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 http://folkcn.com/bbs/redirect.php?goto=newpost&tid=6947
http://bloguide.ettoday.com/alexandros/textview.php?file=56320
[作者：南無佛]
普通話是民族共同語，在現代社會裡，一個國家必須有一個代表自己國家的語言，我國就是使用普通話。國家的強大，國際的交流，要求共同語言的標準化。現在，全國上下都在推廣普通話，普通話的推廣十分必要，但關鍵是選擇哪種話作為普通話進而進行推廣呢？那當然是要選擇一種科學、先進的語言作為普通話了，作為普通話應該「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語」，普通話要有普遍性。而選擇一種落後又不科學聽起來又不優美的語言作為一個民族的語言是一個民族的悲哀。
我們先瞭解一下現在我們所說的普通話的歷史。
[400年前的北京話：吳語]
北京自建城以來經歷過了許多個朝代的變遷，自古以來北京話有過多少變化？如何變化？這個問題直到現在還沒有人真正考證過。從歷史上講，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從意大利來的傳教士利馬竇曾用羅馬拼音記錄了大量的當時的北京話，這些記錄至今尚保存著。從利的記錄中可以明白無誤地看出：當時的北京話是有大量入聲字並且沒有zh、ch、sh等翹舌音的語言。這說明了當時的北京話不是現在的北京話，也不是現在的普通話，因為無論北京話還是普通話都不具備這些特徵。同時也說明了北京話和普通話的歷史都超不過400年，400年前的北京話是明朝的官話（考證為吳語）。
[北京出現第二語言：滿語]
滿人入關進駐北京後，為了社區的安全等政治因素，滿人把紫禁城周圍10里之內的漢人全部趕走而專屬滿人居住，這個範圍稱為北京的內城，而10里之外稱為外城。於是，北京城出現了兩個社群：滿人社群和漢人社群，這是階級、語言和居住地域等都十分分明的兩個社群，北京城也就出現了兩種語言：明朝官話和滿語。任何語言都是跟人群一體的，當時北京的兩種語言的地域差別是：內城說滿話，外城說明朝官話。
[滿語的分化——滿式漢語]
滿清在入主中原的初期,曾將保持"國語騎射"作為維護統治的一項基本國策,要求滿人說滿語寫滿文,並在北京城內設立學校,意在推廣滿語滿文,但由於滿語是一種北方民族的語言，滿人草原、叢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滿族短暫的歷史文化局限了滿語的成熟水平，至入關時滿語仍舊是一種比較原始的語言,它的發音和語法都十分的原始不成熟,詞彙量更是少。滿人作為中國的統治者卻不得不面對要使用語言的生活政治現實。
對於常年累月生活在山林的滿人，在北京很多普通平常的東西對他們來說也成了新鮮事物。滿語也難以滿足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在滿人和漢人之間是這樣，在滿人跟滿人之間也同樣無法把日常生活所碰到的東西表達清楚，至於象漢人的建築工程用語、藝術語言、醫學及其它科技用語等高級語言使用則更加無法表達，當時的形勢是滿語在北京面臨無法交流的危機。
面對有幾千年歷史的千錘百煉而成的漢語，滿人雖然奪取了中國的政權，然而其語言卻難以勝任統治中國的使命。此時,面臨著如何統治漢人這個大難題的八旗貴族,又遇到了一個比漢人的抵抗更為頭痛的問題--語言危機。徵服可以使用屠刀,統治就不能只用屠刀了,為了鞏固統治滿足政治需要乃至生活需要,滿人迫切的需要一種能夠很好的表述自己想法的語言,想在短時間內改良豐富滿語顯然不現實。
至此,學講漢語成了滿人唯一的選擇,於是八旗貴族們開始他們邯鄲學步的模仿歷程。小至為了自己日常生活的表達，大至為了統治中國的政治需要，滿人都迫切需要一種能很好地表達自己周圍生活的語言。因此，套用北京漢人的語言（包括詞彙和語音）成了唯一的選擇，滿清這種虛心學習,絕對不是他們所鼓吹的推崇漢文化,實在是為了達到其政治目的無奈之舉,是一種"工作需要",完全屬於不得已而為之。
[第三種北京話的形成——內城北京話(mandarin)]
北京城裡的很多東西，小到一種普通動植物、建築、日常用品等,大到宏偉建築和旖旎風景,用滿語都無法表達！因為滿族人的祖先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植物，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日常用品，這就是當時統治中國的滿族人所遇到的嚴酷的語言現實。滿語要繼續說下去，除了直接使用北京外城漢人的語言的詞彙和模仿他們的語音之外再也沒有第二種可能！北京內城的滿人開始了他們艱難的模仿漢語的歷程。
但是滿語對比漢語有它先天的殘疾，首先，入聲字一下子就全丟了，這就是漢語同音字增多最根本的歷史原因，用滿語套學漢語的發音更是不倫不類，可以肯定地說，這是發音最糟糕的漢語。這種情形非常類似外國人說漢語,而當時八旗貴族說的漢語並不比老外。但是，歷史就是這麼殘酷，滿人的這種蹩腳漢語比起老外的蹩腳漢語要幸運得多了！隨著使用人口的增加，這種讓當時的漢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腳漢語成了清朝統治階級的「共同語言」滿人學講的蹩腳漢語（暫且把這種語言叫做滿式漢語）——這就是早期的普通話（暫時使用英語的稱謂把這種語言稱為mandarin）。
[內城北京話的發展——走出北京內城，形成「官話」]
隨著北京內城的「mandarin」這種蹩腳漢語的形成，在北京內城形成一個固定的說「mandarin」的人群。這個人群就是當時中國的最高統治團體 ——八旗貴族。「mandarin」成為地地道道的清朝統治者的官方語言——「滿清官話」。從「滿清官話」的形成史看，「滿清官話」受滿語的影響主要在語音方面，這是一種不成熟的蹩腳的漢語語音系統，而在詞彙和語法方面的影響則十分有限，從語言的本質上將，「滿清官話」還是應該歸屬於漢語的一種方言而不應該歸屬於滿語的一種方言，不過這是最糟糕的一種漢語方言。
[內城北京話的發展——落地生根，形成「國語」]
「滿清官話」形成後，隨著滿清政權在地域上的延伸，操著「滿清官話」的八旗貴族也就從北京的皇家內城走向中國的每一個角落，於是各地的第一行政長官的口音又成了當地的標準口音。並在當地的上流社會向平民社會不斷地滲透壯大，最終使「滿清官話」成為中國的「國語」。
從地域上來講，中國的北方是滿人活動的主要地區，也是滿語化程度最高的地區。而南方的個別地區，像兩廣、福建等地則由於「山高皇帝遠」而受到較少的影響，入聲字在這幾個地區也得到了較好的保留並直至今日,這也是南方諸語言讀唐詩宋詞比普通話更壓韻更親切的根本原因，也是清代中國沒有著名詩人的根本原因。
有一點要說明的是，mandarin是從北京內城繞過北京外城直接向全中國滲透而形成滿清的「國語」的，所以，北京的外城話並不是真正的「國語」——普通話，雖然「外城北京話」一直受「內城北京話」的影響並不斷演變，但是，正如北京的內城貴族和外城平民百姓是兩個互不相容的兩個社群一樣，「外城北京話」和「內城北京話」是跟階級差別一致的互不相同的兩種語言。所謂的「北京話」一直是兩種：「外城話」和「內城話」，而各地方所稱謂的「北京話」實際是指「內城話（即mandarin）而不是外城漢人所說的「北京話」。外城漢人所說的「北京話」實際是對中國其它方言沒有影響的小語種。
