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y Lam commented on their own note.
轉載：中國滿族學者研究：普通話是漢滿混合的語言
林忌曰：利瑪竇的《西字奇蹟》證實，明末時的漢語都仲有入音，係滿州人的清朝先廢除入音，普通話係滿蒙語言，孔慶東呢個死漢奸賣孔賊憑乜野叫我地漢人講滿洲話？唔講就係狗？ 摘自 金啟孮先生著《京旗的滿族》 金啟孮談北京的滿族：中國普通話，是滿族人學講北京話而出現的語言。 金啟孮《北京的滿族》 [400年前的北京話：吳語] 北京自建城以來經歷過了許多個朝代的變遷，自古以來北京話有過多少變化？如何變化？從歷史上講，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從意大利來的傳教士利馬竇曾 用羅馬拼音記錄了大量的當時的北京話，這些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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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Li and 138 others lik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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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Lam 林忌曰：利瑪竇的《西字奇蹟》證實，明末時的漢語都仲有入音，係滿州人的清朝先廢除入音，普通話係滿蒙語言，孔慶東呢個死漢奸賣孔賊憑乜野叫我地漢人講滿洲話？唔講就係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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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da Kwan 忌兄, 你真的好心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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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Lam 咁鍾意滿洲話，返去剃頭啦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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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y Sun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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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oli Chapman 佢有資格皈依先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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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rman Nga Yan Cheng 感謝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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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Tak Sum 唔係廢除，係渠哋學唔曉……
13 hours ago · Like · 2
Kay Lam http://www.69fw.com/hy/hywh/9462.html
13 hours ago · Like
Kay Lam http://tupian.hudong.com/a4_54_02_01000000000000119080227197454_jpg.html?prd=zhengwenye_left_neirong_tupian
《西字奇迹》_《西字奇迹》图片_图片百科
tupian.hudong.com
《西字奇迹》_《西字奇迹》图片_图片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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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 Yam 感謝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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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on Chiu 佢（孔慶東）想反共復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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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Ho 謝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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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布 好到point
12 hours ago · Like
Kenvain Lee 孔慶東 根本連狗都不如, 因為狗係人既忠心朋友, 孔慶東只是一隻沒意想的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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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Lam 「站」 是蒙古語的「站赤」(jam)
12 hours ago · Like · 1
Kai Yin Leung 共產黨極權統治 大於 一國兩制 ;
共產黨極權統治 大於 台灣民主選舉 ;
.................................... ;
簡單嚟講 :
共產黨極權統治 大於 一切 !!!
12 hours ago · Like · 1
Kay Lam 由今日起我撐都會駅.....因為驛先係正字，站係錯的
12 hours ago · Like · 8
Zoey Cheung 人地係中文系教授wor 我真係俾佢吹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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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bobo Katze 駅 讀作 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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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my Tam PKU教授驚世偉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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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ara Fun 好, 我地撑粵唔, 正宗漢文化, 有根有據, 奴語死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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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cker Sanchez 孔慶東係曲線支持港人。^_^
10 hours ago · Like
Cheng Sze Ting Daniel 謝謝林忌兄，原來中國南部方得中華文化正統，豈能不支持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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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u Kwan Kiu 孔慶東箇兩撇鬚都好似女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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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u Kwan Kiu 「北京的動植物、建築、日常用品等很多東西都是滿人見所未見」
所以北佬啲植物名，乜香菜，黃瓜，白菜呀，全都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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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o Tong 明官話怎麼成了吳語？明官話應該是吳語客家話和粵語的特點都有，但是跟吳語還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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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o Tong 還有我認為如今粵語的一部份俗字出現其實是傷害粵語正統性的，不過這也是粵語被邊緣化的命運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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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Lam 對於滿族來說，分得清你漢語係來自吳區，已經算好好..
佢都話這是當時的南京話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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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韋拿 [你沒有義務說別的地方的話]你沒有義務說非香港的地方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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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ment LO (1) 蒙古語的音譯。驛站,古時傳遞軍政文書的人中途換馬、食宿或轉遞之所。元代驛站稱“站赤”,省稱“站”。明改站為“驛”。清代“驛”、“站”並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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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Hanswolfgang Chapman 兄好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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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y Soon @Artioli Chapman 剃頭係指剃髮易服，唔係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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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a Walter 其實中國政府曾經有投過票以咩語言為官方語言, 粤語就只差一票就勝北京話, 有傳孫中山由於係講粵語, 但唔想俾人話佢偏心, 所以就投左北京話一票..