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新報】 新報 2012-04-05
新民主同盟西貢區區議員范國威先生，近日在網上發出他的政治宣言—「阻雙非，反自駕，護正體，我係香港人！」
應該看到，回歸至今十多年，儘管每天新聞時間都有洗腦式電視廣告，但香港人對自身的身份認同危機卻越來越深，懷念前朝港英年代的呼聲更是一年更勝一年，在遊行示威中，經常出現港英龍獅旗，反共意識日益飆升，下屆政府若不妥善處理，而以鐵腕強硬壓下來，只會令情況更一發不可收拾。
自駕成政治炸彈
雙非問題，本是法律漏洞問題，政府不堵塞漏洞，而以釋法方式解決，更卸責予提出問題所在的政黨，又混淆單非雙非，只能說是倒行逆施。
至於自駕遊，雖說是中央所贈，但對香港經濟沒有半點益處，更由交通安全炸彈變成政治炸彈，港府理應拒絕，說聲「多謝夾盛惠」。但以現屆政府的處事風格，不可能對中央說不。儘管在民間強烈反彈下，自駕遊計劃「暫時」只推出首階段，即香港車北上廣東，但正如廣東南方電視台名嘴彭彭的呼籲：「廣東半數司機沒有交通意識，要申請來自駕遊的老友，夠膽你就嚟！」
特首應做齊3項
說到正體字，更是關乎文化生死存亡之大義。希特拉的名言不可不忘：「要消滅一個民族，首先要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先消滅承載它的語言；要消滅這種語言，首先先從他們的學校裏下手。」這一招，日本侵華期間用過，中共亦正對粵語地區、吳語地區、藏語地區施展同一招。但正體字是我們連接上至軒轅黃帝氏的溝通橋樑，粵語是最近似古代漢語的雅言，我們捍衛正體字、捍衛粵語，不只是為了香港人的本土文化，更是為了5,000年中華文化，斷不能為了短期的政治和經濟利益，而自斷文化的根。早前將軍澳agnes b. Cafe使用簡體字餐牌，立即觸怒全城，幾成D&G事件翻版，並非我們霸道，而是重視正體字、堅守文化傳承的一次義舉。
阻雙非，是為利益；反自駕，是為保命；護正體，是為文化。如果范議員這3項政治宣言能受到下屆政府的重視，必能提高民望，比落區做騷更得民心。
Friday, 6 April 2012
Wednesday, 1 February 2012
周保松：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 》
页 》这样走过 》
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
－－作者：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
一
我移民香港﹐22年了。
我是1985年6月30日跨過羅湖橋的。跨過去的時候﹐並沒想過後來種種。現在回過頭來﹐又顯得有點欲說無從。昔日的日記相片書信還在﹐多年來塵封不動。外面正是十年回歸大慶﹐我卻獨坐一室﹐茫然地整理個人的移民史。
20世紀80年代至今﹐有近百萬新移民從中國來港。這百萬人一離開羅湖﹐便好像細流入深海﹐靜默無聲﹐不知那裡去了。再出現的時候﹐往往便是報紙頭條的倫常慘劇主角。這並非事出無因。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新移民”一詞幾乎和社會問題同義﹐常常和家庭暴力﹑騙取社會保障援助﹑貧窮落後等關聯在一起﹐是個不光彩的標記。新移民既是外來者﹐同時又被視為社會問題製造者﹐遂背負雙重的道德原罪。很多人認為﹐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在於將新移民儘快改造成香港人﹐洗去他們舊的次等的不文明的價值﹐接受新的先進的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新移民跨過羅湖橋那一刻﹐便必須承認自己在文化上低人一等。這份深不見底的自卑﹐令新移民不願面對過去﹐更加沒有勇氣在公共空間述說自己的歷史。而手握權力的主流社會﹐不僅沒興趣了解新移民的前世今生﹐甚至有意無意醜化他們的形象﹐漠視他們面對的種種困難和承受的諸多不義。於是﹐新移民這一龐大群體﹐在據說是自由開放的香港﹐形成了某種集體性消聲。
新移民明明無處不在﹐卻又彷彿並不存在﹔明明有話想說﹐卻又無法可說。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文化現象﹐因為香港本身是個移民社會﹐1949年以降﹐歷經幾波的大移民潮﹐目前七百萬人口中﹐真正稱得上“原住民”的﹐少之又少。但在這樣一個移民城市﹐新移民的生存處境和精神狀態﹐卻甚少在公共領域受到關注。兩年前﹐我在報紙發表了一篇短文〈像我這樣的一個新移民〉﹐結果收到很多素不相識的讀者的電話和來信﹐分享他們的移民故事﹐情緒熱切而激動。這教我詫異。那一刻﹐我才知道有多少新移民的鬱結被這個城市壓抑著。他們渴望被聆聽被理解﹐渴望得到別人的肯認和尊重﹐卻往往事與願違。
在過往大部分的新移民討論裡﹐經濟考慮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向度﹐例如新移民對香港人力資源的影響﹐對社會福利造成的壓力等。因此﹐政府最關心的﹐是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令新移民脫胎換骨﹐成為有利於香港經濟發展的勞動力﹐並減少他們對社會福利的依賴。至於新移民作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過去的個體﹐他們在新環境中的實存感受﹐在精神﹑文化﹑家庭各方面遇到的種種困難﹐卻往往被忽略漠視。每當有什麼新移民家庭慘劇出現﹐媒體要麼視其為個別事件﹐要麼循例追究一下政府﹐要求增加多些社工便了事。
1999年12月﹐林婕﹐一個品學兼優的新移民女生﹐不堪在港生活的苦楚﹐在最美好的18歲﹐從高樓一躍而下﹐死後留下這樣的問題﹕“我很費解﹐我到底做錯了什麼﹖難道‘我來自內地’就是我的罪過嗎﹖”林婕的死﹐迫使香港社會作了一點道德懺悔。當時的教育署署長羅范椒芬﹐寫了一封信給全港老師﹐說﹕“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感到十分羞愧﹔對林婕和她的母親﹐我有無限的歉意﹔作為教育署署長﹐我難以想像林婕所遭受的歧視﹐竟然發生在教育界﹑在學校裡。這真是莫大的諷刺。”
林婕用她的生命﹐打破一池死水﹐讓香港社會一瞥新移民的艱難。但池水頃刻回復平靜﹐事件很快便被遺忘﹐社會並沒任何改變。人們其實並不了解﹐又或不願意了解﹐林婕為什麼要死。香港這樣一個“繁榮安定”的社會﹐沒法承受致一個年輕新移民於死地這樣一種集體責任。這和東方之珠的想像﹐有太大的認知和情感上的落差。於是﹐林婕的死﹐遂被視為極少數不能好好適應香港的特例。而萬萬千千的年輕新移民﹐早已安安份份完成改造。
一直以來﹐我也如此相信。以為只是自己改造得不夠快不夠好﹐才做香港人做得如此吃力。20年過去﹐我才開始懂得問﹐為什麼過百萬的新移民﹐會在這個喧嘩的城市失去聲音﹖為什麼林婕要選擇死﹐來表達她對這個據說是東方之珠的城市的憎恨﹖為什麼一次又一次的人倫慘劇﹐總發生在新移民身上﹖我開始意識到﹐不應只是問如何改造﹐而要問為何要這樣改造﹐改造的代價是什麼﹐以及誰去付這些代價。我不知如何回答這些問題。以下我只嘗試從我個人的移民史﹐對這些問題作一些初步的側面的反思。但我必須強調﹐我的經歷﹐不多也不少﹐只是我的個人經歷。每個移民﹐都有自己的移民故事﹐儘管每個人的故事﹐皆無可避免地刻有時代的烙印。
二
1985年6月下旬的某個傍晚﹐我放學回家﹐母親說過幾天便要移民香港。我呆了好一會﹐然後咬著牙﹐說﹐我不去。眼淚跟著便掉下來。
我不願意離開故鄉﹐一個廣東西部偏遠的小縣城﹐因為活得快樂。活得快樂﹐並非因為富有。事實上﹐家裡一直很窮。我出生在農村﹐父母兩家都被劃為地主﹐父親1957年更被打為右派﹐全家備受政治之害。我小時候在農村放牛打魚﹐後來才出到縣城讀書。我那時在讀中學一年級﹐既沒有考試壓力﹐也未懂得為前途擔憂﹐一班同學相處融洽﹐日子過得無憂無慮。我走的時候﹐辦的是停學手續﹐而不是退學﹐因為我相信自己一定會回來。離別那天﹐全班同學到車站相送﹐有人送我一瓶從江中打來的水﹐有人遞我一包學校的泥土。
我能夠移民香港﹐是因為父親早在1981年來港探望幾十年不見的伯父時留了下來。父親1951年加入農業銀行工作﹐為人能幹正直﹐在單位受人敬重。他申請探親時﹐壓根兒沒想過留下來﹐伯父卻苦苦挽留。臨返國內前一刻﹐伯父送了一首詩給父親﹕“扁舟飄忽到桃源﹐車水馬龍別有天。凡心未了留不住﹐他朝徒嘆誤仙緣。”伯父認為香港是桃花源般的仙境﹐希望父親不要回到大陸那樣的人間。幾經掙扎﹐父親終於放下早已收拾好的行李。我後來才體會到﹐對父親來說﹐這是個艱難的抉擇。父親那時正當盛年﹐工資雖然不高﹐但事業發展順利﹐和同事合作愉快﹐工作帶給他很大的滿足感。選擇留下來﹐便等於放棄幾十年的事業﹐由零開始。而他當時在布匹公司做職員﹐一個月工資才1000元﹐減去租金﹐早已所剩無幾。
我出來工作後﹐父親有次和我說﹐考慮職業時﹐一定要選擇有意義﹐能帶給自己滿足感的工作。這番說話﹐說來輕描淡寫﹐卻道盡了他的辛酸遺憾。人到中年而選擇離開故土﹐放棄前半生辛苦累積的工作經驗﹑地位﹑社會關係以至事業追求﹐在不確定的新環境中從新開始﹐代價不可謂不大。不少人認為新移民無論吃多少苦﹐受到怎樣的對待﹐也是值得的﹐甚至應該的﹐因為即使從事最底層的工作﹐甚至領取社會援助﹐收入也較國內高。更重要的﹐這是他們的選擇﹐因此沒有資格抱怨。誠然﹐選擇來的人﹐必有來的理由。而生活在香港的很多好處﹐也是毋庸多言的。但這並不表示﹐香港社會可以用任何方式對待新移民﹐更不表示對於新移民失去什麼和承受什麼可以視而不見﹐因而對他們缺乏基本的理解和尊重。
事實上﹐父親那一輩其實無路可退。他們既不能回到過去﹐卻又無力在新環境中賦予生活新的意義。他們面對的﹐是基本的生存問題。唯一的出路﹐是接受現實﹐胼手胝足努力工作﹐並將所有希望寄託於下一代。他們初到香港﹐普遍存在強烈的自卑感﹐自覺處於社會邊緣﹐而曾經有過的理想和追求﹐只能壓抑於心底深處﹐並隨年月流逝而逐漸淡去。這樣的故事﹐多不勝數。
經過20多年茹苦含辛的工作﹐我們家裡的經濟環境已大有改善﹐父親卻已垂垂老去。即使粗心如我﹐也常常感受到父親的落寞。真正能提起父親興致的﹐是和他談起舊日國內生活種種﹐例如年少的輕狂﹐當年在銀行工作的情況以至農村生活的種種趣事。即使是反右運動和文革時被批鬥的情形﹐父親回憶起來也津津有味。但我從來沒敢問父親﹐香港是否是他的桃花源。2007年6月30日﹐是我來港22周年紀念日。那天我們全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頓飯。我問父親﹐回首過去﹐可曾後悔移民來港。父親沉默良久﹐說﹐看到你們今天活得很好﹐我不後悔。
嚴格來說﹐香港沒有為社會貢獻的概念﹐因為社會只是抽象地指涉單獨的個體在其中追逐利益的場所﹐本身並非一個實體﹐更不是休戚相關的社群。人們得到什麼失去什麼﹐一切歸於個人﹐與社會無關。因此﹐父親只能說為他的子女付出了多少﹐卻不能說為香港貢獻了什麼。家的概念﹐延伸不到那麼遠。或許正因為此﹐對於那些辛苦大半生卻老無所依的老人家﹐我們往往既沒同情之心﹐亦無虧欠之情。
三
未移民之前﹐我對香港的認識﹐來自流行文化。那個年頭﹐香港電視劇剛開始流行﹐〈大地恩情〉﹑〈萬水千山總是情〉一出場﹐便風靡一時。但真正教我們著迷的﹐還數〈大俠霍元甲〉。當時這套劇是晚上九點播放﹐而我們學校的自修課卻要九點才完。因此﹐八時半過後﹐所有課室便會出奇地安靜﹐人人收拾好書包文具﹐蓄勢待發。待鐘聲一響﹐全校幾百人立即蜂湧而出﹐以最快速度跑出校園﹐跳上自行車﹐在街上橫衝直撞﹐直奔家裡。
香港流行曲也開始普及﹐張明敏﹑鄧麗君﹑徐小鳳﹑許冠傑﹑林子祥一一登場。那時候﹐很多同學都有一本歌簿﹐將自己喜歡的流行曲歌詞抄在上面﹐彼此交換﹐下課後一起在走廊引吭高歌﹐又或躲在課室一角獨自吟唱。音樂課上教的那些革命電影歌曲﹐早已乏人問津。我班上有位同學的哥哥看準時機﹐開了一家唱片店﹐專門從香港買回歌星的最新錄音帶﹐然後大量翻錄轉售﹐幾塊錢一盒﹐在小鎮很受歡迎。
但我真正受香港文化“荼毒”的﹐還數武俠小說。我自小沉迷書本﹐尤喜小說神話傳奇﹐小學三﹑四年級時已將《三國演義》﹑《封神榜》﹑《三俠五義》﹑《大明英烈傳》﹑《水滸傳》﹑《鏡花緣》﹑《東周列國志》等一大堆囫圇吞棗地讀完。那時找書不易﹐什麼書都讀。我第一次接觸香港的新派武俠小說﹐是梁羽生的《萍蹤俠影錄》。這本書是當時正在追求我大姐的未來姐夫借我看的﹐我之前對梁羽生一無所知。誰知書一上手﹐便放不下來。我不眠不休﹐兩天便將書讀完。我至今仍記得﹐看完後我走上天臺﹐眼前暈眩﹐心中悵惘失落﹐書中主角張丹楓和雲蕾的影子揮之不去﹐只想盡情大叫。在我的閱讀史中﹐那是一個分水嶺。我的近視﹐也因此加深﹐但當時卻無眼鏡可配﹐上課時總看不清楚老師在黑板上寫些什麼﹐結果影響了昇中學的考試成績。
接著下來﹐我發現一本叫《武林》的月刊﹐正在連載金庸的《射雕英雄傳》﹐那更把我弄得心癢難熬。很可惜﹐不知什麼緣故﹐連載幾個月後便停了﹐而我卻像吸毒者一樣﹐對武俠小說上了癮﹐在鎮上四處打探何處有梁羽生和金庸。上了中學﹐一位同樣是小說迷的高年級同學告訴我﹐鎮上某處有武俠小說出租﹐但一定要熟人介紹。出租室有點神秘﹐屋內黑沉沉的﹐書架上排滿了金庸﹑梁羽生﹑古龍的作品﹐全是繁體字版﹐封面用牛皮紙包著。那個時代不如今天開放﹐出租港臺圖書還相當顧忌。租書除了十元按金﹐租金要兩角一天。這是相當貴了。當時租連環圖才兩分錢一本﹐而我一個月也不過幾元零用錢。但那真是一片新天地。為了省錢﹐我必須每天看完一本。我於是學會繁體字﹐也學會蹺課﹐甚至學會一邊騎車一邊看小說。在別人專心上課時﹐我偷跑到學校後山的橡樹林﹐在午後陽光和聒耳蟬聲中﹐沉醉在俠骨柔情和刀光劍影的世界﹔在夜闌人靜時﹐我抱著書偷偷跑到公共廁所﹐藉著昏黃微弱的燈光﹐與郭靖黃蓉楊過小龍女同悲同喜。
金庸和梁羽生的小說﹐除了功夫愛情﹐同時呈現了一個價值世界。對是非黑白的堅持﹐對弱者的同情﹐對朋友的道義﹐對承諾的重視﹐對民族的熱愛﹐是這些小說不變的主題。當讀者全情投入小說情節時﹐也不自覺地接受了背後的價值。可以說﹐武俠小說除了帶給我無窮的閱讀樂趣﹐也無形中影響了我的思想和情感。說來有點好笑﹐我在蹺課中完成了另類的人格教育﹐而我對此卻毫不知情。
我們是受香港文化影響的第一代。當時雖已開放改革幾年﹐整個社會仍頗為封閉落後。歷年政治運動磨盡了所有人的理想和熱情﹐90年代全面資本主義的時代仍未到來﹐人人處於精神極度饑渴﹐卻不知出路在哪的躁動狀態。香港的電視劇﹑電影﹑流行曲和文學的傳入﹐正好滿足了這種需要。香港文化商品最大的特色﹐是使人歡愉。它沒有什麼政治道德說教﹐卻能深深打動我們的情感。鄧麗君的中國小調﹐〈大地恩情〉的鄉土情懷﹐金庸小說的俠義精神﹐甚至張明敏的〈我是中國人〉﹐著實滋潤了我們的心靈。儘管如此﹐我對香港並沒多大嚮往。父親去了香港以後﹐家裡的生活慢慢有了改善﹐開始有了電風扇﹐黑白電視和卡式錄音機﹐我間或也會向同學炫耀一下父親帶回來的斑馬牌原子筆。但很奇怪﹐我從沒想過要成為香港人。香港彷彿是個遙遠得和我沒有任何關係的世界。
四
抵達香港那天﹐最初迎接我的﹐是深水埗地鐵站的北河街鴨寮街出口。當年的鴨寮街﹐和今天一樣熱鬧擠擁。舊攤檔滿地﹐叫賣聲盈耳。我和媽媽緊緊跟著父親﹐拖著行李﹐一步一步在人群中穿過。抬頭上望﹐只能隱隱見到天空的一抹藍。
我們住的地方﹐是北河街一個單位的板間房。這是一幢非常殘舊的“唐樓”﹐只有四百多平方尺﹐住了三戶人家﹐大家共用一個廚房和廁所。板間房再分為兩層﹐父母住下層﹐我住上層﹐算是個閣樓。閣樓沒有窗﹐晦暗侷促﹐人不能站直﹐得彎著腰才能在茶几上讀書寫字。躺在床上﹐天花板好像隨時會塌下來。
初來的一年﹐日子難過。我當時有寫日記的習慣。最近重讀﹐發覺1985年7月7日寫下這樣的感受﹕“離回家還有358天。 今天簡直快要瘋了﹐真想偷渡回故鄉去。這幾天簡直度日如年。”然後是7月8日﹕“我真後悔自己來香港﹐現在要我死也願意。”這樣的情緒﹐整本日記隨處可見。那時打長途電話很不方便﹐只能和故鄉的朋友通信。生活的最大寄託﹐便是等信和寫信。郵差每天派信兩次﹐分別是早上十時和下午四時。我每天起來﹐臉未洗牙未擦﹐第一件事便是跑到樓下看信箱。有信﹐便滿心歡喜﹐讀完又讀。沒信﹐便心裡失落﹐只好不安地期待下午的到來。那一年﹐我寫了好幾百封信。
新移民最難適應的﹐也許並非居住環境惡劣﹐而是“生活世界”的突然轉變。生活世界是個複雜的意義系統﹐包括我們的語言﹑傳統﹑價值﹑人際關係﹐以至日常的生活方式等。只有在這樣的系統裡﹐我們才能確定自己的身份﹐理解行動的意義﹐並肯定生活的價值。如果我們由小至大活在一個穩定的世界﹐我們根本不會意識到它的存在﹐因為一切皆顯得理所當然。只有當我們由一個世界急速轉換到另一個世界﹐而兩者又有根本斷裂時﹐人才會深刻感受到無家的失落。
來港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活在這種疏離感中。表面上﹐我很快便適應下來﹐語言﹑讀書﹑生活各方面﹐雖有困難﹐卻都能應付。但在內心﹐卻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是香港人﹐更不知日後的路該如何行。走在街上﹐覺得所有人和自己一點關係也沒有﹔回到家裡﹐躺在黑暗的閣樓﹐腦裡只有昔日的回憶﹔看到中國和香港的運動員比賽﹐我會為中國隊打氣。而每次返回國內﹐我便有種著地的感覺。即使去北方旅行﹐碰到素不相識的人﹐我也有著難言的親切。這種割裂﹐使我長期處於一種孤獨狀態。伴隨這種心境﹐我沉迷的不再是武俠小說﹐而是李煜﹑李清照﹑柳永那些憂傷的長短句。
讀到中學四年級﹐我的迷惘更甚﹐變得極度憂鬱孤僻。為求出路﹐我開始找老師討論人生的意義﹐跟同學去基督教會聽福音﹐甚至胡亂找些佛學書來讀。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某天放學後﹐夕陽斜照﹐我站在彌敦道和界限街交界的安全島﹐看著川流不息的汽車和匆匆的人群﹐突然覺得完全無力再行下去。我軟弱地斜靠在欄杆上﹐看著紅燈轉綠燈﹐綠燈轉紅燈﹐人動也不動﹐茫然四顧﹐不知何去何從。
苦悶的時候﹐我喜歡一個人在深水埗遊蕩。深水埗是窮人聚居之所﹐密密麻麻的唐樓又殘又舊﹐街道也亂糟糟的。那時南昌街中間仍是店鋪林立（後來拆了﹐變成現在的休憩公園）﹐石硤尾街的天光墟（在天剛亮時將東西放在地上擺賣﹐故有此名）也在﹐黃金商場周圍還有無數的流動熟食小販﹐再加上福華街﹑福榮街﹑長沙灣道的時裝批發店﹐北河街菜市場和鴨寮街的舊物和電器攤檔﹐令深水埗成了個無所不包的大市集。在這裡﹐你會見到蛇王在街頭當眾用口咬斷蛇頭﹐隨即挑出蛇膽﹐給客人和著酒一口喝下去﹔會見到櫃檯高高﹐令人望而生畏的老當鋪﹔當然還有琳瑯滿目﹐堆積如山的色情雜誌。
我最喜歡的﹐還是到鴨寮街淘書。鴨寮街並沒書店﹐“收買佬”只是將收回來的書和其他雜物﹐隨意堆在一起。要挑書﹐便要不怕髒﹐而且得有耐性。我在那裡淘到最多的﹐是小說散文﹐但也找到一套三冊馬克思的《資本論》﹐ 唐君毅的《哲學概論》和梁啟超的《飲冰室全集》等。後來讀大學時﹐我甚至在那裡用十元買到最近逝世的美國哲學家羅蒂（Richard Rorty）的成名作《哲學與自然之鏡》英文版。
住得久了﹐我便慢慢感受到深水埗的貧窮。我家的居住環境﹐還不算最惡劣。更差的﹐是那些住在“籠屋”的人﹐幾十人擠在一個單位﹐每人只有一個鐵籠般大小的床位。1990年12月南昌街籠屋大火﹐導致6人死亡﹐50多人受傷﹐人們才知道香港仍有那麼多人居住在那樣的非人環境。張之亮當年拍攝的〈籠民〉﹐便是以此為題材。深水埗也有許多老無所養的獨居老人﹐天一亮便坐滿街角的小公園﹐有的在下棋打牌﹐有的在發呆。新移民也不少。只要在街上轉一圈﹐什麼口音都可以聽到。父母後來搬了兩次家﹐卻始終沒離開過這區﹐而我每次回家﹐依然喜歡在深水埗鬧市散步。
五
1985年9月﹐我入讀大角咀福全街的高雷中學。父親為我讀書的事﹐四處奔走﹐卻一直苦無頭緒﹐最後只好選擇這所自己同鄉會辦的學校﹐由中學一年級讀起。嚴格來說﹐這不算一所完整的中學。學校在一幢工廠大廈二樓﹐樓下是售賣五金鋼鐵的店舖﹐噪音不絕於耳。學校除了幾個課室﹐沒有任何設施。課程只辦到中三﹐中四以後學生便要另選他校。
學校離家不遠﹐步行15分鐘便到。第一天上學﹐我發覺全班50多人﹐有七成是像我這樣剛到的新移民﹐以廣東和福建為多﹐但也有更遠的。大家一開口﹐便察覺人人鄉音不同。我們很快便混得很熟。從一開始﹐我便喜歡這班同學。他們純樸善良﹐彼此友愛沒機心﹐而且回憶起國內生活種種﹐大家總會說個不停。平時下課後﹐我們會聯群結隊去踢足球﹐在遊戲中心流連﹐到桌球室找樂﹐周末甚至試過一起去大角咀麗華戲院享受三級片早場的刺激。我們有心讀書﹐卻不知從何學起。學習環境實在太差﹐學生程度又參差不齊﹐老師難以施教。我們渴望融入香港社會﹐卻不知從何做起。我們對香港的歷史文化一無所知﹐父母教育水平又普遍偏低﹐更要日以繼夜工作﹐對我們是愛莫能助。我們好像活在一個隔離的世界﹐自生自滅。
開學不久﹐我們便一起去工廠做兼職。事緣有位同學的父親﹐在製衣廠專門負責穿褲繩（俗稱褲頭帶）的工序﹐方法是用鐵針將尼龍繩由短褲一端貫穿到另一端。由於工作多得做不完﹐同學便叫我們下課後去幫忙。工資按件計﹐一條一毫。如果熟手﹐一小時大約可賺到八元。工作本身極單調﹐但幾位朋友一起﹐加上工廠可聽收音機﹐不算特別苦悶。
我後來在工廠認識了一位負責牛仔褲包裝的判頭阿卓。由於他給的工資較高﹐而且工作較多﹐於是我和一位外號叫“大隻廣”的朋友便過去跟他。阿卓和好幾間製衣廠有協議﹐那裡要人便去那裡﹐因此我們有時在大角咀﹐有時在長沙灣和葵涌。包裝是整個成衣生產流程最後一道工序﹐相當複雜﹐包括貼商標﹐摺疊﹐入膠袋﹐開箱封箱﹐以及用膠帶機將箱紮好。由於出口訂單有時間性﹐廠方往往要我們一兩天內完成大量包裝﹐非常消耗體力﹐而且有時要加班到深夜﹐不是易做的工作。
大隻廣是恩平人﹐比我大兩歲﹐人有點俠氣也有點流氓氣﹐好抱不平﹐喜飲酒抽煙﹐平時三句有兩句是粗口﹐上課常常和老師作對﹐是我們這群同學的核心。我和他性格不同﹐卻很投契。他的數學很好﹐英文卻很差﹐所以讀了半年﹐已經對讀書失去興趣。有次我們在葵興下班﹐已是晚上11點﹐天下著小雨﹐我倆不知為什麼抬起槓來﹐誰也不讓誰﹐結果決定一起步行回深水埗。那一夜﹐我們沒有傘﹐卻不畏雨﹐一邊健行一邊笑談彼此的夢想﹐回到家時已是深夜一點﹐嚇壞了在家久等的父母。當時說過什麼早已忘了﹐但那份對未來的豪情﹐卻長留在心。1986年夏天﹐我領到回鄉證後﹐便和大隻廣聯袂返回故鄉﹐會合我的幾位同學﹐一起坐火車去桂林旅遊。我們在漓江暢泳﹐在桂林街頭放肆高歌追逐﹐在陽朔回味劉三姐的山歌﹐快意非常。
大隻廣讀完中三﹐便輟學回家幫父親做些中藥轉口的小生意﹐中間賺過一些錢﹐並請我們一班同學去鯉魚門嚐過海鮮。後來聽說他生意不景﹐又迷於賭博﹐以致欠下鉅債而要避走大陸。再後來﹐便沒了音訊。我們的老闆阿卓﹐好幾年後聽說原來是個偷渡客﹐遭警方發現﹐坐完牢後也被遣返國內。我們工作過的製衣廠﹐早已一一搬到國內﹐工廠大廈則被推倒重建為幾十層高的豪宅。至於我那群新移民同學﹐絕大部分讀完中三或中五後便出來工作﹐最多是到髮型屋做學徒。就我所知﹐能讀上大學的﹐不足三人。而我讀完二年級後﹐便透過考試轉到何文田官立中學做插班生。
六
1987年轉校後﹐我的生活起了變化。最大的不同﹐是大部分同學都是本地出生﹐而我的鄉音﹐便間或成了同學的笑柄。那談不上是歧視﹐但卻時時提醒我和別人的差異。這還只是表面的差異。我很快便意識到﹐我和我的香港同學﹐其實活在兩個世界﹐因為彼此的成長經歷完全不一樣。例如我從不看卡通片﹐也不喜歡漫畫﹐更不熱衷電子遊戲。但這三樣東西﹐卻是香港大部分男生的至愛。結果一年不到﹐我最熟絡的朋友﹐又變成學校中的新移民同學。