[內城北京話的發展——漢語代表語言地位的確立]
mandarin經過滿清王朝200多年在中國的統治，再經過孫中山政權以一票之優勢對「國語」地位的表決，再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憲法上「國家代表語言」條文制訂，普通話——漢語代表語言地位已經是堅不可摧。
「國語」地位的表決是不能用選舉投票的政治辦法（就算投票吧，也要充分瞭解後再投），科學要用科學的方法。
[內城話北京話在北京的消失]
從語言史上講，普通話不是北京話，而只是北京的內城話，隨著滿清王朝的解體，北京內城的貴族群體也就在北京城裡消失了，因而普通話的真正母體在北京城也已經不復存在了。把普通話硬說成是什麼北京話，這在100多年以前可能還有一半正確，但是在今天還這樣說大錯特錯了，因為「北京話」這個概念變了，已經不再是原來的那個「北京話」了。
北京歷經換代殺戮，普通話的語音詞彙與清朝入關前後滿清旗人學的漢語有關。我們知道普通話的前身叫「官話」，現在見到「官話」一詞的最早的書是傳教士利瑪竇的書。利瑪竇、羅明堅16世紀到中國，找到了跟中國人交際最方便的明代官話，記在他們寫的葡漢辭書《賓主問答辭義》裡，現在我們把它的詞語音標翻譯出來，是吳語。吳語頂著「中原雅音」之名，一直在北京的皇宮裡作為官方標準語使用到乾隆十七年，遼東、幽燕官話的後裔直隸音取得了清代宮廷語音的正音地位。（在日本到1876年才確定把中國語從吳語改為北京語。）實踐中也沒有任何個人或任何語言學家群體是真正的普通話之父，在中國的近代語言學者們要努力創造中國的國語——普通話之前，滿清的統治者們如：道光、慈禧等就已經能說一口標準流利的普通話，真正的普通話之父就是他們——滿清北京內城的皇親貴族。
[普通話和北京話]
明白了普通話的歷史，普通話的概念也就清晰了，其它的「滿語」、「官話」、「國語」、「普通話」、「北京話」和「mandarin」、「漢語」、「方言」這些概念也就不會搞混淆了。從歷史上看，普通話從來就不是現在的北京話，普通話有它自己的歷史。而現在的北京話雖然跟普通話比鄰並一直受普通話的影響和向普通話不斷靠攏，但它從來就沒有真正跟普通話成為一體過，說這兩種話的人也從來都是生活在兩個鮮明不同的社會，所以它們是有區別的兩種漢語方言。
普通話的歷史最直接的史料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國語」一詞是清朝末年提出來的。吳汝綸被認為是最早提到國語這個名稱的學者。1909年（宣統元年），資政院議員江謙正式提出把官話定名為「國語」。這些能清清楚楚地說明普通話是滿族人的一種正腔，並且是只有滿族人而不是其它方言區的人所說的一種正腔，中國沒有任何一種方言比滿族人所說的語腔更接近普通話。
普通話在總體語音特徵上更近於幽燕遼寧話，而不是北京話，離河北冀魯方言則更遠。美國語言學教授鄭錦全曾將《漢語方言詞彙》（北京大學出版社）的詞語用電腦統計，結果是普通話的詞彙與瀋陽話距離最近。
現在的普通話是對漢語發音、詞彙、語法等方面的全面破壞。推廣現在的普通話實際是我們中國人自己對文化的再度摧殘。我古漢語是一種高級的語言（是普通話讓他變成古漢語，而實際還是活生生地在我們漢方言中，現在的普通話不改革就真的要令他作古咯），在方言中的很多文言詞彙就是一中證明，語言發展到了高級階段才會有文言這種簡潔的高概括性。而現今的普通話以革新目的，逐步地滿化，變得粗淺。中國人古有「寧賣祖宗田，不賣祖宗言」的說法，在很多方言都中保留了古漢語的一些影子，成為了普通話必須改革的有利佐證。
有網友說：「日本繼承了唐朝文化，韓國繼承了明朝文化，現在的中國人卻是韃靼（滿人）文化的後代。」
Sunday, 25 July 2010
Wednesday, 21 July 2010
当我们看世界杯时，我们在看什么
2010-07-22 10:13:58大旗虎皮的日记
当然看的是足球，是比赛。但是，还有别的吗？
我们在看“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两种观念的博弈。足球联赛是全球化的隐喻，一个球队的精英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同时占有双重价值：足球技能和明星观赏性，不论你来自哪一个国家，使用什么语言，你必须根据足球产业的规律被安置在相应的位置上，代表俱乐部——全球化背景下的利益共同体的象征，进行竞技和表演。在经济和媒介的角度看，俱乐部联赛是全球化的缩影。
但在世界杯是民族国家间的较量和对话，无论球员还是观众都代表他所在的民族国家，尽管民族国家的特征正在被全球化趋势所改变，比如有的球员加入了其他国籍（想想有多少中国兵乓球运动员代表外国参加比赛吧），但世界杯的核心意义还是每个球星以国家的名义参加比赛，观众更是以民族国家的理念来观看比赛，喜欢皇马的球迷必须把自己的价值诉求放置在某一个国家上，而可怜的我们，那些没有人代表我们参加游戏的国家，则把期待放在了地缘政治和文化传统比较接近的球队上，南非人最后站在了加纳队一边，而我们的解说员明显对韩国、日本和朝鲜倾注了更多力量，这是一种民族国家的假想，一种替代物。正因如此，世界杯受到了政治的重视，受到了皇室和总统们的重视，因为它不是比赛，民族主义的足球就是政治。
世界杯就在这样两种矛盾的力量中展开。
世界杯的另一个隐喻是文化对话。无论你来自什么政。治。体制（今年的朝鲜与数年前的伊拉克就来自代表性国家），来自哪里，来自哪种文化，使用什么语言，不论有多大的交流障碍，我们尝试按照一个规则，进行一场游戏。世界杯是一则异质文化的对话叙事。
当然，世界杯这个叙事不仅仅是文化间的对话，世界杯是一个叙事母体，它是《易经》与章鱼的叙事，是财富与冒险的叙事，是英雄与悲剧的叙事，是激情与爱的叙事，是虚拟的战争叙事，是现代化的叙事，是经济危机的叙事……
世界杯之所以激发大量的伪球迷的热情，更在于，它可以缓解现代个体的存在恐慌。在媒介饱和的社会，个体被媒介分割在自己的空间中（比如soho和宅男），孤独个体通过重大新闻事件验证自己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而世界杯可以让每个观众同步经历一起世界性的事件。我看世界杯，所以我存在。我侃世界杯，所以我与正在发生的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所以，伪球迷真球迷无所谓，重要的是我正在经历，我正在关注，我正在煞有介事地谈论。。。。现代人是很可怜的。
当然看的是足球，是比赛。但是，还有别的吗？
我们在看“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两种观念的博弈。足球联赛是全球化的隐喻，一个球队的精英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同时占有双重价值：足球技能和明星观赏性，不论你来自哪一个国家，使用什么语言，你必须根据足球产业的规律被安置在相应的位置上，代表俱乐部——全球化背景下的利益共同体的象征，进行竞技和表演。在经济和媒介的角度看，俱乐部联赛是全球化的缩影。
