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六年被聯合國評為設計之都的柏林，凝聚人才、自由空氣和政策支持。二十年來持續廉價的房地產和生活成本優勢，吸引一百萬最具創意的藝術家，創造一百多億美元的產值，成為現代波希米亞人眼中的新首都。
每年二月份前後將近兩個星期的時間，陰霾濕冷的柏林會突然眾星閃爍，光芒耀眼，搖身一變成為全球電影人的焦點。已經堂堂邁入第六十一個年頭的「柏林影展」，無疑是這個城市最引以為傲的創意舞台。但這個全世界最大的影展不是柏林的唯一招牌，事實上，近年來柏林已經成為全球文化創意的最新重鎮、「數位（數碼、數字）波希米亞人」眼中的麥加。
根據德國聯邦經濟部和工商會(IHK)的最新統計，德國約有一百萬人從事文化創意工作，創造出六百三十億歐元產值(約八百一十億美元)，其中柏林佔最大比重約二十二萬人，產值逼近該市整體GDP的五分之一。
為了鼓勵展現創意設計新思維的新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二零零六年將柏林封為設計之都。自此一日千里，除了柏林愛樂、流行音樂展(PopCom)、青少年歐洲古典音樂節(Young Euro Classics)、八月舞展(Tanz im August)、柏林文學節(internationales literaturfetival berlin)、柏林戲劇節(Berliner Festspiele)、柏林雙年現代藝術節(Berliner Biennale)等較耳熟能詳的旗艦品牌外，現在它也變成建築之都，甚至是時尚之都，建立起Bread & Butter streetwear簡約平實的街頭服飾形象。
柏林市文化局長施密茲(Andre Schmitz)在柏林電視台(TV Berlin)上談起他幾年前的度假經驗﹕「我想說來到紐約，應該算是世界前衛藝文的最前哨了吧，結果，紐約市長竟然說他羨慕死我們了，說最具創意的藝術家都跑到柏林去了！」受寵若驚的喜悅溢於言表。
如此亮麗的成績，柏林是怎麼做到的？
新經濟專家們將創意拱為「後工業化時代的石油」或「二十一世紀的天然資源」，寄望創意擔任未來經濟成長的引擎角色。柏林市政府當然明白這個道理，提供各式各樣的補助、平台、比賽，吸引各方人才，全力推動都市行銷，但論金額絕對不比其他城市多。柏林是德國政治、歷史、文化的首善之都，但從來不是工業大城。這個地方其實是出了名的沒錢，柏林市長沃爾瑞(Klaus Wowereit)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我們雖窮，但性感」(arm aber sexy)。人是它最大的資產。
雖窮但性感的城市
一直到一九九零年德國統一之前，柏林的形容詞都還是「邊緣」、「另類」、「冷戰前線」之類——沒錢混不下去、同性戀或不想當兵的人不得已才跑到柏林落腳的！沒想到鹹魚翻身的契機，恰恰就在於此。因為邊緣，所以自由；唯其另類，所以沒被意識形態綁住；「冷戰前線」正利於東西歐交會。新舊結構交替的混沌空間，給予創作者無限的可能。這些氛圍是吸納自由靈魂的沃土、創意的源頭活水，再加上不同文化的碰撞滋潤，纍纍的果實自然就結出來了。
當然，邊緣也暗示著物質條件的惡劣。柏林是公認全歐洲生活物價指數最低的大城市，因此它同時也是許多跨國企業外包話務服務中心(call center)的大本營。房租便宜，謀生容易，讓沒名沒錢的藝術家趨之若鶩。柏林某些比較窮的區，例如偉丁(Wedding)或新科隆區(Neukoeln)，房租每平方公尺三至四點五歐元，這個水準，歐洲哪個大城市找得到？有人更直接了當地說﹕「過去二十年便宜的物價水準，就是柏林市最大的補助方案。」
譬如柏林影展，雖然論卡司、氣派、製作成本，都比不上更老牌的坎城(戛納、康城)影展，但自從二零零三年推出「校園明日之星」(Talent Campus)的單元後，有系統地吸引年輕影視從業人員參與，安排一流的經驗傳承課程，也讓影展變成交換名片找錢談合作的搶手平台，人氣旺盛，每年報得上名的幸運兒，根據影展主辦單位的統計，不到報名總數的十分之一。現在柏林影展已演變成全球最平民化、電影愛好者參與率最高的世界級影展。今年共賣出三十萬張票，耐著心排隊買預售票的，相當高的比率是操著不同語言的年輕背包客。觀眾的反應是創作者最直接的回饋，這是高高在上的坎城望塵莫及的。
巴德(Ingo Bader)是柏林音樂產業及次文化專家，他在《房客迴響》(MieterEcho)雙月刊上引述《我們管它叫工作》(Wir nennen es Arbeit)這本書兩位作者的話，將抱著小筆電、隨時可以在網咖不分晝夜工作的現代自由業者，叫做「數碼波希米亞人」。言下之意，這些人和一般理解下到處流浪、自外於傳統社會的波希米亞藝術家一樣，那兒有趣，就往那兒跑，全部的家當就是一部數位小筆電，說走就走。
創意榮景背後的英雄
他們美其名是不受正規職場框架拘束的創作靈魂，實際上是「透過自我剝削來實現自我的阿Q」。他們是撐起柏林創意產業榮景的幕後英雄，巴德說﹕「創意產業僱用大批沒有失業保險和健保的臨時工，這種情形在其他地方也有，但柏林特別嚴重，柏林相當程度上已經成為創意的廉價產地。」
柏林土耳其人聚集的十字山區(Kreuzberg)，有一棟舊大樓改造成的個人工作室，叫做Betahaus，總共有一百五十張辦公桌，著眼的對象就是年輕、移動性高、腦子滿滿、口袋空空的「文化企業家」。租的人只需要帶自己的筆記電腦來，其他的辦公設備，像傳真、印表機、會議室，都由大樓供應，外加免費的社交網絡。租金以日計，一天十二歐元，等於兩場電影或三包煙的消費。Betahaus發起人之一莫爾(Madeleine von Mohl)表示﹕「桌子非常炙手可熱，所以我們今年準備開分店，把這套辦法外銷到國外。」因為政府的補助不是特別眷顧創業的年輕人，所以Betahaus自力救濟，提供仲介服務，將藝術家和創投專家拉在一起，想辦法幫他們將文化創作變成商品。
柏林人口三百五十萬，但擁有三家歌劇院、一百七十五座博物館、四百五十家藝廊、數不清的劇場和音樂表演廳。豐富的精神生活彌補了物質的困頓，想必是眾多創意人絡繹不絕前來取經的最大動機。
有了人才、自由的空氣、政策支持及低廉的生活成本，理論上就能把創意搞起來。但要永續發展，承擔經濟火車頭的重任，還得要有市場——也就是足夠的文化消費規模來維繫。這，就要訴諸於市民的人文素養及美學需求了。
Thursday, 14 April 2011
Tuesday, 12 April 2011
王于漸 多元與偶爾的無序：偉大城市的奧秘
2011年4月13日
Jane Jacobs（1916-2006）是美國作家、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我1975年在芝加哥大學上Robert E. Lucas Jr.教授的數理經濟學課時，首次聽到她的大名。教授講述自己一篇相當抽象的論文On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Business Firms（《論商業公司的規模分布》）時，提到她對大城市經濟生活的觀察。
我沒有想到，甚至不敢說Lucas教授當時是否想到，Jacobs的想法啟發了大約十年後面世的新經濟成長論，成為這項經濟學新理論誕生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組成。
Jacobs永久改變了世人對城市的看法。她觀察敏銳、深諳世間的常理，善於用新穎而富有啟發性的方式捕捉社會進程。今天容我介紹她的研究，看看香港和其他東亞大城市能否從中得益；下周再談談經濟學界如何從她的研究裏獲得啟發。
街道是重要公共空間
Jane Jacobs，1916年生於美國東部賓夕凡尼亞州的產煤小鎮Scranton，只有中學文憑（她其後修讀了不同的大專課程，但沒有正式畢業），在美國出兵越南期間，為免兒子當兵，因而北上移民，入籍加拿大。1968年，在一次有關紐約市興建高速公路貫穿曼哈頓島南部、將社區一分為二的公眾集會上，涉嫌騷亂和刑事罪被捕。
