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6-09-15 10:13:05
清代招子庸編著的《粵謳》(又稱《越謳》)，現存中山文獻館。
清末的《廣東白話報》刊載大量文人創作的粵謳。
好食你唔食，食到鴉片煙。瘦到好似條柴，唔敢企埋著風便。怕一陣風來，吹倒你個位煙仙。 —廖恩燾粵謳《新解心》。
粵謳，又稱“越謳”、“解心”，始創于清嘉慶末年、流行於粵語地區的一種廣東民間說唱藝術，由名士招子庸編著《粵謳》一書後開始廣泛流傳。文字長短句結合，有一定韻律，但不拘泥形式，還有故事性強的特點。1904年，英國駐港總督金文泰將招子庸的《粵謳》譯成英文，以《廣州情歌》為名在牛津大學出版杜出版。
今天，粵謳作為一種單純的曲藝表演已經罕見，但其藝術表演已經融入粵劇之中。
●心靈地圖：民間是民歌的搖籃與墳墓
粵謳在人們的記憶中已經越來越淡化了。隨著一代人的漸漸離去，不知還有多少人能記起年少時聽粵謳的心情。作為民間音樂，粵謳成長於民間，也衰落於民間。
粵謳是一種將民間音樂引入文學殿堂的曲藝表演形式。按民俗學大師鄭振鐸的說法，第一個“染指”粵謳的文人招子庸“大膽地將民歌輸入文壇”。經過這一過程，粵謳以動人的詞藻受到文人的關注，也以通俗易懂的語言受到民眾的歡迎，它將古典詩詞民俗化，也將民俗音樂文藝化。
此後一百多年間，大量文人墨客加入創作粵謳的隊伍，其題材內容上也從早期的男女情愛，發展到後來的針貶時事，愛國救國。而普通百姓覺得通俗易懂，好聽好唱，更是熱情捧場，曾經有一段時間，唱粵謳和聽粵謳都成為風行一時的社會風俗。但是到了今天，我們已經很難再聽到粵謳的歌聲。不僅外地人沒有聽說過粵謳，就連土生土長的本地人，也不一定聽說過粵謳這種民間曲藝，更不用說憶起幾首曾流傳一時的粵謳。雖然粵劇中還保留了部分粵謳的唱腔，不過若非粵劇行家，從一部粵劇中分辨出哪種是粵謳唱腔，哪種是其他唱腔，也確實不容易。
為了感受粵謳的韻味，在採訪中，我還懇請《羊城今古》的副主編陳錦鴻先生來一小段粵謳。陳先生自幼學唱粵劇，曾是粵劇專業演員，修行不可謂不深。他輕鬆來一小段粵劇中的粵謳唱腔，讓我一飽耳福。陳先生以小生和武旦出生的功底，唱起粵謳來也如行雲流水，平滑流暢。
但陳錦鴻先生也承認，粵謳畢竟是一種比較原始的曲藝，也比較簡單平直，音律變動不大，因此現在保留在現代粵劇中也多是用來敍述。並且單從音韻上感受，粵謳的直白簡單，不一定受到民眾的歡迎；對於藝人來說，粵謳沒有大大的唱功要求，體現不出個人的歌唱特色；對於老百姓來說，在現代越來越多音樂曲藝可以娛樂身心的時候，粵謳已經不是惟一可以選擇的音樂。
我想，作為民間曲藝表演形式，粵謳的衰落自是必然的。但是無論如何，粵謳在中國民間文藝中仍有其作用和地位，其音韻作為一種獨特的唱腔保存在粵劇中；其優美動人的詞藻也作為廣東文學的一種代表，作為一種獨特的民俗文學寫進文學史，受到了文學家們的讚美。喜歡粵謳的人，還可以到那些發黃的歌本中，感受廣東文學的獨特的味。
民間音樂自有其發展的脈絡，成長與消亡都由一定時代發展而決定。我們無意改變這種發展趨勢，只是借此板塊希望重新喚起深埋的記憶，重溫當年溫暖的記憶。
●尋找之旅：一種民歌的百年“變聲”歷程
什麼是粵謳?記者採訪了為數不少的土生土長的廣州人，結果發現，四十歲以下的基本上沒有一個聽說過粵謳這種民間音樂，粵謳在人們的記憶中已越來越遠了。
事實上，粵謳曾是廣泛流傳于廣州地區的一種民間音樂，從19世紀初開始，粵語區域的人們幾乎沒有不知道粵謳的。粵謳在長達100多年的歷史中，如同現在的流行音樂一般，傳唱于市井百姓之中。如今，這種表現方式與歌唱技巧都相當樸素的民間曲藝已在逐步消逝中。也許只有在一些老人的記憶中，還會遙遠地傳來幾曲粵謳的音調。
●民歌：“粵俗好歌”
廣東一向是熱愛音樂的地方，南越王墓中出土的文物就少不了編鐘等樂器，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一書也提到：“粵俗好歌。凡有吉慶，必唱歌以為樂”。
今天，粵語歌曲，傳遍大江南北，就連聽不懂廣州話的北方人也都能哼上幾句粵語歌曲。粵語“流行歌”淵遠流長，粵謳風行之前，廣州民間已有木魚歌、龍舟歌等多種民間音樂。
關於粵謳的起源，有多種說法。中山大學梁守中教授在《嶺南文學史》一書中提到，最早是清嘉慶年間的馮詢和招子庸，在民間音樂基礎上發展而來。《羊城今古》副主編陳錦鴻先生則考證，在《百越先賢傳》中有記載，西漢時期有南海人張買“鼓掉為越謳”的記載，是粵謳最早的起源。但真正令粵謳流傳開來的人，則是今白雲區石井鎮橫沙村人士招于庸。
粵謳最早的曲本是《越謳》，一般也被認為是嶺南名士招子庸所著。但記者在孫中山文獻館查閱資料時，找到出版於民國時期的《粵劇粵曲粵謳木魚書考》一書，其中有袁洪銘先生的考證：當時官方有關招手庸的簡歷稱，他曾“輯《越謳》一卷，雖巴人下裏之曲，而饒有情韻，擬之樂府、子夜，讀曲之遺，佃以詩途。殘月、曉風之裔”，因此他認為招子庸是對歷史上一些粵謳曲目進行了編輯，再加上自己的部分創作，編著了《越謳》一書，後來被人稱為“粵謳”，並開創了一種民間的曲藝形式。而陳錦鴻也認為，粵謳應是招子庸在古代越人歌、疍民的咸水歌等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雅歌：文人染指民歌
招子庸將民間歌曲與文學藝術結合起來，不僅受到民間的歡迎，也深受學術界推崇。鄭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中盛讚招子庸是“最早的大膽的從事把民歌輸入文壇的工作者”。
招子庸創作的粵謳，比起原來的民間音樂，增加了一些文學創作和優美詞藻，而比起古典詩詞戲曲，又增加了許多粵語口語、俗語，更利於民間傳唱。《粵謳》一書中，除了有部分曲目可能是他從民間音樂編輯而來，但也有相當一部分是他創作的，如風靡一時的《吊秋喜》等曲目。
招子庸時代的粵謳，多以纏綿哀婉之詞，或是訴說男女的愛情，或是講述一些受害者的可憐身世，又或者是勸世文字。《粵謳》第一篇《解心事》，勸說人們苦中尋樂，這種勸世歌曲，卻能打動許多普通老百姓的心。還有，粵謳中的名作《吊秋喜》，是招子庸的代表作，以淒美的語句講述了作者與秋喜的愛情悲劇，連黃遵憲也感慨地說，“唱到招郎吊秋喜，桃花間竹最魂消!”
●戰歌：革命徵用民歌
晚清時期，許多文人加入到粵謳的創作之中，推動了粵謳的流傳。清末民初，作為民主革命策源地的廣東出現了一批進步報刊，粵謳成為知識分子面向民眾的啟蒙武器。
19世紀初，帝國主義加快入侵中國的步伐，各種思潮也在影響整個中國社會。廣東的一批進步人士為了傳播救國思想，利用民間喜聞樂見的粵謳等曲藝體裁進行宣傳。由於這批人都具有較高的文學修養和社會地位，令粵謳得到—定程度的改造和利用。
梁啟超創辦《新小說》期間，黃遵憲向他建議，刊物發表的詩歌應“斟酌於彈詞、粵謳之間”，粱啟超接受了這一建議，刊發了—系列時政題材的新粵謳，廖恩燾是這個時期新粵謳的著名作者。而後，鄭貫公創辦《有所謂報》後，還創作並刊發了不少反帝題材的粵謳。據學者冼玉清在《粵謳與晚清政治》中考證：在1905年《中美華工條約》簽訂之後，《有所謂報》發表了156篇反對美國的民間歌曲，其中粵謳就有54篇，這些粵謳在民間迅速傳唱開來，成為宣傳革命的工具。
●專家訪談
今日蹤跡：粵謳被粵劇“收容”
受訪專家：陳錦鴻(廣州地方誌編委會，《羊城今古》副主編。粵劇表演藝術家。)
記者(以下簡稱“記”)：記憶中你聽過唱粵謳嗎?
陳錦鴻(以下簡稱“陳”)：聽過。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時，我還曾在西華路、增步等地方的茶樓聽過盲妹唱粵謳，“文革”後才真正消失。以前這些盲妹歌手經常被稱為“琵琶仔”，她們在師傅的帶領下，學唱粵謳，然後在茶樓茶館裏租上一個地方，打個招牌，唱給客人聽，收點小費以此度日。
唱粵謳與後來的粵曲表演不同，粵謳的形式很簡單，不需要粵曲那麼多伴奏樂器，只要有琵琶，或者秦琴就可以，沒有的話，清唱的也可以。上個世紀，在茶樓喝茶聽粵謳已經很普遍，也有的被請到家裏去唱。
記：曾看過作家許地山寫的一篇小說《換巢鸞鳳》，講一個富家小姐偶然聽到有人唱粵謳，從此改變了自己一生的故事。裏面講到小姐聽了粵謳後問Y頭這是什麼歌，Y頭答：“這就叫做粵謳，大多是男人唱的”。如果這樣，當時粵謳是不是只有男人唱?
