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6到2013：三代《號外》總編對談

主場報道

2013-7-19 16:5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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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鄧小宇 （主持）

陳：陳冠中
曾：曾凡
張：張鐵志

緣起

我曾是《號外》粉。就是那種一提陳冠中、劉天蘭、鄧小宇便會驚嘆當年是那麼美好的讀者。

然後有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我「放棄」了《號外》。

去年末張鐵志當上總編後，頭炮的學民思潮封面故事，引起城中很大回響，我跑了三個報攤才能買到。

有人說：「《號外》回來了！」我想，這個台灣總編如何像召魂那樣，把《號外》召回來？而多年來她遺失了的又是甚麼呢？那回來的又是甚麼呢？還是這個雜誌神話三十多年來的轉變，只不過是見證這個城市的高低起落，從不曾失去過甚麼？

這篇三代《號外》人對談的念頭，就是這樣產生的了。

不知何故，無論我去到哪個藝術展、音樂會、甚至上環的茶家，也總能看見張鐵志的身影。於是膽粗粗跟他提出這個想法，他爽快地回答：「很好呀！」種子就這樣播下。然後，是得知陳冠中這位《號外》的 iconic 人物，獲書展頒 2013 年度作家，七月份回港。立即發電郵邀請黃源順及曾凡，大家對這個建議也很感興趣，可惜 80 年代總編黃源順因公幹離港，未能親身參予。然而他也用文字跟我們分享了一些看法。

再加上鄧小宇答允主持，四個《號外》人聚在一起，成就了這個對談。

《號外》的神話

《號外》

神話始於1976 年 9 月，陳冠中、丘世文、鄧小宇及胡君毅創辦《號外》，內容包括政治、書評、影視、音樂、時裝，被視為當時唯一一本優皮、知識份子雜誌。幾個月後，《號外》正式把英文名定為 City Magazine 。

當時一眾創刊編輯是這樣說的：

「這是香港的第一次。第一次有一本刊物，宣稱香港作為一個如同紐約、巴黎、東京的城市，有其性格、有其文化精血與自我精神。Every great city deserves a city magazine 。」

《號外》，打正旗號是香港這個城市的雜誌。

七十年代初的香港，剛從六六暴動安定下來，殖民政府於1969年舉辦「香港節」，鼓吹建立「香港精神」。但甚麼是「香港精神」？當年7月1日《華僑日報》的社論便提及，「香港精神」其中一重意義在於所有市民對香港有歸屬感。

這聽來跟現在的「家是香港」差不多。港人幾十年來，一直面對身份認同問題。殖民地時代不願當殖民地子民；現在嘛，十有八九只認自己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

七十年代發生的大事，還有廉政公署的成立、海底隧道通車。在這年代，內地剛從文化大革命恢復過，接著是周恩來、毛澤東相繼離世。而四九在香港出生的一代，在歐美留學回來，經過嬉皮士浪潮的洗禮，回港後帶來很多新思維及文化，就像當時本地的一場文藝復興。

《號外》這個神話，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

鄧小宇

鄧：我先談一點個人體驗，就是每每碰見朋友，無論是新知舊雨，總會說：鄧小宇，你做《號外》，嘩，我非常愛看《號外》。《號外》怎樣好，是怎樣的一本雜誌。那時香港多，有你們這邦「號外人」。但聊下去，便發現他們多沒有認真看過《號外》，或者只在髮廊理髮時看，在 Starbucks 喝咖啡時看，並非真正的忠實讀者。

但奇怪的是好多讀者覺得自己很熟悉《號外》，因為他們認同《號外》代表著香港美好的年代。在八、九十年的黃金時期，《號外》變成一個 icon，一個symbol，人們把它神話化，不斷放大它的好、它的精彩。我想會這現象，會為現在的編輯帶來很大壓力。《號外》的神話，是個 myth，還是個袍袱？

張：其實說包袱也算不上。《號外》是一個神話，也是一種精神、一種態度。比如我現在做的時候，不管是做甚麼題目，也要找得到那種精神。還有，現在香港時代氣氛對我來說是比較重要的。

我做的頭幾個月，有人說《號外》有些改變，或者是《號外》回來了。現在我想做的，其實跟早期的《號外》也許是有點相似，就是挖掘這個城市很多新生的文化現象，很多新生的議題，新的思想，新的 lifestyle，甚至很多社會新聞。這個是我理解的早期《號外》。當然，好像小宇說，我其實沒有看過太多，但是那個神話，就像1960年代的美國神話一樣。它很神話，但是有很重要的 inspiration 。

鄧：陳冠中，你是否覺得現在的《號外》，回歸到你創辦時的理想及感覺？

陳：剛做的時候，其實無想清楚。有一點當時有的態度，就是文章應寫給自己跟自己同齡的讀者看，跟他們分享內容。我們並非要辦一本教育雜誌。這在當時是很壞的商業策略，因為我們原以為有跟多跟我及鄧小宇差不多的一類人，我們以為自己蠻正常，但我們宣傳渠道不足，並非一下子可以將目標人士聚集一起。因為創刊時那些都是積極份子，他們非常熱心，所以《號外》才能捱過最初幾個關口 。這些人自願來幫忙，不收費、幫忙影相、寫文章等各種工作。這個精神造就了很多香港神話。

在我們之前的先例，如《中國學生周報》是寫給學生看的。同期在美國的地下報紙，商業上非常成功，如 Village Voice 或者在波士頓時的  Phoenix 、 Real Paper ，這些地下報紙的讀者是同代人。內容很雜、很多樣化，政治、時裝、disco music 、法國電影，它們能同時存在，希望探索時代。這個可能跟《號外》的轉變是一致的。因為我們從來沒說《號外》是政治雜誌，或是時裝雜誌。

張：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對不對，現在的香港跟七十年代的香港確實有點像。我的理解是，七十年代的香港是一個很大的轉變時代。七十年代，我覺得香港在找尋自己的方向。而過去十年，從零三到現在，香港經歷著很大的轉型，從民主到身份認同，確實跟八十、九十年代有點不一樣。這就是我所說，香港現在面臨轉變。

另外，小宇剛提到的話，我現在有了新的答案。《號外》是一個 myth 還是一個 burden ？確實，《號外》絕不能像七十、八十年代一樣，創造那樣大的神話。現在是一個分眾的時代，每個人喜歡不同的媒體，不可能有這麼一個偉大的媒體讓所有人都看。所以我們現在的定位很清楚，也只能夠認識應跟我們氣質相近的，對知識、對文化比較關心的讀者，而不可能統統包覽，成為社會上最大的一個媒體。我想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張鐵志

香港及內地，在六、七十年代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那西方又如何？陳冠中那代的留學生帶回來的嬉皮士文化，並非那種我們常掛在嘴邊的中產。當時的《號外》一點也不中產。嬉皮士是反主流的，他們是在六十年代美國一群反抗習俗、反政府、反 establishment 、反戰，提倡平等權益的青年人。他們批評政府及大財團的貪婪，提倡自由主義的生活。

同一時代，美國出現了一些地下報章，陳冠中提到的 Village Voice ，是其中一份在紐約的地下報章，由幾個人在一個位於紐約 Greenwich Village 的細小住宅單位內創辦，內容包括政治、文化、藝術、音樂、藝評等。

初期的《號外》跟 Village Voice 相似。《號外》創刊地點，也是灣仔譚臣道一個細小單位。在內外環境發生如此巨大轉變的情況下，當時的《號外》內容是很受爭議的，如 1977 年時，他們首次發表關於同性戀的文章《香港的同性圈子及大男人主義》，又有揭露精神病監獄真相的報道等。