那場保育戰令Jacobs投入一宗以小鬥大的劃時代抗爭。她面對的是世界第一大都會專橫的官方規劃師——紐約市城市規劃總監Robert Moses。最終反建方獲勝。
Jacobs 於1961年出版的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簡體中文版：《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2005年南京譯林出版社），可說是1950年代後期和1960年代美國城市（尤其是紐約市）幾乎所有弊病的「起訴書」；她狠批當時的城市設計。
美國當時慣常把市區按功能分割為不同的地段，硬性劃定為各種「分區」（zoning），然後剷平貧民窟以騰出空間，把拆遷戶重新安置在法國大師Le Corboisieur式「公園裏的摩天大廈」，又或者英國Ebenezer Howard爵士理想中綠帶環繞、自給自足的「花園城市」。香港麥理浩時代興建的公共屋邨，可說是這項思維的延續。
Jacobs觀察美國街道的運作和市內不同的小區，以此判斷一個城市是否運作有方。她認為，當時的設計師對於城市如何運作，其實一無所知；而只是炮製一些城市「應該」如何運作的理論，再以重建為名，以破而非立的手段來付諸實踐。
崇尚園中高樓的「radiant city」（輻射城市）派和主張城市散開廣布的分散（decentralists）派看似相反，其實殊途同歸。兩派都不明白城市活力的所在，只是為居民打造個人的城堡，讓他們不相往來。
Jacobs 認為，街道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間。要從早到晚都熙來攘往，人人你看我、我看你，才能確保治安和衞生。要由朝到晚都有不同來源和背景的顧客，臨街的店舖才會興旺。小公園會為小區增添光彩，但要與四周相襯。生氣蓬勃的街道讓居民有健旺的交流，既有社區生活，又能保持私隱。這樣的地區才有魅力，吸引區外人湧來分享。
正因此，Jacobs直斥美國很多二線城市大造文化區，藉此證明我也有文化本錢，結果只在有節目上演時派點用場，其餘時間渺無人煙，儼如死城。
一個城市如何才能行之有效，Jacobs總結出四個彼此扣連的原則：
一、用途要多。不論社區還是街道，要同時具備幾種主要功能。讓住宅、商店、辦公室、小型工業和公共設施毗鄰，相輔相成，增加城市的活力，讓街道一天到晚都有人流。
二、街段要短。街口之間距離短，城市流通得快，才不會有街段變成死角。
三、新舊並存。要有一些舊樓，與新樓摻雜共生，還要有不同狀況和用途、租用或自用的樓房。舊樓可保留地區的歷史，形成地區的性格，樓價一般也較低，令區內的商住物業有廣泛的層面。
四、人口要密。人口密度要達到臨界點，才能維持文化和經濟的活動。人口稠密曾經一度視為過度擠迫，但不同的建築物本來就是設計予不同的居住密度使用的；人數超出設計密度，才構成過度擠迫的問題。由於把密度與擠迫混為一談，有人設計了各種「中庸」密度的建築，但發覺無論市郊區，還是城市都不適合。
按功能劃分可扼殺活力
Jacobs 教曉我們，不同用途的建築物並存，不但不是混亂，反而是高層次的秩序。這是一種有組織的複合體，不是簡單的複合體或無組織的複合體可比。香港的灣仔即為明證，干諾道以北是人為的單一地區，以南是自成的多元地區。社區想要運作良好，主要靠市民的行動，單靠人為設計無法達成。
Jacob的洞見在於，一些城市之所以偉大，正因為多元，甚至看似無序。香港需要鼓勵多元，透過立法分區來「淨化」某個地區之前，還宜三思。
一個社區太成功，有時候也會扼殺了多元化。人口和商業從四面八方蜂擁而至，爭相利用區內的建築物換取最大的收益，以致扼殺多元性。為免出現這種情形，要多發掘有魅力的社區，增加這方面的供應。至於靠分區來達致多元，問題在於任何人為的劃分，最終都難免僵化。
香港製造業北遷後，空置的工業大廈之所以未能改變用途以物盡其用，其中一個障礙就是當年訂下的分區限制。更改地區規劃的過程通常很慢，難以維持區內的經濟活力。
災變性的變革也可能扼殺城市的生命。貧民區是一些人落地生根之前的立足點，不少居民在那裏成長，引以為傲。政府興建住房來取代貧民區，反而造成毀滅性的後果。整個社區連根拔起，居民給扔進用途單一、缺乏生氣的環境。
想要消除貧民區，只能靜待有能力遷出的居民選擇留低，循序漸進來達成；Jacobs很看重循序漸進。大興土木和大型政策表面上是遵循她的原則，但採用災變性的變革，失敗的可能性更大，何況也未能做到新舊樓房並存。
Jacob認為，一個城市想要成功，就要讓不同樓齡的建築物並存。雖然新樓通常較舊樓受歡迎，但推倒舊區代之以新樓，反會令城市死亡。原因顯而易見：新樓租金較高，但租金低，新企業才能生存。以新代舊的重建方式容不下新企業，扼殺成長的動力，令區內的經濟難以發展。
1950至60年代以來，世界各地公營房屋蔚然成風，也慣常以收入來釐定住戶資格。換言之，為低收入人士而建，而由政府提供資助。但是，按收入分等不但間接孤立了社區，更形成標籤效應，分化社會，造成你我有別，抑制階層之間的交流和社區的多元性。
零售業要在多元環境下才能興旺，現在面對公營屋邨的單一環境，覺得發展有限，從而不太熱中經營。再說公營房屋通常規定收入上限，住戶日後若事業有成，也就必須遷出（香港的公屋富戶可選擇繳付雙倍租金）。
Jacobs 的看法很簡單，但相當中肯：住戶有歸屬感，願意留下，幫忙改善環境，社區才會興旺；但現在一富起來就要搬走，令區內少了更新的動力。基於其他論據，本欄過去這兩個星期建議，將住戶買斷居屋和租住公屋的「補地價」差額，定在住戶最初遷入時，而不是在決定買斷時的市價。
現在從Jacobs的論點，這方面又多了一個理據：選擇買斷單位、在公營屋邨生根的業主，有助於社區建設。反過來，選擇遷出屋邨的市民也可以為新居所屬的社區增添色彩。
一個城市要有活力，市區發展必然不停改變，要能跟上城市生活的潮流，以開放的態度來迎接變化，不能以一成不變的規劃和準則作繭自縛。Jacobs相信，按功能劃分地區和按收入分配房屋這類規劃，看似打造「理想的城市」，但實際上是錯誤的，只會扼殺城市的活力。一些規劃師不但未懂得這樣理解自己的城市，也忽略了街頭巷尾的平民智慧。
Jacob說服我們，由政府主導的城市規劃是失敗的。市區發展政策牽涉極高的交易成本，對各方面的影響深遠，實在無法單靠自發性的市場交易來處理。Jacobs認為城市是有組織的複合體，這個有機體內存着眾多彼此相連的因素，着手處理時，必須同時面對所有的因素，而不能夠將各種因素分割斬件，便以為可逐一解決。
這也就須要改變決策方式，着重決策過程，而不是只看決策的後果；要善於歸納，而不僅是演繹，多從小處着眼，留心有啟發性的線索，而不只是概括，急於推而廣之。城市發展涉及不同持份者的利害，必須由整個社區和各路持份者參與，共同勾劃；要找到各方都覺得合適的選擇，這也許是唯一的方法。
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Elinor Ostrom教授研究過一些單靠政府和市場難以解決的政策議題。藉着探討市民之間如何形成各種自願的集體互動交流平台，這位美國女學者逐步就如何管理集體資源的運用，總結出一套效益和公平兼備的規則。這也許是比較好的決策模式。
香港市區重建局最近發揮創意，建議讓遭到拆遷的居民以樓換樓，同時提供臨時調遷的安排，此舉不單保留、甚至加強了本區的多元性，有關的影響甚至可能超出拆遷的範圍。
東亞城市得免前蘇聯「災難」
1990 年9月，也就是蘇聯解體前一年，我到莫斯科參觀，沒想到就城市規劃上了實景的一課。抵達機場後，我與團友轉到蘇聯科學院的賓館。旅遊巴大約走了兩個小時，車子離開市中心進入郊區後，只見沿途都是大約一百米見方的長方形街區，除了正中央一棟高聳的住宅，所有的街區均空無一人。
粗略看，住宅佔用的樓面不夠街區的十分之一。街區不但空空如也，而且與下一個街區相隔很遠，這就是規劃的「傑作」。住客下班回家後，肯定足不出戶，一來無處可逛，二來一年到晚夜間溫度普遍低於零度，居民飯後甚至不想散步。這使我想起諾貝爾文學獎前蘇聯得主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巨著《古拉格群島》；不知道蘇聯人是否每個晚上都以伏特加消磨歲月。