就只差gor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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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y Soon @Bcbobo Katze 「駅」係「驛」既日語新字體，雖然新字體個人覺得一樣唔係好野，但係點都好睇過中共殘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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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Ho Chuen 我喜歡日本簡化字多於中國囯簡體字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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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ny Liao 作者金先生既然在文中說了“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從意大利來的傳教士利馬竇曾用羅馬拼音記錄了大量的當時的北京話”，但他怎麼不知道利瑪竇的《中國劄記》中早就用Mandarin一詞來稱呼明朝的官話，卻一再說只有北京“內城話”是Mandarin呢？其實此詞來自明朝時期的葡萄牙人對中國官員的稱呼Mandarin，這是由Mandando或Mando Mandare而來，即指揮或命令，後來也稱呼這種通行於明朝官場的語言——官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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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Lam 唐已有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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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刚 孔慶東是個文革殘餘分子，多次企圖為文革翻案，并公開歌頌金正日。此人應該儘快移民移民到北韓去享受那裡的共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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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刚 像這樣的人已經被中國歷史淘汰了，紅衛兵似的人物早就被中國歷史終結了。北韓是她最好的歸屬的，在那裡她不會他不會感到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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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Ho Chuen 但是他很明顯是嚴重的右傾主義者
2 hours ago · Like
Brian Leung 我地可唔可以話英語受到其他外來語言（甚至征服 ）影響而話而家的英語唔正宗，古英語才是正宗的英語？同 係咪都應該接受普通話及北京內城話係中國其中一種語言 -來影響較深的語言？雖然粵語先係我地母語，普通話對我地 只係第三語言，但我地係咪都應該尊重返普通話？
2 hours ago · Like
Shirley Yan 很具研究性的分享，請孔教授讀後才在電視台講話。其對廣東話，對香港，對新加坡的掌握和了解根本不足以作評論，這點就冇資格作教授了。大學教授品質低劣至此，怪不得教不出好學生來。中國的悲哀矣!
2 hours ago · Like
Clement LO 利馬竇記錄的應該是明朝的南京官話，而不是北京官話。
從利瑪竇尋找「官話化石」
http://tw.myblog.yahoo.com/lon-lon/article?mid=249
然而，為什麼在外國的傳教士寫的書裡，“地道的中國話”卻是“純粹的南京話”呢？
400多年前，利瑪竇來到中國。他很快發現，中國各省老百姓說的話各不相同，口語的差別很大，但是還有一種整個帝國官場裡通用的語言，稱為“官話”。
南京官話與北京官話
http://liangruobing.wordpress.com/2010/03/09/%E5%8D%97%E4%BA%AC%E5%AE%98%E8%A9%B1%E8%88%87%E5%8C%97%E4%BA%AC%E5%AE%98%E8%A9%B1/
南京官話指以南京語音為基礎的中國官方標準語，歷史可以追溯到源自東晉的金陵雅音。
清雍正六年設「正音書館」，以北京官話為標準語，在全國推行，以後北京官話逐漸取代南京官話成為中國官場主流的標準語，有人也稱之為北方官話，和被稱為南方官話的南京官話相對應。清末進行國語編審，民國初年擬定國音，「京國之爭」以後實行以北京官話為基礎的新國音，自此以北方官話為藍本的國語（普通話）成為中國官方標準語言。
2 hours ago · Like · 1
Clement LO 有趣：
"南京話音，明清的南京官話，加之六朝的金陵雅音，在中國歷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時也對周邊國家的語音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比如在日本，六朝時期中國傳入日本的語音主要是金陵雅音（又稱吳音）。從江戶時代到明治初年，日本官立學校和民間私塾所教的中國語都是南京話，直至明治九年（1876年）日本官方才轉而使用北京話1。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時美國最初的漢語教學也是基於南京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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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ment LO @Brian : 英文係一種混雜語, 糅合了日耳瓦語 (26%) , 中古法語 (29%), 拉丁語 (29%), 少許希臘語字根 (6%) 以及若干本地語元素,等等.
按純種文化論來講, 英語作為雜種語言，當然不可能有任何高雅文化例如詩詞歌賦出現。
同樣道理，法西意葡都係古拉丁語的不幸墮落，混雜著各種懶音變音。西班牙語更加有若干程度的阿拉伯化。法文的尾音失缺不發，等於入聲字消失，同樣都係一場文化大災難。按純種文化論來講, 這些弱能化語言，不可能承載高雅藝術形式。只有復古式的拉丁文方能繼承大統。。。
但這樣說，合理嗎？歐洲人自己應該不會這樣接受。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English_words_of_French_ori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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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a L Chan 你演繹錯作者主旨，佢係比較內外廷語言。內廷好似電視劇清朝 "OK"=「喳」，有流入漢族民間混合用。
about an hour ago via Mobile · Like
Christina L Chan 文章本義係講 language fusion. 內廷北京話與蒙語混合, 如清朝電視劇 「喳」 = "OK". 有既會流入沛民間漢族, 形成地道版。識少少蒙語同普通話就知2種完全唔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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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0 January 2012
Sunday, 8 January 2012
龍應台：誰的添馬艦 ——我看香港文化主體性
首頁
週三, 2006-06-07 03:11 — 林輝 f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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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2006-06-05
我知道「作客人要有禮貌」。我知道我「不是香港人，所以不懂香港」。我完全承認「你們台灣更糟糕」。所以，講這個題目還真的「我有壓力」，套一句「巴士阿叔」的真情告白。但是，我也相信香港人的開闊，容得了善意的直率。
■添馬艦有故事
「添馬艦」這個名詞的來源是什麼？我問了10個香港人，發現10個香港人都不知道。
於是做了些研究。添馬艦，HMSTamar，是英國海軍一艘軍艦，建造在1863年──太平天國鬧得正兇、美國正在打南北戰爭的時候。是一艘3650公噸的三桅運兵船，1897年以後，留駐維多利亞港內，成為駐港海軍的主力艦。在1941年的香港保衛戰中，日軍入侵，英軍退守港島，港府下令炸毁港內所有船隻以免為日軍所用，添馬艦也被炸沉。在一個海軍戰俘的網頁上，我找到那個奉命炸沉添馬艦的士兵的日記：
十二月十一日，海軍忙碌不堪。所有船隻都開往九龍，接駁撤退的部隊……十九點正，上尉下指令要我駛往昂船洲接運傷者。昂船洲已經被連續轟炸了二十四個小時。我運了三個擔架傷者，還有一些勉強能走的傷兵。二十一點，奉命炸沈添馬艦……夜特別黑，一點光都沒有，發射魚雷風險很大……我發射的第一顆魚雷，沒擊中。
在同一頁上，還有一個短訊，作者的祖父當年是添馬艦的水兵。她問的是：「我的祖父一直在添馬艦上，可是最後卻死在里斯本丸的災難中。六十年了，有誰可以告訴我他在添馬艦的生活？」
戰爭結束後，港府打撈添馬艦，一部分撈上來的木板，據說就做了聖約翰座堂的大門。
沉沒水底的戰爭殘骸，竟然轉化為仰望天空的的宗教情操。
一旦知道了「添馬艦」有這樣滲透着血和淚的歷史以後，就很難對添馬艦保持漠然。
但是，為什麼大部分的香港人不知道這些歷史，彷彿不在乎自己的歷史呢？恐怕也不是天生的冷漠，而是因為在殖民教育中成長；殖民帶來物質成就和現代化，同時也剝奪被殖民者對於歷史的細微敏感和自尊自重。
■強勢政府， 弱勢社會
今天的添馬艦，原來當然是海水，當年的軍艦添馬艦就停泊在這裏。填海之後，就是中環到金鐘海岸線核心區的一塊多出來的空地，以「添馬艦」為名，紀念香港悲壯的烽火歲月。在它「暫時無用」的幾年裏，添馬艦「意外地」成為香港的市民廣場：14,000個人在晴空下圍坐着吃盆菜；5000個人聚在一起泡茶；4000個人在星空下肩靠着肩一起看露天電影。這樣一塊「自由放任」的地，在講究精算的香港絕不可能長久。政府決定在這裏建總部。4.2公頃的地面上，2公頃要闢做「文娛廣場」，另一半要建4棟政府大樓，每一棟大約30到40層高。那到底是多大呢？總建築面積，相當交易廣場第一期和第二期總和。建築費用？52億。
在剛剛興起的添馬艦的辯論裏，讓一個旁觀者最覺不可思議的就是，這麼重大的、影響城市景觀和生態結構的工程案件，竟然可以如此輕易地「過關」。如果是在紐約，在倫敦，在柏林，在東京，甚至在香港人挺「瞧不起」的台北，曾蔭權所提出的「添馬計劃」有太多問題會讓人大喊「未解決」，要窮追猛打了：
譬如問題一，為什麼政府總部要搬遷？人均辦公空間是否真的「嚴重不足」？它的人均辦公空間「不足」是以什麼標準在衡量？跟其他城市的政府空間做過評比嗎？結果如何？跟民間的人均工作空間相比又如何？這些信息若是空白，它如何證明它的空間「不足」？
譬如問題二，假定數據證明空間確實「不足」，那麼高科技電訊溝通系統是否不能補足？當視訊、網絡如此發達而且一天比一天發達的時候，傳統的所謂「辦公空間」的需求是否應該有全新的定義？是否做過調查研究？是否充分舉證了科技亦無法補足空間需求？
譬如問題三，假定人均辦公空間的「不足」有了科學的證明，那麼究竟應該繼續租用私人商業空間，還是擴大原有政府設施，還是乾脆遷址新建，針對各種選項是否做過徹底的分析比較？3種選項的經濟效應、環境影響、永續發展的評估等等，是否可以攤開在陽光下供學界挑戰，請媒體監督，讓社會檢驗？
譬如問題四，假定前述分析比較的結果確實是遷址新建為優，那麼，哪一個地址最為適合？為什麼不是亟需建設的九龍東南？為什麼不是資源分配偏低需要關懷挹注的新界？為什麼不是使用率低得離奇的數碼港？為什麼不是廢棄已久的西環屠房？為什麼一定得是添馬艦？科學的理據和說服在哪裏？
譬如問題五，如果政府總部決定落在添馬艦，那麼九龍東南的規劃是什麼？那麼政府山古蹟群的未來是什麼？那麼新填海中環濱海長廊的具體規劃跟添馬艦之間的呼應關係是什麼？那麼西九龍又將如何？西環屠房要作何處理？
從政府已經披露的資訊來看，這些根本問題都沒有「一個蘿蔔一個坑」的答案，但是52億的款項，立法會幾乎沒有異議。各黨派，除了公民黨，很快就不說話了。少數民間團體，只能要求政府在廠商提出標書之後，把模型拿出來展覽。政府既不需要回答對根本問題的追究──因為反正也沒什麼人在追究；也不必做任何白紙黑字的承諾。答應展出招標事後的模型，還強調這是「破例」，而且人民不能給意見，政府已經給人民很大「面子」，做了「讓步」了。
香港政府真的強勢有為。民間，也真溫順得可以。
■挖土機你為 什麼這 麼急？
我無意說，政府強勢一定不好。很多政府可能對香港政府充滿羨慕：預算超高(香港政府預算是台北的8倍)，主導性超強，社會力超弱。強勢政府尤其喜歡在工程上展現魄力，因為工程是最容易看得見的政績。
香港政府的「勵精圖治」企圖是很明顯的：政府剛剛公布了中環新海濱規劃方案，宣稱要「締造令人嚮往的消閒休憩用地及海港和商業中心」，要「發展成為象徵香港的世界級海濱」。天星碼頭旁將興建3組商廈建築群，包括28層高的商廈、18層高的「無敵海景酒店」，以及9層高但是長400多米的「摩地大廈」。除了這「世界級海濱」之外，西九龍40公頃的工程在規劃推動中；添馬艦將有政府大樓群等等，還不必談及大嶼山的開發以及各種跨界大橋的規劃。
政府強勢不一定不好，但是，當我們面對一個「勵精圖治」的政府時，當強勢政府像一個巨大的挖土機在橫衝直撞時，社會不能沒有一個深思的心靈和長遠宏觀的眼睛。我們可能必須在轟隆作響、天翻地覆的挖土機前，放上一朵脆弱、柔軟、美麗的小花。
脆弱、柔軟、美麗的小花提醒的是：
城市規劃是牽一髮動全身的。
以維多利亞港來說，中環濱海長廊的建築，勢必整個改變「香港的臉」──舉世聞名的浪漫維港景觀。想像你站到水中央，往維港四周緩緩做360度的觀覽，從西九、尖沙嘴、尖東、銅鑼灣、金鐘、中環、上環，一路流轉回到西九，維港的整體景觀，色彩、光影、山脊線與天際線的交錯，海港與建築風格之間的相輔相成諧調之美，是否有整體的預想呢？或者還是讓每一個海濱工程孤立的、局部的、偶然性依一時一刻之需而發展？
政府山的古蹟群，是香港唯一的一片完整殖民建築風格了，曾蔭權無論如何不願承諾保護，這些古蹟若是有一天剷除了，又變成以金錢計算平方呎的地產價值，香港人能夠忍受這樣對待自己的歷史嗎？如果保留了，添馬艦52億的大洞，你又如何填補？