但在世界杯是民族国家间的较量和对话，无论球员还是观众都代表他所在的民族国家，尽管民族国家的特征正在被全球化趋势所改变，比如有的球员加入了其他国籍（想想有多少中国兵乓球运动员代表外国参加比赛吧），但世界杯的核心意义还是每个球星以国家的名义参加比赛，观众更是以民族国家的理念来观看比赛，喜欢皇马的球迷必须把自己的价值诉求放置在某一个国家上，而可怜的我们，那些没有人代表我们参加游戏的国家，则把期待放在了地缘政治和文化传统比较接近的球队上，南非人最后站在了加纳队一边，而我们的解说员明显对韩国、日本和朝鲜倾注了更多力量，这是一种民族国家的假想，一种替代物。正因如此，世界杯受到了政治的重视，受到了皇室和总统们的重视，因为它不是比赛，民族主义的足球就是政治。
世界杯就在这样两种矛盾的力量中展开。
世界杯的另一个隐喻是文化对话。无论你来自什么政。治。体制（今年的朝鲜与数年前的伊拉克就来自代表性国家），来自哪里，来自哪种文化，使用什么语言，不论有多大的交流障碍，我们尝试按照一个规则，进行一场游戏。世界杯是一则异质文化的对话叙事。
当然，世界杯这个叙事不仅仅是文化间的对话，世界杯是一个叙事母体，它是《易经》与章鱼的叙事，是财富与冒险的叙事，是英雄与悲剧的叙事，是激情与爱的叙事，是虚拟的战争叙事，是现代化的叙事，是经济危机的叙事……
世界杯之所以激发大量的伪球迷的热情，更在于，它可以缓解现代个体的存在恐慌。在媒介饱和的社会，个体被媒介分割在自己的空间中（比如soho和宅男），孤独个体通过重大新闻事件验证自己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而世界杯可以让每个观众同步经历一起世界性的事件。我看世界杯，所以我存在。我侃世界杯，所以我与正在发生的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所以，伪球迷真球迷无所谓，重要的是我正在经历，我正在关注，我正在煞有介事地谈论。。。。现代人是很可怜的。
保衞大粵語
信報財經新聞（2010-07-20）
＿＿＿＿＿＿＿＿＿＿＿＿＿＿＿＿＿＿＿＿＿＿＿＿＿＿
我是客家人，憂心客家話失傳，但我熱愛粵語。保衞粵語，固可從政治平權、從文化權利去講，但保衞粵語、保育粵語，更應從中文保育來講。
粵語保存中華雅言，珍如拱璧，即使粵語不是有一億人講（實際數字），只有幾百人講，也要保育，也要在學校傳習，特別是香港的情況，正體字、粵語教中文的優良傳統，出於政治意外，由英國殖民政府保存下來，更是文化奇迹，香港人固然要珍惜，大陸人也要理解。北方人立場不同，珍惜不珍惜，由得他們，但不要橫加干預，不准吾人在公共領域和文教機構用粵語。
漢音唐話 文化集成
陳存仁醫師《閱世品人錄—章太炎家書及其他》記載，劉半農（劉復）倡導白話文，求教於章太炎。章說，白話文不自今日始，《毛詩》就是白話詩，《水滸》、《老殘遊記》，用蘇白寫的《海上花列傳》，也是白話文。但是你們寫的白話文，是根據什麼言語做標準的。劉半農侃侃而談：「白話文是以國語為標準，國語即是北京話。」章師聽了大笑，問劉：「你知不知道北京話是什麼話？」劉半農不假思索答說：「是中國明清以來，京城裏人說的話。」章質問：「明朝的話你有什麼考據？」劉半農無言以對。
章以明朝音韻誦讀文天祥《正氣歌》，發音與北京話迥異，說道：「現在的國語，嚴格地說來，含有十分之幾是滿洲人的音韻，好多字音都不是漢人所有。」此話一出，劉半農啞口無言。
廣東人源自古代越族，在漢唐期間接受中原文化，此後關山障隔，免受胡人沾染，邊陲之地，反留有漢音唐風，德國民俗學稱此為文化孤島（德文Kulturinsel），猶如今日要親見唐代之淳厚，宋代之雅緻，要參訪日本京都。又因文人雅士來嶺南施教者，多因貶謫，如韓昌黎、蘇東坡、屈大均，故粵人之文風，最重氣節，常懷整頓中原、匡正天下之心，此洪秀全、康南海、孫中山之義事也。
清末民初，又與西洋接觸，因此廣東話的語音和詞源最為豐富：古代南方民族土語、漢唐中原雅言及西洋翻譯借詞。中文與土語混同千年，修成正果，復加西洋新語，更見活潑。
北方白話，乃至共產中國推行的普通話，語源是明清江浙官話、蒙古滿洲胡音及蘇俄翻譯文體，只混了幾百年，而且混得蕪雜。「我的車讓他給砸了」（我的車被他毀了）。這是北京土話，不是通用中文，今日也成了普通話、白話文了。以北方普通話做中國語文典範，乃是近世中國語文之大災難；中共簡體字那一筆混賬，且不說了。
文書方面，由於粵語語音豐富，聲母二十個，韻母有八十八個（介音三十五個），聲調有九聲（或十聲）。比諸粵語，普通話聲母之數相若，但韻母及聲調少了一半，是故粵語辨義能力大，口語可用單音節詞，不必複音化，文書也隨之簡潔。
北方話講的眼睛、杯子、馬兒、石頭，粵語口語只說眼、杯、馬、石，文書也寫杯、眼、馬、石，一如古文。語法方面，粵語是保存漢唐語法最多的中國方言，口語「我去九龍」，粵曲「富過石崇，窮過蒙正」，都是古文語法，如果是寫文雅中文，廣東人勝於北方人，「我去九龍」變成「吾往九龍」，很是方便，北方人要從「我到九龍去」轉換過來，反而礙事。
粵語雅過普通話
「我返沙田」，變成「吾返沙田」或「吾回沙田」，渾然天成；北方話「我回到沙田去」，要變回古文，迂迴曲折了。北方人堅持用北方話做中文的白話標準，是自知吃虧，自慚形穢，進而改換中文正統，要南方人來遷就，有其私心在也。
共產中國以北方白話為語體文的典範，於是顯得南方粵語「不雅」。廣東人寫「我一生人」，古意盎然，在香港卻被北方來的普通話老師逼迫，要改寫為「我這一輩子」。粵語文言「請勿」不能寫，北方白話「請不要」卻可以；北方土話「甭」，今日也可以入文。
香港火車的口語公告，也有文化體諒，或文化歧視。粵語是「列車即將開出，請勿靠近車門」，好好的六字文言，普通話卻變成「列車即將離開，請不要靠近車門」。粵語是「由於前面的列車尚未開出，本班車將稍為延遲，不便之處，敬請原諒」；普通語是「還未開出」，「尚未」本來是漢唐文言，但對住今日中共調教出來的北方人，講不得「尚未」也。
粵語是「請小心月台空隙」，普通話是「請小心月台的空隙」。北方口語脫離文言久矣，沒了那個「的」字便聽不懂，真的掉下去，會投訴香港的中文不合規範的。廣東人到了北方，普通話再好，也別說「求之不得」、「歡迎之至」、「有何貴幹」、「唯你是問」與「豈有此理」，這些唐話，他們聽不懂。
粵語的「今日」、「明日」來自漢文，普通話教中文的北方老師偏要香港學生改寫「今天」、「明天」，好與土語看齊。廣東人掛在口邊之「唔同」，寫出來是「不同」，北方老師明明懂得的，文書卻要香港學生改寫為「不一樣」。現在街頭聽的、電視廣告講的粵語，竟有「唔一樣」這個語言怪胎，此乃北方之文化霸權。
為了遷就北方口語，香港政黨社民連的綱領口號，不敢寫貼近粵語口語的「沒有抗爭，何來改變？」，要寫討好北方蠻語的「沒有抗爭，哪有改變？」。我六十年代在鄉村讀小學的時候，文書要寫「即使」、「即管」、「就算」、「儘管」的，不能寫「哪怕」的；現在普通話學校的廣東學生，講廣東話，口語也講「哪怕」，不曉得講、也不敢講「即使」了。
「即使」是望文生義的漢字文言，漢末三國已經入文，唐朝的韓愈、杜甫再世，也看得明白；「哪怕」卻是狗屁不通的胡語土談，莫說是宋朝的蘇東坡，就是明朝的王陽明也不懂的。粵語不能在正統學校的中文堂授課，雅言也淪為鄙俚。野蠻取代文雅，你說荒唐不荒唐？滿洲以來，就是如此；中共取代滿洲，也是如此。我之所以反共，嚮往自由之外，就是為了保存中華道統。