當時的《號外》，充滿公共知識份子氣質。

八、九十年代經濟起飛。那個年代是《號外》廣告收入最好的時期，1983 年之前，雜誌一直在虧本。然而也是在那個年代，《號外》被批評為只是一本消費指南，套用陳冠中所說，《號外》的性質，從批判性變成鑑賞性。1988年加入《號外》的黃源順也跟我們分享了八十年代的一些轉變：

「1988年8月我加入《號外》不久，就迎來當年10月（Tina Chow 封面）的大改版，之前的 myth，變成了城市消費生活導向的雜誌，還記得當時我們的口號，是『引領城市生活 緊貼潮流脈搏』，而幕後推手，是當時的總編輯周肅磐，在他的領導下《號外》真正變成一本有定位有固定內容框架的生活雜誌。他為整本雜誌經營出一個能讓讀者（當然包括廣告客戶）有跡可尋、可循的 user friendly 的氣氛環境，一個商業社會認定的 atmosphere 。於是《號外》正式從一個 myth 蛻變為一本摩登城市生活指南，《號外》de-myth了！」

「幸好前人為《號外》留下了豐厚的文化財富。最記得在《號外》期間，我一直放在心裡的一句話是：A Hong Kong Heritage that is ahead of its time ，雖然其實我都不太明白應該怎樣做，才能成為走在時代前沿的香港傳承，但這句就是我做《號外》的明燈。 」

《號外》作為前人留下來的遺產，來到 2003 年。香港歷經沙士爆發、繼而是政改爭拗、國民教育等問題；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崛起，歐美國家出現財政危機，世界強國地位大執位。及至 2013年，時代變遷，正好為《號外》的回歸製造了一個豐饒的環境。從學民思潮、同志平權、佔領中環、七一十年到艾未未與左小祖咒，這些封面故事全都是帶領社會討論的話題。所以有人說，《號外》回來了。那份公共知識份子的使命回來了，那份批判精神回來了。

而領軍的是一位台灣人──《號外》的「回來」好像不得不靠外來力量。張鐵志曾在一個訪問中提到，「正處於巨大變動中的香港，很多東西在死亡在消失，而學民思潮這群九十後，則象徵新的力量正在出現。」rewind 到七十年代創刊，當時的香港、當時的《號外》不就是靠著外來新思維、新衝擊而茁壯成長的嗎？

除了這位台灣主編外，最有趣的還有《號外》的中資背景。 2003 年，內地傳媒集團現代傳播買下《號外》，當廣東道漸漸被變成自由行購物街後，人們問：香港還是香港嗎？當《號外》被內地傳媒大亨邵忠買下，《號外》還能代表這城嗎？

「因為接受外來事物，本土性才強」

曾凡

鄧：《號外》還代表香港文化及本土主義。

我們一向都好注重本地主義，七十年代時，我們並不認為香港只是一個殖民地。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曾凡，你在《號外》期間經常要幫邵忠的集團發展其他媒體，與對大陸，或者大陸與《號外》之間，有甚麼互動呢？

曾：試想為何中國一個出版集團，會看上一本香港雜誌，並且注資買入？我覺得這代表《號外》是最成功在香港立足，並代表這個城市的一本刊物。2003年時，《號外》已差不多有三十年歷史，能立足三十年，一定代表了香港的一些價值。 2003年是中國雜誌百花齊放的階段。那時我們每個月也要到內地，教他們如何做雜誌，好像說如何去定題目，如何做採訪，如何為雜誌定位......他們在兩三年之間便學懂你的經驗。你看現代傳播，出版了這麼多本雜誌，你看《週末畫報》的定位非常清晰，由幾十頁變成幾百頁。我不敢說，《號外》對中國有很大功勞，但或多或少在我們心目中，中國大陸雜誌發展，我們是有份參予的。

以前在香港做雜誌，從沒這種感受，本土便是本土。

陳：我也有這樣的體驗。因為我2000年開始定居北京，那幾年要拍時裝的專題大片，沒有攝影師能做到，連器材也沒有，很多時候要找外援。然後那幾年我幫一些內地雜誌做顧問，那個美編竟從沒見過一張藍紙。 轉眼在2003年、2004年，他們已全部學懂了。

張：我自己在台灣二十年，看見台灣也在追求本地化，作為一種精神的追求。所以我自己很 appreciate 這個本土精神。然後我是一個香港女婿，所以很能 identify 這個香港的本土。現在做《號外》的精神是，我的立場必須是清楚的香港主場。如我們做四月電影主題，當然談的是香港電影怎樣去說一個香港故事。但除了那個香港立場之外，我也希望做一些不同的東西，因為我覺得本土不是封閉，不是不去看外面的東西。

現在我當然很清楚那個中港矛盾的問題，我覺得中港矛盾也不是排斥中國所有的東西，其實我覺得我們要對抗的東西是蠻清楚的，那是中國的某一種霸權，其實這種中國的霸權也壓迫著中國很多獨立文化創意，以至弱勢群體。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跟這個群體做一個連結，做一個 solidarity ，不管是中國內的一些壓力團體，還是一些獨立文化的團體。

我覺得香港可以作為一個平台，為中、港、台作為一個基地。這次我們跟艾未未和左小祖咒做了一個專題，他們在中國不可能發出聲音，如今在香港做封面，也是一種聲援。

雖然我是雜誌主編，但這雜誌也不是我一個人做的。其實雜誌只是一個平台，讓更多中港台的朋友在上面發出聲音。我覺得這比較重要，就像呈現香港現在的 best of mine。

陳：其實我一直有思考這個問題。就是香港這個「本土」很奇怪，聽起來很矛盾。它一直接受外來的東西。因為接受，我們的本土性才愈強，如80年代的流行曲，許多都是日本或美國歌改過來的，然後菲律賓人在彈。所以香港的「本土」特色，實際上是吸收了很多外面的東西才建立出來的。

曾：最重要可能並非本土與否，而是回想 1976 年，到底香港發生了甚麼事？ 七十年代末，就是你們那一代從外國留學回來，將那種學識、思潮文化，帶回本土，再帶去不同媒體 。

陳：這個很重要，因為比我們稍為年長的一代，他們出國後是不回來的。他們希望變成外國人。但我們急於回來，這個行動本身，也是一種本土回歸。

陳冠中

「本土化」這個名詞，在中港矛盾日益加深的年頭，變得非常敏感。本土精神體現在《號外》，並非那種非我即他的觀點，而是種富包容性的自身反思，類似「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的大智慧。說實在點，如曾凡提及，在他當家那個年頭的《號外》，因為背後是中資的現代傳播，涉獵中國題材是必然的，但編輯們還是會跟中港兩地的同類現象放在一起，既說香港的地道牛雜，也談北京小吃豬雜，從飲食習慣看香港與中國，從而解讀城市。眼光放得遠大，才能對自己有深刻的反省，這是《號外》人珍而重之的本土性。

一如陳冠中在《香港未完成的實驗》所言：「還記得上世紀九十年代，很多香港人去了北美澳紐移民或旅行，當地人抱怨香港人（當然其實只是部份香港人）不守過馬路規則、開車超速，也有人說都是你們香港人財大氣粗抬高了房價。」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說話常以族群為單位，譬如說香港人如何如何，大陸人如何如何，這只是習慣，可以理解。有時候也不恰當，但情有可原。我只希望大家在公共領域和媒體包括社交媒體上多點自律，不要輕易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不要上升到族群的層面。」