東亞城市雖然得免前蘇聯的「災難」，卻未找到有效而又公平的解決之道；1999年的台北之旅，在這方面予我印象最深。從當時新建的遠東國際大飯店頂樓陽台遠眺，發覺市內的高樓隨意地散落各處，看不出彼此的關連。我此前到過的澳洲、歐洲和南北美洲城市，高樓大都位於市中心。但又並非只有台北如此。記憶中，東亞大城市的高樓大都像台北那樣，零星落索；現在的中國內地，包括北京和上海，也都是這樣。
單從經濟角度看，將第一棟高樓建在該市的地王最合常理，這也決定了市中心的位置；由於第一棟高樓附近的地皮水漲船高，其後新建的高樓也都會坐落在這個黃金地段。這當然是經濟學上的「地租斜率」（rent gradient）；市中心地皮最貴，距離市中心愈遠地價就愈低。但令人費解的是，東亞除了香港和新加坡，其他城市都不是這樣。
喚醒另一半沉睡的人
我相信，東亞由於經濟增長快，一些主要經濟城市的土地資源有巨大的需求。但這些城市通常也是歷史悠久、早已建成的國家首都。地權沿自前朝，經濟起飛前就已定型。發展權、規劃的條文和規管機構無法及時改進以適應新的發展。分配發展權和作出補償時，也未能做到公平有效。
由於政治利益的干預，經濟上最合理的發展方案可能無法獲批，獲准的是那些在政治上顯得「有理」的，而這些方案又剛好有悖於經濟理性、不符合城市高速發展的需要。高樓散落市內各處是政策失敗的表徵。
一些規劃師和利益方制訂的項目，對這些城市的前景造成很大傷害，很多社區遭連根拔起。市區雖然有所發展，但缺少核心商業區，市內各處任意發展，甚至無法合理地安排公共交通；各大城市急速發展的同時，低效和不公的現象比比皆是。聽說要到這些大城市公幹，由一棟高樓到另一棟，往往一塞就是數小時，一天見不了兩個客，不少董事長和總裁索性到高爾夫球場談生意。
香港總算避免了高樓四散的弊端，這是很大的福分。我們得以成為亞洲數一數二的商業和金融中心，這方面功不可沒。但仍嫌固守早期劃定的分區，拖慢了市區重建的步伐。製造業雖然北遷多年，留下的工業區仍然未能發展出新企業。與此同時，公營房屋令一半市民被困在非自置的物業裏，甚或安插於無歸屬感的社區，對社會事務提不起興趣，儼如酣睡。
一個城市若有一半人沉睡不醒，無法與另一半人交流，社會流轉也就不夠順暢；流轉速度太慢，社會必然分化。Jacobs若仍在生，當會呼籲我們重新喚起那一半沉睡的港人，與另一半市民恢復交流。
Jane Jacobs的大名，在美國有時候與反對發展市郊和淡化市中心的左派知識分子扯在一起。其實，她最抗拒意識形態的標籤。她既不是活在過去、反對發展的保育鬥士，也不是她那一代認為「小才是美」的信徒。她最愛大城市，相信大城市是經濟動力的所在。
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
要重溫王于漸教授文章中英文版，可登入信報網站：www.hkej.com或以下網址：http://www.wangyujian.com/
參考文獻：
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61
“如果你了無大志，沒有人生大計，不介意這輩子與其他同樣沒有大計的人共哀榮，那的確是很好的小鎮。但正如所有的烏托邦，訂定大計的權力只能由規劃師本人來掌握。”
Jane Jacobs（1916-2006）是美國作家、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我1975年在芝加哥大學上Robert E. Lucas Jr.教授的數理經濟學課時，首次聽到她的大名。教授講述自己一篇相當抽象的論文On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Business Firms（《論商業公司的規模分布》）時，提到她對大城市經濟生活的觀察。
我沒有想到，甚至不敢說Lucas教授當時是否想到，Jacobs的想法啟發了大約十年後面世的新經濟成長論，成為這項經濟學新理論誕生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組成。
Jacobs永久改變了世人對城市的看法。她觀察敏銳、深諳世間的常理，善於用新穎而富有啟發性的方式捕捉社會進程。今天容我介紹她的研究，看看香港和其他東亞大城市能否從中得益；下周再談談經濟學界如何從她的研究裏獲得啟發。
街道是重要公共空間
Jane Jacobs，1916年生於美國東部賓夕凡尼亞州的產煤小鎮Scranton，只有中學文憑（她其後修讀了不同的大專課程，但沒有正式畢業），在美國出兵越南期間，為免兒子當兵，因而北上移民，入籍加拿大。1968年，在一次有關紐約市興建高速公路貫穿曼哈頓島南部、將社區一分為二的公眾集會上，涉嫌騷亂和刑事罪被捕。
那場保育戰令Jacobs投入一宗以小鬥大的劃時代抗爭。她面對的是世界第一大都會專橫的官方規劃師——紐約市城市規劃總監Robert Moses。最終反建方獲勝。
Jacobs 於1961年出版的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簡體中文版：《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2005年南京譯林出版社），可說是1950年代後期和1960年代美國城市（尤其是紐約市）幾乎所有弊病的「起訴書」；她狠批當時的城市設計。
美國當時慣常把市區按功能分割為不同的地段，硬性劃定為各種「分區」（zoning），然後剷平貧民窟以騰出空間，把拆遷戶重新安置在法國大師Le Corboisieur式「公園裏的摩天大廈」，又或者英國Ebenezer Howard爵士理想中綠帶環繞、自給自足的「花園城市」。香港麥理浩時代興建的公共屋邨，可說是這項思維的延續。
Jacobs觀察美國街道的運作和市內不同的小區，以此判斷一個城市是否運作有方。她認為，當時的設計師對於城市如何運作，其實一無所知；而只是炮製一些城市「應該」如何運作的理論，再以重建為名，以破而非立的手段來付諸實踐。
崇尚園中高樓的「radiant city」（輻射城市）派和主張城市散開廣布的分散（decentralists）派看似相反，其實殊途同歸。兩派都不明白城市活力的所在，只是為居民打造個人的城堡，讓他們不相往來。
Jacobs 認為，街道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間。要從早到晚都熙來攘往，人人你看我、我看你，才能確保治安和衞生。要由朝到晚都有不同來源和背景的顧客，臨街的店舖才會興旺。小公園會為小區增添光彩，但要與四周相襯。生氣蓬勃的街道讓居民有健旺的交流，既有社區生活，又能保持私隱。這樣的地區才有魅力，吸引區外人湧來分享。
正因此，Jacobs直斥美國很多二線城市大造文化區，藉此證明我也有文化本錢，結果只在有節目上演時派點用場，其餘時間渺無人煙，儼如死城。
一個城市如何才能行之有效，Jacobs總結出四個彼此扣連的原則：
一、用途要多。不論社區還是街道，要同時具備幾種主要功能。讓住宅、商店、辦公室、小型工業和公共設施毗鄰，相輔相成，增加城市的活力，讓街道一天到晚都有人流。
二、街段要短。街口之間距離短，城市流通得快，才不會有街段變成死角。
三、新舊並存。要有一些舊樓，與新樓摻雜共生，還要有不同狀況和用途、租用或自用的樓房。舊樓可保留地區的歷史，形成地區的性格，樓價一般也較低，令區內的商住物業有廣泛的層面。
四、人口要密。人口密度要達到臨界點，才能維持文化和經濟的活動。人口稠密曾經一度視為過度擠迫，但不同的建築物本來就是設計予不同的居住密度使用的；人數超出設計密度，才構成過度擠迫的問題。由於把密度與擠迫混為一談，有人設計了各種「中庸」密度的建築，但發覺無論市郊區，還是城市都不適合。
按功能劃分可扼殺活力
