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28 August 2014

韓瘋去到盡


讀書好》第八十四期 打開書櫃
 鍾樂偉
在新媒體時代,做文化評論的也要懂潮流走向,同樣,搞文化產業更要懂得利用新媒體的高速洗腦式感染力,韓國大叔PSY一首《Gangnam Style》用YouTube攻佔全球便是成功例子,而鍾樂偉在新媒體評論《Gangnam Style》,一樣迅速變成本地韓國流行文化評論的旗手,新媒體改變了文化的生產與行銷,也改變了文化評論的方式。誰還會像七十年代法蘭克福學派宏觀文化工業批判,關心階級意識覺醒及文化主體性,在新媒體時代,文化評論是要淺薄輕快、資訊主導、趕在潮流終結前「埋到位」。
對我這位大叔,韓風令人頭痛,在地鐵車廂內廣告,根本分不清誰是太陽、勝利及G-Dragon、型男影星孔侑與張東健。唯有靠崛起於新媒體的文化評論人鍾樂偉幫幫手,他的評論不算淺薄,但又保持輕快,當中拿揑殊不容易。尤其是對一個仍眷戀N年前日劇《Love Generation》內木村拓哉及松隆子的大叔而言,今次對談,茅塞頓開。
劉:劉細良
鍾:鍾樂偉
劉:自從你在《主場新聞》開始寫文章後,我一直都有追看,你從文化研究的角度着手,寫一些韓國流行文化的分析文章而開始為人認識,所以我們希望從你的經歷和研究談起,在韓國研究的過程中吸引你的地方,當中的觀察和心得等。沒記錯的話,你是已經完成了博士學位?
鍾:未完成,我由澳洲轉到了韓國的翰林大學,還在唸communication的博士學位,這過程其實有點轉折,最初到澳洲時我也有擔心過回港後的去向。
我本身是唸政治系的,在中文大學的政治與公共行政系碩士畢業後,發現無論是身邊朋友的取態,抑或整個市場方向都傾向英語世界,覺得英語世界的學位會較有保證,加上有獎學金,所以就決定到澳洲深造。
劉:但當初為甚麼會選擇韓國研究,抑或只是無心插柳,隨獎學金走?
鍾:讀書人會明白,一定是跟錢走的,但我覺得我還有其他的事想做。以往我都是唸政治的,雖然會關心韓國的事,也會寫文章,但題材很窄。
無心插柳的「韓瘋」路
劉:那你在中文大學唸書時已經會韓文?
鍾:對!2000年初我已經學韓文了,因為當時開始留意韓國文化,也有部分原因是受流行文化影響。學韓文是源於我的一個想法︰假如你不認識一個地方的語言,想要認識她的文化,那註定是徒然的,因為你不能進入語境,接觸不到第一手資訊。
雖然如此,但礙於我的專科,當時寫的文章都是跟政治有關的,如南北韓的政治局勢,這些文章多數投去《信報》,因為他們採用的機會頗高,不過一直沒引來太多迴響,cultural turn則是因為《Gangnam Style》而開始的。
劉:所以你第一篇分析韓國流行文化的文章就是由《Gangnam Style》開始?
鍾:是第一篇文化類文章,有放在《主場新聞》的。我近來翻看電郵,應該是2012年8月左右的事,在此之前都是政治類的文章,後來寫《Gangnam Style》則是因為有朋友說這歌的MV很有趣,提議我可以寫文章分析一下,我才開始寫的。
劉:那時《Gangnam Style》應該已經「熱爆」。
鍾:我在這歌推出後的兩三個月才寫這文章,它在YouTube上已經流行很久了。我大約聽了一下,知道它是說江南的,覺得挺有趣就開始寫了,其實也只是籠統地寫一下我認識的首爾、江南的發展以及這歌流行的原因,但卻想不到讀者原來對這種借文化現象引入,進而深入地談人文歷史的寫法感興趣。
劉:轉折點是否在於當那個國家變得很hit,或者文化變得很cool時,就會出現你所說的這種現象?即是假如沒有PSY,人們也可能沒有興趣看你寫江南,而是只停留在旅遊、消費層面,沒有深度的文化考察。
鍾:的確如此,始終這些hard fact的東西未必人人都喜歡看,但如果能找到一個有趣的角度切入,大眾層面的認受性會很不同。就是這樣無心插柳地開始了寫這些文化類文章,我的心態很簡單,覺得有趣的話就去寫,結果反應也不錯。
劉:但你研究的題目不是這方向的?
鍾:不是,我研究的是media,是南韓媒體如何再現北韓的形象,偏向Media Studies。其實我覺得是一種包裝手法,用軟性的切入點去帶出更多的東西。
劉:由一個product入手會較好,不然一來就文化人類學會很「大鑊」。
鍾:是的,就如影評文章都是由電影,再延伸內容,我覺得韓國文化也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呈現。
劉:所以你這個文化研究的方向是因應傳媒的環境而設定,而非有一種自覺,覺得市場對韓國流行文化背後的成因有需求。
鍾:那時真的未有,但如是者寫了幾篇後,就發現讀者真的不再滿足於旅遊消費類的資訊,他們感受到韓流的厲害,也想知道一些除了短線旅遊以外,認識韓國實況的一些渠道;加上當時我身在韓國,就決定寫一些我在當地的觀察,例如為甚麼南韓的廁所是男女共廁,都是一些有趣的親身經歷,是我以一個香港人身份不會覺得習以為常的事。
劉:但你有否從 intellectual的角度去想過這問題?從前的香港人都只關心消費,只消告訴我哪裏的人參雞好吃、哪一種蝸牛臉膜好、到明洞哪裏購物等就好了,但明顯現在的市場需求已經不是這樣。互聯網的好處是你能馬上知道讀者反應,你能跟從「民意方向」去構思自己的寫作,但你有想過這轉向為何會出現嗎?
鍾:其實,香港人「消費」韓流已經有一段時間,有基礎去深入了解。就如之前某個訪問中,問到我覺得為何《韓瘋》一書能暢銷,我覺得都跟人們不再停留在一個只看旅遊觀光書,介紹景點、食肆的層面有關,他們會想知道何以一個國家會這樣受歡迎,想多認識。
劉:就是說,香港有一個閱讀階層會ask for more。
鍾:我暫時收到的回響是,有不少中學生、大學生愛看這類書,我覺得是跟他們受韓國潮流影響,對韓國明星如何被塑造、流行歌曲的創作以及明星的包裝手法等資訊感興趣有關。既能豐富自己理解,也能多了解背後的事,所以讀者的need確實是大了。
欲看全文,請留意8月29日出版的第八十四期《讀書好》,或《讀書好》網上版網頁:www.books4you.com.hk 或到AppStore下載 讀書好App