「自律應該最嚴的是著書立說以及寫臉書的評論家們，即有公共影響力、有較多話語權的媒體人和公共知識份子。」

《號外》與新媒體

鄧：雜誌與書的生存模式分別在於，一本書可以輸，因只出一次，輸了可以說是眼光問題，下一本書要能賺的。但雜誌是期刊，如果沒有商業元素，廣告客戶不足，那便沒有生存空間。除非大老闆覺得《號外》是為集團省招牌，可以賺少些，甚至虧本。

現在《號外》在廣告及 editorial 上如何平衡呢？

張：我記得剛開始的時候，我們一月做學民思潮，二月做同志。梁文道問：你不擔心廣告商嗎？雜誌看起來廣告好像少了很多。

其實我覺得不是，當然在 structure上有點改變，以前很多 luxury 商品介紹放在雜誌前半部，或是前半面。現在我們只是把它放在後面，然後將 cover story 搬到前面來。所以對 lifestyle 的介紹，總體沒有少很多。

第二點我覺得蠻有趣的，就是小宇說《號外》的改變，其實現在的香港有一種新氣氛──每一個年代都有一種新氣氛。我覺得現在的香港，某程度上蠻關心一些公共議題。我們的 sales 去找廣告客戶，他們的員工也會說，其實我也很關心社會的。

二月，當我們做黃耀明、何韻詩那個封面時，本來沒有找廣告贊助的，後來卻得到了衣服贊助。所以我認為，香港現在有了新氣氛，我們想要做的，就是在 editorial 上抓住那個氣氛，同時不至於影響到廣告。那起碼做到現在，就是七月，雖然這半年《號外》有更多社會性、政治性的內容，可是並沒有把廣告商嚇跑。不是說有增加，但起碼不反感。

我做《號外》，也希望像冠中所說做給同類人看。一方面也會想一些策略，怎樣可以吸引到大家。譬如說同志，我們覺得把opinion leaders 放在封面，可能在香港能夠 make some noise 。

陳：在七十年代，我們亦有寫過同性戀專題。當時因為有人駡，立刻吸引了當時同性戀的活躍份子，說要幫我們寫專欄。於是我便開了專欄給他們。現在張鐵志有點像這個。當你想做某一題材，很多人會跑過來希望一起做，因為太碎片化之後，大家又可以回歸一個中心平台，可以一起閱讀，一起分享。網站也好、雜誌也一樣，現在都有種聚焦的感覺。

張：就像我剛才所說，我覺得現在的氣氛在變。香港搞藝術的年輕人也關心社會。其實我覺得那個主場不在香港，而是全世界。因為 social media 的出現，討論很多，像《主場新聞》就提供了很多公共議題的討論，中國的微博也一樣。因為《號外》沒有自己的 website，所以當有些新媒體出現，像《主場新聞》，是蠻適合一起做的。

我自己覺得，《主場新聞》成功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像我剛才談《號外》一樣，都是 agenda setting。雖然《主場新聞》是編輯外面很多的新聞，或者是 blogger，但他們的網站是強烈主導議題的，《號外》也是 。《號外》有個好處，就是因為你們前人努力，為雜誌帶來了名聲。雖然現在有很多發表平台，但當我們邀請朋友寫稿的時候，大家還是很高興。這個就回到了當初所講那個神話地位。

曾凡在對談的尾聲做一個很好的總結。他說，《號外》的編採定位、內容取向其實是社會賦予的。雜誌內容就是反影社會在不同時期的面貌。七十年代的香港，在本地及外國的巨大變化中，產生了很多新思維；八十至九十年代經濟起飛，人人紫醉金迷，當然是消費主導；千禧年後中港兩地來往頻繁，中國專題便會較多。而當下，香港出現很多年青新力量。這群人可能代表這個城市的將來。

大家又再次聚焦在這城，回到本土精神去。

已故香港詩人也斯曾說，一個城市沒有記憶及歷史，只會變得虛偽與短視。當香港某部份歷史正被慢慢抹去的時候，當有人選擇遺忘的時候，從 1976 至現在，它一直將我城的面貌，記錄下來。這就是《號外》，Our City Magazine。

-AY（場地提供：Common Ground）

香港未完成的實驗

(香港書展2013年度作家陳冠中，7月18日出席分享會「香港未完成的實驗」，本文為他的發言稿全文。)

香港未完成的實驗。

2000年那年，我一如以往，將自己的一些舊作交給了梁秉鈞先生，請他編輯成書並替我找出版社。這次他問說交給一家新出版社以示支持好不好？我同意了。這就成了指南針出版社在2001年替我出版的文章集《香港未完成的實驗》，銷售量很低，很少人注意到。裏面，有一篇同名的文章，曾經在明報刊登，首次發表日期是1998年3月27日，回歸後不到一年。我在那篇也叫做《香港未完成的實驗》的文章裏寫下了這樣的一些句子：

「香港也是人類最偉大的成功實驗之一。」

「香港的實驗還有未完成的部份嗎？我們不是『什麼都有』了嗎？作為戰後嬰兒潮代的一份子，我還有一種痛，而相信同代很多人會有同感。那就是民主。或者說，以市民普選出代議決策者和行政長官的制度。」

「我相信香港民主也會有改進，只是慢了一點，慢得有點荒謬。」

「民主是香港未完成的實驗，其他實驗的成果不會因為民主的成形而失敗，因為民主是整個實驗的一部份。有了民主，這一代人才完成任務。」

「要完成，就在這一代。」

這是在十五年前寫的。

今天，我想繼續講香港未完成的實驗，香港未竟之業，這一代香港人未了的心願，早該完成的任務、必須達成的使命。

感謝香港書展給我這個機會，感謝大家來聽我演講。我們知道語言既是理性商討的重要工具也可以包裝虛偽、蠱惑人心，說話是有後果的、要負責任的。作為香港人，我覺得有責任將我經過深思熟慮的一些意見完整的講出來，雖然這些意見很多人會不同意。首先我會先簡短的談香港幾個方面的未竟之業，然後專注談當前我們大家最關注的一些議題。我會談到香港與大陸，為什麼我們要多交流，為什麼不該互相羞辱；我會談到本土和自治，以及我們為什麼不能不守基本法；我也會談到我對內地「對港班子」的看法，探討公民直接行動，還會提出我個人的普選方案。

香港不僅止只有民主普選一項未完成的實驗。現在看來，回歸後香港很多方面亦令人失望。譬如以我們的經濟水準，我們的環保事業應做得比現在更好才對。我們在同性戀、少數族群等平權議題上顯得落後於很多同等發達的地區。我們的成熟社區繼續受地產發展威脅和政府發展主義政策的破壞，房價繼續在扼殺老店鋪及年輕人創業、安居的願望。以上世紀70、80年代社會政策的成效和路徑，我們的貧富差距怎麼竟會被容許再度拉開到近年的可恥地步？此外，本來以我們一城之力在本土文化上歷年來的出色表現，我們應以擁有自己的主體文化而自豪才對，但是為什麼殖民地心態往往揮之不去而令我們的政府常常自我膨脹卻同時自我矮化？還有，以香港自由港、移民城市兼旅遊城市的百年傳統，怎麼還會有羞辱來客的行為？

我舉一事為例說一下。每年，特區政府都很樂意給美國的「傳統基金會」表揚說香港是世界自由經濟的模範生。但那個傳統基金會其實是一個很偏激的美國右翼鷹派組織，人家宗旨說得很清楚是為了擴充美國的國家利益，屢屢是美國霸權甚至侵略行為的號角手，經濟理念上奉行的是2007年後已經徹底破產的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這樣的一個偏激的外國組織，我們上一任的特首還滿心歡喜的年復一年的跟它唱和，自我膨脹的吹噓香港第一的同時，卻又自我矮化的拉著香港去替這樣的一個組織背書。其實，當香港被這個基金會摸頭的時候，我們應感到羞恥才對。反過來說，當它不再吹捧香港的時候，香港大概是做對了一些事情，譬如說正在重建公屋打擊地產霸權。