霸權不要緊，粵語也霸道，在廣東也排擠了客家話、潮州話和苗、瑤、壯、潼、黎等少數民族語，但粵語語音精密，語法簡明，貫通古文，粵語成為廣東、廣西、海南、南洋諸國及美加華埠的通言，此中既無政府權力威逼，也無文教機構倡導，一切自然生成，豈無合理之處？
黃鐘委棄，瓦釜雷鳴中國之書面語來自文獻傳承而非來自口語交流，是故中國毋須強求言文統一，全國通用之交流口語仍可沿用普通話，學校則應鼓勵方言教中文，書面語須恢復古雅簡明之通用中文，使各方言群體公平使用，而非遷就北方口語，否則中文書面語成為胡漢混雜語之載體，不能以文書帶領口語，反而以口語帶壞文書，中國文化必會江河俱下，中國成為言文鄙俚、舉止無禮之國。
政府取締廣東話於公共空間及中文教學之正當使用，只使粵語淪為私密的部落語，而短話長說、粗鄙不文之北方普通話，反而成為現代中文正統，此黃鐘委棄，瓦釜雷鳴也。
＿＿＿＿＿＿＿＿＿＿＿＿＿＿＿＿＿＿＿＿＿＿＿＿＿＿
我是客家人，憂心客家話失傳，但我熱愛粵語。保衞粵語，固可從政治平權、從文化權利去講，但保衞粵語、保育粵語，更應從中文保育來講。
粵語保存中華雅言，珍如拱璧，即使粵語不是有一億人講（實際數字），只有幾百人講，也要保育，也要在學校傳習，特別是香港的情況，正體字、粵語教中文的優良傳統，出於政治意外，由英國殖民政府保存下來，更是文化奇迹，香港人固然要珍惜，大陸人也要理解。北方人立場不同，珍惜不珍惜，由得他們，但不要橫加干預，不准吾人在公共領域和文教機構用粵語。
漢音唐話 文化集成
陳存仁醫師《閱世品人錄—章太炎家書及其他》記載，劉半農（劉復）倡導白話文，求教於章太炎。章說，白話文不自今日始，《毛詩》就是白話詩，《水滸》、《老殘遊記》，用蘇白寫的《海上花列傳》，也是白話文。但是你們寫的白話文，是根據什麼言語做標準的。劉半農侃侃而談：「白話文是以國語為標準，國語即是北京話。」章師聽了大笑，問劉：「你知不知道北京話是什麼話？」劉半農不假思索答說：「是中國明清以來，京城裏人說的話。」章質問：「明朝的話你有什麼考據？」劉半農無言以對。
章以明朝音韻誦讀文天祥《正氣歌》，發音與北京話迥異，說道：「現在的國語，嚴格地說來，含有十分之幾是滿洲人的音韻，好多字音都不是漢人所有。」此話一出，劉半農啞口無言。
廣東人源自古代越族，在漢唐期間接受中原文化，此後關山障隔，免受胡人沾染，邊陲之地，反留有漢音唐風，德國民俗學稱此為文化孤島（德文Kulturinsel），猶如今日要親見唐代之淳厚，宋代之雅緻，要參訪日本京都。又因文人雅士來嶺南施教者，多因貶謫，如韓昌黎、蘇東坡、屈大均，故粵人之文風，最重氣節，常懷整頓中原、匡正天下之心，此洪秀全、康南海、孫中山之義事也。
清末民初，又與西洋接觸，因此廣東話的語音和詞源最為豐富：古代南方民族土語、漢唐中原雅言及西洋翻譯借詞。中文與土語混同千年，修成正果，復加西洋新語，更見活潑。
北方白話，乃至共產中國推行的普通話，語源是明清江浙官話、蒙古滿洲胡音及蘇俄翻譯文體，只混了幾百年，而且混得蕪雜。「我的車讓他給砸了」（我的車被他毀了）。這是北京土話，不是通用中文，今日也成了普通話、白話文了。以北方普通話做中國語文典範，乃是近世中國語文之大災難；中共簡體字那一筆混賬，且不說了。
文書方面，由於粵語語音豐富，聲母二十個，韻母有八十八個（介音三十五個），聲調有九聲（或十聲）。比諸粵語，普通話聲母之數相若，但韻母及聲調少了一半，是故粵語辨義能力大，口語可用單音節詞，不必複音化，文書也隨之簡潔。
北方話講的眼睛、杯子、馬兒、石頭，粵語口語只說眼、杯、馬、石，文書也寫杯、眼、馬、石，一如古文。語法方面，粵語是保存漢唐語法最多的中國方言，口語「我去九龍」，粵曲「富過石崇，窮過蒙正」，都是古文語法，如果是寫文雅中文，廣東人勝於北方人，「我去九龍」變成「吾往九龍」，很是方便，北方人要從「我到九龍去」轉換過來，反而礙事。
粵語雅過普通話
「我返沙田」，變成「吾返沙田」或「吾回沙田」，渾然天成；北方話「我回到沙田去」，要變回古文，迂迴曲折了。北方人堅持用北方話做中文的白話標準，是自知吃虧，自慚形穢，進而改換中文正統，要南方人來遷就，有其私心在也。
共產中國以北方白話為語體文的典範，於是顯得南方粵語「不雅」。廣東人寫「我一生人」，古意盎然，在香港卻被北方來的普通話老師逼迫，要改寫為「我這一輩子」。粵語文言「請勿」不能寫，北方白話「請不要」卻可以；北方土話「甭」，今日也可以入文。
香港火車的口語公告，也有文化體諒，或文化歧視。粵語是「列車即將開出，請勿靠近車門」，好好的六字文言，普通話卻變成「列車即將離開，請不要靠近車門」。粵語是「由於前面的列車尚未開出，本班車將稍為延遲，不便之處，敬請原諒」；普通語是「還未開出」，「尚未」本來是漢唐文言，但對住今日中共調教出來的北方人，講不得「尚未」也。
粵語是「請小心月台空隙」，普通話是「請小心月台的空隙」。北方口語脫離文言久矣，沒了那個「的」字便聽不懂，真的掉下去，會投訴香港的中文不合規範的。廣東人到了北方，普通話再好，也別說「求之不得」、「歡迎之至」、「有何貴幹」、「唯你是問」與「豈有此理」，這些唐話，他們聽不懂。
粵語的「今日」、「明日」來自漢文，普通話教中文的北方老師偏要香港學生改寫「今天」、「明天」，好與土語看齊。廣東人掛在口邊之「唔同」，寫出來是「不同」，北方老師明明懂得的，文書卻要香港學生改寫為「不一樣」。現在街頭聽的、電視廣告講的粵語，竟有「唔一樣」這個語言怪胎，此乃北方之文化霸權。
為了遷就北方口語，香港政黨社民連的綱領口號，不敢寫貼近粵語口語的「沒有抗爭，何來改變？」，要寫討好北方蠻語的「沒有抗爭，哪有改變？」。我六十年代在鄉村讀小學的時候，文書要寫「即使」、「即管」、「就算」、「儘管」的，不能寫「哪怕」的；現在普通話學校的廣東學生，講廣東話，口語也講「哪怕」，不曉得講、也不敢講「即使」了。
「即使」是望文生義的漢字文言，漢末三國已經入文，唐朝的韓愈、杜甫再世，也看得明白；「哪怕」卻是狗屁不通的胡語土談，莫說是宋朝的蘇東坡，就是明朝的王陽明也不懂的。粵語不能在正統學校的中文堂授課，雅言也淪為鄙俚。野蠻取代文雅，你說荒唐不荒唐？滿洲以來，就是如此；中共取代滿洲，也是如此。我之所以反共，嚮往自由之外，就是為了保存中華道統。
霸權不要緊，粵語也霸道，在廣東也排擠了客家話、潮州話和苗、瑤、壯、潼、黎等少數民族語，但粵語語音精密，語法簡明，貫通古文，粵語成為廣東、廣西、海南、南洋諸國及美加華埠的通言，此中既無政府權力威逼，也無文教機構倡導，一切自然生成，豈無合理之處？
黃鐘委棄，瓦釜雷鳴中國之書面語來自文獻傳承而非來自口語交流，是故中國毋須強求言文統一，全國通用之交流口語仍可沿用普通話，學校則應鼓勵方言教中文，書面語須恢復古雅簡明之通用中文，使各方言群體公平使用，而非遷就北方口語，否則中文書面語成為胡漢混雜語之載體，不能以文書帶領口語，反而以口語帶壞文書，中國文化必會江河俱下，中國成為言文鄙俚、舉止無禮之國。
政府取締廣東話於公共空間及中文教學之正當使用，只使粵語淪為私密的部落語，而短話長說、粗鄙不文之北方普通話，反而成為現代中文正統，此黃鐘委棄，瓦釜雷鳴也。
Monday, 19 July 2010
The resurrection of Guy Debord
The situationist arch-rebel has finally been recognised as a 'national treasure' in France – but would he have appreciated it?