Wednesday, 27 August 2014

我們曾有這樣的過去——70年代華夏文化的保育


編按:花果飄零,靈根自植。當年不少名人雅士學人逃避赤難來港,為保華夏文教,在香港艱苦經營文化事業。錢穆、牟宗三、唐君毅等學者,大家都耳熟能詳。除了民間的努力,學者陳雲於《香港城邦論II》中,亦指出香港殖民政府早在金文泰總督時,已提倡古文與國學,反五四而行,又用廣東話做香港的中文交流語,可見當時官方亦以文教及文化正統經營香港,除了保住了華夏文化的根,更令香港隱然立於華夏文化的領導地位。而這個論說,現更得到新的印証。
《本土新聞》的熱心讀者找到約於1970年,由深水埗民政處印製的《青年呼聲》,原來當年民政處特別邀請了金石篆刻大家馮康侯先生出任書法比賽評判,又邀其撰文推廣書法。官方舉辦書法比賽,又於刋物作推廣,均可見殖民政府營造香港文化正統的苦心。
有鑑於書法知識,在年青一代近幾消失,《本土新聞》現亦把馮康侯先生的《書法》鴻文,原文刋登,並簡介其生平,以饗廣大讀者。四十年後,宋朝聖山出土,而此文亦得以重見天日,也不能不說是時勢使然。
《青年呼聲》書影
作者簡介:馮康侯(1901 – 1983),名彊(古「強」字),字康侯,後以字行世,別署老馮、老康、康翁、可叵居主人,因喜甜食,又號糖齋,晚年有目疾,遂號眇叟。祖籍番禺,書畫家。廣東名畫家溫其球(幼菊)愛馮聰穎,年僅8歲,即授以花鳥畫法。 1913年,12歲馮康侯隨叔父東渡日本,後入東京美術專科學校改讀實用美術。課餘尤喜習篆刻,其時與早稻田大學學生連聲海同寓客舍,得其指導,鑽研六書,並攻習晚清篆刻名家黃士陵(牧甫)的作品。
1923年離粵赴京,為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作舞台佈景的改良設計。 1925年,梅蘭芳為歡迎印度詩人泰戈爾訪華,公演《洛神》一劇,佈景中的海、石、樹木所鉤的金色線條,均出自馮之手,令觀眾耳目一新,大受歡迎。
京中名士樊增祥、袁克文、羅悙等對其印為推崇備至,其篆刻書畫載譽京華。 1926年,被國務院印鑄局局長許修直聘為該局技士。 1928年,國民政府制璽,廣徵各省名手印模,馮篆制「榮典之璽」,應聘為技師。 1932年,馮康侯辭職離京,由上海轉赴香港,主辦《中興報》,經常往返於港、穗之間。香港淪陷之後,避居澳門。抗戰勝利後,他離澳返穗,任中華書局編輯。 1949年,攜眷遷港,寓居九龍,題其宅為「可叵居」。 1950年,與陳融、胡毅生、陳芷町、黃君璧、李研山、趙少昂等在香港聯合舉辦「庚寅書畫展覽」。
1959年,聯合書院(1963年與新亞書院、祟基學院合組為香港中文大學)院長蔣法賢聘馮氏為文字學、金石學教授。後歷任德明、廣大、香江、華僑、經緯等大專院校訓詁學、文字學教授。 1962年,受聘為香港商業電台主持「寫正字、讀正音」的特別廣播節目,並主持「成語講座」,大受市民歡迎。
1968年,創辦「南天印社」,設帳授徒,慕名求教者逾百人,以至香港書法篆刻之風大盛。其後又設「廣雅書學社」,從學者也極多,不少日本篆刻愛好者更是遠道而來,慕名從師。馮氏治印,別出手眼,融會皖浙風格,章法自然,運力嚴謹;博採眾家之長,遒逸樸茂,獨樹一幟。治印名家馬國權稱:「康侯並擅鉥印,俊逸之氣撲人眉宇,所刻圓文朱印,娟娟靜好,最得鑑賞家珍視。」其後出版有《馮康侯印集》、《馮康侯書畫篆刻》等。

馮康侯: 《書法》(原載於深水埗民政處出版刊物《青年呼聲》(1970)

馮康侯先生為我國超類拔萃金石名家,善篆隸,年十三,學摹印。浸淫五十餘年,對歷代文字之六義,書法碑帖之分析,極有深刻研究。留港廿多年,潛心造詣,歷任聯合、德明、香江、經緯、浸會各大專,擔任文字學訓詁學。又應香港大學校外課程之聘,講授書法與文字正俗分析等科。馮君七十高齡猶誨人不倦,循循善誘,故桃李滿天下,歷任駐港日本總領事,亦多慕名而從遊其門下,茲將其作品,講稿,特為之介紹。
—— 編者謹誌

