內城說滿話，外城說明朝官話。
[滿語的分化——滿式漢語]
滿清在入主中原的初期,曾將保持"國語騎射"作為維護統治的一項基本國策,要求滿人說滿語寫滿文,並在北京城內設立學校,意在推廣滿語滿文,但由於滿語是一種北方民族的語言，滿人草原、叢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滿族短暫的歷史文化局限了滿語的成熟水平，至入關時滿語仍舊是一種比較原始的語言,它的發音和語法都十分的原始不成熟,詞彙量更是少。滿人作為中國的統治者卻不得不面對要使用語言的生活政治現實。
對於常年累月生活在山林的滿人，在北京很多普通平常的東西對他們來說也成了新鮮事物。滿語也難以滿足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在滿人和漢人之間是這樣，在滿人跟滿人之間也同樣無法把日常生活所碰到的東西表達清楚，至於象漢人的建築工程用語、藝術語言、醫學及其它科技用語等高級語言使用則更加無法表達，當時的形勢是滿語在北京面臨無法交流的危機。
面對有幾千年歷史的千錘百煉而成的漢語，滿人雖然奪取了中國的政權，然而其語言卻難以勝任統治中國的使命。此時,面臨著如何統治漢人這個大難題的八旗貴族,又遇到了一個比漢人的抵抗更為頭痛的問題--語言危機。徵服可以使用屠刀,統治就不能只用屠刀了,為了鞏固統治滿足政治需要乃至生活需要,滿人迫切的需要一種能夠很好的表述自己想法的語言,想在短時間內改良豐富滿語顯然不現實。
至此,學講漢語成了滿人唯一的選擇,於是八旗貴族們開始他們邯鄲學步的模仿歷程。小至為了自己日常生活的表達，大至為了統治中國的政治需要，滿人都迫切需要一種能很好地表達自己周圍生活的語言。因此，套用北京漢人的語言（包括詞彙和語音）成了唯一的選擇，滿清這種虛心學習,絕對不是他們所鼓吹的推崇漢文化,實在是為了達到其政治目的無奈之舉,是一種"工作需要",完全屬於不得已而為之。
[第三種北京話的形成——內城北京話(mandarin)]
北京城裡的很多東西，小到一種普通動植物、建築、日常用品等,大到宏偉建築和旖旎風景,用滿語都無法表達！因為滿族人的祖先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植物，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日常用品，這就是當時統治中國的滿族人所遇到的嚴酷的語言現實。滿語要繼續說下去，除了直接使用北京外城漢人的語言的詞彙和模仿他們的語音之外再也沒有第二種可能！北京內城的滿人開始了他們艱難的模仿漢語的歷程。
但是滿語對比漢語有它先天的殘疾，首先，入聲字一下子就全丟了，這就是漢語同音字增多最根本的歷史原因，用滿語套學漢語的發音更是不倫不類，可以肯定地說，這是發音最糟糕的漢語。這種情形非常類似外國人說漢語,而當時八旗貴族說的漢語並不比老外。但是，歷史就是這麼殘酷，滿人的這種蹩腳漢語比起老外的蹩腳漢語要幸運得多了！隨著使用人口的增加，這種讓當時的漢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腳漢語成了清朝統治階級的「共同語言」滿人學講的蹩腳漢語（暫且把這種語言叫做滿式漢語）——這就是早期的普通話（暫時使用英語的稱謂把這種語言稱為mandarin）。
[內城北京話的發展——走出北京內城，形成「官話」]
隨著北京內城的「mandarin」這種蹩腳漢語的形成，在北京內城形成一個固定的說「mandarin」的人群。這個人群就是當時中國的最高統治團體 ——八旗貴族。「mandarin」成為地地道道的清朝統治者的官方語言——「滿清官話」。從「滿清官話」的形成史看，「滿清官話」受滿語的影響主要在語音方面，這是一種不成熟的蹩腳的漢語語音系統，而在詞彙和語法方面的影響則十分有限，從語言的本質上將，「滿清官話」還是應該歸屬於漢語的一種方言而不應該歸屬於滿語的一種方言，不過這是最糟糕的一種漢語方言。
[內城北京話的發展——落地生根，形成「國語」]
「滿清官話」形成後，隨著滿清政權在地域上的延伸，操著「滿清官話」的八旗貴族也就從北京的皇家內城走向中國的每一個角落，於是各地的第一行政長官的口音又成了當地的標準口音。並在當地的上流社會向平民社會不斷地滲透壯大，最終使「滿清官話」成為中國的「國語」。
從地域上來講，中國的北方是滿人活動的主要地區，也是滿語化程度最高的地區。而南方的個別地區，像兩廣、福建等地則由於「山高皇帝遠」而受到較少的影響，入聲字在這幾個地區也得到了較好的保留並直至今日,這也是南方諸語言讀唐詩宋詞比普通話更壓韻更親切的根本原因，也是清代中國沒有著名詩人的根本原因。
有一點要說明的是，mandarin是從北京內城繞過北京外城直接向全中國滲透而形成滿清的「國語」的，所以，北京的外城話並不是真正的「國語」——普通話，雖然「外城北京話」一直受「內城北京話」的影響並不斷演變，但是，正如北京的內城貴族和外城平民百姓是兩個互不相容的兩個社群一樣，「外城北京話」和「內城北京話」是跟階級差別一致的互不相同的兩種語言。所謂的「北京話」一直是兩種：「外城話」和「內城話」，而各地方所稱謂的「北京話」實際是指「內城話（即mandarin）而不是外城漢人所說的「北京話」。外城漢人所說的「北京話」實際是對中國其它方言沒有影響的小語種。
[內城北京話的發展——漢語代表語言地位的確立]
mandarin經過滿清王朝200多年在中國的統治，再經過孫中山政權以一票之優勢對「國語」地位的表決，再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憲法上「國家代表語言」條文制訂，普通話——漢語代表語言地位已經是堅不可摧。
「國語」地位的表決是不能用選舉投票的政治辦法（就算投票吧，也要充分瞭解後再投），科學要用科學的方法。
[內城話北京話在北京的消失]
從語言史上講，普通話不是北京話，而只是北京的內城話，隨著滿清王朝的解體，北京內城的貴族群體也就在北京城裡消失了，因而普通話的真正母體在北京城也已經不復存在了。把普通話硬說成是什麼北京話，這在100多年以前可能還有一半正確，但是在今天還這樣說大錯特錯了，因為「北京話」這個概念變了，已經不再是原來的那個「北京話」了。
