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版編按：台灣文化人、作家張鐵志，兩年多前來到香港，主編號外，帶來不少改革，引起華文世界關注，為香港文化注入新氣象。近月，張鐵志在社交網絡指，將要離開號外，回到台灣發展，網上不少猜測。與其猜測，不如請張鐵志親述主編《號外》前後的一些經歷，細說前因後果，亦可見證香港與台灣文化視域與視角的差距。}
2006年12 月，我第一次來到香港。一個媒體安排了迷你噪音主音Billy訪問我，那個下午，正好是保衛天星碼頭的朋友走進地盤擋住推土機。Billy在文章中說，其實那天他的心都在天星碼頭。
自此我開啟了和香港的緣分，經常來香港，借住在詩人廖偉棠和曹疏影家，在我從大學時代就認識的老友陳允中和司徒薇家，或者在80後社運青年陳景輝和周思中油麻地合租房的客廳沙發中。
2009年5月底，我受黑鳥的郭達年之邀，和台灣樂隊「農村武裝青年」來港參加關於六四的自由文化節。同年10月，我又來香港開一個「四城文化會議」，會議上，我呼籲在場朋友關注正在抗爭的菜園村，主持人梁文道開玩笑說我果然具有國際主義精神，之後我和文道與剛認識的黃英琦去菜園村參加「千人怒撐菜園村」的活動。
那是我第一次走入香港的農村、香港的社運現場。不論是2006年那次或此次菜園村，我都沒想到竟意外走入了兩個香港重要的歷史時刻，現在回頭來看，只恨當時沒有走的更進去點……
接着的香港行是12月，那一次我和一位香港女孩在南丫島牽起了手，此後幾乎每個月往來港台兩地談戀愛。2010年秋天，我開始在位於香港的媒體《陽光時務週刊》工作，雖然工作地點是在台灣，但是編輯部討論的議題涉及中港台，更增加我對香港政治社會的認識。
到了2012年初，中港矛盾加劇，梁振英上台，烏雲滲透了香港，我在台灣報紙也愈來愈常書寫關於香港的評論，甚至意外地曾被《蘋果日報》社論大段引用。那年，我第一次在香港參加七一遊行，但8月底的佔領政總我在台北，每天急切地關注這個正在爆發的民眾力量，以及那些絕食的少年們。
《號外》要對話的香港
幾天後，我意外地收到香港《號外》雜誌邀請擔任主編。我當然早就知道這個傳奇雜誌，也在幾年前買了30周年的紀念盒裝。對於這個邀約，我又興奮又惶恐，這實在是件太難想像的事了：我不會說廣東話，我不懂時尚，沒聽過那些手表的品牌。但我們的共識是：要做一個有時代感、有文化深度的雜誌（當然我也暗暗期待或許有機會可以見到年少的女神如鍾楚紅、張曼玉等……）。
2012年10月，我搬家到香港、開始《號外》的工作，和香港女孩築起了我們的新家，然後我們結婚，我成為半個香港人。
我該如何做《號外》呢？
我發現自己的長期關懷，其實可以對應《號外》原有之精神，也應該符合香港現在的社會氣氛。
早期的《號外》是1970年代香港我城意識浮現的產物，他們致力於挖掘這個城市的新生力量，他們談政治與藝術也談生活方式和時尚。而後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香港的流行文化力量愈來愈強，成為經濟之外另一種定義香港的力量，《號外》在這過程中一方面反映時代精神，另方面定義了時代品味、美學和生活態度。
但2012年的香港不再是那個香港了。
電影工業面臨空洞化，流行音樂失去創造力，整個社會愈來愈政治化，香港認同愈來愈強，中港矛盾加劇，人們擔心着，這個城市只怕無法繼續燦爛。
但另一方面，從2003年之後，新的力量、新的價值、新的聲音崛起，不論是社區保育、土地正義、本土農業、支持小販還是同志運動，新的世代從80後到90後，先後成為改變時代的先鋒，他們揚棄過去主流的中環價值，具有更多元的想像、更強烈的本土意識、渴望更自我與自由的生活，他們愈來愈喜歡台灣，和中國愈來愈疏遠。
這是現在的《號外》要對話的香港。
我給《號外》設下3個目標：一、文化與思想深度──且結合起號外犀利的設計，思想也可以變得sexy；二、在這個香港死亡與重生的時刻，關注與支持新生的力量，如新價值、獨立音樂、獨立電影等，讓《號外》成為改變香港力量一部分；三、以香港主場為主，但也關注台灣和中國的獨立、另類與異議之聲，希望同時可以深化與打開所謂「本土」的想像。
「青年改變時代」
在我開始主編的前三期（2013年的1月至3月）明顯地宣示上述目標：1月是學民思潮作為封面，標題是「青年改變時代」，這是《號外》轉身的宣言── 我們要更與社會（或者改變社會的新力量）對話，且更關注新世代與青年的聲音。內文既有學術與深度的論述（呂大樂、陳景輝、李照興），也有比較號外式的關懷如90後設計師的價值，並有台灣和中國的90後公民運動的報道。2月封面故事是Gay and proud，封面是黃耀明、何韻詩等五位同志，就在拍攝封面那個月，他們成立了大愛同盟，香港同志運動進入新的階段。50頁的封面故事回顧香港同志文化與歷史、討論運動的困境、關注同志族群中的邊緣，還有多篇關於台灣與中國的文章。3月封面故事是Next Wave，是三位女性獨立歌手：張懸、盧凱彤和岑寧兒── 後者甚至當時未出專輯，直到今年才出版首張大碟，獲得iTunes第一名。封面故事介紹了香港這幾年興起的band sound，討論了My Little Airport，也介紹香港音樂表演場所，因為空間問題是香港獨立音樂發展的核心。