Demonstration in Paris, 30 May 1968 Debord co-founded the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which shaped the Paris student protests of 1968. Photograph: AFP
Guy-Ernest Debord would be spinning in his grave – had he not been cremated following his suicide in 1994. The arch-rebel who prided himself on fully deserving society's "universal hatred" has now officially been recognised as a "national treasure" in his homeland.
The French government has duly stepped in to prevent Yale University from acquiring his personal archives, which contain almost everything he ever produced from the 1950s onwards: films, notes, drafts, unpublished works and corrected proofs, as well as his entire library, typewriter and spectacles. The crowning jewel is, of course, the manuscript of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Debord's devastating pre-emptive strike on virtual reality. The small wooden table on which his magnum opus was composed is also thrown in.
It's difficult to convey how bizarre it is to hear Christine Albanel – Sarkozy's minister of culture – describing the revolutionary Debord as "one of the last great French intellectuals"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 love-in between a resurrected Andreas Baader and Angela Merkel would be only marginally more surprising. Then again, intellectuals have been something of a Gallic speciality ever since the Dreyfus Affair. They're accorded the privileged status usually reserved for the likes of Bono on these shores. Jean-Paul Sartre's funeral, in 1980, attracted some 50,000 punters. I doubt whether Noam Chomsky or Tom Paulin will top that.
But however incongruous her position, Madame Albanel is spot-on: no one – not even his sworn ideological enemies – can deny Debord's importance. Even though the young prankster soon turned into a curmudgeonly old soak, his influence is all-pervasive. In fact, it was precisely because he hated the modern world with a passion that he was able to analyse it so presciently. "All that was once directly lived has become mere representation," he observes in the opening pages of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 a statement that's only grown in truth since he made it, back in 1967.
Howls for Sade, his first movie, certainly was not "mere representation". It was the cinematographic equivalent of a meeting between Yves Klein's monochromes and John Cage's 4' 33": the screen remains blank throughout – all-white when there is some dialogue and all-black the rest of the time. During the last 20 minutes, the film plays itself out in total silence and obscurity.
Guy Debord co-founded not one, but two, radical movements: the Lettrist International (1952) and the more famous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1957), which popularised concepts such as "dérive" and "détournement". The situationists' hour of glory was undoubtedly the student uprising of May 1968, which they partly shaped, but their influence has kept on growing ever since, from Malcolm McLaren and Jamie Reid's work with the Sex Pistols to the current crop of British psychogeographers (Iain Sinclair, Will Self, Stewart Home et al) via Factory Records and The Idler's anti-work ethic.
In 1959, Debord and the artist Asger Jorn published Mémoires, which was bound in sandpaper so that it would attack any book placed next to it. For years, this lethal dust jacket served as a perfect symbol of Debord's abrasiveness: he was the ultimate outsider whose ideas could never be assimilated by the mainstream. So what went wrong?
The official recognition of Debord's work tends to dissociate the revolutionary from the writer whose classical prose style has been compared with that of great memorialists such as Saint-Simon. This negates the situationist belief that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art must go hand in hand: "The point is not to put poetry at the service of revolution, but to put revolution at the service of poetry". Revolution was supposed to lead to the "supercession of art" by enabling human beings to live poetry and become works of art.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Debord belongs to the tradition of dadaists and surrealists such as Jacques Vaché, Arthur Cravan or Boris Poplavsky.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moral or an immoral book," Oscar Wilde famously wrote. "Books are well written, or badly written. That is all." The French have long made this aphorism their own, as exemplified by the reception given to the likes of Rimbaud, Céline, Jean Genet or Dennis Cooper. It seems that the only crime an author can commi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Channel is poor writing – although you can always count on a murderer for a fancy prose style.
Posted by Andrew Gallix Wednesday 18 March 2009 10.44 GMT guardian.co.uk
Demonstration in Paris, 30 May 1968 Debord co-founded the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which shaped the Paris student protests of 1968. Photograph: AFP
Guy-Ernest Debord would be spinning in his grave – had he not been cremated following his suicide in 1994. The arch-rebel who prided himself on fully deserving society's "universal hatred" has now officially been recognised as a "national treasure" in his homeland.
The French government has duly stepped in to prevent Yale University from acquiring his personal archives, which contain almost everything he ever produced from the 1950s onwards: films, notes, drafts, unpublished works and corrected proofs, as well as his entire library, typewriter and spectacles. The crowning jewel is, of course, the manuscript of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Debord's devastating pre-emptive strike on virtual reality. The small wooden table on which his magnum opus was composed is also thrown in.
It's difficult to convey how bizarre it is to hear Christine Albanel – Sarkozy's minister of culture – describing the revolutionary Debord as "one of the last great French intellectuals"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 love-in between a resurrected Andreas Baader and Angela Merkel would be only marginally more surprising. Then again, intellectuals have been something of a Gallic speciality ever since the Dreyfus Affair. They're accorded the privileged status usually reserved for the likes of Bono on these shores. Jean-Paul Sartre's funeral, in 1980, attracted some 50,000 punters. I doubt whether Noam Chomsky or Tom Paulin will top that.
But however incongruous her position, Madame Albanel is spot-on: no one – not even his sworn ideological enemies – can deny Debord's importance. Even though the young prankster soon turned into a curmudgeonly old soak, his influence is all-pervasive. In fact, it was precisely because he hated the modern world with a passion that he was able to analyse it so presciently. "All that was once directly lived has become mere representation," he observes in the opening pages of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 a statement that's only grown in truth since he made it, back in 1967.
Howls for Sade, his first movie, certainly was not "mere representation". It was the cinematographic equivalent of a meeting between Yves Klein's monochromes and John Cage's 4' 33": the screen remains blank throughout – all-white when there is some dialogue and all-black the rest of the time. During the last 20 minutes, the film plays itself out in total silence and obscurity.
