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腦，真正要洗的是什麼？ 原載Facebook，歡迎轉發: http://www.facebook.com/notes/antonio-magliabecchi/%E6%B4%97%E8%85%A6%E7%9C%9F%E6%AD%A3%E8%A6%81%E6%B4%97%E7%9A%84%E6%98%AF%E4%BB%80%E9%BA%BC/10151008423810950 引狼入室之後，「國民教育、一簽多行、東北割地」連珠炮發，很明顯，中共的第一目標就是要趕快在普選前「消滅香港」。如果市民還不明白特區政府已經正式成為了敵人，那未免太可悲了。強推洗腦科只是用來試一試香港人的底線：如果餵你的子女食屎飲尿，你也可以聳聳肩說聲「so what?」的話，香港就會在*這一刻*正式滅亡。我覺得我可以立即搬到大陸，起碼那裡的房子大很多。如果不接受這點，第一步就要全港罷課，再不行就罷工，只要有一半人肯走這步，香港才有生機。 ［本文主要是寫給對國民教育無動於衷的家長們看的，重點只有兩個：一，國民教育若一面倒歌頌中國，孩子長大後只會發現一切都是謊言，對人生、社會不再抱有希望；二，若國民教育的老師一邊揭露中國的黑暗，一邊又無可避免地提到中國的經濟發展、國際影響，即使老師如何善意地持平，幼童只會感到「精神分裂」。第二點才是最可怕的毒藥，因為小孩的潛意識，會把「邪惡」與「成功」自動連繫，形成一套「殺人放火金腰帶」的人生觀，而抱有這種價值觀的人，正是極權政府最易操控的人。錯誤的知識很易改正，但扭曲的人生觀沒法改變。本文歡迎廣傳。］ 事實上，無論臉書或集會如何「民情洶湧」，非常多的家長，甚至老師，依然覺得沒什麼大不了的。有一位出身名校的父親說：「罷咩課？就算教都無所謂啦，返屋企我教番佢咪得囉。」我相信，在現階段來說，不想罷課的人絕對是大多數。可見大眾從來也不明白何謂洗腦。 真正的洗腦是一種inception，倚重的是暗示，而暗示根本就不是書上那些寫得明明白白的話，暗示內置於課程和評估的設計（不是教材內容），以及教師的言行本身(不是言說內容)。暗示的作用，就是要繞過學生的理性，直接把訊息，或病毒，插入他們的潛意識之內，影響他們畢生的價值觀。簡單來說，洗腦的目的，表面上是要你愛國愛黨，其實不是；國民教育的用意，其實是教育（作為啟蒙的方法）的相反，它要徹底地，從根本地蒙蔽你（不是改歷史那麼小兒科）。它不是要灌輸錯誤的知識給你，而是要在幼童那易受影響的心靈內，暗中滲入扭曲的價值判斷和人生觀。 它其中一個具體做法，就是擺明車馬讓你知道我在說謊(所以老師大可指出中共不承認六四屠殺等等)，而且全世界都在說謊，但最後會不忘「平衡」一下觀點，提醒小朋友中國已是強國（這是事實）——只要一把「強大」跟「謊言」掛鉤（不論老師學生是否自覺，最好是不自覺），條件反射關係便完美建立起來，一生如影隨形。而由於這是針對潛意識的，真正的意圖秘而不宣，所以一經推行，不要妄想能幫小朋友解毒。事實擺在眼前，一般人根本連那是什麼毒也不知道。後果是顯而易見的：學生終其一生都不會有追求真理的熱誠，因為他們可能覺得沒有真理，即使有，也不能令他們更「成功」。極權政府最喜歡的人民，不是愛國的人民，而是對真善美全不在乎的、對理想早已幻滅了的人民。 認為可以批判性地教授國民教育的人，根本不明白兒童的心理發展。教授這一科，你不大可能像法輪功九評共產黨一樣只是揭露它如何醜惡。你不妨想像一下：五十年前的文革、二十三年前的六四，與今時今日中國引以為傲的什麼什麼經濟發展、強國影響，哪一樣對兒童會比較有吸引力？這不是道德問題，這是心理問題。潛意識是聽不到「不」的，它也沒有分析能力。只要你同時輸入了「醜惡」和「強盛」兩種圖像，兩者就會在潛意識中生根，學生會在不自覺下錯誤地建立因果關係，而且永遠不知道原因。國旗一揚，他們便會受到潛意識裡正面的、美好的圖像所影響，不期然為祖國的「成就」而喝采，然後悄悄地相信遙遠如六四這樣的事也沒什麼大不了。請切記：人總是傾向站在勝利的、強大的一方，尤其是孩子。理性認知的影響，永遠低於潛意識的魔力，正如十九世紀研究自我暗示的法國心理學家Emile Coué所說： Quand la volonté et l'imagination sont en lutte, c'est toujours l'imagination qui l'emporte, sans aucune exception. [若意志與想像不協，則想像必佔上風，永無例外。] 所謂批判地教，只適合於心智成熟的學生，而國民教育明顯不是針對這年齡的人。越是「批判地」教，越是適得其反，所以根本沒有討論「如何教」這種餘地(這是政府的刻意誤導)，也不必討論「教什麼」，除非可以完全不提中國的什麼「豐功偉績」，不唱國歌也不往內地「考察」，純粹客觀地講歷史吧——但國民教育科不會容許你這樣教，正如你不會吃沒有漢堡的漢堡包。所以有理性的公民，應該盡一切可能推倒它，此外再沒有其他出路。 洗腦要洗的，不是叫你歌頌共產黨，而是洗掉小孩的童真，讓他們盡早接觸、認識和習慣謊言，甚至了解和享受謊言帶來的好處——這才是最高層次的洗腦。現在一般人批評的，只是用來掩飾「洗腦核心」的外衣；由於這外衣隨時可以換掉而無損核心，所以你才見到梁振英不斷強調什麼也可討論，擺出一副開放的態度，其實他心知那層外衣如何換也沒關係，即使你把六四放到教材中也沒關係。理由很簡單：小孩子在一九八九年還未出世，中共的過去如何可怕，他們也沒有第一身感受，而現在他們見到的，強烈感受到的，是一個所謂「盛世」。國家的光輝如日中天，他們即使在理性上知道中共幾十年前是頭妖怪，也會在內心覺得這妖怪已經成為人了，而且還是成功人士，人誰無過，浪子回頭金不換。 國民教育的潛課程，無論怎樣教怎樣考，也是要告訴你(的潛意識)：管你信不信，但事實是妖國已經崛起，「結果」把「手段」合理化了。所以它真正要洗掉的，是人對終極價值的嚮往，要他們一生渾渾噩噩地、不擇手段地追求國家機器規劃下的所謂「成功」，沒意義地活著，然後順暢地死亡。 P.S. 現在不是時候搞體驗營、罵狗官、學究氣地進行大辯論，有時間的話，應該盡力說服身邊那些沒打算罷課的家長，所有市民去集中精力「統戰」。任何集會的亢奮，根本毫無意義。

