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提及的社論文章，寫「個別暢銷牌子奶粉更出現缺貨情況」，只是改寫為「缺貨」，未有解釋。報社不敢寫「缺貨」，大抵以為寫得直接了當，不夠科學客觀，不若「出現缺貨情況」穩妥。很多不懂得修辭學的人，以為這種文體很科學客觀，卻不懂得分別，這種迂迴曲折、轉彎抹角的寫法（circumlocution），有其特殊用途，不宜濫用。

五四時代的白話文，鼓吹與唐宋古文決裂，也與宋元白話脫離，寫一種脫離成語或成規，自給自足的散文，例如不說「急於求成」，而寫「取得成功的熱切性過分積極」了；不屑寫「難若登天」，而寫「極度艱難」、「其難度非比尋常」之類。這種偽科學散文體（pseudo-scientific prose style）之遺毒，愈演愈烈，整個中國都被這種荒誕文體掩沒。既不文雅，又不通俗，這種文體，我在《中文解毒》稱之為「文癌」。

出現「 出現缺貨情況」，是不肯定的猜測語，模模糊糊，是機構官僚喜歡用的文體，奶粉代理公司為了含糊其辭，引起消費者懸念，會這樣發布消息的。然而，報紙的責任卻是要弄清楚事實來報道和評論的，連是否「缺貨」都不敢落筆判斷，還辦什麼報紙呢？這是尋常的語言常識，然則，很多香港人都感受不到，寫社論的人都感受不到，直接將奶粉公司的措辭搬弄到自己的評論欄位之內，協助人家迷惑消費者。

舉例，一家日本    奶粉公司面臨日本海嘯引起核電廠洩漏射污染的疑雲，要張貼「安民」聲明，會這樣寫的:

聲明

日本爆發地震海嘯，核電廠受損而洩漏輻射    ，影響日本東部地區之水土與農產，引致消費者對日本奶品的貨源及安全有所顧慮。本公司保證，代理之奶粉品牌不在災區生產，符合安全規格，並且供應如常，顧客只需購入日常所需之份量，毋須過量購買。本公司將與日本衛生當局及生產商密切聯絡，確保供應香港之奶粉符合安全。

第一句陳述事實，句句實字，顯得奶粉公司夠膽面對現實。假如用「關於」、「有鑑於」之類的虛詞濫語來開首，便顯得閃閃缩缩了。然而，說到消費者憂慮安全，就不宜用主動式，而要用「對…有所顧慮」的迂迴講法，否則便倒自己米。「確保…安全」是承擔之言，必須用主動式，寫「為奶粉的安全取得最佳保證」之類的偽科學散文，就是為自己抬槓。至於「搶購」，也要寫為「過量購買」，不要誣衊顧客為性急的莽漢。

上述的虛擬聲明，說明了中文公文的虛實字用法，乃至直述與迂迴的風格，如何配置使用。這是往日刀筆小吏的常識，但今日就算是中文系畢業生，詩詞歌賦及西洋文學理論朗朗上口，臨場要寫一則便箋通告，便胸中無有一策，只能用虛詞來糊弄。也難怪，今日學中文的人都不從尺牘、實錄、判詞和史地誌的實學學起，反而由詩詞歌賦等遊藝學起。滿紙虛浮，有肉無骨，尋常公文，竟成絕學。