Guy Debord co-founded not one, but two, radical movements: the Lettrist International (1952) and the more famous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1957), which popularised concepts such as "dérive" and "détournement". The situationists' hour of glory was undoubtedly the student uprising of May 1968, which they partly shaped, but their influence has kept on growing ever since, from Malcolm McLaren and Jamie Reid's work with the Sex Pistols to the current crop of British psychogeographers (Iain Sinclair, Will Self, Stewart Home et al) via Factory Records and The Idler's anti-work ethic.
In 1959, Debord and the artist Asger Jorn published Mémoires, which was bound in sandpaper so that it would attack any book placed next to it. For years, this lethal dust jacket served as a perfect symbol of Debord's abrasiveness: he was the ultimate outsider whose ideas could never be assimilated by the mainstream. So what went wrong?
The official recognition of Debord's work tends to dissociate the revolutionary from the writer whose classical prose style has been compared with that of great memorialists such as Saint-Simon. This negates the situationist belief that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art must go hand in hand: "The point is not to put poetry at the service of revolution, but to put revolution at the service of poetry". Revolution was supposed to lead to the "supercession of art" by enabling human beings to live poetry and become works of art.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Debord belongs to the tradition of dadaists and surrealists such as Jacques Vaché, Arthur Cravan or Boris Poplavsky.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moral or an immoral book," Oscar Wilde famously wrote. "Books are well written, or badly written. That is all." The French have long made this aphorism their own, as exemplified by the reception given to the likes of Rimbaud, Céline, Jean Genet or Dennis Cooper. It seems that the only crime an author can commi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Channel is poor writing – although you can always count on a murderer for a fancy prose style.
Posted by Andrew Gallix Wednesday 18 March 2009 10.44 GMT guardian.co.uk
Sunday, 18 July 2010
呂大樂﹕只有群眾運動才能帶來「真」的轉變？
【明報專訊】大部分有關政治策略與手段的討論，其核心問題不在於什麼道德勇氣，而是對形勢的判斷，以及對轉變的理解。
關於前者，存在不同意見，乃一般政治運動中常見的現象。究竟某一個決定是「盲動」（高估形勢和支持，而採取了無法爭取廣大群眾支持的手段）？還是「投降」（低估了改變形勢的可能性而作出不必要的退讓）？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虛擬條件式（即「假如不是這樣，事情或會另有發展」）的討論，而很少會認真作出有證據為基礎的辯論。
因一撮人「投降」誤了大事？
要處理這類爭論，最好的方法是不同主張的人士、團體各自堅持己見，繼續按其理想、策略實踐下去。通常有較多意見的一方，是那些認為本來形勢大好的人士和團體：若然不是某些人不願合作或沒有堅持，則這個世界早已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既然形勢本來大好，一切條件早已成熟，情又怎會因為一撮人「投降」而誤了大事？這些人士、團體的當前急務，不應以擺出一個追究責任的姿勢，並且激烈辯論，而放下了更為重要的群眾工作；他們應做的是堅持到底，重燃社會的爆炸點，讓那個應該曾經存在的大好形勢重現於市民大眾面前，為即將來臨的翻天覆地的轉變吹響號角。
試問大好的形勢又怎會因為三五個早已脫離群眾的人物、團體一時軟弱而立即消失？歷史巨輪（如果有的話）又怎可能給一些「投降分子」或「機會主義者」所擋住？批判、辯論只會分散精神和力量（包圍不同意見的政黨就更是費時失事），因為更有意義的論述鬥爭應該要直接面向更廣大的群眾；需要說服的，不是那些早已參與的活躍人士和社會團體，而是一般市民大眾。既然已經具備社會條件，那麼行動最為實際；主張行動的人士、團體應該不斷通過行動來動員群眾，加速那翻天覆地的一刻的來臨，並且說明當初的形勢判斷其實正確。
判斷誰更準確 只能以實踐檢驗
當然，提出虛擬條件式的提問會較發動行動舒容。進行動員，要面對市民的反應：熱烈還是冷淡，都很實在。提虛擬條件式的問題就容易得多，因為現實已不是那個「若果」，而那在想像中有可能發生的事情並未有發生，於是都是假設性的討論。這用於議論、批評還可以，但要真正努力去扭轉形勢，則沒有什麼實際的作用。作為進取的行動者，沒有道理只甘心於坐在安樂椅作虛擬條件式提問。
我想說的是，對於形勢的掌握，是一種判斷。在現實政治當中，難免會有不同的判斷。誰更準確的問題，不是提出虛擬條件式的提問便可以輕易找到一致認同的答案。判斷以誰的更為準確，恐怕只能以實踐來作檢驗。
一個相關而且更重要的問題，是關於如何理解以不同策略、手段所取得的政治、經濟、社會轉變。在參與政治活動的圈子當中，普遍認為轉變以兩種形式表現出來：一是外來的衝擊導致轉變的出現，二是群眾運動帶來轉變。這兩種理解有一共通點，這就是現存制度本身不會發生「真」的轉變。
關於第一種理解，基本上視轉變為受壓之後的反應。至於第二種意見，則認為只有群眾動員才有可能帶來「真」的轉變，背後的想法是政府的角色乃維持現狀和保護既得利益者，它絕無道理在無緣無故的情下推動轉變。從這個角度來看，現存制度若有任何轉變，基本上也只是預防出現由下而上更大的壓力，早一步淡化矛盾而已。基於這些考慮，群眾動員的程度往往會被包括為衡量是否出現「真」的轉變的重要指標。
很多轉變源於制度內部變化
可是，在現實生活之中，有很多轉變都不是因為受到外來衝擊而出現的震盪，也不一定要通過廣泛的群眾動員而發生轟轟烈烈的社會巨變；很多轉變源於制度內部並不顯眼及逐漸浮現出來的變化。事實上，很多啟動轉變的因素來自制度內早已經開始的細微變化、因為存在模糊性而給改革提供的空間等；很多轉變都不是突變，而是漸變。更多轉變並不轟烈，也不徹底，而是拖泥帶水，含糊不清。假如我們只接受某種形式的轉變為「真」的轉變（例如一定要是政治動員的勝利），那恐怕日常生活中很多轉變都未能符合這樣的要求。這樣說並不表示貶低政治動員的意義與作用，而是必須牐認社會轉變可以通過各種不同形式表現出來。
而更重要的是，很多不一定建基於廣泛政治動員的社會轉變，一樣可以影響深遠，而它們的社會效果也不一定因為沒有政治或動員的元素而變得不重要或未能惠及市民大眾。認為只有群眾運動才能帶來「真」的轉變的想法，或可滿足參與者的個人期望，但卻不符合現實中的社會發展。在模糊和不確定的環境裏求變，而且所謂的轉變只是漸變而不是突變，聽起來一點兒也不感人，同時也很難令人聯想到重大的轉變或深遠的影響，但在現實生活裏，這才是常規。
■延伸閱讀
作者：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ds.)
