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大義，扶正香港——香港遺民與箕子精神

陳雲發揚儒家大義，以華夏遺民理論，申述香港族群之來源，證明香港人秉持華夏正宗，光明正大，不必向共產黨稱臣。原文之節本，刊於《明報》副刊，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此文乃保衛香港之作，收入《香港城邦論》續集（書名暫時保密），香港次文化堂出版，即將推出。 香港人是前朝遺民，儒家思想的奠基人孔子也是前朝遺民。孔子是殷商遺民領袖微子（名啟）之後，生在周王朝已經式微的春秋時代的魯國，孔子不是周天子直接管轄的臣民。孔子在道統（政治思想認同），是周朝的，文化感情是商朝的。孔子談禮制，比較了夏、商、周三代，提出「三代損益論」，結論是：「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他認為周朝借鑒於夏商兩朝，以禮治國，他追隨周朝的道統。在鄉土感情上，孔子臨終前七日夢見自己的喪禮，看到靈柩竟是按殷代禮制擺放，置於靈堂兩柱之間。翌日，學生子貢來探病，孔子向他道出他走到人生盡頭的真感情：「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閒（間）。昨暮夢坐奠兩柱之閒。予始殷人也。（《史記．孔子世家》）」一個「始」字，迴光返照，孔子返本歸源。對比兩事，從於周，是孔子的政治理性；歸於商，是他的鄉土感情。[1] 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儒家推崇的，是「萬邦協和」的王政天下，天子以仁義之道德及禮樂之風俗統治諸國，並非一家一姓之集權國家。孔子如此讚揚周朝：「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論語·堯曰》）」其意思是，「權力行使要謹慎[2]，法令執行要適度，恢復廢缺的官職，政令便可四方通行。復興滅亡的國家，接續斷絕的世系，起用隱逸的賢人，天下人便歸順了。」周朝恢復一些滅族的國家，並分封商朝的賢人，例如周朝分封商代微子啟於宋國，授予自治權，以冀代行教化，兼制衡王權。微子啟抗拒商紂暴政，投奔西周，力保商湯宗祀免遭不肖所毀。周文王欽佩微子深明大義，又愛護鄉黨，故感其來歸，賜封侯爵。商末暴政之下，出三大賢臣，曰比干、微子、箕子，均為儒家敬重。比干死諫被害，重義輕死；微子委身存祀，有所不為。更有箕子用智力與暴政搏奕，只待時勢一改，天下歸正，他保存的商朝風俗，可以將仁義王政，重新發揚。 殷商遺民的現代版：微子是台灣，箕子是香港，周朝是中華邦聯 香港偶逢歷史因緣，保留中華遺教，承繼英國制度，中英文化之精華，不意兩者兼得，有若微子之存祀，保存文明禮樂。然而香港亦遭逢不幸，九七後須要親自抗拒暴政，再無寄託憑藉。中共來自蘇維埃境外殖民政權，香港與中共無親，不是比干之於紂王，不必撲上去保皇，不設實際地感化暴君，如此只會落得慘死收場。 孔子是商朝微子之後，香港要學的，不是比干的孤忠，而是微子保存文化的苦心，與箕子明哲保身的智慧。唐代大儒柳宗元《箕子碑》，如此讚揚箕子：「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且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3] 柳宗元《箕子碑》，收入《古文觀止》，乃儒家之雄文，語譯如下：「在殷紂王當政的時候，道德顛倒，政治昏亂，上天震怒不能引起他的警戒，聖人的話也沒有什麼作用。冒死去進諫，不怕捨棄生命，這確實可以稱得上仁人了（按：這裡說的是比干），但對我們的宗族沒有好處，所以箕子不這樣做。託身于新王朝來保存殷商的宗族，這確實可以稱得上仁人了（按：這裡比喻微子），但先要離開國家出走，所以箕子又不忍心那樣做。這兩種辦法，已經有人實行了。因此，箕子保持了自己的明智，跟紂王周旋，隱藏起自己高明的謀略，甘願在囚犯奴隸中受到屈辱。在黑暗的環境中沒有奸邪的行為，跌倒了仍然不停止前進。所以在《易經》中說：『箕子不敢顯露自己的明智。』這就是蒙受苦難而能堅持正道。等到天命已經改變，百姓生活走上了正軌，箕子便拿出《洪範》大法，因此成為了聖君的老師。周朝統治者（周武王）用了此法，制定出人與人之間的道德準則，從而建立國家的典章制度。所以在《尚書》上說：『由於箕子歸來了，才制定了《洪範》[4]大法。』」 箕子在商紂王的暴政之下，不採取比干的苦諫而殉國之法，不採取微子去國而存祀之策，而甘願留在商朝，明哲保身，以期復興。與之比對，中共乃商紂之朝，投身中共而欲以「第二種忠誠」來感化中共的，是比干，如香港的劉山青、司徒華、程翔諸位先生。出走而保存華夏精銳的，是微子，如國府之敗走台灣。留在中國而姿態淡泊、如神龜曳尾於塗而保存文化的，是箕子，正是香港。香港人托庇於英國的殖民統治，忍氣吞聲，埋首建設，保存了華夏文化，也以憲制及典章制度，復興中華。箕子乃殷商貴族，出任商紂王的太師（王朝教師），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文化自立，受周王朝軍事保護，但不向周王朝稱臣。 香港城邦論乃至將來的中華邦聯論，乃是發揚儒家的微言大義，寄望中國在新時代以新方法復興周朝，乃安邦、定國、平天下之洪範大法。 [1] 參閱練乙錚＜從孔子身份認同之複雜看香港人＞，《信報》，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五日。練乙錚之論，乃採自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鄭力雄的〈從遺民到隱逸：道家思想溯源—兼論孔子的身分認同〉，此文網上可尋。 [2] 原意是制定度量衡，引申為行使權力。 [3] 柳宗元此文，收入《古文觀止》。 [4] 當然，《洪範》是漢朝的人擬作的，只是託名於箕子。