過 年

2011年02月02日
過中國年，一年比一年沒有氣氛。首先是民間早已廢除「農曆新年」這個名稱，改叫「春節」，一聲「春節好」，就把過年的氣氛閹割掉一大半。
農曆新年，像紅樓夢最後，賈寶玉在白皚皚的雪地上穿一件猩紅大袍，感覺是一個「濃」字。雪是白的，春聯、鞭炮、桃花是紅的，小女孩過年穿的新棉襖也是紅的。紅這個顏色，在民國三十八年之前，並無政治的恐怖，只有舊中國的洋融喜氣，今日即使再裝飾，也無法還原，此氣氛大異之其一。
然後是舊房子之全拆，中國人搬進三十層的大廈。農曆新年，貴在一個舊字，像年廿四，謝灶君，灶頭必須是柴火土砌的黑灶頭，不是今天煤氣爐子。麥芽糖塗在上面。灶君是一位古神，寬袍大袖，上靈霄殿謁玉皇大帝，希望他嘴巴甜些，不要講這家人壞話。玉皇大帝不是穿西裝結領帶的吧？所以這一頭不可以是微波爐電冰箱的美式廚房。
文化是什麼？這樣說就明白了。中國人反正忙，索性取消了「謝灶」這個節目。但是謝灶是過年很重要的儀式，中國兒童從小就知道什麼叫打小報告，對於有辦法說自己壞話的人，要給點甜頭行賄。很重要的國民教育，自己廢掉，又要花幾十億在學校硬灌輸如何做一個中國人，嘖嘖，多愚蠢的行為呢。
臘八粥沒有了，小孩玩電腦遊戲，也沒有了陞官圖，至於揮春，改用印刷，連中文都打字，不知哪個傻瓜還握着一枝毛筆。過年食品如油角煎堆年糕，則過於油膩，有違纖體健康。
這一切，中文教科書含糊混過去：「隨着時代進步了，生活現代化，舊風俗逐漸淘汰。」進步了？當真？那麼中國大地，賄賂之風何止一個灶神，成本何止麥芽糖呢？不止習俗，凡趣味的淘汰掉，壞劣的一樣沒淘汰，反發揚光大，「文化大革命」為何只在一個國家爆發呢？農曆新年矮化為「春節」，凡此種種，是中國人把自己淘汰掉了。
外國的唐人街，唐人還「保留」了舞獅。倫敦、三藩市、雪梨，白人市長為表親民，拿着硃砂筆，主持點睛，幾個「僑領」很諂媚地恭立兩端，近年站中央的還多了中國駐當地參贊乙名。當地洋人在天真地圍觀，他們真把這幫人當做了中國文化的承傳人，也超搞笑的。
喜劇是什麼？是一群愚人彼此連串的誤會。在中國人社會過「春節」，喜劇感越來越濃。譬如香港人逛「花市」，警察重圍深鎖，說是「維持秩序」，人群則自得悠然。這是蟻民逛花市還是囚犯放風？怪不得有辦法的人早就相問：過年去哪裏玩？北海道還是曼谷？
Well，今年過年我在歐洲，不錯，過年「氣氛」全無，但不要緊，當紅色淪落，在別的地方，只要找到一片天藍就好。

（陶傑）

「宜居灣」毀滅香港城邦格局

轉角 - 陳雲
(2011年02月15日)
粵港澳三地政府倡議研究的「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將香港、澳門、廣州、深圳、東莞及中山六個地區融合，諮詢過程不動聲息，後果卻是非同小可。該規劃建議香港的郊野公園、邊境濕地和荒野與內地用鐵路和道路打通，郊區成為住宅區，市內的金融和航運物流服務部分內移，舊區和古蹟成為內地人的文化旅遊消費區。
規劃得具體而微。然而，香港是漸進發展的先進地區，大陸是畸形趕急發展的落後地區。這個規劃，猶如英國或美國政府要將倫敦和紐約的城區布局重新洗牌，可謂匪夷所思。
香港是高度發展的國際城市，更有地理和生態上自給自足的城邦布局。宜居灣規劃有兩個目的：稀釋香港的國際城市地位，並且殺滅香港的城邦布局。在經濟上扼殺香港，在政治上殺滅香港。一箭雙雕，此乃毀滅香港城邦生態的外科手術式的大動脈放血行動。香港邊境的綠帶和郊野，保護香港的生態完整和農業生產，是香港自主城邦的綠色長城。此計劃是用外科手術，將保護帶刺穿、放血，毀滅香港的城邦性格，然後植入外來的癌細胞或細菌病毒，侵佔宿主，使得香港成為廣東省境內的一個普通商業區，而且人口以內地富人為主，香港本地窮人將內遷大陸。該計劃之下，香港將徹底的城市化和士紳化，打散原住人口的身份認同和共同價值。此後，香港民主鬥爭所依賴的本土意識便沒了根基，民主勢力自然瓦解。
英國人悉心建設的香港城邦生態格局，是香港人的福氣，也是中國人的福氣，卻是中共的心腹大患。宜居灣的操作模式，是運用內地政府的強力行政權力，「輔助」港府規劃土地及興建高速交通網絡，再用地產財閥的市場權力，界定各地的地產價格，然後用地產的力量將香港窮人(九成的香港人)流放內地。這是跨境運作的中港官商勾結之下的超級地產霸權勢力。
中共是冷靜而殘酷的現實主義者，用時間換取空間，是中共慣用的謀略。中共在二〇〇三年「二十三條國家安全立法」失敗之後，在二〇一〇年將直選時間一再推延，換取得來的時間，改用「空間政治」的方法瓦解香港，破壞香港的城邦性格，將香港民主運動的社區基礎拆解。
這是比二十三條立法更為毒辣而又容易得逞的「香港斬首計劃」。