(一)書法源流

動物之有思想,殆由天賦,創造萬物,惟人獨靈。遠在四千五百年前,我國先民為表達思想,保留言語,而發明一種象形符號,用作記錄工具,此即文字之所由起也。原始象形文字,初與圖畫無殊,及後人事複集,生活繁滋,以象形文字記錄事物,漸感困難,於是削繁就簡,省變而存大意,是即現在之「表意字」也。蓋圖書以形為重,日益求工,文字則以意為主,力趨簡捷,二者分道而馳,各從美觀演進,是故書畫同源之說,無可否議。
古經傳,雖無書法名稱,而早已有文字美術,傳世之名書迹,周有史籀,秦有李斯,程邈,漢有史游,蔡邕,張芝,仇靖,魏有鍾繇,吳有皇象,晉有索靖,王羲之父子,南朝有陶弘景,北朝有王遠,鄭道昭等,皆負書名,繼之者,至唐而大盛。
逮唐之世,時主崇文,雅好八法,太宗篤愛右軍書,傳贊表揚,照耀今古,並以楷書行書為重。初唐書家有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虞歐入唐,年已垂暮,實六朝人也。盛唐則有薛稷,顏真卿,晚唐則有李邕,蘇靈芝,柳公權等均善行楷,太宗高宗亦皆精工,同時之能書者雖多,俱在諸家籠罩中矣。
至於李陽冰之篆,韓擇木之隸,孫過庭之今草,張旭,懷素之狂草,皆為唐代特色,極盡美術之能事。楷書由南北朝變隸而發展,至唐代確立,亦為研究書法之最蓬勃時期。及宋,承五代之疲敝,書無榛蕪,至蔡君謨只能趨步右軍,而不失規矩而已。其後蘇東坡,黃山谷,米元章三家,出奇制勝,脫去古人畦徑,以意態為重,發揮起伏收放之筆,以別唐人,書法遂為之一變。
宋四家外,徽宗之「瘦金體」,亦能自立門戶,學者如不先從褚薛,心病纖弱。元代九十年,書學不振,可數者寥寥,鮮於伯機與趙松雪,實宋末人也。元末明初,宋仲溫,工章草。祝枝山,文徵明善行草,小楷尤工。王雅宜,倪元璐,王準小楷極精,得魏晉人神韻。黃道周,傅青主,張瑞圖,王覺斯,董其昌等,均以行草傳世,或以豪邁見稱,或以秀勁見賞,沿宋人步武,上追二王,力破松雪之甜熟,布白行款疎落有法,運筆用墨濃淡得宜,各擅勝長,不讓宋人專美。
清代書家,遠較宋元明為多,惟受科舉所縛,僅得整齊光潔,了無生氣,相去藝術已遠,後人故以「館閣體」稱之。康南海謂:「康雍之世,專仿香光,乾隆時競說子昂,率更貴盛於嘉道之間,北碑萌芽於咸之際」。清代書學既況,誠如康氏之說。世稱清四家為成、劉、翁、鐵,劉石庵能集諸帖大成,筆墨沉厚。翁覃谿楷書,得虞世南神韻。鐵保行草,尚覺流暢。成親王則無足述矣。篆書有鄧石如,莫友芝,洪亮吉,錢十蘭等。隸書有伊汀洲,陳鴻壽,桂未谷等。皆有獨到之處,其餘可稱者尚多,然亦不出諸家範圍,故不贅述。

(二)碑帖介紹

篆書:大篆與小篆
周毛公鼎 盂鼎 克鼎 史頌簋 邾公鐘 散盤 虢季子白盤 秦公敦 石鼓文 嶧山刻石 漢嘉量銘
隸書:秦隸與漢隸
秦權量銘 泰山殘石 褒斜石刻 石門頌 祀三公山碑 禮器碑 孔宙碑 衡方碑 西狹頌 史晨碑 夏承碑 華山廟碑 張遷表頌 曹全碑
草書:章草與今草
急就章 芝白帖 月儀帖 出師頌 十七帖 王羲之尺牘 孫過庭書譜及歷代名書迹
楷書:碑與帖
宋爨龍顏碑 梁瘞鶴銘 嵩高靈廟碑 北魏石門銘 鄭文公碑 張猛龍碑 崔敬邕墓誌 張黑女墓誌 泰山金剛經 始平公造像 魏鍾繇三表 樂毅論 黃庭經 玉版十三行 孔子廟堂碑 化度寺塔銘 孟法師碑 倪寬讚 信行禪師碑 道因法師碑 端州石室記
行書:碑與帖
李思訓碑 岳麓寺碑 爭坐位帖 祭姪文稿 懷仁集聖教序及歷代內府藏帖
宋明以下,名家書迹甚多,畧列其大要,不勝備舉矣。