學習簡體字

香港科大一名教授稱，香港人要「學習簡體字」，因為「本小利大」，懂簡體字後即可閱讀大陸出版物；第二是「掃除文盲」；第三，「簡體字」是全世界最多人使用的文字，不懂是你的老襯，教授越說越亢奮，大罵反對簡體字的人，是「去中國化」。 這位教授頭腦不清，與毛左糞青無異。多學一種「簡體字」，像這個「教授」說的，當做生意，當然沒有問題，正如十來歲的少年，學會越南、波斯、俄國三國的粗口，以備將來當海員，也一樣是收穫。但在鄰近地區，以簡體殲滅了正體，實行「簡體專政」，這就是問題。 簡體字「掃除文盲」，並無證據，掃除文盲的直接原因，是增加教師，多辦學校。沒有教師，你把一本簡體字的中文書本丟進一個猩猩籠子裏，猩猩拿起來，看足十年，猩猩還是文盲。即使少了文盲，但全民也一樣可以反智，塔利班不是文盲，都看得懂阿拉伯文的可蘭經。 第三，「簡體字」是世上最多人使用的文字，所以你也要學。 踢爆這位「教授」的邏輯謬誤很容易，簡體字多基本結構的謬誤。世界上吸煙的人有十三億，全球人口有六十億，你不吸煙，會不會Out了呢？或者說，世上有一億八千萬人服用軟性毒品、可卡因、海洛英，你不也吸一份，你怎樣跟這個龐大的活神仙市場溝通交流呢？ 最後該教授說，拒絕簡體字，即是「去中國化」，意即堅持用正體字，不是「中國人」，那麼在一九四九年之前，民國的人人文庫、清宮奏摺、清代的線裝紅樓夢和三國，都以正體字印行，鄭板橋的書法，都寫正體，那麼這些都不是中文，而是日文、英文、火星文？ 「去中國化」的血滴子亂拋，這位教授不會問自己，他穿西裝，算不算「去中國化」？香港的大學多幾個這種教授，慘了。難怪梁特首、林鄭，早就把子女送去英國。

中國人

閣下承不承認是「中國人」，成為政治表態。 中不中國人，不是嘴巴上宣示的，看過林語堂的「吾土吾民」、胡蘭成的「山河歲月」，或豐子愷的護生畫冊，就會知道，真正的中國人身份，不在於嘴頭的自我喧譟，而是婉約含蓄在生活裏默默地自證。 中國人的定義是什麼？用一句流行話，是一套價值觀。忠孝節義，詩禮恩情，這才是中國人的基本元素。行惡語誑，崇暴言惑，像不久前剃小平頭在街上燒砸日本車、囂姦喊殺的團伙動物，只屬生養在黃河流域的紅衛兵和中東塔利班雜交之變種，不論他們如何自稱是中國人，以人文的血緣定義，他們不是。 這些人近年欲壟斷「中國人」的質檢權、定義權、批發權，已經令「中國人」在世界上漸淪為備受厭惡的品種。因此你如果自認中國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定義之權，不要讓其他人像貨檢一樣硬向你額上蓋印標籤，要由敗劣凶戾的一些批發商來批准你的「中國人」資格。 況且「中國人」的定義，以今日觀鑑，相當令學養不精的中國人困惑。譬如中國人的傳統，儒家以誠信為立人之本，但若舉國都玩假東西，雖然自稱，卻還剩幾分「中國」？ 又或中國人生活處世，這副對聯最貼切：「傳家無別法，非耕即讀；裕後有良圖，唯儉與勤。」意思就是：想家業傳下去，讀書固然好，種田也可以，只要勿投機。想後代過好日子，不要濫消費掃名牌，只須儉樸和勤勞。 那麼靠打土豪分田地、用「馬列主義」殲滅勤儉持業的地主階級，又或模仿美國人華爾街的理財，信用卡借貸，領社會褔利綜援，這又算不算中國人？禁用正體字和方言，又算不算中國人？把毀滅中國士大夫文化的外星撒旦的屍骸供奉天安門外，去參拜瞻仰的又算不算中國人？ 同是北京大學校長和教授，以前的蔡元培和胡適，是真正的中國人。 當變了種的偽中國人，迫問真的中國人你是不是中國人的時候，有兩個標準答案：一，「既然文明世界認定你就是標準的中國人，我沒資格做你的同類。」二，冷笑一聲，反問：「問這個問題，你也配？挑，我不必答你。」 陶傑