如果這一切都還沒想好──那麼，挖土機啊，你究竟為什麼這麼急？
■香港跟誰比？
當主事者總是用「世界級」、「地標」、「香港精神」來描繪自己的「勵精圖治」的企圖時，我們能不能聽見一個小小的、安靜的聲音說，為什麼香港需要「地標」？「世界級」是跟誰比？比什麼？「香港精神」又是什麼？
西班牙的畢爾包怎麼能拿來跟香港比呢？畢爾包需要FrankGehry的古根漢美術館作為地標，因為畢爾包是個極其普通的不起眼的小城，它可以用一個標新立異的特殊建築作為地標來突出自己。香港卻是一片璀璨，地標如雲，當地標被地標淹沒的時候，你還看得見地標嗎？地標還有意義嗎？
如果說，像畢爾包這種只有常民生活而缺特色建築的城市需要現代建築來作為地標，那麼地標簇擁的香港所需要的，反而是常民生活的沉澱，小街小巷老市場的珍愛呵護，讓「市井人文感」更醇厚更馥郁，而根本不是高大奇偉的所謂「地標」。
至於「世界級」，又是跟誰比呢？又是紐約倫敦巴黎柏林之流吧？問題一，為什麼要跟她們比？香港的基礎建設，比她們都好。香港的國際感，超過柏林。香港的治安，紐約不能比。香港的傳奇歷史，比倫敦還精彩。香港自己就是「世界級」，哪來的自卑感，老是要用「世界級」來給自己壯膽增威？
問題二，就是要比，香港要跟這些城市比「世界級」的，仍舊是硬體工程嗎？什麼時候，你終於要開始跟人家比「內涵」呢？為什麼不去和巴黎倫敦的古蹟、老街、舊磨坊、人文薈萃的河左岸、車庫廠房裏的藝術村去比「世界級」呢？
然後，代表「香港精神」的，仍舊是「無敵海景」的酒店？仍舊是已經滿城皆是的購物商廈？這種意涵的「香港精神」，又是「誰」下的定義呢？地產商？還是灣仔、西環、屯門、大埔、深水埗的人民？
■一個 謙抑樸 素的政府
添馬艦所在，是香港的核心，香港面向世界的舞台。燈光一亮起，香港的嫵媚姿態光彩動人。請問，任何東西都可以被擺到舞台上去嗎？
封建時代，貴族以金錢和絕對的權力打造宮殿，宮殿成為城市的中心。在一個現代社會裏，政府是服務市民的「公僕」──它是人民的庫房、機房、廚房、帳房、屠房，也就是一個servicequarter，服務區。誰會把服務區放到舞台上面去？誰會把庫房機房帳房廚房屠房，放到一棟房子最重要的前廳去呢？
城市走多了的人，有一個指標：一個城市政府大樓如果富麗堂皇，而且建在城市的核心，那通常表示，這個城市是個政權獨大的體制。如果主權在民，公民力量強大，政府大樓通常建得謙抑樸素，緊守「公僕」服務的本分而不敢做權力的張揚。紐約的市政府、柏林的市政府、倫敦的市政府，我們知道在哪裏嗎？他們佔據城市的核心舞台嗎？
所以，嘿，把政府總部遷到西環屠房如何？屠房適合政府的「公僕」地位，而老舊的西環也非常需要社區振興，不是嗎？
中環最突兀的，是解放軍大樓。把軍隊擺在香港面向世界最燦亮的舞台中心，等於是把兵器倉庫放到客廳裏去了，你能想像巴黎把軍隊駐在羅浮宮旁嗎？從前英國人這樣做，是為了炫耀它的殖民權力──企圖之囂張，不言而喻；今天， 還有這必要嗎？景觀上不倫不類暫且不說，它所透露的粗暴意涵，更是招引負面解讀。曾蔭權政府最該做的，是設法把解放軍從中環遷走，把海濱還給人民。這
不去努力，卻反而更將政府大樓擺到添馬艦去，說是創造一個「市民精神地標」(iconicciviccore)。
在很多其他城市，公民恐怕早已「磨刀霍霍」上街抗議了。在一個公民社會裏，代表一個城市的「精神」的，絕不可能是一個城市的政府大樓。它可能是歌劇院，譬如悉尼；可能是博物館，譬如巴黎；可能是藝術家出沒的村子，譬如紐約；可能是老街老巷老廟老樹，譬如京都；可能是一條滄桑斑駁的老橋，譬如布拉格。但是，什麼樣的城市，會把市政府──一種權力機構，或服務區，當作精神標誌？
中環的維港是全世界看見的香港面貌，那面貌，真的是風情萬種。香港希望讓世界看見的，難道是市政府大樓？
把政府大樓放在添馬艦，怎麼看，都讓人覺得有一種權力的不知謙抑，不知收斂。
■真正的「 香港精神」
更符合「香港精神」的，恐怕反倒是一萬多個市民在晴空下圍坐吃盆菜，反倒是5000個人開心泡茶、聽音樂；反倒是4000個人在星空下肩靠着肩看露天電影，一起哭，一起笑。當世界看見的香港，不只是千篇一律的酒店和商廈，不只是冰冷淡漠的建築，如果世界還看得見香港的「人」──快樂的、悲傷的、泡茶的吃飯的、散步的追風箏的，憤怒示威的、激動落淚的，彼此打氣相互鼓勵的香港的常民生活，也就是一個有生活內涵、有人的性格的城市，那才真的是「世界級」的「香港精神」吧？
衡量社會的進步，錢，不是唯一的指標。一個4公頃的廣場，或許失去了以平方呎計算地產的金錢，可是一個面對全世界的正面的香港形象，能用港幣或美金來計算嗎？市民，因為在廣場「歌於斯，哭於斯」而凝聚出來的深遠文化認同和社群意識，能用一平方呎多少來計算嗎？
2004年11月9日，在同一個地點，我提出對西九龍的質疑。當時有這樣一段話：
在香港，經濟效益是所有決策的核心考量，開發是唯一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意思就是，它已經成為一種固執的信仰，人們不再去懷疑或追問它的存在邏輯。所造成的結果就是，你覺得香港很多元嗎？不，它極為單調，因為整個城市被一種單一的商業邏輯所壟斷。商廈和街道面貌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不管是又一城還是太古廣場還是置地廣場，一樣的建築，一樣的商店，一樣的貨物，一樣的品味，一樣「歡迎光臨」的音調。走在光亮滑溜的廊道上，你看見物品看不見人，物品固然是一個品牌的重複再重複，售貨員也像生產線上的標準模。連咖啡館都只有標準面貌的連鎖店。
如果僅只在這些大商廈裏行走，你會得到一個印象：香港什麼都有，唯一沒有的是個性。
兩年過去了，西九龍前途未卜，中環海濱正準備大肆建築，添馬艦箭在弦上，政府山古蹟群處境堪危，香港的城市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可是，社會裏關心的人卻非常、非常少。兩個月前，我曾問一班大約50個大學生，他們是否知道添馬艦的事情，答覆知道的只有一兩個。
文化主體性，我想並非僅只是政治層面的六四靜坐和七一遊行，香港和北京的精神拔河。關心香港本地的永續發展，關心香港留給下一代什麼樣的香港，是更關鍵的文化主體性的意識呈現。但是，政黨的立場搖擺不定，非政府組織的力量零散薄弱，大學生，對社會議題彷彿完全視若無睹，漠不關心。而他畢業後一旦進入政府，成為官僚體系成員，卻開始強勢行政主導。
陳冠中有一篇文章，我覺得是香港人了解自己必讀、外地人了解香港人必讀的，叫做「我這一代香港人」。他是這麼描述現在四五十歲這一代，也就是社會主流的：
我們整個長期教育最終讓我們記住的就是那麼一種教育：沒什麼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偉很長遠的東西。這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一種思想心態：我們自以為擅隨機應變，什麼都能學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時間內過關交貨，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報……不在公共領域集體爭權益，只做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的特色……是的，我們愛錢。(註)
「在最短的時間內過關交貨」的思維，或許可以造就眼前的效率成果，但是窒礙了宏觀的、長期的、永續的思考。「不在公共領域集體爭權益」的順民習慣，或許可以贏得個人的事業領先，但是犧牲了社會整體的進步。
我不懷疑曾蔭權的愛港之心，但是他的決策可能是錯的，龍應台的意見更可能是錯的，但那不是重點。重點是公民參與，是公民辯論，重點是香港人何時敢挑戰短視和功利主義，是香港人何時敢把香港的未來抓在自己手裏，而不是放任精英官僚和地產財團決定自己和下一代人的命運。
公民以香港為家，對香港負責，這，才是「文化主體性」，才是「香港精神」吧。
(2006年6月2日於香港大學的演講)作者電郵：ytlung@hku.hk
註：《我這一代香港人》，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05，第8、10、12頁
香港的基礎建設，比她們都好。香港的國際感，超過柏林。香港的治安，紐約不能比。香港的傳奇歷史，比倫敦還精彩。香港自己就是「世界級」，哪來的自卑感，老是要用「世界級」來給自己壯膽增威？
重點是公民參與，是公民辯論，重點是香港人何時敢挑戰短視和功利主義，是香港人何時敢把香港的未來抓在自己手裏，而不是放任精英官僚和地產財團決定自己和下一代人的命運。
專欄文章
週三, 2006-06-07 03:11 — 林輝 f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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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2006-06-05
我知道「作客人要有禮貌」。我知道我「不是香港人，所以不懂香港」。我完全承認「你們台灣更糟糕」。所以，講這個題目還真的「我有壓力」，套一句「巴士阿叔」的真情告白。但是，我也相信香港人的開闊，容得了善意的直率。
■添馬艦有故事
「添馬艦」這個名詞的來源是什麼？我問了10個香港人，發現10個香港人都不知道。
於是做了些研究。添馬艦，HMSTamar，是英國海軍一艘軍艦，建造在1863年──太平天國鬧得正兇、美國正在打南北戰爭的時候。是一艘3650公噸的三桅運兵船，1897年以後，留駐維多利亞港內，成為駐港海軍的主力艦。在1941年的香港保衛戰中，日軍入侵，英軍退守港島，港府下令炸毁港內所有船隻以免為日軍所用，添馬艦也被炸沉。在一個海軍戰俘的網頁上，我找到那個奉命炸沉添馬艦的士兵的日記：
十二月十一日，海軍忙碌不堪。所有船隻都開往九龍，接駁撤退的部隊……十九點正，上尉下指令要我駛往昂船洲接運傷者。昂船洲已經被連續轟炸了二十四個小時。我運了三個擔架傷者，還有一些勉強能走的傷兵。二十一點，奉命炸沈添馬艦……夜特別黑，一點光都沒有，發射魚雷風險很大……我發射的第一顆魚雷，沒擊中。
在同一頁上，還有一個短訊，作者的祖父當年是添馬艦的水兵。她問的是：「我的祖父一直在添馬艦上，可是最後卻死在里斯本丸的災難中。六十年了，有誰可以告訴我他在添馬艦的生活？」
戰爭結束後，港府打撈添馬艦，一部分撈上來的木板，據說就做了聖約翰座堂的大門。
沉沒水底的戰爭殘骸，竟然轉化為仰望天空的的宗教情操。
一旦知道了「添馬艦」有這樣滲透着血和淚的歷史以後，就很難對添馬艦保持漠然。
但是，為什麼大部分的香港人不知道這些歷史，彷彿不在乎自己的歷史呢？恐怕也不是天生的冷漠，而是因為在殖民教育中成長；殖民帶來物質成就和現代化，同時也剝奪被殖民者對於歷史的細微敏感和自尊自重。
■強勢政府， 弱勢社會
今天的添馬艦，原來當然是海水，當年的軍艦添馬艦就停泊在這裏。填海之後，就是中環到金鐘海岸線核心區的一塊多出來的空地，以「添馬艦」為名，紀念香港悲壯的烽火歲月。在它「暫時無用」的幾年裏，添馬艦「意外地」成為香港的市民廣場：14,000個人在晴空下圍坐着吃盆菜；5000個人聚在一起泡茶；4000個人在星空下肩靠着肩一起看露天電影。這樣一塊「自由放任」的地，在講究精算的香港絕不可能長久。政府決定在這裏建總部。4.2公頃的地面上，2公頃要闢做「文娛廣場」，另一半要建4棟政府大樓，每一棟大約30到40層高。那到底是多大呢？總建築面積，相當交易廣場第一期和第二期總和。建築費用？52億。
在剛剛興起的添馬艦的辯論裏，讓一個旁觀者最覺不可思議的就是，這麼重大的、影響城市景觀和生態結構的工程案件，竟然可以如此輕易地「過關」。如果是在紐約，在倫敦，在柏林，在東京，甚至在香港人挺「瞧不起」的台北，曾蔭權所提出的「添馬計劃」有太多問題會讓人大喊「未解決」，要窮追猛打了：
譬如問題一，為什麼政府總部要搬遷？人均辦公空間是否真的「嚴重不足」？它的人均辦公空間「不足」是以什麼標準在衡量？跟其他城市的政府空間做過評比嗎？結果如何？跟民間的人均工作空間相比又如何？這些信息若是空白，它如何證明它的空間「不足」？
譬如問題二，假定數據證明空間確實「不足」，那麼高科技電訊溝通系統是否不能補足？當視訊、網絡如此發達而且一天比一天發達的時候，傳統的所謂「辦公空間」的需求是否應該有全新的定義？是否做過調查研究？是否充分舉證了科技亦無法補足空間需求？
譬如問題三，假定人均辦公空間的「不足」有了科學的證明，那麼究竟應該繼續租用私人商業空間，還是擴大原有政府設施，還是乾脆遷址新建，針對各種選項是否做過徹底的分析比較？3種選項的經濟效應、環境影響、永續發展的評估等等，是否可以攤開在陽光下供學界挑戰，請媒體監督，讓社會檢驗？
譬如問題四，假定前述分析比較的結果確實是遷址新建為優，那麼，哪一個地址最為適合？為什麼不是亟需建設的九龍東南？為什麼不是資源分配偏低需要關懷挹注的新界？為什麼不是使用率低得離奇的數碼港？為什麼不是廢棄已久的西環屠房？為什麼一定得是添馬艦？科學的理據和說服在哪裏？
譬如問題五，如果政府總部決定落在添馬艦，那麼九龍東南的規劃是什麼？那麼政府山古蹟群的未來是什麼？那麼新填海中環濱海長廊的具體規劃跟添馬艦之間的呼應關係是什麼？那麼西九龍又將如何？西環屠房要作何處理？
從政府已經披露的資訊來看，這些根本問題都沒有「一個蘿蔔一個坑」的答案，但是52億的款項，立法會幾乎沒有異議。各黨派，除了公民黨，很快就不說話了。少數民間團體，只能要求政府在廠商提出標書之後，把模型拿出來展覽。政府既不需要回答對根本問題的追究──因為反正也沒什麼人在追究；也不必做任何白紙黑字的承諾。答應展出招標事後的模型，還強調這是「破例」，而且人民不能給意見，政府已經給人民很大「面子」，做了「讓步」了。
香港政府真的強勢有為。民間，也真溫順得可以。
■挖土機你為 什麼這 麼急？
我無意說，政府強勢一定不好。很多政府可能對香港政府充滿羨慕：預算超高(香港政府預算是台北的8倍)，主導性超強，社會力超弱。強勢政府尤其喜歡在工程上展現魄力，因為工程是最容易看得見的政績。
香港政府的「勵精圖治」企圖是很明顯的：政府剛剛公布了中環新海濱規劃方案，宣稱要「締造令人嚮往的消閒休憩用地及海港和商業中心」，要「發展成為象徵香港的世界級海濱」。天星碼頭旁將興建3組商廈建築群，包括28層高的商廈、18層高的「無敵海景酒店」，以及9層高但是長400多米的「摩地大廈」。除了這「世界級海濱」之外，西九龍40公頃的工程在規劃推動中；添馬艦將有政府大樓群等等，還不必談及大嶼山的開發以及各種跨界大橋的規劃。
政府強勢不一定不好，但是，當我們面對一個「勵精圖治」的政府時，當強勢政府像一個巨大的挖土機在橫衝直撞時，社會不能沒有一個深思的心靈和長遠宏觀的眼睛。我們可能必須在轟隆作響、天翻地覆的挖土機前，放上一朵脆弱、柔軟、美麗的小花。
脆弱、柔軟、美麗的小花提醒的是：
城市規劃是牽一髮動全身的。