(三) 筆法結構

書法為我國特出之藝術,與繪畫同出一源,畫重形而書重意,無論詩文詞賦,書畫篆刻,必先具有高尚之胸襟,良好之品德,與學問之修養。故歷代之成功者,其藝術必建立於人格之上面,且能強烈表現作者性情,夫書法小技耳,由博及約,而能後工,學歷與天資,二者不能偏廢,天資或有不足,未嘗不可以毅力補助,勤於寫作,便是不二法門。大凡初學,首先選定與自己筆性接近之碑帖,或摹或臨,每次不可多過十字,務求書致滿意,按日遞加,如是者三數月,不可見異思遷,不可畏難中斷。學篆,先從秦刻石,上追周商。學隸,則由漢入秦,下窺簡冊。楷書,取法晉唐。行書必從二王入手。艸書到參以張索,宋明諸家,亦可用作輔佐也。

執筆

古言執筆複雜緜瑣,初學不易明瞭,大抵執筆之法,首要握管中正,然後能照顧四方,三指平排在筆管之外,小指置管後為拒,大指對中指獨當一面,虎口作眼形,前人多用三指執筆,二指抵拒,虎口作鳳眼形,務求指密掌虛,運用靈活,凡無礙于效果者,不論二指三指,均可使用,東坡有云:「執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虛則靈,實則活,五指緊貼筆管,腕力直達毫端,操縱靈活,從衡無不如意矣。
至於執筆之高低,視乎字之大小而異,小楷距紙寸許,寸楷稍高,最高亦不可過管之半,過高則筆力輕浮,太低則鈍澀凝滯。執筆與運腕關係極大,唐人作小楷,以左手伏案墊於右脈之下,使右手可以活動伸展,謂之「枕腕」。若寫較大之字時,將腕畧為提起離案,謂之「提腕」。遇寫五寸以上字,必要腕臂皆提,而用肩膊推動,此之謂「懸腕」也。明白執筆與運腕,勤於練習,自然領悟,筆之運用,純屬技巧,能把握效果,自是不謬。

運筆

能執筆然後能用筆,此自然之理也,前人論用筆,詞藻過於抽象,形容多於實際,若指導者不善解說,初學不易明瞭,其實用筆只有「起,行,轉,收」四法,更加以「正,側,緩,急,方,圓,輕,重」八種取勢為助,因起筆有正側之分,行筆有緩急之異,轉筆有方圓之變,收筆有輕重之神。「正側」,指起筆時之趨勢言,正者,中也,側者,偏也,正藏側露,故有藏鋒與露鋒之別,當下筆右行之前,先將筆鋒撥左,然後復回右便行進,到收筆處,仍將筆鋒折回左便提起,是謂藏鋒,最適宜用於篆隸,(行艸無些此必要)露鋒與藏鋒相反,蘇東坡黃山谷善用側鋒,可知古無正側之規定,各就其體而異其用。
「緩急」,指行筆時之氣勢言,或緩或急,要隨紙之生熟墨之濃淡而應變,只有臨時處理,無從固定。「方圓」,指轉筆時之形勢言,因隸楷多方,行艸多圓。方筆易剛,過剛則惡俗,園筆易柔,過柔則弱,盡失風神矣。「輕重」,指收筆時之結體言,每字每筆之結束處,應特別留意,要使墨氣與筆勢配合,輕重和諧,同時亦能補救過於枯燥或臃腫。明此四法,取勢由於經驗得來,大匠能使人規矩,不能使人巧,神而明之,全在學者之興趣與毅力。

結構

屬於審美,本無一定法則,歷代成功者,于結構上各有距離,殊途同歸,共登彼岸。智永和尚創制「永」字八法,歐陽詢亦有三十六法,不外斜正反側疎密向背,排疊相讓,務求四平八勻,八方俱備,此不過指導書學門徑,巧拙仍在學者之體驗。大凡欲寫一字,意中必先有構成之形,「意在筆先」至為重要,然後筆:回顧,氣勢連接,「計白當黑」,疎密自然有致,結構之初部完成,亦即書法之第一階段完成也。