我們那一屆四班同學中﹐大概有一成多是新移民。這些同學和高雷的有些不同。他們早來幾年﹐很多從小學讀起﹐因此較易適應香港的生活﹐而且何官是所不錯的學校﹐學生自信心較強﹐也有較高的自我期望。他們很多喜歡看課外書﹐較為關心政治時事﹐甚至會坐下來認真討論一些人生哲理問題。中四那年﹐我和幾位同學成立了一個讀書小組﹐定期討論時事﹐並自資手寫出版一本叫《求索》的刊物﹐取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之意。校長有點擔心﹐派了一位老師在我們開會時前來旁聽輔導﹐刊物內容亦需老師過目。我當年寫了一篇文章﹐批評很多人棄香港而移民他國是不應該的﹐結果被勸導不要發表。
1988年夏天﹐我和國內一位同學﹐從廣州坐火車去北京旅行。我自小喜歡中國歷史﹐加上受武俠小說影響﹐對中國名山大川早已嚮往。旅費是兼職賺回來的﹐不用父母操心。只是到現在我也不太理解﹐我當時年紀那麼小﹐為什麼父母會放心讓我這樣去闖蕩。我們去天安門看了昇旗禮﹐瞻仰了毛澤東的遺體﹐還登上了長城。玩完北京﹐我們再坐火車下江南。印象最深的﹐是我這個南方人第一次在火車上見到極目無山的華北大平原。我倚在窗口﹐敞開衣裳吹著風﹐“隨身聽”播著齊秦的〈狼〉﹐看著夕陽在天邊被地平線徐徐吞噬﹐天地蒼茫﹐美不可言。
三個星期後﹐當我從杭州坐火車回到廣州﹐對中國有了很不同的感受。除了遊覽名勝古蹟﹐我更近距離觀察了不同地方不同老百姓的生活﹐尤其是在長途的硬座火車旅程中﹐我從其他乘客口中聽到許多聞所未聞的故事﹐了解國內人生活的艱辛。在旅途上﹐當別人問我從那裡來時﹐我總說廣東﹐卻不願說自己是香港人。這有安全的考慮﹐但我心底的確希望像他們一樣﹐都是中國人。不同省份的人走在一起﹐讓我有種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感覺。我喜歡那種感覺﹐但對別人對自己來說﹐香港卻好像在四海之外。
從北京回來不夠一年﹐六四事件便發生了。1989年5月﹐在學校默許下﹐我在課室率先張貼了支持學生運動的標語﹐接著參加了幾次大遊行﹐天天看報紙追新聞﹐沉浸在大時代的亢奮中。六四那一夜﹐我一個人坐在漆黑的家中﹐看著沒有畫面的電視﹐聽著身在北京的記者電話中傳來的密集槍聲﹐一夜未眠。其後18年﹐只要在香港﹐六四夜我都會去維多利亞公園﹐和幾萬人一起點亮燭光﹐悼念那死去的英靈。
六四事件是我的移民史的分水嶺。六四前﹐我沒想過要在香港落地生根﹐總想著終有一天會回去。那幾年﹐我讀了不少文學作品﹐例如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戴厚英的《人啊﹐人﹗》﹑蘇曉康的《自由備忘錄》等﹐對1949年後的歷史多了一些認識﹐但對中國的未來依然充滿信心。我仍記得﹐1988年國內有一套紀錄片叫《河殤》﹐中央電視臺拍攝﹐探討的便是中國應往何處去﹐引起海內外很大爭論。教協辦了一次播映會﹐一次過播完六集。我一個人去看了。當看完最後一集《蔚藍色》﹐步出教協時﹐我心內激動﹐深信中國只要繼續改革開放﹐一定可以告別傳統﹐並與象徵西方的蔚藍色文明融合﹐振興中華。六四後﹐我有種強烈的無家可歸的失落。本來那麼崇拜的國家﹐本來那麼尊敬信賴的領導人﹐一夜之間卻變得如此猙獰如此陌生﹐誰還敢認同那是自己的家﹖﹗悲劇過後﹐政治的殘酷和暴力的可怖﹐在我和我那一代很多人身上﹐留下一道難以磨滅的傷痕。回去已無可能﹐也無能力再度移民﹐留在香港﹐便成了沒有選擇的選擇。要安頓下來﹐第一件事便是要全心接受香港的價值觀﹐好好做個香港人。
七
當時我並不十分清楚這種轉變的後果。但會考過後﹐在對於報讀大學什麼學系一事上﹐我經歷了一次難忘的試煉。我一直的志願是中文系﹐因為這是我最喜歡﹐也讀得最好的科目。我那時已試過投稿報紙的文藝版﹐也參加過一些徵文比賽得過獎。我特別崇拜劉賓雁﹐希望將來也能做個報告文學家。可是家裡及老師卻主張我報讀最熱門的工商管理﹐理由當然是日後的前途考慮。如果我堅持﹐家裡大抵也會尊重我的意願。但我自己也猶豫了。我當時的成績﹐是學校最好的幾個﹐因此並不太擔心錄取的問題。我的困擾﹐在於我當時認為這是兩種價值觀﹐兩種不同人生道路的抉擇。如果我選讀工商管理﹐便意味著我日後會在商界工作﹐以賺錢為人生最高目標﹐並放棄自己喜歡的文學和歷史﹐當然更不會有時間寫作。如果我本身很喜歡商業管理﹐很崇拜那些億萬富豪﹐問題倒不大﹐畢竟人生總要有所取捨。但由小至大的讀書薰陶﹐令我並不怎麼嚮往那種生活。金庸筆下的大俠﹐中國歷史中的英雄﹐五四時期的作家﹐才是我欣賞的人物。
我被這個問題深深折磨﹐以至寢食難安。我請教過不同老師﹐所有老師都說﹐理想是當不得飯吃的﹐人最終要回到現實。然後我又發覺﹐過去幾年校內成績最好的同學﹐都進了工商管理學院。他們告訴我﹐如果我選讀了自己喜歡卻不熱門的學科﹐很可能會後悔﹐因為香港是個商業社會﹐畢業後還是要在市場上和人競爭。他們好像很有道理﹐於是我這樣說服自己﹕既然我以香港為家﹐便應努力做個成功的香港人﹐而成功的香港人﹐當然是像李嘉誠那樣能賺很多錢的人。要賺很多錢﹐自然要熟悉商業社會的運作﹐並在激烈的競爭中擊敗別人﹐一步一步向上爬。而要有這種競爭力﹐理應從大學做起。我被自己說服﹐最後亦如願入讀中文大學的工商管理學院。
這次抉擇﹐對我是一種挫折﹐也是一種解脫。我好像放棄了一些自己很珍惜的東西﹐好像作了某種屈服﹐但我也安慰自己﹐以後再不用為這個問題困擾﹐可以安心做個成功的香港人。事實並非如此。入了中大以後﹐我才知道自己根本不適合工商管理。這和性情及志趣有關﹐也和大學的經歷有關。我一進大學﹐便參加了《中大學生報》﹐積極參與學生運動﹐關心校政也關心香港和中國的未來﹐那種生活和商學院的氛圍﹐自是格格不入。而我在一年級時選修了哲學系陳特先生的課﹐自始步入哲學的門檻﹐開始認真思考一些困惑已久的人生哲學問題。結果在大學頭兩年﹐我又一次面對人生何去何從的掙扎。那種糾纏﹐極其累人﹐不足為外人道。最後﹐在大學三年級﹐我決定轉系﹐讀我喜歡的哲學。轉系那天﹐陳特先生面試我﹐問我會不會後悔﹐我說不會﹐但其實我一點也不知道在香港讀哲學﹐到底有什麼出路。
如果我的掙扎﹐只是我的個人問題﹐那並沒有什麼特別。實情卻非如此。在我認識的朋友中﹐考試成績最好的一批﹐當年幾乎都選擇了商學院﹐理由也差不多。這種情況在今天的香港﹐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容我武斷點說﹐香港的大學生﹐很少是為興趣和夢想而讀書的。大部分像我一樣﹐在未開始尋夢之前﹐已被現實壓彎了腰﹐少年老成﹐放棄實現理想和活出自我的機會﹐很快便順從社會設下的框框﹐走著一條非常相似的路。如果我們同意英國哲學家穆勒（J. S. Mill）的觀察﹐人類並不是機器模塑出來的一式一樣的東西﹐而是各有個性的獨立生命﹐並在快樂的來源﹑對痛苦的感受﹐以及不同能力對人們所起的作用上有著鉅大差異﹐那麼便很難不同意他的結論﹕“除非在生活方式上有相應的多元性存在﹐他們便不能公平地得到屬於他們的幸福﹐也不能在精神﹑道德及審美方面成長到他們的本性所能達到的境界。”（《論自由》）
到底是什麼力量﹐令這個城市一代又一代優秀的年青心靈﹐即使曾經有過掙扎﹐最後也不得不妥協﹐放棄發展自己的個性和追求屬於自己的幸福﹖而這對一個城市來說﹐是健康的嗎﹖
要在香港行一條不那麼主流的路﹐同時又能肯定自己﹐的確很難。香港表面上很多元﹐住得久了﹐便會發覺它的底層有個相當單一強勢的價值觀。過去幾十年﹐香港逐步發展成為一個繁華先進的資本主義城市﹐亦令整個社會接受了一套根深柢固的意識形態﹕崇尚市場競爭﹐擁抱個人消費主義﹐以追求效率﹑發展和無止境的財富增長作為個人事業成功和社會進步的唯一標準。在市場中﹐決定一個人成敗得失和社會地位的﹐是他的經濟競爭力。因此﹐在一個高揚“小政府大市場”的社會﹐每個人由一出生開始﹐便被訓練打造成為市場競爭者。競爭的內在邏輯﹐是優勝劣汰。市場中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關係﹐是對手的關係﹐是工具性的利益關係﹐而不是任何休戚與共﹐同舟共濟的合作關係。每個人都是孤零零的個體。競爭中的失敗者﹐沒有尊嚴可言﹐更沒資格說應得什麼﹐有的最多只是勝利者給予的有限度施捨和同情。
香港是這樣純粹的一個經濟城市﹐人人以此為傲。君不見﹐回歸十年一片歌功頌德中﹐經濟成就不就是它唯一的賣點﹖﹗要令這個神話延續﹐社會便必須更有效地培養出更多更純粹的經濟人﹐並透過各種方式﹐強化這種價值觀的合理正當。但判斷一個城市是否合理公正的其他向度，卻往往被忽略，甚至被壓制了。
嚴格來說﹐香港仍說不上是個現代政治城市﹐因為現代政治的基石﹐是肯定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公民﹐享有一系列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政治權力的正當性，必須得到人民的認可接受。很可惜，政治平等仍然離香港十分遙遠。而在「小政府大市場」的指導原則下，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以致數以十萬計公民活於貧窮線之下的事實，也得不到社會真正的重視。社會公義從來不是香港政府的議題。
香港也算不上一個文化城市﹐因為文化城市的基本理念﹐是肯定文化生活作為相對獨立的領域﹐有其自身的運作邏輯和審美標準﹐文化活動有其自足的內在價值﹐而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的工具。但在過去兩年種種有關歷史保育和文化發展的討論中，我們卻看到，整個社會是如何的缺乏文化想像和文化底蘊。香港非常有效率也非常富裕，但我們卻不知道，一種相應的屬於這個城市，屬於每個公民的豐富而多元的文化生活，該是何種模樣。我們很懂得將所有東西折算為金錢，因此海景有價，歷史建築有價，土地有價，但我們並沒想過，那些無聲無息地流失的難以用金錢衡量的歷史情感記憶，同樣值得這個城市好好珍惜。問題並不在於如何平衡取捨，而在於很多價值根本未曾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之中，連取捨都談不上。我們往往是工具理性的巨人，價值理性的侏儒。
以上所談的三種城市性格﹐是有內在張力的。香港要成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和文化城市﹐便必須尋找其他的價值資源﹐開拓我們的視野，豐富我們對美好人生和公正社會的想像，而不能只從單向度的經濟人的觀點看待世間萬事。但就我觀察﹐這套市場至上的價值觀﹐近年變本加厲﹐不斷被強化神化﹐並以各種方式滲透複製到生活其他領域﹐牢牢支配社會發展和我們的生活。明乎此﹐香港很多看來荒誕之事﹐才變得易於理解。以母語教育為例。我們應知道﹐母語教育對學生的心智成長﹑創造力﹑人格培養﹐以至對所屬傳統文化的認同等﹐有利而無害。但中文在香港的中學和大學﹐卻一直被視為次等語言。為什麼呢﹖因為據說母語教育會使學生英文水平下降。而英文水平下降﹐最大問題不在於學生無法有效學習知識或接觸英語文化﹐而在於影響學生的謀生能力，從而影響香港的經濟競爭力。對學生來說﹐語言是﹑也僅僅是謀生的工具﹔對社會來說﹐學生是﹑也僅僅是經濟發展的工具。至於外語教學會否影響學生的心智成長﹐打擊他們的自信心和求知欲﹐窒礙他們批判性思維能力的發展﹐以至限制他們成為積極關心社會的公民﹐卻很少受到重視。又例如香港的民主發展。香港既得利益集團反對加快民主步伐的主要理由﹐據說是因為這樣做會導致福利社會﹐而福利社會則有礙經濟發展云云。亦因此故﹐面對愈來愈嚴重的貧富懸殊﹐大家也認為只要不影響社會繁榮安定便沒問題。至於那些處於弱勢的公民﹐是否享有公平的平等機會﹐是否得到政府同樣的關懷和尊重，以至香港的財富分配制度是否合理﹐卻從來不曾浮出水面，引起什麼大的爭論。
無疑﹐我們可以從不同角度描述香港的城市性格﹐以及呈現這種性格的香港人。但在我的生活經驗中﹐體會最深感觸最大的﹐便是這種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對人的宰制。它的力量如此強大﹐影響如此深遠﹐以致成為我們日用而不知的各個生活層面的價值規範﹐使得我們難有空間和資源，去想像這個城市和個人生活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可能。要做一個成功的香港人﹐首先便要將自己打造成純粹的經濟人。就此而言﹐界定香港人身份的﹐並不繫於一個人的語言文化﹐又或出生地﹐而在於你是否真心誠意接受這樣的一套價值觀。
但就其本性而言﹐人並不只是純粹的經濟人。除了殘酷競爭和市場價值﹐人還有其他需要。人還需要愛﹐需要家庭和友誼﹐需要共同的社群生活﹐需要別人的尊重和肯認﹐需要活得有意義﹐需要政治參與和文化滋潤﹐還需要自由和公正。這些需要﹐是活得幸福很重要的條件﹐但卻往往和單向度的經濟人的理念不相容。道理很簡單。如果我們在生活中﹐只視所有人為滿足自己利益的工具﹐我們便無法享受到真正的友誼和愛﹐因為友誼和愛包含了承諾和犧牲﹔如果生活只是一場無止境的競爭﹐我們的心靈便永遠無法安頓﹔如果我們視自身只為孤零零的自足的個體﹐我們便難以感受社群生活的好；如果人與人之間處於極度不平等的境況，弱勢者便無從肯定自身的價值和尊嚴。
即使一個在香港出生的人﹐只要你不接受自己是純粹的經濟人﹐在生命的不同時刻 — 尤其面對抉擇時 — 內心一樣會烽煙四起﹐承受難以言狀的痛苦﹐一樣會對這個城市有某種生活在他鄉的疏離。你愛這個城市﹐卻又覺得它並不真正屬於自己﹐因為主宰這個城市的根本價值﹐和你格格不入。個體如此卑微﹐既改變不了城市分毫﹐卻又不得不在此生活下去﹐遂有無力和撕裂。你最後往往別無選擇﹐只有屈服﹐向這個城市屈服。
那麼多年來﹐我目睹父母親一輩﹐在沒有任何選擇下﹐被迫放下生命其他價值﹐將自己變成徹底的經濟動物﹐努力撫養我們成人﹔我目睹很多同輩的新移民朋友﹐由於欠缺這個社會要求的競爭力﹐又不能從政府和社會中得到適當支援﹐被迫過早進入勞動市場﹐成為社會最低層的勞工﹔我目睹更多的﹐是那些有理想有能力對社會有關懷的朋友﹐大學畢業後雖然多番堅持﹐最後還是不得不棄守曾經堅持的信念。在繁榮安定紙醉金迷的背後﹐我無時無刻不感受到﹐一個個獨立生命為這幅圖像付出的代價。當然﹐更加悲哀的﹐是我們看不到這些代價﹐不願意承認這些代價﹐甚至謳歌這些代價。
我不知道出路在哪裡。不要說整個社會﹐即使在個人生活層面﹐也是困難重重。但我並不過度悲觀。在1989年百萬人支援北京的民主運動裡﹐在其後年年數萬人出席的六四燭光晚會裡﹐在2003年50萬人的七一大遊行裡﹐在這兩年一波接一波要求保護文物古蹟﹐反對發展至上的社會運動裡﹐在很多朋友於每天平凡細微的生活中努力不懈活出自我和堅持某些人文價值裡﹐我看到力量。我相信﹐當公民社會愈趨成熟﹐累積的文化資源愈加豐厚﹐並對主流制度和價值有更多反思批判時﹐我們這個城市是有可能變得更加好的。或許，香港在回歸二十年或三十年後，我們會不再只為我們擁有的財富而自豪，同時也為它是一個民主、公正、體面、有文化的偉大城市而自豪。
當我一開始以這種角度﹐這種心態去理解自身和關心香港的時候﹐我的新移民史便告一段落。我是以一個香港公民的身份﹐關心這個屬於我的城市。我身在其中﹐無論站得多麼邊緣。
八
林婕死去的時候﹐才18歲。她在遺書中﹐說﹕“我很累﹐這五年來我憎恨香港﹐討厭香港這個地方﹐我還是緬懷過去13年在鄉間的歲月﹐那鄉土的日子。”林婕選擇離開的時候﹐已來香港五年﹐並由最初的鄉村小學轉讀一所一級中學﹐品學兼優﹐全班考試名列前茅﹐家裡也住進了公共房屋。我曾不只一次想過，如果林婕仍然在生，今天會是如何模樣。
很多人無法理解﹐為什麼林婕會如此憎恨天堂一樣的香港﹐為什麼會覺得做一個香港人那麼累﹐以至如此決絕地一死以求解脫。這種不解的背後，也許正正隱藏了無數新移民說不出的辛酸故事。說不出，並不在於香港沒有說的自由，而在於沒有那樣的平台，沒有那樣的聆聽者，甚至更在於新移民在香港這樣的社會，實在難以有足夠的力量和自信，好好地理解和接受自己，好好地肯定自己，好好地做一個香港公民。
香港每天有150個大陸新移民﹐每年有54750人﹐十年便有547500人。他們是人﹐是香港的公民﹐也是香港的未來。
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
－－作者：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
一
我移民香港﹐22年了。
我是1985年6月30日跨過羅湖橋的。跨過去的時候﹐並沒想過後來種種。現在回過頭來﹐又顯得有點欲說無從。昔日的日記相片書信還在﹐多年來塵封不動。外面正是十年回歸大慶﹐我卻獨坐一室﹐茫然地整理個人的移民史。
20世紀80年代至今﹐有近百萬新移民從中國來港。這百萬人一離開羅湖﹐便好像細流入深海﹐靜默無聲﹐不知那裡去了。再出現的時候﹐往往便是報紙頭條的倫常慘劇主角。這並非事出無因。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新移民”一詞幾乎和社會問題同義﹐常常和家庭暴力﹑騙取社會保障援助﹑貧窮落後等關聯在一起﹐是個不光彩的標記。新移民既是外來者﹐同時又被視為社會問題製造者﹐遂背負雙重的道德原罪。很多人認為﹐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在於將新移民儘快改造成香港人﹐洗去他們舊的次等的不文明的價值﹐接受新的先進的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新移民跨過羅湖橋那一刻﹐便必須承認自己在文化上低人一等。這份深不見底的自卑﹐令新移民不願面對過去﹐更加沒有勇氣在公共空間述說自己的歷史。而手握權力的主流社會﹐不僅沒興趣了解新移民的前世今生﹐甚至有意無意醜化他們的形象﹐漠視他們面對的種種困難和承受的諸多不義。於是﹐新移民這一龐大群體﹐在據說是自由開放的香港﹐形成了某種集體性消聲。
新移民明明無處不在﹐卻又彷彿並不存在﹔明明有話想說﹐卻又無法可說。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文化現象﹐因為香港本身是個移民社會﹐1949年以降﹐歷經幾波的大移民潮﹐目前七百萬人口中﹐真正稱得上“原住民”的﹐少之又少。但在這樣一個移民城市﹐新移民的生存處境和精神狀態﹐卻甚少在公共領域受到關注。兩年前﹐我在報紙發表了一篇短文〈像我這樣的一個新移民〉﹐結果收到很多素不相識的讀者的電話和來信﹐分享他們的移民故事﹐情緒熱切而激動。這教我詫異。那一刻﹐我才知道有多少新移民的鬱結被這個城市壓抑著。他們渴望被聆聽被理解﹐渴望得到別人的肯認和尊重﹐卻往往事與願違。
在過往大部分的新移民討論裡﹐經濟考慮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向度﹐例如新移民對香港人力資源的影響﹐對社會福利造成的壓力等。因此﹐政府最關心的﹐是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令新移民脫胎換骨﹐成為有利於香港經濟發展的勞動力﹐並減少他們對社會福利的依賴。至於新移民作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過去的個體﹐他們在新環境中的實存感受﹐在精神﹑文化﹑家庭各方面遇到的種種困難﹐卻往往被忽略漠視。每當有什麼新移民家庭慘劇出現﹐媒體要麼視其為個別事件﹐要麼循例追究一下政府﹐要求增加多些社工便了事。
1999年12月﹐林婕﹐一個品學兼優的新移民女生﹐不堪在港生活的苦楚﹐在最美好的18歲﹐從高樓一躍而下﹐死後留下這樣的問題﹕“我很費解﹐我到底做錯了什麼﹖難道‘我來自內地’就是我的罪過嗎﹖”林婕的死﹐迫使香港社會作了一點道德懺悔。當時的教育署署長羅范椒芬﹐寫了一封信給全港老師﹐說﹕“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感到十分羞愧﹔對林婕和她的母親﹐我有無限的歉意﹔作為教育署署長﹐我難以想像林婕所遭受的歧視﹐竟然發生在教育界﹑在學校裡。這真是莫大的諷刺。”
林婕用她的生命﹐打破一池死水﹐讓香港社會一瞥新移民的艱難。但池水頃刻回復平靜﹐事件很快便被遺忘﹐社會並沒任何改變。人們其實並不了解﹐又或不願意了解﹐林婕為什麼要死。香港這樣一個“繁榮安定”的社會﹐沒法承受致一個年輕新移民於死地這樣一種集體責任。這和東方之珠的想像﹐有太大的認知和情感上的落差。於是﹐林婕的死﹐遂被視為極少數不能好好適應香港的特例。而萬萬千千的年輕新移民﹐早已安安份份完成改造。
一直以來﹐我也如此相信。以為只是自己改造得不夠快不夠好﹐才做香港人做得如此吃力。20年過去﹐我才開始懂得問﹐為什麼過百萬的新移民﹐會在這個喧嘩的城市失去聲音﹖為什麼林婕要選擇死﹐來表達她對這個據說是東方之珠的城市的憎恨﹖為什麼一次又一次的人倫慘劇﹐總發生在新移民身上﹖我開始意識到﹐不應只是問如何改造﹐而要問為何要這樣改造﹐改造的代價是什麼﹐以及誰去付這些代價。我不知如何回答這些問題。以下我只嘗試從我個人的移民史﹐對這些問題作一些初步的側面的反思。但我必須強調﹐我的經歷﹐不多也不少﹐只是我的個人經歷。每個移民﹐都有自己的移民故事﹐儘管每個人的故事﹐皆無可避免地刻有時代的烙印。
二
1985年6月下旬的某個傍晚﹐我放學回家﹐母親說過幾天便要移民香港。我呆了好一會﹐然後咬著牙﹐說﹐我不去。眼淚跟著便掉下來。
我不願意離開故鄉﹐一個廣東西部偏遠的小縣城﹐因為活得快樂。活得快樂﹐並非因為富有。事實上﹐家裡一直很窮。我出生在農村﹐父母兩家都被劃為地主﹐父親1957年更被打為右派﹐全家備受政治之害。我小時候在農村放牛打魚﹐後來才出到縣城讀書。我那時在讀中學一年級﹐既沒有考試壓力﹐也未懂得為前途擔憂﹐一班同學相處融洽﹐日子過得無憂無慮。我走的時候﹐辦的是停學手續﹐而不是退學﹐因為我相信自己一定會回來。離別那天﹐全班同學到車站相送﹐有人送我一瓶從江中打來的水﹐有人遞我一包學校的泥土。
我能夠移民香港﹐是因為父親早在1981年來港探望幾十年不見的伯父時留了下來。父親1951年加入農業銀行工作﹐為人能幹正直﹐在單位受人敬重。他申請探親時﹐壓根兒沒想過留下來﹐伯父卻苦苦挽留。臨返國內前一刻﹐伯父送了一首詩給父親﹕“扁舟飄忽到桃源﹐車水馬龍別有天。凡心未了留不住﹐他朝徒嘆誤仙緣。”伯父認為香港是桃花源般的仙境﹐希望父親不要回到大陸那樣的人間。幾經掙扎﹐父親終於放下早已收拾好的行李。我後來才體會到﹐對父親來說﹐這是個艱難的抉擇。父親那時正當盛年﹐工資雖然不高﹐但事業發展順利﹐和同事合作愉快﹐工作帶給他很大的滿足感。選擇留下來﹐便等於放棄幾十年的事業﹐由零開始。而他當時在布匹公司做職員﹐一個月工資才1000元﹐減去租金﹐早已所剩無幾。
我出來工作後﹐父親有次和我說﹐考慮職業時﹐一定要選擇有意義﹐能帶給自己滿足感的工作。這番說話﹐說來輕描淡寫﹐卻道盡了他的辛酸遺憾。人到中年而選擇離開故土﹐放棄前半生辛苦累積的工作經驗﹑地位﹑社會關係以至事業追求﹐在不確定的新環境中從新開始﹐代價不可謂不大。不少人認為新移民無論吃多少苦﹐受到怎樣的對待﹐也是值得的﹐甚至應該的﹐因為即使從事最底層的工作﹐甚至領取社會援助﹐收入也較國內高。更重要的﹐這是他們的選擇﹐因此沒有資格抱怨。誠然﹐選擇來的人﹐必有來的理由。而生活在香港的很多好處﹐也是毋庸多言的。但這並不表示﹐香港社會可以用任何方式對待新移民﹐更不表示對於新移民失去什麼和承受什麼可以視而不見﹐因而對他們缺乏基本的理解和尊重。
事實上﹐父親那一輩其實無路可退。他們既不能回到過去﹐卻又無力在新環境中賦予生活新的意義。他們面對的﹐是基本的生存問題。唯一的出路﹐是接受現實﹐胼手胝足努力工作﹐並將所有希望寄託於下一代。他們初到香港﹐普遍存在強烈的自卑感﹐自覺處於社會邊緣﹐而曾經有過的理想和追求﹐只能壓抑於心底深處﹐並隨年月流逝而逐漸淡去。這樣的故事﹐多不勝數。
