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每次見到香港媒體寫「80後」，
在後面還要括覑「即出生於80年代的人或80年後出生的人」之時，都產生一種文化反差異感，
就是一個對我已常用極熟悉的字，原來在香港完全需要導讀。
似乎沒有一個從國內輸入香港的詞，可以如「80後」這樣有實際的衝擊力，
香港青年與媒體挪用此符號，成為一個新標籤，
繼而再引發一場符號符意的爭端﹕究竟如今看起來成了社會行動派的這個符號，
年輕人願不願意揹上？它的來源是什麼？
它究竟代表什麼？它是否真的狹指一種年齡劃分？
它跟國內的80後有何類同或差異？在剝開標籤以後，80後要向社會吶喊的是什麼？
文 李照興
上星期日《明報》追溯80後前世今生一文，當中提到最初以80後的旗幟起動，至少可回溯到去年中的80後六四文化祭青年，而我記得有一個更早的偶發 關連，那應是去年三月底一個在北京舉行的「80後的社會空間」交流會（去年4月也在這裏寫過一篇關於此活動的記事）。當時歐寧提到這個極有意思的比較，就 是找來兩地的80後對談，背景是其時香港的保育運動因年輕人參與而起了極大的社會效應，而相對國內，在08年大地震後，大家都在談80後的社會參與。
一種身分標記
但我們同時討論到，這當中其實有種不能完全對應的比較﹕比如說，當選人參加時，發現國內的「代表」（包括麥巔、安塳、張悅然），行動性質上並不是香港的那種抗爭起動式參與社會事件。而香港的代表，也不一定是真正生於80年代（當日參與的包括鄭健業、周思中、鄧小樺、朱迪凱）。於是，結論是清楚的，「80後」並不是一個年紀的界定，而是一種用以區分的身分標記。那次活動及報道，我個人想法其實是想聯繫到五四運動二 十周年紀念，嘗試探討國內青年參與社會行動的傳統及當今可能性，結果卻出現了我個人寫作史上刊出文章謬誤的最大in joke（但事實如此）﹕由於審校原因，我寫的關於五四運動及此交流活動的文章出來時，文中所有「運動」都變成了「活動」，亦即是說﹕五四運動變成了「五 四活動」。後來追問，審校給我的原因是，時值敏感時期（一般六四前的四五及五四被視為預警時段），「運動」這帶有鼓動性的字最好不要出現。這個「五四活 動」是題外話，我把五四運動扯到當前的青年覺醒運動或進步運動，想說的是當談到年輕人的責任，社會的信息是矛盾的，一方面歷史強調往日青年的愛國激情對社 會事件的投入參與，另一方面，又對當前年輕人的「過度」參與而害怕。年輕人不禁問﹕為什麼歷史判斷是如此斷裂？根本不能把歷史與現世make sense，抑或我們談論的根本是不同的年輕人，我們面對的其實不是同一種80後。
80後其中一樣最不以為然的，也許正是像這篇文章對80後煞有介事的分析。套用另一次國內討論會的80後表態﹕為什麼要特別
知道我們怎想？我們又不是怪物。
對的。在80後這詞出現之初，如果推向極端的話，它簡直意味覑80後這一代後生仔簡直是生於另一星球的人。國內的80後，其實經歷過不少定義及形象 的轉變。最初這個字是狹指80後的作家現象，其時大約為十年前，忽冒起多名二十出頭的年輕作家瘋魔全國，當中包括韓寒、郭敬明、張悅然等（後來的春樹甚至 成了《時代》的封面）。韓寒，82年生，出《三重門》時，不過20歲。漸漸，由寫作界開始，80後擴展成一整個年輕一代的名詞，泛指那十年內的出生者（剛 好配合80後在各領域也開始上位，出了80後明星運動員，80後CEO等等），而後才再有70後、60後及90後的代際劃分。
單孩一代 非一般的成長歷程
但當中，80後仍是最被討論的，因本質上它的來源確實有一定的結構分別是具普遍性的，最明顯是它是真正法例上實施單孩政策（1979年）下的產物，絕大多數80後都是家中獨子獨女。