結論

綜觀我國藝術,向重神意,形而上者謂之神,故得意可以忘形,不斤斤於形似,神完竟足,至為上乘,貌合神離,與無靈魂之軀殼等矣。神意者,思想精神相結合,今之所謂靈感,思想集中,精神感應,作品無有不佳,形態可以毅力強求,神意則為天資所限,不能倖致,單憑學歷,只可達到第一階段而已。執筆是技巧,運筆取經驗,結構在性靈,三者必要具備,書法似易而實難。明乎此者,多廣見聞,博而能約,可以言書矣。

Monday, 25 August 2014

入門學法,出山破格


圖: Getty Images圖: Getty Images
現代漢語的教學,是要訓練學生套入句式,特別是那些冗長的複合句型,是…的;真的…了、因為…所以、與其…不如、不是…就是之類。然而,中文的句型格式,真是這樣的嗎?


中文並無形式語法(formal grammar)及詞尾屈折變化(inflection),中文的句法是用意義組合(meaningul units)成句,之後句句遞進。語氣虛詞、邏輯虛詞,是在意義組合成句之後,才依照感情輕重和雅俗與否,補加上去的。一開始就學那些虛詞套式,是未學行,先學走。很多語文教師,也採用英文的標準,以為中文要做到句法複雜才是好中文。這就是當今現代漢語教學的癥結所在。

複雜的句型,是民國初年從西洋引入的,可以視為現代中文,但這是中文語言發展的最後一步,之前從古文來的簡單中文,學生必須先掌握好。即是說,現代中文的複雜句型,不屬於中文原有的,是破格使用,不是常態使用。

以尋常文史筆記為例,說明一下。晚清遺老徐珂(一八六九—一九二八)編撰《清稗類鈔》,一九一六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風俗類」一篇,有「粤人好鬬」一條:

粵人性剛好鬬,負氣輕生,稍不相能,動輒鬬殺,曰打怨家,非條教所能禁,口舌所能諭,嘗有千百成群聚眾械鬬之巨案。蓋大姓多聚族而居,多者數千家,少亦數十百家,與他姓一言不合,即約期械鬬,人數不足,則出重資雇人相助,如助鬬而死,給撫恤金;因鬬傷廢,給養傷金,其費用則出自祖嘗,或按田科派。游手無業者多樂受雇,雖死不悔。鬬時,揚旗鳴鼓,鎗礮交施,如臨大敵,可數日不解。地方官之框怯者,不敢出而彈壓,亦不敢問兩造之曲直,惟飛稟大吏,請示辦理而已。

這是淺白文言,容易讀懂,只有「稍不相能」的「能」能費解,乃和睦之意。《史記‧蕭相國世家》:(蕭)何素不與曹參相能。「框怯」的「框」,是約束、不敢出限的意思,框怯就是拘謹怕事。

這篇清朝歷史筆記用的,就是中文的常態。由短句起題,略敘其事,此是套式;之後演化成為長句,即為破格。「嘗有千百成群聚眾械鬬之巨案」,就是用長句顯示情節嚴重,此句的常態就是「聚眾械鬥,嘗至千百成群,頗成巨案」,然而這種短句累積的常態句型,不至於顯示情節之嚴重,故此採取一句長句到底的寫法。

換了是英國人寫這段話,會怎麼寫?他肯定不會這樣寫:The Cantonese are aggressive and militant.  They are hot tempered and may make light of their lives.  可惜,英文不是這樣寫的,這是未受教養的英文。即使最無文筆修養的,也會這樣起筆:

The Cantonese are such a militant type of people that they will not hesitate to give up their lives to fight for a trivial cause as long as they deem it right.  Quarrels among neighbouring villages that end up in massive fighting are not uncommon.