香港有一項大家樂道的成功實驗，就是從1948年開始經過長達半世紀、幾代人一再複習的清潔香港運動，漸漸香港減少了隨地亂扔垃圾的垃圾蟲。而一代接一代的小學公民科的教育，使不少香港人也不再在公共場所喧嘩，學會了排隊，學會了在公共空間彼此尊重。但我們要明白，這些都是香港人長年學習回來的新習慣，變成民風也是不太久以前的事情。

還記得上世紀九十年代很多香港人去了北美澳紐移民或旅行，當地人抱怨香港人（當然其實只是部份香港人）不守過馬路規則、開車超速，也有人說都是你們香港人財大氣粗抬高了房價。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說話常以族群為單位，譬如說香港人如何如何，大陸人如何如何，這只是習慣，可以理解。有時候也不恰當，但情有可原。我只希望大家在公共領域和媒體包括社交媒體上多點自律，不要輕易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不要上升到族群的層面。

自律應該最嚴的是著書立說以及寫臉書的評論家們，即有公共影響力、有較多話語權的媒體人和公共知識份子。

也許有的寫評論的人會批評我說，這麼基本的常識你以為我們不懂嗎？我深信大家都懂，但既然是基本的常識為什麼還是有人要上升到族群層面，還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那豈不是在濫用社會公器，故意煽動或嘩眾取寵？

香港有很多傑出的寫政論時評的文字工作者，大家是不是可以多點互相勉勵，勇敢的拿出自己真與善的一面，讓語言和文字成為社會中真與善的守護者，而不是真與善的嘲諷者。

我們是否可以試著改進，減少為逞一時口舌之快，以情害意，至少保證不用仇恨和歧視的語言？

我們是否可以不要為了煽情而故意以偏概全，或以本土優先之名作為歧視性言論的通行證。

我們不應誇大兩地差異，絕對化兩地民眾。動輒把兩地文化說成本質上的對立，這不僅是不道德的，還是實證上、理據上不成立的。

族群歧視的言論，除了在道德上可恥外，還損害香港的利益。港人的族群歧視言行若真的激惹了大陸的民眾，誰最高興？最高興的是那些不在乎香港未來好與不好，只希望挑起兩地民眾矛盾的人，以及那些想用強硬手段對付香港的人。他們會挑動說：看，港人抓住機會就羞辱、謾駡中國，現在大陸很多民眾對香港的亂象很擔憂，形勢要求我們必須用更有效的手段促進人心回歸，強化國家對特區的管控，這是有民意基礎的。

港人以族群為單位羞辱人，不單是香港之恥，恐怕還正是這些鷹派人士所樂見，事實上有助於兩地那些謀求早日改變一國兩制特區管治形態、溶解香港真自治的政治勢力。

香港從來不是以多麼熱情、好客或有禮貌著稱，世界上的確有比我們熱情好客有禮的地方，不過香港人也不特別排拒外來人，至少不會對外來人抱有敵意。香港人對陌生人不見得多麼和顏悅色，但是我們以前不會故意不禮貌以至傷害陌生人感情。作為百多年商業旅遊的自由港，我們也有過門就是客的觀念，知道不能趕客。

外來人到香港旅遊、公幹或討生活，都可以感到最基本的安全，能享有不受歧視的保障，這應是文明開放社會的起碼條件，是與自由法治一樣核心的價值觀、一樣值得堅守的香港傳統。

香港還有街坊觀念，即睦鄰的美德。坊眾不是家人，沒那麼親，更談不上愛，背後大家也會揭人之短，但見面客客氣氣，偶然串串門家長裏短，交換點小恩小惠，日子久了，相處中也生出彼此理解與感情。這未嘗不是功利，但沒有不好。

如果我們能夠做到友善、好客、有禮貌，那當然更好。但至少要做到不羞辱陌生人、不恐嚇外來人。而何況我們也別無選擇，必須跟鄰區和睦相處。

如果以本土利益為名羞辱外來人，香港就不是我們熟悉的香港了，那麼，我們以為在維護本土，其實恰恰是毀掉了本土最珍貴的傳統。

我是一個移民，1956年才到香港，但我以香港作為故土。1980年我在明報發表過一篇叫《香港人的香港？》的文章，裏面寫了這麼一句：「現在的問題是怎樣邀請香港人登上歷史的舞臺。」

大概從1976年創辦《號外》雜誌開始，我就很有本土意識，做過現在叫建構香港本土主體性的文化和政治嘗試。

換言之，我是一個本土派。

但我始終自我期許的是，始於本土、立足本土，但不限於本土，時刻不忘記我們是活在一個開放社會，是需要包容差異、尊重多元，是要睦鄰，善待外來人、配備地球村世界公民的道德觀、配備自由社會公民的價值觀的。

本土主義一旦走到極端，就可能變成自我膨脹的地方沙文主義，成為一種排外的民族主義，甚至是一種極端的族群（種族）主義。極端者之間的語言和邏輯何其相似，皆視某一特定外間或新來的族群為假想敵，把別人能說成多不堪就說成多不堪，同一種自大心態、同一種漫罵式的語言，競相以自己最醜陋的面貌示人。這種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邏輯，勇於內鬥上綱上線的暴力語言和亂扣帽子的誅心之論，販賣的只是廉價的怨和憎。

但我們不能因此放棄本土，我們的主場。我們要維護香港的主體性。我們要做個理智的、勇敢的本土派，一個支持多元開放社會的本土派，尊重自己本土，也尊重他人、尊重不同的多元文化。香港與大陸一衣帶水，民間交流從未斷過，80年代及後，交往日趨綿密，千絲萬縷。

首先是香港人往北飄流去到廣東各地開廠創業，帶旺了廣東經濟。是香港人先主動去融合粵港經濟、促進區域交流的。及後更多港人北上，包括很多有一技之長的專業人士，深度介入，全方位參與大陸的改革開放，其中當然有賢有不肖，有正面也有負面的效應。

正面的看，更有不少有心的港人在各領域幫助了內地改革，為內地社會作出奉獻，協同建立了不少經濟、社會、文化以至政法的內地新規範。

三十多年下來，千萬種形態、千萬種個人的理由，兩地民間已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經很大程度上形成一個經濟分工圈甚至一個社會文化生活生態的共同體。不少香港人已參與其中。甚至可以說，兩地民間已經是局部的共生共進化的。

叫本土香港人不要關注大陸，與大陸脫鉤，那等於是叫港人自己否定自己過去的三十年。這樣的本土主義是脫離現實、目光如豆的狹隘本土主義，是腦筋膠化的本土主義 — 把自己的頭塞進地下還以為自己是在接地氣的本土主義。

香港的各種人各種事業已在大陸盤根錯結，兩地交流將源源不絕，不能分割。香港人當然要極度關注大陸，包括政治上的關注。

不過，在此同時，我們要知道交流就是水的交叉互流，可以說交流就是井水溝河水，也免不了河水時而犯井水。香港與大陸民間在過去三十多年何只是河水犯井水，簡直是百川交流，大小水流互溝、互相混合。誰敢說民間不能交流，民間不應河水犯井水？

民間組織亦然，很多民間組織都是為他鄉的人服務的，兩地民間組織當然要交流，互相學習、互相支援。民間的互動就是井水河水互溝，間或河水犯井水、井水犯河水，民間的事主動權在民間。只有兩地的政府是應該河水不犯井水的。