Jacobs 教曉我們，不同用途的建築物並存，不但不是混亂，反而是高層次的秩序。這是一種有組織的複合體，不是簡單的複合體或無組織的複合體可比。香港的灣仔即為明證，干諾道以北是人為的單一地區，以南是自成的多元地區。社區想要運作良好，主要靠市民的行動，單靠人為設計無法達成。
Jacob的洞見在於，一些城市之所以偉大，正因為多元，甚至看似無序。香港需要鼓勵多元，透過立法分區來「淨化」某個地區之前，還宜三思。
一個社區太成功，有時候也會扼殺了多元化。人口和商業從四面八方蜂擁而至，爭相利用區內的建築物換取最大的收益，以致扼殺多元性。為免出現這種情形，要多發掘有魅力的社區，增加這方面的供應。至於靠分區來達致多元，問題在於任何人為的劃分，最終都難免僵化。
香港製造業北遷後，空置的工業大廈之所以未能改變用途以物盡其用，其中一個障礙就是當年訂下的分區限制。更改地區規劃的過程通常很慢，難以維持區內的經濟活力。
災變性的變革也可能扼殺城市的生命。貧民區是一些人落地生根之前的立足點，不少居民在那裏成長，引以為傲。政府興建住房來取代貧民區，反而造成毀滅性的後果。整個社區連根拔起，居民給扔進用途單一、缺乏生氣的環境。
想要消除貧民區，只能靜待有能力遷出的居民選擇留低，循序漸進來達成；Jacobs很看重循序漸進。大興土木和大型政策表面上是遵循她的原則，但採用災變性的變革，失敗的可能性更大，何況也未能做到新舊樓房並存。
Jacob認為，一個城市想要成功，就要讓不同樓齡的建築物並存。雖然新樓通常較舊樓受歡迎，但推倒舊區代之以新樓，反會令城市死亡。原因顯而易見：新樓租金較高，但租金低，新企業才能生存。以新代舊的重建方式容不下新企業，扼殺成長的動力，令區內的經濟難以發展。
1950至60年代以來，世界各地公營房屋蔚然成風，也慣常以收入來釐定住戶資格。換言之，為低收入人士而建，而由政府提供資助。但是，按收入分等不但間接孤立了社區，更形成標籤效應，分化社會，造成你我有別，抑制階層之間的交流和社區的多元性。
零售業要在多元環境下才能興旺，現在面對公營屋邨的單一環境，覺得發展有限，從而不太熱中經營。再說公營房屋通常規定收入上限，住戶日後若事業有成，也就必須遷出（香港的公屋富戶可選擇繳付雙倍租金）。
Jacobs 的看法很簡單，但相當中肯：住戶有歸屬感，願意留下，幫忙改善環境，社區才會興旺；但現在一富起來就要搬走，令區內少了更新的動力。基於其他論據，本欄過去這兩個星期建議，將住戶買斷居屋和租住公屋的「補地價」差額，定在住戶最初遷入時，而不是在決定買斷時的市價。
現在從Jacobs的論點，這方面又多了一個理據：選擇買斷單位、在公營屋邨生根的業主，有助於社區建設。反過來，選擇遷出屋邨的市民也可以為新居所屬的社區增添色彩。
一個城市要有活力，市區發展必然不停改變，要能跟上城市生活的潮流，以開放的態度來迎接變化，不能以一成不變的規劃和準則作繭自縛。Jacobs相信，按功能劃分地區和按收入分配房屋這類規劃，看似打造「理想的城市」，但實際上是錯誤的，只會扼殺城市的活力。一些規劃師不但未懂得這樣理解自己的城市，也忽略了街頭巷尾的平民智慧。
Jacob說服我們，由政府主導的城市規劃是失敗的。市區發展政策牽涉極高的交易成本，對各方面的影響深遠，實在無法單靠自發性的市場交易來處理。Jacobs認為城市是有組織的複合體，這個有機體內存着眾多彼此相連的因素，着手處理時，必須同時面對所有的因素，而不能夠將各種因素分割斬件，便以為可逐一解決。
這也就須要改變決策方式，着重決策過程，而不是只看決策的後果；要善於歸納，而不僅是演繹，多從小處着眼，留心有啟發性的線索，而不只是概括，急於推而廣之。城市發展涉及不同持份者的利害，必須由整個社區和各路持份者參與，共同勾劃；要找到各方都覺得合適的選擇，這也許是唯一的方法。
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Elinor Ostrom教授研究過一些單靠政府和市場難以解決的政策議題。藉着探討市民之間如何形成各種自願的集體互動交流平台，這位美國女學者逐步就如何管理集體資源的運用，總結出一套效益和公平兼備的規則。這也許是比較好的決策模式。
香港市區重建局最近發揮創意，建議讓遭到拆遷的居民以樓換樓，同時提供臨時調遷的安排，此舉不單保留、甚至加強了本區的多元性，有關的影響甚至可能超出拆遷的範圍。
東亞城市得免前蘇聯「災難」
1990 年9月，也就是蘇聯解體前一年，我到莫斯科參觀，沒想到就城市規劃上了實景的一課。抵達機場後，我與團友轉到蘇聯科學院的賓館。旅遊巴大約走了兩個小時，車子離開市中心進入郊區後，只見沿途都是大約一百米見方的長方形街區，除了正中央一棟高聳的住宅，所有的街區均空無一人。
粗略看，住宅佔用的樓面不夠街區的十分之一。街區不但空空如也，而且與下一個街區相隔很遠，這就是規劃的「傑作」。住客下班回家後，肯定足不出戶，一來無處可逛，二來一年到晚夜間溫度普遍低於零度，居民飯後甚至不想散步。這使我想起諾貝爾文學獎前蘇聯得主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巨著《古拉格群島》；不知道蘇聯人是否每個晚上都以伏特加消磨歲月。
東亞城市雖然得免前蘇聯的「災難」，卻未找到有效而又公平的解決之道；1999年的台北之旅，在這方面予我印象最深。從當時新建的遠東國際大飯店頂樓陽台遠眺，發覺市內的高樓隨意地散落各處，看不出彼此的關連。我此前到過的澳洲、歐洲和南北美洲城市，高樓大都位於市中心。但又並非只有台北如此。記憶中，東亞大城市的高樓大都像台北那樣，零星落索；現在的中國內地，包括北京和上海，也都是這樣。
單從經濟角度看，將第一棟高樓建在該市的地王最合常理，這也決定了市中心的位置；由於第一棟高樓附近的地皮水漲船高，其後新建的高樓也都會坐落在這個黃金地段。這當然是經濟學上的「地租斜率」（rent gradient）；市中心地皮最貴，距離市中心愈遠地價就愈低。但令人費解的是，東亞除了香港和新加坡，其他城市都不是這樣。
喚醒另一半沉睡的人
我相信，東亞由於經濟增長快，一些主要經濟城市的土地資源有巨大的需求。但這些城市通常也是歷史悠久、早已建成的國家首都。地權沿自前朝，經濟起飛前就已定型。發展權、規劃的條文和規管機構無法及時改進以適應新的發展。分配發展權和作出補償時，也未能做到公平有效。
由於政治利益的干預，經濟上最合理的發展方案可能無法獲批，獲准的是那些在政治上顯得「有理」的，而這些方案又剛好有悖於經濟理性、不符合城市高速發展的需要。高樓散落市內各處是政策失敗的表徵。
一些規劃師和利益方制訂的項目，對這些城市的前景造成很大傷害，很多社區遭連根拔起。市區雖然有所發展，但缺少核心商業區，市內各處任意發展，甚至無法合理地安排公共交通；各大城市急速發展的同時，低效和不公的現象比比皆是。聽說要到這些大城市公幹，由一棟高樓到另一棟，往往一塞就是數小時，一天見不了兩個客，不少董事長和總裁索性到高爾夫球場談生意。
香港總算避免了高樓四散的弊端，這是很大的福分。我們得以成為亞洲數一數二的商業和金融中心，這方面功不可沒。但仍嫌固守早期劃定的分區，拖慢了市區重建的步伐。製造業雖然北遷多年，留下的工業區仍然未能發展出新企業。與此同時，公營房屋令一半市民被困在非自置的物業裏，甚或安插於無歸屬感的社區，對社會事務提不起興趣，儼如酣睡。
一個城市若有一半人沉睡不醒，無法與另一半人交流，社會流轉也就不夠順暢；流轉速度太慢，社會必然分化。Jacobs若仍在生，當會呼籲我們重新喚起那一半沉睡的港人，與另一半市民恢復交流。
Jane Jacobs的大名，在美國有時候與反對發展市郊和淡化市中心的左派知識分子扯在一起。其實，她最抗拒意識形態的標籤。她既不是活在過去、反對發展的保育鬥士，也不是她那一代認為「小才是美」的信徒。她最愛大城市，相信大城市是經濟動力的所在。
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
要重溫王于漸教授文章中英文版，可登入信報網站：www.hkej.com或以下網址：http://www.wangyujian.com/
參考文獻：
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61