北京歷經換代殺戮，普通話的語音詞彙與清朝入關前後滿清旗人學的漢語有關。我們知道普通話的前身叫「官話」，現在見到「官話」一詞的最早的書是傳教士利瑪竇的書。利瑪竇、羅明堅16世紀到中國，找到了跟中國人交際最方便的明代官話，記在他們寫的葡漢辭書《賓主問答辭義》裡，現在我們把它的詞語音標翻譯出來，是吳語。吳語頂著「中原雅音」之名，一直在北京的皇宮裡作為官方標準語使用到乾隆十七年，遼東、幽燕官話的後裔直隸音取得了清代宮廷語音的正音地位。（在日本到1876年才確定把中國語從吳語改為北京語。）實踐中也沒有任何個人或任何語言學家群體是真正的普通話之父，在中國的近代語言學者們要努力創造中國的國語——普通話之前，滿清的統治者們如：道光、慈禧等就已經能說一口標準流利的普通話，真正的普通話之父就是他們——滿清北京內城的皇親貴族。
[普通話和北京話]
明白了普通話的歷史，普通話的概念也就清晰了，其它的「滿語」、「官話」、「國語」、「普通話」、「北京話」和「mandarin」、「漢語」、「方言」這些概念也就不會搞混淆了。從歷史上看，普通話從來就不是現在的北京話，普通話有它自己的歷史。而現在的北京話雖然跟普通話比鄰並一直受普通話的影響和向普通話不斷靠攏，但它從來就沒有真正跟普通話成為一體過，說這兩種話的人也從來都是生活在兩個鮮明不同的社會，所以它們是有區別的兩種漢語方言。
普通話的歷史最直接的史料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國語」一詞是清朝末年提出來的。吳汝綸被認為是最早提到國語這個名稱的學者。1909年（宣統元年），資政院議員江謙正式提出把官話定名為「國語」。這些能清清楚楚地說明普通話是滿族人的一種正腔，並且是只有滿族人而不是其它方言區的人所說的一種正腔，中國沒有任何一種方言比滿族人所說的語腔更接近普通話。
普通話在總體語音特徵上更近於幽燕遼寧話，而不是北京話，離河北冀魯方言則更遠。美國語言學教授鄭錦全曾將《漢語方言詞彙》（北京大學出版社）的詞語用電腦統計，結果是普通話的詞彙與瀋陽話距離最近。
現在的普通話是對漢語發音、詞彙、語法等方面的全面破壞。推廣現在的普通話實際是我們中國人自己對文化的再度摧殘。我古漢語是一種高級的語言（是普通話讓他變成古漢語，而實際還是活生生地在我們漢方言中，現在的普通話不改革就真的要令他作古咯），在方言中的很多文言詞彙就是一中證明，語言發展到了高級階段才會有文言這種簡潔的高概括性。而現今的普通話以革新目的，逐步地滿化，變得粗淺。中國人古有「寧賣祖宗田，不賣祖宗言」的說法，在很多方言都中保留了古漢語的一些影子，成為了普通話必須改革的有利佐證。
有網友說：「日本繼承了唐朝文化，韓國繼承了明朝文化，現在的中國人卻是韃靼（滿人）文化的後代。」
http://bloguide.ettoday.com/alexandros/textview.php?file=56320
[作者：南無佛]
普通話是民族共同語，在現代社會裡，一個國家必須有一個代表自己國家的語言，我國就是使用普通話。國家的強大，國際的交流，要求共同語言的標準化。現在，全國上下都在推廣普通話，普通話的推廣十分必要，但關鍵是選擇哪種話作為普通話進而進行推廣呢？那當然是要選擇一種科學、先進的語言作為普通話了，作為普通話應該「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語」，普通話要有普遍性。而選擇一種落後又不科學聽起來又不優美的語言作為一個民族的語言是一個民族的悲哀。
我們先瞭解一下現在我們所說的普通話的歷史。
[400年前的北京話：吳語]
北京自建城以來經歷過了許多個朝代的變遷，自古以來北京話有過多少變化？如何變化？這個問題直到現在還沒有人真正考證過。從歷史上講，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從意大利來的傳教士利馬竇曾用羅馬拼音記錄了大量的當時的北京話，這些記錄至今尚保存著。從利的記錄中可以明白無誤地看出：當時的北京話是有大量入聲字並且沒有zh、ch、sh等翹舌音的語言。這說明了當時的北京話不是現在的北京話，也不是現在的普通話，因為無論北京話還是普通話都不具備這些特徵。同時也說明了北京話和普通話的歷史都超不過400年，400年前的北京話是明朝的官話（考證為吳語）。
[北京出現第二語言：滿語]
滿人入關進駐北京後，為了社區的安全等政治因素，滿人把紫禁城周圍10里之內的漢人全部趕走而專屬滿人居住，這個範圍稱為北京的內城，而10里之外稱為外城。於是，北京城出現了兩個社群：滿人社群和漢人社群，這是階級、語言和居住地域等都十分分明的兩個社群，北京城也就出現了兩種語言：明朝官話和滿語。任何語言都是跟人群一體的，當時北京的兩種語言的地域差別是：內城說滿話，外城說明朝官話。
[滿語的分化——滿式漢語]
滿清在入主中原的初期,曾將保持"國語騎射"作為維護統治的一項基本國策,要求滿人說滿語寫滿文,並在北京城內設立學校,意在推廣滿語滿文,但由於滿語是一種北方民族的語言，滿人草原、叢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滿族短暫的歷史文化局限了滿語的成熟水平，至入關時滿語仍舊是一種比較原始的語言,它的發音和語法都十分的原始不成熟,詞彙量更是少。滿人作為中國的統治者卻不得不面對要使用語言的生活政治現實。
對於常年累月生活在山林的滿人，在北京很多普通平常的東西對他們來說也成了新鮮事物。滿語也難以滿足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在滿人和漢人之間是這樣，在滿人跟滿人之間也同樣無法把日常生活所碰到的東西表達清楚，至於象漢人的建築工程用語、藝術語言、醫學及其它科技用語等高級語言使用則更加無法表達，當時的形勢是滿語在北京面臨無法交流的危機。