洗腦與荼毒

香港的國民教育爭議，出現洗腦一詞。反對者，認為洗腦乃毒害兒童，支持者之中，如老土共認為，各國都有洗腦教育，腦袋洗一下，不是很好嗎？ 反對者視洗腦為貶義詞，支持者視之為平義詞甚至褒義詞。為什麼會這樣的呢？這除了政治信念不同之外，也牽涉中文的選詞用字。洗腦是心理學用於極權統治，是用透過系統性的方法，重覆地、慢慢地對人進行密集性觀念灌輸，以改變其原有的思想和態度，令人不知不覺相信了某事或信任某個組織。政治組織、宗教組織和商業公司都有用洗腦，但以極權國家用得透徹，因為商業組織、宗教組織的資源有限，而且無法全面強逼人家接受。 

 洗腦一詞來自美國的英文brainwash。原意是指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南北韓戰爭期間，美國士兵被中共俘虜之後，日夜接受中共的思想改造，獲救之後回到美國，竟然幫共產黨講好話，忘記了美國的自由精神，於是美國記者Edward Hunter就用brainwash一詞來描述此事。 在一九五〇至五一年期間，毛澤東提倡幹部要批評和自我批評，動員知名文人學者下鄉，學習土地改革的成效，毛稱之為「先洗澡後洗腦」，身心洗乾淨，去除封建餘毒。毛澤東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七大代表大會做政治報告，題為「論聯合政府」，毛說：「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沾染灰塵的，也應該打掃和洗滌。」 他用的洗臉、洗滌與黨員的思想工作，用的是洗心革面、潔身自愛的意思，有乾淨、純潔、去除污垢的意思，是褒義的。然而，若我們不贊同共黨的思想灌輸和黨員培養，就不要用洗滌、清潔、洗腦之類的字。應該直接用「荼毒」一詞。 荼是苦菜，毒是螫蟲，如蠍子，比喻苦痛、毒害。荼毒是古語，《文選·潘岳·寡婦賦序》云：「斯亦生民之至艱，而荼毒之極哀也。」後來有荼毒生靈、荼毒人心之語。 中共式的國民教育，譴責它是洗腦，固然可以，但也應該交替用荼毒人心來描述，更為清晰。政治鬥爭就是語言鬥爭，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語言都不懂得，豈能得勝？

蔡子強：梁營的語言「偽」術

Thursday, July 12, 2012


【明報專訊】當年，小布殊政府為了合理化美軍入侵伊拉克，因而炮製了大量虛假情報，經典當然首推「大殺傷力武器」，而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這位屬於極右派的好戰分子，當中便扮演了關鍵角色。當這些虛假情報被質疑或揭破時，拉姆斯菲爾德便會以其獨特的語言學來擋駕，例如玩弄「知道」這個字的語言把戲：主動式、被動式、主動的被動式、被動的主動式、否定式、雙重否定式……教人眼花撩亂。

經典名句：「不知道我們知道」

問：如今說「知道」，但之前為何卻一直說「不知道」﹖
答：那是因為「不知道我們知道」。

美國記者Hart Seely，便曾把拉姆斯菲爾德那些教人聽了後「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的句子，收錄在〈The Poetry of D.H. Rumsfeld〉（註1）一文中，再改寫成一首又一首的「打油詩」。

其中一首改編自2002年2月12日拉姆斯菲爾德於國防部一個新聞發布會講話內容的打油詩，便是如此的，當中每一個辭彙，都可在拉姆斯菲爾德這篇講話中找到：

As we know,
There are known knowns.
There are things we know we know.
We also know There are known unknowns.
That is to say
We know there are some things
We do not know.
But there are also unknown unknowns,
The ones we don't know
We don't know.