陳：應該不是。當時普通家庭婦女沒有什麼社交活動，平常也只有唱唱粵謳作為娛樂，她們如果聚在—起，拿著歌本唱就可以起來，像現在的卡拉OK一樣。粵謳傳唱很廣，也有這部分原因。我還曾在—個廣州老太太家裏，看到一本粵謳的歌本。
記：廣州民間有很多曲藝表演形式，除了粵謳之外，還有南音、龍舟、木魚以及後來的粵曲等，你認為粵謳與其他曲藝表演相比，其特點是什麼？
陳：相對來說，粵謳的情節性、故事性比較強，粵謳就像一種敍事詩，所以題材上也以時事要聞、故事傳說等為主。並且，創作粵謳的人，很多是社會名流，層次比較高，他們經常有感時事而進行創作，令其流傳於市井之中，這也令粵謳不同於其他民間音樂，顯得有較強的文學價值。事實上，在粵謳風行的時候，其他曲藝也很多。當時粵曲也已經出現了，但早期的粵曲，所唱的多是用官話，很接近普通話，遇到敍事的時候，簡直是用長篇普通話在講述，普通老百姓聽不懂，所以更喜歡聽粵謳。這也令聽粵謳成為一種風氣。
記：但是現在很多人都不懂得粵謳了，我問過一些年紀較輕的廣州人，他們簡直從沒聽過粵謳這樣的名詞。
陳：粵謳是一種比較原始的民間音樂，它較早衰落，有一定的社會經濟原因，也因為現代社會已經不需要粵謳作為單純的曲藝表演了。但事實上現在我們聽粵劇時，也可以聽到粵謳，其中有些內容用其他形式來表現不理想，需要用粵謳的唱法來表現。總的來說粵謳的平民性較強，粵味也較濃，粵謳作為一種唱法，還是保存下來了。
●民間精神 何以“解心”，惟有粵謳
現代人已經很少聽到粵謳了，粵謳到底是一種怎樣的曲藝?對粵謳有過深入研究的嶺南著名學者冼玉清教授認為，粵謳的特點主要有：音樂性較強，能念能唱；有一定程式，不那麼板滯；用典不受拘泥；文詞易懂易唱；在表現手法上多用象徵的比喻，抒情味重等。
在形式上，粵謳以長短句為主，字數或三七，或五五，唱腔也比較平直，單調，對藝人唱功要求不算高，即使是普通百姓，拿起歌本也能唱上一段。這種特點，令粵謳可以在民間迅速傳唱開來。
招子庸創作粵謳之時，主要是在青樓中教歌女彈唱，所作的詞多半是訴說男女愛情，委婉而悽楚。而後，當社會上越來越多人加入粵謳創作的隊伍後，粵謳的題材也越來越廣泛，可以褒貶時世，也可以勸人為善，粵謳的歌唱特點令其適合傳唱情節性強的題材，因此一些故事傳說，時事要聞等也是粵謳常見的題材。
19世紀末開始，粵謳傳唱的途徑不僅僅是青樓歌女，而更廣泛地流傳于盲人歌女、茶樓裏的“琵琶仔”中，並且，粵謳簡明易唱的特點，更是普通家庭婦女喜聞樂見，當時的女子們都會唱上幾句粵謳。一直到“文革”前，還能從一些老人的家中找到粵謳的歌本。
現在，粵謳作為一種單純的曲藝表演已經罕見，但其藝術表演已經融入粵劇之中。在一些粵劇的劇本中，有時還出現以“粵謳”或“解心”等出現的唱腔指引，那就是我們能聽到的粵謳了。
●靈魂人物：才子招子庸與他的《粵謳》
招子庸(1786-1847)，字銘山，別號明珊居土，廣東南海人。
招子庸出身富家，能文章，工詩畫，通音律，善騎射。他年紀輕輕就中了舉人，成為知名人士，曾出任山東濰縣縣令。但是招子庸的性格放蕩不羈，是青樓的常客，不為主流社會所接受。
招子庸是一個通曉韻律的音樂家。他運用廣州方言編著《粵謳》一書，令粵謳作為一種民間音樂而廣泛流傳。被公認為“粵謳鼻祖”。他的代表作《吊秋喜》字字血淚，而《粵謳》扉頁所寫“請以此—卷書，普度世間一切沉迷欲海者”，看出他是一個性情中人。
令招子庸名揚一時的，除了有他編著的《粵謳》，還有他的畫。現在廣州藝博院藏有招子庸畫竹十二聯展，畫史上稱他是畫竹高手，善於運用墨分五色這種水墨畫特有的技法上的變化，將陰陽、遠近的景物充分表現出來。招子庸還善於畫蟹，廣州藝博院藏有他畫的《蒹葭郭索圖》。2002年7月，國家文物局公佈書畫作品限制出境標準，招子庸的書畫名列其中。
據說他晚年靠賣畫為生，但每每有人求畫，卻不輕易動筆，是當時社會一大另類。這樣—個才情橫溢、音樂美術詩歌無所不精的才子，晚年卻景況淒涼。
●民間語文
“唔使問阿桂”：粵謳與俗語
粵謳中有一些語言，因為傳唱開了，被當成一句俗語而流傳。例如廣州話中有一句俗語叫“唔使問阿桂”，意思是指一些壞事，不用問肯定是做慣壞事的人做的。“阿桂”究竟是誰？
原來“唔使問阿桂”中的阿桂，叫李世桂，是清末一名貪官，他無惡不作，將貪污得來的銀兩孝敬上司，不斷升官。後來兩廣總督岑春萱整頓廣州市政，整肅貪官，把李世桂拘拿審訊，大快人心。當時廣州的盲公盲妹，把李世桂的事情，用粵謳的形式傳唱，曲名《問阿桂》。歌詞第一句就是“唔使問阿桂”，由於傳唱極廣，因此“唔使問阿桂”，就成為流行的俗語，意思是不必問了，當然是這樣子。後來的粵謳中也經常用上“唔使問阿桂”這樣的俗語。
●經典話本 文學存盤
▲招子庸《吊秋喜》選段
你名叫做秋喜，只望等到秋來還有喜意。做乜才過冬至後，就被雪霜欺。今日無力春風，唔共你爭得啖氣。落花無主，敢就葬在春泥。此後情思有夢，你便頻須寄。或者盡我呢點窮心，慰嚇故知。泉路茫茫，你雙腳又咁細。黃泉無客店，問你向乜誰棲。青山白骨，唔知憑誰祭。衰楊殘月，空聽只杜鵑啼……
《吊秋喜》是一篇悽楚的抒情的東西。據說秋喜確有其人，是一個妓女，子庸曾眷戀之。像《吊秋喜》這樣溫厚多情的情詩，在以前很少看到。—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
▲小說中的粵謳：許地山《換巢鸞鳳》
剛過了月門，就聽見一縷清逸的歌聲從南窗裏送出來。她愛音樂的心本是受了父親的影響，一聽那抑楊頓挫的腔調，早把她所要做的事擱在腦後了。她悄悄地走到窗下，只聽得：
你在江湖流落尚有雌雄侶；虧我形單影隻異地棲。
風急衣單無路寄，寒衣做起誤落空閨。
日日望到夕陽，我就愁倍起只見一圍衰柳鎖住長堤。
又見人影一鞭殘照裏，幾回錯認是郎歸。
正聽得津津有味，一種嬌嬈的聲音從月門出來：“大小姐你在那裏幹什麼？……”她說：“剛才所聽的實在是好，可惜你來遲一點，領教不著。……是用本地話唱的。我到的時候，只聽得什麼……尚有雌雄侶……形單影隻異地棲。……”驊而不由她說完，就插嘴說：“噢，噢，小姐，我知道了。我也會唱這種歌兒。你所聽的叫做《多情雁》，我也會唱。……這就叫做粵謳，大多是男人唱的。我恐怕老爺罵，所以不敢唱。”她說：“你想唱也無妨。你改天教給我幾支罷。我很喜歡這個。
●評說
好語如珠，即不懂粵語者讀之，也為之神移。——鄭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中評招子庸的《粵謳》
粵謳的社會價值，即在於它能反映當時現實的生活和鬥爭，成為時代的史詩。——冼玉清《粵謳與晚清政治》
到了少年時期，學唱戲曲粵謳段子。……粵謳也很深奧，是夾著一些廣東話的古典詩詞。 ———阮章競《漫憶咿呀學語時》
臺灣之人，來自閩、粵，風俗既珠，歌謠亦異。閩曰南詞，泉人尚之；粵曰粵謳，以其近山，亦曰山歌。南詞之曲，文情相生，和以絲竹，其聲悠揚，如泣如訴，聽之使人意消。而粵謳則較悲越，坊市之中，競為北管，與亂彈同。—《臺灣通史•風俗志》之“歌謠”篇（來源：南都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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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6 May 2011
粵謳在文學上底地位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6-03-08 21:00:54
詩歌是表現感情底文字，所以他底語風越庸俗越能使大多數的人受感動。現在新詩底運動，守舊或固執的人皆期期以爲不可，曾不想到這種運動不是近年才發作底。一說起詩，大家都推到唐朝。但唐朝底詩也不盡是貴族的或古黃的。單說不避庸俗一節，自劉禹錫底《竹枝新詞》寫出來，不久就盛行通國，在詩史上也不能埋沒他底位置。白詩底風格滿有民衆的色彩，也可以說是革盛唐以前諸體詩底命。竹枝詞不能佔很大的勢力，不是因爲他不能感動人，也不是容易流行，乃是受科舉制度底束縛。但這種體裁，一經發表，各處俚俗的詩歌有些就因此美化了。
我留到一所地方，必要打聽那裡底歌謠或民衆的文學；在廣東住得最久，對於那省底歌很有特別的興趣，所以要把個人以爲最好的那一種介紹出來。廣東底民衆詩歌底種類很多，如南音，龍舟歌，粵謳，山歌，等，都是很通行底。這些歌全用本地方言寫成，各有他底特別性質；現在單要說底，就是粵謳。
沒說粵謳以前，我先略略介紹粵謳底創作者。粵謳不是很古的骨董，是近百年來招子庸創作底。招子庸底生平無從稽考；所知底，是他底別號叫明珊，在清道光年間曾做過山東青州知府。他底第一本創作，冠名《越謳》，在道光八年（1829年）出版于廣州西關澄天閣，內容共計一百二十餘首。後來寫這類韵文底人越來，《越謳》便成了一種公名；甚或將書內第一篇《解心事》來做招子庸所做那本底名字——叫《招子庸解心事》。
東方的創作者愛用外號，常不願把自己底真名寫來，有時竟不署名；所以名作多而名作家底事迹少。若是現在到廣州所各縣走一走，我們必要理[會]無論是誰，少有不會唱一二枝粵謳底。他們所唱底未知盡出于子庸手筆；但從實質看來，可以說是他用本地方言把他底詩思想表現出來底結果。
招子庸創作粵謳的動機在哪裡呢？講到這層，或者可以在書中找出一點他底行略。相傳他要上北京會試底時候，在廣州珠江上和一個妓女秋喜認識。彼此互相羨慕，大有白頭偕老思想。無奈子庸趕著要起程，意思要等會試以後才回來娶她。秋喜欠人些少錢債，在兩三個月中間，從不曾向子庸提過；子庸一去，債主隨來，她被迫不過，便跳入珠江溺死了。子庸回來，查知這事，就非常傷悼，於是作《吊秋喜》來表他底傷感。在粵謳裡這是他底“處女作”。
招子庸是一個富于悲感底詩人，自從受了這場戟刺以後，對於青樓生活便起了無量悲心；所以《粵謳》裡頭什之八九是描寫妓女底可憐生活的。描寫戀愛底詩，文，小說，歌曲等，大約有兩種傾向；第一，是描寫肉欲，或受性感束縛底；第二，是描寫幽情，或顯示同情感動底；子庸底《粵謳》是屬於第二種；我們一讀他底《弁言》就知道。他底《弁言》祗有兩句，是：“《越謳》篤摯，履道士願，樂，欲聞。請以此一卷書，普度世間一切沉迷欲海者。”