洗腦，真正要洗的是什麼？ 原載Facebook，歡迎轉發: http://www.facebook.com/notes/antonio-magliabecchi/%E6%B4%97%E8%85%A6%E7%9C%9F%E6%AD%A3%E8%A6%81%E6%B4%97%E7%9A%84%E6%98%AF%E4%BB%80%E9%BA%BC/10151008423810950 引狼入室之後，「國民教育、一簽多行、東北割地」連珠炮發，很明顯，中共的第一目標就是要趕快在普選前「消滅香港」。如果市民還不明白特區政府已經正式成為了敵人，那未免太可悲了。強推洗腦科只是用來試一試香港人的底線：如果餵你的子女食屎飲尿，你也可以聳聳肩說聲「so what?」的話，香港就會在*這一刻*正式滅亡。我覺得我可以立即搬到大陸，起碼那裡的房子大很多。如果不接受這點，第一步就要全港罷課，再不行就罷工，只要有一半人肯走這步，香港才有生機。 ［本文主要是寫給對國民教育無動於衷的家長們看的，重點只有兩個：一，國民教育若一面倒歌頌中國，孩子長大後只會發現一切都是謊言，對人生、社會不再抱有希望；二，若國民教育的老師一邊揭露中國的黑暗，一邊又無可避免地提到中國的經濟發展、國際影響，即使老師如何善意地持平，幼童只會感到「精神分裂」。第二點才是最可怕的毒藥，因為小孩的潛意識，會把「邪惡」與「成功」自動連繫，形成一套「殺人放火金腰帶」的人生觀，而抱有這種價值觀的人，正是極權政府最易操控的人。錯誤的知識很易改正，但扭曲的人生觀沒法改變。本文歡迎廣傳。］ 事實上，無論臉書或集會如何「民情洶湧」，非常多的家長，甚至老師，依然覺得沒什麼大不了的。有一位出身名校的父親說：「罷咩課？就算教都無所謂啦，返屋企我教番佢咪得囉。」我相信，在現階段來說，不想罷課的人絕對是大多數。可見大眾從來也不明白何謂洗腦。 真正的洗腦是一種inception，倚重的是暗示，而暗示根本就不是書上那些寫得明明白白的話，暗示內置於課程和評估的設計（不是教材內容），以及教師的言行本身(不是言說內容)。暗示的作用，就是要繞過學生的理性，直接把訊息，或病毒，插入他們的潛意識之內，影響他們畢生的價值觀。簡單來說，洗腦的目的，表面上是要你愛國愛黨，其實不是；國民教育的用意，其實是教育（作為啟蒙的方法）的相反，它要徹底地，從根本地蒙蔽你（不是改歷史那麼小兒科）。它不是要灌輸錯誤的知識給你，而是要在幼童那易受影響的心靈內，暗中滲入扭曲的價值判斷和人生觀。 它其中一個具體做法，就是擺明車馬讓你知道我在說謊(所以老師大可指出中共不承認六四屠殺等等)，而且全世界都在說謊，但最後會不忘「平衡」一下觀點，提醒小朋友中國已是強國（這是事實）——只要一把「強大」跟「謊言」掛鉤（不論老師學生是否自覺，最好是不自覺），條件反射關係便完美建立起來，一生如影隨形。而由於這是針對潛意識的，真正的意圖秘而不宣，所以一經推行，不要妄想能幫小朋友解毒。事實擺在眼前，一般人根本連那是什麼毒也不知道。後果是顯而易見的：學生終其一生都不會有追求真理的熱誠，因為他們可能覺得沒有真理，即使有，也不能令他們更「成功」。極權政府最喜歡的人民，不是愛國的人民，而是對真善美全不在乎的、對理想早已幻滅了的人民。 認為可以批判性地教授國民教育的人，根本不明白兒童的心理發展。教授這一科，你不大可能像法輪功九評共產黨一樣只是揭露它如何醜惡。你不妨想像一下：五十年前的文革、二十三年前的六四，與今時今日中國引以為傲的什麼什麼經濟發展、強國影響，哪一樣對兒童會比較有吸引力？這不是道德問題，這是心理問題。潛意識是聽不到「不」的，它也沒有分析能力。只要你同時輸入了「醜惡」和「強盛」兩種圖像，兩者就會在潛意識中生根，學生會在不自覺下錯誤地建立因果關係，而且永遠不知道原因。國旗一揚，他們便會受到潛意識裡正面的、美好的圖像所影響，不期然為祖國的「成就」而喝采，然後悄悄地相信遙遠如六四這樣的事也沒什麼大不了。請切記：人總是傾向站在勝利的、強大的一方，尤其是孩子。理性認知的影響，永遠低於潛意識的魔力，正如十九世紀研究自我暗示的法國心理學家Emile Coué所說： Quand la volonté et l'imagination sont en lutte, c'est toujours l'imagination qui l'emporte, sans aucune exception. [若意志與想像不協，則想像必佔上風，永無例外。] 所謂批判地教，只適合於心智成熟的學生，而國民教育明顯不是針對這年齡的人。越是「批判地」教，越是適得其反，所以根本沒有討論「如何教」這種餘地(這是政府的刻意誤導)，也不必討論「教什麼」，除非可以完全不提中國的什麼「豐功偉績」，不唱國歌也不往內地「考察」，純粹客觀地講歷史吧——但國民教育科不會容許你這樣教，正如你不會吃沒有漢堡的漢堡包。所以有理性的公民，應該盡一切可能推倒它，此外再沒有其他出路。 洗腦要洗的，不是叫你歌頌共產黨，而是洗掉小孩的童真，讓他們盡早接觸、認識和習慣謊言，甚至了解和享受謊言帶來的好處——這才是最高層次的洗腦。現在一般人批評的，只是用來掩飾「洗腦核心」的外衣；由於這外衣隨時可以換掉而無損核心，所以你才見到梁振英不斷強調什麼也可討論，擺出一副開放的態度，其實他心知那層外衣如何換也沒關係，即使你把六四放到教材中也沒關係。理由很簡單：小孩子在一九八九年還未出世，中共的過去如何可怕，他們也沒有第一身感受，而現在他們見到的，強烈感受到的，是一個所謂「盛世」。國家的光輝如日中天，他們即使在理性上知道中共幾十年前是頭妖怪，也會在內心覺得這妖怪已經成為人了，而且還是成功人士，人誰無過，浪子回頭金不換。 國民教育的潛課程，無論怎樣教怎樣考，也是要告訴你(的潛意識)：管你信不信，但事實是妖國已經崛起，「結果」把「手段」合理化了。所以它真正要洗掉的，是人對終極價值的嚮往，要他們一生渾渾噩噩地、不擇手段地追求國家機器規劃下的所謂「成功」，沒意義地活著，然後順暢地死亡。 P.S. 現在不是時候搞體驗營、罵狗官、學究氣地進行大辯論，有時間的話，應該盡力說服身邊那些沒打算罷課的家長，所有市民去集中精力「統戰」。任何集會的亢奮，根本毫無意義。