據我們所知，
有些是已知的所知。
有些事我們知道自己是知道的。
我們同時也知道
有些是已知的不知道。
這就是說
我們知道有些事情
我們並不知道。
但也有一些不知的不知道，
那些事情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台灣評論家南方朔，對於這種為了政治利益而操弄語言可謂深痛欲絕，他在《語言之鑰》一書中有如此一段：「新興的政客政黨，在這個媒體發達的時代，已愈來愈嫺熟於語言符號的操弄與詐偽……他們也可以非常容易的借着語言修辭的技術，推卸掉責任，以及炮製出替罪的羔羊。這是政治與社會的向下沉淪……於是說謊、欺騙、語言操弄等遂告大盛，價值上的是非對錯當然也就變得愈來愈不重要。」

一個政治道德敗壞的年代

南方朔說箇中的表表者，可數前述的拉姆斯菲爾德。

小布殊掌政的年代，是美國近年政治道德最敗壞和淪落的年代，巧言令色，砌詞狡辯，dirty spins等橫行，媒體和民眾對政治都完全失去了信任。

美國有一個拉姆斯菲爾德，10年後的今天，我們赫然發現，香港也有一個梁振英。香港也同樣是一個說謊、欺騙、語言操弄等大盛的年代。

異曲同工：「不知道我們知道」 vs.「不記得、不知道、無印象」

讀者可能對「不知道我們知道」這句當年拉姆斯菲爾德的經典名句，似曾相識，為的是梁振英近日便曾多次搬弄過類似伎倆，例如在西九漏報利益風波的立法會聆訊中，梁便曾耍出所謂「不記得、不知道、不明白」的「三不」戲法，多次以「不記得」及「無印象」來回應提問。兩者可謂異曲同工。

梁振英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在連串醜聞下，面對四方八面的尖銳提問，他永遠不會直截了當的清楚回答問題，而是搬出一些似是而非、模稜兩可、沒有實質內容的答案，把問題輕輕帶過，蒙混過關。

他不會乾脆否認一些指控，因為這樣會留下尾巴，讓記者發掘證據證明他講大話，而是顧左右而言他，迴避承認，就算日後東窗事發，也一如馬嶽所言，「你咬我唔入」。

你最初問他家裏有沒有僭建，他說找過兩名律師和一名建築師看過，但卻拒絕透露這些專業人士的底蘊。

梁振英的「雙重否定式」

到了當東窗事發後，梁先以自己是產業測量師而非建築測量師來作為藉口擋駕，辯稱自己並不熟悉僭建問題，繼而再拿出Hello Kitty來「過橋」，以辯稱自己非第一手業主，僭建仍屬上手留下的問題。

又到了後來，據《明報》報道，候任特首辦早前書面回覆《明報》查詢，指玻璃棚「前身為一木花棚，梁先生於2000年買入該物業時已存在」，但《明報》翻查政府高空拍攝圖片，揭發梁購入大宅前及收樓後3個月，大宅根本沒有「木花棚」。被多番質疑是否說謊、木花棚是否由他加建，梁振英並無正面回應，只稱「現時有一個不同的說法，我要回去了解一下」。他說﹕「我買樓的時候1999年，收樓的時候是2000年，十二三年前的事，我希望我能夠有少少的時間去了解一下當時的情况然後再回答大家。」 報道又指，梁振英一再避談牽涉誠信問題的木花棚，只不斷談玻璃棚。「玻璃棚我承認是僭建的，我從無否認過玻璃棚由我建，我亦從無否認過當我知道它是僭建物後，有需要拆除，無因為玻璃棚或葡萄架，前身是木花棚，因此說這玻璃棚或葡萄架不是僭建物。」

梁振英雖然口頭上常常說自己會「開誠布公」，但實情卻是永遠不會坦然面對公眾，只會含糊其詞，只求瞞天過海，到了東窗事發後，又會以「我沒有否認過A」，「我沒有否認過B」，這類前面提到的雙重否定式（double negative）來為自己解圍，這也是其典型的語言「偽」術之一。

而不幸的是，這種欺騙，更不斷擴散，慢慢地，梁班子內一個又一個成員，都沾染了這種習氣。

羅范的「唔嫁又嫁」

例如羅范椒芬，打從第一天她現身梁營起，媒體一直都十分關注她會否加入日後梁的管治班子。但因為害怕她極具爭議的往績，會牽連梁振英的選情，所以兩人一直只是避重就輕的應酬記者之提問。

兩人沒有斬釘截鐵的回答她不會，更加不會坦白承認她會，只是一直左閃右避。例如最初羅范說，治港團隊和選舉團隊是兩回事，現時生活得非常高興，過去3年半去了12次旅行，明年6月會去非洲。她更強調自己無求無償，不求一分一銀，亦無任何要求。

這個答案看似她無意復出，但想深一層，這只是一個似是而非的答案，仍然為自己留下大量迴旋的餘地和空間，6月的旅行計劃也大可更改（實情就是如此）。

到了最後宣布羅范為行政會議成員，而被記者圍問是否說過不算數時，我在電視鏡頭前看到她說「我沒有清晰表示過」，但句子仍未說完，便話鋒一轉，改為說她一直「只是清晰表示我不會加入問責班子」。

大家看不看得出這句說話的玄機？羅范原先是說溜了嘴，想說她從來沒有清楚講過自己不會當行政會議成員，又一次的雙重否定式，但旋即想到，這樣說的話，給人的感覺太過賴皮，所以旋即改口，只是重複以往的說法。但她的潛意識也因此露出馬腳，那就是，我當日是捉了字蝨，所以，「你咬我唔入」。