粵謳底描寫法，和東方各種詩歌差不多；都是借自然現象來動起等等人事的情感，幷且多用象徵的描寫法。 (Cecil Clementi)于1904將《粵謳》譯成英文；在他底譯本底緒言中說過：東方的詩從沒有像希拉詩所用底擬人法。拿戀近這事來說，在西方便要把他描成一個有翼的孩子，執著弓箭向那色男色女的心發射；或描成一個頑皮女孩，御者，蕩人，奪來的孩子，酒保，賭徒，等；但在中國，這種物質的擬人法是找不著的。中國的心思多是玄學，或理想的，所以詩人著力底地方，在象徵化愛者，而不在愛的情感（Love-sentiment）。從這一點看來，粵謳底性質屬希伯來的（Hebraic）多，而屬希拉的（Hebraic）少。我們將《粵謳》來和《雅歌》（《舊約》第二十二卷；許地山新譯本，見《生命》第二卷第四、五册。）比照一下，就知道二者所用象徵很多相同底地方。
到這裡，我們就要討論一點《粵謳》體裁了。在詩裡，有興體（或抒情體），賦體（或叙事體），散體（或散文體），等等分別，在歌裡也是如此。《粵謳》底體裁多偏于興體；他底章法是極其自由，極其流動底。平仄底限制，在粵謳裡，可以說是沒有。至於用韵一層，也不甚嚴格，通常以詞韵爲準，但俗語俗字有順音底，也可以押上。押韵底方法多是一句平韵，一句仄韵；或兩句平間一句仄；或兩句仄間一句平。但這都不是一定的格式，祗隨人底喜歡而已。用典也不怕俗，凡衆人知道底街談巷語，或小說，傳言都可以用。在每一首末了，常有感嘆“唉”，“罷咯”，“呀”，或代名詞呼格“君呀”，“郎呀”，等等字眼。有“唉”，“呀”底句通常在全篇中是最短的句，而最末了那句每爲全篇中最長的句。這個特性，因爲《粵謳》是要來唱底緣故；唱到“唉”，“呀”，“罷咯”等字句，就是給人一個曲終底暗示。唱《粵謳》俱用琵琶和著，但廣東人精于琵琶的很少，所以各牌底調子都沒有什麽變化。
我把《粵謳》底大略說完，就要把招子庸所做那本裡頭幾首我最喜歡底寫在後頭，使非廣東人也享一點《粵謳》的滋味。
自招子庸以後，《粵謳》的作家很多，如繆蓮仙底作品也是數一數二底。蓮仙或與子庸同時，或晚他幾年。他的生平也少有人知道，祗知他是浙江人，遊幕到廣州底。他作《粵謳》，但在南音上更有特別的長處，如《客途秋恨》，傳誦到現在還是不衰。
在廣州或香港底日報上，時常也有好的《粵謳》發表出來，不過作者署名底方法太隨便，有時竟不署名，所以我不知道現在的作家都是哪位。你盼望廣東人能够把這種地方文學保存起來，發揚起來，使他能在文學上佔更重要的位置。
（節選自《許地山散文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
詩歌是表現感情底文字，所以他底語風越庸俗越能使大多數的人受感動。現在新詩底運動，守舊或固執的人皆期期以爲不可，曾不想到這種運動不是近年才發作底。一說起詩，大家都推到唐朝。但唐朝底詩也不盡是貴族的或古黃的。單說不避庸俗一節，自劉禹錫底《竹枝新詞》寫出來，不久就盛行通國，在詩史上也不能埋沒他底位置。白詩底風格滿有民衆的色彩，也可以說是革盛唐以前諸體詩底命。竹枝詞不能佔很大的勢力，不是因爲他不能感動人，也不是容易流行，乃是受科舉制度底束縛。但這種體裁，一經發表，各處俚俗的詩歌有些就因此美化了。
我留到一所地方，必要打聽那裡底歌謠或民衆的文學；在廣東住得最久，對於那省底歌很有特別的興趣，所以要把個人以爲最好的那一種介紹出來。廣東底民衆詩歌底種類很多，如南音，龍舟歌，粵謳，山歌，等，都是很通行底。這些歌全用本地方言寫成，各有他底特別性質；現在單要說底，就是粵謳。
沒說粵謳以前，我先略略介紹粵謳底創作者。粵謳不是很古的骨董，是近百年來招子庸創作底。招子庸底生平無從稽考；所知底，是他底別號叫明珊，在清道光年間曾做過山東青州知府。他底第一本創作，冠名《越謳》，在道光八年（1829年）出版于廣州西關澄天閣，內容共計一百二十餘首。後來寫這類韵文底人越來，《越謳》便成了一種公名；甚或將書內第一篇《解心事》來做招子庸所做那本底名字——叫《招子庸解心事》。
東方的創作者愛用外號，常不願把自己底真名寫來，有時竟不署名；所以名作多而名作家底事迹少。若是現在到廣州所各縣走一走，我們必要理[會]無論是誰，少有不會唱一二枝粵謳底。他們所唱底未知盡出于子庸手筆；但從實質看來，可以說是他用本地方言把他底詩思想表現出來底結果。
招子庸創作粵謳的動機在哪裡呢？講到這層，或者可以在書中找出一點他底行略。相傳他要上北京會試底時候，在廣州珠江上和一個妓女秋喜認識。彼此互相羨慕，大有白頭偕老思想。無奈子庸趕著要起程，意思要等會試以後才回來娶她。秋喜欠人些少錢債，在兩三個月中間，從不曾向子庸提過；子庸一去，債主隨來，她被迫不過，便跳入珠江溺死了。子庸回來，查知這事，就非常傷悼，於是作《吊秋喜》來表他底傷感。在粵謳裡這是他底“處女作”。
招子庸是一個富于悲感底詩人，自從受了這場戟刺以後，對於青樓生活便起了無量悲心；所以《粵謳》裡頭什之八九是描寫妓女底可憐生活的。描寫戀愛底詩，文，小說，歌曲等，大約有兩種傾向；第一，是描寫肉欲，或受性感束縛底；第二，是描寫幽情，或顯示同情感動底；子庸底《粵謳》是屬於第二種；我們一讀他底《弁言》就知道。他底《弁言》祗有兩句，是：“《越謳》篤摯，履道士願，樂，欲聞。請以此一卷書，普度世間一切沉迷欲海者。”
粵謳底描寫法，和東方各種詩歌差不多；都是借自然現象來動起等等人事的情感，幷且多用象徵的描寫法。 (Cecil Clementi)于1904將《粵謳》譯成英文；在他底譯本底緒言中說過：東方的詩從沒有像希拉詩所用底擬人法。拿戀近這事來說，在西方便要把他描成一個有翼的孩子，執著弓箭向那色男色女的心發射；或描成一個頑皮女孩，御者，蕩人，奪來的孩子，酒保，賭徒，等；但在中國，這種物質的擬人法是找不著的。中國的心思多是玄學，或理想的，所以詩人著力底地方，在象徵化愛者，而不在愛的情感（Love-sentiment）。從這一點看來，粵謳底性質屬希伯來的（Hebraic）多，而屬希拉的（Hebraic）少。我們將《粵謳》來和《雅歌》（《舊約》第二十二卷；許地山新譯本，見《生命》第二卷第四、五册。）比照一下，就知道二者所用象徵很多相同底地方。
到這裡，我們就要討論一點《粵謳》體裁了。在詩裡，有興體（或抒情體），賦體（或叙事體），散體（或散文體），等等分別，在歌裡也是如此。《粵謳》底體裁多偏于興體；他底章法是極其自由，極其流動底。平仄底限制，在粵謳裡，可以說是沒有。至於用韵一層，也不甚嚴格，通常以詞韵爲準，但俗語俗字有順音底，也可以押上。押韵底方法多是一句平韵，一句仄韵；或兩句平間一句仄；或兩句仄間一句平。但這都不是一定的格式，祗隨人底喜歡而已。用典也不怕俗，凡衆人知道底街談巷語，或小說，傳言都可以用。在每一首末了，常有感嘆“唉”，“罷咯”，“呀”，或代名詞呼格“君呀”，“郎呀”，等等字眼。有“唉”，“呀”底句通常在全篇中是最短的句，而最末了那句每爲全篇中最長的句。這個特性，因爲《粵謳》是要來唱底緣故；唱到“唉”，“呀”，“罷咯”等字句，就是給人一個曲終底暗示。唱《粵謳》俱用琵琶和著，但廣東人精于琵琶的很少，所以各牌底調子都沒有什麽變化。
我把《粵謳》底大略說完，就要把招子庸所做那本裡頭幾首我最喜歡底寫在後頭，使非廣東人也享一點《粵謳》的滋味。
自招子庸以後，《粵謳》的作家很多，如繆蓮仙底作品也是數一數二底。蓮仙或與子庸同時，或晚他幾年。他的生平也少有人知道，祗知他是浙江人，遊幕到廣州底。他作《粵謳》，但在南音上更有特別的長處，如《客途秋恨》，傳誦到現在還是不衰。
在廣州或香港底日報上，時常也有好的《粵謳》發表出來，不過作者署名底方法太隨便，有時竟不署名，所以我不知道現在的作家都是哪位。你盼望廣東人能够把這種地方文學保存起來，發揚起來，使他能在文學上佔更重要的位置。
（節選自《許地山散文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
Sunday, 24 April 2011
【明報專訊】興許是壓抑太重的結果，或者是對重力的反彈，可能是禮失而求諸野的潛意識，當宣布《打擂台》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 剎那，竟然有著吁一口氣的如釋重負。在眾多大片之中小品躍然而出並不罕見，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打擂台》成了本土眾望所待賴以力抗金碧輝煌合拍巨製的大衛才是眾人眼球焦點。這是值得紀念的一天，不光是《打擂台》以小勝大（陳觀泰梁小龍的片酬是《狄仁傑》置景費的零頭？），還有周潤發 喚起本土關懷（「希雲叔，有冇人送你返屋企啊？冇呀？咁叫最佳導演送你返去啦」）。這一夜，幾十年的香港情懷全都回來了。
解釋電影和解釋夢境是二而一的事，可是《打擂台》明刀明槍毋須解說，觀眾由頭到尾等著的是陳觀泰和梁小龍大隱隱於巿後的突然出手制敵。人們期許那亢奮一刻，從幕啟梁小龍托著石油氣被少年譏弄，到陳觀泰在殘破酒家與世相遺，甚至泰迪羅賓的遽然醒來，《打擂台》帶出了一種早晚「江山歸我取」的等待。這種忍著不發的「遲早你就知」貫穿全片。然而這亦是無奈，在大國壓頂這些年，香港心靈上需要尋回自我，哪怕是光與影的虛構人物。
《打擂台》還未上畫已有期盼，是想看真正的大師出手，在幻象和現實之間俱如是。周星馳 《功夫》未面世我四出宣揚梁小龍是空手道剛柔流高手，曾開館授徒，火雲邪神必不會是等閒之輩；陳觀泰做過消防員是東南亞國術大賽冠軍級人馬，拜在大聖劈掛門陳秀中門下，二人都是了不起的真功夫。再後是口耳相傳梁小龍中伏力敵十五人全身而回，陳觀泰橋手硬比鐵鋼橫掃星馬。那是七十年代的香港，也是蓄勢待發的日子。《打擂台》賣點便是把昔日的香港在二十一世紀的Xiang Gang重現，劇本旨在要說明一點﹕你以為香港死咗？
你以為香港死咗 ?
