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革命，香港民變

週二 2014-11-25 葉蔭聰

佔領運動持續了快兩個月，官民之間毫無半點和解迹象，就連對這事件的命名也沒有共識。

民間初時對命名也眾說紛紜，畢竟它不是佔中三子最初構想的「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而是半意外地佔領金鐘而生，繼續叫「佔中」嗎？有點名不符實。初時西方媒體稱之為「雨傘革命」，可謂神來之筆，雖然不是要推翻政府，但大家享受一股清新的革命精神，為那一把擋催淚彈的雨傘而自豪。但叫不了幾天，有些比我老成持重得多的學者公知，擔心「革命」太沉重，反對「革命」一詞，於是漸漸又成了「雨傘運動」或「佔領運動」。

至於官府，不論是北京還是特區，不單對雨傘很敏感，也極少用「運動」一詞；可能因為它帶有廣義的變革氣息，讓自己絲毫不動的立場、姿態及面貌顯得很難看。特區政府有時會用「佔中」二字，剪去運動，省去後面的名詞，也故意混淆一個事實：佔的是金鐘、銅鑼灣與旺角，中環並沒有被佔。有時政府又稱為「佔領行動」，同樣避開「運動」，少了一點人氣與動感。警方則乾脆稱為「非法霸佔路面」或「堵路」，只強調是違法行為。至於北京政府，基本上跟港府一起叫「佔中」，但有時忍不住政治掛帥的本能，曾試過稱之為「動亂」，喚起人們八九六四記憶，又大談「顏色革命」，強調外國勢力云云。

無論「運動」或「革命」，都有點西化，我倒想到一個舊中國的用詞——「民變」。「民變」顯然是昔日統治者的用法，泛指民眾造反鬧事，有貶義。不過，也不失其反抗政治的意涵，因為它總伴隨着昏君無道、酷吏苛索、民不聊生等等而用。事實上，自明清兩朝開始，發生在城市裏的民變日漸增加，包括糧食暴動、工人罷工、生員事變、反對地方官員、抗稅等等。前陣子在書架上看到巫仁恕的《激變良民：傳統中國城市群眾集體行動之分析》，筆者多年前在台灣讀書時有幸上過巫老師的課。此時此刻，禁不住發揮一下我有限的歷史想像，理解今天的香港。

巫仁恕指出，中國城市化快速增長並不始於明清，而是宋代，可是，城市民變的急劇增加卻是明代中期（萬曆）至清初（乾隆）年間開始，大約是16至18世紀期間的二三百年。此前民變多是「落草為寇」的農民起義，但明中葉開始，城市成為民眾政治舞台，民變參與者的類型與行動模式也增加，士農工商皆有機會在城市中發起集體行動；同時，各類會社、行會及幫派，透過廟會、小說戲曲、公開揭帖（類似大字報）、各類出版物等等激化民意，聚集民眾。然而，他們通常不會像農民起義那樣，由地方性抗爭演變成全面造反，佔據山頭，立地稱王。參與者只求改變政策，打倒不聽民意的官員，而不是要推翻朝廷，皇上永遠是英明的。用現代政治學的術語來說，就是自我設限（self-limiting）。

事實上，我並不認為「民變」真的是很準確的概念，用來描述香港的佔領運動，畢竟這詞用在當下，有點時空錯亂。可是，當稱香港佔領為民變時，又會看到不少有趣的特徵。這場運動具有爭取西方政治權利平等的訴求，行動上有許多近年全球激進運動的特性，佔馬路、衝擊警察防線、設路障等等。但是，不論策略是好是壞，性質上始終是地方性的抗爭，亦有地方味道。群眾自己發明一套港式非暴力抗爭：舉手、舉傘、且戰且走、散完又聚等等；有不明來歷的人乘機「反左膠」，不許唱歌、放電影、嬉戲；至於旺角的關公與耶穌祭壇，更具昔日的廟會與民變匯流的特色。

一面是不按牌理之餘，另一面是運動自我設限。試舉兩個例子，10月1日金紫荊廣場國慶升旗，外圍有長毛在喊「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竟然有同是來示威的佔領者想上前阻止，覺得這口號「太激」了；最近學聯要求上京跟領導人對話，來個21世紀公車上書，本以為不少激進人士會反對，可是，好像沒有多少，而聽到的支持聲音卻更多，甚至有人稱他們有勇氣。

如果硬要用西方觀念來理解中國歷史，巫仁恕研究的明清城市民變屬早期現代（early modern）史，而最後以四川保路運動與武昌起義等城市民變方式，引發了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是為現代中國政治開始。巫仁恕在書的〈餘論〉部分，也指出他研究的民變，無論是性質與形式，與清末的民變有其延續性。換言之，自我設限的民變，經過19世紀，城市民變成為全國性的民變，造成革命性的後果。原因除了是列強威脅、西學來華、接合世界貿易、發達的傳播媒體工具等等激化之外，巫仁恕認為，最重要的是清政府這個外來政權以「剿」來應對民變（與明朝以「撫」為主不同）；在盛世之時，「剿」可以打造國家權威與認同，剷除離心者，但在衰敗之時，卻令城裏漢人感到上層滿人對他們進行種族壓迫。晚清的孫文，腦裏是西洋民權革命，雙手卻與秘密會社歃血為盟，高舉種族革命，正是看中了民變性質轉化的歷史趨勢。

從這個角度看，我稱香港佔領運動為民變，正是要指出，它一方面自我設限，另一方面卻具有難以估計的革命潛力，因此，這場運動的歷史意義可能正是它的含糊性格。今天中共暫時容忍這場運動，但竭力進行區隔，相當成功，不讓它感染中國大陸，就是要讓這場運動停留在明清之際的民變性質，不會擴散至更大範圍以至全國。事實上，中共在六四鎮壓之後，成功地既「剿」且「撫」，讓各地衝突停留在明清民變的水平，成為千千萬萬的「群體事件」。

如果巫仁恕所描繪的民變是所謂「歷史潮流」，如今當權的就是要逆流而上。至於順流的人，即使中間有挫折，其實也不用太懼怕或氣餒，歷史並沒有在此終結。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