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沙龍熱潮推動公民社會啟蒙 ．張潔平

中國悄然興起沙龍熱，北京的三味書屋、單向街、傳知行、UCCA、雨楓書館，上海的讀品，廣州的凸凹酒吧與新媒體女性沙龍、成都的草堂讀書會、香港的Co- China、序言書室等，講題從社會改革到個人生活，常有突破性大膽言論，因此一些沙龍被當局監控，但雙方能達成默契。憲政改革、言論自由成為最關注話題，推動公共領域的公民內部對話，為中國正在成長的公民社會啟蒙。


週日下午，小書店的二樓擠滿了人，有的座位擠了兩三個人，更多人在書店預置的座位後一排一排站著，甚至整個樓梯都坐滿人，遲到的人連樓都上不去，只能在一樓購書區倚牆站著，仰頭聽樓上傳來的麥克風聲音。

大部分人會一直這樣站兩個多小時，而且每週如此。

這裏是北京小有名氣的單向街書店，每週末的「單向街沙龍」都如此這般，吸引了一兩百人來聽並且討論。從二零零六年書店成立至今，已經舉行了五百多場沙龍。沙龍策劃人小武說，之所以「單向街」稱為「沙龍」而不是「講座」，因為「這並不是課堂或說教，我們希望所有人都平等，可以公開討論」。

正在進行的是青年學者、作家熊培雲和日本留學生加藤嘉一展開的一個無比宏大的話題：「個人如何改造社會？」在半小時左右的演講過後，近兩個小時開放給現場，講者與聽眾展開熱烈討論，甚至爭論。熊培雲說，比面對社會更重要的是面對內心。立刻有女觀眾站起來反駁，她用悲傷的語調說這是怯懦，說你怎麼能眼看社會上那些不平事發生而無所作為。熊培雲又說，改造世界，只能從改造自己開始，「心中沒有敵人，只有想救濟的人」。另一名男觀眾站起來支持熊培雲。然後話題繼續，更多人開始講述他們的個人經歷，以及對社會現實的憂心忡忡。有人說上訪，有人說政治改革，還有人說自己從小到大「被改造」的經歷。

單向街的大部分聽者是八零年代生的年輕人，主持人現場統計，一半是在讀的大學生。也有中年人，頭髮已經花白了的婦人，坐在樓梯上埋頭認真地做筆記。

在外資銀行工作的沈雯也在現場，用她的話說，畢業了多年，她想來感受下這個「理想主義的氣場」，「我起初不覺得這個話題有意思，因為我覺得問題太大，沒有答案。但這裏的氣場很感動我，很溫暖，這樣的討論，讓我想起很多已經忘記了的話，或者平時根本不會去想的問題」。

沙龍成公民啟蒙課堂

並不只有一個「單向街」。

它只是京城每週都在進行的百餘場大大小小的沙龍的其中之一。

若把地圖再拉大一點，它是北京、上海、廣州、成都、杭州、香港等地日益興起的沙龍文化的一個小小地標。而這樣的地標，近年增加的速度，彷彿遍地開花。

每到週末，總有七八場以公民話題為主的沙龍同一個時刻在京城的各個角落進行，每場的聽眾都在百人左右；還有至少七八個咖啡館，同時在進行各類紀錄片的放映和討論；除了社會議題之外，讀書會、星座、靈修、科技、辦公室政治……舉辦更多生活化的公開沙龍，也成了咖啡館時下最時髦的選擇。

北京的三味書屋、單向街、傳知行、UCCA、雨楓書館，上海的讀品沙龍，廣州的凸凹酒吧與新媒體女性沙龍、成都的草堂讀書會、香港的Co-China論壇、序言書室，都已經是各地小有名氣的民間沙龍地標。

前幾年中國曾風行「大講堂」，從「嶺南大講堂」到「燕山大講堂」，一般是媒體主辦，邀請知名學者，就公共議題公開向社會講座，一個講堂下來，聽者數百上千人，早已漸成品牌。「大講堂」仍在繼續，而如今，從「大講堂」到「小沙龍」，一種更豐富、更開放的公共話語空間也在社會深處抽枝發芽。

在媒體人郭玉潔看來，這樣百餘人積少成多的民間沙龍，無論是關注社會的宏大議題，還是關注個體的幸福生活，只要是自由、獨立、各自為自己的觀點負責任的討論，都是在為公民社會的形成貢獻薄力。

單向街的小武覺得「沙龍」相比「講堂」，最重要的意義在「平等」，「沒有講者高高在上，大家都是抱著討論的心態來的」。

國人最需要學習對話

而最老牌的書店沙龍、「三味書屋」的主人李世強、劉元生夫婦則認為，辦了近二十年沙龍，從一直以來的孤身上路，到近幾年的氣候生成，這裏最難得的精神氣質就是「對話」：「在我們這個公共交流平台上，不是提倡一種聲音壓倒另外一種聲音，而是要讓所有聲音都發出來。對話，這是中國人最需要學習的。」

創辦於一九八八年五月的三味書屋在中國的民營書店裏輩分極高，兩位主人李世強、劉元生夫婦是老派知識分子，一九九二年在書店二樓開了茶室以後，就領風氣之先地辦起了講座沙龍。與單向街不同，這裏的聽眾多是三十到五十歲，職業分布廣泛。

三味書屋演講時間是一個小時，討論時間是一個半小時，演講不可長，討論不可短，因為話題常常關注底層社會、憲政改革、言論自由，書屋常被看作「自由派」的民間陣地，也常引起激烈爭論，不同意見者面對面就辯論得面紅耳赤。

法律學者蕭瀚上週在書屋講「司法獨立與政治改革」，強調除了上層改革，民間必須要做好準備：「沒有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都沒有意義。」聽眾問：公民社會倒逼改革的力量源泉來自哪裏？蕭瀚說：「言論自由，而現在正是迫使政權改革的最好時機。」緊接著，就有一位激進的聽眾站起來，高喊對政權和知識分子同樣失望，認為知識分子是走狗，如蕭瀚這樣的溫和縱容了政府的腐敗；蕭瀚耐心解釋，為什麼要溫和改良，而不是走上街頭激進革命，話音剛起又被中年人打斷，說他感到絕望，大聲質問大家「怎麼還能忍下去」……

動人的狀況是，蕭瀚還未反駁，現場的李世強也還未及勸說中年人安靜，更多的聽眾已經自覺與激進者爭論起來：「你可以不同意別人的觀點，但你不應該隨便打斷別人的陳述。」「你可以先聽完，再討論。」

在現場看著這一幕，激進者並未因為言論刺耳被趕出會場，其他人也並未因為其激烈態度而指責謾罵，「政治改革」這樣的深度敏感議題，討論的各方都克制而理性，書屋主人所期望的「公民對話」，氛圍果真漸漸形成。

在北京，不少外國人聽完單向街、三味書屋、風入松的沙龍，都會驚訝這種言論大膽的公開沙龍在中國出現。

作家野夫在單向街講「民間寫作」，提問卻幾乎全是關於溫家寶談政改，甚至有年輕觀眾站起來就問：「你怎麼看海外民運？」野夫猶豫了一下，笑著說：「我做過警察，我知道這下面一定坐著我的前同行。為了不給主辦方添麻煩，我想我就不要說太多……」但他仍然給出了他的觀點，一字一句，平穩地。

剛剛過去的十月二十五日，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在三味書屋演講，書屋主人盡了最大的能力保證寬容度， 允許了有關劉曉波獲得和平獎的提問。洪博培最後說，全球領導者必定要承受各種批評，這是中國應該學習的，「今天，我們能在這裏進行談話太好了。能討論這個事情，就很好。我相信這也是中國社會發展到這一個階段的好的象徵」。

在洪博培到訪的一週前，原計劃在三味書屋講政治改革的辛子陵，因為受到國保的壓力，以及劉曉波事件的維穩氣氛影響，沒有成功出行。書屋沒有取消沙龍，而是請了法律學者蕭瀚替班，話題換成「司法獨立與政治改革」。

書屋主人李世強說，這樣因話題敏感，臨時換人的情況偶有發生，但近年已經很少了。「這麼多年的爭取，我們的言論空間已經和負責看守我們的部門，達成一種默契。」三味書屋每期沙龍，都必定有警車在書店門外不遠不近處停著，現場的聽眾裏，會有隱藏身份的國保，但並不會發生現場干預討論的情況。「像辛子陵來講政改，書店這邊，國保部門最後已經對我們默許了，最後是辛老那邊，壓力太大，無法出行。」

李世強說他從不在乎現場有「耳朵」在聽，「我們要的就是公開討論，自由必須從每個人的心裏開始，什麼話都應該放在䒷面上來說」。常在三味聽講座的大學生常豐說：「最好『耳朵』們還能跟我們公開討論，這是最好的！」

常常關注社會議題的民間討論必然會引來維穩力量的關注。但讓各個沙龍主人覺得有希望的是，如今，直接的干預越來越少，默許的寬鬆越來越多。即使是在敏感時期，如劉曉波和平獎期間，沙龍們收到的最多也是「招呼」，而不是「禁令」。

在香港做Co-China論壇，並通過新媒體方式在內地網絡直播的媒體人杜婷覺得，對於公民啟蒙而言，沙龍的方式無疑是「傳播手段中最直接的」，「它不像電視、報紙是單向傳播，不像網絡的虛擬性，沙龍極強調對話，這恰恰是我們的教育裏最缺少的，也是公民社會成長最需要的」。

而她個人的感覺，從二零零九年在沙龍上為營救許志永鼓呼，到現在劉曉波事件大家直言不諱地談論，僅僅一年的時間，「身為中國公民，我們討論敏感議題的恐懼感明顯弱了很多」，「大家都不那麼怕了」。

沙龍(Salon)一詞源於法語，本意是「客廳」，十五世紀開始，是風行歐洲的一種上流社會社交方式，慢慢發展到文化界、藝術界。主人在自家客廳裏招待圈中好友，天南海北地談論文學、藝術、哲學等一切話題。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民國時期，北平一批有留洋經歷的知識分子圈也曾流行過中國式沙龍。「北總布胡同三號」，梁思成與林徽因家的「星六聚會」，後來稱「太太的客廳」，是當時最著名的文化人沙龍。這個沙龍的常客，除了主人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外，還有徐志摩、金岳霖、張奚若、胡適、沈從文、蕭乾、何其芳等一批文化學術精英，美國來華的學者費正清、費慰梅夫婦也常來疃趣，與中國學人們縱論藝事。同樣聞名的還有「地安門慈慧殿三號」朱光潛家的讀詩會。

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

另一個沙龍文化的高峰是在八十年代。從八十年代走過的學者與文化人，對那個年代的理想主義氛圍念念不忘。朱偉在自己的書中說：「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地聊文學的時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電影的時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樣『壓』著馬路，從張承志家裏走到李陀家裏，在李陀家樓下買了西瓜，在路燈下邊吃邊聊，然後又沿著朝陽門外大街走到東四四條鄭萬隆家裏的時代……」

單向街書店的主人之一許知遠在數次主持二零零六年之後的單向街沙龍的時候，曾大段大段地引用這段話。這是他理想中的民間社會，做沙龍，也是出於這樣的理想。他說，這是兩個時代的不同聲音，現在做沙龍，更大眾更開放，但是相信這樣慢慢啟蒙的意義，「很多年後，常來單向街的年輕人當中也會產生很多精英」。

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成立的單向街，是書店沙龍的另一面旗幟。

許多老讀者還記得未搬遷前的單向街，由圓明園邊上一家廢棄畫廊改造而成，一個灰色石子鋪就的院子，高大的核桃樹層層包圍著，幾十張椅子圍成半圓形，文化沙龍就在這裏自然形成了。演講、公益畫展、詩歌朗誦到紀錄片放映，甚至話劇，無所不包；錢理群、賈樟柯、劉小東、阿城、顏峻、周雲蓬、林夕、廖一梅……嘉賓來到這裏，自然地坐下，就與周圍人們閒聊起來。