改革國語，反清復明（中）

2月15日 星期二 00:10
李安 導演的電影《色，戒》中，女主角王佳芝（湯唯飾演）唱《天涯歌女》，「淚」字唱了lui的音，三十年代的上海 歌星唱片，也是唱lui音，不是現在的lei音，這是後來稱為的「老國音」。在網上搜尋，聆聽孫中山 先生的演講錄音，便可聽到老國音。

一九一三年二月，中華民國教育部在北京 召開「讀音統一會」，各省派學者代表一名，用民主投票的方法制定國音，在北方、江南和中原的語音之中，抽出漢語共同語的語素。今日從頭看來，其策略是在北京語系的基礎上，恢復宋代的中州音韻，使中國的共同語兼顧南北語系，維繫中原（中州）漢音的傳承。這是中國語音的反清復明。即是說，免除滿洲人的語言污染，將明成祖遷都北京期間的南京話恢復過來，再以中州話滋養之，使得中國的共同語上承宋、明兩代。至於秦漢音韻，回天乏術，只能寄望在粵語保存。

老國音恢復了微母 （v）、疑的洪音（ŋ）和細音（ɲ），還有ㄧㄞ （yai）音，區分尖團音，這些都是中州音韻，並以南京話的入聲形式，恢復入聲。老國音語音複雜，妨礙推廣。然而，中原人、江浙人學習北京話，只要不很著力，都會把地方語言帶入北京話，於是自然講出老國音來。今日中國即使推行新國音（普通話的前身），江浙一帶的老人家勉強講的普通話，也是老國音。至於閩粵一帶，語音差異太大，只能重新學習。

新文學革命之後，愚昧的科學崇拜和仇古精神瀰漫中國學界，發起廢除漢字、改用羅馬字母拼音字之聲，也嫌棄老國音的拼音複雜，難用羅馬字標音，不方便將來逐步過渡到廢除漢字、用羅馬字寫中文的目標。一九二三年，國語統一籌備會成立了「國音字典增修委員會」，採用專家獨斷的方式工作，國語羅馬化的一批學者佔了大多數，決定廢除老國音，採用北京語音標準，稱之為「新國音」。

新國音的語音簡單，有利於南方人學習，但是新國音大幅度削去漢音傳承，也增加大量的同音字。例如，單是砍掉尖音和ㄧㄞ（yai）音這兩項，就使漢音減少四十個音節，改變六百個字的讀音，也增加六百個同音字。漢語共有四百多個音節，僅此兩項，就削去漢語音節的近十分之一，猶如漢語的十指被砍去一指。廢除入聲這一筆，且不計了。

刪削語音之害，顯而易見。一是降低漢語原有的表情達意之精確，講普通話有如吃了安非他命（Amphetamine）的興奮劑，語音輕盈而不閉口，老在張口傻笑，無法傳達悲絕感情；第二，是增加了中文語音辨義的難度，如li 、yi、 shi 等音，同音字多達七十個，在漢語體系之中，普通話是最糊塗的語言。第三，是破壞民族語音的傳承。

第三項是致命傷。普通話只是北方胡化地區的語言，原本漢人文化區的語言，包括江浙、中原及閩粵，卻摒除於中國話之外，可謂變夏為夷，漢人在中國掃地出門。也難怪，新國音、普通話的原來目標，是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徹底毀滅中國文化，以便全盤西化。

蔡子強﹕茉莉花革命與顏色革命

【明報專訊】過去兩個月，因為南部城鎮Sidi Bouzid有大學生抗議警員執法自焚而死，因而點燃起突尼斯人長期以來積累覑對政權腐敗、失業率及物價高漲不滿的怒火，觸發群眾上街起義，最終推翻了總統本阿里政權。

突尼斯的國花是茉莉花，因此這場變革亦被稱為「茉莉花革命」。它甚至被媒體拿來與前幾年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與中亞爆發的「顏色革命」／「花朵革命」，相提並論。

究竟前述地區的起義，和顏色以及花朵有何關係﹖而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雖然以鮮花為名，又是否真的與前述的花朵革命同一個模式呢﹖