面對有幾千年歷史的千錘百煉而成的漢語，滿人雖然奪取了中國的政權，然而其語言卻難以勝任統治中國的使命。此時,面臨著如何統治漢人這個大難題的八旗貴族,又遇到了一個比漢人的抵抗更為頭痛的問題--語言危機。徵服可以使用屠刀,統治就不能只用屠刀了,為了鞏固統治滿足政治需要乃至生活需要,滿人迫切的需要一種能夠很好的表述自己想法的語言,想在短時間內改良豐富滿語顯然不現實。
至此,學講漢語成了滿人唯一的選擇,於是八旗貴族們開始他們邯鄲學步的模仿歷程。小至為了自己日常生活的表達，大至為了統治中國的政治需要，滿人都迫切需要一種能很好地表達自己周圍生活的語言。因此，套用北京漢人的語言（包括詞彙和語音）成了唯一的選擇，滿清這種虛心學習,絕對不是他們所鼓吹的推崇漢文化,實在是為了達到其政治目的無奈之舉,是一種"工作需要",完全屬於不得已而為之。
[第三種北京話的形成——內城北京話(mandarin)]
北京城裡的很多東西，小到一種普通動植物、建築、日常用品等,大到宏偉建築和旖旎風景,用滿語都無法表達！因為滿族人的祖先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植物，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日常用品，這就是當時統治中國的滿族人所遇到的嚴酷的語言現實。滿語要繼續說下去，除了直接使用北京外城漢人的語言的詞彙和模仿他們的語音之外再也沒有第二種可能！北京內城的滿人開始了他們艱難的模仿漢語的歷程。
但是滿語對比漢語有它先天的殘疾，首先，入聲字一下子就全丟了，這就是漢語同音字增多最根本的歷史原因，用滿語套學漢語的發音更是不倫不類，可以肯定地說，這是發音最糟糕的漢語。這種情形非常類似外國人說漢語,而當時八旗貴族說的漢語並不比老外。但是，歷史就是這麼殘酷，滿人的這種蹩腳漢語比起老外的蹩腳漢語要幸運得多了！隨著使用人口的增加，這種讓當時的漢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腳漢語成了清朝統治階級的「共同語言」滿人學講的蹩腳漢語（暫且把這種語言叫做滿式漢語）——這就是早期的普通話（暫時使用英語的稱謂把這種語言稱為mandarin）。
[內城北京話的發展——走出北京內城，形成「官話」]
隨著北京內城的「mandarin」這種蹩腳漢語的形成，在北京內城形成一個固定的說「mandarin」的人群。這個人群就是當時中國的最高統治團體 ——八旗貴族。「mandarin」成為地地道道的清朝統治者的官方語言——「滿清官話」。從「滿清官話」的形成史看，「滿清官話」受滿語的影響主要在語音方面，這是一種不成熟的蹩腳的漢語語音系統，而在詞彙和語法方面的影響則十分有限，從語言的本質上將，「滿清官話」還是應該歸屬於漢語的一種方言而不應該歸屬於滿語的一種方言，不過這是最糟糕的一種漢語方言。
[內城北京話的發展——落地生根，形成「國語」]
「滿清官話」形成後，隨著滿清政權在地域上的延伸，操著「滿清官話」的八旗貴族也就從北京的皇家內城走向中國的每一個角落，於是各地的第一行政長官的口音又成了當地的標準口音。並在當地的上流社會向平民社會不斷地滲透壯大，最終使「滿清官話」成為中國的「國語」。
從地域上來講，中國的北方是滿人活動的主要地區，也是滿語化程度最高的地區。而南方的個別地區，像兩廣、福建等地則由於「山高皇帝遠」而受到較少的影響，入聲字在這幾個地區也得到了較好的保留並直至今日,這也是南方諸語言讀唐詩宋詞比普通話更壓韻更親切的根本原因，也是清代中國沒有著名詩人的根本原因。
有一點要說明的是，mandarin是從北京內城繞過北京外城直接向全中國滲透而形成滿清的「國語」的，所以，北京的外城話並不是真正的「國語」——普通話，雖然「外城北京話」一直受「內城北京話」的影響並不斷演變，但是，正如北京的內城貴族和外城平民百姓是兩個互不相容的兩個社群一樣，「外城北京話」和「內城北京話」是跟階級差別一致的互不相同的兩種語言。所謂的「北京話」一直是兩種：「外城話」和「內城話」，而各地方所稱謂的「北京話」實際是指「內城話（即mandarin）而不是外城漢人所說的「北京話」。外城漢人所說的「北京話」實際是對中國其它方言沒有影響的小語種。
[內城北京話的發展——漢語代表語言地位的確立]
mandarin經過滿清王朝200多年在中國的統治，再經過孫中山政權以一票之優勢對「國語」地位的表決，再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憲法上「國家代表語言」條文制訂，普通話——漢語代表語言地位已經是堅不可摧。
「國語」地位的表決是不能用選舉投票的政治辦法（就算投票吧，也要充分瞭解後再投），科學要用科學的方法。
[內城話北京話在北京的消失]
從語言史上講，普通話不是北京話，而只是北京的內城話，隨著滿清王朝的解體，北京內城的貴族群體也就在北京城裡消失了，因而普通話的真正母體在北京城也已經不復存在了。把普通話硬說成是什麼北京話，這在100多年以前可能還有一半正確，但是在今天還這樣說大錯特錯了，因為「北京話」這個概念變了，已經不再是原來的那個「北京話」了。
北京歷經換代殺戮，普通話的語音詞彙與清朝入關前後滿清旗人學的漢語有關。我們知道普通話的前身叫「官話」，現在見到「官話」一詞的最早的書是傳教士利瑪竇的書。利瑪竇、羅明堅16世紀到中國，找到了跟中國人交際最方便的明代官話，記在他們寫的葡漢辭書《賓主問答辭義》裡，現在我們把它的詞語音標翻譯出來，是吳語。吳語頂著「中原雅音」之名，一直在北京的皇宮裡作為官方標準語使用到乾隆十七年，遼東、幽燕官話的後裔直隸音取得了清代宮廷語音的正音地位。（在日本到1876年才確定把中國語從吳語改為北京語。）實踐中也沒有任何個人或任何語言學家群體是真正的普通話之父，在中國的近代語言學者們要努力創造中國的國語——普通話之前，滿清的統治者們如：道光、慈禧等就已經能說一口標準流利的普通話，真正的普通話之父就是他們——滿清北京內城的皇親貴族。
[普通話和北京話]