以維多利亞港來說，中環濱海長廊的建築，勢必整個改變「香港的臉」──舉世聞名的浪漫維港景觀。想像你站到水中央，往維港四周緩緩做360度的觀覽，從西九、尖沙嘴、尖東、銅鑼灣、金鐘、中環、上環，一路流轉回到西九，維港的整體景觀，色彩、光影、山脊線與天際線的交錯，海港與建築風格之間的相輔相成諧調之美，是否有整體的預想呢？或者還是讓每一個海濱工程孤立的、局部的、偶然性依一時一刻之需而發展？
政府山的古蹟群，是香港唯一的一片完整殖民建築風格了，曾蔭權無論如何不願承諾保護，這些古蹟若是有一天剷除了，又變成以金錢計算平方呎的地產價值，香港人能夠忍受這樣對待自己的歷史嗎？如果保留了，添馬艦52億的大洞，你又如何填補？
如果這一切都還沒想好──那麼，挖土機啊，你究竟為什麼這麼急？
■香港跟誰比？
當主事者總是用「世界級」、「地標」、「香港精神」來描繪自己的「勵精圖治」的企圖時，我們能不能聽見一個小小的、安靜的聲音說，為什麼香港需要「地標」？「世界級」是跟誰比？比什麼？「香港精神」又是什麼？
西班牙的畢爾包怎麼能拿來跟香港比呢？畢爾包需要FrankGehry的古根漢美術館作為地標，因為畢爾包是個極其普通的不起眼的小城，它可以用一個標新立異的特殊建築作為地標來突出自己。香港卻是一片璀璨，地標如雲，當地標被地標淹沒的時候，你還看得見地標嗎？地標還有意義嗎？
如果說，像畢爾包這種只有常民生活而缺特色建築的城市需要現代建築來作為地標，那麼地標簇擁的香港所需要的，反而是常民生活的沉澱，小街小巷老市場的珍愛呵護，讓「市井人文感」更醇厚更馥郁，而根本不是高大奇偉的所謂「地標」。
至於「世界級」，又是跟誰比呢？又是紐約倫敦巴黎柏林之流吧？問題一，為什麼要跟她們比？香港的基礎建設，比她們都好。香港的國際感，超過柏林。香港的治安，紐約不能比。香港的傳奇歷史，比倫敦還精彩。香港自己就是「世界級」，哪來的自卑感，老是要用「世界級」來給自己壯膽增威？
問題二，就是要比，香港要跟這些城市比「世界級」的，仍舊是硬體工程嗎？什麼時候，你終於要開始跟人家比「內涵」呢？為什麼不去和巴黎倫敦的古蹟、老街、舊磨坊、人文薈萃的河左岸、車庫廠房裏的藝術村去比「世界級」呢？
然後，代表「香港精神」的，仍舊是「無敵海景」的酒店？仍舊是已經滿城皆是的購物商廈？這種意涵的「香港精神」，又是「誰」下的定義呢？地產商？還是灣仔、西環、屯門、大埔、深水埗的人民？
■一個 謙抑樸 素的政府
添馬艦所在，是香港的核心，香港面向世界的舞台。燈光一亮起，香港的嫵媚姿態光彩動人。請問，任何東西都可以被擺到舞台上去嗎？
封建時代，貴族以金錢和絕對的權力打造宮殿，宮殿成為城市的中心。在一個現代社會裏，政府是服務市民的「公僕」──它是人民的庫房、機房、廚房、帳房、屠房，也就是一個servicequarter，服務區。誰會把服務區放到舞台上面去？誰會把庫房機房帳房廚房屠房，放到一棟房子最重要的前廳去呢？
城市走多了的人，有一個指標：一個城市政府大樓如果富麗堂皇，而且建在城市的核心，那通常表示，這個城市是個政權獨大的體制。如果主權在民，公民力量強大，政府大樓通常建得謙抑樸素，緊守「公僕」服務的本分而不敢做權力的張揚。紐約的市政府、柏林的市政府、倫敦的市政府，我們知道在哪裏嗎？他們佔據城市的核心舞台嗎？
所以，嘿，把政府總部遷到西環屠房如何？屠房適合政府的「公僕」地位，而老舊的西環也非常需要社區振興，不是嗎？
中環最突兀的，是解放軍大樓。把軍隊擺在香港面向世界最燦亮的舞台中心，等於是把兵器倉庫放到客廳裏去了，你能想像巴黎把軍隊駐在羅浮宮旁嗎？從前英國人這樣做，是為了炫耀它的殖民權力──企圖之囂張，不言而喻；今天， 還有這必要嗎？景觀上不倫不類暫且不說，它所透露的粗暴意涵，更是招引負面解讀。曾蔭權政府最該做的，是設法把解放軍從中環遷走，把海濱還給人民。這
不去努力，卻反而更將政府大樓擺到添馬艦去，說是創造一個「市民精神地標」(iconicciviccore)。
在很多其他城市，公民恐怕早已「磨刀霍霍」上街抗議了。在一個公民社會裏，代表一個城市的「精神」的，絕不可能是一個城市的政府大樓。它可能是歌劇院，譬如悉尼；可能是博物館，譬如巴黎；可能是藝術家出沒的村子，譬如紐約；可能是老街老巷老廟老樹，譬如京都；可能是一條滄桑斑駁的老橋，譬如布拉格。但是，什麼樣的城市，會把市政府──一種權力機構，或服務區，當作精神標誌？
中環的維港是全世界看見的香港面貌，那面貌，真的是風情萬種。香港希望讓世界看見的，難道是市政府大樓？
把政府大樓放在添馬艦，怎麼看，都讓人覺得有一種權力的不知謙抑，不知收斂。
■真正的「 香港精神」
更符合「香港精神」的，恐怕反倒是一萬多個市民在晴空下圍坐吃盆菜，反倒是5000個人開心泡茶、聽音樂；反倒是4000個人在星空下肩靠着肩看露天電影，一起哭，一起笑。當世界看見的香港，不只是千篇一律的酒店和商廈，不只是冰冷淡漠的建築，如果世界還看得見香港的「人」──快樂的、悲傷的、泡茶的吃飯的、散步的追風箏的，憤怒示威的、激動落淚的，彼此打氣相互鼓勵的香港的常民生活，也就是一個有生活內涵、有人的性格的城市，那才真的是「世界級」的「香港精神」吧？
衡量社會的進步，錢，不是唯一的指標。一個4公頃的廣場，或許失去了以平方呎計算地產的金錢，可是一個面對全世界的正面的香港形象，能用港幣或美金來計算嗎？市民，因為在廣場「歌於斯，哭於斯」而凝聚出來的深遠文化認同和社群意識，能用一平方呎多少來計算嗎？
2004年11月9日，在同一個地點，我提出對西九龍的質疑。當時有這樣一段話：
在香港，經濟效益是所有決策的核心考量，開發是唯一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意思就是，它已經成為一種固執的信仰，人們不再去懷疑或追問它的存在邏輯。所造成的結果就是，你覺得香港很多元嗎？不，它極為單調，因為整個城市被一種單一的商業邏輯所壟斷。商廈和街道面貌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不管是又一城還是太古廣場還是置地廣場，一樣的建築，一樣的商店，一樣的貨物，一樣的品味，一樣「歡迎光臨」的音調。走在光亮滑溜的廊道上，你看見物品看不見人，物品固然是一個品牌的重複再重複，售貨員也像生產線上的標準模。連咖啡館都只有標準面貌的連鎖店。
如果僅只在這些大商廈裏行走，你會得到一個印象：香港什麼都有，唯一沒有的是個性。
兩年過去了，西九龍前途未卜，中環海濱正準備大肆建築，添馬艦箭在弦上，政府山古蹟群處境堪危，香港的城市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可是，社會裏關心的人卻非常、非常少。兩個月前，我曾問一班大約50個大學生，他們是否知道添馬艦的事情，答覆知道的只有一兩個。
文化主體性，我想並非僅只是政治層面的六四靜坐和七一遊行，香港和北京的精神拔河。關心香港本地的永續發展，關心香港留給下一代什麼樣的香港，是更關鍵的文化主體性的意識呈現。但是，政黨的立場搖擺不定，非政府組織的力量零散薄弱，大學生，對社會議題彷彿完全視若無睹，漠不關心。而他畢業後一旦進入政府，成為官僚體系成員，卻開始強勢行政主導。
陳冠中有一篇文章，我覺得是香港人了解自己必讀、外地人了解香港人必讀的，叫做「我這一代香港人」。他是這麼描述現在四五十歲這一代，也就是社會主流的：
我們整個長期教育最終讓我們記住的就是那麼一種教育：沒什麼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偉很長遠的東西。這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一種思想心態：我們自以為擅隨機應變，什麼都能學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時間內過關交貨，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報……不在公共領域集體爭權益，只做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的特色……是的，我們愛錢。(註)
「在最短的時間內過關交貨」的思維，或許可以造就眼前的效率成果，但是窒礙了宏觀的、長期的、永續的思考。「不在公共領域集體爭權益」的順民習慣，或許可以贏得個人的事業領先，但是犧牲了社會整體的進步。
我不懷疑曾蔭權的愛港之心，但是他的決策可能是錯的，龍應台的意見更可能是錯的，但那不是重點。重點是公民參與，是公民辯論，重點是香港人何時敢挑戰短視和功利主義，是香港人何時敢把香港的未來抓在自己手裏，而不是放任精英官僚和地產財團決定自己和下一代人的命運。
公民以香港為家，對香港負責，這，才是「文化主體性」，才是「香港精神」吧。
(2006年6月2日於香港大學的演講)作者電郵：ytlung@hku.hk
註：《我這一代香港人》，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05，第8、10、12頁
香港的基礎建設，比她們都好。香港的國際感，超過柏林。香港的治安，紐約不能比。香港的傳奇歷史，比倫敦還精彩。香港自己就是「世界級」，哪來的自卑感，老是要用「世界級」來給自己壯膽增威？
重點是公民參與，是公民辯論，重點是香港人何時敢挑戰短視和功利主義，是香港人何時敢把香港的未來抓在自己手裏，而不是放任精英官僚和地產財團決定自己和下一代人的命運。
專欄文章
Monday, 19 December 2011
聖誕食波蘭鵝
聖誕節食火雞，並非西方傳統，而是近代風俗。家裡布置聖誕樹、交換禮物、壁爐夜話、小孩在賓客面前彈唱演藝，也是近二百年的市民階級和城市核心家庭的風俗，不很古老。
聖誕大餐烤火雞，雞腹內釀栗子、薯仔等，伴以小椰菜、薯蓉和紅莓汁而食，看來豐盛，味道卻是不敢恭維，尤其是火雞肉質之粗糙，肉味之寡淡，可謂禽鳥之中最難食者。故此蘸火雞肉的醬汁，是聖誕大餐的成敗要素。
於歐洲人而言，聖誕無疑是本土與異域風俗的大雜燴，伯利恆、東方三博士、香料、神秘的聖尼古拉斯、鹿車、木製玩具和聖誕音樂，也不在乎另加一道異域飲食——火雞。火雞成為聖誕大餐，是由於出自異域，物以罕為貴，十六世紀由西班牙人從南美洲帶入歐洲，成為貴族盤中之物，當時誤以為此鳥經由土耳其運來，故名之為turkey。火雞未入歐洲之前，聖誕食鵝，山民偶然有鹿肉或野豬肉。即使後來上流社會時興食火雞，鵝仍是平民聖誕之美饌。
直至十九世紀，歐洲人生活艱苦，聖誕食鵝是大件事，甚至要平日每月給商販或鵝農供款，聖誕才儲到錢食肥鵝。「鵝會」(gooseclub)好似香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前的供「月餅會」，都是期貨的初期模樣。英國小說家查爾斯•狄更斯的《小氣財神》(《聖誕頌歌》A Christmas Carol 1843)裡面的卡樂捷(Cratchi)一家，正是鵝會的成員，月供幾便士(pennies)，聖誕可領鵝。第三章記載了他們煮鵝的情景：卡樂捷太太煮稠肉汁、彼德壓薯蓉、白蓮達太太煮甜蘋果醬、瑪莎擦碟。小孩坐定，人人口含鐵匙，準備大啖鵝肉。
旅居德國的時候，我也試過煮聖誕鵝(Weihnachtsgans)。煮的是好大、好便宜的波蘭急凍鵝，要漏夜放在暖氣管上解凍。塞入栗子、香草、蘋果、梨乾、橙肉、胡蘿蔔、洋蔥、蒜苗之類，放入焗爐一個半小時，鵝身抹鹽、肉桂粉、乾蒜粉，不時拿出來傾出肉汁。肉汁之後用小鑊煮稠，用紅椰菜、香草嫩薯仔伴碟。將蔬菜釀入鵝肚，有如放糧入倉，鵝烤得吱吱滴油，鵝肚又如滴水岩洞，蔬菜吸收肉汁，涓滴不失。這種聖誕鵝的煮法，一看便知是貧民之食：鵝雖大，鵝肉仍不夠分，於是將難食的蔬菜蘸滿鵝油調味，餵飽一家大小。
聖誕除了慶祝耶穌基督帶來福音之外，也是分享的時候，分享錢財、食物、歡樂、信仰。平安夜唱聖詩、報佳音，就是分享平安喜樂。即使不是基督徒，旅居海外，可以煮聖誕鵝、聽聖詩、入主教府望彌撒，亦是人生一大樂事。
陳雲
旅居德國的時候，我試過煮聖誕鵝(Weihnachtsgans)。煮的是好大、好便宜的波蘭急凍鵝，要漏夜放在暖氣管上解凍。塞入栗子、香草、蘋果、梨乾、橙肉、胡蘿蔔、洋蔥、蒜苗之類，放入焗爐一個半小時，鵝身抹鹽、肉桂粉、乾蒜粉，不時拿出來傾出肉汁。肉汁之後用小鑊煮稠，用紅椰菜、香草嫩薯仔伴碟。將蔬菜釀入鵝肚，有如放糧入倉，鵝烤得吱吱滴油，鵝肚又如滴水岩洞，蔬菜吸收肉汁，涓滴不失。這種聖誕鵝的煮法，一看便知是貧民之食：鵝雖大，鵝肉仍不夠分，於是將難食的蔬菜蘸滿鵝油調味，餵飽一家大小。
聖誕大餐烤火雞，雞腹內釀栗子、薯仔等，伴以小椰菜、薯蓉和紅莓汁而食，看來豐盛，味道卻是不敢恭維，尤其是火雞肉質之粗糙，肉味之寡淡，可謂禽鳥之中最難食者。故此蘸火雞肉的醬汁，是聖誕大餐的成敗要素。
於歐洲人而言，聖誕無疑是本土與異域風俗的大雜燴，伯利恆、東方三博士、香料、神秘的聖尼古拉斯、鹿車、木製玩具和聖誕音樂，也不在乎另加一道異域飲食——火雞。火雞成為聖誕大餐，是由於出自異域，物以罕為貴，十六世紀由西班牙人從南美洲帶入歐洲，成為貴族盤中之物，當時誤以為此鳥經由土耳其運來，故名之為turkey。火雞未入歐洲之前，聖誕食鵝，山民偶然有鹿肉或野豬肉。即使後來上流社會時興食火雞，鵝仍是平民聖誕之美饌。
直至十九世紀，歐洲人生活艱苦，聖誕食鵝是大件事，甚至要平日每月給商販或鵝農供款，聖誕才儲到錢食肥鵝。「鵝會」(gooseclub)好似香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前的供「月餅會」，都是期貨的初期模樣。英國小說家查爾斯•狄更斯的《小氣財神》(《聖誕頌歌》A Christmas Carol 1843)裡面的卡樂捷(Cratchi)一家，正是鵝會的成員，月供幾便士(pennies)，聖誕可領鵝。第三章記載了他們煮鵝的情景：卡樂捷太太煮稠肉汁、彼德壓薯蓉、白蓮達太太煮甜蘋果醬、瑪莎擦碟。小孩坐定，人人口含鐵匙，準備大啖鵝肉。
旅居德國的時候，我也試過煮聖誕鵝(Weihnachtsgans)。煮的是好大、好便宜的波蘭急凍鵝，要漏夜放在暖氣管上解凍。塞入栗子、香草、蘋果、梨乾、橙肉、胡蘿蔔、洋蔥、蒜苗之類，放入焗爐一個半小時，鵝身抹鹽、肉桂粉、乾蒜粉，不時拿出來傾出肉汁。肉汁之後用小鑊煮稠，用紅椰菜、香草嫩薯仔伴碟。將蔬菜釀入鵝肚，有如放糧入倉，鵝烤得吱吱滴油，鵝肚又如滴水岩洞，蔬菜吸收肉汁，涓滴不失。這種聖誕鵝的煮法，一看便知是貧民之食：鵝雖大，鵝肉仍不夠分，於是將難食的蔬菜蘸滿鵝油調味，餵飽一家大小。
聖誕除了慶祝耶穌基督帶來福音之外，也是分享的時候，分享錢財、食物、歡樂、信仰。平安夜唱聖詩、報佳音，就是分享平安喜樂。即使不是基督徒，旅居海外，可以煮聖誕鵝、聽聖詩、入主教府望彌撒，亦是人生一大樂事。
陳雲
旅居德國的時候，我試過煮聖誕鵝(Weihnachtsgans)。煮的是好大、好便宜的波蘭急凍鵝，要漏夜放在暖氣管上解凍。塞入栗子、香草、蘋果、梨乾、橙肉、胡蘿蔔、洋蔥、蒜苗之類，放入焗爐一個半小時，鵝身抹鹽、肉桂粉、乾蒜粉，不時拿出來傾出肉汁。肉汁之後用小鑊煮稠，用紅椰菜、香草嫩薯仔伴碟。將蔬菜釀入鵝肚，有如放糧入倉，鵝烤得吱吱滴油，鵝肚又如滴水岩洞，蔬菜吸收肉汁，涓滴不失。這種聖誕鵝的煮法，一看便知是貧民之食：鵝雖大，鵝肉仍不夠分，於是將難食的蔬菜蘸滿鵝油調味，餵飽一家大小。
官用簡體殘字，毒我香港城邦