顏色革命與花朵革命

先談談顏色、花朵是怎樣與運動和起義拉上關係的。

2003年11月，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格魯吉亞，反對派因為不滿總統謝瓦爾德納澤（Eduard Shevardnadze）（對，就是當年那位幫助戈爾巴喬夫結束冷戰的外交部長）的管治，要求他下台。反對派領袖Mikheil Saakashvili每次公開露面都拿覑一支紅玫瑰，而示威者亦戴上紅白條紋圍巾，並向士兵送上紅玫瑰。結果，Mikheil Saakashvili帶領民眾手持紅玫瑰，和平佔領國會，令這位總統被迫下台。這場運動因此也被稱為「玫瑰革命」，玫瑰是格魯吉亞盛產的鮮花。

2004年11月到12月，也是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烏克蘭，本來民眾對政權貪污腐敗已經甚為不滿，後再遭選舉中發現舞弊進一步火上加油。反對派候選人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本來被認為大選中勝利在望，但結果卻是現任總統亞努科維奇（Victor Yanukovch）反勝，於是觸發群眾湧上街頭抗議。原先尤先科以橙色作為自己的選舉顏色，於是這場反對運動也順理成章以橙色作為標誌，包括橙絲帶和一面書有「對！尤先科！」的旗。結果，上百萬的抗議者聚集，以及他們的靜坐、抗議、罷工，讓當地最高法院宣布這次大選無效，在繼之而來的重選中，尤先科以 52%對44%勝出。這場運動被稱為「橙色革命」，又稱為「栗子花革命」，因為烏克蘭首都基輔的市花，正是橙色的栗子花。

2005年3月，另一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吉爾吉斯，反對陣營有意效法鄰國烏克蘭的橙色革命，找出足以代表自己的顏色，起初一度無法達成共識，北部示威者穿戴黃色衣物，而南部示威者則穿戴粉紅色。最後還是決定揀了黃色，因此被稱為「黃色革命」，也叫「檸檬色革命」、「鬱金香革命」。而該國首都的市花，正好是黃色的迎春花，而革命爆發的時間，正是迎春花開、放眼一片黃色的季節。結果總統名卡耶夫（Askar Akayev）被推翻，反對派領袖Kurmanbek Bakiyev接掌了政權。

優雅柔性的顏色革命

從這幾個例子中可見，這些運動中人，都主要是以非暴力方法，來推翻一個貪污、威權的政權，然後建立民主。他們選擇以一種顏色，以至一種花朵，來作為抗爭的符號。或許大家會問，此舉又有何作用或深意呢﹖

在台灣學者倪炎元所著的《公關政治學》一書中，對於組織者為何選擇以一種顏色來代表他們的運動，有覑很精闢的分析。他說好處包括以下幾項：

一）鮮花與美麗的色彩，都象徵組識者嘗試盡量以優雅、柔性、非暴力的方式來推動整場運動，以至奪取政權，讓那些不希望付出太大代價的民眾，也可以安心參與其中；

二）這會讓政權更加束手無策，畢竟，再威權的統治也難以命令人民脫掉或不准穿某種顏色的衣服；

三）當每個參與者都發現自己身處顏色人潮當中時，將會感受到巨大的團結力量，大大得到鼓舞，知道自己並不孤單，並且連標語都不必拿，便能清楚識別運動中的同志；

四）在手機照相、互聯網等傳播方法高度發達的年代今天，這種群眾運動中展現的耀目顏色，將超越語言障礙，讓有關信息清楚傳遍世界其他角落。

補充一點，有論者指出，這些顏色革命，與上世紀1989-90年的東歐共產陣營巨變，當中捷克的「天鵝絨革命」，有其一脈相承的地方，都是沒有經過嚴重的暴力衝突，而以柔性政變，就實現了由專制到民主政體的更替和過渡，就如天鵝絨般輕柔，因而得名。事實上，鮮花、美麗的色彩，都與天鵝絨一樣，象徵覑「革命」、抗爭、以及運動，都是以優雅、柔性的方式來進行。