明白了普通話的歷史，普通話的概念也就清晰了，其它的「滿語」、「官話」、「國語」、「普通話」、「北京話」和「mandarin」、「漢語」、「方言」這些概念也就不會搞混淆了。從歷史上看，普通話從來就不是現在的北京話，普通話有它自己的歷史。而現在的北京話雖然跟普通話比鄰並一直受普通話的影響和向普通話不斷靠攏，但它從來就沒有真正跟普通話成為一體過，說這兩種話的人也從來都是生活在兩個鮮明不同的社會，所以它們是有區別的兩種漢語方言。
普通話的歷史最直接的史料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國語」一詞是清朝末年提出來的。吳汝綸被認為是最早提到國語這個名稱的學者。1909年（宣統元年），資政院議員江謙正式提出把官話定名為「國語」。這些能清清楚楚地說明普通話是滿族人的一種正腔，並且是只有滿族人而不是其它方言區的人所說的一種正腔，中國沒有任何一種方言比滿族人所說的語腔更接近普通話。
普通話在總體語音特徵上更近於幽燕遼寧話，而不是北京話，離河北冀魯方言則更遠。美國語言學教授鄭錦全曾將《漢語方言詞彙》（北京大學出版社）的詞語用電腦統計，結果是普通話的詞彙與瀋陽話距離最近。
現在的普通話是對漢語發音、詞彙、語法等方面的全面破壞。推廣現在的普通話實際是我們中國人自己對文化的再度摧殘。我古漢語是一種高級的語言（是普通話讓他變成古漢語，而實際還是活生生地在我們漢方言中，現在的普通話不改革就真的要令他作古咯），在方言中的很多文言詞彙就是一中證明，語言發展到了高級階段才會有文言這種簡潔的高概括性。而現今的普通話以革新目的，逐步地滿化，變得粗淺。中國人古有「寧賣祖宗田，不賣祖宗言」的說法，在很多方言都中保留了古漢語的一些影子，成為了普通話必須改革的有利佐證。
有網友說：「日本繼承了唐朝文化，韓國繼承了明朝文化，現在的中國人卻是韃靼（滿人）文化的後代。」
Wednesday, 21 July 2010
当我们看世界杯时，我们在看什么
2010-07-22 10:13:58大旗虎皮的日记
当然看的是足球，是比赛。但是，还有别的吗？
我们在看“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两种观念的博弈。足球联赛是全球化的隐喻，一个球队的精英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同时占有双重价值：足球技能和明星观赏性，不论你来自哪一个国家，使用什么语言，你必须根据足球产业的规律被安置在相应的位置上，代表俱乐部——全球化背景下的利益共同体的象征，进行竞技和表演。在经济和媒介的角度看，俱乐部联赛是全球化的缩影。
但在世界杯是民族国家间的较量和对话，无论球员还是观众都代表他所在的民族国家，尽管民族国家的特征正在被全球化趋势所改变，比如有的球员加入了其他国籍（想想有多少中国兵乓球运动员代表外国参加比赛吧），但世界杯的核心意义还是每个球星以国家的名义参加比赛，观众更是以民族国家的理念来观看比赛，喜欢皇马的球迷必须把自己的价值诉求放置在某一个国家上，而可怜的我们，那些没有人代表我们参加游戏的国家，则把期待放在了地缘政治和文化传统比较接近的球队上，南非人最后站在了加纳队一边，而我们的解说员明显对韩国、日本和朝鲜倾注了更多力量，这是一种民族国家的假想，一种替代物。正因如此，世界杯受到了政治的重视，受到了皇室和总统们的重视，因为它不是比赛，民族主义的足球就是政治。
世界杯就在这样两种矛盾的力量中展开。
世界杯的另一个隐喻是文化对话。无论你来自什么政。治。体制（今年的朝鲜与数年前的伊拉克就来自代表性国家），来自哪里，来自哪种文化，使用什么语言，不论有多大的交流障碍，我们尝试按照一个规则，进行一场游戏。世界杯是一则异质文化的对话叙事。
当然，世界杯这个叙事不仅仅是文化间的对话，世界杯是一个叙事母体，它是《易经》与章鱼的叙事，是财富与冒险的叙事，是英雄与悲剧的叙事，是激情与爱的叙事，是虚拟的战争叙事，是现代化的叙事，是经济危机的叙事……
世界杯之所以激发大量的伪球迷的热情，更在于，它可以缓解现代个体的存在恐慌。在媒介饱和的社会，个体被媒介分割在自己的空间中（比如soho和宅男），孤独个体通过重大新闻事件验证自己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而世界杯可以让每个观众同步经历一起世界性的事件。我看世界杯，所以我存在。我侃世界杯，所以我与正在发生的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所以，伪球迷真球迷无所谓，重要的是我正在经历，我正在关注，我正在煞有介事地谈论。。。。现代人是很可怜的。
当然看的是足球，是比赛。但是，还有别的吗？
我们在看“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两种观念的博弈。足球联赛是全球化的隐喻，一个球队的精英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同时占有双重价值：足球技能和明星观赏性，不论你来自哪一个国家，使用什么语言，你必须根据足球产业的规律被安置在相应的位置上，代表俱乐部——全球化背景下的利益共同体的象征，进行竞技和表演。在经济和媒介的角度看，俱乐部联赛是全球化的缩影。
但在世界杯是民族国家间的较量和对话，无论球员还是观众都代表他所在的民族国家，尽管民族国家的特征正在被全球化趋势所改变，比如有的球员加入了其他国籍（想想有多少中国兵乓球运动员代表外国参加比赛吧），但世界杯的核心意义还是每个球星以国家的名义参加比赛，观众更是以民族国家的理念来观看比赛，喜欢皇马的球迷必须把自己的价值诉求放置在某一个国家上，而可怜的我们，那些没有人代表我们参加游戏的国家，则把期待放在了地缘政治和文化传统比较接近的球队上，南非人最后站在了加纳队一边，而我们的解说员明显对韩国、日本和朝鲜倾注了更多力量，这是一种民族国家的假想，一种替代物。正因如此，世界杯受到了政治的重视，受到了皇室和总统们的重视，因为它不是比赛，民族主义的足球就是政治。
世界杯就在这样两种矛盾的力量中展开。