不過，與其單純說其分別是源於單孩政策，不如說他們是擁有全然不同成長歷程及價值觀的一代，改革開放後出生成長，見識過最後一代的真正窮困，同時享受覑當前的部分豐裕。於是，80後更多是一種價值觀矛盾或試覑探求新可能性的第一代新中國新青年。
但有趣的是，國內早年對80後這字的看法頗負面，多形容為無根一代、失掉一代、果凍一代、草莓一代，被描述為脆弱、自我中心、物質主義、不懂諒解或 照顧他人。人們要爭相了解這群人，就如看天外來客一樣——由此，亦開始了80後作家的真正由來——最初，80後就首先以商業炒作的形式，用作標籤一整批當 時的新進作家掀起話題開拓市場。市場接受，因非80後的人要看看這班究竟是什麼人，也因為年輕人看到終於有自己同代的聲音，在80後仍在社會中沒大話語權 的時候，這變成了一種身分認同與價值觀爭辯的立場——但當然，那是早十年前的事了。今天，國內80後的聲音，在各行各業開始壯大，他們成了行業的中層 （對，國內80後的向上流動比香港大及快），因為在許多領域上，私營及新的行業都沒有足夠經驗的人選，幾年前入行的年輕人，現在很多好快就走到中層管理。
由是，今天國內80後的概念再要細分，主流說法是再分為85前與85後，前者更靠近70後及上述的已半上位心態，後者才近似香港現較認可的80後族群。
85前的一代，已有一定成就，韓寒及郭敬明都很快走進制度（兩人都與出版網絡結聯，出版雜誌，韓寒快將出的《獨唱團》更被形容為今年最期待的文學文 化評論雜誌（不過最講得多的八卦話題是該雜誌以二元一字去邀新稿），並且看來數口有算過。至於不少CEO級，甚至現排首富之列的都有80後蹤影。他們的公 義不是香港理解的抗爭，而是善事及社會責任感，是公益活動，是NGO。內地社會的壓制，鐵腕的對付，一切被和諧，令激烈的抗爭行動根本沒可能發生，結果是 年輕人就算要參與，出發點更多是一種出於feel good的良心使然，有時間做纒不錯，沒時間做也不打緊，而不便以支持及幫助弱勢社群爭取公義團結成的力量出現（這裏不算那些扶貧活動）。而隨80後融入 建制，他們的形象亦由早年的反叛，變為愛國負肩社會責任的新一代，汶川地震各種義工更把這標籤貼得更牢，更令人改觀。
年輕一代參與社會事務活躍社會空間，我曾經嘗試用另一些更有所指的詞來描述。如果這班年輕人是理想行動實幹，不要稱呼他們為激進 （radical），而應是進步（progressive）。進步傳統其來有自，可聯繫到一個舊名詞「新青年」，當時我這樣寫（當然，當中的「運動」後來 變成「活動」）﹕
「當五四運動90周年的紀念正要來臨，令我們想到的是不同年代的年輕人，將要如何起動，從個人或群體層面，參與社會變改。2009年談這話題，顯得 無比重要，因為都說年輕人的社會責任，因為去年不同的社會事件，激發起新生代的醒覺。如何持續發展這種熱情，成為新生代是否成熟過渡為社會中堅力量的一種 標準。
從國內到香港，70後及80後同樣在開始爭逐社會事務的話語權。這批有理論背景，夠膽量，敢行動的青年，我們大可稱之為「新青年」。陳獨秀在1915年創刊的《青年雜誌》（即日後的《新青年》雜誌）創刊號的「敬告青年」一文，可說預早定義了新青年應有的責任，他們是﹕
自由的而非奴隸的
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還有一點，新青年歸根究柢是行動派的——儘管在這年頭，不一定走在街頭才算行動。也是社會的，對比於過往社會對青年人作為宅男宅女的假設，通過具體社會實踐介入社會，成為一個重要的新青年模範指標。」
拒絕承認世界的理所當然