我在本期主編的話說：「探討香港的音樂新浪潮，並不僅僅是關於音樂而已。因為這些新音樂是要在僵化的主流體制外發出獨立的聲音，是要在地產霸權怪獸的巨掌下尋找游擊空間；他們的創作都是關於捍衛自己的信念，也是關於這個社會能否有更多元、更異質的面貌。而這，不也正是此刻香港所需要保衛和爭取的？這些湧現的聲音，你們聽到了嗎？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思索雨傘運動
此後，我們做了許多關於社會與文化的封面故事，新界東北、重新想像中環、香港躁動的十年（2003年7月至2013年7月）、在香港寫作、獨立書店、華語導演、攝影與建築、日常設計美學，在每一期介紹一支香港新的獨立樂隊，在今年開始香港文藝先鋒系列（郭達年、莫昭如……）；去年12月，做了一個大規模的封面故事談佔領之後如何「想像新香港」，今年1月，面對後雨傘運動的香港，思索「十種香港的未來」，封面是香港抗爭icon──長毛。這一期2015年4月，封面人物是張艾嘉，封面故事是「向香港演員致敬」── 曾江、林雪、惠英紅、廖啟智，因為，香港演員的機會愈來愈少……
除了大的封面故事，我們關注中港台的獨立音樂、電影、文化，香港的新創意文化，我們刊登長篇論述，因為希望有知識與思想的空間，我們每期邀請opening remarks回應當下香港的文化與社會事件。總的來說，《號外》希望提供一個平台，讓這一代的香港寫作者可以集結起來發出他們的聲音，以讓《號外》成為這個城市的聲音──她30多年前是，現在依然希望是。
評論人劉細良說，《號外》一直是在做 styling。1980年代是對個人生活品味或是流行文化明星的styling，但是那個香港已經消逝了，香港已經幾乎失去了那樣的魅力明星，但是香港有的是新的價值與生命力，而這兩年《號外》所做的就是讓這些新價值、新代表人物有style、有魅力，以建立新的香港自我認同。我們希望在這個重重黑霧的困局中，重新找出香港的光亮。
可以驕傲的說，在這兩年半，《號外》認真地記錄與思索了這個時代的憂傷與美麗，記錄了這幾年正在發生的聲音。多年之後回頭看這些雜誌，讀者會知道香港曾經經歷了什麼，或者為什麼而奮鬥過。
當然，《號外》不是主編一個人的，是編輯部同事與我們外部朋友網絡共同創造的結果，因此我特別感謝這些日子來香港朋友對我個人的寬容與支持。
這是一趟最美好的旅程。
憤怒之島
許多人常說香港沒有文化，作為一個香港文化雜誌的主編，我當然反對這句話。我看到香港豐沛的文化與創意能量，認識許多優秀的創作者，然而，他們確實比台灣或其他地方的人更艱難：地產霸權壓縮了他們的空間、政府對商業發展的重視永遠大過對文藝的扶植、黑暗勢力開始吞噬他們的創作自由。
香港正在經歷一場巨大的轉型，正在經歷一場不同價值的爭鬥與不同世代的戰爭。八九十年代流行文化的黃金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但我們不用活在灰色的鄉愁中，因為這個時代所孕育出的年輕世代正用新的聲音、新的價值，創造新的獅子山精神。這個城市的燦爛不會再是那些維港邊的離地高樓，而是高樓之下的地面，是社區，是爬不上高樓的青年人的創意與想像力。
只是，上一代的既得利益者仍然是難以被撼動的。雨傘運動之後，掌權者說要給年輕人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但他們不知道或不願意承認的是，他們本身就是這個阻礙。香港如果不能進行更徹底的政治與經濟的結構性改變，青年世代的創造力只會被繼續被壓抑，只能繼續在夾縫中艱困地尋找出路。
這是為何，真普選是重要的。真普選或者競爭性民主當然不是萬靈丹，但是一個活潑的民主能夠讓這個封閉的政治經濟體制打開一個裂縫，讓體制可以被搖動，新力量才能有機會推動香港往前走，否則未來只會是更多矛盾的爆發、更激烈的不斷爭鬥。
後佔領時代的香港會逐漸沉沒，或是能夠浴火重生，現在還在未定之天。如今我雖然要暫別香港回到台北，但這是一場不會結束的旅程──我與香港的深刻緣份與情感聯繫是不會斷的，尤其在台灣與香港的文化與社會抵抗的聯繫愈發緊密的未來，我們還有許多戰役要進行。
所以我不會說，再會吧，香港。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一場未結束的旅程──《號外》兩年半的媒體實驗）
[文．張鐵志 編輯/袁兆昌 電郵 mpcentury@mingpao.com]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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