世界杯的另一个隐喻是文化对话。无论你来自什么政。治。体制（今年的朝鲜与数年前的伊拉克就来自代表性国家），来自哪里，来自哪种文化，使用什么语言，不论有多大的交流障碍，我们尝试按照一个规则，进行一场游戏。世界杯是一则异质文化的对话叙事。
当然，世界杯这个叙事不仅仅是文化间的对话，世界杯是一个叙事母体，它是《易经》与章鱼的叙事，是财富与冒险的叙事，是英雄与悲剧的叙事，是激情与爱的叙事，是虚拟的战争叙事，是现代化的叙事，是经济危机的叙事……
世界杯之所以激发大量的伪球迷的热情，更在于，它可以缓解现代个体的存在恐慌。在媒介饱和的社会，个体被媒介分割在自己的空间中（比如soho和宅男），孤独个体通过重大新闻事件验证自己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而世界杯可以让每个观众同步经历一起世界性的事件。我看世界杯，所以我存在。我侃世界杯，所以我与正在发生的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所以，伪球迷真球迷无所谓，重要的是我正在经历，我正在关注，我正在煞有介事地谈论。。。。现代人是很可怜的。
保衞大粵語
信報財經新聞（201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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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客家人，憂心客家話失傳，但我熱愛粵語。保衞粵語，固可從政治平權、從文化權利去講，但保衞粵語、保育粵語，更應從中文保育來講。
粵語保存中華雅言，珍如拱璧，即使粵語不是有一億人講（實際數字），只有幾百人講，也要保育，也要在學校傳習，特別是香港的情況，正體字、粵語教中文的優良傳統，出於政治意外，由英國殖民政府保存下來，更是文化奇迹，香港人固然要珍惜，大陸人也要理解。北方人立場不同，珍惜不珍惜，由得他們，但不要橫加干預，不准吾人在公共領域和文教機構用粵語。
漢音唐話 文化集成
陳存仁醫師《閱世品人錄—章太炎家書及其他》記載，劉半農（劉復）倡導白話文，求教於章太炎。章說，白話文不自今日始，《毛詩》就是白話詩，《水滸》、《老殘遊記》，用蘇白寫的《海上花列傳》，也是白話文。但是你們寫的白話文，是根據什麼言語做標準的。劉半農侃侃而談：「白話文是以國語為標準，國語即是北京話。」章師聽了大笑，問劉：「你知不知道北京話是什麼話？」劉半農不假思索答說：「是中國明清以來，京城裏人說的話。」章質問：「明朝的話你有什麼考據？」劉半農無言以對。
章以明朝音韻誦讀文天祥《正氣歌》，發音與北京話迥異，說道：「現在的國語，嚴格地說來，含有十分之幾是滿洲人的音韻，好多字音都不是漢人所有。」此話一出，劉半農啞口無言。
廣東人源自古代越族，在漢唐期間接受中原文化，此後關山障隔，免受胡人沾染，邊陲之地，反留有漢音唐風，德國民俗學稱此為文化孤島（德文Kulturinsel），猶如今日要親見唐代之淳厚，宋代之雅緻，要參訪日本京都。又因文人雅士來嶺南施教者，多因貶謫，如韓昌黎、蘇東坡、屈大均，故粵人之文風，最重氣節，常懷整頓中原、匡正天下之心，此洪秀全、康南海、孫中山之義事也。
清末民初，又與西洋接觸，因此廣東話的語音和詞源最為豐富：古代南方民族土語、漢唐中原雅言及西洋翻譯借詞。中文與土語混同千年，修成正果，復加西洋新語，更見活潑。
北方白話，乃至共產中國推行的普通話，語源是明清江浙官話、蒙古滿洲胡音及蘇俄翻譯文體，只混了幾百年，而且混得蕪雜。「我的車讓他給砸了」（我的車被他毀了）。這是北京土話，不是通用中文，今日也成了普通話、白話文了。以北方普通話做中國語文典範，乃是近世中國語文之大災難；中共簡體字那一筆混賬，且不說了。
文書方面，由於粵語語音豐富，聲母二十個，韻母有八十八個（介音三十五個），聲調有九聲（或十聲）。比諸粵語，普通話聲母之數相若，但韻母及聲調少了一半，是故粵語辨義能力大，口語可用單音節詞，不必複音化，文書也隨之簡潔。
北方話講的眼睛、杯子、馬兒、石頭，粵語口語只說眼、杯、馬、石，文書也寫杯、眼、馬、石，一如古文。語法方面，粵語是保存漢唐語法最多的中國方言，口語「我去九龍」，粵曲「富過石崇，窮過蒙正」，都是古文語法，如果是寫文雅中文，廣東人勝於北方人，「我去九龍」變成「吾往九龍」，很是方便，北方人要從「我到九龍去」轉換過來，反而礙事。
粵語雅過普通話
「我返沙田」，變成「吾返沙田」或「吾回沙田」，渾然天成；北方話「我回到沙田去」，要變回古文，迂迴曲折了。北方人堅持用北方話做中文的白話標準，是自知吃虧，自慚形穢，進而改換中文正統，要南方人來遷就，有其私心在也。
共產中國以北方白話為語體文的典範，於是顯得南方粵語「不雅」。廣東人寫「我一生人」，古意盎然，在香港卻被北方來的普通話老師逼迫，要改寫為「我這一輩子」。粵語文言「請勿」不能寫，北方白話「請不要」卻可以；北方土話「甭」，今日也可以入文。
香港火車的口語公告，也有文化體諒，或文化歧視。粵語是「列車即將開出，請勿靠近車門」，好好的六字文言，普通話卻變成「列車即將離開，請不要靠近車門」。粵語是「由於前面的列車尚未開出，本班車將稍為延遲，不便之處，敬請原諒」；普通語是「還未開出」，「尚未」本來是漢唐文言，但對住今日中共調教出來的北方人，講不得「尚未」也。
粵語是「請小心月台空隙」，普通話是「請小心月台的空隙」。北方口語脫離文言久矣，沒了那個「的」字便聽不懂，真的掉下去，會投訴香港的中文不合規範的。廣東人到了北方，普通話再好，也別說「求之不得」、「歡迎之至」、「有何貴幹」、「唯你是問」與「豈有此理」，這些唐話，他們聽不懂。
粵語的「今日」、「明日」來自漢文，普通話教中文的北方老師偏要香港學生改寫「今天」、「明天」，好與土語看齊。廣東人掛在口邊之「唔同」，寫出來是「不同」，北方老師明明懂得的，文書卻要香港學生改寫為「不一樣」。現在街頭聽的、電視廣告講的粵語，竟有「唔一樣」這個語言怪胎，此乃北方之文化霸權。