洗腦與荼毒

香港的國民教育爭議，出現洗腦一詞。反對者，認為洗腦乃毒害兒童，支持者之中，如老土共認為，各國都有洗腦教育，腦袋洗一下，不是很好嗎？ 反對者視洗腦為貶義詞，支持者視之為平義詞甚至褒義詞。為什麼會這樣的呢？這除了政治信念不同之外，也牽涉中文的選詞用字。洗腦是心理學用於極權統治，是用透過系統性的方法，重覆地、慢慢地對人進行密集性觀念灌輸，以改變其原有的思想和態度，令人不知不覺相信了某事或信任某個組織。政治組織、宗教組織和商業公司都有用洗腦，但以極權國家用得透徹，因為商業組織、宗教組織的資源有限，而且無法全面強逼人家接受。 

 洗腦一詞來自美國的英文brainwash。原意是指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南北韓戰爭期間，美國士兵被中共俘虜之後，日夜接受中共的思想改造，獲救之後回到美國，竟然幫共產黨講好話，忘記了美國的自由精神，於是美國記者Edward Hunter就用brainwash一詞來描述此事。 在一九五〇至五一年期間，毛澤東提倡幹部要批評和自我批評，動員知名文人學者下鄉，學習土地改革的成效，毛稱之為「先洗澡後洗腦」，身心洗乾淨，去除封建餘毒。毛澤東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七大代表大會做政治報告，題為「論聯合政府」，毛說：「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沾染灰塵的，也應該打掃和洗滌。」 他用的洗臉、洗滌與黨員的思想工作，用的是洗心革面、潔身自愛的意思，有乾淨、純潔、去除污垢的意思，是褒義的。然而，若我們不贊同共黨的思想灌輸和黨員培養，就不要用洗滌、清潔、洗腦之類的字。應該直接用「荼毒」一詞。 荼是苦菜，毒是螫蟲，如蠍子，比喻苦痛、毒害。荼毒是古語，《文選·潘岳·寡婦賦序》云：「斯亦生民之至艱，而荼毒之極哀也。」後來有荼毒生靈、荼毒人心之語。 中共式的國民教育，譴責它是洗腦，固然可以，但也應該交替用荼毒人心來描述，更為清晰。政治鬥爭就是語言鬥爭，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語言都不懂得，豈能得勝？