歷史巨輪滾滾向前，舊香港的人與事在這城巿想不到有巿場。電影留下這一印記，《打擂台》和許鞍華 的《天水圍 》系列無人不明；現實生活有人企圖保全那一頁屬於自己的歷史，喜帖街皇后碼頭 都如此；有人從更加恢宏視角裏看望這地方，幾個月前，電視節目談到作家葉靈鳳和《新安縣志》，是令人感動的十幾分鐘，當年葉靈鳳手上的《新安縣志》是嘉慶本，新安縣是今天的寶安縣，香港便是在寶安縣。這部地方志有三個孤本，北京 和廣州圖書館各有一，但較諸葉靈鳳手上的一部殘缺不全。葉靈鳳一直沒有把他的《新安縣志》交給港英，只是給圖書館複印了一套存檔。一九七五年去世之後，他家人把這套《新安縣志》送給中山大學圖書館。
香港巿民以各種方式掛念這片土地，從電影的流金歲月到地方志的轉贈，我一直視此為吾土吾民的體現。雖然特區政府 抽離地推介他們的「香港精神」，但這種甩皮甩骨版本不免有偷工減料之嫌，獅子山下固然是香港精神所在，可是偷天換日以至變成要巿民埋頭苦幹而盡量不提其他。我想，張敏儀女士應該很清楚最初版本的港台 電視部《獅子山下》是什麼﹕一家四口，良鳴是老父，曾江和陳嘉儀是夫婦，育有一孩。節目開始，長鏡頭從遠處獅子山頭拉到橫頭磡的徙置區家裏，人物焦點不是良鳴不是陳嘉儀更非幾歲大的兒子，是曾江。從梁錦松 二○○二年提出獅子山下精神以降，曾江在《獅子山下》的角色鮮有人提及，他扮演的角色可以說是一新耳目，是記者。七十年代民智開始抬頭，一個角色道出時代的轉進。
殘餘價值 北風中消失
香港有今天是因為從前歲月，反殖不等於必須全盤接收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所以鄧小平 提出「一國兩制 」。這是老鄧的良好願望，但他看不到大國崛起的席捲南下，更無法預知九七前大陸官員隻字不提香港到今天頤指氣使教你這教你那連大陸沒有的普選 也來教你。香港人說到底是出來搵啖飯食，逆來順受其來有自，英國 人時代固然如此，改弦易幟後無奈相隨，但心裏總有一句話﹕想你也不敢把老鄧的意旨給毁了。這種巧妙的心理平衡一度是我城保守思潮的靠山，依稀記得喜帖街抗爭開始時，流行的一種看法是「呢班友搞搞震」。但當歲月如朝露，當殘餘價值逐一消失在北風之中時，人們才驚覺失去的不單是歲月而是自己。《打擂台》比起《天水圍》系列有著更大的野心，港人在磋跎歲月裏想抓著一些什麼。有人想抓著昔日榮光，有人想抓著往日崢嶸，有人想抓著從前舊事。
香港電影製作人是能夠閱讀出這股對昔日的懷念，前兩天有線 重播《爆裂刑警》滿目西營盤 街景；游乃海的《跟蹤》官涌來來去去。杜琪峰名下電影特別愛好這種舊日香港光景，《大隻佬》的灣仔《文雀》的上環《神探》的新寧道舊樓，存在決定意識，杜琪峰和一眾香港影人的確心有所屬。我不好猜度這些電影實景後的深層意義，然而當靜坐漆黑的電影院內，誰都可以嗅出淡淡的人文思憶。就等於活地阿倫鏡頭下的紐約 ，只有紐約人 才可以在膠片裏鑄刻那種味覺，一九七九年的《曼哈頓》黑白攝製，看過這套電影的無不被開場那一幕幕遠鏡頭傾倒——東河邊的建築群、東五十六街大橋、羅斯福島吊車，黑白片拍出彩色感覺。這種美學香港人今天懂得了，原來黑白才最雋永。
呂大樂教授提出他覺得香港抗爭後面需要有一套論述，馬嶽教授指出我們的左派比彭定康 還要右；兩位的灼見和真知在今天的香港想必會引起深入討論。不過，一介草民不是這層次，而是當曾志偉 馮克安火星等特技專家一身汗水，周潤發站起來豎起兩隻大拇指時草民會心頭激動。今天成龍 成了大款洪金寶比以前更珍寶，當年那些結結實實從三樓直墮而下的鏡頭才是香港。這裏頭沒有理論沒有言必本雅明，香港根本就是這樣的粗糙和義本無言。今天的香港衣冠楚楚了，可是大家都不得不喝同一涮鍋水，卻有人在恥笑你的口臭我的嘴香。這是這個社會的不公平。
《打擂台》背景是新界鄉村，幾個主角身分交叉紛陳，有階級高低，可一俟埋枱食飯個個「咁高咁大」，陳觀泰是梁小龍師兄，但何曾認真令師弟服膺？行出行入的賈曉晨你以為是妹仔卻一腳伸你出街心，反而身光頸靚講究禮數的羅莽得把口。這一連串人脈關係點出了香港有能者居之的社會特質，從而折射出大量人辦﹕其一是王永平 身居廟堂之時言必中央特區如何如何，退下之後「復得返自然」敢講敢寫，說出對特區的種種不滿。
對回歸後香港的社會分析，一直有一道命題是很難令心存懷疑者真心相信﹕香港人會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嗎？數字顯示一直是在增加。是的，周末北上玩兩天，做零售生意的對北方來客倒履相迎。可是我總覺得不少香港巿民心裏有一本私相簿，是從前的清澀歲月但心內猶甜。當讀出《打擂台》獲得最佳電影獎一刻，台下各人的狂喜再也按捺不住——不全因為劉德華 大膽投資或泰迪羅賓和邵音音的兩尊最佳配角獎，而是儘管陳觀泰和梁小龍目下的人生歲月雖然不再如日中天，但這兩顆昔日璀璨明星，在這個城巿年輕的那些日子曾經和我們緊密的在一起。這是對昔日他們的致敬，也是對今天自己的憐憫。《打擂台》最後一場戲，梁小龍輸給陳惠敏的徒弟，躺在地上笑了又哭。徒弟不明所以，陳惠敏問他：「你明唔明呀？過多幾十年你就明啦。」
我們稍好一些，只十四年就明白了。
文 安 裕
編輯 曾祥泰
解釋電影和解釋夢境是二而一的事，可是《打擂台》明刀明槍毋須解說，觀眾由頭到尾等著的是陳觀泰和梁小龍大隱隱於巿後的突然出手制敵。人們期許那亢奮一刻，從幕啟梁小龍托著石油氣被少年譏弄，到陳觀泰在殘破酒家與世相遺，甚至泰迪羅賓的遽然醒來，《打擂台》帶出了一種早晚「江山歸我取」的等待。這種忍著不發的「遲早你就知」貫穿全片。然而這亦是無奈，在大國壓頂這些年，香港心靈上需要尋回自我，哪怕是光與影的虛構人物。
《打擂台》還未上畫已有期盼，是想看真正的大師出手，在幻象和現實之間俱如是。周星馳 《功夫》未面世我四出宣揚梁小龍是空手道剛柔流高手，曾開館授徒，火雲邪神必不會是等閒之輩；陳觀泰做過消防員是東南亞國術大賽冠軍級人馬，拜在大聖劈掛門陳秀中門下，二人都是了不起的真功夫。再後是口耳相傳梁小龍中伏力敵十五人全身而回，陳觀泰橋手硬比鐵鋼橫掃星馬。那是七十年代的香港，也是蓄勢待發的日子。《打擂台》賣點便是把昔日的香港在二十一世紀的Xiang Gang重現，劇本旨在要說明一點﹕你以為香港死咗？
你以為香港死咗 ?
歷史巨輪滾滾向前，舊香港的人與事在這城巿想不到有巿場。電影留下這一印記，《打擂台》和許鞍華 的《天水圍 》系列無人不明；現實生活有人企圖保全那一頁屬於自己的歷史，喜帖街皇后碼頭 都如此；有人從更加恢宏視角裏看望這地方，幾個月前，電視節目談到作家葉靈鳳和《新安縣志》，是令人感動的十幾分鐘，當年葉靈鳳手上的《新安縣志》是嘉慶本，新安縣是今天的寶安縣，香港便是在寶安縣。這部地方志有三個孤本，北京 和廣州圖書館各有一，但較諸葉靈鳳手上的一部殘缺不全。葉靈鳳一直沒有把他的《新安縣志》交給港英，只是給圖書館複印了一套存檔。一九七五年去世之後，他家人把這套《新安縣志》送給中山大學圖書館。
香港巿民以各種方式掛念這片土地，從電影的流金歲月到地方志的轉贈，我一直視此為吾土吾民的體現。雖然特區政府 抽離地推介他們的「香港精神」，但這種甩皮甩骨版本不免有偷工減料之嫌，獅子山下固然是香港精神所在，可是偷天換日以至變成要巿民埋頭苦幹而盡量不提其他。我想，張敏儀女士應該很清楚最初版本的港台 電視部《獅子山下》是什麼﹕一家四口，良鳴是老父，曾江和陳嘉儀是夫婦，育有一孩。節目開始，長鏡頭從遠處獅子山頭拉到橫頭磡的徙置區家裏，人物焦點不是良鳴不是陳嘉儀更非幾歲大的兒子，是曾江。從梁錦松 二○○二年提出獅子山下精神以降，曾江在《獅子山下》的角色鮮有人提及，他扮演的角色可以說是一新耳目，是記者。七十年代民智開始抬頭，一個角色道出時代的轉進。
殘餘價值 北風中消失
香港有今天是因為從前歲月，反殖不等於必須全盤接收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所以鄧小平 提出「一國兩制 」。這是老鄧的良好願望，但他看不到大國崛起的席捲南下，更無法預知九七前大陸官員隻字不提香港到今天頤指氣使教你這教你那連大陸沒有的普選 也來教你。香港人說到底是出來搵啖飯食，逆來順受其來有自，英國 人時代固然如此，改弦易幟後無奈相隨，但心裏總有一句話﹕想你也不敢把老鄧的意旨給毁了。這種巧妙的心理平衡一度是我城保守思潮的靠山，依稀記得喜帖街抗爭開始時，流行的一種看法是「呢班友搞搞震」。但當歲月如朝露，當殘餘價值逐一消失在北風之中時，人們才驚覺失去的不單是歲月而是自己。《打擂台》比起《天水圍》系列有著更大的野心，港人在磋跎歲月裏想抓著一些什麼。有人想抓著昔日榮光，有人想抓著往日崢嶸，有人想抓著從前舊事。
香港電影製作人是能夠閱讀出這股對昔日的懷念，前兩天有線 重播《爆裂刑警》滿目西營盤 街景；游乃海的《跟蹤》官涌來來去去。杜琪峰名下電影特別愛好這種舊日香港光景，《大隻佬》的灣仔《文雀》的上環《神探》的新寧道舊樓，存在決定意識，杜琪峰和一眾香港影人的確心有所屬。我不好猜度這些電影實景後的深層意義，然而當靜坐漆黑的電影院內，誰都可以嗅出淡淡的人文思憶。就等於活地阿倫鏡頭下的紐約 ，只有紐約人 才可以在膠片裏鑄刻那種味覺，一九七九年的《曼哈頓》黑白攝製，看過這套電影的無不被開場那一幕幕遠鏡頭傾倒——東河邊的建築群、東五十六街大橋、羅斯福島吊車，黑白片拍出彩色感覺。這種美學香港人今天懂得了，原來黑白才最雋永。
呂大樂教授提出他覺得香港抗爭後面需要有一套論述，馬嶽教授指出我們的左派比彭定康 還要右；兩位的灼見和真知在今天的香港想必會引起深入討論。不過，一介草民不是這層次，而是當曾志偉 馮克安火星等特技專家一身汗水，周潤發站起來豎起兩隻大拇指時草民會心頭激動。今天成龍 成了大款洪金寶比以前更珍寶，當年那些結結實實從三樓直墮而下的鏡頭才是香港。這裏頭沒有理論沒有言必本雅明，香港根本就是這樣的粗糙和義本無言。今天的香港衣冠楚楚了，可是大家都不得不喝同一涮鍋水，卻有人在恥笑你的口臭我的嘴香。這是這個社會的不公平。
《打擂台》背景是新界鄉村，幾個主角身分交叉紛陳，有階級高低，可一俟埋枱食飯個個「咁高咁大」，陳觀泰是梁小龍師兄，但何曾認真令師弟服膺？行出行入的賈曉晨你以為是妹仔卻一腳伸你出街心，反而身光頸靚講究禮數的羅莽得把口。這一連串人脈關係點出了香港有能者居之的社會特質，從而折射出大量人辦﹕其一是王永平 身居廟堂之時言必中央特區如何如何，退下之後「復得返自然」敢講敢寫，說出對特區的種種不滿。
對回歸後香港的社會分析，一直有一道命題是很難令心存懷疑者真心相信﹕香港人會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嗎？數字顯示一直是在增加。是的，周末北上玩兩天，做零售生意的對北方來客倒履相迎。可是我總覺得不少香港巿民心裏有一本私相簿，是從前的清澀歲月但心內猶甜。當讀出《打擂台》獲得最佳電影獎一刻，台下各人的狂喜再也按捺不住——不全因為劉德華 大膽投資或泰迪羅賓和邵音音的兩尊最佳配角獎，而是儘管陳觀泰和梁小龍目下的人生歲月雖然不再如日中天，但這兩顆昔日璀璨明星，在這個城巿年輕的那些日子曾經和我們緊密的在一起。這是對昔日他們的致敬，也是對今天自己的憐憫。《打擂台》最後一場戲，梁小龍輸給陳惠敏的徒弟，躺在地上笑了又哭。徒弟不明所以，陳惠敏問他：「你明唔明呀？過多幾十年你就明啦。」
我們稍好一些，只十四年就明白了。
文 安 裕
編輯 曾祥泰
Tuesday, 19 April 2011
求全在聲
4月19日 星期二 00:02
北宋《麻衣神相》一書，有「求全在聲」之說。如某人面相甚好，但聲音沙啞或微弱，也是美中不足。某人面相不佳，但聲線清秀或洪亮，卻可掩蓋瑕疵而成吉利之相。前者是十清一濁，後者是十濁一清。