為了遷就北方口語，香港政黨社民連的綱領口號，不敢寫貼近粵語口語的「沒有抗爭，何來改變？」，要寫討好北方蠻語的「沒有抗爭，哪有改變？」。我六十年代在鄉村讀小學的時候，文書要寫「即使」、「即管」、「就算」、「儘管」的，不能寫「哪怕」的；現在普通話學校的廣東學生，講廣東話，口語也講「哪怕」，不曉得講、也不敢講「即使」了。
「即使」是望文生義的漢字文言，漢末三國已經入文，唐朝的韓愈、杜甫再世，也看得明白；「哪怕」卻是狗屁不通的胡語土談，莫說是宋朝的蘇東坡，就是明朝的王陽明也不懂的。粵語不能在正統學校的中文堂授課，雅言也淪為鄙俚。野蠻取代文雅，你說荒唐不荒唐？滿洲以來，就是如此；中共取代滿洲，也是如此。我之所以反共，嚮往自由之外，就是為了保存中華道統。
霸權不要緊，粵語也霸道，在廣東也排擠了客家話、潮州話和苗、瑤、壯、潼、黎等少數民族語，但粵語語音精密，語法簡明，貫通古文，粵語成為廣東、廣西、海南、南洋諸國及美加華埠的通言，此中既無政府權力威逼，也無文教機構倡導，一切自然生成，豈無合理之處？
黃鐘委棄，瓦釜雷鳴中國之書面語來自文獻傳承而非來自口語交流，是故中國毋須強求言文統一，全國通用之交流口語仍可沿用普通話，學校則應鼓勵方言教中文，書面語須恢復古雅簡明之通用中文，使各方言群體公平使用，而非遷就北方口語，否則中文書面語成為胡漢混雜語之載體，不能以文書帶領口語，反而以口語帶壞文書，中國文化必會江河俱下，中國成為言文鄙俚、舉止無禮之國。
政府取締廣東話於公共空間及中文教學之正當使用，只使粵語淪為私密的部落語，而短話長說、粗鄙不文之北方普通話，反而成為現代中文正統，此黃鐘委棄，瓦釜雷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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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客家人，憂心客家話失傳，但我熱愛粵語。保衞粵語，固可從政治平權、從文化權利去講，但保衞粵語、保育粵語，更應從中文保育來講。
粵語保存中華雅言，珍如拱璧，即使粵語不是有一億人講（實際數字），只有幾百人講，也要保育，也要在學校傳習，特別是香港的情況，正體字、粵語教中文的優良傳統，出於政治意外，由英國殖民政府保存下來，更是文化奇迹，香港人固然要珍惜，大陸人也要理解。北方人立場不同，珍惜不珍惜，由得他們，但不要橫加干預，不准吾人在公共領域和文教機構用粵語。
漢音唐話 文化集成
陳存仁醫師《閱世品人錄—章太炎家書及其他》記載，劉半農（劉復）倡導白話文，求教於章太炎。章說，白話文不自今日始，《毛詩》就是白話詩，《水滸》、《老殘遊記》，用蘇白寫的《海上花列傳》，也是白話文。但是你們寫的白話文，是根據什麼言語做標準的。劉半農侃侃而談：「白話文是以國語為標準，國語即是北京話。」章師聽了大笑，問劉：「你知不知道北京話是什麼話？」劉半農不假思索答說：「是中國明清以來，京城裏人說的話。」章質問：「明朝的話你有什麼考據？」劉半農無言以對。
章以明朝音韻誦讀文天祥《正氣歌》，發音與北京話迥異，說道：「現在的國語，嚴格地說來，含有十分之幾是滿洲人的音韻，好多字音都不是漢人所有。」此話一出，劉半農啞口無言。
廣東人源自古代越族，在漢唐期間接受中原文化，此後關山障隔，免受胡人沾染，邊陲之地，反留有漢音唐風，德國民俗學稱此為文化孤島（德文Kulturinsel），猶如今日要親見唐代之淳厚，宋代之雅緻，要參訪日本京都。又因文人雅士來嶺南施教者，多因貶謫，如韓昌黎、蘇東坡、屈大均，故粵人之文風，最重氣節，常懷整頓中原、匡正天下之心，此洪秀全、康南海、孫中山之義事也。
清末民初，又與西洋接觸，因此廣東話的語音和詞源最為豐富：古代南方民族土語、漢唐中原雅言及西洋翻譯借詞。中文與土語混同千年，修成正果，復加西洋新語，更見活潑。
北方白話，乃至共產中國推行的普通話，語源是明清江浙官話、蒙古滿洲胡音及蘇俄翻譯文體，只混了幾百年，而且混得蕪雜。「我的車讓他給砸了」（我的車被他毀了）。這是北京土話，不是通用中文，今日也成了普通話、白話文了。以北方普通話做中國語文典範，乃是近世中國語文之大災難；中共簡體字那一筆混賬，且不說了。
文書方面，由於粵語語音豐富，聲母二十個，韻母有八十八個（介音三十五個），聲調有九聲（或十聲）。比諸粵語，普通話聲母之數相若，但韻母及聲調少了一半，是故粵語辨義能力大，口語可用單音節詞，不必複音化，文書也隨之簡潔。
北方話講的眼睛、杯子、馬兒、石頭，粵語口語只說眼、杯、馬、石，文書也寫杯、眼、馬、石，一如古文。語法方面，粵語是保存漢唐語法最多的中國方言，口語「我去九龍」，粵曲「富過石崇，窮過蒙正」，都是古文語法，如果是寫文雅中文，廣東人勝於北方人，「我去九龍」變成「吾往九龍」，很是方便，北方人要從「我到九龍去」轉換過來，反而礙事。
粵語雅過普通話
「我返沙田」，變成「吾返沙田」或「吾回沙田」，渾然天成；北方話「我回到沙田去」，要變回古文，迂迴曲折了。北方人堅持用北方話做中文的白話標準，是自知吃虧，自慚形穢，進而改換中文正統，要南方人來遷就，有其私心在也。
共產中國以北方白話為語體文的典範，於是顯得南方粵語「不雅」。廣東人寫「我一生人」，古意盎然，在香港卻被北方來的普通話老師逼迫，要改寫為「我這一輩子」。粵語文言「請勿」不能寫，北方白話「請不要」卻可以；北方土話「甭」，今日也可以入文。
香港火車的口語公告，也有文化體諒，或文化歧視。粵語是「列車即將開出，請勿靠近車門」，好好的六字文言，普通話卻變成「列車即將離開，請不要靠近車門」。粵語是「由於前面的列車尚未開出，本班車將稍為延遲，不便之處，敬請原諒」；普通語是「還未開出」，「尚未」本來是漢唐文言，但對住今日中共調教出來的北方人，講不得「尚未」也。
粵語是「請小心月台空隙」，普通話是「請小心月台的空隙」。北方口語脫離文言久矣，沒了那個「的」字便聽不懂，真的掉下去，會投訴香港的中文不合規範的。廣東人到了北方，普通話再好，也別說「求之不得」、「歡迎之至」、「有何貴幹」、「唯你是問」與「豈有此理」，這些唐話，他們聽不懂。