茉莉花革命與facebook/twitter

再回看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

雖然這次起義是以茉莉花為名，但卻不如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那樣，運動中人人手持一朵鮮花，甚至連烏克蘭和吉爾吉斯那樣，穿戴與鮮花顏色有密切關係的衣飾，也都沒有。所以，其實這次茉莉花革命，與原初的顏色革命／花朵革命，已經相去甚遠。當然在以非暴力方法（只能說大體上），推翻一個貪污、威權的政權，然後建立民主，這些共通點色上，卻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3年前還是名不見經傳的facebook及twitter，今天卻在茉莉花革命中，為抗爭群眾消息互通和策劃行動，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法國電視援引突尼斯民間網絡機構的統計稱，在1100萬突尼斯人中，有200萬人是facebook用戶。雖然後來埃及封鎖全國的互聯網服務，務求國民無法透過facebook及twitter來互通消息，但Google卻推出新服務，該國民眾只需撥一個國際電話號碼，再於語音信箱留言，Google便會將有關留言轉化為文字信息，然後刊登於twitter之上。

以上即時視訊傳播科技的重大突破，又比起顏色革命的那個年代，登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2011年2月10日
i-See主義
葉輝
解放廣場上的深紫色玫瑰

開羅解放廣場上有一團不捨晝夜地燃燒的烈燄，每天都看它好幾回，漸漸就覺得那真的是一束深紫色的玫瑰—原來齊澤克（Slavoj Zizek）也注意到了，廣場上有諸色人等的訴求，民族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理想主義者、機會主義者、愛國者……都來了，唯一缺席的（或出席了而沒有現身的）可能就是原教旨主義者。當然，也可以清晰地看見不在場的西方霸權的身影，他們不在場卻明目張膽地遙控着那團烈燄的溫度，以及那束深紫色玫瑰的光譜。

開羅解放廣場上持續的怒吼，證明了西方自由主義者的犬儒智慧是徹底錯誤的，他們一直堅持一個錯覺，在阿拉伯世界，只有原教旨主義或國族主義才足夠力量動員群眾—但他們錯了，那一束深紫色的玫瑰倒是在原教旨主義者缺席下持續怒放，那倒是革命時期最陰柔的美。

阿歷山大的灰姑娘

在電視新聞畫面來不及覆蓋的解放廣場上，原來還有詩和音樂，有一個名叫Eskenderella的樂隊以詩的名義吶喊着自由和解放的聲音，Eskenderella是一個混合詞，意思就是「阿歷山大（Eskendereyya，埃及口語）的灰姑娘（Cinderella）」，這樂隊以動人的女聲詠唱黎巴嫩詩人哈達德（Fouad Hadad）的《你這青鳥》（You Green Bird）、埃及作曲家達維什（Sayed Darwish）的《甦醒吧，埃及人》（Wake up Egyptians）、埃及詩人奈格姆（Ahmed Fouad Negm）的《全體戀人集合》（All lovers gathered）……也許詩與音樂就像女歌手阿米拉（Emmanuelle Amira）所言：「所有不同的宗教和生活方式實際上表達了相同的和平、謙卑和愛念，在一個被疏離的社會表述的是名副其實的團結。」那詩和音樂，是革命時期最陰柔的美。

也許，已故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埃及小說家馬福茲（Naquib Mahfouz）也錯了，他來不及目睹解放廣場上那一束怒放的深紫色玫瑰，才會有此宿命論：「生命總是太聰明，聰明得騙過了我們；如果它一開始就告訴我們，它的店裏賣些什麼，我們會拒絕出生。」

另一位埃及小說家蘇維芙（Ahdaf Soueif）卻以平常心面對這場偉大的革命，她說她心目中的埃及地圖從沒改變，它永遠是一幅《愛的地圖》（The Map of Love），那是她在2000年出版的小說，講述兩個女子的故事：離了婚的美國女記者到埃及採訪，遇上一個美埃混血的作家；英國寡婦到埃及旅行時，愛上一名埃及民族主義者—小說裏的愛情和政治當然滿有現實的寓意，可她寫道：「那是過去的美，都擱在桌上：雜誌、圖片、一個蠟燭杯、幾本歷史書。你離開它再來看它而它仍在等你—從來沒變。你翻揭了幾頁，從頭再看，你可以揭開前言而知曉結局。而你述說那故事，人活在其中，他們卻只能訴說各自的部分。」