蔡子強：梁營的語言「偽」術

Thursday, July 12, 2012


【明報專訊】當年，小布殊政府為了合理化美軍入侵伊拉克，因而炮製了大量虛假情報，經典當然首推「大殺傷力武器」，而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這位屬於極右派的好戰分子，當中便扮演了關鍵角色。當這些虛假情報被質疑或揭破時，拉姆斯菲爾德便會以其獨特的語言學來擋駕，例如玩弄「知道」這個字的語言把戲：主動式、被動式、主動的被動式、被動的主動式、否定式、雙重否定式……教人眼花撩亂。

經典名句：「不知道我們知道」

問：如今說「知道」，但之前為何卻一直說「不知道」﹖
答：那是因為「不知道我們知道」。

美國記者Hart Seely，便曾把拉姆斯菲爾德那些教人聽了後「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的句子，收錄在〈The Poetry of D.H. Rumsfeld〉（註1）一文中，再改寫成一首又一首的「打油詩」。

其中一首改編自2002年2月12日拉姆斯菲爾德於國防部一個新聞發布會講話內容的打油詩，便是如此的，當中每一個辭彙，都可在拉姆斯菲爾德這篇講話中找到：

As we know,
There are known knowns.
There are things we know we know.
We also know There are known unknowns.
That is to say
We know there are some things
We do not know.
But there are also unknown unknowns,
The ones we don't know
We don't know.

據我們所知，
有些是已知的所知。
有些事我們知道自己是知道的。
我們同時也知道
有些是已知的不知道。
這就是說
我們知道有些事情
我們並不知道。
但也有一些不知的不知道，
那些事情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台灣評論家南方朔，對於這種為了政治利益而操弄語言可謂深痛欲絕，他在《語言之鑰》一書中有如此一段：「新興的政客政黨，在這個媒體發達的時代，已愈來愈嫺熟於語言符號的操弄與詐偽……他們也可以非常容易的借着語言修辭的技術，推卸掉責任，以及炮製出替罪的羔羊。這是政治與社會的向下沉淪……於是說謊、欺騙、語言操弄等遂告大盛，價值上的是非對錯當然也就變得愈來愈不重要。」

一個政治道德敗壞的年代

南方朔說箇中的表表者，可數前述的拉姆斯菲爾德。

小布殊掌政的年代，是美國近年政治道德最敗壞和淪落的年代，巧言令色，砌詞狡辯，dirty spins等橫行，媒體和民眾對政治都完全失去了信任。

美國有一個拉姆斯菲爾德，10年後的今天，我們赫然發現，香港也有一個梁振英。香港也同樣是一個說謊、欺騙、語言操弄等大盛的年代。

異曲同工：「不知道我們知道」 vs.「不記得、不知道、無印象」

讀者可能對「不知道我們知道」這句當年拉姆斯菲爾德的經典名句，似曾相識，為的是梁振英近日便曾多次搬弄過類似伎倆，例如在西九漏報利益風波的立法會聆訊中，梁便曾耍出所謂「不記得、不知道、不明白」的「三不」戲法，多次以「不記得」及「無印象」來回應提問。兩者可謂異曲同工。

梁振英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在連串醜聞下，面對四方八面的尖銳提問，他永遠不會直截了當的清楚回答問題，而是搬出一些似是而非、模稜兩可、沒有實質內容的答案，把問題輕輕帶過，蒙混過關。

他不會乾脆否認一些指控，因為這樣會留下尾巴，讓記者發掘證據證明他講大話，而是顧左右而言他，迴避承認，就算日後東窗事發，也一如馬嶽所言，「你咬我唔入」。

你最初問他家裏有沒有僭建，他說找過兩名律師和一名建築師看過，但卻拒絕透露這些專業人士的底蘊。

梁振英的「雙重否定式」

到了當東窗事發後，梁先以自己是產業測量師而非建築測量師來作為藉口擋駕，辯稱自己並不熟悉僭建問題，繼而再拿出Hello Kitty來「過橋」，以辯稱自己非第一手業主，僭建仍屬上手留下的問題。