經過20多年茹苦含辛的工作﹐我們家裡的經濟環境已大有改善﹐父親卻已垂垂老去。即使粗心如我﹐也常常感受到父親的落寞。真正能提起父親興致的﹐是和他談起舊日國內生活種種﹐例如年少的輕狂﹐當年在銀行工作的情況以至農村生活的種種趣事。即使是反右運動和文革時被批鬥的情形﹐父親回憶起來也津津有味。但我從來沒敢問父親﹐香港是否是他的桃花源。2007年6月30日﹐是我來港22周年紀念日。那天我們全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頓飯。我問父親﹐回首過去﹐可曾後悔移民來港。父親沉默良久﹐說﹐看到你們今天活得很好﹐我不後悔。
嚴格來說﹐香港沒有為社會貢獻的概念﹐因為社會只是抽象地指涉單獨的個體在其中追逐利益的場所﹐本身並非一個實體﹐更不是休戚相關的社群。人們得到什麼失去什麼﹐一切歸於個人﹐與社會無關。因此﹐父親只能說為他的子女付出了多少﹐卻不能說為香港貢獻了什麼。家的概念﹐延伸不到那麼遠。或許正因為此﹐對於那些辛苦大半生卻老無所依的老人家﹐我們往往既沒同情之心﹐亦無虧欠之情。
三
未移民之前﹐我對香港的認識﹐來自流行文化。那個年頭﹐香港電視劇剛開始流行﹐〈大地恩情〉﹑〈萬水千山總是情〉一出場﹐便風靡一時。但真正教我們著迷的﹐還數〈大俠霍元甲〉。當時這套劇是晚上九點播放﹐而我們學校的自修課卻要九點才完。因此﹐八時半過後﹐所有課室便會出奇地安靜﹐人人收拾好書包文具﹐蓄勢待發。待鐘聲一響﹐全校幾百人立即蜂湧而出﹐以最快速度跑出校園﹐跳上自行車﹐在街上橫衝直撞﹐直奔家裡。
香港流行曲也開始普及﹐張明敏﹑鄧麗君﹑徐小鳳﹑許冠傑﹑林子祥一一登場。那時候﹐很多同學都有一本歌簿﹐將自己喜歡的流行曲歌詞抄在上面﹐彼此交換﹐下課後一起在走廊引吭高歌﹐又或躲在課室一角獨自吟唱。音樂課上教的那些革命電影歌曲﹐早已乏人問津。我班上有位同學的哥哥看準時機﹐開了一家唱片店﹐專門從香港買回歌星的最新錄音帶﹐然後大量翻錄轉售﹐幾塊錢一盒﹐在小鎮很受歡迎。
但我真正受香港文化“荼毒”的﹐還數武俠小說。我自小沉迷書本﹐尤喜小說神話傳奇﹐小學三﹑四年級時已將《三國演義》﹑《封神榜》﹑《三俠五義》﹑《大明英烈傳》﹑《水滸傳》﹑《鏡花緣》﹑《東周列國志》等一大堆囫圇吞棗地讀完。那時找書不易﹐什麼書都讀。我第一次接觸香港的新派武俠小說﹐是梁羽生的《萍蹤俠影錄》。這本書是當時正在追求我大姐的未來姐夫借我看的﹐我之前對梁羽生一無所知。誰知書一上手﹐便放不下來。我不眠不休﹐兩天便將書讀完。我至今仍記得﹐看完後我走上天臺﹐眼前暈眩﹐心中悵惘失落﹐書中主角張丹楓和雲蕾的影子揮之不去﹐只想盡情大叫。在我的閱讀史中﹐那是一個分水嶺。我的近視﹐也因此加深﹐但當時卻無眼鏡可配﹐上課時總看不清楚老師在黑板上寫些什麼﹐結果影響了昇中學的考試成績。
接著下來﹐我發現一本叫《武林》的月刊﹐正在連載金庸的《射雕英雄傳》﹐那更把我弄得心癢難熬。很可惜﹐不知什麼緣故﹐連載幾個月後便停了﹐而我卻像吸毒者一樣﹐對武俠小說上了癮﹐在鎮上四處打探何處有梁羽生和金庸。上了中學﹐一位同樣是小說迷的高年級同學告訴我﹐鎮上某處有武俠小說出租﹐但一定要熟人介紹。出租室有點神秘﹐屋內黑沉沉的﹐書架上排滿了金庸﹑梁羽生﹑古龍的作品﹐全是繁體字版﹐封面用牛皮紙包著。那個時代不如今天開放﹐出租港臺圖書還相當顧忌。租書除了十元按金﹐租金要兩角一天。這是相當貴了。當時租連環圖才兩分錢一本﹐而我一個月也不過幾元零用錢。但那真是一片新天地。為了省錢﹐我必須每天看完一本。我於是學會繁體字﹐也學會蹺課﹐甚至學會一邊騎車一邊看小說。在別人專心上課時﹐我偷跑到學校後山的橡樹林﹐在午後陽光和聒耳蟬聲中﹐沉醉在俠骨柔情和刀光劍影的世界﹔在夜闌人靜時﹐我抱著書偷偷跑到公共廁所﹐藉著昏黃微弱的燈光﹐與郭靖黃蓉楊過小龍女同悲同喜。
金庸和梁羽生的小說﹐除了功夫愛情﹐同時呈現了一個價值世界。對是非黑白的堅持﹐對弱者的同情﹐對朋友的道義﹐對承諾的重視﹐對民族的熱愛﹐是這些小說不變的主題。當讀者全情投入小說情節時﹐也不自覺地接受了背後的價值。可以說﹐武俠小說除了帶給我無窮的閱讀樂趣﹐也無形中影響了我的思想和情感。說來有點好笑﹐我在蹺課中完成了另類的人格教育﹐而我對此卻毫不知情。
我們是受香港文化影響的第一代。當時雖已開放改革幾年﹐整個社會仍頗為封閉落後。歷年政治運動磨盡了所有人的理想和熱情﹐90年代全面資本主義的時代仍未到來﹐人人處於精神極度饑渴﹐卻不知出路在哪的躁動狀態。香港的電視劇﹑電影﹑流行曲和文學的傳入﹐正好滿足了這種需要。香港文化商品最大的特色﹐是使人歡愉。它沒有什麼政治道德說教﹐卻能深深打動我們的情感。鄧麗君的中國小調﹐〈大地恩情〉的鄉土情懷﹐金庸小說的俠義精神﹐甚至張明敏的〈我是中國人〉﹐著實滋潤了我們的心靈。儘管如此﹐我對香港並沒多大嚮往。父親去了香港以後﹐家裡的生活慢慢有了改善﹐開始有了電風扇﹐黑白電視和卡式錄音機﹐我間或也會向同學炫耀一下父親帶回來的斑馬牌原子筆。但很奇怪﹐我從沒想過要成為香港人。香港彷彿是個遙遠得和我沒有任何關係的世界。
四
抵達香港那天﹐最初迎接我的﹐是深水埗地鐵站的北河街鴨寮街出口。當年的鴨寮街﹐和今天一樣熱鬧擠擁。舊攤檔滿地﹐叫賣聲盈耳。我和媽媽緊緊跟著父親﹐拖著行李﹐一步一步在人群中穿過。抬頭上望﹐只能隱隱見到天空的一抹藍。
我們住的地方﹐是北河街一個單位的板間房。這是一幢非常殘舊的“唐樓”﹐只有四百多平方尺﹐住了三戶人家﹐大家共用一個廚房和廁所。板間房再分為兩層﹐父母住下層﹐我住上層﹐算是個閣樓。閣樓沒有窗﹐晦暗侷促﹐人不能站直﹐得彎著腰才能在茶几上讀書寫字。躺在床上﹐天花板好像隨時會塌下來。
初來的一年﹐日子難過。我當時有寫日記的習慣。最近重讀﹐發覺1985年7月7日寫下這樣的感受﹕“離回家還有358天。 今天簡直快要瘋了﹐真想偷渡回故鄉去。這幾天簡直度日如年。”然後是7月8日﹕“我真後悔自己來香港﹐現在要我死也願意。”這樣的情緒﹐整本日記隨處可見。那時打長途電話很不方便﹐只能和故鄉的朋友通信。生活的最大寄託﹐便是等信和寫信。郵差每天派信兩次﹐分別是早上十時和下午四時。我每天起來﹐臉未洗牙未擦﹐第一件事便是跑到樓下看信箱。有信﹐便滿心歡喜﹐讀完又讀。沒信﹐便心裡失落﹐只好不安地期待下午的到來。那一年﹐我寫了好幾百封信。
新移民最難適應的﹐也許並非居住環境惡劣﹐而是“生活世界”的突然轉變。生活世界是個複雜的意義系統﹐包括我們的語言﹑傳統﹑價值﹑人際關係﹐以至日常的生活方式等。只有在這樣的系統裡﹐我們才能確定自己的身份﹐理解行動的意義﹐並肯定生活的價值。如果我們由小至大活在一個穩定的世界﹐我們根本不會意識到它的存在﹐因為一切皆顯得理所當然。只有當我們由一個世界急速轉換到另一個世界﹐而兩者又有根本斷裂時﹐人才會深刻感受到無家的失落。
來港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活在這種疏離感中。表面上﹐我很快便適應下來﹐語言﹑讀書﹑生活各方面﹐雖有困難﹐卻都能應付。但在內心﹐卻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是香港人﹐更不知日後的路該如何行。走在街上﹐覺得所有人和自己一點關係也沒有﹔回到家裡﹐躺在黑暗的閣樓﹐腦裡只有昔日的回憶﹔看到中國和香港的運動員比賽﹐我會為中國隊打氣。而每次返回國內﹐我便有種著地的感覺。即使去北方旅行﹐碰到素不相識的人﹐我也有著難言的親切。這種割裂﹐使我長期處於一種孤獨狀態。伴隨這種心境﹐我沉迷的不再是武俠小說﹐而是李煜﹑李清照﹑柳永那些憂傷的長短句。
讀到中學四年級﹐我的迷惘更甚﹐變得極度憂鬱孤僻。為求出路﹐我開始找老師討論人生的意義﹐跟同學去基督教會聽福音﹐甚至胡亂找些佛學書來讀。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某天放學後﹐夕陽斜照﹐我站在彌敦道和界限街交界的安全島﹐看著川流不息的汽車和匆匆的人群﹐突然覺得完全無力再行下去。我軟弱地斜靠在欄杆上﹐看著紅燈轉綠燈﹐綠燈轉紅燈﹐人動也不動﹐茫然四顧﹐不知何去何從。
苦悶的時候﹐我喜歡一個人在深水埗遊蕩。深水埗是窮人聚居之所﹐密密麻麻的唐樓又殘又舊﹐街道也亂糟糟的。那時南昌街中間仍是店鋪林立（後來拆了﹐變成現在的休憩公園）﹐石硤尾街的天光墟（在天剛亮時將東西放在地上擺賣﹐故有此名）也在﹐黃金商場周圍還有無數的流動熟食小販﹐再加上福華街﹑福榮街﹑長沙灣道的時裝批發店﹐北河街菜市場和鴨寮街的舊物和電器攤檔﹐令深水埗成了個無所不包的大市集。在這裡﹐你會見到蛇王在街頭當眾用口咬斷蛇頭﹐隨即挑出蛇膽﹐給客人和著酒一口喝下去﹔會見到櫃檯高高﹐令人望而生畏的老當鋪﹔當然還有琳瑯滿目﹐堆積如山的色情雜誌。
我最喜歡的﹐還是到鴨寮街淘書。鴨寮街並沒書店﹐“收買佬”只是將收回來的書和其他雜物﹐隨意堆在一起。要挑書﹐便要不怕髒﹐而且得有耐性。我在那裡淘到最多的﹐是小說散文﹐但也找到一套三冊馬克思的《資本論》﹐ 唐君毅的《哲學概論》和梁啟超的《飲冰室全集》等。後來讀大學時﹐我甚至在那裡用十元買到最近逝世的美國哲學家羅蒂（Richard Rorty）的成名作《哲學與自然之鏡》英文版。
住得久了﹐我便慢慢感受到深水埗的貧窮。我家的居住環境﹐還不算最惡劣。更差的﹐是那些住在“籠屋”的人﹐幾十人擠在一個單位﹐每人只有一個鐵籠般大小的床位。1990年12月南昌街籠屋大火﹐導致6人死亡﹐50多人受傷﹐人們才知道香港仍有那麼多人居住在那樣的非人環境。張之亮當年拍攝的〈籠民〉﹐便是以此為題材。深水埗也有許多老無所養的獨居老人﹐天一亮便坐滿街角的小公園﹐有的在下棋打牌﹐有的在發呆。新移民也不少。只要在街上轉一圈﹐什麼口音都可以聽到。父母後來搬了兩次家﹐卻始終沒離開過這區﹐而我每次回家﹐依然喜歡在深水埗鬧市散步。
五
1985年9月﹐我入讀大角咀福全街的高雷中學。父親為我讀書的事﹐四處奔走﹐卻一直苦無頭緒﹐最後只好選擇這所自己同鄉會辦的學校﹐由中學一年級讀起。嚴格來說﹐這不算一所完整的中學。學校在一幢工廠大廈二樓﹐樓下是售賣五金鋼鐵的店舖﹐噪音不絕於耳。學校除了幾個課室﹐沒有任何設施。課程只辦到中三﹐中四以後學生便要另選他校。
學校離家不遠﹐步行15分鐘便到。第一天上學﹐我發覺全班50多人﹐有七成是像我這樣剛到的新移民﹐以廣東和福建為多﹐但也有更遠的。大家一開口﹐便察覺人人鄉音不同。我們很快便混得很熟。從一開始﹐我便喜歡這班同學。他們純樸善良﹐彼此友愛沒機心﹐而且回憶起國內生活種種﹐大家總會說個不停。平時下課後﹐我們會聯群結隊去踢足球﹐在遊戲中心流連﹐到桌球室找樂﹐周末甚至試過一起去大角咀麗華戲院享受三級片早場的刺激。我們有心讀書﹐卻不知從何學起。學習環境實在太差﹐學生程度又參差不齊﹐老師難以施教。我們渴望融入香港社會﹐卻不知從何做起。我們對香港的歷史文化一無所知﹐父母教育水平又普遍偏低﹐更要日以繼夜工作﹐對我們是愛莫能助。我們好像活在一個隔離的世界﹐自生自滅。
開學不久﹐我們便一起去工廠做兼職。事緣有位同學的父親﹐在製衣廠專門負責穿褲繩（俗稱褲頭帶）的工序﹐方法是用鐵針將尼龍繩由短褲一端貫穿到另一端。由於工作多得做不完﹐同學便叫我們下課後去幫忙。工資按件計﹐一條一毫。如果熟手﹐一小時大約可賺到八元。工作本身極單調﹐但幾位朋友一起﹐加上工廠可聽收音機﹐不算特別苦悶。
我後來在工廠認識了一位負責牛仔褲包裝的判頭阿卓。由於他給的工資較高﹐而且工作較多﹐於是我和一位外號叫“大隻廣”的朋友便過去跟他。阿卓和好幾間製衣廠有協議﹐那裡要人便去那裡﹐因此我們有時在大角咀﹐有時在長沙灣和葵涌。包裝是整個成衣生產流程最後一道工序﹐相當複雜﹐包括貼商標﹐摺疊﹐入膠袋﹐開箱封箱﹐以及用膠帶機將箱紮好。由於出口訂單有時間性﹐廠方往往要我們一兩天內完成大量包裝﹐非常消耗體力﹐而且有時要加班到深夜﹐不是易做的工作。
大隻廣是恩平人﹐比我大兩歲﹐人有點俠氣也有點流氓氣﹐好抱不平﹐喜飲酒抽煙﹐平時三句有兩句是粗口﹐上課常常和老師作對﹐是我們這群同學的核心。我和他性格不同﹐卻很投契。他的數學很好﹐英文卻很差﹐所以讀了半年﹐已經對讀書失去興趣。有次我們在葵興下班﹐已是晚上11點﹐天下著小雨﹐我倆不知為什麼抬起槓來﹐誰也不讓誰﹐結果決定一起步行回深水埗。那一夜﹐我們沒有傘﹐卻不畏雨﹐一邊健行一邊笑談彼此的夢想﹐回到家時已是深夜一點﹐嚇壞了在家久等的父母。當時說過什麼早已忘了﹐但那份對未來的豪情﹐卻長留在心。1986年夏天﹐我領到回鄉證後﹐便和大隻廣聯袂返回故鄉﹐會合我的幾位同學﹐一起坐火車去桂林旅遊。我們在漓江暢泳﹐在桂林街頭放肆高歌追逐﹐在陽朔回味劉三姐的山歌﹐快意非常。
大隻廣讀完中三﹐便輟學回家幫父親做些中藥轉口的小生意﹐中間賺過一些錢﹐並請我們一班同學去鯉魚門嚐過海鮮。後來聽說他生意不景﹐又迷於賭博﹐以致欠下鉅債而要避走大陸。再後來﹐便沒了音訊。我們的老闆阿卓﹐好幾年後聽說原來是個偷渡客﹐遭警方發現﹐坐完牢後也被遣返國內。我們工作過的製衣廠﹐早已一一搬到國內﹐工廠大廈則被推倒重建為幾十層高的豪宅。至於我那群新移民同學﹐絕大部分讀完中三或中五後便出來工作﹐最多是到髮型屋做學徒。就我所知﹐能讀上大學的﹐不足三人。而我讀完二年級後﹐便透過考試轉到何文田官立中學做插班生。
六
1987年轉校後﹐我的生活起了變化。最大的不同﹐是大部分同學都是本地出生﹐而我的鄉音﹐便間或成了同學的笑柄。那談不上是歧視﹐但卻時時提醒我和別人的差異。這還只是表面的差異。我很快便意識到﹐我和我的香港同學﹐其實活在兩個世界﹐因為彼此的成長經歷完全不一樣。例如我從不看卡通片﹐也不喜歡漫畫﹐更不熱衷電子遊戲。但這三樣東西﹐卻是香港大部分男生的至愛。結果一年不到﹐我最熟絡的朋友﹐又變成學校中的新移民同學。
我們那一屆四班同學中﹐大概有一成多是新移民。這些同學和高雷的有些不同。他們早來幾年﹐很多從小學讀起﹐因此較易適應香港的生活﹐而且何官是所不錯的學校﹐學生自信心較強﹐也有較高的自我期望。他們很多喜歡看課外書﹐較為關心政治時事﹐甚至會坐下來認真討論一些人生哲理問題。中四那年﹐我和幾位同學成立了一個讀書小組﹐定期討論時事﹐並自資手寫出版一本叫《求索》的刊物﹐取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之意。校長有點擔心﹐派了一位老師在我們開會時前來旁聽輔導﹐刊物內容亦需老師過目。我當年寫了一篇文章﹐批評很多人棄香港而移民他國是不應該的﹐結果被勸導不要發表。
1988年夏天﹐我和國內一位同學﹐從廣州坐火車去北京旅行。我自小喜歡中國歷史﹐加上受武俠小說影響﹐對中國名山大川早已嚮往。旅費是兼職賺回來的﹐不用父母操心。只是到現在我也不太理解﹐我當時年紀那麼小﹐為什麼父母會放心讓我這樣去闖蕩。我們去天安門看了昇旗禮﹐瞻仰了毛澤東的遺體﹐還登上了長城。玩完北京﹐我們再坐火車下江南。印象最深的﹐是我這個南方人第一次在火車上見到極目無山的華北大平原。我倚在窗口﹐敞開衣裳吹著風﹐“隨身聽”播著齊秦的〈狼〉﹐看著夕陽在天邊被地平線徐徐吞噬﹐天地蒼茫﹐美不可言。
三個星期後﹐當我從杭州坐火車回到廣州﹐對中國有了很不同的感受。除了遊覽名勝古蹟﹐我更近距離觀察了不同地方不同老百姓的生活﹐尤其是在長途的硬座火車旅程中﹐我從其他乘客口中聽到許多聞所未聞的故事﹐了解國內人生活的艱辛。在旅途上﹐當別人問我從那裡來時﹐我總說廣東﹐卻不願說自己是香港人。這有安全的考慮﹐但我心底的確希望像他們一樣﹐都是中國人。不同省份的人走在一起﹐讓我有種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感覺。我喜歡那種感覺﹐但對別人對自己來說﹐香港卻好像在四海之外。
從北京回來不夠一年﹐六四事件便發生了。1989年5月﹐在學校默許下﹐我在課室率先張貼了支持學生運動的標語﹐接著參加了幾次大遊行﹐天天看報紙追新聞﹐沉浸在大時代的亢奮中。六四那一夜﹐我一個人坐在漆黑的家中﹐看著沒有畫面的電視﹐聽著身在北京的記者電話中傳來的密集槍聲﹐一夜未眠。其後18年﹐只要在香港﹐六四夜我都會去維多利亞公園﹐和幾萬人一起點亮燭光﹐悼念那死去的英靈。
六四事件是我的移民史的分水嶺。六四前﹐我沒想過要在香港落地生根﹐總想著終有一天會回去。那幾年﹐我讀了不少文學作品﹐例如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戴厚英的《人啊﹐人﹗》﹑蘇曉康的《自由備忘錄》等﹐對1949年後的歷史多了一些認識﹐但對中國的未來依然充滿信心。我仍記得﹐1988年國內有一套紀錄片叫《河殤》﹐中央電視臺拍攝﹐探討的便是中國應往何處去﹐引起海內外很大爭論。教協辦了一次播映會﹐一次過播完六集。我一個人去看了。當看完最後一集《蔚藍色》﹐步出教協時﹐我心內激動﹐深信中國只要繼續改革開放﹐一定可以告別傳統﹐並與象徵西方的蔚藍色文明融合﹐振興中華。六四後﹐我有種強烈的無家可歸的失落。本來那麼崇拜的國家﹐本來那麼尊敬信賴的領導人﹐一夜之間卻變得如此猙獰如此陌生﹐誰還敢認同那是自己的家﹖﹗悲劇過後﹐政治的殘酷和暴力的可怖﹐在我和我那一代很多人身上﹐留下一道難以磨滅的傷痕。回去已無可能﹐也無能力再度移民﹐留在香港﹐便成了沒有選擇的選擇。要安頓下來﹐第一件事便是要全心接受香港的價值觀﹐好好做個香港人。
七
當時我並不十分清楚這種轉變的後果。但會考過後﹐在對於報讀大學什麼學系一事上﹐我經歷了一次難忘的試煉。我一直的志願是中文系﹐因為這是我最喜歡﹐也讀得最好的科目。我那時已試過投稿報紙的文藝版﹐也參加過一些徵文比賽得過獎。我特別崇拜劉賓雁﹐希望將來也能做個報告文學家。可是家裡及老師卻主張我報讀最熱門的工商管理﹐理由當然是日後的前途考慮。如果我堅持﹐家裡大抵也會尊重我的意願。但我自己也猶豫了。我當時的成績﹐是學校最好的幾個﹐因此並不太擔心錄取的問題。我的困擾﹐在於我當時認為這是兩種價值觀﹐兩種不同人生道路的抉擇。如果我選讀工商管理﹐便意味著我日後會在商界工作﹐以賺錢為人生最高目標﹐並放棄自己喜歡的文學和歷史﹐當然更不會有時間寫作。如果我本身很喜歡商業管理﹐很崇拜那些億萬富豪﹐問題倒不大﹐畢竟人生總要有所取捨。但由小至大的讀書薰陶﹐令我並不怎麼嚮往那種生活。金庸筆下的大俠﹐中國歷史中的英雄﹐五四時期的作家﹐才是我欣賞的人物。
我被這個問題深深折磨﹐以至寢食難安。我請教過不同老師﹐所有老師都說﹐理想是當不得飯吃的﹐人最終要回到現實。然後我又發覺﹐過去幾年校內成績最好的同學﹐都進了工商管理學院。他們告訴我﹐如果我選讀了自己喜歡卻不熱門的學科﹐很可能會後悔﹐因為香港是個商業社會﹐畢業後還是要在市場上和人競爭。他們好像很有道理﹐於是我這樣說服自己﹕既然我以香港為家﹐便應努力做個成功的香港人﹐而成功的香港人﹐當然是像李嘉誠那樣能賺很多錢的人。要賺很多錢﹐自然要熟悉商業社會的運作﹐並在激烈的競爭中擊敗別人﹐一步一步向上爬。而要有這種競爭力﹐理應從大學做起。我被自己說服﹐最後亦如願入讀中文大學的工商管理學院。
這次抉擇﹐對我是一種挫折﹐也是一種解脫。我好像放棄了一些自己很珍惜的東西﹐好像作了某種屈服﹐但我也安慰自己﹐以後再不用為這個問題困擾﹐可以安心做個成功的香港人。事實並非如此。入了中大以後﹐我才知道自己根本不適合工商管理。這和性情及志趣有關﹐也和大學的經歷有關。我一進大學﹐便參加了《中大學生報》﹐積極參與學生運動﹐關心校政也關心香港和中國的未來﹐那種生活和商學院的氛圍﹐自是格格不入。而我在一年級時選修了哲學系陳特先生的課﹐自始步入哲學的門檻﹐開始認真思考一些困惑已久的人生哲學問題。結果在大學頭兩年﹐我又一次面對人生何去何從的掙扎。那種糾纏﹐極其累人﹐不足為外人道。最後﹐在大學三年級﹐我決定轉系﹐讀我喜歡的哲學。轉系那天﹐陳特先生面試我﹐問我會不會後悔﹐我說不會﹐但其實我一點也不知道在香港讀哲學﹐到底有什麼出路。
如果我的掙扎﹐只是我的個人問題﹐那並沒有什麼特別。實情卻非如此。在我認識的朋友中﹐考試成績最好的一批﹐當年幾乎都選擇了商學院﹐理由也差不多。這種情況在今天的香港﹐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容我武斷點說﹐香港的大學生﹐很少是為興趣和夢想而讀書的。大部分像我一樣﹐在未開始尋夢之前﹐已被現實壓彎了腰﹐少年老成﹐放棄實現理想和活出自我的機會﹐很快便順從社會設下的框框﹐走著一條非常相似的路。如果我們同意英國哲學家穆勒（J. S. Mill）的觀察﹐人類並不是機器模塑出來的一式一樣的東西﹐而是各有個性的獨立生命﹐並在快樂的來源﹑對痛苦的感受﹐以及不同能力對人們所起的作用上有著鉅大差異﹐那麼便很難不同意他的結論﹕“除非在生活方式上有相應的多元性存在﹐他們便不能公平地得到屬於他們的幸福﹐也不能在精神﹑道德及審美方面成長到他們的本性所能達到的境界。”（《論自由》）
到底是什麼力量﹐令這個城市一代又一代優秀的年青心靈﹐即使曾經有過掙扎﹐最後也不得不妥協﹐放棄發展自己的個性和追求屬於自己的幸福﹖而這對一個城市來說﹐是健康的嗎﹖
要在香港行一條不那麼主流的路﹐同時又能肯定自己﹐的確很難。香港表面上很多元﹐住得久了﹐便會發覺它的底層有個相當單一強勢的價值觀。過去幾十年﹐香港逐步發展成為一個繁華先進的資本主義城市﹐亦令整個社會接受了一套根深柢固的意識形態﹕崇尚市場競爭﹐擁抱個人消費主義﹐以追求效率﹑發展和無止境的財富增長作為個人事業成功和社會進步的唯一標準。在市場中﹐決定一個人成敗得失和社會地位的﹐是他的經濟競爭力。因此﹐在一個高揚“小政府大市場”的社會﹐每個人由一出生開始﹐便被訓練打造成為市場競爭者。競爭的內在邏輯﹐是優勝劣汰。市場中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關係﹐是對手的關係﹐是工具性的利益關係﹐而不是任何休戚與共﹐同舟共濟的合作關係。每個人都是孤零零的個體。競爭中的失敗者﹐沒有尊嚴可言﹐更沒資格說應得什麼﹐有的最多只是勝利者給予的有限度施捨和同情。
香港是這樣純粹的一個經濟城市﹐人人以此為傲。君不見﹐回歸十年一片歌功頌德中﹐經濟成就不就是它唯一的賣點﹖﹗要令這個神話延續﹐社會便必須更有效地培養出更多更純粹的經濟人﹐並透過各種方式﹐強化這種價值觀的合理正當。但判斷一個城市是否合理公正的其他向度，卻往往被忽略，甚至被壓制了。
嚴格來說﹐香港仍說不上是個現代政治城市﹐因為現代政治的基石﹐是肯定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公民﹐享有一系列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政治權力的正當性，必須得到人民的認可接受。很可惜，政治平等仍然離香港十分遙遠。而在「小政府大市場」的指導原則下，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以致數以十萬計公民活於貧窮線之下的事實，也得不到社會真正的重視。社會公義從來不是香港政府的議題。
香港也算不上一個文化城市﹐因為文化城市的基本理念﹐是肯定文化生活作為相對獨立的領域﹐有其自身的運作邏輯和審美標準﹐文化活動有其自足的內在價值﹐而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的工具。但在過去兩年種種有關歷史保育和文化發展的討論中，我們卻看到，整個社會是如何的缺乏文化想像和文化底蘊。香港非常有效率也非常富裕，但我們卻不知道，一種相應的屬於這個城市，屬於每個公民的豐富而多元的文化生活，該是何種模樣。我們很懂得將所有東西折算為金錢，因此海景有價，歷史建築有價，土地有價，但我們並沒想過，那些無聲無息地流失的難以用金錢衡量的歷史情感記憶，同樣值得這個城市好好珍惜。問題並不在於如何平衡取捨，而在於很多價值根本未曾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之中，連取捨都談不上。我們往往是工具理性的巨人，價值理性的侏儒。