必須承認，我們對埃及其實所知無多，但我們願意耐心傾聽。比如蘇維芙告訴我們，她在前往解放廣場參加集會之前，竟有閒情爬上梯子，掛好一張剛剛洗熨好的門簾，那其實並不荒謬可笑，她寫道：「我只知道我需要為我的睡房掛上洗熨好的門簾，否則它會出現皺紋而要重熨。所以我在出門前花十分鐘將它掛好，再花半分鐘欣賞那柔順而滾滾如浪的雪白……」那門簾的白浪亦如愛的地圖那樣舒伸顧盼，是革命時期的日常生活最陰柔的美。

他們為什麼嘲笑民主

可這陰柔的美不一定包括被尊稱為「普世價值」的民主，或者就像馬福茲所言，埃及人並不是不愛民主，他們會為獨立而不惜犧牲，但他們還沒學懂珍惜民主，他寫道：「我為我們的1919年革命自豪，也為自己身為華夫脫黨員（Wafdist）而自豪，但革命的優先選擇並不是民主，而是擺脫外國的統治……民主還沒有在我們的文化中生根……我們的下一代甚至責備民主，一如責備貪腐和特權……大部分埃及人認定二戰後的民主毫無貢獻—沒有社會公義，沒有自由，甚至沒有完全獨立。他們嘲笑民主。」

必須承認，我們對埃及其實所知無多，我們只知道一點埃及的地理：地處非洲東北角而西奈半島伸入亞洲，位於地中海邊緣而憑尼羅河與中非聯繫，東隔紅海而對岸就是阿拉伯半島；也只知道一點埃及的歷史：歷來屢被外族入侵，西亞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地中海的希臘人和羅馬人、尼羅河流域的努比亞人和北非的柏柏爾人都曾是它的統治者，它也曾像香港那麼淪為英國殖民地，獨立後親過蘇俄又靠攏美國……此所以在纍纍的歷史傷痕中，埃及人對外來文化倒是特別寬容。

但在此時此刻，我們還是重讀馬福茲寫於1956年至1957年的《開羅三部曲》（The Cairo Trilogy），從中或可見出解放廣場上那束怒放的深紫色玫瑰的「前傳」：從二十世紀初葉起，一家人三代從商，前兩代人的目光都集中於反英國殖民的學生運動和民族獨立鬥爭，全力民族主義者組成的華夫脫黨，第三代人卻對民族主義感到失望，或變成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或變成激進的為馬列信徒……固有的道德、理想和價值被摧毀了，馬福茲說：「謊言、誘騙、欺詐、殘忍，像精明的商標和偉大的證書一樣通行無阻……」

是的，馬福茲一生憂患，儘管得享高壽，在這世上活了九十四年，還是來不及目睹解放廣場上的烈燄。我們也未必能看見但我們可以想像，那一束怒放的、散發着最陰柔的美的深紫色玫瑰，必如日常生活裏一幅門簾的白浪，將謊言、誘騙、欺詐和殘忍都淘洗乾淨，就像齊澤克所言：有若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小說的標題—《一個都不留》（And Then There Were None）。

2011年1月20日
i-See主義
葉輝
為當下懷舊：家園和棲居

當我們談論「家園」（homestead）的時候，我們到底在說什麼？是要討論一個住宅單位的呎價？還是要尋找一個安身之所的非物質價值？是北京一個竹造的「蛋蝸居」、「蟻族」的「蟻居」？是倫敦北部李河谷（Lee Valley）的帳篷、一萬五千間船屋漂浮在倫敦運河上的「船屋」，還是香港式的「居屋」、「置安心」？也許，在急促發展而瀰漫着「無家感」（homelessness）的城市裏，「家園」和「棲居」（dwelling）早已淪為不合時宜的詞，於是我們的城市漸漸只有一個關鍵詞：房產（property）。

《每日郵報》說華人富豪幾乎「買起倫敦」，李河谷的帳篷與倫敦運河上的「船屋」，顯然都是高房價所造成的變形（及變質）的「棲居想像」一或者可以說，不同的城市及其發展策略會製造出不同的「棲居想像」；可是香港人彷彿早已被洗腦了，早已忘了「家園」和「棲居」，只有匪夷所思的房產，比如說以903萬元購入西半山豪宅樓花盤，呎價一萬三千元，收樓才發現單位有如一個「爛貨倉」，而實用面積只有四百三十六方呎，實用率僅63％一如此這般的房產故事，真是教人齒冷。