又到了後來，據《明報》報道，候任特首辦早前書面回覆《明報》查詢，指玻璃棚「前身為一木花棚，梁先生於2000年買入該物業時已存在」，但《明報》翻查政府高空拍攝圖片，揭發梁購入大宅前及收樓後3個月，大宅根本沒有「木花棚」。被多番質疑是否說謊、木花棚是否由他加建，梁振英並無正面回應，只稱「現時有一個不同的說法，我要回去了解一下」。他說﹕「我買樓的時候1999年，收樓的時候是2000年，十二三年前的事，我希望我能夠有少少的時間去了解一下當時的情况然後再回答大家。」 報道又指，梁振英一再避談牽涉誠信問題的木花棚，只不斷談玻璃棚。「玻璃棚我承認是僭建的，我從無否認過玻璃棚由我建，我亦從無否認過當我知道它是僭建物後，有需要拆除，無因為玻璃棚或葡萄架，前身是木花棚，因此說這玻璃棚或葡萄架不是僭建物。」

梁振英雖然口頭上常常說自己會「開誠布公」，但實情卻是永遠不會坦然面對公眾，只會含糊其詞，只求瞞天過海，到了東窗事發後，又會以「我沒有否認過A」，「我沒有否認過B」，這類前面提到的雙重否定式（double negative）來為自己解圍，這也是其典型的語言「偽」術之一。

而不幸的是，這種欺騙，更不斷擴散，慢慢地，梁班子內一個又一個成員，都沾染了這種習氣。

羅范的「唔嫁又嫁」

例如羅范椒芬，打從第一天她現身梁營起，媒體一直都十分關注她會否加入日後梁的管治班子。但因為害怕她極具爭議的往績，會牽連梁振英的選情，所以兩人一直只是避重就輕的應酬記者之提問。

兩人沒有斬釘截鐵的回答她不會，更加不會坦白承認她會，只是一直左閃右避。例如最初羅范說，治港團隊和選舉團隊是兩回事，現時生活得非常高興，過去3年半去了12次旅行，明年6月會去非洲。她更強調自己無求無償，不求一分一銀，亦無任何要求。

這個答案看似她無意復出，但想深一層，這只是一個似是而非的答案，仍然為自己留下大量迴旋的餘地和空間，6月的旅行計劃也大可更改（實情就是如此）。

到了最後宣布羅范為行政會議成員，而被記者圍問是否說過不算數時，我在電視鏡頭前看到她說「我沒有清晰表示過」，但句子仍未說完，便話鋒一轉，改為說她一直「只是清晰表示我不會加入問責班子」。

大家看不看得出這句說話的玄機？羅范原先是說溜了嘴，想說她從來沒有清楚講過自己不會當行政會議成員，又一次的雙重否定式，但旋即想到，這樣說的話，給人的感覺太過賴皮，所以旋即改口，只是重複以往的說法。但她的潛意識也因此露出馬腳，那就是，我當日是捉了字蝨，所以，「你咬我唔入」。

她過去也曾經說過：「任何人今日再說羅太是一個負累，我都不會做。」到了今天被人再翻此舊帳時，她說：「我幫了他好多呀，你唔覺得咩？」從中可見，當天的每一個回答，都為自己預留伏筆。

高永文的part of the whole truth

再舉另一例子。又例如食物及衛生局長高永文，在梁振英宣布新班子任命之後的記者會上，曾被問及住所有否僭建物，他說已委託專業人士審視住所云云。不料，一個禮拜後，被傳媒揭發其住所違規打通兩個相連住宅單位，繼而被記者質疑其誠信時，他辯稱，之前講的都是事實。

言下之意是，當時他沒有說過自己沒有僭建。所以，一言以蔽之，只是記者「唔醒水」，不懂得追問，再一次，「你咬我唔入」。

說了些什麼不重要，沒有說的才重要

所以，兩個例子的共同教訓是：說了些什麼不重要，沒有說的才重要。

上周六，梁營的另一要員張震遠上電台出席烽煙節目，被質疑他較早之前不惜將港人七一上街要求梁振英下台扭曲成「支持」梁振英「求變」時，他辯稱「我完全無講無人要求梁振英下台」。

又一個張震遠，又一次雙重否定式，看來這種複雜、迂迴、挖空心思的說話方式，已成了梁營一種共同的「語偽」。

南方朔說：「也正因為當今的世界已成了政治學被語言學所取代的新時代，語言符號的操弄、欺騙、硬拗、胡扯等則成了新的手段。因而做為一個21世紀的自由人，已必須對這些問題格外敏銳，始能免於為別人操弄下而與之共舞的棋子。」

我想在梁振英執政的年代，我們何嘗不是如此，只有時刻提高警覺，對梁振英及其班子的每句說話，都時刻保持一種懷疑、批判的態度，才可以避免當上一個被愚弄於股掌之上的愚民。

註1. http://www.slate.com/articles/news_and_politics/low_concept/2003/04/the_poetry_of_dh_rumsfeld.single.html