香港特區政府和官員不能犯大陸各級政府，反之亦然。兩地政府都有對應的窗口，沒有從屬關係，可以溝通以至製訂平等互利的契約，但不應介入、干預對方的內務，這才叫河水不犯井水。根據基本法，兩地政府沒有法理根據干預對方，也沒有法理根據阻止民間交流。

「井水不犯河水」或「河水不犯井水」這種話應當是衝著政府說的，而不是對民間說的。

但民間交流不是說政府可以放軟手腳不做實務。恰恰相反，交流比不交流需要更多公共資源、設施與基建，並意味著更複雜的梳理。任何交流都有界外的衍生問題，人與人接觸多了，免不了會有磨擦，現在兩地關係前所未有的密切，政府當然不能缺席。

提供公共物品就是政府的責任之一。香港既成事實是每年要接待近四千萬入境旅客，政府有責任為這個事實做相應的準備，包括在過客多的地區提供足夠而且方便的公共物品，例如有清楚指引的路標、歇腳坐椅、免費飲水機和……公廁。沒錯，請在遊客區多提供清楚易尋、設計精巧、清理勤密的公廁。既要遊客來，就要提供遊客需要的公共物品，政府責無旁貸。

香港是高效率的大城市，有著彈性甚大的吞吐量，但再大的吞吐量也會有出現飽和的時候。鄰區的人口基數太大，對跨境事務的適中調控是有必要的。正如一個每天上演、極受歡迎的免費演唱會，也不可能一下子容納所有想進場的觀眾，所以要定量派票讓觀眾分日進場。這樣的措施不表示免費演唱會不歡迎觀眾或歧視來客，也不表示演唱會中敞開大門任何人都可以隨時入場。適當的限量往往能讓觀眾有更好的體驗，何況這場演出是長期每天都在上演的。

換句話說，作為主場的管理者與合作派票者應該商討協作，做有序管理。只要主場管理者稱職，主場的民眾用不著走向極端，既不用排外趕客，也不會變得全被動不設防。

威脅到主場的，不是鄰區的民眾，而是主場自己的管理失誤。如果出現混亂和資源不足，錯不在合法地被容許入場的觀眾，也不在主場的一般接待者，而是主場的管理者和合作派票者的失職，包括試錯後未能及時矯正或矯枉過正。

任何地方的民間交流都會帶來好事和壞事，增加相互的瞭解也會產生磨擦。民間交流引起的社會問題往往不容易處理，但並不是都不能處理、調和甚至解決的，不能因此抗拒交流，重要的是政府到位。不斷解決社會難題本來就是政府應做的事。

地方自治也是需要學習的，自主管治也是經一事長一智的過程。可惜，因為體制的安排至今未能理順，特首位子認受性低，行政主導缺正當性，連帶特區公務員的效率神話也褪色。回歸後，特區政府在面對民間交流衍生的界外問題，每每進退失據，使得一些本來可以處理、調和甚至解決的民間跨境交流問題，病變成群情洶湧的社會事件。

我一直也是主張兩地交流與區域合作的「區域主義者」，但在各有主體制度的前題下，區域合作更是需要民間參與、官方「明智」規劃才能找到一攬子發展和流程的最優化路徑的，不是一句加快融合的口號可以解決，也不是一句本土優先的口號就可以替代。從我反對建造港珠澳大橋這一件事，就很能說明狀況。

2006年，廣東要在珠江上游，建一座帶鐵道貨運的深中大橋連接中山和深圳，讓珠江西岸的產品可以運到深圳和香港的港口。這是珠三角區域最優化的共贏方案，惠及珠江西岸、深圳和香港。

但香港的利益集團卻成功的遊說了中央某些人，把廣東的計劃壓下，不惜延誤多年也要交給港商在距離更遠的珠江下游建造價格比深中大橋高出十幾倍的港珠澳大橋，以利益香港不用跟深圳分享而獨佔珠江西岸的物流。一切說得好像都是為了香港的整體利益。

但港珠澳大橋設計上沒有鐵道，全部要靠汽車。現在，香港人都明白這將是一場災難。不管是貨運車或客運車包括私家車，要讓港珠澳大橋成為有效投資，就需要極大量的汽車跨境而來，否則，港珠澳大橋將是一隻大白象。2007年回歸十年時，我曾在報章上撰文說：「若大橋成功，就表示很多汽車在使用它，其中一大部份將是貨運車，在香港這邊難免產生環境和交通的大量負面界外效果，惡化特區西部已經很嚴重的空氣污染和交通擁堵問題，這難道不損害香港的整體利益？這還沒說到淤泥妨礙珠三角排洪、中華白海豚生態圈受威脅等環保考慮。真不知道港珠澳大橋項目的環保及交通可行性評估是怎麼過關的。」

你能說那些遊說中央停止廣東建深中大橋而讓香港建港珠澳大橋的香港利益集團不是為了香港的利益嗎？你能說他們不是在實行本土優先嗎？但最後他們的作為會不會是害了香港? 當然這個本土優先也是一種公關說詞，是向大資本及有關專業傾斜的。

擱置多年的深中大橋計劃現在改稱深中通道，2012年廣東已決定重新開動。

不管是大量汽車跨境而來，還是使用量不足，港珠澳大橋都將是特區政府幾年後的一隻燙手山芋。

我是希望特區政府是一個有能、有為、有自主性的政府的。

特區政府公權不彰、管治失靈，絕非香港之福。

特首認受性越低，就越有可能要依賴中聯辦出手爭取所謂建制人士的支持。特區政府自己越是不能把關做好份內事，那麼內地對港班子就會越發不可遏制的做出越俎代庖的行為。

內地政府的港澳辦、中聯辦以及黨、軍、人大、府院部委、安全部門等官僚編制龐大的香港事務人員，他們還沒有全面治港，我暫稱他們為「內地對港班子」。

我不稱內地對港班子為「治港班子」，是表示對特區政府仍有寄望，寄望通過普選，特首位子有了正當性，選賢與能，公務員恢復士氣、恪守專業，問責官員嚴於律己爭取市民信任，特區政府終於能夠做到自重、自主、真的自治

我曾說特區政府不能不「親中」，就是說，香港特首和特區政府是不能親別的國家多過親中國的。

至於香港的平民老百姓，我覺得愛國、愛港、或又愛國又愛港，都是我們可以選擇追求的價值觀，適中的愛大概都有正面價值，而且並不相互排斥，但同樣重要的是就算你既不愛國也不愛港，你仍有權不受壓迫的在香港居住，繼續做香港自由人。

我個人不會投票支持一個親別國多過親中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候選人。我不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和政府可以不「親中」。

但這不表示香港政府要失去自主性。內地各地方政府尚且懂得跟中央政府博奕，作為一國兩制下的自治特區的政府當然更要站在本土立場跟內地該合作的時候合作、該較勁的時候較勁。

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二條原文，「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中央人民政府是指國務院，國務院所轄部委之上級別的有總理副總理和國務委員，之上還有國家主席副主席和全國人大，也就是說除了國務院所屬部門之上的這些國家領導人和國家機構以外，香港特區政府不應違背基本法、接受國務院下屬部門及各級黨、特、軍、警機構耳提面命。香港特區政府要自重，不要自我矮化，知道自己在法理上並不受命、受管於國務院下屬的港澳辦和中聯辦。

代表香港的利益、履行高度自治是特區政府的根本使命。一國兩制的重心在兩制，一國當然是不變的現實，但兩制才是這個設計的精髓。如果只有一種制度，那就只說一國就可以了，何必在一國後面加上兩制？一國一制同義反覆沒有歧義，說一國一制簡直是多此一舉。兩制才是出現一國兩制之說的原由。鄧小平的創舉是提出兩制，一國保有兩個不同的制度，說明兩制才是一國兩制整體概念的重點，是大家致力所在。