畫家劉小東曾評價單向街：「這個小書店，是我見過最美的」，他說自己曾在一個小雨濛濛的天裏去沙龍：「它在一片小樹林裏，人很少，非常美，非常有靈性，有點飲料，有點咖啡，有點書，但是沒有講台。聽眾們提的問題質量都非常高，我沒想到遠離東邊藝術區域的年輕人對藝術有那麼深入的看法，整個氣氛都充滿對知識的敬畏。」

在二百二十九場沙龍之後，迫於生存壓力，單向街書店搬至商業區「藍色港灣」。而這片歐式建築風格的購物廣場並沒有消解掉「對知識的敬畏」，週末的沙龍反而因為身處商業區而人氣興旺起來。在藍色港灣，沙龍又開了三百多場，章詒和、賀衛方、張鳴、梁文道、陳丹青、朱天文、羅永浩、張大春、莫言、野夫……許多嘉賓的到來，都會如文章開頭那一幕，讓這個小書店上下兩層擠滿了人，風雨不變。

沙龍的主人們更興奮地策劃接下來的活動。鳳凰讀書網的沙龍策劃曾憲楠找來香港、台灣一系列的博雅、通識課程提綱作參考，她覺得在中國的大學最缺的「公民教育」這一課，也許可以通過細水長流的民間沙龍慢慢補上。

北京大學博士生、在高校圈子裏小有名氣的沙龍策劃人劉道一希望在往後的民間沙龍裏找到古典精神的傳承：「沙龍裏甚至可以請嘉賓講拉丁語！」

在胡同裏的咖啡館，沙龍主人們激動地討論，長長的嘉賓名單在本子上記下，最著名的學者一網打盡，似乎一百場、兩百場沙龍已經近在眼前。

他們說得最多的詞，公民，公民，還是公民。

無所謂地點，因為「三味書屋」和「單向街」已經不孤單，越來越多的書店、咖啡館引入沙龍文化，只要有好的主題，每一個地點都能引起討論熱潮。

在單向街加盟之後，「藍色港灣」購物廣場，特地把書店所在那一條街改名為「左岸」。或者這是一個良好的願望，沙龍的左岸，理想的左岸，自由的左岸——而所謂公民社會，不也正是在這一個一個的「左岸」，厚積薄發？■

一种解释学的路径 Review on Charles Taylor's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2007-12-13
　　 现代社会科学的头号大问题就是现代性自身，这是查尔斯•泰勒在《现代社会的想象》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来的。泰勒对西方思想史的梳理可谓功力精湛，让人有目不暇接之感，尽管他谨慎地声称他关注的只是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与大多数社会学家不同，泰勒在此书中透露出的眼光是独到的，他并没有站在一种客观的立场描述西方社会的变迁，相反，他采取的是一种解释学的路径，通过人们观念的变化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实践形式的转变来描绘西方现代化的图景。
　　
　　 在这本书中，他追溯了现代西方“社会想象”发展的历程，以此来讨论现代性的问题。他考虑的是现代公民的思考框架中那些模糊而复杂的概念，他认为，正是这些概念在帮助他们理解和想象他们的社会以及他们面临的困境。根据泰勒的说法，现代社会想象的核心是从洛克和格劳秀斯的自然法理论中生发出来的道德秩序观念。泰勒在这本书里主要就是考察这种现代的道德秩序观是如何进入并转化社会的想象，从而直达存在者的核心的。因此他在书中展开了追溯社会想象的漫长之旅。他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三种现代社会的自我理解形式的发展，这些理解形式都反映了新的道德秩序（p.69）。这些形式的出现印证了这个“长征”中的重大步骤，泰勒在其描述中把它们与不同的文本相连。
　　
　　 但他绝不想把现代性当作一个同质的、连贯的现象。他把现代性称之为“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实践与制度形式（科学、技术、工业生产、都市化），新的生活方式（个人主义的、世俗化的、工具理性的），新的隐忧（异化、无意义、社会解体之危机感）的集合。”他还认为，随着社会以不同方式现代化，我们应该把现代性看成是复数的。但是，诸种现代性共享一些与自然法理论有关的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泰勒所说的“现代道德秩序”，它将社会看成是由个人组成的，他们为了互利（而不是为了国家）而存在。因此，日常的目标和人的需求超过了社会任何内在的“更高的”目标。自由和平等的权利与义务是现代道德秩序的核心价值。
　　
　　 在此“长征”过程中，这些激进的新观念逐渐扩展到其它领域。它们被应用于社会中越来越多的领域，而与之相关产生的后果也变得越来越紧迫。泰勒将其称之为一个“双重扩张”。到我们今天，社会想象已经完全被这种道德秩序改变了。甚至你不把它当作自明的和普遍的，都是困难的。当我们理解了泰勒讲的“社会想象”不仅仅是某种“背景理论”后，它的重要性就更明显了。它们已经完全与社会的和政治的实践交织在一起了。通过语境化和意义化，它们使社会实践变为可能。这种实践与想象之间的互动是：现成的实践得到了重新阐释，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而新的观念为新的实践打开了可能性。照泰勒看来，和平的社会变迁总是在现存的社会想象中有一定的基础，即使这个基础本身也在变化。所有这些观念与他更大的一个立场相吻合：即实践与理解的方式常常是不可分割的。
　　
　　 具体来谈他的“长征”故事，泰勒引进了一个诗学概念：“伟大的抽离”（the Great Disembedding）。它包括人们用现代个人主义来理解社会存在这种转变的方式。这个转变的种子早已撒在轴心宗教的崛起中，拉丁基督教的改革运动形成了这个伟大抽离的起点。宗教改革的意图一开始是道德的，后来它却走上了现代个人主义的道路（p.62）。这个抽身的过程就是我们熟知的祛魅。作为整体的社会与上帝的关系后退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体直面上帝。至于人类的繁荣，人类日常欲求的重要性不再被所谓更高的要求所质疑了。
　　
　　 在这三个新的社会形式中，泰勒首先讨论的是经济。经济行为被认为创造了个体之间的互利，尽管它是无意识的（“看不见的手”）。经济成为一个系统，有其自身的非人化法则，它独立于社会的政治领域。它被客体化为一种社会想象，并成为在政治领域外获取认同的首要社会生活形式。从此，非政治社会领域的可能性进入社会想象。接下来出现的是公共领域。它发展为在不同媒体和地点进行的讨论，这些讨论被看作一个大的辩论，其结果就是产生了“公共意见”。公共领域的新颖性部分在于它将公共意见看成是给予政治决策合法性的来源。它增强了权力来自于自由主体的一致同意的观点。同样新颖的还有公共领域的世俗性。对泰勒来说，“世俗化”并不主要指宗教的衰落，而是指安放现代社会的根基上超越性基础的缺乏。公共领域之所以是世俗的，是因为它并不依赖任何外在于行为者的东西来赋予其合法性。
　　
　　 泰勒说的第三种新的社会形式是人民主权。这个理念被带入了实践，并被用来重新阐释旧有的实践。因此，在世俗的年代一个新的集体能动性的形式诞生了。泰勒认为它是从平面而非垂直的方向上重新阐释社会：平等代替了等级制，通过小群体和社会网络进入社会的成员身份被直接进入社会、与国家直接联系的个人所取代。现在，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人民，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更容易被想象和激发起来（因为国家保护了人民的自由，国民身份成为一个重要的认同点）。权利概念被泰勒称为 “长征”中的第四个重要要素。关于权利的讨论应该被看成是保护非政治领域免于政治权力干涉的一种方式。
　　
　　 总的来说，泰勒重新考察了多重现代性的主体。他对西方现代化历程的追溯证明了一种社会想象如何被其特殊的历史语境所塑造。在这本书中，他关注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宗教在现代历史中的地位。他认为世俗性的现象与基督教的叙事紧密相连，正是这一点使得西方现代性有其独特的面貌。这个论断与韦伯不谋而合。
　　

開卷看世界﹕回憶就是抗爭——史景遷與張岱《陶庵夢憶》

【明報專訊】旅居德國期間，結識一台灣女子，天資聰穎，學問淵博，她贈我以書，教我師法古人之行誼，要我選一古人，為之考訂年譜，日夕比對古今做人處世之道，好使自己視野開闊，貫通古今，此所謂與古人神交之法。在春秋時代，先聖孔子以周公為師，朝思暮想，《論語．述而第七》曰﹕「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說﹕「我實在衰老太甚了，已經很久無夢見周公。」這是廣東歇後語「見周公——發夢或睡覺」的古老典故。

神交古人 開展視野

聰穎女子讀的是法政科，師法對象是大明萬曆朝的宰輔張居正。我呢，告訴她的是王夫之，頗令她景仰了我一回，實則我暗地選的是張岱，這個不敢告訴她，免遭她笑，就如我隱瞞她的許多事。王夫之與張岱，同是亡國之民，所謂遺民，前者剛烈深邃，後者風流蘊藉。假若她一朝揭發，我會說，王夫之與張岱一同歆慕，猶如同時喜歡子路與曾點，都是孔門之教，一體兩面而已。

張岱留名後世，靠的是《陶庵夢憶》、《西湖尋夢》一類的憶舊散文，《夜航船》是雜學，他生平的史學巨著《石匱書》則不傳於世（內容納入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張岱是散文家也是史學家，美國史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與張岱隔世相惜，為之編修傳記，爬梳學問，撰寫《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漢譯本，二〇〇九），哀悼一代中國文人妙思雅趣，在滿洲極權統治之後淪落。時至今日，張岱的明人雅趣，只能在日本和台灣傳承。

記錄末世 繁華雅趣

史景遷之書，綜合張岱散文記述，重組文人世家的生平。張岱是仕宦世家，家業豐厚，田產及房舍無數，除了讀書作文、吟風弄月之外，可以品茗烹泉，遊藝玩樂。家中有傳承三代之戲班，令張岱可以撫琴操曲，而且在曲文之中經歷世情及鍛煉文字。《陶庵夢憶》記敘張岱冬天狩獵，帶同家僕、車馬、姬妾、弓箭、糧食到郊外，野宿寺廟，五名姬妾穿上王昭君式樣的高貴毛裘，騎馬陪侍。獵後看戲，舒展筋骨，獲獵物則攜之到友人家烹煮，把酒度夜，這是明朝一個不算顯赫的江南世族的閒適生活。世族生活之華麗精緻，中國本來是有的，今日要遙望歐洲了。

張岱在崇禎時代度過青春，快意享樂，明亡之後，感懷前朝舊事，回憶詩酒友儕之殞命與江浙風華之傷逝，憤而著作，以記憶抵抗時代逆流。《陶庵夢憶》序曰，由於要將往事錄存，流傳後世，以著述留名，令張岱的意志有如高僧的舍利子，可以抵擋劫火﹕「則其名根一點，堅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猶燒之不失也。」不住燃燒的創作力竟令他得享八十高壽。

張岱愛煮茶，與三叔張炳芳切磋品鑑各地名茶名泉，尋求茶與泉之匹配。最得意之作，是取斑竹庵之禊泉，放置三日，去其石腥，以沸水注入寬口瓷甌，下茶葉及茉莉，待其冷，再衝以旋滾之沸湯，靜觀茶葉「有如百莖素蘭同雪濤並瀉」，叔侄將此茶稱為「蘭雪」。張岱又自養一牛，夜製奶酪，以蘭雪茶攙和，久煮之，香氣勝蘭，入口如雪腴霜膩，又以鶴觴、花露之酒蒸之。這些名稱，中國本有，今日也要到日本尋找。清初無疑是盛世，但士人委曲求存，失去氣魄，連帶風流也丟了。明朝比起宋朝，仍不算雅，《儒林外史》一開頭便嘆息洪武皇帝以八股取士之後，風雅大不如前。

史筆詩趣 文人相惜

張岱文筆，堪稱妙手。張岱通經史，家有戲班，能唱曲，而曲文又是雅俗共賞，故張岱之文，有史筆有詩趣，通俗易懂，如「湖心亭看雪」一文﹕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霧淞沆碭，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到亭上，有兩人鋪氈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見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飲。余強飲三大白而別，問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文中所記，不止雪景，而是人情。文人相惜，在明朝，連船家都感動。這就是中國丟失之事，是故，史景遷惜張岱，我惜張岱。