她過去也曾經說過：「任何人今日再說羅太是一個負累，我都不會做。」到了今天被人再翻此舊帳時，她說：「我幫了他好多呀，你唔覺得咩？」從中可見，當天的每一個回答，都為自己預留伏筆。

高永文的part of the whole truth

再舉另一例子。又例如食物及衛生局長高永文，在梁振英宣布新班子任命之後的記者會上，曾被問及住所有否僭建物，他說已委託專業人士審視住所云云。不料，一個禮拜後，被傳媒揭發其住所違規打通兩個相連住宅單位，繼而被記者質疑其誠信時，他辯稱，之前講的都是事實。

言下之意是，當時他沒有說過自己沒有僭建。所以，一言以蔽之，只是記者「唔醒水」，不懂得追問，再一次，「你咬我唔入」。

說了些什麼不重要，沒有說的才重要

所以，兩個例子的共同教訓是：說了些什麼不重要，沒有說的才重要。

上周六，梁營的另一要員張震遠上電台出席烽煙節目，被質疑他較早之前不惜將港人七一上街要求梁振英下台扭曲成「支持」梁振英「求變」時，他辯稱「我完全無講無人要求梁振英下台」。

又一個張震遠，又一次雙重否定式，看來這種複雜、迂迴、挖空心思的說話方式，已成了梁營一種共同的「語偽」。

南方朔說：「也正因為當今的世界已成了政治學被語言學所取代的新時代，語言符號的操弄、欺騙、硬拗、胡扯等則成了新的手段。因而做為一個21世紀的自由人，已必須對這些問題格外敏銳，始能免於為別人操弄下而與之共舞的棋子。」

我想在梁振英執政的年代，我們何嘗不是如此，只有時刻提高警覺，對梁振英及其班子的每句說話，都時刻保持一種懷疑、批判的態度，才可以避免當上一個被愚弄於股掌之上的愚民。

註1. http://www.slate.com/articles/news_and_politics/low_concept/2003/04/the_poetry_of_dh_rumsfeld.single.html