以上所談的三種城市性格﹐是有內在張力的。香港要成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和文化城市﹐便必須尋找其他的價值資源﹐開拓我們的視野，豐富我們對美好人生和公正社會的想像，而不能只從單向度的經濟人的觀點看待世間萬事。但就我觀察﹐這套市場至上的價值觀﹐近年變本加厲﹐不斷被強化神化﹐並以各種方式滲透複製到生活其他領域﹐牢牢支配社會發展和我們的生活。明乎此﹐香港很多看來荒誕之事﹐才變得易於理解。以母語教育為例。我們應知道﹐母語教育對學生的心智成長﹑創造力﹑人格培養﹐以至對所屬傳統文化的認同等﹐有利而無害。但中文在香港的中學和大學﹐卻一直被視為次等語言。為什麼呢﹖因為據說母語教育會使學生英文水平下降。而英文水平下降﹐最大問題不在於學生無法有效學習知識或接觸英語文化﹐而在於影響學生的謀生能力，從而影響香港的經濟競爭力。對學生來說﹐語言是﹑也僅僅是謀生的工具﹔對社會來說﹐學生是﹑也僅僅是經濟發展的工具。至於外語教學會否影響學生的心智成長﹐打擊他們的自信心和求知欲﹐窒礙他們批判性思維能力的發展﹐以至限制他們成為積極關心社會的公民﹐卻很少受到重視。又例如香港的民主發展。香港既得利益集團反對加快民主步伐的主要理由﹐據說是因為這樣做會導致福利社會﹐而福利社會則有礙經濟發展云云。亦因此故﹐面對愈來愈嚴重的貧富懸殊﹐大家也認為只要不影響社會繁榮安定便沒問題。至於那些處於弱勢的公民﹐是否享有公平的平等機會﹐是否得到政府同樣的關懷和尊重，以至香港的財富分配制度是否合理﹐卻從來不曾浮出水面，引起什麼大的爭論。
無疑﹐我們可以從不同角度描述香港的城市性格﹐以及呈現這種性格的香港人。但在我的生活經驗中﹐體會最深感觸最大的﹐便是這種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對人的宰制。它的力量如此強大﹐影響如此深遠﹐以致成為我們日用而不知的各個生活層面的價值規範﹐使得我們難有空間和資源，去想像這個城市和個人生活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可能。要做一個成功的香港人﹐首先便要將自己打造成純粹的經濟人。就此而言﹐界定香港人身份的﹐並不繫於一個人的語言文化﹐又或出生地﹐而在於你是否真心誠意接受這樣的一套價值觀。
但就其本性而言﹐人並不只是純粹的經濟人。除了殘酷競爭和市場價值﹐人還有其他需要。人還需要愛﹐需要家庭和友誼﹐需要共同的社群生活﹐需要別人的尊重和肯認﹐需要活得有意義﹐需要政治參與和文化滋潤﹐還需要自由和公正。這些需要﹐是活得幸福很重要的條件﹐但卻往往和單向度的經濟人的理念不相容。道理很簡單。如果我們在生活中﹐只視所有人為滿足自己利益的工具﹐我們便無法享受到真正的友誼和愛﹐因為友誼和愛包含了承諾和犧牲﹔如果生活只是一場無止境的競爭﹐我們的心靈便永遠無法安頓﹔如果我們視自身只為孤零零的自足的個體﹐我們便難以感受社群生活的好；如果人與人之間處於極度不平等的境況，弱勢者便無從肯定自身的價值和尊嚴。
即使一個在香港出生的人﹐只要你不接受自己是純粹的經濟人﹐在生命的不同時刻 — 尤其面對抉擇時 — 內心一樣會烽煙四起﹐承受難以言狀的痛苦﹐一樣會對這個城市有某種生活在他鄉的疏離。你愛這個城市﹐卻又覺得它並不真正屬於自己﹐因為主宰這個城市的根本價值﹐和你格格不入。個體如此卑微﹐既改變不了城市分毫﹐卻又不得不在此生活下去﹐遂有無力和撕裂。你最後往往別無選擇﹐只有屈服﹐向這個城市屈服。
那麼多年來﹐我目睹父母親一輩﹐在沒有任何選擇下﹐被迫放下生命其他價值﹐將自己變成徹底的經濟動物﹐努力撫養我們成人﹔我目睹很多同輩的新移民朋友﹐由於欠缺這個社會要求的競爭力﹐又不能從政府和社會中得到適當支援﹐被迫過早進入勞動市場﹐成為社會最低層的勞工﹔我目睹更多的﹐是那些有理想有能力對社會有關懷的朋友﹐大學畢業後雖然多番堅持﹐最後還是不得不棄守曾經堅持的信念。在繁榮安定紙醉金迷的背後﹐我無時無刻不感受到﹐一個個獨立生命為這幅圖像付出的代價。當然﹐更加悲哀的﹐是我們看不到這些代價﹐不願意承認這些代價﹐甚至謳歌這些代價。
我不知道出路在哪裡。不要說整個社會﹐即使在個人生活層面﹐也是困難重重。但我並不過度悲觀。在1989年百萬人支援北京的民主運動裡﹐在其後年年數萬人出席的六四燭光晚會裡﹐在2003年50萬人的七一大遊行裡﹐在這兩年一波接一波要求保護文物古蹟﹐反對發展至上的社會運動裡﹐在很多朋友於每天平凡細微的生活中努力不懈活出自我和堅持某些人文價值裡﹐我看到力量。我相信﹐當公民社會愈趨成熟﹐累積的文化資源愈加豐厚﹐並對主流制度和價值有更多反思批判時﹐我們這個城市是有可能變得更加好的。或許，香港在回歸二十年或三十年後，我們會不再只為我們擁有的財富而自豪，同時也為它是一個民主、公正、體面、有文化的偉大城市而自豪。
當我一開始以這種角度﹐這種心態去理解自身和關心香港的時候﹐我的新移民史便告一段落。我是以一個香港公民的身份﹐關心這個屬於我的城市。我身在其中﹐無論站得多麼邊緣。
八
林婕死去的時候﹐才18歲。她在遺書中﹐說﹕“我很累﹐這五年來我憎恨香港﹐討厭香港這個地方﹐我還是緬懷過去13年在鄉間的歲月﹐那鄉土的日子。”林婕選擇離開的時候﹐已來香港五年﹐並由最初的鄉村小學轉讀一所一級中學﹐品學兼優﹐全班考試名列前茅﹐家裡也住進了公共房屋。我曾不只一次想過，如果林婕仍然在生，今天會是如何模樣。
很多人無法理解﹐為什麼林婕會如此憎恨天堂一樣的香港﹐為什麼會覺得做一個香港人那麼累﹐以至如此決絕地一死以求解脫。這種不解的背後，也許正正隱藏了無數新移民說不出的辛酸故事。說不出，並不在於香港沒有說的自由，而在於沒有那樣的平台，沒有那樣的聆聽者，甚至更在於新移民在香港這樣的社會，實在難以有足夠的力量和自信，好好地理解和接受自己，好好地肯定自己，好好地做一個香港公民。
香港每天有150個大陸新移民﹐每年有54750人﹐十年便有547500人。他們是人﹐是香港的公民﹐也是香港的未來。
Friday, 20 January 2012
轉載：中國滿族學者研究：普通話是漢滿混合的語言
Kay Lam commented on their own note.
轉載：中國滿族學者研究：普通話是漢滿混合的語言
林忌曰：利瑪竇的《西字奇蹟》證實，明末時的漢語都仲有入音，係滿州人的清朝先廢除入音，普通話係滿蒙語言，孔慶東呢個死漢奸賣孔賊憑乜野叫我地漢人講滿洲話？唔講就係狗？ 摘自 金啟孮先生著《京旗的滿族》 金啟孮談北京的滿族：中國普通話，是滿族人學講北京話而出現的語言。 金啟孮《北京的滿族》 [400年前的北京話：吳語] 北京自建城以來經歷過了許多個朝代的變遷，自古以來北京話有過多少變化？如何變化？從歷史上講，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從意大利來的傳教士利馬竇曾 用羅馬拼音記錄了大量的當時的北京話，這些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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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Lam 林忌曰：利瑪竇的《西字奇蹟》證實，明末時的漢語都仲有入音，係滿州人的清朝先廢除入音，普通話係滿蒙語言，孔慶東呢個死漢奸賣孔賊憑乜野叫我地漢人講滿洲話？唔講就係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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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da Kwan 忌兄, 你真的好心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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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Lam 咁鍾意滿洲話，返去剃頭啦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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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y Sun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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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oli Chapman 佢有資格皈依先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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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rman Nga Yan Cheng 感謝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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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Tak Sum 唔係廢除，係渠哋學唔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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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Lam http://www.69fw.com/hy/hywh/9462.html
13 hours ago · Like
Kay Lam http://tupian.hudong.com/a4_54_02_01000000000000119080227197454_jpg.html?prd=zhengwenye_left_neirong_tupian
《西字奇迹》_《西字奇迹》图片_图片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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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 Yam 感謝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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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on Chiu 佢（孔慶東）想反共復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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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Ho 謝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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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布 好到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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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vain Lee 孔慶東 根本連狗都不如, 因為狗係人既忠心朋友, 孔慶東只是一隻沒意想的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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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Lam 「站」 是蒙古語的「站赤」(j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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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 Yin Leung 共產黨極權統治 大於 一國兩制 ;
共產黨極權統治 大於 台灣民主選舉 ;
.................................... ;
簡單嚟講 :
共產黨極權統治 大於 一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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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Lam 由今日起我撐都會駅.....因為驛先係正字，站係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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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ey Cheung 人地係中文系教授wor 我真係俾佢吹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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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bobo Katze 駅 讀作 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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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my Tam PKU教授驚世偉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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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ara Fun 好, 我地撑粵唔, 正宗漢文化, 有根有據, 奴語死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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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cker Sanchez 孔慶東係曲線支持港人。^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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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 Sze Ting Daniel 謝謝林忌兄，原來中國南部方得中華文化正統，豈能不支持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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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u Kwan Kiu 孔慶東箇兩撇鬚都好似女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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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u Kwan Kiu 「北京的動植物、建築、日常用品等很多東西都是滿人見所未見」
所以北佬啲植物名，乜香菜，黃瓜，白菜呀，全都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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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o Tong 明官話怎麼成了吳語？明官話應該是吳語客家話和粵語的特點都有，但是跟吳語還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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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o Tong 還有我認為如今粵語的一部份俗字出現其實是傷害粵語正統性的，不過這也是粵語被邊緣化的命運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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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Lam 對於滿族來說，分得清你漢語係來自吳區，已經算好好..
佢都話這是當時的南京話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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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韋拿 [你沒有義務說別的地方的話]你沒有義務說非香港的地方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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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ment LO (1) 蒙古語的音譯。驛站,古時傳遞軍政文書的人中途換馬、食宿或轉遞之所。元代驛站稱“站赤”,省稱“站”。明改站為“驛”。清代“驛”、“站”並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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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Hanswolfgang Chapman 兄好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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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y Soon @Artioli Chapman 剃頭係指剃髮易服，唔係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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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a Walter 其實中國政府曾經有投過票以咩語言為官方語言, 粤語就只差一票就勝北京話, 有傳孫中山由於係講粵語, 但唔想俾人話佢偏心, 所以就投左北京話一票..就只差gor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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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y Soon @Bcbobo Katze 「駅」係「驛」既日語新字體，雖然新字體個人覺得一樣唔係好野，但係點都好睇過中共殘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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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Ho Chuen 我喜歡日本簡化字多於中國囯簡體字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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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ny Liao 作者金先生既然在文中說了“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從意大利來的傳教士利馬竇曾用羅馬拼音記錄了大量的當時的北京話”，但他怎麼不知道利瑪竇的《中國劄記》中早就用Mandarin一詞來稱呼明朝的官話，卻一再說只有北京“內城話”是Mandarin呢？