作者 陳雲 | 三文治 – 2011年12月13日星期二上午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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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良景邨及上水火車站出現純用簡體字的香港警察告示，破壞香港公共語文慣例及香港文化傳統。良景邨的告示出自香港警務處新界北區總交通部，上水的簡體字告示牌由香港警務處、食物環境衛生署及北區民政事務處聯合發出。良景邨的告示牌之側，並無正楷版本。上水火車站欄杆上的告示，正楷漢字的告示與簡體字版本相間出現。然而，香港的官方告示從來不應用簡體字的，這是違反香港官方語言通則的。香港政府必須解釋，立法議會也必須質問。簡體字出現在警察告示牌上，香港人不能坐視不理。
即使港府託辭推諉，說用簡體字是要用來特地警告大陸人不要在行人路上踏單車及不要阻街或拋垃圾之類，也無此必要。
首先，任何入境者或新移民必須遵守當地法律，不得託辭不認識當地語文而不遵守法律，執法當局也絕不會因為犯案者不識得閱讀法令而不檢控之（但法官可以酌情處理）。更何況，文明社會的法律一般與道德原則並不相抵——亂拋垃圾、隨處便溺、亂擺雜物阻礙通道是必然犯法的，殺人放火的更不要說，一定於法不容。只有來自蠻夷地區的人，才會託辭不識得正楷漢字，而覺得香港可以隨處便溺、亂扔垃圾、亂堆雜物而不會被警察檢控。
上水的簡體字告示牌
其次，任何針對入境者或新移民所用的語文警告，除非是在海關、邊境或軍事區的嚴重警告（例如「越過軍事封鎖線者格殺勿論」之類），否則都不可特地用移民或旅客的語文而不附加當地的法定語文，否則就帶有歧視性質，違反民族平等的國際通則。香港出現純用簡體字的告示，擺明是歧視大陸人，大陸人看到，心裡絕對不好受。老實說，大陸人就喜歡香港用正楷漢字，過關看到正楷漢字，心裡特別踏實——終於來到自由法治之區。奶粉、藥物、化妝品上面看到英文和正楷漢字，知道是香港專用貨物，他們才放心購買的，看到簡體字反而一臉狐疑，不敢買了。
其三，筆者經常出入上水火車站，實地觀察，簡體字的警告牌毫無作用，上水火車站側的行人路上，依然亂擺水貨客的紙箱、四處堆了垃圾、鐵欄上也鎖滿了單車及運貨手推鐵車及皮箱——而且就在警告牌的後面。警告牌變了單車、手拖皮箱的遮陽板（見筆者拍攝的照片）。
其四，即使港府出於好心，要教化大陸人，也毋須使用簡體字告示。以屯門及上水出現的警察告示的內容而言，前者是「行人路上踏單車會被檢控」，後者是「貨物阻街 會被檢控，亂泊單車 會被清走，亂拋垃圾 罰款千五」，正楷漢字與簡體字相差不大，大陸人具備基本識字能力的，都應猜到字義，明白內容。若果加以詞句調整，根本毋須特別用簡體字的，例如屯門的告示，由於「檢控」並非大陸公安通行用語，真的要大陸人明白，用「控告」即可，變成「行人路上踏單車會被控告」，「控告」的漢字正楷，不須簡化，這是任何一位香港官署內的語文主任（language officer）都應具備的工作應變能力。
以此四條原則來推理，香港警務處及其他市政管理部門用簡體字告示，根本並無事先考慮其他選項，只是執意要在香港公共語文打破缺口，借助大陸人出沒為理由，樹立簡體字告示，偷偷地改變香港的官方語文慣例。香港市民習慣之後，官方將以簡體字是大陸人和香港人都能看得懂的共同文字為藉口，全面推行公共語文的漢字簡體化。
幾年前，香港鐵路公司在路軌上用簡體字告示，警告乘客不要橫過路軌——「危險，嚴禁進入路軌，違者罰款$5000」，這仍是有必要的，因為闖入路軌危及過路者的性命及鐵路的安全。然而，後來路軌上也同時出現正楷漢字告示牌，以示平等。至於在上水火車站的提示旅客到羅湖還是落馬洲的火車終點顯示，即使信息對大陸旅客非常重要，鐵路公司也堅持沿用正楷漢字，毫無改用簡體顯示之心。
屯門良景邨並非邊界，上水火車站側的行人路也並非大陸旅客的專用區，這是首次香港官方在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間使用中共的簡體字。香港並無明文規定法定語言的書寫及口音，也毋須如此規定，因為我們香港有自己的悠久傳統：開埠一百七十年以來，香港城邦的中文書寫方式是正楷漢字、官方交流語是廣府話，英文的拼寫方式是英式英文，官方交流語是皇室口音。（按：王朝中國、中華民國與香港城邦用的中文是正楷漢字，英文成為orthodox Chinese或traditional Chinese，並非「繁體字」。「繁體字」是中共推出簡體字之後捏造的歧視名詞，認為傳統漢字筆劃繁瑣）
屯門和上水出現簡體字告示，是香港文化的生死存亡之戰，退此一步，即無死所。凡我香港城邦市民，都應該口誅筆伐，不容半點退讓。至於港共的主事者，為了領一時之功，用簡體字侵入香港公共空間，毒害香港城邦，殺伐中華文化，他們是香港城邦的千古罪人，也是中華文化的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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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良景邨及上水火車站出現純用簡體字的香港警察告示，破壞香港公共語文慣例及香港文化傳統。良景邨的告示出自香港警務處新界北區總交通部，上水的簡體字告示牌由香港警務處、食物環境衛生署及北區民政事務處聯合發出。良景邨的告示牌之側，並無正楷版本。上水火車站欄杆上的告示，正楷漢字的告示與簡體字版本相間出現。然而，香港的官方告示從來不應用簡體字的，這是違反香港官方語言通則的。香港政府必須解釋，立法議會也必須質問。簡體字出現在警察告示牌上，香港人不能坐視不理。
即使港府託辭推諉，說用簡體字是要用來特地警告大陸人不要在行人路上踏單車及不要阻街或拋垃圾之類，也無此必要。
首先，任何入境者或新移民必須遵守當地法律，不得託辭不認識當地語文而不遵守法律，執法當局也絕不會因為犯案者不識得閱讀法令而不檢控之（但法官可以酌情處理）。更何況，文明社會的法律一般與道德原則並不相抵——亂拋垃圾、隨處便溺、亂擺雜物阻礙通道是必然犯法的，殺人放火的更不要說，一定於法不容。只有來自蠻夷地區的人，才會託辭不識得正楷漢字，而覺得香港可以隨處便溺、亂扔垃圾、亂堆雜物而不會被警察檢控。
上水的簡體字告示牌
其次，任何針對入境者或新移民所用的語文警告，除非是在海關、邊境或軍事區的嚴重警告（例如「越過軍事封鎖線者格殺勿論」之類），否則都不可特地用移民或旅客的語文而不附加當地的法定語文，否則就帶有歧視性質，違反民族平等的國際通則。香港出現純用簡體字的告示，擺明是歧視大陸人，大陸人看到，心裡絕對不好受。老實說，大陸人就喜歡香港用正楷漢字，過關看到正楷漢字，心裡特別踏實——終於來到自由法治之區。奶粉、藥物、化妝品上面看到英文和正楷漢字，知道是香港專用貨物，他們才放心購買的，看到簡體字反而一臉狐疑，不敢買了。
其三，筆者經常出入上水火車站，實地觀察，簡體字的警告牌毫無作用，上水火車站側的行人路上，依然亂擺水貨客的紙箱、四處堆了垃圾、鐵欄上也鎖滿了單車及運貨手推鐵車及皮箱——而且就在警告牌的後面。警告牌變了單車、手拖皮箱的遮陽板（見筆者拍攝的照片）。
其四，即使港府出於好心，要教化大陸人，也毋須使用簡體字告示。以屯門及上水出現的警察告示的內容而言，前者是「行人路上踏單車會被檢控」，後者是「貨物阻街 會被檢控，亂泊單車 會被清走，亂拋垃圾 罰款千五」，正楷漢字與簡體字相差不大，大陸人具備基本識字能力的，都應猜到字義，明白內容。若果加以詞句調整，根本毋須特別用簡體字的，例如屯門的告示，由於「檢控」並非大陸公安通行用語，真的要大陸人明白，用「控告」即可，變成「行人路上踏單車會被控告」，「控告」的漢字正楷，不須簡化，這是任何一位香港官署內的語文主任（language officer）都應具備的工作應變能力。
以此四條原則來推理，香港警務處及其他市政管理部門用簡體字告示，根本並無事先考慮其他選項，只是執意要在香港公共語文打破缺口，借助大陸人出沒為理由，樹立簡體字告示，偷偷地改變香港的官方語文慣例。香港市民習慣之後，官方將以簡體字是大陸人和香港人都能看得懂的共同文字為藉口，全面推行公共語文的漢字簡體化。
幾年前，香港鐵路公司在路軌上用簡體字告示，警告乘客不要橫過路軌——「危險，嚴禁進入路軌，違者罰款$5000」，這仍是有必要的，因為闖入路軌危及過路者的性命及鐵路的安全。然而，後來路軌上也同時出現正楷漢字告示牌，以示平等。至於在上水火車站的提示旅客到羅湖還是落馬洲的火車終點顯示，即使信息對大陸旅客非常重要，鐵路公司也堅持沿用正楷漢字，毫無改用簡體顯示之心。
屯門良景邨並非邊界，上水火車站側的行人路也並非大陸旅客的專用區，這是首次香港官方在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間使用中共的簡體字。香港並無明文規定法定語言的書寫及口音，也毋須如此規定，因為我們香港有自己的悠久傳統：開埠一百七十年以來，香港城邦的中文書寫方式是正楷漢字、官方交流語是廣府話，英文的拼寫方式是英式英文，官方交流語是皇室口音。（按：王朝中國、中華民國與香港城邦用的中文是正楷漢字，英文成為orthodox Chinese或traditional Chinese，並非「繁體字」。「繁體字」是中共推出簡體字之後捏造的歧視名詞，認為傳統漢字筆劃繁瑣）
屯門和上水出現簡體字告示，是香港文化的生死存亡之戰，退此一步，即無死所。凡我香港城邦市民，都應該口誅筆伐，不容半點退讓。至於港共的主事者，為了領一時之功，用簡體字侵入香港公共空間，毒害香港城邦，殺伐中華文化，他們是香港城邦的千古罪人，也是中華文化的千古罪人。
Friday, 16 December 2011
葉輝 i-See主義 旺角黑夜的前世今生
2011年12月9日
釀成九死三十傷的花園街四級火彷彿提醒我們，在日間熙來攘往的旺角一角，入夜之後是一片荒涼地帶，「排檔」都收檔了，燈光很是昏暗，躲在暗處的攝錄機偶爾才拍到一兩個路過的行人，我們聽不見他們的腳步聲，也聽不見密集的「劏房」裏的鼾聲，只有在電視新聞的熊熊烈焰中，才驚覺這似曾相識的畫面，竟然是一個「旺角黑夜」的故事重演——這一小段無人地帶，原來擠住滿了那麼密集的人群。
從「排檔」到「劏房」，都僅僅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嗎？似乎是，也似乎不是。或者可以這樣說，那是一直沒有妥善處理的問題，那是一直沒有妥善處理的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旺角也經歷了百年滄桑，才演變成今天的模樣——據說這一小片地方如今已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平均密度每平方公里有十三萬人。
當旺角叫做芒角的時候
那麼，旺角從前是什麼地方？或者從街道的命名就可以略知一二，西洋菜街、通菜街、花園街乃至花墟道……其時旺角不叫旺角，叫芒角，那是種花種菜的地方；豉油街、煙廠街、醫局街、染布房街、洗衣街……那是開設醬油工場（冠珍園、華珍園、成形園、宜珍園……）的地方，也是開設洗衣染布作坊和煙廠的地方，還有一些醫院（廣生和醫院、廣華醫院，附設義莊，此所以也有不少長生店）的地方。
旺角一帶填了海，從前還有渡海碼頭，彌敦道也開通了，於是日漸繁盛了，有很多電影院（新華、麗斯、麗聲、域多利、凱聲、好世界……），有很多食肆（皇上皇、鄺達酒吧、旋轉餐廳、瓊華、龍鳳……），有好一些百貨公司（先施、大大、中僑、美美童裝……），這些舊式消費場所後來都逐漸消失了，都變成了商場，旺角也漸漸變身成今天的MK。
旺角也很有文化氣息，幾十年來都是文史哲書店林立的地方，從前大多開在奶路臣街，比如域多利戲院附近，就有一些賣舊書的攤檔，這一帶還有復與、精神、友聯、實用、南山……後來都開在西洋菜街，據說田園、樂文、學津、文星、紅葉、榆林、東岸等書店，乃好一些兩岸遊客慕名遊覽的景點。
是的，旺角不是一天建成的，這一小片地方經歷了很多滄桑變化，店舗也不知轉換了多少塊招牌，如今彷彿是一個轉車的地方，尤其是地鐵收車後的凌晨時分，小巴站林立之處是燈火通明的不夜天，可是轉入橫街，稍稍遠離轉車之處，卻是五十年不變的另一個「旺角黑夜」，是「排檔」和「劏房」最密集的角落，是慘劇在昏暗的黑夜裏一再上演的地方……
遠水如何救不了眼前烈焰
下任特首候選人梁振英說，香港土地面積有一千一百平方公里，只有7%用來解決住屋問題，這7%的土地上住了七百萬香港人，只要找到1%尚未開發的土地，就可以多住一百萬人……住屋問題其實也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老問題，的確須要注入可持續發展的新思維，方可將死結逐步鬆綁，要是維持一貫的知難而退，一切都是空談。
梁振英說法其實並不是沒有道理，但在現階段而言，無疑很取巧，問題是，開發1%的住屋用地，就等於增加現有的15%建屋量，那會不會是比「八萬五」更恐怖的想像？即使圓滿解決了一連串可預見的種種難題，也牽涉長達數十年的龐大工程，顯然不是五至十年特首任期可竟全功的——那是遠水，如何救近火？可以肯定的是，救不了，尤其救不了花園街一再上演的熊熊烈火。
旺角這塊小小的老區正是港島和老九龍（相對於界限街以北的所謂「新九龍」）的縮影，地小人多，既定利益者與寄生於「旺角黑夜」一角的邊緣人都擠在這個小小的老區，街頭小販和大牌檔被取締了，這裏便出現了大量呎租驚人的街頭小食舗王，僭建的天台屋被取締了，這裏便出現了大量呎租不菲的「劏房」。
旺角是一個嚴拒借用洗手間的無情之地，皆因租金愈來愈昂貴，洗手間狹小得容不下人有三急的人群，這樣的地方哪裏可擠出1%的土地？可以想像，重建一條波鞋街已是一波三折，要是重建女人街、重建「劏房」林立的花園街，談何容易？
釀成九死三十傷的花園街四級火彷彿提醒我們，在日間熙來攘往的旺角一角，入夜之後是一片荒涼地帶，「排檔」都收檔了，燈光很是昏暗，躲在暗處的攝錄機偶爾才拍到一兩個路過的行人，我們聽不見他們的腳步聲，也聽不見密集的「劏房」裏的鼾聲，只有在電視新聞的熊熊烈焰中，才驚覺這似曾相識的畫面，竟然是一個「旺角黑夜」的故事重演——這一小段無人地帶，原來擠住滿了那麼密集的人群。
從「排檔」到「劏房」，都僅僅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嗎？似乎是，也似乎不是。或者可以這樣說，那是一直沒有妥善處理的問題，那是一直沒有妥善處理的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旺角也經歷了百年滄桑，才演變成今天的模樣——據說這一小片地方如今已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平均密度每平方公里有十三萬人。
當旺角叫做芒角的時候
那麼，旺角從前是什麼地方？或者從街道的命名就可以略知一二，西洋菜街、通菜街、花園街乃至花墟道……其時旺角不叫旺角，叫芒角，那是種花種菜的地方；豉油街、煙廠街、醫局街、染布房街、洗衣街……那是開設醬油工場（冠珍園、華珍園、成形園、宜珍園……）的地方，也是開設洗衣染布作坊和煙廠的地方，還有一些醫院（廣生和醫院、廣華醫院，附設義莊，此所以也有不少長生店）的地方。