書名：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關於前者，存在不同意見，乃一般政治運動中常見的現象。究竟某一個決定是「盲動」（高估形勢和支持，而採取了無法爭取廣大群眾支持的手段）？還是「投降」（低估了改變形勢的可能性而作出不必要的退讓）？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虛擬條件式（即「假如不是這樣，事情或會另有發展」）的討論，而很少會認真作出有證據為基礎的辯論。
因一撮人「投降」誤了大事？
要處理這類爭論，最好的方法是不同主張的人士、團體各自堅持己見，繼續按其理想、策略實踐下去。通常有較多意見的一方，是那些認為本來形勢大好的人士和團體：若然不是某些人不願合作或沒有堅持，則這個世界早已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既然形勢本來大好，一切條件早已成熟，情又怎會因為一撮人「投降」而誤了大事？這些人士、團體的當前急務，不應以擺出一個追究責任的姿勢，並且激烈辯論，而放下了更為重要的群眾工作；他們應做的是堅持到底，重燃社會的爆炸點，讓那個應該曾經存在的大好形勢重現於市民大眾面前，為即將來臨的翻天覆地的轉變吹響號角。
試問大好的形勢又怎會因為三五個早已脫離群眾的人物、團體一時軟弱而立即消失？歷史巨輪（如果有的話）又怎可能給一些「投降分子」或「機會主義者」所擋住？批判、辯論只會分散精神和力量（包圍不同意見的政黨就更是費時失事），因為更有意義的論述鬥爭應該要直接面向更廣大的群眾；需要說服的，不是那些早已參與的活躍人士和社會團體，而是一般市民大眾。既然已經具備社會條件，那麼行動最為實際；主張行動的人士、團體應該不斷通過行動來動員群眾，加速那翻天覆地的一刻的來臨，並且說明當初的形勢判斷其實正確。
判斷誰更準確 只能以實踐檢驗
當然，提出虛擬條件式的提問會較發動行動舒容。進行動員，要面對市民的反應：熱烈還是冷淡，都很實在。提虛擬條件式的問題就容易得多，因為現實已不是那個「若果」，而那在想像中有可能發生的事情並未有發生，於是都是假設性的討論。這用於議論、批評還可以，但要真正努力去扭轉形勢，則沒有什麼實際的作用。作為進取的行動者，沒有道理只甘心於坐在安樂椅作虛擬條件式提問。
我想說的是，對於形勢的掌握，是一種判斷。在現實政治當中，難免會有不同的判斷。誰更準確的問題，不是提出虛擬條件式的提問便可以輕易找到一致認同的答案。判斷以誰的更為準確，恐怕只能以實踐來作檢驗。
一個相關而且更重要的問題，是關於如何理解以不同策略、手段所取得的政治、經濟、社會轉變。在參與政治活動的圈子當中，普遍認為轉變以兩種形式表現出來：一是外來的衝擊導致轉變的出現，二是群眾運動帶來轉變。這兩種理解有一共通點，這就是現存制度本身不會發生「真」的轉變。
關於第一種理解，基本上視轉變為受壓之後的反應。至於第二種意見，則認為只有群眾動員才有可能帶來「真」的轉變，背後的想法是政府的角色乃維持現狀和保護既得利益者，它絕無道理在無緣無故的情下推動轉變。從這個角度來看，現存制度若有任何轉變，基本上也只是預防出現由下而上更大的壓力，早一步淡化矛盾而已。基於這些考慮，群眾動員的程度往往會被包括為衡量是否出現「真」的轉變的重要指標。
很多轉變源於制度內部變化
可是，在現實生活之中，有很多轉變都不是因為受到外來衝擊而出現的震盪，也不一定要通過廣泛的群眾動員而發生轟轟烈烈的社會巨變；很多轉變源於制度內部並不顯眼及逐漸浮現出來的變化。事實上，很多啟動轉變的因素來自制度內早已經開始的細微變化、因為存在模糊性而給改革提供的空間等；很多轉變都不是突變，而是漸變。更多轉變並不轟烈，也不徹底，而是拖泥帶水，含糊不清。假如我們只接受某種形式的轉變為「真」的轉變（例如一定要是政治動員的勝利），那恐怕日常生活中很多轉變都未能符合這樣的要求。這樣說並不表示貶低政治動員的意義與作用，而是必須牐認社會轉變可以通過各種不同形式表現出來。
而更重要的是，很多不一定建基於廣泛政治動員的社會轉變，一樣可以影響深遠，而它們的社會效果也不一定因為沒有政治或動員的元素而變得不重要或未能惠及市民大眾。認為只有群眾運動才能帶來「真」的轉變的想法，或可滿足參與者的個人期望，但卻不符合現實中的社會發展。在模糊和不確定的環境裏求變，而且所謂的轉變只是漸變而不是突變，聽起來一點兒也不感人，同時也很難令人聯想到重大的轉變或深遠的影響，但在現實生活裏，這才是常規。
■延伸閱讀
作者：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ds.)
書名：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Saturday, 17 July 2010
周日話題﹕廣東俚語手冊
【明報專訊】廣東人源自古代的越族，在漢唐期間接受中原文化，此後關山阻隔，反而不受胡人沾染，保存古中國的風俗及語文。清末民初，又與西洋接觸，因此廣東話的語音和詞源最豐富﹕古代南方民族土語、漢唐中原雅言及西洋翻譯借詞。三語合一，混同幾千年，修成正果，是為廣東話，也是中國南方通語（「南方普通話」）。
北方的白話，乃至共產中國推行的普通話，語源是明清江浙官話、蒙古及滿洲胡音及蘇俄的翻譯文體，只混了幾百年，且混得一塌糊塗。北方普通話做中國語文典範，是近世中國語文之大災難，簡體字且不說了。
文書方面，由於廣東語音豐富，有九聲（或十聲），辨義能力強大，故此頗多單音節詞，如北方白話的杯子、眼睛、木頭，廣東話只需說杯、眼、木，文書也寫杯、眼、木。語法方面，粵語是保存漢唐語法最多的中國方言，「我去九龍」、「富過石崇，窮過蒙正」都是古代語法，若是寫文雅中文，廣東人勝於北方人，「我去九龍」變成「吾往九龍」，很是方便，北方人要從「我到九龍去」轉換過來，反而麻煩。
粵語留漢唐語法最多
共產中國以北方白話為語體文的典範，於是顯得南方粵語「不雅」。廣東人寫「我一生人」，古意盎然，卻被普通話教學老師逼迫，要改寫為「我這一輩子」。廣東人掛在口邊之「不同」，要改寫為「不一樣」。此乃北方之文化霸權。要中國言文統一，必須恢復古雅之通用中文，使各方言群體公平使用，而非遷就北方口語。
應恢復古雅通用中文
政府取締廣東話於公共空間及中文教學之正當使用，只使粵語淪為私密之部落語，而短話長說、粗鄙不文的北方普通話，反而成為現代中文正統，此無異於扼殺中華文化。
至於廣東俚語，更是傳神，有古文意蘊，更有風土情、城市味，以下隨意羅列，比對通用中文及北方話，便知翻譯之難。大家賞玩。
文 陳 雲
北方的白話，乃至共產中國推行的普通話，語源是明清江浙官話、蒙古及滿洲胡音及蘇俄的翻譯文體，只混了幾百年，且混得一塌糊塗。北方普通話做中國語文典範，是近世中國語文之大災難，簡體字且不說了。
文書方面，由於廣東語音豐富，有九聲（或十聲），辨義能力強大，故此頗多單音節詞，如北方白話的杯子、眼睛、木頭，廣東話只需說杯、眼、木，文書也寫杯、眼、木。語法方面，粵語是保存漢唐語法最多的中國方言，「我去九龍」、「富過石崇，窮過蒙正」都是古代語法，若是寫文雅中文，廣東人勝於北方人，「我去九龍」變成「吾往九龍」，很是方便，北方人要從「我到九龍去」轉換過來，反而麻煩。
粵語留漢唐語法最多
共產中國以北方白話為語體文的典範，於是顯得南方粵語「不雅」。廣東人寫「我一生人」，古意盎然，卻被普通話教學老師逼迫，要改寫為「我這一輩子」。廣東人掛在口邊之「不同」，要改寫為「不一樣」。此乃北方之文化霸權。要中國言文統一，必須恢復古雅之通用中文，使各方言群體公平使用，而非遷就北方口語。
應恢復古雅通用中文
政府取締廣東話於公共空間及中文教學之正當使用，只使粵語淪為私密之部落語，而短話長說、粗鄙不文的北方普通話，反而成為現代中文正統，此無異於扼殺中華文化。
至於廣東俚語，更是傳神，有古文意蘊，更有風土情、城市味，以下隨意羅列，比對通用中文及北方話，便知翻譯之難。大家賞玩。
文 陳 雲
Friday, 16 July 2010
英文玩家 林沛理 雄辯勝於事實
2010年7月17日
幾日前在報紙上看到香港民主促進會與公共專業聯盟刊登的全版廣告，題為Statutory minimum wage : Data and Judgment（法定最低工資——數據與判斷）。很明顯，作者採取的是一種尊重科學、訴諸理性，讓事實來說話（let the facts speak for themselves）的遊說策略。
在香港，重大議題的爭論往往如莎士比亞在《馬克白》所言，充滿喧嘩與騷動卻全無意義（full of sound and fury, signifying nothing）；嘗試以理服人當然值得鼓勵。可惜，此文落筆打三更，第一句就犯了明顯的文法錯誤：「Based on publicly available statistical data, it is our judgment that Hong Kong's initial statutory minimum wage should be no less than $30 per hour」。