“如果你了無大志，沒有人生大計，不介意這輩子與其他同樣沒有大計的人共哀榮，那的確是很好的小鎮。但正如所有的烏托邦，訂定大計的權力只能由規劃師本人來掌握。”
Monday, 28 March 2011
上星期提及的社論文章，寫「個別暢銷牌子奶粉更出現缺貨情況」，只是改寫為「缺貨」，未有解釋。報社不敢寫「缺貨」，大抵以為寫得直接了當，不夠科學客觀，不若「出現缺貨情況」穩妥。很多不懂得修辭學的人，以為這種文體很科學客觀，卻不懂得分別，這種迂迴曲折、轉彎抹角的寫法（circumlocution），有其特殊用途，不宜濫用。
五四時代的白話文，鼓吹與唐宋古文決裂，也與宋元白話脫離，寫一種脫離成語或成規，自給自足的散文，例如不說「急於求成」，而寫「取得成功的熱切性過分積極」了；不屑寫「難若登天」，而寫「極度艱難」、「其難度非比尋常」之類。這種偽科學散文體（pseudo-scientific prose style）之遺毒，愈演愈烈，整個中國都被這種荒誕文體掩沒。既不文雅，又不通俗，這種文體，我在《中文解毒》稱之為「文癌」。
出現「 出現缺貨情況」，是不肯定的猜測語，模模糊糊，是機構官僚喜歡用的文體，奶粉代理公司為了含糊其辭，引起消費者懸念，會這樣發布消息的。然而，報紙的責任卻是要弄清楚事實來報道和評論的，連是否「缺貨」都不敢落筆判斷，還辦什麼報紙呢？這是尋常的語言常識，然則，很多香港人都感受不到，寫社論的人都感受不到，直接將奶粉公司的措辭搬弄到自己的評論欄位之內，協助人家迷惑消費者。
舉例，一家日本 奶粉公司面臨日本海嘯引起核電廠洩漏射污染的疑雲，要張貼「安民」聲明，會這樣寫的:
聲明
日本爆發地震海嘯，核電廠受損而洩漏輻射 ，影響日本東部地區之水土與農產，引致消費者對日本奶品的貨源及安全有所顧慮。本公司保證，代理之奶粉品牌不在災區生產，符合安全規格，並且供應如常，顧客只需購入日常所需之份量，毋須過量購買。本公司將與日本衛生當局及生產商密切聯絡，確保供應香港之奶粉符合安全。
第一句陳述事實，句句實字，顯得奶粉公司夠膽面對現實。假如用「關於」、「有鑑於」之類的虛詞濫語來開首，便顯得閃閃缩缩了。然而，說到消費者憂慮安全，就不宜用主動式，而要用「對…有所顧慮」的迂迴講法，否則便倒自己米。「確保…安全」是承擔之言，必須用主動式，寫「為奶粉的安全取得最佳保證」之類的偽科學散文，就是為自己抬槓。至於「搶購」，也要寫為「過量購買」，不要誣衊顧客為性急的莽漢。
上述的虛擬聲明，說明了中文公文的虛實字用法，乃至直述與迂迴的風格，如何配置使用。這是往日刀筆小吏的常識，但今日就算是中文系畢業生，詩詞歌賦及西洋文學理論朗朗上口，臨場要寫一則便箋通告，便胸中無有一策，只能用虛詞來糊弄。也難怪，今日學中文的人都不從尺牘、實錄、判詞和史地誌的實學學起，反而由詩詞歌賦等遊藝學起。滿紙虛浮，有肉無骨，尋常公文，竟成絕學。
五四時代的白話文，鼓吹與唐宋古文決裂，也與宋元白話脫離，寫一種脫離成語或成規，自給自足的散文，例如不說「急於求成」，而寫「取得成功的熱切性過分積極」了；不屑寫「難若登天」，而寫「極度艱難」、「其難度非比尋常」之類。這種偽科學散文體（pseudo-scientific prose style）之遺毒，愈演愈烈，整個中國都被這種荒誕文體掩沒。既不文雅，又不通俗，這種文體，我在《中文解毒》稱之為「文癌」。
出現「 出現缺貨情況」，是不肯定的猜測語，模模糊糊，是機構官僚喜歡用的文體，奶粉代理公司為了含糊其辭，引起消費者懸念，會這樣發布消息的。然而，報紙的責任卻是要弄清楚事實來報道和評論的，連是否「缺貨」都不敢落筆判斷，還辦什麼報紙呢？這是尋常的語言常識，然則，很多香港人都感受不到，寫社論的人都感受不到，直接將奶粉公司的措辭搬弄到自己的評論欄位之內，協助人家迷惑消費者。
舉例，一家日本 奶粉公司面臨日本海嘯引起核電廠洩漏射污染的疑雲，要張貼「安民」聲明，會這樣寫的:
聲明
日本爆發地震海嘯，核電廠受損而洩漏輻射 ，影響日本東部地區之水土與農產，引致消費者對日本奶品的貨源及安全有所顧慮。本公司保證，代理之奶粉品牌不在災區生產，符合安全規格，並且供應如常，顧客只需購入日常所需之份量，毋須過量購買。本公司將與日本衛生當局及生產商密切聯絡，確保供應香港之奶粉符合安全。
第一句陳述事實，句句實字，顯得奶粉公司夠膽面對現實。假如用「關於」、「有鑑於」之類的虛詞濫語來開首，便顯得閃閃缩缩了。然而，說到消費者憂慮安全，就不宜用主動式，而要用「對…有所顧慮」的迂迴講法，否則便倒自己米。「確保…安全」是承擔之言，必須用主動式，寫「為奶粉的安全取得最佳保證」之類的偽科學散文，就是為自己抬槓。至於「搶購」，也要寫為「過量購買」，不要誣衊顧客為性急的莽漢。
上述的虛擬聲明，說明了中文公文的虛實字用法，乃至直述與迂迴的風格，如何配置使用。這是往日刀筆小吏的常識，但今日就算是中文系畢業生，詩詞歌賦及西洋文學理論朗朗上口，臨場要寫一則便箋通告，便胸中無有一策，只能用虛詞來糊弄。也難怪，今日學中文的人都不從尺牘、實錄、判詞和史地誌的實學學起，反而由詩詞歌賦等遊藝學起。滿紙虛浮，有肉無骨，尋常公文，竟成絕學。
Monday, 14 February 2011
過 年
2011年02月02日
過中國年，一年比一年沒有氣氛。首先是民間早已廢除「農曆新年」這個名稱，改叫「春節」，一聲「春節好」，就把過年的氣氛閹割掉一大半。
農曆新年，像紅樓夢最後，賈寶玉在白皚皚的雪地上穿一件猩紅大袍，感覺是一個「濃」字。雪是白的，春聯、鞭炮、桃花是紅的，小女孩過年穿的新棉襖也是紅的。紅這個顏色，在民國三十八年之前，並無政治的恐怖，只有舊中國的洋融喜氣，今日即使再裝飾，也無法還原，此氣氛大異之其一。
然後是舊房子之全拆，中國人搬進三十層的大廈。農曆新年，貴在一個舊字，像年廿四，謝灶君，灶頭必須是柴火土砌的黑灶頭，不是今天煤氣爐子。麥芽糖塗在上面。灶君是一位古神，寬袍大袖，上靈霄殿謁玉皇大帝，希望他嘴巴甜些，不要講這家人壞話。玉皇大帝不是穿西裝結領帶的吧？所以這一頭不可以是微波爐電冰箱的美式廚房。
文化是什麼？這樣說就明白了。中國人反正忙，索性取消了「謝灶」這個節目。但是謝灶是過年很重要的儀式，中國兒童從小就知道什麼叫打小報告，對於有辦法說自己壞話的人，要給點甜頭行賄。很重要的國民教育，自己廢掉，又要花幾十億在學校硬灌輸如何做一個中國人，嘖嘖，多愚蠢的行為呢。
臘八粥沒有了，小孩玩電腦遊戲，也沒有了陞官圖，至於揮春，改用印刷，連中文都打字，不知哪個傻瓜還握着一枝毛筆。過年食品如油角煎堆年糕，則過於油膩，有違纖體健康。
這一切，中文教科書含糊混過去：「隨着時代進步了，生活現代化，舊風俗逐漸淘汰。」進步了？當真？那麼中國大地，賄賂之風何止一個灶神，成本何止麥芽糖呢？不止習俗，凡趣味的淘汰掉，壞劣的一樣沒淘汰，反發揚光大，「文化大革命」為何只在一個國家爆發呢？農曆新年矮化為「春節」，凡此種種，是中國人把自己淘汰掉了。
外國的唐人街，唐人還「保留」了舞獅。倫敦、三藩市、雪梨，白人市長為表親民，拿着硃砂筆，主持點睛，幾個「僑領」很諂媚地恭立兩端，近年站中央的還多了中國駐當地參贊乙名。當地洋人在天真地圍觀，他們真把這幫人當做了中國文化的承傳人，也超搞笑的。
喜劇是什麼？是一群愚人彼此連串的誤會。在中國人社會過「春節」，喜劇感越來越濃。譬如香港人逛「花市」，警察重圍深鎖，說是「維持秩序」，人群則自得悠然。這是蟻民逛花市還是囚犯放風？怪不得有辦法的人早就相問：過年去哪裏玩？北海道還是曼谷？
Well，今年過年我在歐洲，不錯，過年「氣氛」全無，但不要緊，當紅色淪落，在別的地方，只要找到一片天藍就好。
（陶傑）
過中國年，一年比一年沒有氣氛。首先是民間早已廢除「農曆新年」這個名稱，改叫「春節」，一聲「春節好」，就把過年的氣氛閹割掉一大半。
農曆新年，像紅樓夢最後，賈寶玉在白皚皚的雪地上穿一件猩紅大袍，感覺是一個「濃」字。雪是白的，春聯、鞭炮、桃花是紅的，小女孩過年穿的新棉襖也是紅的。紅這個顏色，在民國三十八年之前，並無政治的恐怖，只有舊中國的洋融喜氣，今日即使再裝飾，也無法還原，此氣氛大異之其一。