旺角一帶填了海，從前還有渡海碼頭，彌敦道也開通了，於是日漸繁盛了，有很多電影院（新華、麗斯、麗聲、域多利、凱聲、好世界……），有很多食肆（皇上皇、鄺達酒吧、旋轉餐廳、瓊華、龍鳳……），有好一些百貨公司（先施、大大、中僑、美美童裝……），這些舊式消費場所後來都逐漸消失了，都變成了商場，旺角也漸漸變身成今天的MK。
旺角也很有文化氣息，幾十年來都是文史哲書店林立的地方，從前大多開在奶路臣街，比如域多利戲院附近，就有一些賣舊書的攤檔，這一帶還有復與、精神、友聯、實用、南山……後來都開在西洋菜街，據說田園、樂文、學津、文星、紅葉、榆林、東岸等書店，乃好一些兩岸遊客慕名遊覽的景點。
是的，旺角不是一天建成的，這一小片地方經歷了很多滄桑變化，店舗也不知轉換了多少塊招牌，如今彷彿是一個轉車的地方，尤其是地鐵收車後的凌晨時分，小巴站林立之處是燈火通明的不夜天，可是轉入橫街，稍稍遠離轉車之處，卻是五十年不變的另一個「旺角黑夜」，是「排檔」和「劏房」最密集的角落，是慘劇在昏暗的黑夜裏一再上演的地方……
遠水如何救不了眼前烈焰
下任特首候選人梁振英說，香港土地面積有一千一百平方公里，只有7%用來解決住屋問題，這7%的土地上住了七百萬香港人，只要找到1%尚未開發的土地，就可以多住一百萬人……住屋問題其實也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老問題，的確須要注入可持續發展的新思維，方可將死結逐步鬆綁，要是維持一貫的知難而退，一切都是空談。
梁振英說法其實並不是沒有道理，但在現階段而言，無疑很取巧，問題是，開發1%的住屋用地，就等於增加現有的15%建屋量，那會不會是比「八萬五」更恐怖的想像？即使圓滿解決了一連串可預見的種種難題，也牽涉長達數十年的龐大工程，顯然不是五至十年特首任期可竟全功的——那是遠水，如何救近火？可以肯定的是，救不了，尤其救不了花園街一再上演的熊熊烈火。
旺角這塊小小的老區正是港島和老九龍（相對於界限街以北的所謂「新九龍」）的縮影，地小人多，既定利益者與寄生於「旺角黑夜」一角的邊緣人都擠在這個小小的老區，街頭小販和大牌檔被取締了，這裏便出現了大量呎租驚人的街頭小食舗王，僭建的天台屋被取締了，這裏便出現了大量呎租不菲的「劏房」。
旺角是一個嚴拒借用洗手間的無情之地，皆因租金愈來愈昂貴，洗手間狹小得容不下人有三急的人群，這樣的地方哪裏可擠出1%的土地？可以想像，重建一條波鞋街已是一波三折，要是重建女人街、重建「劏房」林立的花園街，談何容易？
Thursday, 15 December 2011
重慶大廈演繹另一種全球化 ．陳立諾
香港重慶大廈有一百二十多個不同國籍的人同住，文化多元、民族平等，商品與資金經此進出南亞、非洲及第三世界，展現另一種全球化現象。港人林惠龍帶領業主改善環境，加強管理，塑造新形象，中國公安也來考察。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早上十一點，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站在彌敦道旁一個臨時搭起的台上，對傳媒有所感觸地說：「我認識一些少數族裔的朋友，他們說剛來到香港時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可是一來到重慶大廈就甚麼都有了。上一個月我來這裏探訪，和大廈業主立案法團委員見面，發現這裏已煥然一新。」
除了曾鈺成，還有中聯辦高層、油尖旺區議會主席等人，出席了重慶大廈五十週年華誕暨外牆工程竣工揭牌剪綵儀式。竣工典禮在重慶大廈出口處進行，人群擠在彌敦道一側觀看，氣氛很熱鬧。
重慶大廈是香港另類知名地標，門牌號碼：彌敦道三十六號至四十四號，座落於香港市中心黃金地段。大廈樓高十七層有九百二十個單位，有廉價賓館一百六十家共一千一百八十六間客房，有香港住宿最便宜的小旅館。最低的四層是商場（包括地庫一層），共有商鋪三百多個。大廈住了四千多人，主要是香港少數族裔，南亞和非洲裔人士最多，華人反而是少數。每日平均有一萬人出入重慶大廈。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教授麥高登(Gordon Mathews)曾斷斷續續在重慶大廈住了四年，研究不同種族聚居和交易現象，並寫成書《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重慶大廈》（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Chungking Mansions）。他翻查大廈各旅館登記名冊，統計出有一百二十九個不同國籍的人住過重慶大廈。
跨進重慶大廈，兩邊廂都是貨幣兌換店。再深入一點，就會聞到咖哩的飄香，目光所及盡是棕色皮膚的面孔，彷彿身處加爾各答；轉一個角落，就進行了一次時空穿越，狹窄的過道裏，黑色的面孔簇擁而至，恍如站在開普敦。這裏的住客以第三世界人士為主，他們大多提著行李帶一筆小錢從金沙薩、阿克拉或卡拉奇等地買一張機票飛到香港國際機場，然後直奔重慶大廈，把自己勾連上全球化的網絡。安頓下來後，他們會通過人際網絡打聽商貿情況，接觸中國貨品的供應商或親自到中國內地找貨源。採購的貨品小至幾百部包紮起來的手機或幾個裝在大袋裏的衣物，大至要用貨櫃船運。
更有能力和財力的，會出口原材料到中國大陸，再買工業產品回來。也有部分是政治難民，為逃避政治迫害而來到香港。另外的住客多來自第一世界地區如歐美或日本，他們以旅遊為目的，很多是背包客，硓帶著一本自助旅行手冊《Lonely Planet》；近年，隨著中國大陸自由行的開放，住在重慶大廈的中國內地旅客越來越多。
中國低端手機中轉站
麥高登認為重慶大廈如一個中央車站，小股商品與資金經此進出第三世界國家，是一種「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現象。他表示一些小商人每趟商貿活動可以賺取四百至一千三百美元不等。來自中國珠江三角洲一帶的中低端手機是重慶大廈這裏最能體現低端全球化意義的商品，也是最大宗的商品。商場裏有近一百家店鋪從事手機批發和零售生意，店主大多是華人，其次是南亞人，最主要的客戶則是非洲人。
在全球化光譜上，位於另一端的是高層全球化：跨國公司的大規模資金、精英階層在全球各地的流動。這種流動很多時候摻入國家權力的支持和博弈。來自全球各地的富人和精英們住在重慶大廈旁邊的五星級酒店喜來登、或是對面的半島酒店，這些酒店一晚的房租由幾百至上萬美元不等。
重慶大廈的舊址是名為「重慶市場」的一個商場，一批菲律賓華僑買下該處土地興建大廈，一九六零年開始賣樓花，一個一千平方呎單位售價約三萬元。大廈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落成，為紀念抗戰時國民政府把四川重慶設為陪都，決定以舊址之名稱為大廈冠名。重慶大廈當時是三面環海的豪宅，外牆有陽台，其商場是當年香港最大規模的。
到八十年代，附近英兵營房的印度士兵開始在大廈低層開餐館和電器店；樓上改被建成廉價賓館，原有的陽台被封住。重慶大廈漸漸變舊，牆身斑駁，外牆冷氣機滴水嚴重，下面的人行道熱天時經常濕漉漉的。
在香港人心目中，重慶大廈外型老土，是第三世界窮人聚居之地，人流複雜。在重慶大廈某個單位裏，戴著金色假髮扮演殺手的林青霞殺了幾個印度毒販，然後在逃跑時遇上失戀的扮演警察的金城武，但最終兩個人擦身而過，這是王家衛一九九四年上映的電影《重慶森林》中的情節。電影以重慶大廈為故事背景，影片裏大廈的通道和走廊陰暗昏沉，空氣裏潛藏著惴慄與危險，不同國籍的人往來穿梭，懷著不同目的趕往不同地點。
九十年代中期前，重慶大廈罪案頻發，盜竊、搶劫屢見不鮮，毒販、妓女常以這裏為大本營。加上年久失修，電線鋪設雜亂，大廈時常發生火災，又被港人稱為「火警大廈」。一般香港人過其門而不入，視為「他者」集中地。
「那時候翻開報紙，關於重慶大廈的新聞都是負面的。」重慶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現任主席林惠龍說。林身材中等，皮膚白篼，臉上帶著笑意，精神矍鑠，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九十年代中期以後，重慶大廈慢慢變得和以前不一樣。伴隨著中國經濟崛起的大環境，同時在林的努力和付出之下，重慶大廈的舊故事逐漸被改寫。
林惠龍的人生故事，和重慶大廈一樣具有傳奇性。
林祖籍福建福州，抗日時期出生。父親是福州航空公司專員，一九四九年隨公司飛到台灣，豈料不能再回來。林惠龍在大陸時是一名中文教師，因為工作出色被評為模範教師。一九七九年，她放棄國內工作來香港和失散多年的父親相見。她父親在重慶大廈開設玉石公司，積累了一筆財富。她和父親會面只有九天，她父親去了台灣在當地中風去世。林惠龍對亞洲週刊說：「父親沒有留下遺囑，所有財產都給後母那邊拿走，我分文不獲。我可以打官司取回屬於自己的部分，但我放棄了，後母那邊說我貪父親的錢，我就是要爭這一口氣！」她憶起這段往事尚未能完全釋懷。
已屆中年的林惠龍開始在香港打工，同時還要照顧才六、七歲的女兒。她同一時間做三份工作：白天在電子毡工作晚上在夜校教普通話中午還在飯堂兼職侍應。「教書時我女兒就一個人靜靜地坐在角落做功課。她很乖，很懂事，很小就懂一個人煮飯。」她欣慰地說。同時打三份工的生活持續九年，她用存起來的錢和兩個朋友合資買下重慶大廈一個有六個房間的單位，約一千平方呎。
明星鍾楚紅曾住這裏
「一九八八年六月買，不到六十萬元每個人湊二十萬元，接著改建成賓館，同年十一月二日開張。」林對於往事的細節部分記得很清楚，「買下單位是因為樓價低，地點好，想做旅客生意，賓館的第一批客人是一家荷蘭人」。自此，她一儲下錢就買重慶大廈的單位，把生活重心轉移到賓館經營方面。「B座五樓B一室是鍾楚紅家，這裏很多老居民是看著她長大的，她去選香港小姐後她家人就把單位賣掉搬走了，後來被人買來做賓館。」林惠龍笑說：「可是做得不怎麼樣，我就租來自己做賓館，留一個小房間和女兒一起住。」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一日，重慶大廈電力變壓房發生爆炸並引發五級大火。大廈停電停水十個晝夜。一向對重慶大廈現狀不聞不問又或感覺無能為力的業主們遭受不少損失，反而激發起他們的家園意識。林惠龍被業主們推選為大廈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帶頭解決問題。後來她更得到業主支持，從二千年起連任五屆法團主席。經過各方努力，半年之後重建了變壓房。
前港督彭定康伉儷前來參觀，惹起轟動。之後，彭定康還給林惠龍寫了封嘉許信。接著，林惠龍開始推動改善大廈衛生環境，以及安裝火災警報滅火系統。二零零零年，推行大維修工程及五年改善計劃。
王家衛偷拍電影
「九三年的時候，王家衛申請來重慶大廈拍電影，當時我做法團主席，擔心拍電影引起混亂，於是拒絕了他。他就進來偷拍，把旁邊的另一幢大廈也拍了進去。這部《重慶森林》反而讓重慶大廈名聲變大，多了不少外國客人。」林惠龍笑說：「我對來拍電影的態度就有了改變，上一年就批准Mr. Bean來重慶大廈拍了個多月，有委員卻認為這是特務電影，害怕外人誤會這裏有特務居住。」
其實重慶大廈並非是一座大廈，而是五幢大廈在一、二、三樓商場部分連接而成，四樓以上是分開的，因此重慶大廈的英文名Chungking Mansions是眾數（複數）。踏入二千年，在林惠龍領導之下大廈管理團隊著手改善治安問題。招攬一批有警務工作背景的人參與管理，設立先進的保安控制中心，陸續安裝了三百多個閉路電視鏡頭，週邊小巷亦被覆蓋。
「我們通過監控熒屏看到可能是販毒或吸毒的，就會立刻通知警方派人來；至於在商場大堂的妓女，會派保安人員去查問她，讓她不勝其煩，之後就不想到這裏來拉客了。」林惠龍談到她的另類管理方法。重慶大廈裏從事販毒、賣淫的給驅趕出去，加上更新了照明系統，整座大廈氛圍為之一新，一掃以往的陰暗昏眩。有時，警方偵查刑事案件時也要借助重慶大廈的閉路電視錄影。
林惠龍在重慶大廈共買了七個單位，一個自住，六個改成賓館有三十六個房間出租。她的賓館在大廈裏是檔次比較高的，房間大小約七、八十平方呎，一晚租金由三百至七百元（約九十美金）不等，隨淡旺季而定。「大廈賓館住客，印巴裔佔四分之一，非洲裔佔四分之一，其他是中國人，歐美的客人少了，可能跟那邊的經濟不好有關係。」至於自己的賓館她表示：「上一年日本客佔七成，今年中國客佔七成。」
「重慶大廈落成以來，外牆從未維修過，今年是第一次進行外牆維修。工程主要是拆除向著彌敦道的外牆冷氣機、鞏固外牆。」林惠龍說。
二成非洲手機來源地
剪綵儀式進行的時候，緊密的商貿活動正在大廈一、二樓商場進行著。二樓商場大部分店舖都從事手機批發生意，不少店舖門口職員正在把廉價電話包裝到一個大箱裏，然後用黃色膠帶封起來。「重慶大廈有五分之一的賓館是專招待非洲客的，因為不同人種有不同的體味。」林惠龍說：「這幾年中國跟非洲的交往多了，很多非洲人住在這裏，到中國買貨，非洲手機有二成是從重慶大廈這裏運過去的。」
「手機都是空運回去，週期比較短，款式更新很快。」Diallo Mohamed Ali說。「其他電子產品就用貨櫃運回非洲，在幾內亞、莫桑比克、安哥拉銷售。平均利潤率百分之五至七，主要是量要大。」三十七歲的Ali是西非幾內亞人，零九年來香港。他是香港非洲人團體主席。這個團體是非牟利組織，為非洲人提供協助和商務諮詢，交港幣二十元會費就可以加入。重慶大廈不少商人都加入了這個組織。
Ali說把公司設在香港不直接到中國大陸去，是因為香港是一個法治地區而且實行自由貿易政策。
二零零七年，重慶大廈被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為亞洲「最佳全球一體化例子」，認為其環境充分體現了文化多元、民族平等、和平共存。從這種意義看，重慶大廈不只是一座大廈，而是一個小社區。「內地公安部門有時會來這裏參觀交流，看看我們怎樣管理多種族的聚居，前年廣州就有黑人族群被歧視而上街示威。」重慶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管理處高級經理梁錦華對於不同族群的治理，有三個心得：「一是掌握溝通方法，有些宗教有族長制度，有事可以先找族長；二是推行措施要考慮週詳，譬如有些洗手間要設有洗屁股的設施，貼出通告時要多國文字具備如巴基斯坦文、印度文等都要有；三是尊重，不要摸人的頭，不要亂拍照。」
在重慶大廈出入的人膚色不同習俗也不同，不時有小摩擦，但在有效的大廈管理之下大都能做到和諧共融，以賺錢致富為目標。Mike就是一個成功致富的例子。他是印度人，一九六七年來香港。九年多後累積了第一桶金，開始在重慶大廈開設自己的店鋪，從中國大陸進口手錶出口到南亞和非洲。
林惠龍說：「Mike起初在重慶大廈幫人做跑腿，現在已有過億財產，住在半山。有十八個單位，是重慶大廈其中一個大業主。」Mike能說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同時有香港和印度身份證，但他說：「我不是香港人也不是印度人，我是重慶人。」
麥高登指出重慶大廈為第三世界人士提供了一個由貧變富的機會，是一道邁向中產階級之梯。他說：「很多香港人都害怕來這裏，我想說明，當我們看到非洲及南亞人在大廈出入時，他們其實是當地的成功人士；而重慶大廈就是他們的天堂。」