文 陳 雲

八十後文藝青年」突襲藝發局之後的文化戰場

（本文上半部刋於《明報》2010年10月5日、6月「世紀版」）by Ma Kwokming

由於三位「八十後文藝青年」高姿態參加新一屆的藝術發展局委員選舉，早被主流媒體遺忘的藝術發展局選舉總算再次得到有限的關注和報導。三位「八十後文藝青年」的行動不但在本地文化藝術圈裡引起廣泛的討論，而且重新把香港文化藝術發展的弊端放進議程。文化創意產業是曾蔭權班子的六大產業之一，曾蔭權班子又準備動用200億公帑打造西九龍文化中心。既然如此重視文化藝術，藝術發展局的角色原應十分吃重；尤其是藝發局是唯一擁有民選委員的法定機構。藝發局的民選委員來自十個藝術範疇，可以說網羅了香港文化藝術圈的專家。但一個這麼有代表性的文化藝術機構每年的經費卻只有一億，還不及西九那三個設計模型的設計費。三位「八十後文藝青年」宣佈參選後的第一個行動是到藝發局派錢，諷刺藝發局這些年來只能得到康文署手指罅漏出餅碎般的經費之餘，卻只是一味在「分餅碎」的問題上糾纏，完全忽略文化藝術政策的倡議，徒具藝術發展的虛名。三位「八十後文藝青年」又以「突襲」這一字眼形容參選的舉動，實在非常貼切。在香港，文化藝術的討論一向不入流，報章的版面偶然會出現一、兩篇文章；但不過是零零碎碎的觀感，從未形成系統的深入探討，電子媒體的文化藝術節目更是聊備一格而已。這樣說不等如說香港沒有文化，又或者是文化沙漠等陳腔濫調。香港當然有文化，即使是沙漠也有其獨特的文化。香港缺乏的是關於文化，尤其是香港獨特的本土文化的討論。藝發局選舉的藝術範疇代表中有藝術評論的範疇，這一屆卻首次出現沒有候選人的情況。恰好象徵了香港有各種豐富的文化藝術，卻缺乏相關的評論。文化藝術政策的倡議必須建基於扎實的評論，香港一向缺乏文化藝術評論，即使新一屆的藝術發展局發憤圖強，要倡議文化藝術政策也會感到老鼠拉龜，無從入手。三位「八十後文藝青年」的參選宣言強調藝發局政策倡議的角色，正好一針見血，指出藝發局這一具備民意基礎和專業知識的法定機構一直被官僚和對文化藝術外行的民政局箝制。三位「八十後文藝青年」要突襲的是香港的文化藝術資源一直牢牢操控在官僚控制的康文署，而不是有民意基礎和專業知識的藝發局，突襲的是這種資源錯配的局面。



突襲之後卻是漫長的戰事，三位參選的「八十後文藝青年」中，出選藝術教育的蔡芷筠以十票之差撃敗對手。面對漫長的戰事，所有關心文化藝術發展的人都不能置身事外。藝發局要發揮倡議文化藝術政策的角色，必須由評論開始。但評論恰恰是香港文化藝術發展最弱的一環，連藝發局的一些專家也會患上評論閉塞的症候，去年便有一事例足以說明。在香港，辦文學雜誌一向是一門吃力不討好的蝕本生意。十多二十年前盛行一種講法：要害一個人，只要聳踴他創辦文學雜誌就是了。自從藝術發展成立後，香港絕大多數的文學雜誌都是因為獲得藝術發展局撥款才能得以出版，撥款一旦停止或大幅削減，雜誌便要停辦。雖然藝發展局仍然繼續接受創辦雜誌的申請，但卻同時要求雜誌方面努力開拓市場，盡快做到自負盈虧。一本文學雜誌獲得撥款兩、三年後便要面對停辦或削減撥款的危機。《字花》是數年前由一群年青人創辦的文學雜誌，雜誌面世時令人眼前一亮，大獲好評。之後數年《字花》一直得到藝發局的支持，先後創了多個香港文學雜誌的記錄。去年《字花》再次申請支助時，卻被大幅削減支助，《字花》後來發表了公開信，質疑有關決定。信中透露在申請過程中，負責評審的委員要求《字花》的編輯們解釋《字花》的文學性，在公開信中《字花》形容這要求是強人所難。文學性是甚麼一回事？要求《字花》編輯解釋《字花》的文學性的評審員自己能否解釋文學的文學性是甚麼？

文學的文學性(literariness)或文學效果(literary effects)其實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歐洲興起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套見解。文學的文學性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探討焦點，當中形成的見解更成了一整套文學理論。這套理論認為文學其實是一種社會體制，它的作用在於生產一些人們認為是文學的產品。換言之，文學是一種社會生產，文學作品不但由個別作家生產，而且是由文學這種社會體制生產出來。個別作家生產的只是一部部作品，但甲作家的作品是文學作品，乙、丙、丁等作家的作品卻不是的因由不在於作家的個人才華，而在於文學這種社會體制認定只有甲作家的作品才具文學特質或文學性，其他作家的作品則沒有。所謂文學性是由社會體制生產出來的。這套文學理論否定「天才論」背後的唯心主義，文學是社會生產的想法符合唯物主義思想之餘，卻有別於官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學反映論（跟十九世紀歐洲的寫實主義不盡相同）。文學根本毋須反映任何事物，因為文學是特定的社會體制自行生產出來的。當然這套見解只是一家之言，是在亞爾杜塞(Althusser)的科學馬克思主義影響下衍生的。當亞爾杜塞的科學馬克思主義受到質疑後，這套見解也很少被提及。無論如何文學的文學性是十分複雜的問題，恰好是文學評論或文學理論要處理的重大問題，絕對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釋。那位要求《字花》編輯解釋雜誌的文學性的審批員不但強人所難，而且自曝其短，只有完全不明白問題如何複雜的人才會問這種不可能回答的問題。提出這個問題無疑是逼人家接受亞爾杜塞學派的文學理論；諷刺的是負責評審的委員最後以《字花》的文學性是所有申請資助的文學雜誌中最低為理由，大幅削減資助，恰恰印證了文學和文學性不過是特定和不公平的社會體制生產的。

不過那些自曝其短的審批員其實值得同情，在香港這種評論缺席的文化氣氛底下，文化界中相信不少人會犯上同樣的錯誤。評論是一門艱深的學問，不能隨隨便便對待。巴爾扎克的長篇小說Lost Illusion敘述法國鄉間一名青年，有感留在鄉間沒有出路，在家人支持下決定到巴黎闖蕩。這名青年卻不是一心想著到巴黎碰運氣，他的家人早已為他聯絡了一群青年跟他們一起生活，每天刻苦地研習。鄉間青年抵達巴黎後過的是波希米亞式的生活，他跟其他同是過著波希米亞式生活的青年每天努力研習，為的是能寫出一些獲巴黎報刋刋登的評論；藉著發表評論而受到注意，甚至揚名立萬。小說中巴爾扎克特別為鄉間青年撰寫了一篇終能在報章刋登的劇評，但當青年嶄露頭角之際，鄉間家裡卻出了事，青年被逼放棄計劃返回鄉間。放在香港， Lost Illusion的故事情節實屬匪夷所思。原來寫評論足以讓寂寂無名的鄉間青年在巴黎這個大都會受到注意，甚至揚名立萬。香港報章的評論僅限於時事評論，報章裡個別專欄偶然會寫點影評、劇評或樂評。但專欄的小格子是早已成名的文人或專業人士專用的園地，而且只能容納五、六百字的文章。如此短小的評論根本不須要事先從事嚴肅認真的研習，通常只是某某名人的觀後感而已。在香港藝術評論雖不至於完全缺席，但對本地的藝術發展卻似乎可有可無。評論匱乏可以說是香港文化藝術發展的貧血症，藝術創作不是憑空的；藝術家們喜歡聚在一起互相交流、砥礪和汲取經驗。評論恰好發揮這種重要的作用，德國思想家班雅的博士論文”The Concept of Criticism in German Romanticism”指出德國浪漫主義詩人們認為評論其實是無窮無盡的連繫，評論某藝術作品或某演出，必定會把作品或演出放於作品或演出時的社會脈絡中，亦即是把作品和社會連繫一起。評論其實是作品的後世(afterlife)，任何藝術作品都必定有其後世，人們對待藝術品的態度必定包括它的後世。論影響作品的後世往往比作品本身更重要，相信很多人都不曾讀過十九世紀法國詩人波特萊爾的詩，但卻很可能知道他是歷史上最著名的都市閒逛者 (flaneur)。都市閒逛者是波特萊爾詩作的後世，審理街頭藝人蘇春就阻街一案的裁判官引用都市閒逛者說明街道並非只有作為通道的單一功能。評論是無窮無盡的連繫，發揮的作用無從估計。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的成名作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最能說明評論發揮的作用簡直是超乎想像。他在書裡首先指出公眾領域向來是當權者投射權力或宣示主權的場域，即是說長久以來，公眾領域不但由當權者界定（像警察劃定示威區），壓根兒是當權者耀武揚威或刻意歌舞昇平的場域。像國慶閱兵便屬前者，舉辦奧運和世博則屬後者。但歐洲社會在17、18之間卻形成了不是當權者一手策劃的布爾喬亞公眾領域，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握要分析這種布爾喬亞公眾領域的特質和形成的歷史脈絡後，著重探討在20世紀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興起之後，百多年前形成的布爾喬亞公眾領域在結構上起了甚麼變化。哈伯瑪斯是亞當諾(Adorno)和霍克曼(Horkheimer) 的學生，二人恰好是文化工業一詞的創始者，也是文化工業的批判者。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對文化工業的分析自然師承自亞當諾和霍克曼。哈伯瑪斯後來對二人有所批評（在西方，學生批評老師是等閒事，中國傳統文化則認為是「欺師滅祖」，或許香港的世代之爭就是不中不西、唔湯唔水的產品），有關文化工業興起後，布爾喬亞的公眾領域如何轉變的分析亦有所改變。但對於布爾喬亞公眾領域的特質和形成的歷史脈絡，哈伯瑪斯的觀點則不曾改變，明白當中的歷史脈絡便能知道評論的威力，對「八十後文藝青年」突襲藝發局之後如何面對漫長的戰爭甚有啟發。

根據哈伯瑪斯的分析，歐洲在17、18世紀形成的布爾喬亞公眾領域源自一些文學沙龍的活動。沙龍一詞也許出自法文salon的音譯，salon即客廳；客廳和文學、文化和藝術（如攝影沙龍）連上密切的關係源自17、18世紀歐洲的貴族文化。當時正值啟蒙思想發端，貴族之間要突顯自己除了盡力親近皇帝之外，可以在自己家裡的客廳舉辦文化聚會。啟蒙思想家之中，伏爾泰的聲名最高，是貴族們競相邀請的人物。有他出席的聚會便也能吸引各方名人雅士參與，主人家亦因而與有榮焉，文化和權力通常不能分開。17、18世紀也是布爾喬亞作為一個階級登上歷史舞台的時候，雖然布爾喬亞是上升的階級，但社會地位卻無法跟貴族階層匹敵，尤其是布爾喬亞缺乏貴族階層經過多年而建立的社交圈子和社交活動。不過他們很快便懂得照辦煮碗，仿傚貴族舉辦文化沙龍，地點則改為咖啡廳。布爾喬亞在咖啡廳舉辦的文化沙龍不會有伏爾泰這種級數的人物作號召，但比起貴族舉辦的卻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布爾喬亞作為一個階級大都喜愛閱讀小說，小說專門探討自我(self)。布爾喬亞是新興的階級，努力擺脫貴族所代表的門弟和身份觀念，獨立自主的自我恰好是抗衡貴族的身份和門弟。另一方面，獨立自主的自我其實是無依無靠，獨自生存的個體。自我的觀念一方面有助擺脫貴族身份門弟的掣肘，另一方面卻置人於一種無依無靠，獨自生存的狀況。小說除了專門探討自我，更是唯一依靠讀者獨自閱讀的文學體裁，恰好是布爾喬亞境況的寫照，自然成了布爾喬亞最喜愛的讀物。布爾喬亞在咖啡廳舉辦的文學沙龍主要環繞個別當時得令的小說讀本，避免曲高和寡之餘，卻又不至言而無物。既然小說專門探討自我，討論小說作品的文學沙龍便也是探討自我的文化沙龍。既普及，亦深入，布爾喬亞的文學沙龍亦因而蔚而成風，遍及英、法、德等地。哈伯瑪斯更認為這些在咖啡館舉行的文學沙龍不但是後來布爾喬亞公眾領域的雛型，在不少方面更是後者的藍本。在咖啡館舉行文學沙龍必定向公眾開放，原則上任何人都能參與。由於討論的不過是當時得令的小說，小說探討的又是人人關心的自我，討論不涉及個別人士的具體利益，參與者不會有既定立場。由於只不過是討論小說，不是甚麼深奧難明的問題，不須要專家，更不用論資排輩。在參與者無輩份之分，又沒有既定立場，最有說服力的見解便也是最為人接納的見解。這些都是後來形成的布爾喬亞公眾領域的特質和可貴之處，這也是評論的終極作用。