英文用such…that的句型,也有to…與for…,更有as long as.  Not uncommon是understatement(刻意否定)。英文這樣造句,並不是英文好複雜,好厲害,好有教養,造句什麼邏輯前後相關,而是英文的文章不得不這樣造句!他們的語言是形式語法,句型和修辭來自拉丁文學的套式,文雅的文章就該這樣寫。中文勉強學英文這樣寫,就是削足適履:

廣東人是一個為了瑣屑的、但自我相信的理由而相鬥乃至於毫不猶疑就放棄生命的族群。村落之間的鬥嘴釀成大型打鬥並不是不尋常的。

這也是中文,但這不是中文的常態,但我們的中國語文課,就這樣催逼學生去學這些破格的句型。以致我們的報紙、學刊,充斥這些洋而不化、令人不忍卒讀的文句

Sunday, 24 August 2014

悼﹕從抗爭行動到理論實踐


——懷念良師益友曾澍基【明報專訊】

對我們那些八十年代參與學生組織的人來說,曾澍基可算是個偶像級人物。他在學運火紅年代帶領社會派與國粹派交鋒的事迹,廣泛流傳。他所寫的文章,直接和間接啟蒙了很多組織中人。後來我成為他的碩士生,滿心歡喜。能夠和他共事二十年,在很多研究項目緊密合作,也是一種榮幸。