未見其人，先見其聲。打電話查詢事情、高聲演講、開會辯論、面試介紹自己等場合，聲音洪亮或清秀，發音字正腔圓，可以彰顯自信，得人歡喜，或令人信服，故此鍛煉發音及發言之術，可以促使自己成功，甚至有助養生。因發言講話，娓娓動聽者，則須頭腦清晰及送氣均衡。魏晉之名士在山谷長嘯，發一音，拖長韻尾，渺渺裊裊，就是練氣之術，如京戲之吊嗓子或粵曲之開腔。
粵語傳承秦漢古音，抑揚頓挫，腔調完整，然而不善發音，也會挫傷聲帶，聲如破鑼，變成「豆沙喉」。普通話則是明朝的南京官話轉變而來，加上滿洲人的改造，故此發音容易，偏向輕清，無合口音及入聲，無激昂抑忍之音，卻可以保護聲帶，壞處當然就是令人容易短話長說，喋喋不休。
例如廣東話甚多h音，如克服的克、黑白的黑與黑暗的黑，發音清楚，卻甚為費力。粵語克服（haak1 fuk6），前者是h音，兩者都是短促的入聲，靠聲帶錯落而發聲；粵語之黑白（haak1 baak6），前者是h音，兩者都入聲；黑暗（haak1 am3或hak1 ngam3）則前者是h音，後者是顯示閉合的合口音m。粵語講「克服」，短促之入聲，顯示事情解決，真的克服了。黑暗的粵語發音，也是吞食光芒之聲，兩者都是音義合一，卻難為了聲帶。粵語人說「克服困難」，就很辛苦，決不會再亂說「克服當前的一切困難」之類的了。
普通話呢，發音輕鬆，粵語發自深喉的h音，變成普通話發自上顎的k音，如克服（kè fú）；或保留h音，元音a弱化為ei，如黑暗（hēi àn）、黑白（hēi bái），省了氣力。有時變成舌尖的x音，如粵語的享受(heung2 sau8) 變成普通話的享受（xiǎng shòu），容易講了。
有時粵語排斥某些北方語彙，也是由於發音辛苦。如廣東人講「食飯」（sik6 faan6）尚稱容易，講「吃飯」（hek3 faan6）就苦不堪言。「食」和「吃」都是發音費力的入聲，加上h音，難上加難了。怕了h音加入聲，廣東人寧願食飯，也不吃飯。除了廣東人好講古語之外，也是「吃」不消也！
北宋《麻衣神相》一書，有「求全在聲」之說。如某人面相甚好，但聲音沙啞或微弱，也是美中不足。某人面相不佳，但聲線清秀或洪亮，卻可掩蓋瑕疵而成吉利之相。前者是十清一濁，後者是十濁一清。
未見其人，先見其聲。打電話查詢事情、高聲演講、開會辯論、面試介紹自己等場合，聲音洪亮或清秀，發音字正腔圓，可以彰顯自信，得人歡喜，或令人信服，故此鍛煉發音及發言之術，可以促使自己成功，甚至有助養生。因發言講話，娓娓動聽者，則須頭腦清晰及送氣均衡。魏晉之名士在山谷長嘯，發一音，拖長韻尾，渺渺裊裊，就是練氣之術，如京戲之吊嗓子或粵曲之開腔。
粵語傳承秦漢古音，抑揚頓挫，腔調完整，然而不善發音，也會挫傷聲帶，聲如破鑼，變成「豆沙喉」。普通話則是明朝的南京官話轉變而來，加上滿洲人的改造，故此發音容易，偏向輕清，無合口音及入聲，無激昂抑忍之音，卻可以保護聲帶，壞處當然就是令人容易短話長說，喋喋不休。
例如廣東話甚多h音，如克服的克、黑白的黑與黑暗的黑，發音清楚，卻甚為費力。粵語克服（haak1 fuk6），前者是h音，兩者都是短促的入聲，靠聲帶錯落而發聲；粵語之黑白（haak1 baak6），前者是h音，兩者都入聲；黑暗（haak1 am3或hak1 ngam3）則前者是h音，後者是顯示閉合的合口音m。粵語講「克服」，短促之入聲，顯示事情解決，真的克服了。黑暗的粵語發音，也是吞食光芒之聲，兩者都是音義合一，卻難為了聲帶。粵語人說「克服困難」，就很辛苦，決不會再亂說「克服當前的一切困難」之類的了。
普通話呢，發音輕鬆，粵語發自深喉的h音，變成普通話發自上顎的k音，如克服（kè fú）；或保留h音，元音a弱化為ei，如黑暗（hēi àn）、黑白（hēi bái），省了氣力。有時變成舌尖的x音，如粵語的享受(heung2 sau8) 變成普通話的享受（xiǎng shòu），容易講了。
有時粵語排斥某些北方語彙，也是由於發音辛苦。如廣東人講「食飯」（sik6 faan6）尚稱容易，講「吃飯」（hek3 faan6）就苦不堪言。「食」和「吃」都是發音費力的入聲，加上h音，難上加難了。怕了h音加入聲，廣東人寧願食飯，也不吃飯。除了廣東人好講古語之外，也是「吃」不消也！
求全在聲
4月19日 星期二 00:02
北宋《麻衣神相》一書，有「求全在聲」之說。如某人面相甚好，但聲音沙啞或微弱，也是美中不足。某人面相不佳，但聲線清秀或洪亮，卻可掩蓋瑕疵而成吉利之相。前者是十清一濁，後者是十濁一清。
未見其人，先見其聲。打電話查詢事情、高聲演講、開會辯論、面試介紹自己等場合，聲音洪亮或清秀，發音字正腔圓，可以彰顯自信，得人歡喜，或令人信服，故此鍛煉發音及發言之術，可以促使自己成功，甚至有助養生。因發言講話，娓娓動聽者，則須頭腦清晰及送氣均衡。魏晉之名士在山谷長嘯，發一音，拖長韻尾，渺渺裊裊，就是練氣之術，如京戲之吊嗓子或粵曲之開腔。
粵語傳承秦漢古音，抑揚頓挫，腔調完整，然而不善發音，也會挫傷聲帶，聲如破鑼，變成「豆沙喉」。普通話則是明朝的南京官話轉變而來，加上滿洲人的改造，故此發音容易，偏向輕清，無合口音及入聲，無激昂抑忍之音，卻可以保護聲帶，壞處當然就是令人容易短話長說，喋喋不休。
例如廣東話甚多h音，如克服的克、黑白的黑與黑暗的黑，發音清楚，卻甚為費力。粵語克服（haak1 fuk6），前者是h音，兩者都是短促的入聲，靠聲帶錯落而發聲；粵語之黑白（haak1 baak6），前者是h音，兩者都入聲；黑暗（haak1 am3或hak1 ngam3）則前者是h音，後者是顯示閉合的合口音m。粵語講「克服」，短促之入聲，顯示事情解決，真的克服了。黑暗的粵語發音，也是吞食光芒之聲，兩者都是音義合一，卻難為了聲帶。粵語人說「克服困難」，就很辛苦，決不會再亂說「克服當前的一切困難」之類的了。
普通話呢，發音輕鬆，粵語發自深喉的h音，變成普通話發自上顎的k音，如克服（kè fú）；或保留h音，元音a弱化為ei，如黑暗（hēi àn）、黑白（hēi bái），省了氣力。有時變成舌尖的x音，如粵語的享受(heung2 sau8) 變成普通話的享受（xiǎng shòu），容易講了。
有時粵語排斥某些北方語彙，也是由於發音辛苦。如廣東人講「食飯」（sik6 faan6）尚稱容易，講「吃飯」（hek3 faan6）就苦不堪言。「食」和「吃」都是發音費力的入聲，加上h音，難上加難了。怕了h音加入聲，廣東人寧願食飯，也不吃飯。除了廣東人好講古語之外，也是「吃」不消也！
北宋《麻衣神相》一書，有「求全在聲」之說。如某人面相甚好，但聲音沙啞或微弱，也是美中不足。某人面相不佳，但聲線清秀或洪亮，卻可掩蓋瑕疵而成吉利之相。前者是十清一濁，後者是十濁一清。
未見其人，先見其聲。打電話查詢事情、高聲演講、開會辯論、面試介紹自己等場合，聲音洪亮或清秀，發音字正腔圓，可以彰顯自信，得人歡喜，或令人信服，故此鍛煉發音及發言之術，可以促使自己成功，甚至有助養生。因發言講話，娓娓動聽者，則須頭腦清晰及送氣均衡。魏晉之名士在山谷長嘯，發一音，拖長韻尾，渺渺裊裊，就是練氣之術，如京戲之吊嗓子或粵曲之開腔。
粵語傳承秦漢古音，抑揚頓挫，腔調完整，然而不善發音，也會挫傷聲帶，聲如破鑼，變成「豆沙喉」。普通話則是明朝的南京官話轉變而來，加上滿洲人的改造，故此發音容易，偏向輕清，無合口音及入聲，無激昂抑忍之音，卻可以保護聲帶，壞處當然就是令人容易短話長說，喋喋不休。
例如廣東話甚多h音，如克服的克、黑白的黑與黑暗的黑，發音清楚，卻甚為費力。粵語克服（haak1 fuk6），前者是h音，兩者都是短促的入聲，靠聲帶錯落而發聲；粵語之黑白（haak1 baak6），前者是h音，兩者都入聲；黑暗（haak1 am3或hak1 ngam3）則前者是h音，後者是顯示閉合的合口音m。粵語講「克服」，短促之入聲，顯示事情解決，真的克服了。黑暗的粵語發音，也是吞食光芒之聲，兩者都是音義合一，卻難為了聲帶。粵語人說「克服困難」，就很辛苦，決不會再亂說「克服當前的一切困難」之類的了。
普通話呢，發音輕鬆，粵語發自深喉的h音，變成普通話發自上顎的k音，如克服（kè fú）；或保留h音，元音a弱化為ei，如黑暗（hēi àn）、黑白（hēi bái），省了氣力。有時變成舌尖的x音，如粵語的享受(heung2 sau8) 變成普通話的享受（xiǎng shòu），容易講了。
有時粵語排斥某些北方語彙，也是由於發音辛苦。如廣東人講「食飯」（sik6 faan6）尚稱容易，講「吃飯」（hek3 faan6）就苦不堪言。「食」和「吃」都是發音費力的入聲，加上h音，難上加難了。怕了h音加入聲，廣東人寧願食飯，也不吃飯。除了廣東人好講古語之外，也是「吃」不消也！
Thursday, 14 April 2011
柏林崛起為全球創意文化首都 ．陳美慧
二零零六年被聯合國評為設計之都的柏林，凝聚人才、自由空氣和政策支持。二十年來持續廉價的房地產和生活成本優勢，吸引一百萬最具創意的藝術家，創造一百多億美元的產值，成為現代波希米亞人眼中的新首都。
每年二月份前後將近兩個星期的時間，陰霾濕冷的柏林會突然眾星閃爍，光芒耀眼，搖身一變成為全球電影人的焦點。已經堂堂邁入第六十一個年頭的「柏林影展」，無疑是這個城市最引以為傲的創意舞台。但這個全世界最大的影展不是柏林的唯一招牌，事實上，近年來柏林已經成為全球文化創意的最新重鎮、「數位（數碼、數字）波希米亞人」眼中的麥加。
根據德國聯邦經濟部和工商會(IHK)的最新統計，德國約有一百萬人從事文化創意工作，創造出六百三十億歐元產值(約八百一十億美元)，其中柏林佔最大比重約二十二萬人，產值逼近該市整體GDP的五分之一。
為了鼓勵展現創意設計新思維的新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二零零六年將柏林封為設計之都。自此一日千里，除了柏林愛樂、流行音樂展(PopCom)、青少年歐洲古典音樂節(Young Euro Classics)、八月舞展(Tanz im August)、柏林文學節(internationales literaturfetival berlin)、柏林戲劇節(Berliner Festspiele)、柏林雙年現代藝術節(Berliner Biennale)等較耳熟能詳的旗艦品牌外，現在它也變成建築之都，甚至是時尚之都，建立起Bread & Butter streetwear簡約平實的街頭服飾形象。
柏林市文化局長施密茲(Andre Schmitz)在柏林電視台(TV Berlin)上談起他幾年前的度假經驗﹕「我想說來到紐約，應該算是世界前衛藝文的最前哨了吧，結果，紐約市長竟然說他羨慕死我們了，說最具創意的藝術家都跑到柏林去了！」受寵若驚的喜悅溢於言表。
如此亮麗的成績，柏林是怎麼做到的？
新經濟專家們將創意拱為「後工業化時代的石油」或「二十一世紀的天然資源」，寄望創意擔任未來經濟成長的引擎角色。柏林市政府當然明白這個道理，提供各式各樣的補助、平台、比賽，吸引各方人才，全力推動都市行銷，但論金額絕對不比其他城市多。柏林是德國政治、歷史、文化的首善之都，但從來不是工業大城。這個地方其實是出了名的沒錢，柏林市長沃爾瑞(Klaus Wowereit)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我們雖窮，但性感」(arm aber sexy)。人是它最大的資產。
雖窮但性感的城市
一直到一九九零年德國統一之前，柏林的形容詞都還是「邊緣」、「另類」、「冷戰前線」之類——沒錢混不下去、同性戀或不想當兵的人不得已才跑到柏林落腳的！沒想到鹹魚翻身的契機，恰恰就在於此。因為邊緣，所以自由；唯其另類，所以沒被意識形態綁住；「冷戰前線」正利於東西歐交會。新舊結構交替的混沌空間，給予創作者無限的可能。這些氛圍是吸納自由靈魂的沃土、創意的源頭活水，再加上不同文化的碰撞滋潤，纍纍的果實自然就結出來了。