「八十後文藝青年」突襲藝發局之後，絕對要面對評論貧血的問題。既然建制的人物不知評論為何物，「八十後文藝青年」和所有關心香港文化藝術發展的人大可昂首闊步，長驅直入，進佔評論的無人之境。「八十後文藝青年」這一名稱非常有創意，簡直是神來之筆(a stroke of genius)。由「中國學生週報」的年代開始，文藝青年是一群起碼在口頭上得到稱許的群體。事實上，香港的文藝青年曾組成文社或詩社，舉辦寫作坊、文學奬等活動和辦刋物，「中國學生週報」可以說是香港文藝青年有史以來最輝煌的成就。「八十後文藝青年」必須超越前人，但卻不可能仰仗藝發局雞碎咁多的撥款辦一份比「中國學生週報」更出色的刋物。不過有一條天體物理學所說的蟲洞(wormhole)，讓「八十後文藝青年」穿越時空到達一個寬廣的評論新天地。「八十後文藝青年」可以效法17、18世紀布爾喬亞舉辦的文學沙龍，最初只須五、六人相約讀某本小說，然後找一個可以讓人舒舒服服討論一個下午或一個晚上的地方。討論的課題當然是相約讀過的小說，而討論必須公開，歡迎任何感興趣的人參加。值得閱讀和討論的小說當然多不勝數（因此有用不盡的彈藥），但正值「地產霸權」、「仇富」和「富豪（地獄或天堂式）捐獻」等社會議題不斷湧現的時候，最值得「八十後文藝青年」閱讀和討論的是Thomas Mann剛滿二十歲時便開始著手寫的成名作 Buddenbrooks（1901年出版）。

這是寫德國一個商人家族史的小說，Thomas Mann憑此書而奪得1929年的諾貝爾文學奬。小說由白手興家的富豪第一代隆重慶祝生辰開始，帶出家族的顯赫地位和老布登士的過人成就。小說最令人難忘的是寫繼承父業的布登士先生不但不是敗壞家財的二世祖，而是個為人正直、熱心公益、信守承諾的人。他還獲選為市議會的議員，他有兩名兒子和一名女兒；老布登士在世時最痛惜唯一的孫女。布登士先生不僅能守業，還成功增加了家族的財產；但他卻拘泥於門弟之見，犠牲了女兒的幸福。布爾喬亞曾努力打破身份和門弟的觀念，但當他們取代了貴族原有的地位後，同樣墮入身份和門弟的枷鎖中。在故事中Thomas Mann卻沒有刻意帶出布爾喬亞言種以貴族的枷鎖套在自己身上的做法，反而加強了故事情節的震撼。到了家族的第三代，做哥哥的繼承父業之餘亦同樣獲選當市議員。做弟弟的則行為較乖辟。表面上，家族的威望絲毫沒有減少，但小說描寫持家的湯瑪士布登士漸漸感到自己不過虛有其表而已，他又不齒同行裡的暴發戶那種狠毒的經營手法。讀這本小說是賞心樂事，文評家們更推許小說的德文為範文；但對「八十後文藝青年」來說，最大的意義是讓香港的富豪們知道他們的下場已掌握在「八十後文藝青年」的手掌中。如果著名文化人陳雲一篇文章便足以刺痛能呼風喚雨的地產豪強，「八十後文藝青年」持之以恆的閱讀和公開討論更能讓他們知道作為一個階級，香港地產富豪們的咀臉完全掌握在「八十後文藝青年」手裡。歐洲的商人曾經是有份改革社會的布爾喬亞，這一歷史淵源令個別商人（如湯瑪士布登士）能夠自覺自己的不足。香港的富豪們以前是英國殖民者的合作伙伴，現在則是北京的合夥人。雖然Thomas Mann的 Buddenbrooks不是一面照妖鏡，但卻足以讓「八十後文藝青年」明白香港的地產豪強恰好就是湯瑪士布登士不齒的暴發戶。青年人批評地產霸權被建制派人物說成是「仇富」，連獲得諾貝爾奬的文學作品也批評地產霸權，建制派的人還可以說三道四麼？文學是一種社會體制，由於香港社會一向忽略評論，連熱愛文學的人也未必明白文學這種社會體制的妙處，「純文學」的觀念便是個好例子。「八十後文藝青年」正好乘虛而入，效法當年的布爾喬亞建立文化沙龍，佔據文學的陣地。「八十後文藝青年」也是「反高鐵」和「反特權」青年，閱讀文學作品然後公開討論不正是主流社會強調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嗎？建制派的人物還能胡說八道，說青年人激進、譟動和不安嗎？在香港寫評論無法讓青年人闖出名堂，但一群青年定期聚在一起，公開討論文學作品卻足以像17、18世紀的布爾喬亞文化沙龍一般發揮超乎想像的威力！

「八十後文藝青年」的文化戰場

哈伯瑪斯形容17、 18世紀的布爾喬亞公眾領域在性質上是個別人士聚在一起而形成公眾(private persons coming together as a public)，其重要性首先在於它並非統治者一手策劃，彰顯威勢或理順統治（如諮詢會）的公眾領域，而是由個別人士聚攏一起形成的。布爾喬亞的公眾領域打破了統治者對公眾領域的壟斷，統治者一向壟斷了公眾領域，因此政府建築物屬公眾擁有，但卻不一定向公眾開放。開放與否由統治者決定，即使開放也必定會諸多規管限制。中聯辦附近的街道不也是公眾地方嗎？但在警方諸多規管限制，隨時架設鐵馬阻街的情況下，已成了「生人勿近」的地域。青年人與其在這一帶公眾意涵已被榨取得一乾二淨的地方虛耗生命，不如改變策略，另起爐灶，自己建立具備真正意涵的公眾領域。布爾喬亞的公眾領域不過是十多人圍攏一起討論（咖啡館不會很大），卻足以一舉打破當權者對公眾領域的壟斷。當中的玄機在於這些公開聚會一方面有別於政府舉辦的諮詢會，是認真的討論；另一方面亦不像立法會或「城市論壇」的討論。前者只限於議員和官員發言，後者亦必定設有嘉賓講者；但最大的分別是在立法會或在「城市論壇」發言的早已有其既定立場（尤其是代表政府的），發言不過是重複既有立場而已。布爾喬亞的公眾領域完全公開，即使實際參與的必定是達到某教育程度的人士。最重要的是參與者不會有既定立場，又不分專家與否，不會論資排輩，最有說服力的見解便也是最為人接納的見解(The best argument won)。布爾喬亞公眾領域的特質和可貴之處在於展示一種由當權一手策劃的公眾領域裡不可能出現的公眾性(publicity)。在香港這種商業主導的社會裡publicity一詞不過是指宣傳，public relation則是指公關，公眾(public)淪為被操控和被愚弄的對象。布爾喬亞公眾領域展示的公眾性則是一種沒有壓制底下的公共理性，一種既不會依恃權威，也不涉及個人利益的公共理性。這種難得一見的理性達到的結論自會有其令人折服的無比威力，但更重要的是展現這種理性的過程成了公眾性 (publicity)的真正意涵。

「八十後文藝青年」突襲藝發局之後，絕對有條件效法17、18世紀布爾喬亞建立的文學沙龍，組織公開的文學沙龍，討論大家讀過的小說。除了Thomas Mann的Buddenbrooks，值得青年人讀而青年人又會感興趣的小說作品很多、很多，在選擇作品方面，青年人真的像某些人所說被竉壞了(spoiled for choice)。或許可以發揮創意，一次過拿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Notes from Underground)和歌德的《少年懷特的煩惱》(Sorrows of Young Werther)這兩部同是以第一人稱而寫成的作品一起讀。前者當然是一部十分灰暗的作品，故事主人公是個低級公務員，經常被上師「點來點去」，不但感到完全沒有尊嚴，壓根兒感到自己並不存在。他一心要在一個星期日的日子裡走到聖彼得斯堡的大街，趁著某位官階甚高的軍官走近時，乘機向軍官鬆踭，宣示自己的存在（班雅明說波特萊爾這位史上最著名的都市閒逛者在巴黎街頭閒逛時，非常注意和群眾保持鬆踭的距離”to keep his elbow room in the city crowd”）。通篇《地下室手記》就是這位質疑自己是否存在的低級公務員的獨白，但也是對不公平的社會、壓逼人民的社會的控訴。最重要的是這位被壓逼，生存狀況如同處於地下室的人沒有放棄反抗，即使他的反抗近乎阿Q，但也足以表達他宣示自己存在，確立他作為獨立自主的個體。「八十後」無論作為社會上一個新名詞，或作為一群關心社會、積極參與社運的群體恰恰也是香港的年輕人宣示自己的存在，更貼切一點說，是宣示一種有別於主流社會價值觀的存在。不過在論述的層面，在社會的話語權牢牢掌握在建制勢力的情況下，「八十後」的宣示作用便有如《地下室手記》的主人公那麼微弱。從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的運動以來，主流社會便以各種不同名稱來規限年青人的生存。如「後物質」、「等上位」或「無得上位」、「等上車」、「世代戰爭」等。「反高鐵」一役，先有曾蔭權要年輕人反省，緊接著是呂大樂在《信報》發表文章，指責年輕人超出「和平、理性」抗爭的範圍。連一副笑容可掬、和藹可親的張炳良校長也剛發表了偉論，要年輕人顧及後代。全是教訓的口吻，完全不當年輕人也是獨立自主的個體。在這種情況下，「八十後文藝青年」突襲藝發局之後，效法17、18世紀布爾喬亞建立的文學沙龍，組織公開的文學沙龍，討論大家讀過的小說。此舉完全有別於部份年輕人早已默默進行的讀書組，後者不過是巴爾扎克小說裡那些刻苦研習，過著波希米亞式生活的青年。效法17、18世紀布爾喬亞建立的文學沙龍，組織公開的文學沙龍，發揮的效果超乎想像，歌德的《少年懷特的煩惱》有助說明。