澍基是個風雲人物,待人接物卻沒有架子。無論與他是否熟絡,同事或學生,稱呼他一聲曾基,他一樣友善回應。他雖然出鏡不多,但知名度很高,那是因為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颳到香港,他在關鍵時刻,指出聯繫匯率制度的漏洞,提出改善建議並得到採納,成為拯救香港金融體系的英雄。知道他的歷史,以及關心經濟社會政策的人,都會知道他遠遠不只是金融專家,而是一個從抗爭行動轉到理論實踐,推動社會變革的知識分子。
不只是金融專家
我大概在八四年開始看到曾基的文章。那時的學生組織有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的傳統,也有理想主義傾向,一起研讀香港社運史、中國當代史和馬列毛思想等等,幾乎是每屆幹事例必舉行的活動。知道中國的政治運動和權力鬥爭的史實很容易,明白馬克思如何批判資本主義,甚至用上有關術語批判香港資本主義的種種不公也不算困難。但看到曾基的《香港與中國之間》和《巨龍口裏的明珠》,卻被帶進全新的思想領域。他示範如何活用非官方版本的唯物史觀,具體分析中國和香港問題。他考察香港資本主義所處階段的特性,解構特殊的殖民地形態,大膽地展開香港階級分析。而林彪之死、毛周的逝去、四人幫被捕等等,引發他思考的,不是宮廷權力鬥爭的故事會怎樣發展,而是中國社會主義體制的前途和如何改革的問題。那種追求理想社會的熱情和冷靜分析歷史現實的智慧,洋溢於字裏行間。我那時驚覺社會派原來不只關心本土社會問題,而是極度關注中國的發展。香港和中國,都不是理想社會,都需要變革,但兩者歷史命運不可能分割,也是後來他鼓吹民主回歸的基礎。
我們主修經濟學的,對曾基另一面的發展又有特殊興趣。大概在八十年代初,他開始更用心鑽研經濟學,並且有意識地引介後凱恩斯學派、新馬克思主義學派、結構主義宏觀經濟學等互有淵源的理論,並用之於分析香港經濟。這些經濟學理論,與我們在中大課堂所學的主流經濟學大相逕庭,思想衝擊強烈。大部分經濟學教科書所介紹的,大體而言是新古典經濟學,強調市場對調配資源的好處,只是在處理公共產品以及出現界外效應等「市場失效」的情况,政府才應該干預。而政府干預是例外情况,不是常態。這些理論可謂中庸而偏右。那時候港大的張五常,大力追捧芝加哥學派費利民的思想,強調政府胡亂干預帶來的「政府失效」,比「市場失效」更糟糕。「高斯定律」也受到廣泛宣傳,他相信即使有界外效應,政府也不必干預,清楚界定產權便可達至最高效率。至於香港政府,管治理念是「積極不干預」經常以維護自由市場為由,拒絕任何形式的干預。
掙脫主流意識形態
曾基獨樹一幟,寫了一系列短小文章(後來收錄在《香港政治經濟學》),時而引用經濟大師的理論,時而引用日常生活或電視劇的小故事,說明自由市場的局限﹕市場經濟裏的個體,經常做瑣碎、邊緣和分割的決定,很難保證總體上是最佳效果。微觀主體之間信息不對等,市場力量推動轉移結構轉型的不確定性,放任政策可能造成收入分配兩極化的社會惡果等,都是核心關注。市場經濟中經常出現供需失衡,主流經濟學視之為邁向市場均衡的過程,但他卻經常指出,這可能是由一個非均衡點(disequilibrium)走向另一個非均衡點而已。