當然，邊緣也暗示著物質條件的惡劣。柏林是公認全歐洲生活物價指數最低的大城市，因此它同時也是許多跨國企業外包話務服務中心(call center)的大本營。房租便宜，謀生容易，讓沒名沒錢的藝術家趨之若鶩。柏林某些比較窮的區，例如偉丁(Wedding)或新科隆區(Neukoeln)，房租每平方公尺三至四點五歐元，這個水準，歐洲哪個大城市找得到？有人更直接了當地說﹕「過去二十年便宜的物價水準，就是柏林市最大的補助方案。」
譬如柏林影展，雖然論卡司、氣派、製作成本，都比不上更老牌的坎城(戛納、康城)影展，但自從二零零三年推出「校園明日之星」(Talent Campus)的單元後，有系統地吸引年輕影視從業人員參與，安排一流的經驗傳承課程，也讓影展變成交換名片找錢談合作的搶手平台，人氣旺盛，每年報得上名的幸運兒，根據影展主辦單位的統計，不到報名總數的十分之一。現在柏林影展已演變成全球最平民化、電影愛好者參與率最高的世界級影展。今年共賣出三十萬張票，耐著心排隊買預售票的，相當高的比率是操著不同語言的年輕背包客。觀眾的反應是創作者最直接的回饋，這是高高在上的坎城望塵莫及的。
巴德(Ingo Bader)是柏林音樂產業及次文化專家，他在《房客迴響》(MieterEcho)雙月刊上引述《我們管它叫工作》(Wir nennen es Arbeit)這本書兩位作者的話，將抱著小筆電、隨時可以在網咖不分晝夜工作的現代自由業者，叫做「數碼波希米亞人」。言下之意，這些人和一般理解下到處流浪、自外於傳統社會的波希米亞藝術家一樣，那兒有趣，就往那兒跑，全部的家當就是一部數位小筆電，說走就走。
創意榮景背後的英雄
他們美其名是不受正規職場框架拘束的創作靈魂，實際上是「透過自我剝削來實現自我的阿Q」。他們是撐起柏林創意產業榮景的幕後英雄，巴德說﹕「創意產業僱用大批沒有失業保險和健保的臨時工，這種情形在其他地方也有，但柏林特別嚴重，柏林相當程度上已經成為創意的廉價產地。」
柏林土耳其人聚集的十字山區(Kreuzberg)，有一棟舊大樓改造成的個人工作室，叫做Betahaus，總共有一百五十張辦公桌，著眼的對象就是年輕、移動性高、腦子滿滿、口袋空空的「文化企業家」。租的人只需要帶自己的筆記電腦來，其他的辦公設備，像傳真、印表機、會議室，都由大樓供應，外加免費的社交網絡。租金以日計，一天十二歐元，等於兩場電影或三包煙的消費。Betahaus發起人之一莫爾(Madeleine von Mohl)表示﹕「桌子非常炙手可熱，所以我們今年準備開分店，把這套辦法外銷到國外。」因為政府的補助不是特別眷顧創業的年輕人，所以Betahaus自力救濟，提供仲介服務，將藝術家和創投專家拉在一起，想辦法幫他們將文化創作變成商品。
柏林人口三百五十萬，但擁有三家歌劇院、一百七十五座博物館、四百五十家藝廊、數不清的劇場和音樂表演廳。豐富的精神生活彌補了物質的困頓，想必是眾多創意人絡繹不絕前來取經的最大動機。
有了人才、自由的空氣、政策支持及低廉的生活成本，理論上就能把創意搞起來。但要永續發展，承擔經濟火車頭的重任，還得要有市場——也就是足夠的文化消費規模來維繫。這，就要訴諸於市民的人文素養及美學需求了。
每年二月份前後將近兩個星期的時間，陰霾濕冷的柏林會突然眾星閃爍，光芒耀眼，搖身一變成為全球電影人的焦點。已經堂堂邁入第六十一個年頭的「柏林影展」，無疑是這個城市最引以為傲的創意舞台。但這個全世界最大的影展不是柏林的唯一招牌，事實上，近年來柏林已經成為全球文化創意的最新重鎮、「數位（數碼、數字）波希米亞人」眼中的麥加。
根據德國聯邦經濟部和工商會(IHK)的最新統計，德國約有一百萬人從事文化創意工作，創造出六百三十億歐元產值(約八百一十億美元)，其中柏林佔最大比重約二十二萬人，產值逼近該市整體GDP的五分之一。
為了鼓勵展現創意設計新思維的新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二零零六年將柏林封為設計之都。自此一日千里，除了柏林愛樂、流行音樂展(PopCom)、青少年歐洲古典音樂節(Young Euro Classics)、八月舞展(Tanz im August)、柏林文學節(internationales literaturfetival berlin)、柏林戲劇節(Berliner Festspiele)、柏林雙年現代藝術節(Berliner Biennale)等較耳熟能詳的旗艦品牌外，現在它也變成建築之都，甚至是時尚之都，建立起Bread & Butter streetwear簡約平實的街頭服飾形象。
柏林市文化局長施密茲(Andre Schmitz)在柏林電視台(TV Berlin)上談起他幾年前的度假經驗﹕「我想說來到紐約，應該算是世界前衛藝文的最前哨了吧，結果，紐約市長竟然說他羨慕死我們了，說最具創意的藝術家都跑到柏林去了！」受寵若驚的喜悅溢於言表。
如此亮麗的成績，柏林是怎麼做到的？
新經濟專家們將創意拱為「後工業化時代的石油」或「二十一世紀的天然資源」，寄望創意擔任未來經濟成長的引擎角色。柏林市政府當然明白這個道理，提供各式各樣的補助、平台、比賽，吸引各方人才，全力推動都市行銷，但論金額絕對不比其他城市多。柏林是德國政治、歷史、文化的首善之都，但從來不是工業大城。這個地方其實是出了名的沒錢，柏林市長沃爾瑞(Klaus Wowereit)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我們雖窮，但性感」(arm aber sexy)。人是它最大的資產。
雖窮但性感的城市
一直到一九九零年德國統一之前，柏林的形容詞都還是「邊緣」、「另類」、「冷戰前線」之類——沒錢混不下去、同性戀或不想當兵的人不得已才跑到柏林落腳的！沒想到鹹魚翻身的契機，恰恰就在於此。因為邊緣，所以自由；唯其另類，所以沒被意識形態綁住；「冷戰前線」正利於東西歐交會。新舊結構交替的混沌空間，給予創作者無限的可能。這些氛圍是吸納自由靈魂的沃土、創意的源頭活水，再加上不同文化的碰撞滋潤，纍纍的果實自然就結出來了。
當然，邊緣也暗示著物質條件的惡劣。柏林是公認全歐洲生活物價指數最低的大城市，因此它同時也是許多跨國企業外包話務服務中心(call center)的大本營。房租便宜，謀生容易，讓沒名沒錢的藝術家趨之若鶩。柏林某些比較窮的區，例如偉丁(Wedding)或新科隆區(Neukoeln)，房租每平方公尺三至四點五歐元，這個水準，歐洲哪個大城市找得到？有人更直接了當地說﹕「過去二十年便宜的物價水準，就是柏林市最大的補助方案。」
譬如柏林影展，雖然論卡司、氣派、製作成本，都比不上更老牌的坎城(戛納、康城)影展，但自從二零零三年推出「校園明日之星」(Talent Campus)的單元後，有系統地吸引年輕影視從業人員參與，安排一流的經驗傳承課程，也讓影展變成交換名片找錢談合作的搶手平台，人氣旺盛，每年報得上名的幸運兒，根據影展主辦單位的統計，不到報名總數的十分之一。現在柏林影展已演變成全球最平民化、電影愛好者參與率最高的世界級影展。今年共賣出三十萬張票，耐著心排隊買預售票的，相當高的比率是操著不同語言的年輕背包客。觀眾的反應是創作者最直接的回饋，這是高高在上的坎城望塵莫及的。
巴德(Ingo Bader)是柏林音樂產業及次文化專家，他在《房客迴響》(MieterEcho)雙月刊上引述《我們管它叫工作》(Wir nennen es Arbeit)這本書兩位作者的話，將抱著小筆電、隨時可以在網咖不分晝夜工作的現代自由業者，叫做「數碼波希米亞人」。言下之意，這些人和一般理解下到處流浪、自外於傳統社會的波希米亞藝術家一樣，那兒有趣，就往那兒跑，全部的家當就是一部數位小筆電，說走就走。
創意榮景背後的英雄
他們美其名是不受正規職場框架拘束的創作靈魂，實際上是「透過自我剝削來實現自我的阿Q」。他們是撐起柏林創意產業榮景的幕後英雄，巴德說﹕「創意產業僱用大批沒有失業保險和健保的臨時工，這種情形在其他地方也有，但柏林特別嚴重，柏林相當程度上已經成為創意的廉價產地。」
柏林土耳其人聚集的十字山區(Kreuzberg)，有一棟舊大樓改造成的個人工作室，叫做Betahaus，總共有一百五十張辦公桌，著眼的對象就是年輕、移動性高、腦子滿滿、口袋空空的「文化企業家」。租的人只需要帶自己的筆記電腦來，其他的辦公設備，像傳真、印表機、會議室，都由大樓供應，外加免費的社交網絡。租金以日計，一天十二歐元，等於兩場電影或三包煙的消費。Betahaus發起人之一莫爾(Madeleine von Mohl)表示﹕「桌子非常炙手可熱，所以我們今年準備開分店，把這套辦法外銷到國外。」因為政府的補助不是特別眷顧創業的年輕人，所以Betahaus自力救濟，提供仲介服務，將藝術家和創投專家拉在一起，想辦法幫他們將文化創作變成商品。
柏林人口三百五十萬，但擁有三家歌劇院、一百七十五座博物館、四百五十家藝廊、數不清的劇場和音樂表演廳。豐富的精神生活彌補了物質的困頓，想必是眾多創意人絡繹不絕前來取經的最大動機。
有了人才、自由的空氣、政策支持及低廉的生活成本，理論上就能把創意搞起來。但要永續發展，承擔經濟火車頭的重任，還得要有市場——也就是足夠的文化消費規模來維繫。這，就要訴諸於市民的人文素養及美學需求了。
Tuesday, 12 April 2011
王于漸 多元與偶爾的無序：偉大城市的奧秘
2011年4月13日
Jane Jacobs（1916-2006）是美國作家、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我1975年在芝加哥大學上Robert E. Lucas Jr.教授的數理經濟學課時，首次聽到她的大名。教授講述自己一篇相當抽象的論文On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Business Firms（《論商業公司的規模分布》）時，提到她對大城市經濟生活的觀察。
我沒有想到，甚至不敢說Lucas教授當時是否想到，Jacobs的想法啟發了大約十年後面世的新經濟成長論，成為這項經濟學新理論誕生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組成。
Jacobs永久改變了世人對城市的看法。她觀察敏銳、深諳世間的常理，善於用新穎而富有啟發性的方式捕捉社會進程。今天容我介紹她的研究，看看香港和其他東亞大城市能否從中得益；下周再談談經濟學界如何從她的研究裏獲得啟發。
街道是重要公共空間
Jane Jacobs，1916年生於美國東部賓夕凡尼亞州的產煤小鎮Scranton，只有中學文憑（她其後修讀了不同的大專課程，但沒有正式畢業），在美國出兵越南期間，為免兒子當兵，因而北上移民，入籍加拿大。1968年，在一次有關紐約市興建高速公路貫穿曼哈頓島南部、將社區一分為二的公眾集會上，涉嫌騷亂和刑事罪被捕。
那場保育戰令Jacobs投入一宗以小鬥大的劃時代抗爭。她面對的是世界第一大都會專橫的官方規劃師——紐約市城市規劃總監Robert Moses。最終反建方獲勝。
Jacobs 於1961年出版的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簡體中文版：《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2005年南京譯林出版社），可說是1950年代後期和1960年代美國城市（尤其是紐約市）幾乎所有弊病的「起訴書」；她狠批當時的城市設計。
美國當時慣常把市區按功能分割為不同的地段，硬性劃定為各種「分區」（zoning），然後剷平貧民窟以騰出空間，把拆遷戶重新安置在法國大師Le Corboisieur式「公園裏的摩天大廈」，又或者英國Ebenezer Howard爵士理想中綠帶環繞、自給自足的「花園城市」。香港麥理浩時代興建的公共屋邨，可說是這項思維的延續。