真的有人在香港流浪

文：黃怡 中大女生黃嘉祺(Kiki)帶着70 元現金、一個背包和輪流充當攝影師的同學在香港街頭流浪了6天後,有以大學生 為目標讀者的雜誌訪問過她。Kiki 的流浪行動確實很能吸引年輕人的眼球:真相是,其實我們都想過要在香港亂跑 ,只是我們都沒有真的走出去。對於香港各區的好奇彷彿是青春期後段的其中一個特徵,不必用課本來宣傳也會自 然覺醒;大約自我18 歲開始,同齡的朋友便不止一次宣布她們要走遍18 區,要翻開地圖單憑「街名很有趣」就把 它當成目的地、隨便跳上一輛巴士到不熟悉的地方去,不為什麼,就只是想要往「香港」裏鑽。只是身邊朋友的亂 跑計劃從來沒聽見下文,中學生專享的長假期來了又去;後來我們踏進大學、不得不為上學或秘撈在香港各區穿梭 ,香港就不再像是神秘的部落而是每天撞口撞面人多車多的街區。因此當同是大學生的Kiki 「真的」跑去流浪了 ,便像是某種傳說或童年夢想成真了。 流浪的目的就是沒有目的 Kiki 是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一年級生,身為港大二年級生的我坐在她旁邊,竟有迅速變得蒼老的感覺。最直接的證 據是,我不斷追問她跑到街上流浪的目的是什麼,Kiki 的答案都只是淡淡的一句:隨意。只帶70 元是因為決定不 了流浪的人該帶多少錢,剛好錢包裏只餘70 元就帶70 元好了;流浪第六天就回家是因為第七天同學都沒空充當攝 影師, 「而且那陣子常下雨嘛」,她笑說。她的確不想自己做的每件事都得有偉大目的、而且流浪本身就不需要什 麼目的,可是那又不是得刻意花6 天去宣揚或實行的理念。不為什麼,就是沒有目的,頂多只是想知道香港是不是 一個可以流浪的地方。Kiki 那淡淡然的隨意讓我覺得自己實際得幾乎不像大學生。 Kiki 決定出發時,完全沒有想過要去哪裏、要做哪些事,踏出中大後很想走走路,就在大埔公路上走,除了要確保 過程有被拍下來、好讓她能拿紀錄片去交功課以外,她幾乎沒計劃或期望。出發前一天她跟父母報備, 「我媽說我 起碼得有計劃好的路線讓她知道我在哪,可是流浪就是無路線的嘛!」Kiki 說。她只是想要把自己丟到街上任由命 運擺佈,被動一點讓意料之外的事自己靠過來;後來她發現自己對香港太熟悉、沒辦法真正的在城市裏漂流,就隨 便在巴士站跳上第一輛到站的車子坐到總站,下了車就一直走,累了就睡,遇見有趣的人就去搭訕或被搭訕。跟着 她流浪的同學一直問她接下來要去哪、她自己也偶爾會因為不知道要走到哪而煩躁,可是沒有目的地這一點並未讓 她太困擾,反正「目的就是沒有目的」,一直走下去就對了。 適合流浪的人 可見Kiki 其實是個很適合流浪的人。她可以不為沒有目的地流浪而感到不安,沒有非帶不可的行李(最重要的是攝 影機)也不怕辛苦,我問及她腳上長的水疱時,她還是笑着說那是因為自己穿了不適合走遠路的布鞋。身上只有70 元也不是大問題, 「其實只要不是美心、聖安娜那種連鎖麵包舖,總有兩三元一個的甜餐包賣」,平時在茶餐廳喝 凍飲加的那兩蚊真的可以讓人填飽肚子。「當然那陣子還是會有肚餓的感覺,但那不會drive you crazy,只是一般 的肚餓吧。」18 區的體育館裏面有免費的浴室、飲水機和插座,只要帶上自己的牙刷和替換衣物就能隨時梳洗。 她在流浪時睡過碼頭的浮台,在下雨的日子就把睡袋鋪在麥當勞的卡位上、跟自由行旅客分享冷氣和店員的目光 ,兩邊需要不同性質的勇氣而Kiki 也睡得相當安穩: 「我想只有感覺不安全的地方才無法睡。什麼光啊噪音啊我 都可以視如無物。平時在大學幾乎都沒得睡,流浪時能睡還講究什麼?流浪其實不是很辛苦,我流浪一星期每晚10 點睡到明早7 點,分分鐘比上了一星期課的人更精神。那時候覺得自己睡得很奢侈,可是人是應該要睡的啊,為什 麼睡覺要覺得奢侈呢?扭曲晒。」訪問地點的咖啡店傍晚時仍擠滿抱着課本筆記和飲品空杯在店內紮營的學生,如 果他們聽見了,應該也會和我一樣羨慕吧。 在香港, 行路難 Kiki 在香港漂流了6 日,到過九龍城、清水灣又去過佔領中環的營地,自大埔花3 小時行出大圍,一半時間在市區 另一半在「路區」,卻沒有哪裏讓她覺得自己比較「像」或「不像」在流浪。「別人常說流浪是心態上的事,聽起 來很難懂,總之只要知道自己在流浪就行了。」