然後是舊房子之全拆，中國人搬進三十層的大廈。農曆新年，貴在一個舊字，像年廿四，謝灶君，灶頭必須是柴火土砌的黑灶頭，不是今天煤氣爐子。麥芽糖塗在上面。灶君是一位古神，寬袍大袖，上靈霄殿謁玉皇大帝，希望他嘴巴甜些，不要講這家人壞話。玉皇大帝不是穿西裝結領帶的吧？所以這一頭不可以是微波爐電冰箱的美式廚房。
文化是什麼？這樣說就明白了。中國人反正忙，索性取消了「謝灶」這個節目。但是謝灶是過年很重要的儀式，中國兒童從小就知道什麼叫打小報告，對於有辦法說自己壞話的人，要給點甜頭行賄。很重要的國民教育，自己廢掉，又要花幾十億在學校硬灌輸如何做一個中國人，嘖嘖，多愚蠢的行為呢。
臘八粥沒有了，小孩玩電腦遊戲，也沒有了陞官圖，至於揮春，改用印刷，連中文都打字，不知哪個傻瓜還握着一枝毛筆。過年食品如油角煎堆年糕，則過於油膩，有違纖體健康。
這一切，中文教科書含糊混過去：「隨着時代進步了，生活現代化，舊風俗逐漸淘汰。」進步了？當真？那麼中國大地，賄賂之風何止一個灶神，成本何止麥芽糖呢？不止習俗，凡趣味的淘汰掉，壞劣的一樣沒淘汰，反發揚光大，「文化大革命」為何只在一個國家爆發呢？農曆新年矮化為「春節」，凡此種種，是中國人把自己淘汰掉了。
外國的唐人街，唐人還「保留」了舞獅。倫敦、三藩市、雪梨，白人市長為表親民，拿着硃砂筆，主持點睛，幾個「僑領」很諂媚地恭立兩端，近年站中央的還多了中國駐當地參贊乙名。當地洋人在天真地圍觀，他們真把這幫人當做了中國文化的承傳人，也超搞笑的。
喜劇是什麼？是一群愚人彼此連串的誤會。在中國人社會過「春節」，喜劇感越來越濃。譬如香港人逛「花市」，警察重圍深鎖，說是「維持秩序」，人群則自得悠然。這是蟻民逛花市還是囚犯放風？怪不得有辦法的人早就相問：過年去哪裏玩？北海道還是曼谷？
Well，今年過年我在歐洲，不錯，過年「氣氛」全無，但不要緊，當紅色淪落，在別的地方，只要找到一片天藍就好。
（陶傑）
「宜居灣」毀滅香港城邦格局
轉角 - 陳雲
(2011年02月15日)
粵港澳三地政府倡議研究的「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將香港、澳門、廣州、深圳、東莞及中山六個地區融合，諮詢過程不動聲息，後果卻是非同小可。該規劃建議香港的郊野公園、邊境濕地和荒野與內地用鐵路和道路打通，郊區成為住宅區，市內的金融和航運物流服務部分內移，舊區和古蹟成為內地人的文化旅遊消費區。
規劃得具體而微。然而，香港是漸進發展的先進地區，大陸是畸形趕急發展的落後地區。這個規劃，猶如英國或美國政府要將倫敦和紐約的城區布局重新洗牌，可謂匪夷所思。
香港是高度發展的國際城市，更有地理和生態上自給自足的城邦布局。宜居灣規劃有兩個目的：稀釋香港的國際城市地位，並且殺滅香港的城邦布局。在經濟上扼殺香港，在政治上殺滅香港。一箭雙雕，此乃毀滅香港城邦生態的外科手術式的大動脈放血行動。香港邊境的綠帶和郊野，保護香港的生態完整和農業生產，是香港自主城邦的綠色長城。此計劃是用外科手術，將保護帶刺穿、放血，毀滅香港的城邦性格，然後植入外來的癌細胞或細菌病毒，侵佔宿主，使得香港成為廣東省境內的一個普通商業區，而且人口以內地富人為主，香港本地窮人將內遷大陸。該計劃之下，香港將徹底的城市化和士紳化，打散原住人口的身份認同和共同價值。此後，香港民主鬥爭所依賴的本土意識便沒了根基，民主勢力自然瓦解。
英國人悉心建設的香港城邦生態格局，是香港人的福氣，也是中國人的福氣，卻是中共的心腹大患。宜居灣的操作模式，是運用內地政府的強力行政權力，「輔助」港府規劃土地及興建高速交通網絡，再用地產財閥的市場權力，界定各地的地產價格，然後用地產的力量將香港窮人(九成的香港人)流放內地。這是跨境運作的中港官商勾結之下的超級地產霸權勢力。
中共是冷靜而殘酷的現實主義者，用時間換取空間，是中共慣用的謀略。中共在二〇〇三年「二十三條國家安全立法」失敗之後，在二〇一〇年將直選時間一再推延，換取得來的時間，改用「空間政治」的方法瓦解香港，破壞香港的城邦性格，將香港民主運動的社區基礎拆解。
這是比二十三條立法更為毒辣而又容易得逞的「香港斬首計劃」。
(2011年02月15日)
粵港澳三地政府倡議研究的「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將香港、澳門、廣州、深圳、東莞及中山六個地區融合，諮詢過程不動聲息，後果卻是非同小可。該規劃建議香港的郊野公園、邊境濕地和荒野與內地用鐵路和道路打通，郊區成為住宅區，市內的金融和航運物流服務部分內移，舊區和古蹟成為內地人的文化旅遊消費區。
規劃得具體而微。然而，香港是漸進發展的先進地區，大陸是畸形趕急發展的落後地區。這個規劃，猶如英國或美國政府要將倫敦和紐約的城區布局重新洗牌，可謂匪夷所思。
香港是高度發展的國際城市，更有地理和生態上自給自足的城邦布局。宜居灣規劃有兩個目的：稀釋香港的國際城市地位，並且殺滅香港的城邦布局。在經濟上扼殺香港，在政治上殺滅香港。一箭雙雕，此乃毀滅香港城邦生態的外科手術式的大動脈放血行動。香港邊境的綠帶和郊野，保護香港的生態完整和農業生產，是香港自主城邦的綠色長城。此計劃是用外科手術，將保護帶刺穿、放血，毀滅香港的城邦性格，然後植入外來的癌細胞或細菌病毒，侵佔宿主，使得香港成為廣東省境內的一個普通商業區，而且人口以內地富人為主，香港本地窮人將內遷大陸。該計劃之下，香港將徹底的城市化和士紳化，打散原住人口的身份認同和共同價值。此後，香港民主鬥爭所依賴的本土意識便沒了根基，民主勢力自然瓦解。
英國人悉心建設的香港城邦生態格局，是香港人的福氣，也是中國人的福氣，卻是中共的心腹大患。宜居灣的操作模式，是運用內地政府的強力行政權力，「輔助」港府規劃土地及興建高速交通網絡，再用地產財閥的市場權力，界定各地的地產價格，然後用地產的力量將香港窮人(九成的香港人)流放內地。這是跨境運作的中港官商勾結之下的超級地產霸權勢力。
中共是冷靜而殘酷的現實主義者，用時間換取空間，是中共慣用的謀略。中共在二〇〇三年「二十三條國家安全立法」失敗之後，在二〇一〇年將直選時間一再推延，換取得來的時間，改用「空間政治」的方法瓦解香港，破壞香港的城邦性格，將香港民主運動的社區基礎拆解。
這是比二十三條立法更為毒辣而又容易得逞的「香港斬首計劃」。
改革國語，反清復明（中）
2月15日 星期二 00:10
李安 導演的電影《色，戒》中，女主角王佳芝（湯唯飾演）唱《天涯歌女》，「淚」字唱了lui的音，三十年代的上海 歌星唱片，也是唱lui音，不是現在的lei音，這是後來稱為的「老國音」。在網上搜尋，聆聽孫中山 先生的演講錄音，便可聽到老國音。
一九一三年二月，中華民國教育部在北京 召開「讀音統一會」，各省派學者代表一名，用民主投票的方法制定國音，在北方、江南和中原的語音之中，抽出漢語共同語的語素。今日從頭看來，其策略是在北京語系的基礎上，恢復宋代的中州音韻，使中國的共同語兼顧南北語系，維繫中原（中州）漢音的傳承。這是中國語音的反清復明。即是說，免除滿洲人的語言污染，將明成祖遷都北京期間的南京話恢復過來，再以中州話滋養之，使得中國的共同語上承宋、明兩代。至於秦漢音韻，回天乏術，只能寄望在粵語保存。
老國音恢復了微母 （v）、疑的洪音（ŋ）和細音（ɲ），還有ㄧㄞ （yai）音，區分尖團音，這些都是中州音韻，並以南京話的入聲形式，恢復入聲。老國音語音複雜，妨礙推廣。然而，中原人、江浙人學習北京話，只要不很著力，都會把地方語言帶入北京話，於是自然講出老國音來。今日中國即使推行新國音（普通話的前身），江浙一帶的老人家勉強講的普通話，也是老國音。至於閩粵一帶，語音差異太大，只能重新學習。
新文學革命之後，愚昧的科學崇拜和仇古精神瀰漫中國學界，發起廢除漢字、改用羅馬字母拼音字之聲，也嫌棄老國音的拼音複雜，難用羅馬字標音，不方便將來逐步過渡到廢除漢字、用羅馬字寫中文的目標。一九二三年，國語統一籌備會成立了「國音字典增修委員會」，採用專家獨斷的方式工作，國語羅馬化的一批學者佔了大多數，決定廢除老國音，採用北京語音標準，稱之為「新國音」。