真的有人在香港流浪

文：黃怡 中大女生黃嘉祺(Kiki)帶着70 元現金、一個背包和輪流充當攝影師的同學在香港街頭流浪了6天後,有以大學生 為目標讀者的雜誌訪問過她。Kiki 的流浪行動確實很能吸引年輕人的眼球:真相是,其實我們都想過要在香港亂跑 ,只是我們都沒有真的走出去。對於香港各區的好奇彷彿是青春期後段的其中一個特徵,不必用課本來宣傳也會自 然覺醒;大約自我18 歲開始,同齡的朋友便不止一次宣布她們要走遍18 區,要翻開地圖單憑「街名很有趣」就把 它當成目的地、隨便跳上一輛巴士到不熟悉的地方去,不為什麼,就只是想要往「香港」裏鑽。只是身邊朋友的亂 跑計劃從來沒聽見下文,中學生專享的長假期來了又去;後來我們踏進大學、不得不為上學或秘撈在香港各區穿梭 ,香港就不再像是神秘的部落而是每天撞口撞面人多車多的街區。因此當同是大學生的Kiki 「真的」跑去流浪了 ,便像是某種傳說或童年夢想成真了。 流浪的目的就是沒有目的 Kiki 是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一年級生,身為港大二年級生的我坐在她旁邊,竟有迅速變得蒼老的感覺。最直接的證 據是,我不斷追問她跑到街上流浪的目的是什麼,Kiki 的答案都只是淡淡的一句:隨意。只帶70 元是因為決定不 了流浪的人該帶多少錢,剛好錢包裏只餘70 元就帶70 元好了;流浪第六天就回家是因為第七天同學都沒空充當攝 影師, 「而且那陣子常下雨嘛」,她笑說。她的確不想自己做的每件事都得有偉大目的、而且流浪本身就不需要什 麼目的,可是那又不是得刻意花6 天去宣揚或實行的理念。不為什麼,就是沒有目的,頂多只是想知道香港是不是 一個可以流浪的地方。Kiki 那淡淡然的隨意讓我覺得自己實際得幾乎不像大學生。 Kiki 決定出發時,完全沒有想過要去哪裏、要做哪些事,踏出中大後很想走走路,就在大埔公路上走,除了要確保 過程有被拍下來、好讓她能拿紀錄片去交功課以外,她幾乎沒計劃或期望。出發前一天她跟父母報備, 「我媽說我 起碼得有計劃好的路線讓她知道我在哪,可是流浪就是無路線的嘛!」Kiki 說。她只是想要把自己丟到街上任由命 運擺佈,被動一點讓意料之外的事自己靠過來;後來她發現自己對香港太熟悉、沒辦法真正的在城市裏漂流,就隨 便在巴士站跳上第一輛到站的車子坐到總站,下了車就一直走,累了就睡,遇見有趣的人就去搭訕或被搭訕。跟着 她流浪的同學一直問她接下來要去哪、她自己也偶爾會因為不知道要走到哪而煩躁,可是沒有目的地這一點並未讓 她太困擾,反正「目的就是沒有目的」,一直走下去就對了。 適合流浪的人 可見Kiki 其實是個很適合流浪的人。她可以不為沒有目的地流浪而感到不安,沒有非帶不可的行李(最重要的是攝 影機)也不怕辛苦,我問及她腳上長的水疱時,她還是笑着說那是因為自己穿了不適合走遠路的布鞋。身上只有70 元也不是大問題, 「其實只要不是美心、聖安娜那種連鎖麵包舖,總有兩三元一個的甜餐包賣」,平時在茶餐廳喝 凍飲加的那兩蚊真的可以讓人填飽肚子。「當然那陣子還是會有肚餓的感覺,但那不會drive you crazy,只是一般 的肚餓吧。」18 區的體育館裏面有免費的浴室、飲水機和插座,只要帶上自己的牙刷和替換衣物就能隨時梳洗。 她在流浪時睡過碼頭的浮台,在下雨的日子就把睡袋鋪在麥當勞的卡位上、跟自由行旅客分享冷氣和店員的目光 ,兩邊需要不同性質的勇氣而Kiki 也睡得相當安穩: 「我想只有感覺不安全的地方才無法睡。什麼光啊噪音啊我 都可以視如無物。平時在大學幾乎都沒得睡,流浪時能睡還講究什麼?流浪其實不是很辛苦,我流浪一星期每晚10 點睡到明早7 點,分分鐘比上了一星期課的人更精神。那時候覺得自己睡得很奢侈,可是人是應該要睡的啊,為什 麼睡覺要覺得奢侈呢?扭曲晒。」訪問地點的咖啡店傍晚時仍擠滿抱着課本筆記和飲品空杯在店內紮營的學生,如 果他們聽見了,應該也會和我一樣羨慕吧。 在香港, 行路難 Kiki 在香港漂流了6 日,到過九龍城、清水灣又去過佔領中環的營地,自大埔花3 小時行出大圍,一半時間在市區 另一半在「路區」,卻沒有哪裏讓她覺得自己比較「像」或「不像」在流浪。「別人常說流浪是心態上的事,聽起 來很難懂,總之只要知道自己在流浪就行了。」她本來也沒有期望要欣賞香港的景觀, 「反正都知係咩嚟啦,啲嘢 都差唔多樣,我不嬲都覺得」。Kiki 在這次流浪「行了一世人分量的路」,結論是「香港的交通太方便了,方便到 大家都麻木了,麻木得不覺得走路是一個option」。有時候馬路旁所謂的行人路只是一條很窄的壆,有些甚至會走 到一半連壆都沒有,彷彿設計者根本沒有預料有人真的會用腳而不是用車輪去走那條路。她很想在公路上走、一直 走到機場,可是青嶼幹線、紅隧都不容許路人行走, 「如果我無錢,我可能這一世都在九龍或香港島。」她皺着眉 說。沒有可走的路也沒有錢坐車,順風車也許就是唯一的出路吧?Kiki 在開始流浪前一直都想在香港試着截順風車 ,只是她不太相信這是可行的事;流浪時認識的朋友阿豪鼓勵她舉起紙牌,結果半小時內就截到第一輛順風車。「 阿豪說那已經算快了,他試過等一個半小時都沒有人理他。」的士倒是不斷主動靠過來。「司機不停下來也許是因 為他們覺得我這樣做很奇怪吧。但又有哪個香港人不知道什麼是順風車呢?有些司機會說外國很流行截順風車,然後我就說,香港遲啲都會興啦。」她笑說。她在上車前會暗自為拍攝和截順風車想好解釋,可是卻有客貨車司機完 全不問,只問她「是不是過海去九龍」答了聲「係啊」就全程不說話、把她送到目的地放下;或許在我們不知道的 圈子裏,已經有了某種截順風車的文化吧。 對陌生人講內心話的陌生人 把自己拋到城市裏流浪,主動靠過來的有趣物事都是人: 「因為他們做了特別的事或是有特別的想法,我所經歷的 流浪才有趣。」在九龍城她遇見了總覺得Kiki 的流浪行動很無謂、但又和她一直講話的小店店主,在浮台上她聽了 一個在釣墨魚的大叔說自己是已經退休的重案組警察,講他以前看見的屍體是什麼模樣、怎樣「放蛇」捉賊,甚至 連到妓院「放蛇」出錯的往事都跟她們講足一晚: 「那可是勁personal 的事啊!我遇到好多人一開始就講好多好 personal 的話,大家都好像很久沒有跟別人談話般。」 奇怪的是我們對香港陌生人的想像有點自相矛盾:覺得無法截到順風車,因為我們不信任陌生人、也不覺得陌生人 會相信我們,卻有人會對一個在流浪的陌生人講很私密的往事。Kiki 的回應是: 「現在大家會把心事丟上網跟一 大堆不認識的人分享,也許那裏10 個只有一個是和你真正親密的人,可是你還是寧願和另外9 個陌生人講也不跟父 母講。我和那些陌生人講話時也有這樣的感覺。或許是因為他們知道我和他們不會再見面,所以才沒有顧忌吧。」 「其實只要你肯去approach 別人、開始講第一句話,別人可能會跟你講很多很多事。不知道在什麼時候開始人們覺 得搭訕的人總不懷好意,但我在佔領中環那裏單是因為我看上去『生面口』就有人來和我談話。」她在那裏認識了 帶她去截順風車的阿豪,還有來自台灣的流浪女生莊莊,莊莊還幫Kiki 當了半天的攝影師。流浪時人和人之關係可 以回歸到「一個人」和「另一個人」的互動,不一定要以金錢或利益作聯繫的媒介:截順風車那天協助攝影的男同 學跟Kiki 說,他覺得在上車的一刻他們和順風車車主脫離了一般司機/乘客的金錢關係,而是以信任建立起新的關 係。「一般的司機會載你是因為你會付錢給他,坐順風車時沒有了用錢來掛鈎的關係讓他有很深的感受。」Kiki 說 。 流浪完了,學期末也來了。把功課交出去以後,Kiki 考慮把短片上傳到互聯網,看看有什麼回響、讓人反思以另一 種方式生活的可能;日後她也想帶多點朋友去流浪、或是試着一蚊都不用地流浪...... 「可是也不是為了宣傳什麼宏 大的理念吧。」Kiki 淡淡的笑說。 問 黃怡, 港大二年級生,著有《據報有人寫小說》。喜歡散步,不必上PE 堂後唯一的運動就是在街上走路。高考 時常把溫習場所外判給咖啡店或康文署,4 月初因為趕功課而一直帶着水壺、外套和USB 在校園遊牧。 答 黃嘉祺(Kiki),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一年級生,4 月初因為做功課而在香港流浪、截順風車。聽說在各種奇怪 的地方都能睡着,因此常被母親責罵,不過這特質在流浪時非常有用。平常外出從來不帶太多現金: 「其實正常人 錢包裏該有多少錢啊?」她認真的問我。