粵語的「今日」、「明日」來自漢文，普通話教中文的北方老師偏要香港學生改寫「今天」、「明天」，好與土語看齊。廣東人掛在口邊之「唔同」，寫出來是「不同」，北方老師明明懂得的，文書卻要香港學生改寫為「不一樣」。現在街頭聽的、電視廣告講的粵語，竟有「唔一樣」這個語言怪胎，此乃北方之文化霸權。
為了遷就北方口語，香港政黨社民連的綱領口號，不敢寫貼近粵語口語的「沒有抗爭，何來改變？」，要寫討好北方蠻語的「沒有抗爭，哪有改變？」。我六十年代在鄉村讀小學的時候，文書要寫「即使」、「即管」、「就算」、「儘管」的，不能寫「哪怕」的；現在普通話學校的廣東學生，講廣東話，口語也講「哪怕」，不曉得講、也不敢講「即使」了。
「即使」是望文生義的漢字文言，漢末三國已經入文，唐朝的韓愈、杜甫再世，也看得明白；「哪怕」卻是狗屁不通的胡語土談，莫說是宋朝的蘇東坡，就是明朝的王陽明也不懂的。粵語不能在正統學校的中文堂授課，雅言也淪為鄙俚。野蠻取代文雅，你說荒唐不荒唐？滿洲以來，就是如此；中共取代滿洲，也是如此。我之所以反共，嚮往自由之外，就是為了保存中華道統。
霸權不要緊，粵語也霸道，在廣東也排擠了客家話、潮州話和苗、瑤、壯、潼、黎等少數民族語，但粵語語音精密，語法簡明，貫通古文，粵語成為廣東、廣西、海南、南洋諸國及美加華埠的通言，此中既無政府權力威逼，也無文教機構倡導，一切自然生成，豈無合理之處？
黃鐘委棄，瓦釜雷鳴中國之書面語來自文獻傳承而非來自口語交流，是故中國毋須強求言文統一，全國通用之交流口語仍可沿用普通話，學校則應鼓勵方言教中文，書面語須恢復古雅簡明之通用中文，使各方言群體公平使用，而非遷就北方口語，否則中文書面語成為胡漢混雜語之載體，不能以文書帶領口語，反而以口語帶壞文書，中國文化必會江河俱下，中國成為言文鄙俚、舉止無禮之國。
政府取締廣東話於公共空間及中文教學之正當使用，只使粵語淪為私密的部落語，而短話長說、粗鄙不文之北方普通話，反而成為現代中文正統，此黃鐘委棄，瓦釜雷鳴也。
Monday, 19 July 2010
The resurrection of Guy Debord
The situationist arch-rebel has finally been recognised as a 'national treasure' in France – but would he have appreciated it?
Demonstration in Paris, 30 May 1968 Debord co-founded the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which shaped the Paris student protests of 1968. Photograph: AFP
Guy-Ernest Debord would be spinning in his grave – had he not been cremated following his suicide in 1994. The arch-rebel who prided himself on fully deserving society's "universal hatred" has now officially been recognised as a "national treasure" in his homeland.
The French government has duly stepped in to prevent Yale University from acquiring his personal archives, which contain almost everything he ever produced from the 1950s onwards: films, notes, drafts, unpublished works and corrected proofs, as well as his entire library, typewriter and spectacles. The crowning jewel is, of course, the manuscript of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Debord's devastating pre-emptive strike on virtual reality. The small wooden table on which his magnum opus was composed is also thrown in.
It's difficult to convey how bizarre it is to hear Christine Albanel – Sarkozy's minister of culture – describing the revolutionary Debord as "one of the last great French intellectuals"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 love-in between a resurrected Andreas Baader and Angela Merkel would be only marginally more surprising. Then again, intellectuals have been something of a Gallic speciality ever since the Dreyfus Affair. They're accorded the privileged status usually reserved for the likes of Bono on these shores. Jean-Paul Sartre's funeral, in 1980, attracted some 50,000 punters. I doubt whether Noam Chomsky or Tom Paulin will top that.