我較早還說過特區政府要做到「安中護港」，但我當時所說的安中護港跟現在一些建制派所說的護港不是一回事，不過他們也有權談護港，我們各自表述。我說的安中護港是要強調在不脫離一國的前提下，護住香港這一制度，而護住香港這一制度就是在覆行一國兩制了。特區政府的任務就是站在香港立場，防止香港的機制變成一國下的另一制，破壞了一國兩制的設計而淪為一國假兩制或一國一制。

一國之下，香港維護好自己這一制，特區留在一國內，保障中央政府依法享有的權利，一國兩制在法理上、實質上就已經落實了。如果有內地對港人員想伸手管香港事務，那就是有意攪局要破壞、改變一國兩制。

可惜現在安中護港好像已經由不得特區政府了。特區行政首長的位子缺乏認受性，更有很多港人認為內地對港班子蠶食了特區政府的自主性，製造了安中不護港、護港不安中的不穩定局面。

有一點事實我們要記住，內地對港班子是不愛港的。或許，內地對港班子應該去接受愛港教育。但他們不愛港是可以理解的，憑什麼我們可以要求不是港人的內地官員一定要愛港？但反過來也有一問，我們憑什麼要把香港的自治命運交在不愛港、不愛一國兩制香港這一制度的人手裏？

內地對港班子是不會愛港的，這點還是值得記住的。他們並不見得都想害香港，說不定他們中間也有人是主觀上希望香港好的，但一般而言他們大概較不容易生起為香港人民服務之心，他們有的可能很忠誠的在執行國家的政策，但一定也會有更看重自己任屆內的各種現實利益的，而其所權衡的利益不一定符合香港的利益，甚至也並不符合國家的利益。

內地對港班子也並不是一個一致的利益體。他們政出多門、各伸其手，有的更各施各法套取自己的利益。個別的對港班子成員更可能挾地自重，或為了增經費擴編制樹政績無是生非，甚至認為特區政府積弱對他們有利，因為這樣中央政府唯有更依賴他們來治港了。這在中國以往一些封疆大吏的作為中可見一斑。

更有一種說法：「我們不怕香港亂，大亂才能大治」。不管這句話是出自什麼語錄，沒有比「大亂才能達到大治」這種耳熟能詳的話語套句更愚蠢、更不負責任、更居心叵測、更反人道和違反歷史實證的了。

香港人要自己爭氣，但也要有爭氣的政府。說來奇怪，我們要求特區政府守穩自己的一制，做到一國兩制的真自治，那不是本該如此嗎？那不是中英聯合聲明承諾和基本法規定的嗎？

為什麼這樣一項人人皆知的香港自治常識 — 港人治港、香港特區高度自治 — 還要一再提出？自治不應該變成敏感詞，一國兩制的實驗成功與否就是看香港是否享有真自治。

我不僅是個本土派，還是個支持香港高度自治的自治派。

1982年頭，我參與創辦一本叫《國際城市》的新聞週刊，其中一期就做了香港自治的封面專題，那是在戴卓爾訪中國前夕。我當時認定城邦自治是香港的出路。

中英聯合聲明以至基本法發佈後，香港回歸已定，我不再使用城邦一詞，接受特區之稱，因為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已經成為港人治港、香港高度自治的正式政治安排。

至今，我仍然認為一國兩制香港特區高度自治這個基本法的安排是在現實條件下香港可以接受的最優化政治方案。

基本法很多條文我都不以為然，但我認為我們應該給基本法一個機會。基本法雖然在1989年六四慘案發生後，作出了修訂才通過，但是它核心文本的成形是在氣氛對香港比較有利的八十年代中後期，本質上還是一個維護一國兩制香港特區自治、帶著自由主義憲政性質的憲法文本。基本法是有北方人說的擰巴、廣東人說的扭擰的條文，如參加普選的特首候選人反而是要由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等等，反映當年起草委員與通過法案的人大代表的有限識見或故意的陷阱設立。但正如思想家哈貝瑪斯論憲法時說，有時候不完全理想的憲法也比沒有憲法或把憲法推倒重來可取，更何況基本法還包含著特區自治、司法獨立、人身保障、表達自由以及民主普選的內容，是一國兩制香港普選民主自治憲政最重要的保障。

脫離一國兩制基本法談民主和自治甚至獨立，或許是一種政治理想主義，以不妥協為姿態，好像是站在道德的高地，其實是空想的民主、盲動的自治。將大部份港人支持的民主普選訴求引至不顧基本法的信口開河，效果只是分散了民主力量，降低了社會各界達成真普選共識的機率。

現在我們必須眾志成城的去貫徹一國兩制的承諾和基本法規定的真普選、真自治，最好減少內耗，不做沒有基本法根據的動作。

基本法有啟動修改的機制，但門檻高、難度更高，最終修改權在全國人大。今天的中國已不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了，你想改基本法，對手可能更想改。改變基本法像是舞雙刃劍，是香港冒不起的風險。啟動基本法修改將無可避免的打開潘朵拉的魔盒。

不遵守基本法更不是選項。

所以，我一直堅持說，不管多艱難，我們都要在基本法框架下實現普選民主自治憲政。

落實一國兩制特區真自治，這也是香港一項尚在進行中的實驗，成敗言之過早，而香港的真自治和有效管治，需要一個有認受性的政府，所以普選特首代替小圈子選舉就是最關鍵的一步。

普選代議民主是一種形式民主，但形式民主制度在憲政上的確立在此時此刻是極其重要的，它不是萬能但沒它萬萬不能。

依基本法產生一國兩制香港特區的普選特首和立法會議員，讓普選的特首和立法會定期輪替，香港才能結束回歸後的冗長過渡期，消解十多年來的政治不確定狀態，正式進入特區政治的正常期。增加特首和立法會的代表性，加強特區政府施政的認受性，確立特區行政主導的正當性，一個真正的普選是香港全民各階層的共同核心利益。

不論是建制派、泛民還是無黨無派的社會人士，根據基本法達成2017年特首真普選的共識，才是最務實、最勇敢、最愛護香港的行為。真普選是香港的光榮革命。

如果普及而公平的特首真普選不被安排在2017年實現，那麼以香港現在的實際情況，我認為非暴力的公民真接行動是無可避免的了。

和平佔中之議一出，已經有一個明顯的效果，就是讓大家的思路都聚焦了。

和平佔中是預先張揚的戰術，卻是渴望不被使用的戰略性戰術。

和平佔中是公開的秘密武器，援用的是不對稱戰術。所謂不對稱，因為雙方的力量其實是有距離的，弱的一方先出手，風險很大，往往不成功則重傷自己，只不過強的一方也會感受到幾乎不可承受的痛。

大家都知道中國承受得起這樣的衝擊。現在這點衝擊對中國來說算得了什麼？

不過話說回來，香港也承受得起，不光是經濟上承受得起，民主運動就算受重挫，也不會死，說不定會更頑強。

和平佔中雙方都會有傷，程度各異，但都承受得起。

所以，不要對和平佔中的一次性效果抱有不切實際的希望。

佔了一次，不見得能換來真普選，可能需要升級、變形再佔一次以至多次。

無可否認，和平佔中是有殺傷力的重招數，但不是所謂終極一招，因為沒有所謂終極一招，有需要的話，非暴力的公民直接行動可以層出不窮。

和平佔中是香港民主運動當前最利害的戰略性戰術，只是，用了這招，真普選民主也不一定能實現，但現在越來越多港人相信，不是預先張揚要用上這招，2017年特首真普選肯定不會兌現。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是香港社會最大的懸念，拖延必定引起焦慮，若真的發生和平佔中，拖延者難辭其咎。我們可以這樣判斷：拖延就是想引發佔中。