成長之地乃精神家園

我們的城市發展欣欣向榮，「舖王」的故事總是成為小市民茶餘飯後的話題，比如說波斯富街與羅素街交界的一個地舖，建築面積僅六百方呎，以3.8億元易手，呎價達到63.3萬元—那是說，一個面積與普通報攤相若的空間（四呎許乘七呎許，約三十多方呎），價值已逾2000萬元。那麼，以903萬元購入一個形同「爛貨倉」的縮水「豪宅」，似乎也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了。

此所以我一再推介美國意念藝術家麥克凱尼（Mike Kelley）的《流動家園》（Mobile Homestead），那是一個既是居所也是雕塑的物體，它只想告訴所有過路人及駐足賞識者：「你成長的地方，就是你的精神家園。」是的，一直都覺得像《流動的家園》那樣藝術品很值得只知發展而不懂文化的城市參照一當下的底特律一如很多飽受「金融海嘯」衝擊、消費疲乏而陷於半停頓狀態的歐美城市，須要重建的不僅僅是過時的經濟模式與社區設施，更重要的無疑是重建人心，亦即重建市民對「自己的家園」的價值觀。

麥克凱尼的《流動家園》其實是一所裝上輪子的房子，形狀跟美國中西部勞工階層的房屋很相似，但它寓意深遠一既是一件公共雕塑，也是私人的棲居之所，它穿梭於底特律的郊區和市中心，在它移動的時候，載負着的倒是「家園」的精神一那是城市和藝術家的童年乃至成長的記憶，以及城市作為「市民的家園」的發展史，讓市民從過去重新認識當下，並透過「懷當下的舊」（nostalgia for the present），得以想像自己和下一代的將來。

荒村人瑞的滄桑寫照

我們的城市當然像北京容不下一個「蛋蝸居」那樣，不可能出現一些建於河谷的帳篷，更不可能出現數以萬計漂浮於城門河上的「船屋」，只有一些被遺忘於城市邊緣的荒涼村落，隱居了一位駕農夫機車代步的百歲人瑞，苦苦追憶自己的前世今生一每一回在電視新聞看到這位獨居退役老兵，聽他說到大半生的劫後餘生，就隱約覺得他的一生就有若香港百年滄桑的寫照，並且在他有若斷簡殘章的故事碎片裏，重新認識「家園」和「棲居」的另一種意義。

在城市邊緣的荒涼村落，還有一些人回歸童年的成長之地，重建與尋找「家園」和「棲居」早已日益消淡的記憶，他們在思考與實踐「農業」的意義，透過耕種與建造與昔年聚客成梓里的祖先對話，尋尋覓覓自己早已像祖居那樣荒廢了的人生一這大概就像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所論說的「真正的棲居困境」：「終有一死之人總是重新去尋求棲居的本質，他們首先必須學會棲居。要是人的無家感就在於還根本沒有將真正的棲居困境當作這種困境來思考，那又會怎樣呢？而一旦人去思考無家感，它就已然不再是什麼不幸了。正確地思之並且好好地牢記，這種無家可歸狀態乃是把終有一死之人召喚入棲居之中的唯一呼聲。」

容不下對「地方感」種種呼聲

我們的城市當然容不下對「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種種反思與呼聲，只有複製自北方權力中心的「和諧」思維與訓導，此時此刻，我建議只知房產而不知「家園」與「棲居」的官員都不妨花一點時間，讀一讀葉蔭聰的《為當下懷舊：文化保育的前世今生》這本書，從而虛心地了解一下「文化保育」如何從西方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勃興，乃至內地近年非常熱衷申報的「世界文化遺產」，進而釐清當中所涉及的精神涵義一那不僅僅是個人「懷舊」情緒，也不僅僅是泛泛而談的「集體記憶」，而是一種比當下的「和諧」更深更遠的潛力，一種比當下的「維穩」局面更深層次的歸屬感，只有懂得「家園」與「棲居」的意義，方可在五十年之後，那才明白為什麼要「為當下懷舊」。

在此時此刻的語境下，「為當下懷舊」或「懷當下的舊」大概不像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論說的「後現代處境」那麼消極，也不僅僅是一種缺乏歷史深度的文化裝飾，它的主要意涵大抵在於每一個城市和每一個城市人的「童年記憶」，對香港和香港人來說，才不過經歷了幾十年的變遷，「家園」和「棲居」的觀念已經被推土機和飆升的樓價連根拔起了，繼而輾平了，消失無蹤了，「你成長的地方，就是你的精神家園」這句平淡中別有深意的話，無疑很值得我們細細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