歌德的《少年懷特的煩惱》寫懷春少年受情困而自殺身亡，跟《地下室手記》相比，如果前者有任何指控，也必定是針對年輕人而發。不過《少年懷特的煩惱》雖然寫少年受情困而自殺，但小說一點也不灰暗，反而有一種不能掩蓋的光芒。換轉是今日香港，遇著少年或少女受情困而自殺，主流社會不是一片惋惜，便是慨嘆年輕人少不經事、意志薄弱、不負責任等等。某某學者、專家則會提供意見，要如何輔導年輕人；政府官員也必定會說一番得體的說話，安定人心。《少年懷特的煩惱》這部寫懷春少年受情困而自殺身亡的小說卻是德國在1760至1780間盛行的文學和藝術思潮Storm and Stress的鼻祖。這股思潮強調凡事率性而為，盡情表達個性。少年是詩人，他對身邊的事物頗多不滿。他鍾情的少女是家中的長女，母親已逝，她要負責照顧多名年幼的弟妹。年輕詩人有一次見到少女帶著弟妹們嬉戲，少女對弟妹們處處小心維護。年輕詩人深受感動，亦深深被吸引，眼前所見的是他有生以來最美麗的。少年認識少女時，她的父親為了解決家庭的經濟問題，已把她許配給一位殷實商人。在形式上，《少年懷特的煩惱》是少年詩人寫了一系列寫給少年一位朋友的信件，信中訴說少年的遭遇和感受。少年早知自己的感情會落空，他最後自殺不是因為他感到有如晴天霹靂，受不了；也不是因為他替少女不值。少女甘願接受父親的安排，少年甚至結識了少女的未婚夫，跟少女保持正常的社交來往。在《少年懷特的煩惱》這個故事裡，少年自殺的行為並不是少不經事、意志薄弱或一事衝動。相反，是深思熟慮、表現個性和負責任的行為。雖然《少年懷特的煩惱》不像《地下室手記》那樣直接控訴社會的不公，但在字裡行間卻經常出現少年詩人對社會現況的不滿，他對社會的不滿更凸出少女的高貴。《地下室手記》的主人公是位憤世疾俗的人，但他確是被欺壓的人，讀《地下室手記》只嫌主人公不能作出更有力的反抗。《少年懷特的煩惱》寫的是多愁善感的少年詩人，為了向自己一段無法滿全的感情負責而自殺。出色的文學作品必定是顛覆的作品，在歐洲18世紀將末的年代，《少年懷特的煩惱》和由之而出現的文學藝術思潮顛覆的是啟蒙思想高舉理性的做法。放在今日香港，《少年懷特的煩惱》顛覆的是主流社會那種粗疏和單一的思維模式。自殺的行為無人願見，當然不應鼓勵；但遇著有人自殺，而當事人又是青少年時，香港主流社會只會有A、B或C的標準反應。《少年懷特的煩惱》顛覆的恰恰是這種「指定動作」般的事態反應模式。

「八十後文藝青年」突襲藝發局之後，組織公開的文學沙龍，討論大家讀過的小說。表面上，絕對符合主流社會要求「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準則，但骨子裡卻是極之顛覆的。在放煙花多過放炮仗，辦完東亞運又要辦亞運的社會裡，歌舞昇平是地產霸權當道，貧富縣殊不斷惡化的情況下的麻醉劑。出色的文學作品令人看到歌舞昇平也無法掩飾的種種問題，十九世紀法國的寫實主義小說便出色地捕捉了十九世紀布爾喬亞階層的面貎。尤其是福樓拜的兩部小說《包法利夫人》和《感情教育》，深刻地刻劃了在法國大革命中坐大的新興階級——布爾喬亞——取代昔日的貴族階層成了社會主流後的嘴臉。這個階級原是改革社會的新興力量，但法國大革命之後，布爾喬亞成了建制的成員。他們口裡當然唸著自由、平等、博愛等理念；但這群人的精神面貎卻是庸俗不堪。像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寫的是法國小鎮裡一名商人的妻子。小說寫她一方面不甘於小鎮的平淡生活，另一方面又不願放棄自己那種總算是安穩的生活，於是想盡辦法在平淡的生活中平添某些刺激的因素，例如是背著丈夫另結新歡。《感情教育》則寫一對好朋友的風流韻事，故事最經典的一幕是這對好朋友多年後重逢，彼此回憶當年。最令二人回味的竟然是當年某日二人同一時間出現在妓院裡，手裡同時拿著一束鮮花，準備獻給妓女。當時二人相顧失笑，多年後二人相遇，異口同聲說在妓院相遇的一刻就是二人生命中最幸福快樂的一刻。班雅明在〈說故事的人〉一文中，特別提及這一幕，他說任何寫小說的人，寫到這裡必須擱筆，不可能再寫下去了。事情荒誕透頂，不可能言說；但這恰恰是成了建制派的布爾喬亞的精神面貎。19世紀的布爾喬亞可以說是現代中產階級的老祖宗，歐洲的布爾喬亞起碼有其光輝歲月，但中產階級則是沒有歷史脈絡可言的建構，難為香港經常有人高舉中產價值。香港的商賈階層從來是阻礙社會改革的頑固力量，至於中產階級由於根本沒有一條清晰的歷史脈絡作為參考，要捕捉他們的精神面貎一點也不容易。但小說卻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價值，如上文所言，作為一個階級，歐洲的布爾喬亞喜歡閱讀小說。在香港，戰後嬰兒潮一代中成功上位的絕大多數是小說盲。年過半百而又大學畢業的人，頂多看過金庸、古龍。教院校長，也是行會成員的張炳良剛發表偉論，要八十後多讀書，教院的同學不妨問張校長讀過多少部小說。香港的教育制度絕不鼓勵學生閱讀小說，學校掛名鼓勵閱讀，但卻要求學生寫讀書報告，所謂鼓勵閱讀不過是另一種功課而已。香港社會閱讀風氣薄弱不是秘密，文學雜誌難以立足已是清楚不過的說明。書店裡最暢銷的書籍不外是金融、旅遊、飲食和命理、風水等。小說卻不一定入流，偶然出現《哈里波特》般風靡全球的流行小說時，才能在香港成為暢銷書。歐洲17、18世紀的布爾喬亞須要打破貴族階層的身份和門弟觀念，專門探索自我的小說成了布爾喬亞凸出獨立自主的個體以之抗衡的重要武器。香港的商賈階層既不是歐洲的貴族，也不是布爾喬亞；至於所中產階級更是血肉模糊，小說不入流是因為香港的商賈階層以至所謂中產階級都沒有建立獨立自主的逼切須要。對「八十後文藝青年」而言，面對主流社會對「八十後」的種種訓斥、輕視、醜化和詆毀，效法17、18世紀的布爾喬亞，推動以小說為主打的文學沙龍，重新確立獨立自主的自我，不但直接進佔文學陣地，而且在文化上凸顯年輕人先天上的優越。

張炳良說20歲的大學生思想不成熟，但四十歲之前未讀過《少年懷特的煩惱》的人不可能欣賞故事表達的情懷。四十歲之前未讀過《地下室手記》的人必定是一些遁規蹈矩，對上師唯命是從的人。這些人接受不公平的遊戲規則之餘，只希望自己屬有著數的一方。即使這些人學歷再高，也讀不了《地下室手記》，揭一、兩頁便會放低書本。年輕人的優越在於還不至完全接受主流社會各種虛偽、犬儒、庸俗和反智的作風，出色的文學作品恰好顛覆主流社會的價值。香港戰後嬰兒潮一代中成功上位的絕大多數是小說盲，他們全是建制的受益者（張炳良便是現成人辦），心態上只會抗拒顛覆主流價值的文學作品，他們是小說盲是正常的。相反，對年輕人而言，小說提供取之不盡的文化資源，顛覆主流社會的價值。總而言之，值得「八十後文藝青年」閱讀和討論的小說多不勝數，單是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便有 90部（有長篇、中篇和短篇）之多，還有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卡夫卡的經典作品。小說提供的彈藥取之不盡，不愁沒有話題之餘，更能讓「八十後文藝青年」佔據了文學的陣地。這個陣地既是高度顛覆，也是十分安全，因為主流社會絕對不可以說三道四。更妙的是文學這個陣地是建制人物無法進入的，當然年青人當中也會有人感到《地下室手記》太沉重，承受不了，更遑論杜斯妥也夫斯那四大部長篇小說 ，又或者是卡夫卡的《審判》和《古堡》！或許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卡夫卡要留到討論展開後，大家感到閱讀小說的樂趣才著手。閱讀是樂趣，不是苦差，八十後的社運抗爭強調快樂抗爭，更何況是「八十後文藝青年」的文學沙龍。毋須擔心，選擇多多，可以讀馬圭斯的短篇小說Chronicle of a Death Foretold，享受作者的魔幻敘事。又或者讀美國19世紀作家L. Frank Baum的The Wizard of Oz（中譯《綠野仙踪》），這是一個清新可喜的近代童話，故事卻對成年人社會頗多批評（連童話也可以十分顛覆的）。故事說被龍捲風吹到巫師世界的小女孩為了要早日返回家中而專誠造訪大名鼎鼎的奧城巫師。誰知這位巫師是個呃神騙鬼的騙子而已，但最要不得的是他為了要除去西方女巫這位心腹大患，竟然欺騙小女孩，要她冒險替他除去西方女巫才教她怎樣回家。

The Wizard of Oz引人入勝的元素不是巫術大比拚之類的情節，也不是巫師世界的不可思議，而是一個被龍捲風吹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域的小女孩如何毫不畏懼，務必要找到方法返回家中。故事寫這位勇敢的女孩在路上遇到稻草人、鍚樵夫和一頭比羊還要馴和的獅子，再加上跟女孩一起被龍捲風吹走的小狗，女孩和她的同伴找到奧城的巫師之餘，更加除去邪惡的西方女巫。故事引人入勝之處恰好在於描寫女孩和同伴之間彼此扶持，真誠相待，絲毫沒有成年人之間經常出現的猜忌，最後克服重重困難。故事的高潮是女孩和她的同伴落入西方女巫的魔掌中，稻草人和鍚樵夫被殘害，獅子和女孩則被奴役。女孩眼見同伴被害，義憤填膺，隨手拿起地上的一桶用來抹地的水，潑到西方女巫身上。原來西方女巫沾水即融，或許有人會認為這個結局未免牽強，但童話最重要的元素在於刻劃赤子之心的孩童們如何跟大自然聯手（水是大自的恩物），戰勝陰險凶惡的成年人世界。像〈糖果屋〉這個故事，被後母遺棄在森林中的兄妹，憑著勇敢和機智，兄妹二人合力制服準備把二人吃掉的女巫後，得到飛鳥們（大自然的力量）的相助，引領二人回家。童話故事的元素是赤子之心的孩童們跟大自然聯手，戰勝邪惡勢力。邪惡勢力卻必然來自成年人的世界，童話故事因而必定包含批判成年人世界的元素。中國文化尊崇大家長，事事論資排輩，像〈孔融讓梨〉這故事便無非是宣傳一套「長長幼有序」的規條；又有所謂「以下犯上」的罪名，童話故事一樣十分顛覆。「八十後文藝青年」又可以讀海明威的For Whom Does the Bell Toll（中譯 《戰地鐘聲》不但未有譯出原本名稱的意思，更因而未能表達小說的深刻寓意），小說寫一名美國志願軍奉命到西班牙協助共和軍炸毁橋樑阻止獨裁者佛朗哥的軍隊推進。西班牙內戰是獨裁和民主共和（稱得上共和國必須實行民主）對決，獨裁一方得到希特勒全力支持，蘇聯則口頭上支持共和一方。英、美、法等國則因為蘇聯的緣故而袖手旁觀，三國的左翼人士唯有自行組織志願軍協助共和一方。For Whom Does the Bell Toll一方面寫共和軍的英勇事蹟，但另一方面則沒有絲毫的英雄主義色彩。西方牙內戰是一場強弱縣殊的對決，無論共和軍和志願軍如何英勇也必定戰死沙場。海明威問的是喪鐘為誰鳴？這問題留待「八十後文藝青年」討論。由1615年歷史上第一部小說《唐吉軻德》面世後，西方傑出的小說多不勝數。這篇十分長氣的文章完全沒有提及英國作家的小說，也沒有提及近年急速冒升的第三世界小說，更沒有提及女性作家的作品，年青人自己絕對有能力自行發掘。「八十後文藝青年」突襲藝發局的舉動客觀上開闢了新的文化戰場，突襲後（即使是小勝而已）便須進駐戰場，效法17、18世紀的布爾喬亞舉辦的文學沙龍不但絕對可行（最初只須五、六人參與），而且會發揮深遠的影響。

讀：《讀書好》 陳： 陳雲

讀： 過去你曾寫下兩本指出港式中文弊病的著作，請問時下港式中文最嚴重的問題是甚麼？
陳： 是洋化的官僚中文，例如「不排除」、「不存在」、「有保留」，說時像很有權威，但其實內容空洞，句子有頭無尾，不符合中文章法，聽起上來簡直是廢話一堆，侮辱市民，教壞下一代。

讀： 在日常生活裏，隨處可見一些叫人摸不着頭腦的中文，好像寫着「前往此區者不在此限」的路牌，中英混雜。究竟應怎樣解讀此標示？
陳： 標示裏的英文是能夠讓人理解的，可是要人家先有理解英文的能力，再自行翻譯成中文，這是一種文化殖民主義，有點自我作踐。這些中文告示，完全不站在讀者角度來理解，顯示政府官員智力低下，思想貧乏，缺乏溝通能力，更顯示他們傲慢無禮，掛了告示，便不理會人家如何理解；但若你不跟從，便是犯法，會被抄牌。正確的說法，是「此車道只通往某區」或「往某區專用車道」。中國是世界上公共行政歷史很悠久的國家，中文詞彙非常豐富，表達力非常準確；出了這些荒謬的告示牌，顯示香港政府官員荒廢學問，或者根本無能。