其實此詞來自明朝時期的葡萄牙人對中國官員的稱呼Mandarin，這是由Mandando或Mando Mandare而來，即指揮或命令，後來也稱呼這種通行於明朝官場的語言——官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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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Lam 唐已有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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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刚 孔慶東是個文革殘餘分子，多次企圖為文革翻案，并公開歌頌金正日。此人應該儘快移民移民到北韓去享受那裡的共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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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刚 像這樣的人已經被中國歷史淘汰了，紅衛兵似的人物早就被中國歷史終結了。北韓是她最好的歸屬的，在那裡她不會他不會感到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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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Ho Chuen 但是他很明顯是嚴重的右傾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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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 Leung 我地可唔可以話英語受到其他外來語言（甚至征服 ）影響而話而家的英語唔正宗，古英語才是正宗的英語？同 係咪都應該接受普通話及北京內城話係中國其中一種語言 -來影響較深的語言？雖然粵語先係我地母語，普通話對我地 只係第三語言，但我地係咪都應該尊重返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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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rley Yan 很具研究性的分享，請孔教授讀後才在電視台講話。其對廣東話，對香港，對新加坡的掌握和了解根本不足以作評論，這點就冇資格作教授了。大學教授品質低劣至此，怪不得教不出好學生來。中國的悲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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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ment LO 利馬竇記錄的應該是明朝的南京官話，而不是北京官話。
從利瑪竇尋找「官話化石」
http://tw.myblog.yahoo.com/lon-lon/article?mid=249
然而，為什麼在外國的傳教士寫的書裡，“地道的中國話”卻是“純粹的南京話”呢？
400多年前，利瑪竇來到中國。他很快發現，中國各省老百姓說的話各不相同，口語的差別很大，但是還有一種整個帝國官場裡通用的語言，稱為“官話”。
南京官話與北京官話
http://liangruobing.wordpress.com/2010/03/09/%E5%8D%97%E4%BA%AC%E5%AE%98%E8%A9%B1%E8%88%87%E5%8C%97%E4%BA%AC%E5%AE%98%E8%A9%B1/
南京官話指以南京語音為基礎的中國官方標準語，歷史可以追溯到源自東晉的金陵雅音。
清雍正六年設「正音書館」，以北京官話為標準語，在全國推行，以後北京官話逐漸取代南京官話成為中國官場主流的標準語，有人也稱之為北方官話，和被稱為南方官話的南京官話相對應。清末進行國語編審，民國初年擬定國音，「京國之爭」以後實行以北京官話為基礎的新國音，自此以北方官話為藍本的國語（普通話）成為中國官方標準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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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ment LO 有趣：
"南京話音，明清的南京官話，加之六朝的金陵雅音，在中國歷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時也對周邊國家的語音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比如在日本，六朝時期中國傳入日本的語音主要是金陵雅音（又稱吳音）。從江戶時代到明治初年，日本官立學校和民間私塾所教的中國語都是南京話，直至明治九年（1876年）日本官方才轉而使用北京話1。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時美國最初的漢語教學也是基於南京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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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ment LO @Brian : 英文係一種混雜語, 糅合了日耳瓦語 (26%) , 中古法語 (29%), 拉丁語 (29%), 少許希臘語字根 (6%) 以及若干本地語元素,等等.
按純種文化論來講, 英語作為雜種語言，當然不可能有任何高雅文化例如詩詞歌賦出現。
同樣道理，法西意葡都係古拉丁語的不幸墮落，混雜著各種懶音變音。西班牙語更加有若干程度的阿拉伯化。法文的尾音失缺不發，等於入聲字消失，同樣都係一場文化大災難。按純種文化論來講, 這些弱能化語言，不可能承載高雅藝術形式。只有復古式的拉丁文方能繼承大統。。。
但這樣說，合理嗎？歐洲人自己應該不會這樣接受。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English_words_of_French_ori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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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a L Chan 你演繹錯作者主旨，佢係比較內外廷語言。內廷好似電視劇清朝 "OK"=「喳」，有流入漢族民間混合用。
about an hour ago via Mobile · Like
Christina L Chan 文章本義係講 language fusion. 內廷北京話與蒙語混合, 如清朝電視劇 「喳」 = "OK". 有既會流入沛民間漢族, 形成地道版。識少少蒙語同普通話就知2種完全唔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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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中國滿族學者研究：普通話是漢滿混合的語言
林忌曰：利瑪竇的《西字奇蹟》證實，明末時的漢語都仲有入音，係滿州人的清朝先廢除入音，普通話係滿蒙語言，孔慶東呢個死漢奸賣孔賊憑乜野叫我地漢人講滿洲話？唔講就係狗？ 摘自 金啟孮先生著《京旗的滿族》 金啟孮談北京的滿族：中國普通話，是滿族人學講北京話而出現的語言。 金啟孮《北京的滿族》 [400年前的北京話：吳語] 北京自建城以來經歷過了許多個朝代的變遷，自古以來北京話有過多少變化？如何變化？從歷史上講，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從意大利來的傳教士利馬竇曾 用羅馬拼音記錄了大量的當時的北京話，這些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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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Lam 林忌曰：利瑪竇的《西字奇蹟》證實，明末時的漢語都仲有入音，係滿州人的清朝先廢除入音，普通話係滿蒙語言，孔慶東呢個死漢奸賣孔賊憑乜野叫我地漢人講滿洲話？唔講就係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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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da Kwan 忌兄, 你真的好心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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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Lam 咁鍾意滿洲話，返去剃頭啦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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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y Sun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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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oli Chapman 佢有資格皈依先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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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rman Nga Yan Cheng 感謝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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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Tak Sum 唔係廢除，係渠哋學唔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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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Lam http://www.69fw.com/hy/hywh/94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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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 Lam http://tupian.hudong.com/a4_54_02_01000000000000119080227197454_jpg.html?prd=zhengwenye_left_neirong_tupian
《西字奇迹》_《西字奇迹》图片_图片百科
tupian.hudong.com
《西字奇迹》_《西字奇迹》图片_图片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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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 Yam 感謝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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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on Chiu 佢（孔慶東）想反共復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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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Ho 謝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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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布 好到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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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 Yin Leung 共產黨極權統治 大於 一國兩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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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嚟講 :
共產黨極權統治 大於 一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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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ey Cheung 人地係中文系教授wor 我真係俾佢吹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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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 Sze Ting Daniel 謝謝林忌兄，原來中國南部方得中華文化正統，豈能不支持粵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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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u Kwan Kiu 孔慶東箇兩撇鬚都好似女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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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u Kwan Kiu 「北京的動植物、建築、日常用品等很多東西都是滿人見所未見」
所以北佬啲植物名，乜香菜，黃瓜，白菜呀，全都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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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韋拿 [你沒有義務說別的地方的話]你沒有義務說非香港的地方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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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ment LO (1) 蒙古語的音譯。驛站,古時傳遞軍政文書的人中途換馬、食宿或轉遞之所。元代驛站稱“站赤”,省稱“站”。明改站為“驛”。清代“驛”、“站”並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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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y Soon @Artioli Chapman 剃頭係指剃髮易服，唔係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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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a Walter 其實中國政府曾經有投過票以咩語言為官方語言, 粤語就只差一票就勝北京話, 有傳孫中山由於係講粵語, 但唔想俾人話佢偏心, 所以就投左北京話一票..就只差gor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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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y Soon @Bcbobo Katze 「駅」係「驛」既日語新字體，雖然新字體個人覺得一樣唔係好野，但係點都好睇過中共殘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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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ment LO 利馬竇記錄的應該是明朝的南京官話，而不是北京官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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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多年前，利瑪竇來到中國。他很快發現，中國各省老百姓說的話各不相同，口語的差別很大，但是還有一種整個帝國官場裡通用的語言，稱為“官話”。
南京官話與北京官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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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官話指以南京語音為基礎的中國官方標準語，歷史可以追溯到源自東晉的金陵雅音。
清雍正六年設「正音書館」，以北京官話為標準語，在全國推行，以後北京官話逐漸取代南京官話成為中國官場主流的標準語，有人也稱之為北方官話，和被稱為南方官話的南京官話相對應。清末進行國語編審，民國初年擬定國音，「京國之爭」以後實行以北京官話為基礎的新國音，自此以北方官話為藍本的國語（普通話）成為中國官方標準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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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ment LO 有趣：
"南京話音，明清的南京官話，加之六朝的金陵雅音，在中國歷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時也對周邊國家的語音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比如在日本，六朝時期中國傳入日本的語音主要是金陵雅音（又稱吳音）。從江戶時代到明治初年，日本官立學校和民間私塾所教的中國語都是南京話，直至明治九年（1876年）日本官方才轉而使用北京話1。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時美國最初的漢語教學也是基於南京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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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ment LO @Brian : 英文係一種混雜語, 糅合了日耳瓦語 (26%) , 中古法語 (29%), 拉丁語 (29%), 少許希臘語字根 (6%) 以及若干本地語元素,等等.