But however incongruous her position, Madame Albanel is spot-on: no one – not even his sworn ideological enemies – can deny Debord's importance. Even though the young prankster soon turned into a curmudgeonly old soak, his influence is all-pervasive. In fact, it was precisely because he hated the modern world with a passion that he was able to analyse it so presciently. "All that was once directly lived has become mere representation," he observes in the opening pages of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 a statement that's only grown in truth since he made it, back in 1967.
Howls for Sade, his first movie, certainly was not "mere representation". It was the cinematographic equivalent of a meeting between Yves Klein's monochromes and John Cage's 4' 33": the screen remains blank throughout – all-white when there is some dialogue and all-black the rest of the time. During the last 20 minutes, the film plays itself out in total silence and obscurity.
Guy Debord co-founded not one, but two, radical movements: the Lettrist International (1952) and the more famous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1957), which popularised concepts such as "dérive" and "détournement". The situationists' hour of glory was undoubtedly the student uprising of May 1968, which they partly shaped, but their influence has kept on growing ever since, from Malcolm McLaren and Jamie Reid's work with the Sex Pistols to the current crop of British psychogeographers (Iain Sinclair, Will Self, Stewart Home et al) via Factory Records and The Idler's anti-work ethic.
In 1959, Debord and the artist Asger Jorn published Mémoires, which was bound in sandpaper so that it would attack any book placed next to it. For years, this lethal dust jacket served as a perfect symbol of Debord's abrasiveness: he was the ultimate outsider whose ideas could never be assimilated by the mainstream. So what went wrong?
The official recognition of Debord's work tends to dissociate the revolutionary from the writer whose classical prose style has been compared with that of great memorialists such as Saint-Simon. This negates the situationist belief that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art must go hand in hand: "The point is not to put poetry at the service of revolution, but to put revolution at the service of poetry". Revolution was supposed to lead to the "supercession of art" by enabling human beings to live poetry and become works of art.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Debord belongs to the tradition of dadaists and surrealists such as Jacques Vaché, Arthur Cravan or Boris Poplavsky.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moral or an immoral book," Oscar Wilde famously wrote. "Books are well written, or badly written. That is all." The French have long made this aphorism their own, as exemplified by the reception given to the likes of Rimbaud, Céline, Jean Genet or Dennis Cooper. It seems that the only crime an author can commi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Channel is poor writing – although you can always count on a murderer for a fancy prose style.
Posted by Andrew Gallix Wednesday 18 March 2009 10.44 GMT guardian.co.uk
Demonstration in Paris, 30 May 1968 Debord co-founded the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which shaped the Paris student protests of 1968. Photograph: AFP
Guy-Ernest Debord would be spinning in his grave – had he not been cremated following his suicide in 1994. The arch-rebel who prided himself on fully deserving society's "universal hatred" has now officially been recognised as a "national treasure" in his homeland.
The French government has duly stepped in to prevent Yale University from acquiring his personal archives, which contain almost everything he ever produced from the 1950s onwards: films, notes, drafts, unpublished works and corrected proofs, as well as his entire library, typewriter and spectacles. The crowning jewel is, of course, the manuscript of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Debord's devastating pre-emptive strike on virtual reality. The small wooden table on which his magnum opus was composed is also thrown in.
It's difficult to convey how bizarre it is to hear Christine Albanel – Sarkozy's minister of culture – describing the revolutionary Debord as "one of the last great French intellectuals"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 love-in between a resurrected Andreas Baader and Angela Merkel would be only marginally more surprising. Then again, intellectuals have been something of a Gallic speciality ever since the Dreyfus Affair. They're accorded the privileged status usually reserved for the likes of Bono on these shores. Jean-Paul Sartre's funeral, in 1980, attracted some 50,000 punters. I doubt whether Noam Chomsky or Tom Paulin will top that.
But however incongruous her position, Madame Albanel is spot-on: no one – not even his sworn ideological enemies – can deny Debord's importance. Even though the young prankster soon turned into a curmudgeonly old soak, his influence is all-pervasive. In fact, it was precisely because he hated the modern world with a passion that he was able to analyse it so presciently. "All that was once directly lived has become mere representation," he observes in the opening pages of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 a statement that's only grown in truth since he made it, back in 1967.
Howls for Sade, his first movie, certainly was not "mere representation". It was the cinematographic equivalent of a meeting between Yves Klein's monochromes and John Cage's 4' 33": the screen remains blank throughout – all-white when there is some dialogue and all-black the rest of the time. During the last 20 minutes, the film plays itself out in total silence and obscurity.
Guy Debord co-founded not one, but two, radical movements: the Lettrist International (1952) and the more famous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1957), which popularised concepts such as "dérive" and "détournement". The situationists' hour of glory was undoubtedly the student uprising of May 1968, which they partly shaped, but their influence has kept on growing ever since, from Malcolm McLaren and Jamie Reid's work with the Sex Pistols to the current crop of British psychogeographers (Iain Sinclair, Will Self, Stewart Home et al) via Factory Records and The Idler's anti-work ethic.
In 1959, Debord and the artist Asger Jorn published Mémoires, which was bound in sandpaper so that it would attack any book placed next to it. For years, this lethal dust jacket served as a perfect symbol of Debord's abrasiveness: he was the ultimate outsider whose ideas could never be assimilated by the mainstream. So what went wrong?
The official recognition of Debord's work tends to dissociate the revolutionary from the writer whose classical prose style has been compared with that of great memorialists such as Saint-Simon. This negates the situationist belief that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art must go hand in hand: "The point is not to put poetry at the service of revolution, but to put revolution at the service of poetry". Revolution was supposed to lead to the "supercession of art" by enabling human beings to live poetry and become works of art.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Debord belongs to the tradition of dadaists and surrealists such as Jacques Vaché, Arthur Cravan or Boris Poplavsky.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moral or an immoral book," Oscar Wilde famously wrote. "Books are well written, or badly written. That is all." The French have long made this aphorism their own, as exemplified by the reception given to the likes of Rimbaud, Céline, Jean Genet or Dennis Cooper. It seems that the only crime an author can commi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Channel is poor writing – although you can always count on a murderer for a fancy prose style.
Posted by Andrew Gallix Wednesday 18 March 2009 10.44 GMT guardian.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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