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從抗爭行動到理論實踐

——懷念良師益友曾澍基【明報專訊】

對我們那些八十年代參與學生組織的人來說，曾澍基可算是個偶像級人物。他在學運火紅年代帶領社會派與國粹派交鋒的事迹，廣泛流傳。他所寫的文章，直接和間接啟蒙了很多組織中人。後來我成為他的碩士生，滿心歡喜。能夠和他共事二十年，在很多研究項目緊密合作，也是一種榮幸。

澍基是個風雲人物，待人接物卻沒有架子。無論與他是否熟絡，同事或學生，稱呼他一聲曾基，他一樣友善回應。他雖然出鏡不多，但知名度很高，那是因為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颳到香港，他在關鍵時刻，指出聯繫匯率制度的漏洞，提出改善建議並得到採納，成為拯救香港金融體系的英雄。知道他的歷史，以及關心經濟社會政策的人，都會知道他遠遠不只是金融專家，而是一個從抗爭行動轉到理論實踐，推動社會變革的知識分子。

不只是金融專家

我大概在八四年開始看到曾基的文章。那時的學生組織有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的傳統，也有理想主義傾向，一起研讀香港社運史、中國當代史和馬列毛思想等等，幾乎是每屆幹事例必舉行的活動。知道中國的政治運動和權力鬥爭的史實很容易，明白馬克思如何批判資本主義，甚至用上有關術語批判香港資本主義的種種不公也不算困難。但看到曾基的《香港與中國之間》和《巨龍口裏的明珠》，卻被帶進全新的思想領域。他示範如何活用非官方版本的唯物史觀，具體分析中國和香港問題。他考察香港資本主義所處階段的特性，解構特殊的殖民地形態，大膽地展開香港階級分析。而林彪之死、毛周的逝去、四人幫被捕等等，引發他思考的，不是宮廷權力鬥爭的故事會怎樣發展，而是中國社會主義體制的前途和如何改革的問題。那種追求理想社會的熱情和冷靜分析歷史現實的智慧，洋溢於字裏行間。我那時驚覺社會派原來不只關心本土社會問題，而是極度關注中國的發展。香港和中國，都不是理想社會，都需要變革，但兩者歷史命運不可能分割，也是後來他鼓吹民主回歸的基礎。

我們主修經濟學的，對曾基另一面的發展又有特殊興趣。大概在八十年代初，他開始更用心鑽研經濟學，並且有意識地引介後凱恩斯學派、新馬克思主義學派、結構主義宏觀經濟學等互有淵源的理論，並用之於分析香港經濟。這些經濟學理論，與我們在中大課堂所學的主流經濟學大相逕庭，思想衝擊強烈。大部分經濟學教科書所介紹的，大體而言是新古典經濟學，強調市場對調配資源的好處，只是在處理公共產品以及出現界外效應等「市場失效」的情况，政府才應該干預。而政府干預是例外情况，不是常態。這些理論可謂中庸而偏右。那時候港大的張五常，大力追捧芝加哥學派費利民的思想，強調政府胡亂干預帶來的「政府失效」，比「市場失效」更糟糕。「高斯定律」也受到廣泛宣傳，他相信即使有界外效應，政府也不必干預，清楚界定產權便可達至最高效率。至於香港政府，管治理念是「積極不干預」經常以維護自由市場為由，拒絕任何形式的干預。

掙脫主流意識形態

曾基獨樹一幟，寫了一系列短小文章（後來收錄在《香港政治經濟學》），時而引用經濟大師的理論，時而引用日常生活或電視劇的小故事，說明自由市場的局限﹕市場經濟裏的個體，經常做瑣碎、邊緣和分割的決定，很難保證總體上是最佳效果。微觀主體之間信息不對等，市場力量推動轉移結構轉型的不確定性，放任政策可能造成收入分配兩極化的社會惡果等，都是核心關注。市場經濟中經常出現供需失衡，主流經濟學視之為邁向市場均衡的過程，但他卻經常指出，這可能是由一個非均衡點（disequilibrium）走向另一個非均衡點而已。

姑且撇開哪一個學派更合理的問題不談，曾基在強大的官學一統的意識形態中，掙脫主流，足見他獨立思辨能力之強。在歐美的學術世界，本來就是百家爭鳴，多派林立。香港卻有強大的官學勢力，把自由主義經濟學等同為經濟學的全部，很不健康。人人都知道費利民寫了本Free to Choose，宣揚自由市場，曾基卻介紹我們看Free to Lose，那是用主流經濟學的數理模型來解釋資本主義為什麼出現剝削，作者John Roemer （目前在耶魯大學）是在主流經濟學頂尖的數理型期刊Econometrica發表了剝削和階級理論，再簡化成小書的。香港幾乎無人提過。

重視歷史和現實的分析

曾基最後是否馬克思主義者或結構主義者，都不重要。他的文章有說服力和吸引力，除了表達技巧非常好之外，是它更重視對歷史和現實的分析，以及經濟發展與社會矛盾的互動。戰後香港經濟的成功，不少人歸因於自由經濟，他卻能指出種種歷史因素，把資本和勞動力源源不絕推向香港，造就經濟繁榮。所謂資本主義也有不同形態，香港六七十年代就出現資本集中的過程，踏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在主流的經濟學裏只有統一同質的勞工市場，以及沒有人格身分的資本和信貸市場，他卻分析香港地產資本集中後如何向其產業轉化和滲透。

經濟學這二三十年有很多新發展，修補舊理論的很多缺陷，各學派的界線也有點模糊。今天看來，曾基當年很多文章的「理論包裝」十分樸素，但應用到香港和中國現實卻是原創的，充滿洞見。這些早期的關注，令他保留了獨有的觸覺，一直能透視香港的關鍵問題。

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之後，香港出現新一輪製造業北移的浪潮，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幾乎被吸乾。他在九三年開始警告，香港大有走向「曼哈頓化」（Manhattanization）的趨勢，但在一國兩制下，中港之間沒有完全的資源（特別是人口）流動，單搞金融中心很難為幾百萬人提供充分就業，香港可能陷於「二元經濟」的困擾——世界級的金融專業部門和低技術、低收入部門並存。他又不斷警告，向地產傾斜的經濟結構及泡沫，隨時引發危機。印象很深的是，他在九七年接受《新聞透視》訪問時，說過擔心香港房地產會一直炒到回歸，然後出現「年初一效應」，即熱鬧的年三十晚過後，翌日滿街蕭條的景况。房地產泡沫不久之後就爆破，負資產成為常用字。後來，他提出了優化二元經濟的意見，鼓吹政、商、學要組成「三角聯盟」，為香港經濟製造新的火車頭。

另一例子是香港的壟斷問題。他從七十年代提出關注，九十年代進入消委會大力推動，到政府終於成立競爭事務委員會，並於去年委任他成為委員，整個過程可以看到曾基的遠見和不懈努力的成果。

曾基八月十六日離世，令人惋惜，懷念不已。他一生的貢獻，被充分肯定。我為他做過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在他臨近退休的時候，鼓勵他上臉書，並在我的辦公室示範怎樣開戶。這幾年他很享受在網絡世界跟新舊朋友和粉絲交往，也為我們留下更多的說話和相片。

文×鄭毓盛

編輯 蕭麗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