第三世界夢想之地
其實，由貧變富並非一件容易的事，來到重慶大廈只是跨出成功的第一步。這是一場競賽，有很多人落敗而回，在供應鏈和銷售鏈的其中一環出了錯就有可能血本無歸。當然並非所有住在重慶大廈的第三世界來客都是為了做生意，不少人是為了找工作。他們有的被迫返回家鄉；有的簽證已過期但冒險留下來打零工；有的則以申請政治難民為由住在重慶大廈。前一陣子其中一些人收取港幣一千元幫人排隊搶購iPone 4s，曾被香港一家傳媒追蹤報道。更有一些做妓女，所得維持生活之後主要匯回家鄉接濟親人。
「做生意賺到錢的，都會在家鄉建大屋。」香港非洲人團體副主席Steve對亞洲週刊說。Steve，三十七歲，西非加納人，現租住重慶大廈一個房間。他二零零五年來香港，主要把中國的成衣和電子產品運回非洲出售。「非洲那邊對手機、電腦、二手車、電單車、成衣等有很大的需求，一部手機來價港幣二百元，在非洲可以賣到一千元。」
重慶大廈為何可以在低層全球化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麥高登認為有三個原因：一是最有購買力的本地香港人不願光顧使大廈租金比香港其他地方低廉；二是第三世界的人入境香港容易；三是中國南部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
第三世界小商人以牟利為目的的行為，讓小宗商品和資金通過重慶大廈這個位於第一世界的節點，在第三世界之間流動起來。「低層全球化」現象彌補了「高層全球化」的不足之處，當很多人都在從事類似的行為時，很多小宗商品和資金繍加起來，長年累月即達到規模效應，逐漸惠及佔全球人口七成的第三世界。重慶大廈亦因此聲名遠播，尤其在非洲和南亞。Steve說：「我們加納那邊都知道Chungking Mansions，他們以為是一座城市，來到一看才啊的一聲說怎麼只是一座大廈。」
麥高登對重慶大廈的管理讚不絕口：「我十分感激大廈法團管理，在這十年間升級大廈和改善管理，延長大廈的壽命及改變它在港人心目中的形象；我預期大廈仍能以其獨有模式延續下去，若香港失去這地方將會十分可惜。」
在低層全球化的進程中，重慶大廈是一個重要的平台，小商人們在這平台上盡情揮灑自己的營商才能，而林惠龍則扮演一個管家般的角色，維持平台的流暢運作。為重慶大廈裏的非洲同胞問題經常與林惠龍接觸的Steve說：「林主席果斷，很有領導能力。」
林惠龍說：「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每當他回首往事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悔恨，也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羞恥。」這是前蘇聯知名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主人翁保爾‧柯察金說的一句話，中國大陸那段狂熱年代風行的事物在她身上打下印記，而她攫取了其中積極的部分織入自己的人生。
她打理自己的賓館生意，並且積極參與社區工作，她的名片上印滿油尖旺區多個委員會的名銜。為社區服務使她獲得香港社會廣泛的認同。二零零九年，香港特首曾蔭權頒發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給林惠龍。她的人生在重慶大廈取得成功，一談起重慶大廈，她就充滿自豪感：「第三世界來的人不知道有半島酒店，但沒有人不曉得重慶大廈。」
一批商人和一個女人的奮鬥，最初只是為一己命運而努力，最終卻改善了更為廣闊的人們的生活。
竣工典禮結束之後，人潮散去，我們在大廈門口遇到Richard Lamb。一說起重慶大廈，Lamb就表現得很雀躍：「重慶大廈非常有個性，又夠多元化，你看週圍都是高樓，越建越高，全都一模一樣。」他帶我們到他住的房間參觀，等電梯等了很久才來到十六樓的一間旅舍。旅舍的牆上貼著幾張紙，用很大的黑體字寫著：「$65 up」。Lamb指著床鋪說：「二十多年前我來香港，一個床位只需二十五元。」
他表示每次來香港都會住在重慶大廈，以這裏為落腳點，出發到週邊地區旅行，然後再回來這裏。目前這個階段，他已陸陸續續在香港住了三年多，他說十二月中會回澳洲，過聖誕節。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早上十一點，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站在彌敦道旁一個臨時搭起的台上，對傳媒有所感觸地說：「我認識一些少數族裔的朋友，他們說剛來到香港時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可是一來到重慶大廈就甚麼都有了。上一個月我來這裏探訪，和大廈業主立案法團委員見面，發現這裏已煥然一新。」
除了曾鈺成，還有中聯辦高層、油尖旺區議會主席等人，出席了重慶大廈五十週年華誕暨外牆工程竣工揭牌剪綵儀式。竣工典禮在重慶大廈出口處進行，人群擠在彌敦道一側觀看，氣氛很熱鬧。
重慶大廈是香港另類知名地標，門牌號碼：彌敦道三十六號至四十四號，座落於香港市中心黃金地段。大廈樓高十七層有九百二十個單位，有廉價賓館一百六十家共一千一百八十六間客房，有香港住宿最便宜的小旅館。最低的四層是商場（包括地庫一層），共有商鋪三百多個。大廈住了四千多人，主要是香港少數族裔，南亞和非洲裔人士最多，華人反而是少數。每日平均有一萬人出入重慶大廈。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教授麥高登(Gordon Mathews)曾斷斷續續在重慶大廈住了四年，研究不同種族聚居和交易現象，並寫成書《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重慶大廈》（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Chungking Mansions）。他翻查大廈各旅館登記名冊，統計出有一百二十九個不同國籍的人住過重慶大廈。
跨進重慶大廈，兩邊廂都是貨幣兌換店。再深入一點，就會聞到咖哩的飄香，目光所及盡是棕色皮膚的面孔，彷彿身處加爾各答；轉一個角落，就進行了一次時空穿越，狹窄的過道裏，黑色的面孔簇擁而至，恍如站在開普敦。這裏的住客以第三世界人士為主，他們大多提著行李帶一筆小錢從金沙薩、阿克拉或卡拉奇等地買一張機票飛到香港國際機場，然後直奔重慶大廈，把自己勾連上全球化的網絡。安頓下來後，他們會通過人際網絡打聽商貿情況，接觸中國貨品的供應商或親自到中國內地找貨源。採購的貨品小至幾百部包紮起來的手機或幾個裝在大袋裏的衣物，大至要用貨櫃船運。
更有能力和財力的，會出口原材料到中國大陸，再買工業產品回來。也有部分是政治難民，為逃避政治迫害而來到香港。另外的住客多來自第一世界地區如歐美或日本，他們以旅遊為目的，很多是背包客，硓帶著一本自助旅行手冊《Lonely Planet》；近年，隨著中國大陸自由行的開放，住在重慶大廈的中國內地旅客越來越多。
中國低端手機中轉站
麥高登認為重慶大廈如一個中央車站，小股商品與資金經此進出第三世界國家，是一種「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現象。他表示一些小商人每趟商貿活動可以賺取四百至一千三百美元不等。來自中國珠江三角洲一帶的中低端手機是重慶大廈這裏最能體現低端全球化意義的商品，也是最大宗的商品。商場裏有近一百家店鋪從事手機批發和零售生意，店主大多是華人，其次是南亞人，最主要的客戶則是非洲人。
在全球化光譜上，位於另一端的是高層全球化：跨國公司的大規模資金、精英階層在全球各地的流動。這種流動很多時候摻入國家權力的支持和博弈。來自全球各地的富人和精英們住在重慶大廈旁邊的五星級酒店喜來登、或是對面的半島酒店，這些酒店一晚的房租由幾百至上萬美元不等。
重慶大廈的舊址是名為「重慶市場」的一個商場，一批菲律賓華僑買下該處土地興建大廈，一九六零年開始賣樓花，一個一千平方呎單位售價約三萬元。大廈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落成，為紀念抗戰時國民政府把四川重慶設為陪都，決定以舊址之名稱為大廈冠名。重慶大廈當時是三面環海的豪宅，外牆有陽台，其商場是當年香港最大規模的。
到八十年代，附近英兵營房的印度士兵開始在大廈低層開餐館和電器店；樓上改被建成廉價賓館，原有的陽台被封住。重慶大廈漸漸變舊，牆身斑駁，外牆冷氣機滴水嚴重，下面的人行道熱天時經常濕漉漉的。
在香港人心目中，重慶大廈外型老土，是第三世界窮人聚居之地，人流複雜。在重慶大廈某個單位裏，戴著金色假髮扮演殺手的林青霞殺了幾個印度毒販，然後在逃跑時遇上失戀的扮演警察的金城武，但最終兩個人擦身而過，這是王家衛一九九四年上映的電影《重慶森林》中的情節。電影以重慶大廈為故事背景，影片裏大廈的通道和走廊陰暗昏沉，空氣裏潛藏著惴慄與危險，不同國籍的人往來穿梭，懷著不同目的趕往不同地點。
九十年代中期前，重慶大廈罪案頻發，盜竊、搶劫屢見不鮮，毒販、妓女常以這裏為大本營。加上年久失修，電線鋪設雜亂，大廈時常發生火災，又被港人稱為「火警大廈」。一般香港人過其門而不入，視為「他者」集中地。
「那時候翻開報紙，關於重慶大廈的新聞都是負面的。」重慶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現任主席林惠龍說。林身材中等，皮膚白篼，臉上帶著笑意，精神矍鑠，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九十年代中期以後，重慶大廈慢慢變得和以前不一樣。伴隨著中國經濟崛起的大環境，同時在林的努力和付出之下，重慶大廈的舊故事逐漸被改寫。
林惠龍的人生故事，和重慶大廈一樣具有傳奇性。
林祖籍福建福州，抗日時期出生。父親是福州航空公司專員，一九四九年隨公司飛到台灣，豈料不能再回來。林惠龍在大陸時是一名中文教師，因為工作出色被評為模範教師。一九七九年，她放棄國內工作來香港和失散多年的父親相見。她父親在重慶大廈開設玉石公司，積累了一筆財富。她和父親會面只有九天，她父親去了台灣在當地中風去世。林惠龍對亞洲週刊說：「父親沒有留下遺囑，所有財產都給後母那邊拿走，我分文不獲。我可以打官司取回屬於自己的部分，但我放棄了，後母那邊說我貪父親的錢，我就是要爭這一口氣！」她憶起這段往事尚未能完全釋懷。
已屆中年的林惠龍開始在香港打工，同時還要照顧才六、七歲的女兒。她同一時間做三份工作：白天在電子毡工作晚上在夜校教普通話中午還在飯堂兼職侍應。「教書時我女兒就一個人靜靜地坐在角落做功課。她很乖，很懂事，很小就懂一個人煮飯。」她欣慰地說。同時打三份工的生活持續九年，她用存起來的錢和兩個朋友合資買下重慶大廈一個有六個房間的單位，約一千平方呎。
明星鍾楚紅曾住這裏
「一九八八年六月買，不到六十萬元每個人湊二十萬元，接著改建成賓館，同年十一月二日開張。」林對於往事的細節部分記得很清楚，「買下單位是因為樓價低，地點好，想做旅客生意，賓館的第一批客人是一家荷蘭人」。自此，她一儲下錢就買重慶大廈的單位，把生活重心轉移到賓館經營方面。「B座五樓B一室是鍾楚紅家，這裏很多老居民是看著她長大的，她去選香港小姐後她家人就把單位賣掉搬走了，後來被人買來做賓館。」林惠龍笑說：「可是做得不怎麼樣，我就租來自己做賓館，留一個小房間和女兒一起住。」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一日，重慶大廈電力變壓房發生爆炸並引發五級大火。大廈停電停水十個晝夜。一向對重慶大廈現狀不聞不問又或感覺無能為力的業主們遭受不少損失，反而激發起他們的家園意識。林惠龍被業主們推選為大廈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帶頭解決問題。後來她更得到業主支持，從二千年起連任五屆法團主席。經過各方努力，半年之後重建了變壓房。
前港督彭定康伉儷前來參觀，惹起轟動。之後，彭定康還給林惠龍寫了封嘉許信。接著，林惠龍開始推動改善大廈衛生環境，以及安裝火災警報滅火系統。二零零零年，推行大維修工程及五年改善計劃。
王家衛偷拍電影
「九三年的時候，王家衛申請來重慶大廈拍電影，當時我做法團主席，擔心拍電影引起混亂，於是拒絕了他。他就進來偷拍，把旁邊的另一幢大廈也拍了進去。這部《重慶森林》反而讓重慶大廈名聲變大，多了不少外國客人。」林惠龍笑說：「我對來拍電影的態度就有了改變，上一年就批准Mr. Bean來重慶大廈拍了個多月，有委員卻認為這是特務電影，害怕外人誤會這裏有特務居住。」
其實重慶大廈並非是一座大廈，而是五幢大廈在一、二、三樓商場部分連接而成，四樓以上是分開的，因此重慶大廈的英文名Chungking Mansions是眾數（複數）。踏入二千年，在林惠龍領導之下大廈管理團隊著手改善治安問題。招攬一批有警務工作背景的人參與管理，設立先進的保安控制中心，陸續安裝了三百多個閉路電視鏡頭，週邊小巷亦被覆蓋。
「我們通過監控熒屏看到可能是販毒或吸毒的，就會立刻通知警方派人來；至於在商場大堂的妓女，會派保安人員去查問她，讓她不勝其煩，之後就不想到這裏來拉客了。」林惠龍談到她的另類管理方法。重慶大廈裏從事販毒、賣淫的給驅趕出去，加上更新了照明系統，整座大廈氛圍為之一新，一掃以往的陰暗昏眩。有時，警方偵查刑事案件時也要借助重慶大廈的閉路電視錄影。
林惠龍在重慶大廈共買了七個單位，一個自住，六個改成賓館有三十六個房間出租。她的賓館在大廈裏是檔次比較高的，房間大小約七、八十平方呎，一晚租金由三百至七百元（約九十美金）不等，隨淡旺季而定。「大廈賓館住客，印巴裔佔四分之一，非洲裔佔四分之一，其他是中國人，歐美的客人少了，可能跟那邊的經濟不好有關係。」至於自己的賓館她表示：「上一年日本客佔七成，今年中國客佔七成。」
「重慶大廈落成以來，外牆從未維修過，今年是第一次進行外牆維修。工程主要是拆除向著彌敦道的外牆冷氣機、鞏固外牆。」林惠龍說。
二成非洲手機來源地
剪綵儀式進行的時候，緊密的商貿活動正在大廈一、二樓商場進行著。二樓商場大部分店舖都從事手機批發生意，不少店舖門口職員正在把廉價電話包裝到一個大箱裏，然後用黃色膠帶封起來。「重慶大廈有五分之一的賓館是專招待非洲客的，因為不同人種有不同的體味。」林惠龍說：「這幾年中國跟非洲的交往多了，很多非洲人住在這裏，到中國買貨，非洲手機有二成是從重慶大廈這裏運過去的。」
「手機都是空運回去，週期比較短，款式更新很快。」Diallo Mohamed Ali說。「其他電子產品就用貨櫃運回非洲，在幾內亞、莫桑比克、安哥拉銷售。平均利潤率百分之五至七，主要是量要大。」三十七歲的Ali是西非幾內亞人，零九年來香港。他是香港非洲人團體主席。這個團體是非牟利組織，為非洲人提供協助和商務諮詢，交港幣二十元會費就可以加入。重慶大廈不少商人都加入了這個組織。
Ali說把公司設在香港不直接到中國大陸去，是因為香港是一個法治地區而且實行自由貿易政策。