和平佔中將是被逼出來的。是給誰逼出來的？看樣子弄不好將是給這屆特區政府逼出來的。

鐵達尼號若收到警告，早點轉彎，不會摔破一隻杯和盤。太晚急轉彎，杯盤狼藉，滿地破碎。不轉彎，結果撞上冰山。

其實，我們大家都在一條船上，誰都看不到水下的冰山有多大。不要以為到時候你們一定還能審時度勢、掌控局面。真的出狀況了，總是有人要買單背鍋的，你們也是動輒得咎的一個群體。

如果趁勢順民意，及早推出一套香港人接受的真普選方案，一招消解了和平佔中，這才是特區政府和內地對港班子最體面、最有智慧、表裏都最符合民主真諦的最佳方案。

假設你們現在已經有A方案和B方案，我懇請你們立即設計和啟動C方案。

我假設你們的Ａ方案是：特區政府推出內地對港班子認可的普選方案，並盡量爭取在特區立法會通過。A方案若要預先篩選候選人，大概會被過半的香港人認為是假普選方案。

B方案是一個兩手準備的方案：硬推A方案不果，或過度延誤提案，結果誘發了和平佔中或其他大規模的公民直接行動，驅之不散，這時候你們或被逼或趁機以強硬手段打擊甚至鎮壓反對力量，改變特區管治形態。

推演B方案，我們很難排除一個惡意的可能：並非真普選的A方案是故意推出的，明知道A方案不可能為港人接受，卻藉之誘發佔中以利於採取強硬手段改變特區管治；更不排除早有預謀的以收買、汙名化、策反、潛伏無間道手段分化反對陣營，甚至製造動亂以至暴力事件、煽動群眾失控、闖出大禍來嫁禍和平佔中人士、震嚇港人，並以此為藉口打擊香港民主運動和改變特區管治。

B方案是邪惡的方案。

其實，還有一個方案，一個大家都好過的方案，就是C方案，轉彎的方案：讓特區內部生成符合基本法最優化的真普選方案！

讓大家都贏而不是我大輸而你輸得起。

我是不想佔中的，除非是逼於無奈。

佔中非我所欲見，但若真的是見到佔中那一天，我會參加。我不是為佔中這個行動而行動，我是為支持佔中行動想要達到的訴求、為了真普選而行動。到了被逼佔中的時刻，那就讓我們一起帶著香港人的尊嚴去和平佔中吧。

但我仍抱有一絲希望，希望明年這個時候用不著佔中。

粵語有說：死馬也要當活馬醫。我們認認真真的商討普選吧！

我的原則依然是：不衝擊基本法，依基本法建構普選方案，堅決要在2017年實現特首真普選。

我們的目標是根本的、進取的，但手段是克制的。克制不等於無效、軟弱或妥協。克制是為了成功爭取到2017年特首真普選。

在遵守基本法的前提下，以下是我個人的普選提案大綱：

1) 根據基本法完善特首及立法會由普選產生的一國兩制香港特區憲政民主自治制度。

2) 2016年立法會選舉增加民主普選成份（內容待議）；2020年立法會全部直接普選，取消功能組別議席。

3) 2017年以一人一票辦法普選特首。

4) 2017年特首候選人的提名委員會，完全按2012年的特首選舉委員會產生的辦法產生，即人數為1200人或稍多於1200人，後者的人數增加完全只是為了因應2016年立法會改選後可能增加的立法會成員人數。符合基本法資格參與競選特首候選人的人士只需要獲得150名的提名委員會成員提名（即提名委員會全部人數的八分之一或稍低於八分之一），即可取得特首候選人資格，提名委員不可重複提名，特首候選人的人數至少兩名，不設上限。在缺少任何一名參與競選特首候選人的人士能夠取得150名提名委員提名的情況下，排名第一和第二最高位者自動取得特首候選人資格；在只有一名卻不足兩名參與競選特首候選人的人士能夠取得150名提名委員提名的情況下，排名第二最高位者自動取得第二個特首候選人資格。這是只此一屆作為均衡參與、循序過渡的提名委員會產生辦法。

5) 2022年及其後特首選舉的提名委員會，全部由立法會成員擔任。立法會於2020年全部直接普選後全體組成提名委員會，香港不可能有比這個由全民普選出來、代表整個特區、行之有年、民眾已經相當熟悉、社會持份者都有機會均衡參與並選出代議士的立法會更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委員會組織了。特首候選人的人數不設上限，合基本法資格參與競選特首候選人的人士只需要取得一名立法會成員提名就可以成為特首候選人，每個立法會成員不可以重複提名，但一個以上的立法會成員可以提名或聯合提名相同的一位特首候選人，然後交一人一票普選。

6) 特首選舉設兩輪投票制。第一輪最高得票者取得的有效票若不過半數，最高票的第一名、第二名進入第二輪決選，票高者當選。

7) 第一輪或第二輪取得有效票過半數的當選者交由中央決定任命事宜。

這是我個人的提案，當然也是我願意接受的提案。這不等於說內容都是我原創的或之前沒人提過類似的想法。提案細節最多的是有關兩階段的提名委員會產生及運作的辦法，我希望爭取大家接受這個提名委員會產生及運作的辦法。

不用說這個提案是歡迎理性商討的。我更主動要求將這個普選提案做為一個選項放進更大眾、更有代表性的有關商討議程接受考驗、指正和認可。

我個人認為這個提案是考慮了基本法、可運行性和香港的實際情況之後才提出的一個民主普選方案，不是純抽象理念的那種理想化民主設計，也不是有虧民主大節的妥協，而是完全依據基本法但不背離普及而公平的普選標準及大部份港人認識的實際情況，以基本法與香港人普遍認同的普選民主準則的重疊視野部份作為最大公約數與共識基礎而建構出來的不相互抵觸、不逾越底線但可能已經是最低線的普選方案。

我總覺得應該有人提出一個較接近最低線的真普選方案，作為備案供各方比較，目的是為了增加這次香港社會各界最終達成共識的機率，在2017年實現特首真普選。

讓我鄭重的重複我個人的幾個有關連的政治主張：

一國兩制的特區政府要做到安中護港；

特區政府的自主性和管治功能同樣不能失靈；

特區的政府和立法會的認受唯有靠普選；

遵守基本法的同時要落實真普選、真自治。

現在，我們面前的現實不容樂觀，甚至可以說是很險惡，但此刻我們仍要抱有希望。抱有希望，我們才會願意風雨同路，不離不棄，堅毅忍耐，專注於細緻而不粗暴的據理力爭。

香港人可能已經不相信明天會更好，但我們不能喪失想像明天的能力。

現在，又到了我們共同想像、共同創造明天的時刻。面對現實，想創明天。

我們港人之間已經爭持多年，並已出現很多分歧，但現在不管你站在什麼位置，看對方有多不順眼，你我這次都已走在同一條普選之路上了，我們殊途同歸的都只能往前走，共同穿過一條深層矛盾的隧道。看樣子這次這條隧道又暗又窄又多坑很不好走，如果有人故意去絆倒旁人，結果可能連他自己也站不穩，還不如大家都不做多餘的小動作，互相遷就，甚至必要時讓一點步，這樣大家都能夠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過了隧道，或許大家可望找到較為平坦、平和、平等、平常的共用空間，供大家繼續碰撞與博奕、商討與協作。世途大概將依然險惡，但我們都可以看到更廣闊的天和地、看到明天。