撇開背景甚至名詞實指的不同，如果用「新青年」一詞來形容中港的80後進步年輕人，我覺得仍有起碼的共通點，那就是﹕大家都拒絕承認世界就如我們所 見的理所當然。用村上春樹在《1Q84》的話，就是不要被世界的表象矇騙。他們長大時，世界已然改變，上一代以為世界仍依照昨日的形式運轉，可能是這一代 稱為80後的人，才真正開始質疑。又或者，這就是1Q89的一代。世界、香港、中國，在1989之後改變了，有些人進入了1Q89，有些人以為一切沒變， 這個Q－Question，20年前埋下，沒有答案，今天才被重新翻出來，試覑回答。這裏的Q（提問），是Q社會﹕自從1989之後，經濟改革開放社會， 那以發財來換取無聲的不成文協議，今天還管用嗎？
老人家會disregard新青年為天真與過分的激情，但問題核心是，在多年加快的剝削式資本主義（香港）和壟斷式資本主義（中國）的繁榮之下，從沒有人好好正視過這種真正發自民間的聲音，沒有人提起那其實是一早就種下的問題。
上述那不成文協議是否valid涉及兩重意思﹕一是80後根本分享不到發財機會所以要發聲，二是無論是否分享得到，一種「發財不代表全部」的普世公義價值觀已然植根。用錢只買到部分人收聲，但買不了全部。要長期穩定，要的其實歸根究柢就是社會的普遍公義。
香港的80後新青年近年通過保育運動及反高鐵等 在地公民行動，感染覑新一波的青年參與。他們除了是行動派，同時講究策略與理論背景，在策劃行動之餘，不忘作長線的基層功夫，例如愛好文學的新青年，他們 可能同時是文學雜誌的編輯，也有跟志同道合的新青年，合辦民間團體推廣公民理念。通過網站、網絡電台、進步刊物、facebook、YouTube、 twitter，展開新一輪的革命。不過更多的，應是默默響應覑的抱有相同不滿的熱血青年。
香港有別於大陸的社會環境，容納了新青年抗爭行動的空間，至於國內的新青年，可能需另行發展出一種迂迴的行動方法，繞過不同的障礙去聲東擊西，青年起動。但這已是中港台的起動新趨勢。
或者美國學運先驅季特林那《給青年行動者的信》確然預示了無論是80後也好，新青年也好，進步青年也好的這種特質。
他深信「光憑信仰不足以成為行動主義者，行動主義者是把信念和行動結合在一起。行動者拒絕承認世界就是如此。」這可說是青年起動最基本的信念，而同 樣引人思考的該是方法問題。他提出一個行動與愛情的比喻﹕歷史和愛情一樣，結果未必盡如人意；行動者不是因為知道他們的行動一定會成功所以才投入。或者， 運動要結合創意，甚至歡樂。並且，不要讓自以為是的正義態度取代了嚴謹的分析。這種分析及客觀檢證，尤其重要。憤怒必須結合好的論證，必須認真思考、不用 教條來解痩問題，要是要採取非暴力的方式，要和體制內的人合作，並動員更多外在結盟力量。
80後的問題 制度的問題
國內新青年，把握這迂迴技巧，在網絡執行公義，人肉搜索，貼刪文章，在底線之上用各式方法起動（反高鐵等活動在國內不可能，因為拆遷已是家常便飯，反對無從）。至於香港則在執行一個華人社會中最進步和平文明的抗爭手法。
從80後談到高鐵，作為一個贊成盡快建高鐵，但反對無理高鐵方案的人之看法，看來政府能做的只有兩個方向。其一是不理民意，手起刀落通過撥款，但日 後必須付出沉重的政治代價。另一做法是順應民意，不是說不建，而是重新研討方案，改變規劃。結果能慳就最好，但如果要付出額外的興建代價，就只能全個社會 去承受，但起碼，那看來是一個照顧到不同領域階層，共同承擔的選擇，反變成一次真正的和諧運動。反高鐵事件反映的其實不是80後的問題，而是香港制度根本 的問題﹕因為現政府非民選，並不代表全民利益，不具說服力，異議聲音無從反映。80後只不過是大聲喊出了聲音及背後問題的嚴重性。
在某一個時代的香港，大家學會一起去決定、擔當或改變一件大事，這還是有價值的。香港作為一個進步城市，在民主參與度及公義執覑度上，也就對中國起了一個永恆的標杆意義。
編輯 陳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