明天的香港星光还会一样灿烂吗

明天的香港星光还会一样灿烂吗？ 2012年05月09日 15:02 分类：文化 阅读：191 评论：1明天的香港星光还会一样灿烂吗 达明一派是过去的，是未来的，更是现在的。在八零年代如此，在2012年的此刻依然如此。 当已经解散的达明一派重新在我们面前演唱一首首经典歌曲时，他们是属於人们过去的集体回忆，属於马路天使的迷幻青春，以及八零年代那个不安躁动的香港。 达明一派也是未来的：在八零年代他们是华语乐坛中最先锋的乐队，而这场达明一派二十五週年演唱会，他们证明了自己依然是华语乐坛中最犀利而前卫的乐队。 他们更是属於现在的：不论是当年老歌或是新歌，没有人比达明一派更精准地抓住当下香港人的矛盾情绪。 我相信，从音乐表现（结合先锋性与流行性）、视觉美学，或者音乐与时代的对话，达明一派都是华语乐坛最独一无二的音乐人，在八零年代如此，在今晚演唱会中的他们同样是如此。 今夜，一如永远的达明，他们玩起2012年香港的政治与文化符號，用最精采的视觉效果来呈现，用最具娱乐性的音乐来让观眾狂欢，挑逗著人们的思绪与情绪。这是一场最好看的音乐派对，也是一场最发人深省的政治聚会。 在新歌「Its My Party」中，他们操作party的两面涵意：派对与政党。背后大萤幕上出现「公民党你好/社民连你好…..」，然后是「同志你好」，接著出现一个个人名：「何俊仁是同志？长毛是同志？梁振英是同志?」 ──任何对香港政治有一点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接下来更让大家惊呼的是：「黄耀明是同志」，当然这是「同志」的两面意义。 旧歌「今天应该很高兴」原本是写97前香港的移民潮，但在这晚明哥的抒情歌声中，萤幕上飘过各种数字与图像：香港去外国的移民，香港去中国內地的移民，中国大陆对全世界的富豪移民，中国大陆来港的移民──后面这两者是这几年在中国大陆与香港最火热的话题。 在「大亚湾之恋」演出时，LED萤幕中文字更平实地述说从三浬岛事故、切尔诺贝尔核灾到日本福岛核灾，从全球核电厂的分佈到中国核电厂到大亚湾核电厂，宛如一整篇新闻报导。萤幕上最后一句话是发明原子弹的J. Robert Oppenheimer说：「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这句话之后接上「天问」，现场灯光是以血一般的红色调，配上噪音味十足的音乐演绎，把眾人带到一个血色迷乱之境。 「你还爱我吗？」是典型达明一派以爱情隱喻政治的歌：「你还爱我吗? 我怎么竟有点怕!现况天天在变化/情感不变吗?」，但在此刻，萤幕上是各种爱香港与不爱的理由，不爱的理由如香港已经逐渐变成大陆二线城市，爱的理由包括这里是广东歌的地方，这里可以讲广东粗口，这里有刘德华，以及这里「今天有上网的自由，明天有民主的渴盼」。 接著的「天花乱墬」让人激动起舞，大萤幕上也跳跃著各种「金句」，如唐英年「捍卫核心是最核心的价值」，谢霆锋「香港没有真正的歌手」，司徒华「我押上了我的生命」，林瑞麟「香港回归后比回归前更民主」、温家宝「我想对房地產商说句话，你们的身上也应该留著到道德的血液」，然后是「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个公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样的善待。」在这个政治人物和娱乐明星把话说的天花乱墬的时代，还有哪些是真实的语言呢？ 最能代表同一首歌在不同时期捕捉住香港/中国的政治与大眾文化的歌曲当然就是「排名不分先后左右忠奸」。这首有大量人名组合的歌曲，甚至有1990版、2004 版，和2012版，其中有不同人名组合代表不同时代（但开头都是「邓小平」，刘德华也是少数三个版本中都有的），今次现场版又比原来2012 版多了重慶相關人名。 经典歌曲「今夜星光灿烂」则浓缩了整个夜晚的讯息：「请看一眼这个光辉都市/再奔驰/心里猜疑/恐怕这个璀璨都市/光辉到此」──萤幕上璀璨的香港建筑夜景，一个个逐渐崩塌。 达明一派的诞生正好是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之后，彼时他们唱出了九七前香港人对未来巨大的徬徨与焦虑。而此刻，隨著中国大陆资本和移民的涌入、西环在香港角色的日益庞大、香港民主前景的不確定，达明一派在九七年前所歌唱的香港人的不安感似乎逐渐清晰。 在演唱会的最后一天，黄耀明公开说：「我不是（地下党意义的）同志，我是同性恋者。」这是一个明星勇敢的告白，但这个人身分认同的表明又何尝不是扣紧了整个演唱会的主题：当下香港人的集体认同以及他们相信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 黄耀明在演唱会后的访问说：「为什么今天我说这件事，因为我活了这么多年，歌曲都已经唱这么多年，社会都没有变过，社会仍戴有很多有色眼镜…..表演了数天，我们的骚是很香港的，很关於香港的核心价值，但我觉得现在香港的价值观越来越恐怖，很多事情越来越窄，忽然觉得要把这件事拿出来说。」 演唱的最后一首歌《轮流转》道尽了达明一派，或者所有香港人从回归前到现在的焦虑与疑惑：「剩下了/多少掛牵？还留得/多少温暖？/抑或到头来/一切消逝/失去了就难再现……当一切循环/当一切轮流/此中有没有改变」。 明天，香港的星光还將会一样灿烂吗？ （本文为iweekly专栏）