讀： 曾見過一張宣傳單張，着駕駛人士讓路予緊急救援車輛，英文口號是「Give Way to Emergency Vehicles」，而中文就譯作「禮讓緊急車輛」，好像不太正確。請問中文該怎樣寫才正確？
陳： 「請讓路予緊急車輛」。任何頭腦正常，粗通文墨的官員，都懂得這樣寫。「禮讓」是人情，是修養，但不是必需的義務，例如禮讓老人先走；但對於救護車，是必須讓路的。「讓路」是中文的固定說法，任何人都懂得，不須查字典。政府寫出這樣的中文告示，根本不是從日常的中文着手去思考，而是以英文思考，被英文圈死了語言的表達能力。

讀： 港式中文，有否值得推崇、維護及保存之處？
陳： 香港的傳統正體字和粵語的唐音，是中文的正宗，現在全中國只有香港將它保存了下來，是香港最寶貴的文化遺產。另外，有些源自粵語的單詞和古雅用語，也是值得保存的，例如：「求之不得」、「多謝幫襯」之類。即使俗語說的「有請某某嘉賓上台」，或者搭小巴時講的「前面轉彎有落」的那個「有」字，就是先秦時期所用的虛詞，《書經》亦有用到，今天北方普通話中已經不再用了。又例如用粵語說「我去九龍」，就是古文語法，一字一義，簡單直接；反而普通話的「我到九龍去」，用「到……去」的講法，便很麻煩。可是，現在我們偏偏接受普通話的口語做書面語的標準，若寫「我去九龍」，可能反而會被老師說是粵語口語，不合語法；但其實以前梁啟超、孫中山都是這麼寫的。此外，如要將廣東話轉為優雅的古文亦非常方便，就是「吾往九龍」。

讀： 你在著作裏講到，商家為了爭生意、吸引顧客，會用到極端語言，好像某名牌咖啡店，以前賣的細杯裝咖啡叫「short size」，現在則改為叫「tall size」；又例如海景一定要「無敵」，打造一定是「全方位」，落實必然是「盡力」。這種文字上的通脹，聽得多，會不會叫人麻木，甚至有反效果？
陳： 聽得多，用得濫，就會失去效力，但人人都用的時候，不用又不行，於是就出現了「超級無敵」、「極度遺憾」，甚麼都用到極級的形容詞來推銷或宣傳，漸漸令人失去選擇詞彙的能力，最終會廢掉語言溝通的基本能力。例如「遺憾」，本身已經是強力的實詞，加上「極度」，只是削弱遺憾本身的震撼力，令整個詞句變成廢話，看了也不會動容。久而久之，人會變得蠢、變得冷漠。不過，這樣就容易統治和控制了。
讀： 這現象，你覺得純粹是個文字上的問題，還是反映內地政治文化已全面入侵香港？
陳： 內地因為過去有幾次大型的政治流血鬥爭，都用上了這些激烈而空洞的詞彙，因此到了今天，有時兩個本身是互相排斥的詞句，都可以連用，例如「嚴重同意你的看法」。又例如在正式演講的時候，說「我們對閣下的來訪，表示熱烈的歡迎。」這本是冷漠的中文，但內地人卻認為這是很熱情的中文，這顯示內地人的語言感性已經凋謝了，而香港亦可能走上這條歪路。

讀： 除了用字，在譯音方面，香港很多時都會與內地看齊，好像在新聞報道裏，有主播會將以前所說的「維珍尼亞州」譯成「弗吉尼亞州」；不過球星碧咸的譯名，香港則不會跟隨內地叫「貝克漢姆」，為何會如此混亂？
陳： 因為內地以普通話為交流語，北方話的語音自不然成為了霸權，他們不理會其他方言地區的發音，也不太禮貌，甚至不顧廉恥。翻譯語句要講求順暢和文辭優雅，可以用譯名來讚譽他人，但不能詆譭人家。像「維珍尼亞州」的發音，不論是粵語還是國語，都接近英文，反而「弗吉尼亞」就像是「不吉利呀」，是詛咒人家，而且發音也不準。既然中文無論如何也發不了英文的V和G音，反正「維珍尼亞」和「弗吉利亞」都一樣不準，那為何不取一個意思優雅的字呢？至於足球明星的名字「碧咸」，因為是流行文化，商人不敢得罪本地球迷，於是就用粵語來翻譯。雖然粵語的「碧咸」發音不準，但卻只有兩個音節，貼近英文，依然比四個音節的「貝克漢姆」好得多。

讀： 若果不想受這些「壞鬼中文」影響，希望學好中文，有甚麼方法？
陳： 那就要鄙視港府和大陸的官僚中文，要把這些官話視作廢話，是有毒的中文；如要引述，便要改寫。此外，不要貶抑粵語口語的正當性，因為將粵語轉為優雅的中文，比起普通話更加容易。還有要多讀古文、明清小說和舊時的公文，學習簡潔明朗的表達方法。我們要記住，中國的古文，有四千多年歷史，可以描述許多複雜的事態，這些語文經驗，可以用於現代中文。

讀： 《讀書好》 呂： 呂大樂

07年夏天，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出版了能夠讓人捧在手心細讀的小書《四代香港人》，不過在內容上，這本著作卻一點都不袖珍，藉它而引發的香港社會討論，在這兩年多以來從沒休止，當中待發掘、待探討之處仍有不少。來到2010年，呂教授亦已移師陣地，從中文大學走進了香港大學，此刻與他坐於港大咖啡店再探四代香港人之間的恩恩怨怨，新增與重拾的論述對本地不同世代的人來說依舊極具啟發性。　

讀： 《四代香港人》這本書，已經推出了兩年，你覺得它對社會有哪方面的影響? 它是不是變成了熱門的討論話題？
呂： 其實我自己並不是很用心跟進那個討論，部分原因是它與我原先期望出現的討論有所不同。我寫這本書原本是向第一代致敬，就是我們父母那一代。主要是因為當時我的父親過身了。

讀： 可是，出來的情況卻有點不同，討論變成了是對第一、第二代香港人的指責和控訴。
呂： 結果變成是第三、第四代站一邊，然後第二代人站在另一邊，當中不幸是第一代人沒有出現在討論之中。原本我想寫第一代人如何栽培第二代，以及第二代又可能重新在第一代身上學到些甚麼，然後去幫助第三、第四代。但是這個現象卻沒有出現。部分原因是第二代人沒有參與討論，只有第三、第四代的參與，遺憾是沒有勾起第二代人對自己和對父母那代的反思。

讀： 你認為第一、第二代人不參與討論的原因是甚麼？
呂： 我自己接觸到的第二代，大部分都不以為然，覺得沒有甚麼好討論。曾有位教授跟我說，你那本書好像很多人看的樣子，跟着他說，其實這很易理解，第三、第四代那樣糟，可是你就說成沒有問題，他們當然很喜歡！

讀： 你說第二代人對這個話題缺乏興趣，但第三、第四代人之所以熱烈討論，原因何在？是真的社會流動低了，還是只是一種感覺？
呂： 我經驗覺得是感覺多於social mobility（社會流動性）低了。我自己對社會流動、社會分層的研究，例如2006年那個數據便指出，社會依然是有流動的機會。

讀： 若然在客觀上工作機會沒有減少，流動的渠道仍然是開放，那為甚麼第四代人會借這本書宣洩了他們不滿？那種感覺從何而來？
呂： 我相信有兩個原因，第一，你可以想像一個十多二十歲的年青人，在長大的過程中會聽到很多雜聲。你身邊不斷會有人告訴你，你一定要這樣做，要那樣做，不然就死定了。現在有很多這些聲音，以前相對較少。

讀： 可能是由幼稚園開始的吧。
呂： 由幼稚園、小學，跟着到大學。入到大學，有人會告訴你要怎樣作出選擇，要特意去「上莊」，要去找些地方做點東西，然後去找internship，借意去找個mentor。總之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都要去儲齊它們。現在很多這樣的聲音，是很擾人的，你會感覺到那種frustration。

讀： 這種frustration，也許比起沒有晉升流動的機會更嚴重。
呂： 因為晉升流動機會的煩惱一直存在嘛，你我都試過廿多歲，都應該知道。我也會同情部分第四代或第三代末的人，對於我那代，去到30歲可能就真的起飛，而且起飛的幅度還很大；但是現在部分人會覺得到了30歲仍是差不多，沒有明顯分別。

讀： 我在《明報》看到梁振英寫了幾篇文章，談social mobility和青少年工作等等，他提到一個觀點，他覺得八十年代高流動性和起飛是例外，即是Perfect Storm Theory，幾樣條件巧合同時出現。最主要是84年前途問題，跟着就是人才外流和移民潮，同時經濟擴張，那麼就變成你剛才所說，到了30歲之後就「boom」一聲準備彈起。其實，根本就不是一代壓迫一代的問題，而是客觀上香港發展的一個階段，一些特殊的條件造就了八十年代的booming?
呂： 但那個booming的出現，又不是只在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其實已開始。你可以說現在很難會有同樣的高速增長，但我覺得七、八十年代讓人舒服的原因，不純粹在於一個量的問題，多元路徑也很重要。現在的年青一代當中，出現了兩極化的情形。如果我發現一個「叻」的新一代，我必須承認他比我讀大學的時候「叻」。他們的認識比我們多，他們的英語口音好和exposure都比我們多。

讀： 說到frustraion，第四代香港人當中最frustrated的一群，是大學和副學士畢業的那一群。
呂： 我看到的就是有一部分人，若你將他們放在七十年代的環境下，他們並不能上大學，中學畢業後可能已經出來工作了，可能在做merchandiser，又或者做teller之類，只不過現在他們變成了學位人士而已，因此與路徑收窄有點關係。

讀： 我的印象是，在七十年代後期，香港有很多偷渡來港的新移民，他們會「盡地一鋪」，在街邊賣水餃也好，或者在酒樓做兩年，之後便自己開餐廳。
呂： 以前和現在有點不同，以前香港人很相信：「我不理你學歷，只要你打得就可以了。」譬如說在以前的娛樂圈和文化界，小學畢業也沒有所謂，以前我出來寫稿的時候，有很多編輯也不是大學畢業的。我最初出來寫作的時候，在報社裏大學生是少數來的。

讀： 其實這是任何社會發展的必經之路，這種屬粗放式成長，好像現在的中國大陸一樣，只要打得就可以，不理你是工人還是耕田出身。直到發展至某個成熟階段，就會開始講學歷講資格，然後大家就會要在拿到那個資格之後，才可以由那個平台起步，那就是到了另一個階段。
呂： 可以說是，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我們自己本身被不必要的制度化。在經濟上由粗放型變成秩序型，是會收窄了某些空間。經濟開始成熟，增長速度會開始下降，這當然是有制度方面的因素。但是，當中亦有部分人為因素，譬如面對轉型，有需要將所有人才市場都納入一個學歷系統裏面嗎？其實，一個頂尖的世界城市，在文化、藝術、時裝設計方面等等，它都不是遵行單一套大學制度；它需要可能是某種學歷，但不是純學歷。

讀： 可能是設計資歷，不是綜合大學學位。
呂： 對，那不是學位來的，大家要知道那個行業，需要哪種東西。但是現在的香港，無論是文化或經濟發展，我們將很多的東西都收集在一起，將全部都變成了一個學歷制度，而且還是同一款大學式的文化和學習方式，像現在我們連工業學院也沒有了。

讀： 會不會是參與競爭那些人本身的問題？從小到大已經被灌輸一種策略性的行為，去選擇升學和就業，去選擇甚麼科目等。將來若果發現自己不能達到預期目標，怨憤就出現。過去那個年代的人不同，他們不跟主流遊戲規則玩，只依自己的遊戲規則玩就好。
呂： 問題與兩代人都有關係。第一方面就是後生的是否有膽量抽身出來，用自己的方法去闖，去衝擊它。但同時你會面對一個處境，坦白的說，第二代還活於現在，依然繼續在無須受到挑戰和威脅情況下，繼續延伸他們的遊戲規則。