她本來也沒有期望要欣賞香港的景觀, 「反正都知係咩嚟啦,啲嘢 都差唔多樣,我不嬲都覺得」。Kiki 在這次流浪「行了一世人分量的路」,結論是「香港的交通太方便了,方便到 大家都麻木了,麻木得不覺得走路是一個option」。有時候馬路旁所謂的行人路只是一條很窄的壆,有些甚至會走 到一半連壆都沒有,彷彿設計者根本沒有預料有人真的會用腳而不是用車輪去走那條路。她很想在公路上走、一直 走到機場,可是青嶼幹線、紅隧都不容許路人行走, 「如果我無錢,我可能這一世都在九龍或香港島。」她皺着眉 說。沒有可走的路也沒有錢坐車,順風車也許就是唯一的出路吧?Kiki 在開始流浪前一直都想在香港試着截順風車 ,只是她不太相信這是可行的事;流浪時認識的朋友阿豪鼓勵她舉起紙牌,結果半小時內就截到第一輛順風車。「 阿豪說那已經算快了,他試過等一個半小時都沒有人理他。」的士倒是不斷主動靠過來。「司機不停下來也許是因 為他們覺得我這樣做很奇怪吧。但又有哪個香港人不知道什麼是順風車呢?有些司機會說外國很流行截順風車,然後我就說,香港遲啲都會興啦。」她笑說。她在上車前會暗自為拍攝和截順風車想好解釋,可是卻有客貨車司機完 全不問,只問她「是不是過海去九龍」答了聲「係啊」就全程不說話、把她送到目的地放下;或許在我們不知道的 圈子裏,已經有了某種截順風車的文化吧。 對陌生人講內心話的陌生人 把自己拋到城市裏流浪,主動靠過來的有趣物事都是人: 「因為他們做了特別的事或是有特別的想法,我所經歷的 流浪才有趣。」在九龍城她遇見了總覺得Kiki 的流浪行動很無謂、但又和她一直講話的小店店主,在浮台上她聽了 一個在釣墨魚的大叔說自己是已經退休的重案組警察,講他以前看見的屍體是什麼模樣、怎樣「放蛇」捉賊,甚至 連到妓院「放蛇」出錯的往事都跟她們講足一晚: 「那可是勁personal 的事啊!我遇到好多人一開始就講好多好 personal 的話,大家都好像很久沒有跟別人談話般。」 奇怪的是我們對香港陌生人的想像有點自相矛盾:覺得無法截到順風車,因為我們不信任陌生人、也不覺得陌生人 會相信我們,卻有人會對一個在流浪的陌生人講很私密的往事。Kiki 的回應是: 「現在大家會把心事丟上網跟一 大堆不認識的人分享,也許那裏10 個只有一個是和你真正親密的人,可是你還是寧願和另外9 個陌生人講也不跟父 母講。我和那些陌生人講話時也有這樣的感覺。或許是因為他們知道我和他們不會再見面,所以才沒有顧忌吧。」 「其實只要你肯去approach 別人、開始講第一句話,別人可能會跟你講很多很多事。不知道在什麼時候開始人們覺 得搭訕的人總不懷好意,但我在佔領中環那裏單是因為我看上去『生面口』就有人來和我談話。」她在那裏認識了 帶她去截順風車的阿豪,還有來自台灣的流浪女生莊莊,莊莊還幫Kiki 當了半天的攝影師。流浪時人和人之關係可 以回歸到「一個人」和「另一個人」的互動,不一定要以金錢或利益作聯繫的媒介:截順風車那天協助攝影的男同 學跟Kiki 說,他覺得在上車的一刻他們和順風車車主脫離了一般司機/乘客的金錢關係,而是以信任建立起新的關 係。「一般的司機會載你是因為你會付錢給他,坐順風車時沒有了用錢來掛鈎的關係讓他有很深的感受。」Kiki 說 。 流浪完了,學期末也來了。把功課交出去以後,Kiki 考慮把短片上傳到互聯網,看看有什麼回響、讓人反思以另一 種方式生活的可能;日後她也想帶多點朋友去流浪、或是試着一蚊都不用地流浪...... 「可是也不是為了宣傳什麼宏 大的理念吧。」Kiki 淡淡的笑說。 問 黃怡, 港大二年級生,著有《據報有人寫小說》。喜歡散步,不必上PE 堂後唯一的運動就是在街上走路。高考 時常把溫習場所外判給咖啡店或康文署,4 月初因為趕功課而一直帶着水壺、外套和USB 在校園遊牧。 答 黃嘉祺(Kiki),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一年級生,4 月初因為做功課而在香港流浪、截順風車。聽說在各種奇怪 的地方都能睡着,因此常被母親責罵,不過這特質在流浪時非常有用。平常外出從來不帶太多現金: 「其實正常人 錢包裏該有多少錢啊?」她認真的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