韓寒: 太平洋的風

空客320降落在桃園機場。飛機的降落把我震醒。手機裏正好播放到張艾嘉的《戲雪》，這算是一首生僻的歌，陳升寫下這樣的詞——「1948年，我離開我最愛的人，當火車開動的時候，北方正飄著蒼茫的雪，如果我知道，這一別就是四十餘年，歲月若能從頭，我很想說，我不走。」 　　對於台灣，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侯孝賢和楊德昌的電影裏，後來魏德勝和九把刀又加工了一下。我喜歡的作家，梁實秋，林語堂，胡適也都去了台灣，而且他們都和魯迅吵過架。當大陸窮的時候，台灣有錢，後來大陸有錢了——確切地說，是政府和小部分人有錢了，台灣又有了…… 　　戰火把同一個民族的人分隔在了海峽的兩岸，那些具體到每個家庭的悲歡離合已經被時間慢慢抹平。台北的街道的確像優客李林唱的那樣，像迷宮一樣展開在我的眼前。但是對於異鄉人，每個陌生的城市都是迷宮。在酒店住下，誠品書店就在旁邊。 　　朋友的眼鏡架壞了，於是晚上先陪著朋友去配眼鏡。我們坐計程車來到了台大附近，進了一家眼鏡店。沒有聲音酥麻的台妹，老板親自上陣。朋友看中了一副鏡框，但要幾天以後才能取。朋友說，那算了，我在台灣只留三天，我要明天就能取的，只能去別的地方看看。這時候，讓我詫異的一幕出現了，老板居然從櫃台裏摸索出了一副隱形眼鏡，塞在我朋友手裏，說，實在不好意思，沒能幫上你的忙，這個送你，先用這個應急吧。連我這般總是把人往好裏想的人第一反應也是——我靠，哪有這種好事，這裏面是有甚麼貓膩吧？咱還能走出這家店的店門嗎？ 　　我們平安地走出了這家眼鏡店，換去了隔壁一家。那家眼鏡店承諾第二天就可以把眼鏡做好，然後那家店的老板用朋友殘留下的鏡片臨時找了一個鏡框湊合裝了起來，告訴朋友，這個可以晚上用。這兩家只是非常普通的路邊眼鏡店，還是自己隨機找的，要不真得讓人懷疑是不是組織方安排的，目的為了讓大家增加對台灣的好感。 　　台灣的街道上有不少的小遊行和抗議橫幅，這一切對於大部分大陸遊客來說都太新鮮了，於是很多遊客守著電視機看晚上的政論節目。我媽媽去年從台灣旅遊回來，就說那裏太好玩了，領導人可以在電視裏隨便罵，比《快樂大本營》節目還要歡樂。相比之下，台灣人對這些早就習以為常。但給我留下了比馬英九先生更深印象的是王鴻松先生——他不是明星政客，也不是文人墨客，他是一個計程車司機。 　　一天早上，我從酒店下樓，打了他的車去陽明山。到了目的地我發現把手機落在出租車上。我沒有記下車牌號，朋友們忙著幫我聯系出租車公司，看看能不能查到一些訊息，我也打給酒店，想讓他們查看一下監控錄像，確認車牌號。一會兒，我接到了酒店的電話，我問他們，是查到車號了嗎？他們說，監控錄像裏訊息太多，還沒有查到，但是剛才有一位出租車司機開回酒店，把一個手機交給了前台，說是一位從你們這裏上車的先生遺落在車裏的…… 　　說實話，我石化了。我問到了出租車司機的電話和名字，說我想酬謝你。王鴻松說，不需要啦，很正常的，小事一樁，我們都是這樣的。他告訴我，前幾天剛和幾個朋友環島開了一圈，打算過一段時間來大陸旅行。他說他開計程車就是為了能夠去更多的地方看看。末了居然還來一句：我有QQ和新浪微博的，你的號是甚麼，我們可以在網上聯繫的。這頓時讓我覺得兩岸關係非常親密。接著，他繼續說，你有臉書（fb）嗎？我說，大陸的互聯網沒有臉……書。他說，哦，對哦，是哦，我不和你說了，有客人了，再聯系哦。 　　也許是我的命好，遇見的都是好人，也許是我走的膚淺，幾乎所有人都和氣。毫無疑問，如果我在台灣多停留幾天，我當然能看見它不如人意的一面，也許它硬件不夠新，也許它民粹也湧現，也許它民怨從不斷，也許它矛盾也不少。沒有完美的地方，沒有完美的制度，沒有完美的文化，在華人的世界裏，它也許不是最好的，但的確沒有甚麼比它更好了。 　　這篇文章裏不想談論甚麼政治和體制。作為一個從大陸來的寫作者，我只是非常失落，這些失落並不是來自於這幾天淺顯的旅行，而是一直以來的感受。我失落在我生存的環境裏，前幾十年教人凶殘和鬥爭，後幾十年使人貪婪和自私，於是我們很多人的骨子裏被埋下了這些種子；我失落在我們的前輩們摧毀了文化，也摧毀了那些傳統的美德，摧毀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摧毀了信仰和共識，卻沒有建立起一個美麗新世界，作為晚輩，我們誰也不知道能否彌補這一切，還是繼續地摧毀下去；我失落在不知道我們的後代能不能生存在一個互相理解而不是互相傷害的環境之中； 　　我失落在作為一個寫作者，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還要不停地考慮措辭，以免哪個地方說過了線；我失落在當他人以善意面對我的時候，我的第一反應居然是會不會有甚麼陰謀；我失落在我們自己的文藝作品很少能夠在台灣真正流傳，而能在台灣流傳的關於我們的大多是那些歷史真相和社會批判，更讓人失落的是那些批判和揭露往往都是被我們自己買了回去，用於更加了解我們自己。除了利益和人與人之間的鬥爭，我們幾乎對一切都冷漠。這些冷漠和荒誕所催生的新聞都被世界各地的報紙不停地放在頭版，雖然可以說這是官方的錯，但無奈卻也成了這個民族的注釋。 　　是的，我要感謝香港和台灣，他們庇護了中華的文化，把這個民族美好的習性留了下來，讓很多根子裏的東西免於浩劫，縱然他們也有著這樣那樣的詬病。而我們，縱然我們有了麗茲卡爾頓和半島酒店，有了gucci和lv，我們的縣長太太也許比他們最大的官員還要富有，我們隨便一個大片的製作成本就夠他們拍二三十部電影，我們的世博會和奧運會他們永遠辦不起，但走在台灣的街頭，面對著那些計程車司機，快餐店老板，路人們，我卻一點自豪感都沒有。 　　文化，法制和自由是一個民族的一切，別的國家不會因為你國的富豪瘋狂搶購了超級跑車和頂級遊艇而尊敬你的國民。坐在空客330的機艙裏，飛翔在兩萬英尺的高空，一個半小時就到了上海。既然我們共享著太平洋的風，就讓它吹過所有的一切。