讀： 因為他們是主流吧！
呂： 是主流。我有一個比喻，就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問題。我們並沒出現新生產力，不像當年美國。美國最初在克林頓上台前，Generation X是有很多憤怨的，在政治上、經濟上沒有出路。你看Reality Bites那套戲，大學生出來最初就只是賣時裝和做店員，其實都一樣如此。

然後有Internet Boom，跟着其他很多方面都出現了大轉型，於是便出現了新生產力，會有些東西是只有這群新人懂得，以前的人不懂。但是香港現在的煩惱是，我們不斷在重複去做一個商埠。

讀： 問題是Youtube也好、Facebook也好、Twitter也好，最開始的Amazon也好，其實它都不是大型的資本運作。背後都只是一群人，在自己的車房中自己製造出來。但是internet革命中的那些business model，着重的不是的科技，而是idea，如何執行idea。所以到了第二代末的香港人，我會覺得是他們的問題，是沒有那種執行創意的能力，沒有了決心，只希望跟着那個主流遊戲規則去玩，但是又想快點贏，一切變成IPO玩意。第一、第二代的執行能力是很強，又或者是如他們所講的純粹是role play。
呂： 第二代的執行能力是很強。

讀： 如果你要超越他們的話，就要擁有和他們一樣的執行能力，但要比他們更加creative。
呂： Creative之餘更要夠膽去做一件東西出來，不只是在說其他人有甚麼不足。從我的角度來說，如果第二代還在要求自己進步的話，我覺得他們要搭道橋出來。不然的話，我面對的問題就是連我生活中的事也開始重複，就連自己都覺得悶。如果你想看到事情改變，就會有一種力，這是由第二代散發出來的。到了那時，你又會不會搭道橋讓別人來撞一下自己，讓新的力量出來？

讀： 這不會發生，很簡單以CR為例，如果我是俞琤，無論如何都會找回葛文輝和林海峰。第一是那由我自己創造傳奇；第二就是我有權；第三他聽我話，不會「起我飛腳」。
呂： 所以到了現在我們還是在聽同一樣的東西。

讀： 十多年前我們聽軟硬《老人院》，到現在廿年後，依然還在聽。但當你想一想，在商台如果再選下一級，就會是I Love U Boyz，這時你會發現俞琤的選擇未必是錯。他們連「搞gag」也不好笑，執行力比不上林海峰，於是我們連少許的收聽動機也沒有。
呂： 我相信要在第三、第四代裏找，總可以找到執行力比較強的人。

讀： 在流行音樂方面，當Beyond出道的時候，沒有大公司支持，他們第一張唱片就失敗，第二張唱片就變成亞拉伯跳舞女郎，弄得古靈精怪，連原本的fans也對他們不滿，主流樂迷又不接受他們。他們經歷過兩、三年的掙扎，四個人差不多連食都沒有得食，後來才有一、兩首主流的情歌，開始紅了起來。他們都不是因為大公司，也不是因為參加甚麼音樂比賽，如嘉士伯流行音樂節等被發掘。
呂： 他們出現的時間也有一個好處，就是同一時間出現達明、出現樂隊熱潮。

讀： 問題就是，我從來不相信黃貫中的結他技巧是無法被取代的，沒有人可以勝過他。但是為甚麼到今天你還是沒找到一隊樂隊的結他手可以勝過他？這個問題就等於問為何同樣有人「搞gag」，卻未能勝過林海峰？責任在林海峰？在俞琤？還是在I Love U Boyz？
呂： 我依然相信這是兩件事，坦白說句，你肯選多幾個，肯試多幾隊，自然就會有多點機會。但是若果最後結果都是沒有的，那就不關別人的事了。我的重點是，第二代自己都覺得很悶。

讀： 第三、第四代人以為，他們無需要經歷一個去鍛鍊他們執行能力的年代，以為只要讀完演藝或理工的multimedia出來，就可以立刻埋位，他們不會理會許鞍華也好，徐克也好，就算黃貫中也好，都有過一段相當長的日子當nobody苦捱。
呂： 答案可能是，在23至35之間的一個調整。現在很多第三、第四代看到的，是第二代於30歲之後的遭遇，但是卻看不到他們在23至30歲之間的遭遇，那就是人人在埋首苦練的時候。

讀： 他們的執行能力就是從那裏來的吧。
呂： 其實那個時候，我們確是比較有利的。有一次我和冼杞然談起，我在讀大學一年班的時候已經在中學教書了，亦有在大專界或青年中心演講。那個年代又真的很奇怪，沒有甚麼人會理你在幹甚麼。

讀： 討論發展下去，會不會變成一個推卸責任的問題？當然你說第二代沒有反省過，但是第四代和第三代香港人有沒有反省過？是他們太早放棄？他們要在主流之內成功，就必然要面對第一、第二代的主流坐在那裏──即是說陶君行必然要面對華叔。
呂： 從社會學上來說，我們六十年代的時候其實也一樣很多frustration。

讀： 我想五、六十年代的frustration很簡單，任何年青人對主流社會和建制都會有不滿。有獨立思考的人，學校年代就已經會培養出一種反叛的行為、反叛的思想。有一段時間可能你會出來參加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
呂： 有時候當你講frustration，那件事未必一定要發生在自己身上，最重要是看到有這件事情存在。

我覺得社會是有惰性的，這個惰性部分來自第二代，他們鼓勵不到新的事情出來。至於第一代，他們走過難，打過仗，對某些東西的看法很不同，他們寧願自己沒有也要給下一代。

讀： 即使第一代本身有很多成就也好，總會覺得下一代人讀書比他多？
呂： 對。這就是第一代的特點。

讀： 他們會尊重讀書的人。
呂： 但是第二代不是，第二代的人覺得自己讀書比人多，所以就將下一代框起來。這就是我覺得為何會開始出現惰性的原因。

讀： 但其實可以集結勢力去將這些東西改變。例如五區公投，你既然覺得民主黨代表了第一和第二代香港人那種建制精英的看法，他們永遠都在建制當中玩；你是可以另立旗幟的。
呂： 對，但很不幸地，其實五區總辭也只不過是一些激進的第二代的一個遊戲。他們始終都走不出那個框框。他們都是建制派來的，就算總辭，最後都一定要返回建制當中。此外，第三、第四代都走不出這個框框。作為社會學家的，當然會嘗試去想在甚麼環境之下，他們會走不出這個框框。

讀： 相對其他國家，香港在這方面有着一種特殊性，還是都一樣？
呂： 在制度上說，我覺得其他地方和國家始終某些條件很不同。

讀： 是政治問題還是其他問題？
呂： 有時候會有一種機制催促你去迫人上台，英國政壇很明顯的吧。因為之前那群人已弄到一團糟，大家說來說去出不了新東西來的時候，忽然有一個新的議程，無論你說甚麼都好，我們就有了這樣一個決定。你剛才說Youtube也好，internet也好，都是走這樣一條路線，就是應用新的idea。

讀： 你覺得最重要的分別在哪裏？是我們的政治制度停滯，令我們沒有人才更替，帶領不到社會變革？
呂： 我覺得沒有輪替是一個問題。香港社會的輪替並不是一個真正的輪替。當董建華在推行某些政策的時候，他找了一些經濟專家做智囊。之後換了人，卻都是那一幫。自由市場的時候是那幫，不是自由市場的時候也是那幫。這和美國不同，你是民主黨，我是共和黨。

呂： 可能由1976開始到大概83年中英談判附近，那時候是最天馬行空，百花齊放的，無論做甚麼也可以，你做甚麼社會都有反應。但是到《英雄本色》出現之後，就出了問題。好像《英雄本色》就是文化的天堂。資本運作到了84年之後又是另一個天堂、炒樓又是一個天堂、政治又是一個天堂，所有的東西出現了一個整整齊齊的香港模式之後，就再無需移動似的。

讀： 就是因為太成功。
呂： 回想之前，其實那也是有點不可思議，實在是厲害。一個爛鬼地方操作的事情，還有人去模仿學習。

讀： 是不是也改變了整個中國的普及文化及中產階級文化的發展？
呂： 不止這樣，你想想大部分地區的開放改革模式都是一樣，興建的第一座大廈一直要是圓形的，一定要有旋轉餐廳。22層和27層的旋轉餐廳，就是用回香港合和的模式，而且還相當之多，差不多去到任何地方也是這樣。每個城市要證明自己現代化就是要有旋轉餐廳。我們當時改變了很多東西，因為實在太成功了。

讀： 這也跟希望將一切凍結在八十年代的心態有關。
呂： 是有關的。

讀： 那即是說，我們不需要世代交替？如果當時已是最成功模式的話。
呂： 但在97之後，發現那不是最成功。

讀： 是社會變了吧，香港人從來不講美學問題。第二代人是不關心這些事的，大會堂和康樂大廈等，他們會覺得沒有問題，蠻好看。問題是現在那一代人關注的重點不同，他們看的世界多了，他們知道北京有一個鳥巢，有個建築師叫Herzog，或者知道巴黎有一座建築物是可以這樣子興建的。
呂： 部分是這樣，部分是在97之後的不景氣，破壞了原有最成功的模式，沒有人再相信。

讀： 所以新的情況就沒有出現。
呂： 所以我才要寫《我的2047》，因為若果再凍結，在哪兒都不行……

讀： 但是問題其實是新的難產，社會對此沒有共識，也沒有甚麼衝擊。
呂： 衝擊很多時是來自第四代香港人。

讀： 像反高鐵運動，嶺南文化研究學系或義工，已經不是菜園村的人，像何芝君、司徒薇他們。但在入面投票的那群人，不論政黨其實都是第一、第二代心態，是發展功能、效率導向的香港人。若沒有辦法令到這些人進入主流的討論中，是一個很大的障礙，不是說吸納他們進去，但起碼大家都要有討論的機會。
呂： 還有就是在主流位置的反對力量，是否可以建制之下，夠膽和建制派開火？但是現在我是看不到很多。要進入當中，用可以和他們對話的方式去對抗。

讀： 現在他們用上了道德精神勝利法。
呂： 現在大多數人都選擇這方法。我們以前是受「老毛」影響，我們要走到群眾去說群眾說話。會說你們這群人貪慕虛榮，飽食終日，所以我不理你。以前會覺得必須要走入群眾，讓群眾聽得到你的說話，你才算成功。

讀： 但會不會欠一個世代交棒的潮流式？經過大選如奧巴馬，然後好像是一支旗號，有一個號召作用，然後影響到其他層面。
呂： 問題是，香港直到今天，走出來選舉的那班人，全是第二代。難聽一點說，你在自己的組織裏也做不到一個這樣的趨勢。

讀： 或者你要跟隨着做第二代的，即是甘乃威模式。他要等到上一代不做了，他才有機會上去。

讀： 第四代需要有一個自己的身分吧。
呂： 要有一個獨立的身分。

讀： 否則你永遠也是甘乃威、或余若薇與陳淑莊。就算是陳淑莊也不會想過，要當今次民主運動中的主角，或是借這個機會去擺脫余若薇的陰影，憑自己團結、甚至成為一個新的世代，一個新的民主運動，她未必有這個想法。
呂： 問題是，我看不見有一個獨立的身分。

讀： 看不到。所謂的「新民主運動」，也只是一個sound bite。
呂： 現在的討論層次是想像不到的低。

讀： 現在根本就不清楚，又不能說他們完全反對走議會路線。
呂： 因為所有人也留了一手。

讀： 對，就是第二代人sure win，risk free。
呂： 但其實應該是這樣的一個鬥爭。

讀：你應該說如果我選不到，我就2012年也不選。
呂： 應該這輩子從此就不參加，以後都就在外面，不回來。

讀： 也許，第二代香港人的問題就是甚麼也要sure win。
呂： 但這是一個慣性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強的傳統。