Jacobs觀察美國街道的運作和市內不同的小區，以此判斷一個城市是否運作有方。她認為，當時的設計師對於城市如何運作，其實一無所知；而只是炮製一些城市「應該」如何運作的理論，再以重建為名，以破而非立的手段來付諸實踐。
崇尚園中高樓的「radiant city」（輻射城市）派和主張城市散開廣布的分散（decentralists）派看似相反，其實殊途同歸。兩派都不明白城市活力的所在，只是為居民打造個人的城堡，讓他們不相往來。
Jacobs 認為，街道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間。要從早到晚都熙來攘往，人人你看我、我看你，才能確保治安和衞生。要由朝到晚都有不同來源和背景的顧客，臨街的店舖才會興旺。小公園會為小區增添光彩，但要與四周相襯。生氣蓬勃的街道讓居民有健旺的交流，既有社區生活，又能保持私隱。這樣的地區才有魅力，吸引區外人湧來分享。
正因此，Jacobs直斥美國很多二線城市大造文化區，藉此證明我也有文化本錢，結果只在有節目上演時派點用場，其餘時間渺無人煙，儼如死城。
一個城市如何才能行之有效，Jacobs總結出四個彼此扣連的原則：
一、用途要多。不論社區還是街道，要同時具備幾種主要功能。讓住宅、商店、辦公室、小型工業和公共設施毗鄰，相輔相成，增加城市的活力，讓街道一天到晚都有人流。
二、街段要短。街口之間距離短，城市流通得快，才不會有街段變成死角。
三、新舊並存。要有一些舊樓，與新樓摻雜共生，還要有不同狀況和用途、租用或自用的樓房。舊樓可保留地區的歷史，形成地區的性格，樓價一般也較低，令區內的商住物業有廣泛的層面。
四、人口要密。人口密度要達到臨界點，才能維持文化和經濟的活動。人口稠密曾經一度視為過度擠迫，但不同的建築物本來就是設計予不同的居住密度使用的；人數超出設計密度，才構成過度擠迫的問題。由於把密度與擠迫混為一談，有人設計了各種「中庸」密度的建築，但發覺無論市郊區，還是城市都不適合。
按功能劃分可扼殺活力
Jacobs 教曉我們，不同用途的建築物並存，不但不是混亂，反而是高層次的秩序。這是一種有組織的複合體，不是簡單的複合體或無組織的複合體可比。香港的灣仔即為明證，干諾道以北是人為的單一地區，以南是自成的多元地區。社區想要運作良好，主要靠市民的行動，單靠人為設計無法達成。
Jacob的洞見在於，一些城市之所以偉大，正因為多元，甚至看似無序。香港需要鼓勵多元，透過立法分區來「淨化」某個地區之前，還宜三思。
一個社區太成功，有時候也會扼殺了多元化。人口和商業從四面八方蜂擁而至，爭相利用區內的建築物換取最大的收益，以致扼殺多元性。為免出現這種情形，要多發掘有魅力的社區，增加這方面的供應。至於靠分區來達致多元，問題在於任何人為的劃分，最終都難免僵化。
香港製造業北遷後，空置的工業大廈之所以未能改變用途以物盡其用，其中一個障礙就是當年訂下的分區限制。更改地區規劃的過程通常很慢，難以維持區內的經濟活力。
災變性的變革也可能扼殺城市的生命。貧民區是一些人落地生根之前的立足點，不少居民在那裏成長，引以為傲。政府興建住房來取代貧民區，反而造成毀滅性的後果。整個社區連根拔起，居民給扔進用途單一、缺乏生氣的環境。
想要消除貧民區，只能靜待有能力遷出的居民選擇留低，循序漸進來達成；Jacobs很看重循序漸進。大興土木和大型政策表面上是遵循她的原則，但採用災變性的變革，失敗的可能性更大，何況也未能做到新舊樓房並存。
Jacob認為，一個城市想要成功，就要讓不同樓齡的建築物並存。雖然新樓通常較舊樓受歡迎，但推倒舊區代之以新樓，反會令城市死亡。原因顯而易見：新樓租金較高，但租金低，新企業才能生存。以新代舊的重建方式容不下新企業，扼殺成長的動力，令區內的經濟難以發展。
1950至60年代以來，世界各地公營房屋蔚然成風，也慣常以收入來釐定住戶資格。換言之，為低收入人士而建，而由政府提供資助。但是，按收入分等不但間接孤立了社區，更形成標籤效應，分化社會，造成你我有別，抑制階層之間的交流和社區的多元性。
零售業要在多元環境下才能興旺，現在面對公營屋邨的單一環境，覺得發展有限，從而不太熱中經營。再說公營房屋通常規定收入上限，住戶日後若事業有成，也就必須遷出（香港的公屋富戶可選擇繳付雙倍租金）。
Jacobs 的看法很簡單，但相當中肯：住戶有歸屬感，願意留下，幫忙改善環境，社區才會興旺；但現在一富起來就要搬走，令區內少了更新的動力。基於其他論據，本欄過去這兩個星期建議，將住戶買斷居屋和租住公屋的「補地價」差額，定在住戶最初遷入時，而不是在決定買斷時的市價。
現在從Jacobs的論點，這方面又多了一個理據：選擇買斷單位、在公營屋邨生根的業主，有助於社區建設。反過來，選擇遷出屋邨的市民也可以為新居所屬的社區增添色彩。
一個城市要有活力，市區發展必然不停改變，要能跟上城市生活的潮流，以開放的態度來迎接變化，不能以一成不變的規劃和準則作繭自縛。Jacobs相信，按功能劃分地區和按收入分配房屋這類規劃，看似打造「理想的城市」，但實際上是錯誤的，只會扼殺城市的活力。一些規劃師不但未懂得這樣理解自己的城市，也忽略了街頭巷尾的平民智慧。
Jacob說服我們，由政府主導的城市規劃是失敗的。市區發展政策牽涉極高的交易成本，對各方面的影響深遠，實在無法單靠自發性的市場交易來處理。Jacobs認為城市是有組織的複合體，這個有機體內存着眾多彼此相連的因素，着手處理時，必須同時面對所有的因素，而不能夠將各種因素分割斬件，便以為可逐一解決。
這也就須要改變決策方式，着重決策過程，而不是只看決策的後果；要善於歸納，而不僅是演繹，多從小處着眼，留心有啟發性的線索，而不只是概括，急於推而廣之。城市發展涉及不同持份者的利害，必須由整個社區和各路持份者參與，共同勾劃；要找到各方都覺得合適的選擇，這也許是唯一的方法。
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Elinor Ostrom教授研究過一些單靠政府和市場難以解決的政策議題。藉着探討市民之間如何形成各種自願的集體互動交流平台，這位美國女學者逐步就如何管理集體資源的運用，總結出一套效益和公平兼備的規則。這也許是比較好的決策模式。
香港市區重建局最近發揮創意，建議讓遭到拆遷的居民以樓換樓，同時提供臨時調遷的安排，此舉不單保留、甚至加強了本區的多元性，有關的影響甚至可能超出拆遷的範圍。
東亞城市得免前蘇聯「災難」
1990 年9月，也就是蘇聯解體前一年，我到莫斯科參觀，沒想到就城市規劃上了實景的一課。抵達機場後，我與團友轉到蘇聯科學院的賓館。旅遊巴大約走了兩個小時，車子離開市中心進入郊區後，只見沿途都是大約一百米見方的長方形街區，除了正中央一棟高聳的住宅，所有的街區均空無一人。
粗略看，住宅佔用的樓面不夠街區的十分之一。街區不但空空如也，而且與下一個街區相隔很遠，這就是規劃的「傑作」。住客下班回家後，肯定足不出戶，一來無處可逛，二來一年到晚夜間溫度普遍低於零度，居民飯後甚至不想散步。這使我想起諾貝爾文學獎前蘇聯得主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巨著《古拉格群島》；不知道蘇聯人是否每個晚上都以伏特加消磨歲月。
東亞城市雖然得免前蘇聯的「災難」，卻未找到有效而又公平的解決之道；1999年的台北之旅，在這方面予我印象最深。從當時新建的遠東國際大飯店頂樓陽台遠眺，發覺市內的高樓隨意地散落各處，看不出彼此的關連。我此前到過的澳洲、歐洲和南北美洲城市，高樓大都位於市中心。但又並非只有台北如此。記憶中，東亞大城市的高樓大都像台北那樣，零星落索；現在的中國內地，包括北京和上海，也都是這樣。
單從經濟角度看，將第一棟高樓建在該市的地王最合常理，這也決定了市中心的位置；由於第一棟高樓附近的地皮水漲船高，其後新建的高樓也都會坐落在這個黃金地段。這當然是經濟學上的「地租斜率」（rent gradient）；市中心地皮最貴，距離市中心愈遠地價就愈低。但令人費解的是，東亞除了香港和新加坡，其他城市都不是這樣。
喚醒另一半沉睡的人
我相信，東亞由於經濟增長快，一些主要經濟城市的土地資源有巨大的需求。但這些城市通常也是歷史悠久、早已建成的國家首都。地權沿自前朝，經濟起飛前就已定型。發展權、規劃的條文和規管機構無法及時改進以適應新的發展。分配發展權和作出補償時，也未能做到公平有效。
由於政治利益的干預，經濟上最合理的發展方案可能無法獲批，獲准的是那些在政治上顯得「有理」的，而這些方案又剛好有悖於經濟理性、不符合城市高速發展的需要。高樓散落市內各處是政策失敗的表徵。
一些規劃師和利益方制訂的項目，對這些城市的前景造成很大傷害，很多社區遭連根拔起。市區雖然有所發展，但缺少核心商業區，市內各處任意發展，甚至無法合理地安排公共交通；各大城市急速發展的同時，低效和不公的現象比比皆是。聽說要到這些大城市公幹，由一棟高樓到另一棟，往往一塞就是數小時，一天見不了兩個客，不少董事長和總裁索性到高爾夫球場談生意。
香港總算避免了高樓四散的弊端，這是很大的福分。我們得以成為亞洲數一數二的商業和金融中心，這方面功不可沒。但仍嫌固守早期劃定的分區，拖慢了市區重建的步伐。製造業雖然北遷多年，留下的工業區仍然未能發展出新企業。與此同時，公營房屋令一半市民被困在非自置的物業裏，甚或安插於無歸屬感的社區，對社會事務提不起興趣，儼如酣睡。
一個城市若有一半人沉睡不醒，無法與另一半人交流，社會流轉也就不夠順暢；流轉速度太慢，社會必然分化。Jacobs若仍在生，當會呼籲我們重新喚起那一半沉睡的港人，與另一半市民恢復交流。
Jane Jacobs的大名，在美國有時候與反對發展市郊和淡化市中心的左派知識分子扯在一起。其實，她最抗拒意識形態的標籤。她既不是活在過去、反對發展的保育鬥士，也不是她那一代認為「小才是美」的信徒。她最愛大城市，相信大城市是經濟動力的所在。
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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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61
“如果你了無大志，沒有人生大計，不介意這輩子與其他同樣沒有大計的人共哀榮，那的確是很好的小鎮。但正如所有的烏托邦，訂定大計的權力只能由規劃師本人來掌握。”
Jane Jacobs（1916-2006）是美國作家、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我1975年在芝加哥大學上Robert E. Lucas Jr.教授的數理經濟學課時，首次聽到她的大名。教授講述自己一篇相當抽象的論文On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Business Firms（《論商業公司的規模分布》）時，提到她對大城市經濟生活的觀察。
我沒有想到，甚至不敢說Lucas教授當時是否想到，Jacobs的想法啟發了大約十年後面世的新經濟成長論，成為這項經濟學新理論誕生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組成。
Jacobs永久改變了世人對城市的看法。她觀察敏銳、深諳世間的常理，善於用新穎而富有啟發性的方式捕捉社會進程。今天容我介紹她的研究，看看香港和其他東亞大城市能否從中得益；下周再談談經濟學界如何從她的研究裏獲得啟發。
街道是重要公共空間
Jane Jacobs，1916年生於美國東部賓夕凡尼亞州的產煤小鎮Scranton，只有中學文憑（她其後修讀了不同的大專課程，但沒有正式畢業），在美國出兵越南期間，為免兒子當兵，因而北上移民，入籍加拿大。1968年，在一次有關紐約市興建高速公路貫穿曼哈頓島南部、將社區一分為二的公眾集會上，涉嫌騷亂和刑事罪被捕。