禮義廉恥

「禮義廉恥」，古今立國之常經，然依時間與空間之不同，自各成其新義；吾 人應用於今日 待人、處事、接物、持躬之間，得為簡要之解釋如下：「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 「義」是正正噹噹的行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 「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 禮者，理也：理之在自然界者，謂之定律；理之在社會中者，謂之規律；理之 在國家者，謂 之紀律；人之行為，能以此三律為準繩，謂之守規矩，凡守規矩之行為的表現，謂 之規規矩矩 的態度。 義者，宜也：宜即人之正當行為，依乎禮──即合於自然定律，社會規律，與 國家紀律者， 謂之正當行為；行而不正當，或知其正當而不行，皆不得謂之義。 廉者，明也：能辨別是非之謂也，合乎禮義為是，反乎禮義為非；知其是而取 之，知其非而 舍之，此之謂清清白白的辨別。 恥者，知也：即知有羞惡之心也，己之行為，若不合禮義與廉，而覺其可恥者， 謂之羞；人 之行為，若不合禮義與廉，而覺其可恥者，謂之惡；惟羞惡之念，恒有過與不及之 弊，故覺悟 要在切實，有切實之羞，必力圖上進；有切實之惡，必力行湔雪；此之謂切切實實的覺悟。 禮義廉恥之解釋，既如上述，可知恥是行為之動機，廉是行為之嚮導，義是行 為之履踐，禮 是行為之表現；四者相連貫，發于恥，明于廉，行于義，而形之於禮，相需相成， 缺一不可； 否則，禮無義則姦，禮無廉則侈，禮無恥則諂，此姦、侈、諂，皆似禮而非禮者也。 義無禮則犯，義無廉則濫，義無恥則妄，此犯、濫、妄，皆似義而非義者也。 廉無禮則偽，廉無義則吝，廉無恥則污，此偽、吝、污，皆似廉而非廉者也。 恥無禮則亂，恥無義則忿，恥無廉則醜，皆似有恥而無恥者也。是誠所謂「恥 非所恥」，則 恥蕩然矣。 如果其禮為非禮之禮，義為不義之義，廉為無廉之廉，則「禮義廉恥」 適足以濟其 姦，犯偽亂者之私而已，可不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