熟讀《文體要義》（The Elements of Style）的人一看就知道，以上句子所犯的，正是書中列出的英語慣用法八大規條的第七條，即開啟句子的一組形容詞片語，必須用來形容語法上的主詞（An adjective phrase at the beginning of a sentence must refer to the grammatical subject）。明乎此理，我們就自然會將以上句子更正為「Based on publicly available statistical data, our judgment is that Hong Kong's initial statutory minimum wage should be no less than $30 per hour.」
這一篇本應理直氣壯的說詞，因一個顯而易見的文法錯誤而削弱了說服力，殊為可惜。從這個順手拈來的例子可見，所謂事實勝於雄辯，其實只是平凡人的一廂情願。掌握事實、搜集資料當然重要，但想要征服人的心智（to win the hears and minds of people），更重要的是做到話無虛發、對症發藥、鞭辟入裏。
1954年，全英上下熱烈慶祝首相邱吉爾的八十歲生日，「滔滔」在答謝詞中提到他在二次大戰期間的演說，謙稱「擁有獅子雄心的，是這個國家和這個遍布全球的民族。我有幸奉召為它發出幾聲獅吼而已。」（It was a nation and a race dwelling all round the globe that had the lion heart. I had the luck to be called upon to give the roar）。
這句猶如燦爛煙火、爆出閃爍銀花的慧言妙語並非建基於事實，也毋須建基於事實。由此可見，精采的雄辯往往勝於枯燥的事實。
邱吉爾的能言善辯，堪稱他存在的本質（the fiber of his being）。一生之中，他作過二千三百六十次公開演說，逾四百萬字的演詞被收集成八大冊文集，其中很多膾炙人口的說法和用語，已成常用英語的一部分，如「the beginning of the end」（結局的開始）、「business as usual」 （一切如常）、「iron curtain」 （鐵幕）、「summit meeting」 （高峰會）和「peaceful co-existence」（和平共存）。
他說過，文字乃唯一不朽之物 （Words are the only things which last for ever），這亦正好用作總結其一生成就的墓誌銘。
究竟邱吉爾的演講術（oratory）有何精妙獨到之處，普通人又如何從中偷師？關於這一點，老邱寫過一篇少有人提及但非常有用的文章，題為《修辭的支架》（The Scaffolding of Rhetoric）。他認為，在英語世界中，最精采的演說都能夠做到以下幾點：貫徹地使用精煉的字句去表達講者完整的意思；遣詞造句特別重視協調和節奏，旨在製造一種接近無韻詩（blank verse）的抑揚頓挫效果；以繪影繪聲的方式說理和論證；用有趣、生動的比喻，使大道理變得老嫗能解、新觀點變得平易近人；以慷慨激昂的講話振奮人心。他強調，雄辯滔滔的人可以改變社會，善此道者較權傾朝野的一國之君更有資格主宰世界 （He who enjoys the gift of oratory wields a power more durable than that of a great king）。從希特拉到奧巴馬，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老邱所言非虛。
作者為Muse Magazine主編
林沛理｜英文玩家
幾日前在報紙上看到香港民主促進會與公共專業聯盟刊登的全版廣告，題為Statutory minimum wage : Data and Judgment（法定最低工資——數據與判斷）。很明顯，作者採取的是一種尊重科學、訴諸理性，讓事實來說話（let the facts speak for themselves）的遊說策略。
在香港，重大議題的爭論往往如莎士比亞在《馬克白》所言，充滿喧嘩與騷動卻全無意義（full of sound and fury, signifying nothing）；嘗試以理服人當然值得鼓勵。可惜，此文落筆打三更，第一句就犯了明顯的文法錯誤：「Based on publicly available statistical data, it is our judgment that Hong Kong's initial statutory minimum wage should be no less than $30 per hour」。
熟讀《文體要義》（The Elements of Style）的人一看就知道，以上句子所犯的，正是書中列出的英語慣用法八大規條的第七條，即開啟句子的一組形容詞片語，必須用來形容語法上的主詞（An adjective phrase at the beginning of a sentence must refer to the grammatical subject）。明乎此理，我們就自然會將以上句子更正為「Based on publicly available statistical data, our judgment is that Hong Kong's initial statutory minimum wage should be no less than $30 per hour.」
這一篇本應理直氣壯的說詞，因一個顯而易見的文法錯誤而削弱了說服力，殊為可惜。從這個順手拈來的例子可見，所謂事實勝於雄辯，其實只是平凡人的一廂情願。掌握事實、搜集資料當然重要，但想要征服人的心智（to win the hears and minds of people），更重要的是做到話無虛發、對症發藥、鞭辟入裏。
1954年，全英上下熱烈慶祝首相邱吉爾的八十歲生日，「滔滔」在答謝詞中提到他在二次大戰期間的演說，謙稱「擁有獅子雄心的，是這個國家和這個遍布全球的民族。我有幸奉召為它發出幾聲獅吼而已。」（It was a nation and a race dwelling all round the globe that had the lion heart. I had the luck to be called upon to give the roar）。
這句猶如燦爛煙火、爆出閃爍銀花的慧言妙語並非建基於事實，也毋須建基於事實。由此可見，精采的雄辯往往勝於枯燥的事實。
邱吉爾的能言善辯，堪稱他存在的本質（the fiber of his being）。一生之中，他作過二千三百六十次公開演說，逾四百萬字的演詞被收集成八大冊文集，其中很多膾炙人口的說法和用語，已成常用英語的一部分，如「the beginning of the end」（結局的開始）、「business as usual」 （一切如常）、「iron curtain」 （鐵幕）、「summit meeting」 （高峰會）和「peaceful co-existence」（和平共存）。
他說過，文字乃唯一不朽之物 （Words are the only things which last for ever），這亦正好用作總結其一生成就的墓誌銘。
究竟邱吉爾的演講術（oratory）有何精妙獨到之處，普通人又如何從中偷師？關於這一點，老邱寫過一篇少有人提及但非常有用的文章，題為《修辭的支架》（The Scaffolding of Rhetoric）。他認為，在英語世界中，最精采的演說都能夠做到以下幾點：貫徹地使用精煉的字句去表達講者完整的意思；遣詞造句特別重視協調和節奏，旨在製造一種接近無韻詩（blank verse）的抑揚頓挫效果；以繪影繪聲的方式說理和論證；用有趣、生動的比喻，使大道理變得老嫗能解、新觀點變得平易近人；以慷慨激昂的講話振奮人心。他強調，雄辯滔滔的人可以改變社會，善此道者較權傾朝野的一國之君更有資格主宰世界 （He who enjoys the gift of oratory wields a power more durable than that of a great king）。從希特拉到奧巴馬，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老邱所言非虛。
作者為Muse Magazine主編
林沛理｜英文玩家
Subscribe to:
Pos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