讀： 香港的東西就是永遠有潛規則。不單只政治、民主、選舉，其他事情也是。表面上是搞文化產業，實際上是IPO。表面上是代際交替，實際上是「收」。表面上是包容，實際上是想吸納他們，想去改變他們的看法，而不是接受他們的看法。
呂： 我想個別人士是以為自己正在接受的，不過沒有一個獨立的議程。

讀： 本身以為自己很另類的人也是正在找尋主流社會影響及認同。
呂： 這才是令我覺得很不安的地方。我有時會說，你跟他決裂就決裂吧。

讀： 可是他們又要sure win。
呂： 我覺得如果是一個很完整的決裂可以自圓其說，倒是沒所謂，只是另一種生活方式。其實我挺喜歡1978年以前的左派。

讀： 就是完全不參與主流社會。
呂： 自己看自己的電影，自己參加自己的旅行團。好像自己給自己說一次話一樣，也挺好的啊。可是現在不是這個樣子，反而更尷尬。你一方面說你不玩，不過只限今次。

讀： 就是我跟你決裂，不過只是一會兒吧。

也許，香港人很怕失去自己的身分。就算入到議會也好，他覺得精神勝利法也是很重要的。你看得到，他實際上是在參與建制，可是他仍然是用一種建制外的mentality在建制裏玩。現在的問題是，無論你政治上怎樣努力去推動改變也沒有用。例如政府發展優秀產業，你看得到，不論是年青一代的香港人也好，還是企業家也好，他們心中只是想如何把廠廈包裝成酒店。除此之外，我真的不覺得他們有甚麼可以engage社會然後一起去做。這認為這個情況會改變嗎？
呂： 我想要換一批新的人才可以了。若要博一博的話，我也不介意讓年輕的一輩試一試。就算做不了甚麼，也願意博一博。我看不到現有的反對系統班底可以出到甚麼有趣的東西。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困了在這裏。

讀： 我想你是少數，有反省能力，才會覺得悶。第二代香港人不會覺得悶。
呂： 第二代香港人不會像我一樣覺得悶，可是他們用另一種方法表達出來。例如我最近去了深圳一趟，跟同一世代的人，都是一些很成功的人。你會發現很奇怪的，就是他們看了深圳所有東西也說好，我覺得這是一種釋放焦慮的方法。

他們就是覺得香港不行。於是另一方面，他們就說深圳甚麼也好，有很多地方我也忍不住問：這樣也好？事實上，大陸很多建築物也是大而無當。高不等如好啊。這種甚麼也是好的心態也是很可怕的。

讀： 如果用他們的核心價值來看的話，他們一定是覺得內地比我們好。高鐵從廣州去武漢走380公里只需三個半小時，以前大概20小時吧，他們當然覺得很神奇。只有容易收地的國家，才能建一條這麼直的鐵路，但第二代人不會想這一點。
呂： 所以你是很實質的見到，第二代表達焦慮的方法就是大陸甚麼也說好，然後就是說快，「你看人家多快！」他們不會想別的問題，這是他們的表達。他們就只是覺得我們慢，但問題是他們又忘了我們慢的原因是甚麼，為甚麼我們要慢，為甚麼我們要去處理。他們當然不會覺得悶，可是他們的焦慮就是我們甚麼也比人慢。人家的東西又快又大又漂亮，好像很厲害，可是一年後倒塌了，又當成另一回事。

讀： 內地差不多每月都有最大的按摩休閒中心開幕，為甚麼呢？因為他們的東西一個月之後就很殘破了。然後就有一個新的按摩中心來取代舊的。
呂： 有一次我在上海，在那最新、最高的Hyatt喝東西，向下望，我真想不到，怎麼浦東這麼快就破落成這個樣子？

讀： 你看東方明珠塔附近，那裏才開發了沒多久，怎可能這樣殘破？你看看深圳地王大廈那裏，建築物很快就很破落了。你再看深圳的地鐵，才建了三年。你覺得如果主動吸納更多年輕人的話，可以改變這個狀況嗎？除了令他們沒有那麼frustrated之外。
呂： 我覺得應該多給他們機會。如果我是領導公民黨的，面對一個這樣的政制，就無謂戀棧了，就給一些比陳淑莊還年輕的人上去試試，看看有甚麼改變。

讀： 會不會是他們很快就建立了一個思維模式，就是效率至上，覺得用這麼少時間選一定選不到，會失去市民的支持，知名度不夠。於是如果想用最少的時間選贏，結果還是派了舊的人出來選。然後又墜入了功能效率的思維中。
呂： 一定是這樣的。但如果他們願意走這一步，我認為會有新的生命力。

讀： 舉例說，請了一班副局長、局長助理。其實對那班政務官來說，他們更是不願放手給他們。
呂： 我覺得更奇怪，是到了第三、第四代也參與批評陳智遠的時候，他們仍然在運用第二代人的角度。

讀： 說到最後，不是社會上某個人設計了一個制度，令社會停滯不前。你看陳智遠的問題就最清楚了。批評得很狠的人就是來自同代那群人。
呂： 這當然是很不幸的。

讀： 這不是不幸，而只是冰山一角。
呂： 所以我一直說第三、第四代根本沒有一個身分，沒有一套獨立想法。

讀： 根本這是一個集體意識問題。如果這是一場Generation War，你應該把陳智遠捧為你們的教主。
呂： 對，如果我仍是廿多歲。我一定捧他為教主。

讀： 為何不行？由二萬人工一跳而變成十多萬人工，有何不可？
呂： 根本就覺得很應該。還覺得應該多開幾個位給我們。你用另一個角度想，他以前一表人才，在現有的大學制度來說是如何糟蹋了他，哈哈。

讀： 其實這個惰性本身是體現在香港人的性格之中。
呂： 這種性格不是第三、第四代獨有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代也有。

現在整個社會也是risk free問題，政改出現問題的時候，「掟蕉」是最容易做的事。大聲一點說，起碼到現在我們仍然有幾個人在寫一些文章去說政治委任制度是必要的，只是應談論怎麼去「優化」，次次也給人狠批的了。扒逆水永遠是辛苦幾十倍的，「掟蕉」就容易成為話題了。

讀： 可是對社會發展沒有幫助。
呂： 這也是香港其他方面的問題，香港很少想共同富貴繁榮的想法。我常舉的一個例子，Harry Potter這書推出時，英國文化界、媒界的反應是大家一起捧它為教主。之後大家心底裏一起說：唓，其實這本書沒有多厲害。這是很多其他國家的做法，如果一旦成功了，就大家有份有着數。我出來捏死你，其實只是捏死了另一隻螞蟻，大家也沒有得益啊，當然是捧你出來對大家有利。其實奧巴馬也是一樣，社會上覺得如果出現一件新事物，社會上就要說新的事情，要有新的議程。大家自然有新的機會，有些人可以翻身，起碼可以一試。可是香港不是一個這樣的地方，就是要把你擊敗了才算。

讀： 可是香港的精英也不會有這樣一種意識，就算是不同年紀的精英，他們也沒有一種齊齊成功的意識。
呂： 現在就好像去冒險樂園一樣，有空就玩玩射擊遊戲，無限復活。不過人會死啊。我不相信第二代可以永永遠遠下去。但當第二代死了，如果再由第三、第四代去延續，然後我們發現他們說的話、做的事原來也是一樣的，事情就真的會很糟了。

讀： 但這很悲觀嘛，需要等年紀大那一班人死掉……
呂： 那死之前也會慢慢老的。沒辦法的了，唯有看年輕的一代有否這種挑戰的能力。

讀： 那你是否應該寫一個續篇呢？
呂： 名叫《第二代香港人》嗎？就只集中談論第二代！哈哈。其實是值得的，因為《四代香港人》爭議並沒得到第二代人的參與，因為內容不中聽嘛。

讀： 對呀，對於你預期出現但最後在討論裏面沒出現過的東西，包括第二代裏面成功的香港人，他們怎樣看這個問題。

開卷看世界﹕傅柯《詞與物》之借題發揮

(明報)2010年9月19日 星期日 05:10

【明報專訊】一九八六年入中文大學研究院，傅柯的書買了一套，讀了十幾年。在德國 修讀民俗學期間，大概是一九九三年，安德里亞斯．哈德曼老師竟然開了一個課程，研習傅柯的《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un arche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一個星期讀一章，用的是德文譯本，遇有疑難，也參照法文原本（一九六六）。德文本的書名用的是傅柯的原本書名，叫Die Ordnung der Dinge（《事物的秩序》）。我在書裏有很多筆記，寫這個書評的時候，本來想找書來看，然而遍尋不獲，也許離開德國的時候，贈送予友人Franz，他也於二〇〇八年初病歿。

傅柯寫的是知識史，知識的元素，所謂認識元（épistémè）如何構造出來，成為一時的規範，然後忽然遭受拋棄，來了另一規範。知識並非演進，而是斷裂的，時代之間有很多斷層和重疊。例如現代的知識關注人的自身，人成為心理學、社會學等研究對象，人成為一個科目。書名的副題，人文科學之考古，便是追溯人文科學（特別是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知識起源。由於知識生產網絡與官僚控制網絡互為表裏，彼此刺激對方衍生，人成了研究對象並非好事。這是傅柯知識權力共生論。現代知識的生產、實踐和報廢，都掌握在專家手上，凡人變得無權無力，傳統的風俗信仰和社群知識拋棄了，凡人失去了詮釋事物的自主權。

名物考 寫鄉村風物

懷緬舊風物，也是追溯舊名詞，古人謂之「名物考」，我從字面意義借用傅柯的《詞與物》，十幾年前開始寫鄉村風物懷舊和語文懷舊，記載鄉土風俗和舊式中文，然後追溯歷史變化，思考何時改換名詞，也改換世界觀。例如種蓮藕和稜角的「水田」，荒廢之後，變成後來純作保育水鳥用的「濕地」，例如官府的「手續」變成政府的「程序」。本來是簡單的語言考據，也寫了十幾年，源源不絕。

傅柯書的第一章引述的歐洲始源醫學，令我察覺中國傳統醫學的特性，印證了我去德之前寫的小書《術數批判》（一九八九）的看法。O. Crollius（1624）整理出十六種聯想模式（近感、遙感、類感、同感……），比起中國的陰陽五行、天人感應，其複雜之處，有過之而無不及。醫藥方面，中世紀的歐洲人一樣用同類相求、以形醫形的思考（similia similibus curantus）。比如說，核桃像人的腦殼，因此推論可以治頭疼，還說桃殼治頭骨的疼，桃仁治腦內的疼；紅色的昆蟲可以治血病；烏頭的種子像人眼，因此可以治眼疾。此等胡亂比附的藥方，無有療效。中世紀的德國醫生用的「放血療法」，將人體十二器官的疾病與黃道十二星宮配合，再以十二個月的節氣來指導施針放血，可謂「天人合一」的極致，不過也不見得有療效。然而，同樣也好像是聯想比附的中國針灸術和中醫藥學，到了今天依然有效，經得起現代醫學的考驗。

與歐洲的始源醫學對照之後，便理解中國醫學是以科學實證知識為基本，事後運用陰陽五行等玄學系統來組織其實證知識，以便執業者記憶和運用。現代人只看了中醫的玄學表述系統，容易誤解中醫是聯想比附，與巫術一樣。這些讀書偶得，只是與做中醫師的朋友講了，也在報紙上用雜文寫了，並無做什麼學術考究。

不是我懶惰，而是我深信，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後，學術停滯不前，毋須做什麼學術研究了。除了懷緬一下舊詞舊物，除了做愛，無事可做。

孔恩（Thomas Kuhn）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用範式轉變（paradigm shift）的理論解釋物理學的演變史，說明自然科學（物理學）理論模式的演化如潮流一樣，並無真理，阿里士多德的力學並非不如牛頓的，只是不合潮流。傅柯在一九六六年以認識元的突變來解釋人文科學的潮流變革。兩書各自獨立，卻一併拆破了科學的真理聲稱（claim to truth），預兆人類學術之終結。天地毁爛，人心腐敗。一九七一年，美元 脫離金本位制度，啟動金融資本主義。

二〇〇七年我離開官場，二〇〇九年，入了嶺南大學 教書，其中一個任務是生產學術論文。我沒有想起傅柯，連他的書也無迹可尋。

文 陳 雲

編輯 曾祥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