按純種文化論來講, 英語作為雜種語言，當然不可能有任何高雅文化例如詩詞歌賦出現。
同樣道理，法西意葡都係古拉丁語的不幸墮落，混雜著各種懶音變音。西班牙語更加有若干程度的阿拉伯化。法文的尾音失缺不發，等於入聲字消失，同樣都係一場文化大災難。按純種文化論來講, 這些弱能化語言，不可能承載高雅藝術形式。只有復古式的拉丁文方能繼承大統。。。
但這樣說，合理嗎？歐洲人自己應該不會這樣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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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a L Chan 你演繹錯作者主旨，佢係比較內外廷語言。內廷好似電視劇清朝 "OK"=「喳」，有流入漢族民間混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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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a L Chan 文章本義係講 language fusion. 內廷北京話與蒙語混合, 如清朝電視劇 「喳」 = "OK". 有既會流入沛民間漢族, 形成地道版。識少少蒙語同普通話就知2種完全唔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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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8 January 2012
龍應台：誰的添馬艦 ——我看香港文化主體性
首頁
週三, 2006-06-07 03:11 — 林輝 f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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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2006-06-05
我知道「作客人要有禮貌」。我知道我「不是香港人，所以不懂香港」。我完全承認「你們台灣更糟糕」。所以，講這個題目還真的「我有壓力」，套一句「巴士阿叔」的真情告白。但是，我也相信香港人的開闊，容得了善意的直率。
■添馬艦有故事
「添馬艦」這個名詞的來源是什麼？我問了10個香港人，發現10個香港人都不知道。
於是做了些研究。添馬艦，HMSTamar，是英國海軍一艘軍艦，建造在1863年──太平天國鬧得正兇、美國正在打南北戰爭的時候。是一艘3650公噸的三桅運兵船，1897年以後，留駐維多利亞港內，成為駐港海軍的主力艦。在1941年的香港保衛戰中，日軍入侵，英軍退守港島，港府下令炸毁港內所有船隻以免為日軍所用，添馬艦也被炸沉。在一個海軍戰俘的網頁上，我找到那個奉命炸沉添馬艦的士兵的日記：
十二月十一日，海軍忙碌不堪。所有船隻都開往九龍，接駁撤退的部隊……十九點正，上尉下指令要我駛往昂船洲接運傷者。昂船洲已經被連續轟炸了二十四個小時。我運了三個擔架傷者，還有一些勉強能走的傷兵。二十一點，奉命炸沈添馬艦……夜特別黑，一點光都沒有，發射魚雷風險很大……我發射的第一顆魚雷，沒擊中。
在同一頁上，還有一個短訊，作者的祖父當年是添馬艦的水兵。她問的是：「我的祖父一直在添馬艦上，可是最後卻死在里斯本丸的災難中。六十年了，有誰可以告訴我他在添馬艦的生活？」
戰爭結束後，港府打撈添馬艦，一部分撈上來的木板，據說就做了聖約翰座堂的大門。
沉沒水底的戰爭殘骸，竟然轉化為仰望天空的的宗教情操。
一旦知道了「添馬艦」有這樣滲透着血和淚的歷史以後，就很難對添馬艦保持漠然。
但是，為什麼大部分的香港人不知道這些歷史，彷彿不在乎自己的歷史呢？恐怕也不是天生的冷漠，而是因為在殖民教育中成長；殖民帶來物質成就和現代化，同時也剝奪被殖民者對於歷史的細微敏感和自尊自重。
■強勢政府， 弱勢社會
今天的添馬艦，原來當然是海水，當年的軍艦添馬艦就停泊在這裏。填海之後，就是中環到金鐘海岸線核心區的一塊多出來的空地，以「添馬艦」為名，紀念香港悲壯的烽火歲月。在它「暫時無用」的幾年裏，添馬艦「意外地」成為香港的市民廣場：14,000個人在晴空下圍坐着吃盆菜；5000個人聚在一起泡茶；4000個人在星空下肩靠着肩一起看露天電影。這樣一塊「自由放任」的地，在講究精算的香港絕不可能長久。政府決定在這裏建總部。4.2公頃的地面上，2公頃要闢做「文娛廣場」，另一半要建4棟政府大樓，每一棟大約30到40層高。那到底是多大呢？總建築面積，相當交易廣場第一期和第二期總和。建築費用？52億。
在剛剛興起的添馬艦的辯論裏，讓一個旁觀者最覺不可思議的就是，這麼重大的、影響城市景觀和生態結構的工程案件，竟然可以如此輕易地「過關」。如果是在紐約，在倫敦，在柏林，在東京，甚至在香港人挺「瞧不起」的台北，曾蔭權所提出的「添馬計劃」有太多問題會讓人大喊「未解決」，要窮追猛打了：
譬如問題一，為什麼政府總部要搬遷？人均辦公空間是否真的「嚴重不足」？它的人均辦公空間「不足」是以什麼標準在衡量？跟其他城市的政府空間做過評比嗎？結果如何？跟民間的人均工作空間相比又如何？這些信息若是空白，它如何證明它的空間「不足」？
譬如問題二，假定數據證明空間確實「不足」，那麼高科技電訊溝通系統是否不能補足？當視訊、網絡如此發達而且一天比一天發達的時候，傳統的所謂「辦公空間」的需求是否應該有全新的定義？是否做過調查研究？是否充分舉證了科技亦無法補足空間需求？
譬如問題三，假定人均辦公空間的「不足」有了科學的證明，那麼究竟應該繼續租用私人商業空間，還是擴大原有政府設施，還是乾脆遷址新建，針對各種選項是否做過徹底的分析比較？3種選項的經濟效應、環境影響、永續發展的評估等等，是否可以攤開在陽光下供學界挑戰，請媒體監督，讓社會檢驗？
譬如問題四，假定前述分析比較的結果確實是遷址新建為優，那麼，哪一個地址最為適合？為什麼不是亟需建設的九龍東南？為什麼不是資源分配偏低需要關懷挹注的新界？為什麼不是使用率低得離奇的數碼港？為什麼不是廢棄已久的西環屠房？為什麼一定得是添馬艦？科學的理據和說服在哪裏？
譬如問題五，如果政府總部決定落在添馬艦，那麼九龍東南的規劃是什麼？那麼政府山古蹟群的未來是什麼？那麼新填海中環濱海長廊的具體規劃跟添馬艦之間的呼應關係是什麼？那麼西九龍又將如何？西環屠房要作何處理？
從政府已經披露的資訊來看，這些根本問題都沒有「一個蘿蔔一個坑」的答案，但是52億的款項，立法會幾乎沒有異議。各黨派，除了公民黨，很快就不說話了。少數民間團體，只能要求政府在廠商提出標書之後，把模型拿出來展覽。政府既不需要回答對根本問題的追究──因為反正也沒什麼人在追究；也不必做任何白紙黑字的承諾。答應展出招標事後的模型，還強調這是「破例」，而且人民不能給意見，政府已經給人民很大「面子」，做了「讓步」了。
香港政府真的強勢有為。民間，也真溫順得可以。
■挖土機你為 什麼這 麼急？
我無意說，政府強勢一定不好。很多政府可能對香港政府充滿羨慕：預算超高(香港政府預算是台北的8倍)，主導性超強，社會力超弱。強勢政府尤其喜歡在工程上展現魄力，因為工程是最容易看得見的政績。
香港政府的「勵精圖治」企圖是很明顯的：政府剛剛公布了中環新海濱規劃方案，宣稱要「締造令人嚮往的消閒休憩用地及海港和商業中心」，要「發展成為象徵香港的世界級海濱」。天星碼頭旁將興建3組商廈建築群，包括28層高的商廈、18層高的「無敵海景酒店」，以及9層高但是長400多米的「摩地大廈」。除了這「世界級海濱」之外，西九龍40公頃的工程在規劃推動中；添馬艦將有政府大樓群等等，還不必談及大嶼山的開發以及各種跨界大橋的規劃。
政府強勢不一定不好，但是，當我們面對一個「勵精圖治」的政府時，當強勢政府像一個巨大的挖土機在橫衝直撞時，社會不能沒有一個深思的心靈和長遠宏觀的眼睛。我們可能必須在轟隆作響、天翻地覆的挖土機前，放上一朵脆弱、柔軟、美麗的小花。
脆弱、柔軟、美麗的小花提醒的是：
城市規劃是牽一髮動全身的。
以維多利亞港來說，中環濱海長廊的建築，勢必整個改變「香港的臉」──舉世聞名的浪漫維港景觀。想像你站到水中央，往維港四周緩緩做360度的觀覽，從西九、尖沙嘴、尖東、銅鑼灣、金鐘、中環、上環，一路流轉回到西九，維港的整體景觀，色彩、光影、山脊線與天際線的交錯，海港與建築風格之間的相輔相成諧調之美，是否有整體的預想呢？或者還是讓每一個海濱工程孤立的、局部的、偶然性依一時一刻之需而發展？
政府山的古蹟群，是香港唯一的一片完整殖民建築風格了，曾蔭權無論如何不願承諾保護，這些古蹟若是有一天剷除了，又變成以金錢計算平方呎的地產價值，香港人能夠忍受這樣對待自己的歷史嗎？如果保留了，添馬艦52億的大洞，你又如何填補？
如果這一切都還沒想好──那麼，挖土機啊，你究竟為什麼這麼急？
■香港跟誰比？
當主事者總是用「世界級」、「地標」、「香港精神」來描繪自己的「勵精圖治」的企圖時，我們能不能聽見一個小小的、安靜的聲音說，為什麼香港需要「地標」？「世界級」是跟誰比？比什麼？「香港精神」又是什麼？
西班牙的畢爾包怎麼能拿來跟香港比呢？畢爾包需要FrankGehry的古根漢美術館作為地標，因為畢爾包是個極其普通的不起眼的小城，它可以用一個標新立異的特殊建築作為地標來突出自己。香港卻是一片璀璨，地標如雲，當地標被地標淹沒的時候，你還看得見地標嗎？地標還有意義嗎？
如果說，像畢爾包這種只有常民生活而缺特色建築的城市需要現代建築來作為地標，那麼地標簇擁的香港所需要的，反而是常民生活的沉澱，小街小巷老市場的珍愛呵護，讓「市井人文感」更醇厚更馥郁，而根本不是高大奇偉的所謂「地標」。
至於「世界級」，又是跟誰比呢？又是紐約倫敦巴黎柏林之流吧？問題一，為什麼要跟她們比？香港的基礎建設，比她們都好。香港的國際感，超過柏林。香港的治安，紐約不能比。香港的傳奇歷史，比倫敦還精彩。香港自己就是「世界級」，哪來的自卑感，老是要用「世界級」來給自己壯膽增威？
問題二，就是要比，香港要跟這些城市比「世界級」的，仍舊是硬體工程嗎？什麼時候，你終於要開始跟人家比「內涵」呢？為什麼不去和巴黎倫敦的古蹟、老街、舊磨坊、人文薈萃的河左岸、車庫廠房裏的藝術村去比「世界級」呢？
然後，代表「香港精神」的，仍舊是「無敵海景」的酒店？仍舊是已經滿城皆是的購物商廈？這種意涵的「香港精神」，又是「誰」下的定義呢？地產商？還是灣仔、西環、屯門、大埔、深水埗的人民？
■一個 謙抑樸 素的政府
添馬艦所在，是香港的核心，香港面向世界的舞台。燈光一亮起，香港的嫵媚姿態光彩動人。請問，任何東西都可以被擺到舞台上去嗎？
封建時代，貴族以金錢和絕對的權力打造宮殿，宮殿成為城市的中心。在一個現代社會裏，政府是服務市民的「公僕」──它是人民的庫房、機房、廚房、帳房、屠房，也就是一個servicequarter，服務區。誰會把服務區放到舞台上面去？誰會把庫房機房帳房廚房屠房，放到一棟房子最重要的前廳去呢？
城市走多了的人，有一個指標：一個城市政府大樓如果富麗堂皇，而且建在城市的核心，那通常表示，這個城市是個政權獨大的體制。如果主權在民，公民力量強大，政府大樓通常建得謙抑樸素，緊守「公僕」服務的本分而不敢做權力的張揚。紐約的市政府、柏林的市政府、倫敦的市政府，我們知道在哪裏嗎？他們佔據城市的核心舞台嗎？
所以，嘿，把政府總部遷到西環屠房如何？屠房適合政府的「公僕」地位，而老舊的西環也非常需要社區振興，不是嗎？
中環最突兀的，是解放軍大樓。把軍隊擺在香港面向世界最燦亮的舞台中心，等於是把兵器倉庫放到客廳裏去了，你能想像巴黎把軍隊駐在羅浮宮旁嗎？從前英國人這樣做，是為了炫耀它的殖民權力──企圖之囂張，不言而喻；今天， 還有這必要嗎？景觀上不倫不類暫且不說，它所透露的粗暴意涵，更是招引負面解讀。曾蔭權政府最該做的，是設法把解放軍從中環遷走，把海濱還給人民。這
不去努力，卻反而更將政府大樓擺到添馬艦去，說是創造一個「市民精神地標」(iconicciviccore)。
在很多其他城市，公民恐怕早已「磨刀霍霍」上街抗議了。在一個公民社會裏，代表一個城市的「精神」的，絕不可能是一個城市的政府大樓。它可能是歌劇院，譬如悉尼；可能是博物館，譬如巴黎；可能是藝術家出沒的村子，譬如紐約；可能是老街老巷老廟老樹，譬如京都；可能是一條滄桑斑駁的老橋，譬如布拉格。但是，什麼樣的城市，會把市政府──一種權力機構，或服務區，當作精神標誌？
中環的維港是全世界看見的香港面貌，那面貌，真的是風情萬種。香港希望讓世界看見的，難道是市政府大樓？
把政府大樓放在添馬艦，怎麼看，都讓人覺得有一種權力的不知謙抑，不知收斂。
■真正的「 香港精神」
更符合「香港精神」的，恐怕反倒是一萬多個市民在晴空下圍坐吃盆菜，反倒是5000個人開心泡茶、聽音樂；反倒是4000個人在星空下肩靠着肩看露天電影，一起哭，一起笑。當世界看見的香港，不只是千篇一律的酒店和商廈，不只是冰冷淡漠的建築，如果世界還看得見香港的「人」──快樂的、悲傷的、泡茶的吃飯的、散步的追風箏的，憤怒示威的、激動落淚的，彼此打氣相互鼓勵的香港的常民生活，也就是一個有生活內涵、有人的性格的城市，那才真的是「世界級」的「香港精神」吧？
衡量社會的進步，錢，不是唯一的指標。一個4公頃的廣場，或許失去了以平方呎計算地產的金錢，可是一個面對全世界的正面的香港形象，能用港幣或美金來計算嗎？市民，因為在廣場「歌於斯，哭於斯」而凝聚出來的深遠文化認同和社群意識，能用一平方呎多少來計算嗎？
2004年11月9日，在同一個地點，我提出對西九龍的質疑。當時有這樣一段話：
在香港，經濟效益是所有決策的核心考量，開發是唯一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意思就是，它已經成為一種固執的信仰，人們不再去懷疑或追問它的存在邏輯。所造成的結果就是，你覺得香港很多元嗎？不，它極為單調，因為整個城市被一種單一的商業邏輯所壟斷。商廈和街道面貌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不管是又一城還是太古廣場還是置地廣場，一樣的建築，一樣的商店，一樣的貨物，一樣的品味，一樣「歡迎光臨」的音調。走在光亮滑溜的廊道上，你看見物品看不見人，物品固然是一個品牌的重複再重複，售貨員也像生產線上的標準模。連咖啡館都只有標準面貌的連鎖店。
如果僅只在這些大商廈裏行走，你會得到一個印象：香港什麼都有，唯一沒有的是個性。
兩年過去了，西九龍前途未卜，中環海濱正準備大肆建築，添馬艦箭在弦上，政府山古蹟群處境堪危，香港的城市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可是，社會裏關心的人卻非常、非常少。兩個月前，我曾問一班大約50個大學生，他們是否知道添馬艦的事情，答覆知道的只有一兩個。
文化主體性，我想並非僅只是政治層面的六四靜坐和七一遊行，香港和北京的精神拔河。關心香港本地的永續發展，關心香港留給下一代什麼樣的香港，是更關鍵的文化主體性的意識呈現。但是，政黨的立場搖擺不定，非政府組織的力量零散薄弱，大學生，對社會議題彷彿完全視若無睹，漠不關心。而他畢業後一旦進入政府，成為官僚體系成員，卻開始強勢行政主導。
陳冠中有一篇文章，我覺得是香港人了解自己必讀、外地人了解香港人必讀的，叫做「我這一代香港人」。他是這麼描述現在四五十歲這一代，也就是社會主流的：
我們整個長期教育最終讓我們記住的就是那麼一種教育：沒什麼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偉很長遠的東西。這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一種思想心態：我們自以為擅隨機應變，什麼都能學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時間內過關交貨，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報……不在公共領域集體爭權益，只做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的特色……是的，我們愛錢。(註)
「在最短的時間內過關交貨」的思維，或許可以造就眼前的效率成果，但是窒礙了宏觀的、長期的、永續的思考。「不在公共領域集體爭權益」的順民習慣，或許可以贏得個人的事業領先，但是犧牲了社會整體的進步。
我不懷疑曾蔭權的愛港之心，但是他的決策可能是錯的，龍應台的意見更可能是錯的，但那不是重點。重點是公民參與，是公民辯論，重點是香港人何時敢挑戰短視和功利主義，是香港人何時敢把香港的未來抓在自己手裏，而不是放任精英官僚和地產財團決定自己和下一代人的命運。
公民以香港為家，對香港負責，這，才是「文化主體性」，才是「香港精神」吧。
(2006年6月2日於香港大學的演講)作者電郵：ytlung@hku.hk
註：《我這一代香港人》，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05，第8、10、12頁
香港的基礎建設，比她們都好。香港的國際感，超過柏林。香港的治安，紐約不能比。香港的傳奇歷史，比倫敦還精彩。香港自己就是「世界級」，哪來的自卑感，老是要用「世界級」來給自己壯膽增威？
重點是公民參與，是公民辯論，重點是香港人何時敢挑戰短視和功利主義，是香港人何時敢把香港的未來抓在自己手裏，而不是放任精英官僚和地產財團決定自己和下一代人的命運。
專欄文章
週三, 2006-06-07 03:11 — 林輝 f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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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2006-06-05
我知道「作客人要有禮貌」。我知道我「不是香港人，所以不懂香港」。我完全承認「你們台灣更糟糕」。所以，講這個題目還真的「我有壓力」，套一句「巴士阿叔」的真情告白。但是，我也相信香港人的開闊，容得了善意的直率。
■添馬艦有故事
「添馬艦」這個名詞的來源是什麼？我問了10個香港人，發現10個香港人都不知道。
於是做了些研究。添馬艦，HMSTamar，是英國海軍一艘軍艦，建造在1863年──太平天國鬧得正兇、美國正在打南北戰爭的時候。是一艘3650公噸的三桅運兵船，1897年以後，留駐維多利亞港內，成為駐港海軍的主力艦。在1941年的香港保衛戰中，日軍入侵，英軍退守港島，港府下令炸毁港內所有船隻以免為日軍所用，添馬艦也被炸沉。在一個海軍戰俘的網頁上，我找到那個奉命炸沉添馬艦的士兵的日記：