社會進步往往有賴跨世代的堅持，但身為五六十歲人的香港人，我的同代人，我們不能把政制完善的重擔都壓在下一代身上。大家的社會地位、事業成就、見識與財富，都是大家寶貴的本錢，都是到了可以拿出一部份來投資在香港民主事業的時候。沒有任何時候比現在更需要大家，襄助香港的民主自治憲政，履行我們香港人的公民責任。

我們這一代人受香港福蔭，絕大多數衣食無憂，現在正是回報香港的時候。我們很多人弄潮多年，縱橫四海，難道現在眼見波濤洶湧就退縮？難道當「來疑滄海盡成空」的歷史時刻真的來臨，竟然反而見不到我們的身影？難道這次我們就不敢迎浪而立，雙手高舉已成為香港核心價值也是香港核心利益的的民主旗幟？

我們不能只顧慮個人的利益了。到這個年齡，我們要明白自己該做的事情。就讓我們做一次對的事情。做對一次，作為對自己的交待、對香港的交待。一國兩制、普選民主、自治憲政是香港最大的一項未完成的實驗，是我這一代早該完成但至今未竟的任務，是我們的使命，我們的宿命。推動2017年特首真普選的歷史時刻就是現在了，這次大家絕對不能缺席。

呂大樂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長期從事香港社會研究。近著包括《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中產心事──危機之後》、《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Hong Kong: Becoming a Chinese Global City、Hong Kong, China: Learning to Belong to a Nation、《四代香港人》等。評論文章散見於《樂活‧家》、《明報》、《信報》、《東周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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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號外人看人

2013-7-16 19:08:55

號外三十：城市

（原文為《號外三十》（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序言，得作者同意轉載，以讓讀者加深對號外背景的理解）

《號外》第三十二期的「號外編輯部」有這樣一段報告：「《號外》今期又增添了兩篇定期文章：『城市專題』及『號外訪問』，由國際水準的《號外》作家如遲敬意、宣佩佩、宋家聰、鄧小宇、陳守真等執筆，每期刊登，涉及的題材及文章的組織方法，許多都是中文雜誌從來未見過的。...... 『城市專題』是站在香港立場用香港觀點對香港人及香港事作出的表示。『號外訪問』是與『城市專題』相輔相成，訪問的對象是新興一代中真正有表現的城市人物。整個今日香港的新姿態是反映了許多人的智慧和三思：記得不過十年前，很少人會預見本地電視可以發展到怎樣一個地步，本地時裝和本地電子工業怎樣進軍國際市場，或本地金融財務會有怎樣的局面。許多行業都是前無古人，無先例可援，香港今天的道路可說是香港人自己摸出來的。其中，現在四十歲之下的新興階層，作為第一代集體掌握現代知識的香港人，對決定香港的身份功不可沒。『號外訪問』將是他們的紀錄。」

上面一段文字充分表現出《號外》的個性。

一是吹牛。我的意思是做《號外》的讀者需要有幽默感，不可以過分嚴肅，不必要咬文嚼字。當陳冠中報告已找來「國際水準的《號外》作家」來寫「號外訪問」時，讀者應該是邊讀邊笑，心照不宣。

二是對香港社會上種種轉變的觸覺。必須承認，這段文字的確點出了一個新而重要的現象──當時一群土生土長的、年輕的香港人正在打造新香港。當時是香港社會、經濟、文化多元發展的時期，那一代人適逢其會，但同時也努力投入於各種新興行業、各種剛剛開放的社會參與的空間，為香港社會打開了新的局面。訪問這一批 AGENDA-SETTING 的新人物，不再是以前舊式名人訪問的歌功頌德，而是為社會訂出新議程。 SERIOUSLY ，香港人開始有話可說，而且也有話要說。香港社會可以自我學習。外國經驗不是不再重要，而是本地經驗的總結、觀察及意見並不應該再被視為次、不重要。

三也是更重要的，是既然訪問旨不在於抬舉受訪者，也沒有必要恭恭敬敬，怕開罪名人，那麼嚴謹（但不一定嚴肅、古板）的訪問應該另有一種新的寫法和新的訪問態度。從此，訪問不再只是我問你答，也不是受訪者單方面大發偉論，而訪問員和讀者則洗耳恭聽；訪問是一次互動。讀者從訪問中所得到的，不是另一篇官方發言或新聞稿，而是通過訪問員來了解受訪者。訪問不是一份記錄；它是人物描寫，有時更是不同觀點的撞擊、尋根問底的對話。

我敢說，有不少人是因為《號外》的專訪、人物特寫而成為了它的忠實讀者的。

事實上，如果要在三十年的《號外》裡找出最貫徹的元素，我會認為那是「號外式的訪問和人物特寫」。我所指的並非受訪者的類型和名單（必須承認，那是一張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單），也不是頑皮的文字或寫作的方式，而是一種態度。

簡單地說，是《號外》的訪問員會對受訪者有一種看法。有時候，他們刻意保持距離，誰不至於是刁難對方，但顯然是有備而來，沒有打算要客氣一番。有時候，則是「零距離」，而且還老實不客氣，擺明對受訪者有種特殊的感覺。無論如何，訪問不再只是錄音的文字紀錄。

如何處理整個訪問，因人──視乎由誰來訪問誰──而異。有時「抵死」，有時尖銳，有時突出情境，有時是訪問員抒發感情多於記錄對話。是愛或恨、褒或貶，都不重要。因為訪問員一向「立場鮮明」，從來不會遮遮掩掩；關鍵是他們表明是從某一個位置、角度來看一位值得訪問的受訪者。

三十年來，《號外》這一點變得最少。

所以，當這項出版計劃尚在起步階段，很早便有打算收輯大量訪問的稿件。從開始認真翻閱《號外》，翻過十年左右，就肯定專訪、人物特寫就應該獨立成書。沒有這樣的一冊，《號外》的讀者大概也不會放過我吧！

當然，就算是以專訪和人物特寫組成獨立一冊，亦不會減輕在選稿時遇上的困難──第一選有八十二篇。然後在第二次挑選之前，我和編輯（竟然）不是立即「手起刀落」，大量刪減，而是各自遞出一列遺珠。原來大家還有意見，覺得這一篇挺好，那一篇也很不錯，這一位人物很重要，那次訪問可謂經典......。不過，選取的稿件數量增加，反而有一點好處──就是能夠狠心起來，沒可能再左思右想。最後，就是現在讀者手上的樣子。

稿件的先後次序，按出版年月編排。讀者是需要有一點歷史的想像力，才能讀出──為何他是訪問對象？那是甚麼話題？為甚麼由他來訪問他特別有意思──當中的味道。看人、看事，都要有一份歷史自覺。

選稿的考慮嘛，十分簡單。兩點：一是覆蓋面。《號外》的「財產」是人──作者、訪問員、受訪者夠多、夠廣；坦白說，那份名單頗嚇人。過去三十年來未有《號外》（各種方式）「混過」的，「好打有限」。在選稿時，是有心將這個又廣又寬的覆蓋面呈現出來的。

另一點則是好讀。這應該無須多作解釋了。

進行文字處理工作時，我們以盡量保留原文為原則，只把最初出版時的錯字、排版印刷上的錯誤改正過來，並作了一些用字及體例上的統一；遇有與意不清晰者，經原作者校正修改；後加的字句會用[]括號表示，方便讀者閱讀。

最後，感謝李安邀請參與這項編寫計劃，更要向她全情投入，協助解決種種編務上的難題表示謝意。必須感謝陳靜雯在整個過程中提出的意見和提供多方面的協助，難題到她手裡，總可解決，沒有她的參與，整項編輯工作恐怕難以順利完成。很多《號外》內外的朋友都在編輯中提供資料、意見，在此不打算逐一鳴謝，但他們在百忙中抽出時間接受訪問，對我完成這項工作幫助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