二零零七年，重慶大廈被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為亞洲「最佳全球一體化例子」，認為其環境充分體現了文化多元、民族平等、和平共存。從這種意義看，重慶大廈不只是一座大廈，而是一個小社區。「內地公安部門有時會來這裏參觀交流，看看我們怎樣管理多種族的聚居，前年廣州就有黑人族群被歧視而上街示威。」重慶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管理處高級經理梁錦華對於不同族群的治理，有三個心得：「一是掌握溝通方法，有些宗教有族長制度，有事可以先找族長；二是推行措施要考慮週詳，譬如有些洗手間要設有洗屁股的設施，貼出通告時要多國文字具備如巴基斯坦文、印度文等都要有；三是尊重，不要摸人的頭，不要亂拍照。」
在重慶大廈出入的人膚色不同習俗也不同，不時有小摩擦，但在有效的大廈管理之下大都能做到和諧共融，以賺錢致富為目標。Mike就是一個成功致富的例子。他是印度人，一九六七年來香港。九年多後累積了第一桶金，開始在重慶大廈開設自己的店鋪，從中國大陸進口手錶出口到南亞和非洲。
林惠龍說：「Mike起初在重慶大廈幫人做跑腿，現在已有過億財產，住在半山。有十八個單位，是重慶大廈其中一個大業主。」Mike能說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同時有香港和印度身份證，但他說：「我不是香港人也不是印度人，我是重慶人。」
麥高登指出重慶大廈為第三世界人士提供了一個由貧變富的機會，是一道邁向中產階級之梯。他說：「很多香港人都害怕來這裏，我想說明，當我們看到非洲及南亞人在大廈出入時，他們其實是當地的成功人士；而重慶大廈就是他們的天堂。」
第三世界夢想之地
其實，由貧變富並非一件容易的事，來到重慶大廈只是跨出成功的第一步。這是一場競賽，有很多人落敗而回，在供應鏈和銷售鏈的其中一環出了錯就有可能血本無歸。當然並非所有住在重慶大廈的第三世界來客都是為了做生意，不少人是為了找工作。他們有的被迫返回家鄉；有的簽證已過期但冒險留下來打零工；有的則以申請政治難民為由住在重慶大廈。前一陣子其中一些人收取港幣一千元幫人排隊搶購iPone 4s，曾被香港一家傳媒追蹤報道。更有一些做妓女，所得維持生活之後主要匯回家鄉接濟親人。
「做生意賺到錢的，都會在家鄉建大屋。」香港非洲人團體副主席Steve對亞洲週刊說。Steve，三十七歲，西非加納人，現租住重慶大廈一個房間。他二零零五年來香港，主要把中國的成衣和電子產品運回非洲出售。「非洲那邊對手機、電腦、二手車、電單車、成衣等有很大的需求，一部手機來價港幣二百元，在非洲可以賣到一千元。」
重慶大廈為何可以在低層全球化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麥高登認為有三個原因：一是最有購買力的本地香港人不願光顧使大廈租金比香港其他地方低廉；二是第三世界的人入境香港容易；三是中國南部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
第三世界小商人以牟利為目的的行為，讓小宗商品和資金通過重慶大廈這個位於第一世界的節點，在第三世界之間流動起來。「低層全球化」現象彌補了「高層全球化」的不足之處，當很多人都在從事類似的行為時，很多小宗商品和資金繍加起來，長年累月即達到規模效應，逐漸惠及佔全球人口七成的第三世界。重慶大廈亦因此聲名遠播，尤其在非洲和南亞。Steve說：「我們加納那邊都知道Chungking Mansions，他們以為是一座城市，來到一看才啊的一聲說怎麼只是一座大廈。」
麥高登對重慶大廈的管理讚不絕口：「我十分感激大廈法團管理，在這十年間升級大廈和改善管理，延長大廈的壽命及改變它在港人心目中的形象；我預期大廈仍能以其獨有模式延續下去，若香港失去這地方將會十分可惜。」
在低層全球化的進程中，重慶大廈是一個重要的平台，小商人們在這平台上盡情揮灑自己的營商才能，而林惠龍則扮演一個管家般的角色，維持平台的流暢運作。為重慶大廈裏的非洲同胞問題經常與林惠龍接觸的Steve說：「林主席果斷，很有領導能力。」
林惠龍說：「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每當他回首往事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悔恨，也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羞恥。」這是前蘇聯知名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主人翁保爾‧柯察金說的一句話，中國大陸那段狂熱年代風行的事物在她身上打下印記，而她攫取了其中積極的部分織入自己的人生。
她打理自己的賓館生意，並且積極參與社區工作，她的名片上印滿油尖旺區多個委員會的名銜。為社區服務使她獲得香港社會廣泛的認同。二零零九年，香港特首曾蔭權頒發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給林惠龍。她的人生在重慶大廈取得成功，一談起重慶大廈，她就充滿自豪感：「第三世界來的人不知道有半島酒店，但沒有人不曉得重慶大廈。」
一批商人和一個女人的奮鬥，最初只是為一己命運而努力，最終卻改善了更為廣闊的人們的生活。
竣工典禮結束之後，人潮散去，我們在大廈門口遇到Richard Lamb。一說起重慶大廈，Lamb就表現得很雀躍：「重慶大廈非常有個性，又夠多元化，你看週圍都是高樓，越建越高，全都一模一樣。」他帶我們到他住的房間參觀，等電梯等了很久才來到十六樓的一間旅舍。旅舍的牆上貼著幾張紙，用很大的黑體字寫著：「$65 up」。Lamb指著床鋪說：「二十多年前我來香港，一個床位只需二十五元。」
他表示每次來香港都會住在重慶大廈，以這裏為落腳點，出發到週邊地區旅行，然後再回來這裏。目前這個階段，他已陸陸續續在香港住了三年多，他說十二月中會回澳洲，過聖誕節。
Thursday, 8 December 2011
周日話題﹕人們如何吃掉自己 ——關於《天與地》的隱喻
BY 韓麗珠
【明報專訊】據說，那齣電視劇有一個人吃人的場面，我一直在想像，那會如何呈現，直至我開啟網站裏的熒光幕，發現那是一個支撐整齣劇集的巨大隱喻，關於人們如何逐漸吃掉曾經美好的他人、社會和自我，這使我忍不住一直看下去。
贖罪者、吃人者和盲目者
他們本來一起夾band，然後起行征服雪山，被大風雪圍困，四野無人，求救無門，飢寒交迫的情下，傷重而還沒有死去的家明，便被其餘三人瓜分果腹。作為樂隊的核心人物，家明對音樂的熱誠和理想的追求最熱切，在各人被現實環境而對前路充滿懷疑時發揮凝聚維繫的作用，被三人分吃了的，其實不止一個人，還有他們投身樂隊時懷單純理想和盼望的，那一部分的自己。
三人從雪山下來後分道揚鑣。提議吃人的鼓佬，在事件發生後悔疚不已，以贖罪者的心態，加入工會為被剝削的工人爭取權益，在一次抗爭中絕食時，被同行伙伴苦勸以身體為重，他卻以堅定的言辭，表示自己寧願活生生餓死，也不會放棄。同時，觀眾卻可以透過鏡頭，看到在他的想像裏，與他爭辯的，再也不是伙伴，而是當年力勸友人吃掉同伴的自己。矛盾一直存在於他心裏，令他鄙視痛恨的。在雪山事件後炒賣黑巿期指成了富戶的黑仔，其實只是他不願面對的自己的投射而已。
本來視金錢為俗物的黑仔，被鼓佬說服吃了同伴之後，似乎完全順從了內心黑暗殘暴的面向，無論是親近如情人，或疏遠如散戶，也盡情欺騙壓榨，以獲得最大的利益。在隱喻裏，他擔當「吃人者」的角色，但每一次當他想起家明（那被他吃掉了的某部分自己），他的鼻血還是會而下。身體在提示他，深藏的不安還沒有過去。
事件後失憶的Ronnie，則代表一種盲目的力量。在雪山上，當黑仔或鼓佬為了吃或不吃而爭持不休，發高熱的他，在無意識情下，已手起刀落，宰了家明。下山後，他卻完全失去那一部分的記憶，在三人之中，他活得最輕鬆自在，在華爾街當精算師後，被高薪挖角回流香港，很快，他便以投資所得賺取足夠金錢提早退休（他既不是名正言順地行惡的股巿大鱷，也不存在良心責備，但投資所獲利益，其實也就是別人在股巿上輸掉了的金錢），而且擁有像夢幻般幸福的家庭。他過的生活是不少人的夢想和渴望，但諷刺的是，這全依仗對自己的殘忍一無所覺，才能得到。
美好只存在於消逝了的時空
鏡頭一直帶領觀眾出入於角色的心象和現實的景像之間，有時候是明顯不過的時空跳接，有時候，現實的景觀，便是他們的心象，例如窗外的風光。
始終無法忘記早逝愛人家明的梓恩，在許多失眠的晚上獨坐寬闊的窗子前，窗外是伸手可及的低矮而殘舊的樓宇；鼓佬在家裏做飯或在工會辦公室深宵加班，窗外都是面目骯髒悲哀，仍未拆卸的唐樓；黑仔較富裕，家中有寬敞的露台，可以看見一角面積較大的天空，但對面近在咫尺的大廈，仍然充滿壓迫感；只有Ronnie的家，舒適潔淨，鏡頭卻從未轉向窗外（直至他先天性的眼疾逐漸嚴重，而閉目練習觸摸點字時，觀眾才看到他身旁的窗子，外面是典型東方之珠式的高樓大廈璀璨燈光）。在看不到窗外的室內所上演的一幕幕和諧溫馨家庭戲碼，跟他的妻子為了給他的目盲作準備而一再到街上練習駕駛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當他染疾的眼睛漸漸被黑暗包圍，而不得不探索內在深處的記憶盲點，駕駛技術欠佳的妻子也不得不離開安全的房子，狼狽地在車窗外兇險的街道找尋出路。
鏡頭在過去和現在的兩個時空之間來回跳接，在劇集裏，美好光明，令人珍惜的東西只存在於已經消逝的過去。年少的時空裏，仍然活的家明，是鋪設電話線的職員（他的職業和以積極正面能量感染四周的本人相對應），梓恩在街上，依靠家明接通電話到Dr. Dylan主持的電台節目，點唱給吵架中的友人鼓佬和女友詠儀，希望二人和好；現在的時空裏，宣揚音樂和人生同樣應該抱時Rock n Roll精神「獨立精神、抗拒建制、自由、愛、勇往直前」的Dr. Dylan卻被電台高層認為不合時宜而辭退。在劇集裏，擁抱「獨立精神、抗拒建制、自由、愛、勇往直前」的Dr. Dylan其實跟早已死去的家明，同樣被刻劃得薄弱而片面，他們的作用是為其餘角色提供一種心理補償，一種緬懷過去的理由，使其餘角色面對滿目瘡痍的當下和自身，仍保有一個原因，不願妥協。
他人只是自我蒼白的投射
劇集的開首，吃人場面還沒有出現之前，是兩位女角梓恩和詠儀在迷失的感情關係裏進行尋索的情節。梓恩戀上了不斷對她說「生活中已經有許多挫折，我們不要輕易妥協」的情人，但跟他做愛之後，卻因為丟了手上婚戒而慌忙翻遍屋子；詠儀坐在情人的車子上，過了愉快的一晚後，看見路旁被吹翻了的印有丈夫照片的橫額，仍忍不住下車整理。
我想知道的是，作為人吃人事件的旁觀者/受害者，劇中的女性被放置在怎樣的位置。
【明報專訊】據說，那齣電視劇有一個人吃人的場面，我一直在想像，那會如何呈現，直至我開啟網站裏的熒光幕，發現那是一個支撐整齣劇集的巨大隱喻，關於人們如何逐漸吃掉曾經美好的他人、社會和自我，這使我忍不住一直看下去。
贖罪者、吃人者和盲目者
他們本來一起夾band，然後起行征服雪山，被大風雪圍困，四野無人，求救無門，飢寒交迫的情下，傷重而還沒有死去的家明，便被其餘三人瓜分果腹。作為樂隊的核心人物，家明對音樂的熱誠和理想的追求最熱切，在各人被現實環境而對前路充滿懷疑時發揮凝聚維繫的作用，被三人分吃了的，其實不止一個人，還有他們投身樂隊時懷單純理想和盼望的，那一部分的自己。
三人從雪山下來後分道揚鑣。提議吃人的鼓佬，在事件發生後悔疚不已，以贖罪者的心態，加入工會為被剝削的工人爭取權益，在一次抗爭中絕食時，被同行伙伴苦勸以身體為重，他卻以堅定的言辭，表示自己寧願活生生餓死，也不會放棄。同時，觀眾卻可以透過鏡頭，看到在他的想像裏，與他爭辯的，再也不是伙伴，而是當年力勸友人吃掉同伴的自己。矛盾一直存在於他心裏，令他鄙視痛恨的。在雪山事件後炒賣黑巿期指成了富戶的黑仔，其實只是他不願面對的自己的投射而已。
本來視金錢為俗物的黑仔，被鼓佬說服吃了同伴之後，似乎完全順從了內心黑暗殘暴的面向，無論是親近如情人，或疏遠如散戶，也盡情欺騙壓榨，以獲得最大的利益。在隱喻裏，他擔當「吃人者」的角色，但每一次當他想起家明（那被他吃掉了的某部分自己），他的鼻血還是會而下。身體在提示他，深藏的不安還沒有過去。
事件後失憶的Ronnie，則代表一種盲目的力量。在雪山上，當黑仔或鼓佬為了吃或不吃而爭持不休，發高熱的他，在無意識情下，已手起刀落，宰了家明。下山後，他卻完全失去那一部分的記憶，在三人之中，他活得最輕鬆自在，在華爾街當精算師後，被高薪挖角回流香港，很快，他便以投資所得賺取足夠金錢提早退休（他既不是名正言順地行惡的股巿大鱷，也不存在良心責備，但投資所獲利益，其實也就是別人在股巿上輸掉了的金錢），而且擁有像夢幻般幸福的家庭。他過的生活是不少人的夢想和渴望，但諷刺的是，這全依仗對自己的殘忍一無所覺，才能得到。
美好只存在於消逝了的時空
鏡頭一直帶領觀眾出入於角色的心象和現實的景像之間，有時候是明顯不過的時空跳接，有時候，現實的景觀，便是他們的心象，例如窗外的風光。
始終無法忘記早逝愛人家明的梓恩，在許多失眠的晚上獨坐寬闊的窗子前，窗外是伸手可及的低矮而殘舊的樓宇；鼓佬在家裏做飯或在工會辦公室深宵加班，窗外都是面目骯髒悲哀，仍未拆卸的唐樓；黑仔較富裕，家中有寬敞的露台，可以看見一角面積較大的天空，但對面近在咫尺的大廈，仍然充滿壓迫感；只有Ronnie的家，舒適潔淨，鏡頭卻從未轉向窗外（直至他先天性的眼疾逐漸嚴重，而閉目練習觸摸點字時，觀眾才看到他身旁的窗子，外面是典型東方之珠式的高樓大廈璀璨燈光）。在看不到窗外的室內所上演的一幕幕和諧溫馨家庭戲碼，跟他的妻子為了給他的目盲作準備而一再到街上練習駕駛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當他染疾的眼睛漸漸被黑暗包圍，而不得不探索內在深處的記憶盲點，駕駛技術欠佳的妻子也不得不離開安全的房子，狼狽地在車窗外兇險的街道找尋出路。
鏡頭在過去和現在的兩個時空之間來回跳接，在劇集裏，美好光明，令人珍惜的東西只存在於已經消逝的過去。年少的時空裏，仍然活的家明，是鋪設電話線的職員（他的職業和以積極正面能量感染四周的本人相對應），梓恩在街上，依靠家明接通電話到Dr. Dylan主持的電台節目，點唱給吵架中的友人鼓佬和女友詠儀，希望二人和好；現在的時空裏，宣揚音樂和人生同樣應該抱時Rock n Roll精神「獨立精神、抗拒建制、自由、愛、勇往直前」的Dr. Dylan卻被電台高層認為不合時宜而辭退。在劇集裏，擁抱「獨立精神、抗拒建制、自由、愛、勇往直前」的Dr. Dylan其實跟早已死去的家明，同樣被刻劃得薄弱而片面，他們的作用是為其餘角色提供一種心理補償，一種緬懷過去的理由，使其餘角色面對滿目瘡痍的當下和自身，仍保有一個原因，不願妥協。
他人只是自我蒼白的投射
劇集的開首，吃人場面還沒有出現之前，是兩位女角梓恩和詠儀在迷失的感情關係裏進行尋索的情節。梓恩戀上了不斷對她說「生活中已經有許多挫折，我們不要輕易妥協」的情人，但跟他做愛之後，卻因為丟了手上婚戒而慌忙翻遍屋子；詠儀坐在情人的車子上，過了愉快的一晚後，看見路旁被吹翻了的印有丈夫照片的橫額，仍忍不住下車整理。
我想知道的是，作為人吃人事件的旁觀者/受害者，劇中的女性被放置在怎樣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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