姑且撇開哪一個學派更合理的問題不談,曾基在強大的官學一統的意識形態中,掙脫主流,足見他獨立思辨能力之強。在歐美的學術世界,本來就是百家爭鳴,多派林立。香港卻有強大的官學勢力,把自由主義經濟學等同為經濟學的全部,很不健康。人人都知道費利民寫了本Free to Choose,宣揚自由市場,曾基卻介紹我們看Free to Lose,那是用主流經濟學的數理模型來解釋資本主義為什麼出現剝削,作者John Roemer (目前在耶魯大學)是在主流經濟學頂尖的數理型期刊Econometrica發表了剝削和階級理論,再簡化成小書的。香港幾乎無人提過。
重視歷史和現實的分析
曾基最後是否馬克思主義者或結構主義者,都不重要。他的文章有說服力和吸引力,除了表達技巧非常好之外,是它更重視對歷史和現實的分析,以及經濟發展與社會矛盾的互動。戰後香港經濟的成功,不少人歸因於自由經濟,他卻能指出種種歷史因素,把資本和勞動力源源不絕推向香港,造就經濟繁榮。所謂資本主義也有不同形態,香港六七十年代就出現資本集中的過程,踏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在主流的經濟學裏只有統一同質的勞工市場,以及沒有人格身分的資本和信貸市場,他卻分析香港地產資本集中後如何向其產業轉化和滲透。
經濟學這二三十年有很多新發展,修補舊理論的很多缺陷,各學派的界線也有點模糊。今天看來,曾基當年很多文章的「理論包裝」十分樸素,但應用到香港和中國現實卻是原創的,充滿洞見。這些早期的關注,令他保留了獨有的觸覺,一直能透視香港的關鍵問題。
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之後,香港出現新一輪製造業北移的浪潮,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幾乎被吸乾。他在九三年開始警告,香港大有走向「曼哈頓化」(Manhattanization)的趨勢,但在一國兩制下,中港之間沒有完全的資源(特別是人口)流動,單搞金融中心很難為幾百萬人提供充分就業,香港可能陷於「二元經濟」的困擾——世界級的金融專業部門和低技術、低收入部門並存。他又不斷警告,向地產傾斜的經濟結構及泡沫,隨時引發危機。印象很深的是,他在九七年接受《新聞透視》訪問時,說過擔心香港房地產會一直炒到回歸,然後出現「年初一效應」,即熱鬧的年三十晚過後,翌日滿街蕭條的景况。房地產泡沫不久之後就爆破,負資產成為常用字。後來,他提出了優化二元經濟的意見,鼓吹政、商、學要組成「三角聯盟」,為香港經濟製造新的火車頭。
另一例子是香港的壟斷問題。他從七十年代提出關注,九十年代進入消委會大力推動,到政府終於成立競爭事務委員會,並於去年委任他成為委員,整個過程可以看到曾基的遠見和不懈努力的成果。
曾基八月十六日離世,令人惋惜,懷念不已。他一生的貢獻,被充分肯定。我為他做過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在他臨近退休的時候,鼓勵他上臉書,並在我的辦公室示範怎樣開戶。這幾年他很享受在網絡世界跟新舊朋友和粉絲交往,也為我們留下更多的說話和相片。
文×鄭毓盛
編輯 蕭麗雯

Saturday, 23 August 2014

“普通話”的驚人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