十二月十一日，海軍忙碌不堪。所有船隻都開往九龍，接駁撤退的部隊……十九點正，上尉下指令要我駛往昂船洲接運傷者。昂船洲已經被連續轟炸了二十四個小時。我運了三個擔架傷者，還有一些勉強能走的傷兵。二十一點，奉命炸沈添馬艦……夜特別黑，一點光都沒有，發射魚雷風險很大……我發射的第一顆魚雷，沒擊中。
在同一頁上，還有一個短訊，作者的祖父當年是添馬艦的水兵。她問的是：「我的祖父一直在添馬艦上，可是最後卻死在里斯本丸的災難中。六十年了，有誰可以告訴我他在添馬艦的生活？」
戰爭結束後，港府打撈添馬艦，一部分撈上來的木板，據說就做了聖約翰座堂的大門。
沉沒水底的戰爭殘骸，竟然轉化為仰望天空的的宗教情操。
一旦知道了「添馬艦」有這樣滲透着血和淚的歷史以後，就很難對添馬艦保持漠然。
但是，為什麼大部分的香港人不知道這些歷史，彷彿不在乎自己的歷史呢？恐怕也不是天生的冷漠，而是因為在殖民教育中成長；殖民帶來物質成就和現代化，同時也剝奪被殖民者對於歷史的細微敏感和自尊自重。
■強勢政府， 弱勢社會
今天的添馬艦，原來當然是海水，當年的軍艦添馬艦就停泊在這裏。填海之後，就是中環到金鐘海岸線核心區的一塊多出來的空地，以「添馬艦」為名，紀念香港悲壯的烽火歲月。在它「暫時無用」的幾年裏，添馬艦「意外地」成為香港的市民廣場：14,000個人在晴空下圍坐着吃盆菜；5000個人聚在一起泡茶；4000個人在星空下肩靠着肩一起看露天電影。這樣一塊「自由放任」的地，在講究精算的香港絕不可能長久。政府決定在這裏建總部。4.2公頃的地面上，2公頃要闢做「文娛廣場」，另一半要建4棟政府大樓，每一棟大約30到40層高。那到底是多大呢？總建築面積，相當交易廣場第一期和第二期總和。建築費用？52億。
在剛剛興起的添馬艦的辯論裏，讓一個旁觀者最覺不可思議的就是，這麼重大的、影響城市景觀和生態結構的工程案件，竟然可以如此輕易地「過關」。如果是在紐約，在倫敦，在柏林，在東京，甚至在香港人挺「瞧不起」的台北，曾蔭權所提出的「添馬計劃」有太多問題會讓人大喊「未解決」，要窮追猛打了：
譬如問題一，為什麼政府總部要搬遷？人均辦公空間是否真的「嚴重不足」？它的人均辦公空間「不足」是以什麼標準在衡量？跟其他城市的政府空間做過評比嗎？結果如何？跟民間的人均工作空間相比又如何？這些信息若是空白，它如何證明它的空間「不足」？
譬如問題二，假定數據證明空間確實「不足」，那麼高科技電訊溝通系統是否不能補足？當視訊、網絡如此發達而且一天比一天發達的時候，傳統的所謂「辦公空間」的需求是否應該有全新的定義？是否做過調查研究？是否充分舉證了科技亦無法補足空間需求？
譬如問題三，假定人均辦公空間的「不足」有了科學的證明，那麼究竟應該繼續租用私人商業空間，還是擴大原有政府設施，還是乾脆遷址新建，針對各種選項是否做過徹底的分析比較？3種選項的經濟效應、環境影響、永續發展的評估等等，是否可以攤開在陽光下供學界挑戰，請媒體監督，讓社會檢驗？
譬如問題四，假定前述分析比較的結果確實是遷址新建為優，那麼，哪一個地址最為適合？為什麼不是亟需建設的九龍東南？為什麼不是資源分配偏低需要關懷挹注的新界？為什麼不是使用率低得離奇的數碼港？為什麼不是廢棄已久的西環屠房？為什麼一定得是添馬艦？科學的理據和說服在哪裏？
譬如問題五，如果政府總部決定落在添馬艦，那麼九龍東南的規劃是什麼？那麼政府山古蹟群的未來是什麼？那麼新填海中環濱海長廊的具體規劃跟添馬艦之間的呼應關係是什麼？那麼西九龍又將如何？西環屠房要作何處理？
從政府已經披露的資訊來看，這些根本問題都沒有「一個蘿蔔一個坑」的答案，但是52億的款項，立法會幾乎沒有異議。各黨派，除了公民黨，很快就不說話了。少數民間團體，只能要求政府在廠商提出標書之後，把模型拿出來展覽。政府既不需要回答對根本問題的追究──因為反正也沒什麼人在追究；也不必做任何白紙黑字的承諾。答應展出招標事後的模型，還強調這是「破例」，而且人民不能給意見，政府已經給人民很大「面子」，做了「讓步」了。
香港政府真的強勢有為。民間，也真溫順得可以。
■挖土機你為 什麼這 麼急？
我無意說，政府強勢一定不好。很多政府可能對香港政府充滿羨慕：預算超高(香港政府預算是台北的8倍)，主導性超強，社會力超弱。強勢政府尤其喜歡在工程上展現魄力，因為工程是最容易看得見的政績。
香港政府的「勵精圖治」企圖是很明顯的：政府剛剛公布了中環新海濱規劃方案，宣稱要「締造令人嚮往的消閒休憩用地及海港和商業中心」，要「發展成為象徵香港的世界級海濱」。天星碼頭旁將興建3組商廈建築群，包括28層高的商廈、18層高的「無敵海景酒店」，以及9層高但是長400多米的「摩地大廈」。除了這「世界級海濱」之外，西九龍40公頃的工程在規劃推動中；添馬艦將有政府大樓群等等，還不必談及大嶼山的開發以及各種跨界大橋的規劃。
政府強勢不一定不好，但是，當我們面對一個「勵精圖治」的政府時，當強勢政府像一個巨大的挖土機在橫衝直撞時，社會不能沒有一個深思的心靈和長遠宏觀的眼睛。我們可能必須在轟隆作響、天翻地覆的挖土機前，放上一朵脆弱、柔軟、美麗的小花。
脆弱、柔軟、美麗的小花提醒的是：
城市規劃是牽一髮動全身的。
以維多利亞港來說，中環濱海長廊的建築，勢必整個改變「香港的臉」──舉世聞名的浪漫維港景觀。想像你站到水中央，往維港四周緩緩做360度的觀覽，從西九、尖沙嘴、尖東、銅鑼灣、金鐘、中環、上環，一路流轉回到西九，維港的整體景觀，色彩、光影、山脊線與天際線的交錯，海港與建築風格之間的相輔相成諧調之美，是否有整體的預想呢？或者還是讓每一個海濱工程孤立的、局部的、偶然性依一時一刻之需而發展？
政府山的古蹟群，是香港唯一的一片完整殖民建築風格了，曾蔭權無論如何不願承諾保護，這些古蹟若是有一天剷除了，又變成以金錢計算平方呎的地產價值，香港人能夠忍受這樣對待自己的歷史嗎？如果保留了，添馬艦52億的大洞，你又如何填補？
如果這一切都還沒想好──那麼，挖土機啊，你究竟為什麼這麼急？
■香港跟誰比？
當主事者總是用「世界級」、「地標」、「香港精神」來描繪自己的「勵精圖治」的企圖時，我們能不能聽見一個小小的、安靜的聲音說，為什麼香港需要「地標」？「世界級」是跟誰比？比什麼？「香港精神」又是什麼？
西班牙的畢爾包怎麼能拿來跟香港比呢？畢爾包需要FrankGehry的古根漢美術館作為地標，因為畢爾包是個極其普通的不起眼的小城，它可以用一個標新立異的特殊建築作為地標來突出自己。香港卻是一片璀璨，地標如雲，當地標被地標淹沒的時候，你還看得見地標嗎？地標還有意義嗎？
如果說，像畢爾包這種只有常民生活而缺特色建築的城市需要現代建築來作為地標，那麼地標簇擁的香港所需要的，反而是常民生活的沉澱，小街小巷老市場的珍愛呵護，讓「市井人文感」更醇厚更馥郁，而根本不是高大奇偉的所謂「地標」。
至於「世界級」，又是跟誰比呢？又是紐約倫敦巴黎柏林之流吧？問題一，為什麼要跟她們比？香港的基礎建設，比她們都好。香港的國際感，超過柏林。香港的治安，紐約不能比。香港的傳奇歷史，比倫敦還精彩。香港自己就是「世界級」，哪來的自卑感，老是要用「世界級」來給自己壯膽增威？
問題二，就是要比，香港要跟這些城市比「世界級」的，仍舊是硬體工程嗎？什麼時候，你終於要開始跟人家比「內涵」呢？為什麼不去和巴黎倫敦的古蹟、老街、舊磨坊、人文薈萃的河左岸、車庫廠房裏的藝術村去比「世界級」呢？
然後，代表「香港精神」的，仍舊是「無敵海景」的酒店？仍舊是已經滿城皆是的購物商廈？這種意涵的「香港精神」，又是「誰」下的定義呢？地產商？還是灣仔、西環、屯門、大埔、深水埗的人民？
■一個 謙抑樸 素的政府
添馬艦所在，是香港的核心，香港面向世界的舞台。燈光一亮起，香港的嫵媚姿態光彩動人。請問，任何東西都可以被擺到舞台上去嗎？
封建時代，貴族以金錢和絕對的權力打造宮殿，宮殿成為城市的中心。在一個現代社會裏，政府是服務市民的「公僕」──它是人民的庫房、機房、廚房、帳房、屠房，也就是一個servicequarter，服務區。誰會把服務區放到舞台上面去？誰會把庫房機房帳房廚房屠房，放到一棟房子最重要的前廳去呢？
城市走多了的人，有一個指標：一個城市政府大樓如果富麗堂皇，而且建在城市的核心，那通常表示，這個城市是個政權獨大的體制。如果主權在民，公民力量強大，政府大樓通常建得謙抑樸素，緊守「公僕」服務的本分而不敢做權力的張揚。紐約的市政府、柏林的市政府、倫敦的市政府，我們知道在哪裏嗎？他們佔據城市的核心舞台嗎？
所以，嘿，把政府總部遷到西環屠房如何？屠房適合政府的「公僕」地位，而老舊的西環也非常需要社區振興，不是嗎？
中環最突兀的，是解放軍大樓。把軍隊擺在香港面向世界最燦亮的舞台中心，等於是把兵器倉庫放到客廳裏去了，你能想像巴黎把軍隊駐在羅浮宮旁嗎？從前英國人這樣做，是為了炫耀它的殖民權力──企圖之囂張，不言而喻；今天， 還有這必要嗎？景觀上不倫不類暫且不說，它所透露的粗暴意涵，更是招引負面解讀。曾蔭權政府最該做的，是設法把解放軍從中環遷走，把海濱還給人民。這
不去努力，卻反而更將政府大樓擺到添馬艦去，說是創造一個「市民精神地標」(iconicciviccore)。
在很多其他城市，公民恐怕早已「磨刀霍霍」上街抗議了。在一個公民社會裏，代表一個城市的「精神」的，絕不可能是一個城市的政府大樓。它可能是歌劇院，譬如悉尼；可能是博物館，譬如巴黎；可能是藝術家出沒的村子，譬如紐約；可能是老街老巷老廟老樹，譬如京都；可能是一條滄桑斑駁的老橋，譬如布拉格。但是，什麼樣的城市，會把市政府──一種權力機構，或服務區，當作精神標誌？
中環的維港是全世界看見的香港面貌，那面貌，真的是風情萬種。香港希望讓世界看見的，難道是市政府大樓？
把政府大樓放在添馬艦，怎麼看，都讓人覺得有一種權力的不知謙抑，不知收斂。
■真正的「 香港精神」
更符合「香港精神」的，恐怕反倒是一萬多個市民在晴空下圍坐吃盆菜，反倒是5000個人開心泡茶、聽音樂；反倒是4000個人在星空下肩靠着肩看露天電影，一起哭，一起笑。當世界看見的香港，不只是千篇一律的酒店和商廈，不只是冰冷淡漠的建築，如果世界還看得見香港的「人」──快樂的、悲傷的、泡茶的吃飯的、散步的追風箏的，憤怒示威的、激動落淚的，彼此打氣相互鼓勵的香港的常民生活，也就是一個有生活內涵、有人的性格的城市，那才真的是「世界級」的「香港精神」吧？
衡量社會的進步，錢，不是唯一的指標。一個4公頃的廣場，或許失去了以平方呎計算地產的金錢，可是一個面對全世界的正面的香港形象，能用港幣或美金來計算嗎？市民，因為在廣場「歌於斯，哭於斯」而凝聚出來的深遠文化認同和社群意識，能用一平方呎多少來計算嗎？
2004年11月9日，在同一個地點，我提出對西九龍的質疑。當時有這樣一段話：
在香港，經濟效益是所有決策的核心考量，開發是唯一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意思就是，它已經成為一種固執的信仰，人們不再去懷疑或追問它的存在邏輯。所造成的結果就是，你覺得香港很多元嗎？不，它極為單調，因為整個城市被一種單一的商業邏輯所壟斷。商廈和街道面貌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不管是又一城還是太古廣場還是置地廣場，一樣的建築，一樣的商店，一樣的貨物，一樣的品味，一樣「歡迎光臨」的音調。走在光亮滑溜的廊道上，你看見物品看不見人，物品固然是一個品牌的重複再重複，售貨員也像生產線上的標準模。連咖啡館都只有標準面貌的連鎖店。
如果僅只在這些大商廈裏行走，你會得到一個印象：香港什麼都有，唯一沒有的是個性。
兩年過去了，西九龍前途未卜，中環海濱正準備大肆建築，添馬艦箭在弦上，政府山古蹟群處境堪危，香港的城市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可是，社會裏關心的人卻非常、非常少。兩個月前，我曾問一班大約50個大學生，他們是否知道添馬艦的事情，答覆知道的只有一兩個。
文化主體性，我想並非僅只是政治層面的六四靜坐和七一遊行，香港和北京的精神拔河。關心香港本地的永續發展，關心香港留給下一代什麼樣的香港，是更關鍵的文化主體性的意識呈現。但是，政黨的立場搖擺不定，非政府組織的力量零散薄弱，大學生，對社會議題彷彿完全視若無睹，漠不關心。而他畢業後一旦進入政府，成為官僚體系成員，卻開始強勢行政主導。
陳冠中有一篇文章，我覺得是香港人了解自己必讀、外地人了解香港人必讀的，叫做「我這一代香港人」。他是這麼描述現在四五十歲這一代，也就是社會主流的：
我們整個長期教育最終讓我們記住的就是那麼一種教育：沒什麼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偉很長遠的東西。這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一種思想心態：我們自以為擅隨機應變，什麼都能學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時間內過關交貨，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報……不在公共領域集體爭權益，只做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的特色……是的，我們愛錢。(註)
「在最短的時間內過關交貨」的思維，或許可以造就眼前的效率成果，但是窒礙了宏觀的、長期的、永續的思考。「不在公共領域集體爭權益」的順民習慣，或許可以贏得個人的事業領先，但是犧牲了社會整體的進步。
我不懷疑曾蔭權的愛港之心，但是他的決策可能是錯的，龍應台的意見更可能是錯的，但那不是重點。重點是公民參與，是公民辯論，重點是香港人何時敢挑戰短視和功利主義，是香港人何時敢把香港的未來抓在自己手裏，而不是放任精英官僚和地產財團決定自己和下一代人的命運。
公民以香港為家，對香港負責，這，才是「文化主體性」，才是「香港精神」吧。
(2006年6月2日於香港大學的演講)作者電郵：ytlung@hku.hk
註：《我這一代香港人》，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05，第8、10、12頁
香港的基礎建設，比她們都好。香港的國際感，超過柏林。香港的治安，紐約不能比。香港的傳奇歷史，比倫敦還精彩。香港自己就是「世界級」，哪來的自卑感，老是要用「世界級」來給自己壯膽增威？
重點是公民參與，是公民辯論，重點是香港人何時敢挑戰短視和功利主義，是香港人何時敢把香港的未來抓在自己手裏，而不是放任精英官僚和地產財團決定自己和下一代人的命運。
專欄文章
Monday, 19 December 2011
聖誕食波蘭鵝
聖誕節食火雞，並非西方傳統，而是近代風俗。家裡布置聖誕樹、交換禮物、壁爐夜話、小孩在賓客面前彈唱演藝，也是近二百年的市民階級和城市核心家庭的風俗，不很古老。
聖誕大餐烤火雞，雞腹內釀栗子、薯仔等，伴以小椰菜、薯蓉和紅莓汁而食，看來豐盛，味道卻是不敢恭維，尤其是火雞肉質之粗糙，肉味之寡淡，可謂禽鳥之中最難食者。故此蘸火雞肉的醬汁，是聖誕大餐的成敗要素。
於歐洲人而言，聖誕無疑是本土與異域風俗的大雜燴，伯利恆、東方三博士、香料、神秘的聖尼古拉斯、鹿車、木製玩具和聖誕音樂，也不在乎另加一道異域飲食——火雞。火雞成為聖誕大餐，是由於出自異域，物以罕為貴，十六世紀由西班牙人從南美洲帶入歐洲，成為貴族盤中之物，當時誤以為此鳥經由土耳其運來，故名之為turkey。火雞未入歐洲之前，聖誕食鵝，山民偶然有鹿肉或野豬肉。即使後來上流社會時興食火雞，鵝仍是平民聖誕之美饌。
直至十九世紀，歐洲人生活艱苦，聖誕食鵝是大件事，甚至要平日每月給商販或鵝農供款，聖誕才儲到錢食肥鵝。「鵝會」(gooseclub)好似香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前的供「月餅會」，都是期貨的初期模樣。英國小說家查爾斯•狄更斯的《小氣財神》(《聖誕頌歌》A Christmas Carol 1843)裡面的卡樂捷(Cratchi)一家，正是鵝會的成員，月供幾便士(pennies)，聖誕可領鵝。第三章記載了他們煮鵝的情景：卡樂捷太太煮稠肉汁、彼德壓薯蓉、白蓮達太太煮甜蘋果醬、瑪莎擦碟。小孩坐定，人人口含鐵匙，準備大啖鵝肉。
旅居德國的時候，我也試過煮聖誕鵝(Weihnachtsgans)。煮的是好大、好便宜的波蘭急凍鵝，要漏夜放在暖氣管上解凍。塞入栗子、香草、蘋果、梨乾、橙肉、胡蘿蔔、洋蔥、蒜苗之類，放入焗爐一個半小時，鵝身抹鹽、肉桂粉、乾蒜粉，不時拿出來傾出肉汁。肉汁之後用小鑊煮稠，用紅椰菜、香草嫩薯仔伴碟。將蔬菜釀入鵝肚，有如放糧入倉，鵝烤得吱吱滴油，鵝肚又如滴水岩洞，蔬菜吸收肉汁，涓滴不失。這種聖誕鵝的煮法，一看便知是貧民之食：鵝雖大，鵝肉仍不夠分，於是將難食的蔬菜蘸滿鵝油調味，餵飽一家大小。
聖誕除了慶祝耶穌基督帶來福音之外，也是分享的時候，分享錢財、食物、歡樂、信仰。平安夜唱聖詩、報佳音，就是分享平安喜樂。即使不是基督徒，旅居海外，可以煮聖誕鵝、聽聖詩、入主教府望彌撒，亦是人生一大樂事。
陳雲
旅居德國的時候，我試過煮聖誕鵝(Weihnachtsgans)。煮的是好大、好便宜的波蘭急凍鵝，要漏夜放在暖氣管上解凍。塞入栗子、香草、蘋果、梨乾、橙肉、胡蘿蔔、洋蔥、蒜苗之類，放入焗爐一個半小時，鵝身抹鹽、肉桂粉、乾蒜粉，不時拿出來傾出肉汁。肉汁之後用小鑊煮稠，用紅椰菜、香草嫩薯仔伴碟。將蔬菜釀入鵝肚，有如放糧入倉，鵝烤得吱吱滴油，鵝肚又如滴水岩洞，蔬菜吸收肉汁，涓滴不失。這種聖誕鵝的煮法，一看便知是貧民之食：鵝雖大，鵝肉仍不夠分，於是將難食的蔬菜蘸滿鵝油調味，餵飽一家大小。
聖誕大餐烤火雞，雞腹內釀栗子、薯仔等，伴以小椰菜、薯蓉和紅莓汁而食，看來豐盛，味道卻是不敢恭維，尤其是火雞肉質之粗糙，肉味之寡淡，可謂禽鳥之中最難食者。故此蘸火雞肉的醬汁，是聖誕大餐的成敗要素。
於歐洲人而言，聖誕無疑是本土與異域風俗的大雜燴，伯利恆、東方三博士、香料、神秘的聖尼古拉斯、鹿車、木製玩具和聖誕音樂，也不在乎另加一道異域飲食——火雞。火雞成為聖誕大餐，是由於出自異域，物以罕為貴，十六世紀由西班牙人從南美洲帶入歐洲，成為貴族盤中之物，當時誤以為此鳥經由土耳其運來，故名之為turkey。火雞未入歐洲之前，聖誕食鵝，山民偶然有鹿肉或野豬肉。即使後來上流社會時興食火雞，鵝仍是平民聖誕之美饌。
直至十九世紀，歐洲人生活艱苦，聖誕食鵝是大件事，甚至要平日每月給商販或鵝農供款，聖誕才儲到錢食肥鵝。「鵝會」(gooseclub)好似香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前的供「月餅會」，都是期貨的初期模樣。英國小說家查爾斯•狄更斯的《小氣財神》(《聖誕頌歌》A Christmas Carol 1843)裡面的卡樂捷(Cratchi)一家，正是鵝會的成員，月供幾便士(pennies)，聖誕可領鵝。第三章記載了他們煮鵝的情景：卡樂捷太太煮稠肉汁、彼德壓薯蓉、白蓮達太太煮甜蘋果醬、瑪莎擦碟。小孩坐定，人人口含鐵匙，準備大啖鵝肉。
旅居德國的時候，我也試過煮聖誕鵝(Weihnachtsgans)。煮的是好大、好便宜的波蘭急凍鵝，要漏夜放在暖氣管上解凍。塞入栗子、香草、蘋果、梨乾、橙肉、胡蘿蔔、洋蔥、蒜苗之類，放入焗爐一個半小時，鵝身抹鹽、肉桂粉、乾蒜粉，不時拿出來傾出肉汁。肉汁之後用小鑊煮稠，用紅椰菜、香草嫩薯仔伴碟。將蔬菜釀入鵝肚，有如放糧入倉，鵝烤得吱吱滴油，鵝肚又如滴水岩洞，蔬菜吸收肉汁，涓滴不失。這種聖誕鵝的煮法，一看便知是貧民之食：鵝雖大，鵝肉仍不夠分，於是將難食的蔬菜蘸滿鵝油調味，餵飽一家大小。