新國音的語音簡單，有利於南方人學習，但是新國音大幅度削去漢音傳承，也增加大量的同音字。例如，單是砍掉尖音和ㄧㄞ（yai）音這兩項，就使漢音減少四十個音節，改變六百個字的讀音，也增加六百個同音字。漢語共有四百多個音節，僅此兩項，就削去漢語音節的近十分之一，猶如漢語的十指被砍去一指。廢除入聲這一筆，且不計了。
刪削語音之害，顯而易見。一是降低漢語原有的表情達意之精確，講普通話有如吃了安非他命（Amphetamine）的興奮劑，語音輕盈而不閉口，老在張口傻笑，無法傳達悲絕感情；第二，是增加了中文語音辨義的難度，如li 、yi、 shi 等音，同音字多達七十個，在漢語體系之中，普通話是最糊塗的語言。第三，是破壞民族語音的傳承。
第三項是致命傷。普通話只是北方胡化地區的語言，原本漢人文化區的語言，包括江浙、中原及閩粵，卻摒除於中國話之外，可謂變夏為夷，漢人在中國掃地出門。也難怪，新國音、普通話的原來目標，是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徹底毀滅中國文化，以便全盤西化。
李安 導演的電影《色，戒》中，女主角王佳芝（湯唯飾演）唱《天涯歌女》，「淚」字唱了lui的音，三十年代的上海 歌星唱片，也是唱lui音，不是現在的lei音，這是後來稱為的「老國音」。在網上搜尋，聆聽孫中山 先生的演講錄音，便可聽到老國音。
一九一三年二月，中華民國教育部在北京 召開「讀音統一會」，各省派學者代表一名，用民主投票的方法制定國音，在北方、江南和中原的語音之中，抽出漢語共同語的語素。今日從頭看來，其策略是在北京語系的基礎上，恢復宋代的中州音韻，使中國的共同語兼顧南北語系，維繫中原（中州）漢音的傳承。這是中國語音的反清復明。即是說，免除滿洲人的語言污染，將明成祖遷都北京期間的南京話恢復過來，再以中州話滋養之，使得中國的共同語上承宋、明兩代。至於秦漢音韻，回天乏術，只能寄望在粵語保存。
老國音恢復了微母 （v）、疑的洪音（ŋ）和細音（ɲ），還有ㄧㄞ （yai）音，區分尖團音，這些都是中州音韻，並以南京話的入聲形式，恢復入聲。老國音語音複雜，妨礙推廣。然而，中原人、江浙人學習北京話，只要不很著力，都會把地方語言帶入北京話，於是自然講出老國音來。今日中國即使推行新國音（普通話的前身），江浙一帶的老人家勉強講的普通話，也是老國音。至於閩粵一帶，語音差異太大，只能重新學習。
新文學革命之後，愚昧的科學崇拜和仇古精神瀰漫中國學界，發起廢除漢字、改用羅馬字母拼音字之聲，也嫌棄老國音的拼音複雜，難用羅馬字標音，不方便將來逐步過渡到廢除漢字、用羅馬字寫中文的目標。一九二三年，國語統一籌備會成立了「國音字典增修委員會」，採用專家獨斷的方式工作，國語羅馬化的一批學者佔了大多數，決定廢除老國音，採用北京語音標準，稱之為「新國音」。
新國音的語音簡單，有利於南方人學習，但是新國音大幅度削去漢音傳承，也增加大量的同音字。例如，單是砍掉尖音和ㄧㄞ（yai）音這兩項，就使漢音減少四十個音節，改變六百個字的讀音，也增加六百個同音字。漢語共有四百多個音節，僅此兩項，就削去漢語音節的近十分之一，猶如漢語的十指被砍去一指。廢除入聲這一筆，且不計了。
刪削語音之害，顯而易見。一是降低漢語原有的表情達意之精確，講普通話有如吃了安非他命（Amphetamine）的興奮劑，語音輕盈而不閉口，老在張口傻笑，無法傳達悲絕感情；第二，是增加了中文語音辨義的難度，如li 、yi、 shi 等音，同音字多達七十個，在漢語體系之中，普通話是最糊塗的語言。第三，是破壞民族語音的傳承。
第三項是致命傷。普通話只是北方胡化地區的語言，原本漢人文化區的語言，包括江浙、中原及閩粵，卻摒除於中國話之外，可謂變夏為夷，漢人在中國掃地出門。也難怪，新國音、普通話的原來目標，是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徹底毀滅中國文化，以便全盤西化。
Thursday, 10 February 2011
蔡子強﹕茉莉花革命與顏色革命
【明報專訊】過去兩個月，因為南部城鎮Sidi Bouzid有大學生抗議警員執法自焚而死，因而點燃起突尼斯人長期以來積累覑對政權腐敗、失業率及物價高漲不滿的怒火，觸發群眾上街起義，最終推翻了總統本阿里政權。
突尼斯的國花是茉莉花，因此這場變革亦被稱為「茉莉花革命」。它甚至被媒體拿來與前幾年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與中亞爆發的「顏色革命」／「花朵革命」，相提並論。
究竟前述地區的起義，和顏色以及花朵有何關係﹖而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雖然以鮮花為名，又是否真的與前述的花朵革命同一個模式呢﹖
顏色革命與花朵革命
先談談顏色、花朵是怎樣與運動和起義拉上關係的。
2003年11月，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格魯吉亞，反對派因為不滿總統謝瓦爾德納澤（Eduard Shevardnadze）（對，就是當年那位幫助戈爾巴喬夫結束冷戰的外交部長）的管治，要求他下台。反對派領袖Mikheil Saakashvili每次公開露面都拿覑一支紅玫瑰，而示威者亦戴上紅白條紋圍巾，並向士兵送上紅玫瑰。結果，Mikheil Saakashvili帶領民眾手持紅玫瑰，和平佔領國會，令這位總統被迫下台。這場運動因此也被稱為「玫瑰革命」，玫瑰是格魯吉亞盛產的鮮花。
2004年11月到12月，也是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烏克蘭，本來民眾對政權貪污腐敗已經甚為不滿，後再遭選舉中發現舞弊進一步火上加油。反對派候選人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本來被認為大選中勝利在望，但結果卻是現任總統亞努科維奇（Victor Yanukovch）反勝，於是觸發群眾湧上街頭抗議。原先尤先科以橙色作為自己的選舉顏色，於是這場反對運動也順理成章以橙色作為標誌，包括橙絲帶和一面書有「對！尤先科！」的旗。結果，上百萬的抗議者聚集，以及他們的靜坐、抗議、罷工，讓當地最高法院宣布這次大選無效，在繼之而來的重選中，尤先科以 52%對44%勝出。這場運動被稱為「橙色革命」，又稱為「栗子花革命」，因為烏克蘭首都基輔的市花，正是橙色的栗子花。
2005年3月，另一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吉爾吉斯，反對陣營有意效法鄰國烏克蘭的橙色革命，找出足以代表自己的顏色，起初一度無法達成共識，北部示威者穿戴黃色衣物，而南部示威者則穿戴粉紅色。最後還是決定揀了黃色，因此被稱為「黃色革命」，也叫「檸檬色革命」、「鬱金香革命」。而該國首都的市花，正好是黃色的迎春花，而革命爆發的時間，正是迎春花開、放眼一片黃色的季節。結果總統名卡耶夫（Askar Akayev）被推翻，反對派領袖Kurmanbek Bakiyev接掌了政權。
優雅柔性的顏色革命
從這幾個例子中可見，這些運動中人，都主要是以非暴力方法，來推翻一個貪污、威權的政權，然後建立民主。他們選擇以一種顏色，以至一種花朵，來作為抗爭的符號。或許大家會問，此舉又有何作用或深意呢﹖
在台灣學者倪炎元所著的《公關政治學》一書中，對於組織者為何選擇以一種顏色來代表他們的運動，有覑很精闢的分析。他說好處包括以下幾項：
一）鮮花與美麗的色彩，都象徵組識者嘗試盡量以優雅、柔性、非暴力的方式來推動整場運動，以至奪取政權，讓那些不希望付出太大代價的民眾，也可以安心參與其中；
二）這會讓政權更加束手無策，畢竟，再威權的統治也難以命令人民脫掉或不准穿某種顏色的衣服；
三）當每個參與者都發現自己身處顏色人潮當中時，將會感受到巨大的團結力量，大大得到鼓舞，知道自己並不孤單，並且連標語都不必拿，便能清楚識別運動中的同志；
四）在手機照相、互聯網等傳播方法高度發達的年代今天，這種群眾運動中展現的耀目顏色，將超越語言障礙，讓有關信息清楚傳遍世界其他角落。