那場保育戰令Jacobs投入一宗以小鬥大的劃時代抗爭。她面對的是世界第一大都會專橫的官方規劃師——紐約市城市規劃總監Robert Moses。最終反建方獲勝。
Jacobs 於1961年出版的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簡體中文版：《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2005年南京譯林出版社），可說是1950年代後期和1960年代美國城市（尤其是紐約市）幾乎所有弊病的「起訴書」；她狠批當時的城市設計。
美國當時慣常把市區按功能分割為不同的地段，硬性劃定為各種「分區」（zoning），然後剷平貧民窟以騰出空間，把拆遷戶重新安置在法國大師Le Corboisieur式「公園裏的摩天大廈」，又或者英國Ebenezer Howard爵士理想中綠帶環繞、自給自足的「花園城市」。香港麥理浩時代興建的公共屋邨，可說是這項思維的延續。
Jacobs觀察美國街道的運作和市內不同的小區，以此判斷一個城市是否運作有方。她認為，當時的設計師對於城市如何運作，其實一無所知；而只是炮製一些城市「應該」如何運作的理論，再以重建為名，以破而非立的手段來付諸實踐。
崇尚園中高樓的「radiant city」（輻射城市）派和主張城市散開廣布的分散（decentralists）派看似相反，其實殊途同歸。兩派都不明白城市活力的所在，只是為居民打造個人的城堡，讓他們不相往來。
Jacobs 認為，街道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間。要從早到晚都熙來攘往，人人你看我、我看你，才能確保治安和衞生。要由朝到晚都有不同來源和背景的顧客，臨街的店舖才會興旺。小公園會為小區增添光彩，但要與四周相襯。生氣蓬勃的街道讓居民有健旺的交流，既有社區生活，又能保持私隱。這樣的地區才有魅力，吸引區外人湧來分享。
正因此，Jacobs直斥美國很多二線城市大造文化區，藉此證明我也有文化本錢，結果只在有節目上演時派點用場，其餘時間渺無人煙，儼如死城。
一個城市如何才能行之有效，Jacobs總結出四個彼此扣連的原則：
一、用途要多。不論社區還是街道，要同時具備幾種主要功能。讓住宅、商店、辦公室、小型工業和公共設施毗鄰，相輔相成，增加城市的活力，讓街道一天到晚都有人流。
二、街段要短。街口之間距離短，城市流通得快，才不會有街段變成死角。
三、新舊並存。要有一些舊樓，與新樓摻雜共生，還要有不同狀況和用途、租用或自用的樓房。舊樓可保留地區的歷史，形成地區的性格，樓價一般也較低，令區內的商住物業有廣泛的層面。
四、人口要密。人口密度要達到臨界點，才能維持文化和經濟的活動。人口稠密曾經一度視為過度擠迫，但不同的建築物本來就是設計予不同的居住密度使用的；人數超出設計密度，才構成過度擠迫的問題。由於把密度與擠迫混為一談，有人設計了各種「中庸」密度的建築，但發覺無論市郊區，還是城市都不適合。
按功能劃分可扼殺活力
Jacobs 教曉我們，不同用途的建築物並存，不但不是混亂，反而是高層次的秩序。這是一種有組織的複合體，不是簡單的複合體或無組織的複合體可比。香港的灣仔即為明證，干諾道以北是人為的單一地區，以南是自成的多元地區。社區想要運作良好，主要靠市民的行動，單靠人為設計無法達成。
Jacob的洞見在於，一些城市之所以偉大，正因為多元，甚至看似無序。香港需要鼓勵多元，透過立法分區來「淨化」某個地區之前，還宜三思。
一個社區太成功，有時候也會扼殺了多元化。人口和商業從四面八方蜂擁而至，爭相利用區內的建築物換取最大的收益，以致扼殺多元性。為免出現這種情形，要多發掘有魅力的社區，增加這方面的供應。至於靠分區來達致多元，問題在於任何人為的劃分，最終都難免僵化。
香港製造業北遷後，空置的工業大廈之所以未能改變用途以物盡其用，其中一個障礙就是當年訂下的分區限制。更改地區規劃的過程通常很慢，難以維持區內的經濟活力。
災變性的變革也可能扼殺城市的生命。貧民區是一些人落地生根之前的立足點，不少居民在那裏成長，引以為傲。政府興建住房來取代貧民區，反而造成毀滅性的後果。整個社區連根拔起，居民給扔進用途單一、缺乏生氣的環境。
想要消除貧民區，只能靜待有能力遷出的居民選擇留低，循序漸進來達成；Jacobs很看重循序漸進。大興土木和大型政策表面上是遵循她的原則，但採用災變性的變革，失敗的可能性更大，何況也未能做到新舊樓房並存。
Jacob認為，一個城市想要成功，就要讓不同樓齡的建築物並存。雖然新樓通常較舊樓受歡迎，但推倒舊區代之以新樓，反會令城市死亡。原因顯而易見：新樓租金較高，但租金低，新企業才能生存。以新代舊的重建方式容不下新企業，扼殺成長的動力，令區內的經濟難以發展。
1950至60年代以來，世界各地公營房屋蔚然成風，也慣常以收入來釐定住戶資格。換言之，為低收入人士而建，而由政府提供資助。但是，按收入分等不但間接孤立了社區，更形成標籤效應，分化社會，造成你我有別，抑制階層之間的交流和社區的多元性。
零售業要在多元環境下才能興旺，現在面對公營屋邨的單一環境，覺得發展有限，從而不太熱中經營。再說公營房屋通常規定收入上限，住戶日後若事業有成，也就必須遷出（香港的公屋富戶可選擇繳付雙倍租金）。
Jacobs 的看法很簡單，但相當中肯：住戶有歸屬感，願意留下，幫忙改善環境，社區才會興旺；但現在一富起來就要搬走，令區內少了更新的動力。基於其他論據，本欄過去這兩個星期建議，將住戶買斷居屋和租住公屋的「補地價」差額，定在住戶最初遷入時，而不是在決定買斷時的市價。
現在從Jacobs的論點，這方面又多了一個理據：選擇買斷單位、在公營屋邨生根的業主，有助於社區建設。反過來，選擇遷出屋邨的市民也可以為新居所屬的社區增添色彩。
一個城市要有活力，市區發展必然不停改變，要能跟上城市生活的潮流，以開放的態度來迎接變化，不能以一成不變的規劃和準則作繭自縛。Jacobs相信，按功能劃分地區和按收入分配房屋這類規劃，看似打造「理想的城市」，但實際上是錯誤的，只會扼殺城市的活力。一些規劃師不但未懂得這樣理解自己的城市，也忽略了街頭巷尾的平民智慧。
Jacob說服我們，由政府主導的城市規劃是失敗的。市區發展政策牽涉極高的交易成本，對各方面的影響深遠，實在無法單靠自發性的市場交易來處理。Jacobs認為城市是有組織的複合體，這個有機體內存着眾多彼此相連的因素，着手處理時，必須同時面對所有的因素，而不能夠將各種因素分割斬件，便以為可逐一解決。
這也就須要改變決策方式，着重決策過程，而不是只看決策的後果；要善於歸納，而不僅是演繹，多從小處着眼，留心有啟發性的線索，而不只是概括，急於推而廣之。城市發展涉及不同持份者的利害，必須由整個社區和各路持份者參與，共同勾劃；要找到各方都覺得合適的選擇，這也許是唯一的方法。
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Elinor Ostrom教授研究過一些單靠政府和市場難以解決的政策議題。藉着探討市民之間如何形成各種自願的集體互動交流平台，這位美國女學者逐步就如何管理集體資源的運用，總結出一套效益和公平兼備的規則。這也許是比較好的決策模式。
香港市區重建局最近發揮創意，建議讓遭到拆遷的居民以樓換樓，同時提供臨時調遷的安排，此舉不單保留、甚至加強了本區的多元性，有關的影響甚至可能超出拆遷的範圍。
東亞城市得免前蘇聯「災難」
1990 年9月，也就是蘇聯解體前一年，我到莫斯科參觀，沒想到就城市規劃上了實景的一課。抵達機場後，我與團友轉到蘇聯科學院的賓館。旅遊巴大約走了兩個小時，車子離開市中心進入郊區後，只見沿途都是大約一百米見方的長方形街區，除了正中央一棟高聳的住宅，所有的街區均空無一人。
粗略看，住宅佔用的樓面不夠街區的十分之一。街區不但空空如也，而且與下一個街區相隔很遠，這就是規劃的「傑作」。住客下班回家後，肯定足不出戶，一來無處可逛，二來一年到晚夜間溫度普遍低於零度，居民飯後甚至不想散步。這使我想起諾貝爾文學獎前蘇聯得主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巨著《古拉格群島》；不知道蘇聯人是否每個晚上都以伏特加消磨歲月。
東亞城市雖然得免前蘇聯的「災難」，卻未找到有效而又公平的解決之道；1999年的台北之旅，在這方面予我印象最深。從當時新建的遠東國際大飯店頂樓陽台遠眺，發覺市內的高樓隨意地散落各處，看不出彼此的關連。我此前到過的澳洲、歐洲和南北美洲城市，高樓大都位於市中心。但又並非只有台北如此。記憶中，東亞大城市的高樓大都像台北那樣，零星落索；現在的中國內地，包括北京和上海，也都是這樣。
單從經濟角度看，將第一棟高樓建在該市的地王最合常理，這也決定了市中心的位置；由於第一棟高樓附近的地皮水漲船高，其後新建的高樓也都會坐落在這個黃金地段。這當然是經濟學上的「地租斜率」（rent gradient）；市中心地皮最貴，距離市中心愈遠地價就愈低。但令人費解的是，東亞除了香港和新加坡，其他城市都不是這樣。
喚醒另一半沉睡的人
我相信，東亞由於經濟增長快，一些主要經濟城市的土地資源有巨大的需求。但這些城市通常也是歷史悠久、早已建成的國家首都。地權沿自前朝，經濟起飛前就已定型。發展權、規劃的條文和規管機構無法及時改進以適應新的發展。分配發展權和作出補償時，也未能做到公平有效。
由於政治利益的干預，經濟上最合理的發展方案可能無法獲批，獲准的是那些在政治上顯得「有理」的，而這些方案又剛好有悖於經濟理性、不符合城市高速發展的需要。高樓散落市內各處是政策失敗的表徵。
一些規劃師和利益方制訂的項目，對這些城市的前景造成很大傷害，很多社區遭連根拔起。市區雖然有所發展，但缺少核心商業區，市內各處任意發展，甚至無法合理地安排公共交通；各大城市急速發展的同時，低效和不公的現象比比皆是。聽說要到這些大城市公幹，由一棟高樓到另一棟，往往一塞就是數小時，一天見不了兩個客，不少董事長和總裁索性到高爾夫球場談生意。
香港總算避免了高樓四散的弊端，這是很大的福分。我們得以成為亞洲數一數二的商業和金融中心，這方面功不可沒。但仍嫌固守早期劃定的分區，拖慢了市區重建的步伐。製造業雖然北遷多年，留下的工業區仍然未能發展出新企業。與此同時，公營房屋令一半市民被困在非自置的物業裏，甚或安插於無歸屬感的社區，對社會事務提不起興趣，儼如酣睡。
一個城市若有一半人沉睡不醒，無法與另一半人交流，社會流轉也就不夠順暢；流轉速度太慢，社會必然分化。Jacobs若仍在生，當會呼籲我們重新喚起那一半沉睡的港人，與另一半市民恢復交流。
Jane Jacobs的大名，在美國有時候與反對發展市郊和淡化市中心的左派知識分子扯在一起。其實，她最抗拒意識形態的標籤。她既不是活在過去、反對發展的保育鬥士，也不是她那一代認為「小才是美」的信徒。她最愛大城市，相信大城市是經濟動力的所在。
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
要重溫王于漸教授文章中英文版，可登入信報網站：www.hkej.com或以下網址：http://www.wangyujian.com/
參考文獻：
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61
“如果你了無大志，沒有人生大計，不介意這輩子與其他同樣沒有大計的人共哀榮，那的確是很好的小鎮。但正如所有的烏托邦，訂定大計的權力只能由規劃師本人來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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