聖誕除了慶祝耶穌基督帶來福音之外，也是分享的時候，分享錢財、食物、歡樂、信仰。平安夜唱聖詩、報佳音，就是分享平安喜樂。即使不是基督徒，旅居海外，可以煮聖誕鵝、聽聖詩、入主教府望彌撒，亦是人生一大樂事。
陳雲
旅居德國的時候，我試過煮聖誕鵝(Weihnachtsgans)。煮的是好大、好便宜的波蘭急凍鵝，要漏夜放在暖氣管上解凍。塞入栗子、香草、蘋果、梨乾、橙肉、胡蘿蔔、洋蔥、蒜苗之類，放入焗爐一個半小時，鵝身抹鹽、肉桂粉、乾蒜粉，不時拿出來傾出肉汁。肉汁之後用小鑊煮稠，用紅椰菜、香草嫩薯仔伴碟。將蔬菜釀入鵝肚，有如放糧入倉，鵝烤得吱吱滴油，鵝肚又如滴水岩洞，蔬菜吸收肉汁，涓滴不失。這種聖誕鵝的煮法，一看便知是貧民之食：鵝雖大，鵝肉仍不夠分，於是將難食的蔬菜蘸滿鵝油調味，餵飽一家大小。
官用簡體殘字，毒我香港城邦
作者 陳雲 | 三文治 – 2011年12月13日星期二上午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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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良景邨及上水火車站出現純用簡體字的香港警察告示，破壞香港公共語文慣例及香港文化傳統。良景邨的告示出自香港警務處新界北區總交通部，上水的簡體字告示牌由香港警務處、食物環境衛生署及北區民政事務處聯合發出。良景邨的告示牌之側，並無正楷版本。上水火車站欄杆上的告示，正楷漢字的告示與簡體字版本相間出現。然而，香港的官方告示從來不應用簡體字的，這是違反香港官方語言通則的。香港政府必須解釋，立法議會也必須質問。簡體字出現在警察告示牌上，香港人不能坐視不理。
即使港府託辭推諉，說用簡體字是要用來特地警告大陸人不要在行人路上踏單車及不要阻街或拋垃圾之類，也無此必要。
首先，任何入境者或新移民必須遵守當地法律，不得託辭不認識當地語文而不遵守法律，執法當局也絕不會因為犯案者不識得閱讀法令而不檢控之（但法官可以酌情處理）。更何況，文明社會的法律一般與道德原則並不相抵——亂拋垃圾、隨處便溺、亂擺雜物阻礙通道是必然犯法的，殺人放火的更不要說，一定於法不容。只有來自蠻夷地區的人，才會託辭不識得正楷漢字，而覺得香港可以隨處便溺、亂扔垃圾、亂堆雜物而不會被警察檢控。
上水的簡體字告示牌
其次，任何針對入境者或新移民所用的語文警告，除非是在海關、邊境或軍事區的嚴重警告（例如「越過軍事封鎖線者格殺勿論」之類），否則都不可特地用移民或旅客的語文而不附加當地的法定語文，否則就帶有歧視性質，違反民族平等的國際通則。香港出現純用簡體字的告示，擺明是歧視大陸人，大陸人看到，心裡絕對不好受。老實說，大陸人就喜歡香港用正楷漢字，過關看到正楷漢字，心裡特別踏實——終於來到自由法治之區。奶粉、藥物、化妝品上面看到英文和正楷漢字，知道是香港專用貨物，他們才放心購買的，看到簡體字反而一臉狐疑，不敢買了。
其三，筆者經常出入上水火車站，實地觀察，簡體字的警告牌毫無作用，上水火車站側的行人路上，依然亂擺水貨客的紙箱、四處堆了垃圾、鐵欄上也鎖滿了單車及運貨手推鐵車及皮箱——而且就在警告牌的後面。警告牌變了單車、手拖皮箱的遮陽板（見筆者拍攝的照片）。
其四，即使港府出於好心，要教化大陸人，也毋須使用簡體字告示。以屯門及上水出現的警察告示的內容而言，前者是「行人路上踏單車會被檢控」，後者是「貨物阻街 會被檢控，亂泊單車 會被清走，亂拋垃圾 罰款千五」，正楷漢字與簡體字相差不大，大陸人具備基本識字能力的，都應猜到字義，明白內容。若果加以詞句調整，根本毋須特別用簡體字的，例如屯門的告示，由於「檢控」並非大陸公安通行用語，真的要大陸人明白，用「控告」即可，變成「行人路上踏單車會被控告」，「控告」的漢字正楷，不須簡化，這是任何一位香港官署內的語文主任（language officer）都應具備的工作應變能力。
以此四條原則來推理，香港警務處及其他市政管理部門用簡體字告示，根本並無事先考慮其他選項，只是執意要在香港公共語文打破缺口，借助大陸人出沒為理由，樹立簡體字告示，偷偷地改變香港的官方語文慣例。香港市民習慣之後，官方將以簡體字是大陸人和香港人都能看得懂的共同文字為藉口，全面推行公共語文的漢字簡體化。
幾年前，香港鐵路公司在路軌上用簡體字告示，警告乘客不要橫過路軌——「危險，嚴禁進入路軌，違者罰款$5000」，這仍是有必要的，因為闖入路軌危及過路者的性命及鐵路的安全。然而，後來路軌上也同時出現正楷漢字告示牌，以示平等。至於在上水火車站的提示旅客到羅湖還是落馬洲的火車終點顯示，即使信息對大陸旅客非常重要，鐵路公司也堅持沿用正楷漢字，毫無改用簡體顯示之心。
屯門良景邨並非邊界，上水火車站側的行人路也並非大陸旅客的專用區，這是首次香港官方在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間使用中共的簡體字。香港並無明文規定法定語言的書寫及口音，也毋須如此規定，因為我們香港有自己的悠久傳統：開埠一百七十年以來，香港城邦的中文書寫方式是正楷漢字、官方交流語是廣府話，英文的拼寫方式是英式英文，官方交流語是皇室口音。（按：王朝中國、中華民國與香港城邦用的中文是正楷漢字，英文成為orthodox Chinese或traditional Chinese，並非「繁體字」。「繁體字」是中共推出簡體字之後捏造的歧視名詞，認為傳統漢字筆劃繁瑣）
屯門和上水出現簡體字告示，是香港文化的生死存亡之戰，退此一步，即無死所。凡我香港城邦市民，都應該口誅筆伐，不容半點退讓。至於港共的主事者，為了領一時之功，用簡體字侵入香港公共空間，毒害香港城邦，殺伐中華文化，他們是香港城邦的千古罪人，也是中華文化的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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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良景邨及上水火車站出現純用簡體字的香港警察告示，破壞香港公共語文慣例及香港文化傳統。良景邨的告示出自香港警務處新界北區總交通部，上水的簡體字告示牌由香港警務處、食物環境衛生署及北區民政事務處聯合發出。良景邨的告示牌之側，並無正楷版本。上水火車站欄杆上的告示，正楷漢字的告示與簡體字版本相間出現。然而，香港的官方告示從來不應用簡體字的，這是違反香港官方語言通則的。香港政府必須解釋，立法議會也必須質問。簡體字出現在警察告示牌上，香港人不能坐視不理。
即使港府託辭推諉，說用簡體字是要用來特地警告大陸人不要在行人路上踏單車及不要阻街或拋垃圾之類，也無此必要。
首先，任何入境者或新移民必須遵守當地法律，不得託辭不認識當地語文而不遵守法律，執法當局也絕不會因為犯案者不識得閱讀法令而不檢控之（但法官可以酌情處理）。更何況，文明社會的法律一般與道德原則並不相抵——亂拋垃圾、隨處便溺、亂擺雜物阻礙通道是必然犯法的，殺人放火的更不要說，一定於法不容。只有來自蠻夷地區的人，才會託辭不識得正楷漢字，而覺得香港可以隨處便溺、亂扔垃圾、亂堆雜物而不會被警察檢控。
上水的簡體字告示牌
其次，任何針對入境者或新移民所用的語文警告，除非是在海關、邊境或軍事區的嚴重警告（例如「越過軍事封鎖線者格殺勿論」之類），否則都不可特地用移民或旅客的語文而不附加當地的法定語文，否則就帶有歧視性質，違反民族平等的國際通則。香港出現純用簡體字的告示，擺明是歧視大陸人，大陸人看到，心裡絕對不好受。老實說，大陸人就喜歡香港用正楷漢字，過關看到正楷漢字，心裡特別踏實——終於來到自由法治之區。奶粉、藥物、化妝品上面看到英文和正楷漢字，知道是香港專用貨物，他們才放心購買的，看到簡體字反而一臉狐疑，不敢買了。
其三，筆者經常出入上水火車站，實地觀察，簡體字的警告牌毫無作用，上水火車站側的行人路上，依然亂擺水貨客的紙箱、四處堆了垃圾、鐵欄上也鎖滿了單車及運貨手推鐵車及皮箱——而且就在警告牌的後面。警告牌變了單車、手拖皮箱的遮陽板（見筆者拍攝的照片）。
其四，即使港府出於好心，要教化大陸人，也毋須使用簡體字告示。以屯門及上水出現的警察告示的內容而言，前者是「行人路上踏單車會被檢控」，後者是「貨物阻街 會被檢控，亂泊單車 會被清走，亂拋垃圾 罰款千五」，正楷漢字與簡體字相差不大，大陸人具備基本識字能力的，都應猜到字義，明白內容。若果加以詞句調整，根本毋須特別用簡體字的，例如屯門的告示，由於「檢控」並非大陸公安通行用語，真的要大陸人明白，用「控告」即可，變成「行人路上踏單車會被控告」，「控告」的漢字正楷，不須簡化，這是任何一位香港官署內的語文主任（language officer）都應具備的工作應變能力。
以此四條原則來推理，香港警務處及其他市政管理部門用簡體字告示，根本並無事先考慮其他選項，只是執意要在香港公共語文打破缺口，借助大陸人出沒為理由，樹立簡體字告示，偷偷地改變香港的官方語文慣例。香港市民習慣之後，官方將以簡體字是大陸人和香港人都能看得懂的共同文字為藉口，全面推行公共語文的漢字簡體化。
幾年前，香港鐵路公司在路軌上用簡體字告示，警告乘客不要橫過路軌——「危險，嚴禁進入路軌，違者罰款$5000」，這仍是有必要的，因為闖入路軌危及過路者的性命及鐵路的安全。然而，後來路軌上也同時出現正楷漢字告示牌，以示平等。至於在上水火車站的提示旅客到羅湖還是落馬洲的火車終點顯示，即使信息對大陸旅客非常重要，鐵路公司也堅持沿用正楷漢字，毫無改用簡體顯示之心。
屯門良景邨並非邊界，上水火車站側的行人路也並非大陸旅客的專用區，這是首次香港官方在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間使用中共的簡體字。香港並無明文規定法定語言的書寫及口音，也毋須如此規定，因為我們香港有自己的悠久傳統：開埠一百七十年以來，香港城邦的中文書寫方式是正楷漢字、官方交流語是廣府話，英文的拼寫方式是英式英文，官方交流語是皇室口音。（按：王朝中國、中華民國與香港城邦用的中文是正楷漢字，英文成為orthodox Chinese或traditional Chinese，並非「繁體字」。「繁體字」是中共推出簡體字之後捏造的歧視名詞，認為傳統漢字筆劃繁瑣）
屯門和上水出現簡體字告示，是香港文化的生死存亡之戰，退此一步，即無死所。凡我香港城邦市民，都應該口誅筆伐，不容半點退讓。至於港共的主事者，為了領一時之功，用簡體字侵入香港公共空間，毒害香港城邦，殺伐中華文化，他們是香港城邦的千古罪人，也是中華文化的千古罪人。
Friday, 16 December 2011
葉輝 i-See主義 旺角黑夜的前世今生
2011年12月9日
釀成九死三十傷的花園街四級火彷彿提醒我們，在日間熙來攘往的旺角一角，入夜之後是一片荒涼地帶，「排檔」都收檔了，燈光很是昏暗，躲在暗處的攝錄機偶爾才拍到一兩個路過的行人，我們聽不見他們的腳步聲，也聽不見密集的「劏房」裏的鼾聲，只有在電視新聞的熊熊烈焰中，才驚覺這似曾相識的畫面，竟然是一個「旺角黑夜」的故事重演——這一小段無人地帶，原來擠住滿了那麼密集的人群。
從「排檔」到「劏房」，都僅僅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嗎？似乎是，也似乎不是。或者可以這樣說，那是一直沒有妥善處理的問題，那是一直沒有妥善處理的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旺角也經歷了百年滄桑，才演變成今天的模樣——據說這一小片地方如今已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平均密度每平方公里有十三萬人。
當旺角叫做芒角的時候
那麼，旺角從前是什麼地方？或者從街道的命名就可以略知一二，西洋菜街、通菜街、花園街乃至花墟道……其時旺角不叫旺角，叫芒角，那是種花種菜的地方；豉油街、煙廠街、醫局街、染布房街、洗衣街……那是開設醬油工場（冠珍園、華珍園、成形園、宜珍園……）的地方，也是開設洗衣染布作坊和煙廠的地方，還有一些醫院（廣生和醫院、廣華醫院，附設義莊，此所以也有不少長生店）的地方。
旺角一帶填了海，從前還有渡海碼頭，彌敦道也開通了，於是日漸繁盛了，有很多電影院（新華、麗斯、麗聲、域多利、凱聲、好世界……），有很多食肆（皇上皇、鄺達酒吧、旋轉餐廳、瓊華、龍鳳……），有好一些百貨公司（先施、大大、中僑、美美童裝……），這些舊式消費場所後來都逐漸消失了，都變成了商場，旺角也漸漸變身成今天的MK。
旺角也很有文化氣息，幾十年來都是文史哲書店林立的地方，從前大多開在奶路臣街，比如域多利戲院附近，就有一些賣舊書的攤檔，這一帶還有復與、精神、友聯、實用、南山……後來都開在西洋菜街，據說田園、樂文、學津、文星、紅葉、榆林、東岸等書店，乃好一些兩岸遊客慕名遊覽的景點。
是的，旺角不是一天建成的，這一小片地方經歷了很多滄桑變化，店舗也不知轉換了多少塊招牌，如今彷彿是一個轉車的地方，尤其是地鐵收車後的凌晨時分，小巴站林立之處是燈火通明的不夜天，可是轉入橫街，稍稍遠離轉車之處，卻是五十年不變的另一個「旺角黑夜」，是「排檔」和「劏房」最密集的角落，是慘劇在昏暗的黑夜裏一再上演的地方……
遠水如何救不了眼前烈焰
下任特首候選人梁振英說，香港土地面積有一千一百平方公里，只有7%用來解決住屋問題，這7%的土地上住了七百萬香港人，只要找到1%尚未開發的土地，就可以多住一百萬人……住屋問題其實也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老問題，的確須要注入可持續發展的新思維，方可將死結逐步鬆綁，要是維持一貫的知難而退，一切都是空談。
梁振英說法其實並不是沒有道理，但在現階段而言，無疑很取巧，問題是，開發1%的住屋用地，就等於增加現有的15%建屋量，那會不會是比「八萬五」更恐怖的想像？即使圓滿解決了一連串可預見的種種難題，也牽涉長達數十年的龐大工程，顯然不是五至十年特首任期可竟全功的——那是遠水，如何救近火？可以肯定的是，救不了，尤其救不了花園街一再上演的熊熊烈火。
旺角這塊小小的老區正是港島和老九龍（相對於界限街以北的所謂「新九龍」）的縮影，地小人多，既定利益者與寄生於「旺角黑夜」一角的邊緣人都擠在這個小小的老區，街頭小販和大牌檔被取締了，這裏便出現了大量呎租驚人的街頭小食舗王，僭建的天台屋被取締了，這裏便出現了大量呎租不菲的「劏房」。
旺角是一個嚴拒借用洗手間的無情之地，皆因租金愈來愈昂貴，洗手間狹小得容不下人有三急的人群，這樣的地方哪裏可擠出1%的土地？可以想像，重建一條波鞋街已是一波三折，要是重建女人街、重建「劏房」林立的花園街，談何容易？
釀成九死三十傷的花園街四級火彷彿提醒我們，在日間熙來攘往的旺角一角，入夜之後是一片荒涼地帶，「排檔」都收檔了，燈光很是昏暗，躲在暗處的攝錄機偶爾才拍到一兩個路過的行人，我們聽不見他們的腳步聲，也聽不見密集的「劏房」裏的鼾聲，只有在電視新聞的熊熊烈焰中，才驚覺這似曾相識的畫面，竟然是一個「旺角黑夜」的故事重演——這一小段無人地帶，原來擠住滿了那麼密集的人群。
從「排檔」到「劏房」，都僅僅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嗎？似乎是，也似乎不是。或者可以這樣說，那是一直沒有妥善處理的問題，那是一直沒有妥善處理的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旺角也經歷了百年滄桑，才演變成今天的模樣——據說這一小片地方如今已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平均密度每平方公里有十三萬人。
當旺角叫做芒角的時候
那麼，旺角從前是什麼地方？或者從街道的命名就可以略知一二，西洋菜街、通菜街、花園街乃至花墟道……其時旺角不叫旺角，叫芒角，那是種花種菜的地方；豉油街、煙廠街、醫局街、染布房街、洗衣街……那是開設醬油工場（冠珍園、華珍園、成形園、宜珍園……）的地方，也是開設洗衣染布作坊和煙廠的地方，還有一些醫院（廣生和醫院、廣華醫院，附設義莊，此所以也有不少長生店）的地方。
旺角一帶填了海，從前還有渡海碼頭，彌敦道也開通了，於是日漸繁盛了，有很多電影院（新華、麗斯、麗聲、域多利、凱聲、好世界……），有很多食肆（皇上皇、鄺達酒吧、旋轉餐廳、瓊華、龍鳳……），有好一些百貨公司（先施、大大、中僑、美美童裝……），這些舊式消費場所後來都逐漸消失了，都變成了商場，旺角也漸漸變身成今天的MK。
旺角也很有文化氣息，幾十年來都是文史哲書店林立的地方，從前大多開在奶路臣街，比如域多利戲院附近，就有一些賣舊書的攤檔，這一帶還有復與、精神、友聯、實用、南山……後來都開在西洋菜街，據說田園、樂文、學津、文星、紅葉、榆林、東岸等書店，乃好一些兩岸遊客慕名遊覽的景點。
是的，旺角不是一天建成的，這一小片地方經歷了很多滄桑變化，店舗也不知轉換了多少塊招牌，如今彷彿是一個轉車的地方，尤其是地鐵收車後的凌晨時分，小巴站林立之處是燈火通明的不夜天，可是轉入橫街，稍稍遠離轉車之處，卻是五十年不變的另一個「旺角黑夜」，是「排檔」和「劏房」最密集的角落，是慘劇在昏暗的黑夜裏一再上演的地方……
遠水如何救不了眼前烈焰
下任特首候選人梁振英說，香港土地面積有一千一百平方公里，只有7%用來解決住屋問題，這7%的土地上住了七百萬香港人，只要找到1%尚未開發的土地，就可以多住一百萬人……住屋問題其實也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老問題，的確須要注入可持續發展的新思維，方可將死結逐步鬆綁，要是維持一貫的知難而退，一切都是空談。
梁振英說法其實並不是沒有道理，但在現階段而言，無疑很取巧，問題是，開發1%的住屋用地，就等於增加現有的15%建屋量，那會不會是比「八萬五」更恐怖的想像？即使圓滿解決了一連串可預見的種種難題，也牽涉長達數十年的龐大工程，顯然不是五至十年特首任期可竟全功的——那是遠水，如何救近火？可以肯定的是，救不了，尤其救不了花園街一再上演的熊熊烈火。
旺角這塊小小的老區正是港島和老九龍（相對於界限街以北的所謂「新九龍」）的縮影，地小人多，既定利益者與寄生於「旺角黑夜」一角的邊緣人都擠在這個小小的老區，街頭小販和大牌檔被取締了，這裏便出現了大量呎租驚人的街頭小食舗王，僭建的天台屋被取締了，這裏便出現了大量呎租不菲的「劏房」。
旺角是一個嚴拒借用洗手間的無情之地，皆因租金愈來愈昂貴，洗手間狹小得容不下人有三急的人群，這樣的地方哪裏可擠出1%的土地？可以想像，重建一條波鞋街已是一波三折，要是重建女人街、重建「劏房」林立的花園街，談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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