補充一點，有論者指出，這些顏色革命，與上世紀1989-90年的東歐共產陣營巨變，當中捷克的「天鵝絨革命」，有其一脈相承的地方，都是沒有經過嚴重的暴力衝突，而以柔性政變，就實現了由專制到民主政體的更替和過渡，就如天鵝絨般輕柔，因而得名。事實上，鮮花、美麗的色彩，都與天鵝絨一樣，象徵覑「革命」、抗爭、以及運動，都是以優雅、柔性的方式來進行。
茉莉花革命與facebook/twitter
再回看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
雖然這次起義是以茉莉花為名，但卻不如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那樣，運動中人人手持一朵鮮花，甚至連烏克蘭和吉爾吉斯那樣，穿戴與鮮花顏色有密切關係的衣飾，也都沒有。所以，其實這次茉莉花革命，與原初的顏色革命／花朵革命，已經相去甚遠。當然在以非暴力方法（只能說大體上），推翻一個貪污、威權的政權，然後建立民主，這些共通點色上，卻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3年前還是名不見經傳的facebook及twitter，今天卻在茉莉花革命中，為抗爭群眾消息互通和策劃行動，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法國電視援引突尼斯民間網絡機構的統計稱，在1100萬突尼斯人中，有200萬人是facebook用戶。雖然後來埃及封鎖全國的互聯網服務，務求國民無法透過facebook及twitter來互通消息，但Google卻推出新服務，該國民眾只需撥一個國際電話號碼，再於語音信箱留言，Google便會將有關留言轉化為文字信息，然後刊登於twitter之上。
以上即時視訊傳播科技的重大突破，又比起顏色革命的那個年代，登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突尼斯的國花是茉莉花，因此這場變革亦被稱為「茉莉花革命」。它甚至被媒體拿來與前幾年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與中亞爆發的「顏色革命」／「花朵革命」，相提並論。
究竟前述地區的起義，和顏色以及花朵有何關係﹖而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雖然以鮮花為名，又是否真的與前述的花朵革命同一個模式呢﹖
顏色革命與花朵革命
先談談顏色、花朵是怎樣與運動和起義拉上關係的。
2003年11月，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格魯吉亞，反對派因為不滿總統謝瓦爾德納澤（Eduard Shevardnadze）（對，就是當年那位幫助戈爾巴喬夫結束冷戰的外交部長）的管治，要求他下台。反對派領袖Mikheil Saakashvili每次公開露面都拿覑一支紅玫瑰，而示威者亦戴上紅白條紋圍巾，並向士兵送上紅玫瑰。結果，Mikheil Saakashvili帶領民眾手持紅玫瑰，和平佔領國會，令這位總統被迫下台。這場運動因此也被稱為「玫瑰革命」，玫瑰是格魯吉亞盛產的鮮花。
2004年11月到12月，也是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烏克蘭，本來民眾對政權貪污腐敗已經甚為不滿，後再遭選舉中發現舞弊進一步火上加油。反對派候選人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本來被認為大選中勝利在望，但結果卻是現任總統亞努科維奇（Victor Yanukovch）反勝，於是觸發群眾湧上街頭抗議。原先尤先科以橙色作為自己的選舉顏色，於是這場反對運動也順理成章以橙色作為標誌，包括橙絲帶和一面書有「對！尤先科！」的旗。結果，上百萬的抗議者聚集，以及他們的靜坐、抗議、罷工，讓當地最高法院宣布這次大選無效，在繼之而來的重選中，尤先科以 52%對44%勝出。這場運動被稱為「橙色革命」，又稱為「栗子花革命」，因為烏克蘭首都基輔的市花，正是橙色的栗子花。
2005年3月，另一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吉爾吉斯，反對陣營有意效法鄰國烏克蘭的橙色革命，找出足以代表自己的顏色，起初一度無法達成共識，北部示威者穿戴黃色衣物，而南部示威者則穿戴粉紅色。最後還是決定揀了黃色，因此被稱為「黃色革命」，也叫「檸檬色革命」、「鬱金香革命」。而該國首都的市花，正好是黃色的迎春花，而革命爆發的時間，正是迎春花開、放眼一片黃色的季節。結果總統名卡耶夫（Askar Akayev）被推翻，反對派領袖Kurmanbek Bakiyev接掌了政權。
優雅柔性的顏色革命
從這幾個例子中可見，這些運動中人，都主要是以非暴力方法，來推翻一個貪污、威權的政權，然後建立民主。他們選擇以一種顏色，以至一種花朵，來作為抗爭的符號。或許大家會問，此舉又有何作用或深意呢﹖
在台灣學者倪炎元所著的《公關政治學》一書中，對於組織者為何選擇以一種顏色來代表他們的運動，有覑很精闢的分析。他說好處包括以下幾項：
一）鮮花與美麗的色彩，都象徵組識者嘗試盡量以優雅、柔性、非暴力的方式來推動整場運動，以至奪取政權，讓那些不希望付出太大代價的民眾，也可以安心參與其中；
二）這會讓政權更加束手無策，畢竟，再威權的統治也難以命令人民脫掉或不准穿某種顏色的衣服；
三）當每個參與者都發現自己身處顏色人潮當中時，將會感受到巨大的團結力量，大大得到鼓舞，知道自己並不孤單，並且連標語都不必拿，便能清楚識別運動中的同志；
四）在手機照相、互聯網等傳播方法高度發達的年代今天，這種群眾運動中展現的耀目顏色，將超越語言障礙，讓有關信息清楚傳遍世界其他角落。
補充一點，有論者指出，這些顏色革命，與上世紀1989-90年的東歐共產陣營巨變，當中捷克的「天鵝絨革命」，有其一脈相承的地方，都是沒有經過嚴重的暴力衝突，而以柔性政變，就實現了由專制到民主政體的更替和過渡，就如天鵝絨般輕柔，因而得名。事實上，鮮花、美麗的色彩，都與天鵝絨一樣，象徵覑「革命」、抗爭、以及運動，都是以優雅、柔性的方式來進行。
茉莉花革命與facebook/twitter
再回看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
雖然這次起義是以茉莉花為名，但卻不如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那樣，運動中人人手持一朵鮮花，甚至連烏克蘭和吉爾吉斯那樣，穿戴與鮮花顏色有密切關係的衣飾，也都沒有。所以，其實這次茉莉花革命，與原初的顏色革命／花朵革命，已經相去甚遠。當然在以非暴力方法（只能說大體上），推翻一個貪污、威權的政權，然後建立民主，這些共通點色上，卻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3年前還是名不見經傳的facebook及twitter，今天卻在茉莉花革命中，為抗爭群眾消息互通和策劃行動，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法國電視援引突尼斯民間網絡機構的統計稱，在1100萬突尼斯人中，有200萬人是facebook用戶。雖然後來埃及封鎖全國的互聯網服務，務求國民無法透過facebook及twitter來互通消息，但Google卻推出新服務，該國民眾只需撥一個國際電話號碼，再於語音信箱留言，Google便會將有關留言轉化為文字信息，然後刊登於twitter之上。
以上即時視訊傳播科技的重大突破，又比起顏色革命的那個年代，登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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